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范文

城镇化范文第1篇

推进城镇化是大势所趋

华容现有国土面积1606平方公里，辖12个镇、8个乡、447个村场，人口73万人。截至2011年末，全县城镇化率为44.3%，县城建成区面积达15平方公里，城区总人口15万人。是全国文明县城，并已通过国家卫生县城初审。全县已建成操军、万庾、梅田湖、东山、注滋口5个边界小集镇，东山、注滋口2个2万人口以上的中心集镇，三封寺镇等8个1万人口以上的重点集镇。

城镇化的推进对华容县经济社会发展确实产生了明显的推动作用。以县城为例，全县0.9%的国土面积，聚集全县20.5%的人口，70%以上的GDP，8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新增就业，50%以上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但是，与全国、全省、全市城镇化平均水平相比，华容仍有较大差距。2011年底，全县城镇化率仅为44.3%，低于全国的51.29%，全省的45.1%，全市的48.5%。

在推进全县城镇化建设中，作为职能部门，国土资源局主要做了四个方面工作：一是科学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使之与城镇化建设发展相适应。二是严格规范土地市场。逐步实行村改居，扩大城区范围，规范集体土地流转，遏制小产权房蔓延。三是保障城镇发展用地。五年共报批新增建设用地8400余亩。其中，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市政建设等城镇发展用地近7000亩。四是积极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五年新增耕地1.6万亩。

土地制约尤为突出

从我们平时了解、调研的情况看，当前推进城镇化主要存在四大困难：投入不足，用地紧张，产业落后，政策滞后。其中土地制约尤为突出：

现行规划欠科学。2006-2020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已编制，但与当前城镇化建设要求存在一定差距，今后规划调整区域较多，加之规划调整周期长，难以满足城镇化建设需要。

用地指标紧张。如2012年上级下达华容县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和农用地转用指标分别为750亩和600亩，但华容县实际用地需求有3000多亩，而且大部分指标要被国家和省市重点项目占用，真正用于城镇化建设的用地指标非常少。

征拆推进困难。被征地群众、拆迁户维权意识、心理预期不断增长，漫天要价、惜地拒征，甚至暴力抗拆现象普遍，征地拆迁工作越来越难。

占补压力较大。城镇发展不可避免地需要占用耕地，耕地后备资源越来越少，补充的潜力越来越小，如何既保障城镇发展用地，又坚守耕地红线，压力越来越大。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难。由于城镇居民必须使用国有土地，集体土地只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使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受到限制。

基础数据不足。由于资金投入不够，基础测绘滞后，相关基础数据库整合难度大，实现“一张图”数字化管理还有很大差距。

统筹“双保”尤为重要

具体到华容县国土资源局，我们将认真学习郑州郑东新城、安徽合肥和江苏宿迁等地的经验和做法，努力做好以下六篇文章。

规划文章。坚持规划引领，调优调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现与城镇建设规划、产业发展规划“三规合一”，相互配套。

存量文章。建立“空心村”和闲置学校、卫生院、厂房、村部用地退出机制，盘活这些存量土地，推进“增减挂钩”，实行农民就近入城入镇集中安置。

收储文章。围绕做实做大做强土地储备工作，加强土地收购、储备、出让三个环节工作，并将收储的范围从县城扩大到集镇及中心村场，真正落实“多个渠道进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的土地市场管理模式，切实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争取多种模式引进战略投资者对县城、集镇土地进行收储经营，尽可能为城镇化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结合文章。做到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相结合。一是认真实施全国高标准基本农田示范县项目，加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二是结合城镇化建设，实施矿山环境整治。三是推进旧城改造和村（居）民集中安置工作，增加城镇建设土地供应。

集约文章。提高土地容积率，鼓励企业向园区集中，并建设标准厂房，引导农村居民向中心村、建制镇聚集。坚决禁止“两高一资”项目落地。

保护文章。切实加强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确保不越“红线”，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城镇化范文第2篇

“51.27%”，这是中国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一个百分比，约为6.91亿。这表示，目前中国城镇人口已经超过农村人口，在中国文明史上首次成为一个城镇人口居多的国家。

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一条条道路向前延伸，一座座桥梁飞架南北……这10年城市“长”大了，城镇增多了，大量农民变成居民。

这，缘于一个巨大的跨越——中国经历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过程，10年间，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35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年均增长2096万人。

中国社会结构迎来了一个历史性变化——到2011年，全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达到了51.27%。这表明我们已经告别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时代。

10年快速城镇化，“乡村中国”成长为“城市中国”，发展成果惠及民生，居民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这是一个“世界奇迹”

2002年以来，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长，不得不说是“世界奇迹”。

在有着超过13亿人口的中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跟上海市中心城区常住人口数量相当的乡村人口，转为城镇常住人口。2002年以来，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长。这样的速度，这么大规模的人口转移，前所未有。专家评论说，中国城镇化的积极稳妥健康发展，不得不说是世界奇迹。

从更为纵深的视角观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城镇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0.6%；1979年中国刚刚启动改革开放，这个比例也只有不到19%。这就意味着，过去30余年经济迅速发展期间，中国大致走完了英国花了约200年、美国花了100年、日本花了50年走完的城镇化历程。

然而，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才刚刚开始，中国人口的城市化水平也将与城镇化进程同步。有关专家预测，到本世纪中叶，当中国在人均GDP达到或超过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人口的城市化程度也将逐步进入城市化后期，估计将达到80%左右，这意味着中国农村将还有6亿左右人口陆续离开他们世代繁衍生息的土地，走向城镇生活。

在一些省份，城镇化的推进步伐更快。2011年，广东城市化率已超过65%，江苏、浙江、辽宁等省份都已超过60%。“十一五”期间，江苏省城市化进程令人瞩目，年均提高幅度高达2.04个百分点。

谁也无法否认，城镇化这一壮举将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这一社会变革早已不是要不要它到来的问题，而是已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实实在在的一部分。当便利的高速公路和铁路设施延展到乡村，当低矮的平房被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所取代，当城市文明悄然浸染到边陲小镇，我们看到，中国的农村正在脱胎换骨。

当然，脱胎换骨的不只是基础设施，还有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不仅推动了经济发展，优化了城乡结构，提高了农民收入，更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以及价值观念正在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

这是一次深刻变革

中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有1300多万人口从农村转入城镇，由此带动的投资、消费需求，至少可维持4%—5%的经济增速。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曾是多少人向往的生活，而今天的现实远远超过了昔日的梦想。

“住楼房、开汽车、玩电脑，这在10年前简直不敢想。”江西南昌青山湖区进顺村农民刘省保很得意现在的“小资”生活，融入南昌城区，村集体经济越做越强，去年全村收入达到4400多万元，村民都住进了公寓楼。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由此，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

10年来，城市在扩张，农村在发展，城乡界限不断淡化。到2011年底，全国共有657个设市城市，建制镇增加至19683个。全国有30个城市的常住人口超过800万人，其中13个城市超过1000万人。初步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骨干、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

这10年，城镇功能日趋完善，承载能力逐步提高，公共基础设施大步跨越——

交通更顺畅。我国初步形成了覆盖城乡、便捷高效的公路交通网络，10年间，公路总里程由176.52万公里增长到410.64万公里，“五纵七横”12条国道主干线全部建成，串起了座座城镇，物畅其流，人畅其流。

出行更便捷。10年间，高铁从无到有，飞速发展，生产出时速高达350公里的动车组，迎来了史无前例的跨越式发展。百姓生活半径不断拓展，生活质量大幅提升。

住房更宽敞。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2.7平方米，比2002年增加8.2平方米。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公租房等构成的保障房供应体系加速建设，朝着“住有所居”的目标大踏步迈进。

这10年，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2011年，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比2002年降低了1.4和5.8个百分点。消费结构升级，空调、冰箱、电脑等稀罕家什变身“日用电器”；农村消费潜能释放，城乡之间消费差距不断缩小，呈现城乡市场同步增长、共同繁荣局面。

研究表明，中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有1300多万人口从农村转入城镇，由此带动的投资、消费需求，至少可维持4%—5%的经济增速。城镇化不仅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动力，也使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和价值理念发生深刻变化。

这是一场巨大演变

中国的城镇化，不仅是扩大城镇版图，更重要的是“人口城镇化”。

今年9月1日起，在北京、广州、上海等6个城市的外地人员，可以异地办理护照。这一举措为流动人口和户籍居民平等享受公共服务提供了便利。

与城镇化快速推进相伴的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加速完善——

2004年启动新农合试点；2006年以农民工为重点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2007年实行农村低保制度，开展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试点；2010年施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实现跨省就业时随同转移；2011年提出有条件的地区合并实施城乡居民两项养老保险制度……这些重大制度和政策的战略性预置，为广大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和城市文明奠定了坚实基础。

不久前，安徽省合肥市宣布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百分之百有学上，百分之百上公办学校，百分之百享受“同城待遇”。

河北省宣布，2012年将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民工在城镇落户、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的政策，引导农村人口有序向中小城市和建制镇转移……

中国的城镇化，不仅是扩大城镇版图，更重要的是“人口城镇化”。十六大以来，中央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加大城乡统筹力度，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让更多农业转移人口有序融入城镇。

这10年，国家全面取消对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各种限制，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改善农民工劳动条件，保障生产安全；扩大农民工工伤、医疗、养老保险覆盖面……一系列阻碍城镇化发展的制度藩篱逐步打破。

打破城乡壁垒，各地不断探索。甘肃嘉峪关市，作为全国社会管理创新典型培育城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农业”与“非农”的户籍界限，推行城乡户籍一元化，30万城乡居民享受一样的待遇。

征地制度不断完善。“十一五”期间，征地补偿标准提高30%以上，相当一部分地方增加了一倍，2500多万被征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让农民失地不失业、生计有保障。湖北武汉佛祖岭社区，是一个农民安置小区，整齐划一的住宅楼，超市、图书室、幼儿园等配套设施齐全。“这哪里像农村？比城里社区还好！”刚搬到这里的农民田先祥说，他在社区物业工作，妻子在一家商场做销售，收入比以前增加了四五倍。

这10年，公共服务体系不断迈向均等化：13亿城乡居民参保，全面医保体系初步形成，新农合制度从无到有、从有到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全覆盖，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建立；全面实行城乡免费义务教育，教育公平迈出重大步伐……一张张社会保障网更加坚实细密，让百姓生活更安稳。

这10年，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基本形成，城镇吸纳就业能力持续增强。城镇新增就业人口总量达到1.1亿，城镇就业人员占的比重从2002年末的34.3%提高到2011年末的47.0%。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洗脚进城”，到2011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总数突破2.5亿。

“工资高了，保障好了，工作安稳了。”许多农民工有这样的感受。10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成为新中国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比2002年增长1.8倍。值得一提的是，近两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

这是一种和谐发展

10年来，从城市优先到城乡协调发展，从高能耗城镇化到低能耗城镇化，从“土地城镇化”到“人口城镇化”。

推进城镇化，既要面对人口多、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也要面对资源紧缺、环境脆弱等诸多矛盾。

立足国情，党的十七大指出：“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方向。

10年来，从城市优先到城乡协调发展，从高能耗城镇化到低能耗城镇化，从“土地城镇化”到“人口城镇化”，城镇化发展理念不断提升，城镇化水平稳步提高。

城镇化不再图速度，更看重质量。

越来越多的地方致力打造宜居城市。今年北京造林25万亩，巨大的“绿肺”将有效改善大气质量。10年来，环境的舒适度在提高。全国城市绿化覆盖率由29.5%增加到38.62%，城市人均拥有公园绿地面积由7.73平方米增加到11.18平方米。到2011年末，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82.6%，提高42.6个百分点。

注重可持续发展，“低碳”成了时尚。作为全国首批低碳试点城市之一，深圳2007年就将空调定在26℃写进《市民生态公约》，新能源汽车奔跑在大街小巷，“低消耗、低排放”为特征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正在形成，2011年深圳万元GDP能耗、水耗、建设用地均为全国最低。

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升。“治污腾出环境容量，也腾出了发展空间。”老工业基地徐州，一个满足调水水质和徐州发展的截污导流规划，整整做了5年，投资额从2亿元追加到7.2亿元，彻底解决全市城乡尾水出路问题，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空间更大了。

统筹城乡作用凸显。江苏太仓市，去年底实现了城乡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全覆盖，对农村生活垃圾实行“村收集、镇转运、市处理”模式，基本实现了无害化处理。曾经饱受污染困扰的黄桥村村委会主任王解忠说：“现在水变清了，山变绿了，过去鱼米之乡的景象又回来了。”

“东高西低”的经济版图悄然变迁。2008年起，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连续4年超过东部地区，区域增长格局发生重大转变。皖江城市带、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北部湾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成渝地区等一批新的经济增长极加快形成。东部沿海先发区域，正通过自主创新探索新的道路；中西部曾经的经济“洼地”，整体隆起，积蓄发展力量。

城镇化范文第3篇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是什么？城镇化成为大家热切期盼的焦点。

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在50%左右，与很多发达国家相比依然有很大的差距，比如美国的城镇化率高达80%以上。这意味着我们存在巨大的空间和潜力。但这种空间和潜力能否转化为现实是需要条件的，城镇化取得成功并极大推动经济增长的例子很多，但不成功的城镇化国家也不少。比如非洲很多国家在城镇化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并没有带来经济的增长，巴西过去30年城镇化仍在进一步推进，但人均收入增长却始终停滞不前，被称为“病态的城镇化”。

成功的经验我们应该借鉴，但一些国家失败的教训更值得我们深思，以避免中国陷入“病态的城镇化”。总结这些国家的教训，城市集中度、三农和公平问题在进一步城镇化的过程中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首先，虽然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有密切的相关性，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是那么明晰。在很多情况下，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就更谈不上一定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了。城镇化著名专家Vernon Henderson在分析了诸多国家城镇化的经验数据后得出结论，城镇化本身对生产率的增长并没有很强的影响。也就是说，城镇化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如果忽略了很多关键因素，很容易陷入无经济增长的城镇化。

Henderson指出，城市集中度对生产率的提高要更大，在生产率增长最大化的前提下，存在一个最优的城市集中度。而最优的城市集中度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规模，过高或者过低的城市集中度都会对生产率的增长形成抑制。中国的城镇化到底是以“大城市优先”，还是以“中小城市优先”，并不能一概而论。因为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差别很大，其各自适应的最优城市集中度水平会不同，这需要我们做出更加差异化的城镇化战略。

其次，城镇化的发展不能忽略三农问题。世界银行在总结一些国家出现“病态城镇化”时指出，政府政策常常试图影响城镇化的进程和速度，这些政策往往容易使资源从农村向集中在城市的现代经济行业（尤其是制造业）转移。城市工人能够获得食品和住房补贴，以及失业救济和养老保险，而农村人口不得不遭受廉价农产品的打击，且缺少政府的支持。这些错配成为一些非洲国家出现“病态城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农业的增长率会明显低于其他部门，但这不意味着农业应该被忽视。更好的农业增长表现对其他领域的发展具有更好的支持作用，农村生产率的提高将能够给制造业和服务业提供更多的劳动力。

第三，进一步的城镇化应该注重公平问题。一些过度城镇化国家的教训表明，忽略了公平问题，城镇化造就的是平民窑，是犯罪率的提高，是社会的不稳定，这反而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工业革命以来，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迈进城镇化门槛的国家，也是迄今为止城镇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但19世纪的英国却遭受了城镇化的许多顽疾，比如住房短缺、拥挤，贫困问题突出，坏境恶化严重，犯罪率上升。

城镇化范文第4篇

城镇化的土地需求如何满足？随之而来的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所需的巨额资金又如何筹集？农民变成了市民，又将如何在城市中找到适合他们的就业岗位呢？

实际上，对这些问题，实践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

城镇化就是农业现代化、农民富裕化的过程。

江西省赣州市是个农业大市，728万农村户籍人口，人均只有0.64亩耕地。依靠这有限的耕地，农民很难致富。要使农民富起来，农业变得有利可图，农村的土地就必须实行“三化”（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经营。这意味着大批农民将进城务工经商。城镇化使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了城镇，反而促进农业“三化”成为可能。

例如，赣州市上犹县曾经因为修建水库，导致耕地减少，由此直接降低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社会矛盾。伴随着近年来的城镇化，这里的大批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成功提高了自身的收入，也极大化解了当地的社会矛盾。

城镇的扩张使原来城郊的农民变成了市民，但这些人并没有因此而失业，而是顺利地转为从事工商业或第三产业，他们的收入水平也有了大幅增长。

近几年，赣州的工商企业几乎年年出现“用工荒”，企业的用工成本急剧上升。有媒体报道：今年春节假期后赣州各行各业用工缺口大增。月嫂等家政服务人员更成了紧俏的职业，月薪最高甚至达到6000元，比当地普通公务员的月薪高出一倍多。

城郊农民市民化的群体当中，还有一部分农民因征地拆迁补偿而致富，一户人家获得了几套甚至更多的住房补偿。这些农民将多余的空房出租，获得了长期稳定的财产性收入。有的农民还利用补偿款进行投资，当上了老板，收入大幅提高。

城镇化提高了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效率。

城镇化是城镇面积的扩张，虽然要占用大量土地，但城镇化的进程却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例如，90平方米的土地，在农村只能解决一户农民的居住问题，在城市就可以解决几户、十几户甚至几十户居民的住房问题。由于农民迁往城镇，一些自然村寨往往出现空置现象。经过整治，可以让这些村寨恢复成耕地或森林。

地处武夷山主脉的江西省石城县张坑村，原有1700多人，分别居住在几十个自然村或屋场。他们耕作的都是一亩几十丘的陡坡梯田。为了确保稻田的光照，每年都要砍伐稻田旁的大量树木。为满足新增人口的土地需要，他们不时还要毁林开荒。

伴随着近十年来的城镇化进程，这里的大部分农户正逐步迁往城镇，目前只剩下二三百人。经过整治，多数陡坡梯田已经退耕还林，恢复森林原貌。

由于城镇的规模效应，在城镇进行包括道路交通、供水供电、电视通信、废水处理、垃圾处理在内的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学校、医院、文化艺术场所等公共设施建设，都要比在分散的农村进行投资效率更高。

在山区，由于农民居住分散，一个自然村设立一个教学点，一个教师、一个教室同时上几个年级的课。随着城镇化和农民居住的相对集中，这样的教学点正在逐步撤销或合并。这不但节省了财政开支和社会资源，而且提高了教育质量。

城镇的扩张要占用土地，但土地不等于耕地。以赣州市为例，城市扩张所占的土地绝大部分是丘陵荒坡。这些丘陵荒坡并不种庄稼，并不会威胁到18亿亩耕地这条红线。而空置的自然村庄经过整治，都能改造成上好的耕地。这样一减一加，反而有利于耕地的保护和粮食的安全，而且有利于农村自然生态的恢复和改善。

土地出让金当用于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需要多方面的投入，包括住房和就业场所的建设，城镇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建设等。建设资金从哪里来？实践证明，这些资金都可以通过市场的手段，在整个城镇化的过程中筹集。

工商企业等就业场所建设的投入，可以由工商企业解决了，政府不必掏腰包。80%的居民住房需求可以由居民通过房地产市场得到满足，还有20%的低收入和最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可以由政府通过各种形式的保障房建设来满足。保障房的建设资金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政府收取的土地出让金。

剩下的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又如何解决？办法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政府通过出让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取土地出让金再投入到上述两种配套设施的建设。目前备受攻击的所谓“土地财政”制度，恰恰是为上述两种配套设施建设提供了合理的资金来源。

政府收取土地出让金，主要不是因为政府拥有土地使用权，而是因为未经开发的土地需要上述的配套设施建设才能转变为城镇的一部分。或者说，只有完善了这两种配套设施建设，商品房才具有居住的价值。因此，城镇国有土地的土地出让金应用于上述两种配套设施建设，而不应该挪作他用。

城镇化还需顺势而为和正确引导

从全国城镇化的进展来看，总体上是健康的，但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有的地方不考虑城市发展的产业支撑能力和自然生态容量，将城市框架拉大到不切实际的地步；有的地方在城市基本建设的过程中大手大脚、铺张浪费，这些都可能使地方政府形成巨大的债务风险；有的地方只重视城镇化的硬件建设，而忽视城镇社区人文建设、户籍制度的改革、新市民的培训就业。

城镇化只是为农业“三化”提供了可能，而并没有使之成为现实。目前，除县城关镇外，一般集镇、乡、村没有土地出让金收入。即使它们有少量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也会层层上缴，无法用于当地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

城镇化是中国的大趋势，但我们要避免走欧洲城镇化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要避免一些发展中国家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城市病”：人口拥挤、交通堵塞、立体污染、贫民窟、社会矛盾加剧，也要避免出现房屋空置率过高、城市规划滞后、环境污染加剧等问题。

因此，我们对城镇化既要顺势而为，又要加以正确的引导，通过正确的政策和有效的管理，使城镇化朝着科学发展的方向前进。

城镇化范文第5篇

但是，要新型城镇化，还是要控制房价？这是一个问题。

在很多人看来，城镇化最终就是造城和造房子，各地方兴未艾的“园区热”、“集聚区热”、“新区热”、“试验区热”、“国家规划区热”就是明证。

为什么中央政府对城镇化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呢？

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这样做有利于增加GDP和财政收入，有利于争取优惠政策，有利于设置更多的机构，安置更多的干部等。

而在新一轮城镇化刺激下，现有体制下的各级地方政府及园区管理机构很可能将这些区域包装成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平台和项目，并大举借债，将区域内城乡的主要资源集中到这些区域，大搞“造城运动”，结果大量新城拔地而起，但因周边农村失血过多，反而相对衰落。

这已经得到事实印证。

自2012年下半年以来，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出现房地产量价齐涨。2012年12月北京市房协的数据显示，11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2.18万元/平方米，环比10月份上涨5.2%。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让汹涌的房价泡沫有所收敛，但新型城镇化的号角刚一吹响，此前的调控不但可能毁于一旦，而且泡沫膨胀或将更加厉害。

现在看来，在控制房地产泡沫和促进新型城镇化方面出现了一个逻辑悖论：如果要控制房地产泡沫就不能城镇化；想要城镇化，房地产泡沫就相伴而生。其实，在这个悖论背后，蕴涵的是房地产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悖论，要发展经济，房价就必然上涨；要控制房价，经济就必然下行。

而且，在目前的土地制度和财税制度下，要搞新型城镇化困难重重。因为新型城镇化如果没有相应产业配套，不但进城的农民无事可干，城镇化也没有资金，很容易掉入旧式城镇化的窠臼。

此前的城镇化模式简单有效，但是这几年却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首先是几乎绝大多数落马的腐败干部都与土地腐败有关，严重侵蚀了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其次是低价圈地，造成大量失地农民，也出现了强拆等，造成了大量社会问题，尤其是恶化了政府和农民的关系。

最后，以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效益很难保证，尤其是以土地做抵押的债务融资，在土地价格下滑时具有很大的金融风险。具体表现为地方融资平台导致的债务风险，和房地产泡沫破灭后引发的银行信用风险。而金融风险可能引发的是整个宏观经济的安全。

更为重要的是，此前的城镇化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土地城镇化了，但大量农民并没有进城，除了户籍的限制外，也没有完善的公共设施和服务，而适合他们从业谋生的产业在短期内也没有发展起来，致使他们成为城市和农村的两栖动物，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农民没有进城，没有他们的消费支撑，被政府寄予厚望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就会异化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一个个新城就沦落为“鬼城”和“空城”，鄂尔多斯的康巴什就是一个刺眼的例证。

城镇化范文第6篇

首先，中国这一轮新型城镇化，必须直面城市如何合理布局的问题。从当前各种要素分析来看，未来中国城镇化的主平台将是特大城市群。

规模效应的经济规律体现在，中国特大城市对资源有巨大的汇聚作用。规模越大的城市，一方面其产业承栽能力越大，创造的收入和机会越高，而财政收入越高，就可以以更低价格和更高质量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其吸纳资本、人才、技术、人口等的能力，相比中小城市优势明显；另一方面，城市的基础设施投入需要有人口和产业规模来支撑，中国1.9万多个建制镇、建成区，平均人口仅7000多人，相当多的镇不足5000人，对于这种规模的小城镇或者略大规模的小城市而言，很难让基础设施投入有可持续回报，从而使得更多的资本不会进入到这些小城市；还有一方面，当前中国特大城市总体还处于资源吸纳而非溢出阶段，最终出现城市中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局面，这从当前中国三大经济极只占中国国土面积的4%，而人口承载了18%，创造了40%的GDP就能够清楚感觉到。

因此在这轮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中国需要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这三大城市核心城市群外，选择在中国的中西部、东北地区，在发展条件较好、人口聚集较多、生态承受能力较强的区域，再建设数个以特大城市为龙头的城市群作为“第四极”乃至“第五极”。

同时，这也就意味着第二，我们必须大力提高城市的综合承载力。一方面大力发展新兴产业，解决农民进城后的就业问题，不让农民成为“流民”；另一方面大力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走集约、节能、生态的城市发展新路子。

这轮新型城镇化明确提出，核心将是以人为本。之前中国的城镇化更多体现为以物为主，直接造成土地城镇化远高过人口城镇化；而人口城镇化中还出现了2.6亿人处于夹生层的农民工群体，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半城镇化现象。这些人尽管生活工作在城里却分享不到城里的公共服务，这种以物为主的城镇化肯定是低质量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要想从以物为主转身走向以人为本，最大转身并非是基础设施、土地开发这种“硬转身”，而是牵涉到制度改革层面的“软转身”。比如要直面与城镇化关联程度很高的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而当这两项改革的进行，肯定会需要其他方面的制度改革予以配合。

由此可见，这轮新型城镇化重在制度改革，改革的方向主要通过促进各种要素自由流动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释放并扩大内需，最终实现安居乐业，而每向前进行一个制度改革就可能产生众多的关联制度改革，从而在中国更大范围内形成绵绵不息的内生型改革的格局。换言之，这轮新型城镇化推行的改革将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总抓手。

改革已经进入到深水区，围绕城镇化的制度改革也是如此，因为其要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但我们别无选择。

城镇化范文第7篇

城镇化是一种动态转变过程

无论是国外学者定义的城镇化，还是国内学者定义的城镇化，在本质上，它们都是一种动态的转变过程。首先，城镇化表现为生产和就业结构的转变。城镇化的过程在起点上即表现为人口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土地从农业用途向工商业用途的转换，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是第一产业产值在GDP中的占比会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第二、三产业产值占比则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伴随产业结构的变化，就业结构也会呈现类似的变迁过程，即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比下降，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上升。从国际经验对比来看，处于城镇化成熟阶段的国家，第一产业产值和就业人数占比通常处于较低水平。2011年，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第一产业产值占比分别为2%、1%、2%、5%；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比分别为2%、2%、4%、8%。对比而言，2011年，中国第一产业产值占比为10%、就业人数占比为34%。从这个角度评估，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仍然远未结束。

其次，城镇化是消费模式转变的过程。随着人口从劳动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转向劳动生产率高的非农部门，人均收入也应该处于持续的上升通道，而人均收入上升的一个自然结果就是消费结构开始出现规律性变化，食品支出在总消费中的比重趋于下降是一个必然结果，而消费者在食品之外（如汽车、娱乐、旅行、卫生保健、教育、电子通信）的开支开始呈趋势性增加。

更为重要的是，消费结构的转变和生产结构的转变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居民消费结构的系统性转变意味着以农业为基础的产品在生产系统中的占比下降，意味着农业和农业相关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降低，从而进一步促使劳动力离开农村，迁往城市，促使城市人口进一步增加。换言之，如果农民职业转换（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速度跟得上消费模式转变（从食品到非食品）的速度，则农民必将进入工资更高的制造业或服务业，从而收入增加，形成正反馈效应。

如果从这个角度简单对比，可以发现，中国城市居民的食品支出占比仍然高达38%，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比重，这也意味着中国城镇化进程长路漫漫，

城镇化是地理空间的重塑

如果说城镇化是一个过程，是人口和土地向非农部门转换的过程，那么从地理空间上，这种转换既可以发生在现有大城市，或者大城市的郊区，也可以发生在中小城镇，甚至可能发生在农村。从这个角度看，城镇化的过程也是地理空间的重塑过程。

换言之，从人口空间分布的趋势看，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趋势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出明显的动态演进特征。威廉姆森开拓性地研究了24个国家的城市人口空间集中度的演变过程。他指出，城市的集中度往往会经历一个从收敛到发散的变化，即在城镇化的初始阶段，人口会在某些特定的中心区域加速集中，然后，随着经济发展，后发的区域会出现追赶效应，人口的集中也开始向发散，区域之间的人口分布会更加平衡，经济与收入差距也日益减小。 日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城镇化的初期，三大城市圈集中了全国45%的人口、55%的工业生产和72%的大学生，直到70年代，随着后发地区生产率的提高，人口也开始出现从三大城市圈向地方圈的逆向转移。 总体上他认为，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集中度往往会呈现一个倒U形模式。

Cheshire则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将人口的流动区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通常发生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这一阶段农村人口向城市快速流入，且外来人口主要居住在城市核心区；第二阶段发生在经济发展的中期，城市人口增长主要发生在中等城市和郊区，且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开始趋缓；第三阶段通常发生在经济的成熟期，城市人口比例的增长进一步放缓，一些城市和市中心甚至出现人口负增长；第四阶段通常发生在后工业化阶段，城市人口比例大致平稳，但一些特大型城市和核心地区人口开始恢复增长，所以城市人口比例总体处于较高水平。然而，老工业区城市的人口比例下滑比较常见。

因此，正是因为人口在不同地理空间上的转移，才使得城市规模由中心向扩张，并形成了规律性的空间结构。在学术研究领域，通常将这种空间结构自内向外和自小向大分为四个圈层，代表了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四个阶段：其一是中心城市发展阶段。中心城市的面积一般在100-600平方公里，半径5-10公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万-2万人。其二是包含郊区的大都市区发展阶段。由中心城市和城市组成，面积一般在1500-2000平方公里，半径30-50公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5000-10000人。其三是大都市圈发展阶段。由一个以上的大都市区组成，面积一般在1万～2万平方公里，半径100公里左右，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000-2500人，其中周边大都市区的人口可以大于中心大都市区。其四是大都市带发展阶段。由一个以上的大都市圈组成，面积一般在3万平方公里以上，半径200-300公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00-1000人。国际经验表明，发达国家著名的大都市，例如欧洲的伦敦大都市、巴黎大都市，美国的纽约大都市、洛杉矶大都市，日本的东京大都市等，一般都经历了完整的发展阶段，形成了较为齐全的四个圈层。

城镇化也伴随着矛盾冲突

城镇化也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历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克服或者弱化矛盾，则成为衡量城镇化质量的关键影响因素。具体而言：

首先，从经济层面讲，城镇化过程本身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过程，也应该意味着收入提升的过程。然而，现实中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在城镇化的初期和中期阶段，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可能会远远快于收入的增长速度，这导致劳动者收入占比通常会处于下降通道。这种变化速度的差异通常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在农业经济占据主导的阶段，农产品中绝大部分的成本都是劳动力成本，因此，该阶段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极高。然而，伴随城镇化的进程，随着工业经济的到来，工业品中绝大部分的成本为非劳动力成本，该阶段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开始下降。其二是资本和劳动的议价能力之间的差异。在城镇化快速启动和推进的阶段，大量农村转移人口进入城市部门就业，这改变了原有的城市劳动市场供求结构，导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大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因此，资本获取收入的能力显然会大于劳动获取收入的能力。其三是制度因素。通常由于不恰当的政策安排，例如户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制度不到位，往往会使农村转移人口与城市居民相比，不能享受等同的公共服务，这是隐性的收入损失。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并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专家。

杨现领

城镇化范文第8篇

城镇化，化什么？

城镇化要化以投资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动力机制，向以消费为内核的经济发展动力机制转化

工业化创造供给，而城镇化的最大经济效能则是创造出持久增长的需求。从长远来看，城镇化在培育消费需求，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方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以城镇化为主要动力的非农化过程，正是有效需求增加和市场扩大的过程。

我国目前突出的问题是：消费依然是国民经济的短板，而影响需求不足的群体则是农村消费。目前7亿多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很低，农村人均消费能力不到城市的30％。把农民留在农村不可能解决问题，因为农民的新增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再依赖于农业收入，而是在城市中获取的非农收益。如果能在接下去几十年里，将7亿多农民中的4.5亿人转变为城市人口，那么中国的内需市场将有一个极大提升。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镇化和非农化，农民的总收入显著提高，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1990年的20%上升到2008年的接近40%。如何提高农民进城就业的可行能力以及就业机会，如何保障他们的就业权利，是增加新内需的关键。

近30年来，中国城镇化水平以年均约1%的速度提升，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组织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但与快速发展的工业化相比，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后。从世界城镇化发展历程看，大部分国家人均GDP3000美元时，城镇化水平在60%～65%，而目前中国在46%左右，滞后15～20个百分点。如果在未来1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比重提高到75%，那么，年均社会消费额可以从目前的10万亿元增加到20万亿元，而且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可以维持 20年。因此，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将扩大内需与推进城镇化进程紧密结合起来，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内需持续扩大的良性互动。

城镇化要化从注重政府投资的短期刺激机制，向注重民间投资的长期驱动机制转化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资本是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最稀缺的资源之一。民间投资作为新生的投资方式，已经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它在增加供给、增加财政收入、扩大就业的同时，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推动地方经济的开发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当前及“十二五”时期，全球经济格局正处于新一轮的调整和重新排序，中国面临的不仅是对原有经济结构的简单恢复，而且要对新的经济结构进行重新构建。尽快启动民间投资，实现从政府投资拉动向社会投资拉动转变，不仅关系到当前经济稳定回升，也关系着未来更长时间经济发展的路径和质量。以城镇化激活民间投资的创新思路在于：通过调结构、扩内需，消化过剩生产能力，形成新的民间投资热点，培育带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先进生产能力。如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消除投资领域中对民间资本的进入壁垒，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铁路、航空、电信、电力等行业；制定税收、财政贴息、政府采购等政策扶持民营中小企业；加大城乡保障住房建设，激活房地产投资，这样既有利于房价回到合理水平，从而刺激住房消费，也有利于增加房地产投资。

城镇化要化产业发展空间的拓展、产业结构转型的推进，进而实现经济的服务化

城镇化进程的推动，将在中国未来形成的新的消费热点和产业层次，对城市公共产品产生很大需求，推动以教育、医疗、社保、就业、健康、文化等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服务发展；将加快城镇交通、供水、供电、通信、文化娱乐等公用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多个相关产业的发展。有测算表明，如果政府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到位，居民消费率至少可以提高 4～5个百分点。同时，城镇化也能够推动以商贸、餐饮、旅游等为主要内容的消费型服务业和以金融、保险、物流等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城镇化对农业产业化、集聚化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农业还停留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发展阶段，产业集聚化不够，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而城镇化发展步伐能有力推进农业的发展：一方面，通过农业产业化，使资源利用达到最大化；另一方面，促进了信息技术、金融服务等的共享。

城镇化，怎么化？

以农民市民化为切入点推进城镇化，开展以人为本的人口转移和流动的政策设计

城镇化是由于生产力发展而引致的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改变的空间过程，涵盖了城镇和乡村两大地域空间的转型历程。在城乡二元体制尚未完全打破的背景下，城镇化肩负着突破城乡二元分割、协调城乡发展的历史使命，把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居民，是城镇化的重要任务。而人口城镇化的主旨，实际上就是保障进城农民的权益，与农民共享城镇化的利益。因此，按照实现以人为本、城乡互动、共同繁荣的目标设计城镇化发展模式，以农民市民化为切入点推进城镇化，将有助于冲破城乡间要素流动、资源配置和行政管理方式方面的政策体制束缚，终结城乡对立的二元社会，缩小城乡差距，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均衡发展；而农民不断市民化，也有利于改变我们现在的农业国的地位。农民市民化的路径：一是保护农民权益。城镇化中最容易伤害农民利益。如果城镇化带来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升反降，这样的城镇化是得不到农民支持的。二是解决进城农民就业问题。有的地方征用了农民的承包地、宅基地，给了一笔补偿金，但农民没有城市工作技能，只能坐吃山空，不能在城里稳定居住下来。三是改革户籍制度、金融制度以及土地制度，让农民工率先在中小城市市民化。由于户籍制度以及捆绑在户籍制度上的养老、教育、医疗、住房等制度的原因，大部分的农民工无法在城市安居乐业。他们创造了巨大的产能，却没有产生有效的需求。未来的发展需要通过户籍制度等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制度创新稳步推进“农民市民化”。户籍制度的改革要对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县城，实行不同的政策。四是提供医疗、教育、养老等所有公共服务产品。

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进城镇化，注重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我国城镇化开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城市空间形态开始由单体型城市向都市圈、城市群等组合城市形态转换。当前，我国城镇发展中普遍存在着大城市的核心带动作用不明显、中小城镇发展无序的问题，表现在大城市领导力和带动力明显不够，没有形成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辐射源，加重了区域内部协调发展的矛盾。现代意义上的大城市，已不是一个单纯的“点”，而是一个核心，其他周边城镇则是拱卫中心城市的重要基础，大城市与周边城镇是相互联系、唇齿相依的共生关系。近年来，国家批准了一大批区域发展规划，如浦东新区、滨海新区、成渝统筹城乡试验区、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试验区、海峡西岸经济区、关中一天水经济区等，都是以特大城市、大中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因此，在制定战略目标时，必须以城市群的发展为判断基准，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把城市群对国家基础实力的贡献，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推进和加快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

以发展中小城市为突破口推进城镇化，实现市镇体制创新

城镇化范文第9篇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在近期一次内部场合，国家发改委的一位负责人，特别请各地提供就地城镇化的模式样本。

另一重要相关部门国土资源部，于7月中旬专门组织部分中央媒体和相关专家，对“就地城镇化过程中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展开专题调研。

5月至7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也组织了城镇化的专题调研。有消息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政协调研结果显示，无论从政府财政支出还是从农民融入城市生活的难易程度来看，就地城镇化都是符合国情的道路。

所谓“就地城镇化”，就是农村人口不再一味地向大中城市迁移，而是坚持新农村建设与推进城镇化同步，把散落的农村居民点适时适度聚集发展为新社区，并逐渐成长转化为新城镇，实现农民工人化、农业产业化、农村社区化，让农民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保障等方面逐步与市民同权。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日前走访苏南地区的张家港、常熟等地的重点小城镇，在这些地区，较为雄厚的产业基础、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以及万顷良田工程，为其推进就地城镇化提供了足够空间。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由于这一模式对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实力要求较高，经济落后地区或难简单复制。

新农村样本

张家港市南丰镇的永联村，是当地现代化农村建设的典型。现代化的村委办公楼和成排的居住用楼，显示这里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

永联村党委副书记吴惠芳告诉记者，该村城乡一体化建设始于2006年。当年永联村开展了土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合并了周围的5个行政村，复垦出宅基地1144亩，600亩用于村民集中居住，投资15亿元建设了建筑规模为80万平方米的永联小镇，98%村民入住。剩下的540亩土地用于发展壮大永钢工业。

拆迁并居按照“拆归拆，分归分”的原则，拆迁时对村民原有住房的面积、装修以及宅基地上的附着物进行清算补偿。分配房屋时实行一户一房，平均面积140平方米，平均成本价为1600元/平方米，而村民只需付500元/平方米。

农民上楼后，生产方式迥异从前。农民不再直接种地，以每年每亩1300元的价格，流转给村里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实行规模化经营。

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一部分到永钢集团就业，一部分在村集体投资建设的小型标准厂房创业建厂，一部分经过永联劳务公司培训后安排到绿化维护等岗位，还有一部分年纪大的传统农耕农民，安排到了永联村为发展乡村旅游而建设的农耕文化园工作。

“在永联，农民已经不是身份，而是职业。”吴惠芳表示。

吴惠芳坦言，永联村的拆村并居之所以没有遭到村民抵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永联村一直享受永钢集团25%的集体股份分红，每年保证村集体可支配收入超过8000万元。

经济账本

同永联村一样，全国小城镇建设的示范镇——常熟市海虞镇，也采取了拆迁并居的就地城镇化模式。有所不同的是，永联村是围绕本村进行扩张，而海虞镇则是围绕中心镇区进行扩张。

海虞镇镇长顾浩介绍，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万顷良田建设工程为平台，海虞镇自2010年起适时适度地开始进行了拆迁并居，以30万元/亩价格，对村级整合建设用地实施收储。复垦验收后，每年拨付所在村8000元/亩，2013年提升至1.5万元/亩。

搬迁并居后的农户，除了能够获得260平方米有产权的公寓房外，每户还可以拿到20万元左右的补偿款。

据了解，海虞镇正力争成为全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示范点，在现有基础上开发出更大面积。

顾浩介绍，由海虞镇和中新集团共同出资成立合资公司，对中心镇区核心区1.66平方公里的地块进行整体规划、一级开发后，吸引二级开发商投资建设，力图将海虞镇建成规模适度的常熟北部现代化新型小城市。

顾浩给记者算了一笔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经济账：2010年到2015年，海虞镇计划建设70万平方米的安置房，安置3000户老百姓。每户老百姓的安置成本大约是120万元，总共的安置成本需要36亿元。

他对记者表示，按照每户1亩宅基地计算，能复垦的宅基地约有3000亩，就能够置换出建设用地3000亩，1/3用于建设安置房，1/3用作城镇化建设经营，1/3用作新型工业化建设。目前海虞镇的商业用地的市场价约为200万元/亩，1000亩城镇建设用地出让后可带来土地收入20亿，1000亩工业用地出让后可以带来土地收入3亿。

与36个亿的安置成本相比，还差13个亿，该如何弥补？

“我们预计1000亩新型城镇化建设会产生7个亿的税收，地方可以留到40%，即2.8个亿。还差10个亿，必须靠新型工业化项目的税收。这就要看我们在新型工业化的过程中招进多大规模产值的企业。”顾浩表示：“现在中央财政分配的分成压力非常大，如果分成维持现状，地方的账务平衡就得往后延长两年。”

海虞镇党委书记马维刚说，未来要推动新型就地城镇化，财政分配体制须进一步向农村倾斜，同时还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镇开发。

探寻可持续性

无论是张家港的永联村，还是常熟市的海虞镇、古里镇等，就地城镇化模式的背后，都要求地方产业支撑，具备较强的经济实力，方可避免发生强制拆迁和“农民被上楼”。

“农民希望每年的分红都增加，不会因为企业遭遇经营困境而愿意降低分红。”吴惠芳另一个身份是永钢集团的副总经理。她表示，永钢集团是目前少数仍然保持盈利的钢企，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钢铁产能过剩的影响，目前正在寻求产业转型，培育旅游、金融等版块。

而海虞镇之所以能够坚持先建后拆、启动70万平方米的安置房建设，也源于其具备较强的经济实力，目前已经初步形成服装纺织、化工新材料、红木家具等五大特色产业，同时积极培育了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

苏南地区推行的就地城镇化模式，还有两个共同的政策，即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和万顷良田建设工程。常熟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张俊华表示，对于建设用地指标紧张的东部城市，这两个政策对推进城镇化建设意义重大。

但比照地方的发展胃口，腾挪空间仍显不足。“东南部的很多城市建设用地规模量已逼近2020年建设用地总规模指标，即便通过增加挂钩政策增加一些建设用地指标，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刚性约束下，也没有空间可以置换了。”张俊华表示。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建议，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似应考虑允许农民在集体土地上建设城市，宜在大城市郊区、交通沿线、大企业周边的村庄进行试点推进，逐步探索出可行的路径。这不仅有利于解决城市建设用地的瓶颈问题，减少城镇化过程中的冲突，也有利于为村镇构建产业基础。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则提醒，村镇就地发展为城市，这条路能走多远，还要看其所仰仗的产业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有的产业发展具有较强的阶段性，随着产业被淘汰，这些人员将面临安置问题。

“从这个角度上看，新型城镇化很难界定是就地城镇化好，还是大城市集聚好，还是中小城市扩容好。”袁崇法说。

城镇化范文第10篇

在过去四年多，这位曾经做过农民、当过村长的副总理，多次提及推进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坚定决心。

中国城镇化滞后工业化已成不争事实，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指标——城镇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刚刚超过50％，远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水平，差距明显。

而如果继续按照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超过55％，到2020年将达到60％。每年将有1000多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在副总理看来，这正是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动力源泉所在。

十再次明确了城镇化发展战略，可以说中央领导层推进这一战略的决心不可谓不大，但是要实现上述目标实属不易。首先，厘清过去城镇化建设中的错误观念、扭转错误行为，并非一日之功；其次，诸多体制障碍和政策障碍，如户籍制度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改革，都在阻碍城镇化的推进，而要实施彻底的改革，又牵一发而动全身。

和以往城镇化之路不同，新一届领导集体正在探索一条更加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城镇化之路。力挺这一战略的副总理强调，新型城镇化不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由“乡”到“城”的转变。

现状：城镇化率被高估还是低估

1858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最早提出了城镇化概念，马克思提出乡村城镇化，而“不要像古代那样，城市乡村化”。百年之后，中国官方全力推进城镇化进程。

2001年公布的“十五”计划纲要中首次提出实施城镇化战略。十年后，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这意味着13亿总人口中，城镇居民和农民各占一半。

和自身相比，中国的城镇化进展速度相当惊人，因为在1978年城镇化率仅为17.9％。但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十分明显，仅相当于这些国家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水平。

对各国城镇化进程研究后会发现，城镇化率不会达到100％，一般都会在80％左右停滞不前，达到这一峰值后，部分国家会出现城市人口向城郊逆流的现象，城镇化率会有起伏。由此可以推断，未来数十年，中国城镇化率尚有接近30％的提升空间。

正如城镇化的提法独具中国特色一样，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也颇为独特。在51.27％的城镇化率背后，是其他发达或发展中国家不曾有过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城镇化率被高估，因为51.27％的城镇人口中包括了那些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但是没有真正享受城市居民待遇的农民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超过2.5亿人。

通过不同方式测算的全国城镇人口数量，也可以发现城镇化率被高估的迹象。

按照2011年城镇化率测算，全国城镇人口应为6.9亿。但如果按照总人口13.5亿减去农村户籍人口9.3亿来算，全国城镇人口实际只有4.2亿，两者相差竟高达2.7亿。

51.27％的城镇化率之中，还包括了被人为拉高的“半城镇化”部分。有些地区为了提高行政级别，争取更多权力资源支配，人为提高城镇化率，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将县改市（区）、乡改镇，扩大了城镇人口比重，原先的农民顷刻间变成城镇居民，但是名不副实。

那么，城镇化速度高低究竟如何衡量呢？

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工业化通过拉动就业、增加收入、改变土地形态等方式影响城镇化，两者具有极强的关联性，在统计上一般将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中的百分比）比较来看。

2011年全国城镇化率为51.27％，工业化率为46.8％，直观来看，城镇化率高于工业化率。但是从全球来看，实际上中国的城镇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并非理想的“两化”（工业化、城镇化）协调发展。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平均城镇化率为50.9％，与中国相当，但是工业化率为26.1％，远低于中国。中国“两率”（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比值为1.09，全球的平均比值为1.95。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曾于2012年5月撰文分析了中国及主要发达国家“两率”比重，周其仁认为，从大图像来看，中国工业化推进城镇化率的提升，远不及全球平均水平，他认为中国工业化超前、城镇化滞后的结论。

如是观之，中国城镇化提高空间巨大。但是，我们并不能据此得出未来城镇化速度会很快的结论，因为在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两端均存在制约因素。

理论上来说，城镇化水平提高既取决于农村可以提供的富余劳动力数量，也取决于城镇可以提供的就业机会。从供给角度来看，中国人口结构正急速变化，人口老龄化趋势严重，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将会收缩。从需求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吸收就业能力下降也是必然。

未来城镇化的成本会更高，仅高房价一项，便会将很多人阻拦在城市大门之外，更别谈对外来人口的就业歧视、子女上学、社保地区分割等问题。因此，不可过分高估城镇化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模式：大城市还是小城镇

对于一个城镇化水平偏低的国家来说，推进城镇化的重要性、必要性自不待言，那么接下来如何在现有基础上推进有速度有质量的城镇化呢？以往城镇化战略中有哪些教训值得反思和避免？

城镇化的过程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的过程，换言之，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民转移就业，农民转变身份。在这个过程中，就业是前提，市民化是结果，无视这个逻辑，便会在城镇化的道路上迷失。

改革开放以前是城镇有吸引就业能力，但是极“左”政策限制了劳动力流动，国家为优先发展重工业，限制农民进城成为“工人老大哥”，因此改革开放前29年，农民转移规模和城镇化率极低。

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此时国家实施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就业转移政策，90年代开始出现农民跨区流动就业，即农民工进城打工，此后发展为农民的主要就业形式。一部分农民借此在城市安家落户，另有一部分通过上学、当兵等方式实现了身份的转换。

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经历了从限制到允许、鼓励的过程，正是这一要素的流动才造就了近十年城镇化每年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大幅缩小了与世界平均城镇化率的差距。

城镇是城镇化的载体，中国的城镇包括了县及县级以上城市和农村性质的小城镇（全国共有近2万个建制镇）。在过去30多年，关于城镇化究竟以何种模式发展——是发展小城镇还是大城市，一直争论不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特色城镇化战略和政策研究”课题组一位专家认为，纵观各国城镇化模式，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超大城市（日本）和中心城市辐射型（韩国）为主的集中式城镇化模式，另一种是以中小城镇主导型（德国）为主的分散式城镇化模式。该课题组认为对中国而言，集中式模式更具优势。

但是，在政策层面上，中国一直鼓励的是后一种城镇化模式。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鼓励发展小城镇，1982年全国城市规划会议明确提出执行“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城镇化方针，1998年中央提出“小城镇，大战略”，发展小城镇是主要政策取向。中国之所以取“城镇化”弃“城市化”的表述，也与此有关，意在鼓励小城镇发展。

这样的政策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并未取得预期效果，相反，这种政策反而阻碍了小城镇的发展。今天人们看到的小城镇多数属于农村集镇性质，聚集效益差，转移农村人口作用有限，不利于真正实现城镇化。

在现行行政架构下，小城镇也难以获得很好的发展。由于小城镇行政级别低，所获得的资源很少，更多的资源流向行政级别更高的大城市。

从就业角度来看，大城市吸纳就业的能力最强，中小城市次之，小城镇居后。因而发展小城镇并非城镇化的理想路径选择。可以说，过去的城镇化过程中走了一些弯路。

从“十五”计划开始，城镇化发展方针表述有所变化，即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但是鼓励发展小城镇的思路仍未改变。“十一五”规划延续了这一思路。

2月1日，在全国工商联举行的民营经济发展形势分析会上，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称，城镇化是当前中国的最大机遇，但是必须走新路，不能和过去西方国家的城镇化一样，将人口集中到大城市，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没有那么多就业机会，而且还有住房问题。

在厉以宁看来，中国的城镇化应该分“三步走”——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现有的老城区，工厂该迁出的迁出，棚户区该撤掉的撤掉，形成新的居民区和商业区；工业园、开发区、物流园区等同样可以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城区，居民也可居住，这样形成了新城区，新城区很多是在镇的周围兴起的。

“不要忘记新社区，这几年国家和地方政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村实际就是未来的新社区。”厉以宁认为，对其要进一步园林化，垃圾回收、污水处理、公共服务要到位，社会保障一体化。如果做到这些，就是中国的城镇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建议选择以大城市为依托、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集中式模式。这一建议被采纳、吸收，在“十二五”规划和即将出台的城镇化发展总体纲要——《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中均有体现，全国20个城市群将构成中国未来的城镇体系。

在就业为先、市民化为本的主导思想下，变革城镇化发展模式，是对过去城镇化之路的纠偏，也是新型城镇化之路的一个“亮点”。

改革：清除体制之障

“体制问题是城镇化最大的障碍。”多年研究城镇化的专家程必定的这句话颇具代表性。在中央力推城镇化战略之际，推动相应的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以呼吁多年的“镇改市”为例，东部沿海地区有些镇发展非常快，人口规模大，GDP、财政收入已经相当于北方地区的地级市，但是仍是镇级管理，功能定位与其庞大的经济总量和繁重的社会管理任务严重不匹配。

针对这些经济发达镇“身大衣小”“脚大鞋小”的问题，有人提出“镇改市”的建议，认为有利于调动中小城市加快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进程的积极性。但是在目前城市间行政管理体制下，一直未能突破政策。

市级行政单位的设立标准高、程序严格，按照规定，由民政部报国务院审批。上世纪90年代曾出现一波设市热潮，当时国家为了及时控制，不再批准设市，一位熟悉当时决策背景的专家介绍说，当时控制一下是对的，但是经过这些年发展，应该有所调整。

比起行政管理体制对城镇化扩大的制约，户籍制度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更为迫切，难度更大。呼声最高的户籍制度改革，因为城市户口尤其是大城市户口隐藏着巨大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福利，改革难度极大。

在51.27％的城镇化率中，相对一部分城镇居民实际上并未享受到公共服务。在阻碍劳动力流动的户籍制度未有破局和公共服务投入未有大幅增加情况下，中国的城镇化只会是统计数字上的繁荣，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城镇化”。

土地出让收入有“第二财政”之称，与之相关的税费是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掌握着土地供应权的地方政府“以地生财”，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收益，热衷扩大城镇规模，而忽视了吸收外来人口，因而出现了城镇占用土地的速度远快于吸纳人口速度的现象。

过去的城镇化模式，更多体现的是“土地的城镇化”，地方政府通过拆迁，赶农民上楼，人造城、人造镇，但是最终由于没有就业，无法凝聚人气、发挥集聚效益，沦落为“鬼城”。

因而，不改变现行土地管理制度，切断地方政府卖地生财动力机制，“人的城镇化”永远赶不上“土地的城镇化”，也背离了城镇化使农民真正实现职业和身份转换这个核心。

正在征求意见的城镇化发展十年总体规划中，为了杜绝这类现象，特别提出探索实行“人地挂钩”政策，即城乡之间城镇建设用地的增加规模与吸纳农村人口进城定居的规模相挂钩。这些均为治标之策，治本还需推进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改革，消除制约劳动力流动的阻碍因素，同时增加城市就业。

此前称，中国的经济发展只能更多地依靠拉动内需，而目前最大的内需就是发展相对滞后的城镇化。要把这个潜能释放出来，还需要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