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率范文

城镇化率篇1

关键词：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效率；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山西、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六省地处中部，有着承东启西、贯通南北、吸引四面、辐射八方的作用。2014年末，中部六省常住人口3.62亿，其中，农村人口超过1.82亿，所占比重达50.27%，部六省的GDP为13.87亿，占全国的21.80%。中部六省虽然占据重要地位，但是人口众多，经济较为落后，城镇化发展水平远远滞后于东部省份，人地关系紧张程度又远远高于西部地区。虽然中部地区发展缓慢，但是发展潜力巨大，是探索新型城镇化的主战场。推进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近年来，中共中央针对中部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文件、规划和具体政策，中部各省政府也相应出台各省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若干意见。加快推进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中部六省实现“弯道赶超”的有效途径，也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健康稳定增长的必要保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1指标选取

投入指标：土地、资本、劳动力投入，分别采用建成区面积（平方公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城镇就业人员数（万人）衡量。期望产出指标：经济效益采用第二、第三产业产值（亿元），权重为0.3821；社会效益采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权重为0.2256；生态效益采用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权重为0.2032。非期望产出指标：环境产出采用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万吨），权重为0.1891。

2实证分析

2.1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状况

利用熵值法得到新型城镇化产出指标中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环境产出所占权重，并计算得到中部六省2005-2014年新型城镇化的综合得分，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得分最高的是湖北，最低的是山西，山西是煤炭资源大省，环境污染不断加重，这是导致山西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得分低的主要原因。湖北省新型城镇化水平最高，河南、江西、湖南三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基本同步，安徽次之，山西省新型城镇化水平最低，城镇化发展一直滞后于其他五个省份，且差距较大，总体呈现出两极分化现象，区域发展极不均衡。从长期发展趋势上看，湖北、湖南、河南、山西新型城镇化水平都呈下降趋势，只有安徽和江西新型城镇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从发展速度上看，2005-2008年，湖北、湖南、河南、山西新型城镇化发展速度下降的较快，2008-2014年新型城镇化水平基本维持在一定的水平，波动不大，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增速相对江西省较快，两省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2.2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效率分析

对2005-2014年中部六省相关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建立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中部六省的新型城镇化效率，通过DEA-Solver软件直接求解计算，所得的结果及排名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效率综合排名依次为：山西、湖南、江西、河南、湖北、安徽。其中，只有湖南、山西的效率均值大于1，是有效的，其他省份效率均值均小于1，且安徽省效率均值才0.66，效率非常低下，区域发展明显不均衡。从2005-2014的效率值来看，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效率均值基本在0.9上下波动。2005年新型城镇化效率均值最高为112，是有效的，而从2005-2009年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效率均值一直都在下降，新型城镇化发展出现效率问题，资源配置存在不合理，生态环境问题也开始日益凸显。2009年到2012年，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效率有所提高，2012年效率均值为0.95，也并未超过1，总体上有所改善，但是新型城镇化发展效率还需进一步提高。从2012-2014年，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效率均值开始呈现下降趋势，由2012年的0.95下降到2014年的0.81，且有可能继续回落，中部六省的新型城镇化效率均值的不断下降，说明中部地区没有有效利用资源，资源投入产出不协调，需尽快调整资源配置，实现有效发展。

2005-2014年，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效率值均大于1，各项投入产出都是有效的，效率高于中部其他5个省份。从效率值的总体发展情况来看，有下降的趋势，2005年湖南省新型城镇化效率值最高1.12，下降到2007年的1.04，下降了0.08，波动较大，从2007年到2014年，效率值基本在1.03附近波动，但总体还是有回落的迹象。山西省新型城镇化效率总体水平也很高，除去2009年和2014年的效率值小于1，其余年份都大于1，但从长期发展看，效率值也有下降的趋势，2005年山西省效率值最高为1.62，到2006年下降到1.03，降幅达到0.59，明显呈现出投入冗余，产出不足，2006-2008年，效率值在1.04附近波动，2009年效率值下降到0.895，这一阶段的资源配置效率是较差的。2010-2013年，效率值在1.02上下波动，而2014年，效率值下降到0.987，资源配置需再进行调整。山西的新型城镇化效率较高，但水平较差，这主要是因为山西是煤炭资源大省，环境在煤炭资源的开发中不断恶化，影响山西省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发展。

2005-2014年，江西省新型城镇化效率值在0.8以上，2007-2012@6年的效率值均大于1，是有效的，但从2012年开始，效率值开始下降，到2014年为0.88，可见，江西省近几年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投入产出开始错位，没有协调匹配，在接下来的发展中，要对资源重新进行配置，提高发展效率。2005-2013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效率值都是大于1的，表现为有效的，总体发展趋势平稳，而到2014年效率值突然下降到0.713，降幅达到0.304，新型城镇化效率下降明显，应及时调整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对资源配置进行重新规划，保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效率。从湖北省新型城镇化效率值的变化情况看，湖北省新型城镇化面临着低效的问题，虽然新型城镇化水平在中部六省中最高，但却一直在下降，这对湖北省来说是一个挑战，如何实现新型城镇化的有效快速发展，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2005-2014年，安徽省新型城镇化的效率值在中部六省排名中始终最后，效率值低且均小于1，可见，安徽省新型城镇化效率非常低，存在着严重的投入冗余、产出不足的问题。安徽近几年的经济发展显著加快，在中部六省中的重要作用也越发凸显，更应该重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效率，提高资源利用率，保护生态环境。

3对策与建议

3.1加强地区交流合作

各省应加强城市群建设，城市群作为重要试点，应积极探索适合各省的新型城镇化模式，通过引领和辐射作用带动整个省域发展，实现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共同进步，城乡共同进步，逐步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同时，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强化城镇分工合作，密切区域经济交流。中部六省临近东部沿海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圈，三大经济圈对内陆存在的外溢效应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中部六省应凭借区位优势，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根据各省发展状况，确定自己的产业优势，积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并通过城镇分工合作，强化区域间经济交流与联系，为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提供新动力，实现区域跨越式发展。

3.2优化资源配置

中部六省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存在着效率低下的现象，其中，安徽省存在着严重的投入过剩，产出不足的问题。资源配置的不合理，直接导致资源的严重浪费，使整个系统的运行效率低下，各省应重视资源配置问题，避免投入产出错位，在接下来的发展中，要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合理利用资源，提高发展效率。

3.3加快经济方式转变

中部六省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要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方式转变，为城镇化的发展提供动力。湖北省依据自身发展情况，要大力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振兴先进制造业，推进特色现代农业。山西省要以资源性经济转型配套试验区建设为抓手，推进大项目、大企业、大园区建设。江西省要依托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着手推进生态环境建设，走绿色发展的道路。湖南省要大力发展新型工业化，以此带动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安徽要大力推动重点产业的建设，走生态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河南省要统筹发展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实行三化协调的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1]张明斗.中国城市化效率的时空分异与作用机理[J].财经问题研究，2013，（10）.

[2]赵黎明，焦珊珊，姚治国.中国城镇化效率测度[J].城市问题，2015，（12）.

城镇化率篇2

关键词：公共品；效率；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1.30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1-78-03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发展阶段，这使得城乡关系、人民生产与生活方式、政府的职能行为等都产生了重大的调整和转变。城镇化通过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实现城乡统筹。[1]公共品作为一类比较特殊的物品（包括产品与服务），由于经济学意义上“外部性”的存在会引起“市场失灵”，因此公共品的提供者往往是中央或地方的政府部门。在市场没有发挥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政府面临着如何保证公共品供给的要素资源实现有效配置的问题。传统的公共品“自上而下”的供给模式会使得公共品的供给结构极不合理，供给短缺和供给过剩同时并存。改进公共品供给方式以提高供给效率，对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公共品相比私人品而言，受益群体大，所消耗的要素资源也更多。如果公共品的供给失效或效率低下，则意味着巨大的资源浪费。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政府需要加强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公共品领域“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尽可能避免又出现“政府失灵”。

一、城镇化进程中的公共品供给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1年的51.27%，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城镇化进程。大城市扩张的过程，也是新的中小城镇形成的过程。快速发展的小城镇在吸纳广大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和统筹城乡发展方面发挥着独特的功能。人口向城镇聚集，会大大降低公共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平均成本，产生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与此同时，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社会经济发展实力已具备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条件。政府有责任将公共预算向需求更加迫切的农村地区倾斜，把公共投资返还到农村地区，新农村建设依然不可松懈。

对杭州地区包括萧山、余杭、临安、富阳、桐庐、建德、淳安七区段的145户农村家庭进行抽样调查，了解农户对其居住地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满意程度与需求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杭州在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地区分布上较为均衡，没有显著落后的区段。在基础设施领域，农户普遍对生活用水用电、电视通讯等的满意度相对较高，但对道路交通、农田灌溉的满意度相对较低。在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领域，农户的满意度普遍不高。总的来说，作为农村公共服务类的“软品”供给落后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类的“硬品”供给，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需要优化。

二、公共品的效率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家认为，公共品的基本特点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非竞争性是指增加一个消费者的消费不会减少前一个消费者对公共品的消费。非排他性是指无法将其他消费者排除在对公共品的无偿使用之外。经济理论中的有效供给一般是指商品在供需均衡下的一种供给水平。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商品的需求曲线与该商品消费方的边际效用曲线一致，商品的供给曲线与该商品生产方的边际成本曲线一致，商品的均衡价格与均衡产量由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交点决定，此时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利润达到最大化。随着市场上竞争企业的自由流动，最终可以趋向帕累托最优，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之和最大，此时商品实现有效率的供给。

公共品的特殊性在于不是由市场进行资源要素配置，配置资源的权力由政府掌握。政府一方面以征税的方式取得财政资金，一方面将财政资金用于社会公共品供给及公共管理。理论上说，对个人税收水平的确定应该与本人享受公共品的意愿相联系，税收水平是利益相关的各方互相讨价还价的综合结果。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能自觉按照自己从公共品所获得的边际收益来承担相应成本，那么就自然实现了公共品的有效供给。但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状况。由于现实中没人愿意如实说出自己的实际受益程度和愿意分担的成本水平，公共品的“免费搭车”现象必然存在。因此需要政府干预公共品领域的经济社会活动，即由政府提供公共品以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

三、公共品的效率改进

（一） 需求角度

公共品和私人品的社会最优水平决定机制存在很大差异。私人品可以根据分散的价格决定机制形成最优数量和价格，而公共品只能通过投票等信号传递机制来决定其社会最优状态。如果需求信号传递不灵，或者不被决策者吸纳，公共品的供给有效性不能保证。

“搭便车”心理会造成无法获取真实偏好，导致集体行动困境，使得公共品的供给达不到最优水平，这一直是个经济学难题。公共品真实需求可以考虑通过一些间接方法获得。例如当对某公共品的使用必须依赖与该公共品存在一定关系的私人品消费时，可以通过可测的私人品的需求情况来揭示对没有市场的公共品需求。现实中的纯公共品比较少，存在的是大量准公共品，兼具公共品与私人品特征。近年来实验经济学的发展表明，私人间存在的合作供给方式也可以是公共品供给的有效途径。当一些准公共品可以做到有成本地排他，消费者能够而且愿意支付一定的费用以享用具有一定程度排他的俱乐部物品，收费机制使得需求显性化。当公共品的使用者群体规模较小、产权界定相对容易、或者奖惩机制可以有效运行时，竞争性公共资源也可以转化为私人品进行处理。

此外，当公众需求已经表达却难以得到反馈回应，作为公共决策者的政府不作为是一个可能的原因。政府官员也是追求利己主义动机的经济人，希望在实现集体目标的过程中实现个人目标。可能存在的状态是，何种决策能够为决策者本人的寻租行为提供更多的寻租收益，他就提供何种供给。权力寻租的直接后果是造成社会生产增加非生产性额外成本，导致用于公共品的财政资源配置扭曲。当“内部人控制”格局已定，即便公众有不满，由于信息劣势及监督成本高昂，也阻碍了个人对决策者追求利己主义行为的发现。因此，必须完善政府部门在公共品供给中的绩效考评制度建设，将公众满意度调查结果作为重要的考评内容，问责制是必须的。

（二）供给角度

由于公共品缺乏价格机制的调节，如何有效控制公共品的供给成本一直是个难题。政府对公共品的投入资金大多来自中央和地方的财政预算，财政拨款与政府的公共决策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如果投入公共品的财政资金缺乏科学、规范的预算程序，在使用时也缺乏透明度和监督机制，那私人侵占公共品供给资金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导致国家用于公共事业的资源配置扭曲，财政资金使用处于低效率运转水平。因为缺少市场竞争机制的价格不再具有资源配置的调节功能，如果没有监督约束机制，政府在公共品供给的过程中有可能增加多余供给成本，造成过分投资，甚至不适当地扩大机构来完成自己的政绩工程。

根据委托-理论分析，中央或地方政府在公共品供给中处于一个人的地位，委托人是受益群体。委托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可能产生人方的道德风险，表现为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现象。权力寻租是一种政府腐败行为，政府官员利用公权力获得经济租金满足一己私利，其直接后果是造成社会生产增加非生产性的额外成本，损害社会的公共资源，降低其使用效率。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只要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从而影响资源配置，就会或多或少产生经济租金。公共品项目的运作流程要尽可能透明化、规范化，大幅度提高权力寻租的成本，才有可能把由非生产性消耗造成的成本费用减到最低水平。

四、公共品供给模式多元化

经济学理论已经证明，垄断会带来社会资源配置的无效率，无效率下的物品实际供给量会小于帕累托最优时的物品供给量。竞争的缺乏使得政府可以在不需要提高产品或服务质量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意愿定价和安排公共品的供给方式。这种没有竞争机制的局面会造成政府公共部门运转效率低下，并且越来越失去进步的动力。当政府单独提供收费的、具有垄断性质的准公共品，政府就相当于一个垄断企业。理论上说，只有纯公共品才完全通过税收方式回收成本。对于兼具公共品与私人品二重特性的准公共品，使用者一方面对其公共特性部分缴税，另一方面对其私人特性部分缴租。政府作为纯公共品提供者责无旁贷，但不一定是准公共品的唯一供给方，甚至不一定是最大供给方。

收费的准公共品项目由于可设计投资回收模式，在适度范围内引入竞争机制是可行的，这是一个重要思路，即实现政府与私人的混合供给模式。引入市场机制后，让私人部门为公共部门提品或服务的价格坐标，能够促进公共品供给效率的提高，有效弥补政府垄断供给的缺陷，充分发挥各供给主体的优势。[2]政府应该让民间资本参与到准公共品项目中来，在实践中探索多元化的供给模式。

政府作为公共管理专家，在充分听取民意做出公共决策后，可以吸引民营企业参与有一定营利能力的准公共品项目。中央及各级地方财政资金应该发挥导向作用和杠杆作用，引导更多的社会资金投资于公共品领域，让民间资本参与到公共项目的前期设计、中期建设与后期运营中来。这对于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是双赢，一方面解决了公共品项目资金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为追逐利润的民间资本提供了投资途径。在实践中要降低公共项目对民间投资的准入门槛，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简化审批手续，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切实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除治安、环保等少数纯公共品，在准公共品领域打破政府的垄断供给，将有助于增加公共品的供给总量，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

总之，公共品由政府供给主要是为了弥补市场缺陷，而民间自治下的自愿集体行动本身则发端于拥有独立财产权利的经济主体所进行的分散市场决策，是市场秩序的自然扩展。这两种供给路径在应然状态下是可以相互融合而得到两者效用的正和博弈。[3]民间资本的拥有者往往充当公共品自发供给的集体行动发起者与先行者。民间自治组织通过提供一些社区性的、差异化的地方性公共品，实现自治安排中的成本投入以及收益分享。因此，打破政府作为单一供给主体和权力中心的传统思想，实现管理主体和权力主体的多元化，为城镇化进程中的公共品有效供给提供了解决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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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董明涛、孙钰.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合作供给效应实证研究[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03）：72-81.

城镇化率篇3

>> 年龄.劳动生产率.农民工城市化 人口老龄化与劳动生产率 浅谈农民工与城镇化的关系 基于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工业化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垂直专业化的劳动生产率效应实证分析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农业规模化经营发展策略研究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科学发展农业机械化 人力资源精益化管理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积极影响分析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与破解 农民工资性收入与工业化、城镇化动态关系研究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现状调查与思考 城镇化进程中女性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农民工流动与城镇化健康发展 新时期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与对策 城镇化与农民工进城若干问题研究 新型城镇化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与对策分析 城镇化视阈下农民工的培训现状分析与对策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社会分层与流动现状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职业教育与培训现状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及其有效保障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通过梳理世界各国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可以发现，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是必然趋势，也是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体现，对加快推进现代化进程意义重大（贾淑军，2012）。近年来，随着城镇地区对劳动力需求增强、户籍制度等国家战略调整，中国城镇化水平的进程进一步加快。我国城镇化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果：自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到2014年底，我国的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上升至2014年的5477%国家统计局，。。当前中国城镇化进程已经进入中期阶段，进一步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关键就是，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的城镇融合显得尤为重要。深入推进新型城市化，其核心在于回归城市化本质，即促进人的城市化。庞大的农民工群体长期居住、工作和生活在城市， 农民工融入城市，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城镇化进程。推动实现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核心，能更好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拉动内需增长。因而，加强对农民工城镇化融合的相关机制研究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邓宗豪等，2014；钱龙等，2015）。

长期以来，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农民工城镇化融合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已有的研究关于农民工城镇化融合的影响因素，即什么因素影响城镇化融合以及农民工城镇化融合会对什么产生影响等都有研究。国外发展经济学家从城乡二元结构角度探析了影响人口城乡迁移的宏观因素，形成了一系列经典理论（Lewis，W.A.，1954；Todaro，M.P.，1969），部分学者从微观个体视角分析人口迁移的原因（Stark，O.，1985；Taylor，J.，1969）。国内学者对此也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叶鹏飞（2011）认为农民工城镇化融合受到到个体特征、社会特征、心理特征、制度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是个体基于利益最大化而做出的理性抉择。王春光（2006）、蔡禾等（2007）、杨风（2011）和姚先国等（2015）从居住证、户籍制度壁垒角度研究了对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定居的影响。陈春等（2011）认为住房价格与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愿呈反向关系。戚迪明等（2012）调查研究得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性对城镇化融合也呈反向作用。李树茁等（2014）通过对比分析自雇和受雇农民工的定居意愿差异，发现与受雇农民工相比，自雇者更倾向于留在城市定居。另外，其他因素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职业类型、工作收入、迁移类型、土地、居住环境、城乡二元体制差异（如户籍、社会保障、工资歧视等）等也会对农民工个体的城市定居意愿产生影响（Frans Thissen，2010；Darren P.Smith，2012；朱宇，2004；陈云凡，2012）。

城镇化融合对于改善农民工福利，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劳动生产率等工作绩效有着重要意义。现有文献对此也做了相关研究。杜鹏等（2005）、宁光杰（2012）、王建国等（2015）从城市规模扩张等角度研究了农民工城镇化融合对提高其工资水平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也是农民工更愿意居留于城市的重要条件。Glaeser 和Mare（2001）指出，城镇化融合可以为个体提供更多模仿、学习的机会，农民工在城镇化融合过程中学习掌握专业技能的时间更短、效率更高，进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更快。

本文通过对以往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已有的研究所用的数据存在以下不足。第一，以往研究所采用的数据多为局部数据，主要为少数几个城市甚至少数几个民族地区，所得出的结论普遍适用性较弱。如王桂新等（2008）使用的是上海地区的数据来考察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赵翌辰（2014）使用的云南省的三个乡镇数据，夏怡然（2010）基于温州调查的数据进行研究，陈云凡（2012）通过对长沙25个社区进行调查来研究农民工住房因素。第二，文献所使用的数据多为入户调查数据。经研究证明，入户调查数据有其缺陷（自我雇佣等）。现有文献所用样本多为居民入户调查数据，难以规避高收入阶层拒访率较高，居民收入状况漏报、瞒报且无相关企业匹配信息进行验证等问题，造成工资收入的统计误差偏大。第三，所用数据在时效性上不能有效表现经济新常态下，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城镇化融合等方面的差异。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的城镇化融合有着明显的差异，具体表现在就业状况、消费水平、利益观念等方面（刘传江等，2008；黄祖辉等，2008；邢海燕等，2012；冯菲菲等，2012；何军，2012）。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于第一代农民工具有受教育水平高、务农经验缺乏、外出动机兼顾谋生与发展、定居城市的意愿高、耐受力低和更易融入城市等特征（王春光，2001；王兴周，2008）。与老一代农民工进城打工主要以经济收入为目标不同，新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更多是为了获取个人发展、争取个人自由和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杨肖丽等，2015）。第一代农民工的城镇化融合以经济融入为重点，而由于自身定位问题，经济融入未必能带动其他层面的融入。而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和心理层面的融入程度要好于第一代农民工，然而相当比例的新生代农民工依然存在身份认同模糊等边缘化倾向，对其城镇化融合造成一定的阻碍（卢小君等，2014）。现有文献所用研究样本多为2010年及其以前的劳动力调查数据，样本信息与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普遍存在5～10年的时间滞后。只有运用样本信息最具及时性的大样本劳动力调查数据，对于农民工城镇融合与合作、交流能力等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实证估计才能较大程度地吻合当前经济的真实变化情况。第四，以往文献仅对城镇化融合与相关因素进行了简单的关系描述，但没有对二者关系进行因果性效应测度，并没有采用诸如工具变量等主流方法。本文所使用的2015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EES）是以企业-员工匹配调查为数据采集方式的劳动力调查数据，不仅能较好地降低了员工关键信息的统计误差，有效剔除了存在自我雇佣（selfemployed）和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力样本，从而使得对于农民工城镇化融合回报率的估计精度获得了较大提高。并且，基于2015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EES）这一具备较强的样本信息及时性、充分涵盖农民工个体特征和所处环境等具体问项的大样本调查数据，能有效反应当前经济环境下农民工城镇化融合的最新行为。本文对于农民工城镇化融合对合作交流能力等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影响，专用性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实证估计以及稳健的因果效应分析，有利于为经济新常态下通过重视农民工城镇化融合进而提升农民工的专用性人力资本质量与工作绩效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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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of Quality Development Strategy，Wuhan University；Coordination Innovation Center of

Macro Quality Management in Hubei Province）

Abstract：The urbanization of peasantworkers is the most powerful engine for the potential of domestic deman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in China. There are some articles that have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urbanization of peasantworkers and job performance， but now， few of articles have researche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urbanization and other varieties in terms of some mechanisms. This text is based on the data of CEES in 2005， and apply the methods of valuation of OLS， 2SLS and LIML to analyze the specific capital influence i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urbanization of peasantworkers and in the effect of the stability of the labor productivity using the cooperative communication to the staff. The results turn to be that： the fusion of the urbanization of peasantworkers has a positive promotion in the specific human capital of the cooperate communication， the specific human capital has a steady positive correlation to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staff， thus leading to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the fusion of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peasantworkers to the labor productivity. This article verifies the impact of the fusion of the urbanization of peasantworkers to the job performance， the empirical relation above satisfies the statistic needs of the causal reasoning. Based on the result above， the suggestion i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focus on rising the peasantworkers’ willing of the inhabitation and the standard civil to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new type urbanization， besides， the government also shoul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the specific human capital to elevate the labor productivity.

城镇化率篇4

一、必须领会战略意图，牢牢把握发展机遇

省委吉炳轩书记和省政府王宪魁省长从全省发展全局对加快推进沿乌苏里江四县（市）城镇化建设工作的重要意义进行了全面论述，使自己对省委、省政府加快推进城镇化带动四县（市）城乡一体化、农业现代化发展，从而示范带动全省城镇化建设和经济社会腾飞的战略意图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这一重大战略决策符合省情、顺应民意，为饶河县加快县域经济社会科学跨越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一是有利于加强对俄经贸合作。近年来，饶河口岸通关环境不断优化，外经贸产业迅猛发展。但由于城镇的集聚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影响了对俄经贸合作向更高层次和更宽领域拓展。加快城镇化建设，将有利于进一步扩大中心城镇发展规模，提升口岸城市档次，提高社会化组织程度，壮大对俄出口加工企业实力，加快推动饶河县对俄经贸合作战略升级。

二是有利于发展现代化大农业。饶河县人均耕地多且集中连片，具有加快土地流转、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的有利条件，但目前的土地流转仍处于自然流转状态。加快城镇化建设，通过政策引导，有组织地推动土地集约规模经营，将加快各种生产要素优化整合，全面提升饶河县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水平。

三是有利于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饶河县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加快城镇化建设，做到城乡统筹规划和发展，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将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别，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同时，加强县属、农垦、森工协作共建，将有利于促进区域资源整合和共同发展，全面提升饶河区域经济社会的整体实力。

四是有利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加快城镇化建设，将使农民群众享受城镇优越的生产生活环境和完善的教育、医疗、体育、文化、传媒服务，全面改善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同时，通过农村土地流转和集约经营，有利于增加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并带动第二、第三产业发展，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转移和就业，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面对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自己将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重大战略决策和市委、市政府的重点工作部署，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把加快推进饶河县城镇化建设作为今后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全面提升城镇化建设水平，带动县域经济社会真正实现科学跨越发展。

二、必须明确工作重点，全面提升建设水平

省委吉炳轩书记和省政府王宪魁省长对城镇化规划编制、主导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农民生产生活等重点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安排，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饶河县将紧密结合县情实际，创造性地抓好各项重点工作落实，确保饶河县在“十二五”期间率先实现城镇化率达到85%以上的城镇化建设工作目标。

一是科学编制规划。突出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聘请哈尔滨工业大学设计院编制完成《饶河县城镇化建设规划》，科学确定城镇功能定位、发展布局和实现规模，并同步做好产业规划布局和实施，努力打造一批彰显特色、优势突出，功能完备、环境优美的中心城镇。

二是完善基础设施。全面加快中心城镇道路、住宅小区、标准化学校、医院、广场、公园、文体场馆、福利院、绿化、亮化、“三供两治”等重点项目建设，全力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等实际问题，吸引农民进城。同时，加快推进高速公路、铁路、机场、港口、江桥等重点项目建设，构建现代便捷的交通网络体系，促进饶河县城镇化建设全面提速。

三是壮大主导产业。强力推进以东北黑蜂产业园区为重点的中心城镇系列经济园区建设，加快引进特色企业入驻园区集聚发展，进一步发展壮大外经贸、旅游、农副产品和山特产品加工四大主导产业，拉动就业，增加财源，不断增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实力。

四是强化区域合作。加快推动区域城镇设施共建共用，重点抓好位于饶河县城的饶河农场职工住宅小区项目建设，在四县（市）打造农垦人口向中心城镇集中的范例。加快推动区域农业生产和产业发展共建，重点抓好饶河县万亩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建设项目。加快推动区域社会资源共享，使广大农民和农垦、森工职工享受城镇居民的同等待遇。

三、必须强化保障措施，形成强大工作合力

省委吉炳轩书记和省政府王宪魁省长提出了积极稳妥推进、创新体制机制、拓宽筹资渠道、形成工作合力的总体要求，这是抓好城镇化建设工作的根本保障。饶河县将认真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和要求，创新举措，全力攻坚，确保城镇化建设真正取得实效。

一是坚持试点先行。坚持从饶河实际出发，充分尊重农民意愿，采取典型带动、分步实施的办法，率先加快推进第一批次3个试点乡镇的城镇化建设工作，强力带动全县城镇化建设工作的全面展开。

二是坚持改革创新。大胆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制定城镇化建设相关配套政策。重点将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保留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使农民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益；引导和鼓励农民加快土地流转，实现土地集约规模经营；制定农民宅基地置换和购房补偿政策，将农户住宅原址作为农业生产作业点或进行复垦。

三是坚持多方筹资。充分利用饶河县是国家“兴边富民”工作重点县、国家粮食主产区、国家西部大开发重点支持地区的有利条件，全力向上争取政策性资金，并加大社会融资力度，为城镇化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四是坚持合力攻坚。即将召开区域城镇化建设工作推进启动大会，充实城镇化建设工作专门机构力量，并落实县级领导包保推进机制，切实做到明确责任、完善奖惩，狠抓落实、确保成效。

城镇化率篇5

关键词：河南城镇化；城镇化速度；城镇化质量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02

一、引言

当前河南的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河南预计2020年达到全国城镇化率平均水平，实现这一目标年均城镇化率要提高1.5-2个百分点，这一目标的制定是以国家平均城镇化率为基础。河南作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需要转移100多万农村人口，根据2011、2012年1.8%的城镇化发展速度，年均有近190万人口转移到城镇。农村人口素质普遍较低，以及资本替代劳动的发展趋势，导致潜在的失业问题较为严重，影响城镇化的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进而影响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在政策制定中，考虑发达国家城镇化低质量的因素，结合河南农业大省、人口大省的实际，制定合理的城镇化发展速度，提前预见到城镇化发展可能的质量问题，有助于河南城镇化的良性、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在目前河南城镇化发展速度合理性评判的基础上，预测未来的发展速度和城镇化质量中对农业人口大省最严重的制约问题，进而为河南城镇化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二、河南城镇化发展速度

（一）河南城镇化发展速度与全国水平比较

1978-2012年间，河南城镇化水平逐步提高，发展速度逐步加快，城镇化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从1978年开始，河南城镇化率在13.63%的基础上，以年均提高0.1-0.3个百分点的速度缓慢发展，直到1995年，城镇化率年增速首次达到0.4个百分点。而在同一时期，中国城镇化率平均水平在17.92%的基础上，以年均提高0.2-1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只在1984年城镇化率提高1.4个百分点。这一阶段，河南城镇化率年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农业和人口大省的河南，城镇化发展水平在起点较低的基础上（低于全国4.3个百分点），与全国平均城镇化水平的距离逐步拉大，到1995年，低于全国11.9个百分点。

从1996年开始，河南城镇化进入中速发展阶段。1996-2001年间，河南城镇化率以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同时全国城镇化率以年均提高1.4个百分点的速度更快的发展，河南城镇化率年增速低于全国0.2个百分点，与全国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依然在拉大。2002-2003年，河南城镇化率年增速达到1.4%，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同，此时与全国城镇化率平均水平的差距也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即13.3%。2004年以后，河南城镇化率年增速维持在1.7%或1.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3-0.6个百分点（只有2010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5个百分点），与全国城镇化率平均水平的差距初步减小。

（二）国际比较分析

世界城镇化发展经验表明，城镇化率在30%-70%之间，是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中国在1996年城镇化率达到30.48%，之后城镇化开始快速发展，1996-2012年的17年间，年均提高1.48个百分点，在2012年达到52.57%。河南2005年城镇化率首次超过30%，达到30.65%，2012年城镇化率提高到42.4%，年均上升1.69%。而发达国家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总体上持续的时间可能较长，但就其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期来比较，河南的城镇化发展速度也很高。从1851-1861年，英国的城镇化率由54%提高到62.3%，每年平均增加0.83%；从1900-1910年，美国的城镇化率由39.6%上升到45.7%，每年平均增长0.61%；从1890-1900年，德国的城镇化率从42.5%提高到54.4%，10年增加11.9%，每年平均上升1.2%；日本城镇化水平从1950年的37.5%增长到1980年的76.19%，30年提高38.69%，平均每年增长近1.3%[1]。

从发达国家城镇化的发展史可以发现，早期的英美城镇化经历的时间较长，而后期的日本经历的时间相对较短。周一星（2005）认为，城镇化速度连续多年超过1个百分点是有风险的，连续数年的1.44个百分点是虚假的，0.6-0.8个百分点的城镇化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世界目前的平均速度[2]。河南城镇化推进当中，连续多年超过1个百分点，是否存在“”行为？从城镇化国际发展来看：首先，城镇化过程也存在经验学习的问题，早期城镇化的国家经历的时间长于后期城镇化国家同样阶段经历的时间；其次，在城镇化早期，受制于经济增长、技术和工具等因素的制约，城镇化发展速度较慢。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城镇化发展速度科学合理的阐释了这一问题。中国经济多年来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不仅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远高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水平。在2009年世界经济负增长0.59%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速高达9.21%。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后起的国家可以在几十年或更短的时间内达到发达国家过去几百年取得的成果。中国城镇化的发展经验也为河南省在省级层面借鉴其经验提供了证据。从1993年开始，河南GDP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5年以来，8年间GDP增速平均高于全国2.04%。考虑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以目前的情形来看，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可能会经历更短的时间。根据河南与全国城镇化发展速度的比较，河南城镇化预计会经历更短的时间。

三、河南城镇化质量

目前，城镇化质量的衡量主要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来测度，但指标体系的测度存在指标选取主观化或区域化的局限，导致可比性较差。纵观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发展，我们没有看到城镇化成功的典范和农业现代化成功的典范[3]。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在后城镇化时代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人口失业问题，这也是城镇化质量不高，或者说城镇化不成功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现在发达国家的失业率许多是以周或月来统计的，该指标直接关系到政府的政绩。以世界银行截止2012年底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有3.15亿的人口，现在的失业率在7.7%左右；日本人口约1.26亿，现在的失业率在4.3%左右；英国人口约0.62亿，现在的失业率在4.7%左右；法国人口约0.65亿，失业率高达9.9%；这些发达国家因高城镇化已经引起了很严重的失业问题。

河南省城镇化面临的严峻问题是人口多，典型的农业人口大省。河南预计2020年达到全国城镇化率平均水平，实现这一目标年均城镇化率要提高1.5-2个百分点。随着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以及河南预计2020年达到全国城镇化率平均水平的目标和国家推进城镇化发展的政策，河南城镇化预计会加速推进，每年预计190万人转移到城镇，这些人员的就业问题如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将影响社会安定和城镇化战略目标的实现。

河南省2005-2012年登记的失业率分别为3.5%、3.5%、3.4%、3.4%、3.5%、3.4%、3.4%、3.1%，这一时期全国登记的失业率平均水平分别为4.2%、4.1%、4%、4.2%、4.3%、4.1%、4.1%、4.1%，河南登记的失业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尽管如此，登记的失业人口仍高达几十万人。考虑到各种因素导致的失业率低估，失业问题将是人口大省河南在未来城镇化发展中最严重的制约因素。而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我国13.54亿的人口乘以美国7.7%、日本4.3%、英国4.7%、法国9.9%的失业率，将有远远高出这些国家的失业人口数量，而失业将是社会安定的最大隐患。河南省2012年底总人口10543万人，略低于日本的人口，远超过英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人口大国不能简单套用人口小国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河南是一个人口大省，后城镇化时代如何解决人口失业问题将是制约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决定因素。

河南城镇化发展目标制定时，应该前瞻性的预测这一问题，考虑解决方案。首先是目标定位问题，河南城镇化发展到什么水平才是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达国家也并非所有省份都是高城镇化水平的，城镇化水平的地区差异一直存在，由于自然和政策等的原因，各地区的定位不同，城镇化水平会有区域差异性；其次，考虑人员素质、就业承载能力等因素，确定每年可以容纳多少新增城镇人口，以此作为速度确定的依据；最后，考虑农业的就业弹性，也许农业人口的比例可以高一点，缓解发达国家没有解决的就业问题。

参考文献：

[1]简新华，黄锟.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实证分析与前景预测[J].经济研究，2010（3）.

[2]周一星.城镇化速度不是越快越好[J].科学决策，2005（8）.

[3]温铁军，温厉.中国的“城镇化”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教训[J].中国软科学，2007（7）.

作者简介：刘万丽（1981-），女，河南南阳人，河南大学财务与成本研究中心，讲师，博士，目前研究方向：区域经济理论。

城镇化率篇6

 （城乡一体化部分）

 一、两大平原区基本情况

我省***、***平原区域面积28.93平方公里，城内包括11个市的51个县和农垦9个管理局的114个农场，593个小城镇（276个建制镇和317个乡集镇）、6272个中心村和28829个自然屯，人口2367万。行政村数量多、密度高、主导产业主要为农产品种植业、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业、区域为农垦系统以现代化农业为生产为主，已初步形成的农场为中心的小城镇规模，经济基础较好，城镇发展空间较大，其它城镇缺乏相应的产业支撑，经济发展模式单一、基础设施配套能力较弱，乡镇以集贸经营为主，城镇吸纳、转移农民能力十分有限、区域城镇化率较低。

二、两大平原区域一体化工作推进情况

2010年，省委、省政府制定了《黑龙江省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推进方案》，方案明确了我省发展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和总体思路。推进工作分为启动阶段（2009年至2010年）、加速推进阶段（2011年至2015年）和巩固提高阶段（2015年至2020年）。目前，在推动城镇化建设和发展方式创新方面着重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科学编制城乡规划，为城镇化建设指明方向，在全国率先完成377个市县的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全省66个县（市、区）完成了《县（市、区）城镇村居民空间布局规划》编制工作、组织开展了沿乌苏里江四县（市）《镇村居民点布局规划》和《县（市）城村镇体系规划》编制工作，全省已编制完成《县市城村镇体系规划》25个、《小城镇总体规划》783个、行政村建设规划4349个，规划编制覆盖率大幅度提高。

（二）深入实施城镇化试点工程，努力加快城乡一体化步伐，重点推进两大平原区域内百镇试、旅游镇的“三供两治”及绿化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高城镇的承载力。目前，百镇试点镇开工项目   个，完成投资    亿元，旅游名镇开工项目  个，完成投资   亿元，已有   个县完成三供两治项目。

（三）以失去三棚一草改造为重点，进一步改善城乡居民居住条件和人民环境。

大力开展城镇三优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改变城镇面貌，制定出台了《全省撤屯并村规划纲要》总结推广了城乡一体化型、宅基地置换型、新型压区型、村企共建型和屯镇新建型五种模式，全省撤并自然屯770个，促进了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

（四）积极推动场镇共建试点工作，按照规划一体、管理一体、社会事业一体、组织推进一体、政策趋向一体的原则，制定省级政策的支持政策，全局推进鹤山农场与双山镇、双农场与   德镇两个场镇一体化试点建设。目前，双-鹤、双-  一体化建设总体规划已编制完成，双-鹤一体化建设总投资1.62亿元，完成了公路、供热和居民安置小区项目，双-  一体化建设总投资4.4亿元，完成了居民安置小区、公路、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在管理体制上实现了干部交叉任职。

三、两大平原区域一体化发展目标

按照统筹规划，强化衔接，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先易后难、分步实施，试点先行，典型引路。基本原则，到2015年两大平原区现代城镇体系趋于完善，城镇基础设施日益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初步建立，城镇产业支撑作用显现，县城（试点镇）集原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增强。到2020年，两大平原区形成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公园区型、商贸型、旅游型小城镇、农业现代化产业优势明显、生态环境优良、公共服务设施完善，县城、农垦、森工城镇和特色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格局，实现区域城镇化。

（一）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到2015年，撤并3700个自然屯，重点打造建***、红兴隆、北安等区位优势明显的中心城镇，城镇化率达到62%，到2020年全省累计撤并5700自然屯，全省要打造30个5万元人口的小城镇，70个3万人口的小城镇和200个1万人口的小城镇、城镇化率达到65％。

（二）城镇基础设施日益健全，到2015年区域为县城、中心镇及中心村供水普及率90％，县城供热普及率70％，中心镇供热普及率50％以上，县城供气普及率60％，县城污水集中处理率60％，中心镇污水处理率30％，中心村污水处理率20％，县城垃圾无害化处理率60％，中心镇垃圾无害化处理率30％，中心村垃圾无化化20％，县城中心镇及中心村绿化覆盖率达到20％以上。

到2020年，区域为县城、中心镇及中心村供水普及率95%，县城供热普及率80％，中心镇供热普及率60％，县城供气普及率70％，县城污水处理率70％，中心镇污水处理率40％，中心村污水处理率30％，县城污水处理率  。县城中心镇及中心村覆盖率达到30％以上。

（三）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到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000元，中心村收入7000元，城乡居民居住面积28平面，到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00元，中心村收入11000元，城乡居民居住面积30平米。

四、两大平原区域一体化推进措施及政策建议

两大平原区域涵盖了我省发达地区、较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以及油田、矿区、农垦、森工四大系统，结构层次，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在推进区域一体化建设中，应科学规划城镇功能布局，合理确定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逐步形成结构优化、层次分明、功能互初、布局合理和理有序的现代区域城镇体系。

（一）优化空间布局，完善城镇建设体系

以哈尔滨市区、齐齐哈尔市区、大庆市区为代表的发达地区应重点发展现代都市农业、利用资金优势加大对周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利用信息技术优势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改革城乡发展。构筑以工业为主导的新型经济结构，以工业化全面振兴农村经济。以鸡西市、绥化市、黑河市等为代表的较发达地区，应重点壮大县城经济、增强县城经济综合竞争力，充分发挥县城区位特点，多形式发展县城经济，其它不发达地区应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投入和机制，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城镇化承载能力

坚持统一规划、配套建设、协调发展的原则，加大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重点推进城镇道路、三供两治等项目建设，省级建设财政设立了专项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城镇土地出让金返还机制，整合国民对保障房、棚改工程、泥草房改造、三供两治等专项资金国，采取招商、贷款贴息、特许经营、合资工作，向城镇化建设倾斜，加大市场化工作力度。

（三）深入推进合作共建，探索机制体制创新

城镇化率篇7

在过去四年多，这位曾经做过农民、当过村长的副总理，多次提及推进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坚定决心。

中国城镇化滞后工业化已成不争事实，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指标——城镇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刚刚超过50％，远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水平，差距明显。

而如果继续按照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超过55％，到2020年将达到60％。每年将有1000多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在副总理看来，这正是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动力源泉所在。

十再次明确了城镇化发展战略，可以说中央领导层推进这一战略的决心不可谓不大，但是要实现上述目标实属不易。首先，厘清过去城镇化建设中的错误观念、扭转错误行为，并非一日之功；其次，诸多体制障碍和政策障碍，如户籍制度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改革，都在阻碍城镇化的推进，而要实施彻底的改革，又牵一发而动全身。

和以往城镇化之路不同，新一届领导集体正在探索一条更加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城镇化之路。力挺这一战略的副总理强调，新型城镇化不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由“乡”到“城”的转变。

现状：城镇化率被高估还是低估

1858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最早提出了城镇化概念，马克思提出乡村城镇化，而“不要像古代那样，城市乡村化”。百年之后，中国官方全力推进城镇化进程。

2001年公布的“十五”计划纲要中首次提出实施城镇化战略。十年后，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这意味着13亿总人口中，城镇居民和农民各占一半。

和自身相比，中国的城镇化进展速度相当惊人，因为在1978年城镇化率仅为17.9％。但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十分明显，仅相当于这些国家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水平。

对各国城镇化进程研究后会发现，城镇化率不会达到100％，一般都会在80％左右停滞不前，达到这一峰值后，部分国家会出现城市人口向城郊逆流的现象，城镇化率会有起伏。由此可以推断，未来数十年，中国城镇化率尚有接近30％的提升空间。

正如城镇化的提法独具中国特色一样，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也颇为独特。在51.27％的城镇化率背后，是其他发达或发展中国家不曾有过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城镇化率被高估，因为51.27％的城镇人口中包括了那些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但是没有真正享受城市居民待遇的农民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超过2.5亿人。

通过不同方式测算的全国城镇人口数量，也可以发现城镇化率被高估的迹象。

按照2011年城镇化率测算，全国城镇人口应为6.9亿。但如果按照总人口13.5亿减去农村户籍人口9.3亿来算，全国城镇人口实际只有4.2亿，两者相差竟高达2.7亿。

51.27％的城镇化率之中，还包括了被人为拉高的“半城镇化”部分。有些地区为了提高行政级别，争取更多权力资源支配，人为提高城镇化率，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将县改市（区）、乡改镇，扩大了城镇人口比重，原先的农民顷刻间变成城镇居民，但是名不副实。

那么，城镇化速度高低究竟如何衡量呢？

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工业化通过拉动就业、增加收入、改变土地形态等方式影响城镇化，两者具有极强的关联性，在统计上一般将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中的百分比）比较来看。

2011年全国城镇化率为51.27％，工业化率为46.8％，直观来看，城镇化率高于工业化率。但是从全球来看，实际上中国的城镇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并非理想的“两化”（工业化、城镇化）协调发展。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平均城镇化率为50.9％，与中国相当，但是工业化率为26.1％，远低于中国。中国“两率”（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比值为1.09，全球的平均比值为1.95。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曾于2012年5月撰文分析了中国及主要发达国家“两率”比重，周其仁认为，从大图像来看，中国工业化推进城镇化率的提升，远不及全球平均水平，他认为中国工业化超前、城镇化滞后的结论。

如是观之，中国城镇化提高空间巨大。但是，我们并不能据此得出未来城镇化速度会很快的结论，因为在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两端均存在制约因素。

理论上来说，城镇化水平提高既取决于农村可以提供的富余劳动力数量，也取决于城镇可以提供的就业机会。从供给角度来看，中国人口结构正急速变化，人口老龄化趋势严重，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将会收缩。从需求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吸收就业能力下降也是必然。

未来城镇化的成本会更高，仅高房价一项，便会将很多人阻拦在城市大门之外，更别谈对外来人口的就业歧视、子女上学、社保地区分割等问题。因此，不可过分高估城镇化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模式：大城市还是小城镇

对于一个城镇化水平偏低的国家来说，推进城镇化的重要性、必要性自不待言，那么接下来如何在现有基础上推进有速度有质量的城镇化呢？以往城镇化战略中有哪些教训值得反思和避免？

城镇化的过程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的过程，换言之，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民转移就业，农民转变身份。在这个过程中，就业是前提，市民化是结果，无视这个逻辑，便会在城镇化的道路上迷失。

改革开放以前是城镇有吸引就业能力，但是极“左”政策限制了劳动力流动，国家为优先发展重工业，限制农民进城成为“工人老大哥”，因此改革开放前29年，农民转移规模和城镇化率极低。

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此时国家实施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就业转移政策，90年代开始出现农民跨区流动就业，即农民工进城打工，此后发展为农民的主要就业形式。一部分农民借此在城市安家落户，另有一部分通过上学、当兵等方式实现了身份的转换。

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经历了从限制到允许、鼓励的过程，正是这一要素的流动才造就了近十年城镇化每年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大幅缩小了与世界平均城镇化率的差距。

城镇是城镇化的载体，中国的城镇包括了县及县级以上城市和农村性质的小城镇（全国共有近2万个建制镇）。在过去30多年，关于城镇化究竟以何种模式发展——是发展小城镇还是大城市，一直争论不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特色城镇化战略和政策研究”课题组一位专家认为，纵观各国城镇化模式，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超大城市（日本）和中心城市辐射型（韩国）为主的集中式城镇化模式，另一种是以中小城镇主导型（德国）为主的分散式城镇化模式。该课题组认为对中国而言，集中式模式更具优势。

但是，在政策层面上，中国一直鼓励的是后一种城镇化模式。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鼓励发展小城镇，1982年全国城市规划会议明确提出执行“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城镇化方针，1998年中央提出“小城镇，大战略”，发展小城镇是主要政策取向。中国之所以取“城镇化”弃“城市化”的表述，也与此有关，意在鼓励小城镇发展。

这样的政策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并未取得预期效果，相反，这种政策反而阻碍了小城镇的发展。今天人们看到的小城镇多数属于农村集镇性质，聚集效益差，转移农村人口作用有限，不利于真正实现城镇化。

在现行行政架构下，小城镇也难以获得很好的发展。由于小城镇行政级别低，所获得的资源很少，更多的资源流向行政级别更高的大城市。

从就业角度来看，大城市吸纳就业的能力最强，中小城市次之，小城镇居后。因而发展小城镇并非城镇化的理想路径选择。可以说，过去的城镇化过程中走了一些弯路。

从“十五”计划开始，城镇化发展方针表述有所变化，即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但是鼓励发展小城镇的思路仍未改变。“十一五”规划延续了这一思路。

2月1日，在全国工商联举行的民营经济发展形势分析会上，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称，城镇化是当前中国的最大机遇，但是必须走新路，不能和过去西方国家的城镇化一样，将人口集中到大城市，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没有那么多就业机会，而且还有住房问题。

在厉以宁看来，中国的城镇化应该分“三步走”——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现有的老城区，工厂该迁出的迁出，棚户区该撤掉的撤掉，形成新的居民区和商业区；工业园、开发区、物流园区等同样可以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城区，居民也可居住，这样形成了新城区，新城区很多是在镇的周围兴起的。

“不要忘记新社区，这几年国家和地方政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村实际就是未来的新社区。”厉以宁认为，对其要进一步园林化，垃圾回收、污水处理、公共服务要到位，社会保障一体化。如果做到这些，就是中国的城镇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建议选择以大城市为依托、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集中式模式。这一建议被采纳、吸收，在“十二五”规划和即将出台的城镇化发展总体纲要——《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中均有体现，全国20个城市群将构成中国未来的城镇体系。

在就业为先、市民化为本的主导思想下，变革城镇化发展模式，是对过去城镇化之路的纠偏，也是新型城镇化之路的一个“亮点”。

改革：清除体制之障

“体制问题是城镇化最大的障碍。”多年研究城镇化的专家程必定的这句话颇具代表性。在中央力推城镇化战略之际，推动相应的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以呼吁多年的“镇改市”为例，东部沿海地区有些镇发展非常快，人口规模大，GDP、财政收入已经相当于北方地区的地级市，但是仍是镇级管理，功能定位与其庞大的经济总量和繁重的社会管理任务严重不匹配。

针对这些经济发达镇“身大衣小”“脚大鞋小”的问题，有人提出“镇改市”的建议，认为有利于调动中小城市加快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进程的积极性。但是在目前城市间行政管理体制下，一直未能突破政策。

市级行政单位的设立标准高、程序严格，按照规定，由民政部报国务院审批。上世纪90年代曾出现一波设市热潮，当时国家为了及时控制，不再批准设市，一位熟悉当时决策背景的专家介绍说，当时控制一下是对的，但是经过这些年发展，应该有所调整。

比起行政管理体制对城镇化扩大的制约，户籍制度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更为迫切，难度更大。呼声最高的户籍制度改革，因为城市户口尤其是大城市户口隐藏着巨大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福利，改革难度极大。

在51.27％的城镇化率中，相对一部分城镇居民实际上并未享受到公共服务。在阻碍劳动力流动的户籍制度未有破局和公共服务投入未有大幅增加情况下，中国的城镇化只会是统计数字上的繁荣，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城镇化”。

土地出让收入有“第二财政”之称，与之相关的税费是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掌握着土地供应权的地方政府“以地生财”，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收益，热衷扩大城镇规模，而忽视了吸收外来人口，因而出现了城镇占用土地的速度远快于吸纳人口速度的现象。

过去的城镇化模式，更多体现的是“土地的城镇化”，地方政府通过拆迁，赶农民上楼，人造城、人造镇，但是最终由于没有就业，无法凝聚人气、发挥集聚效益，沦落为“鬼城”。

因而，不改变现行土地管理制度，切断地方政府卖地生财动力机制，“人的城镇化”永远赶不上“土地的城镇化”，也背离了城镇化使农民真正实现职业和身份转换这个核心。

正在征求意见的城镇化发展十年总体规划中，为了杜绝这类现象，特别提出探索实行“人地挂钩”政策，即城乡之间城镇建设用地的增加规模与吸纳农村人口进城定居的规模相挂钩。这些均为治标之策，治本还需推进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改革，消除制约劳动力流动的阻碍因素，同时增加城市就业。

此前称，中国的经济发展只能更多地依靠拉动内需，而目前最大的内需就是发展相对滞后的城镇化。要把这个潜能释放出来，还需要改革。

城镇化率篇8

关键词：城镇化 影响因素 空间面板模型 溢出效应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目前城镇化已经是中国正在经历的一个最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十五”规划中首次提出城镇化这一词，此后党的十六大到十的政治报告中都有提及城镇化，十明确提出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良性互动、同步发展。在《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首次明确城镇化路径，小城市将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可见，针对如何合理推进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的研究已是相当紧迫。

近年来，已有大量文献在对中国城镇化方面进行了研究，包括城镇化的历史、现状、特点以及影响因素等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蒋伟（2009）利用2005 年的数据对中国省域城市化水平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区域城市化之间存在相关，即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将通过空间溢出促进周边地区的城市化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影响地区城市化水平的主要因素。秦佳（2013）利用六普的数据实证了人口城镇化水平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第三产业就业水平的提升对中西部地区人口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在东部的作用。上述文献，是以截面数据为研究对象，分别分析各变量对城镇化的影响。姜磊（2011）研究了城市化进程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路径识别，实证结果表明：城市化进程对缩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是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存，关键取决于城市化进程的政策路径选择；省际间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的城市化进程。该文主要是针对城市化进程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而较少考虑其他因素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本文主要是研究中国在城镇化水平上是否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及影响城镇化水平的因素是什么？相邻区域的城镇化水平对本地区的扩散程度是多大？以及邻近地区的影响因素对本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是否存在溢出效应？溢出效应多大？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利用面板模型与空间面板模型进行对比，实证了空间面板模型的优势以及确定影响城镇化水平的因素，并计算出各自的溢出效应。

研究方法

（一）Moran's I指数

在空间统计学中常常使用空间自相关指数Moran's I指数来检验变量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因此本文利用Moran's I指数研究人口城镇化的全局空间相关性。Moran's I指数定义为：

（1）

当Moran’s I指数为正时，表明存在明显的正空间自相关，也就是说相似的观测值（高值或低值）趋于空间集聚，表明不同地区数据在空间上有相似的属性；当Moran’s I指数为负时，表明存在负的空间自相关，相似的观测值趋于分散分布，表明不同地区数据在空间上有不相似的属性；当Moran’s I指数为零时，观测值呈现独立地随机分布。Moran’s I指数绝对值反映了空间相关程度的大小，绝对值越大，空间相关程度越大，反之亦然。

（二）空间面板模型和模型选择

近年来，随着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设定和估计的方法逐渐完善，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被越来越广泛的用于分析空间和区域问题。空间面板模型可以依滞后项存在于因变量和误差项中分为两类：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又依据样本个体之间的差异存在是确定的和随机性，有分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

空间滞后模型固定效应的基本结构如下：

（2）

空间误差面板固定效应模型 ：

（3）

（4）

ρ是度量相邻地区综合城镇化水平对本地区城镇化水平的影响程度。空间误差系数 λ 则反映了邻近地区城镇化水平的误差冲击之和对本地区城镇化水平的影响程度。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是空间依赖性的不同体现。

在模型包含空间滞后误差项的情况下， 最小二乘法不适合用来估计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因为OLS估计量不再有效。所以，一般使用极大似然法（ML）来估计空间计量经济模型。Elhorst给出了Matlab软件包，给出了一般空间面板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MLE）函数。

（三）直接影响与溢出效应

LeSage和Pace（2009）提出采用求解偏微分的方法来解释不同模型在设定情况下变量的变化所产生的冲击，为检验空间溢出效应提供了有效的基础。SLM模型可以被改写为如下矩阵形式 ：

（5）

其中，Y关于第1至第N个区域的内生变量X中第k个变量的偏微分矩阵较为容易获得：

（6）

其中， LeSage和Pace将上式最右端矩阵的对角线元素的均值定义直接影响，而每行或者列中非对角元素之和的均值定义为间接影响，也被称为溢出效应。

实证分析及估计结果

（一）指标选择和数据来源

段瑞君和安虎森（2009）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了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郭军华（2009）运用面板协整检验实证了我国东、中、西部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江易华（2012）利用2009年统计年鉴数据对县域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实证了生产总值、农林牧渔业人员、城乡收入比和人口发展功能区划是影响县域人口城镇化的主要因素。蒋伟（2009）将各省的人均 GDP、第二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文盲半文盲占 1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按美元与人民币中间价折算的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重、城乡收入差距等因素对城镇化的影响进行研究。秦佳和李建民（2013）利用空间模型实证了地区之间土地城镇化水平、第二三产业就业水平和产值水平，以及人均 GDP 的差距是造成人口城镇化平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根据以往文献对城镇化影响因素的分析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研究文盲率、城乡收入差距、第二产业产值比、第三产业产值比、人均财政预算支出、人均进出口额、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人口城镇化率的影响。

本文对所有数据取对数，是为数据之间的可比性和减少异方差，其中Y表示城镇化率，国内学者已基本达成对人口城镇化率指标的共识，即采用各地区非农人口数比各地区总人口数， I表示文盲率，即文盲半文盲占1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Ur表示城乡收入差距，各地区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比各地区农村居民平均每人纯收入，S表示第二产业产值比，即第二产业产值占生产总产值的比重，T表示第三产业产值比，即第三产业产值占生产总产值的比重，D人均财政预算支出，各地区一般财政预算支出比上各地区人口数， Exit人均进出口额，即各地区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商品进出口总额除以各地区人口数，Rgdp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本文以中国31个省为研究对象，根据数据的可得性采用1998～2011年的年度数据，即进行实证分析的样本数据为1998～201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1999 ～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和1999～2006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7～2012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二）实证分析

空间自相关性检验。本文采用Rook邻接矩阵，首先利用Anselin编写的geoda软件计算城镇化率的全局自相关Moran's I指数值如图1所示。其中Moran's I值在0.26～0.4的正值区域内，且总体呈现递增增长趋势，各地区城镇化率有显著的正向空间依赖性。从总体变动趋势来看，中国各地区城镇化率Moran's I值呈现递增趋势则说明空间集聚现象越来越稳定，空间依赖性在不断增强，溢出效应在逐渐增大。

全局空间 Moran's I指数描述我国区域城镇化率的总体空间自相关模式，但不能确定各地区具体的空间依赖情况，局部Moran散点图可以为分析具体各地区城镇化率聚集情况提供信息。其中局部Moran's I指数如图2。

在Moran's 散点图中第一象限（HH）主要是东部沿海以及华北地区，包括上海、浙江、福建、江苏、北京、天津及东北三省等地，表示这些省份及其周围省份都有较高的城镇化率，及其地区城镇化率之间差异不大，存在较强的正空间自相关性。第二象限（LH）主要是河北、海南、安徽、江西四省，其中河北周边有高城镇化率的北京、天津等地，这些地区在高城镇化率区域范围内，如果充分利用周围的高城镇化率地区的扩散效应，这些地区也会在城镇化率水平上得到较好的提高。因此，这一象限成为过渡区。第三象限（LL）主要是西部地区，以及部分中南省份，这些区域是连同周围地区都是低城镇化率城市，例如，四川、贵州等高原地区，另外，经济的发展水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些区域普遍表现为不发达省份。第四象限（HL）是广东、内蒙古和重庆，这些省份应该发挥典范作用，带领周围区域共同发展，从而形成相辅相成的良性发展模式。

模型估计结果。空间相关分析Moran's I指数定量证明了各地区城镇化率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因此有必要采用空间面板回归模型来描述城镇化率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本文根据理论分析选择空间面板滞后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因为根据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的选择理论，随机效应主要是以样本为估计母体的。本文分别对面板数据的OLS估计以及空间面板滞后模型对无固定效应、地区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地区与时间固定效应这四种情况分别进行估计进行对比。采用 Matlab2010B 软件和Elhorst、LeSage等人编写的Spatial econometric 模块，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表2为模型的LM检验结果。表3为各内生变量的直接影响和溢出效应检验。

从R2、σ2、LogL等统计量综合来看，空间面板滞后模型比普通模型效果更好，其中地区固定效应模型R2比普通面板模型R2高出10%以上，故认为区域城镇化率模型中存在空间效应。然而，在模型中从统计量来看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模型是具有最好的拟合度，但是从模型参数估计的结果看，该模型存在部分变量的不显著性。综合比较之后，笔者认为时间固定效应模型能更贴切地描述我国各地区城镇化率的影响因素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在时间固定效应模型中参数大多数都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同时综合统计量指标也相对较合理，故本文将选择时间固定效应空间面板滞后模型进行分析。

在空间面板滞后地区固定效应模型中，空间相关系数ρ表示与该地区相连接的省份在城镇化率水平对本地区的综合影响为0.15，该值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因此可以充分地证明各地区城镇化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效应，即在某种程度上本地区的城镇化率是依赖于相近地区的城镇化率对其的影响，因此，在面板模型中将空间影响因素考虑进来研究中国地区城镇化更为合理。

通过表1到表3的估计结果，本文可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城镇化率与文盲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各地区的文盲率越高，相对应的城镇化水平则会越低。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率是存在系数为-0.423的显著性负相关的，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影响是最大的。即减少城镇收入差距可以最有效促进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这与蒋伟（2009）研究结论是一致的。此外，人均进出口额与城镇化水平之间也存在负的相关性的，但是影响程度不大，这与秦佳（2013）和蒋伟（2009）的研究结果均不一样。笔者认为可能是样本差异，蒋伟和秦佳都是以截面数据来做分析，没有考虑时间因素的影响，本文使用空间面板模型来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

其次，第三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值对城镇化率的影响是最大正向的。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第三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值提高1%，则平均来说，城镇化水平提高0.403%。与第二产业对城镇化率的0.32%相比，第三产业对城镇化率的促进作用远远高于第二产业的作用。加大服务业的发展是引领我国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的关键因素。

最后，从各个变量的直接影响和溢出效应可以进一步了解不同变量对城镇化影响因素的具体效应，结果发现，所有的解释变量对城镇化率都存在显著的区域间的溢出效应，各个变量的溢出效应对城镇化率的影响方向与直接影响是一致的。城乡收入差距的溢出效应是最大的，也只是当相邻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减少1%，本地的城镇化率平均上升0.074%。即各变量对城镇化率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得出结论：中国城镇化率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同时各变量对城镇化率均存在显著的影响，同时实证也发现各变量对邻近省域的城镇化率存在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充分利用地理优势。根据上文的分析，区域城镇化率间存在空间相关性，空间相关系数为0.15以及各自变量对本地区城镇化存在溢出效应。故应充分引导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扩散效应，带动周围城市步入高城镇化水平阶段，同时也促进自己步入更好层次。

第二，降低文盲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教育水平的落后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城镇化发展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增加各地区的受教育机会，特别应增加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降低文盲率，进而提高劳动力的文化素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提高城镇化水平最有效的途径。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合理定价农产品价格，减少中间各种费用；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提供供销平台；引导农产品的合理耕种，多种渠道提高农村居民的纯收入，进而可以扩大居民对工业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从而推动城市化的发展。

第三，加大第三产业的发展。在影响省域城镇化水平的诸多因素中，其中第三产业是推动城镇化率水平提高的主要力量，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城镇化率水平的提高关系最密切。因此，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第三产业，合理预算财政支出，进而促进城市化进程的良性可持续渐进式发展。

参考文献：

1.Anselin L.Spatial Econometrics：Methods and Models[M].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88

2.蒋伟.中国省域城市化水平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J].经济地理，2009，4

3.秦佳，李建民.中国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差异与影响因素[J].人口研究，2013，3

4.丁志国，赵宣凯，赵晶.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我国城市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路径识别[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