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的缺点范文
时间：2023-10-27 17:58:15
货币政策的缺点篇1
关键宇：货币政策，经济波动，利率管制
一、引言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增长，与此同时增长并不平稳，出现了较大的经济波动，然而，中国经济波动的大起大落现象在1997年以后基本上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经济在此以后实现了平稳快速的增长，也就是说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出现了缓和化的趋势。那么，在这一过程中，货币政策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手段，对于稳定经济和降低经济波动是否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否降低了中国经济波动，这是一个值得分析和考察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货币主义将货币因素看作是经济波动的核心因素，而圣路易斯方程的提出更是为此观点提供了经验支持，从此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稳定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广泛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高增长和低通胀的现象，经济学家将这良好的经济表现与美联储正确的政策联系在一起，从而对美国经济稳定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例如，Cladda，Cdi，andCerder(2叩0)根据类似泰勒(1993)提出的美联储的利率规则——泰勒规则——为基础，估计了美国不同时期的货币政策规则，指出1979年以前美国经济不稳定的原因是因为此前美国的货币政策是适应性的而不是采用反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规则，而此后则采用了反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规则。
中国货币政策有自身的特殊性，不能简单的通过考察利率政策就能确定其操作方式，因为在中国利率还没有实行市场化，中国人民银行可以直接决定市场上最基本的利率，同时中央银行还通过调控货币供应量来实施货币政策，所以考察中国货币政策的变化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变化不能只考虑其中一个指标的变化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而应该结合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充分考虑利率与货币对中国经济主体行为的不同影响方式，从而建立一个反映这些因素的货币政策指标，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其变化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正是基于中国人民银行这种对利率和货币量的双重控制的现实，本文提出了反映这一现实的货币政策指标，并根据这一指标分析了货币政策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通过分析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虽然具有反周期的操作取向，但是货币政策本身却是造成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中国自1997年以来宏观经济波动明显缓和化，其原因既包括基础因素冲击降低，也包括货币政策冲击的降低；中国货币政策在1997年以后有了很大的改善，主要是货币政策自身的波动减少了，货币政策更加稳健，不再像1997年以前那样在短期内出现巨大的变化。
本文以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讨论行为基础；第三部分探讨在利率管制下产出波动与货币政策的关系，讨论货币政策冲击与产出波动的定量关系；第四部分从经验角度考察中国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关系；最后，第五部分总结全文。
二、微观行为基础
中国目前的利率还没有实行市场化，中国人民银行可以直接决定市场上的最基本的利率，当然，现在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逐渐放开利率的管制，但是最主要的存款利率以及贷款利率的基本利率及变化范围还是由央行决定。在控制利率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并没有简单地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工具，而是宣称以名义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工具。那么，在名义货币总量和利率均由货币当局控制的情况下，显然这二者都是影响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中国人民银行可以通过调整这二者之间一个或两个变量来调控经济波动，下面结合中国货币政策这一特点来分析中国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动态。
考察货币政策如何影响经济活动需要考察货币传导机制，而考察货币传导机制首先需要考察货币需求函数。货币需求函数形式可以表示如下：
(1)
其中lnMdt为t期名义货币量的对数，lnPt为t期价格水平的对数，lnYt为t期的真实产出对数，it为t期名义利率水平，即持币的机会成本，c，α，β为常数，并且α>0，β>0，这三个参数均为反映经济主体的偏好的结构参数。(1)式所表示的是货币需求函数，如果当名义货币供应量M由中央银行直接控制，并且货币市场是出清的，即货币需求Md等于货币供给M，那么，(1)可以表示为
(2)
通过对(2)式进行差分可以得到货币增长率m与产出缺口y、通货膨胀π以及潜在产出增长率g*的关系如下：
(3)
IS曲线反映的是在商品市场均衡条件下支出与真实利率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真实利率越高，投资成本也越高，消费的机会成本也越高，所以支出就会降低；反之则反之。产品市场出清要求支出与产出相等，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以产出缺口与真实利率表示的IS曲线其形式可以表示为：
(4)
其中πet+1为本期对下期通货膨胀的预期，ut是自发的需求冲击，为白噪声过程，φ是结构参数，并且φ>0。由于消费受到消费习惯的影响，过去的消费会对本期的消费具有正的影响，而投资由于技术原因往往具有滞后效应，所以在IS曲线中应该考虑过去支出对当期支出的影响。因此，符合现实的IS曲线应该为如下形式：
(5)
其中λ为大于0小于1的常数，当然λ也是反映消费者偏好和生产技术状况的结构参数。
以上分析了需求方面，现在来讨论供给行为，即讨论物价与产出或者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之间的关系。反映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关系的曲线是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在考虑不完全竞争市场和预期这些比较现实的条件后，Calvo(1983)在结合生产者的最优价格调整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下的菲利普斯曲线：
(6)
其中k是大于0的结构参数。(6)式所代表的菲利普斯曲线是在微观主体的最优行为基础上推导而来，因此可以克服Lucas(1976)所提出的对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
三、利率管制下的货币政策与经济波动的关系
以上简要地介绍了用于宏观经济分析的IS-LM-AS框架，虽然中国目前的利率没有市场化，但是中国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还是适合用这一框架来描述。首先，对于货币市场均衡而言，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如果货币当局控制名义货币量，微观经济主体可以改变交易数量和价格以及改变货币需求量来影响均衡利率以实现货币市场均衡；而如果在利率非市场化条件下，货币当局控制名义货币量，微观经济主体可以改变交易数量和价格来实现货币市场均衡，这一关系仍然可以用(2)式和(3)式来表示；在这一情况下，如果Mt和it固定，那么Yt和Pt就必须调整，即如果产出上升，那么价格水平将下降。对于商品市场均衡而言，利率管制与否并不影响经济主体的优化行为，如果在预期通货膨胀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利率上升会导致真实利率的上升，从而降低支出；如果本期支出上升，而利率不变，那么预期通货膨胀将会调整，即预期通货膨胀上升；如果预期通货膨胀上升，那么当期支出会因为真实利率下降而上升；这与利率市场化情形下的情况没有区别，因此(5)式可以表示在利率管制条件下的商品市场均衡。菲利普斯曲线并不受利率是否由央行控制的影响，(6)式所代表的菲利普斯曲线能够反映中国生产者的最优地调整价格和产量的行为，而利率管制并不影响这一曲线的结构。
通过以上说明可以知道，虽然利率管制条件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利率市场化情况下有一些区别，但是IS-LM-AS框架可以用来分析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同时，根据郑超愚(2002)对中国需求管理导向的小型宏观经济模型的经验考察，IS-LM-AS框架是可以作为分析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与中国宏观经济动态是相吻合的。现在分析由(3)式、(5)式和(6)式组成的动态系统对货币政策的变化是如何反应的。由于该系统由三个行为方程组成，并且正好有三个内生变量，因此，可以实现三个市场均衡，并且这个均衡是惟一的，即中国经济在利率管制条件下存在惟一均衡。由于(5)式中包含预期变量，所以利用菲利普斯曲线(6)式将预期通货膨胀消去得到产出缺口、利率和通货膨胀的关系如下：
(7)
(7)式显示了产出缺口与利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即产出缺口与名义利率负相关，与通货膨胀正相关，这看上去类似于IS曲线，正是因为这种关系，许多人错误地将(7)看成是IS曲线。在对中国经济的进行动态分析或经验研究时，很多研究者将形如的曲线认为是IS曲线，这显然是不对的。从理论分析角度来讲，μt不是简单的需求冲击；从经验分析的角度来说，利用这种设定而得到的参数估计并不能正确反映经济主体对利率的反应程度，因为所估计的参数并不是IS曲线本身的参数。所以利用形如的曲线当作IS曲线进行经验分析是不可能避免卢卡斯批判的，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理论结论与政策建议都是不可靠的。
利用(3)和(7)消去通货膨胀可以得到产出缺口与货币增长和利率的动态关系如下：
(8)
其中是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的组合，故也是为白噪声过程。
从(8)可以看出，产出缺口除了受到供给需求影响以外，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利率水平及其变化——是影响产出缺口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国目前实行利率管制，中国人民银行可以通过对利率和货币总量的调控来实现其稳定经济的目标，这与利率市场化的情况存在很大区别，因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不会导致利率水平的变化，除非货币当局改变利率水平。
当货币当局增加货币而利率不变时，由(8)知道，产出在短期内会上升，由于故产出缺口会逐渐减少，最终产出回到潜在产出水平。当利率减少而货币供应量不变时，产出或产出缺口的变化取决于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β的大小，如果β大于1，那么产出不但不会上升反而会下降；如果β小于1，那么产出会上升；如果β等于1，那么产出没有变化。对于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β的大小许多经济学家进行了研究，一般认为其小于1，所以，利率下降会导致短期内产出增加，然后逐渐回到潜在产出水平。
以上分析了中国利率管制下的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动态关系，现在分析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某一时期利率上升或者货币供应量上升，我们可以认为实行了紧缩货币政策，但是在利率管制条件下则不能这样简单的判断，即不能简单地以货币供应量或名义利率水平作为货币政策的指标，因为在利率管制条件下，货币政策是利率变化与货币量变化的组合。从(8)式中可以看出，货币政策是通过mt-it+β(it-it-1)-αg*t这一复合变量影响产出的，因此任何导致mt-it+β(it-it-1)-αg*t变化的政策措施均可以理解为货币政策发生了变化。金融货币">经济,金融货币-[飞诺网]
令mpt=mt-it+β(it-it-1)-αg*t，故mp是利率管制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指标，那么(8)式变为，
yt=ayt-1+bmpt+vt(9)
令σ2y为产出缺口y的方差，这一指标可以表示产出的波动性，令σ2mp为货币政策指标mp的方差，σ2v为随机冲击v的方差，ρ为上一期产出缺口yt-1与本期货币政策指标mpt的相关系数，由(9)可以知道产出缺口的方差为：
(10)
从(10)式可以看出产出缺口的方差取决于货币政策指标mp的标准差σmp，随机冲击的标准差σv以及上一期产出缺口yt-1与本期货币政策指标mpt的相关系数p。产出缺口的标准差σy是随机冲击的标准差σv和相关系数p的增函数，但是产出缺口的标准差和货币政策指标的标准差之间的关系则比较复杂。由(10)可知产出缺口的标准差和货币政策指标的标准差之间的单调关系取决于下式
（11）
一般而言，相关系数p小于0，的符号不能确定，所以的符号也不确定，也就是说货币政策指标的标准差减少也不一定会降低产出的波动。如果即如果货币政策稳定经济的取向不是很明确，那么，货币政策本身会加剧经济波动而不是稳定经济。如果那么即如果货币政策具有很强的稳定经济的取向，那么，货币政策的强烈变化是为了应对经济波动而产生的，货币政策的变化有助于经济稳定。
由于货币政策面临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货币政策不能对当期的需求和供给冲击做出反应，所以货币当局往往采用反馈的货币政策规则，反馈的货币政策规则要求对上一期的产出缺口采用逆周期的货币政策，也就是
(12)
其中0＜θ≤1，θ反映的是货币政策反经济周期操作的力度，wt为白噪声过程，是货币政策因为非独立性等其他原因而对货币政策反馈规则的偏离。在(12)这一货币政策规则下产出缺口为yt=a(1-θ)yt-1+bwt+vt，在此政策规则下，产出缺口的方差为：
(13)
显然，在0<θ≤1的条件下，即随着货币政策反经济周期操作力度增加，产出缺口的波动性下降；另外，货币政策中由其他因素引起的政策冲击wt是影响产出缺口波动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当货币政策专注于稳定产出，而不受其他因素影响，那么产出缺口的波动性就会降低。
从(9)式可以看出，如果货币政策是中性的，即mt-it+β(it-it-1)-αg*t=0，在这一货币政策取向下，货币政策仅仅满足潜在产出的需要，而不对产出波动进行任何逆周期的操作，那么，在这一政策取向下，产出缺口的方差为如果货币政策对稳定经济有贡献，那么即产出波动小于由于基本因素(fundamentals)冲击引起的波动；反之，则即产出波动大于由于基本因素冲击引起的波动。如果一种货币政策mp''''比另一种货币政策mp″有所改善，那么一定有
(14)
其中σ2v''''和σ2v"分别反映的是在实施货币政策mp''''和mp"时经济面临的基本冲击。由于在现实经济中，经济学家不可能像物理学家一样进行可控试验，因此考察一种货币政策与另一种货币政策在稳定经济方面的表现时，需要考虑不同货币政策所处的经济状况，具体而言，就是当时所面临的供给和需求冲击。正因为如此，比较货币政策稳定经济的效果时不能简单比较[σy(mp’)]2和[σy(mp")]2，还应该将反映不同政策所面临的现实差别考虑在内。
如果货币决策当局采用反馈规则，那么评判货币政策是否改善就可以直接考察货币政策本身。例如，如果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更强，货币决策当局更加严格地遵循货币政策规则，即σ2w越小，那么从(13)可以看出，由货币政策而造成的经济波动也就更小；如果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没有改变，即σ2w不变，那么货币政策反周期的力度越大，经济波动越小；当然，如果这两者均改变，评判货币政策只能采用(14)所示的一般判定方法。
四、中国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经验考察
(一)参数估计
以上从理论角度考察了货币政策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现在需要结合中国的现实来考察1980年以来货币政策在稳定经济方面的效果及其是否有所改善。为了评价中国货币政策，首先需要对反映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参数进行估计。
本文分析所用的数据中名义GDP采用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支出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货币供应量采用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IFS所提供的数据，并且采用以中央银行定义的M1代表货币总量；通货膨胀率是GDP缩减指数的变化率，GDP缩减指数通过计算得来，其计算方法为，t年的GDP缩减指数的计算公式为(t年的名义GDP/t年的真实GDP指数)／(1978年的名义GDP/1978年的真实GDP指数)，其中1978年的真实GDP指数为100；中国真实GDP缺口采用HP滤波得到，其计算方法为，由采用HP滤波(其参数λ=25)获得真实GDP对数的趋势值，真实GDP缺口就是真实GDP对数与其趋势值之差；利率采用税后的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rt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居民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水平和执行时间加权平均而获得，计算公式为rt=∑(riΔti)／∑(Δti)，其中一年的时间度量按财务年度计算，即一年按360天计算，一月按30天计算。具体数据见附表。
现在对(2)、(5)和(6)式中的参数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下：
LM曲线估计结果如下：
（15）
IS曲线和菲利普斯曲线包含预期变量，所以对其估计需要采用GMM估计，IS曲线估计结果如下：
(16)
其中工具变量集合包括：产出缺口及两期滞后，通货膨胀及两期滞后，利率三期滞后，名义货币及滞后。
菲利普斯曲线的估计结果如下：
(17)
其中工具变量集合包括：产出缺口及滞后，滞后通货膨胀，利率和名义货币及滞后。
根据估计结果可以得到a=0.78，b=0.17，vt=0.17st+0.57ut。显然，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太大与理论不相符，因此按照一般的理论分析，将其设定为0.5比较合适。
(二)中国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稳定作用的经验考察
根据以上估计我们可以得到反映中国利率管制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指标mpt=mt-it+0.5(it-it-1)-1.32g*t，代入历年的货币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利率变化和潜在增长可以得到历年货币政策操作的情况(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变化状况，中国货币政策在历年中有较大的变动，最高年份和最低年份之间相差达到0.36，根据货币政策指标mp，是否大于0可以知道货币政策是否是扩张的或紧缩的，从图1中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前货币政策的扩张或紧缩力度都很大，以后就比较小了。
由(9)和(10)知道，经济波动由基础因素冲击和货币政策两种因素决定，通过对(5)式和(6)式的估计可以分别得到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而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的组合就是导致经济波动的基础因素(基础因素冲击和产出缺口见图2)。从1980年到2004年基础因素冲击的方差σ2v为1.81×10-4，而产出缺口方σ2r为8.27×10-4，根据(10)式可以得到货币因素对产出缺口的方差的影响为由此可知显然，货币政策冲击并没有降低由基础因素造成的经济波动，反而因为自身的波动造成了宏观经济的波动。如果没有货币政策冲击，由基础因素造成的产出缺口的方差为,由此可知货币政策冲击对产出缺口方差的贡献为44%。
1997年来中国经济波动缓和化，那么，这是货币政策改善的结果，还是基础冲击减少的结果，或者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为此必须进行详细考察。为了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这里需要采用(14)式所提出的方法进行比较(比较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冲击和基础因素冲击均大幅度降低，基础冲击的方差下降87%，而货币政策导致的产出缺口方差下降了89%，因此共同造成产出缺口方差下降88%。同时，货币政策导致的产出缺口方差占产出缺口方差的比例也从44%下降到39%。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在1997年以后在稳定经济方面有了很大改善，尽管其改善没有提高到降低基础因素冲击的程度。
下面分析中国货币政策反周期操作的反馈规则。根据(12)式，反馈规则是货币政策对过去产出缺口的函数，由于政策时滞，在经验考察时，货币政策可能并不只是对过去一期的产出缺口做出反应，所以本文采用滞后三期进行回归，然而滞后两期的产出缺口和滞后三期的产出缺口的系数均不显著，采用逐步剔除不显著变量后，回归的结果表明只有滞后一期的产出缺口系数显著。故对估计参数θ的估计结果如下：
(18)
由此可以得到货币政策规则值，以及对规则值的偏离情况(见图3)。从图中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对其规则的偏离程度越来越小，具有明显的时间趋势。令zt=w2t，通过与时间趋势进行回归可以看出zt具有显著的时间趋势(见图4)。货币政策对其规则的偏离越来越小表明货币政策更加关注经济稳定。
通过以上分析说明，中国经济波动缓和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货币政策越来越稳定，货币政策对其规则的偏离程度越来越小，尽管货币政策的波动一直以来都是导致中国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经济波动缓和的原因是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基础因素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均减少了，货币政策冲击对产出缺口方差减少的贡献大约为45%。
五、结语
语本文根据中国利率非市场化的金融市场现实，结合中国微观经济主体的最优化行为，推导了中国宏观经济动态与货币政策的关系。中国的利率不是由市场决定的，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节利率和货币量中的任何一个或两个政策工具来实现其政策目标，所以中国的货币政策指标不能简单的采用其中一个来反映，而是一个包含这两者的复合指标。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本文根据利率和货币量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方式，提出了适合中国现实的货币政策指标——该指标包含货币量的变化，利率水平及其变化。
中国的货币政策虽然具有反周期的操作取向，但是货币政策本身却是造成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一方面，货币政策采用逆周期的操作方式能够降低经济的波动性；另一方面，由于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货币政策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偏离逆周期操作的政策规则，货币政策就会造成经济的波动。中国的现实情况是，货币政策造成的经济波动要比其对经济稳定所作的贡献大得多，货币政策导致的产出缺口方差占产出缺口方差的40%左右。
货币政策的缺点篇2
关键词：中央银行 货币政策 有效性
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资产价格持续攀升,物价上涨,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如此特殊的经济情况是前所未有的。中央银行已多次实行货币政策,但在目前复杂的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是否能发挥其应有作用。本文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文献综述
1.西方经济学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争论
在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中,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认同货币政策的作用,而理性预期学派则提出不同意见。
(1)凯恩斯学派。凯恩斯认为,“有效储蓄之数量乃定于投资数量,而在充分就业限度以内,鼓励投资者乃是低利率。故我们最好参照资本之边际效率表,把利率减低到一点,可以达到充分就业”。可见,凯恩斯虽然偏爱财政政策,但也不否定货币政策的作用。
之后,凯恩斯主义者汉森、萨缪尔森、索罗和托宾等人也肯定了货币政策的作用。随着他们对货币政策作用的认识的加深,他们提出了“逆经济周期调节”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主张。
(2)货币学派。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政策能够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一个主要根源”,“货币政策能够发挥的第二个作用,是为经济运行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继续用米尔的比喻,就是使货币政策这架机器运行”,“货币政策有助于抵消经济体系中来自其他方面的主要波动”。由此可知,弗里德曼充分肯定货币政策对稳定经济的作用。
(3)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卢卡斯曾提出过着名的“政策无效性命题”。他指出:“当扩张性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刺激作用,期望生产能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显然,卢卡斯完全否定了货币政策的作用。
2.中国经济学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观点
对于货币政策能否发挥调控作用,中国经济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过分突出甚至否定货币政策的有效作用。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认为,“给人的印象,货币政策得心应手,是极有利的工具。但实践证明,过分高估其效能,不是实现不了设想的目标,就是在强力贯彻实施中带来很大的副作用”。
第二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具有非对称性即通货膨胀得力而治理通货紧缩乏力。对外贸易大学的吴军教授认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践,可以证明再经济衰退阶段的恢复经济增长方面,财政政策的强效应和货币政策的弱效应”。
第三种观点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持肯定态度。南京大学的范从来教授认为,“我国并没有陷入流动性陷阱,投资和消费的利率弹性是存在的,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是具备的”。
二、评价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
弗里德曼说,“我相信,某一货币总量是目前可得的、最好的、货币政策的直接指示器或评价标准。而且我相信:与选择价格水平的做法相比,具体选择哪一种货币总量所带来的妨害则小得多。”可见,弗里德曼认为评价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是货币供应量。
在国内,李春琦等学者在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时,多数也采用货币供应量m2作为评价指标。而崔建军(2006)认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体现在货币政策目标及其实现程度。但其是在封闭的环境下,用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来评价。
考虑到,在我国货币供应量是否应作为中介目标尚存争议,而且经过线性回归的检验,发现货币供应量与cpi的拟合程度不高。中国经济已逐步与国
际接轨,中国的市场已不再封闭。所以本文以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政策目标作为评价标准,即“维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通过分析货币政策在近期调控中发挥的作用,评价货币政策的效果。
币值稳定,包括对内币值稳定和对外币值稳定。本文通过06年和07年的cpi指数和人民币汇率走势,进行考察。而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则通过gdp增长率来评价。
三、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评价
经过数据统计,在这两年中央银行已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年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以达14%,创历史新高,冻结了商业银行大部分资金。年贷款利率也调至7.47%,比06年年初上升了1.89%,明显是要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虽然中央银行频繁地实行货币政策,但物价仍呈上升趋势,超过警戒线3%,这似乎与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背道而驰。
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路上升,人民币持续升值,贸易顺差也持续增长,外汇储备屡创新高。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要控制在一定范围,但现在汇率已上升了一定幅度,中央银行似乎无法控制。
再看gdp增长率,07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为11.1%,第二季度为11.9%,第三季度为11.5%,第四季度为11.2%,仍成双位数增长,并没有放慢的迹象。紧缩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影响到经济的增长。
如果货币政策的紧缩效应显着,应该能平抑通货膨胀,且不影响经济发展。虽然货币政策在这轮调节过热经济的过程中,没有影响到经济的增长。但没有成功地维持币值稳定,人民币仍然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并且日趋严重,所以货币政策的效果不显着。
四、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原因
影响货币政策的因素有很多,尤其在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既有货币政策本身存在的缺陷,也有经济环境的制约。主要表现为:
1.货币政策本身的缺点
货币政策存在时滞性。货币政策由制定、执行到产生效果,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在市场较完善的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发挥效用需为六个月到一年。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集中,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阻塞,由货币政策所推动的货币供给很难达到县域地区。货币市场体系尚存缺陷,市场利率尚没形成,这也影响到货币政策发挥效用。此外,中央银行隶属于国务院,只有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力,没有决策权。所以,货币政策的时滞要比发达国家要长。
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通过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一般很少给中小企业贷款。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影响不到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能够按往常一样进行贷款投资。在我国,中小企业占据市场的大部分。调控不了中小企业,货币政策的效果也减弱。
从货币供给性质来看,目前我国处于转轨经济,同时,我国奉行二级银行体制,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体系、企业、居民个人都参与货币创造过程。因此,我国的货币供给同时具有外生性和内生性,而不是纯粹的外生性,中央银行控制的货币供应量有限,货币政策的效果有所减弱。
2.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制约
本次的通货膨胀属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所以货币政策的效果不显着。这次的物价上涨是由食品价格上涨引起的,而食品价格的上涨又引起其他物品的价格上涨。全面的物价上涨,自然引起工资上涨,市场上货币供给增多,从而使通胀加剧。即便中央银行能控制货币的供给,但不管货币政策如何紧缩,人们都不可能将购买食品的钱存入银行。在这种情况下,紧缩的货币政策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人民币持续升值,外界对人民币产生升值的预期,也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以国内外的投资者都抛出美元,买入人民币。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稳定,被迫抛出更多的本币,使货币供应量上升,流动性加大,通货膨胀加剧,货币政策产生了反效果。
我国的金融体系不完善,利率的种类很多,有基准利率、同业拆借率、存贷款利率、银行间债券利率等,没有统一的市场利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利率政策的实行。
3.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政策的情况
; 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货币政策要超出人们的预期,才能发挥作用。但现在人们对货币政策已有预期,中央银行所制定的货币政策没有考虑到预期因素,所以货币政策没有达到所需要的效果。此时,货币政策在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警告,真正的调控作用较弱。
中央银行决定执行货币时,已经延误了时机。市场已存在大量货币,紧缩的货币政策很难控制住这种趋势。而且,每次上调存款准备金或年存贷款利率都是小幅度的调整,到后期才增大幅度,所以货币政策暂时效果微弱。
五、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议
针对影响货币政策的种种原因,本文将从三方面提出改善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议:
1.尽量减弱货币政策的时滞性
首先,缩短货币政策产生效果的时间。货币政策的时滞性不能完全消除,但以我国目前的情况,时滞性可以减弱。这就要求中央银行提高对经济情况的预见,制定出有预见性的货币政策。而且中央银行的调控要适时,避免货币政策在经济情况发生转变时才起作用。而且,中央银行要有一定的独立性。虽然和建国初期相比,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还是较弱。我国的中央银行隶属于国务院,没有决策权,执行货币政策要遵照国务院的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实行货币政策的时机。此外,还需商业银行的配合。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要深入县级金融机构,并放宽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限制,使货币政策得到更有效的传导。
2.改善货币政策实施的环境
继续推进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促使市场利率形成。这有利于我国货币市场的发展,而货币市场的完善则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更有效。因为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主要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票据,若利率能够市场化,则利率所反映的市场情况更加真实,有助于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制定的货币政策也更有效。 如果财政政策不和货币政策相配合,这也会使货币政策的效果被抵消掉。考虑到现在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财政政策似乎比货币政策更有效。通过政府补贴、减免税收、政府限价等措施可降低食品生产的成本,控制价格,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物价上涨的幅度。通过制定对出口的管制,取消部分出口产品的优惠政策,可控制住贸易的持续顺差。财政政策是一种直接调控的政策。所以货币政策应与财政政策配合使用,会事半功倍。
汇率政策是货币政策体系的重要部分。现在人民币被低估,对外贸易持续顺差,造成较多贸易摩擦,人民币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而国内通货膨胀的问题日趋严重,政府可考虑放宽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以缓解通货膨胀问题。人民币升值,出口减少,进口增加,扩大国内供给,而且也减少了货币供应量,对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有较大帮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美元走弱,升值是人民币必然的趋势。或许要人民币一次升值较多会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稳定造成冲击,但政府可根据中国具体国情,让人民币逐步升值,达到人民币真实的价值。
3.提高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
加强金融创新。目前,一般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但这些工具都有各自的缺陷。现在经济形势越来越复杂,中央银行很应该创造出适合当前情况的新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冲的力度。
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政策要考虑到预期因素,每次的货币政策能超出人们的预期之外,将使调控更有效果,也表明中央银行调控的决心,加大了警告作用。
加大货币政策的强度。中央银行每次上调存款准备金或利率都是小幅上调,效果不大,反而使通货膨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增加调控的难度。所以,中央银行可以减少调控的次数,但加大调控的强度。有人认为这种做法会造成经济的“硬着陆”。但以现在的经济情况,市场能承受得了较强的紧缩政策。相反,现在频繁地使用货币政策,效果不大,对市场的警告作用也不大。当货币政策产生累积效应时,也同样会导致经济的“硬着陆”。
中央银行也可以尝试使用窗口指导等货币政策措施,加大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控制,同时督促商业银行承担稳定经济的义务。
六、结语
综上所述,2006到2007年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因其自身缺点和环境影响等原因,所以效果不太显着。货币政
策有效性偏弱,对宏观调控十分不利。以现在的经济形势来看,中央银行必须实行宏观调控以稳定经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迫在眉睫。所以,中央银行要根据现时中国经济的情况,分析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原因,加深对货币政策的认识和研究,克服货币政策的缺点,改善金融环境,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便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只有这样,中央银行才能充分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有效地控制本次的经济过热,维持经济稳定增长。
参考文献:
[1]崔建军.金融调控理论[j].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2]崔建军.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研究[z].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3]孟建华.中国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发展[z].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4]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x].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5]陈共.财政学[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童适平.中央银行学教程[z].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货币政策的缺点篇3
一、文献综述
1.西方经济学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争论
在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中,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认同货币政策的作用,而理性预期学派则提出不同意见。
(1)凯恩斯学派。凯恩斯认为,“有效储蓄之数量乃定于投资数量,而在充分就业限度以内,鼓励投资者乃是低利率。故我们最好参照资本之边际效率表,把利率减低到一点,可以达到充分就业”。可见,凯恩斯虽然偏爱财政政策,但也不否定货币政策的作用。
之后,凯恩斯主义者汉森、萨缪尔森、索罗和托宾等人也肯定了货币政策的作用。随着他们对货币政策作用的认识的加深,他们提出了“逆经济周期调节”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主张。
(2)货币学派。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政策能够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一个主要根源”,“货币政策能够发挥的第二个作用,是为经济运行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继续用米尔的比喻,就是使货币政策这架机器运行”,“货币政策有助于抵消经济体系中来自其他方面的主要波动”。由此可知,弗里德曼充分肯定货币政策对稳定经济的作用。
(3)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卢卡斯曾提出过着名的“政策无效性命题”。他指出:“当扩张性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刺激作用,期望生产能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显然,卢卡斯完全否定了货币政策的作用。
2.中国经济学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观点
对于货币政策能否发挥调控作用,中国经济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过分突出甚至否定货币政策的有效作用。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认为,“给人的印象,货币政策得心应手,是极有利的工具。但实践证明,过分高估其效能,不是实现不了设想的目标,就是在强力贯彻实施中带来很大的副作用”。
第二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具有非对称性即通货膨胀得力而治理通货紧缩乏力。对外贸易大学的吴军教授认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践,可以证明再经济衰退阶段的恢复经济增长方面,财政政策的强效应和货币政策的弱效应”。
第三种观点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持肯定态度。南京大学的范从来教授认为,“我国并没有陷入流动性陷阱,投资和消费的利率弹性是存在的,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是具备的”。
二、评价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
弗里德曼说,“我相信,某一货币总量是目前可得的、最好的、货币政策的直接指示器或评价标准。而且我相信:与选择价格水平的做法相比,具体选择哪一种货币总量所带来的妨害则小得多。”可见,弗里德曼认为评价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是货币供应量。
在国内,李春琦等学者在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时,多数也采用货币供应量M2作为评价指标。而崔建军(2006)认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体现在货币政策目标及其实现程度。但其是在封闭的环境下,用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来评价。
考虑到,在我国货币供应量是否应作为中介目标尚存争议,而且经过线性回归的检验,发现货币供应量与CPI的拟合程度不高。中国经济已逐步与国际接轨,中国的市场已不再封闭。所以本文以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政策目标作为评价标准,即“维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通过分析货币政策在近期调控中发挥的作用,评价货币政策的效果。
币值稳定,包括对内币值稳定和对外币值稳定。本文通过06年和07年的CPI指数和人民币汇率走势,进行考察。而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则通过GDP增长率来评价。
三、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评价
经过数据统计,在这两年中央银行已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年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以达14%,创历史新高,冻结了商业银行大部分资金。年贷款利率也调至7.47%,比06年年初上升了1.89%,明显是要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虽然中央银行频繁地实行货币政策,但物价仍呈上升趋势,超过警戒线3%,这似乎与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背道而驰。
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路上升,人民币持续升值,贸易顺差也持续增长,外汇储备屡创新高。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要控制在一定范围,但现在汇率已上升了一定幅度,中央银行似乎无法控制。
再看GDP增长率,07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为11.1%,第二季度为11.9%,第三季度为11.5%,第四季度为11.2%,仍成双位数增长,并没有放慢的迹象。紧缩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影响到经济的增长。
如果货币政策的紧缩效应显着,应该能平抑通货膨胀,且不影响经济发展。虽然货币政策在这轮调节过热经济的过程中,没有影响到经济的增长。但没有成功地维持币值稳定,人民币仍然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并且日趋严重,所以货币政策的效果不显着。
四、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原因
影响货币政策的因素有很多,尤其在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既有货币政策本身存在的缺陷,也有经济环境的制约。主要表现为:
1.货币政策本身的缺点
货币政策存在时滞性。货币政策由制定、执行到产生效果,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在市场较完善的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发挥效用需为六个月到一年。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集中,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阻塞,由货币政策所推动的货币供给很难达到县域地区。货币市场体系尚存缺陷,市场利率尚没形成,这也影响到货币政策发挥效用。此外,中央银行隶属于国务院,只有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力,没有决策权。所以,货币政策的时滞要比发达国家要长。
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通过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一般很少给中小企业贷款。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影响不到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能够按往常一样进行贷款投资。在我国,中小企业占据市场的大部分。调控不了中小企业,货币政策的效果也减弱。
从货币供给性质来看,目前我国处于转轨经济,同时,我国奉行二级银行体制,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体系、企业、居民个人都参与货币创造过程。因此,我国的货币供给同时具有外生性和内生性,而不是纯粹的外生性,中央银行控制的货币供应量有限,货币政策的效果有所减弱。
2.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制约
本次的通货膨胀属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所以货币政策的效果不显着。这次的物价上涨是由食品价格上涨引起的,而食品价格的上涨又引起其他物品的价格上涨。全面的物价上涨,自然引起工资上涨,市场上货币供给增多,从而使通胀加剧。即便中央银行能控制货币的供给,但不管货币政策如何紧缩,人们都不可能将购买食品的钱存入银行。在这种情况下,紧缩的货币政策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人民币持续升值,外界对人民币产生升值的预期,也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以国内外的投资者都抛出美元,买入人民币。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稳定,被迫抛出更多的本币,使货币供应量上升,流动性加大,通货膨胀加剧,货币政策产生了反效果。
我国的金融体系不完善,利率的种类很多,有基准利率、同业拆借率、存贷款利率、银行间债券利率等,没有统一的市场利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利率政策的实行。
3.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政策的情况
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货币政策要超出人们的预期,才能发挥作用。但现在人们对货币政策已有预期,中央银行所制定的货币政策没有考虑到预期因素,所以货币政策没有达到所需要的效果。此时,货币政策在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警告,真正的调控作用较弱。
中央银行决定执行货币时,已经延误了时机。市场已存在大量货币,紧缩的货币政策很难控制住这种趋势。而且,每次上调存款准备金或年存贷款利率都是小幅度的调整,到后期才增大幅度,所以货币政策暂时效果微弱。
五、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议
针对影响货币政策的种种原因,本文将从三方面提出改善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议:
1.尽量减弱货币政策的时滞性
首先,缩短货币政策产生效果的时间。货币政策的时滞性不能完全消除,但以我国目前的情况,时滞性可以减弱。这就要求中央银行提高对经济情况的预见,制定出有预见性的货币政策。而且中央银行的调控要适时,避免货币政策在经济情况发生转变时才起作用。而且,中央银行要有一定的独立性。虽然和建国初期相比,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还是较弱。我国的中央银行隶属于国务院,没有决策权,执行货币政策要遵照国务院的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实行货币政策的时机。此外,还需商业银行的配合。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要深入县级金融机构,并放宽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限制,使货币政策得到更有效的传导。
2.改善货币政策实施的环境
继续推进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促使市场利率形成。这有利于我国货币市场的发展,而货币市场的完善则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更有效。因为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主要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票据,若利率能够市场化,则利率所反映的市场情况更加真实,有助于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制定的货币政策也更有效。如果财政政策不和货币政策相配合,这也会使货币政策的效果被抵消掉。考虑到现在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财政政策似乎比货币政策更有效。通过政府补贴、减免税收、政府限价等措施可降低食品生产的成本,控制价格,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物价上涨的幅度。通过制定对出口的管制,取消部分出口产品的优惠政策,可控制住贸易的持续顺差。财政政策是一种直接调控的政策。所以货币政策应与财政政策配合使用,会事半功倍。
汇率政策是货币政策体系的重要部分。现在人民币被低估,对外贸易持续顺差,造成较多贸易摩擦,人民币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而国内通货膨胀的问题日趋严重,政府可考虑放宽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以缓解通货膨胀问题。人民币升值,出口减少,进口增加,扩大国内供给,而且也减少了货币供应量,对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有较大帮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美元走弱,升值是人民币必然的趋势。或许要人民币一次升值较多会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稳定造成冲击,但政府可根据中国具体国情,让人民币逐步升值,达到人民币真实的价值。
3.提高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
加强金融创新。目前,一般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但这些工具都有各自的缺陷。现在经济形势越来越复杂,中央银行很应该创造出适合当前情况的新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冲的力度。
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政策要考虑到预期因素,每次的货币政策能超出人们的预期之外,将使调控更有效果,也表明中央银行调控的决心,加大了警告作用。
加大货币政策的强度。中央银行每次上调存款准备金或利率都是小幅上调,效果不大,反而使通货膨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增加调控的难度。所以,中央银行可以减少调控的次数,但加大调控的强度。有人认为这种做法会造成经济的“硬着陆”。但以现在的经济情况,市场能承受得了较强的紧缩政策。相反,现在频繁地使用货币政策,效果不大,对市场的警告作用也不大。当货币政策产生累积效应时,也同样会导致经济的“硬着陆”。
中央银行也可以尝试使用窗口指导等货币政策措施,加大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控制,同时督促商业银行承担稳定经济的义务。
六、结语
货币政策的缺点篇4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基点，是指能使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共同发挥对经济调节作用的最佳结合点。这个因素既可能是货币政策实施的结果，同时又可能是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即二者协调配合的最佳结合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最佳结合点应当一头连着财政收支的管理结构，另一头关系到货币供应量的适度调控，有互补互利的作用。因为财政收支状况的变动是财政政策的直接结果，而货币供应量则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点提醒我们，两大政策的协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各自以自己的调控内容与对方保持某种程度的协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政策效应的相互呼应。另一种则是两大政策的直接联系，也就是所谓政策操作点的结合。经济转轨时期的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处在变革之中，其结合点也会因此而变动。因此，在转型过程中，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有两大基点：一是国债；二是财政投融资体制改革。
从不同的侧面分析，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有不同的方式，目的在于协调配合运用两个政策工具，形成合力，共同解决宏观经济运行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式与内容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如果从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协调配合主要表现为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要求国债发行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结合。也就是说，在财政大量发行国债时，中央银行应同时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国债以维护国债价格，防止利率水平上升。
第二，政策时效的协调配合。在西方经济理论中，通常把政策时滞分两类三种，即认识时滞、行动时滞和外部时滞三种，其中前两种时滞又称为内部时滞。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的搭配。货币政策则以微调为主，在启动经济增长方面明显滞后，但在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具有长期成效。财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为特征，有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容易引起过渡赤字、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因而，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使用。
第三，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还体现在：“适当的或积极的货币政策”，应以不违背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为前提，这样可以减少扩张性财政政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政策性贷款风险。财政政策的投资范围不应与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完全重合。基础性和公益性投资项目还是应该以财政政策投资为主，而竞争性投资项目只能是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否则就会形成盲目投资，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第四，调控主体、层次、方式的协调配合。由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主体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大政策在调控层次上亦有不同，由于货币政策权力的高度集中，货币政策往往只包括两个层次，即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2，3]宏观层面是指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应量、利率等因素的影响，直接调控社会总供求、就业、国民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中观层指信贷政策，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发展需要，调整信贷资金存量和增量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而财政政策由于政府的多层次性及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形成了多层次的调节体系，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是国家通过预算、税率等影响宏观经济总量，影响社会总供求关系。中观层则主要是通过财政的投资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等，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解决公平、协调发展等重大问题。微观层则是指通过财政补贴、转移性支付中形成个人收入部分对居民和企业的影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可以从宏观调控目标、结构调整和需求调节方面的协调配合三方面进行分析。
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实践分析
政府在对宏观经济调节过程中，要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达到预期的效果，首先要根据宏观经济调节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某种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方式。政策配合是否恰当，将直接影响到宏观调节效果。
（一）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运行的基本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9～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7.5%，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综合实力大大提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由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逐步过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逐渐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方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初略统计，改革开放23年间，实行“双松”政策组合的达13年，实行“双紧”政策组合9年，实行“松紧”组合只有1年，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初期（1979～1984年）。这一阶段，总体上说执行的是“双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松”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降低存款准备率，降低利率，扩大贷款规模，增加货币供给。财政系统通过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扩大社会总需求[4，5]；社会总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张起来，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别是1984年以前，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生产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利用这种政策配合，能够推动闲置资源的运转，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是1984年以后，由于经济中不存在足够的闲置资源，“双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货币则会堵塞流通渠道，导致通货膨胀，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阶段（1985～1997年）。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确立了货币政策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开始具有了特定的内涵和应有的作用，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开始得到确立。另一方面过渡投资、经济过热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在这一阶段中执行的是“双紧”的政策搭配，即“紧”的货币政策与“紧”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紧”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收回贷款，压缩新贷款，减少货币供给量，从而使社会总需求在短时间内迅速收缩；财政系统通过增加税收，削减财政开支，增加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市场货币流通量，压缩社会总需求。
第三阶段（1998～2002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告别了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的短缺经济，出现了物质产品的相对过剩，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由过去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由过去以治理通货膨胀为主转变为治理通货紧缩。在政策取向上，由实施长达5年之久的“双紧”过渡到“双松”，即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防范金融风险，财政政策在支持发展、化解风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作用的基本估价
“转型”是近几年我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离开这条主线，并在服务服从于这条主线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地位作用的发挥亦离不开这个基本前提。
第一，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确立，标志着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显著特征。从改革初期的大财政、小银行，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前期的“大银行、小财政”，到90年代末期财政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过程中主体地位的确立，财政政策本身从行为而言经历了一个“强——弱——强”的过程，从职能上讲也经历了一个由金融财政到吃饭财政、由建设财政到公共财政的转轨和演化过程，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初步确立及分步实施，标志着我国财政体系及建设开始与国际惯例全面接轨，是财政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市场经济建设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第二，政策搭配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必须与当时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调控的重点紧密联系起来，相机抉择，协调推进，才能收到最好的政策效果。近二十年来，我们在宏观调控建设方面虽然有很大的成就，但仔细总结检验，宏观调控的政策绩效与预期政策目标相差较大。时至今日，尚未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规范，“相机抉择”变成了“随意选择”，宏观调控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政策目标不明确，基本处于“一松就乱，一紧就死，紧紧松松，松紧交替”的怪圈之中，滞延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甚至在90年代末期把“实行双紧”的政策搭配作为我国既定的一项中长期宏观经济选择写入了我国的许多重要文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我们的决策部门以及理论界对宏观调控认知的肤浅，自主运用能力与水平较差。政策搭配缺乏权威部门，往往政出多门，形成政策效应的相互抵销，在1998年就呈现出了财政政策扩张效应被税收的制度收缩效应抵销，积极的货币政策效应被整顿金融秩序、治理三乱的制度收缩效应所抵销等局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及政策搭配框架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第三，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呈现递减态势，在宏观调控中的主体地位有所下降。众所周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财政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其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来实现的。因此，政府有能力改变财政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是有效实现财政宏观调控的前提和重要保证。近几年来，我们加大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收到了明显的政策效果。但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已经持续了将近5个年头，通货紧缩的势头开始得到遏制，实施扩张财政政策的经济运行背景有了较明显的变化。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公理，继续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刺激效应要呈下降趋势。如何保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是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政策搭配与选择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第四，信贷集中与“惜贷”并存，扩张的货币政策缺乏必要的传导机制，淡化了稳健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当前，一方面，金融机构存在大量闲置的供给型资金与经济发展急需的巨额资金需求并存，有效的金融资源得不到合理运用。截止到2002年末，预计全国金融机构存大于贷将超过4.5万亿元，比通货紧缩初期的1997年末，新增4万多亿元，其中近几年新增近2万亿元，银行资金运用率降低，造成大量资金浪费和效益滑坡，金融运行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各产业主体又急需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换代，财政可支配资金无力担此重任，“造血”与“输血”严重脱节。如何将充足的金融资源总量优化、结构配置到各产业部门，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是货币政策需要解决的现实课题。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启示下，从1997年开始，中国金融体系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取得显著成效，其核心是改革了银行内部法人制度和授权授信制度，银行评估项目、管理资金更为严格、谨慎和科学，同时也削弱了整体金融供给资金的能力（部分分支机构无贷款审批权限）。这种日趋理性的经济金融环境降低了选择性货币政策的运行效率，形成了信贷资源向优势地区（沿海地区）、优势行业（电力、电信、烟草等）、优势企业（上市公司、大型企业集团）集中，且呈不断强化的态势。内陆地区、中小企业、民营经济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形成了银行体系内部资金闲置与营销“惜贷”的结论。对此有人从货币渠道传导机制上寻求破解上述课题的答案。从疏通传导机制出发增大积极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会收到一定成效，但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特别是当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基本确立以后，货币政策作用的制度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运行传导机制和载体，形成与市场金融运行相适应的风险利益配置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商业银行主体在传导货币政策缺乏主动性、创造性的体制诱回，是克服信贷传递渠道不畅的根本出路。
第五，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已经形成了以“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再贴现、存款准备金”等三大传统工具和“窗口指导”为主体的政策工具体系，但由于上述工具的使用及运行尚缺乏必要的制度载体和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利率市场化的步伐举步维艰，金融系统及金融体制存在明显的“双轨”并存特征，完善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缺乏制度保证和运作机制的支撑，货币政策效应特别是对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修复作用，往往受制于行政或决策者能力、操作者能力的制约，特别是作为两大宏观经济政策联结的重要工具——国债在运行及市场化运行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尚未形成全国性的有效的国债市场，加上国债种类、期限中存在的问题，中央银行能够买进卖出的国债数量不大，因而难以达到利用国债市场进行微调的目的。为此，今后的改革应当通过完善国债的品种、期限结构，逐步建立健全国债市场，为扩大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创造条件。总而言之，只有存在一个高效流动的国债市场，才能既为财政提供巨额资金来源，又能为中央银行提供调控经济的手段，充分实现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结合的作用。
货币政策的缺点篇5
【关键词】双粘性；菲利普斯曲线；研究状况
1.研究意义
货币政策是经济运作的中心，直接关系到一国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因此，最优货币政策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之一。货币政策的制定需要一定的理论指导，由于分析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关系是菲利普斯曲线的重点，而当前我国就业和通货膨胀的难题亟待解决，因此，通过对菲利普斯曲线进行研究，以此作为理论指导来提出最优货币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货币当局为判断宏观经济状况、维持价格稳定以及“合理的”产出增长，须面对如何测量核心通胀以及潜在产出问题。因此目标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是货币政策规则的两个核心问题。同时也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中的两个重要指标。这就使研究菲利普斯曲线与研究最优货币政策之间有了理论联系。
李斌、刘凤良（2007）借助对粘性信息下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推导，并利用中国数据对该理论的适用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该模型与中国数据比较吻合。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只是在传统菲利普斯曲线中引入了垄断竞争、粘性价格以及理性预期等思想，而并没有引入粘性信息。因此粘性信息下的菲利普斯曲线作为政策制定的理论指导比传统的或者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更为合理。
粘性信息理论是近十年来新兴的不完全信息理论之一。从曼昆和瑞斯（2002）首先提出了粘性信息菲利普斯曲线以来，国外学者对此理论不断进行了发展研究，经检验发现粘性信息下的菲利普斯曲线与经济数据比较吻合，优于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Tomiyuki（2008）提出了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是既具有粘性价格又具有粘性信息的双粘性经济模型，认为双粘性模型比单纯的粘性价格和纯粘性信息模型更好地解释价格水平、产出等指标的粘滞现象。此理论目前还未用于研究中国经济。
本论文将通过构建中国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研究中国产出缺口与目标通货膨胀率，并研究中国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关系。通过简单工具规则（泰勒规则）和目标规则，利用之前研究的产出，目标通货膨胀率情况，分析中国最优货币政策。
2.研究方案及其实施
2.1 研究方案
2.1.1 推导双粘菲利普斯曲线理论模型并检测模型的适用性
模型中目标通胀率和产出缺口作为不可观测成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运用双变量非观测成分模型——状态空间模型，估计中国的目标通胀率和产出缺口，通过卡尔曼滤波平滑推断程序，将季度通胀和产出分解为趋势成分和平稳周期成分。
2.1.2 中国双粘菲利普斯曲线的实证检验
运用广义矩估计法（GMM）对模型进行估计，观察通货膨胀率与目标通胀率、产出缺口有关以及前一期通货膨胀是否有关。检验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在中国是否适用。
2.1.3 在中国双粘菲利普斯曲线的背景下，进行最优货币政策研究
通过目标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的特点，分析如何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讨论最优货币政策应当如何制定。本文也拟对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进行改进，通过附加利率，来研究最优货币政策制定。提出货币政策建议。
2.1.4 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中国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的推导；检验中国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的适用性；对模型中目标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进行估计；推导出的菲利普斯曲线如何反映了中国目前存在的经济问题；目标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如何影响货币政策的制定；附加利率的双粘菲利普斯曲线。
2.2 研究方法
2.2.1 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
理论分析通过相关的经济理论构建经济模型，为经济现象提供理论基础；实证分析借助经济数据的处理对经济现象做出解释；规范分析则研究应该如何做出经济决策。本文将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采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推导出双粘菲利普斯曲线，使实证研究具有理论根基。然后采用中国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估算出建议。
2.2.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定性分析主要是对经济现象的性质、特点等做出经验性的判断，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具体化，使分析更加科学、准确。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将两者结合起来可以更好地揭示我国菲利普斯曲线的本质和特征。
2.3 可行性分析
中国的双粘菲利普斯曲线。运用双变量非观测成分模型——状态空间模型，估计中国的目标通胀率和产出缺口，通过卡尔曼滤波平滑推断程序，将季度通胀和产出分解为趋势成分和平稳周期成分。由此得到双粘性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下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运用广义矩估计法（GMM）对模型进行估计，观察通货膨胀率与目标通胀率、产出缺口有关以及前一期通货膨胀是否有关。检验推导出来的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在中国是否适用。然后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双粘菲利普斯曲线下的货币政策的影响及内在的货币政策含义，并提出相关的政策。
粘性价格模型发展已经较为成熟，粘性价格考虑到菲利普斯曲线中的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也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粘性信息模型在国外近10年来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和完善，有理论和观点的可借鉴性。粘性信息模型以信息在经济主体间的缓慢传播为基础假设，分析价格的动态调整，与传统的粘性价格模型相比，粘性信息模型对货币政策的描述更为准确，可以准确地说明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作用的延迟。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是将粘性信息引入到粘性价格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中可以得到更符合现实情况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因此使用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研究货币政策在理论上逻辑是严密的，合理的。
可以通过国内各项数据网站，中国国家统计年鉴获得年度季度数据，完成广义估计法（GMM），Kalman滤波。
3.研究成果
3.1 目前国内的研究状况
由于粘性信息模型是近十年来学术界的一个新领域，国内关于粘性信息模型和粘性信息菲利普斯曲线的关注大部分都是对该理论的介绍和综述（王军2009）（彭兴韵2011），实证文章比较少，如：孟令玺（2009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了中国的粘性菲利普斯曲线，对中国粘性菲利普斯曲线模型进行了推导。国内已有许多学者运用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来研究中国的货币政策和经济问题，如：高虹（2007东北财经大学）评述了新凯恩斯主义的最优货币政策；姜梅华（2008吉林大学）研究了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与经济政策机制的研究，但是他说明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的适用性，但只是简单的评述了一下经济政策机制，并没有对最优货币政策进行研究；沈燕波（2010浙江工商大学）专门研究了一下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的货币政策含义，并基于了1993年-2008年中国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陆军、刘威和李伊珍（2011）研究了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框架下的中国动态金融状况指数，在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实证分析。刘翏（2010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了粘性信息下的最优货币政策；郭航（2012）对粘性信息宏观经济模型进行了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对最优货币政策进行了研究。但是粘性信息菲利普斯曲线下货币政策的研究国内并没有，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国内也暂无研究，用此模型研究货币政策也还没有进行。
经过阅读大量外文文献，了解粘性信息及粘性价格的产生背景以及发展，充分理解了粘性信息与粘性价格的区别及相关的地方以及理论模型的推导；了解菲利普斯曲线理论的发展过程。研究通过借鉴外国的经验方法，构建了双粘性的基本模型，在此基础上推导出常规的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该模型为下一步的实证研究做了基础。讨论了两种极端情况，模型对中国的适用性还有待进一步进行研究。
对最优货币政策各种规则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欲在各种规则中寻找到最适合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的分析环境的最优货币规则。由于该部分的分析需要结合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来进行，通过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率建立菲利普斯曲线与最优货币政策之间的联系。因此目前仍处于一个思路的状态，不知道实证检验的结果究竟应该选择那种货币政策规则。
3.2 下一步实施内容
（1）检验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估计出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运用GMM观测各期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相关性，以确定是否适用。
（2）将利率代入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中，分析最优货币政策规则中泰勒规则在双粘性背景下的运行能力。
（3）利用估计出来的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结合价格水平，分析目标价格或目标通货膨胀率下的最优货币政策选择。
4.研究心得
本项目的选题视角新颖，是目前经济学界的前沿课题。传统的经济模型均以理性预期为假设前提，经济主体能够处理所有信息，虽然这使得经济模型易于处理，却背离了现实生活。如此一来，经济模型当然无法对现实经济现象提供满意的解释。很多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对普通人来说完全理性的假设过于强了，经济主体的信息处理能力是受到一定限制的，并提出了有限理性、信息粘性等等假说，试图改进传统模型，建立更贴近现实的经济模型。粘性信息理论的出发点与上述经济学家是一致的，然而双粘性理论更胜一筹的地方在于，其模型中既包含了粘性信息也包含了粘性价格，更好的模拟经济的真实情况，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
货币政策的缺点篇6
近年来，人民银行根据金融形势的变化，适时运用货币政策工具，采取了一系列刺激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措施，同时加强了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从目前二者具体运作过程看还存在某些不协调的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货币政策效果，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本文拟对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及协调运行作粗浅探讨。
一、对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关系的认识
执行货币政策与实施金融监管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货币政策是根本，金融监管是保证，二者的关系不能割裂开来。首先，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最终目标一致；其次．货币政策是实施金融监管的重要依据；第三，金融监管是贯彻落实货币政策，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重要保证；第四，金融监管信息的反馈可以促进货币政策的完善合理。
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关系是决定二者协调运行的基础，货币政策自身特性也要求金融监管活动的协调配合，没有良性互动的配套监管，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在运行过程中就会出现梗阻现象，货币政策效应就会弱化。加强金融监管可以缩短货币政策的时滞性；加强金融监管，可以防范金融风险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造成的严重影响；金融监管对货币政策既具有支持作用，同时也具有抑制作用。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协调运行是由二者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同时也是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内在要求。微观金融监管政策、措施。要以货币政策为主线，为货币政策的传导。。实施服务，而不能同货币政策冲突，这应当成为衡量金烈监管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标准。
二、当前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存在的某些非协调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实施效果
（一）在当前微观经济基础不牢固、信用环境没有实质改善的情况下，中央银行突出加强金融监管、防化金融风险的种种努力，促使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载体商业银行经营行为与中央银行的意图发生背离，增加了货币政策实施成本。近年来，我国实行稳健的货币信贷政策，人民银行相继出台了降低存贷款利率、推行消费信贷业务、支持中小、增加支农再贷款等一系列货币政策措施，旨在推动商业银行通过增加有效放款，扩张信用，刺激社会需求增加。但同时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国务院和人民银行在加强金融监管方面又作出了种种努力，如制定了《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设定了各种监管指标，今年又具体规定了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降低不良贷款的比例，这些规定的用意在于促使金融机构努力降低风险损失，确保金融平稳、安全运行，但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在多种约束之下各金融机构在放款方面更加谨慎。商业银行普遍建立起了严厉的风险约束机制，加大成本管理，实行高度集中的信贷管理体制，基层商业银行信贷权限萎缩，县支行的信贷决策权基本丧失，基层行只有贷款项目的考察推荐权，却要承担贷款的管理责任，导致了商业银行普遍存在贷款过于谨慎，产生惜贷、惧贷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货币政策在刺激内需方面的政策效应。
（二）分业监管的协调运作机制亟待完善。目前我国金融业已初步形成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监管体系，这在我国金融市场还不够规范、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措施有待完善、金融监管缺乏经验的现状下是非常必要的。但从近几年的运作情况看，三家监管机构还应进一步加强配合。如中央银行针对部分金融机构清理整顿、非正常市场退出增加了不少保支付再贷款，虽有利于防范系统性风险和投放基础货币，但从长远来看，容易产生风险替代，引起道德风险，同时削弱人民银行操作基础货币工具的灵活性；另外，还有目前已经出现的信贷资金流入股市问题等。这些问题仅靠人民银行自身难以得到根本解决，需要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共同努力，加强协作，采取必要政策措施，以求真正解决问题。
（三）与推行货币政策相配套的监督管理。考核机制不尽完善。主要表现在对商业银行贯彻货币政策情况监督、管理不够，发现与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相悻的做法或其它，由于缺乏一套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难以引导其按照人民银行的政策意图及时作出调整。如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行贷款权普遍上收，对地方产生了一系列负面，人民银行分支行由于缺乏相应制约手段，在引导商业银行适当下放贷款权，增加货币供应方面显得乏力。另外，人民银行自上而下推行货币政策，由于缺乏相应的有效的配套考核措施，出现了上级人民银行难以对下级人民银行量化考核。人民银行难以对同级商业银行量化考核的实际情况。一项货币信贷政策出台，商业银行执行到什么程度为合适的度，由于缺乏依据，也只能是通过主观、同相关地区作比较来判断。
（四）从监管内涵上来看，监管的层次需要进一步深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的金融监管基本属于被动监管，带有明显的补救色彩，不利于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如没有相应的风险预警机制，风险救助机制、市场退出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货币政策良性运作的主要制约因素依然存在。随着我国金融工具的普及和推广，金融创新步伐加快，金融衍生工具增加，对创新金融业务的监管上，人民银行还缺乏必要的配套监管措施。对金融创新工具的监管不力，会进一步削弱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效果。
（五）部分监管措施客观上存在限制银行间竞争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如长期以来国家实行利率管制，虽有利于国家操纵货币资金价格，并有利于稳定货币市场秩序，但不利于调动金融机构的积极性，使金融机构对利率变动的敏感度降低，利率这种货币政策工具难以有效传导国家货币政策信号。
三、加强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运行，通过强化金融监管，提高金融运行质量，保证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
（一）依据当前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要求，明确金融监管目标，确定监管工作重点
当前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通过深入贯彻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促进经济运行质量的提高，进而提高金融运行质量上来。一是要充分发挥中央银行窗口指导作用，明确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导向，促使商业银行自觉调整经营策略，加速信贷结构和信贷投向调整。二是督促商业银行进一步简化贷款审批程序，增加基层商业银行权限，形成权、责、利对称的信贷管理体制，引导商业银行扩大信贷投放，增强商业银行贯彻货币政策的力度。三是引导商业银行认识到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最有力的途径应该是寓防险。化险于支持经济发展之中，在发展之中求生存，而不是一讲风险就是上收贷款权限、压缩信贷规模，甚至借贷、畏贷，裹足不前。四是完善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制度。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业绩考核，不仅包含降低不良贷款及减亏增盈指标，还应当包括存贷比例、新增贷款指标，增强商业银行经营决策者贯彻货币政策的主动性。五是建立金融监管激励机制。金融监管部门对自觉按照货币政策导向及时调整信贷经营策略、适度扩大信贷投放的金融机构，除给予褒奖和鼓励外，还要运用再贴现、再贷款等手段给予支持。
（二）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应建立协调运作机制
针对货币政策贯彻、金融风险防范等一系列问题制订专门的协调办法，互通信息，加强协调，确保货币政策良好运作。针对当前信贷资金流入股市问题，人民银行、证监会应协调运作，共同加强监督。为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可成立存款再保险公司，在紧急情况下，为广大存款客户提供风险补偿等。
（三）建立有效的货币政策监督、考核机制
在当前我国经济、金融运行中对货币政策贯彻存在较多制约因素的情况下，单纯依靠货币政策内在的利益驱动性或道义劝告、窗口指导等软性手段，难以在金融机构中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贯彻执行，为避免金融机构的逆向操作，有必要建立配套的货币政策监督、考核机制。该监督、考核机制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即人民银行上级行对下级行的监督、考核机制，人民银行对同级金融机构的监督、考核机制。监督、考核机制中应充分体现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增强可操作性。基层人民银行应进一步强化对货币政策贯彻执行的组织、监督、调查、协调职责。一是加强政策指导，每有新的货币政策出台，要组织金融机构认真贯彻，把上级精神领会透、把握准；二是及时做好检查、督促，监督金融机构贯彻执行，及时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三是做好调查，对货币政策的运行环境、执行中的困难和问题认真分析研究，形成调查报告或情况反映，提供上级作为决策。应适当扩大基层人民银行的再贷款和再贴现操作权限，以利于人民银行对各金融机构的资金调控，充分发挥基层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传导作用。
（四）深化监管，从根本上流通货币政策传导障碍
货币政策的缺点篇7
关键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国民经济活力；相互影响；建议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作用过程，也可以说是货币政策各种措施的实施和发生效应的过程。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情况分析，对我们理解国民经济运行特点以及存在问题，是很有用处的。近几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问题暴露的比较充分。今年以来，由于经济开始转暖，货币政策传导问题又可能被模糊。因此，现在有必要从理论上对这一问题作些分析，以推进相关制度的改革。
一、当前国民经济活力不足
当前，我国经济出现的问题，主要是需求不足，表现为增长速度相对下降，价格总水平出现负值。但最令人担心的是，国民经济的活力不足。活力最大来源在经济基础，在企业，在各类金融组织，在人民群众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人民群众推动、创造和发展的经济。政府引导作用是重要的，但没有生动活泼、创新开拓的民间基础，国民经济就会活力不足。国民经济增长潜力和实绩，固然是引人注目的，但国民经济是否充满活力，才是更重要的。经济增长不论高一点还是慢一点，通货不论是膨胀一点还是紧缩一点，都不能证明这个经济系统是否有活力。经济大起大落，既可能在无活力的国民经济系统中发生，也可能在有活力的经济系统中发生。经济有活力，增长快慢均正常；经济没活力，增长快慢都不容乐观。
在国民经济大系统中，金融活动有些象是这个有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支持着国民经济大系统的正常运行。前几年，金融机构和金融组织比较乱，需要整顿。整顿使相当多的金融组织关闭或重组，这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个过程，对货币政策传导也产生着影响。可以说，国民经济多年来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问题程度上虽有减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企业和基础金融组织的活力不足，以至国民经济活力不足，是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清理整顿与制度创新，堵与疏，外部约束与内部约束，激励与约束等多种关系，都有待进一步理顺。
现在国民经济活力不足的问题，就其与金融活动的关系来看，主要不是货币数量多少的问题，不是货币政策紧松的问题。就近三年情况看，货币与金融运行中，中央银行的各项措施是及时的，货币政策是正确的，只是货币政策执行效果不很理想。其中原因，是货币流动渠道不畅，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体制性的梗阻。货币政策推动了经济目标的实现，但传导机制不灵减弱了货币政策效果。近两三年，货币传导机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比货币供给量影响更大。通俗地讲，我国当前问题，不是没“水“，而是水渠不畅。不是水少造成旱情，是有“水”但渠道不畅造成了旱情。需要讨论的重点不是放不放水，而是如何修整好水渠。换言之，货币传导机制的问题比货币供应量多少更重要。
货币传导机制是以金融体系为依托的，没有健全的金融体系，就没有良性的传导机制；反之，没有好的货币传导机构，就没有可能发展和巩固好的金融体系。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既是货币供应量渗入国民经济方方面面的过程，又是货币存量与收入流量转化的过程。通过货币政策传导，货币供给量发生增减，对各种产品的价格和产量发生影响。价格和产量变化，又反过来影响货币供给量。渗透在国民经济中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国民经济活力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实体经济上出现的结构不合理和供求失衡的问题，既与金融活动存在的问题相关，也是金融活动产生问题的基础条件。货币传导机构出现的问题，究其原因，是货币传导机制的诸多要素缺乏活力，是金融体制性萎缩带来的结果。
二、对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要素的分析
通常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分析，把重点放在研究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目标和中介目标以及最终目标上。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确定，是近些年金融体制改革中的一大进步。但是，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不能过分高估中介目标的合理性。没有利率市场化，就没有能判断货币供给合理与否的真正尺度。这里我不讨论货币政策目标问题，想重点分析一下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那些承担传导任务的机构和经济变量所出现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我认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有六方面的问题：
1、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机构存在活力不足的问题。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大银行病”，是“动脉硬化”。90%以上的存款在向大银行集中，投资环境不好，贷款风险大资金很难贷出。因此，一度时间，大银行不用央行的再贷款反而还再贷款；大量购买国债不愿卖给央行，胀肚子，消化不良。基础货币投放萎缩，集中反映为大银行上不能吐，下不能泻。结汇渠道和贷款渠道两条大动脉出现体制性萎缩，货币供应自然就下降了。这种情况导致的效应，与美国30年代因银行倒闭而出现货币供应收缩是一个道理。总之，这是货币流动主渠道有了病。从国民经济角度看，就是储蓄持续增长，而投资持续不振，形成了资金的负缺口。二是“小机构病”。基层金融机构困难重重，活力不足，可称之“毛细血管大片溃烂导致失过量失血”。这里既有大商业银行将省市分支机构贷款权力回收，信贷活动越在基层越显单薄。更有一大批城乡金融机构，如城市银行、农村信用社、各种基金会，正在整顿，问题不少。确实是“毛细血管失血”，使县及县以下的经济活动缺乏活力，忙于“救火”，金融支持和服务很难真正有效地开展。
2、传导机制的客体即企业存在活力不足的问题。由于整体经济尚没走出供大于求的困境，因此，相当多的企业缺乏生机，甚至不少奄奄待毙，需要重组或者关闭、破产。作为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货币供给的主要接受者，这样一种状况，大大降低了对货币需求能力，大大降低了银行贷款的信心。现在金融界有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国有企业信用等级呈走低趋势，贷款存在“资金陷阱”问题。客观上讲，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转轨中面临的种种困难，并不完全是自已的过失，但并不能因此而不付出改革的成本。为支持国有企业发展，国家要求国有专业银行对国有企业给予贷款支持。虽然《商业银行法》的出台和金融风险加大，迫使行政性干预有较大收剑，但以各种名义下来的政策性倾斜贷款，仍然不可能根本上杜绝。而且，越是大型企业，越是贷款大户，行政性干预就越难拒绝。其中，相当部分的企业用贷款去维持和解决生存问题，比如发工资，或者还欠款。这种情况使金融机构行为变异，也使货币政策效果很少达到预期目标。
3、货币政策传导的路径过窄。这里有三条路径可以考虑。一是基础货币投放路径。这是央行与国有大银行关系为主线的，也是与结汇和贷款情况相关的。去年以来，在再贷款上有所作为，使这个路径上基础货币投放有所扩大。面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贷款增量占基础货币比重上升的态势，进一步设计央行的相关举措，进一步引导好大银行的认同，是很重要的。二是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这也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渠道。发达国家经验证明，金融市场是否发达，对货币政策传导很有影响。但现在我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反映出来的不是对货币政策的正向响应，而是没有反应，或不正常反应。这与我国金融市场现状有关。比如，前两年，银行同业折借市场有行无市，自然缺乏应对货币政策的传导的相应行动。在证券市场上，也多次出现对货币政策比如调利率的无反应，或逆向反应。其中问题还是出在体制上。又如，保险市场银行利率下调后保险公司上存商业银行的保费收入因受到利息降低影响本应减少存款，但实际上不降反升。这些情况，反映了进一步完善贷币和资本市场的必要性。三是财政渠道。当基础货币投放通过金融渠道确实困难时，可以考虑动用财政渠道。财政通过特种融资形式，代替了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直接将货币供应到社会上。（注：请参考我去年在《财贸经济》第8期《通货紧缩、需求不足与政策思路》一文）当然，相对于货币传导其他路径，这是辅的路径。同时，这只是货币传导路径，而不是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
4、货币政策传导速度下降。如果继续用血液循环系统的比喻，那么，在这里出现的是“血粘稠”问题了。反映在货币流通速度，就是相对的下降。我们常用GDP与M2的比例（GDP/M2）作为判断货币流动性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从1996年以来一直在下降，1999年上半年，这个指标为1991年以来最低点。人们持币倾向提高，往来减少，资金沉淀，资金的流动性严重不足，使货币供给量大大下降。这方面，已有若干文章专门进行过论证，这里就不再重复。
5、货币政策传导的动力和信号有失真问题。执行积极的货币政策，除了直接调控时的手段外，间接调控手段往往存在着利益引导机制。当货币政策传导的动力不足或信号失真，由此会引起“血压偏低”现象。以利率为例，现在利率没在完全市场化，重要金融产品流通没有价差或价差过小，就形成不成有力的流通，也就表现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不力。这两年这个问题有所缓解，1998年央行扩大了商业银行对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1999年将县以下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20％扩大到30％，不久前央行又批准中国银行调高外币存贷款利率等，但利率市场化远没完成，最重要的金融产品如存贷利率，也必须市场形成，才能真正形成货币政策的良好反应机制。其次，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信号，起着调节供求的作用。在调节资金供求过程中，就会出现无效调节、逆向调节或过度调节的问题。从这一角度看，可以说在货币传导机制中，还存在“神经系统紊乱”的问题。
6、货币政策传导的环境不容乐观。首先是经济形势的大环境，这是最关键的。相对而言，当经济活动旺盛时，货币政策传导速度也大大加快；当经济偏冷时，比如出现市场疲软时，货币政策传导速度也大大下降了。这就好比，天热了，人的血液循环加快了，反之，就会慢一些。究其原因，经济大环境对经济主体的决策和投资选择影响很大，进而会影响到各类经济主体对货币流的态度，影响到货币政策传导的速度。比如，1999年大环境比较偏冷，既使有货币，但贷出并不流畅。而今年经济形势有恢复迹象，在向回暖的方向前进，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似乎就通畅一些。其次，是正确处理金融监管与金融服务的关系。这也是大环境中的周边环境建设问题，是金融系统运行中最关键的问题。如果协调得不好，不论是那方面位置畸重畸轻，都影响货币政策传导。忽视金融服务，货币政策就传导不下去；忽视金融监管，货币政策传导中就会出现过度反应，出现过热。就当前存在的倾向看，现在似乎这样讲比较有针对性：没有贷款的增长，不良资产化解难以收效；只有在经济发展中，金融风险才有可能化解。
最后，还有一个货币传导的规模问题需要讨论一下。对货币数量规模判断人们多用M1或M2，并把它们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这个问题讨论很长时间了。我这里只是想指出一个问题，即在发达国家信用工具极为发达和方便下的标志，短期和定期存款，可以视同货币供给。正如西方人身上携带的各种存款信用卡，就可以直接当货币使用。而在我国，信用卡并不流行、普及，使用起来也没有那么方便，因此，存款额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表现为可以随时使用的货币。简言之，存款增长就是存款增长，很难直接成为货币供应量的标识。正因为如此，虽然经常我们借用M0、M1和M2比较好的增长，说明货币供给量合理时，却往往会发现，与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反应经常不一致。过去两年情况就说明，真正使人们发现货币供给不足的，还是基础货币这一指标。当然，货币传导规模还有一个放大机制问题，即货币乘数问题，指金融机构通过派生存款机制放大倍数地向社会供给现金和存款货币。这里也不展开讨论了。
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与实体经济体制的不健全的相互影响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货币政策，只有信贷政策。资源配置是计划机制。“钱随物走”，“物”由行政确定的，资金供应自然也是由行政或说计划确定。传统体制下体现的是供给管理下的资金需求，与市场经济下的需求管理及其伴生物货币政策不是一回事。这一时期，货币政策传导也因体制特点而很少存在阻滞。货币供给完全服从于国家的物质资源配置，是由经济运动决定，因此货币是内生的。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不断深入，中央银行调整货币的手段发生了变化，金融宏观调控由直接调控逐步转向间接调控。货币供应总量由完全通过指令性计划控制的变量，变为间接调控下内生性和外生性并存的变量。中国的货币供给机制也初具市场经济的框架，初步形成了“中央银行──金融机构──企业”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但是，在转轨时期，完备的金融制度和环境还没建立起来，在以直接调控为主向间接调控为主的转变过程中，货币政策发挥作用受到一定限制。由此也决定我国的货币仍具有很强的内生性。
在实体经济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内生性常表现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并与实体经济体制的不健全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牵制、相互影响的关系。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往往造成实体经济缺血或贫血，国民经济活力不足，无疑会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健全发展；而实体经济体制不健全，国民经济缺乏活力，势必造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滞，资金在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间空转，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
（一）从“中央银行—金融机构”这一环节来看，由于金融化程度低、银行体系不完善等原因，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操作上是不尽成熟的，这无疑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效果，从而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健全发展。
1、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的控制，并对存款准备金制度实行改革。这两项改革将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开始具有市场经济的含义，并成为金融深化改革开始的标志。但是，央行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还需要一个培育过程，限制了央行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存款准备金方面，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商业银行备付率相对偏高，资金使用不充分，开拓市场、开发客户的内在激励和动力不足。再贴现方面，受经济转轨时期商业票据市场尚未建立、商业信用度很低的影响，商业票据尚不能成为有效的信用工具，中央银行再贴现操作实际上一直处于萎缩状态。公开市场业务方面，一方面由于中央银行缺乏国债存量，公开市场规模一直难以扩大；另一方面由于转轨时期商业银行体系庞大，资金管理粗放，再加上资金较为宽松，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收回资金容易，投放资金则较为困难。
2、商业银行对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反应不敏感、不充分。作为货币政策传递的主要媒介，国有独资银行的商业化程度逐渐提高，风险约束机制虽已初步建立，但利益刺激机制却不完善，责任和激励的不对称造成在现行条件下放贷者的过于谨慎行为，商业银行更关心的是贷款的风险，而不是贷款的盈利。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整就不再步步紧跟，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商业银行利益相违背时，货币政策的传导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阻滞。信贷政策的窗口指导作用，难以真正落实。
3、中小金融机构游离于货币政策传导之外，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变化中遇到的新问题。近两年来，信贷重新向国家银行集中，与此联系，中央银行窗口指导主要面对国家银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全面传导。另一方面，存款向大银行集中，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增长缓慢，为防范流动性风险保持了较高的备付率，金融体系的货币派生能力受到抑制。
4、在转轨过程中，计划手段和市场工具共同作用，增多了传导环节，加大了磨擦系数，增强了货币政策作用的时滞性。货币政策通常存在6—9个月的时滞，但1998年的货币政策运行1年多后，其作用仍未完全达到预期效果，这救险是货币政策的效应时滞已延长。
5、分业管理使货币政策成为央行的独角戏，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上的资金调控与货币政策缺乏有机联系。金融市场发育不成熟，直接融资不畅和货币市场发育不正常，使货币政策失去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传导媒体，货币政策的导向作用不能有效发挥。
(二)资金需求结构与资金供给结构严重不对称，直接紧缩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来源，导致货币政策在“金融机构企业”环节上传导的不充分。这是金融体制性萎缩所带来的结果。
1981到1996年，非国有经济投资平均年增长率为29.9%，高于同期国有经济的年均20%的增长率。而非国有企业在97、98年投资增长率低于同期国有经济投资增长率0.4和11.6%，仅为8.6%和8%。其中短期原因在预期，中长期原因在体制，在于资金需求结构与资金供给结构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结构问题。国有经济对GDP的贡献只有30%，但能在体制内得到70%的信贷资金的支持，降息并不能满足其“投资饥渴症”，国有企业仍然存在大量的亏损，盈亏状况没有根本改变；非国有经济对GDP的贡献达70%，却只能主要在体制外得到尚未合法的资金，降息并不能提供它们急需的资金，这种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的不对称，使得货币政策难以发挥预期的作用。
(三)在“金融机构—企业或居民”的环节上，资金成为一种商品，受有效需求制约，央行想增加货币供应量受市场的限制，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实体经济对信贷的关系由主动的吸纳型变成被动的央行驱动型。
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市场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也是企业发展和经济效益提高的关键因素。由于对经济悲观的预期心理，居民和企业对货币政策所发出的信号缺乏敏感度：（1）大量的普遍的下岗和失业，使公众对支出的预期（包括购买住房、社会保险支出、教育支出等）增加和收入的预期下降，强化了对经济形势发展的悲观看法，增加了货币储存行为，减少了投资和消费，使投资和消费需求均不足，也使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进一步加强了价格的下降。这也是一种体制性的原因。（2）企业经营困难，对经济前景缺乏信心，因此其对货币政策的变化表现为不反映，或不正常反映。随着央行连续7次下调利率，企业投资的直接成本的确明显降低，负担大为减轻，但由于产品销售不畅，企业价格竞争激烈，多数企业生产经营的利润十分微薄，加上企业各种负担仍然沉重，造成社会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投资收益明显减少。在企业对未来投资收益信心不足的情况下，即便利率进一步下调，银行愿意贷款，也未必能刺激企业的投资意愿。因此，在目前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能力过剩，新的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尚未形成，投资找不到好项目和投资热点的情况下，各经济主体对信贷的关系由主动的吸纳型变成了被动的中央银行驱动型，这种“被动性”，无疑会给货币政策的传导带来一定的阻滞。
另外，微观运行机制未有改善，企业负债率过高，“三角债”又长期困扰，社会信用环境恶化，使银行信贷投入风险增长，阻碍信贷资金增量的投入。银企之间、企业之间过度的债权债务不能到期清偿，形成货币减慢的乘数效应，使货币流通速度大大下降，这是一种体制性的流通速度下降。
四、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运行效率的建议
笔者认为，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运行效率，可在以下方面做工作：
处理好防范金融风险和扩大银行信贷的关系。改革中政策安排要有辩证法。什么事情都要从两方面考虑，如只强调一方面，就会出现新的问题。比如，防范金融风险，完全正确，但只考虑这一条，就把金融机构管理死了，约束与激励需要对称。其实，金融风险直接源于不良资产比例过高，但更重要原因是贷款的效益太差。化解银行的不良资产，停止贷款是消极对策，还是需要从提高贷款效益角度，在金融资产动态运动中来进行。金融机构整顿，完全正确，但关后门、歪门同时，还要开正门，否则，经济发展会受影响。
扩大基础货币投放，探索央行投放基础货币新渠道。利用好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和再贷款，合理调控货币供应量。现外汇占款减少，政策性银行贷款减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贷款增量占基础货币持续上升，此时，央行应增加对中小银行的再贷款额度，在保证本息归还前提下，简化手续，提高效率，拉动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扩大公开市场操作，开发新的交易工具，允许承兑贴现票据、CD、大型企业债券进入市场吞吐。为缩短货币政策传导的时间，人总行可否授权省会中支在一定金融机构和期限的范围内对辖内金融机构进行再贷款融资？发展商业票据再贴现，促使商业信用在一定程度上替换银行信用，减轻货币不足时对货币政策的压力。
扩大商业银行对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按央行的设想，先放开货币市场利率，再放开贷款利率，最后放开存款利率，取消对利率变动的行政性限制。逐步建立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市场供求决定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形成机制。
改进窗口指导的方法，加大商业银行对有效益有市场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央行分支行不仅需要搞好金融监管，也有责任为促进和提高金融服务水平作贡献。就央行的支分行看，现在一种倾向，即只考虑金融监管，而忽略了金融服务问题。现在需要进一步从法规上明确分行和省会中支行在执行货币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范围和权责。
加快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投资融资体制；自主决策、行为规范、责权利统一的多元投资主体体系；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市场有效约束的融资体系；自主经营、自律性强的投融资中介服务体系；以间接方式为主、覆盖全社会投资融资活动的宏观调控体系。改革的突破口将是政企关系，应将政府管理社会投融资的职能与政府直接投资职能分开，强化企业、个人和社会团体的投资主体地位，从根本上解决国家投资无人负责的问题。
创造条件，把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逐步改造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银行。1994年是国家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的第一年，当时我提出转化过程两个阶段的看法，一是国家专业银行走向国有独资银行，第二步将是走向国家控股的股份制银行。（1994年第7期《金融研究》）第一阶段经过了7－8年，下一步就应在完善国有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的同时，考虑其如何走向股份制银行。
改变央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充当独角戏的局面。分业管理，使货币政策的影响力受到局限。为此，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三大金融监管机构应加强协调，提高整体监管水平。一是建立定期磋商制度，及时界定交叉业务的监管责任，解决分业监管中的政策协调问题，二是建立监管信息共享制度；三是要联合组成专门小组研究重大专题问题，及早提出对策。（戴相龙）
进一步开拓农村金融市场，完善金融组织体系。在经济发达地区，可考虑建立农村商业银行。同时，继续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建立非国有金融机构。
进一步改革货币市场体系，建立统一灵活高效的货币市场。发展货币市场，首先是发展同业拆借市场。金融机构在同业拆借市场上的融资，也是吞吐基础货币，比如，买卖商业银行的短期国债等有价证券。而货币市场上的头寸调剂与票据清算结合，有助于调控货币传导和资金供给。我国货币市场工具还显单调，今后可逐步扩展，使央行的融资债券、国际短期借贷进入货币市场。拥有股票的居民，其金融资产价值会因价格总水平上升而下降，也会因价格总水平下降而上升。这种行为方式和刺激机制，就把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联系起来了。如果做得好，就可以使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传导形成一定的缓冲，一定的运作空间。如果从国民经济角度看，资本市场是储蓄到投资转化的重要渠道。
当然，国民经济活力是多方面原因才能促成的。比如，就当前情况看，正如有的专家指出的，政府要成为真正的国民政府，不仅是国有经济政府，才能保证这个经济整体上正常运转。这就要求政府职能的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赵海宽：《经济转轨时期的宏观调控与货币政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年版，第86－114页。
赵英军候绍泽：《货币政策：通过股票市场的传导》，《金融研究》1999年第12期，第37－29页
陈长安贾健：《从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看人行管理体制改革》，《金融参考》1999年第8期第9－12页。
李茂坤：《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改进方向》，《金融参考》1999年第8期第13－15页。
谢平：《关于反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金融研究》1999年第10期第1―7页。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8－2000中国通货紧缩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货币政策的缺点篇8
关键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国民经济活力；相互影响；建议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作用过程，也可以说是货币政策各种措施的实施和发生效应的过程。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情况分析，对我们理解国民经济运行特点以及存在问题，是很有用处的。近几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问题暴露的比较充分。今年以来，由于经济开始转暖，货币政策传导问题又可能被模糊。因此，现在有必要从理论上对这一问题作些分析，以推进相关制度的改革。
一、当前国民经济活力不足
当前，我国经济出现的问题，主要是需求不足，表现为增长速度相对下降，价格总水平出现负值。但最令人担心的是，国民经济的活力不足。活力最大来源在经济基础，在 企业 ，在各类 金融 组织，在人民群众之中。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人民群众推动、创造和 发展 的经济。政府引导作用是重要的，但没有生动活泼、创新开拓的民间基础，国民经济就会活力不足。国民经济增长潜力和实绩，固然是引人注目的，但国民经济是否充满活力，才是更重要的。经济增长不论高一点还是慢一点，通货不论是膨胀一点还是紧缩一点，都不能证明这个经济系统是否有活力。经济大起大落，既可能在无活力的国民经济系统中发生，也可能在有活力的经济系统中发生。经济有活力，增长快慢均正常；经济没活力，增长快慢都不容乐观。
在国民经济大系统中，金融活动有些象是这个有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支持着国民经济大系统的正常运行。前几年，金融机构和金融组织比较乱，需要整顿。整顿使相当多的金融组织关闭或重组，这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个过程，对货币政策传导也产生着影响。可以说，国民经济多年来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问题程度上虽有减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企业和基础金融组织的活力不足，以至国民经济活力不足，是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清理整顿与制度创新，堵与疏，外部约束与内部约束，激励与约束等多种关系，都有待进一步理顺。
现在国民经济活力不足的问题，就其与金融活动的关系来看，主要不是货币数量多少的问题，不是货币政策紧松的问题。就近三年情况看，货币与金融运行中，中央银行的各项措施是及时的，货币政策是正确的，只是货币政策执行效果不很理想。其中原因，是货币流动渠道不畅，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体制性的梗阻。货币政策推动了经济目标的实现，但传导机制不灵减弱了货币政策效果。近两三年，货币传导机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比货币供给量影响更大。通俗地讲，我国当前问题，不是没“水“，而是水渠不畅。不是水少造成旱情，是有“水”但渠道不畅造成了旱情。需要讨论的重点不是放不放水，而是如何修整好水渠。换言之，货币传导机制的问题比货币供应量多少更重要。
货币传导机制是以金融体系为依托的，没有健全的金融体系，就没有良性的传导机制；反之，没有好的货币传导机构，就没有可能发展和巩固好的金融体系。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既是货币供应量渗入国民经济方方面面的过程，又是货币存量与收入流量转化的过程。通过货币政策传导，货币供给量发生增减，对各种产品的价格和产量发生影响。价格和产量变化，又反过来影响货币供给量。渗透在国民经济中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国民经济活力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实体经济上出现的结构不合理和供求失衡的问题，既与金融活动存在的问题相关，也是金融活动产生问题的基础条件。货币传导机构出现的问题，究其原因，是货币传导机制的诸多要素缺乏活力，是金融体制性萎缩带来的结果。
二、对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要素的分析
通常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分析，把重点放在 研究 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目标和中介目标以及最终目标上。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确定，是近些年金融体制改革中的一大进步。但是，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不能过分高估中介目标的合理性。没有利率市场化，就没有能判断货币供给合理与否的真正尺度。这里我不讨论货币政策目标问题，想重点分析一下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那些承担传导任务的机构和经济变量所出现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我认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有六方面的问题：
1、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机构存在活力不足的问题。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大银行病”，是“动脉硬化”。 90%以上的存款在向大银行集中，投资环境不好，贷款风险大资金很难贷出。因此，一度时间，大银行不用央行的再贷款反而还再贷款；大量购买国债不愿卖给央行，胀肚子，消化不良。基础货币投放萎缩，集中反映为大银行上不能吐，下不能泻。结汇渠道和贷款渠道两条大动脉出现体制性萎缩，货币供应 自然 就下降了。这种情况导致的效应，与美国30年代因银行倒闭而出现货币供应收缩是一个道理。总之，这是货币流动主渠道有了病。从国民经济角度看，就是储蓄持续增长，而投资持续不振，形成了资金的负缺口。二是“小机构病”。基层金融机构困难重重，活力不足，可称之“毛细血管大片溃烂导致失过量失血”。这里既有大商业银行将省市分支机构贷款权力回收，信贷活动越在基层越显单薄。更有一大批城乡金融机构，如城市银行、 农村 信用社、各种基金会，正在整顿，问题不少。确实是“毛细血管失血”，使县及县以下的经济活动缺乏活力，忙于“救火”，金融支持和服务很难真正有效地开展。
2、传导机制的客体即企业存在活力不足的问题。由于整体经济尚没走出供大于求的困境，因此，相当多的企业缺乏生机，甚至不少奄奄待毙，需要重组或者关闭、破产。作为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货币供给的主要接受者，这样一种状况，大大降低了对货币需求能力，大大降低了银行贷款的信心。现在金融界有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国有企业信用等级呈走低趋势，贷款存在“资金陷阱”问题。客观上讲，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转轨中面临的种种困难，并不完全是自已的过失，但并不能因此而不付出改革的成本。为支持国有企业发展，国家要求国有专业银行对国有企业给予贷款支持。虽然《商业银行法》的出台和金融风险加大，迫使行政性干预有较大收剑，但以各种名义下来的政策性倾斜贷款，仍然不可能根本上杜绝。而且，越是大型企业，越是贷款大户，行政性干预就越难拒绝。其中，相当部分的企业用贷款去维持和解决生存问题，比如发工资，或者还欠款。这种情况使金融机构行为变异，也使货币政策效果很少达到预期目标。
3、货币政策传导的路径过窄。这里有三条路径可以考虑。一是基础货币投放路径。这是央行与国有大银行关系为主线的，也是与结汇和贷款情况相关的。去年以来，在再贷款上有所作为，使这个路径上基础货币投放有所扩大。面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贷款增量占基础货币比重上升的态势，进一步设计央行的相关举措，进一步引导好大银行的认同，是很重要的。二是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这也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渠道。发达国家经验证明，金融市场是否发达，对货币政策传导很有影响。但现在我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反映出来的不是对货币政策的正向响应，而是没有反应，或不正常反应。这与我国金融市场现状有关。比如，前两年，银行同业折借市场有行无市，自然缺乏应对货币政策的传导的相应行动。在证券市场上，也多次出现对货币政策比如调利率的无反应，或逆向反应。其中问题还是出在体制上。又如，保险市场银行利率下调后保险公司上存商业银行的保费收入因受到利息降低影响本应减少存款，但实际上不降反升。这些情况，反映了进一步完善贷币和资本市场的必要性。三是财政渠道。当基础货币投放通过金融渠道确实困难时，可以考虑动用财政渠道。财政通过特种融资形式，代替了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直接将货币供应到社会上。（注：请 参考 我去年在《财贸经济》第8期《通货紧缩、需求不足与政策思路》一文）当然，相对于货币传导其他路径，这是辅的路径。同时，这只是货币传导路径，而不是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
4、货币政策传导速度下降。如果继续用血液循环系统的比喻，那么，在这里出现的是“血粘稠”问题了。反映在货币流通速度，就是相对的下降。我们常用gdp与m2的比例（gdp/m2）作为判断货币流动性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从1996年以来一直在下降，1999年上半年，这个指标为1991年以来最低点。人们持币倾向提高，往来减少，资金沉淀，资金的流动性严重不足，使货币供给量大大下降。这方面，已有若干文章专门进行过论证，这里就不再重复。
5、货币政策传导的动力和信号有失真问题。执行积极的货币政策，除了直接调控时的手段外，间接调控手段往往存在着利益引导机制。当货币政策传导的动力不足或信号失真，由此会引起“血压偏低”现象。以利率为例，现在利率没在完全市场化，重要金融产品流通没有价差或价差过小，就形成不成有力的流通，也就表现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不力。这两年这个问题有所缓解，1998年央行扩大了商业银行对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1999年将县以下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20％扩大到30％，不久前央行又批准 中国 银行调高外币存贷款利率等，但利率市场化远没完成，最重要的金融产品如存贷利率，也必须市场形成，才能真正形成货币政策的良好反应机制。其次，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信号，起着调节供求的作用。在调节资金供求过程中，就会出现无效调节、逆向调节或过度调节的问题。从这一角度看，可以说在货币传导机制中，还存在“神经系统紊乱”的问题。
6、货币政策传导的环境不容乐观。首先是经济形势的大环境，这是最关键的。相对而言，当经济活动旺盛时，货币政策传导速度也大大加快；当经济偏冷时，比如出现市场疲软时，货币政策传导速度也大大下降了。这就好比，天热了，人的血液循环加快了，反之，就会慢一些。究其原因，经济大环境对经济主体的决策和投资选择影响很大，进而会影响到各类经济主体对货币流的态度，影响到货币政策传导的速度。比如，1999年大环境比较偏冷，既使有货币，但贷出并不流畅。而今年经济形势有恢复迹象，在向回暖的方向前进，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似乎就通畅一些。其次，是正确处理金融监管与金融服务的关系。这也是大环境中的周边环境建设问题，是金融系统运行中最关键的问题。如果协调得不好，不论是那方面位置畸重畸轻，都影响货币政策传导。忽视金融服务，货币政策就传导不下去；忽视金融监管，货币政策传导中就会出现过度反应，出现过热。就当前存在的倾向看，现在似乎这样讲比较有针对性：没有贷款的增长，不良资产化解难以收效；只有在经济发展中，金融风险才有可能化解。
最后，还有一个货币传导的规模问题需要讨论一下。对货币数量规模判断人们多用m1或m2，并把它们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这个问题讨论很长时间了。我这里只是想指出一个问题，即在发达国家信用工具极为发达和方便下的标志，短期和定期存款，可以视同货币供给。正如西方人身上携带的各种存款信用卡，就可以直接当货币使用。而在我国，信用卡并不流行、普及，使用起来也没有那么方便，因此，存款额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表现为可以随时使用的货币。简言之，存款增长就是存款增长，很难直接成为货币供应量的标识。正因为如此，虽然经常我们借用m0、m1和m2比较好的增长，说明货币供给量合理时，却往往会发现，与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反应经常不一致。过去两年情况就说明，真正使人们发现货币供给不足的，还是基础货币这一指标。当然，货币传导规模还有一个放大机制问题，即货币乘数问题，指金融机构通过派生存款机制放大倍数地向社会供给现金和存款货币。这里也不展开讨论了。
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与实体经济体制的不健全的相互影响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货币政策，只有信贷政策。资源配置是计划机制。“钱随物走”，“物”由行政确定的，资金供应自然也是由行政或说计划确定。传统体制下体现的是供给管理下的资金需求，与市场经济下的需求管理及其伴生物货币政策不是一回事。这一时期，货币政策传导也因体制特点而很少存在阻滞。货币供给完全服从于国家的物质资源配置，是由经济运动决定，因此货币是内生的。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不断深入，中央银行调整货币的手段发生了变化，金融宏观调控由直接调控逐步转向间接调控。货币供应总量由完全通过指令性计划控制的变量，变为间接调控下内生性和外生性并存的变量。中国的货币供给机制也初具市场经济的框架，初步形成了“中央银行──金融机构──企业”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但是，在转轨时期，完备的金融制度和环境还没建立起来，在以直接调控为主向间接调控为主的转变过程中，货币政策发挥作用受到一定限制。由此也决定我国的货币仍具有很强的内生性。
在实体经济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内生性常表现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并与实体经济体制的不健全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牵制、相互影响的关系。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往往造成实体经济缺血或贫血，国民经济活力不足，无疑会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健全发展；而实体经济体制不健全，国民经济缺乏活力，势必造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滞，资金在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间空转，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
（一）从“中央银行—金融机构”这一环节来看，由于金融化程度低、银行体系不完善等原因，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操作上是不尽成熟的，这无疑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效果，从而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健全发展。
1、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的控制，并对存款准备金制度实行改革。这两项改革将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开始具有市场经济的含义，并成为金融深化改革开始的标志。但是，央行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还需要一个培育过程，限制了央行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存款准备金方面， 目前 的主要问题是商业银行备付率相对偏高，资金使用不充分，开拓市场、开发客户的内在激励和动力不足。再贴现方面，受经济转轨时期商业票据市场尚未建立、商业信用度很低的影响，商业票据尚不能成为有效的信用工具，中央银行再贴现操作实际上一直处于萎缩状态。公开市场业务方面，一方面由于中央银行缺乏国债存量，公开市场规模一直难以扩大；另一方面由于转轨时期商业银行体系庞大，资金管理粗放，再加上资金较为宽松，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收回资金容易，投放资金则较为困难。
2、商业银行对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反应不敏感、不充分。作为货币政策传递的主要媒介，国有独资银行的商业化程度逐渐提高，风险约束机制虽已初步建立，但利益刺激机制却不完善，责任和激励的不对称造成在现行条件下放贷者的过于谨慎行为，商业银行更关心的是贷款的风险，而不是贷款的盈利。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整就不再步步紧跟，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商业银行利益相违背时，货币政策的传导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阻滞。信贷政策的窗口指导作用，难以真正落实。
3、中小金融机构游离于货币政策传导之外，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变化中遇到的新问题。近两年来，信贷重新向国家银行集中，与此联系，中央银行窗口指导主要面对国家银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全面传导。另一方面，存款向大银行集中，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增长缓慢，为防范流动性风险保持了较高的备付率，金融体系的货币派生能力受到抑制。
4、在转轨过程中，计划手段和市场工具共同作用，增多了传导环节，加大了磨擦系数，增强了货币政策作用的时滞性。货币政策通常存在6—9个月的时滞，但1998年的货币政策运行1年多后，其作用仍未完全达到预期效果，这救险是货币政策的效应时滞已延长。
5、分业管理使货币政策成为央行的独角戏，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上的资金调控与货币政策缺乏有机联系。金融市场发育不成熟，直接融资不畅和货币市场发育不正常，使货币政策失去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传导媒体，货币政策的导向作用不能有效发挥。
(二) 资金需求结构与资金供给结构严重不对称，直接紧缩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来源，导致货币政策在“金融机构企业”环节上传导的不充分。这是金融体制性萎缩所带来的结果。
1981到1996年，非国有经济投资平均年增长率为29.9%，高于同期国有经济的年均20%的增长率。而非国有企业在97、98年投资增长率低于同期国有经济投资增长率0.4和11.6%，仅为8.6%和8%。其中短期原因在预期，中长期原因在体制，在于资金需求结构与资金供给结构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结构问题。国有经济对gdp的贡献只有30%，但能在体制内得到70%的信贷资金的支持，降息并不能满足其“投资饥渴症”，国有企业仍然存在大量的亏损，盈亏状况没有根本改变；非国有经济对gdp的贡献达70%，却只能主要在体制外得到尚未合法的资金，降息并不能提供它们急需的资金，这种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的不对称，使得货币政策难以发挥预期的作用。
(三) 在“金融机构—企业或居民”的环节上，资金成为一种商品，受有效需求制约，央行想增加货币供应量受市场的限制，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实体经济对信贷的关系由主动的吸纳型变成被动的央行驱动型。
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市场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也是企业发展和经济效益提高的关键因素。由于对经济悲观的预期心理，居民和企业对货币政策所发出的信号缺乏敏感度：（1）大量的普遍的下岗和失业，使公众对支出的预期（包括购买住房、社会保险支出、 教育 支出等）增加和收入的预期下降，强化了对经济形势发展的悲观看法，增加了货币储存行为，减少了投资和消费，使投资和消费需求均不足，也使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进一步加强了价格的下降。这也是一种体制性的原因。（2）企业经营困难，对经济前景缺乏信心，因此其对货币政策的变化表现为不反映，或不正常反映。随着央行连续7次下调利率，企业投资的直接成本的确明显降低，负担大为减轻，但由于产品销售不畅，企业价格竞争激烈，多数企业生产经营的利润十分微薄，加上企业各种负担仍然沉重，造成社会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投资收益明显减少。在企业对未来投资收益信心不足的情况下，即便利率进一步下调，银行愿意贷款，也未必能刺激企业的投资意愿。因此，在目前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能力过剩，新的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尚未形成，投资找不到好项目和投资热点的情况下，各经济主体对信贷的关系由主动的吸纳型变成了被动的中央银行驱动型，这种“被动性”，无疑会给货币政策的传导带来一定的阻滞。
另外，微观运行机制未有改善，企业负债率过高，“三角债”又长期困扰，社会信用环境恶化，使银行信贷投入风险增长，阻碍信贷资金增量的投入。银企之间、企业之间过度的债权债务不能到期清偿，形成货币减慢的乘数效应，使货币流通速度大大下降，这是一种体制性的流通速度下降。
四、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运行效率的建议
笔者认为，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运行效率，可在以下方面做工作：
处理好防范 金融 风险和扩大银行信贷的关系。改革中政策安排要有辩证法。什么事情都要从两方面考虑，如只强调一方面，就会出现新的 问题 。比如，防范金融风险，完全正确，但只考虑这一条，就把金融机构管理死了，约束与激励需要对称。其实，金融风险直接源于不良资产比例过高，但更重要原因是贷款的效益太差。化解银行的不良资产，停止贷款是消极对策，还是需要从提高贷款效益角度，在金融资产动态运动中来进行。金融机构整顿，完全正确，但关后门、歪门同时，还要开正门，否则， 经济 发展 会受 影响 。
扩大基础货币投放，探索央行投放基础货币新渠道。利用好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和再贷款，合理调控货币供应量。现外汇占款减少，政策性银行贷款减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贷款增量占基础货币持续上升，此时，央行应增加对中小银行的再贷款额度，在保证本息归还前提下，简化手续，提高效率，拉动非国有 企业 的投资。扩大公开市场操作，开发新的交易工具，允许承兑贴现票据、cd、大型企业债券进入市场吞吐。为缩短货币政策传导的时间，人总行可否授权省会中支在一定金融机构和期限的范围内对辖内金融机构进行再贷款融资？发展商业票据再贴现，促使商业信用在一定程度上替换银行信用，减轻货币不足时对货币政策的压力。
扩大商业银行对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按央行的设想，先放开货币市场利率，再放开贷款利率，最后放开存款利率，取消对利率变动的行政性限制。逐步建立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市场供求决定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形成机制。
改进窗口指导的 方法 ，加大商业银行对有效益有市场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央行分支行不仅需要搞好金融监管，也有责任为促进和提高金融服务水平作贡献。就央行的支分行看，现在一种倾向，即只考虑金融监管，而忽略了金融服务问题。现在需要进一步从法规上明确分行和省会中支行在执行货币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范围和权责。
加快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建立与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投资融资体制；自主决策、行为规范、责权利统一的多元投资主体体系；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市场有效约束的融资体系；自主经营、自律性强的投融资中介服务体系；以间接方式为主、覆盖全社会投资融资活动的宏观调控体系。改革的突破口将是政企关系，应将政府管理社会投融资的职能与政府直接投资职能分开，强化企业、个人和社会团体的投资主体地位，从根本上解决国家投资无人负责的问题。
创造条件，把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逐步改造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银行。1994年是国家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的第一年，当时我提出转化过程两个阶段的看法，一是国家专业银行走向国有独资银行，第二步将是走向国家控股的股份制银行。（1994年第7期《金融 研究 》）第一阶段经过了7－8年，下一步就应在完善国有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的同时，考虑其如何走向股份制银行。
改变央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充当独角戏的局面。分业管理，使货币政策的影响力受到局限。为此，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三大金融监管机构应加强协调，提高整体监管水平。一是建立定期磋商制度，及时界定交叉业务的监管责任，解决分业监管中的政策协调问题，二是建立监管信息共享制度；三是要联合组成专门小组研究重大专题问题，及早提出对策。（戴相龙）
进一步开拓 农村 金融市场，完善金融组织体系。在经济发达地区，可考虑建立农村商业银行。同时，继续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建立非国有金融机构。
进一步改革货币市场体系，建立统一灵活高效的货币市场。发展货币市场，首先是发展同业拆借市场。金融机构在同业拆借市场上的融资，也是吞吐基础货币，比如，买卖商业银行的短期国债等有价证券。而货币市场上的头寸调剂与票据清算结合，有助于调控货币传导和资金供给。我国货币市场工具还显单调，今后可逐步扩展，使央行的融资债券、国际短期借贷进入货币市场。拥有股票的居民，其金融资产价值会因价格总水平上升而下降，也会因价格总水平下降而上升。这种行为方式和刺激机制，就把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联系起来了。如果做得好，就可以使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传导形成一定的缓冲，一定的运作空间。如果从国民经济角度看，资本市场是储蓄到投资转化的重要渠道。
当然，国民经济活力是多方面原因才能促成的。比如，就当前情况看，正如有的专家指出的，政府要成为真正的国民政府，不仅是国有经济政府，才能保证这个经济整体上正常运转。这就要求政府职能的进一步完善。
参考 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