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范文
时间：2023-10-31 16:55:27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篇1
关键词：欧盟；货币政策；财政政策。
一、引言。
国际货币制度的变迁在人类的百年历史历经多次波折，这不仅是国际政治斗争的体现，也是人类对其以货币表示的国际信用秩序选择的历史。八十年代中期后，在以美元推动的全球金融一体化背景下，强势区域国家不断试图摆脱美元控制，因此便出现了货币的区域协调安排和货币区域化趋势。欧盟作为全球最大的区域体，在货币一体化领域尝试也走得最远。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性是货币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前提，如何恰当有效地运用宏观调控手段是一体化成败的关键。欧盟的情况则更加特殊，欧盟的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制定，较为独立。
但财政政策却分散在各成员国财政当局手中，各国之间普遍缺乏协调机制，如何协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一直是欧盟宏观调整政策的棘手问题。目前欧元区结构存在两个致命的缺陷。一是缺乏财政联盟或财政一体化。二是缺乏一个最终借款人。
因此本文从欧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现状分析入手，运用博弈论框架，分析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风险和可能均衡解，并给出我们的政策性建议。
二、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欧洲经济货币萌芽阶段。本阶段的启动标志为欧共体的建立，结束标志为1969年海牙首脑会议出台的 “经济与货币联盟计划”。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欧洲的经济合作是基于功能性组织的。主要由六个国家主导建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是该时期的主要经济伙伴机构。1957年，六个参与国家的煤钢共同体签署了罗马条约，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共同体提出了货币合作的倡议，如成员国国际收支的调节，减少成员国之间的汇率波动等。1958年，六个国家签署了关于欧洲货币取代欧洲支付联盟协议，促进自由兑换货币的发展。
第二阶段：第一次经济、货币联盟的实施阶段。这一阶段开始于1969年共同体的海牙首脑会议，结束的标志是1978年欧洲货币体系的诞生。首先，在共同体内部实行了“可调整的中心汇率制”。1971年12月史密森协议将布雷顿体制成员对美元的浮动幅度由±1%扩大为±2.25%。其次，在1973年建立了“欧洲货币合作基金”。其主要职责是支持成员国在外汇市场干预，成员的外汇储备管理，帮助成员国协调收支平衡等。再者，创建新的“欧洲计算单位”。欧洲货币单位是一个复杂的共同体成员国内货物贸易结算的机制，但也部分地适用于成员国的金融业务。欧洲计算单位是欧洲统一货币的萌芽。
第三阶段：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与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可自欧洲货币体系正式生效的1979年算起，直到1989年第二个经济、货币联盟的出台。
1973年，欧共体决定进一步深化金融合作，建立欧洲货币体系。
欧洲货币体系主要包含两个要素：（1）对外部的浮动汇率系统内固定术的实施，成员国之间的货币汇率的稳定性，使所有成员国保持相互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国家的汇率波动不超过中心汇率±2.25%。成员国以外的其他国实行联合浮动货币。（2）建立一个欧洲货币单位。在九个会员国的货币形式的“一篮子货币”，以加权平均值作为成员国货币的法定中央率的计算标准和提供国际结算方式。
第四阶段：建立经济与货币贸易联盟阶段。这一阶段从1989年《德洛尔报告》开始，到2003年3月1日，欧元现钞进入流通领域并取代成员国本币为止。
1989年6月《关于欧共体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报告》对建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欧共体经济与货币联盟计划又被提上了日程。1991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通过，欧洲经济一体化和货币一体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93年，欧盟正式取代欧洲共同体。欧盟制定统一的市场，基本上是在欧盟范围内实现了货物，资本，劳动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最终实现单一货币。
根据《马约》制定的欧盟货币一体化的时间表，1991年1月1日起由欧洲中央银行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发行单一货币欧元；从2002年1月起，欧洲中央银行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发行单一货币欧元；从2002年3月1日，成员国本国货币完全退出流通，欧盟货币一体化计划完成。
三、欧盟的货币制度和货币政策。
（一）欧洲的货币制度。
欧洲中央银行分为两个层次：第一，欧洲中央银行和其他由欧洲中央银行和欧盟成员国的中央银行的国家组成的欧洲中央银行体系。
欧洲央行和欧元成员国的中央银行共同构成体系。只要欧元区外还存在欧盟成员国，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将与欧元体系一直共存。
欧洲中央银行具备法人身份，决策机构；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将不具有法律地位，是执行机构。理事会由欧元区中央银行行长；共同委员会将吸收欧盟非欧元区国家的中央银行行长。该组织的日常管理是执行委员会，决策机构是理事会。欧洲中央银行负责制定一个统一的欧元区的货币和金融政策，然后交给各成员国的中央银行实施。
（二）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
第一，货币政策目标。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第105（1）款明确规定：“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主要目标是保持物价稳定”。在不与此目标相抵触的情况下，各国中央银行可以在促进就业、经济增长等方面提供支持。
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评估标的有两个，即两个支柱目标：
1.货币供应量M3的增长率。欧洲央行将通货膨胀作为货币供应的政策选择的主要战略中间目标。欧洲中央银行将货币供应M3的年增长率设定为4.5%。它的统计范围包括：现金，存款本两年期存款，回购协议三个月通知存款单，货币市场基金和货币市场工具，两年期债券。
2.对未来价格风险的广泛评估。除了货币供应量，欧洲中央银行将大量的经济和金融数据作为第二支柱的货币政策策略分析。第二支柱的分析集中在中短期内对价格指数的影响。这些指标包括：工资，汇率，债券价格和收益率曲线，财政政策指标。欧洲中央银行对这些指标的价格可能带来的风险评估主要集中在物价评估，金融发展评估，欧元区宏观经济预测等方面。
第二，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决定。
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欧洲中央银行是基于以下基本原则：第一，以确保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即货币政策应使按照欧洲中央银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要求维护欧元区的物价稳定；第二，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第三，确保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欧洲中央银行依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确立的独立地位及赋予的使命自主行使其在欧元区的货币政策职能。
四、欧盟财政政策协调的困境。
欧洲一体化的历程中，经济一体化与政治一体化始终处于平行发展的轨迹上，但是两者的推进速度并不一致。一体化的每一次重要进展，都有相应的法律和制度安排作保障。而每一次进展都与各成员国政府围绕条约进行的谈判密切相关，这些谈判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政治领域的。由于各成员国对政治领域的敏感性以及主权让渡方面的障碍，使得长期以来政治联盟的建设比经货联盟更加困难。因此，欧洲一体化采取的基本上是经济先行，带动政治的路径。
欧盟在一体化进程建立一个统一的货币管理当局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但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财政机关，也没有建立一体化财政体系。事实上，从关税同盟开始，欧盟财政政策便在协调。欧盟体系内的财政政策现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在欧盟层面的财政，即欧盟共同财政，财政收入转移到欧盟的超国家机构，欧盟共同体预算收入和再分配的形成，但中央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只占欧盟GDP的1%～2%；二是独立的国家预算，国家财政主权仍然在大多数成员国内部。
目前，欧盟财政政策的基本模式：财政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调节功能主要由成员国承担以保持更大的国家财政独立。这容易造成欧盟国家彼此形成混乱的局面。在财务方面，在欧盟范围内统一的声音的缺失，尤其是财政政策的“溢出效应”抵消了各国财政政策协调的初衷。
五、博弈论框架下的欧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析。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高财政赤字将导致通货膨胀，但如果货币当局不以货币的方式来支持国家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便不会出现。这将是两种可能的结果：国家破产或财政改革。这基本上是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的博弈：不同的部门由于各自不同的利益而选择不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将导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冲突。
对于欧盟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如前文所述，是属于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掌握货币政策的货币当局是欧洲中央银行。掌握财政政策的却是各成员国的财政当局。
（一）静态博弈。
由博弈的矩阵可得，我们制度A与D都是可能的均衡点。如果财政当局估计货币当局会保持强硬的态度，维持紧缩政策，所以最好也采用紧缩政策。但如果财政当局估计货币当局会让步，那就可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因此对于究竟实现哪种均衡，结果是不确定的。
（二）动态博弈。
在静态博弈下，我们无法保证实现欧洲货币联盟所追求的最佳政策组合A。但在实际中，是货币当局首先决策，然后各国财政局进行决策的，因此我们引入了动态博弈框架。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明确定义价格稳定是欧洲货币联盟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并且将保持欧元区的价格稳定这一目标授予独立的欧洲中央银行。同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还确定了一锅加入欧元区的赤字和债务标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明知货币局的决策后，各国财政局最理性的选择就是采取紧缩财政政策，使得均衡A得以实现。
从欧洲货币联盟的角度在成立初期，该成员的财务状况获得极大地改善，欧洲货币联盟的经济决策是令人满意的。没有出现经济学家所担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矛盾或冲突。
但问题是，自2001以来，在面对经济衰退，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违背了原来的承诺。使得达到了均衡B对货币联盟生产的直接威胁。
此时的货币当局又该如何选择呢？如果依然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拒绝为各国经济振兴计划融资那将陷入非常危险的均衡B状况。而且在某些特定时期，由于政治压力和一些特殊原因，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很难进行调整，此时的货币政策就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
现实是，欧盟只是对如果一国长时间赤字将考虑取消其成员资格这一点还有坚持，其余时候货币政策最终都还是配合了财政政策的行为，因此最后达到的均衡不是A。
六、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统一的货币政策的欧洲中央银行和财政分权政策下必有利益冲突，这利益冲突将导致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冲突。通过博弈理论框架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矛盾是欧盟经济系统的一个巨大的风险。
但在经济高度一体化的现实面前，欧洲货币联盟的成员国又是利益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认为调和这种矛盾似乎是不可能的。调和这种矛盾是依赖于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的财政约束，而且还取决于成员国的利益相关者的自我调节。
因此我们认为其主要表现就是在经济危机时货币政策将服从财政政策利益，采取双扩张政策。但在长期仍是财政政策服从货币政策利益，以价格稳定，减少赤字，遏制通货膨胀为第一目标。
但我们同时认为，如果不能解决财政权分散化的问题，从长期看欧盟的稳定性必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注释：
①陈亚温，李双。欧元论—欧盟货币一体化始末。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
②皮埃尔？热尔贝。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③欧洲中央银行网站（ecb.int）。
参考文献：
[1]Alesina,T.2002.“Fiscal stabilization policy in a monetary unionwith in?ation targeting.”ECPR discussion paper No.3232.
[2]Banerjee,G.2001.“Ruled and discretion with common centralbank and separate fiscal aurthorities.”Journal of economics andbusiness.53:45-68.
[3]陈亚温，李双。欧元论——欧盟货币一体化始末[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
[4]皮埃尔？热尔贝。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篇2
关键词：财政赤字；货币供给；VAR模型；广义脉冲响应函数
一、引 言
长期以来，财政赤字增加是否导致货币供给增加一直是宏观经济学关注的焦点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关系到央行的独立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的实施效果等。
一般而言，当出现赤字时，政府通过借债或发行货币以创造铸币税收入来为其支出融资。从理论上看，赤字的货币供给效应有三种：增加、不变或减少，但一般认为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根据已有的文献，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的理论依据可能在于：
(1)财政占优假设。在财政占优的体制中，货币当局迫于政府压力为赤字融资，央行的货币供给是财政政策的函数。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央行的非独立性和征税机制的不完善，政府更倾向于用货币创造来为其赤字融资。若央行足够独立则能更好地控制货币创造(Haan和Zelhorst，1990)。
(2)最优铸币税或通货膨胀税理论。中央政府可能使用通货膨胀税作为赤字融资的方式，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联合决策。当宏观经济政策存在时间非一致问题时，由于非预期通货膨胀的存在，债务利息的实际价值减少，意味着政府的收入增加，政府有利用铸币税为其赤字融资的激励 (Turnovsky，1995)。
(3)Sargent和Wallace(1981)指出，若赤字是持续性的，政府最终将不得不增加基础货币并引发通货膨胀。如果实际利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政府债务将以快于实际收入的速度增长。此时，货币当局被迫通过货币创造为政府赤字融资。
(4)赤字可能提高利率水平，当货币当局追求的是低利率目标时，央行将进行公开市场业务以稳定利率，就会增加货币供给以抵消赤字支出增加对利率的影响。
(5)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框架下，即使央行足够独立，赤字支出也可通过影响经济增长和利率、物价等而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Thoma， 1994)。主流经济学的财政理论在外生货币供给的前提假设下，把货币供给完全归于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Endogenous)是指，货币供给是由经济活动自身创造出来的，是实际产出、利率、物价水平等经济总量的变动决定的。内生性理论强调一国货币存量不是可由其货币当局独立决定和左右，而是受制于社会经济活动和由此所产生的货币需求，仅将货币政策当作外生的规则性影响是不全面的。根据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如果资源已经充分利用，则预算亦字的增加对总需求具有正效应。总需求的扩张通过乘数效应增加国民收入，货币交易需求随之增加，央行将不得不适应货币需求的变化而增加货币供给。
此外，Hossain和Chowdhury 提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稳定是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原因之一。在许多西方国家，迫于失业等社会经济问题的压力，若央行采取紧缩货币的做法，将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政府将被迫减少社会福利支出或减少公共投资。此时，央行在多重压力下将不得不增加货币供给。
认为赤字增加对货币供给无影响的理论依据在于：(1)在货币主义的框架中，若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彼此完全独立，都有自己的偏好，央行的货币供给就不受财政当局的影响。(2)根据李嘉图等价定理，财政赤字对利率、消费、储蓄、投资等均无影响，则货币需求函数也不会发生改变，财政赤字对货币需求进而对货币供给无影响。Barro (1974)的模型认为，政府支出而非赤字增加税收和货币供给。此外，有部分学者认为，当货币当局的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时，则货币当局会减少货币供给以对抗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物价水平的影响，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不同的货币政策操作规则下，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存在差别。
关于赤字的货币供给效应的实证研究的结论也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Akhtar和Wilford， Laney和Willett(1983)，Ahking和Miller，DeraVi(1990)，Tanner和Devereux，Vamvoukas等的实证研究认为财政赤字和货币供给呈正相关关系；McMillin和Beard，Joines，Barnhart和 Darrat，Gulley 等的实证研究认为赤字未导致货币供给增加。实证结果对模型设定、时期选择、变量形式、计量方法等非常敏感。
国内关于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关系研究文献不是很多，王利民、左大培(1999)阐述了中央政府财政赤字、货币扩张和铸币税的关系，张红地 (2002)理论阐述了铸币税和财政赤字融资之间的关系，曾康霖(2002)对央行铸币税和弥补财政赤字进行了理论分析，但都缺乏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关系的实证研究。本文拟以已有的文献为基础，探讨1978—2003年我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并予以实证检验，为有关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引言，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综述。第二部分，分析我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机制。第三部分，实证检验及其结果。第四部分，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我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机制分析
1.我国赤字的融资方式决定了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
从赤字的融资方式来看，赤字增加货币供给的机理在于：若政府向央行透支，央行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为财政融资，导致货币供给直接增加；若赤字通过发行债券来弥补并且由央行在一级市场上购买，同样引起货币供给直接增加；若央行不是直接购买财政发行的债券，而是在金融市场上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购买财政债券，也会增加货币供给；若政府向商业央行借债为其赤字融资，则赤字也会影响货币供给，只是向央行和向商业银行借债的货币供给效应不同。向央行借债直接增加基础货币而导致货币扩张；向商业银行借债的货币供给效应取决于货币乘数。如果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为零或保持不变，则借债给政府就相当于减少私人部门信贷，货币供给不变。当然，商业银行也可在借债给政府的同时不减少其对私人部门的信贷，前提是央行愿意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购买政府债券、提高对商业银行的贴现等方式增加商业银行储备货币的供给。央行增加储备货币的压力或来自于商业银行或政府或央行自己的愿望 (降低因政府借债导致的利率上升压力或私人信贷的减少)。此时，政府向商业银行借债为其赤字融资会增加基础货币，进而增加货币供给。如果商业银行在借债给政府的同时，基础货币和对私人部门的信贷不变，商业银行必须减少其超额储备，将提高货币乘数，增加货币供给。
传统的财政理论一般认为，政府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借债不会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但是，若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借债的赤字支出通过影响实际产出、利率、物价水平等经济变量对货币需求进而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增加总需求进而增加货币需求；但是，Thoma(1994)认为，内生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具有同经济周期阶段相关的反周期性质，当经济增长率超过目标水平时采取紧缩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率的提高减少货币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利率的货币需求效应比较复杂，存在几种可能性：(1)利率上升，商业银行贷款意愿增强，扩大货币供给。(2)由于逆向选择效应(利率提高，偿还能力低的高风险企业才有意申请贷款)和风险激励效应(利率提高激励借款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利率提高增加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也可能收缩。(3)利率提高降低私人部门的货币需求。 (4)利率提高，公众购买债券的意愿增强，政府可减少向央行融资，货币供给减少。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了货币金融体系的支配地位，财政直接向央行透支，以铸币税去弥补财政赤字不可避免。1994年，我国人民银行停止向中央财政透支。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政府赤字必须从社会融资渠道弥补，央行不得向中央和地方政府透支和借款，而且央行不得直接购买和包销政府债券，从而切断了央行与财政之间的直接融资渠道。目前，我国的财政赤字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直接向公众和商业银行融资，其次是央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公开市场业务必然影响基础货币供给，国内许多学者认为向商业银行融资不影响货币供给。但是，根据Coats和Khatkhate的分析，向商业银行融资同样影响货币供给。此外，若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融资的赤字支出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因此，从赤字的融资方式来看，尽管学术界和决策层不主张以铸币税去弥补财政赤字，但我国存在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
2.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决定了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经历了几次“扩张一紧缩一扩张”的周期性变化。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增加货币供给，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央行通过货币供给来达到控制经济增长、利率、物价等目标。总体上看，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理念主要是沿用凯恩斯主义的模式，即“逆经济风向行事”而不是实行货币主义的“单一规则”，货币供给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增加，而非主动调节经济运行。国内许多学者认为，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周诚君(2002)认为，从我国经济短缺、过剩或转轨形态来看，我国的货币供给呈现很强的内生性。短缺经济中，由于倒逼机制，货币供给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转轨经济中，双轨条件下，我国的货币供给很大程度上不是央行所能独立控制的，而是由经济活动本身决定的，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过剩经济中，货币供给取决于意愿货币需求，在意愿货币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单纯试图提高货币供给是无效的。我国货币供给机制的发展历程也体现了我国的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逐渐增强。1984年以前，货币供给主要通过信贷计划和行政指令实现，货币供给呈现外生性；1984—1994年，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直接决定货币数量，而是通过准备金和再贷款等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1994—1998年，我国货币供给向市场化方向发展，货币供给内生性逐步显现；1998年以后，中央银行取消信贷配额管理，货款完全由商业银行根据风险与收益的权衡决定，中央银行集中于发行货币、制定货币政策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间接调控经济。此时，货币供给内生性完全表现出来。金琪瑛(1999)对1979—1998年我国货币变量与经济变量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对货币增长率、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经济货币化比率这四个变量建立了一个线性回归方程，得出了货币变量依赖于经济变量即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结论。史永东(1999)在包括货币供给和收入的2变量系统内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显示，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刘金全、张艾莲(2003)研究了实际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对货币供给的冲击，结论是我国的货币供给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波动性，在经济扩张阶段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而在经济处于紧缩阶段时，却谨慎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在我国经济运行当中，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是依据现实经济运行条件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由于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财政赤字政策的实施通过影响总需求而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此时，即使通过向公众发行债券为赤字支出融资也会影响货币供给。
3.我国的央行独立性程度决定了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
1984—1993年，在以信贷规模控制为货币政策工具的条件下，“倒逼机制”的存在损害了央行的操作独立性，利润分成制度和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损害了央行的目标独立性。这一阶段，我国的央行谈不上独立性(汪红驹，2003)。1993年以后，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央行的独立性得到提高。但是，我国央行在法律地位上隶属于政府，货币政策的决策并非由我国人民银行自主决定的，最后决定权在国务院，降低了央行的独立性(谢平，1996)。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仍旧不完善，或者说是政府管理与市场相结合、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体制的首要特征是，国家财政作为货币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中央银行共同执行控制货币供给和货币金融体系的职能(靳卫萍，2002)。由于我国央行的相对独立性，存在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货币-
三、实证检验
1.模型设定和检验方法
样本区间为1978--2003年。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统计年鉴》。rMt表示实际货币供给量(M1)的自然对数；Deft表示财政收支变量，为实际财政支出的自然对数减去实际财政收入的自然对数；Pt为以CPI衡量的通货膨胀率；了，为实际GDP；Rt为名义利率。用CPI将有关变量的名义值换算为实际值。
令 。目前，央行把M1作为短期监测目标，M2作为长期监测目标。使用M1指标是因为它直接受央行控制且我国的M1与银根松紧关系密切。根据第二部分的分析，在我国可能存在赤字水平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名义利率的升降体现央行货币政策的松紧；由于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也可能是影响我国货币供给的重要因素。
检验方法上，首先根据水平VAR模型来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根据VAR模型得出脉冲响应函数以识别变量系统对冲击或新生扰动的动态反应。使用Eviews5.0软件进行计量分析。
2.确定水平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L
确定水平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的方法是从一般到特殊从较大的滞后阶数开始，通过对应的LR值、FPE值、AIC值、SC值、HQ值等确定。考虑到样本区间的限制，我们从最大滞后阶数L=3开始.并根据FPE值、AIC值、SC值、HO值等选择最佳滞后阶数为3，见表1。
3.VAR(3)模型的稳定性检验
根据图1，VAR(3)模型的全部根都落在单位圆以内，因此，VAR模型的稳定性条件得以满足，根据其得出的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4.基于VAR(3)的因果关系检验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
可见，在10%的边际显著性水平上，财政赤字是货币供给的单向Granger因；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实际GDP是货币供给的单向Granger因；在10%的边际显著性水平上，名义利率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货膨胀率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
因此，财政赤字、实际GDP、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均是我国货币供给(M，)的决定因素，反映我国货币供给政策的内生性，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独立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由于货币供给受名义利率、实际收入、价格水平、赤字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得不稳定和难以预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表2，货币供给不是实际GDP的Granger因，我国货币政策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货币政策与其最终目标之间的联系受阻。
5.广义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innovation)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Pesaran等所提出的广义(generalized)脉冲响应函数可以不考虑变量的排序问题而得出惟一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在最近的实证研究中被广泛使用。图2是基于水平VAR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代表滞后阶数T，纵轴代表实际货币供给变量受各变量冲击的响应程度。
根据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在滞后约2—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财政赤字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正，财政赤字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量增加；在滞后约2----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名义利率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负，名义利率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滞后1—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通货膨胀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负，通货膨胀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滞后1—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实际GDP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正，实际GDP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
由于赤字的融资方式、央行的非完全独立性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我国存在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赤字的增加是解释我国货币供给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我国利率管制的条件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松紧可以通过利率来表示。央行控制的利率上升，一方面表明其紧缩货币的意愿；另一方面，增加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的借款成本，商业银行会减少向央行的借款，从而减少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同时，商业银行提高对企业的贷款利率，企业会减少向商业银行贷款，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收缩。此外，由于逆向选择效应(利率提高，偿还能力低的高风险企业才有意申请贷款)和风险激励效应(利率提高激励借款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增加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利率上升时，其预期收益反而下降，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收缩。价格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反映央行紧缩货币以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名义利率水平上升以及价格水平提高均导致货币供给减少，体现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反周期性质。实际GDP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我国货币供给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是实体经济增长的需要。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根据已有的文献，在探讨中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的基础上，通过5变量系统实证检验1978--2003年我国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
(1)由于赤字的融资方式、央行的非完全独立性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我国存在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赤字的增加是解释我国货币供给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使向商业银行系统和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发行债券为赤字融资也会影响货币供给。因此，需要充分重视我国赤字财政政策的货币供给效应，在货币金融体系下重新认识财政政策的作用及功能，惟有如此才能合理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其政策组合。
(2)赤字水平、实际GDP、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都是我国货币供给的决定因素，反映我国货币供给政策的内生性。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独立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由于货币供给受名义利率、实际收入、价格水平、赤字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得不稳定和难以预测，加剧宏观经济、金融运行的波动，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影响，难以主动调节经济运行，我国货币政策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货币政策与其最终目标之间的联系受阻。所以，是否继续以货币供给量(M1)作为货币政策的短期监测目标需要认真予以审视。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篇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
在凯恩斯经济学中，“需求管理”是政府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这里主要分析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从它们对总需求的影响角度来考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
(一)财政政策的效力
当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政府需求增加将通过财政政策乘数效应使GDP增加。GDP的增加又使货币需求增加，即需要更多的货币用于交易。在储备银行不改变货币供给的情况下，利率必然上升;利率上升，一方面会抵消由于GDP增加而增加的货币需求，另一方面又会减少投资需求，从而抵消一部分政府支出或减税对GDP的刺激作用。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上升将会大量降低投资。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那么，由于政府支出增加引起的货币需求将使利率猛增(利率敏感程度很低意味着利率必须变动很多)。①(①参见[美]R.E.霍尔和J.B.泰勒： (宏观经济学>，171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
此外，财政支出乘数是衡量财政政策效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财政支出乘数能否使财政政策的效力充分发挥出来，同样要受到上述两个因素的制约。如果投资对利率高度敏感而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即使财政支出乘数很大，财政政策也无法产生强有力的效果。
与上述情况相反，当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如果利率上升幅度不大，或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利率水平没有多大影响，那么，这种政策对投资的冲击就很小。在这种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总需求就有很强的影响力。换言之，当投资对利率不敏感而货币需求对利率高度敏感时，财政政策的效力就很强。
利用IS——LM曲线的形状及其移动来展示财政政策效力的强弱。财政政策的效力与IS曲线和LM曲线的形状有很大关系。当投资需求对利率很敏感时，IS曲线比较平缓，因为利率的较小变化和投资需求的较大变化有关。相反地，当投资需求对利率不敏感时，IS曲线就比较陡峭。
再看LM曲线的形状。当货币需求对利率很敏感时，LM曲线就比较平缓，因为当货币需求随着收入变化而增加时，利率的很小变化就足以使它减少;反之，当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时，LM曲线就比较陡峭。
当IS曲线比较陡峭，或者LM曲线比较平缓时，财政政策的效力比较强。相反，如果IS曲线比较平缓，或者LM曲线比较陡峭，财政政策的效力就比较弱。
(二)货币政策的效力
货币政策的操作主要体现在货币供给的变化上。扩张性货币政策或松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增加;紧缩性货币政策或紧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减少。一项扩张性货币政策如果在货币供给的增加时使利率下降的幅度很大，并且对投资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它对总需求的影响就很大。这种效果产生的条件是：第一，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下降就会使投资受到极大鼓励。第二，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货币供给的增加使利率下降很大(利率的很小下降就足以把货币需求提高到同较高货币供给一致)。在这两个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效力就强。
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效力也有弱的时候。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利率的下降不会使投资受到很大的刺激;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货币供给的增加并不能使利率下降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一项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如果使利率下降较小，或对投资的影响较小，它对总需求的影响就较弱。
用IS——LM曲线的形状及其移动来展示货币政策效力的强弱。同财政政策一样，货币政策的效力也与IS曲线和LM曲线的形状关系很大。如果幅曲线较为平缓或LM曲线较为陡峭，货币政策的效力就强;如果赐曲线较为陡峭或LM曲线较为平缓，货币政策的效力就弱。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搭配文献综述
摘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属国家的需求管理政策,可据宏观经济调控要求进行合理搭配。围绕着这个课题,国内外无论在理论的研究上还是在现实政策的运用上,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重点对我国实行人民币二篮子货币汇率制度后两大政策有效搭配的文献进行综述。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绩效 政策搭配 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一国经济稳定发展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学界长期论争的焦点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运用各种模型和实证方法,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绩效及其搭配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国外研究情况
经济学文献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定量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一汉森模型)。根据该模型,希克斯和汉森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能够影响产出,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产出都没有影响,它们都是无效的,除了提高价格之外。之后,经济学家在其基础上,将视角延伸到对开放经济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即“米德冲突”。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支出增减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况。而支出转换政策包括汇率、关税等的实质是在总需求结构内部进行结构性调整,使需求结构在国内需求和净出口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从而开创性地提出“两种目标,两种工具”的理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则”。若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政府至少具备n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蒙代尔(MundeB,1960)提出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指出将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给它能发挥最大影响力和具有绝对优势的目标。斯旺(Swan,1960)用图形说明了支出增减政策f财政货币政策1和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外平衡的模型。蒙代尔(1963)与弗莱明(1962),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用于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经不断完善而成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fPaul Krugmanl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将以上理论和研究方法应用于对我国经济的分析,研究结论不尽相同。马拴友(2004)运用IS-LM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在我国IS曲线较为陡峭而LM曲线较为平坦,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对治理通货紧缩具有更大的效能。张学友、胡锴(2002)运用修正的MF模型,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力进行比较,得出在我国现行汇率制度安排下,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要优于货币政策:当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施建淮(2007)运用VAR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国产出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是紧缩性的:相对汇率变动的其他效应,汇率变动的支出转换效应是支配性的,因此运用传统斯旺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是有效的。徐长生、刘士宁(2006)根据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论,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模型中的内部通胀、外部顺差的区域,因此对内可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抑制投资过热,采取结构性的财政政策着重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对外通过本币升值的汇率政策改善国际收支顺差,以实现内外均衡。
也有学者通过计量建模,实证研究了近年来我国两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对内绩效的研究,鲜有在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兼顾内外综合绩效的系统研究。刘玉红、高铁梅、陶艺(2006)实证研究了财政货币政策的综合效应,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较弱,这是由于我国利率管制严格、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发展缓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国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显著,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应该继续实施。王文甫(2007)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有一条真实变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长的均衡增长路径:在均衡增长路径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必须相互协调:财政政策对经济有影响,货币呈非“超中性”。刘斌(2009)基于我国的实际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我国的政策体制主要表现为主动的财政政策和被动的货币政策组合体制的结论:这种体制实际上是物价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的充分体现:因相机抉择的政策会产生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影响,这种体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继续保持值得商榷:他强调今后我国应该从现行的体制向主动的货币政策和被动的财政政策组合体制转换。黄志刚(2009)将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间汇率制度下研究发现,不管资本流动性如何,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有效,其效应介于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间: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最应该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方法,此时政策效果最好。
三、总结及启示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发现,大多文献将研究视角聚集于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及内外均衡,鲜有深入到对物价、居民消费、民间投资等重要经济变量以及经济内部结构的政策搭配研究。已有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以来(2005年7月21日)基于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相关文献不多。
本文认为,在后续研究中可进行新的尝试,若能遵循“紧扣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总揽全局、内外兼顾、两大政策密切结合”的构想,将会有很大的突破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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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包括什么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使用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必要性
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5.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是什么
6.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7.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的论文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篇4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内容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当代各国政府调节宏观经济最主要的两种手段，两大政策各有特点，了解它们的作用机制，深入研究它们的协调机制有着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如何摆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协调配合使用两大政策，达到宏观调控目标，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本文的结构是第一部分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差异，第二部分具体分析两大政策的协调问题，第三部分指出本文分析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第四部分总结全文。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差异
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动所采取的措施，尤其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
两大政策调节的领域不同。财政政策调节的对象是财政收支，主要通过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来实现对国民经济的调节。货币政策主要从流通领域出发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
两大政策对收入分配，利率，产出的影响不同。财政政策通过转移支付和税收等各种政策可以直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货币政策直接调节货币供应量。
表1：两大政策对收入和利率的影响
两大政策的效应时滞不同。从扰动出现到经济政策产生作用的每个阶段都存在时滞。这些时滞可以分为两种时间层次：外部时滞，即政策行为对经济影响的时间;内部时滞，即着手制定政策所花费的时间。
表2：两大政策的时滞效应
两大政策调节的主体不同。财政政策由政府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控制。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表明，只有将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双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其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消极效应是往往产生财政赤字并诱发通货膨胀。
双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此种组合方式的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抑制总需求，控制通货膨胀; 其消极效应是容易造成经济萎缩。
松的财政政策与紧的货币政策。这种组合方式可以在不提高产出的前提下，提高利率，抑制通货膨胀。
紧的财政政策与松的货币政策可以在不降低产出的前提下，降低利率。
表3：两大政策的组合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的分析的一个隐含假设就是不存在流动性陷阱，货币需求曲线既不是垂直的，也不是水平的，而是向右上方倾斜。
三、进一步分析
上文主要分析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及其差异，探讨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和配合模式，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短期分析假定价格不变，内生变量是利率和收入(决定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同时均衡时的收入和利率)，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作为外生变量，影响总需求。只有在短期内，产出和利率在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才表现为固定的关系。从长期来看，这种关系不存在或者说不稳定。
第二，忽略了总供给对经济的影响。在考虑总供给的情况下，从短期来看，总供给曲线是水平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能提高总需求，导致产出增加。但从长期来看，供给曲线是垂直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能使价格水平上升，对产出没有影响。
第三，本文没有考虑开放经济的情况。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三元悖论原则是国际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论断。根据蒙代尔的三元悖论，一国的经济目标有三种：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这三者，一国只能三选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
表4：开放经济条件下两在政策的效果(资本自由流动下)
四、结论
从短期来看，扩张的财政政策提高计划产出，导致产出和利率的提高，而扩张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导致产出提高，利率下降。
从政策时滞来看，财政政策内部时滞较长，而外部时滞较短。反之，货币政策内部时滞较短，外部时滞较长。因此，货币政策适合于对经济进行微调，财政政策在经济危机下往往比货币政策更有效。
在考虑总供给的情况下，两大政策都能扩大总需求，引起产出增长，价格上升。因此，当产出低于潜在产出时，两大政策都合适;如果经济已经处于充分就业，应当尽量少用两大政策。
在开放经济条件和固定汇率制度下，根据三元悖论，如果资本自由流动，财政政策完全有效，货币政策完全无效。
中国经济现在通货膨胀高，对外贸易失衡，根据本文的讨论，适合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和从紧的财政政策，或者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前者会引起经济衰退，后者不会引起经济衰退。
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协调研究
1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联系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基本政策手段。在一般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使用，并对宏观经济产生作用和影响，达到政府既定的目标。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属于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常态，财政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防范经济波动，保持经济稳定。经济衰退与经济繁荣状态总会交替发生，引发诸如就业压力大、通货膨胀、投资波动、外贸失衡等严重的经济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求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间接作用于经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正是政府经常使用的两大经济政策。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具有一致性。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有四个：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这四个目标的本质都是要保持一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3)在一般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起作用。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用以对付大的与拖长的经济衰退，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的使用。货币政策则是通过货币供应量和信贷量进行调节和控制，具有直接、迅速和灵活的特点。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搭配，因而两者可形成合力，对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发挥调控作用。
2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2.1 财政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财政政策所使用的工具一般与政府收支活动相关，主要有税收、财政支出、政府投资、财政补贴和公债等。
(1)税收。税收是形成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是国家调控经济的政策工具。其法律特征是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因而具有广泛强烈的调节作用。税率的确定是财政政策实行调节目标的基本政策度量选择之一。税率的高低决定着一国财力的大小和聚集分散程度。税负的分配是国家对于税收结构的调整，其可以起到调节产业结构的作用。
(2)国债。国家发行国债主要目的是弥补财政赤字和发展社会公共建设。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国债的发行渐渐成为了财政政策的重要T具，具有调节货币供给、私人消费和投资的作用。国债的调节作用主要表现在：货币效应;挤出效应;收入效应。
(3)财政支出。财政支出是国家为了满足一定的社会公共需要，对以税收和发行国债等形式筹集来的资金的运用。一般性的财政支出包括日常政务支出、政府投资支出，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和转移支付。政府的投资力度和投资方向对一国产业结构优化以及调整具有重要的作用。
2.2 货币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1)法定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是银行存放在中央银行或金库中的准备金占全部存款的法定比率。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扩大或收缩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加强央行的基础货币吞吐实力，从而通过影响货币存量而对整个经济产生作用。由于它直接影响到各商业银行利润，因而效果非常猛烈，一般情况下不常使用。
(2)再贴现率。再贴现率是商业银行将其贴现的未到期票据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时的预扣利率。再贴现意味着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贷款，从而增加了货币投放，直接增加货币供应量。再贴现率的高低不仅直接决定再贴现额的高低，而且会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再贴现需求，从而整体影响再贴现规模。
(3)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发达国家将公开市场操作当作中央银行调节基础货币量的主要货币政策T具，通过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与指定交易商进行有价证券，调控货币供应量，以达到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公开市场操作业务具有市场化程度高、灵活性和微调性的特征。
3 当前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的实践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历经了30多年的实践，实践表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对于加快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还有很多要素制约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从而使得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保持稳定出口的同时，出台了更加有力的措施以扩大国内需求，并取得了较好的政策效果。进入后危机时期，我国宏观调控在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方面的任务越来越繁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仅要在各自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还要加强协调配合，发挥调控互补的联动效果，避免政策运用的相互掣肘。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风险最小化)的投资者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经过2009年的经济刺激政策，使得我国国民经济在2010年实现了高位稳定增长，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重心也由刺激经济转变为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扩大内需和防止通货膨胀。政策组合继续保持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方面由极度宽松转变为适度宽松，而年末则调整为稳健偏紧，在产能过剩和房地产等领域紧缩性政策的调控力度明显加大，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使用的实践进行总结，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已逐渐向市场化调控方向转变。在发展公共财政的总体结构下，从财政政策影响经济的方式以政府投资性支出为主，逐渐转变到通过公债、税收、转移性支付等多种工具的综合运用。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信贷控制方面，而是逐步具有了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特征。
第二，在财政货币政策作用效果方面，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强至弱，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弱至强。改革开放最初，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是以财政政策为主导，而货币政策几乎没有作用，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货币政策的核心模式转变为通过对信贷规模的控制从而影响货币的供给。
第三，目前的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更多的关注总需求管理，主要以经济的稳定为目标。我国面临着经济发展与体制转轨的双重任务，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长期来看，还必须关注金融制度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优化，以及以结构性调整为目的的供给管理等层面，这也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4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4.1加强政策制订的预见性与时效性
从过去来看，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搭配的变化比较频繁，财政货币政策的实行存在时滞问题，需要做的就是提高预测能力，为政策调控及协调打下余量。
4.2财政货币政策在配合中要有针对性
财政政策应更多地利用区别对待的方式，利用财政收支来控制资金流向，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同时通过税制和社会保障措施，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有效调节整个社会收入构成。货币政策应当着重考虑未来经济的走势，避免出现通货膨胀，通过各种手段抑制经济过热，在调整结构方面，货币政策应当通过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方式，推动经济均衡发展。所以，在实施财政货币政策配合时，一定要注意两者具有针对性的搭配使用。
4.3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灵活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工具
要全面发挥货币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就要健全金融市场，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大力发展短期融资工具，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成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加强金融机构间的资金融通，实现金融机构间资金的良性循环。
4.4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效果
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经济差距以及居民收入差距等结构问题日益突出，内需不足，因此要实施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综上分析表明，现实两大政策的配合模式应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相结合，这样才能提高货币政策的效果，促使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篇5
关键词:货币政策;协调失灵;政策转型
2012年以来，我国告别过去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放缓，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宏观经济面临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及债务积累等结构性问题，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重要任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新形势下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也对货币政策提出更高要求。
一、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总体情况
过去十五年，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控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2～2007年。由于我国国际收支长期以来是双顺差，所以基础货币的投放主要靠外汇占款。为对冲外汇占款的影响，加强通胀预期管理，实际上从2002年开始，我国首创央行票据，通过央行票据的投放回收基础外汇占款及基础货币，以减少流动性压力。同时，由于未充分实现利率市场化，央行通过制定存贷款管制利率以调节信贷需求和供给。总体看，在这一阶段，外汇占款和银行信贷构成我国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我国货币政策呈现典型的数量型货币政策特征。［1］第二阶段:2007～2012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外汇占款逐渐出现负增长，基础货币投放也在减少，过去对冲基础货币的央行票据规模也逐渐减少。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央行票据的地位逐渐下降，在此期间我国央行更多地使用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和公开市场操作等传统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商业银行流动性。同时，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利率调控在这一阶段的货币政策调控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第三阶段:2012年至今。在这一阶段中，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面临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也更为复杂。国际方面，美国经济复苏导致美联储加息和美元进入升值周期，这对人民币币值稳定形成较大压力。国内方面，为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一方面货币政策要有所作为，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应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杠杆”“去产能”等要求相适应，避免造成资产价格泡沫，加剧宏观经济金融风险。面对如此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货币政策的三大政策工具———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和公开市场操作并不能满足结构性调控的要求。尤其就存款准备金率调控而言，由于其规模庞大、影响范围广，往往被视为全面宽松(紧缩)的货币政策信号。因此，在我国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央行通过改造传统货币政策工具，打造了定向降息降准、常备借款便利(SLF)、中期借款便利(MLF)以及抵押补充贷款(PSL)等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通过不同的期限和利率，满足市场对流动性的需要。不仅如此，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加速，我国取消了存贷款利率限制，银行间市场的利率品种也逐渐丰富，利率调控的货币政策体系初见雏形。自2013年以来，在货币政策工具创新的基础上，我国初步形成以常备借贷便利利率为上限、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为下限、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为核心的市场化利率体系。在确定“利率走廊”的上下限后，央行可通过基准利率影响存贷款等其他利率，从而通过影响金融中介的信贷行为间接调控宏观经济变量。
二、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中的协调失灵
虽然我国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取得较好成效，但也要注意到，面对纷繁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货币政策的协调失灵问题日益突出，不利于政策的有效实施。
(一)货币政策的目标手段冲突
从货币政策目标看，由于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我国货币政策目标除稳定物价和经济增长外，还肩负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的年度目标和推动金融业改革发展的动态目标。长期看，我国货币政策的各个目标大体一致，但短期看我国货币政策目标过多。如，在当前国内经济不确定性较强阶段，我国要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就要求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但若要保持经济增长目标，就要求中性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样，在内部目标中，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目标在短期内也存在一定冲突，实际上我国货币政策往往更侧重实现经济增长和就业目标。根据丁伯根法则(TinbergensRule)，政策工具的数量或控制变量数至少要等于目标变量的数量，而且这些政策工具必须相互独立。［2］但需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有货币政策工具都是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的衍生品，且考虑到利率和货币需求的内在联系，长期看所有货币政策工具几乎不存在异质性。因此，长期内多目标的货币政策必然带来一定冲突。在目前较为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传统降息降准的货币政策受到较大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央行不断创新货币政策工具，这在近年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实践中都有所体现。自2013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先后设立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F)及中期借款便利(MLF)等工具对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货币政策对市场流动性的预调微调及短期利率引导的功能不断加强。这些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虽然没有形成“大水漫灌”的效果，但也造成银行间市场流动性过剩。如，MLF余额从不足1万亿元增加至2017年的接近4万亿元，PSL从6000多亿元上升至当前的2.1万亿元，逆回购余额当前也在6000亿元以上。这样，导致银行对央行的负债近三年也迅速飙升，且央行提供资金利率要低于市场利率，如7天期央行逆回购利率为2.35%，而相同期限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近期都在2.6%以上，银行间回购利率则更高。而银行间市场流动性过剩，客观上造成金融机构利用其他渠道来增加杠杆及延长信贷链条。［3］
(二)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不协调
当前，金融去杠杆是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的重要任务，而金融业高杠杆的原因，就在于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步调不一致及监管权限不同造成的监管漏洞。具体看，自2012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逐渐转为中性，但金融监管较为滞后，一方面造成对信贷投向施加严格管控;另一方面，在利率市场化和直接融资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表外影子银行业务发展迅速。在金融监管滞后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信贷受到约束，贷款不能直接投放到实体经济，迫使金融体系通过迂回的方式投放流动性。如，银行可通过向符合贷款投向规定的“过桥企业”放出一笔贷款，这家“过桥企业”再通过委托和信托贷款的方式把这笔款项转贷给真正需要资金的企业。这样，虽然最终结果等同于银行给该企业放贷，但在计算社会融资总量时会产生两笔记录，即银行向“过桥企业”投放的贷款及“过桥企业”的委托和信托贷款。因此，同等社会融资总量的增加自然只能对应更低的实体经济增长。除监管滞后外，金融监管职权真空也会产生监管套利机会。由于金融监管的职能由“一行三会”分别行使，分业监管使金融业往往通过同业合作等方式规避监管。以债券市场同业存单和同业理财为例，在整个信用投放链条过程中，既涉及大中型商业银行，又涉及券商、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同时涉及银行间市场，在对其进行监管时就需要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和证监会协调，而金融市场的不断创新将在短期内造成监管真空，从而形成监管套利机会。此外，央行在执行货币调控和金融监管任务时也存在角色冲突。一方面，央行作为金融监管者，有责任化解金融系统风险。因此，在观察到流动性投放过快、资金空转嫌疑，且有部分银行通过银行间市场融资快速提升杠杆率后，央行应针对金融风险加以控制。而另一方面，央行不仅是金融监管者还是“最后贷款人”，是维护货币市场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央行应向市场上投放充足的流动性。可见，央行的最后贷款人和金融监管者的双重身份存在一定冲突，货币政策总量型工具和金融监管结构性工具的界限往往并不明确。
(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协调
从理论层面看，价格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即FTPL模型)指出，在宏观调控政策执行过程中，财政政策往往被赋予主动角色，政府可自由设定预算盈余(赤字)，并不在每一时期都实现预算平衡;相比之下，货币政策则属于被动型，要根据财政预算来控制铸币税，从而实现财政平衡。该理论预言，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组合可避免流动性陷阱阶段货币政策的失灵，从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宏观经济目标，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从我国货币政策执行环境看，经过之前多次降息降准，不仅基准利率下降空间有限，同时受宏观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影响，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也大打折扣。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已接近流动性陷阱，进一步使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收效有限。同时，考虑到我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更多的是结构性问题，而货币政策本质上是总量型而非结构性政策，在此情况下，如若频繁使用传统的货币政策调控，不仅不会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还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和隐患。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实施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宏观调控措施:一方面，通过财政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实现增长目标，同时通过结构性的政策措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目标;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则保持相对稳健，同时注意防范金融风险的爆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协调还体现在货币政策执行的实践中。如，全口径政府收入的波动、财政支出集中于年末等现象，对我国货币政策稳定性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造成较大影响，使央行的货币政策执行陷入被动。再如，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及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都需要国债政策等的配合，而国债在期限结构和品种上的缺乏则限制了货币政策的传导和执行。
(四)国内政策与国际政策不协调
从国际经济环境看，2012年以来美国经济形势不断好转，向好和对通胀的担忧使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并加息，尤其近期美联储“缩表”已提上日程，未来美联储不断削减其持有的庞大资产，必将导致资金回流美国和全球范围内流动性紧缩。［4］与美国相比，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复苏则表现得更为缓慢和波折，但经过多年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欧洲和日本央行也将逐渐退出宽松政策，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相比美日欧主要经济体，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的宏观环境更为不确定，这需要国内货币政策保持中性甚至偏宽松，否则将对国内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但由于国际货币环境偏紧缩，造成美元、欧元和日元等主要国际货币的升值趋势。从双边汇率看，人民币自2015年开始进入贬值通道，从2014年底的1美元兑6.11元人民币最低跌至6.95元人民币，跌幅达13.7%;2017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虽然止跌，但兑欧元和日元等其他货币的汇率不断下降，受此影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亦不断下跌。汇率的不稳定体现当前阶段货币政策的内外不协调。一方面，国内保增长目标要求货币政策中性偏松;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和稳定汇率又要求货币政策紧缩。可见，当前阶段的货币政策越来越多地面临“三元悖论”的挑战。
三、我国应加强货币政策调控的政策协调
面对上述问题，我国未来的货币政策调控应注重政策协调，不仅要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手段间的协调，更要注重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财政政策的协调，并实现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一)注重货币政策目标手段协调
首先，不应将保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目标经历了由多目标向突出物价稳定目标转变的过程，相比之下，我国由于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目前尚不具备强调单一物价稳定目标的条件。但为了协调货币政策目标间的冲突，要简化货币政策目标，下调经济增速目标的重要性，保增长不应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具体看，由于在经济新常态下潜在增长率下滑，宏观调控的政策权衡空间缩小，高速经济增长不宜再成为货币政策追求的主要目标;货币政策调控应强调稳定和均衡目标，尤其应致力于稳定通货膨胀和实现内外部均衡。其次，弱化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重要性。货币供应量是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中介目标，但由于作为操作目标的基础货币和存款准备金与货币供应量息息相关，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的界限较为模糊。从货币政策调控的国际经验看，货币供应量目标已逐步淡化，［5］且在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基本完成、金融市场日益完善、社会融资结构多元化的背景下，货币供应量目标与最终目标的相关程度会有所减弱。因此，建议降低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重要性，同时将汇率、利率、国际收支状况及资本市场变化等指标纳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范畴。最后，转变货币调控方式，在操作目标方面突出利率机制的作用。未来，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可由价格型指标和数量型指标兼顾转为更多向价格型指标过渡。
(二)促进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协调
我国金融监管宽松助推金融业高增长，同时其背后杠杆投资和期限错配的痕迹明显。为促进金融业稳步发展，并控制金融风险与实现金融业“去杠杆”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应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构建完善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从当前“一行三会”的监管格局看，央行具有货币发行、利率和汇率等宏观调控工具，但还需要加强对银行、证券和保险等金融机构内部风险的识别和监控;而从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角度看，这些机构拥有微观监管和一系列强有力的控制风险的手段和监控工具，但在宏观政策工具和手段方面还有所欠缺。因此，应进一步联合现有的金融监管机构，在涉及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上，既要有银监会对单个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还要针对跨市场、跨机构、跨行业风险，考虑不同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确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的范围，对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制定严格的规则，同样也要有逆周期效应的央行利率政策和资本管制政策。
(三)推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协调
首先，应在较长时期内坚持“积极稳健配”。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对经济增长形成支撑，而在货币政策方面，应更加谨慎稳健，以避免总需求波动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并为推进全面改革培育相对较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尤其是我国经济在经历了近十年的“高增长、低通胀”发展后，面临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从经济增速转型的国际经验看，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经历了二战后长达2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期后，逐步陷入低增长阶段。为刺激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率，美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结果不但没有起到预期效果，反而使美国经济在“滞胀”中越陷越深。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我国货币政策执行过程中需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协调，以在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降低宏观经济金融风险。其次，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应分别针对总量和结构目标。就本质而言，货币政策是总量型调控，而财政政策则兼具总量和结构调控。因此，针对当前经济增长放缓和结构问题严峻的局面，宏观调控则应进一步区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角色。一方面，货币政策承担总量调控的任务，主要作用于总需求。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在总体宽松的同时，更要针对结构性调控目标，通过结构性减税等措施更有效地影响总需求和总供给。如，就当前经济环境而言，保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不仅要立足于财政支出的大范围规模扩张，还要在保持适度财政收入增长的情况下，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社会公共产品的支出，保障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稳定当前宏观经济环境;并通过结构性减税引导社会资金流向，更多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再次，构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制定部门的日常协调沟通机制。具体看，除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总体方向外，还应增强两大政策的制定程序和具体措施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加强与公众沟通。更为重要的是，应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体制机制建设。如，财政部应进一步完善国库收付制度，避免财政存款的季节性波动对货币政策效果的不利影响;同时，进一步完善国债市场，不断丰富国债的品种和期限，为货币政策的执行提供更有力的工具。最后，防范财政风险向金融领域蔓延。在扩张性财政政策作用下，预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率都将高位运行。因此，应重视防范财政风险向金融领域蔓延，从而引发系统性风险。在财政风险中，应高度重视地方财政风险。近年来，地方政府形成了“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建设融资机制，在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起到较大促进作用的同时，负面效应也不断凸显。为此，应建立财政风险监控与预警机制，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包括债务当年偿还情况、债务余额、偿债能力和债务风险指标等指标，以及时监控地方政府债务，防止地方政策债务风险向金融领域蔓延。
(四)加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首先，发挥国际组织的协调作用，增加我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美日欧经济形势和政策的分化更加凸显了宏观调控国际协调的重要性。尤其在我国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时期，为确保宏观调控保增长和调结构的总体目标，应充分利用G20、IMF等国际治理平台，在宏观调控方向和手段上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做好充分有效沟通，适时调整宏观调控政策以抵消外部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环境的负面影响。此外，我国还应通过宏观调控国际协调沟通渠道，借鉴欧美国家的政策工具，以便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更加有效地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其次，增强汇率弹性，稳定汇率预期。当前，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剧，对货币政策而言，宏观调控措施的独立性日益受到国际经济环境和他国政策的影响。
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市场体系还不完善，金融体系更表现出脆弱性，货币政策往往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火墙”。因此，我国更应重视宏观调控尤其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尤为需要注意的是，全球金融一体化趋势客观上削弱了各国对资本账户的限制，从“三元悖论”的角度分析，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要求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或资本账户限制，在此情况下，为确保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必然需要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改革。目前，我国已将每日人民币兑美元的浮动范围增至2%，这标志着我国汇率形成机制向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更具弹性和市场驱动的汇率制度近一步靠拢，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随之增强。未来，我国货币政策转型需要更加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应促进人民币汇率向均衡水平进一步调整，以保证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3］李波，伍戈.影子银行的信用创造功能及其对货币政策的挑战［J］.金融研究，2011(9):77－84.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篇6
关键词：货币政策 广义货币供给 国内生产总值
一、引言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条规定，我国实施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的增长。”
所谓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活动所采取的措施，尤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作为各个国家均采用的宏观调控的工具，其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的作用尤为突出。在我国，货币政策自1984年开始实施，经过多年的不断的改善，以及吸取国外的经验教训，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货币政策工具，是中央银行为达到货币政策目标而采取的手段。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有：存款准备金制度，再贴现政策，公开市场业务。俗称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三大法宝”。
二、我国货币政策实施情况
存款准备金率，被称为货币政策的“核武器”，因此该工具的效果之大昭然若揭。因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存款准备金制度亦是我国目前使用最为频繁，最为信赖的调控手段。故特以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执行，进行分析，以此为切入点，来观察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情况。
上表为我国至2008年9月，历次对存款准备金率进行调整的情况。
根据以上统计数据，可做以下分析：
首先，国家利用这一工具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给予相应的调整。通常在紧缩时期，央行会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增加货币供给。例如1999年11月21日的调整，1997年金融危机后，我国开始经历比较长时期的通货紧缩，物价下跌，股市低迷，央行调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旨在增加市场流动性，促进经济尽快复苏。一次性调低2个百分点，尺度颇大，之后确有效果。同样的情形发生在2007年金融危机以后，由于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时滞性，一般为1年半，于是在08年9月25日，央行再次调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然而，在经济繁荣时期，尤其在通胀压力较大时，央行会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也就是收紧银根。从简表中我们发现，国家在较多的年份总是提高准备金率，虽然调整频繁，但每次上调的幅度较小。由于货币政策在应对通胀时的效果不如财政政策，而且效果也不易把握，因此央行在准备金率的调整上慎之又慎。
其次，我国经常利用这一工具来调控宏观经济。并且，随着经济形势复杂程度的加深，调整频率愈加频繁。07年与08年都多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对市场的导向和人们的心理预期有着非常深的影响。国家不断减少流动性，尽量降低人们持有货币或者过渡投资的风险。
最后，国家实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制度是会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区别对待的。例如，发生汶川地震后，国家对于灾区所在地实行的准备金率就比其他地区要低，这是国家对灾区灾后重建的一个有力扶持，也能减少其经济建设的压力。事实上，国家对于银行类金融机构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设定的准备金率以及调整幅度也是略有区别的。通常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准备金率要高点，这是由于其控制风险的能力更弱。
三、货币政策的效果分析
取1993至2008年间的广义货币供给量M2（货币与准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GDP进行对比，让广义货币M2代表货币政策的实施，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检验其效果。
（一）GDP与M2之间的同向变动关系
通过做散点图，发现其有着同方向的变动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GDP与M2之间的线性关系
为探究货币供给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关系，将二者数值设为XY轴，置于同一座标系上观察，以探究GDP值受货币供给量大小的影响程度，发现二者成粗略的线性关系。
通过一元回归分析，得出二者之间可形成y = 0.5674x + 2E+06的函数关系，故每增加一百万的货币供给量，国内生产总值会增加大约50万。需要说明的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此是假定所有其他条件不变，忽略各种潜在的变动，单一观察货币政策的整体效果。
（三）GDP与M2的增幅变动关系
为进一步比较货币供给与国内生产总值变动的关系，从而分析其产生时间效果，制作了下图。由下图可看出，GDP相较于M2的变动，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出相应变化。如图中所示1999年至2001年，货币供给的增幅从10%升至大约21%，然而GDP的涨幅却未能随之灵敏的反应，相反的是在经历一个增长放缓的阶段，直至2001年过后才开始加速增长。又如2002年至2003年间，M2的供给量的上升幅度明显降低，与之对应的GDP却在经历一个较为高速的增长。这充分说明了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时滞性。
（四）结合我国相应年份的经济大事件进行分析
2005年4月国家开始实行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这直接推动了2006年股市的雄起。伴之而来的是投资投机热，通胀水平也日渐上升，因此，从2006年开始，央行方面开始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尤其是存款准备金率，从2006年的9%到2008年三季度的15.5%（对主要商业银行）；同时这期间大量售出国债，频繁进行回购交易。这些措施都有力地控制了经济的不良发展。也正因为这些措施，虽然房地产泡沫出现，但并没有出现1993年日本危机那样的局面。
因此，货币政策的良好运用带来了稳定经济的效果。再来看货币政策在金融危机后对国家经济的作用。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货币政策后于财政政策开始有所动作。美国次贷危机给全世界带来了灾难，中国也不例外，在这期间，货币政策配合财政政策作了相应调整，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回购国债，增加货币供给等等措施促进了我国经济的率先复苏。但是货币政策促进经济繁荣的效果痕迹不很明显，这是由其本身特点所导致的。
在史上两个经济过热阶段，政策目标与政策手段的偏差较大，政策有效性较弱，而在经济复苏阶段，政策有效性似乎比较令人满意。总体来说，我国货币政策效果是有效的，但其有效程度欠佳，呈现出阶段性差别。
四、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因素
（一）货币政策独立性
尽管近几年我国的政府干预已经明显减少，央行独立进行货币政策调整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但二者的博弈依然没有使得货币政策本身占上风。
首先，利率改革的步伐太小，市场化程度不高，虽说已形成以SHIBOR为中心的利率体系，但政府对利率的管制还是比较严格。在我国，利率尚未成为投资者与消费者心目中的风向标。以证券市场为例，投资者很少根据利率的变化来决定是否投资，他们更多的是研究政府新颁布的政策，这就是所谓的政策市场。而在这样的导向下，并无法完全真实的反映出市场的变化。由此可见，充分发挥利率的调节及指示作用是相当迫切的。
其次，汇率方面的政策有一定程度上比较被动。近年来不断增加的外汇占款，不仅导致较大的通胀压力，也使得我国汇率政策的制定处于进退维谷的尴尬里，在这样的压力下，汇率政策能否大展拳脚就难以得出。如，在国内通胀攀升的时候，迫于外汇方面的原因，使用正常的货币政策难以达到预期的反通胀的目标，这样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很难保证。我国资本管制正在逐步放松，这对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将造成一定的冲击。根据克鲁格曼在蒙代尔模型基础上提出的Impossible Triangle（不可能三角），在我国现有的经济环境下，我国既不能全面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又不能放弃独直实行货币政策的的权利。必须在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的同时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求我国经济长足发展。[3]
（二）货币政策的连续性
货币政策在应对危机时，无法达到财政政策立竿见影的效果，并且要短期内产生完全的效果几乎也是不可能的。货币政策众工具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即有这连锁的关系。所以，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十分重要。
假设第一年我国的CIP是8%，略为偏高，想控制在5%以内，于是，采取提高利率，卖出国债的措施；第二年，目标即将到达但还没有时，遇到了经济危机，为了抑制萧条，又立马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由于危机到来时，人们还并没有感受到危机，所以物价也还没有下降，但是宽松的政策却使得物价水平回升。那么，这个时候出现了背道而驰的效果，当消费者感受到了危机，失去工作，没有生活来源，而物价又无法降低，那么水深火热的生活便在所难免了。其实05年到08年货币政策之所以比较有效就是因为政策的连续性较好，并且更替政策的时间切入点算是比较合理的。所以，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一定要前后斟酌，尽量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
（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
我国的财政政策，政府基本上是发行国债，扩大三农支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每年有些新变化，但是大致的方向基本上是不变的；而货币政策似乎动作比较大，三年间由“紧”至“松”。
若是要保持原有的利率水平，同时又要保持增长的国民收入，那么应该实行扩大支出的财政政策和增加供给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若要降低利率，同时又要保持国民收入增长，那么就要使得扩大货币供应量的政策效果强于扩大支出的财政政策。从05年到08年三季度之前，货币政策方面，货币供应量逐年递增，增长率也是递增的，财政政策方面继续扩大支出，尤其是在三农和教育方面。与此同时，央行方面又急切的调高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说明市场利率的发展轨迹是偏离了原有轨道，那么此时的政策配合实际上是没有很完美的配合起来。此时的状况应该是带扩张性质的财政政策效果强于带扩张性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2008年开始，货币政策方面急转掉头，转变为宽松的，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财政政策方面也还是偏向于扩张。从2008年9月份开始，央行开始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说明市场利率偏低，此时的财政政策效果略弱于货币政策效果，两者的配合也不十分完美。如我前面所述，要保持经济的正常，又要使得利率水平稳定，那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是很重要的。
（四）货币的乘数效应
货币乘数的受到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市场利率，再贴现率等影响。一方面，由于货币乘数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之间的反向关系，之前频繁的调高存款准备金率使得货币乘数变小，另一方面，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不稳定，货币流通速度发生较大程度波动，就难以判断合理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就会下降，影响了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可预测性，并且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4]此外，一部分货币乘数创造的效应被较低的货币流通速度抵消了。关于存款准备金率影响货币乘数效应的部分在此不再赘述，货币流通速度对其产生的抵消作用很值得被关注。近年来我国的经济一直保持高增长，但这种增长大部分是由投资和出口带来的。关于消费拉动增长的部分我们国家比较疲软，因为国内消费需求的不够，货币流动的速度因此也较为缓慢。若是国家的政策能找到行之有效提高消费的途径，那么货币政策效果中由货币乘数产生的那一分部分便不会那么容易被抵消了。
参考文献：
[1]徐小淇,任力.弱化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原因及政策建议[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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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任玉凤.我国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分析[J].知识经济,2010,(10)
[4]王露霞. 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分析及建议[J].经济论坛,2009,(13)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篇7
【关键字】宏观经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对一个国家来讲，它的宏观经济目标包括促进经济增长，维持物价稳定，降低失业率和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政府在宏观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出于协调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是出于稳定物价、扩大就业的需要以及参与国际竞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政府干预经济或参与经济在世界大多数国家早已成为现实。
一、政府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
市场经济自发性、盲目性与滞后性的天然缺陷使市场失灵在所难免。高效的政府调控是市场正常运作的必要保障。因而，现代市场经济应该是市场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
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宏观政策的选择与应用上。宏观经济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府为了增进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改进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有意识、有计划地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来制定解决经济问题的指导原则和措施。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等。
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一）财政政策
1.财政政策的含义
财政政策是政府为了达到一定的宏观调控目标，对税收、政府购买、政府转移支付进行调整以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国民收入和产出的政策措施。财政政策包括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简单地说，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增支减收，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是增收减支。
2.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
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为例，它发挥作用的传导过程是：当政府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时，可以通过减税，增加政府支出（如增加政府购买或增加转移支付），以及增加投资津贴来实现。假设增加政府购买，政府购买作为总支出的一部分，增加了总支出（Y = C+I+G+X-M， G，Y）；而当产品市场均衡时，总收入应该等于总支出，由此，总收入也增加。因此，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以引起国民收入增加。而政策实施同时也会产生反作用：当国民收入增加时，人们对货币的交易预防需求随之增加，在货币市场均衡的条件下，投机需求就必须减少，而投机需求与利率是负相关的关系，因此利率上升；利率作为投资的成本，导致私人投资下降；而私人投资作为总支出的一部分，带动总支出的减少，从而引起国民收入的下降（G， L=k*Y-h*i， Y， L，i，I，Y）。政府购买增加导致私人投资减少的作用，在经济学中被称为“挤出效应”。同理，政府运用另外两个工具，即税收和转移支付，其变化会引起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变化，从而影响消费，而消费作为总支出的一部分又影响了整个支出与收入。当然它们在实施的过程中同样具有一定的反作用，而反作用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
3.财政政策的决定因素与实施效果
财政政策的决定因素与IS和LM线密切相关。在IS线斜率不变的情况下，LM线越平缓，财政政策越明显；反之，LM线越陡峭，财政政策越不明显。在LM线斜率不变的情况下，IS线越平缓，财政政策越不明显；反之，IS线越陡峭，财政政策越明显。而在特殊情况下，在古典主义极端情形下（长期，LM线为竖直的直线时），财政政策完全无效；在凯恩斯主义极端情形下（短期，LM线为水平的直线时），财政政策完全有效。
挤出效应也是影响财政政策的因素之一。当挤出效应效果大时，货币政策不明显；挤出效应小，则效果明显。挤出效应体现在图形上就是IS与LM线的斜率，IS线平缓，LM线陡峭，代表着较为显著的挤出效应。因而挤出效应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在本质上仍可归结为IS和LM线的问题。
（二）货币政策
1.货币政策的含义。货币政策是政府为达到一定的宏观调控目标，通过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量进行调整来改变利率，进而影响国民收入与产出的政策措施。货币政策也分为两种：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简单地说，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增加货币供给量（放松银根），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是减少货币供给量（紧缩银根）。具体实施时，央行可以通过调整（再）贴现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来实现。
2.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为例，货币政策对国民收入的传导作用是：当央行扩大货币供给量，利率就会随之下降，以利率为成本的投资便会增长，从而拉动总支出，使总收入增加（Ms，i，I，Y）。与财政政策相似，货币政策的实施同样具有反作用：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导致人们手中的钱增多，从而交易预防需求增加，交易预防需求与收入是正相关的，因此货币需求也增加，货币需求的增加，又使得利率上升，利率的上升导致私人投资下降，私人投资作为总支出的一部分，带动总之出的减少，从而引起国民收入的下降（L= k*Y-h*i，L，i，I，Y）。
3.货币政策的决定因素与实施效果
货币政策的决定因素同样取决于IS与LM线。在IS线斜率不变的情况下，LM线越平缓，货币政策越不明显；反之，LM线越陡峭，货币政策越明显。在LM线斜率不变的情况下，IS线越平缓，货币政策越明显；反之，IS线越陡峭，货币政策越不明显。而在特殊情况下，在古典主义极端情形下（长期，IS线为水平的直线时），货币政策完全有效；在凯恩斯主义极端情形下（短期，IS线为竖直的直线时），货币政策完全无效。
综上，从直观角度讲，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与IS线及LM线的斜率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若一国IS曲线比较陡峭，而LM曲线比较平坦，则财政政策效果好；若IS曲线平坦，而LM曲线陡峭，则货币政策效果好。
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实践性的问题
总的来说，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在宏观经济的调控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然而在执行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实践性问题：
1.执行政策的时机问题。从理论上讲，执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逆经济风向行事”，即在经济低迷时一般执行扩张性的政策，在经济过热时实施紧缩性的政策。而实际执行过程中，即前面所述的传导过程，在实际经济中真正发挥作用是需要时间的。也就是说，从政府意识到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到制定政策再到实施政策及政策发挥效果，其间存在时滞。每个国家都有经济低谷与高峰交替的经济周期现象，如果在经济低谷时执行了扩张性的政策，而政策时滞时间长，经济已经向高峰迈进的时候才充分发挥作用，那么扩张性的政策将推动经济的过热，这违背了政策实施的初衷。因此，准确地预测好时滞，把握好政策实行的时机，非常重要。
2.执行政策的综合运用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综合运用往往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过度使用其中一种而忽略另一种的作用。如片面强调财政政策，通过过多的政府支出来调节经济，忽视相应的货币政策的运用，往往会造成人为的经济失衡。
3.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施的微观基础不够健全。经济结构不合理，导致政策的传导机制的作用发挥缓慢，政策的不确定性比较大。
4.金融市场不够健全，利率机制的调节作用有限。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监管水平低，政策的实施效果有时会大打折扣。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如货币政策效果会因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而变化，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难以避免等。
四、提高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果的建议
1.政府尽可能的提高决策的效率，减少各环节占用的时间，尽量减少时滞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负面影响，提高经济调控的效果。
2.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更有助于发挥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仅依靠其中之一是不全面的。比如，在一般萧条的时候，政府会使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如增加政府购买或减税来增加国民可支配收入，拉动经济，同时会采取较为温和的货币政策甚至是紧缩的货币政策来防止政府拉动经济可能带来的通胀。
3.改善微观基础。健康的微观经济主体能够减少政策实施的不确定性，使政策效果更为充分地发挥。因此，要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就必须重视和充分发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容的微观运行机制，强化它作为市场主体的性质和功能。同时要优化经济结构，无论对于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而言，其效应的形成机理都是在一定经济结构内，通过最初政策变量的改变与其他变量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如果经济结构不合理，即使是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不能发挥应有的效果。因此，要促进传统部门的产品升级换代，促进新兴产业部门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4. 完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货币政策以及政策传导和发生作用的重要条件，培育健全的金融市场，是实施有效地财政、货币政策的前提和内容之一。在前面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施的传导机制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货币市场上诸多因素如利率等对于政策实施效果有着显著影响。完善金融市场，逐步实现市场化的利率机制，让利率真正成为资金的“价格”，充分发挥调节作用，对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要注重开发金融产品，鼓励和引导各种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创新和有利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创新，提高金融市场监管水平，使金融市场向着完善、稳定的方向发展，保障政策实施的健康环境。
5. 提高、刺激消费的有效性。财政政策的实施中，消费作为总支出的一部分拉动国民收入的作用不容小觑，要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就要使刺激消费的作用更加充分。而人们最终是否会增加消费，取决于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因此，要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来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这些是加强消费刺激作用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当前，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偏低，储蓄倾向偏高，与我国教育、医疗、养老、失业扶助、贫困救济以及住房制度改革都有密切关系。人们紧缩即期消费，为未来储蓄，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造成的结果。必须加快建设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建立和完善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医疗、就业扶助、贫困救济和养老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提高政府对这些方面的支持力度，扩大城乡居民的受益范围，消除消费者的后顾之忧，这样才会有更多的资金流入消费领域。
总之，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人类选择了市场，但市场机制的发展必然以高效的政府管理为依托。政府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必须要引起各国的高度重视与思考。
参考文献：
[1]曼昆，《经济学原理》第三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
[2]多恩布什和费希尔《宏观经济学》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篇8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8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4）03-0038-0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4.03.08
一、财政货币政策联系、区别及模式选择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联系
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但经历过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以后，由于存在“市场失灵”，政府的宏观调控变得必不可少，而调控政策手段主要依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大宏观政策共同服务于宏观调控的总目标，具有紧密的联系。从调控的着眼点来看，两大政策都是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针对宏观经济出现的各种问题，通过政策扩张性或收缩性的调整，协调社会供需关系，从而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优化，促使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和协调的发展。从调控的终极目标来看，两大政策最终都是为了稳定物价、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和平衡国际收支，以推动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从政策的杠杆作用来看，两大政策是互为条件、互相补充的，一种政策的实施，一般都需要另外一种政策的协调配合。两大政策的杠杆作用相比，财政政策偏向于经济衰退、调整结构时使用，货币政策更适合于经济偏热，调整总量时使用，且政策时滞长短不一。正是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两种长短不同、作用领域不同的政策搭配，因此一般不单独使用，而是综合运用，形成合力，发挥交叉效应，对市场经济进行可进可退的有效调节。同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某些领域存在天然的结合点，这是两大政策需要协调配合的重点所在。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区别
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存在紧密联系的同时，由于两大政策运用的机理、作用的范围和政策的效果不同，又是有区别的。
第一，两大政策在调控经济时所遵循的经济学运行机理不同。财政政策在承认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更多追求的是政策实施是否具有长远的、综合的、宏观的和社会的效应，“雪中送炭”式的财政政策，偏重于公平问题；而货币政策是按照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实施的，更为看重的是政策是否带来高的收益、少的成本、低的风险，“锦上添花”式的货币政策，偏重于效率问题[1]。
第二，调控经济的政策手段不同。财政政策主要的政策手段有：国家预算、税收、财政投资、财政补贴等；货币政策主要的政策手段有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消费者信用控制、证券市场信用控制、优惠利率等。
第三，调控经济的侧重点不同。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支出，按性质与用途来安排资金，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产业结构，而且可以引导资金流向，侧重于结构的优化；货币政策通过政策手段，调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管理全社会货币供应总量，侧重于总量的调节。
第四，政策的时差和效果的时滞不同。由于两大政策的制定者不同，所历经的程序也就不同，财政政策一般由财政部门制定，经立法机关审议通过方可执行，政策时差较长，但由于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和控制性，其效果时滞较短；而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制定，相对独立，故而政策时差较短，但由于是间接作用于调节对象，其效果时滞较长。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模式选择
一般来说，财政政策与货币财政配合有双紧、双松、松紧和中性四种模式五种状态[2]：其一，当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且通货膨胀特别严重时，选择双紧政策。通过增收减支，压缩社会需求和提高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减少贷款和再贴现等方式，减少货币供应量。两者的配合，对经济产生紧缩效应；其二，当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时，选择双松政策。通过增支减收和降利率、扩信贷，增加货币供应量。两者的配合，对经济产生扩张效应；其三，当经济处于平稳发展状态时，中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最佳选择；其四，当需要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同时尽可能地避免通货膨胀，采取松财政紧货币的政策，当需要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确保经济不下滑，采取松货币紧财政的政策。
二、改革开放以来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回顾
第一阶段：从1979—1992年。该阶段是我国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由于政策调控取向多着眼于影响总供给，故两大政策是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搭配。
第二阶段：从1993—1996年。该阶段我国经济过热，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两大政策从“双松”到“双紧”，通过压缩开支、减少发债，控制赤字和基础货币投放，对于实现经济的“软着陆”起到了较大作用。
第三阶段：从1997—2004年。该阶段我国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形势严峻，通货紧缩出现，我国开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方面，通过增发国债，筹集资金用于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货币政策方面，中前期为解决通货紧缩，增加货币供应量，到后期通胀压力加大开始紧缩银根。
第四阶段：从2005—2007年。该阶段我国为防止经济过热，抑制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实施了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第五阶段：从2008—2010年。该阶段从2008年9月起，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为防止经济严重下滑，在当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增加投资、增发国债、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等方式刺激经济的增长。
第六阶段：从2011年至今。该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呈现“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4年将坚持稳中求进的经济总基调，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其中，财政政策继存期间，政策扩张的力度会有一定的收缩；货币政策的稳健，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平稳适度增长的基础上，审时度势、灵活调整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综合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第一，随着国家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基础性条件发生变化；第二，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从改革开放之初的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逐渐到财政货币政策并重的局面；第三，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两大政策在运行一段时间以后，选择作用相反的另一种政策取而代之，从而抵消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3]。
三、当前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存在的问题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我们可以看出，两大政策的组合拳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经济的良好运行，但是效果并没有达到最佳的状态，主要是存在以下的问题。
（一）国债市场发展不够充分，制约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执行
国债不仅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最基本的结合部，还是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具体措施。然而，我国的国债在货币市场还未担当重要角色，主要表现在：一是国债相对规模较小，发展滞后。从2009—2012年来看，我国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基本上处于15%～17%左右（欧盟规定的警戒线为60%）。据IMF统计显示，2010年英国国债负担率（即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77.3%，德国80%，美国91.6%，日本为220.3%。因此，我国目前的国债相对规模处于较低水平，这对央行在公开市场买卖国债，不能产生很有效货币供应效应[4]；二是国债结构呈现的是“两头小，中间大”的特点，尤其是短期国债短缺，除了1年期国债和3月国债以外，6月国债2006年才发行，但是，1月期国债以及更短期的国债仍然是空白，短期国债的不足严重影响央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政策效果；三是国库现金管理和短期国债结合得不够紧密，国库大量闲置的现金与国债发行相脱节，造成了财政性资金的浪费。
（二）政策性金融体系不够完善，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空间有限
政策性金融具有政策性导向和市场化运作的双重特征，从国家实施政策性金融政策的意图来看，目的是使其主要覆盖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如贫困落后地区需要开发、农业等薄弱行业需要帮助、中小企业等弱势企业需要扶持、民生领域像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也急需加大资金的投入。但是，目前中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为了顾及市场份额和追逐市场目标，早已远离政策性目标的初衷，纷纷进入竞争性领域与商业银行同台竞技，追求“短平快”的盈利。过多的财政性资金带来了“挤占”效应，也不利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统一。同时，我国的政策性金融体系除了开办时拨付资本金外，只能通过定向发行金融债券和向中央银行借款方式筹资，其资金成本高于商业性金融机构，使其先天不足，而后天弥补之时，追求市场性目标背离了政策性目标的大方向，两难境地的局面使得政策性金融发展受限，且影响两大政策在相互配合领域调控作用的发挥。
（三）财政存款的日趋壮大，一定程度上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
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迅猛增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中央银行金库的财政存款也日益增加，且财政存款数额季节性波动明显。以月为衡量周期，财政存款库存波动率达到10%，以季度为衡量周期，财政存款库存波动率在20%左右，以年度为衡量周期，财政存款库存波动率在30%左右[5]。尤其是在一个财政年度内，财政存款不会平稳的流进流出，往往是前11个月由于税收入库和国债的发行，财政存款余额呈上升趋势，国库出现巨额的净收款，相应地商业银行的存款就会减少，从而引起货币乘数的递减；而在最后一个月（即12月份），由于财政需加快支出进度，存款余额会呈现快速下降趋势，国库净收款减少，相应地是商业银行存款的急剧增加（一些跨年度的专项资金在年底也会从国库转向开设在商业银行的财政专户），从而引起货币乘数的递增。同时，财政部门有一部分资金以定额存款的形式存于商业银行，这部分数额较大的资金将会增加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加大了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
四、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对策建议
总的来说，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经过多年的协调配合，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两大政策的结合部，两大政策互相配合、互为补充，为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起到积极的调节和控制作用，但是，受体制、机制以及客观原因的影响，仍然存在改善的空间，建议如下：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必须适应客观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
从改革开放以来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考察来看，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其最终归宿都要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目标。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由于客观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选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搭配的方式就不一样，其产生的政策效果也就不一样。如在经济过热的时期，财政政策通常是增收减支，抑制社会总需求，同时，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使经济迅速降温，不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这一时期政策手段是以货币政策为主，财政政策为辅；又如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货币政策通过对信贷资金流向和流量的控制，促进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更重要的是，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和拉动经济增长。因此，相比两大政策，财政政策是经济萧条时期的“催化剂”，货币政策是经济过热时期的“缓冲器”，对两大政策的应用，既要有所区分，又要配合使用。
（二）加强国债管理，优化国债结构
为扩大国债发行规模，降低国债发行成本，财政部应改善国债持有者的结构，一要提高商业银行的持债比例，中央银行要逐步取消对商业银行购买国债的某些限制，降低商业银行大规模进入国债市场的门槛；二要优化配置机构投资者群体的结构，改变投资量较大的机构垄断国债市场的局面，要形成机构投资者为主的国债持有结构，以降低筹集成本和发挥国债市场的调节功能；三是进一步促进国债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充分发挥保险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投资者的作用，以不断拓展国债市场的广度和深度。
为充分发挥国债调节经济的作用，一要适当增加短期国债的供给，减少中长期国债的发行，增强国债的流动性，加快国债的变现速度，从而改善国债的结构，实现国债品种的多样化，降低偿债风险；二要调整国债的投资方向和领域，发行国债所筹集的资金投向非竞争领域和民生领域，如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此外，调整国债利率结构，实现利率市场化，充分发挥国债利率机制在市场经济中的调节作用。
（三）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同步实现政策性和市场性双重目标
首先，要明确我国政策性金融的框架和定位，控制财政投资的方向。在考虑构建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时，应尽可能合理清晰地划分政策性金融和商业银行的界限，薄弱领域和弱势产业应划分为政策性金融的业务领域，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重点投资扶持的方向，而对于那些竞争性行业和领域，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尽可能的逐步退出，这是因为政策性金融机构有自身的职责和权限，其投资更多体现的是追求社会公平和贯彻国家的战略意图。
其次，要构建风险共担和收益共享机制。政策性金融机构为了实现政策性和市场性的双重目标，其投资的风险性大于一般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为了保证资金的安全，可建立政策性金融机构、财政部门、相关企业以及商业性金融机构一起承担的风险共担机制。同时，风险和收益是并存的，在多部门风险共担之后，更应该建立收益共享机制，当然，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政府以合理的形式补偿政策性的亏损也是必不可少的。
最后，要充分挖掘民间资本的潜力，鼓励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对于一些薄弱行业和弱势产业，改变以往政府作为唯一投资主体的不利局面，引导民间资本的加入，使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点。
（四）提高财政管理水平，重点完善预算制度、国债发行管理制度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
进一步完善预算制度、国债发行管理制度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缓解财政存款季节性变动对央行货币政策的对冲；加快推动国库单一账户的改革，提高财政资金缴存的集中性，保证国库中财政存款和财政资金的规模不断增大；积极推进预算管理制度的改革，除特殊情况外，一般的财政性收入应统一归集到国库，强化财政部门对财政性资金的管理；加强财政部门、中央银行与税收部门、非税部门和预算支出单位以及金融系统的联系，在科学合理的预测国库现金流的基础上，使国库之中的库存现金能够满足必要的日常支出和基本的专项支出，本着稳健安全剩余的原则，可对剩余的闲置资金进行投资，这样既可以减少财政资金对货币政策的对冲影响，又能提高财政资金的效率和效益。
（五）建立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磋商机制，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大方向由中央政府制定，但其具体的执行关键在于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协调配合，为加强两大部门在实施政策之中的衔接和配合，从长远来看，必须建立一个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委员会，委员会主任由国务院总理担任，成员由财政部、中央银行的主要领导组成，定期召开会议，主要协商解决：针对宏观经济形势拟将出台的财政、货币政策，事先征求对方的意见；针对国债市场的现状，两部门协商国债发行的规模、结构和品种；对财政存款的流进流出量以及结余进行预测，积极协商处理两大政策的对冲影响[6]。■
参考文献：
[1]贾康等.现阶段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几个问题[J].财经问题研究，20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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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敏.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研究[J].区域金融研究，2009（3）：29-31.
[5]王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须协调配合——访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长孙工声[J].中国金融家，2010（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