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发展论文范文

城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一）城镇化水平低一是城镇化率水平低。从2011年的对比数据显示，恩施州城镇化率32.5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8.74个百分点，比湖北省平均水平低19.3个百分点。二是城镇规模小导致集聚能力不强。恩格斯说过：城市是一个放大器，由于城市进行了科学合理的社会分工与合作，能够把原来的生产力加以放大。从恩施州实际看，除开县城以外，乡镇规模偏小，从小城镇吸纳人口和集聚乡镇工业的情况来看，很多小城镇不具备吸纳大批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集聚大批乡镇企业的能力。三是城镇化质量不高。城乡二元结构比较突出，城市功能配套不完善。

（二）城镇建设资金投入不足一是地方财政投资乏力。2012年全州地方财政总收入90.98亿元，而全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为179.69亿元，地方财政支出主要依靠上级转移支付。二是城市建设维护资金筹集不足。2012年，全州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收入12.49亿元，其中财政市政设施有偿使用费收入仅为2879万元，占比为2.3%。三是乡镇建设资金匮乏。全州2012年34个建制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入资金仅为2.6亿元，而镇本级投入不足3000万元。43个乡的市政公用设施投入仅1.06亿元，本级投入3122万元。

（三）城镇产业支撑不足恩施州作为传统农业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尤其是有利于增加财税收入和扩大城镇就业的二、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导致城镇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强，新型城镇化发展后劲不足。2012年，恩施州三次产业构成为25.9∶34.1∶40，二三产业的比重为74.1，低于全省86.9%的12.8个百分点，低于全国15.8个百分点。

二、如何加快生态城镇化的发展

（一）做好规划文章，引领城镇建设一是统筹城乡空间规划。充分发挥规划的龙头引领和基础性作用，做好省、州、县市、乡镇各类规划的衔接，加大与农村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专项规划的有效对接。编制实施《恩施州域城镇体系规划》，加快相关专项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和修订进度。城市、县城和中心镇实现专项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全覆盖，逐步形成总规、控规、专项规划和修规为一体的城乡规划体系。二是健全规划管理体制机制。建立州、县市、乡镇三级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机构。推动实施各层次规划委员会为主体的规划决策系统，形成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依法办事的规划编制和项目审批工作体系，推行决策与执行相对分离的执法管理体制。三是彰显民族特色。充分利用山区的地形地貌特征，使城镇建设与自然环境协调统一，围绕民族特色，突出民族建筑风格，彰显民族文化内涵，切实做到传统与现代风貌的协调统一。四是加大对违反规划行为的查处力度，切实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做好资金文章，完善投资机制一是进一步完善各级财政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投入增长机制，逐年增加对住房、基础设施建设和各种社会保障的投入。二是充分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土地交易等政策，获取土地级差收益，从土地资源的升值、房地产资源的增值中聚集资金。三是推动市场化运作，通过出让公共设施经营权、无形资产商品化、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与商业开发相结合、吸纳民间资本建设基础设施等形式筹措城镇建设资金。四是积极整合使用国家、省、市投入的专项资金，把涉农资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环境保护资金集中使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五是加强金融扶持力度，运用金融手段筹集城镇建设资金。

（三）做好政策文章，加快生态城镇化进程一是利用自治州的特殊优势，出台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政策性文件，探索创新户籍、土地、就业创业、住房保障、失地农民保障等政策，让农民进得来、留得住。二是出台政策支持县市整合项目资金，捆绑住建、农业、交通等项目资金用于城镇及中心村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出台优惠政策，对城镇建设中涉及州、县范围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减免，支持城镇开发建设。鼓励乡镇采取招商引资、BT投资等方式，将城市房地产开商、农产品加工企业等引入乡镇。四是制定城镇化发展评估考核办法，将城镇的经济、资源、人文、环境等指标纳入各级党委、政府和党政领导的考核内容，共同推动城镇化建设各项工作的有效落实。

（四）做好产业文章，支撑城镇发展一是加强工业园区建设。按照工业化、城镇化协调发展要求，统筹城镇新区建设和产业园区发展，引导工业向园区集中，园区向城镇集中，将各类园区纳入城镇总体规划布局，有序拓展城市空间，推进产城一体化发展。二是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抓住东部生产要素和产业加快向中西部转移的机遇，立足恩施州资源禀赋条件，主动承接转移，调整升级产业结构。三是发展特色产业。依托特色资源优势，构建以现代特色农业为基础，资源型新型工业为支撑、生态文化旅游业为引擎的特色产业体系，推进州域经济转型升级。依托地理相邻、文化相近、产业类同特点加强恩施与周边地区的融合，加强州内2市6县产业的有机融合，形成优势互补、互促互赢的一体发展格局。四是加快产城融合。加快建设特色农业专业乡镇、专业村，打造一批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农业产业化板块基地和产业带。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实施龙头企业培育工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农业产业经营化水平。

（五）做好基础文章，美化城镇宜居环境一是融入山水元素。美丽恩施的首要标志就是绿水青山。用生态理念统筹城乡规划、建设与管理，按照做强“一主两副”、做好县域城区、做特中心乡镇、做美农村社区“四位一体”的思路，进一步优化布局，将山水等自然元素渗透到城乡统筹发展布局和形态之中。二是要融入人文元素。坚持现代村居与传统文化的统一，慎砍树、少拆房，保护好古镇古村古迹，尽可能在原有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建设一批风情小镇和特色村落，让每个生活和来到这里的人都能领略到“恩施特色”、“恩施味道”。坚持城市建设与历史文化的结合，加大城市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力度，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街区的保护，延续城市历史文脉，推进生态人文城市建设。三是要融入舒适元素。坚持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的原则，加强城镇供水、供气、电力、通信、污水和垃圾处理、商业网点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清洁家园、清洁水源、清洁田园建设。大力实施农村公路畅通工程、农村公路安保工程、清洁能源入户工程、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让城乡居民享受到便利的生活、优质的服务、快捷的交通、畅达的信息，共享配套完善的设施、和谐平安的环境。

城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我国是个低度城镇化的国家，我国的城镇化建设起步晚、总体水平低、发展滞后、城镇人口比重大。

1、我国城镇发展滞后主要体现在：与同等收入国家相比，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明显偏低；与产业结构变化相比，城镇化也滞后于我国的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的变动；与我国的工业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城镇化也大大地落后了，例如1949年我国的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相差不多，仅为1.93个百分点，而到1998年，差距就加大为11.8个百分点，而最高的时候为13.43个百分点：另外，我国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落后，跟不上时展的脚步。

2、国城镇化水平滞后的原因：首先是由于我国的城镇化建设起步太晚，发展时间短而且波动较大，期间工业现代化又持续增长，导致城镇化延后；其次，在其发展过程中，粮食的供应紧张制约了城镇人口的增长，重工业导向战略使城镇人口的扩张力减弱，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城镇化的行政干预以及户籍管理制度的坚冰难以突破。

3、国城镇化水平滞后的后果——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城镇化滞后抑制了消费需求的增轧钢内，阻碍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妨碍了农业产业化进程，阻碍了城镇建设和城市中心功能的发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它还影响了国民素质的提高，影响用地的集约利用和城乡生态建设。

二、建国以来我国成镇化的发展过程：

1、起步阶段（1949年—1959年）

这个阶段是我国城镇化的酝酿阶段，此时产业结构不合理，农轻重比例不协调，偏向重型化。而且由于是建国初期，国家更多地注重高强度的积累方式而忽视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

2、动荡阶段（1958年—1965年）

由于此时国家政策的不稳定以及农业上诸多失误，城镇发展也进入一个动荡的阶段，基本上还在原地踏步甚至有所倒退。

3、萧条阶段（1966年—1976年）

此时正是我国十年浩劫的“”，整个国家陷入一片混乱：生产停滞；城镇化水平倒退（1965年为17.9%，到1976年只有17.4%）；工业布局分散、管理完全停摆；城乡分割进一步加剧，非但农民无法向城市迁移，反而有2000万城镇干部和青年被下放。

4、发展阶段（1977年到现在）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迎来了新的发展和机遇。此后，国民生产总值不断增长，居民消费上升。由于知青返城和经济结构变化及就业扩张，我国人口的城镇化水平也迅速上升，到1992年上升为27.63%。同时这阶段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农民的隐性失业变为显性，而逼使着农民不得不想办法谋出路。而且此时城镇化布局有了重大调整，由内地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并集中，因而造成了国内城镇化发展的地区不平衡。但是在城镇化动力和途径多元化的趋势下，它正朝着良性的发展方向前进。

三、现阶段我国城镇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

首先是城镇建设需占用大量土地资源，如果大力发展城镇与中国国情不符，必将加剧人与土地、水等资源的矛盾，动摇农业发展的基础地位。第二，城镇规模太小，缺乏明显的集聚效应，公共产品的社会效益差。第三，在管理体制方面，城镇的发展基本上被纳入农村发展的范畴，是实现农村城镇的主要途径，但是缺乏统一完善的布局和规划。第四，城镇因缺乏支撑产业，进城农民易出现城市和农村两边住的“两栖化”倾向，还是没有真正实现离农。第五，。由于城镇城市功能残缺，企业进城的成本较高，往往是非农企业不愿进城，城镇因缺乏支撑其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外来劳动力和人口难以进城立足，使城镇成为“空城”。第六，在城镇经济发展方面，各地片面强调发展工业，导致产业结构单一以及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第七，我国的滞后城镇化（又称低度城镇化）是城镇化发展水平落后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镇化模式，是一种违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必然趋势的不合理的城镇化模式。第八，当前城镇化水平滞后工业化约10个百分，低城镇化率愈发显现出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

四、对城镇化发展道路的探讨：

90年代初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1990年到2001年11年期间，我国地级城市数量由188个增加到269个（除特别说明，本文数据指地级及地级以上城镇的市辖区数）。市区非农业人口超百万的特大城市由31个增加到41个。城镇覆盖的面积达408.9万平方公里，比1990年增加了219.2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比重由1990年的20％增加到42.6％。虽然目前我国的城镇化滞后工业化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但随着十六大的召开，中国城镇化建设正进入新阶段。

第一，我国人口多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城镇化必须走多元化发展的路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协调发展，形成分工合理，各具特色的城镇体系。适度积极地发展大中城市，合理地发展小城镇是推进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大战略。小城镇建设的重点要放在现有的县城和部分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建制镇，不能遍地开花，搞低水平重复建设。繁荣小城镇经济是小城镇发展的基础，要以农产品加工业和农村服务业为重点，形成符合当地特点的支柱产业。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进城务工经商是农村城镇化必然要经历的程，要正确认识农民工问题，善待农民工。对进城农民工要“减负、服务、留退路（不要急于收回承包地）”，以降低农民城镇化的成本，减少社会稳定的风险。

第二，从我国耕地资源状况出发，为了应对加入WTO的挑战，保持农业生产稳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我国城镇化的最重要目的就是实现农村人口的大规模充分转移。而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城镇也已成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目的地。繁荣农村经济和加快城镇化进程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只有积极推进城镇化，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才能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第三，订立城乡一体化战略，从着眼城镇竞争力角度来看，首先要放开户籍制度，把能人吸引到城镇里来，这样能够带动很多就业，而担心放开导致城镇膨胀没有必要。近几年来，我国城镇全面实施城乡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放宽了城镇化发展急需的各类人才进城落户的条件，有些地方还推行了投资、买房可落户的政策，确立了以居住地和就业为原则，实行以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落户基本条件的户口准迁制度。城镇基础设施的更新、吸纳能力的增强，使得人口的合理、有序流动成为可能，也为城镇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后备支援。

第四，城镇要成为经济增长点战略。要依托特色产业，形成生产要素聚集，增强带动周边地区的能力。

第五，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城镇化新体制。首先要转变政府职能，要抓好城镇规划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维护平衡。其次要进行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要将基础设施企业化，要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和改革户籍制度。同时也要合理调节城镇产业结构和人口容量，提高城镇的消费水平。

十六大报告指出，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条件为基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同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服务业结合起来。要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我们有理由相信，乘着十六大的东风，我们的城镇化道路会走得更好。

摘要：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城镇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城镇综合实力进一步加强，城镇建设日新月异，城镇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此，城镇化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强。同时，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还比较低，城镇化还存在着很多方面的问题，如何在新时期有效地推进我国的城镇化建设仍是一个难题。本文从我国城镇化的基本特点、基本过程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出发，探讨了其今后的发展思路和道路。

城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江西城镇化发展的成效显著

建国以来，江西围绕加快推进城镇化，大力培育中心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集约发展小城镇，全省城镇规模进一步扩大、结构进一步优化、功能进一步完善、人居环境进一步改善、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城镇化水平跨上了新台阶，吸引着周边地区资本、技术、人才、产业向城镇集聚，加快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促进了经济和社会健康快速发展。

1.城镇化水平有明显提高。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使江西城镇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突出表现为城镇人口迅速增加、城镇体系日益完善、城镇布局日趋合理。从城镇人口来看，1949年全省总人口为1314.04万人，城镇人口为124.83人；2011年全省总人口为4488.40万人，城镇总人口为2051.20万人；2011年与1949年相比，全省总人口增长241.6%，城镇人口增长1543.2%，城镇人口增长幅度大大高于总人口增长幅度；城镇化率由1949年的9.5%提高到2011年的45.7%。特别是“十一五”期间，江西城镇化率由37.1%提高到了44.1%，在全国位列第19位，高于河南、湖南、河北、安徽、青海、新疆、广西、甘肃、贵州、四川等地；在中部地区，江西城镇化率列第三位。[4]从城镇体系来看，至2010年底，全省设市21个，市区面积已达32825.83平方公里，其中城区面积1626.80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856.90平方公里，分别比2000年增加了2348.73平方公里、72.80平方公里和313.90平方公里，分别增长7.2%、4.5%和36.6％；人口在1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有南昌市，人口在50万～100万人的大城市有赣州市、九江市、景德镇市、吉安市、抚州市，人口在20万～50万人的中等城市有新余市、萍乡市、宜春市、上饶市、南康市、瑞金市、丰城市、高安市、樟树市、鄱阳县、兴国县、于都县、信丰县，还有人口在10万～20万人的小城市28个以及各类建制镇770个，逐步形成了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大城市为骨干，中小城市为支撑，众多建制镇为基础，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从城镇布局来看，江西绝大部分城镇临水沿路而建，逐步形成了以南昌为中心，以浙赣线和京九线为发展轴带的“一心二带”大十字格局。大十字架附近区域的城镇化水平和城镇密度较之其他区域要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要高，由此江西城镇的空间布局呈南稀北密的特点，浙赣铁路线以北的地区有16座城市，以南地区仅有5座城市。

2.城镇拉动经济明显增强。改革开放以来，江西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发展水平的趋势是同方向变化的，两者呈正相关关系，表明城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作用。这是因为：城镇可以聚集土地、资金、技术、人才、政策等要素，大大提高经济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促进经济快速有序发展；同时，城镇和第三产业发展紧密相连，城镇化不仅能够推动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公共服务发展，还能够推动商贸、餐饮、旅游等消费型服务业和金融、保险、物流等生产型服务业发展，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1978年江西城镇化率为16.8%，到2011年全省城镇化率提高到45.7%。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全省GDP总量由1978年的87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11583.8亿元，三大产业的结构得到明显改善(见表5)。1978年江西三大产业的比例为1:0.91:0.49，到2011年其比例调整为1:4.74:2.59；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0.4%上升到2011年的31.1%。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镇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对全省的经济贡献率不断提高，城镇龙头作用日益显现。2010年城镇经济占全省GDP比重为87.23%，在全省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城镇化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源泉。

3.城镇就业人数明显增加。江西以产业集聚区为载体，统筹城镇功能区与产业集聚区建设，加快产业向城镇集聚，使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工业生产、商务贸易、交通运输和社区服务等成为就业蓄水池，不仅为城镇居民提供就业岗位，而且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提供就业岗位。同时，通过建立与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城乡一体化就业市场、就业信息披露机制、就业综合服务体系，消除对进城农民工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使城镇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全省城镇就业人数由1978年的267.4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802.02万人，增长199.9%；2010年与2000年相比，南昌市、景德镇市、萍乡市、九江市、新余市、鹰潭市、赣州市、吉安市、宜春市、抚州市、上饶市城镇化率分别提高16.83个百分点、10.72个百分点、19.99个百分点、14.28个百分点、18.97个百分点、12.5个百分点、16.97个百分点、15.65个百分点、10.77个百分点、10.59个百分点、24.92个百分点；城镇就业人数分别增加62.98万人、13.41万人、13.84万人、33.83万人、17.82万人、14.33万人、33.4万人、30.37万人、29.83万人、24.78万人、38.93万人，其增长率分别为63.8%、47.6%、53.2%、57.0%、138.1%、113.7%、52.4%、67.6%、54.3%、62.6%81.8%（见表6）。城镇化是增加城镇就业的重要途径，据测算，全省城镇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转移44万农村人口到城镇生活。[5]以九江市为例，该市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深化户籍改革，放宽市辖浔阳区、庐山区、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落户条件，基本取消所辖县（包括共青城市、瑞昌市）人民政府所在地镇（街道）的落户限制，全面放开其他建制镇的落户条件，鼓励、引导本市籍农民、外来进城务工人员和经商人员向城镇转移落户，[6]使该市2006年～2010年城镇就业人数分别比上年增长9.3%、5.1%、4.8%、4.2%和4.6%。

4.城镇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江西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坚持基础设施建设优先的原则，加大市政建设力度，使城镇各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完善，提升了城镇的集聚力、吸引力和承载力。“十一五”期间，全省各类城镇完成市政设施建设投资747亿元，年均增长25.3%。城市道路和交通建设得到长足发展，2010年末，全省城市道路面积11330.3平方米，比2000年增长244.07%；城市道路总长度达到5742公里，比2000年增长89.32%；城市公共汽车、电车营运车辆7048辆，比2000年增长74.84%（见表7）。随着南昌市青云水厂三期工程、景德镇第四水厂、赣州市第三水厂、南康市第二水厂等城镇供水设施的建设和投产，全省城镇供水能力进一步增强。2010年全省县城以上城镇日供水能力达495.23万立方米；居民自来水普及率97.43％，比2000年增加4.13个百分点；供水管道长度达9526.55公里，比2000年增长140.08%。九江市、吉安市引进上海通达公司建成天然气供气项目，不仅为政府节约了大量投资，而且提高了市民生活用气质量。2010年末全省城市人工煤气供应量为58207.88万立方米，比2000年增长47.5%；城市液化石油气供气总量188847.33吨，比2000年增长14.66%；城市燃气普及率为92.36%，比2000年提高23.16个百分点。城镇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有效扩大了城镇人口容量、提升了城镇功能和效率、促进了城镇现代化建设。

5.城镇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江西突出加强事关城镇长远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基础性、功能性、生态性设施建设，重点加强城镇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和园林绿化建设，走环境友好型城镇化发展道路，使城镇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到2010年底全省共有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100座，是全国第五个实现县城以上城镇污水集中处理全覆盖的省份，日污水处理能力达272.55万立方米，全年处理污水总量达7.6亿立方米，污水处理率达80.83%，比2005年提高45.91个百分点（见表8）。城镇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大幅提高，到2010年底全省城镇垃圾无害化处理场17个，垃圾无害化处理量300.2万吨，垃圾无害化处理率51.6%，其中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85.89%，比2005年提高37.02个百分点，在全国排第13位；生活垃圾清运量284万吨，比2005年增长7.58%。按照造林绿化“一大四小”工程要求，全省城镇园林绿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到2010年底全省设市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6.62%，绿地率43.2%，均在全国排第1位；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3.04平方米，比2005年新增5.22平方米，在全国排第7位。目前，宜春、景德镇、南昌、新余、赣州、萍乡、吉安7个城市被评为国家园林城市，武宁县和吉安县被评为国家园林县城，萍乡安源区安源镇评为国家园林城镇；11个设区市和28个县（市）评为省级园林城市。2010年城市绿化覆盖面积48924公顷，比2000年增长144.08%；城市公园数由2000年的109个上升至2010年的238个，公园面积增加至6442公顷，增长253.96%。城镇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为建设绿色生态江西、创建一流人居环境，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保护鄱阳湖“一湖清水”作出了积极贡献。

江西城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虽然建国以来江西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突出表现为：城镇化水平落后于邻省及全国的水平、各设区市的城镇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全省经济发展水平、城镇经济聚集和辐射功能发挥不充分。这些问题使城镇产业发展水平和人口聚集能力难以适应加快城镇化发展的要求。

1.城镇化水平落后于邻省及全国的水平。近年来，江西经济社会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呈现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良好态势，但若把江西城镇化发展放到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中来审视，与发达地区或周边发展较快的邻省相比，江西城镇化水平仍然滞后。从江西城镇化历程来看，城镇化率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78年江西城镇化率为16.8%，比全国城镇化率17.9%低1.1个百分点，到2011年江西城镇化率虽然提高到45.7%，但全国城镇化率为51.3%，与全国城镇化率的差距扩大到5.6个百分点，说明江西与全国城镇化差距呈扩大趋势。在华东六省中，2011年江西城镇化率仅高于安徽省0.9个百分点，分别低于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城镇化率16.2个百分点、16.6个百分点、12.4个百分点、5.3个百分点（见表9），与这些省的城镇化差距也呈扩大趋势。不仅如此，江西作为一个内陆欠发达省份，其城镇化基础薄弱，拥有的城市数量在中部地区最少，拥有百万人口以上和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数量在中部地区也最少。2010年，江西除城市用水普及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之外，城市燃气普及率、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等城市设施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同时，在城镇化建设中普遍存在重建设、轻规划、品位低问题，有些小城镇脱离自身基础和经济发展需要，盲目扩大镇区规模，对有限的土地资源不加珍惜，使土地利用效率低下。

2.各设区市的城镇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江西城镇化地域差异大，突出表现为各设区市之间的城镇化发展极不平衡。南昌市作为省会所在地相对其他城市而言，由于其对流动人口有较大的吸引力，具有更强的吸收转移人口的能力，2011年城镇化率为67.24%，比2000年提高18.36个百分点，比全省平均水平高21.54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最低的是宜春市，2011年城镇化率仅为38.19%，与城镇化率最高的南昌市相比，两者城市化率竟相差27.52个百分点。2011年与2000年相比，城镇化率提高最快的是上饶市（城镇化率由16.97%提高到41.74%，提高24.77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提高最慢的是抚州市（城镇化率由26.61%提高到38.82%，提高12.21个百分点），两者城镇化率提高幅度相差12.56个百分点。2011年11个设区市中仅有南昌市、景德镇市、萍乡市、新余市、鹰潭市的城镇化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见表10）。同时，县域城镇化率差距较大、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依然突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城镇不多，县级城镇之间缺乏明确的分工和协作关系，造成许多同构性浪费和低水平的自我竞争局面，未能依托新兴产业形成先进的现代产业和较强的区域经济竞争力。全省城镇化地域差异，形成不平衡的区域经济格局，对整体推进江西现代化进程带来很大压力。

3.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全省经济发展水平。城镇是工业化的载体，按照城镇化、工业化发展规律，城镇化要与工业化发展相适应。从发达国家城镇化进程来看，其城镇化水平往往高于工业化水平，目前国际上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根据钱纳里模型，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城镇化率会领先工业化率近30个百分点。[8]江西城镇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业发展，但没有像多数国家和地区那样带来人口和产业的大规模集中，其结果造成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全省经济发展水平。2011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583.8亿元，按当年全省年末常住人口4488.4万人计算，人均生产总值约合3898美元。当年江西工业化率为48.5%，按城镇化率领先工业化率30个百分点计算，全省城镇化率应在78.5%左右。然而，当年江西城镇化率仅为45.7%，不仅没有领先工业化率，反而低于工业化率2.8个百分点（见表11）。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全省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不利于城镇吸纳农村人口，而且会阻碍工业现代化及其经济效益的提高，使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受到限制，人口素质难于提高，从而阻碍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4.城镇经济聚集和辐射功能发挥不充分。实施城镇化发展战略，不是为城镇化而城镇化，而是为了利用城镇对人口、资本、资源、技术和商品的集中所带来的聚集效益和城镇经济辐射效应来促进经济发展。然而，由于江西大中城市数量少、发展水平低以及小城镇粗放发展，导致城镇的经济聚集和辐射功能发挥不充分。相对于小城镇而言，大城市更能发挥城镇的聚集效益和辐射能力，对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辐射力和吸引力，带动其繁荣和进步。然而，江西大城市数量少，至2010年底，全省有特大城市1个、大城市5个、中等城市有13个、小城市28个和各类小城镇770个，大城市占全省城镇数量的比重仅为0.7%。同时，江西大城市普遍存在产业水平低、竞争力弱等问题，使其对周边地区的经济辐射带动能力不强。2012年5月2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北京《2012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该报告显示，根据经济规模、经济增长、经济效率、发展成本、产业层次、收入水平、居民幸福感、就业水平指标，所列的294个城市中，江西仅南昌市排名第42位进入百强，其他设区市排名都在100位以后。南昌市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的经济实力不强、聚集和辐射能力较弱，制约了其辐射和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城镇是第二、三产业发展的基础和依托，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与城镇发展有高度的相关性。江西中小城市不仅规模偏小、数量较少，而且各城市产业同构和结构雷同现象严重、互补性差；普遍缺乏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大型企业集团的支撑，承上启下的节点作用不够突出；产业支撑能力不足、产业聚集层次低、技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二、三产业所占的比例过低，不利于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所有这些，都会使中小城市难以有效辐射和带动周边地区发展。江西小城镇虽然数量不少，但档次低、规模小、布局散，服务和带动其周边乡村发展的功能较弱。档次较低，多数小城镇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实力弱，未能进行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结果城镇功能不完善，难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形成地方产业特色，限制了其辐射带动作用的发挥；规模过小，多数小城镇还只是简单的商品交换集散地，对要素资源的聚集能力弱，金融、信息、技术等生产业缺失或服务水平低下，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不完善，承接外部产业的能力弱，发展后劲不足，更谈不上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布局分散，众多小城镇发展缺乏规划、布局分散，相互之间未能形成明确的分工和协作关系，不仅分散了发展力量，造成许多结构性浪费，而且形成低水平的自我竞争局面，难以产生较强的辐射能力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能力。

推进江西城镇化发展的建议

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30%提高到60%时，城镇化将进入加速发展时期。2011年江西城镇化率为45.7%，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江西应抓住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的良好机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走具有江西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以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城镇化进程，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努力实现城镇化快速、有序、健康发展。

⒈以科学规划指导城镇化建设。城镇规划是城镇建设的蓝图，决定着城镇未来的发展。江西要推动城镇的科学发展，必须充分发挥规划的战略性、前瞻性和导向性作用，深入研究各城镇历史文化、风俗民情、产业基础、承载能力、发展前景，用先进的规划理念制订科学的城镇规划，充分展示城镇的历史内涵、现代风貌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切实做到以科学规划指导城镇化建设。近年来，江西省委、省政府明确要求编制城镇规划应充分体现先进的城镇发展理念，坚持世界眼光、立足长远发展、面向城镇未来，着眼于资源能源节约、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健全、人流物流便捷、经济文化繁荣、社会事业发达、城镇管理高效、生态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和谐等城镇现代化发展，高标准、高起点搞好城镇规划。为此，城镇化要坚持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以规划统领城镇化，提升城镇设计和建筑水平，明确城镇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分工和空间布局，引导生产要素向城镇集聚，提升城镇安全、便捷、舒适功能，保护城镇生态环境，并加强对实施规划过程的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维护规划的严肃性，保障实施规划的有效性，防止和制止实施规划过程中的随意性；城镇规划要统筹考虑自然条件、历史沿革、人口规模、经济基础、发展前景和居民意愿，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基本农田保护规划、土地整理规划、环境保护规划、交通运输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等有机衔接，形成城镇发展规划体系，合理确定城镇性质、规模、发展方向和布局，做到既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又体现时代性和超前性；城镇规划要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等重大发展战略相衔接，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好江西得天独厚的江河、湖泊、山林、湿地等自然禀赋，依托区位交通、特色产业、历史文化和旅游资源，提升城镇文化品位，彰显城镇个性魅力，着力形成结构合理、布局协调、功能互补的城镇发展新格局，充分发挥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比较优势，努力做到优势互补、共创多赢；城镇规划既要注重规划前瞻性，结合江西城镇化发展实际，坚持立足长远、面向未来，高标准、高起点搞好城镇规划，切实解决规划赶不上发展、规划滞后于建设的问题，又要坚持规划科学性，防止出现脱离实际、过度超前、贪大求快、因人力物力财力难以承受而在实际工作中无法实施问题，根据城镇的基础条件、能源资源、环境容量等，科学确定城镇人口规模和区域规模，使其有足够的承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完善规划科学决策机制，坚持政府主导、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要求，严格规划编制和审批程序，重要规划要多方案备选，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并通过立法保证规划的实施。

⒉以产业发展支撑城镇化建设。产业发展创造供给，城镇化建设创造需求，产业是城镇化的“发动机”，城镇化是产业的“加速器”。没有产业支撑，城镇会因此缺失活力、缺少张力、缺乏竞争力，壮大城镇实力、提升城镇地位、强化城镇聚集和辐射功能，基础在产业、关键在产业、着力点在产业。要加速推进江西城镇化进程，必须把产业作为城镇化的关键和核心，以产业发展支撑城镇化建设，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坚持“三个结合”，实现城镇与产业联动发展、协调共进。首先，城镇化与工业化相结合。要以产业集聚规模化的新型工业发展来支撑城镇化发展，把工业化作为增强城镇经济实力的路径，将实施工业强省战略与城镇化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工业化和城镇化“双轮驱动”，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互促进、互动发展。按照“产城一体”的要求，从各城镇的实际出发，大力发展与当地资源结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特色产业，如在昌九工业走廊打造共青城部级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基地，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航空制造、绿色照明、生物制药等新兴产业；着力培育景德镇直升机、南昌航空城、上饶太阳能、吉安通讯终端、宜春锂电新能源、赣州钨和稀土、鹰潭铜、新余镍材料精深加工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大力发展电子信息及应用软件、生物医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发挥企业主体和政府引导、扶持作用，促进集成创新和自主创新，增加高科技含量与高附加值产品生产，加快无污染、低耗能、节水型工业化进程，推进以资源节约、综合利用、清洁生产为重点的节约型和环保城镇建设。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注重提供就业机会和打造创业平台，增加就业岗位，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通过工业园区实现产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和区域结构的升级，强化要素聚集与辐射效应，全面提高城镇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其次，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结合。按照城乡产业联动和协调发展原则，以城镇为依托，培育和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农业现代化、市场化发展，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生产要素向农村合理流动，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着力形成城乡产业分工合理、区域特色鲜明、生产要素和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产业发展格局；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优化农业区域布局，推动优势农产品和特色农产品向优势产区集中；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运销业，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提高农产品加工程度，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构建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的高效农业产业体系，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引导城镇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农村转移和扩散以及农村工业向园区集中。第三，城镇化与服务业发展相结合。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服务业高度发达，要在大力发展商贸流通、餐饮服务、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的同时，加快金融、保险、物流、证券、信息、文化、咨询、物业、社区等现代服务业发展，使城镇成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重要集散地，聚集人气、财气、商机，提升城镇形象，提高城镇品位，完善城镇功能，增加就业容量。

⒊打造具有江西特色的城镇群。要加快江西城镇化建设，必须根据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龙头昂起、两翼齐飞、苏区振兴、绿色崛起”区域发展格局和“一群两带三区”省域城镇空间结构体系，坚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的原则，把城镇群作为完善城镇体系的主体形态，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等重大发展战略相衔接，大力发展大中小城市、扶持县城及中心镇建设，着力打造具有江西特色的城镇群，形成结构合理、布局协调、功能互补的城镇发展新格局。首先，要着力培育以南昌为核心的环鄱阳湖生态城镇群。把建设环鄱阳湖生态城镇群作为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重要内容，摆在全省推进城镇化的突出位置，着力培育以南昌为核心，以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中心城市为支撑，以昌九工业走廊地带县域城镇为重点，以滨湖田园风光城镇为补充的环鄱阳湖生态城镇群，突出其生态、低碳、集约、高效的特色，注重城镇合理分工，加强城镇之间的联系与协作，使环鄱阳湖生态城镇群成为世界湖区可持续发展的样板。在培育环鄱阳湖生态城镇群过程中，应根据适度非均衡发展理论，整合资源优先发展有较强经济实力和较高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做大做强南昌，强化其聚集和辐射功能，增强其产业基础的扩张能力，加快人口和生产要素聚集，使之成为环鄱阳湖城镇群的核心城市，引领江西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其次，要加快沪昆线和京九线两条城镇带的发展。以沪昆线和京九线为发展主轴线，加强中心城市和沿线城镇之间的联系与协作，组织协调其产业分工与合作，形成“大十字”城镇空间架构。在沪昆线西段加快发展以新余、宜春、萍乡为中心的赣西城镇群；在沪昆线东段积极培育和拓展以上饶、鹰潭为中心的赣东城镇群；在京九线北段重点加快昌九工业走廊建设和沿江开发，积极推进南昌和九江相向融合，加快一体化发展，使之成为全省城镇化发展和环鄱阳湖城镇群的核心区，抓住向莆铁路、海西经济区建设的机遇，加快以抚州为中心的赣东南城镇群建设；在京九线南段重点发展以赣州、吉安为中心的城镇群，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第三，加快南昌、赣州、九江三大都市区建设。把做大做强中心城市放在江西城镇化建设的突出位置，大力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以加快产业集群和人口聚集为重点，提高中心城市要素聚集、科技创新、文化引领和综合服务功能，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力和带动力，加快南昌大都市区、赣州都市区和九江都市区建设。把南昌打造成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和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国家综合交通枢纽、全国低碳经济示范城，强化南昌在全省城镇化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充分发挥其在江西城镇化进程中的辐射力和带动力。充分发挥赣州都市区生态、资源和人文优势，使之成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主要平台和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示范区域。把九江都市区建成现代化港口旅游城市、区域性物流枢纽和长江沿岸重要工业基地，增强其对周边地区发展的辐射力和带动力。第四，扶持县城及中心镇建设。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把县城作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转移的重要载体，扶持县城及中心镇建设。发挥县城连接城乡、承上启下、促进城乡互动的纽带作用，推动城乡之间公共资源均衡分配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抓好特色镇、重点镇、交通枢纽镇建设，把小城镇建设与培育特色优势产业结合起来，与逐步减少“空心村”结合起来，与提高“三农”服务能力和水平结合起来，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结合起来，与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向工业园区转移就业结合起来，使之成为辐射和带动农村发展的消费中心、生产要素集散中心、“三农”服务中心、社会保障和公共社会服务中心。

⒋着力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决定城镇的承载力，要加快江西城镇化建设，必须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的抓手，加强城镇交通体系、市政公用设施、公共服务设施、防灾减灾和应急设施建设，改善城镇居住环境，全面提升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首先，要加强城镇交通体系建设。加快城镇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城区为枢纽、建制镇和乡集镇为节点，构建起干支衔接、便捷、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加强城际间交通网络建设，形成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等立体交通体系；以公共交通为重点开展城市快速公交系统建设、加快公交专用道和场站建设、抓好公共停车场建设，优化城市路网结构，提高道路交通管理水平，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其次，要加强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加快城镇供水、供电、供气、通讯等市政公用设施，统筹考虑供水、排水、排污、供气、通讯等，搞好地下管网建设和改造；加强水厂和配套管网建设，改造提升供水处理工艺，抓好重点城镇备用水源建设和水质监测，确保供水安全；完善供电网络建设，坚持主干电网建设和配电网建设并重，完成城镇电网改造，确保城镇用电安全、稳定、可靠；结合“西气东输”工程，推进以天然气为主要燃料的城镇供气设施改造，提高城镇燃气普及率；加快城镇通讯网络建设，推进电信、电视、计算机三网融合，加快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和物联网的发展，逐步形成进入千家万户的区域性信息高速公路。第三，加强城镇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满足居民教育、医疗、文化、科普、体育和休闲娱乐需要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升城镇公共服务功能和社会发展水平。优化教育结构和布局，全面提升义务教育水平，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不断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健全城镇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快建设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扩大社区卫生服务覆盖面；加强城镇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重视历史文脉的继承和发展，弘扬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特色，提升城镇文化内涵，形成与城镇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建筑风格和城镇风貌；根据提高文化素质要求和居民锻炼身体及休闲娱乐需求，增加城镇文化设施和体育设施及休闲娱乐设施。第四，加强城镇防灾减灾和应急设施建设。把城镇防洪、排涝等设施建设与城镇规划建设结合起来，与美化城镇环境、改善城镇形象结合起来，加强沿江河、滨湖地区重点城镇的防洪建设，加大城镇排涝工程建设力度，逐步提高城镇排涝能力；加强城镇的人防、防震减灾和公共消防等设施建设，增强对重大自然灾害的应急处置能力。第五，加快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建设。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城镇棚户区改造步伐，增加普通商品房供给，着力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和新参加工作的公务员等群体的住房问题，努力实现居民安居乐业；加强城镇社会福利设施配套建设，统筹安排社区服务、老年设施建设。第六，改善城镇人居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创建优美、舒适、静谧的文明城镇，改善城镇人居环境。加强城镇历史文化资源和森林、湿地、水体生态系统保护，搞好城镇绿化美化，适度扩大城镇绿地面积；切实抓好城镇污水、废气、垃圾、噪音的治理，使城镇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精心搞好城镇美化亮化，展示城镇“建筑各具特色、色彩优雅协调、花卉草坪绿岛、青山绿水夜景”的美好图景。

城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信息化助推新型城镇化发展，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信息化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信息化发展有利于转变生产生活方式，促进新型城镇化合理进行空间布局，提高城镇公共服务水平，这对于新型城镇化发展很有必要。

（1）信息化发展有利于转变生产生活方式。信息技术发展对于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提高城镇经济发展质量，转变生产生活方式极为重要。物联网，互联网，数字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产业的生产方式变革，另一方面丰富了城镇居民的生活方式。物联网技术是通过射频识别（RFID）、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将任何物品与互联网相连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追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技术。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及推动，促使二次产业、三次产业的生产方式由传统的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粗放型生产方式逐渐向高效、低碳、集约、节约、智能、绿色的生产方式转变。在电子计算机终端控制下，智能化、自动化的机器人参与制造业产品生产，极大提高了车间工作效率，降低了人工容错率，节约了成本与资源，有效避免了大机器生产不可自动调控的缺点。与传统的工业生产方式相比，信息化生产方式环保、低碳、附加值高，对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方面有所帮助。信息技术的进步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尤其微信等应用软件的发展逐渐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微信打车，微信购物，微信支付等应用而生。“微信公众号+微信支付”模式渗透社会各个领域，通过移动终端，出远门可以微信预订、自助选房，微信支付；酒后代驾服务；聚会就餐可以通过终端预订，自助点餐，微信呼叫服务；在医院可以微信全流程支付，微信叫号，随时查看化验单及药方。网络购物，信息消费逐渐增加，一方面丰富了居民的消费模式，另一方面也使居民间接的参与到了商品的设计过程。住房方面，信息技术进步有利于提高住房区的物业智能管理，对其住宿环境，安全等方面有所帮助，也拓宽了居民信息收集渠道。社会保障方面，通过计算机进行统一管理，一卡式服务并按时发放低保，极大的提高城镇居民的生活指数。因此，信息化发展对于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提高城镇经济发展质量，转变生产生活方式很有必要。

（2）信息化促进城镇发展进行合理空间布局。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深入发展，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城市病”越来越影响到城镇化发展的质量，这些问题和矛盾制约了城市发展。信息技术对于优化城市群建设，科学发展中小城市，推进小城镇建设，促进各类城市协调发展作用巨大。信息技术的提高有利于优化城镇化格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了“‘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镇化战略格局基本形成，城市群集聚经济、人口能力明显增强，东部地区城市群一体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中西部地区城市群成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的重要增长极。城市规模结构更加完善，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更加突出，中小城市数量增加，小城镇服务功能增强【7】”。信息技术创新增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有利于发展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实现要素集聚，提升中心城市的影响力，特大城市必须发挥好其核心功能，辐射带动周边城镇，培育形成城市群。中小城市发展也要利用好信息产业，通过信息产业的发展推动其他产业的优化升级，提高其地区经济活力，具备中转联接功能的城市必须要与其他地区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互通有无，联动发展，共同应对外部挑战。有重点的发展小城镇，通过信息化的带动，推动小城镇特色产业，产品发展，发挥好其“亚核心”作用，抑制资源流失，缩小城乡差距，协调城乡发展，支持城市经济发展，增强区域经济实力，因地制宜的进行产业梯度转移，实现中心城市群，中小城市及小城镇之间要素合理流动及信息资源共享，最终实现城镇空间的合理布局【8】。此外，随着相关信息技术及关联技术的创新，城镇地下空间得到了优化利用，通过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建设和管理信息系统、数字城管、地下管线信息管理、智慧城市等信息平台，以现代信息技术助推地下空间利用的有效管理，通过信息化及信息技术的推动，城镇供水燃气部门、道路、广场、高架桥下、街头绿地、商业街区、客运站点和城市出入口等地方均采用电子信息产品，对其日常生产生活进行电子监测，以应对突发状况，实现城市功能日趋完善、环境健康舒适、上下班高峰道路交通堵塞缓解、公共空间管理规范、城市形象明显提升，可见信息化对于促进城镇空间合理布局尤为重要。

（3）信息化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公共服务水平要有所提高离不开信息化的支撑、带动。信息技术的提高带来的是信息化办公，各级政府积极建设电子政务云平台，依托电子政务提高政府日常办公效率。政府通过“统计微讯”和移动资讯客户端主动公开政府政务信息，而且国家统计局积极拓展新媒体信息公开平台，通过官方微信为社会公众提供统计数据、数据解读、统计知识、统计工作等各类统计信息，便于城镇居民进行监督。在劳动力就业管理方面，信息化有助于相关部门对劳动力进行统一信息收集管理，为劳动力提供企业招聘信息资源及相关技能培训，尤其农民工劳动力，这对于提高整体劳动力素质，提高体力劳动力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都有重要作用。在社会保障方面，信息技术发展有助于提高社保服务信息化，建立参保人信息库和财务信息管理核算云平台，实现参保人医疗费用实时结算，解决参保人垫付费用不便的问题。利用信息技术不断完善网上自助服务业务功能及社保卡信息查询系统，实现业务经办方式多元化，有效提升社保信息化服务水平，切实解决城镇居民的实际问题。此外，信息技术升级加快了信息高速高速公路建设步伐，村村通，户户通，土地整改等项目对于完善城镇基础设施作用明显。在很多领域，信息化的发展对于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实现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都有所助力。

（4）信息化有利于促进产业优化升级。随着TD-LTE（4G）技术、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宽领域应用，信息经济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带动点。2014年上半年，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收入累计17708172万元，同比增长21.3%，数据处理和运营服务收入本期累计30853782万元，同比增长27.5%，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本期累计28983826万元，同比增长21.3%。这些成果既反映出城镇居民对于信息资源数据及服务的需求增加，又体现出信息产业的重要性。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产业优化升级带来了机遇，信息产业逐渐成为各地区的主导产业，进而辐射带动第一、二、三产业的技术变革。一方面，通过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的自动化程度，加强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建立一些农业科技示范田及技术研究机构，对于促进农业生产的优化升级，加强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及推广作用巨大。对于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二次产业而言，必须把新技术新思想用于企业产品研发、制造和企业管理上，这样产业链条才能四通八达，产品才能符合消费者需求，否则必将被市场淘汰。此外，信息产业对于推动经济发展的能力与重要性越来越显著，每一次信息技术的创新变革都是对产业经济的冲击，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及企业正确制定发展战略规划，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主导产业，逐步进行产业优化升级，以信息化助力信息产业优化升级，提高信息产业链附加值，推动信息产业集聚，形成城镇经济增长极，引领新型城镇化向智能化、绿色化、集约化发展。

2信息化带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困境

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信息化发展在带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遇到难题。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信息化观念落后，城镇信息化建设相对落后，不利于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相互促进，阻碍了新型城镇化的“新”发展。

（1）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城镇基础设施质量不达标，道路规划，管道线路铺设不合理导致后期城镇化建设效率低下，重复建设，既浪费了社会资源，又影响了城镇居民生活质量。信息基础设施不健全，光纤、通讯网、基站建设等基础设施更新升级维护不到位，信息闭塞，信息资源获取渠道窄，设备老化。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新型城镇化发展，不利于社会公平公正，需要我们正视。例如在2013年末,全国有16个城市建成轨道交通线路长度2213公里，车站数1447个，在建轨道交通线路长度2760公里，对于缓解城市交通压力意义重大，城镇地区则因地质、资金、技术、管理等达不到标准，难以建设轨道交通，基础设施滞后，智能交通、绿色交通、交通信息一体化无法实现。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制约，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严重失衡，在2013年末,城市集中供热管道达到17.8万公里，集中供热面积57.2亿平方米，而县城供热管道建设4.0万公里，集中供热面积10.3以平方米，差距明显，形成城市基础设施相对过剩和县城及农村基础设施相对不足的矛盾。不利于信息技术的推广与应用，网络信息基础设施等滞后，阻碍了城乡一体化、绿色城镇的发展，基础设施亟待优化升级。

（2）信息化观念落后。在发展城镇化过程中，许多地方还是以工业时代的观念来发展经济，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资源获取渠道极窄，信息闭塞，怎么通过信息化发展来促进城镇化更好的发展，我们应该有一个与之相符的理念指导，这样新型城镇化发展才会少走弯路。

（3）城镇信息化建设相对落后。我国大部分城镇的信息化建设相对落后，信息网络基础设施跟不上信息技术的更新速度。城镇教育科技信息化区域跨度明显，大城市教育信息化程度高，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丰富，中小城镇教育信息化无法与之相比，很难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教育信息化方面硬件软件设施建设。高新技术难以推广，成本过高，现代科技产业园区难以在城镇建设，不能为工农业和企事业单位提供技术、信息服务。城镇管理信息化不强，建立城乡统筹，经济社会各领域一体化智能化发展信息平台难，无法统一调度，统一管理。信息网络安全环境堪忧，信息泄露，失真，被盗等给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更深层次影响社会稳定，信息网络环境建设仍需加强。第三方机构与银行合作不紧密，移动手机支付业务在城镇地区难以发挥作用。很多地方缺乏相应的信息管理系统，不能实现智能化管理，城镇信息化建设相对落后，城镇化发展质量难以提高。

3信息化带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途径

新型城镇化为信息化发展提供空间载体，信息化离不开新型城镇化发展，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何使信息化更好的带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其中智慧城市是关键，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是推手，转变信息化观念是重点。

（1）智慧城市是信息化带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随着信息技术的多渠道宽领域应用，智慧城市概念的提出越来越成为社会热点，许多学者专家达成共识。智慧城市将在未来成为信息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平衡点，最终达到新型城镇化智能化发展。以信息化为核心的智慧城市融合了移动互联网,4G技术，云计算，物联网等高科技技术，信息采集及数据分析能力突出，能够及时对自然灾害进行预警，降低人民财产安全损失，提高城镇市场经济活力，实现城市内各部门之间信息传输，改善城镇发展环境，提高城镇居民生活指数。智慧城市的建设有利于改善传统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距。通过智慧城市建设，科教文卫等各个领域的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通过信息网络渠道向农村地区外延，农村地区信息化水平得到有效改善，村民能用上智能手机，数字电视，城乡数字化鸿沟有所缓解。通过智慧城市建设，政府政务电算化，政务信息公开透明化，办公自动化等极大提高业务效率，不仅提高了政府运转效率，更为城镇居民提供快捷安全的服务。互联网经济在信息化推动下发展迅速，城镇居民不用担心财产安全，随时可以网上转账支付或者进行金融投资、网上购物等经济活动，丰富了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以信息化发展为契机，包括上海、江苏、长春等诸多城市及城镇提出了向智慧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宽带提速，光纤入户等服务越来越人性化、科学化，“宽带江苏”，“智慧上海”等以地方命名的智慧型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对于提高城镇户籍人口规模，调整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重心，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其意义不言而喻。因此，智慧城市的建设发展有利于信息化带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实现新型城镇化智能化发展。

（2）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随着信息技术发展，信息生产力越来越受到企业政府重视。随之产生一批以信息产业为主的企业或者零售商及零部件加工制造企业,充分发挥产业集聚效应，进而形成产业群，吸引外资或者发达地区技术先进的企业来本地考察投资，带动了新型城镇化发展。产业聚集效应加强，使其他关联产业发展迅速，形成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科技园区发展一方面有利于信息技术爆炸式发展，推动信息技术创新及通讯设备升级，加快信息技术设备新城代谢速度，提高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冲劲，对于改善传统工业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率作用显著。另一方面，科技园区发展可以吸引中高级及基层人员就业，缓解就业压力，对于“城市病”有所缓解。因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发展是信息化带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一个亮点，有助于新型城镇化绿色集约化发展。

（3）加强信息化观念，扩大信息人才队伍。加强信息化思维方式对于转变城镇居民消费模式，提高城镇居民生活质量很有必要。通过教育培训与各种宣传手段，有利于提高城镇居民的信息化思维能力，促进体制建设健全，强化信息资源共享。只有强化信息化观念，城镇居民才会逐渐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运用信息技术、信息产品及咨询信息服务，企业领导就不会固步自封，坐井观天，才能调整企业发展战略，进而助力新型城镇化发展。发挥信息化对于新型城镇化的带动作用必须要落脚到信息产业与信息人才方面，通过信息产业集聚、后备信息人才队伍建设，强化信息化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引领作用。随着3G、4G技术，云计算分布式处理、分布式数据库、云存储技术，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以知识、信息和技术密集型的信息产业部门发展迅速，这就要求从业人员必须掌握一定的信息技术，从而服务企业与社会。信息技术推广有利于加强员工信息技术能力，扩大企业后备信息人才，提高企业盈利能力，有利于企业进行优化升级，合理配置资源，有利于企业高管准确抓住市场信息，正确进行企业未来战略定位和发展决策。综合来看，加强信息化观念，扩大信息人才队伍对于推动信息产业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作用巨大。

城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著名城市学家贝利曾指出，20世纪快速城市化过程尽管存在很多共性，但是其道路却各不相同，差异主要源于文化背景及发展阶段的不同，并产生多样化的人类后果③。新中国的城镇化战略，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发展演变。正是在这种战略演进之中，国家治理的实践进程以及新近的公共治理需求变化得以呈现。第一，抑制型城镇化或逆城镇化。自新中国建立至“”结束，基于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对于城市（镇）化采取极为谨慎的限制发展思路，城市建设总体上处于相对迟缓甚至是停滞且有阶段性起伏的状态。譬如，1949—1957年为显著的上升期，城镇化率从10.64%上升到15.39%；而1958—1965年间，则分别经历了前三年的快速增长和后五年的持续下降，城镇化率一度达到19.75%的阶段高位，也曾一度因撤销城市而迅速降至17.98%。及至“”，城镇化基本停滞，1977年的城镇化率甚至负增长至17.55%④。此阶段的城镇化，受到三方面因素的重大影响：一是工作重心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建设资源的匮乏。建国初年，恢复秩序与发展生产面临严重资源紧缺，这对于选取乡村服从和服务于城市、以农村对城市的支撑能力为依据设计城市发展规模的思路影响深刻。二是城市“生产”的新设置。革命后政权无论是基于秩序可控的考量，还是出于迅速促进国家建设的需要，都亟需发展出生产性而非延续传统的消费性城市定位，以工农产品“剪刀差”实现对乡村资源的超常规汲取，将经济上“小体量”的城市转变成为秩序支配的中轴。从那时延续至今、被人们广为诟病的城乡二元体制，实际上是国家对城市功能进行生产定位置换的实践后果。三是以满足城市人口控制、实现城乡区隔化治理的户籍制度。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户籍制度，具有稳定社会秩序、确保资源供给和迅速形成国家统治力的强大功效。然而户籍的居住固着功能逐渐衍生出新的内涵，它逐渐成为城乡分治体系下大量社会福利差异化配置的“分配器”，这实际上以计划方式固化了城乡之间的权益格局。第二，补偿型城镇化。自改革开放至2000年左右，城镇化主要经历了由农村体制改革和农村工业化推动（1979—1984），由城市体制改革和制造业快速发展推动（1985—1991），以及由产业集聚发展和市场化改革推动（1992—2000）三个阶段。这一时期的实践特征，一是突破了“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的既有格局。联产承包制实施后所带来的生产力和劳动力同时解放，为农村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迅速发展创造了契机。二是实现了改革格局由乡村向城市的快速转变。这一时期的城镇化大体延续了80年代初年以来严格控制大城市、适度发展中等城市的基本思路，以做小城镇“增量”为主。三是市场机制所引导的产业集聚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譬如长三角、珠三角以及环渤海等区域的城镇化快速发展，尤其是“打工经济”所引致的全国剩余劳动力的东南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全国的城市空间布局和发展模式。补偿型城镇化的最大特点在于其一定程度规划性与一定程度自发性的结合。从城市主导格局看，大体上还是延续大城市严控思路，但对于中小城市、城镇发展逐渐放松、放开。从农村到城市的市场化导向改革，实际上是以诱致性制度变迁触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方式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国家对于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认识，促进了城镇化探索的不断加速。第三，再平衡城镇化。自2001年至今，城镇化发展进入新阶段，其中标志性的重大发展表现在“十五规划”（2001—2005）至“十二五规划”（2011—2015）明确提出“实施城镇化战略”、“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⑤。在党的十上，新型城镇化被定位为推进现代化发展的“新四化”之一，并力图通过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之间的深度融合、良性互动而系统性地助益于国家的全面现代化。城镇化的再平衡阶段，其津要有三：一是明确将原有的“城镇发展方针”升级为“城镇化战略”。这与之前“控大放小”、谨慎做增量的模式有明显区别，其发展推进力度是以往诸阶段所无法比拟的。二是城市群发展理念得到国家政策认可。在90年代末期提出“逐步形成合力的城镇体系”基础上，在更高层次和更大规模上展开城镇化建设，意味着既要克服以往小城镇发展中的“农村病”，更要试图医治城市成长过程中的“城市病”，在大力提高资源整合度的同时有效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市场化改革下的中国城市，将呈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多样和异质水平。而把市场发展作为社会进步的驱动力，国家就有必要去管理新出现的社会复杂性、分工和流动⑥。三是将“人的城镇化”定义为城镇化的本质⑦。将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环境生态与民生改善直接联系起来，具有试图通过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再调整，以促成更高层次的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群际之间发展平衡的鲜明特征。从上述演进中，可以得到如下认识：其一，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深刻影响作为现代化组成部分之城镇化的理念选择与目标定位。中国的压缩式现代化模式着重考量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秩序可控，二是经济发展。在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状况未发生根本改变之前，对国家现代化现行模式的改进或优化总体上都只能是调适性的。在此背景下，以往的城镇化大体上都限定在“抑制—补偿”的认知框架之内。经由谨慎和渐进的“经济—政治”改革，中国实际上正发展成为拥有“自己独特的态度和条件的混合体”⑧。当秩序稳定和经济发展上更具公平导向的民生诉求日趋高涨时，对城镇化建设“又好又快”的发展预期便需要得到严肃对待，“新型”的城镇化便灿然登场。其二，国家的治理结构直接决定着城镇化的发展动力与推进形态。从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源角度看，从国家限制到边缘探索、再到国家规划，抑制型城镇化体现了国家计划资源从乡村向城市单向提取的急切需要，补偿型城镇化表现出了乡村改革、城市改革和普遍市场化改革的层层递进，它们先后成为城市发展的基础动力，再平衡的城镇化则是试图整合国家主导力、市场决定力与社会自主性的积极尝试。从严格限制到局部放开，再到顶层设计、协同推进，意味着政府、市场与社会在国家治理中发生了重要的力量配比变化。其三，国家的治理能力塑造着城镇化的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城镇化的演进性与建构性合一，是中国发展的特定政治社会生态所决定的。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城乡内部的显著不平衡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尤其是走出抑制型城镇化的补偿型城镇化在地方治理层面仍有“逐级加速”的态势⑨，造就了突出的进步效应与问题遗存。近年，中国城镇化率业已达到53%，城乡之间的结构对比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乡村中国”正在逐步向“城市中国"转变，而再平衡城镇化的实施则正是加速引领这种变化的重大举措。城镇化战略的形态演进，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前进足迹。从纯粹国家治理工具的实践载体，到社会普遍福祉重构与发展的战略平台，城镇化从政策边缘进入到了国家系统化治理的战略布局之中。这一从边缘到中心的变化，深刻地体现出了中国城镇化由自发到自觉的深刻转变。从国家决策的秩序立场到发展权重、再到民生强调的转变看，城镇化作为治理场域中的公共供给，正在转向于回应一个越来越人本化和均衡化的发展需求。新形势下的再平衡城镇化反映出了国家治理的新期望，同时也意味着场域中公共供求将出现导向“城市性”的新挑战。

二、新型城镇化的型构思路与实践逻辑

从带来契机的重要性与改造面貌的显著度而言，中国的城镇化可以谓之为“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它意味着国家发展站到了一个“新的政治周期和新的经济周期”的起点上⑩。从型构思路看，新型城镇化正发展出人本化的价值预设与再平衡的功能预期。一方面，城镇化的价值目标呈现出从“物欲”转向“人本”的趋势。无论是抑制型还是补偿型的城镇化，大体上都是基于秩序控制和经济发展的国家需求而展开的，均具有鲜明的工具主义色彩和国家主义立场，只不过前者以所谓的一体式“理性谋划”为基础，后者以多样性的发展主义为凭藉。及至新世纪初年，尤其是在新一届中央政府对城镇化这个“大战略、大问题”的人本化描述中，嵌入了对民众利益的高度重视，它或将通过效率与公平均衡导向的政策实施来渐次改变改革成本的非均衡支付。虽然政策表述具有了丰富的“以人为本”面相，但是从发展激励与行为约束的实际到位率看，城镇化的人本化发展转型才刚刚起步。很显然，这一价值预期如何得到实践兑现，仍然需要更为系统化的改革布局来予以保障。另一方面，城镇化的功能预设从“抑制—补偿”范式迈向了发展的再平衡。这种再平衡有两重含义：一是实现国家宏观发展结构的再调整。城镇化是针对于大国体量的非均衡性而提出的重要课题。多年以来，由于资源禀赋、地理区位、政策布局等方面的种种差异，区域之间存在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较大差距。同时，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现实约束和产业分工的实际格局，又导致“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并存的状况。既往的城镇化模式对于改善上述状况业已乏力，因此需要有新思路、新布局。二是实现社会整体权益享有度的均等化。尽管中国在市场化道路上取得重大进步，但是城乡分治的基本态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整个社会的权益保障体系仍深受传统模式的影响，“身份政治”式的福利格局虽有松动，但距离现代普惠性保障体系的发展完善尚有相当距离。因此，在实现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新型城镇化应该成为城乡居民之间、城市内群体之间权益的再平衡过程。从根本上讲，该过程是一个张扬权利的权利再造运动，因而实质上是一个“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过程”。輯訛輥从实践逻辑讲，新型城镇化的引导式、城市性逻辑渐趋清晰。这集中表现为：第一，动力找寻。形成“政府—市场—社会”有机互动的动力结构，对于城镇化的推进至关重要。从以往的发展历程看，行政主导是城镇化推进的基本模式。尽管市场化取向的经济社会改革释放出强大的实践助推力，并通过多种方式将城镇化送上了发展的“快车道”，但是“政府主导、大范围规划、整体推动”的发展格局面临着民间社会尚不具备自发推进城镇化能力的困扰輰訛輥。为此，既需要逐步调适和化解政府既作为改革动力又作为改革对象的主客同体悖论，又需要着力塑造成熟规范的市场机制，更需要深化社会建设以不断提升社会自主性。只有摆脱对于行政力量的过度使用和对于土地要素的过分依赖，尤其是充分发挥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才会有城镇化发展的新路径和新未来。第二，题域整合。大转型时代的中国城镇化正经历一场历时性题域的共时性呈现，表现出极为复杂的多重面相輱輥訛：（1）技术—经济型的城镇化，其核心关注是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这是城镇化有序发展的基础形态，也是后发语境中对于城市的生产定位依然强势的外在表现；（2）社会—政治型的城镇化，是物理空间权利化、社会化重构的空间生产历程，其要义在于循序实现社会与政治权利资源的再配置与权利实现机制的再调整；（3）文化—生存型的城镇化，强调发展的传承性与想象力的统一、同质化与差异性的互渗、有序性与活跃度的共融，认为城市既成为允许和鼓励个性与创造性的社会结构輲訛輥，又成为汇聚和整合民众生活方式一致性的象征符号；（4）生态—环境型的城镇化，在环境权越来越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基本需要的时候，需要真切回应治理与工业化同步的严重环境污染、资源约束以及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紧迫需要；（5）心理—体认型的城镇化，将城镇发展规约成为一个调适心理、接续情绪、安顿灵魂的认同塑造过程。第三，资源供给。在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社会资源配置与交换有着极为复杂的形态，甚至存在着严重的非均衡和欠规范輳訛輥。而新型城镇化则需要实现“资源流”在更高层次上的合理化。原有由乡至城的单向度资源配置既不经济，也缺乏公平，需要有一个结构性的调整，否则城镇化将不可持续。为此，需要通过多重政策组合来引导治理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城镇化建设中的资源供给应该在供给范围、方式、结构等方面有新的调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有效发挥政府的引导力、市场的决定力与社会的自主性，形成城镇化建设资源供给的合作互动模式。第四，机制再造。从公共供求互动的角度讲，城镇化的新发展需要有新的治理机制予以支撑和保障。一是资源汲取机制，在土地国家或集体所有的格局下，优化城镇化发展的资源汲取，核心在于改变地方政府对于土地使用权的垄断性定价和对于土地增值效益的过度提取；二是公民参与机制，包括对于土地使用、产业发展、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方面有更真切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有更多主体性的意志表达；三是权力监督机制，主要是防范随意决策和责任推卸，尤其是在资本逻辑不断扩张的情况下，防范和医治权力与资本的合谋所造成的某种程度的社会溃败至关重要；四是法治保障机制，让法治成为一种社会普遍遵循的生活方式，将政策过程纳入到民主法治的轨道之中，确保城镇化建设规范高效。第五，空间重构。作为一项综合改革进程，新型城镇化具有两个重要层面的空间重构：一是以产业集聚和人口集中等城市要素的扩张为表征的物理空间重构，它将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这一空间重构的基础是以效率为导向的经济地理新集结。二是以民众权利保障和发展的均等化为内容的权益空间重构，意在实现基于公民身份的均等化建构（譬如均衡的权利义务设置，公民权利由法律、政治向社会、生态权利方向以序列方式发展进阶）。此空间重构的基础是以公平为主旨的权利现代化，它将形成以新的人权保障格局为基础的现代公民政治。而健康的城镇化，意味着物理空间重构与权益空间重构的大体协调。这表明，新型城镇化的实质在于空间的社会化重构与社会的空间化重建，这种空间的双重建构历程是一种典型的权利再造历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程。第六，绩效审视。发展的价值目标在于服务于民众福祉的有效保障与普遍增长，这是人本化城镇化的本真涵义。为此，新型城镇化的绩效评价需要有三个转向：一是绩效评价的社会转向，逐步摒弃仅仅基于政策实施方自我评价的自为立场，发展出民意导向的政策过程和绩效评价体系，以引领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二是绩效评价的法治转向，确保城镇化的决策与执行过程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既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又尊重明示的程序和规则，从而充分激发出民众的首创精神和参与热情；三是绩效评价的协同转向，整合性地进行建设绩效评价，将经济效率、社会正义、环境可持续等因素综合起来进行考评，以增强对于长期效应的引导力和关注度。

三、新型城镇化的塑铸作用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作为一项综合性的战略议程，城镇化的本质在于实现从生存性需求向发展性需求转变、从历时性积累向共时性提升迈进。即在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的情况下，新型城镇化需要更有效地回应如何在做大蛋糕基础上实现成果的公平分配，紧紧围绕人的全面发展而努力。这就意味着经济、社会、文化等重大题域的改革发展，要着力解决权力经济以及“弱产权”等体制性约束，通过综合配套改革克服现有模式效能衰减的威胁，实现可持续的新发展。新形势下的城镇化发展转型，需要在原有的国家立场基础上融入更多让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可以参与介入的空间，它正在改变着国家治理的需求表达方式与供给提供方式，形成一种新的治理场域和供求互动模式。这表现为：一是更多基于社会需求引领的城镇化成为富有前瞻性的“国家工程”，具有更强的战略引领力和更显著的实践推进力。二是更多整合性题域的城镇化成为更具可操作性的综合改革工程，特别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新工业与新农业“双向共进式”輴訛輥发展既是形成新型城乡空间的基础，又是型构新型社会结构的依据。三是更多民权保障维度的城镇化成为回归和提升人民主体性的人权工程，通过合理调整乡村内部和城市内部权益资源的配置格局，将有助于有效推进农民权益的市民化。其实，城镇化的上述发展仅仅是一个肇始。对于未来中国的深刻影响，不论是经济形态、社会结构还是阶层基础，都将通过对于深厚绵长之乡村性的城市性改造和置换而表现出来，即通过对于传统性的扬弃和现代性的赢取而实现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城市性是一种复杂现代性的表现。一方面，市场力量与社会力量对政府权力的依附与拒斥并存，公共治理所需的复合动力机制尚未成型。这是城镇化发展应着力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资本逻辑对诸社会领域的强势“殖民”，以及权力机制某种程度上的调控乏力，导致显著经济绩效与复杂社会风险共生，大大增加了国家治理的不确定性和社会转型的难度。这是城镇化实践所应解决好的重点问题。城市是生态、经济和文化三种基本过程的综合产物，城市化便是形成这种“有机体”的“一种心理物理过程”輵訛輥。显然，复杂现代性背景下的中国城市性，对于传统乡村性并非是一种线性的替代，其间存在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错置、拒斥、交融。因此，新型城镇化对于国家治理而言，既是革新发展的历史契机，又或将是筚路蓝缕的未期挑战。从发展机遇的角度讲，新型城镇化对于国家治理具有三重形塑价值。一是面向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性价值。作为经济发展的引擎，城镇化构成对现有发展模式中投资、出口与消费“三驾马车”的部分替代方案。与此同时，通过对小农过密化的系统性改造、对大量非正规经济的革除以及对原来粗放型发展方式的集约化转型，实现发展升级。这意味着，超越于“红利说”、“动力说”等工具性阐释，城镇化的发展性价值从根本上讲就是对于既往模式的超越和对于发展性需求的战略回应。二是面向政治现代化的国家建构价值。压缩式现代化模式注定了非均衡发展战略的阶段合理性与可持续限度，这也为以收缩与调试的再平衡方式实现政府职能优化规定了实践路径。更多地导入市场和社会的力量，以有限政府、能动市场与自主社会的联动格局规避政府失败、市场失灵以及社会失序，将建构的积极因素尤其是政府作用发挥到有助于形成内洽合力的程度，至关重要。三是面向人之现代化的公民资格发展价值。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建设，本质上是自由及其权利保障的函数，核心指向公民自由与社会秩序的调适。它通过促进物态城镇化向人本城镇化的不断转变，将成为大规模的权利平等化重构运动和现代公民资格发展的历程。从实践挑战的角度论，新型城镇化或将引致一系列不确定性和未知风险而影响国家治理。其中，最有可能出现的风险包括：其一，过载风险。譬如人口过速集中、产业跟随滞后、就业持续乏力、交通严重堵塞、社会保障不足、环境承载不堪重负、资源约束一再被突破等原生风险和关联风险等輶訛輥，尤其需要警惕的是权力过载风险（即有可能造成城市行政权的纵向升级和横向扩张运动，从而衍生出大量乱象）輷訛輥。其二，固化风险。即城乡矛盾内化，将非均衡的权益结构固化，把既有的不合理二元结构内化成为城市内部的常态，这是城镇化面临的最大风险輮輦訛。与此同时，与“城市碎片化”紧密相关的阶层收入两极分化亦有可能加剧，从而加深社会碎裂。其三，散逸风险。当大量旧有的村民文化甚至是臣民文化移植进入了城镇，缺乏完整权利义务认知和现代公民身份建构易于导致暴力化、牟利化，致使社会呈现出大量弥散性的各种风险。其四，漂移风险。城镇可能会成为“风险集散器”，各种环境、生态风险极易持续地向四周扩散，形成漂移风险輯訛輦。从根本上讲，这些风险是社会转型中“结构紧张”的或然后果，具有跨域渗透性与层叠集群性等特征，它可能使城镇发展的经济社会代价和环境生态耗损远远超出预期。作为复杂的公共选择过程，新型城镇化将通过引致中国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而深刻塑造国家治理的结构与功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对中国在现代化发展新阶段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的主动回应。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发展主要涉及对规范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的创新。另一方面，确保国家拥有充沛的治理能力和行动能力至关重要。目前，碎片化、短期行为、政出多门以及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是现行治理体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点，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輰訛輦。对于正快速大转型的当下中国，具有较强的汲取能力、整合能力以及社会平衡能力是大国治理所不可或缺的。实际上，新型城镇化正是切合了由社会需求所触发的深化改革实践，为国家治理设定了新的发展向度，也为针对性的改革议题拟定和实施提供了实践平台。一方面，国家治理的结构调整，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从权力理性化的角度讲，在城镇化进程中，为寻求一个依据共同规则管理的国家政府治理体制，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民主的长征”輱訛輦。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的功能调适，需要通过探索公共治理的权威引导模式，不断优化治理工具的选择，将市场化工具、工商化工具以及社会化工具进行优化组合，以更有效率地供给公共物品。因此，“以现代化为旨向识解国家治理”輲訛輦，尤其需要实现政府的效能化与民主化转型，构建服务行政模式，强化政府能力建设，以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四、结论

中国的城镇化历经了从抑制型城镇化、补偿型城镇化到目前新型城镇化的历史嬗变。这一变迁是治理场域内公共需求变化所引致的公共供给变化在国家战略布局上的实践反应。一方面，中国现代化正由中期向后期快速转变，这样的大转型实际上提出了对长期以来执行的非均衡现代化战略和压缩式发展道路进行重大战略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的既有体系和行动能力面对上述战略调整而展开的回应性调适，需要有可行的战略载体和实践依托。经由形态演进而以“新型”方式呈现的城镇化，以新的型构思路、实践逻辑与塑铸作用构成了城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人本化的价值预期和再平衡的功能预设表明，走出了“抑制—补偿”的型构思路，新型城镇化正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塑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格局。渐次改造和置换乡村性，新型城镇化以其引导式的城市性逻辑表述着区别于既往的实践逻辑，逐步发展出新的经济状况、新的阶层集结和新的社会交往。通过以经济现代化为导向的效率提升、以国家建构为中心的秩序重建以及以现代公民资格成型为重点的公正发展，新型城镇化正成为一场名副其实的进步运动。在此过程之中，回应于城镇化所引致的中国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成为新时期国家改革发展向纵深迈进的关键命题，这既关系到国家治理结构的持续优化，又涉及到国家治理功能的调整创新。城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是中国国家治理进程的缩影，其实践形态的演进发展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语境、实践逻辑与全球视野。

城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6篇

不仅要有国家统一规划，而且还要有地方城镇规划标准。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不仅要严格按照中央十二五规划要求进行统筹规划、完善功能、合理布局，而且还要再全国范围内加强城镇化建设，确保我国东、中、西，以及大、中、小等，全面协调发展。在每一个城镇建设过程中，要积极结合本地的环境条件、人文地理以及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基础等，对其发展进行准确定位，做精、做细城镇化建设和发展方案，最终形成自己的发展特色，以此来避免千城一貌、格式化发展局面。在此过程中，城镇规划应当具有前瞻性、连续性以及权威性和衔接性，一旦形成了规划方案，除按必要调整或修改的部分，一律不能随便改动。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做了科学、系统的规划和实施步骤。

2、强化非农用地供应控制，确保粮食安全生产

对于13亿的中国而言，只是单纯地依赖国际市场发展，可能无法有效地确保粮食作物的及时供应和生产安全性。因此，实践中为了能够确保我国十八亿亩耕红线不便，地方政府及土地管理部门，应当严格控制耕地总量，尤其是在非农用地规划建设过程中，一定要严格把关，确保土地规划的动态平衡性。在此过程中，还要注意土地的有效利用率，通过城市建成区内部用地结构的合理化和集约利用度的提高，节约土地资源。

3、新型城镇化要全面提升生态文明水平

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还要注重生态建设。在现代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一定要牢固树立低碳、绿色环保理念，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生态经济以及低碳绿色经济。同时，还要不断强化和力求节能减排，从源头上有效控制能耗、防治污染，淘汰落后企业产能，从而促进现代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此过程中，还要有效利用节能技术、新工艺产品和新材料。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政府应当优先采用经济和法律手段，而且还要适当的采用行政手段。其中，经济手段主要是指收费、排污权交易以及补贴。实践中，补贴和收费制度已经被广泛的应用到实处，但对于部分企业而言，宁愿少交罚款，也不愿投资污染治理。在未来的环境监管中应积极研究和尝试排污权交易制度，以达到污染物总量的控制。

4、要通过信息技术发展，系统推进和引导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发展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出台，为我们展现的绝不是一个大干快上的跃进计划，而是强调人的城镇化和绿色智慧城市的伟大蓝图。作为城市信息化建设的新模式和新阶段，解决“城市病”的重要途径，智慧城市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引起了特别的关注。在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政府一再强调要把创新放在深化改革的核心位置，尤其要发挥科技创新的作用，因此，在建设新型城镇化中，李江颖领航动力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湖北武汉430072信息化被寄予了厚望。如何将信息化、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进行融合发展，似乎也成为诉求相关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城镇化的过程往往也是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一个过程，在城市化率快速提升的背后，掩盖的是城市化过程中衍生的巨大经济与社会问题。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困难等“城市病”层出不穷。这警示我们：在解决了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的问题之后，更大的挑战是如何解决“以人为核心”的宜居环境，以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推动城乡保障、社会事业、公共服务设施的均衡化。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要紧紧围绕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加快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智慧城市（镇）是信息化与城镇化结合的有效模式，这样可以有效满足现代化新型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需求，帮助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提高管理质量和服务水准。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采取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其中包括污水处理、交通设施、空气质量监测、水电气供应、轨道运输、公共安全、社会保障、金融以及城管等系统，而且对现代信息技术的依赖性不断增强。从实践来看，信息化建设不仅可以有效改善供需结构，扩大消费需求，可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及其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转变，促进经济成功转型，以此来确保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可持续。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工业化、信息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互联网、电子商务、电子支付等应用的普及，将改变政府、企业和居民传统的交易和消费行为，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到2020年将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要遵循城镇化的客观规律，积极稳妥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是较为复杂、系统的工程，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既要积极筹划，千方百计推进城镇化的进程，又要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稳中求进，不可急功近利，不搞城镇化的“”。

5、结语

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一定要摒弃传统的规划混乱、缺乏科学合理性以及执行不严等弊病，合理地进行城镇布局与建设，不断优化城镇化建设规模和功能，将其城镇间有效协作。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快速发展，我国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在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应当不断加强信息化建设，以此来推进我国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7篇

首先，通过确定无约束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结构来判断最大滞后期。表2为0—5阶VAR模型LR检验统计量、最终预测误差FPE、AIC、SC和HQ信息准则值［4］，＊标记出依据相应准则选择出来的滞后阶数。可以看出，有一半的准则选出来的滞后阶数为2阶，可判定无约束VAR模型的最佳滞后期为2。第二步，确定协整检验的滞后期。由于协整检验模型实际上是对无约束VAR模型进行协整约束后得到的，其滞后期是无约束模型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所以协整检验的滞后期应为1；最后，通过模型选择的联合检验，确定没有确定性趋势且协整方程无截距作为最合适的协整检验方程（表2）。滞后期为1，加＊表明在5％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3检验结果表明，在5％显著水平下，拒绝0个、至少1个协整向量的原假设，接受至少两个协整向量的原假设，说明LNPI、LNIND和LNUR三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说明农民收入与工业化、城镇化具有长期稳定均衡关系。

2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上述协整分析给出了农民收入、工业化和城镇化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而这种长期稳定关系实在短期动态过程中不断调整下得以维持的。在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得到向量误差修正（VECM）模型。该模型不仅能反映时间序列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还可以反映短期偏离的修正机制，估计结果如下。上述模型描述了均衡误差对农民收入增长短期动态的影响，误差修正系数为负数，表明通过误差修正项的调节，可以使短期内的偏差在较短时间内向长期趋势调整，符合相反修正机制。从模型结果来看，两者的短期动态均衡关系是，工业化每变动1个单位，农民收入将同方向变动0．4499个单位；城镇化水平每变动1个单位，农民收入将同方向变动0．3491个单位。说明工业化较城镇化来讲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表示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Granger［6］和Sims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可解决此类问题，该检验是确定一个变量能否有助于预测另一个变量。由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的阶数非常敏感，为了保证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文章对1至3的滞后期分别做因果检验，然后对结果做统计以全面客观地反映变量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避免简单一次判断所得出结论的武断性。检验结果见表4．由表4我们可以观察到：滞后期数分别为1至3的工业化水平与农民收入增长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滞后期数分别为1和2的城镇化水平是农民收入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农民收入增长不是城镇化水平的Granger原因。由此说明河南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会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民收入的增长又会促进工业化的发展，但对城镇化发展没有影响。

4方差分解

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得到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对农民收入有着显著地影响，但不能说明影响的强度如何。可以用方差分解的方法来分析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对农民收入变动的贡献度，图5、表5是基于VAR（2）模型的方差分解结果。从图5和表5可看出，农民收入的预测误差首先主要来自于自身，但呈持续降低态势，至第8期基本稳定在77．9％以下；工业化、城镇化的贡献度在第2期开始显现出来，并呈持续升高态势，其中工业化在第9期逐渐稳定在7．52％以上，城镇化在第11期渐稳定在14．64％以上。由此说明，工业化、城镇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中期影响较为有限。文章基于协整理论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河南省1978—2009年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实证研究，可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工业化、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是促进河南省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途径。模型结果表明，从短期来看，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将分别促进农民收入增长0．4499、0．3491个单位，这说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有着积极地促进作用。2）工业化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途径。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得到，工业化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具有互相促进作用，可能是由于工业化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能直接带动农民非农就业收入，而农民收入的增加，有利于提高农民务工积极性，从而加快工业化发展。并且模型结果表明，工业化水平比城镇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要高，说明工业化发展的短期效应更显著。3）城镇化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途径。从协整方程结果看，工业化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比城镇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要高出1．2个单位。且方差分解结果表明，相对于工业化影响而言，城镇化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期影响更显著。原因在于，城镇化建设一个由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移的过程，需要一定的周期，在短期内其效应得不到充分发挥，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将明显释放。4）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农民的增收从短期看是较为有利的，但是从中期看期看，影响有限，长期需要探索和制定更为合理的政策来促进农民增收。

城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8篇

【摘要题】农村教育

【关键词】城镇化/农村教育/发展对策

一农村城镇化对农村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

《中共中央关于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推进城镇化条件已逐渐成熟，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

所谓城镇化是指：“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当前，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任务。

1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历程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曲折的发展历程，我国城镇化水平（用百分比表示）已从原来的10%左右，发展至20世纪末的30%以上，现已进入到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城镇化对农村地区教育决策产生着更加重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见表1：

表1新中国成立50多年的城镇化水平

年份城镇化水平／%年份城镇化水平／%

195212.46198019.39

195715.39198523.71

196217.33199026.41

196517.98199529.04

197017.38199830.40

197517.34200036.09

197817.92200137.60

2我国农村城镇化的地区差异

我国农村城镇化的差异既表现在南、北差异上，又表现为东、西差异上。俗话说：“从南往北走，越走越保守；从东往西行，越走越贫穷”。

据2000年统计，各省（市、自治区）按市镇人口比重的城镇化水平排序情况见表2：

表22000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城镇化水平

附图

注：36.09%为当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平均数。台湾地区数字暂缺。

3城镇化发展的阶段特征

农村城镇化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其发展过程必然会显现出从量变逐步走向质变的发育阶段。

据美国城市地理学家纳赛姆(RayM·Northam)描绘的城镇化发展的S型曲线，城镇化水平在30%以下，为初期平缓发展阶段；30%～65%或70%，为中期高速增长阶段；70%以上，则为后期平稳发展阶段，与此相对应，工业化和现代化也在向前发展。

在城镇化的初期阶段，是农业社会，主导产业开始由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向第二产业（工业）转化。我国的西南边陲省、区，总体仍处于这个阶段。此时的社会进程基本上是城镇化与工业化相伴而行，现代化进程开始启动。

城镇化的中期阶段，是工业社会，在第二产业保持稳定发展的基础上，第一产业比重进一步下降，第三产业比重迅速增加，主导产业开始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化。我国东部省、区基本上处于这个阶段。此时的社会进程是工业化推动城镇化高速发展，现代化进程开始加速。

在城镇化的后期阶段，这个国家或地区将进入现代化社会。我国除京津沪3个老直辖市和港、澳特别行政区外，其他省、区都未进入到这一发展阶段。

面对我国农村城镇化高速发展的势头，以及老直辖市、东南沿海、三北地区与西南边陲省、区间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我国农村教育需采取哪些相应对策，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课题。

二城镇化对小城镇和乡村教育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由于城镇化的加速，在我国县（含县级市）及其以下的农村中，出现了占比重比以往大得很多的小城镇，它与乡土农村（又称乡村）的经济社会发育程度、人口集聚程度以及相应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程度等，都具有明显的差异。因此，对小城镇和乡村教育有不同的要求。

1农村教育布局需做重大调整

我国农村教育历来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予以布局，这一观念已陈旧落后。远的如“乡办高中、村办初中、小学办到家门口（自然村）”，早已被淘汰；就是“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的格局也受到了城镇化和计划生育后学龄人口减少的冲击。如今，大部分行政村也办不成小学了。

而像北京市顺义区、上海市青浦区、山东省寿光市、四川省温江县等地，结合“二次创业”尽早以“大手笔”调整学校布局，按人口规模和转移趋势规划学校布局，不是按行政建制的乡、村分散人力、财力、物力，而是撤乡并镇或在中心镇重点加强初中校建设，在县城和有条件的中心镇设置与发展高中校，在乡镇或中心村办小学，取得了教育发展的主动权和良好的办学规模效益。

我们在注重教育规模效益的同时，对于那些一时难以搬迁的村落居民子女，也要以实行寄宿制、复式教学以及适当放宽老师配额等形式，保证儿童都能接受义务教育。

2城镇化不同水平地区应有不同的教育格局

我国西南地区城镇化水平约在25%左右，西北地区城镇化水平约为30%，比起闽粤江浙的约45%和京津沪的70%以上，相距很远。因此，其农村教育结构格局也要有相应的差别才能应对。

在那些城镇化约在30%及其以下的地区，其农村教育格局仍应以县城为重点发展区域，形成以县城为龙头，由基础教育和职成教育两个系列组成的县、乡、村（行政村或中心村）形成的教育网络，并在大有发展前景的乡（镇）或新兴集镇的学校，预留出教育发展空间，以便随城镇化的进程而与时俱进。

京津沪这些城镇化超过70%的稳步发展区域，应该按县城或中心城镇、建制镇、乡或中心村这三级，稳定中、小学教育规模，着重提高教育对现代化建设的适应度，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

在闽粤江浙等城镇化水平较高而又发展迅速的地区，除了在义务教育范围内注意均衡发展，保证办学质量外，非义务教育阶段也应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趋势，依靠有效机制引导教育投资向市场带动、工业带动、外向带动等有发展前景的区域集聚，以使这些区域的教育发展与其成为中心城镇的地位相称，发挥其做为经济文化教育中心对周边城镇和乡村的示范与带动功能。

3劳动力不同流向区域，应有各自特色的职、成教育

在职、成教育的办学机制和内容方面，城镇化发育的不同类型区也应有不同的应对举措。

在以西南省、区为代表的城镇化水平低且发展相对缓慢的农村，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的人口流出区，因此，适应他们外出务工，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劳务的需要，提高其综合素质与实践技能，应成为不亚于为当地产业服务进行教育培训的一大重任。

在以闽粤江浙为代表的劳务输入区，当地居民应有较高的素质和实践技能，经营管理水平也需要有大的提高，京、津、沪地区更是这样；而对大量务工人员的再培训、对常驻的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以至全社会的终身教育也必须提上议事日程。

在那些有发展潜力的城镇或新兴城镇，其城镇建设和相应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都百业待举，专业人才和劳动力素质均不足以满足发展的需要。这种类型地区较为典型地体现了教育服务的全面化，农村教育不仅要为实施“科教兴镇”的发展战略服务，而且要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接受职业教育的个体不仅必须掌握谋生技能，而且必须有较宽厚的基础，为不断轮换从事多种职业、包括自谋职业接受再培训做好准备。成人教育也将成为让所有人自觉地和切实地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不断学习的过程。

所有这些都说明，在农村地区，若不考虑城镇化地区与乡村教育的不同特点，认为城镇化的加速可以无视乡村和城镇教育的特点而照搬城市教育模式办成“一统天下”，就会脱离我国国情。因此，对农村城镇化发展阶段及其地区差异对农村教育决策的影响，必须加强研究，以保持乡村和城镇教育符合实际的决策与健康发展。

三城镇化的高速发展为农村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农村城镇化是社会发展中的巨大进步，其高速发展必然给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

1公民受教育程度及其综合素质需有较大提高

城镇化不仅是城镇人口的集聚过程，而且应该是集聚资本和可用资源，发展二、三产业，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关系，实现农村社会转型和传播城市文明的过程。

显然，低文化程度低素质人群，是难以适应这种集聚和发展需求的。据浙江省的抽样调查，1997年农业从业人员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劳动力与1990年相比，文盲半文盲减少了2.5倍，小学程度者减少了近1倍，初中程度者略有增加，高中及以上者增长了1倍。

从农村（含乡村和城镇）人均收入差异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据浙江省1997年对2700个农户的抽样调查，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中专、高中、初中、小学、文盲或半文盲农户，家庭人均收入比值约为1.58:1.28:1.07:1.01:1:0.8，说明在接受较高普通教育基础上，再接受对路的专业教育，提高其综合素质与实践能力，使其收入增长幅度较大。

上海市青浦区老教育局长施家琦多年对比实验研究结果认为：发展农村幼儿教育对弥合与城市学生的综合素质差距至关重要。因此，农村教育应在巩固普九成果提高质量的基础上，向两头延伸，包括高质量的幼儿教育和逐步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也成为适应城镇化发展的应对举措。

2加强对农村居民的“离农教育”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量农民脱离农业生产，从农村走向城镇或城市，由农民变为市民或城镇居民。这种“离农”，不仅是一种工作的变动、空间的移位或称谓的变化，而且是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由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的重大转变。已经搬迁到城镇的居民，要从“内涵”上实现这种转变；尚在乡村的居民，要迎接城镇化的挑战，继续准备大量向二、三产业转移和向城镇人口转移；留下少数务农者，也应是逐渐脱离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成为懂得现代科学技术、从事现代农业规模经营的高素质的劳动者，也可能是“离农”而深造的“还乡团”。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打工出现的“民工潮”，应采取包括教育培训在内的恰当的疏导政策，使其适应城镇化发展对专业人才和高素质劳动力的需要，实现有序流动。一些打工者自我投资学习技术，不少人已成为城镇建设甚至是现代城市建设的栋梁之才，走出了一条从农民走向市民的成功之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为家庭和家乡走向富裕、文明、幸福，做出了贡献。

当然，我们说的“离农教育”，是一种“人离心不离”的教育，必须继续对学生进行知农、爱农、为农的教育。

3要把克服“小农意识”和倡导“城市文明”的教育提上日程

尽管城镇化发育程度不同的区域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还有很大的差距，但面临农村城镇化迅猛发展的挑战，农村各类型区都应把克服“小农意识”和倡导“城市文明”的教育提上日程。

从乡村农民转变为城镇市民，不仅是劳动者工作对象从传统农业向二、三产业的转变，而且非农产业工作给他们提出了全方位的更高的要求，甚至在价值观念上，如自我意识、环境意识、开放意识和求知意识等，也都应该有明显的转变。

城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9篇

近年来，全县国土资源管理工作在县委、县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执行国土资源管理的基本国策，以“保护资源、保障发展、维护权益、服务社会”为宗旨，以服务县域经济发展为主线，坚持依法行政、不断开拓创新，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资源保障。

（一）坚守耕地红线，做好耕地保护。认真执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落实基本农田保护措施。层层签订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把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纳入目标管理。通过土地二次调查对全县基本农田进行了重新划定。划定基本农田135块，面积2100公顷。制作基本农田保护牌33个，开展了全县基本农田保护卡发放工作，发放基本农田保护卡1900册。建立了基本农田保护档案，做到图件规范、数据准确，实现了基本农田保护工作规范化管理。确保了我县2700公顷耕地和2100公顷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用途不改变。全县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二）积极主动服务，做好用地保障服务。一是严格依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和国家产业政策，统筹安排各类建设用地，优先考虑全县经济建设中重点建设项目和符合产业政策导向的用地需求，保障经济发展用地需要和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二是以“服务从优、速度从快、廉洁高效”为工作出发点，对农用地转用报批工作，实行专人跟踪服务，做到项目有专人负责、进度有专人落实。对城镇既有建设用地土地审批，优化工作流程，缩短审批时间，简化办事程序，加快用地审批。保障了国家扩大内需项目和省州重点项目的顺利实施。为“海晏一诺”公司旅游观光园、海北电力公司红河湾110千伏变电所、达玉民俗村旅游开发建设、10万吨生物有机肥招商项目、环城路建设、海晏县超限监测站、县游牧民定居等项目提供了用地保障。三是加强土地利用监管。深入开展土地“双清”工作，对全县“批而未供”、“供而未用”土地进行了全面清查，对清查出的问题逐宗提出了处理意见。四是全面落实有偿使用制度，认真做好经营性用地及工业用地招拍挂出让工作。加大闲置土地的处置力度，盘活存量土地，加快土地出让，实现土地收益。自2003年以来我县审批各类建设用地176宗，面积206公顷。其中：划拨土地71宗，面积57公顷；挂牌出让土地44宗，面积41.9公顷;协议出让土地61宗，面积108公顷。收缴土地出让金6850万元。

（三）坚持以人为本，维护群众权益。一是依法做好征地补偿。始终把关注民生、维护群众权益作为国土资源部门应尽的职责，坚持依法行政，实行阳光操作。严格遵守征地拆迁有关法律法规，实行“同地同价”和“两公告一登记”制度，在征地工作中妥善解决工程建设与群众生产生活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确保项目建设顺利实施的同时，保证了被征地农牧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落实各项征地补偿费4683万元，全部补偿到位。二是加强地质灾害的监测和防治。制定年度地质灾害防治预案，落实了防治责任，与县气象局签订了《海晏县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服务协议》，动态气象信息。开展汛前排查，汛期检查，加大对地质灾害常识的宣传，提高群众对地质灾害的认识和防范，有效地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三是高度重视维稳工作。及时处理各类土地、矿业权纠纷，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有效化解了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四）加大宣传力度，强化执法监察。一是深入开展国土资源法律知识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广大干部群众依法用地意识。二是完善土地执法监管机制，严格查处土地违法案件。加强动态巡查，充分发挥巡查作用，切实做到违法行为早发现、早报告、早制止。三是高度重视年度土地卫片执法检查工作，提前谋划，主动整改，将违法用地比例控制在15%问责线以下，确保实现“零约谈、零问责”。加大联合执法力度，开展土地出让合同履约情况检查，加强土地供应监管力度，及时发现和制止违规用地，减轻土地卫片执法压力。

（五）夯实业务基础，提高管理水平。一是完成了新一轮土地利用规划修编工作和《海晏县“十二”五土地利用规划》中期评估工作，为科学、合理、有序安排全县各项用地，提供规划依据。全面完成第二次土地调查任务，建立了城镇地籍数据库和土地登记系统，提高了土地登记发证的工作效率和质量，确立了地籍管理工作的基础地位，为国土资源管理提供了全面、准确、现实的地籍数据，也为领导决策、公众咨询提供了科学依据。二是完成了全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国有土地使用权发证工作，发放集体土地所有权证26本，国有土地使用权证29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77本，完成工作量100％；发放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证3180本，完成工作量的90％，年内全面完成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三是做好全县土地基准地价更新与土地数据库更新工作。因我县现行基准地为2008年变更地价，与目前土地市场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需对全县基准地价成果和城镇地籍利用数据库进行更新。四是严格执行建设用地定额指标和土地投资强度指标，大力推进节约和集约用地。科学编制土地供应计划，加大闲置土地处置，盘活存量土地，加快土地出让进度，实现土地收益最大化。

（六）实施惠民工程，做好土地整理项目。紧紧围绕“增加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这个目标，积极争取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一是实施了五个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总面积14346亩，累计投入资金1122.8万元，新增耕地面积9636亩。土地整理项目的实施，使项目区土地集中连片，灌溉体系、农田防护林、田间道路和生产道路完善，充分挖掘了土地潜力，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了农业产业化和土地规模经营，提高了耕地数量和质量，达到了农民增产增收的效果。二是争取落实了投资1800万元的金滩乡基本农田整理和三联村土地复垦项目，并在年内实施。三是完成了全县土地整理规划编制工作，为今后土地整理项目的申报实施奠定了基础。

二、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海晏县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工作中，土地的供需和合理化使用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

（一）节约集约用地观念不强。土地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它支撑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观念还未能完全深入人心，在具体的落实上还仍然存在差距。有些人还停留在过去那种好大求全、用资源代价换取经济短暂繁荣的粗放利用模式上，造成了土地利用中的浪费、闲置，对可持续发展和节约集约用地认识不够。

（二）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不高。一是建设项目用地宽打宽用现象非常突出，土地利用率和单位土地投资强度严重偏低，使得原本就十分紧张的存量建设用地供需矛盾更加突出。在项目用地上不能严格执行集约用地的控制标准，没有精打细算、深挖潜力的考虑，粗放用地现象比较突出。二是部分企业规划宏大，但资金有限，寄希望于以地招商或者银行贷款，想借鸡下蛋，一旦招商失败，即造成土地闲置。三是城镇建设用地大幅增加。城镇建设布局不够完善，实际操作中缺乏实用性。造成土地利用率低、土地浪费的严重现象。四是农村建设用地粗放。农村建房没有统一规划，布局散乱，存在少批多占和“一户多宅”的现象，土地利用率低。五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项目冲突。近年来，全县经济快速发展，部分新项目未列入全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项目表，新项目的用地审批需额外增加资金进行规划调整。

（三）建设用地指标紧缺。随着西部大开发和藏区政策的实施，我县工业项目的引进和开发力度较大，形成了以硅铁冶炼、原煤精选、农畜产品加工的工业园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加，现有用地指标不能满足用地需求。另外，城镇基础设施用地和社会事业用地主要以划拨方式供应，土地效益未能得到有效发挥。

（四）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缴纳难。目前，海晏县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缴纳标准为10元/平方米，招商及工业项目用地面积较大，缴存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数额较大，县财政无法先期支付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导导致项目用地审批周期延长。

（五）集体土地流转机制不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不明晰，没有建立农村集体农用地流转市场，缺乏信息平台。土地流转大都是农民自发形成，流转程序不规范，土地纠纷问题较多。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形成隐形的私下交易，影响了国有土地市场的运行秩序。

（六）土地违法现象有禁难止。尽管相关法规对土地违法行为明确了处置办法，但可操作性不强，往往是清理容易处置难。虽然在供地环节上对土地投资强度、容积率、建筑密度等进行了审查，但企业取得土地后，达不到报批时的标准，国土、规划等部门往往缺乏有效的制约措施。

三、对策和措施

当前，随着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各行业用地求需求与日俱增，土地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深挖潜力，节约集约用地已成为土地利用工作上的当务之急。

（一）转变观念，增强珍惜资源意识。面对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土地资源的客观需求，必须更新观念，不能再依靠消耗大量资源要素来实现较快发展，要充分认识到节约集约用地既是化解资源要素制约矛盾的有效举措，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在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切实加强节约集约用地的宣传引导，使政府各部门及社会各界深入了解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相关理念和工作要求，努力在全社会形成珍惜和节约每一寸土地的良好风尚，形成保护资源、合理使用集约用地的强大合力。

（二）规划引导，优化用地结构和布局。一要注重与专项规划相结合。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交通、水利、城建等各项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相衔接，科学划定重点项目建设用地区域。有了统一的规划，农村居民建房、工业项目用地、交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都会各就其位，从而促进科学合理用地。二要注重与土地整理和实施挂钩工作相结合。结合空心村整治、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确保耕地保有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充分利用农村建设用地分散、闲置和空间较大的特点，积极开展增减挂钩工作，挖掘农村存量、空间、废弃建设用地，调整用地布局，优化用地结构，促进村庄合并，统筹城乡建设用地。三要注重与节约集约用地、高效利用土地资源相结合。结合产业布局规划，着力调整工业和农业用地的空间布局，引导各类项目向经济圈、产业园区集中，推动布局集中、产业集聚、用地集约。四是注重与城镇功能分区和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编制和实施城镇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土地供应计划，降低传统产业用地规模，提高新型产业及现代服务业用地比例，适度提高城镇宜建区的土地开发强度、建筑高度和建筑容积率，鼓励建设项目向空中发展。

（三）加强调控，严把土地利用关口。一要严把项目预审关。建立项目申报预审制度，严控土地供应“闸口”，把好项目立项关、投资规模关、投资强度关、建筑系数关，从源头上控制低水平重复建设，力保重大项目和土地投入产出高的项目用地，使用地指标彰显经济效益最大化；二要严把土地供应关。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土地供应政策，对投资强度达不到要求的项目或固定资产投资低的项目不再单独供地；三要严把合同签订履行关。加强土地出让合同履约管理和建设用地审批后的跟踪管理，对所有新供地项目实行跟踪管理，确保能按照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要求用地，加强建设用地批后监管，将项目监督管理工作落到实处。四是执行差别化供地政策。认真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和土地供应政策，严格执行供地目录和用地标准，合理控制用地规模。加大对工业、物流等产业用地的供应，努力形成工业与服务业相促进的土地利用格局。

（四）多措并举，保障土地利用需求。一是按照“管住总量、扩大增量、盘活存量、节约集约”的原则，多途径挖掘土地资源，保障土地有效供给。一方面，力求扩大增量，在用好、用活计划指标的同时，引导、鼓励企业推进标准化厂房建设，通过平房改楼房，建造多层厂房，向空中要土地，“多增资、少增地”，提高单位土地投资强度和建筑容积率。对企业在不改变土地用途且符合城镇规划的不再增收或调整土地价款，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另一方面，注重盘活存量。全面清查，摸清底数，对闲置、抛荒的土地，按国家规定一律予以收回，缓解土地要素制约。二是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镇总体规划的引导下，根据“统一规划、适当集中、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原则，引导农村住宅逐步向中心村和城镇集中，实现农村住宅用地集约化。三是针对我县乡镇企业用地布局分散、宽打窄用、土地产出效率低的问题，通过调整产业布局和地区发展规划，引导企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提高集中发展区的投资强度，为城乡建设拓展用地空间。四是大力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土地政策趋紧，土地供应计划越来越严，创新土地利用思路，实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出路所在。围绕“工业项目向园区集中，农民居住向城镇及中心村集中”的思路，加大土地开发整理和空心村整治，增加有效耕地和建设用地，有效开展土地置换，保障城镇化，工业化用地需求。五是要加快项目用地报批。保障重点项目和其它项目的合理用地需求。加强项目用地先期指导，主动提供规划选址、审批程序、供地政策等用地咨询服务，积极参与项目可行性研究，及时出具用地预审意见，履行有关征地程序，组织用地报批材料，提高用地报批效率。对需报省政府审批的项目用地，主动做好跟踪协调服务。做好项目用地的征地、供地工作，及时征地公告、进行补偿登记、公告征询补偿安置意见、支付补偿安置费用，做好群众思想协调工作，及时交付土地，保障项目尽快落地。协助企业做好融资工作，解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不能及时缴纳的问题。

（五）关注民生，切实维护群众权益。一是做好确权登记发证的工作。抓紧为每宗地建立“身份证”，明晰土地使用者的产权关系，为土地资产抵押融资提供服务，这不仅是土地流转周转的首要前提，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二是加大土地开发整理。土地整理既是提高耕地质量，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实现农业节约集约用地的重要手段，也是确保耕地占补平衡的重要措施。认真做好项目前期调查工作，广泛征求意见，加强与乡镇及村委的衔接沟通，做好项目区群众思想工作，为项目实施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进一步加强项目管理和人员培训工作，切实提高项目管理工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创造土地资源。三是加快征地制度改革。认真落实好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解决好被征地群众生产生活。建立维护被征地农民利益的长效机制。加大对被征地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力度，提高失地农民的务工就业渠道。

（六）积极探索，建立集体土地流转方式。坚持“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规范”四项原则，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有偿使用制度。在稳定土地承包权和不改变土地农业用途的前提下，按照平等、自愿、互利、有偿的原则，鼓励农村土地实行转包、转让、入股、租赁等流转形式，逐步建立集体土地流转模式，发挥土地资产价值。

（七）依法管理，健全土地监管机制。一是实现单一的注重投资强度向投资强度与建设效益并重转变，在用地指标趋紧的情况下，尽量提高土地使用和建设项目效益、缩短开发建设周期，确保项目建设早动早建早竣工。二是从严审批轻管理向批前介入、批中把关、批后监管的全程监督转变，严格执行定额、强化用地预审，严格审查设计，落实产业许可。加大执法巡查，建立“及时掌控、及时发现、及时制止、及时报告、及时查处”的违法用地管理长效机制。三是着力推动执法联动。持续开展用地情况执法检查，以清理闲置土地和治理违规用地为切入点，严肃查处土地出让领域的违纪违法案件。构建部门联合把关、多环节监管的强化节约集约用地的新机制，切实提高土地执法监察工作实效。

城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10篇

（一）生态文明理念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思想基础

生态文明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强调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尊重和保护环境，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遵循自然规律，从而使人自身获得发展。新型城镇化强调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通过发展绿色和循环经济、增加环保投入、重视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开发等，实现生态环境的建设与保护，使城镇化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生态良性循环相适应。因此，生态文明理念为新型城镇化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生态文明建设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目的，就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环境优美的生态宜居城镇，逐步转变以过度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城镇化发展方式，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强调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为人们创造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这正符合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要求。

（三）生态文明建设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持续动力

生态文明是超越工业文明的崭新的文明阶段，它以人与自然和谐共荣为基本特征、以解决人类现实生存危机为使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只有将生态文明的理念融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全过程，才能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提升人们生产和生活的环境质量，使人们安居乐业，并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于城镇化建设中去。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可以有力推进城镇化的健康快速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持续动力和重要保障。

二、湖南省城镇化发展的基本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城镇化随之起步；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进程摆脱了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步入了一个较快发展时期。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成为城镇化发展的最重要推动力，湖南省城镇化建设取得了许多突破性成就，城市数量、城市规模、城市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有了较快的发展，由乡村湖南向城市湖南转变。

（一）城镇化进入加速期

湖南省城镇化进程起步相对较晚，城市化进展也比较缓慢。数据表明，从1950—1980年，世界城市人口比重由28.4%上升到41.3%，而中国由11.18%上升到19.39%，湖南由8.0%上升到12.7%，其中的差距显而易见。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湖南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1.5%上升为2013年的47.96%。与此同时，城镇数量快速增长，城镇数量由1978年的154个上升为2012年的1131个，县级市由1978年的7个上升为2012年的16个，地级市由1978年的3个上升为2012年的13个。目前，湖南城镇化率已经逐步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城镇化发展进入加速期，预计湖南城镇化水平将继续保持每年约略高于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于2015年超过50%，正式步入城市时代。

（二）城市群成为推进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形态

城市群是实现区域非均衡发展、效率优先的主要空间载体，也是推进湖南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形态。长株潭城市群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长为比较成熟的城市群，是湖南省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核心区域，而“3+5”城市群的建设，更是大大推进了湖南城镇化水平与质量的提升，成为解决湖南大中小城市与城乡协调发展的最好空间尺度。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长株潭城市群以占湖南省20.86%的常住人口，创造了湖南省43.01%的GDP、52.46%的工业增加值、43.18%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其固定资产投资达到7313.59亿元，占湖南省的39.79%“；3+5”城市群以占湖南省61.25%的常住人口，创造了湖南省78.77%的GDP、超过90%的工业增加值、75.02%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其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2636.78亿元，占湖南省的68.75%。

（三）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优化

近年来，湖南坚持产业优先发展，采取多项措施做大做强工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产业结构在不断调整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优化。2000年，湖南省的三次产业结构为21.3∶39.6∶39.1，呈现出第一产业比例过高、第二产业比例不足、第三产业处于低工业化背景下的“虚高”状态的特征。到2013年，湖南省的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12.7∶47.0∶40.3，呈现出“二、三、一”型产业发展的优良格局，第二产业实力强劲，第三产业发展形势良好，这些都为湖南城镇化的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同时，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相适应，湖南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进行了战略性调整，以长沙、株洲、湘潭等为代表的城市开始构建以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等为主导产业的新型经济结构和产业体系。

（四）城镇公共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近年来，湖南省城镇建设投资规模逐步扩大，城镇公共基础设施逐步完善。2013年，湖南省固定资产投资18381.4亿元，是2000年的17.24倍，主要投资领域有制造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其中，城镇投资16211.1亿元，同比增长22.8%。同2012年相比，投资增速较快的行业是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增速为68.8%；其次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速达到51.8%；对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的投资比2012年增长40.2%。比较2012年与2000年的数据，道路长度由4739公里增加到10367公里，人均拥有道路由7平方米增加到13平方米，污水处理率由27.3%增加为85.8%，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由28.3%增加到37%，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由5.1平方米增加到8.8平方米，垃圾处理能力由4427吨/日增加到17004吨/日，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由50.5%增加到95.7%。基础设施功能的日益加强使城镇居民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大大提高了城镇综合承载力。

三、生态文明视野下的湖南省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分析

湖南省正处于城镇化加速期和工业化中后期的重要阶段，面临发展和保护的双重压力。受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惯性等因素影响，湖南省存在城镇化质量不高、资源消耗较大、生态环境形势严峻、发展不可持续等问题，不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面临巨大的阻碍和挑战。

（一）缺乏科学的城镇规划

湖南大多数城镇缺乏科学的规划，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一是城镇建设缺乏整体性和长远性规划，功能定位不清晰、不准确，空间布局不科学，存在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二是把城镇化等同于城市建设，不顾地方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和资源禀赋，打着加快城镇化发展的旗号，大面积乱批乱占土地、挤占农田，建设城市新区、产业园、科技城等，热衷于形象工程建设，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极大浪费。三是把城镇化片面理解为城镇规模的扩张，任意扩大用地规模，导致城镇成为一个钢筋水泥的世界和一个个建筑物的堆砌，浪费了大量土地，严重制约了城镇的可持续发展。

（二）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

湖南省土地扩张速度快于人口增长速度，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从土地面积来看，2012年湖南省地级以上城市的市辖区土地面积为19424平方公里，比1998年增长了18.82%；其中，建成区面积达到1229平方公里，是1998年的2.35倍。从人口来看，1998年，湖南省地级以上城市的市辖区总人口为1026.27万人，2012年末的总人口为1362.7万人，人口增长率为32.78%。市辖区的人口密度由1998年的628人/平方公里增长到2012年的701.55人/平方公里，增长了11.71%。由此可见，湖南省地级以上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增长较快，远远超过总人口和人口密度的增长。由于城镇建设占用了大量的土地，导致城镇化规模扩大与土地资源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耕地数量和质量呈下降趋势。

（三）能源结构亟需调整

目前，湖南省能源结构仍然是以高耗能为主，节能降耗工作面临巨大压力。从能源产业结构来看，湖南工业内部主导行业以高耗能行业为主，且集中度较高。2013年，全省六大高耗能行业能耗占全省能耗比重达78.9%，规模工业增加值居前五位的大类行业中，有3个行业是高耗能行业。从能源消费结构来看，湖南省规模工业的消费结构一直以原煤为主，2013年原煤消费占规模工业比重为49.4%。原煤的能效低、浪费大、污染重，以原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既不利于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也不利于节能降耗。但是，湖南目前不具备大量使用石油、天然气而抛弃原煤的客观条件，原煤消费占主导地位的格局在短期内难以改变。有研究表明，中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推动能源消费8000万吨标煤，而湖南省城镇化的发展目标是由2013年的47.96%提高到2015年的50%，因此，如果能源结构没有得到调整，湖南城镇化建设将进一步推动钢铁、建材、水泥等高耗能行业的发展，带来规模工业能耗的大幅增加。

（四）缺乏配套的政策制度

新型城镇化建设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注重生态文明建设，但目前还缺乏与之配套的政策制度。一是仍然把经济增长作为政绩考核的主要内容，地方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唯GDP论英雄、不惜牺牲环境保增长的观念未彻底转变，导致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相悖离。二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政府干预过多，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环境要素的稀缺价值被严重低估，导致资源开发过度和能源利用效率低下。三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政策法规不完善，约束和监督机制不健全，破坏环境的成本较低。四是城镇化主体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机制尚未建立，城镇居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及决策缺乏有效方法和途径，环保民间组织监督生态文明建设情况缺少话语权。

四、生态文明指导下的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新型城镇化发展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要坚持生态文明的指导，解决好生态环境保护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问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促进生态文明与新型城镇化的融合，走一条具有湖南特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一）制定科学合理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

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战略的要求，着力发挥湖南的发展潜力，科学制定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的湖南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形成生态良好、功能定位准确、产业布局合理、区位优势凸现的新型城镇化格局。第一，在制定规划之前，要进行生态环境的影响评估；在制定规划的过程中，要广泛应用生态学原理，使城镇建设结构合理、功能协调。第二，坚持节约和合理利用土地及空间资源的原则，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加强对历史文化古迹和自然风貌的保护，促进古城的文化底蕴与现代文明相互融合。第三，强化规划的指导性和约束力，加强城镇公共设施建设，提高城镇的资源环境承载力，预防和治理城市病，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土地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如何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合理进行空间开发，影响着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和生态走向。第一，实现片面追求城镇化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效益向开发与保护并重转变，把开发和保护结合起来，制定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保护制度和环境保护制度等，促进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系统的共同发展。第二，根据节约集约和总量控制的原则，合理确定新增建设用地的规模、结构和时序。提高土地的保有成本，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加大闲置土地的清理处置力度，鼓励合理开发利用地上及地下空间。第三，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逐步缩减农村居民点用地，腾出的建设用地指标向城镇流转，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第四，实现城乡居民点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的市场化流转，建立专门的机构负责农村用地的整理、农民的搬迁和指标交易，激发农民清退闲置废弃宅基地的积极性，推进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促进城镇集约用地。

（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湖南突破资源瓶颈、促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第一，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着力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加速高耗能的火电、水泥、钢铁行业等企业产品的更新换代，降低能耗，努力提高经济效益。第二，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重点支持低能耗、高附加值、在国内同行业中具有明显优势的先进装备制造、汽车、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等行业做大做强。第三，调整能源结构，积极发展新能源。加快洞庭湖区域、衡邵盆地、张家界等地区石油、页岩气等非常规能源的勘探和利用工作，争取在短时期内实现湖南页岩气开发和综合利用。第四，大力支持先进技术的引进与开发，促进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

（四）加强城镇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城镇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好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营造和谐宜居的生活环境，实现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第一，加大城镇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多渠道筹集资金，推进城镇交通、供排水、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第二，综合整治流域生态环境，加强水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推进城镇绿化美化，建设生态农业，构筑良好的城镇生态基础。第三，加快轨道交通、城市道路、高速公路等工程建设，形成以公共交通网络为主体、以城市快速轨道交通为骨干的现代化交通体系。尤其是要优化公共交通线网，形成一个以市区或县城为中心，辐射城镇边缘及居民小区、布局合理、方便快捷的公交网络。第四，要把生态文明的理念融入建筑规划、设计和施工以及建筑材料生产之中，大力发展绿色建筑和低碳建筑。

（五）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推进以生态文明为指导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第一，由政府部门出台一系列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文明生产的法律法规，引导企业参与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活动中来，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第二，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损失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第三，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第四，改变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保护的政绩考核制度，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加大生态文明相关指标在新型城镇化考评中的权重，强化领导干部的生态文明意识，实现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文明的良性互动，使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