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制度范文

货币制度范文第1篇

[关键词]货币制度；银；铜钱；比价

1 清朝的货币制度

清朝因为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各项制度上可以借鉴、继承以前各朝代的各种制度，如货币制度。清朝的货币制度与明朝的币制非常相像，一些名称、机构和具体措施略有改动，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变化；晚清与外国的贸易、金融往来增多，使中国的各种制度——包括货币制度——发生巨大变化，金融机构呈现出与以前不同的情形。

相对于现代中国的货币制度，清朝的币制显得很复杂，其币材以银、铜为主，流通中的货币有银两、铜钱、外国银元，且形制、名称各异，清后期洋务运动时曾有机制制钱，发行过铜元、银元，直到民国时仍在使用。铸钱通常以合金铸成，如铜、铅、锡，银两有重量和成色之分，金可以使用，但不常见，市场上广泛存在着银钱比价和银两的成色换算关系，也有金银的比价。银的单位主要是两，后来铸造的银元以元为主；铜钱的单位为“文、串、卯”，通常1串为1000文，1卯为12280串，各地还有些不同换算方式，实际流通中白银和铜钱大体分别承担了主币和辅币的作用。

清时期货币种类较多，满人“入关后，实行银钱并用的政策，大数用银，小数用钱”（叶世昌，潘连贵，2001），即大额交易用银，小额交易用铜钱（制钱），顺治时曾规定银1两值铜钱1000文，但实际流通中比价常有波动。

银两以其重量和成色在市面流通，一定程度上行使了主币的作用，但银两的种类很多，清初时也没有转换成法定铸币，表1是清代宝银的重量和成色，通常使用的纹银成色为935.374‰，与之不同的需资料来源：戴建兵，中国货币文化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年8月，第171页。

白银是对外贸易中经常使用的货币，清朝廷曾铸银钱，“乾隆五十八年开铸新银币，分一钱五分、一钱和五分三种”（叶世昌，潘连贵，2001），银币的名称有“乾隆宝藏”、“漳州军饷”、“军饷”等。清初时对外贸易顺差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中国人称外国的银元为“洋钱”，沿海地区流通的洋钱有马钱、花边钱、十字钱，同时十进制的钱币单位圆、角、分也传入中国。十八世纪后英国向中国大量销售鸦片，致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鸦片战争前10年间，中国对印度的白银出超达3000余万两”（叶世昌，潘连贵，2001），直到清后期白银外流加之战争赔款，使清政府财力大为损耗，出现“银贵钱贱”的局面，货币制度更形混乱。

清朝大量铸造的货币是铜钱，中央铸钱机构为工部宝源局和户部宝泉局，地方铸钱机构是在各省会、镇或府设立铸局，常称为“宝×局”，表2是清朝不同时期主要地方铸局的情况，除了中央级的宝源局和宝泉局以外，各地方铸局存在与否与经济发展情况有关，很少有铸局一直存在而不停歇。铸局铸造的铜钱通常不是纯铜制作，而是铜、铅或加锡合铸，由于金属成分不同、重量不同而形成有大钱、小钱；清朝不同时期所铸铜钱质量也不同，有的每文重量为1钱，有的每文重1.2钱，还有1.4钱；质地不尽相同，如顺治通宝用红铜七成、白铜三成铸成，康熙二十三年以铜六铅四的比例铸钱，雍正五年改为铜、铅各半铸钱，这样市场上银与铜钱的比价会发生变化，表3是乾隆年间北京地区银钱比价，这一时期铜钱较值钱，不足1000文也可兑到1两银，清后期铜钱贬值，银一两可兑1000文以上的铜钱。康熙时期一般为银一两换钱千文以内，但在一些铸钱质量差的地方，银一两所换钱在千文以上，如一些质量差的私钱只能以1：5000甚至更低比价换银。有些省份在自铸钱过程中形成不同的制钱，如云南产铜，铸钱比较方便，道光年间许多省份停止铸钱时，云南、广东、四川三省仍在铸钱。

资料来源：戴建兵，中国货币文化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年8月，第159—164页。

资料来源：叶世昌，潘连贵，中国古近代金融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129页。

清朝时曾发行过纸币，“顺治八年至十七年曾发行纸币钞贯”，“每年均为128172贯470文余”（叶世昌，潘连贵，2001），这时纸币在中国的流通数量少且范围也小，有一些金融机构使用会票、钱票、银票，具有纸币性质，直到清朝后期人们才认识到使用纸币的便利之处，但真正全面、系统地发行、使用、管理纸币，仍要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和经验积累。

清朝的主要货币明显是实物货币，使用中以货币自身价值为衡量标准，如果有制币材料，私人铸造货币完全可行，若私钱是足值货币，其功用相当于官方铸局发行的货币；若铸造的是不足值货币，私铸者可以获得暴利，清时期出现过私钱，“贵州私钱有‘二黄’、‘三毛’等名目，每文不到4分重”，官局也铸私钱，称为“新钱”，铅多铜少，明显是不足值货币，这直接导致银钱兑换中铜钱贬值，到鸦片战争前银一两能换钱1600余文，与表3中的数字已有较大差距。银两的铸造分为官炉和私炉，对私炉的管理没有定例，各处不同，流通中常要有专业人士的成色鉴定。

从各种货币的形成及流通看，银的使用相对稳定，币值在国内外均较为稳定，而铜钱的使用虽广泛，其币值却随着数量、质量而产生变化。从流通的角度考察官铸的足值货币更有信用，私铸及官局私制钱的流通和使用相对困难。清政府虽设立专门机构管理货币发行，但其权力有限，货币的铸造缺少制度性规定，随意性比较大，对货币种类的控制力较弱，国内不仅流通外国货币，银钱间的兑换比价也随行就市，并不统一。对于不同钱币的偿付能力，政府没有确切的说明和管理，政府的铸币机构与现代中央银行相比较，在职能上仍有很大距离。

货币制度范文第2篇

[关键词]本位制；货币制度；演变

一、货币制度的演变与思考

货币制度也称货币本位制度，是一国政府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以法律或法令形式对货币的发行与流通所做的一系列规定的总称。其主要经历了金属货币制度和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以下分别论述。

（一）银本位制

银本位制指以一定量的白银作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其特点是：银币是本位货币，银币可以自由铸造与自由熔化，具有无限法偿能力。银本位制历史悠久，是最早的金融货币制度，早在中世纪，许多国家都采用过这种货币制度，16世纪以后开始盛行。由于19世纪以后，白银产量激增导致银价不稳定，同时由于白银与黄金相比体积大而价值小，资本主义大工业与批发商业的兴起导致大规模交易日益增多，白银明显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①，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采用金银复本位制。

不难看出，银本位制作为最早的金融货币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货币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作为人类社会的本位货币，它对社会历史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然而因其金属价值决定其无法一直满足经济需要，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由于旧中国经济比较落后，在20世纪初时清政府仍实行银本位制，1935年，政府实行法币政策，才放弃了银本位。

（二）金银复本位制

金银复本位制是指同时以黄金、白银为币材，铸造两种本位货币同时流通使用的货币制度，这种本位货币制度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典型货币制度，随着时间的演变先后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形式，分别是平行本位制、双本位制、跛行本位制。

平行本位制是指金银各按其所含金属的实际价值任意流通的一种复本位货币制度，其性质决定了其存在致命缺点，即金币与银币之间的交换比率虽金银市场价格的变化而频繁变动，导致这种货币制度极不稳定。双本位制是为了矫正平行本位制的缺陷而出现的，是指金银两种货币按法定比价流通的一种复本位货币制度。但在双本位制下，当金银币的法定比价与其市场比价背离时，市场上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又称为“格雷欣法则”，即法律上低估的货币必然被收藏、熔化或输出国外，法律上高估的货币充斥市场。复本位制末期，英、美等国家为了维持银币本位币地位及金银之间的法定比价，停止银币的自由铸造，以消除劣币驱良币造成的流通混乱。这时，金币和银币都规定为法定本位币，并有法定兑换比率，单金币可以自由铸造而银币不能自由铸造，这就是所谓的跛行本位币。

可以说，金银复本位制其实是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一来维护原本银本位的地位，二来可满足经济发展对金本位的需要。但因黄金本身各方面的优越性，如其开采量和保有量在一定时期内是大致不变的，排除了认为操控货币价值的可能以及其特别的物理与化学性质，各国都纷纷向金本位制度改变。在金银复本位的发展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到货币在流通中因本身价值以及人们需要的不断变化从而比价、需求量也不断变化，社会经济发展会慢慢选择于趋向本身需要的货币制度。

（三）金本位制

金本位制是以黄金为本位货币币材的货币制度，英国于1816年5月最早实行金本位制，之后欧洲其他国家纷纷效仿。因黄金本身的优越性，可以说，金本位制是自然选择和人类自身选择的统一，是迄今为止最为经典的货币制度。但是，金本位制最终还是走向了崩溃。论其原因，从客观来说，因工业技术革命极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各国之间的经济较为日益广泛与深入，这时候就要求作为货币的黄金其开采速度能够满足需要，一旦货币供应量跟不上，那么就会出现世界范围的通货紧缩与经济衰退②；从主观来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各国为避免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等恶劣影响，纷纷禁止黄金输出和纸币兑换黄金，国际金本位制被严重削弱，之后的金块本位制或金汇本位制，都是被削弱的国际金本位制，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后金本位制便退出了历史舞台。

（四）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

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是指以不兑现黄金的纸币或银行券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其主要特点为纸币为法定货币，且发行权由国家垄断并且不能兑现。在20世纪30年代金本位制完全崩溃以后世界各国普遍实行了这种货币制度，该制度在全球的推行又分为了两个步骤，而这两个步骤的实现又是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两个国际货币制度来进行的，前者切断了黄金与纸币在国内的自由兑换关系，但因存在“格里芬难题”，美元的供给刚性使美元同黄金的可兑换性日益难以维持，不久就走向崩溃；后者则切断了黄金与纸币在国际上各国政府间的自由兑换关系，将国际货币体系彻底过渡到了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之下，克服了金本位制下货币供应缺乏弹性的致命缺陷，但其存在很大的危险性，即政府的货币发行规模摆脱了黄金储备的束缚之后，很容易失控，由于纸币的信赖依赖于政府信用，一旦政府出现财政或货币危机，信用货币就会一文不值，从而造成社会危机。

二、货币制度的展望

基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货币制度在自身的演变中不断改进，不存在哪种制度是一直适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诞生于1991年的欧元更是作为一种超国家的跨国货币制度登上历史舞台，受其启示，世界各区域都出现了建立跨国货币制度的趋向，如西非经济共同体各国签署协议规定三年内建立统一货币，亚洲地区也有人提出亚元思想。笔者相信，在未来的发展中，跨国货币制度将是如今货币制度的发展趋势，但通过对希腊欧元危机以及各国生产力水平差异的观察分析，跨国货币制度的建立还需要长期磨合过程，需要各国之间政治经济的磨合，生产力水平差异不大，政府相关经济政策相对协调等。

通过对目前主流观点的分析思考，笔者认为，经济发展需要趋向健康与公平，要防止和避免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尊重发展中国家依靠自身国情选择的金融开发政策，加强区域性的经济货币政策合作，还要尝试在世界经济多元化发展中逐步摆脱美元的统治地位，各国选择符合自身经济发展的汇率制度， 建立长期有效的汇率检测机制，保证货币制度健康运行。

货币制度范文第3篇

【关键词】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局中国家；货币霸主角逐

一、国际货币制度的变迁

国际货币制度的变迁是指两种不同国际货币制度的转轨和替换，是世界各国利益博弈的结果，集中体现为局中国际货币霸主的角逐的结果。国际货币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因是制度供给与需求的均衡被打破，原有的制度安排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国际贸易往来和日益深化的国际依存关系和需求，无非满足国际金融活动的需求，原来的一系列规则和规范形同虚设，此时十分需要一种新的国际货币制度。一项合适的国际货币制度是一种国际公共产品（宋文兵，1999），所有成员国都可以因此受益。但是国内公共产品由本国政府出面提供，目前还没有一个被各国承认的国际性政府，那么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就只能是受益最多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又是经济实力雄厚和金融地位很高的国家。

二、国际货币制度变迁过程中角逐货币霸主的局中国家

国际货币制度变迁过程中角逐货币霸主的局中国家是指国际货币制度变迁过程中角逐货币霸主的参与国家。国际货币制度的建立是源于国际经贸往来的客观需要。国际货币的角逐主要体现为大国的博弈。从历史上看，每一种国际货币制度往往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不同利益的影响。国际金本位制主要反映了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则对美国战后霸权的确立、发展和当代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而美国金融危机后各国意欲变革的国际货币制度则会一定程度上动摇美国在金融和货币上的霸主地位。

（一）国际金本位制形成过程中角逐货币霸主的局中国家

国际货币制度是从国际金本位制开始的，17-19世纪西方各国通过各自选择，最后都普遍采用了金本位制，从而形成了国际金本位制。我们应该注意到，当时全球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英国作为最大的工业强国，英镑价值稳定，伦敦是国际金融中心，充当了国际结算中心与“最后贷款人”，英镑成为世界货。基于此，可以认为1914年以前的金本位制是实际上的英镑本位制。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过程中角逐货币霸主的局中国家

替代国际金本位制的国际货币制度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货币制度—金汇兑本位制即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前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主要国家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世界经济的格局呈现新的不平衡，角逐货币霸主的局中国家主要是英国和美国，此时英国的实力削减，美国的实力大增。实力强的国家为了使自己福利最大化而创设新的规则，形成金汇兑本位制，它实质上是一种附属的货币制度，这种经验对于二战后国际货币关系的建立起了一定作用。随着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绝对优势的凸显，这就使建立一个以美元为支柱的有利于美国对外经济扩张的国际货币制度即后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成为可能。

（三）牙买加体系形成过程中角逐货币霸主的局中国家

牙买加体系即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牙买加体系形成过程中角逐货币霸主的局中国家包括美、日、欧盟。进入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治、经济地位下降，西欧、日本等国的经济开始崛起，突破了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垄断和美元的霸主地位。1971年8月15日美国被迫宣布停止向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按官价兑换黄金，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国家的货币不再钉住美元而实行浮动汇率制，从而动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1973年2月爆发的美元危机，从而西方主要国家的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也都实行浮动，由此，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让位于浮动汇率制度。

（四）美国金融危机后角逐货币霸主的局中国家

美国金融危机后的货币霸主的角逐，可以说是群雄逐鹿。在新的国际金融秩序的构成过程中，美国只求度过危机，想尽一切办法维持现状，不想失去主导地位，要求世界为其“埋单”，不想改革国际金融与货币制度；欧、日则需要度过危机，又不同程度地试图借机动摇美国金融和货币的霸主地位，本意是想借此与美国争夺主导权，建立更符合欧洲国家利益的体系，实现国际金融与货币制度的“大国共治”，故力推制度改革。中国政府发出改革国际货币制度、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呼声在国际社会引发强烈反响，得到众多支持；而亚洲国家亦开始着手研究新的规则、新的世界秩序和金融秩序的设计。

三、国际货币制度变迁过程中局中国家货币霸主的博弈

国际货币制度变迁过程中货币霸主角逐的焦点就是以何种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众所周知，国际储备货币的作用非常巨大，是充当国际储备货币国的核心竞争力，对于该国家来说，本币可以无限创造或可以通过发行债券等融资途径来解决国际支付问题，但发展中国家则用本币解决国际收支问题，一旦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就会发生债务危机，进而导致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为此，在国际金融领域，各国货币为争夺国际货币地位的较量一直存在。然而，与国内货币不同的是，国际储备货币的产生是市场结果，而不是依靠政府垄断发行形成的。国际储备货币的选择需要综合国力支撑。

（一）国际金本位制形成过程中货币霸主的角逐

1816年，英国通过了《金本位制度法案》，规定1盎司黄金等于3镑17先令10.5便士，从法律的形式承认了黄金作为货币的本位来发行纸币。随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纷纷效仿，于1871-1897年间相继采用了金本位制，从而形成了当时的国际金本位制。英国利用国际金本位制维系其在世界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使得英镑成为第一种非金银的世界货币。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过程中货币霸主的角逐

在二战结束前，为了争夺在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地位，英、美两国都在着手建立战后的国际货币制度，美国希望取代英国，建立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英国虽然在战争中遭受了严重的创伤，但伦敦依旧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由于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远远超过了英国，英国被迫放弃自己的计划，同时，美国也做出了让步。至此，美元确立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

（三）牙买加体系形成过程中货币霸主的角逐

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此时的国际货币制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美元本位制度。不过，美元这把头号交椅坐得并不安稳，随着美国经济的重新走强，欧盟各国和日本的经济也得到了迅猛发展，美元、欧元和日元为了巩固或开拓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实现最大的国家利益，开始进行更加激烈的货币竞争。

（四）美国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霸主的角逐

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作为国际金融领域内的重大事件将成为国际货币制度变革的转折点。2009年，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G20伦敦金融峰会以及此后的一些列国际会议上，要求结束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用一篮子货币或者SDR（特别提款权）等超的国际储备货币取代美元，然而，改革货币制度任重道远。

四、结论

货币制度范文第4篇

美国纸币的雏形

进入16世纪以后，随着欧洲产业革命和新兴资本主义的兴起，英国、法国、荷兰等新兴强国逐渐羽翼丰满，欧洲各主要国家纷纷来到美洲建立自己的殖民地。葡萄牙抢占了巴西，西班牙征服了除巴西以外的拉丁美洲，法国和英国则瓜分了北美洲。

英国对殖民地的贸易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英国国会在17世纪30年代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杜绝外国人与殖民地开展贸易。在内战中，这些规定起初并未得到执行。内战停止后，英国国会便开始重申和加强其控制。为此，这些规定被编撰成新的法律一《贸易和航海条例》，该条例规定，凡是殖民地的贸易，所用船只必须是英国人或者殖民者制造、拥有和指挥，船员也必须至少有3/4是英国人或者殖民地的人。所有和殖民地进行的英帝国以外的贸易，都要经英帝国操办。某些殖民地商品只能出口到英国，例如大米、蜂蜜、糖、棉花和海军补给品等。

同时英国严格管制北美的货币发行，不允许北美各殖民地发行硬币和银行券，甚至不允许从英国进口硬币，导致北美殖民地处于长期的原始经济状态，只能以物易物，十分不方便。至1652年北美开始私自发行货币，称为Pine Tree Shilling，这是北美第一种钱币。至1690年北美殖民地自己发行了Bills of Credit，即美国纸币的前身。当然，这些私自发行的货币都是被英国政府禁止的。

1696年，麻萨诸塞为偿付战争债务发行了信用券。随后，其它殖民地先后发明了土地抵押发行纸币、税收抵押发行纸币等方式。当时，各殖民地的货币都以英镑定值，比如纽约英镑，宾西法尼亚英镑，马里兰英镑等。各殖民地之间的货币按市场汇率相互兑换。

1775年4月，莱克星顿的枪声揭开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帷幕。美国大陆议会于1777年11月15日通过《邦联条例》，规定各州和大陆议会均有权力发行货币，此前大陆议会为了筹集军费已经发行了大陆券。然而这种毫无基础的纯信用货币注定是短命的，在最初发行的时候，1元大陆券相当于4.5英国先令，在战争期间大陆券迅速贬值，到1781年币值已经为零。

幸好此时美国得到了法国强有力的支持。事实上，美国独立战争正是法国与英国争夺全球霸权的一部分，关键的约克敦战役中，美国大陆军投入兵力约9500人，法国投入兵力则高达18300人。在海上，法国32条战列舰对英国18条战列舰占据了绝对优势，而美国军队的火炮数量仅占美法联军的8.54%左右。当时美军充当军饷的大陆币一文不值，有将近十分之一的军队发动兵变。法国皇家军队的陆军中将罗尚博伯爵借给华盛顿12万里弗尔（银币）发军饷，对于稳定军心起了重要作用。

从殖民地私自发行的信用货币，到独立战争时期的大陆币，美国纸币的雏形阶段正是欧洲大陆此前失败尝试的延续，还完全见不到现代信用货币制度的影子。

美国第一银行与第二银行的失败

1783年英法美三国签署《巴黎条约》，英国承认美国独立。1787年春天在费城召开了制宪会议，产生一部新的宪法以取代《邦联条例》。1789年3月4日，该宪法被国会批准生效。根据该宪法，国会拥有“铸造货币，规定国币及外币之价格”的权力。各州将不再有权力发行本地货币，也不再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

1791年3月，国会授权成立美国第一银行。这虽然并不是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但是，第一银行也标志着政府与货币控制发生关系的开始。第一银行的三个基本特征是：（1）财政资金的存放处；（2）管理公共债务；（3）是一个私有、赢利性组织。这些角色为第一银行的成长和管理国家金融提供了充分的空间。

作为国家财政资金的主要存放处，第一银行获得了至为关键的开展业务所需的资本金。通过管理公共债务，第一银行处在了在经济上统一美国的位置。同时，受北美银行成功的影响，第一银行吸收了大量的私人股东：最后，由于大量个人投资的存在，私有产权也提高了银行的经营效率。其主要职能有：国库，发行基于商业信用的统一国家纸币，为政府提供信贷。但第一银行不得“把增减纸币的发行作为稳定贸易的手段”。

然而，第一银行的“中央银行”地位仅仅是名义上的，其发行货币同样要以足值货币或者一揽子资本做准备，因此与商业银行没有任何本质区别，更被外界质疑为一种寻租工具。因此第一银行的经营许可在1811年3月4日到期后，就在强烈反对下没有得到延期。

1812年英美再度爆发战争。英国军队入侵了美国海岸，焚毁了白宫和国会大厦。为了偿付战争债务，麦迪逊向国会提议，再度成立国民银行。这就是美国第二银行。

第二银行仍然没有突破商业银行的框架。它的主要业务是作为财政部的财政，供应纸币和持有国家金属储备，以商业银行的身份从事经营。它还像私有公司一样，发行票据。结果，第二银行的西部和南部地区分行没有负责地管好信贷，过多地发行了纸币，客户不得不到其它分行请求兑付贵金属货币。巨量的兑付请求耗尽了西部、南部分行以及其它分行的资源。第二银行被迫向欧洲银行告贷，致使债台高筑。安德鲁-杰克逊总统行使否决权，第二银行于1836年正式停业。他说，“必须承认……第二银行在创设统一、健全货币的大结局中失败了”。

商业银行为何难以履行央行职能？

美国第一、第二银行的失败经常被一些经济学家引为反例，进而论证中央银行体系的不可靠，这一推论显然是错误的。这两家银行的失败并非是央行的失败，而是商业银行执行中央银行职能导致的失败。

如果一个国家依靠商业银行来完成货币供给，则其要么是以黄金等足值货币作为基础货币（例如金本位），要么是以外国的高信誉货币作为基础货币（例如货币局制度）。而美国第一、第二银行时期，以及之后的自由银行时期，是以一揽子资产（如“西部土地”、“未来税收”等）作为准备发行纸币。实物的价格并不是统一的，不同的人对同样的实物具有不同的估价。因此，一揽子商品难以有公认的统一价值，由于资本评估缺乏标准性，以及资本随着经济过热而膨胀，随着经济过冷而收缩的正反馈性，必然导致以此为准备的货币发行崩溃。

不同于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具备以一揽子商品作担保来发行基础货币的特权，原因如下：

首先，中央银行无需精确估计一揽子商品的价值，因为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就是价值标准，它不需要担心持有钞票的人向自己索取被担保的物品——即使被担保物品不够索取价值，央行也可以继续印钞票，或发行央行票据，来支付不足部分，然后索取人凭借钞票向社会购买物品来得到弥补。所以，央行虽然使用担保，但并不会出现挤兑现象，因此不会出现商业银行那样因为挤兑而导致的金融危机。

其次，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不一样，在很多情况下甚至相反。中央银行必须关注整个国家的实物财富运行，确保国家的实物物价保持一定稳定。而商业银行关注自己信贷安全。在经济膨胀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抵押的资产利润率提高，因此抵押资产价值提高，则商业银行将更加扩张信贷，造成经济的加剧过热；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抵押的资产利润率降低，抵押资产价值萎缩，则商业银行将被迫紧缩信贷，造成经济加剧过冷。这样，商业银行就造成经济的正反馈，加大了经济的波动。而中央银行的操作方式则相反，在经济过热的时候，中央银行应当紧缩基础货币供给，以控制经济过热；在经济过冷的时候，中央银行应当扩张基础货币供给，以刺激经济。这样，中央银行就形成经济的负反馈，以稳定经济。

商业银行的实物抵押信贷，仅仅是微观层次的安全保证，在经济没有出现宏观系统性风险时才有意义。一旦整个宏观经济出现过冷或者过热，则被抵押的实物价值就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抵押失去安全性。特别地，被抵押实物价值的变化，又会在商业银行微观信贷安全的假象下，引起信贷变化，这种信贷变化往往扩大宏观系统性风险，从而引起整个经济的正反馈，直到最后使得商业银行的微观信贷安全崩溃，此即金融危机。

而中央银行并不立足于自己的微观兑现安全，而是根据全社会的经济情况确定货币总量或者物价目标，从而能有效地控制经济的过冷过热。央行发行基础货币的担保过程，仅仅是在微观上保证资金的安全，并不是宏观上控制货币总量的根本手段。央行通过再贴现利率调整和公开市场业务，来控制货币总量，保证货币总量与整个国民经济实物总量的恰当配合，这才是根本目的。

因此，缺乏中央银行的商业银行体系，没有能力完成稳定经济的任务。相反，它们只可能加大经济的波动。美国的历史实践证明，分散的商业银行供币机制，作为原始经济形态，已经走到尽头，一种新的中央银行制度——以国家宏观经济参数为指标的调控体系即将建立，这正是与中国古典宏观货币调控制度异曲同工的现代央行制度。

货币制度范文第5篇

[关键词]传统货币；中央集权；金属货币；宝钞；货币政策

中国有着悠久的货币活动和使用传统，上溯至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就有了货币的记载。《史记平准书》记高辛氏之前就有了“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古今治平略》“伏羲氏聚天下之铜…以为棘币…而钱币自此始矣”。约到殷商后期逐渐产生金属货币。古代中国大部分地区开始进入到了金属货币的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各地区诸侯国货币和制度分呈，但有了广泛的金属货币活动则是不争的历史。首先对货币的统一，是中国的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秦。而汉代秦后，继续了货币制度的统一，由此传统货币制度延续了2000多年直到近代。同欧洲、近东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较，中国在传统货币制度上有着自己的特点。

一、中央集权的货币制度

对于中央集权的货币制度之始，是从秦还是从汉，学者们有所争议。石俊志在《半两钱制度研究》一书中认为“秦代历时甚短，统一的货币制度没有全面贯彻是有可能的。但是从秦王朝轻罪重罚、法网严密所造成的高效率来看，可以相信秦代是比较全面地废除了旧的区域性货币制度，并贯彻了全国统一的半两钱制度。”并考证总结出秦时垄断铸币权的表现在三个方面，禁止民间私铸、确定铸造官署以及统一铸造形制。现在能够普遍认同的是秦代统一了货币的铸造形制“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秦统一中国后，将秦半两的使用推行到全国，统一了货币；但就中央集权的货币制度而言，虽然有禁民私铸的证据，但依据是秦朝之前秦国时期的睡虎地秦墓《封诊式》的私铸犯罪的记载，而铸造官署依据的是《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对秦代官职治粟内史的记载，问题在于管理货币同铸造货币的专门管理还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秦代的禁止私铸和铸造官署的论断还没有直接的史证予以证明。所以秦代是否有效实现了中央政府的统一铸造，还待考证。而张履鹏、史自力等编著的《中国历代货币形制与融通》则将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7年）大臣桑弘羊主持的汉代“三官钱”改革，视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铸币权统一收归中央。“取消郡国铸钱权，专令水衡都尉所属的设在上林苑的钟官、技巧令（均输）、辨铜令三官负责铸造新的五铢钱。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旧币一律废罢。”但不管如何，从漫长的历史时期来看，秦汉时期中国建立起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货币制度是明确的。

其后随着中国天下分分合合，朝代更迭的历史演变，“朝代的更换，对于币制多有所改革；朝代若不更换，则改革属于例外。中国各历代帝王，多不愿改变他们祖宗的成法。譬如汉朝的货币，显然和战国时期的货币不同。王莽变制失败后，光武就恢复了西汉的币制。到唐朝钱制又一变。而宋钱又另具一种风格，制度首尾约略一贯。元明的钱币也各有其独特的体制。”虽然这套制度中的具体操作内容屡有改变，但是各个王朝遵循统一的货币形制制度，统一的中央货币铸造制度，统一的货币量衡制度这些中央集权的货币制度的主要方面却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国家才有权铸造发行货币，惟一只有国家准许形制的货币才能流通，民间没有私铸货币权，国家大致维护货币的固定的重量成色。从历史发展来看，汉法所定5铢（一铢约0.65克），很长一段历史中都大体成为铜钱的重量标准。虽然七铢，十铢，三铢，二铢钱也不少见。

不管具体制度如何，中国传统的货币制度皆令出于君主国法，虽然屡屡有违犯抛弃之史实。任由民间自由决定货币、铸造货币的情况不是常态。货币统治权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统治方面的重要权威。但由于古代中外经济交流总体而言较少，所以中外货币交换并未成为常态，传统货币制度对此也无规定之律。货币权对外的制度空缺，造成了近代清朝在币改之前对于外币国境内流通的忽视态度和如何处理的认识不足。对外之货币观念和制度本来仅是近代世界以来的事情。

二、铜币为中国古代的主要货币

“考吾国货币制度，历代兴革，各有差异，大率以铜币为主。汉书食货志有三品袅蹄货布之属，然度其时，已不恒用。宋元以来，则有楮币。顾行之不慎，往往害国病民。为贤者所弗取。故世所通用者，惟铜币而已。”中国选取铜币作为主要货币是有中国自己的原因的。

首先是中国地域内的金银铜三种货币主要金属材料中，铜的产量最大。“如唐代元和年间约计产铁200万斤，铜26万斤，银6千余斤，金160斤。”虽然铁在中国的产区最多，产量最大，但是铁主要用于工具制作用途广泛，若垄断而为货币材料必然影响国计民生，且铁产区过多，矿产来源丰富，不宜控制铸冶。若以铁为币，私铸、滥铸几乎无法避免。所以中国历史上屡有铁币，但是都流行时间不长。而银和金，产量少，不能满足货币流通的需要。所以我国选取铜作为主要货币材料是同中国金属产出相关的。而且就金属而言，产量同价值成反比关系。在以金属价值标量货币价值的铸币时代，，选择价值适中的铜作为主要货币材料也是理所当然的。

另外也有不少论者从经济交换的需求规模上来解释铜币成为了主要货币的原因。中国传统经济以自给自足为主，需要交换的商品不多，日常商品的价值不高，“人们大量日常的交易可能仅是几升、几斗米与几斤几两盐、茶之类的交易。这样的交易规模如果用其他贵重金属来充当交换工具，就难以执行。”在晚清币制改革的争议中就有不少守旧的官僚，如张之洞等以“物贱民俭”为据，反对币制改革。

中国的铜币发展也遵循了货币发展的一般规律。早期是称量货币形制，以重为纪，在铜币上统一书写货币重量，如秦半两，五铢钱，虽然在铸造时候不一定按照称量铸造，或轻或重，但以表面名义重量为铜币价值充当交换等价。其后，发展到以年号为纪，不再在铜币上书写重量而只书写铸造时的年号。这是从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开始的，自此进入通宝钱阶段，直至清末，铜币都是以年号为纪了。政府用年号来标注货币，无疑是对货币用国家权威和法律予以肯定。货币的价值不再寄托于金属本身价值，而是由官府统治权威来支撑了。铜币从重量标称来宣示价值到由国家统治者来宣称货币法定效力和支撑货币价值，由此成为货币意义上的国家法定货币了。而符合中国文化理念和铸币技术实际的外圆内方的货币形状也随着铜币秦半两之始，成为中国传统货币的法定专用形制，直至清末。

三、金银对货币的辅助作用

《史记平准书》载“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黄金和白银在中国历史上也长期的作为货币使用过。但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就未出现过金币或银币，黄金和白银在中国历史中一直是以称量为单位的，从经济交换通货的角度来看，可以称为称量货币。但是若以货币的法定性来定义货币的话，就如本文主要以货币法定性来界定货币，金银不能算做货币。而且前已述，中国金银产量有限，无法承担主要的交换一般等价物职能。所以金银在历史上长期是作为铜币的辅助通货而使用的。

黄金充当货币主要是在魏晋南北朝之前的中国古代。春秋时期楚国就有黄金货币了，称为“爰金”或“卢金”。秦汉时期，黄金形制并无固定，主要以重量作为结算单位。虽然汉代有马蹄金，麟趾金的形制，但宁勿说是货币，不如说是工艺品，用作随葬之用。秦代和两汉从未用固定形制的金以数量单位来计载。而且黄金，用来作为流通手段的，实现交换媒介的货币职能的很少。虽然秦汉都将黄金视为货币，“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为名，上币”，汉代“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汉代黄金和铜币之间有比价，法定是黄金一斤值铜钱一万枚。黄金使用范围也非同一般铜币。“黄金的使用范围主要是：国与国的交往，封建贵族、大商人买卖珍贵的奢侈品，统治者们朝贡、馈赠、赏赐、贿赂也都使用黄金”黄金在当时年代主要是充当货币功能中的价值尺度和财富象征。而随着黄金用作其他用途如装饰，塑像等方面的逐渐增多，黄金作为货币而使用则逐渐减少。成各种形制的金币虽然在汉后也可以见到，但始终是作为一种价值尺度和财富储藏手段，广泛流通使用的还是各朝的铜币。

白银之使用较黄金为广泛些。但古代中国白银产量也不大，唐代白银产量每年不过一二万两。但宋元以来，中国白银很多来自国外，尤其明清以来，一则云南银矿的开采，提供了大量的白银；一则国际贸易上，一直出于入超状态，中国的瓷器，丝织，茶叶为中国换来了大量的白银，所以从明中期以来，尤其是清代以来，白银在中国货币体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关于中西方贸易导致白银向中国流动的史实，有论者通过分析白银国际流动，得出结论“总的来看，十六――十八世纪期间国际自银流动的主流是由西方向东方流动，即从西属美洲流向欧洲，再从欧洲流向中东，然后流向南亚次大陆，东南亚与中国。此外，还存在着两条支流，一条是沿着联系美洲与亚洲的西班牙大帆船航线而流向中国，另一条是东亚区域内部的日本白银流动，其方向也是中国。”而这一段时间，以1635―176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输入中国的白银额为例，总计：6 101 135.5两，折合228 792.56公斤。每年平均输入：47 295.6两，折合1，773.56公斤。而明代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银矿主产区，福建每年产银4万余两，浙江收银9万余两。天顺年间（公元1460年）全国产银18.3万两，其中云南约10万两。清代从康熙二十四年到道光十七年（公元1685―1837年）云南全省产量年平30到40万两。而上述白银流入数据还是仅仅英属东印度公司一家，就高达每年4万7千两。国内国外一比较，可见白银流入之大。论者甚至以白银向中国流动，导致欧洲区银荒，结论是导致欧洲近代走向金本位货币制度。但白银所起到的货币作用还主要是税赋征收，大宗交易买卖。日常普通交易还主要是用铜钱来完成。由于赋税征收的折算，形成了在计重的白银和铜钱之间的一定比较关系。清政府早期颁布的比价是约1两白银值1千文。但实际上随着白银价格变动，这个价格围绕着1千文为中心，上下波动还是比较剧烈的。

四、宝钞制度之兴废

宝钞即纸币。我国是世界历史上最早发行流通纸币的国家。彭信威在其《中国货币史》中说到，“兑换券和纸币是中国所发明的，西汉的白鹿皮币和唐代的飞钱，都有一种纸币的性质…中国纸币的产生和发展，是由于经济原因而促成的。第一是宋代商业的发达，因此不但需要更多的通货，而且需要更轻便的通货。第二是自五代以来，中国形成了许多货币区，不但用的钱不同，而且不准运钱出境，有时使用纸币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铜钱外流。第三是有许多区域使用体大值小的铁钱，携带非常不便。第四是两宋政府军费开支庞大，财政非常困难，常靠发行纸币来弥补开支。”中国最早的纸币称为交子。虽然交子何时产生及由谁创制的，历史上有所分歧不清楚。但是交子作为第一种纸币，是大家都承认的。交子实际上是一种可兑换货币，也就是说它本身没有价值，价值靠它之上所书写的可兑换铜币来确定。铜币在这里成为了交子的本位。但是这个制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守。“中国不仅发明了法定货币，而且那里的政府也把握了维持硬币储备的必要性，这些储备最初为纸币发行的3/7，1107年开始出现麻烦，与鞑靼人的战争给国家带来资金压力，这些都只有通过供应大量的纸币来缓解。纸币持有者实际上不再能够兑付到硬币了。”交子的不可兑换性和超发引起的通货膨出使得交子迅速的贬值，并导致交子被废止。而元明清时期也都出现过纸币。元代的中统元宝交钞开创了元代的纸币时代，市场上除了银元宝外，几乎都是纸币。元代货币主要是不可兑换货币，虽然纸币面上书写有铜钱单位，但是由于不可兑换，铜币单位成了一个名义和符号来表征货币价值，而实际情况是铜币在元代初期被禁用，白银流通也受到限制，所以纸币成为了一种以银作为本位的不可自由兑换的法定货币。但是这次纸币实施同所有其他纸币一样，极为容易超发而导致泛滥，因为通货膨胀而崩溃，最终在元顺帝年间又恢复了铜制货币的铸造和流通。明初同元制用钞不用币，发行过“大明宝钞”。但后来还是使用的白银和铜钱为主要货币，尤其是白银得到广泛的使用，纸币逐步的退出了历史舞台。到了清朝时期，纸币的出现和流通也成为了暂时现象，而没有如元代一般，长期大范围的使用纸币。并且纸币在中国的数次使用均以滥发造成通货膨胀而结束。

五、盲目而任意的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的中心问题，一矢破的地说来，就是怎样才能使得货币的购买力安定”。维护货币的购买力安定，对内来说就是通过货币政策维护物价稳定，对外来说就是通过货币进出口管制维护货币汇率稳定。传统中国货币法律制度中，由于没有对外汇兑交换的需要和观念，主要是对内通过货币来维持物价稳定和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同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国家一样，早期的统治者意识不到治国之策中商品经济政策的重要性，货币发行的数量就更不能够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来进行控制。古典货币数量供应学派发展到极致的“剑桥”数量方程式和费雪方程式也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才在英国出现。所以古代中国根本不会对货币与商品和经济的关系有明确理性的认识。由于发行货币的根据是纯粹统治者的财富好恶或者政治军事活动的需要，所以中国古代货币制度中的发行政策是盲目而任意的。“在中国历史上，自公元前360年至公元1905年这2265年间，货币价值大的起落达20余次，货币贬值的时间超过1200年；货币回值或平稳的时间不到1000年。其中绝大部分回值是暂时的，而且基本上是还未完全回落又重新上涨。中国古代货币流通的黄金时代只是汉唐的三个120年，即西汉文景之后的120年；东汉明帝以后的120年和唐贞观以后的120年。”铸币超发导致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货币跟不上经济发展，导致物价下跌的情况也是有的。彭信威在其《中国货币史》一书中对北宋年间的丰年物贱有过叙述“司马光曾说太宗平河东的时候，米价每斗十余钱，那大概是在太平兴国四年的事情，端拱二年粟价每斗十钱。淳化二年岭南米价每斗只要四五个钱。”

但是开始关注到农商贸易经济的发展与货币的需要和供应，而有意识的调整货币政策，在中国古代还是有的。货币贬值的情况常常是出现在朝廷货币超发的时期，所以解决办法是要么打击金银铜的私采和货币私铸，要么停止引起货币贬值的变币政策。如历代的改铸大钱、铁钱政策最终废止，就是此法；而针对货币数量跟不上经济需要的措施则采用如价格调整“宋会要稿食货四一：‘太祖建隆中，河北谷贱，添价散籴，以惠贫民。’”而发行铁钱，大钱，纸币宝钞也是很好的解决方法，但是变造新币发行，若掌握不好限度又会引起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此外，还有限制储藏货币金银和海禁来限制货币外流等方法。这些方法措施一并构成了中国货币法律制度历史中幼稚、粗浅的货币宏观调控政策。

货币制度范文第6篇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搭配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的回升向好阶段。如何拉动内需保持经济快速平稳发展，避免通货膨胀，这就决定了在宏观经济管理中，面对不同的经济形势，存在不同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问题。

1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一般作用

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信贷政策和利率政策。从总量调节出发，可以把货币政策分为3种基本类型：一种类型是松的货币政策，能够增加货币供应量，刺激社会总需求的增长，对投资和短期内发展有利，但容易引发通货膨胀率的上升；第二种类型是紧缩性货币政策，能够减少货币供应量，抑制社会总需求，对控制物价有利，但对投资和短期内经济发展有制约作用；第三种类型是中性货币政策，对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对比状况不产生影响。财政政策包括国家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两方面。财政政策也可分为3种基本类型。一种类型是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减税和增加财政支出，有利于投资。减税使企业和公众持有的货币增加，增加支出规模则直接扩大需求。但社会总需求的扩大容易导致通货膨胀。第二种类型是紧缩性财政政策，即增税减支。增税使企业和公众可支配的利润和收入减少，减支则直接减少政府需求，但对投资不利。第三种类型是中性财政政策，财政收支保持平衡，对社会总需求是中性影响。

2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运用的必要性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运行中都有较强的调节能力，但由于它们本身固有的特点，二者都有一定局限性。无论是货币政策调节还是财政政策调节，仅靠某一项政策很难全面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目标。没有两者的配合，单个政策的实施效果将会大大减弱，这就有必要使二者相互协调，密切配合，充分发挥其综合优势。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在于：（1）财政与银行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银行和财政在资金往来与对再生产过程的资金供应以及财政证券的发行、银行利率的调整等方面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一方的变动必然影响另一方的变动，客观地决定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必须作为统一的整体运作才能发挥比较理想的效果。

（2）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具有互补性。这在客观上要求两大政策必须协调运用才能取得预期效果。

3不同类型政策搭配的利弊分析

3.1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松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减税和扩大政策支出规模来增加社会的总需求；松的货币政策是通过降低法定准备金率、降低利息率来扩大信贷规模，增加货币供应量。这种组合的政策效应是财政和银行都向社会注入货币，使社会的总需求在短时间内迅速得到扩展，对经济活动具有强烈的刺激作用。这种组合只有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社会经济中存在大量未利用的资源时采用。如果没有足够的闲置资源，这种组合将导致通货膨胀。

3.2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紧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增税、削减政府支出规模等抑制消费与投资，从而控制社会总需求；紧的货币政策是通过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提高利率来压缩信贷规模，减少货币供应量。这时，货币当局加强回收货币，紧缩银根，压缩社会总需求；财政部门压缩财政支出，增加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社会货币量。这种双重压缩使社会上的货币供应量明显减少，社会总需求得以迅速收缩，从而有效地制止通货膨胀，但可能会带来经济停滞的后果。

3.3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紧的财政政策可以抑制社会总需求，防止经济过热和制止通货膨胀；松的货币政策在于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这样，就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但如果货币政策过松就难以控制通货膨胀。

3.4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松的财政政策在于刺激社会总需求，对克服经济萧条较为有效；紧的货币政策可以避免过高的通货膨胀率。这种政策组合的效应是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同时尽可能避免通货膨胀，但长期运用会积累起大量的财政赤字。

4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

4.1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要以实现社会总供求的基本平衡为共同目标国家宏观经济调节的首要目标是实现社会总供求的基本平衡。这种平衡不仅要求在总量上实现供求平衡，而且要求在结构上也达到供求平衡，而结构的均衡与否取决于国民经济结构是否协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总量和结构的平衡都有较强的调节能力，但二者又有各自的侧重点。一般说来，货币政策调节的侧重点在总量平衡方面财政政策的侧重点在结构协调上，二者需要互相补充，密切配合，才能实现社会总供求基本平衡的目标。

4.2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应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发展经济不单纯是指经济发展的速度有多快或产值有多高，更重要的是指社会生产能力的扩大、经济效益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改善。因此，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成功与否也应以此为标准，不能片面地以速度或产值的高低来衡量两大政策的实施效果。

4.3两大政策既要相互支持又要保持相对独立性在我国，由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调节领域、调节对象、调节目标、调节过程均有所不同，但又是相互联系的，因此二者既需要互相支持，又需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以加强调节效果。一般来说，货币政策调节主要发生在流通领域，调节对象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各类金融机构，调节目标主要是货币供应总量，调节过程长；而财政政策的调节主要在分配领域，调节对象主要是纳税人和财政支出的对象，调节的目标是财政收支的总量与结构，调节过程短。这些差异的存在，说明两大政策不能简单互相等同或相互取代，而应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另一方面，二者虽有差别但它们之间又相互联系，一个政策的调节必然会不同程度地对另一政策的调节效果发生影响。这种影响有正反两方面的效果，因此要注意到相互间的影响，加强彼此间的支持和配合。

4.4从实际出发进行两大政策的搭配运用采用哪一种组合方式，取决于对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透彻分析和宏观经济形势的正确判断。科学地搭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进行有效宏观调节的客观要求。

在这里，实事求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切合国情是十分重要的。

2009年，我国面对出口的严重萎缩，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及时果断地做出了实施以增发国债、扩大内需、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刺激消费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配合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组合拳”，有效地使国民经济回升向好，达到了“保八”的目标。

5结语

同煤集团作为国有特大煤矿企业，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要坚定“三新”发展思路，打造低碳绿色新型能源基地。立足市场，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为导向，充分利用国家财税、金融和投资政策；趋利避害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管理创新的道路；树立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理念；建设产业多元，低碳发展、社会和谐的新同煤，实现集团公司“做强同煤，造福员工”的战略目标是变化的，随r的增加而按一定规律减小，即n1是r的函数。

在轴线处，折射指数最大，即n1（0）=nmax；而在纤芯与包层的交界处，折射指数最小，即n1（a）=n2。这样，可根据n1（）r的不同，将纤芯分成若干层，如图5所示。

图5非均匀光纤的导光原理

设有一条射线以入射角φ射向端面A点，进入纤芯后，由于纤芯中的折射指数是从nmaxn2(由大变小)，因此光射线相当于是从光密介质射向光疏介质，此时射线应离开法线而折射，而纤芯中各层的法线都是垂直于界面的，因此光射线应有如图5所示的轨迹。当到达rm后，射线几乎与轴线平行，而后又由光疏介质射向光密介质，光射线又将变为靠近法线而折射，这样即形成一条按周期变化的曲线。

由此可得出结论：在非均匀光纤中，是靠光的折射原理将光射线集中在纤芯中，光射线的轨迹不再是直线，而是一条由折射形成的曲线，不同轨迹的折射曲线又和轴相交，向前传输。

3光纤的传输损耗

光波在光纤中传输，随着传输距离的增加光功率逐渐下降，这就是光纤的传输损耗。光纤每单位长度的损耗直接关系到光纤通信系统传输距离的长短。

形成光纤损耗的原因很多，有来自光纤本身的损耗，也有光纤与光源的耦合损耗以及光纤之间的连接损耗。

光纤本身损耗的原因主要有吸收损耗和散射损耗2类。

①吸收损耗是光波通过光纤的材料时有一部分光能变成热能，从而造成光功率的损失。造成吸收损耗的原因很多，但都与光纤材料有关。对于超高纯度的石英光纤来说，在1.55μm附近有损耗的最低点。

②散射损耗是由于光纤的材料、形状、折射率分布等的缺陷或不均匀，使光纤中传导的光发生散射。

货币制度范文第7篇

关键词：国际货币制度；国际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货币；SDR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便一直备受诟病。美国利用其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连续通过几轮量化宽松，滥印钞票，转嫁本国的经济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一片混乱。因而，改革现行国际货币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也成为历次国际经济会议的主要话题之一。

现行制度最大的不合理之处便是世界货币与一国货币相重叠，无法“置身事外”。剔除其他的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及内生动力的分析，并以此为线索对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趋势做一些粗线的探讨。

二、国际货币制度的历史起源与阶段特征

1.从地理大发现到二次工业革命。国际间贸易的大发展，刺激了贵金属金银的需求。作为世界各国都认可的一般等价物，被作为国际贸易的主要支付手段。然而，由于金银等贵金属的供给量小于需求量，此时“金币、银币和铜币混合使用是国际结算的基础”。但伴随着大量黄金和白银的开采，并流入主要贸易国家的市场，为以后的金本位、银本位和复本位制度奠定了基础。

2.19世纪70年代到1914年的金币本位制。1774年之前，英国实行黄金与白银的复本位制，但随着巴西大量黄金的涌入和黄金在皇家铸币厂定价过高，银币被最终驱逐出流通。英国于1816年正式宣布建立金币本位。1870年德国等国的加入被认为是国际金本位形成的标志。

3.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金块与金汇兑本位制。一战之前，各国加紧军备竞赛，加紧对黄金的掠夺，限制黄金的自由流出，从根本上动摇了金币本位制。随着一战的爆发，金币本位制彻底崩溃。

战后，由于黄金资源分配不均，金币本位制难以为继，因而在1922年热那亚的“世界货币”会议上，实行金块与金汇兑本位制，金币不再流通。金块与金汇兑本位制实际上是被削弱了的金币本位制，在经历了短暂的繁荣，1929年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的冲击下，主要金块本位制国家相继宣布黄金不可兑换。

“大萧条的年代是以国际货币战为特征的，加上各国的外汇管制”。国际金本位制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4.布雷顿森里体系。二战结束之际，建立了布雷顿森里体系。可以看做是金汇兑本位制的延续，但又有明显的区别：“钉住的汇率是可调整的；允许通过管制来限制国际资本的流动；建立了IMF来监督国家经济政策”。其主要特征便是各国国际储备被美元完全垄断。

布雷顿森林体系在60年代却陷入了困境，“各国货币币值之间的关系，在经济情况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条件下，不能进行重新调整”。直至其终结。

5.牙买加体系的建立。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为了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建立了以浮动汇率制为标志的牙买加体系，同时推行黄金的非货币化、发行特别提款权等政策。

三、国际货币制度演变的内生动力

国际货币制度自从其诞生以来，并发展至今，其发展所围绕的核心便是可自由兑换的世界货币。从其发展历程可以得出一般性的结论：

1.国际货币制度演变的根本动力，是取决于世界经济发展与生产力水平的进步。两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刺激了国际资本的流动。构成了对用于兑换的世界货币的巨大需求，加速了金本位制的诞生。

2.世界货币制度演变的直接动力，是世界货币供给的变化。在金本位制建立时，大量黄金被发现并开采，直接刺激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3.牙买加体系建立是的是浮动汇率制，所有国家货币与黄金脱钩，实际上建立的是信用本位制。而且没有了黄金的衡量与限制，政府便会有一种不可遏止的冲动，以量化宽松来刺激本国经济发展，这为以后的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

四、国际货币制度未来趋势及思考

针对当前国际货币制度诸多的不合理之处，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不少经济学家建议重新建立国际金本位制。但是，其客观条件早已不允许这样做，比如：“黄金总量有限的预期与发挥货币职能所要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黄金的‘自由兑换、自由铸造和自由流动’的模式已不可重建”。因此复辟金本位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对于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应以建立超越国家的世界货币为目标。IMF在历史上曾三次发行过“特别提款权”（SDR）以作为储备货币的补充，但并没有威胁美元的储备地位。SDR有其特有的优越性，足以充当新的世界货币，其价值应采用“一篮子”货币模式，应由IMF所有成员国的货币币值水平进行加权所得。同时为了防止IMF滥发SDR，应在其内部建立“SDR发行委员会”，其成员由主要国家经济体担任，发言权按经济比重进行分配。以避免经济在发生危机时，使其风险扩大化。

货币制度范文第8篇

西汉政权建立以后,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封建制度所固有的矛盾也日益凸显出来。地主阶级凭借他们经济上、政治上的强大势力,疯狂进行土地和财富兼并,贫富对立日益尖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阶级矛盾日益加剧,农民起义频频爆发,严重威胁封建统治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土地兼并使劳动力和土地相分离,严重影响封建经济发展。大批农民丧失土地、流离他乡,或者死亡,或者沦为大地主的徒属、奴婢,使国家控制的编户之民日益减少,严重影响了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西汉末年,封建统治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王莽改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改制的主要内容是财政经济方面的改革。首先,王莽要实行土地国有和重要经济事业的国家垄断。他要实行王田制,实际上就是类似于奴隶社会的井田制,禁止土地自由买卖;并且实行所谓“六管”,将盐、铁、酒的生产和流通、名山大湖的开采使用权、货币的铸造、赊贷等都收归国有。其实正是这些政策将王莽置于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对立面上。王田制和六管政策,实际是把大地主、大官僚、大商人对农民的剥削权与奴役权夺到了王莽政权的手里。这些政策,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了大地主、大官僚、大商人他们的利益,加剧了王莽政权与豪强兼并势力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成为王莽政权最后崩溃的重要原因。

再之,王莽的货币改革非常失败!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货币进行贬值,对社会财富进行大肆掠夺,将社会财富集中到他一人身上。

对货币材料的采掘冶炼和货币的铸造实行国家垄断,是王莽的六管政策之一。国家通过控制货币进而控制市场,通过控制市场来打击封建地主阶级并充实国家财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王莽当政时期,曾在八年中进行了五次货币改制。

居摄二年(公元7年),王莽进行了第一次货币改制。在西汉通行的五铢钱之外,又加铸了三种货币:第一是大泉五十,每枚重十二铢,当五株钱五十枚使用;二是契刀,每枚当五铢钱五百枚使用;三是错刀(也叫一刀平五千),每枚当五铢钱五千枚使用。此时以大泉五十、契刀、一刀平五千组成为主币,而西汉的五铢降为辅币,四种货币同时流通。这三种新钱的面值,都已完全超脱了自身的实际价值,而成为真正意义的名值货币(自身的实质如同纸币,只是制作成本而已)。名值货币的发行,首先就可以解决流通中货币的短缺,方便日渐发展起来的大宗商业交易,刺激社会经济的发展,最主要的是有利于政府回收社会上的黄金,这既可以作为名值货币发行的保证,同时又充实了国库。而作为社会最广大的农民,手中没有多少黄金,在货币量增大的情况下,只是增加了一份生存和发展的希望,无所谓支持与否。实际上新的货币政策的主要打击对象是封建地主们的利益,从而遭到了这些阶层的反对和抵制。这给王莽后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进行了第二次币改:又废错刀、契刀,改铸小泉直一为辅币,以大泉五十为主币重新确立了主辅币关系。王莽以为“刘”字由“卯、金、刀”三字组成,为了表示“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废除契刀、错刀和五铢钱。除了当五十大钱继续通行外,又加铸重一铢的“小钱”,当五铢钱一枚使用。二者同时流通。这两种法定货币的铸造,短期内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从而导致其他非政府所铸的传统币种回到了流通中,造成了市场货币混乱的局面。

次年,王莽进行第三次货币改制,颁行新的货币制度――“宝货制”。“宝货制”使用了五种货币材料,货币名称有六种,货币共有二十八个品种之多。而且进一步地使货币贬值,极大地扰乱了市场交易和社会经济生活。所谓“农商失业,食货俱废”。王莽也不得不宣布只行小钱和大钱二品,其余都停止使用,这是他的第四次货币改制。

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进行了第五次货币改制。废止大钱和小钱,另作货布、货泉两种货币。货泉重五铢,当五铢钱一;货布重二十五铢,当五铢钱二十五。

王莽货币改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每次改制都是以小易大,以轻易重,大搞货币贬值。根据材料,我们可以做个简单的数学题,第一次改制所铸大钱重十二铢,含铜仅为五铢钱的 2.4倍,却当五铢钱五十枚使用,等于王莽每枚大钱要从百姓手中夺去五铢钱47.6枚。第二次改制禁行五铢钱,而改铸重一铢的小钱当五铢钱一枚使用,这样,每一枚小钱就可以从百姓手中夺取四倍的价值。第三次改制中的大布重一两,即二十四铢,还不到五铢钱五枚,却夸张到可以当五铢钱一千枚使用!第五次改制中的货布,重二十五铢,是五铢钱的五倍,却当二十五枚五铢钱使用。

王莽的货币改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新废旧。他每次改变币制都是简单地把旧币废弃不用,他最后一次改制虽然准许大钱贬值使用六年,但六年以后如何处理,也无明文。货币既然已经流通,就是人们手中随时可用并且具有绝对社会性质的财富形态。将人们手中持有的旧币废弃不用,禁止流通,这对旧币的持有者是一个重大打击。他们手中的货币只有作为金属币材与严重贬值的新币兑换才能使用,这种兑换很明显是不等价的,必然使他们在经济上遭受巨大损失。而为了避免这种损失,所以当时人们纷纷私自铸钱,“民多盗铸者”。为了禁止盗铸,王莽“乃禁不得挟铜炭”,“禁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输御府受直,然卒不予直”。将旧币作为货币金属按名义价值与新币兑换,本来已经要遭受很大损失,然而即使这种不等价兑换,王莽政权还不肯“予直”,也就是不肯付钱,这实际上是对旧币持有者财富的直接掠夺。人们要使用新币,只有拿资财与国家交换了。而国家通过这种办法就可以把百姓的大量财富集中到自己手里。正因为如此,所以王莽的每一次货币改制,都是对社会财富的一次掠夺,而且掠夺的对象从封建地主阶级到广大普通农民,都无法逃脱这一次次被盘剥的命运,这是对社会各阶层的一次沉重打击,所谓“每一易钱,民用破业”,清楚地说明了王莽货币改制的客观作用。

货币制度范文第9篇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美元与黄金彻底脱钩，人类社会第一次进入了一个没有商品作为支撑的纯粹信用货币体系时代。美元凭借美国强大的总和经济实力作支撑，在世界货币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扮演者国币计价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的重要角色。因此，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可以称作是美元本位制。

美国的国际货币地位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以本国货币大量向外举债的国家。美国在目前57万亿美元的庞大债务总量之下，债务压力以平均每年6%的速度递增，仅仅10年以后的2020年，预计债务总规模将达到骇人听闻的102万亿美元，而其GDP的总额以3%的潜在可持续增长速度计，届时将仅为18.8万亿，仅债务的支付利息就将吃掉美国全部GDP的三分之一，而且这一利息支付压力将令人绝望地持续快速增加。另一方面，美国市场对于很多国家来说是一个极其具有吸引力的市场。相对于美国来说，他们利用自身的特殊资源，可以生产出成本低廉而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的产品而输向美国。这种出口导向型的模式具有自我强化效应，一旦形成就会使贸易逆差一直存在。

维持这一切的关键在于美国实体经济的运行情况，从而稳定外国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然而57万亿的债务堰塞湖，在每一天每一小时都在利滚利地增长，加上未来10年医疗及养老金隐性的庞大负担，早已成为美国经济继续发展的沉重枷锁。美国事实上永远不可能还清这些债务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在债务的沼泽中越陷越深。除了大规模印钞以减轻债务支付压力之外，将别无选择！

2007年夏天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经过了一年多的酝酿，终于形成了一股强烈的飓风，于2008年席卷了华尔街。美元的未来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质疑，美元指数至今仍在低位徘徊。不可否认，美元在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但不得不接受现状：自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使美元成为世界主要货币以来，美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面临世界如此的不信任。

早在美元之前，坚挺与疲软货币的交替不论在西方和中国历史上都曾反复出现。北宋年间，四川地区由于普遍缺少铜，铁钱在商业交易中大量使用。由于铁钱比较贱，普通的交易都要用到大量铁钱，使得交易成本很高，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成都地区的一些地方商贾创建了世界上第一家纸币发行机构，他们以铁钱为抵押发行了世界第一种纸币“交子”，后来政府于1024年开始发行“官方交子”。在交子发行的最初100年间，交子发行量还比较有节制，社会经济也的确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到1160年左右，钞本德比例已经降到了纸币发行量的1/60，后来就干脆舍弃钞本，政府任意发行交子。到南宋末年，150年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0万亿倍！

虽然早在宋代，“交子”实质上就开始扮演信用货币的角色，尽管还没赋予它这个名称。类似的例子很多，但是结果都大同小异，以货币体系的崩溃告终，以朝代的更迭建立新的货币体系。美元的衰弱，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历史在世界范围的重演。时过境迁，情况更复杂，解决的方法当然也不能效仿历史。历史得出的经验似乎在告诉我们，纸币这种不受约束的货币制度不可能长期稳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从货币的职能来看。信用货币所能实现的货币功能，相比实实在在的金属货币，少了价值储藏功能。价值储藏的核心就是现在的价值索取权必须能在未来不受损失和公平地取得别人的劳动成果。这种公平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等价原则，事实上在实际的交换过程中，人们难以进行有效的价值评估。所谓公平的获得，是参与交换的双方根据自身对需求的不同优先顺序来评估交易是否公平，正式由于不同的人对于什么是自己最需要的东西的定义不同，交易才能在互补的情况下得以实现。

价值储藏由于存在着以现期劳动成果与未来劳动成果进行交换的时间差，预期成为货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原始的通货代表着一种没有预期的索取权，一切交易必须以已经完成的劳动成果来进行，社会中美有过多的产品用于未来的交换，价值储藏的功能并不明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存在着剩余的可用于未来享用的劳动成果，随之而来的是货币和利息的出现。利息作为一种对未来更多剩余劳动成果的预测，从而构成了“现实+预期”的货币供应。

如果说价值储藏的核心要素包括“现实劳动成果+预期劳动成果”，那么现实劳动成果体现了商品的商品属性，而预期劳动成果则反映了货币的信用属性。彻底废除货币的商品属性将导致价值储藏功能的紊乱和失调，任何历史上的货币，一旦脱离货币的商品属性这一铁律，最终都难逃不断贬值的下场。货币的价值储藏，交易媒介，支付手段和价值尺度四大功能必须同时发挥作用，货币的运作机制才能稳定和持续。纯粹的信用货币制度在缺乏价值储藏这一核心功能后，最终也将失去价值尺度功能。

信用货币制度的存在证明了它的合理性，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次贷危机造成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美元汇率在世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出现了大幅波动，使得美元的地位开始动摇，很多人开始追捧金本位。黄金本身的价值构成对金本位制度的支撑，相对于信用货币制度来说，金本位具有独特的优势，在一定的规则下，金本位可以避免通货膨胀等由信用货币制度带来的弊病。在次贷危机爆发以后，黄金价格一路走高，从2007年下半年的600美元每盎司涨到了目前的1600美元每盎司。如果把次贷危机归结为信用本位的失败，黄金能扮演救赎者吗？

投资者对黄金的吹捧只是对于黄金作为价值储藏手段职能的认可，但是要作为世界货币，黄金要担当起世界货币所具备的所有职能，除了价值储藏之外，还包括价值尺度、国际支付以及流通手段等作用。过度夸大某一个职能，并不能支持黄金取代某种信用货币体系而成为世界货币。

我们有以下理由相信国际货币体系不会走复辟金本位的道路：

首先，黄金有限的供给量与对于世界货币的无限需求之间的矛盾。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生活中对货币的需求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可以预计，未来这一数字还将继续增加。然而从客观上来说，黄金在地球上的储备是相对固定的，最终会趋向于某一个极限值，而这个极限值相对于对全球的货币需求量这一天文数字来说是远远不足的。因此，当黄金本位存在问题时，就容易发生挤兑现象。另外，黄金总供给的瓶颈是可能被打破的。黄金对比信用货币作为货币的优良特性是，在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同时具有真实价值。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是货币天然是金银。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如果出现人造黄金，金本位体系将逐渐地演化为信用货币体系。

次贷危机是金融发展模式和金融监管上出了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也让我们看到了信用货币体系的不足，但不能就因此全盘否认信用货币制度。历史上信用货币制度的失败，或许是权力过于集中，缺乏约束力的结果。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化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其发展方向不可能是金本位，而更可能是相互制约的多层次多元的国际货币体系。

参考文献：

[1] 张云，刘骏民. 金融危机 美元危机与世界货币体系. 财经问题研究， 2009（2）

[2] 张纯威. 美元本位、美元环流与美元陷阱. 国际金融研究， 2008.6

[3] 克雷格.卡明（Craig Karmin）. 美元还能挺多久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 宋鸿兵. 货币战争2 金权天下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5] 程实. 次贷危机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未来发展方向：本位选择、方向和路径.经济学家 2009

货币制度范文第10篇

我们不能以一个改革者的言论甚至行动来评价他的政绩。他的成败只能以效果衡量。这样量度,朱先生可以拿满分。看似权力欲强,但在他掌政时,中央的权力是大幅地下放了。看似不相信市场,但他在任时,国内的市场变得那样彻底地自由,就是崇尚新古典的经济学者也会感动。你可以指责市场有假货,但产品质量的急升大可与当年的日本一较高下,而市场的合约,无论产品的或劳工的,显示着的自由在其他地方难得一见。

1993年,中国的通货膨胀加剧,人民币暴跌。我在当年5月21日发表文章,说控制货币量不会有效,因为无法做到。我指出困难所在,是中国的银行乃出粮机构,有权势的人可以随意“借”钱。于是建议,中国人民银行要负起正规中央银行的职责,不提供任何商业借贷。更重要的是:以权力借贷的行为要杜绝。

1993年7月1日,朱基接管人民银行。掌此职仅两年,但他创立了中国货币制度的架构,并一直监控着这一制度的运作,直到2003年3月从总理的职位退休。1995年,他把人民银行转为正规的中央银行。他控制通胀的方法,是直接地约束借贷与消费,把人民币与美元挂钩。我当时对他的约束办法有怀疑,但也认为可能是斩断权力借贷的惟一办法。受到弗里德曼的影响,我反对人民币挂钩而不浮动。

1983年,香港财政司考虑港元采用钞票局制度,让港元与美元挂钩,我参与了讨论。英国的Charles Goodhart建议港元要下一个锚,而弗里德曼支持采用钞票局。人民币怎么办呢?我求教过米尔顿好几次,遇上任何关于中国的事,他的时间是非常慷慨的。

米尔顿之见,是像中国那样庞大的国家,不能采用钞票局制度。他认为我提出的把人民币与一篮子物品挂钩原则上可行,但费用会是高的。他的选择,是中国采用美国的无锚货币制,严谨地控制货币量,让汇率自由浮动。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后不久,一组来自北京的经济学者邀请我到深圳会谈。他们对中国的前景很忧心。在讨论中,我突然间乐观起来,因为意识到朱基做对了。只三年,他把中国的通胀率从20%以上调整至零,而当时的产品质量正在急升,通缩一定存在。我于是推论,亚洲的金融风暴是人民币突然而又迅速地转强的结果。当时大多数的亚洲国家,包括中国,都钩着美元,所以,当中国的通胀骤然间终结,在国际竞争下钩着美元的亚洲小艇纷纷脱钩,因为他们的币值是偏高了。

一年之后,我更为理解朱基的货币制度。他的方法可以理解为给人民币下了一个可以成交的指数为锚。得到朱的启发,我意识到,一个国家的货币可以用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为锚,用不着要有真实物品的储备,条件是央行要有些外汇储备,必要时左右一下,而更重要的是不用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把货币的用途限于货币现象,将汇率与一个可以成交的指数挂钩是不难维持的。

是市场合约的自由与弹性协助中国在90年代幸免于经济衰退的蹂躏。朱基把市场全部放开,大力推行国企的私有化,拿开约束劳动人口流动的限制,也加速了经济决策的向下分散。

回头说中国的货币问题。要清除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困难。与其愚蠢地遏制人民币的需求――央行目前正在这样做――他们大可取消外汇管制,让人民币大量地流进国际市场。一种货币的下降与上升的压力是不对称的。有下降压力很头痛,但上升压力绝对不坏。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泛滥,有需要可以容易地把人民币买回来。通货膨胀的担心可以用一篮子物品作为人民币之锚而解决了。

得到朱基的启发,2003年我建议,也重复过几次,人民币转用一篮子物品为锚,正确一点地说,是以这篮子的可以成交的物价指数为锚。央行不需要有这篮子的物品存货。他们只要担保一个币量可以在指定的市场购得这篮子物品。

北京考虑了我的建议良久,那其实是朱基的货币制度加上一点变化。这变化是向旁站开一步,避去与其他国家争吵。当然,要防止通胀,以一个可以成交的实物价格的指数为锚,远胜一篮子用纸造的货币。

央行没有接受建议我不感到烦扰,但两三年来他们的操作使我担心。我的感受是他们要尝试美国的无锚货币制。货币政策早晚会大手采用。这会大幅地增加央行干预经济活动的权力,到后来可能把制度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