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人口范文

城镇人口范文第1篇

任何社会都会有一部分需要政府帮助才能满足住房需求的人群，在发迭国家一般占6％，我国约占20-25％。我国提出今年要建1000万套保降性住房，如果按此速度，要持续8-10年才能解决这部分人的住房

建设保障性住房量大还是量小?以租为主还是以售为主?体现了主政者落实保障性住房制度的决心。困难。

建设保障性住房量大还是量小?以租为主还是以售为主?体现了主政者落实保障性住房制度的决心。

大量建设保障性住房有利于集聚城镇人口，加快城市化进程。我们要“三化”化“三农”就是要减少农民、缩小农村，让大量农民进城创业就业。现行的“农民工”政策限制了农民进城，高企的房价就让他们望房兴叹，即使人进了城还是变不成市民。

也许人满为患的一二线城市不希望那么多的人涌入，开始限制人口了，而对于正在快速城市化、需要集聚人口的三四线城市就是机遇。提供大量保障房，就是留住了长久的居民。只要在城市有固定收入的人，或者愿意到城镇居住的人，首次购房是为解决基本的居住功能的都可以购买保障房。城市人口集聚的越多越兴旺，这对于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十分有利。

大量建设保障性住房，也是对长期依赖的“土地财政”的纠正。我们不能担心大量建设保障房会冲击房地产市场而小手小脚建设保障房。须知，符合条件买保障房的群体，是永远买不起不断高涨高档商品房的，不能让他们被“边缘化”。政府更不能指望从不断推高的房价中，获取土地拍卖水涨船高的资金，或者指望增加随房产增收的一次性税源；房地产商也不能老是在暴涨的房价当中获取不当的“暴利”，那都是不可持续的。

健康的房地产市场应是价格适中、各类群体能买得起相适应的住房的市场体系。房地产商也可以参与低价位保障性住房的开发，获取政府监控的适当利润，这要作为一种常态，有利于房地产企业的健康发展。

大量建设保障性住房，并且“以售为主”是一种长治久安之策。现在规定的保障性住房不能上市，转让时政府优先回购，阻碍了中低收入群体迅速致富的步伐。政府不要指望手中握有公房财产增值，手中存量的公房越多，建新的保障房的动力就会减弱。中低收入的家庭资产并不多，政府把保障性住房出售给他们，就是给予他们最大一笔保值增值的资产，使他们从无产者变成有产者。

“有恒产者有恒心”，他们就会定下心来奋斗，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这对国家的长治久安非常有利。建设全面小康是大部分老百姓有产的社会，而绝不是大多数老百姓还居住在产权不明晰的保障房里。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人民群众拥有财产和财产性收入。我们大量提供有产权的保障房，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

因此，我们要大量建设保障性住房，由现在的“人等房”到“房等人”，而且除了少部分廉租房和公租房之外，大部分保障房要“以售为主”。江苏“十一五”期间建设保障性住房的结构比例是廉租房占5％，公租房占10％，其它都要成为可售的商品房，这是合适的比例。

城镇人口范文第2篇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和市委九届七次全会精神为指针，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总是的决定》要求，稳定低生育水平，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为创建宜居、宜业、宜游新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二、工作内容

（一）“四清理”

1、清理长效节育措施落实情况：镇内重点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对象，开展一次全面的环情、孕情检查访视。对应落实未落实长效节育措施对象，落实对应的长效节育措施。对计划外环孕对象，落实补救措施。节育措施信息与WIS有误的，如实纠正录入，并整理计划生育四项手术文书，对独女、二女结扎户及时办理补充养老保险。

2、清理人口出生情况：对漏（错）报出生，核实信息，补录上报。对计划外生育对象，按执法程序调查取证。对申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家庭帮助办证，及时兑现独生子女父母保健费，落实爱心保险。

3、清理违法生育情况：严格按《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确定生育政策属性。重点清理年9月1日以来党员、干部、职工违法生育情况，对查处不到位的，必须足额征缴其社会抚养费，依法依纪落实党纪、政纪处分。

4、清理社会抚养费征收情况：未征收和未足额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违法生育对象，依法足额征收或补征到位。规范执法文书，核实票据台帐。对WIS中社会抚养费征收信息，一一核对，纠错录入。

（二）“六落实”

1、落实环、孕情检查。以“三查一服务”（查环、查孕、查治妇科病、生殖保健服务）活动为载体，积极推进计划生育上户服务，重点对象一个不漏。环孕检查率达90%以上。

2、落实长效节育措施。严格按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政策要求，思想、技术、奖励跟进服务，突破二女户结扎难点，带动群众落实相对应的长效节育措施。并实行干部负责，责任到人制度，实现长效节育措施落实率达97%以上。

3、落实补救措施。加强孕前管理，及早发现政策外怀孕对象，千方百计补救措施。坚决纠正以任何借口对政策外怀孕听之任之的错误行为。

4、落实社会抚养费征收。对清理出的当年和往年计划生育对象，严格按照计划外生育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核算应缴数额，清算欠缴金额，要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扎实开展社会抚养费依法征收专项活动。强化人口计生、法院违法生育案件非诉执行。当年社会抚养费征收率达50%以上，往年社会抚养费征收率达80%以上。

5、落实违法生育查处。联合有关部门共同执法，重点查处年9月1日以来党员、干部、职工违法生育情况。深入宣传贯彻落实国家11部委《关于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精神，严格执行党纪、政纪、经济处罚到位坚决兑现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当年党员、干部、职工违法生育案件100%查处到位。

6、落实人口出生统计上报。落实各级人口统计月例会制度，依靠村专干及组信息员，加强经常性统计上报、分析、完善公安、卫生、民政部门信息通报制度。强化人口和计划生育信息化建设，将清理核实出生信息全部录入育龄妇女数据库，人口出生漏报率低于4%。

三、方法步骤

整个活动按照“先清理后落实”原则分阶段进行，“四清理”工作要求在年月日完成。

1、上户调查登记

调查登记人员：以各村计生专干及中心户长为主体，各计生协会配合。

调查登记内容：长效避孕节育措施落实信息，重点应落实对象实际避孕节育措施落实信息，计划生育四项手术文书与WIS系统信息；人口出生信息、重点在漏管漏报信息；违法生育信息，重点在党员干部违法生育查处信息；社会抚养费征收信息，重点在核实征收标准、实际征收金额、票据台帐及执法文书的真实合法性，与WIS系统数据的一致性。

调查工作要求：调查人员要进村入户，逐户逐项开展全面的清理核查，如实登记填写核查登记表。实行领导包片、干部包村组制度加强指导，做到一户不遗、一人不漏、一项不错。

2、部门信息核实

纪委、公安、土管、人口计生、民政、卫生等部门密切配合，大力协助，共同完成此次清查清理工作。

实现各部门人口信息完整准确、高度一致。

3、审核整理录入

人口计生部门要对清理信息进行逐级逐项审核检查。

对村级人口和计划生育月呈报表、育龄妇女信息卡等资料进行重建、修改，做到资料完整、准确、规范。

四、工作要求

1、提高认识。开展“四清理六落实”活动是解决我镇人口计生工作基础薄弱、能力不强、发展不均的重要意义，营造浓厚的工作氛围。要坚定信念，鼓足干劲，确保完成工作任务。

2、加强领导。开展“四清理六落实”活动由镇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织实施。各村、各单位要加强对工作的领导，主要领导要亲自指导督查工作的落实。要明确各村支部书记为具体实施的主要负责人，镇人口计生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充分发挥参谋助手作用，协调、督促、指导活动的开展和工作任务的落实。

3、开展督查。省、市、县人口和计生领导小组均成立督查组，对各地活动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对“四清理六落实”活动工作不力、各项任务指标未按要求完成的乡镇予以黄牌警告或列入重点管理乡镇。各村要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度，实行干部分片蹲点，责任落实到人，并将工作成效与干部年度绩效挂钩，确保“四清理六落实”工作取得实施。

城镇人口范文第3篇

【关键词】城乡划分 城镇人口统计 口径问题

对城镇和乡村进行划分，并对城乡人口进行统计是我国当前城镇化发展阶段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对城镇区域进行科学合理的划分，采用科学的手段对城市和乡村人口进行统计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城乡人口用地的发展规模的预测以及土地的空间布局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一、基本概念

（1）市区。市区是不包括辖区在内的一种行政空间，其中包括有设区的市以及不设区的市。设区的市主要指直辖市和大部分地级市，不设区的市主要有县级市及个别地级市等。

（2）镇区。镇区指的是建制镇所管辖的行政区域范围，其还可以被分为县区管辖的镇区、某一区域管辖的镇区以及市区管辖的镇区。

（3）建成区。在市镇等行政区域内征用的土地以及实际中发展起来的城镇中的非农业地段。其主要包含集中连片的部分或者分散的区域，并且和城市核心有着密切联系，同时具备基本的市政设施的城镇用地部分。

（4）城市型建成区和城镇型建成区。通常将建成区所管辖的区域内的街道办事处以及居委会的人口在6万人以上的被称为城市型建成区，人口少于6万但是超过2000人被划分为城镇型区域。但是这样的划分和行政等级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

（5）近城区和近镇区。近城区指的是和城市型建成区相对应实体城市区域概念，主要包括城市型建成区以及具有一定范围纵深的近郊区域，并且其外和城乡保持一致。近镇区主要是对城镇型建成区以及城镇实体区域，其主要包括城镇型建成区以及具有一定纵深性的近郊地域，其外界和村级行政接线相一致。

（6）城镇型居民区。这种居民区没有设置市、镇等建制，但是居民委员会所管辖的人口已经超过200人。主要是矿业、疗养院、中专以上学校或者林业、铁路部门所在地的聚落，因此其并没有明确的管辖界限。

（7）非农业人口。按照规范的概念进行划分，非农业人口主要指的是从事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地区所居住的人口以及其抚养的人口。

二、解决城镇人口统计口径问题的途径

（一）城市人口与城乡人口划分中的矛盾性

对城市人口和城乡人口进行划分是当今我国对城乡人口结构进行研究并对相应问题进行解决的重要课题。但是，现阶段，这个问题解决起来较为困难，所涉及的问题也十分复杂。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又面临了许多新问题。城镇人口以及乡村人口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其规模与集中程度不仅空间上有所不同，并且在社会条件与经济条件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也大不相同，并且城乡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交叉和互相渗透的现象。因此要想在城乡之间划分出一条明确的界限十分困难。另外城镇化是一个比较多元和复杂的综合体，加上我国地域十分辽阔，不同区域在经济发展上存在着不平衡现象，城镇之间的地理条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其内容如果反映到实际工作中，人们对城镇建设所具备的标准理解上也会有所同，这就导致在对于标准的掌握存在差异。而且进行市政建设时，很难与“标准”相脱离，这方面因素的存在也会导致城乡居民的划分受到一定影响。近几年，社会不断发展，传统的人口划分方式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市政建制与城乡人口在划分上还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表现在很多研究领域，如果将这些问题捏在一起解决，又会导致问题的复杂性加大，为问题解决带来一定影响。

（二）以市政建制进行城乡划分中存在的问题

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分析，应当将市政建制以及城乡人口划分作为两个问题进行解决。因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

（1）第一方面是出发点有所不同。在市政建制中，主要是从经济发展以及人们的共同需要出发，将城乡一体化思想作为原则。在城乡关系问题上，主要是将“合一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将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进行合理区分，从而反映出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

（2）第二方面是着眼点上存在着不同。市政建制主要是以城镇发展当作战略决策，是站在城镇的长远规划以及对城镇的建设角度考虑的。但是城乡人口划分主要面临的是现实问题，是站在城镇人口自身存在的基本特征角度对城乡人口进行划分的。

（3）第三方面，侧重点的不同。市政行政建制主要是国家以及政权组织，主要站在行政组织以及行政管理的角度解决问题，重视行政建设以及机构及发展等方面；但是城乡人口划分所涉及的主要是统计问题，站在城乡人口之间的不同特征以及生活现状等进行考虑，并对不同时期的城镇化水平进行量化分析。从以上问题可以看出想要解决人口划分口径问题，需要探索新的途径。如果将其与市镇建制问题同时解决，难免会造成脱节或混乱现象，对问题的解决产生不利影响。

三、城镇人口统计问题的相关建议

在城市市区以及居住镇上的农村人口，应当将其作为城镇人口进行统计，不必将其排除在城镇人口以外[4]。第一方面原因是，居住在城镇的人口经济水平较农村人口相对较高，另外，其生活方式与城镇居民相似，实际上就是城镇人口。进行人口统计时，将其列入城镇人口行列；第二方面原因是，居住在城镇的农村人口被城镇人口包围居住，在一定程度上，与城镇居民共享城镇基础设施，部分与城镇居民同样享用社会保障，因此将其纳入城镇居民行列是合理的。第三方面原因是站在人口地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其在城镇区域久居，不管是对地域人口进行统计还是对人口密度进行统计，均不能将其划分在城镇居民以外。因此，将城镇农村人口计入城镇人后中，较为合理。

四、结束语

目前，我国已经有一整套稳定、科学的人口统计的概念和标准，笔者对区域划分概念进行分析，提出解决城镇人口统计口径问题的相关途径，并对有关城镇人口统计问题进行研究，旨在为城镇区域划分以及城乡人口统计工作提供一定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城镇人口范文第4篇

关键词:城镇化;膨胀城镇人口;蓬莱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1-0049-02

加快城镇化进程是从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其中减少农业人口,膨胀城镇人口则是问题的关键。近年来,我市在城镇发展上,虽然我们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但是从总体来看城镇规模小、人口少,制约着我市“三农”问题的解决,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在新时期我们应当提高认识,因地制宜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膨胀城镇人口,推进蓬莱市城镇化进程。

一、制约我市城镇人口增加的因素

(一)农民改登城镇户口积极性不高

目前我市加大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进一步放宽了管理制度,降低了户籍“门槛”,但农民对于改变身份缺乏积极性。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观念因素导致农民缺乏进城积极性。群众不愿办理城镇户口的原因是担心改登城镇居民户口后,土地被收回而失去生活保障,土地仍被他们认为是生存的基础。同时,部分农民群众“传宗接代”观念的影响,打算在现行农村政策条件下生育第二胎,担心转为城镇户口后不再享受这一政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对于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来讲,观念上的原因导致他们过分强调城里花费比农村多,而较少考虑收入因素,认为即使办理农转非,成为城里人,也负担不起城镇的高消费。

第二,城镇居民户口的“优势性”得不到很好的显现,利益因素对户口迁移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影响。相当一部分人不愿办理城镇居民户口的原因是现阶段“农业”、“非农业”人口在招工、升学、投保、报考公务员等方面没有明显的差别,由于城镇没有形成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中途进城的农民居无所依、老无所养、生活无保障,还不如在农村分上几亩地,至少可以解决吃饭问题,因而影响了农村人口转入城镇的积极性。一部分群众认为城镇居民户口是个”虚”的东西,没有什么利益可言,户口已在蓬莱地域内,转不转无所谓。同时随着城镇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些行政村土地被有关部门有偿征用,而户口所在地村委将土地征用费,按户口登记人头向群众发放,户口迁出则不再享受这些待遇。相当一部分群众为了自身利益,尽管在城镇购买了商品住房,但只要不涉及子女入托、上学等个人利益,就仍把户口放在原籍,而不愿将户口迁出。

(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滞后,影响城镇人口扩张

人口少,城镇人口更少,比例不协调,是我们的市情,这与加快城镇化的要求相差甚远。近几年,蓬莱市虽然加大了四大支柱产业的培植力度,产业结构进一步得到优化,但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不利于城镇化对膨胀城镇人口的要求。我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三产的比例是10.5:54.2:35.3,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力度不够。在不违反计划生育的前提下,针对我市的基本市情,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应是我们的重点,同时也是膨胀县域城镇,推进城镇化的重要途径。

(三)小城镇发展路子,阻碍了我市市区人口增长

小城镇建设是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各地普遍遵循的一个模式,但从我市市情来看,“遍地开花”七个乡镇每个乡镇都耍搞小城镇建设。追求“小而全”、“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种小城镇发展模式使工业经济的分散化,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在地域上发生混淆,严重影响了我市城镇化的正常推动,成为导致城镇化水平明显低于二、三产业发展的主要原因。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发展,我市许多农民纷纷建厂建店,发展二三产业,但由于政策原因工厂进不了城,只能在村庄镇上发展,形成了“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对于农民进城来说则起到了阻碍作用。

二、膨胀城镇人口的对策

城镇化水平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城镇人口的数量又是衡量城镇规模和水平的重要指标,膨胀城镇人口是加快城镇化进程,拉动城镇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根据蓬莱的实际市情,我们应按照“积极稳妥、综合推进、分段实施”的原则,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全面提高城镇化水平,要达到预期且标,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膨胀城镇人口总量。

(一)清除认识障碍

我国政治制度安排所确定的农民与市民的身份区别,造成了市民对农民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对进城农民缺少包容之心和宽广胸怀。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一方面提高了农民收入并带来诸多优越性i另一方面,在城镇经济得不到快速发展的情况下,窑观上缩小城镇市民的就业渠道,压低了市民的收入,势必引起城镇市民的不满。似乎城镇中目前存在的较高失业率、犯罪率和工伤事故率以及城镇环境的脏乱差等,都与进城农民相关。城镇市民对农民的偏见,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政府决策者的决策。更何况有的决策者自身也对农民市民化问题存在着矛盾的复杂心理甚至是种种思想误区,结果势必造成城镇对农村的排斥,市民对农民的歧视,对农民市民化的冷淡,阻碍了农民市民化的进程。耍清除市民对农民的偏见,要让市民认识到农民进城,增加城镇人口可以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快速增长。而对于农民来讲,由于长期生活的贫困造成小农意识根深蒂固,养成了封闭、保守、自足的心理状态,不愿改变长期以来的日出而做日落而出的生活模式,也不愿离开土地,到一个处处受歧视的环境中。一个地区的城镇化转型,归根到底是人的城镇化转型,而人的城镇化转型,归要到底是人的思想观念和城镇化转型。因而要促使我市农民尽快转为市民必须清除市民和农民的认识障碍。

(二)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放开增加城镇人口的政策

1.对我市农民: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二等公民”。农民没有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没有自由选择工作和生活的权利:没有城里人所享有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就业以及福利等保障。从平等、自由等人的最基本权利角度来看,旧的户籍管理制度是一种对农民不公正、不平等的制度。因而我们就要打破这种户籍分割制度,把公民自由迁徒的基本权力还给公民,法律意义上的迁徙自由是指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选择居住地的权利。改革户籍制度,就是还自由选择居住权的权利给人民,让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自主选择,而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因而要膨胀城镇人口,,必须实施户口“一元化”管理,取消农业、非农业的划分,使居民户口的管理按居住地划分而不是按”农业”、“非农业”划分。但这并不是说就此取消户口了,相反要加强对户籍的科学依法管理,完善户籍信息登记制度,使迁徙自由有更合法的手续和途径,让农民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居住地。发挥城镇“社区”功能,凡在社区内居住的,无论户口性质如何,均由该社区居委会管理,使社区内各种性质户口的人员能够融为一体。

2.取消对外来务工人口的户籍限制,以优越的条件吸引他们长期居住

取消外来务工人员的户籍限制,对于在我市有固定住所的外来务工人员也要放开户籍限制,可办理我市户口。虽然市委市政府三令五申对外来经商人员给予市民平等待遇,但许多外来客商反映,他们在租房、子女上学等方面都遇到不同程度的困难。要保障外来人员的合法权益,政府执法部门首先应当从思想上树立法律的平等保护观念,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社会统一管理,给务工人员建立档案。对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主动为外来务工人员排忧解难,让外来务工人员安心在我市务工上班,长期居住,增加我市市区人口。

(三)膨胀城镇人口要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

推进城镇化不能脱离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必须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农业科技化、产业化发展,鼓励集中经营,改变农民生产生活方式。要鼓励农民到城镇定居,有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就是居住问题,而近年来我市房价一路上涨,这对于进城农民来说无疑是个负担。所以耍加快城镇化水平,膨胀城镇人口数量,必须使农民具有一定的城镇生活能力,因而必须从我市农民实际出发。要重视农民进城前的条件准备。葡萄及葡萄酒产业是我市的一个支柱产业,发展葡萄及葡萄酒产业,不仅是培育一个经济支柱产业,更重要的是促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实施酒业富民和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同时要加快畜牧业、海洋食品、特色畜牧、高效果业等农业支柱产业的发展。农业产业化进程的推进加快了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使农民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进程,从而有效地转化农村劳动力,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

(四)发展二三产业,增加就业机会,把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

城镇人口范文第5篇

丽江古城位于我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云南的西部，是我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它的主体原住居民为纳西族。因此，与内地的历史城镇相比，它的原住居民对它的原真性和整体性保护具有更加突出的价值和意义。自1997年以来，旅游业的发展使丽江古城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置换。根据各方统计的大研古城人口数据，丽江古城的人口置换经历了初期大幅替换到后期趋于平稳的两个阶段：第一个大幅置换的阶段是1997—2005年。这一阶段丽江古城刚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并逐渐成为旅游热点地区，显示出较大的市场投资价值。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1996年有原住居民3万多人，但到1999年底，已有1527户计5001人迁出丽江古城，并有1350户4051人迁入，而居民数仅剩4156户14477人；到2002年迁出人口达到了6000多[2]，之后外迁不断加剧，至2005年时就仅剩下6000多原住居民人口。根据杨福泉对更长时段的数据统计，1986—1999年间平均每年有117.5户385人迁出丽江古城，同时每年又有103.8户311人迁入，出现了原住居民与外来人口的大幅对流（表1）。第二个阶段为2005年至今。这一阶段丽江古城人口置换的速度幅度有所减小，外迁人口减少，在籍居住人口总数稳定在7000户2.5万人左右，如2011年为7371户23829人。但是，从2007年和2011年的统计数据看，人口置换并未停止，且置换幅度也未大幅缩小。在籍总人口和纳西族人口的显著减少，总人口由2007年的24637人减少至2011年的23829人，纳西族原住居民由2007年的14940人减少到2011年的14384人，流失了556人，同时2011年一年内有271名外来人口的迁入（表2），显示出人口置换依然是丽江古城保护中的一大问题。上述数据显示出的发展趋势，一方面验证了杨福泉、李伟、卫跃平和高宇等人的观点，另一方面也证实人口置换确实已经成为了限制丽江古城保护的一大关键问题。

2丽江古城人口置换的成因分析

作为一种双向的人口迁移，历史城镇人口置换的成因极为复杂。根据它本身所具有的人口流动特征，我们可借鉴人口迁移理论对此进行分析。Heber⁃le认为人口迁移是由一系列推力和拉力引起的。Ranis等指出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先决条件。Sjaastad提出人口的迁徙与成本收益有关，ClarkWAV等人发现家庭净收益是家庭迁移的动力，当家庭迁徙的收益超过费用，就会产生家庭的迁移，由此提出了家庭迁徙理论。Stark等发展了家庭迁徙理论，认为家庭迁移不仅仅是为获得预期收入，也是为了减少家庭收入风险。ClarkGL等发现资本的增长使移民出现了向经济增长快的地区流动的现象，通过对劳动力市场的进行分析，总结出人口流动与工资、就业机会的地理差异相一致的结论。Schierup等人认为移民与国家的公民身份和福利制度有关，将制度环境差异的影响添加到了人口迁徙的诱发因素中。国内学者也对人口迁徙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如杨云彦认为人口迁移是人口流动性和社会活跃度的主要标志，王桂新、顾朝林等人指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差异是影响人口迁徙的主要影响因素，张苏北等人认为区域的消费支出和收入水平是影响其流动人口迁出“推力”和迁入“拉力”大小的两大关键变量。从这些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影响人口迁徙的主要因素有：①生产方式的变化；②迁徙的成本和收益；③风险的差异；④地区经济增长不平衡使发展机会不同；⑤制度环境的差异；⑥生活环境的变化等。以此与卫跃平等的研究结论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他们虽然提及了四个方面的人口置换影响因素，事实上却只讨论了两个方面的原因：①生活环境的变化使原住居民生活成本提高和居住环境恶化，原有狭窄的道路无法满足原住居民的当代生活诉求；②制度环境的变化，如交通、商铺的经营内容、民居修缮改建管制导致生活不便。没有全面梳理出丽江古城人口置换的“推力”和“拉力”，特别是没有对外来人口迁入原因进行分析。

因此，为全面厘清丽江古城发生人口置换问题的根源，笔者根据卫跃平和高宇的研究轨迹，再次对其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实地调查（2012年1月—4月），收集一手资料，试图据此全面厘清丽江古城发生人口置换的原因。结合人口迁移的相关理论视角对实地调研资料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影响丽江古城人口置换的因素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丽江古城区域生产方式的变化，导致了原住居民的适应性外迁和外来产业开发者的投机性内迁。根据RanisG和FeiJCH的观点，生产率对人口迁徙——尤其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有着巨大的影响，丽江古城的人口置换虽然不能算是一种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流动，但是却蕴含着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化的产业文明演进的潜在变迁。在1997年开始进行大规模旅游开发之前，丽江古城的原住居民多为农民，大多以从事农业耕作为生，包括现位于大研古城保护中心区域的5个社区，而祥和街道办事处的义和、八河社区和西安街道办事处的义正社区更是不必赘言。即使是到了2012年，在笔者随机访谈的417名原住居民样本中，仍有210人自称为农民，占据了访谈对象的50.4%。（案例1，男，39岁，东北人，导游兼酒店老板，2003年到丽江创业）丽江古城发展很快，当时我到丽江古城的时候是2003年，当时的商铺就四方街、新华街一小段等地方有，其它地方都是农田；酒吧就只有河边上几家，规模也很少，只是几个游客歇脚的小地方。古城里面只有三分之一是商铺，三分之二住人。1997年丽江古城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它的经济价值被充分开发，大量的农地被征用为城市用地，大部分古城原住居民成为失地或少地农民，使他们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强制性变迁，职业开始转向工业和第三产业。由于古城的就业人口容量本身受到限制，除了少部分从事旅游服务业和附属产业的原住居民，大部分人口的工作地点都转移至丽江古城外的新城区。与此同时，丽江古城因世界遗产而声名鹊起，游客纷至沓来，旅游服务业及其配套产业成为了丽江古城的主要行业，吸引了大量的外来经商人员和务工人员。根据李伟的调查，2005年丽江古城共有1127家商铺，其中原住居民经营的比例占40%，外地人占60%，而在商业聚集区内的原住居民店铺就更少，以东大街为例，它共有商铺126户，但是丽江古城本地经营者仅有48户，只占38.1%，来自福建等地的外来商户则有78户，占了总数的61.9%。第二，丽江古城原社区的生活成本提升，变相地增加了迁徙的收益。按照SjaastadLA和ClarkWAV等人的观点，人口是否会发生迁徙与它带来的成本和收益两大因素有密切的联系，当收益大于成本时就会发生人口迁徙。卫跃平和高宇观察到了丽江古城人口置换的生活成本提高因素，但是未考虑收益因素的影响，而收益却是制约原住居民外迁和外来人口内迁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丽江古城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大量的游客形成了巨大的旅游商品消费市场，大大增加了商家的收益，对他们的迁入形成了激励；同时商家的大量迁入也增加了对古城商铺和民居等建筑物的需求，使古城的地租和地价不断上涨，提高了原住居民的居住成本，变相地提高了原住居民外迁的收益。（案例2，男，导游，28岁，原住居民）丽江古城物价上涨很快，房租60万左右一年一院。古城保护区内原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资修缮、不允许商用的20多院民居，现在大部分都出租商用了。大自然保护协会以前40万一年的房租在大研古城租了房子，现在涨到70万，租不起外迁了。在此情况下，原住居民自身如果没有能力充分开发住宅的长期商业价值，那么就只剩下两个选择——出租或者出售古城内的住房获取较高的租金和房价收益，自己搬到到古城外的新城居住。（案例3，男，公务员，31岁，纳西族，原住居民）古城里面的人基本上都搬迁了，除了一些比较念旧的老人家、做生意的和在边缘地带的。不搬也不行，你想你到底是要一年拿七八万甚至几十万的房租到外面好好买栋房子生活，还是要住在里面，又不方便。第三，传统产业的急剧转型增加了原住居民家庭的收入风险，导致原住居民规避性外迁。根据StarkO和BloomDE的研究，人口迁移不仅仅是为获得预期收入，也是为了减少收入风险。丽江古城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大部分丽江古城原住居民的职业进入了转型调适期，纷纷由从事传统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转变为了现代产业的工作人员，但是由于大多未受过现代化的职业教育，转型时间也较短，大多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旅游业附属产业，因此抵抗职业风险能力低，收入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而外来商家和务工人员则恰恰相反，由于他们大多拥有较好的商业经验和管理技能，因此迁至丽江古城经商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占优战略。

（案例4，女，60岁，纳西族，丽江古城七一社区原住居民）丽江古城以前的农田菜地被开发了，传统的农作没有了，如果旅游业崩溃，古城纳西居民失去了退路。在丽江古城的开发利用方面，本地人不如外地人，在公房外租的竞争中，虽然说对丽江人有优惠政策，但是一个本地人都没有得到。在此情况下，原住居民和外来商户很容易达成交易协议，出现人口置换。第四，丽江古城新区和老区的发展不平衡，新城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导致了原住居民的诱致性外迁。根据ClarkGL、GertlerM和BallardKP等人的研究结论，人口的迁徙与地区经济增长差异，以及工资、就业机会的地理差异相一致。在此层面看，对于大多数原住居民而言，丽江古城内的产业虽然可以带来较大的经济发展，但是可以从事的职业类型和岗位数量极为有限，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生活极为不便。而新区则不同，拥有比较发达的产业集群，较为现代化的住宅小区和基础设施配套，良好的教育条件和商业服务区，工作和生活都极为便利，由此形成了巨大的外迁动力；而对外来人口而言，丽江古城发达的旅游业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经营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丽江古城形成了发生人口对流和置换的良好条件。（案例5，男，39岁，东北人，导游兼酒店老板，2003年到丽江创业）后面2003年底，游客一下子猛增，旅行社、酒店、汽车公司、饭店都没有准备好，到处排队买票、吃饭住宿。人们看到这样，觉得很有搞头就开始大搞建设，好多民居上周还在住人，下周已经装修完毕开始卖货了，以前的房子外面都是墙，都被打通了改成门窗，改成铺面。酒店也是，刚开始只有很多青年旅社，10块钱一个床位，是三张床，一个房间住十几个人，男女混住，有几个大小不一的箱子给人放包。后面开始大搞装修，开始是改标间，没有卫生间，40块钱一个晚上。后面越搞越繁华，房价节节上升，几百几千一个晚上的都有了。第五，随着政府对丽江古城保护性规制的加强，制度环境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原住居民居住的交易成本大大增加，迫使原住居民作出更符合理性的居住地选择。根据SchierupCU和HansenP等人的制度迁徙理论，我们可以看出丽江古城保护的加强和制度的健全是原住居民外迁的主要原因之一，卫跃平和高宇对此有一定的阐述。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的保护性管制制度在保护了古城物体性的民居建筑的同时，减少了原住居民生活的便利性，增加了他们的居住成本。一是住房的修缮、改造受到严格的外观和布局的限制，并有复杂的审批程序；二是古城内限制使用太阳能等影响其传统风貌的现代生活便利设施；三是古城内禁止汽车、摩托车和三轮车等交通工具通行，自行车也只能推行；四是古城内限制大规模发展现代教育设施。这些完备的保护性制度设置，一方面减少了丽江古城经营环境恶化的风险，另一方面增加了原住居民的居住成本和发展成本，双双诱发了他们的迁徙心理。

（案例6，男，31岁，玉龙县人，公务员，在保护区工作）古镇的五分之四的人都在外面买了房子给子女住，老房子只有来人居住。因为外面的居住环境更有利于孩子们将来的发展。第六，旅游业的发展给商家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的同时，恶化了原住居民的人居环境，产生了原住居民与外来人口的互补性置换。丽江古城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使丽江古城由原来的居民社区变成了现在的商业区，游客的涌入改善了古城的商业经营环境，同时也带来了噪声等环境污染问题，改变了原来的熟人社区面貌，增加了居住的安全风险，使原住居民产生了应激性的迁徙心理。（案例7，男，导游，28岁，原住居民）古城黑社会很多，也出过凶杀案。还有古城孤儿院，原来在大研古镇保护区里面，政府说环境太吵，要求外迁也搬迁了。（案例8，男，68岁，原住居民）丽江古城太吵了，白天到处都是人。四方街、新华街附近的酒吧街，晚上很吵，政府虽然规定他们营业的时候音响不能开太大，但是管不住，打电话举报，过来看的时候声音关小了，走了又调大了。所以，发达的旅游业产生了对外来商家的吸引力和对原住居民的排斥力，在此作用机制下，大量地“拉”入外来人口，“推”出原住居民，在这两个“推”、“拉”因素的影响下，人口置换也就顺理成章了。总而言之，丽江古城发生人口置换的原因极为复杂，并不能用卫跃平等人所述的用环境和制度的变化来简单地进行解释。

3结论与对策：历史城镇人口置换的调适路径

丽江古城是当前我国历史城镇人口置换众多实例中的一个典型个案，它集中反映出现阶段同类历史城镇在传统社区文化保护中所面临的普遍问题。经过前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历史城镇人口置换问题的产生与当代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改善，及其相关的人文休闲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传统农业占据主流的时代，历史城镇的人口结构通常是较为稳定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旅游业作为一种重要的休闲娱乐方式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历史城镇作为一种极具传统文化特色的旅游观光资源，其旅游业往往可以得到较大的发展。而旅游业的发展又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城镇存在的经济基础，导致了它们社会人口上层建筑的同步变迁，由此产生了历史城镇特殊的人口置换现象。第二，历史城镇人口置换的本质是原住居民和外来商家在社会变迁中产生的一种互补性适应反应。丽江古城等这一类历史城镇在利用旅游资源的优势向现代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中，旅游业的发展一方面为之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开发人员，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轨道，另一方面又导致原住居民与当地社会变迁的不同步，由此对原住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全面的冲击，使原住居民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断裂”，产生了巨大的落差，从而导致历史城镇的人口置换。第三，历史城镇的人口置换具有特定的必然性，甚至可以认为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趋势。事物本身即具有不断发展变化的特性，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当代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迈进，社会变迁所需的时间缩短，频率加快。

在此过程中，新事物不断产生，旧事物不断灭亡，经济社会结构急剧变化，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传统元素不断受到新事物的冲击，甚至被逐步替代，而作为其主体的人口的流动进一步加剧，又进一步加剧了新事物对传统文化的替代速度。作为传统文化保留较为完好的区域，这一现象在新兴的历史城镇显现得尤为突出。但是，历史城镇的原生社会人口结构对它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人类社会必须采取措施尽可能地保护历史城镇的原住民生态。根据人口迁徙的相关理论，可以通过下列途径控制、预防和补救历史城镇人口置换规模进一步扩大：第一，促进历史城镇地方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减少历史城镇对旅游业的过度依赖，控制历史城镇的旅游业规模和游客数量，降低历史城镇的商业性，减少对外来经商人员的投资激励，增加历史城镇社区的稳定性和宜居性，全面调整历史城镇人口置换的旅游业基础、制度基础和环境基础。第二，可以从征收的“丽江古城维护费”中抽取部分资金对原住居民进行货币补贴，减免税收，鼓励他们就地从事个体经营、旅游服务、导游等现代职业活动，以此增加经济收入并平衡他们日益上升的居住成本和相对较低收益水平之间的差距，实现历史城镇的经济社会变迁与他们经济收入水平的同步增长，减少他们因历史城镇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产生的不适应性，削弱历史城镇人口置换的经济基础。第三，对原住居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对现代产业的适应能力，以此实现他们职业转型的进度与历史城镇社会生产方式转型的速度同步，尽量就近置业就业，增强他们抵抗就业风险的能力，削弱人口置换的社会风险基础。第四，平衡历史城镇所在地新老城区发展，缩小他们在基础设施建设、卫生医疗、文化教育等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上的差距，促进地方公共服务均等化，减少生活环境条件差距，削弱人口置换的地区差异基础。第五，在保持历史城镇传统风貌的前提下，适度放松对原住居民的控制和管制，减弱和淡化历史城镇倾向于为游客提供步行观光点的旅游地属性，开发适宜历史城镇传统街道使用的便利交通方式，减少原住居民的生活成本，弱化人口置换的制度基础。第六，控制游客数量，规范旅游礼仪，提高游客素养，减少游客过载和游客旅游失范对原住居民产生的过度干扰，改善原住居民的居住环境。通过这些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原住居民个体发展与历史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一致，控制两者间的差距和互斥效应，增强他们对传统社区现代化变迁的适应性、归属感和认同感，提升原住居民的居住环境质量，改善其生存环境，以此控制非同步性发展应激外迁引发的人口置换问题。当然，人口置换有其自身的复杂性，而且不同历史城镇的具体情况各异，要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进行更为全面和系统的研究。

城镇人口范文第6篇

一、指标设计与数据选择

选用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为人口年龄结构指标，鉴于居民消费支出及房价时间序列波动会受到物价、收入等共同因素影响，为了客观反映居民消费及房价，本文选择居民消费支出倾向、居民消费率、恩格尔系数反映居民消费，住宅商品房房价收入比反映房价相对波动和泡沫，相关研究变量如表1所示。样本为2000—2011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其中城镇少儿抚养比、城镇老年抚养比是根据城市和镇的相关人口调查统计数据汇总计算得到。

二、广西城镇人口年龄结构、房价与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1.灰色关联度分析时间序列的回归、格兰杰检验、协整等传统方法对样本量要求较高，而灰色关联分析方法要求样本容量可以少到4个，对非平稳序列及无规律数据同样适用，为此，本文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广西城镇人口年龄结构、房价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实证。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思想是：确定参照数列（被解释变量）以及被比较数列（解释变量），将指标原始观测数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计算关联系数、关联度以及根据关联度的大小对被比较指标进行排序，与参考数列关联度越大的被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关系越紧密，一般认为分辨率为0.5时，关联度大于0.6则被比较序列与参照序列有显著关联，越接近1则被比较序列与参照序列的关联度越强，因素影响越大。本文以人口抚养比、房价收入比为被比较因素数列，用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倾向、恩格尔系数代表居民消费参考列，各序列关联度如表2。老年抚养比显著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率，而城镇少儿抚养比及房价收入比影响不显著；少儿抚养比及房价收入比显著影响居民消费倾向，而老年抚养比无显著影响；少儿抚养比及房价收入比也显著影响恩格尔系数，老年抚养比影响不显著。考虑到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理论，选择以房价收入比为参考列，计算其与人口抚养比的关联度如表3，少儿抚养比显著影响房价收入比，而老年抚养比不显著。由此可见，房价收入比与少儿抚养比一致表现为对居民消费倾向及恩格尔系数的显著影响，一定程度上也源于少儿抚养比与房价收入比的显著关联。

2.时间序列分析本文对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对数处理以克服异方差性，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仅居民消费率与少儿抚养比是平稳序列，但上述关联度分析已显示二者无显著关联，故不再继续分析。居民消费倾向、恩格尔系数、房价收入比、老年抚养比为一阶平稳序列，且老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倾向、恩格尔系数、房价收入比无显著关联，也不再继续分析，而房价收入比与居民消费倾向、恩格尔系数有显著关联，采用EG两步法做协整分析，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与房价收入比的协整关系不显著，而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与房价收入比则存在显著协整关系，且模型拟合效果好，房价收入比对居民消费倾向有长期正影响，房价上涨体现了显著的财富效应，房价收入比的短期变化对居民消费倾向正影响不显著，居民消费倾向实际值与长期均衡值的差距有70%得到纠正。在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机制方面，广西少儿抚养比与房价收入比的显著关联，但二者不是同阶单整，而老年抚养比与房价收入比无关，表明住房需求对房价的影响机制显著，生命周期假说关于老年抚养比对房价的负影响机制不显著，这是因为小孩多的家庭可能会有更多住房需求，而老年人较少以房养老。

在房价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方面，广西房价收入比对城镇居民消费倾向有长期正影响，即房价相对上涨1%则会刺激居民消费倾向增长0.67%，居民财富效应及抵押效应显著，且房价收入比与恩格尔系数有关，则房价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显著。在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方面，老年抚养比与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及恩格尔系数均无关，但与居民消费率有显著关联，这与生命周期理论是一致的；而少儿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率无关，但少儿抚养比与居民消费倾向、少儿抚养比与恩格尔系数有显著关联，这可能因少儿抚养比通过影响房价从而影响消费。从上述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及居民消费的影响来看，由于居民消费率反映了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可知人口老龄化已对广西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而少子化则未影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可能影响房价和居民消费倾向及恩格尔系数。

城镇人口范文第7篇

当前户籍制度已不适应统筹城镇发展的需要，促进户籍制度革新势在必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有利于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惠及民生。户籍差异影响了社会公平。推进户籍制度革新，赋予有条件的农民工城镇居民身份，有利于实现同工同权，使农民工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待遇。

（二）有利于促进城市人口集聚，加快城镇化进程。推进户籍制度革新，有利于集聚城市人口，形成城镇一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

（三）有利于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城农民工难以获得城市户籍，影响在城市的消费积极性。推进户籍制度革新，使农村居民进城后真正成为城市居民，有利于拉动消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四）有利于促进城镇要素流动，盘活城镇资源。长期的城镇二元户籍制度，使城镇资源要素流动渠道不畅，成为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推进户籍制度革新，打破城镇交流障碍，有利于加快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和林地等资源流动，提升城镇资源要素价值。

（五）有利于促进农村生产力提升，繁荣农村经济。农村人多地少，生产方式粗放，资源利用效率低，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推进户籍制度革新，引导有条件的农民工转户进城，有利于扩大农村人均耕地面积，提高农业生产集约化水平，推动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二、户籍制度革新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以推动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转户进城为突破口，引导农村居民向城镇有序转移，逐步缩小附着在户籍上的城镇差异，消除农民向城镇转移的体制，促进城镇资源要素合理流动，最终形成科学有序的人口城镇化机制，全面助推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探索统筹城镇革新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二）基本原则

一是统筹规划。总体设计，明确阶段性革新目标，分级设置准入标准，建立完善各类群体转户进城的制度通道，最终实现城镇户籍制度一体化。

二是自愿有偿。充分尊重农民转户意愿，依法办理，有偿退地，完善社会保障，确保农村居民进城后，生活得到保障，实际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三是积极稳妥。充分兼顾政府的承受力和城镇资源承载力，分类分阶段有序推进，防止损害农民利益，防止农民流离失所，防止出现城市贫民窟现象。

四是综合配套。强化制度设计，通过革新创造资源增量，以市场手段将资源增量变为财富，以财富增量推动实现革新目标。

五是促进发展。着力消除人口自由流动障碍，激活城镇各类要素，促进城镇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三、户籍制度革新的总体目标结合

全区主体功能区规划、城镇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综合考虑经济发展、自然环境、资源承载等因素，分阶段推动人口向小城镇、城区内聚集，实现区域内户籍合理转移，逐步建立城镇人口和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体系。

重点推进有条件的农民工及新生代转为城镇居民，解决户籍历史遗留问题，力争新增城镇居民17.47万人，非农户籍人口比重由目前的83.9%上升到85.3%。

通过系统的制度设计，建立完善土地、住房、社保、就业、教育、卫生支撑保障机制，进一步放宽城镇入户条件，形成合理流动、权益公平、城镇一体的户籍制度体系。

四、集中解决有条件的农村居民转户

结合我区实际，坚持重点突破与面上推进相结合，建立畅通的户籍转移通道，重点引导有条件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自愿进入城镇定居，两年内集中推动17.47万人率先转户。

（一）推动有条件的农民工及新生代户籍转移

12.69万名符合准入条件的农民工转为我区城镇居民，由我区解决其社会保障问题，由原户籍所在地处理好其承包地、宅基地、林地权属问题。

4.4万名在市内就读的本区农村籍大中专学生，入学时户口迁入学校集体户或就地转为城镇居民的，保留其个人征地补偿收益权，符合资助条件的继续享受学费、生活费补助，毕业后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

0.01万名新增退役的农村籍义务兵和服役期未满10周年的士官自愿转为城镇居民的，享受城镇义务兵的安置政策。

（二）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历年已用地未转非人员，按市政府确定的有关原则办理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的相关手续，参照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养老保险办法建立养老保险。

0.01万名未转非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的失地农村移民转为城镇居民，参照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养老保险办法建立养老保险，不再享受移民后期扶持政策。

0.31万名城中村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后，按征地、拆迁相关政策予以安置补偿。

0.05万名集中供养的农村五保对象自愿转为城镇居民的，享受城镇集中供养的“三无人员”待遇。

五、科学设置户籍准入和转出条件

按照宽严有度、分级承接原则，适度放宽主城区、全面放开乡镇落户条件，积极引导本市籍农村居民向城镇转移落户，鼓励有条件的农村居民整户转为城镇居民。

（一）户籍准入条件

1．就近就地原则准入本区籍农村居民按照户籍就近就地原则，转为城镇居民。

2．跨区域准入（1）本市籍农村居民在我区务工经商5年以上，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父母可申请在合法稳定住所迁移入户。

（2）本市籍农村居民在我区购买商品住房，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父母可迁移入户。

（3）本市籍农村居民在我区投资兴办实业，3年累计纳税10万元或1年纳税5万元以上的，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父母可在合法稳定住所迁移入户。

3．其他规定

（1）本市籍农村居民未成年子女投靠父母、夫妻投靠、年老父母投靠子女自愿转为我区城镇居民的，可迁移入户。

（2）我区城镇年老父母身边无子女，其本市籍农村子女可投靠迁移入户。

（3）本市籍优秀农民工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自愿转为我区城镇居民的，不受居住时间限制。

（二）户籍转出条件

我区籍农村居民申请转为其他区县城镇居民，按照市级和转入区县相关规定执行。

六、建立完善户籍制度革新相关配套机制

结合户籍转移，系统建立土地、住房、社保、就业、教育、卫生支撑保障机制，逐步消除城镇户籍待遇差距，促进城镇户籍制度融合，推进城镇化加速发展。

（一）建立完善农村土地处置机制

1．对农村居民整户转为城镇居民的，允许自转户之日起3年内继续保留承包地、宅基地及农房的收益权或使用权。在承包期内允许保留林权。鼓励转户居民退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及农房。对自愿退出宅基地使用权及农房的，参照同时期我区征地政策对农村住房及其构附着物给予一次性补偿，并参照地票价款政策一次性给予宅基地使用权补偿及购房补助，今后征地时不再享有补偿权利。对自愿退出承包地的，按本轮土地承包期内剩余年限和同类土地的平均流转收益给予补偿。

2．家庭部分成员转为城镇居民的，保留其在以后整户转移中获得宅基地及农房、承包地的相应补偿或收益的权利，不再享有分配宅基地的权利。待家庭成员整户转为城镇居民时，退出宅基地及农房、承包地并享受相应补偿。

3．区土地整治储备中心负责对农户退出的承包地、宅基地和农房进行补偿和处置。其中，退出的宅基地、承包地位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扩展边界范围内的，由国有土地储备机构承担补偿费用。建立农村土地补偿周转金，用于农户退出的承包地、宅基地和农房所需资金的周转。

4．区土地整治储备中心应积极盘活利用转户退出的土地。按照规划及用途管制、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变的要求，对退出的承包地加大国土整治力度，促进承包地向经营大户、龙头企业流转，实现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水平。退出的宅基地，在优先保障农村发展建设用地需求的前提下，通过增减挂钩、地票交易等方式，显化其资产价值。产生的地票及大宗的承包地、林地使用权可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交易。

（二）建立住房保障机制

1．将符合条件的转户农村居民纳入我区公共租赁房、廉租房等保障范围，改善稳定就业农民工、新毕业农村籍大中专生、新退役农村籍士兵等无房或住房困难人员居住条件，鼓励有条件的转户居民购置普通商品房。

2．我区城镇规划区域内农村居民，具备条件的可转户进入我区统一规划建设的集中居住小区。加大我区城镇规划区内转户集中居住小区、农民工公寓投入和建设力度。集中居住小区、农民工公寓建设用地采取行政划拨方式供应，并比照廉租房、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公共租赁房等保障性住房，享受免交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及政府性基金等相关优惠政策。

（三）完善养老保险制度

1．本市籍农村居民整户转为我区城镇居民，自愿退出宅基地，其年满16周岁以上的人员，可参照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养老保险办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所需资金由国土部门核准的退出宅基地的补偿费代缴。退出宅基地的补偿费不足以缴纳的，差额部分由个人自筹资金缴纳。若代缴后有剩余的，剩余部分退还给转户居民。

2．本市籍农村居民家庭部分成员转为我区城镇居民，在劳动年龄段的，可按规定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用人单位的，由用人单位统一参保并按规定缴费；没有用人单位的，可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缴费。达到规定条件的，享受与城镇企业职工同等的养老保险待遇。

3．依法被征收土地落户我区的转户居民按照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养老保险办法参加养老保险。我区过去已征（占）用地未转非人员、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淹没失地人员，在完善征地审批及农转非手续后，参照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养老保险办法参加养老保险。

4．本市农村籍大中专学生在校期间转为我区城镇居民，并随家庭一起退地的，可参照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养老保险办法参加养老保险，建立养老保险关系，工作后接续参保。

5．本市籍农村居民转为我区城镇居民，没有条件参加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养老保险、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可自愿参加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四）健全医疗保险制度

1．本市籍农村居民转为我区城镇居民，在劳动年龄段的，可按规定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用人单位的，由用人单位统一参保并按规定缴费；没有用人单位的，可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缴费。达到规定条件的，享受与城镇职工同等的医疗保险待遇。

2．本市籍农村居民转为我区城镇居民，没有条件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可自愿参加城镇居民合作医疗保险。

（五）健全完善社会救助和福利服务保障机制

建立健全低收入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体系，及时将符合条件的转户居民纳入城镇低保范围；建立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实现镇敬老院和社会福利中心全覆盖；加强城镇社会救助和社区公益设施建设，切实满足城区扩容后社区服务管理和救助保障等公共服务的需要。那一世

（六）建立完善就业保障机制

1．将落户我区的转户居民纳入本区城镇就业服务和政策扶持范围，促进其在城镇稳定就业。对有一技之长的，通过开展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提供有针对性的就业信息，帮助其通过市场竞争实现就业。对就业困难人员，作为就业援助对象，开展“一对一”的帮扶，开发公益性岗位予以托底安置。

2．对大中专毕业生提供就业服务和政策扶持，强化职业指导，搭建大中专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的对接平台，引导农村籍和农转非的大中专毕业生到基层、工业园区、中小企业等实现稳定就业。

3．本市农村籍和农转非的初高中毕业生就读我区中等职业学校的，可给予定额生活补贴，生活困难的给予定额学费补贴。

4．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农民工和其他转户居民自主创业。提供政策咨询、创业培训、项目推荐、开业指导、小额担保贷款、跟踪服务等创业扶持，帮助其通过创业实现就业。凡办理农转非的纳入城镇创业扶持政策范围。

（七）建立完善培训机制

1．分类开展转户居民教育培训。以提升综合素质为目标，对所有转户居民开展新市民教育培训；以提高学历为目标，对16—30周岁的转户居民进行中等职业学历教育；以提高就业能力为目标，对劳动年龄段的转户居民进行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促进转户居民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由农民向市民转变。

2．组织农村劳动力参加转移培训，提高其转移就业能力，促使其在城镇稳定就业。对企业新招用的农民工，根据企业岗位需求，开展针对性强的岗前培训，使农民工尽快上岗和稳定就业。对农村劳动力参加转移培训和农民工参加岗前培训，按规定享受培训补贴，并对初次参加职业技能鉴定和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的费用给予全额补助。

3．建立完善转户居民教育培训管理体系。推行弹性学制，帮助转户居民开展工学交替、半工半读，分阶段、分时段以“累计学分”的形式完成学业。结合实际，开展送职业教育进镇街、进社区、进企业活动。

4．提升教育培训基础能力。新建一批农民工培训基地。办好中等职业学校骨干专业，打造适宜转户居民学习、方便转户居民就业的特色专业。推行“特岗、特聘和特邀”计划，建设一支适应转户居民教育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八）建立完善城镇教育保障机制

1．科学规划城镇学校布局，按照户籍制度革新转移人口目标和重点接受农民工转户的区域，准确把握各街镇适龄人口及中小学在校生规模变化状况，要留足教育用地，按照我区城镇规划，加快新建一批幼儿园、中小学、中职学校。

2．加大教师队伍建设力度，做好新增学校师资配备、师资专项培训等工作，满足新增学校教师需求。

3．完善各级各类学生就读政策和资助体系，保障转户居民子女接受公平的教育。改善转户居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条件，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就读，享受与现有城镇学生的同等待遇；按照“指标到校”的原则，解决转户居民子女就读普通高中；完善各级各类学生资助政策，确保转户居民子女享受国家政策优惠。

（九）建立完善卫生服务保障机制

按照我区城市功能区布局规划，科学合理布局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医疗机构，加快区级医院、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医疗机构建设，加快覆盖城镇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逐步完善医疗服务基础设施、设备建设，保障转户居民及其子女和低收入群体在区内居住地享有国家规定的公共卫生服务。

（十）完善计划生育相关政策

1．未享受城镇社会保障待遇的转户居民，继续执行原户籍所在地农村居民的生育政策及农村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政策。

2．已享受城镇社会保障待遇的转户居民，自享受城镇社会保障待遇当年起，给予5年的政策过渡期。在政策过渡期内，转户居民继续执行原户籍所在地农村的生育政策及农村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政策。

七、户籍制度革新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工作合力

全区户籍制度革新工作在区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成立区户籍制度革新领导小组，由区政府区长任组长，区政府副区长，区政府办主任任副组长，区政府办、区委宣传部、区委政法委、区人武部、区发改委、区公安分局、区教委、区经信委、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人力社保局、区城镇建委（区移民局）、区市政园林局、区房管局、区农林水利局、区商委、区卫生局、区计生委、区统计局、区档案局、区金融办、区国土分局、区规划分局、区工商分局、区总工会等部门为成员单位。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公安分局，办公室主任由区政府办主任兼任，办公室副主任由区发改委主任、区政府办副主任、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兼任。办公室负责户籍制度革新日常工作的组织与协调。

（二）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调查研究

有关单位要认真学习市、区相关文件，领会精神实质，学懂学透政策，明确关键节点；要结合本地区、本系统的实际，采取多种方式深入调查研究，摸清各项基数，掌握基本情况。在此基础上，认真研究户籍制度革新的思路、措施、步骤，制作宣传资料，制定工作流程，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并加强沟通衔接，跟踪工作进程，把握工作动态，及时掌握和解决户籍制度革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三）明确责任分工，积极稳妥推进

有关单位要充分认识推进户籍制度革新的重要意义，按照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部署，将户籍制度革新作为当前后今后一段时期的一项重点工作，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合理安排，实行一把手负责制，明确分管领导和专职工作人员。根据自身工作职责，积极开展工作，确保革新平稳进行。

（四）加强督查考核，严明工作纪律

城镇人口范文第8篇

关键词:住房保障;住房公积金;经济适用房

住房保障是国家社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向低收入者提供财政补贴或实物援助,以解决社会成员的基本居住问题、改善其居住质量的一种制度安排,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背景下,建立城镇居民住房保障制度,是使城镇居民参与社会再分配,享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增加的一种手段,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政府介入住房领域的理论依据

(一)住房的双重属性分析

住房是供人类生活居住的空间或场所,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资料。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的住房状况是衡量当地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

住房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住房具有普通商品的私人产品属性,居民拥有或使用住房必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另一方面,住房又具备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因为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获得基本居住条件的权利,而且该基本居住条件应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即所谓“人人享有适当的住房”。私人产品与准公共产品的双重属性是住房最基本的特征,也是研究政府介入住房问题的出发点。

(二)政府是住房保障制度的责任主体

在以住房市场为基础的住房分配体系中,人们对于住房质量和数量的要求取决于其对住房的支付能力。而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大量的中低收入者的支付能力与具有适宜的住房标准的住房价格之间存在着鸿沟,这也是各国政府干预住房市场的主要原因。首先,实行住房保障的目的是维持社会安定、保证基本人权,因此应该由社会权利的集中代表——政府来承担住房保障责任。其次,住房保障的成本巨大,通过政府调动全社会资源才能解决住房保障的成本问题。而且政府承担住房保障职能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可以降低分散保障带来的较高的执行成本。最后,住房保障的程序复杂,必须依靠政府的权威和系统组织能力来实施。因此,世界各国政府几乎都无一例外的在不同程度上为中低收入阶层解决住房问题提供帮助,即政府承担了解决社会成员基本住房问题的主要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

二、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历史变迁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统一管理,统一分配,以租养房”的公有住房实物分配制度,在当时较低水平的消费层次上,较好地满足了职工的基本住房需求。然而,旧的福利分房制度下,由于租金低廉,房屋维护所需成本无法满足,政府背负着沉重的财政负担。与此同时,为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增加社会总需求,而住房货币化的改革也成为拉动内需的最好方法。我国的住房保障制度大致经历了三次主要的变革:

(一)1994年:住房制度市场化改革初步启动

199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4]43号),开启了城镇住房制度的改革。该文件以住房制度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住房商品化、社会化为目标,把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方式改为以按劳分配为主的货币工资分配方式;建立以中低收入家庭为对象、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经济适用住房供应体系和以高收入家庭为对象的商品房供应体系;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建立政策性和商业性并存的住房信贷体系。

(二)1998年:停止福利分房,建立市场化体制

1998年国务院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文),该文件宣布全国城镇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全面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同时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在中国住房保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三)2007年:“24”号文公布,出台保障新政

2007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号文),将我国的“保障性住房”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旨在解决目前“重市场,轻保障”的住房模式。该文件明确了我国住房制度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提出进一步建立健全城市廉租住房制度,改进和改善经济适用住房制度,着重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并提出相关的配套政策和工作机制。

三、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的住房保障制度包括住房公积金制度、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和廉租住房制度三大支柱,即通过住房公积金购买商品房解决稳定收入者的住房需求;通过经济适用住房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通过廉租住房解决无购买能力的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

(一)住房公积金制度

住房公积金是指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事业单位及其在职职工按规定缴存的专项用于住房消费支出的个人长期住房储金。住房公积金制度作为一种强制性的住房储蓄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1.住房公积金作为提供住房贷款的机构功能较弱。世行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底,中国有6330万人缴纳住房公积金,累计金额6260亿元人民币,但只有45%的住房公积金被用来发放住房贷款,而且只有17%的缴费者获得了公积金贷款。

2.住房公积金贷款主要使收入较高的家庭受益。由于住房公积金的征缴、使用是以工作就业为基础的,大部分非正规就业或失业的中低收入者因为承受能力的制约而无法使用公积金。因此,实际从中受益的群体只是城镇人口中的一小部分。

3.住房公积金保值增值能力欠缺。从法律关系看,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和缴存公积金的职工个人之间是一种保管关系,而管理中心与住房公积金的贷款使用人之间是债权债务关系。由于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既不是法人实体,没有自身资产,又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因而缺乏对资金保值增值的积极性。

(二)经济适用住房制度

经济适用住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优惠,限定建设标准、供应对象和销售价格,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在实际操作中,一方面经济适用房供应总量明显不足。经济适用房具有社会保障属性,其建设用地由行政划拨,这使得长期以来以房地产业作为主要财政来源的各地方政府对经济适用房的投入力度较小,不少地方甚至停止了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一些仍在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城市,也主要面向拆迁户供应,没有广泛面向社会上应保障的对象,这与经济适用住房制度的要求及社会期望差距甚远。另一方面,经济适用房建设标准缺乏控制。《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规定,经济适用住房的套型必须严格限定,中套面积控制在80平方米左右,小套面积控制在60平方米左右,价格以保本微利为原则。然而实践中,超过80平方米的户型占多数,且房间超大,装修豪华,已偏离了中低收入家庭的真实需求。另外,实际操作过程中购买对象审核不严格,开发商炒号、增加商品房比率、加高楼层等花样层出不穷,政府监管机制难以到位。

(三)廉租住房制度

廉租住房是指政府向城镇低收入家庭提供的基本住房保障,属于完全的政府保障性质。廉租住房制度当前存在以下问题:

1.廉租对象覆盖面狭窄。廉租房保障的对象应该既包括具有城镇户口的城镇居民,也包括城市中大量所谓“流动”但常驻城镇的农业人口。目前,各城市出台的廉租房政策保障的对象多限定于低保户、优抚家庭中的住房困难户,城市中既买不起房,又非低保的“夹心层”和大量的流动人口则不在廉租房保障的范围之内。另外,随着社会的转型,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城乡结合部土地被征后的农民也是不可忽略的新的住房弱势群体,但目前都未被列入廉租房保障体系的范围。

2.地方政府对廉租房制度缺乏积极性。廉租房作为一项社会福利,不能完全通过市场方式来配置资源,必须借助于政府的调控。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以及行为表现对政策实施结果有决定性作用。目前很多地方政府重点关注市场发展对当地经济增长的贡献,却不重视廉租房制度本身的建设,甚至极少数地方政府把建廉租房作为短期的“形象工程”来对待。

3.资金短缺严重制约了我国廉租房的发展。制约廉租房发展的最关键问题还是资金。现阶段,政府虽然提出了财政拨款、住房公积金增值基金、直管公房出售中一定比例的归集资金、社会捐赠等多渠道、多形式的资金筹措机制,但在廉租房实践中,大部分资金仍主要来源于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政府财政资金很难落实到位。

四、完善城镇居民住房保障制度的财税途径

市场化解决不了住房问题,是西方国家探索了几百年得出的结论。住房作为准公共产品,具有人权保障的属性,政府必须介入住房市场,满足社会公众的基本住房需求。我国虽已基本建立了由住房公积金、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住房组成的住房保障体系,但目前只有廉租住房明确要以公共财政资金为主,其他涉及住房保障的支出并未纳入财政预算中。因此,我国应借鉴其他国家有益做法,通过一系列的财政税收政策,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住房保障体系。

(一)明确各级政府在住房保障中的责任,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

1.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住房保障事权。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平收入分配是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责,因此住房保障首先是中央政府的责任。同时,由于住宅是不动产,不具有空间上的流动性,因此,其作为准公共产品的属性体现为区域性的准公共产品,从这个角度上看地方政府也对其负有责任。世界各国的目前做法,也都是把住房保障作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共同责任。因此,应当通过立法途径,在法律上明确各级政府在保障公民居住权利方面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就我国目前情况看,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相应的住房标准、价格水平以及个人收入水平也有较大差距,所以由中央政府统一制订住房保障制度的具体政策和标准是不合适的。应该由地方政府依据中央的宏观政策要求,制订适合本地区特点的具体政策、法规和标准,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中的积极作用。

2.按照财权与事权统一的原则,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财政支付能力是保证住房保障制度运行可持续性的基础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住房保障制度运行的效果。通过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住房保障中承担的责任,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充实地方财政收入,改变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减少地方财力过多依赖土地出让金等收入的状况,可以从源头上减少地方政府对房地产业扶持的动力。同时,要改变现在一次性收取土地出让金的制度,将土地出让金按使用年限计算收取年租,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开发商建房的成本,从而减轻消费者的一次性购房支出。

3.建立中央对地方的住房保障转移支付体系。为增加政府对住房保障的支持力度,应尽快建立中央对地方住房保障资金转移支付机制。在转移支付数额的确定中,用因素法替代基数法,充分考虑影响地方财政收支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财政收入、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与市政建设等因素,通过因素法测算出各地区的标准收入能力和标准支出需求,建立地方各级政府的标准预算,来确定中央对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使社会成员所享受的政府服务水平(包括住房保障)能够大体一致,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

(二)完善住房保障资金筹集方式

住房保障属于社会保障的一部分,因此其主要的资金来源渠道应该是国家财政。我国目前财政收入中用于经济建设的投资比例过大,而社会保障的投入资金相当有限,没有建立规范的住房保障资金筹集模式。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仍将经济发展、广开财源作为首要职责,把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作为次要职责。因此,各级政府必须转变职能,树立政府是住房保障最后责任主体的意识,不能仅仅从眼前的经济效益来对待住房保障,而是要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出发,统筹考虑住房保障的资金投入。

1.建立多渠道的住房保障财政资金筹集模式。住房保障资金的供给应以政府财政拨付的资金为主,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为辅,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即在筹集住房保障资金时,应坚持“以财政为主,多渠道筹集”的原则。具体来说应该包括:公共财政拨付的专项资金;住房公积金和其他住房基金的增值部分;社会福利奖券按适当比例提取部分、接受社会捐赠以及通过其他渠道筹集的资金;从房地产交易中收取的契税和土地出让金、转让金中安排一块(比如原先安排的经济适用房用地改成商品房用地以后,政府原来免收而现在正常收取的土地出让金)。

2.发行国债筹集住房保障资金。为了弥补住房保障资金的投入缺口,可以采取在国家增发的财政债券中安排专项资金支持住房补贴政策的方式。符合国家规定的中低收入家庭均可享受国债专项资金的补贴。具体说来,用国债专项资金支持住房保障的方式可以采取现金补贴和贷款贴息两种方式,前者主要是针对租房需求者,而后者既可针对中低收入家庭的购房贷款实行利息补贴,也可以对建造中低价商品房和廉租房的开发商实行利息优惠。

城镇人口范文第9篇

【关键词】 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安置；影响；城镇化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交织着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充分展现出历史的复杂性与多面性。由于“”和化运动遭遇挫折，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为缓解经济困境，快速恢复生产，中共做出了大规模精简城镇人口的决策。80年代以来，这一问题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围绕精简城镇人口的原因、过程、影响、安置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一定的成果。

一、20世纪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研究概况

20世纪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的研究，在80年代初开始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1982年，经济学家柳随年等编著的《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回顾》，就对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在1984年编著的《“”和调整时期的国民经济》又进一步展开了论述。1988年《当代中国》丛书之一、由何光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对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政策的来龙去脉交代比较清楚。

80年代时对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研究的主体主要是经济学家，内容上着重从国家政策层面上对精简城镇人口的背景、过程、影响等方面做总体性介绍。这一时期的研究优缺点明显：一方面，研究者对这段历史有切身的感受和更直接的观察，很多当事人健在，具有后面研究者所不具备的优势；另一方面，80年代距离精简城镇人口的60年代时间跨度很小，这段历史尚未经过长时间的沉淀，档案资料和史料的挖掘方面都存在很大的难度，而且研究者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具有历史局限，难以客观冷静地研究，这也是明显的缺点。

90年代以后，关于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的研究进一步发展，并逐步走向深入。学术界运用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对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

到目前为止，罗平汉的《大迁徙――1961―1963年的城镇人口精简》是唯一一本专门研究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问题的专著。该书以国家的政策为脉络，对精简城镇人口的背景、过程和结果做了详细的考察，并辅之以地方精简案例，使得研究更加细化。另外，很多研究60年代初期历史的著作，对精简城镇人口问题进行了研究。通史类的专著主要有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罗平汉、何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56―1965）》，罗平汉等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历程》（第二卷：1949―1976），郭德宏的《中国共产党的历程》（第二卷），郭德宏、王海光、韩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二卷（曲折探索），当代中国研究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二卷）等。其他的专著，也对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有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张静如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第二卷（1956―1966）、苏星的《新中国经济史》、武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增订版）、董辅i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张素华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丛进的《曲折发展的岁月（1949―1976年的中国）》、汪海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经济史》以及杨胜群、田松年的《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一些研究者在香港出版的相关专著中，也涉及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问题研究，比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的林蕴辉的《乌托邦运动――从“”到（1958―1961）》和钱庠理的《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

此外，还有一些省委书记的传记涉及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比如《曾希圣传》、《江华传》、《刘子厚传记与年谱》、《林铁传记与年谱》、《乌兰夫传（1906―1988）》、《叶飞传（1914―1999）》。这些传记对研究地方如何贯彻中央的精简政策有不少史料披露。

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问题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在一些著作中或多或少进行了论述，典型的有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莫里斯・迈斯纳的《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除了上述著作，一些论文对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代表性的有罗平汉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职工精简》、陈建兰的《1961―1963年中国城镇人口精简浅析》、陈理的《60年代初精减职工、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决策的研究》、李若建的《困难时期的精简职工与下放城镇居民》《时期的城镇化高潮与衰退》、姜长青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精简城镇人口对中国经济影响探析》。

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主要当事人和亲历者的回忆和口述，能揭示决策背后的故事和细节，弥补档案文献资料的不足。一些历史当事人对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的回忆，同时也披露了不少难见的史料，提出一些很有见地和分量的观点和评述。如《杨尚昆回忆录》、《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亲历记》、《姚依林百夕谈》、《历史风云中的余秋里》等著作以及苏维民的《杨尚昆与三年困难时期精减城镇人口》、邓力群的《关于西楼会议的回忆》和《七千人大会到西楼会议》等回忆文章，对厘清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政策出台的来龙去脉和深刻背景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关于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若干问题的研究

学术界对20世纪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的研究内容比较广泛，概括起来，主要围绕精简城镇人口的背景与原因、过程、影响、安置及取得成功的原因等几个方面展开。

（一）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的背景与原因

关于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的背景与原因问题，学术界的意见基本一致。研究者大都认为“”时期，工业生产大招工，全民大炼钢铁，导致城镇人口迅速膨胀，国家经济出现困难局面，因此必须精简城镇人口。①除此之外，聂福如、阮雅芳等认为三年自然灾害使粮食产量下降，国民经济出现严重的比例失调也是原因之一。②郑美霞还认为盲目建校招生也导致了城镇人口膨胀。她指出：“按我国当时的政策规定，高校学生和中专学生都吃商品粮，由国家统一分配，盲目扩大招生的结果使得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①

（二）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的阶段划分

根据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对其进行阶段划分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内容。关于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的过程，有些研究者按大的历史脉络进行划分，根据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来说明精简工作在全国的进度。但也有一些研究者做了具体细致的划分。陈理把全国精简城镇人口分三个阶段，酝酿阶段（1959年1月―1960年12月）、正式提出与全面实施阶段（1961年1月―1962年10月）、收尾阶段（1962年10月―1963年7月）。②朱珏则分为四个阶段，启动阶段（1960年5月―1960年底）、初步开展阶段（1961年1月―1961年12月）、全面铺开阶段（1962年1月―1963年6月）、收尾阶段（1963年7月―1964年6月）。③此外，中央精简城镇人口的政策，各地区根据不同的情况，贯彻落实有各自的特点，阶段性也并不整齐划一。一些研究者在研究地域性的精简工作时，根据地方贯彻落实的内在逻辑，对地方精简工作的阶段进行了不同的划分。

对于精简工作开始时间的认定，各方分歧比较大。如陈理、柳森等认为中央1959年1月5日发出的《关于立即停止招收新职工和固定临时工的通知》是精简城镇人口的开始。而朱珏、赵淑杰则根据浙江省和北京市的情况把精简工作开始的时间分别划为1960年和1961年。朱珏认为1960年8月浙江省根据中央精简工作的要求对整顿城镇人口的工作作出安排，9月浙江各地开始查人口、查工种定量、查漏洞，精简工作从此拉开序幕。赵淑杰把中共北京市委于1961年7月5日下发的《关于动员回乡生产、支援农业的宣传提纲》作为北京市精简工作的开始。

对于20世纪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的结束时间，除了朱珏将收尾阶段一直划到1964年6月外，研究者基本上一致划到1963年，不过月份上略有出入。不同研究者的不同划分，是因为各有其划分标准，如罗平汉等认为全国精简城镇人口的工作于1963年7月结束，理由是：“1963年7月6日，中央精简小组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精简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简工作的意见的报告》，提出：‘根据目前精减任务完成的情况，同时，考虑到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急需集中力量在城市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运动，八月份又要调整工资，我们认为，这一次全国性的减人工作，现在可以宣布基本结束。’7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并同意了中央精简小组的建议，要求各地做好结束精简的工作。至此，全国性的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工作基本结束。”④由于地域的差异，不同地方精简工作结束的时间也并不十分一致，比如北京市于1963年8月结束精简工作，“8月份以前集中力量精简职工支援农业，下半年进行调整职工工资工作”， 这标志着精简职工告一段落。⑤

（三）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的影响

城镇人口的精简使2000多万人从城镇迁移到乡村，不仅对精简者个人及家庭的命运，而且对农村和城市两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对农村经济发展、城市的城镇化进程的影响。这些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学术界有不少争议。

一是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学术界存在着截然相反的看法。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精简城镇人口下乡增加了农村的劳动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比如罗平汉、柳森、邱国盛等都持类似观点。少数人则认为精简城镇人口对农业发展并无促进作用。陈建兰认为，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在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停办公社企业及其他地方企业、停止大规模兴修农田水利等等）之后，农村用于第一线的劳动力数量增加了不少，此时的农村并不缺乏劳动力，并不需要这精简下来的2600万人去“加强”农业生产。他还进一步指出精简人员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农民们觉得城里人下乡是和他们争地，从他们碗里抢饭吃，而且城里人大多不会种地，所以不少地方不愿接收这些下乡的城里人。一些工人也认识到，农村的问题不在于缺少劳动力，而在于农民的积极性没有被调动起来”，“政府想通过精简城市人口来加强农业战线，结果这一预期是无效的。”①姜长青也认为农村并不缺乏劳动力，不需要城镇人口下乡充实劳动力，这反而制约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②

二是对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影响，学术界意见比较一致。大都认为，精简城镇人口减少了粮食销量，缓解了粮食紧缺造成的困难局面和日趋严重的城乡关系。城镇人口的压缩减少了国家工资开支，缓解了通胀压力，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有助于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

三是对城镇化的影响，研究者也持有不同的态度。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精简城镇人口对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起了消极作用，延缓了中国城市化进程。有文章甚至认为，精简城镇人口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次大倒退，它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反城市化进程，直接导致了城市化进程的迟滞。③与精简城镇人口是城镇化的倒退观点相反，赵淑杰在前述论文中则认为精简城镇人口是用行政手段恢复了城镇化的正常速度，是对城镇化过度发展的一种积极行政调节。

另外，研究者还对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造成的社会问题、对教育的影响等做了研究。郑美霞在前述文章中认为大批社会青年没有能够回到农村去，滞留在城市，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离婚成为普遍现象，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她还认为，国家在经济有所恢复之后，一部分人并没有按照预期能够返回城市，这也为“”的动乱埋下伏笔。朱珏认为，精简工作带来的影响即是被精简人员在被精简后，其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导致被精简人员的生活出现困难，而这些困难至今尚未解决，比如被精简人员的生活普遍困难，被精简人员的养老问题突出，被精简人员子女的教育、就业受影响。赵淑杰认为教育的精简影响了科技文化的发展。

（四）被精简人员的安置问题

精简工作中的安置问题比较复杂。被精简人员不仅仅只是省内安置，有一部分还被安置到省外，这部分人的档案资料散见于各省市各单位，梳理和研究起来比较困难，这也是目前研究的难点和薄弱点之一，不少研究者把安置问题一笔带过，粗略论述国家的安置政策，没能深入下去。但一些区域性精简工作研究，对此也有相对较细的论述，如柳森和朱珏分别以江苏省和浙江省为例，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地方的安置问题。柳森对江苏省下乡人员安置的计划实施、措施、结果及存在的问题做了探讨。他指出江苏省的安置方式比较多样化，有全民所有制转为集体所有制、顶替、插队、插场和直接组建农场等多种安置方式。但安置也存在问题，比如下乡人员的住房问题难解决、单位拒绝接收以及一些被迫接收下乡人员的单位为下乡人员返城提供各种方便等。④

（五）精简工作取得成功的原因

60年代初的城镇人口精简共压缩城镇人口约2600万人，相当于世界上一个中等国家搬家。曾发出感慨：“拆这么多‘庙’，精简这么多人，这件事情，在中国，没有哪个政权能够这样做。”⑤这么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不仅没有出乱子，而且还保持了社会的平稳，有着怎样的深刻原因？这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目前，学术界对成功原因的论述比较一致，都突出了健全的社会控制体制的作用。

除上述主要研究之外，还有一些不同角度的研究。有些研究者对领导人与精简工作的关系做了专门论述，如洪松的《陈云关于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对策》、尚长风的《陈云与20世纪 50～60年代的压缩城镇人口工作》都突出了陈云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陈云是经济调整的主要谋划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他较早注意到城镇人口增长过快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他的意见并没受到重视。在领导经济调整工作中，陈云提出了一系列压缩城镇人口的主张，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克服经济困难做出了突出贡献。①洪松对精简城镇人口数字做了专门研究。他以《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注释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二卷三本权威著作所记述的1961年精简职工人数的不同数字为例，分析了各数字的得出依据，最后指出1961年精简职工“1000万人左右”和“约为 873 万人”或“约873万人”的表述比较恰当。②

还有一些研究虽然没有对精简城镇人口问题做直接研究，但提供了一些详实的可供参考的数据。如黄兢、黄海英按城市化趋向把1957―1965年广东省城乡人口迁移分三个阶段：1957―1960年呈现城市化趋向，1960―1963年逆城市化趋向，1963―1965城乡人口迁移相对停滞状态。③李若建从人口学的角度，对和困难时期的人口迁徙问题做了探讨。

三、关于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研究存在的不足

综上所述，学术界关于精简城镇人口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有些问题、有些方面还值得进一步深化。

一是有些问题的研究还很薄弱。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涉及2000多万人的大迁徙，既有国家政策方面的复杂问题，也涉及到城镇职工就业和安置问题，并且最终落脚于农村，涉及各国家、省市县、乡镇各级政府的政策制定与贯彻，涉及到千万人命运变化，问题复杂，涉及面广，当前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国家政策层面，仅有少数对地方的贯彻落实做了初步梳理。即使是国家层面的研究，也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比如对1959年的精简工作就不够重视。现有的研究成果大都对1959年的城镇人口精简工作一笔带过，缺乏深入分析，有的甚至忽略了这次的精简工作。实际上1959年的精简工作可以说是整个精简工作的预演和探路，它的并不太成功的经验和教训，对后来的精简影响甚大。

二是实证性研究少。研究者大都从宏观上对精简城镇人口问题进行考察，即对中央精简城镇人口原因、过程、政策等做一梳理，而很少从微观层面上，即以地方的城镇人口精简为视角来考察60年代初的精简工作，没有很好地做到“以小见大”，没有能够很好地展现出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三是理论分析不够深入。60年代初的精简城镇人口，涉及国家制度、社会心理、历史文化方方面面的深刻问题。但是，目前从社会动员、国家机制、城镇化视角的研究并不多见，也还不够深刻深入。比如对于精简城镇人口政策的成功实施，只有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就其原因进行了分析，但不深入，有的甚至只是从政策层面分析了原因。另外，有些研究者的观点也值得商榷。比如，李若建和赵淑杰认为有些城镇人口自愿回到老家和政府给予被精简人员合理的经济补偿是成功精简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从整体上而言，即使国家给予被精简职工一定的补贴，但绝大多数人对回乡仍是持观望态度，甚至是抗拒的，自愿回乡的只是一小部分。国家在精简工作过程中是如何把对回乡犹豫不决和抵抗的这部分人成功精简回乡的，才是问题关键之所在。

城镇人口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城镇人口 统计规范化 问题 方法

有关部门会定期进行人口普查工作，进而掌握未来本地区的人口数量，然后根据预测的人口数量来寻找或制定合理的经济制度，力求解决人口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问题，并寻找加快本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方法和策略。然而有关部门在进行人口普查的时候，存在着统计不准的问题，由于这个原因，造成依据错误的统计结果而制定的经济制度就缺乏适应性，不仅无法满足人们对衣食住行的要求，还会降低经济的发展速度。甚至会出现许多不和谐的现象，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对此，有关部门必须要寻找城镇人口统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采用正确的方法解决问题，以此来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保障，并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下面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城镇人口统计方面的问题。

一、对城镇人口进行统计的原因

通常情况下，国家有关部门进行城市规划，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政策所依据的主要内容就是城镇的人口数量。目前，我国的经济正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因而加快了竞争的激烈程度，城镇人口问题也随之显现。对于城镇管理者来说，扩大城市规模是他们最主要的工作任务，所以各个城市的管理者为了提高城镇化水平会产生激烈的竞争，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另外，统计部门进行人口普查时，由于不同城镇适用的统计概念存在差异，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变革，进行人口统计时的统计口径也会发生变化，因而降低了历史统计成果的保存价值，不利于后续管理者制定经济的发展战略，降低了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二、在城镇人口统计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般来讲，国家统计局通过人口统计得到的人口数据与实际的人口数据存在一定的差距，此种现象是在多个因素的影响下而出现的，主要包括可避免的人为因素和不可避免的根本性因素。为了降低城镇人口统计的误差，笔者通过国内的城镇人口统计范例来分析城镇人口统计不规范的原因，力求提高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性以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1）不同城镇进行人口统计时使用的概念的统一性较差。对于城镇人口规模来说，主要由人口概念和空间概念这两方面概念组成。人口概念就是指城镇人口的种类，空间概念就是指城镇人口所在的区域。根据相关统计资料可知，不同城镇在进行人口统计时应用的概念存在很大的差距，并且种类繁多，增加了统计的难度。比如说，进行人口统计使用的人口概念由总人口、常住人口和若干个分类人口等概念组成，空间概念则由市区、中心区和规划建设区等组成，在进行统计时，如果将两种概念叠加起来，就会使得统计工作更加复杂，相关部门为了防止这一现象的发生，已出台了相关规定，但是在实际的人口统计工作中，仍然无法准确把握“城镇人口”这一概念，并且统计人员也无法正确表达城镇人口规模，因而降低了人口统计的准确性。

（2）进行人口统计时统计的口径不同。统计局在进行城镇人口统计工作的时候，除了要使用种类繁多的统计概念之外，还要明确各类人口的统计口径。然而根据我国历次的人口普查资料可知，进行人口统计的统计口径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以暂住人口为例，某些地区将暂住时间为三个月以上的作为暂住人口，二某些地区却将时间定为半年以上或一年以上。在这种情况下，统计局进行的历年人口普查数量的可比性将降低，城镇管理者也不能正确了解本地区人口规模的变化情况，因而制定的方针和政策的适应性就会降低，不利于本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提高城镇人口统计规范化的主要方法

（1）实现不同城镇进行人口统计时运用的概念的统一。在进行城镇人口统计的时候，要想提高统计的正确率，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概念混乱以及概念不合理使用的现象，对此，国家有关部门必须要对一些常用的概念进行界定，然后明确这些概念应用的情景。举例说明，城镇总人口、中心城区和常住人口等常用概念必须要进行正确的界定或划分。另外，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速度较快，如果采用传统的按户籍登记地点来界定城镇人口，就是失去人口统计的意义。以深圳这个经济发达地区来讲，此地区的外来人口较多，外来人口返回原籍的次数较少，为了准确表示城镇化水平，统计人员可以根据人员的居住时间来确定成镇人口的数量。

（2）实现城镇人口统计中统计口径的一致。要想实现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化，有关部门必须实现统计口径的一致。对于我国来说，导致人口统计中城镇人口规模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暂住人口的统计口径存在差异，对此，国家统计局已经更改了人口计算所使用的方法，要想提高人口统计的准确性，有关部门必须要加大相关规定的执行力度。在具体的人口统计工作过程中，统计人员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清楚城镇人口限定范围，然后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口径的下统计城镇常住人口数，进而提高统计数据的准确性，确保城镇管理者指定的方针政策的科学合理性，以此来加快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最终提高我国的整体经济水平。

四、总结语

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性能够对城镇制定的方针政策产生严重的影响，为了进行正确的人口规模预测，提高相关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有关部门必须要实现不同城镇进行人口统计时运用的概念的统一以及实现城镇人口统计中统计口径的一致，进而提高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性，为城镇管理者提供科学管理本地区域的依据，从而解决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冯长春，赵若曦，古维迎.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

[2]费舒澜，郭继强.农民工收入统计归属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J].统计研究，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