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住户调查范文

时间:2023-10-21 06:33:51

城镇住户调查

城镇住户调查篇1

1、了解区城镇居民家庭的收入、消费等基本情况,为党和政府制定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提供科学准确的信息支持。

2、为常规城镇住户调查提供基础样本框和分层信息,提高常规住户调查样本的科学性和代表性。

(二)调查对象与范围

年城镇住户基本情况抽样调查对象为居住在城镇区域范围内的常住户,不包括军营、学生公寓等非传统住宅中的人群。城镇是指《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中的城区和镇区,城区包括主城区和城乡结合区,镇区包括镇中心区、镇乡结合区和特殊区域。常住户是指已经居住或打算居住六个月以上的住户。

调查抽样框使用国家统计局设计管理司颁布的“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库”(以下简称为“村级目录一览表”),从中抽选居委会、村委会、类似居委会、类似村委会(以下统称为“社区/居委会”)进行调查。最终抽样单元为住宅。填报单元为住户。

(三)调查实施单位及规模

参加全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汇总的调查市、县要求组织实施本次调查。进行全国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试点工作的地区可在国家统计局的指导下,结合实际对本地的调查样本规模、抽样方法及样本分配等进行适当调整。城镇住户基本情况调查设计样本量应为参加汇总的常规调查样本量的10倍。考虑调查中存在拒绝访问、空户等现象,各地要根据估计回答率调整样本量,确保足够的有效样本。依照制度区样本量为0户,调查有效户数为00户。

(四)抽样方法及样本分配

区采用分层、二阶段、与大小成比例(PPS方法)的随机等距法选取调查样本。

对于设区的调查市,以区为单位进行分层。在每一层内按《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中的城乡分类代码再分为三个子层。样本抽选工作在每一子层内独立进行。第一阶段,在每个子层内按照PPS方法抽选调查社区/居委会;第二阶段,对抽中的调查社区/居委会画住宅分布图,统计住宅总数,用随机等距方法抽选调查住宅。样本量在各区(层)之间按照人口比例进行分配,在各子层之间按照固定比例进行分配。

(五)调查内容

1、住户基本情况,包括城镇居民家庭的人口、住房、收支情况;

2、住户成员基本情况,包括城镇居民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如性别、年龄、职业、行业等。

(六)数据采集与上报

1、数据采集

本次调查采用访问员入户访问形式搜集资料。入户访问时间是年-月。调查数据的报告期是年上半年和年月。

问卷中有关家庭部分问题应选择家庭主要经济支撑者回答。对于不成功访问户,要直接或间接搜集其基本信息(问卷中用“”标识)填入调查问卷,不能用其他户来代替。最终访问户数应等于调整后的样本量,成功访问户应与设计样本量相近。

调查中如遇到一宅多户的情况时,可从中随机抽选一户进行访问。遇到一户多宅的情况时,如果抽中的本住宅是常住地,则继续进行调查;如果本住宅是偶然居住,则放弃调查,作为空户处理。

2、数据处理及上报

各调查办事处应将检查无误的数据于年月日前上报区统计局;统计局对调查数据和抽样框进行审核、验收、把关,于年月10日前,按规定文件名上报市调查队。

抽样框资料的电子文档在调查数据报送后一个月内上报。

(七)调查工作细则

访问员入户访问时,应严格遵守访户规定。各指标的含义、口径、计算方法和计量单位必须同问卷规定一致。

访问员入户前要做好充足准备,入户访问时要讲究方法和技巧。访问员应按抽样时所确定的地址进行调查,对每户的访问情况应详细记录在调查问卷封面上。

(八)工作职责与进度安排

1、工作职责

区统计局城调队负责访问员培训,编制抽样框,抽选调查社区/居委会和住户,实施现场调查,回收调查问卷,审核录入调查数据,并根据要求初步评估分析调查结果。

2、进度安排

月20日-月15日做好调查培训准备工作。

月1日-月25日市、县调查队编制抽样框,绘制小区住宅图,抽选调查社区/居委会和调查户,完成入户调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月2日-月日入户调查访问,完成数据录入工作。

月9日-月14日市、县调查队进行质量抽查,录入调查表及抽样框,对数据进行审核,将审核无误的数据传输至各调查总队。

(九)质量检查与控制

为确保调查质量,最大限度减少调查误差,各抽中点应建立和执行好全面质量检查制度,做到:

1、现场调查中,在每户访问结束后,访问员都要对填写的内容进行全面检查,如有疑问应重新询问核实,如有错误应立即改正。但访问员不得主观臆造,弄虚作假。

督导员应认真审核访问员已核对的调查问卷,检查无误后方可签字验收。

调查资料的审核应由区调查队长负责,建立岗位责任制。采取访问员自查、督导员复查、科长审核、队长负责把关的方法,确保调查资料真实可信。

2、数据录入过程中,除录入程序进行控制外,若发现错误,应按有关要求改正。

3、调查结束后,区城调队要根据入户情况记录表,采取随机等距的方法抽选5%的样本,采用电话和入户回访的方式进行核实,检查调查资料的逻辑性、真实性,编码、录入的准确性等。

城镇住户调查篇2

为贯彻落实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总体方案》和《__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家统计局__调查队等部门关于开展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淄政办字〔2013〕51号)精神,根据国家统计局印发的《山东省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实施方案》(国统制〔2013〕46号)要求,结合我区实际,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明确目标任务

(一)改革目标

建立指标统一规范、抽样科学严谨、手段高效便捷、调查扎实可靠、公开透明的住户调查新体系,统一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支指标,标准统一、城乡可比的居民收支等相关数据,提供全体居民及分城乡居民收入、支出以及家庭就业、消费、住房等有关信息,客观揭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及其变化。

(二)改革内容

1.调查对象。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工作调查对象为__区内的住户,既包括城镇住户,也包括农村住户;既包括以家庭形式居住的户,也包括以集体形式居住的户。无论户口性质和户口登记地,均以住户为单位,在常住地参加本调查。

2.调查主要内容。一是统一调查指标,完善调查内容。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改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设置农村、城镇和全体居民可支配收入指标,建立城乡可比的、以可支配收入指标为核心的居民收支指标体系。二是统一抽样方法,提高样本代表性。三是统一调查过程,规范调查行为。通过统一的调查网络,采用统一问卷和记账格式,直接采集原始数据。四是统一数据处理,改进调查手段。加快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以网络直报为主渠道,以统一的数据处理平台为保障,努力实现住户所记收支账册或调查员现场采集的收支资料通过网络直接报送。五是统一数据。住户调查数据按年度和季度,季度主要全体居民现金收支数据,年度不同收入层次居民收支数据,以及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数据等细化指标。

3.样本抽选。调查的抽样方法由国家统计局制定。抽样使用国家统计局统一确定的抽样框,并由国家统计局山东调查总队统一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抽选调查小区。在调查小区内,通过摸底调查建立住宅抽样框,由山东调查总队统一采用随机起点等距抽样的方法抽选住宅,确定调查户。抽中调查小区的调查周期一般为五年。

4.样本数量。调查样本包括能代表全区水平的“分区县住户小样本”和代表各镇(街道、开发区)水平“分镇(街道、开发区)住户大样本”。按要求,为满足地方代表性的需要,“分区县住户小样本”需在全区抽选12个小区,每个小区抽选10户调查样本,共计抽选调查样本120户;“分镇(街道、开发区)住户大样本”需在每镇(街道、开发区)抽选3个小区,每个小区抽选10户,全区共抽选30个村,300户调查户。“分镇(街道、开发区)住户大样本”调查工作,按上级要求进行。

(三)时间安排

2013年7月上旬,国家统计局__调查队(以下简称__调查队)部署__区城乡住户一体化调查工作。

2013年7月中旬,落实调查小区并上报全区调查小区名单。

2013年7月底前,完成抽选调查小区的摸底调查及调查住宅和住户的抽选。

2013年8月25日前,落实调查户,完成新样本的开户。

2013年9月1日起,“分区县住户小样本”调查户试记账,试记账周期为1个调查季度。

2013年12月1日起,新调查户正式开始记账。

二、精心组织实施

按照《山东省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实施方案》要求,由__调查队布置、培训和组织指导全区的“分区县住户小样本”及“分镇(街道、开发区)住户大样本”调查工作。

(一)数据采集

调查采用日记账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采集基础数据。由__调查队负责统一组织实施。被抽中调查户每日登记日记账和接受问卷调查,辅助调查员每月收集调查户的日记账和调查问卷,并对其进行审核、编码和初步数据处理。

(二)数据处理与数据上报

“分区县住户小样本”数据:由__调查队直接汇总后上报__调查队。“分镇(街道、开发区)住户大样本”数据:由各镇(街道、开发区)进行采集、录入、审核后,上报__调查队,__调查队通过相应权数汇总生成分镇(街道、开发区)数据,并对分镇(街道、开发区)的数据进行审核评估,经上报__调查队和市统计局核准后反馈各镇(街道、开发区)。

(三)调查数据

按照自上而下的顺序依次市、区、镇数据。全区和分镇(街道、开发区)数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数据,只合计数及其一级分类指标。调查数据未经上级核定、反馈,只能供内部分析使用。

三、切实加强领导

(一)加强组织领导

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是适应科学发展采取的一项重大改革,调查周期长,工作难度大,技术要求高,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各镇(街道、开发区)和基层组织要高度重视,把此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明确职责,解决工作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积极推进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二)明确工作职责

__调查队要按照山东省方案要求,组织实施好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工作,全面真实准确地反映居民生活状况,为各级党委、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可靠依据,同时要发挥牵头单位作用,切实加大工作力度,确保调查顺利开展;区统计局要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各镇(街道、开发区)统计所和基层组织被抽中单位要认真履行职责,完成各项调查任务;财政部门要对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工作所需经费给予支持和保障;宣传部门要配合做好相关宣传工作;发改、农业部门要给予记账户更多的政策支持和帮助;民政部门要配合做好相关数据和资料的提供工作;各级工会组织要配合做好抽中职工家庭的沟通工作,提高抽中职工家庭的样本户接受记账和问卷调查的比率。各镇(街道、开发区)统计所和基层组织要按照区政府的统一部 署,认真落实本辖区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具体调查工作。被抽中调查小区所在镇(街道、开发区)和社区(村)要充分发挥作用,广泛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配合统计调查部门做好辅助调查员的选聘和样本户的入户调查工作,确保高质量完成调查任务。

(三)保障经费投入

__区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工作需要选聘约42名辅助调查员。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家统计局山东调查总队等部门关于开展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鲁政办字〔2013〕24号)要求,各区县要按照“分级负担”的原则,落实调查工作所需经费,确保记账户记账补贴和辅助调查员补贴按时足额发放,并将常规性经费支出列入年度财政预算,确保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工作的正常开展。

(四)加强宣传解读

各镇(街道、开发区)要积极宣传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的意义、目的、内容,取得理解,大力倡导“为国记账”光荣,加强对记账户记账工作的督促指导,切实帮助记账户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争取社会各界特别是记账户的理解、支持和配合,为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的顺利推进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要切实做好统计调查结果的分析解读工作,帮助公众正确看待统计改革,正确使用统计数据,引导媒体正确宣传统计调查结果。

(五)依法调查,确保数据质量

城镇住户调查篇3

一、实施情况

在县统计局的正确领导、街道办事处的大力支持下,通过采取“积极协调关系、努力争取支持,科学制定方案、合理统筹安排,广泛宣传政策、营造良好氛围,强化业务培训、严格规范操作”等措施,璧泉街道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顺利完成了摸底调查、开户调查、试记账调查工作,并于2012年12月份开始了正式记账调查。根据调查方案,通过对全街道13个村居的摸底调查后,最终确定了对36户进行正式记账调查。其中,城镇调查户26户,农村调查户10户。

二、存在的问题

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相对于城乡分开的住户调查,能够更准确完整地反映全体居民收入、支出以及家庭就业、消费、住房等情况,有利于政府制定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设定经济房入住门槛、扶持低收入家庭等民生政策。目前,璧泉街道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工作虽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调查数据质量和调查工作的正常开展。

调查对象配合度不高,基础工作较为薄弱。由于记账补贴有限,在当前人力成本不但上涨且不可逆的大背景下,以较低的记账补贴去赢得住户较好的配合,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这是记账户配合程度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记账户配合度不高,造成了记账质量下降,进而影响整个调查工作质量。

城乡居民划分不够科学。根据调查方案,城乡居民的划分依据为样本住宅的住户是否为常住成员。满足以下三项条件之一的为常住成员:过去三个月或未来三个月居住时间超过一个半月的人;包括在外居住在工棚、集体宿舍、工作场所、帐篷船屋等且每月都回本住宅居住的人;由本住户供养的在校学生。城镇住宅住户的常住成员为城镇居民,农村住宅住户的常住成员为农村居民。这样划分有可能造成一些不利影响:一是住户成员变动较频繁。随着我国人口流动性的日益增强,特别是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流动性比较大,有可能使样本住户成员变动较频繁,增加调查难度。二是拉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按照上述划分标准,主要劳动力到城镇务工的农村家庭,有可能外出务工青壮年夫妇划为了城镇居民,而在农村的老人、小孩则划为了农村居民。这样,在计算城乡居民收入的时候,就有可能因为统计口径原因而拉低劳务输出地的居民收入水平,按新统计口径计算,由于外地务工的农民工收入部分计入了外地居民收入,同样会拉低外地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三是造成居民收入和消费数据不太匹配。由于生活习俗和思想观念的影响,我国大部分外出务工农民的收入来源主要为城镇,而他们的消费支出大部分或相当一部分在农村。如果将这部分外出务工农民划分为城镇居民,有可能造成农村居民收入小而消费大的不匹配现象。

难以找到合适的记账人员。在农村,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农村青壮年的大量外出,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总第522期2013年第39期-----转载须注名来源留守在家的主要为妇女、老人和儿童,农村调查户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很多老年人甚至不识字,即使有记账意愿也是力不从心,因此找到合适的记账户难度较大。在城镇,虽然记账人员相对好找,但城镇居民收入相对较高,很多人不愿为有限的记账补贴而接受记账。另一方面,多数人又忙于工作,记账的责任感和积极性也大打折扣。

账页存在漏记现象。漏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自产自食、自产自用的部分理解不够,产生了对自产自食的粮食、蔬菜、瓜果少记错记及不记现象,影响人均纯收入的统计。二是对在农村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寄回或带回的现金存在少记和漏记的现象,造成调查户现金收入或人均纯收入的偏少,影响调查数据的真实性。

从整体上看,虽然在查账中间发现了上述问题,但整体记账质量较高,通过一年来的记账,超过7成以上的调查户已经对记账的要求有了一定的掌握,数据质量得到逐步提升。

三、提出的建议

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是统计调查系统的一项重要改革工作,是促进统计部门“三个提高”的重要手段。针对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困难和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设法提高调查户记账补贴。一是要积极争取政府对一体化住户调查工作的重视与支持,以地方配套资金提高辅调员、记账户的调查补贴,调动他们记账工作的积极性。二是探索将记账工作与惠民政策结合起来,使记账户与“独生子女户”和“军人家属”等一样享受特殊的荣誉和一定的实惠,增加记账户收入渠道。三是要加大奖励力度,对于那些工作认真负责且配合程度较好的辅助调查员和记账员,在充分肯定其成绩的同时给予一定的奖金奖励,既能增加部分记账户的收入,又能树立典型,带动更多人做好记账工作。

合理划分城乡居民。建议对城乡居民划分标准尽量与人口普查的划分标准相衔接,在将“农民工”划分为城镇常住居民时必须是外出务工时间和在城镇居住时间较长的农民工,同时将赡养人口随家庭主要劳动力人口的变迁而变迁。具体而言,则建议将上述样本住宅的常住成员判定标准改为符合以下四项条件之一的为常住成员:过去半年已居住或未来半年打算居住时间达到四个月及以上的人;包括在外居住在工棚、集体宿舍、工作场所、帐篷船屋等且每月都回本住宅居住的人;由本住户供养的在校学生;没有收入来源的老人和小孩随家庭主要劳动力变迁而变迁。

加强对辅助调查员和记帐户的业务培训。辅助调查员和记帐户业务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记帐质量。因此,我们要将业务培训贯穿在平时的工作中,利用每次月度送表的机会,对全体辅助调查员进行业务培训,利用入户和收集帐页的机会对记帐户进行辅导,并将每月的数据质量情况进行通报,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与交流,不断总结经验、提高认识,使辅助调查员和记帐户的业务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确保住户调查记账工作的顺利开展。

加大统计调查执法力度。一是要大力开展《统计法》普法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提高社会公众特别是基层统计调查对象的统计法律意识;二是各级统计调查机关要严格执法,坚决贯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努力加强自身建设,把一体化住户调查工作纳入法制轨道;三是将统计执法与文明服务有机结合起来,及时发现问题,迅速纠正违法行为,降低处罚风险,体现文明执法,在统计调查行政机关与一体化住户调查对象之间营造起相互理解、相互配合的和谐统计调查氛围。

城镇住户调查篇4

关键词:抑制;房价;增加;供给

中图分类号:F29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3-0147-04

房价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国人关心瞩目的话题,导致国内房价长期居高不下且不断上扬的根本原因何在?关键在供给不足。城镇住房市场需求包括农村进城人口需求、城镇新婚人口需求和城镇居民更新需求三个方面,仔细分析进入21 世纪2001年以来的情况,我们发现,这三方面的需求总和,远远超过了同期国内房地产行业的供给规模。

一、农村进城人口需求

农村进城人口的需求,决定于农村进城人口的数量,因此研究农村进城人口对城镇住房市场的影响,首先必须了解农村进城人口的规模。

1.2001―2009年从农村进入城镇的人口数量。2001―2009年从农村进入城镇的人口数量,由于缺乏具体的统计资料,因而无法确定其准确数据,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年度统计公报,通过以下方法测算,仍然可以对其基本情况有一个了解:

(1)城镇自然增长人口=当年城镇人口×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

(2)新增城镇人口=当年城镇人口-上年城镇人口

(3)从农村流入城镇人口=新增城镇人口-城镇自然增长人口

测算结果(如表1所示):

测算结果表明,2001―2009年全国从农村进入城镇的人口高达1.34亿之多。

2.2001―2009年从农村进入城镇人口的住房需求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工作,买房安家,一可以方便自己,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二可以将妻儿父母接到身边,消除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问题所带来的后顾之忧,所以每一个独立家庭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理论上都需要一套住房。当然这并不是说1.34亿进城人口就需要1.34亿套住房,具体的住房需求规模,要视这1.34亿迁移人口来自的家庭数量而定,举家迁移的可能三个人才需要一套住房,夫妇双双外出的,两个人需要一套住房,单身外出的,一个人就需要一套住房。还有一种情况,即一家庭两个人进城工作,且工作在不同的城镇,需要的住房就会是两套,不过由于这种情况不多,所以可以不作考虑。从目前实际情况看,农村向城镇迁移的人口中,举家外出的比例还较小,夫妇双双外出的也不多,大部分都是单身外出。2008年2月国家统计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06年末全国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13 181万人,其中男性占64%,女性占36%。由于农村外出人口的绝大部分都是成年劳动力,因此依此比例,可以假定农村所有进城人口中男性的比例也是64%。从从严从紧测算住房需求量的角度出发,我们也可以假定,农村所有女性人口都是与其家庭成员共同进城,这样,只要农村进城的男性人口住房需求得到满足,所有进城人口的住房需求就都可以得到满足,因而农村进城人口对城镇住房的需求系数可以确定为64%,按照这一系数,则2001―2009年从农村流进城镇人口的住房需求总量为:13423.7×64%=8 591.2万套。

二、城镇新婚人口需求

有家必有房,有房才有家,结婚成家,买套住房,理所当然,因而新婚人口的住房需求也被业界称为刚性需求。民政部的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近几年,全国登记结婚人数都在几百万至千万对左右,且75%左右的结婚者年龄都在30岁以下。

表22005―2008年全国登记结婚人口30岁以下人群所占比重①

一般而言,30岁以下结婚基本都属初婚,若是城镇居民,则大都需要买房。假定每年全国登记结婚的人口按城乡人口比例均匀分布,且30岁以下结婚的都属第一次结婚,所占比例统一按75%处理,则2001―2009年全国城镇地区初婚人口及其住房需求量(如表3所示):

三、城镇居民更新需求

显然,城镇居民住房更新需求=城镇居民现有住房套数×住房更新率。

因此,我们可以按照这一公式,对全国城镇居民住房更新需求量进行测算,测算中有关问题按以下标准处理:

1.城镇住房更新率=1÷30=3.33%。正常情况下,建筑物使用寿命可达五十年以上,但中国由于规划设计等诸多原因,建筑物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年左右[1],因而城镇居民即使自身没有改善住房的愿望,每个家庭的住房平均三十年也得更新一遍,所以城镇地区的居民住房年更新率按3.33%计算。

2.全国城镇现有住房套数=全国城镇现有家庭户数。城镇居民不论租房还是买房,一个家庭总有一个安身之所,至少会有一处住房,所以从经济节约的角度考虑,将全国城镇现有住房套数看做与全国城镇现有家庭户数相等对待。当然城镇居民一个家庭有多处住房的情况也不在少数,但本着从严从紧测算住房需求的原则,对这一情况暂不考虑。

3.全国城镇家庭户数量。由于没有现成的统计资料,因此需要根据国家统计局每年的全国城乡家庭户抽样调查资料,首先推算出全国城乡家庭户总数,然后再进行测算。

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资料,推算出的全国各年家庭户数量(如表4所示):

2009年全国家庭户数情况,国家统计局暂时还没有公布抽查结果,从上表看,近几年全国家庭户数呈逐年递增趋势,因此,从紧考虑,可以假定2009年全国家庭户数仍与2008年相同。

若城乡家庭户数量按城乡人口比例均匀分布,则易得:全国城镇家庭户数量=全国城乡家庭户总数量×当年城镇人口比重。

根据上述标准,则可得2001―2009年全国城镇家庭需更新的住房需求量。

累计以上测算结果,可得2001―2009年,全国城镇住房的需求量为:

8 591.2+2 663.8+5 010.4=16 265.4万套

其中城镇新婚人口的住房需求和城镇现有居民的住房更新需求合计为:

2 663.8+5 010.4=7 674.2万套

四、近几年中国城镇商品住宅的供给量

2001―2009年全国城镇商品住房供给量,从国家统计局网站可以查知,其值(如表6所示):

2007年末全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28平方米[2]。2005年全国1%人口抽查数据表明,中国城市家庭户均规模为2.9人中,建制镇家庭户均规模为3.09人,也就是说城镇地区的家庭规模一般在3人左右,户均居住面积约为90平方米,按此标准折算,2001―2009年城镇竣工住宅套数为:

50 3641.1万平方米/90平方米=5 596万套。

这一数值大低于前述测算的同时期16 265.4万套的市场需求量,别说在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大潮中能满足全国的需求,就连城镇现有居民的新婚购房及更新购房两方面的需求都不能满足,从城镇看,需求满足率仅为72.9%,从全国看,需求满足率仅为34.4%,也就是说,全国每三个住房需求户,只有一个人的需求能得到满足。这还是测算住房需求时,坚持从严从紧原则,对以下问题从紧处理的前提下得出的结论:

1.农村进城人口数量。表1在测算城镇自然增长的人口时,采用的是全国平均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众所周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不同等因素的影响,事实上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比如上海市的户籍人口连续十几年都是负增长[3]。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截至2008年底,全国外出的农民工数量就达14 041万人[4],如果再加上2001―2009年从农村进入高校的学生数量和前几年就已进城定居的经商务工人员数量,可以肯定,这九年时间从农村流入城镇的人口绝对要高于1.34亿。

2.农村进城人口的住房需求系数。表2在测算农村流入城镇人口的住房需求量时,采用的需求系数为64%,即将每个外出的农村女性人口都看成是与其家庭成员在同一城市工作对待,因而只要每个外出的农村男性人口的住房需求得到满足,所有从农村流入城镇人口的住房需求就都得到了满足。但从目前农村的实际状况看,大多数家庭一般夫妇双方只有一人在外务工,另一人则在家务农,或在本乡本土务工并操持家务,所以即使将农村流入城镇地区的人口按1.34亿计算,其对城镇住房的需求量也要高于前述的8 591万套。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表明,①第二次农业普查时所调查的在农村居住一年以上的家庭户有22 108万个,2006年末全国共有农业生产经营户20 016万户,其中以农业收入为主的户占58.4%,另有41.6%即8 326.6万户的家庭不再以农业收入为主。不以农业收入为主,主要去处就是进城经商务工,因而自然可以脱离农村,进城安家买房,所以只要房价合适,他们就会在城里买房。2006年当年农村农业户中潜在的进城购房户就达8 300多万,除此之外的农村非农业户还有2 000多万户,进城买房他们会比农业户更积极,再加之2001―2005年间已经进城买房户和2007―2009年条件改善后,将要进城买房的农户,可以肯定地说,农村人口对城镇住房的需求,绝对要超过所测算的8 591万套。

3.城镇居民家庭户数。表5在测算城镇居民的家庭户数时,采取的办法是将全国家庭户数乘以城镇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来求得,但从实际情况看,城镇居民家庭户占全国家庭总户数的比重,要高于城镇居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这从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查情况就可以看出。2000年人口普查,全国家庭户3.512亿,其中乡村家庭户2.092亿,城镇家庭户1.42亿,城镇家庭户占全国家庭户的比例为40.43%,高于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36.2%的比重。2005年全国1%人口抽查,全国家庭样本户5 286 554户,其中乡村家庭户2 843 678户,城镇家庭户244 876户,城镇家庭户占46.21%,也高于城镇人口43%的比重。

可见,如果不是以上三个方面从紧考虑,所测算的全国城镇住房需求量肯定还要高出一截,城镇住房供给的实际缺口还要更大。所以,根据以上测算结果,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断言:造成近几年房价不断上扬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供给,是因为供给过于不足,造成了住房市场的短缺;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消除房价过高的不合理现象,首先必须在扩大城镇住房供给上下工夫,在此基础上,辅以房产税等有关措施,严厉打击炒房囤房等市场投机行为,才能收到我们预期的效果。

参考文献:

[1]中国建筑平均寿命仅三十年年产数亿垃圾[EB/OL].中国日报网,2010-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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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辉楠.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连续十六年负增长[EB/OL].东方早报,2009-03-14.

城镇住户调查篇5

一、农民工落户城镇政策执行情况和城乡户籍权益差异分析

早在2008年,湖北就按照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精神,实施了以放宽城镇落户条件为主要内容的“迎接新市民”工程。2009年3月开始我们选取武汉市东西湖区、黄石市、潜江市和赤壁市、洪湖市,分别作为省城、地级市、省直管市和县级市的样本,采取召开座谈会、随机走访、问卷调查、网上调查等多种方法,获得有效问卷2330份,其中:男性1610人,女性720人;40岁以下 1910人,40岁以上420人;文化程度高中以下1220人,高中(含)以上1110人;未婚920人,已婚1410人;家有农村承包地1320人,无承包地1010人;打工1820人,个体户和私营业主510人,调查样本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基本上涵括了进城农民工的各类人员。调研得到的基本印象:一是农民工落户城镇已经启动但仍然任重道远。目前,湖北已有42.8万农民工在就业地落户成为新市民,但与1000多万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相比,进城落户的新市民不到农民工总数的5%,即使与省内务工的340万人数相比,也仅占12.5%。二是农民工有无城镇户口,享受的权益有较大差距。同样在城镇工作、生活,已经落户城镇的农民工基本享受到了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但更多没有城镇户口的农民工,则难以享受同等权益。调查表明,城乡相比,有落户城镇意愿的农民工占70%以上,新生代农民工几乎达100%。不同城镇相比,农民工落户城市意愿与城市规模大小成正比,很多农民工“想进大中城市进不来,能进中小城镇却不愿进”。

(一)城乡户籍之间的权益差别

城乡户籍的差异,主要是权益的差异。附加在户口上的有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卫生、土地、参军、消费、融资等诸多权益。目前城镇和农村户口的权益各不相同,城镇户口有些权益优于农村户口,农村户口有些权益优于城镇户口,总的来说,城镇户口权益大于农村户口。由于经济实力的不同,提供公共服务的差异,户口权益随着城市级别的提高而增加(乡镇、县城、地级市、省城逐级增加)。湖北省城乡户口主要权益的差距见表1、表2。

由表1可以看到,城镇户口享受权益优于农村户口的12个项目主要权益。尤其在子女免费义务教育、住房、医疗等重要方面,农村户口无法享受与城镇户口同等的享受权益,差距较大,形成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巨大障碍。虽然农村户口也有优于城镇户口的权益,但项目少于城镇户口享受权益优于农村户口的权益。

由表2可以看到农村户口优于城镇户口的权益有8项。

1、农民工落户城镇后享有的权益

湖北“迎接新市民工程”规定,凡是符合落户条件的农村劳动者,由本人提出申请并提供合法固定住所的有效证明及县以上劳动保障部门的就业证明,经县级公安机关审核批准,即可在就业所在地申办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和无独立经济收入的子女迁移落户手续,并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

(1)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就业和社会保障。

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新市民,按照规定纳入城镇职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障范围。灵活就业的新市民,则按照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办法参加各项社会保险。

(2)子女享受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按照“就地就近”原则,将新市民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城镇教育发展规划,列入教育经费预算。城镇公办学校对新市民子女与当地学生同等对待,不加收任何费用。

(3)多渠道解决居住问题。

把新市民的居住问题纳入城镇住宅建设发展规划,加大政府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力度;将新市民纳入城镇居民住房保障范围,用人单位和个人按规定缴存住房公积金。

2、没有城镇户口的农民工权益状况

(1)劳动合同签订率低

签订劳动合同是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前提和基础。劳动合同签订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企业规模的大小,也与行业和政府监管力度有关。大企业比小企业签得多,制造业比服务行业签得多,政府管得严的地方比管得松的地方签得多。问卷调查1610人中,签订合同期限1年的220人,2年的120人,3年及以上的710人,三者占总数的65%;未签合同的560人,占35%。很多农民工反映,目前很多劳动合同是企业为了应付劳动部门的检查签订的,企业随意违反合同甚至中止合同的情况很普通,劳动合同还不能很好地保护他们的权益。

(2)劳动收入和待遇偏低

调查的2330名农民工,月收入超过1800元的640人,1000―1800元的930人,600―1000元的680人,600元以下的80人。有的企业招工时承诺包吃包住,但实际伙食标准低,住宿条件简陋,文化生活单调;有的企业甚至随意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对法律规定的福利、休假期间的加班工资都不能兑现。

(3)养老保险缴纳率低

问卷调查的2330人中,办理养老保险的只有1090人,占47%。养老保险办理率低有多种原因,有的因企业为降低成本不愿意办;有的农民工因目前养老保险无法转移续接不愿办;部分青年农民工认为缴纳保险费时间太长、得不偿失不愿办;有的农民工家庭负担重,没有多余的钱交养老保险。

(4)医疗保险有名无实

农民工基本都在家乡参加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但对常年在外的农民工来说,新农合有名无实,主要是新农合对就诊医院的限制太严。根据现行规定,新农合主要用于大病住院统筹,只有少数地方试行了门诊统筹。看病原则上要求在本县乡镇卫生院和县级医院就诊,且报销比例不同,在本乡镇卫生院可报销70%―80%,在本县城医院只能报30%,到市、省级医院就诊则基本上不能报销,在外省看病更不能报销。这些规定,使我省在省外、县外务工的730多万农民工基本无法享受新农合的实惠。

(5)与城镇保障性住房无缘

目前保障性住房是农民工最缺失的权益。问卷调查的2330人中,租房住1150人,住集体宿舍590人,住自家房370人(含早出晚归回农村住)。现有政策规定: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都只面向现有城镇户口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农民工不属于保障对象。现行的住房公积金制度虽然没有把农民工排除在外,但由于在单位缴纳、转移接续、提取使用等环节都存在诸多问题而难于推行,调查的农民工没有一个人享受了住房公积金。企业集资建房政策也将农民工排斥在外。

(6)留守子女受教育两头牵挂

到2010年底,全省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城镇义务教育人数累计达30.1万人,其中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占83.8%。但仍然有些地方对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设置了“入学门槛”,规定了各种不同名目的限制条件,需要凭“五证”(暂住证、劳动用工合同或工商营业执照、房屋产权证或一年以上租房协议、原籍开具的无监护人证明、养老保险)办理农民工子女入学手续。农民工子女享受城镇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不多,对于城市的“好”学校,多数农民工子女可望不可及。

(7)社会救助排斥农民工

现行的城镇社会救助制度只覆盖城镇户籍人口,将农民工排除在外。城市出台的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障、医疗救助、生活救助、残疾人救助等制度,其享受对象都明确规定为“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农民工无缘享受。各种专项救助条件较为苛刻,覆盖面很窄,几乎都是围绕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开展的,通常只有生活标准在城市最低保障线下的城镇家庭才能享受,与农民工无缘。

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城乡之间游走和迁徙,一到危难时刻,企业又是减薪又是裁员,加上缺少社会救助,因此,很多农民工心里非常缺少归属感。40岁以上的老农民工,对城市存在着较严重的心理隔阂,多数希望叶落归根,年老后回到农村安度晚年。新生代农民工则普遍希望能在大城市扎根,只有在大城市呆不下去,才回中小城镇。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反映,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内心深处仍然认为在城市生活处于一种“镶嵌式”状态,存在“心理孤岛”现象。

二、农民工在大中城市落户的主要障碍及不愿落户中小城镇的原因分析

(一)农民工“想进大中城市进不来”的主要障碍

越是大城市,对农民工的吸引力越大,但同时进入障碍也越大。

1、显――苛刻的“合法固定住所”条件

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相对稳定的职业或合法生活来源”,是湖北农民工落户城镇的准入门槛,这个门槛对防止大量贫困人员涌入城镇有其必要性。但多数地方将具有“合法固定住所”限定为具有两证(土地证、房产证)齐全的商品房,则阻挡了农民工落户城镇的步伐。大中城市房价高,农民工买不起。受调查农民工95%在城市没有购买住房,高额的房价成了他们落户城市的“拦路虎”。目前,湖北除县城及中心镇对农民工购房入户没有附加条件外,地级市和武汉市买房落户还有面积或金额的附加条件。如黄石市规定购买商品房面积必须人均超过20平方米才能申请落户;武汉市规定落户中心城区的购房面积必须超过100平方米或者金额超过50万元,落户远城区的购房面积必须超过90平方米或金额超过30万元。

2、隐――部分行政管理部门的消极作为

一些城市行政管理部门对农民工存在“经济吸纳,社会拒入”的观念,认为城市资源紧缺,承载能力有限,农民工来“乐业”可以,要“安居”却不行。各地主要担心农民工落户城市带来三个方面压力,即计划生育管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子女入学,因此对接受农民工落户城镇不积极,不主动。

(二)农民工“能进中小城镇不愿进”的原因

1、土地是农民工最不愿放弃的最后保障

在农村有一块承包地,可以保障最低的生活。无论是老一代农民工,还是新生代农民工,土地对他们仍然有强大的吸引力。对户口迁入城镇是否愿意交回承包地的调查显示,1720人中有1010人不愿交回。在新生代农民工座谈会上,40人面对是要农村土地,还是要城市户口的选择,超过半数表示要农村土地,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同样看重农村承包地的权益。

2、惠农政策的强大吸引力

2006年我国全面免除了农业税,当前国家对农民农业的补贴金额越来越大,农村享受的各项优惠政策也越来越多。新农合制度的实施,缓解了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新农保的试点推广,很多农民更是翘首以盼。赤壁市提供的一个数字令人深思:2006年以来,赤壁市的农村户籍人口一直稳定在30万左右,但到了2009年,农村人口却达到了35万。这5万人口是如何多出来的?答案是城镇居民向农村回流。有些农村人前几年花钱买了城镇户口,现在年龄大又没有稳定工作,觉得现在农村政策比城市更实惠,又想方设法把户口迁回农村。

3、生育、亲情等因素的影响

几千年遗留下来的生育观念不可能一朝一夕改变,农村家庭生二胎是普遍现象,这对渴望有男孩的农民有极大的吸引力。再就是亲情友情乡情难以割舍。特别是老一代农民工,由于文化程度不高,从相对贫困的农村进入相对富裕的城市,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长期不能融入,而且大部分人从事高强度工作,缺乏社交生活,他们想得最多的是回乡与家人团聚,与亲朋好友走动,城镇户籍对他们没有多少吸引力。

三、稳妥推进农民工落户城镇的政策建议

2012年,湖北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城镇化率达到53.5%,城镇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93个百分点。从世界一般发展规律看,一个地区城镇化率达到50%,就进入了城镇化发展的快速时期。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必然吸引更多的农民工进城,农民工逐步市民化,也必将促进城镇化的发展。让更多的农民工融入城市,解决户口只是一个过程,更重要的是推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均等化,让所有人能享受同等的权益,真正实现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发展。

(一)因地制宜制定农民工的住房政策,实现住房融入

对县城和小城镇,重点实施“城中村”、“镇中村”改造,设立专项启动资金,结合“迁村腾地”,实施农村宅基地与城镇商品房面积的1:1互换。对大中城市,要充分发挥政府、企业、个人的力量,共同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首先,各级政府要将农民工纳入住房建设规划,加大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力度,使农民工也能逐步享受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其次,可以制定“先租后买”的住房政策,试行政府和农民工“共有产权房”,3―5年内农民工分期购买。第三,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建设符合安全标准的农民工宿舍。采取政府出地、减免税费、企业出资的办法建设农民工公寓。

(二)尽早实现农民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转移接续,实现社会保障融入

一是尽快制定湖北省城镇农民工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实施细则。二是积极探索建立新农合跨区域结算体系,实现医保“一卡通”。北京市羊坊店医院作为四川新农合定点医院,为川籍农民工打开医保跨省结算大门的“川京模式”;成都与广州签订两地外出务工人员的医保异地就医结算协议的“成都模式”;海南与多省签订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互认制度协议的“海南模式”等,都可以作为参考。以尽快实行湖北新农合医保“一卡通”,建立覆盖全省的新农合结算体系。三是积极推进农民工的社会救助。推动《工伤保险条例》的落实,使农民工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待遇;同时逐步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纳入城镇基本生活救助范围。

(三)让农民工子女享有优质教育资源,实现公共服务融入

一是降低甚至取消农民工子女城镇入学门槛,农民工只要有租住房、有正常的工作和合法的收入,其子女应无条件就近入学。二是各城市的公办重点中心小学和初中,每年拿出10%―15%的指标,定向招收农民工子女,让农民工子女享受和城里学生同样的优质教育资源。三是加大城镇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力度。加大硬、软件建设,改善办学条件,配备师资力量,为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提供更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

(四)降低农民工进城落户的门槛要求,实现就业融入

放弃把住房作为落户门槛的要求,改为按就业年限和贡献要素作为落户要求,借鉴上海市的“绿卡”制度,珠海市的“优秀农民工奖励城市户口”制度,佛山市的“积分制”等,多途径解决固定就业农民工落户城镇。

(五)妥善化解农民工在进城落户和保留土地承包权的两难选择,实现自主融入

“十二五”规划纲要特别强调:“充分尊重农民在进城或留乡问题上的自主选择权,切实保护农民承包地、宅基地等合法权益”。一方面要保障外出农民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落实《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的规定。另一方面要多种形式做好农民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可以实行委托代耕,也可以实行股份合作开展承包经营权流转,让农民工获得外出务工和土地承包的双重收益。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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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培林、李炜. 2010(01).近年来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态度[J].中国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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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状况与消费行为研究”(13BJY03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城镇住户调查篇6

一、流动人口在城镇居留意愿研究的缘起

流动人口(floating population)是一个产生于中国改革开放这一独特的历史和地理背景下的术语[1],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居留意愿则是一个在此背景下所产生的一个特有的研究课题。“流而不迁”的暂住性是中国流动人口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在国际上,对同样具有暂住性的循环流动(circular migration)的研究很少涉及循环流动者在城镇的居留意愿问题,因为循环流动的定义本身就决定了他们是没有改变永久居住地意愿的“永久的”暂时迁移者[2-3],因而无需对其在城市的居留意愿进行研究。而在迄今国际上对国内迁移(internal migration)的研究中,迁移和定居往往被视为两个同步完成的过程[4-5],在迁入地定居是这种迁移行为不言而喻的唯一结果,迁移者无需对此作出决策,因而相关研究也很少涉及其居留意愿问题。

然而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人口迁移流动既不是一个单向且一步到位的过程,也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循环流动有着重要区别。与许多研究中所刻画的发达国家人口在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所经历的从乡村迁出后直接在城市定居的过程不同,中国大量的流动人口在进入城市后有着漫长的、处于暂时迁移状态的后续流动过程[5];而这种暂时迁移状态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的“循环流动”,因为它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有着密切关系。事实上,直至21世纪初,许多研究往往把流动人口的暂时性迁移作为一种中国所特有,且主要产生于户籍制度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现象,其中隐含的推论是,我国流动人口的暂时性迁移是一种户籍制度所造成的不正常现象,流动人口之所以不能在城镇定居是因为他们未被赋予在城镇落户的权利。而一旦户籍制度被取消或流动人口被赋予城镇户口,这种暂时性人口迁移将被永久迁移所取代[3,6]。换言之,绝大部分流动人口有着在城镇定居的强烈意愿,而如何打破户籍制度所造成的藩篱,使流动人口实现其在城镇定居的意愿,也就成为相关领域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所共同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在后面的分析中将会看到,这种对户籍制度与流动人口在城镇的暂时迁移状态和居留意愿间关系的认识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然而户籍制度确实是导致流动人口在城镇处于暂时迁移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户籍制度改革之后是否在城镇定居或长期居留便成为中国流动人口需要做出的一个重要决策,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居留意愿这一研究课题也因此在中国应运而生。事实上,关于流动人口在城镇居留意愿的文献自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逐步出现,这显然也与国务院一系列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主要文件出台于这一时期,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此时开始加大并在一些地区取得进展有关[3];不少关于流动人口在城镇居留意愿的早期研究成果,其初衷之一就在于揭示户籍制度改革在推动流动人口在城镇定居上的效果[3,7]。

二、流动人口在城镇居留意愿的测度、水平及其变化

迄今关于流动人口在城镇居留意愿的数据大多通过问卷调查获得,但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和视角,学者们在问卷中对居留意愿的测度采取了不同的办法。第一,被调查者是否愿意在流入地永久居留(以下称定居意愿)是测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镇居留意愿的最主要指标,问卷中通常通过询问被调查者迁移流动的最终定居地或在可以自由选择情况下的长远打算来获取此类信息[7-8]。第二,由于城镇户口对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居留状况有着重要影响,是否愿意获得流入地户口也是测量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的一项重要指标[9-11],并多次成为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项目之一。第三,近年来在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中多次询问了被调查者是否愿意在流入地长期居住(五年以上)的问题,由此所获得的信息开始成为判断流动人口在城镇定居意愿的一项重要指标。第四,一些学者以流动人口是否愿意放弃流出地土地作为标准,判断其是否有在流入地永久定居的意愿[9];近年来,还有一些学者将流动人口是否准备在流入地购置产权房作为判定其是否愿意在流入地城镇定居的一项重要指标[12]。

在关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文献中,关于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文献最多,关于户籍迁移意愿的文献次之,使用在流入地长期居住(五年以上)意愿、放弃流出地土地意愿、在流入地购房意愿等指标来判定流动人口在城镇居留意愿的文献相对较少。以下我们将以前两项指标为主,辅以使用在流入地长期居住(五年以上)意愿这一指标的研究结果,考察在相关文献中所反映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镇居留意愿的变化。由于流动人口在城镇居留意愿的测度办法不同,同时不同学者的研究区域各异,对全国流动人口有代表性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分别到2011年和2012年才引入户籍迁移意愿和长期居住意愿问题,因此,迄今学者们在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这一问题上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各不相同且难以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对比。但将不同时期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加以综合分析,还是可以从中概括出一些趋势性的结论。

首先,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定居意愿并不如人们所想象得那么高,大部分流动人口没有在城镇永久定居的愿望,但不同调查间的差异明显。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定居意愿不高的状况在20世纪初早期发表的文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笔者在2002年4月在福建省五个城市所做的调查中,当被问及“如果您能自由选择,您今后的长远打算”时,仅20.60%选择了“在此永远待下去”[3];在一项李强2002年在北京朝阳区对流动人口所做的调查中,仅19.9%的受访者有争取在北京定居的愿望[13];一项2000年在深圳对外来劳动力的调查则表明,仅28.1%的受访者表示“愿意久留”[14];而王毅杰2002年在南京市对暂住人口所做的调查中,有留城意愿者的比例略高,但也仅占33.9%[6]。在2005年以后所做的调查中,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定居意愿有所上升。如马小红2006年在北京流动人口聚集区所做的调查中,打算定居在北京的流动人口占43.7%[15];姚俊2008年对江苏吴江市、江阴市和武进区的农民工所做的一项调查中,打算定居者的比例也达38%[16];在叶鹏飞使用的2007年7省区农民工调查数据中,41.7%的受访农民工有定居城镇的愿望[17];而汪润泉、刘一伟使用2013年在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哈尔滨、成都、兰州七大城市对农民工所做的调查显示,40.81% 的被访者表示愿意在城市定居[18]。同时,也有个别文献报道的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定居意愿超过50%,如一项2009年在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成渝地区以及环渤海地区所做的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显示,54.68%的流动人口愿意在城镇定居[19];一项2010年在江苏省所做的问卷调查表明,50.2%的流动人口愿意在城镇定居[20]。上述不同调查结果间的差异与调查区域、时间和方法的不同有关,但综合文献中报道的数据可以推论,尽管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定居意愿近10余年来确实有所上升,有在城镇定居意愿的流动人口超过半数的局面整体上仍未形成。这一结论还可从范芝芬的研究中得到佐证。根据范芝芬的文献综述,文献中报道的中国流動人口在城镇的定居意愿在只有定居或非定居两项选择的情况下仅在30%—40%之间,低于本文的推论;如果还有“不确定”之类的选项,这一比例则降为仅15%—30%[21]。前述两项流动人口在城镇定居意愿超过50%的调查结果恰是在只有定居或非定居两项选择的情况下得出的,如在调查中加入“不确定”选项,则有在城镇定居意愿者的比例很可能也要降至50%以下。

其次,大部分文献中报道的调查结果还表明,中国城镇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也不高,愿意将户口迁至城镇的流动人口仍为少数,其比例甚至低于40%。在上述笔者2002年在福建所做的调查中,仅有35.11 %的被调查者要将全家户口从家乡迁到流入地[3]。在笔者及其团队于2006年10月在福建省六个城市进行的另一次调查中,要将全家户口从家乡迁到流入地者的比例为34.8%,与2002年的结果相差不大[8]。2009年笔者及其团队再次在福建省进行了一次流动人口在城镇定居意愿的抽样调查,被调查者中也只有38.6%愿意将户口迁至流入地城镇[10]。许多其他相关调查得出的结果也与上述相近。如一项2006 年在广东珠江三角洲 9 个城市对农民工所做的调查中,39.62 %的被调查者表示愿意把户口迁入打工城市[9];一项2013年在兰州所做的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显示,35.6%的受访者愿意将户籍迁入城镇[22]。值得注意的是,张翼使用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所做的分析表明,2010年“80后”农民工愿意转为非农户口者仅占24.66%,“80前”农民工这一比例更是仅为20.15%[23];而林李月、朱宇根据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所做的分析表明,2012年中国276个地级以上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为39.27%[11]。张翼和林李月、朱宇使用的数据来自迄今对全国流动人口最有代表性的抽样调查,它们对判断流动人口在城镇户籍迁移意愿的平均水平及其变化范围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再次,与流动人口在城镇的永久居留意愿不高的事实相伴随,关于流动人口在城镇居留意愿研究所发现的另一重要事实是流动人口在流迁方向选择上的分化。这种分化首先表现在永久居留或不永久居留这一二维层面上;在一些包括“选择迁往另一城市”或“难以确定”选项的调查中,其结果更进一步呈现了流动人口选择流迁方向时在定居城镇、循环流动与返回家乡间的三维分化。如笔者及其团队于2006年在福建省进行的调查表明,如果能自由选择,35.8%的受访者愿意在流入地城镇定居;与此同时,仍有多达40.2%的受访者长远打算是返回家乡,而21.7%的受访者选择迁往另一城市,同时还有2.3%的受访者选择“其他”[8]。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同样呈现了这种三维分化的特点。在前述2009年笔者及其团队在福建所做的问卷调查中,38.6%的被调查者愿意将户口迁至流入地城镇,29.9%的被调查者要保留流出地户口,而31.5%的被调查者表示难以确定[10]。显然,在上述三类被调查者中,前两类更有可能分别选择在流入地城镇定居和返回家乡作为其最终归属,而表示难以确定者则可能有更长的时间处于循环流动的状态之中。流动人口流迁目的地呈现的这种在流入地城镇定居、循环流动与返回家乡的三维分化在其他许多文献中也有所体现。如一项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对农民工所做的调查中,28%的受访者愿意在流入地城市定居,32.7%的受访者将返回流出地,39.3%的受访者尚不能确定其最终定居地[24];张玮在对河南18地市外出务工劳动力所做的问卷调查中,29.8%的受访者选择留城长久定居,47.0%的受访者选择最终返乡,而23.2%的受访者表示其居留意愿仍不确定[25];前述李强、王毅杰等的调查结果也都呈现了这种三维分化的特点[6,13]。

最后,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居留意愿有着逐步上升的趋势[21],但近年来其发展趋势趋于平稳,在流入地城镇定居并未(或至少尚未)成为流动人口在流迁目的地上的唯一选择。由前述可见,在笔者检索的文献中,关于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定居意愿和户籍迁移意愿的调查结果尽管不具严格的可比性,但就大势而言是趋于上升。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国家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所呈现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长期居住(五年)意愿调查结果的变化是相对平稳的,2012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流动人口长期居住(五年)意愿为56.17%,2014年这一比例为56.80%,两者间并未发生很大变化[11]。这说明,近年流动人口在城镇居留意愿的水平是相对稳定的,并未因户籍制度改革和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工作的推进,以及人口流动家庭化、滞留长期化所导致的人口流动模式的变动而发生重大的变化[11]。由于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定居意愿和户籍迁移意愿显然要低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长期居住(五年)意愿,因此从上述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流动人口长期居住(五年)意愿判断,目前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定居意愿和户籍迁移意愿整体上仍低于50%,流动人口在流迁目的地上的二维或三维分化并没有改变。

三、流动人口在城镇居留意愿的决定因素及其变化

过去近20年中,关于流动人口在城镇居留意愿的决定因素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如前所述,早期人们对流动人口在城镇居留意愿的认识聚焦于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在城镇定居所造成的障碍[4,26-29],认为没有流入地户口是造成流动人口未能在流入地定居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原因。然而之后的大量研究表明,这种认识夸大了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在城镇居留意愿的影响。虽然不少相关定量研究确实证实了户籍因素的显著作用,表明具有非农户口有利于流动人口在城镇定居,但这只是统计模型中影响流动人口在城镇居留意愿的众多因素之一[8-9,24];在一些情况下,户籍制度因素对流动人口在城镇居留意愿的影响甚至在统计模型中不显著[30-31]。此外,户籍制度并非导致流动人口未在城镇定居的首要甚至唯一原因的一个有力证据是,在国外许多没有户籍制度的国家,人口的暂时性迁移流动也是一种普遍现象,其发生发展显然有着户籍制度以外的原因[3,32-34]。一些研究还在理论上分析了导致流动人口未在城镇永久居留的非户籍因素,指出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居留意愿在受制于户籍制度的同时,还受到城市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流动人口的非永久性迁移源于城市劳动力市场中低收入、不稳定部分对暂时迁移人口的需求;另一方面,暂时迁移是许多流动人口家庭在迁移决策中追求收入最大化、多元化和風险最小化的一种家庭策略,因此,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将随着劳动力市场中的这部分需求以及其所提供的工作稳定性和工资水平,以及流动人口个人的人力资本(如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和家庭生计条件和策略(如家庭收入、住房,在流入地家人的比例)的变化而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3,7-8]。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自2005年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视野,从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状况、流动人口自身人力资本以及流动人口家庭生计条件和策略等不同角度考察影响流动人口在城镇定居意愿的各种因素。由于调查研究的区域、时间和方法不同,不同文献所呈现的结果间有着大小不同的差异,本文限于篇幅无法将其一一列出,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归纳出迄今在相关文献中所获得的以下几方面较为普遍的重要认识。

第一,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居留意愿与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等人口学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而言,除个别之外,倾向于在城镇定居的流动人口具有年轻、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未婚、女性等人口学特征。这里前三个特征的作用显然分别与年轻的流动人口更能适应在城镇工作生活的挑战,受教育水平高的流动人口拥有更多在城镇生活的知识和技能,以及未婚流动人口较少需要顾及留守家乡的家庭成员等因素有关,而女性流动人口更愿意在城镇定居则可能与其更多地在服务业就业,工作比在制造业就业的男性更为稳定,以及他们回乡后在承包土地时处于不利地位有关[8,35-36]。

21世纪以来,文献中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发展是考察新生代和老一代流动人口在城镇居留意愿上的差异。不少研究认为,与第一代流动人口相比,新生代流动人口对城市生活和市民身份有着更强烈的向往,他们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也使其有着较强的融入城市的能力,因而在城镇的定居意愿或实现非农职业转换的意愿也明显高于第一代流动人口[37-42]。然而,上述认识并未得到相关调查和研究结果的一致支持。如前述张翼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农民工不愿意将自己的户口非农化,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在这方面也没有显著的区别[23]。其他研究也表明,两代流动人口在城镇定居意愿上的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43-45]。因此,尽管年轻对流动人口在城镇定居有着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可能主要体现在某些年龄组间(如在24岁及以下组与30—39岁组间)[8],而不能推广到以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之前或之后划分的两代流动人口之间的对比中。

第二,流动人口个人及家庭的收入、就业和职业特征、社会保险和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特征(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在流入地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也是影响其居留意愿的重要因素[8,43,46-47]。一般而言,流动人口个人,尤其是其家庭在流入地的收入越高,就业越稳定,社会保障状况越好,其在流入地城镇的定居意愿越强[8,11,43,45,48]。由于自雇者其就业较少受劳动力市场波动的影响而较为稳定,他们往往表现出较高的城镇定居的意愿[24,47],而在制造业工作的流动人口其就业容易受到劳动力市场波动的影响,因而其定居意愿往往较弱[8,43]。

第三,流动人口家庭成员随迁状况和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住房状况对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居留意愿有重要影响。研究表明,家庭成员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镇同住能够促进其在流入地城镇定居意愿的提高[8,46,49-50]。近年来,相关研究对流动人口住房状况对其在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其结果表明,流入地较好的住房状况尤其是拥有产权房对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居留意愿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8,24,48,51-52]。

第四,流动人口的流动时间和流动范围也是影响其居留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而言,流动人口在外流动的时间越长,其在流入地城镇的长期居住和落户的意愿也越强,这是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得到的一个重要结果,也是许多其他研究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49-50,53]。同时,相关研究表明,与省际流动人口相比,省内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和户籍迁移意愿也较强[8,53]。

第五,流入地的区域特征对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居留意愿也有着重要影响。如林李月、朱宇对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進行的分析表明,等级高、规模大的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高,而等级低、规模小的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低;沿海城市群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高,其他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低,但内陆部分省会城市和交通区位与资源禀赋较好的中小城市的流动人口其户籍迁移意愿也较高[11]。此外,秦立建、王震的研究也表明,城市规模越大,农民工的城镇户籍转换意愿越强[54]。郝璞和汤爽爽的研究则显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苏南地区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定居意愿高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苏北地区[20]。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相关研究开始超越上述以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状况、流动人口自身人力资本,以及流动人口家庭生计条件和策略为核心的视角,把目光投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合状况及相关主观感受等因素对流动人口在城镇居留意愿的影响。这些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幸福感和社会融合程度越高、对流入城市的认同感越高,其居留城市的愿望就越强烈[11,17,19,55-56]。与此相关,一些研究还发现,城市公共服务供给对促进流动人口在城市长期居留有积极作用[57]。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与早期情况不同,当今流动人口已不仅仅满足于通过迁移流动获取某些社会经济利益,他们还要求获得流入地城市社会的接纳,并完整融入流入地城市社会之中,这使得社会融合程度和对流入地城镇的认同感成为影响流动人口在城镇居留意愿的一个核心要素[11,18,51,58-59]。这种新的诉求已超越以往研究所强调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居留动机,值得在今后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中予以进一步关注。

四、结论、启示和未来展望

自21世纪以来,国内外文献在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居留意愿这一研究课题上产生了丰富的成果,它们对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国乃至发展中国家当今人口迁移流动的流向、过程和影响因素有着重要启示。这些文献中展示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城镇永久居留并不是所有流动人口的共同选择,流动人口在流迁方向和居留意愿上存在着二维甚至三维的分化,相当部分流动人口选择返回家乡或处于举棋不定的状况。同时,户籍制度也只是影响流动人口在城镇居留意愿的众多因素之一,流入地劳动力市场因素、流动人口自身的人力资本以及流动人口的家庭生计条件和策略等因素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近年来随着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工作、生活时间的延长和状况的改善,他们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合状况和公共服务获得情况也越来越成为影响他们在城镇居留意愿的重要因素。这些研究结果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期望仅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使绝大部分流动人口在城镇定居的认识,以及建立在这种认识基础之上的决策是不切实际的,本文所综述的大量研究在破除上述简单化认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以及户籍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同时,从这些研究结果中我們看到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即使没有户籍制度的障碍,迁移流动人口仍需在定居、返乡或保持循环流动上做出选择,他们中的许多人需要经历一个在暂时迁移和永久定居间长期、复杂的转变过程。对这一过程的研究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还较为薄弱,今后必须加强对人口迁移流动时间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藉此获得对迁移流动人口在流迁方向上的分化和从迁移流动向永久定居转变过程的认识。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学者通过对流动人口在城镇居留意愿的研究已走出重要一步,其结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同类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

城镇住户调查篇7

(一)调查内容

领取城镇最低生活保障金家庭(以下简称低保家庭)

(二)主要指标

1低保家庭基本情况,包括家庭人口、户主类型、享受低保时间等。

2低保家庭居住状况,包括房屋坐落位置、居住状况、房屋面积、房屋类别、房屋成套、房屋设施等。

3享受廉租住房情况,包括是否享受廉租住房保障、享受廉租住房保障方式。

(三)调查方式

负责辖区内的入户调查工作。调查采用入户调查与查阅产权产籍、公房租赁档案相结合的方式。各县、区建设局(房产局)开发区社会发展局、民政局、街道办事处(含建制镇)人员根据街道办事处(镇)具体数量及分布情况组成等数量的调查小组。

二、工作步骤及时间安排

(一)调查准备

1制定方案。各县、区要根据低保家庭户数及工作进度要求。方案应明确组织机构、相关部门分工及职责、调查人员组成及相关纪律,并确定调查时点、调查流程及目标要求。

2动员培训。调查前。讲解调查的要求、步骤、内容和《最低收入家庭住房状况表》填写要求,解入户调查的基本常识。

3做好宣传。各县、区要采取多种方式做好宣传工作。包括调查目的调查方法、调查内容,争取低保家庭的理解和支持。

(二)入户调查

同时认真核对房屋产权证、租赁证及相关证明材料。根据调查情况,各县、区民政部门会同建设(房产)部门对辖区内的低保家庭进行逐户调查。由调查人员填写《最低收入家庭住房状况表》经被调查人签字确认后,送街道办事处(镇)进行审核。

(三)审核校验

确保调查表不遗不漏,街道办事处(镇)对《最低收入家庭住房状况表》进行审核。准确无误。街道办事处(镇)确认无差错的调查表上盖章后,送各县、区建设(房产)部门统计汇总。

(四)汇总分析

填写《最低收入家庭住房状况汇总表》建立电子文件。各县、区建设(房产)部门负责对调查表进行统计、汇总、分析。

(五)数据上报

各县、区房产部门将《最低收入家庭住房状况汇总表》和软盘报市房产局;市房产局负责对全市调查情况进行汇总,并将汇总结果报市政府及省建设厅。

(六)建立档案

并报市房产局备案。保障对象档案要一户一档,县、区建设(房产)部门根据调查结果建立住房需求档案和保障对象档案。包括申请、审核、年度复核等有关情况。需求档案和保障对象档案要实行动态管理,根据民政部门对低保家庭的年度审核结果,适时更新。

三、保障措施及职责分工

(一)成立组织机构

市、县、区分别成立城镇最低收入家庭住房情况调查工作领导小组。

市房产管理局局长任副组长,市成立副秘书长任组长。市房产管理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副局长、各县、区主管城建工作的县、区长为成员的调查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附后)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房产管理局。

设立办事机构,各县、区要分别成立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组成可参照市领导小组的组成确定。

(二)调查小组人员组成

与街道办事处(镇)人员组成3人调查小组,各县、区由建设局(房产局)民政局、开发区社会发展局根据街道办事处(镇)数量配备调查人员。负责本辖区的入户调查工作。

(三)调查人员的补贴及资金来源

共25天。补贴资金由市财政列支专项资金。对入户调查人员实行交通、住宿、误餐补贴。补贴标准:平均每人每天20元;补贴范围:入户调查工作的小组成员及居委会工作人员一名。

(四)各相关部门职责分工

市房产局职责

1负责制定我市城镇最低收入家庭住房情况调查实施方案;

2负责市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并按调查的时间安排督导检查县、区的工作完成情况;

3负责解释此次调查涉及的政策咨询工作;

4负责编制《城镇最低收入家庭住房状况表》和《城镇最低收入家庭住房状况汇总表》

5负责对各县、区的调查结果进行统计、汇总。全面掌握最低收入家庭住房状况及住房需求情况,并负责向省建设厅上报调查结果。

市民政局职责

1负责提供我市低保家庭的数量及各县、区的分布情况;

2负责组织各县、区民政局及开发区社会发展局和各街道办事处(镇)开展调查工作;

3会同市房产局对此次调查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市财政局职责

负责落实此次调查工作的资料印刷、人员补贴等费用并按市房产局提供的预算和额度列支专项资金。

各县、区(含开发区)政府职责

1负责本县、区的城镇最低收入家庭住房情况的调查工作;

2负责制定本县、区的城镇最低收入家庭住房情况调查实施方案;

3成立本县、区调查工作领导小组。

四、相关要求

(一)各县、区要严格按照方案要求。负责调查、统计、汇总、分析及建档工作,无特殊情况,中途不得随意调换人员,调查领导小组成立后要将小组成员名单及联系方式报市房产局备案。

(二)要严格调查程序。认真查勘低保家庭房屋现状,审核相关产权、租赁材料。街道办事处(镇)要对调查内容进行逐一审核,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保证不遗不漏、真实准确。

(三)各县、区建设(房产)部门要做好统计汇总工作。并建立起电子化的住房保障档案。

(四)各县、区要加强对调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监督检查。确保在规定时限内完成调查任务。

城镇住户调查篇8

【关键词】现代化;农民工;市民化

C市位于嘉陵江中游,是我国西部一个欠发达人口大市、农业大市,2014年该市总人口约760万,主城区建成区面积110平方公里、城市人口108万,城镇化率为41.3%。C市常年外出务工人员约200万人左右,但目前转移到市内城镇的仅40万人,户籍“农转非”更呈逐年下降趋势,农村劳动力外流大、转户动力不足、城镇化率明显偏低,已成为制约该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桎梏之一。

一、基本情况

调查选择该市A区、B区两地,调查对象为农村居民和进城农民工代表,调查形式为问卷调查和座谈交流。参与群众共计100余人,其间发放问卷110份,收回有效问卷95份。分类情况统计分析如下:

表一 农民工基本情况

年龄 30岁以下 30-45岁 45岁以上

45% 30% 25%

文化水平 未接受教育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5% 60% 10% 17% 8%

入城时间 1年以内 1-5年 5-10年 10年以上

17% 53% 30% 无

家庭成员

入城数 一人进城 夫妻进城 全家进城 举家进城并转户

76% 18% 6% 无

个人月收入情况 1000元以下 1000-3000元 3000-5000元 5000元以上

无 77% 23% 无

个人月支出情况 1000元以下 1000-2000元 2000-3000元 3000元以上

30% 60% 10% 无

从年龄结构看,45岁以下年龄为农民工主体,近一半为8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文化水平来看,多数仅有小学文化程度,接受高等教育和从未接受教育的所占比例均较低。从家庭成员入城比例看,一人进城打工的最多,未发现全家进城落户者。从入城时间看,多数人入城时间在1―5年,30%的人在5―10年,近20%的人在1年以下。从收支情况看,月收入在1000―3000元的近80%,月支出在1000―2000元之间的达60%。多数人表示进城后收支水平大为增长,但近40%的人日常最主要开销为食品,平均食品消费占收入的32%,表明可支配收入较低。

从入城原因看,进城务工和政府拆迁为最主要因素,占85%以上。从职业来看,近70%的人为建筑工人,其次为服务行业。参保方面,多数人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但有70%的人未参加职工失业保险,80%的人未参加职工医疗保险。住房方面,基本靠租房和在企业集体宿舍居住,买房者较少。从入城后面临的最大困难看,多数人表示是住房、社会保险、子女上学难等问题。

表二 入城农民工有关情况

入城原因

(多选) 务工 子女上学 婚嫁 政府拆迁 其他

85% 20% 15% 90% 8%

从事职业 建筑业 一般服务业 企业管理 个体户 其他

69% 21% 3% 5% 2%

目前的工作

(多选) 政府安排 拆迁企业安排 自己联系 无固定工作

5% 10% 85% 75%

目前的住所 集体宿舍 购买商品房 租房 借住

40% 5% 52% 3%

是否参加职工养老保险 是 否

70% 30%

是否参加职工失业保险 是 否

30% 70%

是否参加职工医疗保险 是 否

20% 80%

入城后遇到的最大困难 住房问题 社会保险问题 子女上学难 就业困难 生活方式的转变

38% 33% 12% 12% 5%

表三 农村家庭外出务工情况

是否有家人外出务工 家庭外出务工人员去向

有 无 本县 本市 省内其他城市 外省

72% 28% 5% 15% 10% 70%

调查显示,目前大部分农村家庭都有家人外出务工,且流入地多为东部沿海省份,其次是新疆、成都、重庆等地,留在本地的较少,本县内务工者仅占5%。

表四 农村土地利用情况

农村的承包土地 对土地用途的看法(多选)

由家人照料 转包出去 撂荒 种植粮食自用 种植经济作物 生存保障

不能流转 可以流转

63% 7% 30% 57% 45% 10% 68%

调查发现,多数人接受土地流转,目前60%多的农民工其承包的土地仍由家人照料,30%的人表示存在土地撂荒现象。在对农村居民的调查中发现,仅有不到10%的人进行了土地流转。

无论是农民工代表还是农村居民,80%的人认为农业户口比城镇户口好,绝大多数不愿转为城市户口。在进城农民工代表中,基本无人转为城市户口;20%的人认为城市户口没有实质性实惠,只要能赚钱,要不要城镇户口无所谓;30%的人没有在城市长期生活的打算。在不愿成为城市户口原因的调查中,“没有土地就等于没有保障”成为首要原因,另有超过60%的人认为是“城市生活成本高”(主要是购房成本和社会保险缴纳标准高)、“缺少谋生手段,工作不稳定”。调查中提出,如果转户,最希望政府解决什么问题,多数人认为是城镇养老保险、住房保障、医疗、教育、农村土地补偿等问题。

表五 对户籍“农转非”的看法

农村、城镇户口哪个更好 农业户口 城镇户口

80% 20%

是否愿意转为

城镇户口 是 否 无所谓

5% 75% 20%

是否已经迁为

城镇户口 是 否 正在办理

5% 92% 3%

不愿拥有城镇户口的主要原因(多选) 没有了土地保障 城市生活成本高 缺少谋

生手段 没有了政府给农民的各种优惠政策

72% 69% 63% 45%

如果转户最希望政府解决的问题(多选) 农村土地补偿问题 养老保障

问题 城镇住房保障问题 城镇医疗

问题 子女教育问题

68% 80% 80% 55% 72%

通过调查看出,当前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主要呈现三个特点:一是转户动因仍以土地征收为主。农民变市民的途径主要有土地征收和自由迁徙进城两种,在嘉陵区火花镇任家桥社区调查发现,因土地征收转为城镇户口的超过90%。可见农民就业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并非自主选择,政府在市民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农民则明显处于被动地位。二是市民化具有“半城市化”特征。部分农民主要为子女教育而进城落户,他们并未放弃农业生产,当停止务工时,有可能选择再度返乡务农,进城缺乏稳定性;同时,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口滞留农村,不仅存在农村空巢问题,还加重了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程度。三是不同群体市民化趋向不一。目前80后、90后构成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适应了城镇生活,基本没有农业生产技能,未来也不愿回乡务农,还有一些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农民工,有的甚至已经是白领或高级管理人员,他们比单纯的体力工作者更倾向于、更有能力留在城市。

二、问题及原因分析

当前,C市普遍存在农村转移人口农转非意愿不强烈、市民化质量不高、各地推进滞后等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惜土恋乡情结重,农民不愿舍弃土地进城

根据《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民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户口后,须将承包地退还村集体。当前广大农民不愿进城落户、不愿放弃农村户口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不愿放弃农村土地。首先,目前农村产权严重缺失,农民以土地为核心的各项财产权利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实现,在农村资本变为资产前,绝大多数人不愿意主动放弃这一财产权益。其次,国家每年对农村有粮食直补等惠农政策,将来土地一旦被征用,农民还享有征地补偿,这些都是数额不小的特殊福利和权益;同时相当一部分农民还有落叶归根的观念,担心没有土地,也就失去安葬之所。第三,由于农民的进城预期与现实存在较大差距,农民在城里普遍缺乏安全感和稳定感,“一亩三分地”相当于一颗“定心丸”,一旦失去土地,担心会成为无稳定生活保障的人群。

(二)社会保障不健全,市民化进程慢质量低

高额的城市生活成本与不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广大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呈现间歇性、临时性、不稳定性的特点,影响了市民化质量。一是社会救助城乡差别大。目前城市低保、城市医疗救助并未将农民工纳入保障范畴,2012年C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月标准差别达133元。二是社会保险政策不完善。广大农民工仍以参加居民养老保险和新农合为主,但居民养老保险与职工养老保险相比、新农合与城镇居民(职工)医疗保险相比,在补助标准、基本金额、最高报销比例等方面差距巨大。三是住房保障体系不健全。城市住房保障今年刚开始向农民工覆盖,但仅能提供有限的公租房,农民工住房需求难以满足,这成为他们进城落户的最大顾虑之一。

(三)公共服务存在差异,农民工进城缺乏归属感

一方面,社会公共服务政策难以完全享受。受现行体制机制制约,广大农民工仍被排除在相关政策体系之外。如随迁子女虽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但由于城市教育资源有限,随迁子女选择空间小,难以享受优质资源;城市社区卫生、计生等服务优惠政策也未向农民工覆盖。另一方面,社区融入度低。绝大多数农民工以亲缘地缘关系为纽带进行流动,交际圈子狭窄,自身与社区居民隔绝,加之一些居民对农民工存有偏见,社区服务往往忽略农民工群体,使其怀有疏离感和责任匮乏感,过客心态较为普遍。

(四)城镇化水平不高,城市吸纳力和承载力较低

市民化的突出标志是大量农村人口转移进城和就业非农化,随着进城人口增多,该市将面临一个农村劳动力的供给高峰期,这对城市建设、产业配套和就业保障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该市正处在剧烈的产业结构调整期,一些传统产业企业被淘汰和转型,新型产业多为技术密集性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和“蓄水池”作用有所下降,而农民工群体就业能力普遍较低,产业配套和就业方面的压力巨大。此外,尽管近年来该市城市建设飞速发展,但相关配套基础设施仍亟待健全,否则很难承载大量人口的流入。

(五)改革成本高,基层推动欠缺后劲

该市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尚未摆脱吃饭财政局面,经济支撑能力本就有限,如果户口迁移条件放开,原本有限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资源将进一步面临僧多粥少的严峻局面。虽然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是一笔渐进式的远期投入,但人数总量较大,地方政府每年将新增一定的公共支出成本。资金问题将成为地方政府的一道现实难题。

(六)制度创新难突破,地方改革较受制约

农民工市民化涉及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而市县两级政府政策调整权限受限。目前,国家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宅基地和房屋交易等仍未放开,多数社会保险、公共服务项目仍以户籍为依据,城乡二元差异明显。上述领域的诸多改革政策在市县两级层面难以突破,体制机制创新存在制度瓶颈。

三、对策建议

市民化的关键在于建立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身份统一、权利一致、地位平等的制度体系。其基本路径和政策重点是:

(一)围绕“遵民意”,建立农村权利保障机制,实现农民工带资进城

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在农村有一块地仍是进城农民维持生计的最后一道防线,当农民在城市里的根没有扎下去前,不能轻易撤走这块他们眼中最后的庇护地,应允许农民工带着土地财产权利进城。一是要稳定和维护农民工土地权益,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现代农村产权制度,允许农民工在保留各项政策性惠农补贴和农村财产权利的情况下进城落户。二是要建立土地流转交易服务平台,让进城农民工自主选择出租、抵押、出让等方式流转和实现其财产权利。三是要探索建立土地退出补偿机制,对在城镇稳定就业并落户的农民工,鼓励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

(二)围绕“降门槛”,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实现落户政策零障碍

转户不是市民化的最终目的,但却是加快市民化的重要途径。当前,该市已基本实现进城零门槛,接下来的重点是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城乡公共福利差异,引导农村人口有序转移。一方面,要同步推进配套改革。以推行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为突破口,逐步实现平等享有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权益。另一方面,要选择重点人群有序转移。本着“存量优先、循序推进”的原则,加强政策宣传,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城中村居民、农村籍大中专学生、农村籍退役士兵、有稳定住所和职业的务工经商人员等主要对象率先转户,有序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

(三)围绕“广就业”,建立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实现农民进城可持续性

要确保农民进城“愿意来、留得下、可持续”,必须以实现“充分就业、稳定就业”为前提,强化就业支持与服务保障。要完善街道(乡镇)、城乡社区劳动保障和就业服务机构功能,建立覆盖面广、资源共享的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网络;要加强转移人员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技术型农民工比重;要完善就业援助制度,加强城乡零就业家庭和低保家庭的就业保障;此外,还要积极支持农民工自主创业。

(四)围绕“保权益”,破除二元制度差异,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提升市民化质量的关键在于破除城乡二元制度差异,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住有所居。一是推进城乡保险制度整合,探索转移接续办法,鼓励季节性或间歇性务工者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二是扩大城市低保覆盖面,将农民工逐步纳入城市低保范围。三是将农民工住房用地需求纳入城市住房统筹规划,培育小户型房屋租赁市场,给予购买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的农民工相应优惠。四是把农民工对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服务需求纳入城市整体规划,制定随迁子女入学优惠政策,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文化服务向农民工覆盖。五是加强社区公共服务,鼓励其参与社区公共活动,注重人文关怀,使社区成为农民工和当地居民共建、共管、共享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五)围绕“强支撑”,加快推进产城共融,实现分散化就地式转移

要以新型城镇化为载体,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强化产业配套,把农民真正吸纳到城镇中来。一是建立以中心城区为核心、区县为骨干、重点中心镇和一般城镇为基础的现代城镇体系,增强城镇承载人口和吸纳产业的能力。二是加快推动产业配套,支持发展丝纺服装、轻工食品、建筑业等吸纳能力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餐饮服务、家政养老等劳务经济,发挥其“最大就业容纳器”的作用。三是建立农民工梯次转移模式,重点发挥小城镇纽带作用和新农村综合体示范作用,引导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近就地向小城镇和集中居住地集中。

(六)围绕“增潜力”,完善成本分担机制,实现改革创新的可持续性

经调查测算,该市农民工市民化所需人均成本为5.85万元,如按该市已进城43.6万转移人口计算,总计需投入255亿元。地方政府必须挖掘潜力,用改革的办法解决资金难题。一方面,既要对县级政府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政府性投入在中、省、市、县层级建立分担机制,减轻基层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方面的投入压力,又要鼓励县级政府在土地制度方面大胆创新,还要积极向上争取政策空间和项目支持。另一方面,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在就业培训、权益维护、社会保障和住房保障等方面建立健该市场分担机制,通过市场化方式吸引企业积极参与,同时调动农民工自身投入的积极性,以减少政府资金压力,实现责任共担、共建共享。

参考文献

[1] 山东省政府研究室.积极探索功能区带动型城镇化道路[J].学习与研究,2013(9).

[2] 户籍制度改革全面实施[N].人民日报,2014-07-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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