货币制度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03 18:39:50
货币制度论文篇1
提要资本市场通过财富、货币扩张效应及资产结构效应，为货币政策传导提供新的渠道。但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在规模、运行上还存在种种问题，从而造成传导货币政策的效率不高。本文分析我国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阻滞原因，并试图提出解决对策。
一、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中国资本市场传导货币政策是缺乏效率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资本市场发展仍存在着滞后性以及货币政策缺乏配套性引起的，而制度缺陷和体制障碍则是其深层根源。
（一）资本市场发展规模仍旧偏小，通过资本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影响力受到约束。资本市场实现有效传导货币政策的作用，是以资本市场规模大、效率高为前提的，这是因为资本市场规模的大小，直接决定了它对经济的影响力和覆盖面。从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现状看，虽然资本市场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但规模仍然偏小。而且，有必要指出的是，我国资本市场证券化比率的计算乃是建立在占总市值2/3的国有股、法人股尚不流通的基础上，如果剔除占较大比例不能流通的国有股、法人股，我国资本市场的有效规模将会更小。资本市场发展规模的偏小，使资本市场对于经济金融的影响程度有限，从而使资本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限制。
（二）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间的一体化程度不高，抑制了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提高。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当两个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一体化时，各种市场的利率才能相互影响，并通过价格信号(利率、收益率的变动)引导资金在不同的市场间迅速流动，以达到调节资金供求的调控目标。市场之间一体化程度越高，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就越敏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越高。
从目前看，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较低。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两个市场的利率和收益率缺乏内在联系，影响价格信号对投资主体选择金融产品的作用，扭曲了各市场的资金供求关系；二是两个市场的资金融通存在制度障碍，资金流动性较差。主要原因在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思路是优先发展能够为经济增长筹集资金的资本市场，使资本市场的发展优先于货币市场。但从对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程度看，货币市场解决的是简单再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短期周转资金，是满足短期性或临时性资金的需求，是与短期利率相联系的；资本市场则解决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资金，是满足长期性资金的需求，与长期利率相对应。而长期利率是受短期利率的影响，因此货币市场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以及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要高于资本市场，而货币市场发展滞后于资本市场发展的现实，使两个市场形成的利率及收益率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投资主体难以根据失真的价格信号变动所引致的各种金融产品的成本与收益的变化做出灵活的反应，因而难以真实地反映资金的供求关系。
（三）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不高，影响了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现阶段的中国资本市场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很有限。按2004年底流通市值1.14万亿元计算，中国股市的流通市值仅占同期我国居民储蓄11.96万亿元的9.53％，而在发达国家，股市总市值占GDP的比例(GDP证券化率)一般都在130％上下，美国更是高达150％。2004年沪深两市发行98只新股，募集资金共计353.46亿元,约为42.7亿美元，创下1997年以来首发募的最低点，而同期海外IPO的中国企业数量为84家，共募集资金111.5亿美元,海内外IPO募集资金比为1：3。可以看出，目前主要问题集中体现在以资本市场自身素质为基础的市场运行效率问题上。
二、推进资本市场建设，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政策建议
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不完善及其对货币政策传导的低效率，与转轨的特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需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
1、加快资本市场主体建设。继续推进公司制改革，完善出资人制度，根本解决国有资本所有者缺位、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激励与约束机制弱化等问题。健全上市公司企业制度，改革证券发行制度，调整再融资政策，培育一批治理规范、业绩优良、具有高成长潜力的上市公司；改革市场准入管理办法，加快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步伐，利用民间资本和外资的注入，增强国有商业银行经营货币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和金融创新能力，使其真正实现企业化经营。加强证券公司建设，大力发展投资银行业务，健全票据流通和转让的组织体系，建立公司制票据专营机构，培育一批高素质的资本市场中介组织；大力培育一批诚信、守法、专业的机构投资者，使基金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为主的机构投资者成为资本市场的主导力量。
2、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资本市场体系，拓宽资本市场融资渠道，扩大资本市场规模，增强资本市场功能。主要是：适时修改有关法律和法规，适度降低对上市企业资本规模的要求；改变债券融资相对滞后状况，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公司债券，丰富债券市场品种；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或债券筹集长期资金；制定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鼓励、规范柜台交易等场外交易形式，创建证券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非流通股转让等若干平台，大力发展市场化产权交易，丰富资本交易形式和交易渠道；稳步发展和规范期货交易、期权交易及其他金融衍生市场，尤其是区域性期货市场和大宗商品期货交易市场；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或债券，完善证券公司质押贷款及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办法，为证券公司使用贷款融通资金创造有利条件。
3、实现利率市场化，把利率作为中介指标，使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由隐性变为显性。近几年来，金融工具不断创新，M0、M1、M2等不同层次货币之间的切换和规模变动越来越频繁，界限愈加模糊，大量资金进入资本市场，却没有被及时、准确地跟踪统计和预测。统计上的失真给央行设计货币供应量带来困难，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受到限制。
货币政策影响资本市场主要是借助于利率工具的作用。利率作为资金价格，能够通过资金供求双方不断变化的交易直接反映出来，利率的变化从根本上说能反映经济的动态，因而利率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最佳中介目标。由于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低，央行不能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影响短期利率进而影响整个利率结构，合理的利率风险结构、期限结构也没有生成，因而利率变动对证券价格的影响尚不十分灵敏。所以，应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提高利率变化对资产价格变化的传导效应。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利率弹性的增大，央行应适时把市场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同时，仍应继续把货币供应量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
4、建立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规范有效的沟通机制，促进价格信号在两个市场之间的有效传导，资金在两个市场之间的有序流动。目前，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缺少有机的联系，造成货币资金流通渠道不畅，影响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金融工具均衡价格的形成，导致货币政策有效性降低。在不至于引发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应该建立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规范有效的沟通机制，促进价格信号在两个市场之间的有效传导，资金在两个市场之间的有序流动。
货币制度论文篇2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市场运行的实证分析，探讨投资拉动等政策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影响， 论证转变经济方式、扩大消费需求的必要性，并对政策制定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货币流通速度 政策制度扩大内需
研究背景综述
2008年11月5日，总理提出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在后续两年内投资4万亿元以刺激经济，保持增长。巨额投资之初，对于该政策是否会带来通货膨胀的争论，经济学界一直有这样的观点：如果把通货膨胀看作货币供给对货币需求的偏移，根据费雪方程式MV=PT，由于我国货币流通速度长期较低，V较小对物价水平P产生抑制作用，大量信贷扩张并不会立即形成明显的物价水平上涨。但现实经济运行中，短期物价水平仍然存在较多的波动；投资计划实施近两年后，通货膨胀现象日趋明显，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自2009年7月降至-1.80%触底以来，已快速上升至2010年11月的5.10%。因此，较低的货币流通速度影响价格水平的提升，也同时影响了扩张性政策对经济总量的推动作用。另外，经济上升期内，随着货币流通速度短期内有所加快，通货膨胀影响随之被放大。
货币流通速度取决于制度性因素，从而独立于货币供给行为和短期经济波动。货币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在关于英美货币史的研究中，从经验证据的角度证明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英美两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保持稳定，从而为主张稳定货币来稳定经济提供了经验证据的支持。然而，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的情况是建国以来均匀下降，且下降速度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因此，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分析，有必要探究我国货币流通速度长期偏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因素，以及该制度因素的短期作用机制及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市场运行的实证分析，讨论投资拉动等政策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影响，以此论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消费需求的必要性，并对政策制定提出相关建议。
目前有许多学者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制度成因作了分析。夏斌、高善文（2003）基于黑箱理论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趋势作出分析，李治国、唐国兴（2005）提出产业结构的变动对货币流通速度产生较大影响，唐国兴、徐健刚（2006）指出外资的引进对流通速度存在的变动机制。刘曦和贺学春（2006）分析指出，利率对货币流通速度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证券市场的发展、金融制度创新对货币流通速度都有很大影响。吴建军（2004）在论文中指出，收入差距扩大是流通速度下降的因素之一。吴兴旺、张富祥（2009）提出地区发展差距过大是造成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显著下降的重要成因。上述各学者的分析具有充分的理论价值，对货币流通理论的深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但依照货币主义的观点，货币流通速度主要受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的分析着眼于制度本身而不是经济现象。目前尚未发现基于财政、货币政策因素出发分析货币流通速度的讨论。在当前许多论文中，往往从“现象”出发对货币流通速度作出分析，如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的上升等等。但究其“现象”背后变动的深层次原因，大多可归为“重增长，轻民生”的以投资为主导的发展方针。因此，本文从“制度因素”出发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机制予以分析。
在货币主义理论体系中，货币流通速度取决于制度性因素，从而独立于货币供给行为和短期经济波动。然而，由于金融创新等制度因素的深层次变革，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各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开始呈现不稳定态势，从而在政策操作层面上为稳定货币的主张带来困难。我国货币市场体系自改革开放后得到逐步完善。但长期以来，货币市场运行呈现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各层次货币供应量高速增长，脱离经济增长率；即衡量货币流通速度的三个经济指标的现存关系是：货币供应量M的增速大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Y增速和物价水平P增速之和。该现象的背后因素是货币流通速度长期不断下降，货币扩张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而被削弱。与西方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横向比较，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趋势更为明显。西方主要国家的货币流通速度V2（名义GDP/M2）在一个世纪内逐步从3.3下降到1.1，但我国仅在半个世纪内即从建国之初的6.7下降到目前的0.63。因此，高速下降的表象之下必然存在我国异于西方主要市场的特殊制度性因素。
货币流通速度变动的影响因素
本文推定利率、通货膨胀率与货币流通速度正向相关，GDP中投资比例与货币流通速度反向相关（见图1）。
（一）现金交易数量说以及现金余额数量说
费雪提出货币交易方程式MV=PT，V为流通速度,T为各种商品的交易量。马歇尔、庇古等剑桥经济学家提出M=KPR，R为“真实资源”，K为R中货币形式持有比例，K取决于持有货币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的点。如果认定T≈R，则可推导出K=V-1。，若r及π上升，由于利率r和通货膨胀率π均为持有货币的边际成本，则理性选择为减少货币形式的资产比例，故K下降，而V上升。因此，货币流通速度V与利率r及通货膨胀率π正向相关。
（二） 货币主义理论对通货膨胀影响机制的分析
弗里德曼于1970年发表了《货币分析的理论框架》，随后发表《名义收入的货币理论》，构建了货币主义的主要理论体系。其中，货币流通速度的表达式：
其中β为名义收入增长率适应性预期常数，S为货币流通速度对利率的敏感性，M为货币量增长率，y*为预期名义收入增长率。正常情况下0
（三）资本周转时间分析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W-G-W’的资本周转时间包括资本的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即可分为生产过程W-G和销售过程G-W’两部分。按照现有情况，我国投资形成总额中大约四分之三为固定资产投资，因此可以选取房地产企业作为投资的样本。如将封闭经济简化为消费和投资两部门，消费品生产企业和房地产企业无论在生产周期和销售周期均呈现明显不同，消费领域的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均较短，资本周转时间大大短于投资领域。因此，经济结构中投资比例越高，资本周转时间越长，货币流通速度越慢。
（四）资本回报率分析
货币流通速度的一个微观衡量指标为资产周转次数，该指标可以应用于如下财务分析公式中：资本回报率=销售净利率*资产周转次数。在一般均衡条件下，完全竞争市场遵循“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原则，因此市场均衡条件下资本回报率相同，而具有较高资本回报率的部门必然周转次数较低。对比投资和消费两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销售净利率一般高于快速消费品部门，因此投资部门的资产周转次数较低，货币流通速度较慢，故投资比例与货币流通速度正相关。
基于我国1980-2008年度货币市场数据的实证分析
长期回归模型。由于我国在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路径选择中，长期倾向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配合稳健的货币政策，并且主要依赖财政支出的方式扩大投资以扩张经济规模，因此本文选择投资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财政政策的指标（简称IP）。另外，选择与实际利率直接相关的两个指标：名义利率及通货膨胀率作为衡量货币政策的自变量，以货币流通速度作为因变量，并定义为V2=名义GDP/M2。根据我国1980-2008年度数据建立时间序列模型，该实证分析的结果为：货币流通速度与名义利率r、通货膨胀率π正向相关，与投资占GDP的比重IP反向相关。按照残差一阶自相关模型，可以建立多元线性方程如下：
其中，（Adjusted R2=0.9946，所有自变量t检验值均大于2， F检验值为1253.63，S.E=0.0327，DW=1.5736，且自变量IP对因变量V2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其F检验值为5.77591>2）。
短期误差修正模型。根据以上多元线性方程，可以建立如下误差修正模型（ecm）用以分析短期影响：
其中，各自变量的t检验值均大于2，S.E=0.0338，DW=1.5654。该短期模型ecm项的系数小于0，符合反向纠正机制，即上一期的非均衡误差在本期以0.5733的比率得到修正。
结论
“高积累，低消费”式的传统投资拉动型经济扩张路径必然带来货币流通速度的不断下降，从而削弱财政政策的作用。为保持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有效性，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降低投资在GDP中的比重，扩大消费需求；着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积极落实扩大内需战略。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科学搭配
根据费雪方程式MV=PT，为实现投资扩大经济总量的政策目的，需充分重视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扩张性政策如能发挥作用，理论上需要货币流通速度保持稳定或逐步提高。而鉴于前文货币流通速度与利率的同向变动机制，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可以考虑配合稳健或紧缩的货币政策，维持利率r在一定水平以平抑投资增加对货币流通速度V的减缓作用。
（二）货币政策需考虑流通速度短期波动的影响
根据以上短期模型，通货膨胀率π、投资比例IP两变量对货币流通速度V的作用方向相反。其中，π变动较为频繁，月度间常常发生较大变化，而IP属于长期变量，需要数年才能表现出明显的不同。比较短期模型中两变量的系数可以看到，与投资比例相比，通货膨胀率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短期波动存在明显影响。这在经济行为中表现为货币贬值促使居民将储蓄转为消费，从而在短期内提高流通速度。在货币供应缺乏弹性的条件下，流通速度的加快将会迅速放大通货膨胀的影响。
因而央行在确定货币投放总量时，需充分考虑流通速度短期波动的影响，该机制对货币政策的制定提出了稳健审慎、灵活机动的要求。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制度因素的范畴不仅仅包括政府主导的货币及财政政策，还包括文化传统、金融深化、外界冲击、政务效率等诸多方面。
参考文献：
1.夏斌，高善文，陈道富.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变化与经济波动―从黑箱理论看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J].金融研究，2003（12）
2.李治国，唐国兴.货币流通速度模型和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之谜[J].上海金融，2005（6）
3.刘曦，贺学春.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株洲工业学院学报，2006（2）
4.唐国兴，徐剑刚.引进外资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10）
5.吴建军.我国M2/GDP过高的原因―基于收入分配差距的分析[J].经济学家，2004（1）
6.吴兴旺，张富祥.中国货币流通速度问题研究[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9（1）
货币制度论文篇3
关键词：制度变量；货币需求；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0)07－0041－06
一、前言
一般来说，货币需求由三类变量所决定，一是代表社会经济活动总量的规模变量(如GDP、GNP、零售总额等)。二是代表货币及货币替代物收益的机会成本变量(利率、汇率、股票价格等)，三是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以外的代表社会制度变迁的制度变量。虽然费雪、庇古、凯恩斯、弗里德曼等货币理论家在其经典货币需求理论中曾对制度变量的影响作过系统详细的论述，但由于制度变量的难测定性及短期稳定性特点，在长期的货币需求研究及大量实证研究中，制度因素并没有作为影响货币需求的一个重要变量进入货币需求函数，而大都通过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两个变量来分析、解释、预测货币需求，制度因素基本被淡出研究视野。1976年Goldfeld发现所谓的失踪货币之谜，只含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两个变量的传统货币需求函数无法对现实货币量给予正确合理的解释，美国货币需求在1975年一季度向下位移出现断点(第二、三、四季度失踪现象明显加剧)，小于传统货币需求函数的测定量。Goldfeld认为传统货币需求函数遗失了变量，导致了函数出现未能用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解释的误差，原因在于美国制度发展因素未包括在货币函数中，即NOW、货币市场基金等创新产品的出现，降低了货币与替代产品之间的转换成本，货币被相关产品广泛替代，而导致社会货币需求总量的下降。自此，制度变量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才为人们所重视，而逐渐激发西方学者的研究兴趣。
一直以来，西方学者致力于通过社会制度因素解释货币需求的变动，建立了很多测度制度变量的指标，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由于制度因素的多样性、各国的差异性及研究视角的不同，学者们对各种制度因素并没有建立统一的、权威的测度指标，制度变量指标凌乱、松散，制度变量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理论体系，也没有建立完整的理论模型，而是散见于各有关文献，而且目前对制度变量影响的研究还在不断探讨摸索中。鉴于此，本文就影响货币需求的制度变量进行一个分类梳理、列举，并做一个简要评论(本文只关注那些建立了测度制度变量指标并进行了实证研究的文献，对于只从理论上论述制度变量影响的文献不在本文关注范围)。
二、影响货币需求的制度变量
1、货币化。
商品交换范围的扩大，货币经济化程度提高，货币媒介交易的广度与深度的不断扩展，由此导致社会的货币需求量随之不断增加，与此同时银行系统不断扩张，增加了对社会存款的吸收能力，银行体系吸纳的存款货币增多，这两种力量推动了货币流通速度的不断下降。Pesek(1963)认为生活环境的改变影响人们的货币需求行为，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将导致其持币倾向相应变化，他以非农业雇用劳动力比例作为货币化(也视为工业化)指标，对英国及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的M2进行计量分析，发现非农业雇用劳动力比例显著正向影响货币需求。Bordo and Jonung(1981、1987、1990、1993)考察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典、挪威1880年－1986年间的货币流通速度时(GDP／M2)，发现这五年的GDP／M2都呈现出先下降、平稳、后上升的U型形状，Bordo and Jonung认为GDP／M2下降是由于货币化程度不断加深所导致的，Bordo and Jonung建立了两个货币化指标：非农业雇用劳动力／社会总劳动力、现金／M2，并以其水平值及一阶差分值与GDP／M2进行计量分析，发现货币化与GDP／M2之间存在唯一协整关系。且系数显著。Klovland(1983)使用现金／M2指标的三年移动平均值对挪威1867年－1980年的货币需求进行计量分析，结果为：不论将1867－1980作为一个样本期还是将其划分为四个子样本期，现金／M2的系数都为正；Siklos(1993)对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典、挪威五国1870年－1986年的货币流通速度重新考察时，发现现金／M2与GDP／M2之间确实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同时Siklos(1997)使用现金／M3指标对新西兰1980－1994年的收入流通速度(GDP／M3)进行实证分析，现金／M3的系数也显著为正。Jonung(1983)以人均持有商业银行账户数量、农业工资的现金支付比例作为货币化指标，对瑞典1871年－1913年的货币流通速度进行回归分析，两个变量都显著进入回归方程。Hallman(1991)使用非农业雇用劳动力比例及一个哑变量对美国GDP／M2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非农业劳动力与GDP／M2之间存在协整关系。Adam(2004)以M=3／GDP作为货币化指标，并通过建立货币化趋势指标考察1992年－2003年间货币化趋势对波兰货币需求的影响，结果显示货币化趋势指标与M3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其系数为2.478。
2、金融深化。
Bordo and Jonung(1981、1987、1990、1993)认为货币流通速度U结构中，下降与上升两个阶段受不同因素主导，下降阶段主要受货币化的主导，而上升阶段则由金融深化及经济稳定所决定，即支付系统的完善、信息传递的畅通、货币替代产品的不断涌现、以及现金管理技术的应用，加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及经济稳定性的提高，降低了人们对货币的需求，而导致货币流通上升，金融深化带来全球货币流通速度的普遍上升。Bordo and Jonung(1981、1987、1990、1993)以非银行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比例作为金融深化指标、以人均真实收入变动率的六年平均移动标准差作为经济稳定性指标，并以其水平值及一阶差分值与GDP／M2进行计量分析，发现两个指标与GDP／M2之间存在唯一协整关系且系数显著。Ireland(1991)以人均收入、(金融+保险+房地产)三个行业收入占社会总收入比例作为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对美国1929年一
1988年的GDP／M1进行实证分析，实证表明1929年－1980年金融发展促使了货币流通速度的上升(即货币需求的减少)，验证了Bordo and Johung有关制度变量影响货币流通速度假设的正确性。Siklos(1993)以非银行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作为金融深化指标，考察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典、挪威五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金融深化与货币流通速度之间存在长期关系。Arnoldfl996)将现金／M2、非银行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比例及GDP／M2分解为非平稳趋势部分、平稳随机部分进行计量分析，认为现金／M2不能作为商业银行扩张的替代变量，而非银行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比例则是替代金融创新的较好指标。Siklos(1997)以信用卡交易额／名义GDP比例、EFTPOS终端数量(electronic funds transfers at point-of-sale)作为金融深化指标，与新西兰1980－1994年GDP／M3进行协整分析，两个指标与GDP／M3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前者系数为正，后者为负。Arrau(1991)曾以M1／M2作为金融创新s指标，考察十个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需求情况，但影响结果不明确；1981年起美国活期存款可支付利息，活期存款近似产品快速增长，Arestis(1993年)将含息的活期存款／定期存款作为金融创新指标融入传统货币需求函数，此指标的加入表明美国M1需求函数并没有出现断点，并提高估计系数的稳定性。
3、年龄结构。
传统货币需求理论只以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分析居民的货币需求。实际隐含了人们兴趣与偏好不变的假设，即人是同质性的，在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环境中具有不变的持币偏好与倾向。而生命周期理论认为，随着年龄的变化，人们的消费与储蓄行为相应发生变化，中年时期的储蓄比率比年轻及退休时期相对要高，年龄结构影响着社会的消费、储蓄行为，这意味着年龄变化对社会的货币需求量也存在影响。Mayor(1984)认为如果忽视美国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不断降低的平均年龄、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转移、蓝领工人与白领工人比例的变化以及银行信用的制度创新等因素，将无法对货币流通速度变化作出正确的回答，而且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变量的货币需求弹性系数估计也会出现偏差，他将人口年龄中位数、城市居住人口比例作为制度变量与人均存款进行横截面估计，结果为：年龄结构的估计系数为正，而人口转移效应为负，年龄结构变化分别解释了1870－1950年、1950－1970年两个时段M2流通速度变化的35.2％、31％。Fair and Dominguez(1991)考察了年龄分布对美国宏观经济变量(消费、房地产投资、货币需求、劳动力供应)的影响，结果显示年龄分布对货币需求(M1)的影响为正向，人们在成熟期(25岁－54岁)手持更多的货币，在39岁时边际货币需求倾向最高。Holman and Graves(2002)认为偏好随年龄变化而变化，退休人群相对于其它人群来说将持有更多的流动性资产、更大比例的货币余额。他以城镇化人口比例、65岁以上人口比例来分析偏好异质性对货币需求的影响，计量结果为两个指标的系数都为正，但后者不显著，Holman and Graves认为这可能是因为退休年龄不断提前所导致的，65岁不适合作为退休年龄的指标。Modigliani(2004)认为，生育小孩是中国人养老的重要手段，中国计划生育减少了家庭小孩数量，为保障年老(退休后)生活，人们只有通过增加当前储蓄积累养老资金，他以工作人口／非工作人口比例作为抚养系数对中国1953－2000年储蓄率进行计量分析(储蓄=现金+存款+新发行的债券+个人投资的固定资产)，工作人口／非工作人口比例显著正向影响中国的储蓄率，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经济增长对中国储蓄率的影响几乎一致，两者共同导致中国储蓄率提高了20个以上百分点。
4、收入分配。
一般来说，货币需求被视为收入(总量或平均量)及其它变量矩阵的函数，其隐含了边际货币需求曲线的线性假设，即在不同收入阶段人们的边际货币需求倾向始终保持不变，当收入从某个贫富阶层(家庭、个人)向另外的阶层(家庭、个人)转移时，收入总量及收入平均量没有发生变化，因此货币需求量依然保持不变。Lan-don(1992)认为边际货币需求曲线是非线性的，在不同收入阶段人们的货币需求具有异质性。他以家庭收入标准将家庭分为6大组：低于5000美元、5000－9999美元、10000－12499美元、12500－14999美元、15000－24999美元、高于25000美元，并将收入低于5000、5000－9999、15000－24999、高于25000美元家庭所占比例，以及家庭总数，与家庭平均手持M1进行实证统计，发现各收入组家庭所占比例的系数明显不同，这表明家庭收入大小对货币量有不同的影响，实证结果还表明美国在1974年及1982年货币需求并没有发生结构性变化，1970年代初至1970年代中期收入差距的上升、1980年代初期收入差距的下降才是导致货币需求发生变动的真正原因，以往货币需求函数中没有考虑到收入分配的影响，才出现所谓的结构性变化。Cover(1993)分别以基尼系数、60％最贫困阶层家庭所获取收入，美国家庭总收入比例与M1进行实证检验，两个变量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表明收入分配对交易性货币确实存在影响，收入越不公平，M1的需求越大，与平方根公式、立方根公式中所谓的货币需求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刚好相反。
5、时间价值。
Baumol-Tobin模型考察债券转换成现金时，只考虑了所涉及的交易手续费，而没有考虑到耗费的时间成本，如果时间价值高，无疑增加了债券与现金的转换成本(手续费成本加时间成本)，使人们可能持有更多的货币，即时间价值影响货币量的持有。时间价值一般以劳动边际生产率也即工资率来衡量的。Kami(1974)将收入分为工资收入及财产收入，以每小时工资作为时间价值的替代变量，考察其与M0、M1、M2之间的关系，工资率显著正向影响M1、M2，工资收入的货币需求弹性大于财产收入的货币需求弹性，验证了存货模型及持久收入假设。Mulligan(1997)采用面板数据考察了1961－1992年12000家企业的货币需求’，以每个企业总部所在地员工工资及企业销售额作为解释变量，工资率显著影响企业的货币需求，在同等销售额情况下高工资率的企业持有较多的货币。Lotti
(2007)认为企业在货币需求行为方面也具有异质性特征。不同的组织结构、目标函数及行业背景，都影响到企业的现金管理及货币需求，而且每个企业所面临的机会成本实际也不一致。不能单纯以存款利率等作为机会成本，而应以各企业自身的利息支出率作为机会成本，他以每个企业的净销售总额、利息支出／总负债比例、平均工资三个变量考察制造、批发、零售业三个行业企业的货币需求(货币=现金+存款+短期投资)，结果显示三个行业中工资的货币需求弹性具有较大差别，介于0.22－0.33之间，当三个行业合在一起实证时工资的货币需求弹性显著，但三个行业分别考察时零售业工资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则不显著。
6、税率与转换成本。
假设对Baumol-Tobin模型中的债券收益征税，则投资债券所获收益将减少，债券吸引力下降，人们将转而增加货币的持有，税率越高。债券投资吸引力越低，人们对货币需求也越大。Kaminow(1969)认为1930年之前货币需求的短期利率弹性为0可能是由于忽视所得税结构而导致的，持有货币的成本不应以利率而应以税后利率来衡量，他选用边际短期资本收益税率考察税收对1900－1929年、1948－1961年两个时段货币需求的影响。发现边际短期资本收益税率与货币需求间存在直接的正向关系，但他同时发现1963－1965年美国实行减税政策期间，居民货币余额却增加210亿元，税率降低反而促使了货币需求的增加，对于税率影响的两种截然不同结果，Kaminow认为税率变动与战争、赤字、衰退等社会经济因素高度相关，这些隐含于税率背后的经济政治因素导致了税收对货币影响结果不完全相同。Duca(2000)利用修正的Baumol－Tobin模型作为理论框架，以债券股票投资基金费率、债券投资基金费率、应税债券投资基金费率与M2流通速度作协整回归分析，M2流通速度与应税债券投资基金费率存在协整关系，费率降低引起流通速度的加快，M2与各投资基金具有相互替代关系，费率的降低减轻的货币与基金之间的转换成本，引起货币向基金转移，1990年代M2流通速度的上升与货币、债券基金之间的转换成本密切相关，不断下降的债券投资基金费率解释了M2流通速度不断上升的原因，
7、其它因素。
(1)产业结构变化。Driscoll(1982)认为农业的货币需求小于其它产业的货币需求，考察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需求不应忽视产业结构变化及不同产业的货币需求差别，他对十二个发展中国家的M1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有七个国家的农业产业收人比例(农业产业收入／GDP)与货币需求之间显著呈反向关系。农业收入比例的降低(即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例的提高)增加了社会货币需求量，证明了非农业产业比农业产业具有更高的边际货币需求倾向。(2)市场均衡程度。Duo Oin(1998)认为标准的货币需求模型建立在完全市场均衡基础上，发达国家市场均衡程度高于发展中国家，导致发达国家的货币需求计量结果普遍比发展中国家要好，他对韩国、新加坡、日本三国的M1进行实证分析，以美国的货币市场利率(rf)及各国的政府预算支出，财政收入比例(rb)作为各国货币与财政政策的非均衡指标，rf对韩国、新加坡货币需求有显著影响力(新加坡国内利率不显著，而主要受美国利率的影响)，而日本的货币需求则不受rf、rb两者影响，由此说明日本的市场均衡程度高于韩国、新加坡。(3)消费、投资、出口的货币需求差异。Tang(2002、2003)认为消费、投资、出口具有不同的货币需求倾向，只以其总量(即GDP)作为规模变量可能导致系数估计有偏，他将GDP中的最终消费支出、投资支出及出口同时置于同一需求函数中，对马来西亚、日本的广义货币进行计量分析以检验这三变量的货币需求倾向，结果显示三个变量的系数显著不同，投资的货币需求弹性明显大于消费及出口的货币需求弹性，1973－2000年日本的投资、消费、出口的货币需求弹性分别为1.2、0.34、0.25。
三、简评与启示
虽然货币理论家早就认识到制度因素对货币需求的重要性，也曾对其影响机理进行过论述，但都只停留于笼统的理论层面，而没有定量化进行实证研究，以证明其影响效力及影响方向，如Friedman在其新货币数量需求函数中加进了制度变量u，但在考察美、英两国100年的货币流通速度时，并没有将制度变量的影响考虑进去。将长期被忽视的制度因素指标化并纳入货币需求函数进行计量分析，使得制度变量的影响不再停留在理论讨论层面，而是提高到与规模变量、机会成本变量的同等重要位置，进入实证需求函数考察制度变化对货币需求行为的影响，这极大丰富、完善了货币需求理论，是西方经典货币需求理论的继承、综合与扩展。
制度变量进入实证函数，提高了模型的计量效果。一方面提高了规模变量与机会成本估计系数的准确性。在传统货币需求计量中，只有规模变量与机会成本两个变量，而没有考虑到制度变量的影响作用，制度变量的影响效果进入规模变量与机会成本的系数估计中，特别是进入规模变量的弹性系数，由此导致规模变量的需求弹性普遍较大(Friedman使用GDP及利率估计美国货币流通速度时，GDP的弹性高达1.8、1.2)，制度变量进入函数后，其影响效果从规模变量弹性系数中分离出来，解决了长期存在但又被忽视的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的系数估计有偏问题，降低了规模变量的需求高弹性系数，改变了长期以来Friedman(1963)所谓“货币是奢侈品”的说法(货币的收入需求弹性＞1)。另一方面提高了函数的稳定性。由于没有考虑制度变量的作用，传统货币需求函数在稳定性检验时，容易出现系数估计不稳定问题，如众所周知的美国1974年的货币失踪之谜，但将有关制度因素纳入货币需求函数后，货币需求稳定性普遍提高，没有出现所谓结构断点问题，及时将制度变量的影响信息融入实证分析，提高了需求函数的稳定性，增加了货币需求的估计、预测的准确性，有利于货币发行目标实现与货币政策的操作。
虽如此，并非表明以上制度变量的设定与运用就完全正确，制度因素的影响群体及影响层面各不相同，从影响群体看，有些影响居民的货币需求，有些则影响企业的货币需求，而从影响层面看，有些影响交易性需求(M0，M1)，有些则影响预防性及储蓄性需求(准货币)，如果不恰当地将其与影响力以外的群体及层面需求进行实证分析，可能会高估或低估制度因素的影响作用，其货币需求弹性系数可能出现有偏。如货币化影响面主要是交易性需求(M1)，而Bordo and Jonung等却将其与M2联系在一起，收入分配影响交易性需求，同时也会影响到预防与储蓄需求，而Landon、Cover则只将其与M1进行实证分析。在本文看来，如不将制度变量与其影响涉及的货币层次正确对接，则不可避免出现对制度变量影响力的误判，人为夸大或贬低其影响力。
货币制度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货币合作可行性机制叶策
[论文摘要]在东亚(包括东盟和中日韩)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区域经济关联度不断提高的情形下，加强东亚货币合作，构建东亚单一货币区是大势所趋，有必要对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对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进行分析，进而明确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和我国的时策。
现今作为区域货币合作典范的欧元已经成功启动，美元合作在美洲的强势发力业已引起普遍关注，这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东亚毫无疑问是个刺激。而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郑重的警示了东亚各国加强区域性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风险的必要性，区域性的货币危机需要区域性的货币合作来防范已成为共识。同时加强货币金融合作本身在区域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形势下也是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必然要求。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分析
“货币一体化是指各国在货币方面的融合、结合、整合的行为、现象和趋势。根据区域内各国货币合作的程度，可以将货币一体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区域内货币政策协调;二是区域货币联盟;三是单一货币区，又称最优货币区，是区域货币合作的最高层次。”“最优货币区，具体说来是指由一些彼此间商品、劳动力、资本流动比较灵活，经济开放程度和金融一体化程度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相近，经济政策较为容易协调的国家与地区所组成的货币区。
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早是由蒙代尔于1961年提出的，其目的是为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该理论最初关注的是成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问题，蒙代尔、麦金农、彼得凯南、伊格拉姆分别提出了确定最优货币区的单一标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经济开放程度、低级产品的多样化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随着实践进程的发展，单一标准的理论已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于是，后来的经济学家将该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使该理论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和效益分析上。
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主要是:各成员国会损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丧失巨额的铸币税收人，同时要支付较高的货币转换成本，会使其财政政策不可避免的受到牵连，进而会影响到其国内经济的平衡性和稳定性。而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减少交易成本，降低汇率风险。单一货币区建立后，区域内货币交易被取消，这将节免货币兑换的成本，可以节约大量人力财力，有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而货币交易的取消，“也就从根本上避免了汇率波动对贸易和物价的不利影响及由汇率波动所引发的金融危机，特别是能避免短期国际资本的冲击，因为单一货币会使最优货币区内的货币规模巨增，将致使投机者无力制造差价实现套利。(二)减少外汇储备成本，节约外汇储备。货币一体化，可以通过集中各国的外汇储备和协调成员国彼此间抵消贸易差额来实现区域内外汇储备的节约。(三)货币一体化还可以降低各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抑制利率的不正常上升.稳定成员国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川。(四)货币一体化还将扩大各成员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且为各成员国接下来的深层次政治合作打造平台。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分析
从长远看来，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彼此间贸易、投资、金融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以及受国际趋势的影响，东亚地区构建单一货币区是势在必行的。但就目前言，需要分析东亚货币合作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按照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构建单一货币区的成员国应当符合的内部条件有: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高，各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趋同，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强，各国政策的协调一致性强，所建货币区内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目前的现状分析看来:在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方面，东盟、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也是在逐步上升，加人WTO后更加明显，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了，则对汇率波动就会敏感，东盟和亚洲四小龙更是如此，这将促使各成员国就汇率产生共同的需求，他们需要进行货币合作，实行汇率联动;在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方面，东亚各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和贸易往来占该区域投资贸易总额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这也为他们进行货币合作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性方面，东亚各成员国参差不齐，人均GDP高低不一，经济发展水平大相迥异，这与最优货币区理论建立单一货币区所要求的条件差距较大;在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方面，就人力而言，人力资本跨国流动性由于受种种因素影响譬如历史、文化、宗教等显得较弱，其中的人力价格因素进而导致物价因素也差异较大;就资本而言，像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由于金融自由化程度较低，金融管制较严，在资本的可自由兑换方面尚未完全放开;在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一致性方面，就金融体制而言，东亚各国大都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制这点是相似的，但各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却会增加实施共同盯住篮子货币乃至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操作难度，自然会增加推行统一货币政策的难度;在所建货币区内是否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方面，东亚的新加坡、韩国虽富，但由于国家小，总国力规模尚不够强。日本具备成为核心国的条件，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东亚大多数国家对其持不信任态度，而且近十多年来日本经济一直低迷.显然它并不适合担当这一角色。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币也已经成为周边国家的主要结算货币，但是由于总体经济规模还不够大，目前也不适合成为核心国，所以东亚尚没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外部条件看，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国家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要求大国之间进行有效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好的发挥作用，从而为东亚的货币合作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可是，时至今日，美国、欧盟、日本为了争夺国际货币的垄断地位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想达成一致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就目前而言，东亚地区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条件尚不成熟。但是，建立次区域的单一货币区尤其是建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包括中国大陆、港澳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目前的条件已趋向成熟(注:朱芳，东亚次区域货币区建立的条件分析，当代亚太，2003.12)，而人民币货币区的建立也会为最终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奠定坚实的基础和提供宝贵的经验。同样，东盟十国也可以尝试成立类似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
三、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分析
打造第一平台:扩大东亚货币互换。2000年5月6日在泰国举行的东盟10+3财长会议上，就东亚地区加强财政和金融的合作问题达成了“清迈协议”，其中涉及多项金融合作的内容，最主要的是货币互换。货币互换是指一国货币在陷人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在不需要担保品的情况下就可以本币购买对方国家的可兑换货币，待度过危机后，再按协议条件，在约定的未来某一时刻，按照购买时所使用的汇率，用已购买的可兑换货币购回本币。货币互换是获得紧急融资的有效途径，它有助于成员国提高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清迈协议是东亚货币合作的一次实质性进展，但只是属于危机解救机构，要加强东亚货币合作就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大货币互换，由双边扩展到多边;而又因为东亚国家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各自的体制也不乏相似之处，彼此之间相互了解各自的国情，在经济金融贸易方面又都具有高储蓄率、较高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等特点，在如上所说的扩大了的东亚货币互换的基础上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也是有可能的。当然，这其中需要搞好跟IMF、美国和欧盟的博弃。
打造第二平台:建立东亚汇率联合浮动机制。东亚国家己具有建立汇率联动机制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川，在经济上，东亚国家彼此之间具有较高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以及较高的外汇储备，这都为汇率联动机制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在技术上，大多数东亚国家采取的仍是或相当于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东亚汇率联动机制不需要对汇率制度进行根本变革，转换成本相应的就小。同时，根据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所建货币区的规模越小，其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就越强，货币一体化的成本也就越低，也就越有可能发展成为单一货币区。因此，在东亚货币合作的过程中.可以按照先局部后整体的分步走思路进行汇率安排，先选择次区域，建设次区域单一货币区。就目前看，可以选出二个:东盟十汇率政策的总体协调，建立盯住共同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即在各国和大中国经济圈(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乃至台湾省)。汉而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次区域间联合，从而将汇率联动机制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打造第三平台: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因为“只有单一货币区才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和明确的制度约束，这是汇率联动机制所无法比拟的’心三，而且伴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彼此间的利益枚关度越来越高，所以东亚作为不可分割的一个经济体，建立单一货币区是早晚的事。当然，这需要各国拿出巨大的勇气，克服多种困难.包括意识形态和历史问题，其中加强政治对话和合作尤为重要。
四、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对策分析
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一体化需要三个基本条件;
一、货币区成员国之间货币可自由兑换;二、资本可自由流动;三、汇率可自由浮动。而根据“蒙代尔三角”学说，资本的自由流动，汇率的自由浮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三者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二者，这就意味着，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要有所作为.需要放弃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但是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作为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复杂国情的世界政治经济大国，就目前而言.这是不能做到的，这也构成了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一大困难。然而，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中国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是势在必行的，中国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必须进行有效的政策调整，这包括:(一)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切实加强货币篮子的选择，合理确定各自比重。(二)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国内的各类金融机构，广泛培育市场，努力加强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建设。(三)尤为紧迫的是，虽然我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但是，我国要进行区域货币合作就应当同样逐步放开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其实，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能真正管得住的只有少部分的资本项目，其他很多的资本项目往往通过采取各种非法的手段实现了人民币的可兑换”二，政府不如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四)加强我国企业的管理制度改革，努力完善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倡导自主创新，提高出口产品的竟争力，积极倡导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大企业对外投资，有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五)积极倡导和通力合作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六)加强政府间对话，强化政府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七)加强汇率联动机制建设，首先要领导建立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的汇率联动机制建设。
综上所述、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东亚各国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日趋紧密，在东亚区域进行货币合作势在必行。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我们要果断参与其中，有效调整各种政策，在确保国内经济稳定的基础上，通力加强与各成员国的合作，努力承担起在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的历史重任，从而在这个互惠共赢的历史机遇中全面增加我国的综合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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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制度论文篇5
[论文摘要]本文介绍了汇率与汇率制度的相关情况。主要内容分为汇率决定理论，汇率制度的分类、特点，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固定汇率制度的退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成员国汇率的监管原则。
一、汇率及汇率决定理论
汇率是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相互折算的比价，有直接标价法和间接标价法两种表示方法。汇率可分为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名义汇率是一个人可以用一国通货交换另一国通货的比率，实际汇率是一个人可以用一国的物品和劳务与另一国的物品与劳务交易的比率。实际汇率＝名义汇率＊国内价格／国外价格。
经济学家采用了很多理论和模型来解释汇率是如何决定的，这里只介绍纸币本位制度下的汇率决定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用购买力平价理论可以预期名义汇率的近似值，为评价和选择汇率制度提供依据。该理论根据的是单一价格规律，这种理论认为，任何一种通货的一单位应该能在所有国家买到等量的物品。一种物品如果不以同样的价格在各地出售，就存在着未被利用的利润机会，由于套利的存在，总有商业行为会从价格低的A国购买该物品到价格高的B国出售，从而使B国该物品价格下降，直至两国价格相同。由此，一种通货必然在所有国家都具有相同的购买力或实际价值。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购买力平价描述了长期中决定汇率的因素。购买力平价理论告诉我们，两国通货之间的名义汇率取决于这两个国家的物价水平。如前所述，名义汇率等于外国物价水平与国内物价水平的比率，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两国通货之间的名义汇率反映这两个国家的物价水平差别。当物价水平变动时，名义汇率也变动，而任何一个国家的物价水平的调整会使货币供给量和货币需求量平衡，因此，名义汇率取决于物价水平也就取决于每个国家的货币供给与需求。当一个国家的央行增加货币供给并引起物价水平上升时，就会引起该国通货相对于其他通货贬值。理论上，要想测算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的变化趋势，就要对两国的物价水平进行评估。如果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供给增长较快，造成国内物价水平上扬，美国内物价水平保持稳定，则很有可能导致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贬值而不是升值。而实质上，我国的外汇市场是由银行间外汇市场和柜台结售汇市场组成，由于我国实行强制结售制度，商业银行和企业结售汇周转头寸以外的外汇收入必须进行平盘，由中央银行进行买入或卖出的交易。
二、汇率制度及其分类
汇率制度是指，各国确定货币的汇率、汇率波动的界限和维持汇率措施的制度。总体上，汇率制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固定汇率制度，一类是浮动汇率制度。固定汇率制度是一种将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之间的兑换率或汇率稳定在一定水平上，并保持其变动幅度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度是指，政府对汇率的确定和变动不加干预，任其在外汇市场上根据其供求状况自行涨落的汇率。1999年1月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根据各国现实汇率水平来判定其施行的汇率体制，将汇率体制分为三大类。
一类是硬盯住汇率体制，其中又分为3类：（1）无独立货币，如美元化的东帝汶，澳元化的基里巴斯以及欧元区国家。（2）货币联盟，指一种或几种完全可兑换货币形成的固定不变的汇率。其货币政策是基于联盟的水平，不允许联盟中任一国家在货币政策上存在自主性。联盟内实行单一的对外汇率政策。例如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3）货币发行局，货币机构只发行完全基于外汇资产的一种货币。汇率由政策和法律固定，国内货币基于外汇储备。具备国际收支的自纠机制，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则自动收缩货币供给，缩减支出。例如香港等。各国货币对外汇资产依存的种类和比例各不相同。
一类是软盯住汇率体制，分为三类：（1）固定软盯住体制。货币在中心汇率±1的窄范围内盯住锚。IMF认为中国即是实行的此种体制。（2）爬行软盯住体制。对货币进行阶段性调整，调整依据为一个预先宣布的固定比率或是对选定指标的变动作出反应。（3）带状软盯住体制，又分为：地平线带状体制和爬行带状体制。地平线带状体制指币值盯住固定汇率，围绕中心汇率波动的范围大于±1。爬行带状体制指围绕中心汇率进行阶段性调整，依据是预先宣布的固定比率或是对选定指标的变动作出反应。如以色列。
还有一类是浮动汇率体制，分为：（1）有管理的浮动体制。管理当局通过直接或间接干预影响汇率，不依附于任何其他货币。进行干预主要依据的指标是国际收支头寸、国际储备水平、在平行市场中的发展等。如越南、埃塞俄比亚、印度。（2）完全浮动体制。汇率由市场决定，官方干预只在汇率异常波动时发挥作用，货币政策不锁定任一特定的汇率目标。如美国、冈比亚、南非。
三、固定汇率体制和浮动汇率体制的特点
由于国际价格的可预测性，固定汇率可以鼓励贸易和投资，减少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固定汇率可以通货膨胀作为名义锚，盯住一个低通货国家的货币，有助于防止通货膨胀，降低通货膨胀预期。同时，要实现盯住的目标，对本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提出严格要求，这将有利于约束政策制定者的主观因素。固定汇率的另一个好处是减少参与竞争性货币贬值的随意性。固定汇率的缺点是货币政策失去抵御国内外冲击的自主性。一个完成融入世界资本市场的国家，如果执行硬盯住的汇率政策，就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只能通过财政政策来化解冲击，对财政政策提出严格而有弹性的要求。固定汇率容易受到投机冲击，宏观经济秩序锁定在盯住汇率体制会带来较大的经济和政治成本，可能引发汇率风险或短期投资资本的流入。此外，采用固定汇率体制必须维持足够的外汇储备。浮动汇率体制具备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性，限制了投机冲击的空间，可避免承受过度的汇率风险。但是，浮动汇率失去了货币政策的名义锚，汇率波动风险加大。从国际市场价格不可预测性的角度，是不利于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浮动汇率更大的自由度还可能使央行产生误解，认为不得不更多干预外汇市场，结果是浮动不仅使汇率不确定，而且没有为宏观经济政策带来更大的自由度。
四、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及实践经验
汇率制度的选择理论有几个流派：
一是最优货币区理论。把经济体所面临的内外冲击的性质和规模，作为选择汇率制度的决定因素。
二是实际冲击与名义冲击的权衡理论。认为汇率制度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实际冲击相对于名义冲击的重要性。如果一经济体所面临的危机主要来源于名义冲击（如货币供应量或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则应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如果实际冲击（贸易条件、政府消费、投资等）是危机的主要来源，则应选择浮动汇率。由此推论，在贸易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一体化的情况下，采用浮动汇率制度更适合。
三是政策拐杖论。它论断通过盯住汇率制度可获得或加强政策的公信力。如果一国的体制公信力低，盯住汇率可提高公信力，降低通账预期。
四是三元悖论。它认为蒙代尔、弗莱明等经济学家提出的“三元悖论”，揭示了在经济开放国家，保持汇率固定、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和维护货币政策独立性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
经验表明，在国内货币和财政机构信用缺乏的情况下，应采用固定汇率体制。贸易国际化程度高的国家倾向于更多干预外汇市场。当固定汇率能给一国带来更大利益时，该国会应用紧盯的固定汇率政策。如果邻国都选择盯住的汇率体制，这些国家很有可能盯住的是同一货币。关于是盯住单一货币还是盯住篮子货币的判定。如果一国是低通货国家，且在与本国的货易中占主导地位，则可选择盯住该国单一货币。如果不存在在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则应选择盯住篮子。其好处有二：一是篮子中的单一货币波动不会对本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二是对篮子中的货币选择适当权重能保护竞争。理论上，盯住一篮子货币有助于避免交叉汇率的不稳定，但实践中很难选择合适的篮子构成。篮子的权重和构成通常不公开，汇率波动区间及中央银行干预的手法不明确，盯住篮子的制度缺乏透明度和可信度。当所盯住的货币不能反映本国的贸易格局，或者贸易竞争对手已放弃了盯牢的体制，现行的盯住汇率体制就可能会降低本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力。可从盯住一个固定汇率转向爬行盯住，或从盯住一个固定汇率转而盯住一个汇率篮子。当持续资本流入时，可采用更有弹性的汇率体制。其好处，一是可降低资本流入引起的通货膨胀。二是可降低盯牢和严格管理的汇率体制的暗示作用，抑制短期流入资本的波动。三是鼓励谨慎的风险管理，抑制银行和企业无障地累积外汇头寸。四是由于市场参与者避险的需求，刺激即期和远期外汇市场的发展。
五、固定汇率制度的退出
退出盯住汇率常常是被迫的。大部分放弃固定汇率制度，选择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的国家在这一转换过程中伴随着金融危机，是金融危机迫使这些国家被动退出。当一国经济严重放缓或金融部门出现问题时，很难维持盯牢汇率体制所需保持的高利率。当金融部门出现问题，如果采取提供再贷款的救助措施，将改变本国货币投放量，难以维持盯住的汇率体制。资本大量流入也会冲击盯住的汇率政策。经验表明，汇率稳定、本币升值是退出盯住汇率的时机。退出固定汇率制度需要为货币政策选择一个名义锚。国际金融经验有两个基本的货币政策名义锚可选，一个是货币供应量 ，一个是通货膨胀率。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选择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的名义锚，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金融市场的创新使得货币供应量和物价变动的关系高度不稳定。通货膨胀目标不仅使货币政策关注于国内的问题，及时对经济的变动产生反应，保持价格稳定，使央行保持低通胀的承诺具有较大的可信度。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需要与一个更开放、灵活的市场机制来支撑，政府、政策要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由市场决定利率和汇率，增加企业、个人结售汇的自主性，进一步放开外汇市场，引进更多的避险工具。退出过程中，还要严密监控跨境资本的流动，防范热钱的冲击。
六、IMF针对成员国汇率问题的4个原则
（一）成员国要避免通过操纵汇率或是国际货币体系来获得国际贸易等方面的不公平竞争优势。（二）成员国在必要时可以干预汇市，但仅限于应对短期内汇率的大幅波动。（三）成员国在干预汇率时要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四）成员国在制定本国汇率政策时，要确保汇率政策不会引发“外部不稳定”。
2009年12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风云突变，人民币贬值，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出现异动，引发了市场对人民币汇率改革提速的猜想。当前汇率波动的状况能否为汇率市场化改革提供实战训练场地乃至机遇值得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汇率监管，上海证券报，2007
[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
[3]国际经济学，佟家栋，南开大学出版社
货币制度论文篇6
[论文摘要] 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并通过对欧、美、非三种区域货币合作的动因、模式、汇率制度等方面的比较后，得出启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货币合作已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尝试性实践，其中欧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最引人注目。与区域货币合作直接相关的理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简称oca理论)。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对迄今为止几个影响较大的区域货币合作案例进行剖析，通过对欧、美、非三种货币合作的比较后，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一、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oca)是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 (r.i. mckinnon )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 (p.b. kenen) 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 (c·ha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 (e·tower)、托马斯·维利特(t·willet)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主权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主权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 (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krugman & obstfeld，1998)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欧洲货币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主权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2.拉美国家美元化。拉美国家货币美元化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替代”现象 。“货币替代”是指一国居民因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在经济易发生动荡的拉美国家，为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国货币同等的法定货币资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区域化现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议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团，nafta的贸易伙伴们在许多贸易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美元。 根据统计，已经有包括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个国家已成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国家。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加强区域内联系与合作,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协作体的建立,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贸易一体化推动了货币一体化。当贸易关系加强时,同主要的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自然会带来利益,因为利用汇率差别转移资本的成本会变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强了拉美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美元化”。
3.非洲区域货币合作。非洲的货币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的各类国家群体联合进行了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当时实行的货币制度安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英镑，并由英镑支持，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殖民行政当局凭借在英国政府储备投资的利息而获得领地特权收入;而法属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钉住宗主国法国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最终是由法国财政部的可兑换性保证和对政府借贷融资幅度的限制来支持的。
非洲法郎区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经济和文化区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融合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真正的地区性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了非洲法郎货币联盟。该种模式的特征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法郎区是一个具有内外联系的货币体系。从政治层面上讲，法郎区则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组织（张延良、木泽姆，2002），它以一种国家责任的方式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
三、区域货币合作给我们的启示
从区域货币合作理论和以上实践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欧洲、非洲单一货币的实践使区域货币合作由汇率合作上升到了统一货币管理的阶段。区域货币稳定的前提是经济趋同和政策协调，这是货币联盟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欧元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最大启示。从欧洲货币联盟的运行机制上看，它具有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完全没有的强有力的、超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权（分别由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承担），这是以欧元为中心的统一汇率制度运行的基本保证。亚洲货币合作必须借鉴其经验，建立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能牺牲各个国家局部利益从而确保全局利益的超国家机构，制定、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区域结构政策，协调、监督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2.欧元的出现，纠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分强调全球性货币合作而忽略了区域性货币安排的弊端，它启示我们，全球范围的货币合作可能从区域货币合作和货币一体化迈开实质性步伐，从而为全球货币的统一奠定基础。区域货币合作可以有效地抑制投机资金的冲击。欧元的产生突破了以往国际货币合作仅限于汇率合作的传统观念和做法，使创新后的货币体制更富有效率。而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看，法、德两大主要国家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必须有几个主要国家的支持，这对当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亚洲货币合作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启示。亚洲在推进货币合作进程中，应该加强该地区两个经济强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发挥主要国家的作用。
3.美元化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它预示着国际货币体系将成为以美元、欧元等少数货币的新格局，以致汇率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元与欧元之间。其次，它导致了货币主权这一传统的国家主权要素从国家主权中分离出来。再次，它暗含着经济全球化的归宿终将为两极化或三极化而非多极化。
4.非洲区域货币汇率合作给我们的启示是:一项国际经济、金融制度安排，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个政治问题。一项制度协议即使在经济上合乎逻辑且能够带来共同利益，成员国的政治实力和意愿也会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是否能够正常而有效地运行。换言之，如果缺乏政治意愿并相互协调与配合，在现实中就很可能会出现囚徒困境，即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博弈最终将导致非最优甚至是糟糕的结果。
参考文献：
[1]《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五卷》第3页，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2]祝小兵:《东亚金融合作现状及制约因素分析》，《国际问题研究》，2006年第12期
货币制度论文篇7
[论文摘要]在东亚(包括东盟和中日韩)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区域经济关联度不断提高的情形下，加强东亚货币合作，构建东亚单一货币区是大势所趋，有必要对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对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进行分析，进而明确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和我国的时策。
现今作为区域货币合作典范的欧元已经成功启动，美元合作在美洲的强势发力业已引起普遍关注，这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东亚毫无疑问是个刺激。而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郑重的警示了东亚各国加强区域性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风险的必要性，区域性的货币危机需要区域性的货币合作来防范已成为共识。同时加强货币金融合作本身在区域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形势下也是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必然要求。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分析
“货币一体化是指各国在货币方面的融合、结合、整合的行为、现象和趋势。根据区域内各国货币合作的程度，可以将货币一体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区域内货币政策协调;二是区域货币联盟;三是单一货币区，又称最优货币区，是区域货币合作的最高层次。”“最优货币区，具体说来是指由一些彼此间商品、劳动力、资本流动比较灵活，经济开放程度和金融一体化程度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相近，经济政策较为容易协调的国家与地区所组成的货币区。
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早是由蒙代尔于1961年提出的，其目的是为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该理论最初关注的是成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问题，蒙代尔、麦金农、彼得凯南、伊格拉姆分别提出了确定最优货币区的单一标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经济开放程度、低级产品的多样化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随着实践进程的发展，单一标准的理论已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于是，后来的经济学家将该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使该理论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和效益分析上。
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主要是:各成员国会损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丧失巨额的铸币税收人，同时要支付较高的货币转换成本，会使其财政政策不可避免的受到牵连，进而会影响到其国内经济的平衡性和稳定性。而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减少交易成本，降低汇率风险。单一货币区建立后，区域内货币交易被取消，这将节免货币兑换的成本，可以节约大量人力财力，有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而货币交易的取消，“也就从根本上避免了汇率波动对贸易和物价的不利影响及由汇率波动所引发的金融危机，特别是能避免短期国际资本的冲击，因为单一货币会使最优货币区内的货币规模巨增，将致使投机者无力制造差价实现套利。(二)减少外汇储备成本，节约外汇储备。货币一体化，可以通过集中各国的外汇储备和协调成员国彼此间抵消贸易差额来实现区域内外汇储备的节约。 (三)货币一体化还可以降低各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抑制利率的不正常上升.稳定成员国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川。(四)货币一体化还将扩大各成员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且为各成员国接下来的深层次政治合作打造平台。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分析
从长远看来，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彼此间贸易、投资、金融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以及受国际趋势的影响，东亚地区构建单一货币区是势在必行的。但就目前言，需要分析东亚货币合作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按照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构建单一货币区的成员国应当符合的内部条件有: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高，各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趋同，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强，各国政策的协调一致性强，所建货币区内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目前的现状分析看来:在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方面，东盟、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也是在逐步上升，加人wto后更加明显，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了，则对汇率波动就会敏感，东盟和亚洲四小龙更是如此，这将促使各成员国就汇率产生共同的需求，他们需要进行货币合作，实行汇率联动;在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方面，东亚各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和贸易往来占该区域投资贸易总额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这也为他们进行货币合作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性方面，东亚各成员国参差不齐，人均gdp高低不一，经济发展水平大相迥异，这与最优货币区理论建立单一货币区所要求的条件差距较大;在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方面，就人力而言，人力资本跨国流动性由于受种种因素影响譬如历史、文化、宗教等显得较弱，其中的人力价格因素进而导致物价因素也差异较大;就资本而言，像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由于金融自由化程度较低，金融管制较严，在资本的可自由兑换方面尚未完全放开;在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一致性方面，就金融体制而言，东亚各国大都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制这点是相似的，但各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却会增加实施共同盯住篮子货币乃至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操作难度，自然会增加推行统一货币政策的难度;在所建货币区内是否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方面，东亚的新加坡、韩国虽富，但由于国家小，总国力规模尚不够强。日本具备成为核心国的条件，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东亚大多数国家对其持不信任态度，而且近十多年来日本经济一直低迷.显然它并不适合担当这一角色。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币也已经成为周边国家的主要结算货币，但是由于总体经济规模还不够大，目前也不适合成为核心国，所以东亚尚没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外部条件看，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国家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要求大国之间进行有效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好的发挥作用，从而为东亚的货币合作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可是，时至今日，美国、欧盟、日本为了争夺国际货币的垄断地位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想达成一致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就目前而言，东亚地区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条件尚不成熟。但是，建立次区域的单一货币区尤其是建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包括中国大陆、港澳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目前的条件已趋向成熟(注:朱芳，东亚次区域货币区建立的条件分析，当代亚太，2003.12)，而人民币货币区的建立也会为最终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奠定坚实的基础和提供宝贵的经验。同样，东盟十国也可以尝试成立类似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
三、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分析
打造第一平台:扩大东亚货币互换。2000年5月6日在泰国举行的东盟10+3财长会议上，就东亚地区加强财政和金融的合作问题达成了“清迈协议”，其中涉及多项金融合作的内容，最主要的是货币互换。货币互换是指一国货币在陷人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在不需要担保品的情况下就可以本币购买对方国家的可兑换货币，待度过危机后，再按协议条件，在约定的未来某一时刻，按照购买时所使用的汇率，用已购买的可兑换货币购回本币。货币互换是获得紧急融资的有效途径，它有助于成员国提高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清迈协议是东亚货币合作的一次实质性进展，但只是属于危机解救机构，要加强东亚货币合作就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大货币互换，由双边扩展到多边;而又因为东亚国家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各自的体制也不乏相似之处，彼此之间相互了解各自的国情，在经济金融贸易方面又都具有高储蓄率、较高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等特点，在如上所说的扩大了的东亚货币互换的基础上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也是有可能的。当然，这其中需要搞好跟imf、美国和欧盟的博弃。
打造第二平台:建立东亚汇率联合浮动机制。东亚国家己具有建立汇率联动机制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川，在经济上，东亚国家彼此之间具有较高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以及较高的外汇储备，这都为汇率联动机制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在技术上，大多数东亚国家采取的仍是或相当于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东亚汇率联动机制不需要对汇率制度进行根本变革，转换成本相应的就小。同时，根据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所建货币区的规模越小，其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就越强，货币一体化的成本也就越低，也就越有可能发展成为单一货币区。因此，在东亚货币合作的过程中.可以按照先局部后整体的分步走思路进行汇率安排，先选择次区域，建设次区域单一货币区。就目前看，可以选出二个:东盟十汇率政策的总体协调，建立盯住共同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即在各国和大中国经济圈(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乃至台湾省)。汉而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次区域间联合，从而将汇率联动机制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
打造第三平台: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因为“只有单一货币区才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和明确的制度约束，这是汇率联动机制所无法比拟的’心三，而且伴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彼此间的利益枚关度越来越高，所以东亚作为不可分割的一个经济体，建立单一货币区是早晚的事。当然，这需要各国拿出巨大的勇气，克服多种困难.包括意识形态和历史问题，其中加强政治对话和合作尤为重要。
四、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对策分析
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一体化需要三个基本条件;
一、货币区成员国之间货币可自由兑换;二、资本可自由流动;三、汇率可自由浮动。而根据“蒙代尔三角”学说，资本的自由流动，汇率的自由浮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三者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二者，这就意味着，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要有所作为.需要放弃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但是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主权，作为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复杂国情的世界政治经济大国，就目前而言.这是不能做到的，这也构成了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一大困难。然而，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中国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是势在必行的，中国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必须进行有效的政策调整，这包括:(一)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切实加强货币篮子的选择，合理确定各自比重。(二)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国内的各类金融机构，广泛培育市场，努力加强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建设。(三)尤为紧迫的是，虽然我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但是，我国要进行区域货币合作就应当同样逐步放开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其实，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能真正管得住的只有少部分的资本项目，其他很多的资本项目往往通过采取各种非法的手段实现了人民币的可兑换”二，政府不如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四)加强我国企业的管理制度改革，努力完善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倡导自主创新，提高出口产品的竟争力，积极倡导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大企业对外投资，有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五)积极倡导和通力合作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六)加强政府间对话，强化政府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七)加强汇率联动机制建设，首先要领导建立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的汇率联动机制建设。
综上所述、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东亚各国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日趋紧密，在东亚区域进行货币合作势在必行。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我们要果断参与其中，有效调整各种政策，在确保国内经济稳定的基础上，通力加强与各成员国的合作，努力承担起在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的历史重任，从而在这个互惠共赢的历史机遇中全面增加我国的综合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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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制度论文篇8
关键词：货币供应 汇率
货币供应和汇率波动是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国际金融学研究的重点问题，有关货币供应和汇率的联系问题，早在亚当斯密时期便已开始研究。到目前为止，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无外乎从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两个角度展开的。
一、规范分析
（一）金本位制下货币供应与汇率关系
关于货币和汇率的研究，最早始于金本位制。“价格―铸币”流动机制便是金本位制中货币、汇率的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最早由大卫休谟提出，后经李嘉图等人不断补充，逐渐形成体系。金本位制下，一国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本国黄金净输出，国内货币供给量减少；反之，一国国际收支出现顺差时，本国黄金的净流入，国内货币供给增加。
（二）信用货币下货币供应与汇率关系
1、购买力评价理论
这一理论最早由H. Thornton提出，最终由G・ Cassel在1802年加以完善。根据这一理论，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相交换，实质上就是一国与另一国购买力的交换，因此本币对外币的汇率取决于本币的购买力，而购买力又取决于本国的货币供给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因此，一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导致物价水平提高，从而本币汇率下降。
2、货币主义汇率理论
20世纪70年代初，Johnson， Mundell和Frankl以现代货币数量论为基础，建立了货币主义的汇率理论。这一理论，更加突出了货币因素在汇率决定过程中的作用，指出一国货币政策同与该国的汇率直接相连。该理论认为，一国的货币需求是相对稳定的，汇率是货币相对价格的一种表现形式，货币供给相对货币需求过分增加，则以汇率表示的货币相对价格就会下降；反之，货币供给的增加及不上货币需求的增加，则汇率上升。
3、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Robert A. Mundell和J.Marcus Flemins于20世纪60年表了一些列论文，对开放经济中货币、利率和汇率问题进行研究，这些论文共同组成了“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在浮动汇率制下，货币政策有效，在固定汇率制下，货币政策无效。浮动汇率之下，一国货币供给量的增加，能够刺激本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会导致本币汇率的下降；固定汇率之下，为了刺激产出而实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导致本币供给增加，本币贬值，为了维持固定汇率，货币当局又不得不在外汇市场收购本币，因而固定汇率之下由于货币当局承担了维持汇率稳定的责任，货币政策无效。
4、“不可能三角”理论
Paul Krugman（1999）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亚洲金融危机的实证分析，提出了“不可能三角”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国货币当局只能在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三个货币政策目标中选其二，三者也不可能兼得。这也就意味着，若一国实行资本管制，便能够独立的利用货币政策对本币汇率和国内经济发展进行调控；若一国放弃汇率浮动，由于汇率固定，货币供应的增减便无法对汇率的变动施加实质性影响，货币供应和汇率之间的联动关系被阻隔了。
综上可以发现，不管是在金本位制下还是在信用货币下，不管是货币学派还是非货币学派，不管是从国际收支角度还是从金融资产等其他角度，都证明了货币供给和汇率变动是密切联系的，而且两者的变动方向是反向的。
二、实证分析
各国学者对于货币供给与汇率变被动关系的实证检验为数繁多，应用的数据也是出自各个国家、各个时期，虽然研究的数据、方法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验证了规范分析中得到的结论。当然，也有一些研究指出，在特殊条件下，货币供给和汇率之间的关系可能会被扭曲。
Lars E.O. Svensson（1991）利用新西兰的宏观数据，在分析开放经济下通胀的政策目标时，发现了紧缩性货币政策能导致本币汇率的上升，进而降低国内物价水平。由此证明了货币供应和汇率变动的反向关系，货币供应的减少会导致本币汇率的上升。
Charles Freedman（2000）研究了加拿大的货币政策机制时，发现货币供给量受制于汇率，具体而言，汇率上行时货币当局应该增加货币供应，反之则下降。
David Dodge（2005）从资产投资的角度，论证了当本币的汇率上升时，外国投资者对以本币标价的金融资产的需求增加，从而会引致出一部分货币供给。
黄瑞玲和李子联（2008）研究了我国近几年的货币政策实践，发现人民币持续升值的环境下，人民币升值对货币供给的增加具有阻碍作用，人民币升值没有相应的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反而缓解了当前的货币流动性过剩的压力。
黄志伟和谢合亮（2011）指出，在中国目前所采取固定汇率制度下，为了维持人民币的汇率稳定，货币政策得围绕着汇率变动来制定。具体来说，人民币贬值时，为了保持市场汇率的稳定，央行需要在外汇市场大量购进外汇，这样的话，流通中本币供给量就必然增加。
赵政党（2011）通过Granger检验，发现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在供应量增加后的两个月内对汇率的影响比较强烈（货币量增加会导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但随后的时间里，这种影响便趋于平淡。
总之，绝大部分的实证检验结果都佐证了，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会引起本币汇率的下降；相应的，为了维持汇率的基本稳定，当汇率升高时，应该实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当然，仍有一些实证检验的结果与之相悖。至于孰对孰错，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黄达.金融学（第二版）[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