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范文

城镇化篇1

“51.27%”，这是中国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一个百分比，约为6.91亿。这表示，目前中国城镇人口已经超过农村人口，在中国文明史上首次成为一个城镇人口居多的国家。

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一条条道路向前延伸，一座座桥梁飞架南北……这10年城市“长”大了，城镇增多了，大量农民变成居民。

这，缘于一个巨大的跨越——中国经历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过程，10年间，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35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年均增长2096万人。

中国社会结构迎来了一个历史性变化——到2011年，全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达到了51.27%。这表明我们已经告别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时代。

10年快速城镇化，“乡村中国”成长为“城市中国”，发展成果惠及民生，居民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这是一个“世界奇迹”

2002年以来，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长，不得不说是“世界奇迹”。

在有着超过13亿人口的中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跟上海市中心城区常住人口数量相当的乡村人口，转为城镇常住人口。2002年以来，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长。这样的速度，这么大规模的人口转移，前所未有。专家评论说，中国城镇化的积极稳妥健康发展，不得不说是世界奇迹。

从更为纵深的视角观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城镇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0.6%；1979年中国刚刚启动改革开放，这个比例也只有不到19%。这就意味着，过去30余年经济迅速发展期间，中国大致走完了英国花了约200年、美国花了100年、日本花了50年走完的城镇化历程。

然而，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才刚刚开始，中国人口的城市化水平也将与城镇化进程同步。有关专家预测，到本世纪中叶，当中国在人均GDP达到或超过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人口的城市化程度也将逐步进入城市化后期，估计将达到80%左右，这意味着中国农村将还有6亿左右人口陆续离开他们世代繁衍生息的土地，走向城镇生活。

在一些省份，城镇化的推进步伐更快。2011年，广东城市化率已超过65%，江苏、浙江、辽宁等省份都已超过60%。“十一五”期间，江苏省城市化进程令人瞩目，年均提高幅度高达2.04个百分点。

谁也无法否认，城镇化这一壮举将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这一社会变革早已不是要不要它到来的问题，而是已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实实在在的一部分。当便利的高速公路和铁路设施延展到乡村，当低矮的平房被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所取代，当城市文明悄然浸染到边陲小镇，我们看到，中国的农村正在脱胎换骨。

当然，脱胎换骨的不只是基础设施，还有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不仅推动了经济发展，优化了城乡结构，提高了农民收入，更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以及价值观念正在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

这是一次深刻变革

中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有1300多万人口从农村转入城镇，由此带动的投资、消费需求，至少可维持4%—5%的经济增速。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曾是多少人向往的生活，而今天的现实远远超过了昔日的梦想。

“住楼房、开汽车、玩电脑，这在10年前简直不敢想。”江西南昌青山湖区进顺村农民刘省保很得意现在的“小资”生活，融入南昌城区，村集体经济越做越强，去年全村收入达到4400多万元，村民都住进了公寓楼。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由此，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

10年来，城市在扩张，农村在发展，城乡界限不断淡化。到2011年底，全国共有657个设市城市，建制镇增加至19683个。全国有30个城市的常住人口超过800万人，其中13个城市超过1000万人。初步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骨干、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

这10年，城镇功能日趋完善，承载能力逐步提高，公共基础设施大步跨越——

交通更顺畅。我国初步形成了覆盖城乡、便捷高效的公路交通网络，10年间，公路总里程由176.52万公里增长到410.64万公里，“五纵七横”12条国道主干线全部建成，串起了座座城镇，物畅其流，人畅其流。

出行更便捷。10年间，高铁从无到有，飞速发展，生产出时速高达350公里的动车组，迎来了史无前例的跨越式发展。百姓生活半径不断拓展，生活质量大幅提升。

住房更宽敞。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2.7平方米，比2002年增加8.2平方米。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公租房等构成的保障房供应体系加速建设，朝着“住有所居”的目标大踏步迈进。

这10年，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2011年，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比2002年降低了1.4和5.8个百分点。消费结构升级，空调、冰箱、电脑等稀罕家什变身“日用电器”；农村消费潜能释放，城乡之间消费差距不断缩小，呈现城乡市场同步增长、共同繁荣局面。

研究表明，中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有1300多万人口从农村转入城镇，由此带动的投资、消费需求，至少可维持4%—5%的经济增速。城镇化不仅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动力，也使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和价值理念发生深刻变化。

这是一场巨大演变

中国的城镇化，不仅是扩大城镇版图，更重要的是“人口城镇化”。

今年9月1日起，在北京、广州、上海等6个城市的外地人员，可以异地办理护照。这一举措为流动人口和户籍居民平等享受公共服务提供了便利。

与城镇化快速推进相伴的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加速完善——

2004年启动新农合试点；2006年以农民工为重点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2007年实行农村低保制度，开展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试点；2010年施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实现跨省就业时随同转移；2011年提出有条件的地区合并实施城乡居民两项养老保险制度……这些重大制度和政策的战略性预置，为广大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和城市文明奠定了坚实基础。

不久前，安徽省合肥市宣布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百分之百有学上，百分之百上公办学校，百分之百享受“同城待遇”。

河北省宣布，2012年将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民工在城镇落户、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的政策，引导农村人口有序向中小城市和建制镇转移……

中国的城镇化，不仅是扩大城镇版图，更重要的是“人口城镇化”。十六大以来，中央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加大城乡统筹力度，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让更多农业转移人口有序融入城镇。

这10年，国家全面取消对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各种限制，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改善农民工劳动条件，保障生产安全；扩大农民工工伤、医疗、养老保险覆盖面……一系列阻碍城镇化发展的制度藩篱逐步打破。

打破城乡壁垒，各地不断探索。甘肃嘉峪关市，作为全国社会管理创新典型培育城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农业”与“非农”的户籍界限，推行城乡户籍一元化，30万城乡居民享受一样的待遇。

征地制度不断完善。“十一五”期间，征地补偿标准提高30%以上，相当一部分地方增加了一倍，2500多万被征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让农民失地不失业、生计有保障。湖北武汉佛祖岭社区，是一个农民安置小区，整齐划一的住宅楼，超市、图书室、幼儿园等配套设施齐全。“这哪里像农村？比城里社区还好！”刚搬到这里的农民田先祥说，他在社区物业工作，妻子在一家商场做销售，收入比以前增加了四五倍。

这10年，公共服务体系不断迈向均等化：13亿城乡居民参保，全面医保体系初步形成，新农合制度从无到有、从有到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全覆盖，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建立；全面实行城乡免费义务教育，教育公平迈出重大步伐……一张张社会保障网更加坚实细密，让百姓生活更安稳。

这10年，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基本形成，城镇吸纳就业能力持续增强。城镇新增就业人口总量达到1.1亿，城镇就业人员占的比重从2002年末的34.3%提高到2011年末的47.0%。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洗脚进城”，到2011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总数突破2.5亿。

“工资高了，保障好了，工作安稳了。”许多农民工有这样的感受。10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成为新中国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比2002年增长1.8倍。值得一提的是，近两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

这是一种和谐发展

10年来，从城市优先到城乡协调发展，从高能耗城镇化到低能耗城镇化，从“土地城镇化”到“人口城镇化”。

推进城镇化，既要面对人口多、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也要面对资源紧缺、环境脆弱等诸多矛盾。

立足国情，党的十七大指出：“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方向。

10年来，从城市优先到城乡协调发展，从高能耗城镇化到低能耗城镇化，从“土地城镇化”到“人口城镇化”，城镇化发展理念不断提升，城镇化水平稳步提高。

城镇化不再图速度，更看重质量。

越来越多的地方致力打造宜居城市。今年北京造林25万亩，巨大的“绿肺”将有效改善大气质量。10年来，环境的舒适度在提高。全国城市绿化覆盖率由29.5%增加到38.62%，城市人均拥有公园绿地面积由7.73平方米增加到11.18平方米。到2011年末，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82.6%，提高42.6个百分点。

注重可持续发展，“低碳”成了时尚。作为全国首批低碳试点城市之一，深圳2007年就将空调定在26℃写进《市民生态公约》，新能源汽车奔跑在大街小巷，“低消耗、低排放”为特征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正在形成，2011年深圳万元GDP能耗、水耗、建设用地均为全国最低。

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升。“治污腾出环境容量，也腾出了发展空间。”老工业基地徐州，一个满足调水水质和徐州发展的截污导流规划，整整做了5年，投资额从2亿元追加到7.2亿元，彻底解决全市城乡尾水出路问题，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空间更大了。

统筹城乡作用凸显。江苏太仓市，去年底实现了城乡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全覆盖，对农村生活垃圾实行“村收集、镇转运、市处理”模式，基本实现了无害化处理。曾经饱受污染困扰的黄桥村村委会主任王解忠说：“现在水变清了，山变绿了，过去鱼米之乡的景象又回来了。”

“东高西低”的经济版图悄然变迁。2008年起，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连续4年超过东部地区，区域增长格局发生重大转变。皖江城市带、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北部湾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成渝地区等一批新的经济增长极加快形成。东部沿海先发区域，正通过自主创新探索新的道路；中西部曾经的经济“洼地”，整体隆起，积蓄发展力量。

城镇化篇2

城镇化的土地需求如何满足？随之而来的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所需的巨额资金又如何筹集？农民变成了市民，又将如何在城市中找到适合他们的就业岗位呢？

实际上，对这些问题，实践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

城镇化就是农业现代化、农民富裕化的过程。

江西省赣州市是个农业大市，728万农村户籍人口，人均只有0.64亩耕地。依靠这有限的耕地，农民很难致富。要使农民富起来，农业变得有利可图，农村的土地就必须实行“三化”（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经营。这意味着大批农民将进城务工经商。城镇化使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了城镇，反而促进农业“三化”成为可能。

例如，赣州市上犹县曾经因为修建水库，导致耕地减少，由此直接降低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社会矛盾。伴随着近年来的城镇化，这里的大批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成功提高了自身的收入，也极大化解了当地的社会矛盾。

城镇的扩张使原来城郊的农民变成了市民，但这些人并没有因此而失业，而是顺利地转为从事工商业或第三产业，他们的收入水平也有了大幅增长。

近几年，赣州的工商企业几乎年年出现“用工荒”，企业的用工成本急剧上升。有媒体报道：今年春节假期后赣州各行各业用工缺口大增。月嫂等家政服务人员更成了紧俏的职业，月薪最高甚至达到6000元，比当地普通公务员的月薪高出一倍多。

城郊农民市民化的群体当中，还有一部分农民因征地拆迁补偿而致富，一户人家获得了几套甚至更多的住房补偿。这些农民将多余的空房出租，获得了长期稳定的财产性收入。有的农民还利用补偿款进行投资，当上了老板，收入大幅提高。

城镇化提高了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效率。

城镇化是城镇面积的扩张，虽然要占用大量土地，但城镇化的进程却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例如，90平方米的土地，在农村只能解决一户农民的居住问题，在城市就可以解决几户、十几户甚至几十户居民的住房问题。由于农民迁往城镇，一些自然村寨往往出现空置现象。经过整治，可以让这些村寨恢复成耕地或森林。

地处武夷山主脉的江西省石城县张坑村，原有1700多人，分别居住在几十个自然村或屋场。他们耕作的都是一亩几十丘的陡坡梯田。为了确保稻田的光照，每年都要砍伐稻田旁的大量树木。为满足新增人口的土地需要，他们不时还要毁林开荒。

伴随着近十年来的城镇化进程，这里的大部分农户正逐步迁往城镇，目前只剩下二三百人。经过整治，多数陡坡梯田已经退耕还林，恢复森林原貌。

由于城镇的规模效应，在城镇进行包括道路交通、供水供电、电视通信、废水处理、垃圾处理在内的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学校、医院、文化艺术场所等公共设施建设，都要比在分散的农村进行投资效率更高。

在山区，由于农民居住分散，一个自然村设立一个教学点，一个教师、一个教室同时上几个年级的课。随着城镇化和农民居住的相对集中，这样的教学点正在逐步撤销或合并。这不但节省了财政开支和社会资源，而且提高了教育质量。

城镇的扩张要占用土地，但土地不等于耕地。以赣州市为例，城市扩张所占的土地绝大部分是丘陵荒坡。这些丘陵荒坡并不种庄稼，并不会威胁到18亿亩耕地这条红线。而空置的自然村庄经过整治，都能改造成上好的耕地。这样一减一加，反而有利于耕地的保护和粮食的安全，而且有利于农村自然生态的恢复和改善。

土地出让金当用于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需要多方面的投入，包括住房和就业场所的建设，城镇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建设等。建设资金从哪里来？实践证明，这些资金都可以通过市场的手段，在整个城镇化的过程中筹集。

工商企业等就业场所建设的投入，可以由工商企业解决了，政府不必掏腰包。80%的居民住房需求可以由居民通过房地产市场得到满足，还有20%的低收入和最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可以由政府通过各种形式的保障房建设来满足。保障房的建设资金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政府收取的土地出让金。

剩下的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又如何解决？办法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政府通过出让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取土地出让金再投入到上述两种配套设施的建设。目前备受攻击的所谓“土地财政”制度，恰恰是为上述两种配套设施建设提供了合理的资金来源。

政府收取土地出让金，主要不是因为政府拥有土地使用权，而是因为未经开发的土地需要上述的配套设施建设才能转变为城镇的一部分。或者说，只有完善了这两种配套设施建设，商品房才具有居住的价值。因此，城镇国有土地的土地出让金应用于上述两种配套设施建设，而不应该挪作他用。

城镇化还需顺势而为和正确引导

从全国城镇化的进展来看，总体上是健康的，但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有的地方不考虑城市发展的产业支撑能力和自然生态容量，将城市框架拉大到不切实际的地步；有的地方在城市基本建设的过程中大手大脚、铺张浪费，这些都可能使地方政府形成巨大的债务风险；有的地方只重视城镇化的硬件建设，而忽视城镇社区人文建设、户籍制度的改革、新市民的培训就业。

城镇化只是为农业“三化”提供了可能，而并没有使之成为现实。目前，除县城关镇外，一般集镇、乡、村没有土地出让金收入。即使它们有少量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也会层层上缴，无法用于当地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

城镇化是中国的大趋势，但我们要避免走欧洲城镇化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要避免一些发展中国家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城市病”：人口拥挤、交通堵塞、立体污染、贫民窟、社会矛盾加剧，也要避免出现房屋空置率过高、城市规划滞后、环境污染加剧等问题。

因此，我们对城镇化既要顺势而为，又要加以正确的引导，通过正确的政策和有效的管理，使城镇化朝着科学发展的方向前进。

城镇化篇3

《人民日报》近日刊文披露，一些城市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热衷于造“新城”，动辄规划数十平方公里的新区、新城。由于缺乏合理规划，不少“新城”成了“空城”，房地产泡沫蔓延的风险、土地资源浪费的阴影、过分依赖土地财政的隐忧，也渐渐浮现。

个别地方新城变“空城”、城镇化“虚热”现象，是近来不少媒体报道的一个热点。不少地方新城新区建设数量过多、规模过大、标准过高，“造城盛宴”风险大。之前，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也曾有代表委员警示，一些地方把城镇化理解为“建广场”、“种房子”，缺乏产业支撑下，造出的只是“空城”。现在看来，代表委员的警示并没有阻止一些地方盲目建新城的脚步。

正如专家强调，城镇化是我国今后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城镇化建设的步伐怎么迈、走多快，各地正处于实践摸索之中。从一个来自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的调查数字，可以看出各地的急切与热情。在调查的12个省区中，12个省会城市都要建新城，144个地级城市中有133个要建新城。

而舆论对“造城盛宴多风险”的警示，是出于对个别地方城镇化建设走样的担心和忧虑，是在表达一种主张：这种只“种房子”而忽视人的城镇化的做法，不是我们想要的城镇化。说到根子上，一些地方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急切与热情，应当基于科学发展的理念，应当充分考虑它最终是不是有利于全面改善民生，能不能让当地百姓日子过得更滋润，是不是能够促进当地持续健康发展。

局部并不能代替整体。我们在看到一些新城变“空城”的同时，也有必要看看其他地方城镇化建设的成果。除了建新城最成功的上海浦东之外，在不少地方，当地方经济的发展积累了相当实力，投资兴旺，外来人口大量进入，原有城区限制了新兴产业及企业的扩大投资，难以容纳常住人口的生活和工作，这时，拓展城市发展的新空间，在更大的面积上重新划分城市发展的功能，是推进城镇化建设、促进地区发展的理性选择。

事实上，在一些地区，新城区一片繁荣，大量人口迅速进入，各项配套设施日趋完备，百姓居住生活条件改善，新老城区形成发展互补，经济寻找到新的增长点，这样的城镇化建设无疑利国利民。

只是在“一窝蜂”之下，难免鱼龙混杂。除了3年前媒体报道过“鄂尔多斯50亿建新城如鬼城，清洁工比行人多”之外，媒体对新城变“空城”的报道多是笼统指向，并没点名。那么，那些既成事实的、新城建起却“白天不见人，晚上不亮灯”的地方，估计没谁会主动承认自己决策失误；而那些尚未既成事实，正在筹划建新城的地方，媒体的报道能不能起到一定的警示效用呢？

一个地方该不该建新城、建多大规模的新城，一个决策做出，将可能影响千万百姓的生计，涉及数百亿上千亿的资金走向，事关一方未来几十年的兴衰。如果决策得当，新城建设为城市发展赢得了更大的空间，提升了百姓福祉，促进了当地发展，自然是皆大欢喜；如果决策失误，大量资金虚掷、浪费，大面积土地荒芜，地方债务压力加大，民生改善受到遏制，民间投资受到打击，代价无疑十分沉重。

城镇化篇4

推进农村“就地城镇化”具有客观必然性

所谓“就地城镇化”,就是农村人口不向大中城市迁移,而是以中小城镇为依托,通过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发展社会事业,提高自身素质,改变生活方式,过上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农民进城仅仅是城市化的一种表象,它的实质则是农民职业非农化、生活方式城市化和思想观念现代化。如“中国第一村”――华西村,不论从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是思想观念,都不得不承认他们已经是城镇化了,但是,习惯上仍把他们当作农民来看待。而拉美等许多国家,由于不重视农民利益,大量土地和农业资源被少数人垄断,造成大批农民破产流入城市,成为衣食无着的困难群体,虽然城市化率提高了,但市民的幸福指数可想而知。这样的城市化,对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来说是不合适的。因此,我们应当倡导走农村“就地城镇化”的路子,倡导农村“就地城镇化”,不仅仅表现农村人口向城镇的集中,更多地表现为实质内容的城镇化。

推进农村“就地城镇化”,是我国尤其是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必然趋势。首先,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的高度发展,为农村就地城镇化提供了先决条件。浙江省通过实施“乡村康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等工程,全省标准化公路通行政村率达到97.43%,湖州、嘉兴等地还实现了“村村通公交”,农民出行和货物运输非常方便;在信息化方面,网络及信号已基本实现全省农村全覆盖,全省固定电话通村率达94.5%,人流、物流、信息流大大加快,生产要素集聚成本急剧减少,使相对分散的农村也能产生资源的集聚效应。同时,城市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向农村广泛传播,使农村在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文化娱乐上逐渐向城市靠近。二是浙江省一镇一品、一乡一业的特色块状经济,农业生产机械化、农业产业化以及“农家乐”等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职业非农化。三是农民收入的增长以及国家和浙江省各级政府对农村的巨大投入,使农村的基础设施、文教卫等社会事业得到快速发展,这为农村就地城镇化提供了直接动力。四是农民有着浓厚的乡土观念,他们更愿意在家乡办厂创业,这些社会人文因素是农村就地城镇化的重要依据。五是欧美发达国家以及我国一些大城市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即大批生活稳定的中产阶层从城市迁到郊区或农村居住,部分二、三产业向郊区和农村转移,这为农村“就地城镇化”提供了重要借鉴和参考。

推进农村“就地城镇化”,可以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可以扩大内需、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这对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建立众多的适宜人居的村镇,有利于减轻大城市的压力,防治“城市病”。从更深远的意义看,农村“就地城镇化”由于人口居住相对分散,也有利于减少战争、地震等突发和自然灾难带来的影响。

浙江省推进农村“就地城镇化”

中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浙江省委、省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发展小城镇,把小城镇建设作为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战略的重要抓手,这其实就是农村“就地城镇化”最具体的实践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一大批农村小城镇迅速发展起来,如绍兴的柯桥、台州的路桥、诸暨的枫桥、温州的苍南等,这些地方的农民不再从事传统农业生产,农民收入较高,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基本实现福利化,农民生活水平超过城市。目前,浙江省小城镇主要有这么几种类型:一种是依托大城市扩散带动型,如杭州留下镇、宁波高桥镇、温州瑶溪镇等,这类镇地处大城市郊区,充分利用大城市的扩散效应,主动接收大城市的经济、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的辐射,服务于大城市;二是新兴工业镇,这类镇大都以乡镇工业为主要带动力,通过工业发展和集中,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人口聚集,如义乌稠城镇、象山爵溪镇、诸暨大唐镇等;三是依托名山名水、名人古迹等推动城镇化,如千岛湖镇、乌镇、莫干山镇等;四是依托农业产业化,或把农业综合开发与乡村旅游相结合,以农家乐等形式,汇集人流、物流,如湖州菱湖镇以稻米、蚕桑、特种水产等基础农业发展小城镇,安吉报福镇、临安太湖源镇以农家乐为模式来发展。从调查的情况看,尽管小城镇发展类型各异,动力来源不一,但在推进农村“就地城镇化”方面,都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突出困难和问题。

思想认识存有误区。一是模式误区。目前浙江省内外仍有部分专家、学者,包括少数政府人员,主张实施大城市战略,推崇“东京”模式,片面地认为实施大城市化,可以促进人口集聚,实现资源共享。其实不然,一方面浙江现有大城市,人口已趋饱和,如杭州市区目前常住人口已突破500万人,考虑水资源、土地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等因素,杭州规划2020年市区可以承纳的常住人口控制在650万人以内;另一方面,在全省所有城市都推行大城市模式也是不现实的,人口拥挤、就业困难、交通堵塞、环境恶化、住房短缺、地面沉降等“城市病”日益凸现,处理不好将会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第三,许多市民反映,城市过大,优质资源并不能实现共享,反而造成政府建设浪费,譬如有的城市城东建大型剧院,城西市民难以享受,因为交通拥堵,仅开车都要花去1―2个小时。二是概念误区。不少地方片面地认为只要城镇人口增加了,城镇化水平就会提高了,单纯、机械地把城镇化理解成农村人口变为城镇户口,甚至有的地方强行圈地,不惜转换农民户口,以达到加快城镇化的目的。事实上,城镇化除了表现在人口集聚外,还表现在城镇功能的发挥、基础设施等公共资源的完善、居民生活的质量和幸福指数等方面。三是体制误区。有人错误地认为,推进农村“就地城镇化”,就不应发展大中小城市。还有人把发展小城镇与新农村建设对立起来。其实,农村“就地城镇化”,与大中小城市发展并行不悖,是一个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动态过程。我们既要有一定数量的大中城市,更要关注大量的农民兄弟,让他们如何聚集到小城镇生活。因此,农村“就地城镇化”与发展大中城市和推进新农村建设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应当统筹考虑,总体推进。

发展方式过于粗放。一是片面追求小城镇建设规模和速度,过于注重外延平面式扩张,忽视内涵挖潜,城镇框架拉得过大,导致建设用地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农村人口的转移速度,不合理利用和浪费土地现象突出,甚至出现了“有庙无僧”的现象;二是发展层次低,质量不够高,很多城镇只注重道路、房屋、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忽视对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设施的投入,造成新建城镇仍停留在原农村居民点的基础上,难以形成较为完善的商业、科技、教育等社会化服务体系;三是不少地方为追求政绩,不因地制宜,盲目模仿“克隆”,甚至照搬国内外大城市模式搞建设,忽视挖掘城镇自身的文化底蕴,造成“千城一面”,缺乏特色。

管理体制错位脱节。一是现行的县、镇管理体制,要求他们实行的是农村管理模式,与发展小城市、小城镇存在“错位”现象。二是目前条块分割的体制,行政执法权都在县一级,小城镇缺少有效的行政管理手段,缺少经济发展的审批管理权,缺少维护稳定的行政执法权,缺少加快建设发展的要素配置权,缺少加快空间集聚的政策机制,制约了小城镇发展。如对于小城镇乱搭乱建等问题的执法,执法主体在建设、城管部门,而具体执法一般都是镇政府,但镇政府又没有执法权,建设、城管部门有执法权但很难深入下去,造成管理上的脱节。三是小城镇管理权限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我省一些经济强镇,无论是城镇建设规模,还是人口规模、二三产业规模等方面早已超过了一般县城的经济总量,由于缺乏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县区级政府管理手段,政府职能常常陷入“该管的事管不了,不该管的事管得太多”的困惑之中。

建设资金捉襟见肘。一是小城镇财政分成比例偏低,影响小城镇发展潜力。现行四级财政分配体制中,中央财政拿走全部税收的50%(转移支付后约剩下30%),省级财政拿走其中的25%,剩余的25%基本由县镇两级财政五五开,可见小城镇财政已经捉襟见肘,小城镇建设要上档次、上质量和上规模,相当困难。二是银行贷款难度大,镇一级难以获得银行支持。据初步测算,在小城镇建设资金中,基本上呈现“一、二、三、四”分布,即40%的资金来源于土地收益,30%来源于农民带资进城,20%来源于地方财政等,只有10%左右来源于银行信贷资金。这说明政府和农民是小城镇建设的主要投资者,信贷资金没有在小城镇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三是财政负担较重,没有专项资金投入,而防洪大堤、康庄工程、实事工程、教育网点调整等需要配套资金。在部分小城镇,道路建设转嫁给了村委会,教育和水利设施的建设主要依靠群众集资。四是资金外流现象也较为严重,进一步加剧了小城镇建设的资金短缺。

户籍制度仍是樊篱。一是部分地区农民要转为小城镇户籍,依然以固定的工作、固定的住所和稳定的收入为前提,事实上要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是比较难的,农民进镇的门槛依然过高;二是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有相当部分农民尤其是城郊农民不愿转为城镇户口,甚至出现“非转农”,以使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和“二胎指标”更为保险;三是跨省流动人口打工者占大多数,但是小城镇对外地劳务移民基本未开放。“固定职业和住所”的条件在操作中不放宽,仅靠取消居住年限和数量指标没有多大意义。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使“三农”问题变成“四农”问题,在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上产生了新的城乡二元结构,如依附于户籍制度的农民工就业、社保、子女入学和参军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小城镇发展的新樊篱。

要素配置亟需调整。一是土地资源问题。从调查的情况看,集中表现为:①现行土地制度规定土地是非流动性的,既制约了小城镇的合理分布和扩大,以及企业的相对集中,又使大多数农民转移到小城镇后,仍不愿意与土地“绝交”,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无法保证小城镇建设的必要用地;②土地流转经常以联营、入股、租赁房屋为名,或集体组织和个人私下有偿转让土地等“变通”方式进行,导致城乡结合部宅基地超标严重,政府和集体组织行为中存在大量违法征地与租地现象;③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征用,高价出让”土地获取暴利,又未出台相应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导致部分失地农民生活陷入困境;④省里每年的建设用地指标,往往集中于大城市,小城镇建设用地常常得不到保证。二是政策资源问题。对小城镇建设的扶持政策相对大城市较少,或是滞后于小城镇发展。三是优质资源问题。往往集中于大城市城区,如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小城镇市民难以享受公平公正的优质资源。

推进农村“就地城镇化”的意见与建议

统一思想认识。一是要把各级政府领导的注意力,及时转移到小城镇建设上,杜绝部分政府领导仅热衷于大中城市建设,忽视或不屑于小城镇建设的片面认识,正确处理好大城市建设“锦上添花”与小城镇建设“雪中送炭”的关系。二是由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课题组,摸清全省小城镇建设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尽快编制发展新型小城镇远中近期三个层面的规划方案,并纳入省“十二五”发展规划。三是总结我省和各地小城镇建设中好的做法和经验,将推进农村“就地城镇化”列入地方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四是宣传部门,特别是广电、报刊要广泛宣传新型小城镇建设的战略意义和各项政策,及各地好的做法和经验,在全省上下进一步形成共识,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

深化管理体制改革。一是对浙江省经济发达县,如嘉善、长兴、德清、安吉等全国百强县,在国家政策口子一旦有松动时,应该争取撤县设市提高发展层次。二是改革和探索中心镇管理体制。浙江很多小城镇GDP达到百亿以上,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达到50-60万,甚至百万,几乎等于内地的一个城市规模。对于这类“强镇”,建议省政府分别采取设市、转街、并区等方式提升城市化管理水平,即使保留镇级设置的也可以赋予县级管理权限,强化城市管理手段,转变“人大衣小”、城市乡镇化管理的局面。三是探索实施“扩权强镇”改革。虽然浙江推出了“强镇扩权”改革试点,赋予了中心城镇政府基本的财权和事权等10项权限,增强了中心镇政府的权能,但条块关系依然未理顺,小城镇“有权管不了,无权不能管”、“权小能弱责大”的矛盾依然未解决,而且这一改革的范围只限于部分经济发达镇,要推动全省新型小城镇建设,则应实施“扩权强镇”改革,把下放权限惠及所有镇,并增加扩权事项。

建立多元投入机制。一是要通过制定政策,运用市场经济的办法,进一步拓宽民间资本的投入领域,激活社会资本,建立新型小城镇建设多元投入机制。特别是要积极引导我省民间游资转移到小城镇建设。二是建议省政府专门设立中心镇培育发展基金,用于增强中心镇的集聚能力,发挥中心镇在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中的示范作用。三是在中心镇产生的城镇建设配套费、土地出让金、排污费、水建基金等费用,除规定上缴国家外,省、市、县留成部分应全部或大部返还给中心镇。四是各级金融机构要加大对小城镇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小城镇发展。五是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扶持资金,不宜搞一刀切,一些偏远或是高山上的自然村,农户少,通路通水通电等资金投入大。对这些地方,应当逐步将这些农户转移到集镇,建议将新农村建设的一些资金配套重点转移到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上,这也有利于逐步消除小村和空壳村。

建立人口梯度转移机制。要在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在解决进入城镇农民就业稳定性、降低迁徙成本、优化生活环境等方面进行新一轮政策创新:①放开农村小城镇的户口迁移限制,允许农村人口自由地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不论本地人和外地人,只要在城镇有固定住所、职业和固定的收入来源,都可以转迁落户,并给予本地居民同等的待遇。②消除就业制度上的歧视政策,增加进镇农民就业的稳定性,尽可能规避就业风险和经营风险。③建立健全进镇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减少“两栖人口”的数量。④通过降低城镇增容费、减少农民转为城镇户口的各项规费,降低农民迁徙成本。⑤将进城镇农民的居住、生活纳入城镇的规划、建设和管理的总体考虑中,明确改善进城镇农民生活环境,包括农民子女教育等方面的责任,为进城镇农民提供正常的生活环境。⑥对迁移到小城镇就业定居的农民,给予适当的补贴。对迁移到小城镇就业定居的农民特别是全家迁移的农户,若已有固定职业的农民实行交回土地,给予适当的住房补贴,参加社会保障体系,这样既能让他们长期定居,实行劳动力真正转移,同时又可以将土地集约化经营。⑦鉴于现在交通、通信越来越便利的情况,还可采取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到小城镇购买商品房,促进农民居住、生活在小城镇,生产经营在农村田头山上。经过若干年后,这些农民原在农村的宅基地可通过整理回收归集体或国有,这方面可能涉及到重大土地政策调整,但建议我省可作些试点。

建立产业梯度转移激励机制。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加大小城镇原有产业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鼓励大中城市工业企业向小城镇作梯度转移。建议:一是严格控制大城市工业用地指标,并根据大中城市企业迁出数降低税收任务,这既有利于将大中城市发展成为政治、文化、科研开发、金融、商业中心,又有利于小城镇产业集聚,真正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二是将大中城市工业企业梯度转移数列入政府年度考核序列,确保落到实处。三是进一步建立健全小城镇承接大中城市工业企业的激励机制,充分激活小城镇发展的动力。四是建议省政府每年安排一定数量的建设用地指标,戴帽下给中心小城镇,用于中心镇发展。同时,中心镇土地整理的折抵指标全额留用于中心镇。

建立大中城市优质资源向小城镇延伸机制。采取集团化模式,把大城市与小城镇的文化、教育、医疗等资源有机整合,这既缓解大中城市过重的功能负担,又可使小城镇居民也能享受大城市的优质资源,缩小地域差别、城乡差别。为此,省里要进一步从政策导向、舆论导向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鼓励文化、教育、医卫、水电、公交、环保等部门和企事业单位采取联合、集团化等模式,把自身优质资源向中小城镇延伸扩展。

城镇化篇5

论农村改革――第69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

2010年8月7―8日，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共同主办，以“城乡一体化：趋势与挑战一一中国‘十二五’时期的农村改革”为主题的第69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于海口隆重举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彭森，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中圆经湃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昌元，来自中央有关部委、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各大媒体和25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来自德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巴西、印度、韩国等国家的学者和官员共计400多人出席本次论坛，

与会专家就新阶段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十二五”农村改革的重点，难点和热点进行深入探讨，专家普遍认为，“十二五”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意义重大，是实现我国发展方式转型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举措。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和现实需求出发，“十二五”将是我国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时期，需要加快推进农村改革，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本刊摘取论坛发言，供决策参考。

“目前，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城镇化率达到46，6％。但是，中国的城镇化率实际上被大大高估了。因为在目前统计的6亿城镇人口中，包括1.5亿农民工在内，至少有2亿人并没有享受市民的权利。”

陈锡文认为，目前，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中国每年有数百万亩的耕地转为建设用地。但是，与“土地的城市化”相比，“人口的城市化”却进展缓慢。主要的标志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无法享有市民的权利。

据他介绍，2005年，公安部统计的农业户籍人口为9.49亿人。但是，此后由于有13个省宣布取消农业户口，城镇人口与农业人口难以准确区分，2006年后，公安部不再公布全国农村户籍人口总量。

在他看来，近年来，中国城镇化的成果到底有多大，应该有实事求是的评估。至少有一点，目前的城镇化模式，并未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据他估计，2006年以来，中国新增的数千万城镇人口中，真正转为城市居民的农民工可谓凤毛麟角。

陈锡文警告，城镇化的本质是农村人口融入城市。但是，中国各地正在推进的城镇化，更多是农村土地的城市化，更多强调城市边界的扩张，更多是站在城市的角度去制定政策，而在“农民的城市化”上进展缓慢。

“在现有模式下，虽然中国城镇化率每年都在提高，但农民的数量并没有明显减少，城乡二元结构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突出的问题表现在，大量进城农民工根本没有享有市民的权利。”陈锡文指出。

近年来，一些地方强力推进村庄撤并，大量农民被迫集中上楼居住。从统计上看，农民人口减少了，但由于这些农民缺乏二三产业就业机会，集中居住不仅增加了农民的生活成本，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而且侵害农民的土地权利，加剧了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陈锡文警告，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必须保持对现有土地法规和政策的敬畏，不能以统筹城乡发展或新农村建设的名义，在农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上打主意，意图通过村庄撤并、擅自扩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范围等，侵害农民的土地权利。

城镇化篇6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1月15日在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调研时指出，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不能人为“造城”，要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要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提供市场，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

也就是说，未来担负创造中国改革红利的城镇化，必须是摒弃过去弊端丛生的“物的城镇化”短视狭隘思维，改走“人的城镇化”注重质量的新型道路。

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和特征

专家认为，相对于传统城镇化而言，新型城镇化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涵。

新型城镇化是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城镇化是工业化的依托，是农业现代化的支撑，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推进城镇化，要充分发挥工业化的引领作用、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作用，实现“三化”有机融合。注重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时代文明向农村扩散，让城镇化的进程成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的过程，以形成城乡互补、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新型城镇化是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要努力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节能减排，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推动城市与自然、人与城市环境和谐相处，建设生态城市。保障城镇化的质量、效益和福利，实现城镇化的可持续推进。

新型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公共服务功能配套完善为原则，合理控制大城市过度扩张，加快健全中小城市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注重产业的合理布局与配套集群发展；注重做大做强新型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注重生产工艺流程创新升级，推动城镇向数字域、信息域、智能域、知识域方向发展，引导人口和产业集中集聚，形成大、中、小

城市合理有序发展格局。

新型城镇化是人口积聚、“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没有生活质量的提升、人居环境的改善也称不上高质量的城镇化。要改革城镇人口社会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居住地登记体制，让外来常住人口在医疗、教育、养老、失业救济等方面与城市人口享受平等的权利，赋予外来落户人口以完全的“市民权”。

推进城镇化具有重大意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认为，城镇化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推进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正面临扩大内需的艰巨任务。要达到这个目标有很多路径，其中一个具有很大潜力的路径就是推进城镇化。因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到城市，其收入水平、消费能力就会随之大幅提高。

第二，推进城镇化是广大农民共享现代城市文明的必然途径。根据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大多数农民要逐步进入到城市，共享现代城市文明。这个过程就是广大农民不断共享现代城市文明的过程，也是我国现代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以及我国国民素质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

第三，推进城镇化是促进工业化或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产业和企业如果转移到城市，就可以共享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获得聚集效应、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就可以大大提高企业效益和产业竞争力。所以，城镇化是促进工业化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径。

城镇化篇7

自中共十将城镇化提到新的战略高度以来，新型城镇化就成了一个全民议题。城镇化既涉及投融资、财税、土地等经济政策，也涉及人口、户籍、社会保障等社会政策，可谓牵一发动全身，其中更牵涉巨大的利益博弈和调整。

“《城镇化规划》可以说是我国讨论最广泛、最充分的一个规划文件。”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说。

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对《城镇化规划》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讨论。此后，相关部门根据讨论情况做出了细节完善，并于近期修改完毕后上报。从最初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到“全国城镇化发展规划”，再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三度易名背后，折射出中央对城镇化内涵以及发展重点的不断深化。

观察者普遍认为，“城镇化”是新一届政府对其施政纲领的全面展示，也将奠定未来十年中国发展方向。可以确定的是，大规模投资拉动的城镇化模式已被摒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为主要目标。

不过，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更要求包括财政、户籍、土地等多个层面的制度改革，这些都无法一蹴而就。 在即将公布的《城镇化规划》中，“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为核心内容。 决策波折

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十多个部委参与编制的《城镇化规划》，决策过程可谓一波三折。

2013年全国“两会”前夕，在多次高级别的会议预热之后，诸多媒体报道称，《城镇化规划》已基本定稿，将于当年“两会”前后对外，并称规划提出将建设20多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1万多个城镇，未来十年拉动40万亿元投资的蓝图。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消息在地方政府、企业界广为流传，引发对资本“盛宴”的期待。反对声音也接踵而至，粮食安全、城市扩张迅猛和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都使得投资拉动的城镇化面临众多争议。

据《财经》记者了解，2012年底成形的最初草案中，大规模城镇建设方面着墨颇多。而国家发改委在2010年受命牵头起草《城镇化规划》时，其出发点本就是拉动内需。

“最初考虑城镇化，更多是从经济视角，既推动城镇化，又扩大内需，一箭双雕。”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

但《城镇化规划》并未如期公布，计划于2013年上半年召开的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也被推迟。国家发改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规划出台和会议推迟的原因主要是高层对已具雏形的城镇化发展规划并不满意。

据《财经》记者了解，2013年5月14日，《城镇化规划》在一片争议之中重启修改。

考虑到各界争议极大，为吸收各方意见，中国社科院还召集不同学科专家进行研讨，并将意见汇总上报。2013年6月中旬，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更启动了七项城镇化专题调研。

直至2013年12月12日，延迟数月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终于召开，标志着各方对新型城镇化的认识逐渐靠拢。 摒弃旧模式

“城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央政府文件中，是在2001年，这年出台的“十五”计划纲要首次提出实施城镇化战略。至2012年十报告中，明确了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的战略目标，同时提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总体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城镇化”相隔十年两次进入中共中央决议都源于国际金融危机。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记得，1996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外贸出口遇到较大压力，在“增加内需”的呼声中，城镇化被作为有效措施提出。李铁所在的机构在2000年为中央起草的一份报告中，便提出了城镇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并特别提到拉动内需。此后，城镇化问题第一次被写入十六大决议。时光轮回，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来临时，因为拉动内需的动力，城镇化浪潮再一次高涨。

然而，回顾过去十多年城镇化历程，以投资拉动的城市扩张运动成为主线。而今，惯性依然存在，当新型城镇化之路尚未清晰之前，资本已按捺不住。水泥、钢铁等行业普遍期待，城镇化将打开造城圈地的阀门。地方政府则寄望借城镇化之风，加快城市新城新区的数量和扩张，同时通过撤乡并镇、改县设区，加快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实现名义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高。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还希望借助城镇化达到工业化快速扩张的目的，新建了大量产业园区、工业集中区，将此前产能过剩的教训抛到脑后。过去几年，在投资为导向的发展思路之下，“不光是玻璃、化工、水泥等传统产业，风电、光伏发电、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也出现过剩问题，而且是低水平过剩，真正核心装备、核心技术还得靠进口。”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研究所长高国力说。

当十提出“新型城镇化”之后，各地都在研究或启动编制本地的新型城镇化规划。更有地方政府嗅到“大规模建设”的“机遇”，开始借城镇化之名，启动新一轮的“造城浪潮”。

据麦肯锡的研究报告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国家发改委研究机构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有50多个城市都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到2025年，中国还要修50亿平方米的道路，并建设约500万座各种楼宇。

在被调查的12个省区中，包括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在内，规划建设的新城新区多达300余个，仅公布规划的96个新城，占地就达到6105平方公里，超过了所在城市建成区总和的一半。

在地方政府的游说下，金融机构也倾向于放量投资。比如，国家开发银行就承诺，未来三年将为福建省提供1500亿元贷款，用以支持城镇化发展。2013年3月份以来，国开行先后与安徽、深圳、四川、福建、湖南和北京等地政府签订了城镇化合作备忘录或协议，涉及金额超过5000亿元。

“地方在这方面走得太快太猛，苗头已经很明显，中央已经产生了很深的担忧。”高国力说，中央试图通过新型城镇化，扭转过去传统城镇化那种摊大饼式的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旧有模式，尽量做到集约、绿色、低碳。 市民化核心

随着2013年GDP增速放缓，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中央意识到，再采取刺激手段，走投资拉动发展的老路，无法解决问题。

2013年5月13日，在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要实现当年发展的预期目标，必须依靠市场机制，“如果过多地依靠政府主导和政策拉动来刺激增长，不仅难以为继，甚至还会产生新的矛盾和风险”。

6月26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向全国人大作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时表示，城镇化要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他同时批评了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建设模式。7月，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2013年中国不会出台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会在保持财政赤字总规模不变的前提下，着眼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做一些政策微调。

一位国家发改委人士分析：城镇化有三个层面，一是经济学派的城镇化，强调拉动内需；二是社会学的城镇化，讲的是人的城镇化；三是地理学的城镇化，讲的是城市群和城市空间。中央一开始强调经济学派的城镇化，看重的是拉动内需，不久后转而强调社会学派的城镇化，也就是人的城镇化。

据《财经》记者了解，“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为目前的《城镇化规划》核心内容。“具体来说，是以农业转移人口为重点，兼顾高校毕业生、城镇间异地就业人员和城区城郊农业人口，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位了解规划内容的人士透露。

《城镇化规划》提出，在户籍改革方面，将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不仅要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也要放宽大中城市落户条件。同时，严控5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采取积分制等方式设置阶梯式落户通道调控落户规模和节奏。另外，要求各类城镇根据自身承载能力，制定具体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标准，并向社会公开。标准制定的基准条件为就业年限、居住年限、城镇社保参保年限等。

而基本公共服务也将由向本地户籍人口提供扩大到覆盖常住人口，比如，将建立全国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各级政府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畴，合理规划学校布局，核定教师编制。

值得一提的是，《城镇化规划》未对“人口城镇化”作出硬性要求。在此前的《城镇化规划》草案中，曾列入一个包含23项考核指标的表格，包括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比例，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百万以上人口城市公共交通占机动出行比例，人均城市建设用地（平方米）等等。经过讨论后，这个表格最终被放弃，代之以一个更宽泛的目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

“在现有体制下，列入具体的指标，地方在执行中往往会变味，成为地方追求的政绩之一。”前述了解规划内容的知情者表示。 改革决心和路径

央地之间的博弈，根源在利益。投资拉动GDP、城市土地扩张换来收益，是实实在在的眼前利益，尤其是造新城，其本质是土地城镇化，因为新城的土地成本很低，经过整理之后卖出，收益很高。而中央呼吁的“人的城镇化”，却难以令地方政府直接看到效益。

按照官方口径，中国目前城镇化率已达到52.6%，但若按户籍人口来计算，真正的城镇化率只有35%，之间17%的差额，是2.7亿农民工和城镇间流动人口，他们虽实现了就业转换，却没有实现身份转换。

不仅如此，由于长期的历史欠账，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不可能在短期完成，且每推进一步都需要真金白银。多数研究者对城镇化人均成本的计算结果是在2万-2.5万元之间。随着经济发展，这个成本可能增加，达到5万元，按每年转移2000万人计算，需要1万亿元。

在当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全体“过紧日子”的形势下，这笔钱从何而来，是一个问题。

李铁认为，在现有情况之下，地方政府并无改革动力。在城镇化导向之下，中央政府应当充分显示改革的魄力，可先从户籍制度改革入手，由中央财政承担主要责任。

但刘尚希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中央财政不大可能一次性拿出转移支付资金，用于解决农民工落户问题。户籍改革的关键在于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其中有一次性的成本，但更多是常年维持的支出，寄望于中央一次性解决并不现实。当前各项公共服务比如养老保险等，各项制度如何衔接的细则尚不明确，导致支出总成本也不明确，这种情况下，中央财政更不可能全盘买单。

刘尚希认为，更现实的改革方向是将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从过去的按照户籍人口支付，改为按照常住人口支付，从而将外来人口囊括在内。

对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城镇化规划》专门提出“建立成本分担机制”，即政府将承担农民工市民化中在义务教育、社保、保障性住房和市政设施等方面的公共成本，而企业则需要落实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同工同酬制度，并缴纳相关社保。除此之外，农民工个人也需要缴纳社保等部分相关费用。同时，各级政府需要根据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划分，承担相应的财政支出责任。

但在广东省一位区委书记看来，农民工市民化将带来沉重的财政压力，只有“改革财税体制”，才可能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城镇化篇8

工业创造供给，城市创造需求；农业社会人们与土地联系在一起，工业社会人与人聚集在一起；农业经济自给自足，工业社会分工明确。

伴随着产业的狂飙突进。人与土地的脐带被切断。人聚在一起，城市应运而生，它又为人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提供职业、方便其生活。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斯蒂格利茨看来，21世纪有两件大事会影响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一件是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另一件便是中国的城市化。

正因为城市因人而生，所以，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并不是城市的核心，人，才是城市的核心。也正因如此，城市化到城镇化，一字之差，彰显出本轮城镇化的特点：不单纯追求规模，不盲目崇拜数字，更注重农村向小城镇的产业升级，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转换。

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

统计公报显示，我国2013年城镇化率为53.73%，与发达国家差距巨大。更遑论按照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来说。这其中有超过10%是“半拉子”的城镇化。

在本届政府将新型城镇化作为重塑经济发展的重大引擎之时，各地面临着不同的纠结和困惑。山东的难题在于：尽管经济总量长期位居全国前三甲。但城镇化水平却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样一个经济大省内。也不乏一些城镇化试验较为成功的样本，或依托产业引进，或得益于民营经济，这些样本城镇，在各自寻找着城镇化的求解方式。

产城一体化：自觉性VS规划性

城镇并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自发形成的。从经济学上说，城镇自发形成的内在机理在于城镇的核心是“市”，而非“城”，城镇就是人们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市”，先有“市”，再有“城”。实际上，在城镇化过程中最难解的问题是“钱从哪里来？”不管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在社会保障上的各项投入，都离不开资金。产业，是带来资金和财富的法门，也是城镇化的先决条件。

青岛胶州市李哥庄镇大体便是沿着这样的―条路径由农村变为城镇，又向着小城市逐步进化。现在的李哥庄镇，街道干净整齐，楼房美观宜居，俨然一个安逸的小城市，走在这里，人们或许不会想到，在改革开放之前，这里还是地地道道的农村，靠着大沽河的滋养，人们种植水稻和其他农作物，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所谓的第二产业，也就仅限于稻草加工。

先有产业推动，进而形成城市，这是在珠三角、江浙一带较为普遍的现象。依托发达的民营经济，将农业人口转移出来，非农就业，是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李哥庄镇的做法大体一致。

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引进第一家生产发渣制品的外资企业以来，李哥庄镇一直遵循着通过产业聚集带动人口聚集的路径，这个小镇集聚的200余家制帽企业以及发制品等其他相关企业支撑起它“中国制帽之乡”的美誉，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也聚集对城市来说最重要的人气。目前，全镇75平方公里，总人口10万人，有50%是外来人口，而镇建成区面积仅13平方公里，聚集了人口6.52万人，城镇化率达到了65%。

尽管产业支撑城市发展是各地的共识，在实际操作中，各地的做法却不尽相同，如果说李哥庄镇这种“自觉性”的城镇化得益于当地民营经济自然而然的带动，那么胶州市铺集镇和莱西市的姜山镇的产业集聚，则多了些“规划性”。

历史上有着“店铺林立，商贾云集”的繁盛景象的铺集镇，在改革开放之后却因为地理位置不占优势而停滞不前，经济发展在胶州长期处于落后的位置。要发展，必须依靠项目，铺集镇政府合理规划，沿着朱诸路布局了三个工业园区，通过大力招商引资，近年来共引进内外资项目117家，规模以上企业36家，投资过亿元内资项目26家，过1000YY美元外资项目4家；销售收入过5000万元的企业22家，过亿元的10家。

同样的思路也在莱西市姜山镇得以体现。“建楼很容易，但是光建起楼来没有产业，城镇化就是空谈。”姜山镇政策研究室主任王国师如是说。据了解，目前一个姜山镇，落户企业数量就已经达到了440家，其中投产开始纳税的企业296家。这些企业在2013年，为姜山镇带来了2.29亿元的财政收入，也带来了数万个工作岗位。

产城一体的“规划性”体现在政府主导的园区建设。工业园区为落户企业提供统一配套的基础设施，统一管理，园区内部资源统一共享，对外提供统一平台，这种模式能够提高投资强度，提高土地利用率，政府科学合理的规划在园区建设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李哥庄镇的“自觉性”与铺集镇、姜山镇的“规划性”并不矛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城镇化的过程，也需要正确处理“市场”和“市长”的关系。“自觉性”的产业集聚，也离不开政策的扶持和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规划；而“规划性”也不是政府包办一切，适度简政放权，开放搞活，“市场”和“市长”各自做好自己应做的事，才是城镇化的前途所在。

人的城镇化：速度VS质量

城镇化率，是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的一项指标。根据城镇化目标，中国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当前中国城镇化率为53.73%。党的十七大提出要使“城镇人口比重明显增加”，到了十则提出要使“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意味着中国开始走进以提高城镇化质量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时代。

谈速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01%，将城镇化率从30%提高到60%这一发展阶段，英国用了180年左右的时间，美国用了90年左右，日本用了60年左右，而中国大约只需要30年。

若论质量，相关数据并不令人满意：就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比较来看，据统计，2000-2009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了69.8%，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75.1%，但城镇常住人口仅增加了28.7%，人口的城镇化远远滞后于土地的城镇化。

另一方面，城镇化与工业化也并不匹配。2010年我国城镇化率为49.68%，而非农产业占GDP的比重为89.8%，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的合理范围在140%-250%之间，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约为51%，工业化率约为40%，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为127.5%，远低于城市化与工业化比例的合理区间。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认为，“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这是中国的特殊之处，我国在一个较低的城市化率下就支持了一个较高的工业化，这固然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发展的工业多停留在低层次加工制造业有关，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吸引了大批的农民工，而这部分人并没有市民待遇，此外，户籍制度也阻碍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

实际上，这已经是导致我国城镇化质量不高的“顽疾”。据统计，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万人，其中，外出农民21216336万人；而2013年第三季度统计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总量就已达到了17392万人。这个身份尴尬、规模庞大、生在夹缝、居无定所的特殊社会群体，大部分在城市无法享受包括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他们在城市生活和工作方面长期处于既难以“市民化”又被“边缘化”的困境之中。

有工作机会的发达地区，家乡的中心城镇和原来的乡村，这是农民工生活的三个主要维度，其中的难题就在于：有就业的地方房价和生活成本都很高，而物价低的地方没有就业。

城镇化的质量，关乎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是否能够实现城乡一体，这是核心，是内涵。而速度与质量的矛盾，根本上还是内生动力的不足。以李哥庄镇为例，凭借着遍地开花的民营经济，该镇目前务农的人口只占1%，算得上完成了农村向小城市的华丽蜕变：就业有保障，不但本地人口就近实现非农就业，还吸纳了与本地人口大致相同的外来人口；医疗、养老有保障，在企业上班，有社会保险，在农村，有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新农合。不同于其他农村，劳动力都涌入大城市打工，难以融入城市，李哥庄镇人可以在家门口上班，无须承担大城市高企的房价。山东省唯一的一家在镇上的数字影院，昭示着它不俗的经济实力和相对超前的“内涵城镇化”。

对于姜山镇来说，“人”的问题似乎也不构成问题，全镇8.3万户籍人口中，有两万人被为数众多的企业吸纳；每年都在相应提高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和社会养老保险解决了后顾之忧；在建设中的“姜山新城”中，投资1.5亿元的教育中心，将中心小学、中学全部迁入，大企业在当地投资兴建的学校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教育条件；未来村庄搬迁将探索实行的“35+8+1”（人均楼房35平方米、商品房8平方米、土地入股）模式，也有望解决农民向市民身份转变后的住房和后续发展问题。

然而，即使如李哥庄、姜山、铺集这样城镇化率达到了60%以上，在青岛数得上先进的地方，与江浙、珠三角等地也有着较大差距。尽管李哥庄镇、姜山镇均在2013年被确定为青岛市小城市建设的试点，但在权力下放、产业引进和发展方面，也面临着资金、土地等这样那样的瓶颈。在数量更多的欠发达县、落后县，城镇化的发展更是步履蹒跚，甚至误入“房地产化”的歧途。农村商业服务、文化娱乐、医疗卫生设施比较缺乏，县域之间城镇化水平差距较大、小城镇数量多、规模小、功能缺失，这依然是巨大的困境。

归根结底，“人的城镇化”内涵便是让人们劳有所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学有所教，正如铺集镇宣传委员徐永治所言：“城镇化不能停留在盖楼、让农民上楼这个层面，城镇化就是人性化、民生化。”

“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的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不能人为‘造城’，要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总理的话为本轮城镇化定下了基调，未来，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点，将带来数以万亿元的GDP，更意味着成千上万的人口转移到城镇，如何兼顾速度与质量，获得GDP和“人”的共同发展，获得经济、社会效益双赢，是一个待解的难题。

农村现代化：失落VS再造

2000年，中国有370万座村庄，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已经下降到260万，这就意味着，每天大约有300座村庄消失。

数十年来，人们自愿离开土地，为找工作而迁移到城市。令一方面，悬殊巨大的城乡二元体系背景下的消费主义，将村里的年轻人带走，让故乡只剩下老人和留守儿童；举棋不定的土地政策，让故乡的田园和老宅被挖得千疮百孔；粗放式经济模式，又让乡村的山变得丑陋，让乡村的河变得污浊。

“好像挺矛盾的，一方面想要发展，想要跟上时代，想要大商场，想要高楼，想要坐上现代化的马桶，想要有大的抽油烟机。另一方面，又不想放弃小时候的记忆，一张石凳，门口的一棵树，想要看到炊烟袅袅，想要夏夜的星空，冬晨屋瓦上白色的霜，春天滴答落雨的屋檐，秋日踩上去喀拉响的落叶，怎么办呢？”网友的纠结，也是农村的纠结、农业的纠结。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去年中央城镇化会议中的表述，略带诗意的同时给出了一个美好的愿景，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生态上改善生活条件。

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中心村、集镇和中心市集中，耕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在城乡统筹发展中，各地普遍倾向于采取这种方式，值得思考的是，在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与山野之趣之间，如何寻找一个更加平衡的点。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在被城镇化裹挟着飞速前进的乡村里，已经难寻踪迹。然而踏上姜山镇小村庄里干净的硬化路，望着静静伫立的农家小院，与门前晒着太阳的老人们随意拉几句家常，在乡村学校的操场上看看儿童嬉戏，“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颇有几分田园牧歌的意境。

这当然离不开农业的现代化，在姜山镇，传统的农业已经很少，取而代之的是集约、高效的现代农业：规划1000亩，已建成400亩的晟仁果蔬；规划5000亩，一期1000亩的气雾培生产基地；已经开设了51家连锁奶吧的榕听牧业等，以及在李哥庄镇的鸿飞农场，飞机喷洒农药，高科技培育果蔬品种等，已经让农业脱胎换骨。

而农村环境的改善也是再造乡村的一个重要方面，消失的农村无法安放乡愁，垃圾遍地、污水横流、道路泥泞的乡村更加不是诗意的栖居地。如今的姜山镇，村庄硬化、绿化、亮化工程使农村环境大为改善，全镇规划建设12个社区服务中心，已经有3个建设完成。

城镇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尊重先有“市”后有“城”的规律，以人为本，使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少一些GDP崇拜，多一些科学思维，这应该是新型城镇化的正途。在这个充满想象的空间中，除了欢呼，更加应当审慎。

链接

数字丈量城镇化

90%：美国是当今世界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截止到目前美国城镇化率已达到90%以上。

35%：按照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来说，中国的城镇化率大概只有35%。官方公布的中国城市化率53.73%的数字中超过10%是半拉子的城市化。

2.5亿：统计局数据，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

2.3亿：人口计生委2012报告，中国流动人口总量去年已接近2.3亿

67：有研究表明，户口本上共有67项城乡居民“不同等待遇”。

3/200：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中国、朝鲜、贝宁三国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

10%：中国与马来西亚、菲律宾的国民收入差不多，但城镇化却落后10%。

1%：从2000年到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增长约15%，年均增长1%

2.26倍：“环京津贫困带”问题依然存在，北京农民的收入是河北农民的2.26倍。

8%：2011年，仅8%的农民工享有失业保险，大部分仍没有保障。

10%：全国仅10%左右农民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2700万：在北京等一线城市，流动人口数量已经大大超过本地儿童，中国有2.3亿农民工进城务工，跟随他们的流动儿童有27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