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范文
时间：2023-10-07 22:46:49
资本论篇1
关键词权益资本成本资本成本会计计量
资本成本会计(AccountingfortheCostofCapital)在西方会计理论界曾经引起长时间的热烈论争，但主要局限于财务会计如何对资本成本进行核算，未涉及其较深层的理论问题，而且论争之焦点集中在现行财务会计实务是否应该确认和计量资本成本，尤其是权益资本成本，以及由此引起的一些相关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发达的金融市场、完善的现代公司制度和会计信息系统为依托，对这些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以求达成共识，推动资本成本会计尽早付诸实施。
一、权益资本成本的确认和计量与稳健性原则
稳健性原则(ConservatismPrinciPle)作为一项修订性惯例已有相当久远的历史，它曾经对财务会计实务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其要旨在于：如果某项业务有几种会计处理方法可供挑选时，应当选用对服东权益产生乐观影响最小的那种方法。比如说，对资产的计价，如果有两种价格可供选择的话，就应该选用较低价格入帐；如果是对负债的计价则相反。但是，“对于费用与其迟确认不如早确认，而对于收入则与其早确认不如迟确认”①。一句话，稳健性原则要求“宁可预计损失和费用，而不可预计收入”。
按照资本成本会计的基本原理，在确认权益资本成本时、借记“利息汇总”帐户，贷记“留存收益”账户。据此，有人认为在计量权益资本成本的同时，也确认了权益资本的收益。这种在收益实现之前便确认的做法，违背了现行财务会计的稳健性原则。
我认为这种认识是片面的。这是因为：
第一，权益资本成本帐务处理的过程，一方面确认相计量了权益资本成本，而另一方面也确认和计量了留存收益。它既确认和计量成本(费用)，也确认和计量留存收益，其结果对股东权益总额并没有什么影响。之所以这么说，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如果公司没有固定资产，也没有存货(即产销完全平衡，实现零存货)，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权益资本成本增加，当期净收益必然以相同的数额减少，而这减少的数额不就是记入“留存收益”帐户贷方的数额吗?
相反，如果公司既有固定资产，又有存货，这时，权益资本成本要在固定资产、存货和销售成本之间进行分配，当期有一部分权益资本成本转化为固定资产和存货的成本，只有由销售成／1担的这部分权益资本成本作为当期的费用与当期的收入配比，由此得到的净收益自然小于记入“留存收益”帐户贷方的数额。但是，如果我们从持续经营的角度来考察，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化为固定资产和存货成本的权益资本成本部分最终会转化为销售成本，从而与某期的收入配比。这样，在某个特定的期间，留存收益总额还是不变的。这与不同折旧方法在固定资产使用期限内不影响整个使用期限的利润总额道理相同。
第二，如果把稳健性原则表述成“某项业务有几种会计处理方法可供挑选时，应当选用对股东权益产生乐观影响最小的那种方法”的话，那么，应该说，违背稳建性原则的不是资本成本会计而是现行的财务会计。因为在现行财务会计程序和方法下，当期的净收益包括权益资本成本和真实的利润两部分。把本应属于成本的部分作为净收益，显然高估了当期的净收益。就当期而言，这能说稳健吗?
第三，根据实现原则，收益只有实现才能加以确认。这一点我坚信不疑，但是，我认为资本成本会计对权益资本成本的确认与实现原则无关。因为它影响的仅仅是成本和留存收益，顷与收益概念无关。恐怕没有人会认为收益就是留存收益。因此，那种认为资本成本会计“在收益实现之前便确认它的做法、违背了现行财务会计的稳健性原则”的说法根本不成立。
当然，收益与留存收益并非毫无关系。众所周知，收益是引起留存收益变动的一个主导因素。没有收益就没有净收益，没有净收益又哪来的留存收益呢?即使如此也无妨。因为面对全球性的金融工具创新，未来收益实现的确认标准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
第四。稳健性原则在现行财务会计实务中最有代表性的例证就是存货计价的“成本与市价孰低法”(勘storMarketwhicheverisLower)。有人担心如果推行资本成本会计，在存货成本中计入部分资本成本会不断增加存货的价值，从而使存货价值超过市场价格，违背稳健性原则。②其实不然，如果存货成本超过市场价格，仍然可以根据成本与市价孰低法按市场价格计价，并对存货成本进行调整。我认为如果真的出现公司存货成本超过存货的市场价值，这个信息将更有意义。因为这对公司是一种警告，说明公司存货生产或销售存在某些问题。公司必须注意这个问题并设法改进。
其次，稳健性原则在当今财务会计体系的地位已是日暮西山，今非昔比。稳健性原则从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来看，与企业的组织形式和金融市场相联系。从企业组织形式来看，稳健性原则适应于独资或合伙企业组织形式；从金融市场来看，稳健性原则适应于金融市场欠发达，企业资金主要靠银行、财团和其他金融机构直接提供，即主要来自直接融资，而不是靠金融市场间接融资。随着形势的发展，稳健性原则的局限性日益突出。现代社会已经进入金融社会，发达的金融市场促进了现代公司制度的发展，而现代公司制度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市场和现代公司制度的发展．改变了整个企业的组织形式和资本来源渠道。因此，也改变了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主体，即从以债权人为主体转化为以股东为主体，包括其他与公司有经济利益关系的单位和个人的多元化信息使用者集团。在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完善的现代公司制度下，作为曾经保护债权人利益，防止公司将资产作为股利分配给股东的稳健性原则，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现代财务会计要求客观和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动情况，稳健性原则显然难当此重任。因此，我们不能再用稳健性原则作为否定确认和计量资本成本的依据。
二、权益资本成本的确认和计量与主体现念
在19世纪，所有权观念(ProprietaryConcept)主宰着财务会计。当时，大部分企业组织都是独资或合伙企业组织形式，由其所有者直接管理，公开持股的公司十分罕见。根据所有权观念，企业的全部资产归所有者所有，企业全部的负债也由所有者承担，构成所有者的义务。企业由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或几个人拥有。在这种情况下，单独确认和计量权益资本成本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相反，重要的是要确认和计量债务资本成本。因为从所有者的角度来看，债权人是唯一、真正的“外来者”‘在满足了这些“外来者”的权益之后，剩下的就是企业业主的利润。因此，在金融市场不发达和企业组织形式以独资或合伙形式为
主体时，重要的是如何确认和计量债务资本成本而不是权益资本成本。
以后，随着金融市场和企业组织形式的变革，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后来居上。这时，财务会计的基本观念发生相应的变革，从原来的所有权观念转变为主体观念(EntityConcePt)。根据主体观念，公司被认为是一个与其所有者独立的个体，甚至具有自身的人格化。与发达的金融市场相联系的公司通过两个渠道来筹集其所需要的资本，即从债权人那里筹集债务资本，或通过发行股票从股东那里筹集权益资本。这时，从公司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的角度看，无论是债权人还是股东相对公司这个独立的“人格化”主体而言，都是“外来者”。至于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如何组合，这是公司理财的一个重要课题。这就需要对这两种资本来源的特点和成本进行权衡。既然现行财务会计已经确认和计量了债务资本成本，再确认和计量权益资本成本又有何妨呢?
根据主体观念，所有的资本都是由公司主体的“外来者”提供的，无论从哪个渠道取得资本，对于独立的“人格化”的主体而言，都是有代价的。然而，遗憾的是现代财务会计师一方面倾向于接受主体观念，另一方面却在会计实务中的某些领域继续采用所有权观念。资本成本的处理就是其中一例。根据主体观念，无论是债务资本成本还是权益资本成本都应该作为成本处理。因为从公司作为独立的主体而言，它们都是公司使用资本的代价。在现行的财务会计实务中，不论是债务资本成本还是权益资本成本都不是作为成本处理。对于债务资本成本，以利息的形式支付债权人，作为利息费用处理；对于权益资本成本，以股利的形式支付给股东，作为留存收益分配处理。因此，我认为当前财务会计不仅理论与实践相背离，即使就理论本身而言，也不是那么一致。
主体观念还认为债务利息从性质上看并不是费用，而是收益的分配，即对各种权益所有者进行的分配，均属于公司收益的分配。例如，美国会计学会会计概念和标准委员会在1957年曾经指出，利息费用和所得税均属于利润的分配。根据主体观念，主体本身的经济活动与主体的所有者如股东以及其他主体必须区分开来。因此，从理论上说、利息费用、所得税和服利都是公司的成本或费用。但是，当前的财务会计理论却对它们进行分门别类，利息费用和所得税作为费用处理，而股利作为留存收益分配处理，显然，违背了主体观念。它把公司这个主体的所有者——股东与公司主体本身混淆起来了。这不能不说，财务会计理论本身也并不是一致的。
三、资本成本的确认和计量与成本观念
上面我们从主体观念讨论了资本成本的确认和计量问题，下面我们以此为基础从成本观念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从总体上说，财务会计记录各种成本，而各种资产通常以其成本来计量，净收益便是收入与为了取得收入而发生的各种成本之间的差额。因此，如果利息确实是成本，那么，利息就应该记录在会计成本帐户上。
什么是成本呢?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名词委员会发表的第4号“会计名词公报”曾经对成本下过如下定义：“成本是指由于取得或将能取得资产或服务而支付的现金、转让的其他资产、结付的股票或承诺的债务。所有这些不同的支付方式，都可用货币表示其总额。”④这个定义基本上还是令人满意的，但是，它还不能明确地表述出成本总是指“某物”的成本这一层含义。这里的“某物”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成本目标”。例如，某建筑物的成本就是为了取得该建筑物而使用的各种资源的总额。如果是用现金购买该建筑物，这个总额便可以用现金表现；如果是公司自行建造该建筑物，那么，这个总额就是人工成本、原料成本和其他资源成本的总和。
同样地，如果产品是外购的，那么，其成本可以用耗费的现金数额或发生的负债数额来计量；如果产品是公司生产，其成本可以用人工成本、原料成本和其他资源成本的总和来计量。因此，成本计量了成本目标所使用的各种资源。公司在生产产品时，使用的人工用人工成本计量，使用的原料用原料成本计量，使用的各种服务用类似的项目来计量。所有这些项目构成产品成本的组成部分。
同理，公司还应用各种资本即应用各种资本来取得各项资产。如前所述，这些资本来自两条渠道：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但是：
1．债权人不会为需要资本的公司提供债务资本，除非这样做他们可以得到回报。这个回报，在会计上称为“利息”，就是公司使用债务资本的成本。
2．来自公司股东的权益资本同样也有成本。股东不会为需要资本的公司提供资本，除非这样做他们可以得到回报。这个回报就是公司使用权益资本的成本。根据主体观念、应用权益资本的成本与应用债务资本的成本没有什么区别。
债权人提供债务资本可能得到的报酬是标明的利息，而股东提供权益资本预期的报酬包括两部分：(1)各种股利；(2)股票市场价值的增值。他们当然不希望股利就是全部的报酬；相反，他们期望其投资所得到的部分收益将留存于公司，而这些留存于公司的收益所创造的收益以及其他因素将带来公司股票市场价值的增值。将股东的报酬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分，与使用权益资本需要成本的结论并不矛盾。这个成本正是股东提供资本给公司时要求得到的报酬。
根据上述分析，目前所用的“股利”这个名称有点词不达意。因为如果股东得到的报酬只是目前公司支付的股利，那么，他们是不会投入他们的资金的。他们之所以投入其资金是因为他们期望所得到的报酬率高于目前的股利率，并且期望将来能得到较高的股利或者当他们出售股票时能得到较高的市场价值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正因此，股利率一股低于债务利率。因此，用“股利”来表述权益资本成本低估了它。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净收益”也有点词不达意了。“净收益”计量公司的经营业绩，它本身不是一种成本，而是刁耗用的成本即费用与收入的差额。按照现行的财务会计实务，“净收益”包含了一部分成本即使用权益资本应负担的权益资本成本，但是，“净收益”并不等于权益资本成本。净收益还包括卓越的管理、优质的产品、良好的市场占有率以及其他因素所带来的酬。
四、资本成本的确认和计量与两类资本的界限
公司所需要的资本可以通过金融市场用发行债券或股票筹集。从广义上说，权益是指资产的所有权，也就是投入资产的资本来源。权益包括债权人权益和股东权益。有人担心财务会计确认和计量资本成本会混淆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的界限。债务资本及其利息是对资产的一种法定求索权，而权益资本只有剩余的求索权。⑥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首先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都是公司的资本来源，对公司这个独立主体本身而言都是有代价的，因而，需要确认和计量其成本。这只是其共性。我们并没有否认其个性。其次，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看，确认和计量资本成本、对于在资产负债表上分别报告各项负债和股东权益没有影响。进一步说，确认和计量资本成本不仅对资产负债表没有影响，就是对收益表也没有什么影响。在这时，成本中包含资本成本与包含折旧费用并没有区别。它们都不是“法定的求索权”，也都不是当期的现
金流出量。
五、资本成本确认和计量与利息资本化问题
如前所述，资本成本的确认和计量将使一部分资本成本资本化为存货、厂房和设备的价值。对于存货项目，按照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第34号准则公告，其利息成本不能资本化，更谈不上权益资本资本化了。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对于会计信息系统而言无关宏旨。因为在未来高新技术环境下，公司将以销定产，实现零存货，也即销售多少才生产多少。这时，资本成本是否资本化对公司当期损益没有影响。如果公司存在一定量的存货，那么，资本成本是否资本化对公司当期的损益可能有影响，但是，存货总是要出售的，如果从持续经营的角度来看，对公司整体的损益也没有什么影响。至于固定资产项目，按照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第34号准则公告，只有符合条件才能将债务资本成本资本化为固定资产价值。但是，“从会计理论来看，计列应负利息是一种最合理的会计方法”⑥。这里的“应负利息”包括实际支付的债务资本成本和权益资本成本两部分。根据前面的分析，权益资本成本是否资本化为固定资产的价值，在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内，对公司的损益也没有什么影响。
西方现行会计实务允许公用事业企业在固定资产价值中计列应负利息。这是因为公用事业的收费标准和盈利水平，严格控制在政府的监督之下。“为了保证公用事业企业能够获得正常的投资收益，允许在其投资总额内计列应负利息，这样，按照控制总额所规定的盈利水平才是合理的。”⑦既然公用事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利息已经资本化，要把它延伸到所有的公司又有何难呢?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确认和计量资本成本，将资本成本资本化存货和固定资产的价值，公司置存资产的时间越长，其成本越高，公司所需要追加的投资也就越多。这样，不仅可以在会计报表上如实地反映公司所持有的资产的经济价值，而且可以把资本的筹集、使用及其效益联系在一起，更全面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时，它将使得公司自建的各项固定资产与外购的或租赁的各项固定资产的计价具有可比性，从而增强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在现行的财务会计实务中，外购的或租赁的各项固定资产价值不仅包括供应商的债务资本成本，而且还包括其权益资本成本，但是，公司自建的固定资产中则假设末使用任何权益资本。这样，在进行有关固定资产的自制还是外购或租赁决策时，由于决策标的物价值缺乏可比性，可能导致决策失误。将资本成本资本化为固定资产的价值，将消除这种不可比性，增强会计信息的决策功能。
资本论篇2
关键词：人力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辨证关系
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后，在国际政治、经济和教育领域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20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和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相继提出社会资本理论，作为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和深化迅速运用于世界政治、经济和教育领域的研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种资本理论的辩证关系，理论界多有分析和阐述。科尔曼认为在通常情况下，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相互补充。[1]356-357林南则认为社会资本有助于人力资本的生产，而人力资本也可以导致社会资本的增加。[2]95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对人力资本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的关系做了研究。这些研究大多从人力资本理论的局限性出发，探讨了人力资本理论到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轨迹，分析了社会资本理论对教育经济学中经济增长的新解释功能。为了更加深入地探讨人力资本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之间的辨证关系，本文在区分两种资本本身和两种资本理论解释工具的不同层面分别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具有资本性质的两种资本之间的关系
作为具有资本性质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可以从他们所具有的一般资本属性、二者的互动关系和功能上进行比较分析。
1.二者均具有资本的一般属性
人力资本概念出现以前，资本概念所指仅限于有形的物质资本。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人们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物质资本上，具有时代的局限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广义资本观的产生，撇开社会制度的差异，市场经济中资本可以定义为“凡可以获取利润之物都是资本”[3]。“凡是预期将来能获得一定的利润或收益，而在目前一定时期内付出代价获得的所有物，就是资本。”[4]因此，资本的一般属性具有投资性、生产性和增值性等特征。首先，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是一种投资，都需花费成本才能形成。人力资本强调通过获取知识、形成能力、保持健康等过程的投入，需要通过对个体自身一定的投资形成。社会资本可能是个人后天获得，也可能是先天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要获得嵌入于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社会资本，就得投资来维护这种关系。因此，“社会资本的生产不能够不花费成本，它也需要投资——即使不投资金钱，至少也要投资时间和精力。”[5]只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投资对象有所不同，人力资本投资于个体自身，而社会资本投资于个体或组织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其次，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具有增值性。物质资本的使用过程本身是损耗的，而人力资本的使用过程是增值的。[6]人力资本会随着劳动者不断的学习和应用知识而积聚和增多，但如果人力资本长时间处于闲置状态，人力资本便会逐渐退化而贬值。社会资本也一样，利用得越多，价值越大，不会由于使用而减少但会由于不使用而枯竭，具有再生性特征。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可以在使用和生产过程中增值。正如奥斯特罗姆所言，“如果不使用，社会资本就会迅速恶化。如果不经常锻炼自己的技能，个人也会迅速地丧失其人力资本。”[7]
2.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互动关系
首先，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二者之间能够互相促进。社会资本有助于产生人力资本，社会关系广泛和经济条件好的父母能够为孩子获得较好的教育、培训以及技能等创造更多的机会。良好的人际关系会促进双方人力资本的增长，互相学习、互通信息使双方人力资本在无形中增加存量。同时，社会资本还有整合人力资本的作用，社会资本以其独特的合作机制，对一定范围内的人际关系加以整合，通过提高有效利用率，激活、放大有限的人力资本，产生总体人力资本的整合效应。因此，人力资本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了其能否充分发挥潜能。反过来，人力资本也会促进社会资本的产生，受过良好教育与培训的个体社会交往能力强，往往能够接触和融入资源丰富的社会圈子和团体中。因此，二者之间具有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总之，只有人力资本而没有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效用就不能充分发挥，同时人力资本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意义。反之，如果没有人力资本做依托，社会资本就会成为无根之木，也没有存在的必要性。[8]其次，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功能具有互为补充的关系。博克斯曼和费拉普(BoxmanandFlap,1991)发现，当社会资本缺乏时，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较大，而当社会资本充裕时，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较少。[9]此外，费拉普和博克斯曼(FlapandBoxman,1998)对荷兰经理人员的研究发现，对于高层经理，无论其人力资本处于什么层次，社会资本都会带来更高的收入，但是当社会资本处于高层次时，人力资本的回报会减少。[2]96这个研究意味着人力资本在地位获得中对社会资本起着补充作用。国内学者徐晓军认为，在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上，以人力资本积累的本科毕业为临界值，在本科以下，社会资本对社会就业的贡献率大于人力资本，而本科以上则刚好相反，本科水平本身则是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双重作用并重的状态。[10]以上研究均表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着相互补充的关系。
3.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的消极效应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具有消极的“马太效应”。依据社会分层理论，社会资源在社会各层级中的分布是不平等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会互相加剧对方在社会各层级中的不平等分布。教育是获取人力资本的最主要途径，教育支出水平决定了人力资本质量形成的高低。而教育机会和教育支出水平的直接关系者是家庭，在众多的家庭特征因素中，家庭的经济状况、家长的文化程度、家长的职业以及家庭所处的地域环境等社会资本直接影响人力资本的获得。因此，拥有较好社会资本的个体更容易获取质量较高的人力资本。反之，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个体更容易产生和利用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社会阶层中的分布存在着互相对应的关系。这就使好者更好，差者更差，加剧两种资本在社会各阶层中的不平等分布。有时人力资本的提高是以牺牲社会资本为代价的。爱丁堡大学的斯库勒(Schuller)教授在1997年的研究发现，一些个体总是沉浸在他们学习的课程之中，而没有一点把所学的东西与别人分享的意识，包括朋友、同事、家庭和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人力资本因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而提高，但这种提高是以削弱人际沟通和人际关系为代价的。如果人力资本的积累确实独立于社会环境之外，这种人力资本至多只有很有限的社会和经济价值，而且这种人力资本也很可能会消逝。[11]社会资本同样对人力资本有着消极的效应。波斯特提出了“消极社会资本”概念，认为社会资本限制了个人自由，社群或团体的参与必然产生服从的要求，组织和团体的规范对个体产生严格的控制水平，这样很可能抑制了个体人力资本的发挥，抑制了个体创造性思维的产生，使人力资本的激励功能受到影响。这样，组织规范就被用来消除秀异之人，并且可能强迫更有野心的组织成员离开，从而使组织或团体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总量都受到损失。
二、作为资本理论研究工具的两种理论之间的关系
1.社会资本理论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延伸和发展
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都是广义资本观发展的结果，人力资本为社会资本的提出建立了词源上的基础。人力资本理论在经济与社会发展史上第一次将资本概念从钱物扩展到人本身，启发了人们提出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再在人本身的基础上往前进了一步，将资本概念延伸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因此，社会资本理论是人力资本理论的一种延伸，更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深入和发展。人力资本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都有其自身的理论假设，人力资本理论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理性的个体追求功利的最大化。根据这一假设，社会由众多独立的个人组成，每个人的行动都是为了实现各自的目标，社会系统的活动便是这些个人行动的总和。但是这一假设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实有不同，“在现实生活中，个人并非独立地行动，目标也并非以独立的方式予以实现，个人追求的利益更不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1]352因此，科尔曼和新经济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格兰诺维特等对人力资本等经济理论都有着非常直接的批判。科尔曼说，“经济理论存在一种失误，即使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也不例外，忽视个人的关系及其社会关系网络对产生信任、建立期望以及确定和实施规范的重要影响”。[1]353每个人的行动都是嵌入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的，科尔曼认为的理性行动就是指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或为了获得一定的资源而通过人际关系或社会关系网络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格兰诺维特全面驳斥了“人的不完全社会化”，他对主流经济理论提出了相同的批判，他认为经济交易是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的。主流经济理论的失误在于，忽视了个人关系及其社会网络对产生信任、建立期望以及确定和实施规范的重要影响。[12]也就是说，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是独立的个体，是没有经过社会融合的人，社会中的人还有其它各种非理性、非经济、持久起作用但变化缓慢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追求。人力资本的个体依附性特征决定了人力资本理论运用的局限性，忽视了群体人力资本的研究，尤其无法解释个体或群体之间的关系。而社会资本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中，它关注的是处于各种社会结构中的人。因此，理性社会人可以说是社会资本理论的假设基础，它试图把人力资本理论的微观层次的个人选择与宏观层次的集体和社会选择结合在一起，是资本理论假设的一种进步和发展。社会资本理论突破了人力资本理论单纯将人作为资本要素的研究，将人提升到资本运用的主体地位。社会资本理论对人的审视层次更高，更接近人本身具有的主体生存状态。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反映了社会科学中一度削弱和低沉的人本精神的复兴。理性选择范式虽然顺应了市场对社会全面渗透的现实，但是夸大了生活中冲突的一面，对人的理解片面化、实用化，追求定量分析和指标体系背离了社会科学研究关注人、完善人的根本目的和基本精神，忽视了社会心理的人际关系、群体间关系的作用。[13]另外，社会资本理论直接把社会心理这一无形资本因素引入了对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分析中，弥补了人力资本理论在这些研究领域中的不足和缺陷，使许多社会现象更加全面地展示在我们面前。在研究视角上，人力资本理论虽然也从世界各国之间竞争的角度涉及到宏观视野，但是总体上还是微观个体分析法，从个体人力资本的投入成本与产出效益分析人力资本。[14]社会资本理论同样关注微观个体的行为选择，关注影响微观个体行为选择的社会关系。但社会资本理论更倾向于宏观分析法，从群体人力资本的角度，研究什么样的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心理结构能够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经济增长。这是社会资本理论对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方法的一种突破和发展，也是人类社会科学研究进步的一种明证。因此，无论从理论假设和理论内容上，还是从理论研究视角上看，与其说社会资本理论是人力资本理论的一种补充，不如说社会资本理论更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2.社会资本理论深化了人力资本理论在经济教育等领域的运用
人力资本理论源起于经济研究领域，解释了经济增长中的“余数”和“列昂锡夫”之谜等问题，指出了教育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但却无法解释具有相似人力资本的地区和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的差距问题，究其实质是因为人力资本理论没有深入到经济增长的全部因素。同时人力资本理论也无法解释在不完善和信息不充分的市场经济中的许多社会现象，比如教育发展并不能完全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等。正如布尔迪厄所说的，“经济学家的可贵之处在于明确提出了教育投资与经济投资(及其演变)的利润率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无法解释不同的行动者或不同的社会阶级，为什么分配在经济投资和文化投资上的比率会如此地差异悬殊，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系统地思考不同的利润的可能性的结构，这一结构是各种各样的市场提供给那些行动者或阶级的，这一结构的差异在于，财产的数量与构成情况的各不相同。”[15]193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只看到人力资本投资的未来收益，却没有注意到人力资本投资来源的差异性特点，不同阶级(阶层)经济地位不同，因而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差距是明显的。而且“教育资格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收益也依赖于社会资本，而这种社会资本又是继承得来的，它又可以用来支持人们获得那种收益”。[15]194因此，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虽然从一开始就具有人文主义的内涵，但却始终没有超出经济主义的范畴。因为人力资本理论从一开始就排斥了人的社会性的特性，而社会资本理论显然深化了人力资本理论在经济教育等领域的运用。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在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经济学术语提出的。卢里(Loury)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对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他在对不同群体的收入和就业机会差异进行比较后指出，以社区性的社会(关系)资源体现的社会资本决定了处于不同地位的群体的收入和就业机会。[16]最近，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利用社会因素来解释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所存在的贫富差异，并由此而形成了一种新的观念：影响经济绩效还存在一种新的资本性要素——社会资本。[17]社会资本是解释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决定因素。国外多位学者采用跨国截面数据研究表明，那些社会资本存量较高的国家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18]国内学者崔万田等指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社会资本的差异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优质的社会资本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劣质的社会资本则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19]类似这样的研究还有很多，这些研究不仅深化了经济领域的探讨，而且也明确了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即社会资本影响人力资本的形成，人力资本的积累又有效地促进了社会资本总量的增加，社会资本又通过影响人力资本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均是作为生产要素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增长。自舒尔茨采用收益率法测算了人力资本投资中最重要的教育投资对美国1929-1957年间的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高达33%后，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被众多学者所证实。由此，人力资本理论成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人力资本理论成为广泛应用于教育领域的研究工具。随着世界教育的发展，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人力资本理论在教育领域应用的局限性日益显现，时代呼唤新的教育经济理论。比如国内学者蔡晓良和蔡晓陈采用信任衡量社会资本，研究发现我国各省市区的社会资本与人均教育经费和人均学杂费显著正相关，与1997—2004年文盲率显著负相关，与1997—2004年高中及大专以上人口比率显著正相关。[20]借鉴社会资本理论对人际关系、社团组织、网络沟通以及规范契约等的研究，在教育经济学研究中，教育对经济的影响同样也会因为教育对人际关系、社团组织、网络应用以及契约规范的影响而对经济产生影响。它会遵循着“教育—社会资本—经济增长”，即教育促进社会资本的增长，社会资本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的规律，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21]因此，从社会资本理论这一新的视角研究教育对社会资本投资、形成与影响以及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作用，我们才能更准确、更全面地把握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三、结语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属于资本的一种形式，都具有资本的基本属性，二者既相互补充，又相互促进。而且二者之间既有积极方面的互动性，也有消极方面的互动效应。人力资本理论适应时代的需要破土而出，社会资本理论又是在对人力资本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二者之间具有逻辑上的关联性。一种理论的性质决定了该理论作为研究工具的有效性，人力资本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都具有自身固有的基本特性，因此，无论单独运用哪一种理论来解释当代社会政治经济等现象，均显示出其固有的理论本身的局限性。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只有把两种理论结合起来才能对一些社会现象解释清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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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篇3
关键词：现实资本；虚拟资本；良性互动；恶性互动
资本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存在，它从市场经济中一脱胎出来，便因为其特有的“魅力”而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对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股份公司的出现以及资本两权分离的成功实现，资本的内在矛盾外化为两种独立的存在形式——现实资本和虚拟资本。虚、实资本的独立化是历史的必然，是资本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的革命。如今上市经济体已成为影响国民经济的举足轻重的力量，因此，从本质上认识虚、实资本，研究两者怎样对经济产生影响，对我们制定政策，调控经济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虚、实资本界定及表现形态
资本两权分离以后，虚、实资本界定问题自然成为经济学家们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马克思是第一位专门提出并研究这一问题的经济学家，不过，由于身体原因，他没有来得及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便离开了人世。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结合具体的实践，我们认为，虚、实资本界定的关键在于它们在创造和实现价值增殖的过程中是否直接发挥职能，直接发挥职能者为现实资本，不直接发挥职能者为虚拟资本。基于此，本文对虚、实资本分别作如下界定。
现实资本指的是资本经营者拥有的，因在创造和实现价值增殖的过程中能直接发生作用，从而能够带来价值增殖的价值实体。它是创造和实现价值增殖的基础，是内容意义和现实意义上的资本，是资本的第一重存在。现实资本的主体是资本经营者，其客体为资本的价值实体。长期来看，现实资本赢利能力的大小是反映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
以现实资本价值实体的存在形态为标准，我们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形现实资本，另一类是无形现实资本。有形现实资本包括有形生产资本（固定资产、材料及半成品、在建工程等）、有形商品资本（产成品、商品等）和有形货币资本（交易类铸币、现钞等）。无形现实资本则包括无形生产资本（人力资本、专利技术、非专利技术、企业商标、企业版权、企业商誉等）、无形商品资本（服务、知识类商品等）以及无形货币资本（交易类电子货币、活期存款和票据等）。有形现实资本主要体现在第一、第二产业，而无形现实资本则主要体现在第三产业。
虚拟资本指的是资本所有者拥有的，在创造和实现价值增殖的过程中不直接发生作用，但因按约定依法拥有价值增殖索取权，从而能够分享价值增殖的可交易的资本价值凭证。它是依法索取的价值增殖流量的资本化形式，是从现实资本中独立出来的形式意义和观念意义上的资本，是资本的第二重或多重存在。“每一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资本的利息，而不论这种收入是不是由资本生出。货币资本首先被转化为利息，然后得出这个货币资本收入的资本”①虚拟资本的主体是资本所有者，其客体为可交易的资本价值凭证，其价格主要由初始投资和预期未来收益的贴现值决定。长期来看，虚拟资本赢利能力的大小是反映一个社会配置资源能力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
以虚拟资本的虚拟程度为标准，我们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传统虚拟资本，另一类是衍生虚拟资本。传统虚拟资本和衍生虚拟资本又有初级和高级之分。初级传统虚拟资本包括债权虚拟资本（投资类现钞、存款、票据、银行贷款、企业债券、政府债券等）、股权虚拟资本（普通股、优先股等）和其它产权虚拟资本（土地产权证、房地产权证以及权证等）。高级传统虚拟资本包括资产证券（消费类、生产类及混合类资产证券）和普通共同基金证券（优化指数基金、普通投资基金、债券基金等）。初级衍生虚拟资本包括商品期货或期权、货币期货或期权、债券期货或期权、股票期货或期权，以及相应的远期合约、互换、互换期权等。高级衍生虚拟资本包括利息率期货或期权、股票价格指数期货或期权、物价指数期货或期权及其它组合式综合价格指数期货或期权等。
二、虚、实资本基本关系
1． 虚、实资本定性关系
由于虚拟资本是基于现实资本产生的，是现实资本的派生形式，因此在虚、实资本的定性关系问题上，现实资本是第一性的，虚拟资本是第二性的，其中现实资本对虚拟资本具有基础性和内容性的决定作用，虚拟资本则对现实资本具有的派生性和形式性的反作用。虚、实资本的定性关系问题是调控社会总资本所面临的首要的基本问题。
虚、实资本良性互动关系。一方面，现实资本的健康发展会促进虚拟资本的健康发展。现实资本创造和实现的价值增殖是虚拟资本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现实资本的发展越健康，其创造和实现的价值增殖才会越多，虚拟资本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才会越坚实，虚拟资本健康发展才会有保证。另一方面，虚拟资本的健康发展反过来也会促进现实资本的健康发展。具有流动性便利的虚拟资本是促进现实资本高效合理配置的引导器，它引导现实资本流向最能价值增殖的地方，虚拟资本的发展越健康，其流动性便利就越能引导现实资本进行合理配置，从而促进现实资本的健康发展。例如，90年代的美国，一方面，其现实资本成功地实现了以无形知识资本为核心的战略性转变，现实资本的价值增殖的能力大大增强，从而支持了其虚拟资本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美国虚拟资本的健康发展，反过来又成功地吸引并引导现实资本流向最能价值增殖的地方——知识型资本，从而促进了美国实现以知识资本为核心的战略性转变。90年代美国虚、实资本的良性互动关系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
虚、实资本恶性互动关系。一方面，现实资本的畸形发展会阻碍虚拟资本的发展。现实资本的发展越畸形，其创造和实现的价值增殖就会越少、有时甚至为负，从而虚拟资本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就会越来越小，其发展自然会受到阻碍。另一方面，虚拟资本的畸形发展反过来又会阻碍现实资本的发展。具有畸形流动性便利的虚拟资本是导致现实资本无效畸形配置的引导器，它引导现实资本流向不能有效价值增殖但却最可能撮取超额利润的地方——超级垄断资本、炒作性非生产资本等，虚拟资本的发展越畸形，其流动性便利就越能引导现实资本流向不能有效价值增殖的地方，从而阻碍现实资本的发展。例如，90年代中后期的东亚经济体，一方面，其现实资本的知识含量低、结构不合理、规模不经济，现实资本的价值增殖大大减少，有时甚至为负，从而其虚拟资本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越来越小，进而最终导致其虚拟资本发展的严重受阻。另一方面，其虚拟资本的畸形发展，反过来又导致现实资本的无效配置，从而阻碍现实资本的发展。90年代中后期东亚经济体的虚、实资本的恶性互动关系最终导致了东亚经济危机。
2． 虚、实资本定量关系
由于虚、实资本是同一资本的两个不同方面，因此在产生的初始时刻，它们在量的规定性上应当是相等的，但一经产生，情况便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虚、实资本在量的规定性上各自有各自的特殊发展规律。“也就是说，它们已成为商品，而这些商品的价格有独特的运动和决定方法”。②由于虚拟资本的发展速度远远大于现实资本的发展速度，因此在社会总资本的构成比例中，现实资本的存量和流量呈现相对减少的趋势。当虚、实资本的数量比例关系在一定范围内时，其中任何一项的正常变动将会引起另一项的正常变动。当它们的数量比例关系超过一定范围时，其中任何一项的异动则会引起另一项的灾难性异动。虚、实资本定量关系问题是调控社会总资本的重要的工具性问题。由于初级传统虚拟资本具有可控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因此人们通常把初级传统虚拟资本作为调控社会总资本的工具变量，于是虚、实资本定量关系问题便转化为现实资本和初级传统虚拟资本定量关系问题。在虚、实资本定量关系问题上，我们采用简化的总供求分析法进行具体分析：
现实资本的总供求关系为大家所熟悉，其总供给与价格成正比，其总需求与价格成反比，价格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价格弹性成负相关（图1左）。虚拟资本的总供求关系则很特殊，它与现实资本的总供求关系不同，其总供给与价格成正比，其总需求也与价格成正比，并且价格越高，其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价格弹性越小，反之，其价格弹性则越大，在具体实践中表现为，价格疯长时的量滞、价狂升和价格崩盘时的价跌、量更跌的特殊现象（图1右）。
在图1中，为了分析方便，我们假定关键点的虚、实资本价格的数量相同但单位不同，根据虚、实资本不同的数量及总供求关系，我们把虚、实资本的数量关系分为如下四类：
首先，虚、实资本黑子型数量关系。这种数量关系在图中反映在AQ1Q1＇A＇区域，其特点是虚、实资本的比例小于最低正常临界值0Q1＇／0Q1（黑子陷阱），这一区域内的虚、实资本总供求互动的结果导致整个社会资本严重缩水，社会财富超常贬值，正如天体中的黑子现象，故称之为黑子型数量关系，其外在表现形式便是黑子经济，也称经济危机。其形成机理如下：现实资本的发展严重受阻—其总需求DD曲线迅速向左下方移动—其总供给SS曲线向右下方移动—其价值快速缩水—其赢利能力大幅度下降直至亏损破产—虚拟资本的总需求D＇D＇曲线迅速向左下方移动—其总供给S＇S＇曲线也迅速向左下方移动—其价值快速缩水—虚拟资本的发展严重受阻—现实资本的发展再次严重受阻……其最终结果是迅速导致整个社会总资本特别是虚拟资本的超常缩水，从而形成资本黑子，进而引发黑子经济或经济危机。例如，根据IFC的1999年7月Facktbook的数据，在1996－1997年间，泰国的实际GDP（现实资本的转化衡量指标）出现大幅度的负增长（－20．6％），其股市和汇市（初级传统虚拟资本的转化衡量指标）缩水幅度则更大（分别缩水－36％和－88％）。显然，在1996－1997年间，东南亚国家的虚、实资本之间存在互动式的黑子型数量关系。这种数量关系对整个社会总资本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倒退和灾难，但这种情形不会长久下去，灾难之后，各经济主体的预期趋于稳定，虚、实资本的供需开始增加，比例也开始恢复性上升，当这一比列突破最低正常临界值0Q1＇／0Q1（黑子陷阱）时，虚、实资本数量关系质变为停滞型数量关系。
其次，虚、实资本停滞型数量关系。这种数量关系在图中反映在除AQ1Q1＇A＇外的BQ2Q2＇B＇ 区域，其特点是虚、实资本的比例大于最低正常临界值OQ1＇／OQ1但小于平均正常临界值0Q2＇／0Q2，在这一区域内的虚、实资本总供求互动的结果会导致整个社会资本缓慢升跌，故称之为停滞型数量关系，其外在表现形式是经济萧条或复苏。其形成机理如下：现实资本升跌停滞—其DD曲线缓慢（右下方或左上方）移动—其SS曲线也相应地缓慢移动—其价值相应微量变化—其赢利能力相应缓慢变化—虚拟资本的D＇D＇曲线相应缓慢移动—其S＇S＇曲线也相应缓慢移动—其价值相应微量变化—虚拟资本升跌停滞—现实资本升跌停滞……其最终结果是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的萧条或复苏。例如，在1993－1994年间，墨西哥GDP实际增长率为－2．6％，其股票市值实际缩水4．1％（资料来源同前）。显然，在1993－1994年间，墨西哥的虚、实资本之间存在互动式停滞型数量关系。这种数量关系也不会长久不去，经过一段时间的滞型之后，各经济主体的预期趋于乐观，虚、实资本的供需增加，比例也逐渐上升，当这一比例突破平均正常临界值0Q2＇／0Q2时，虚、实资本数量关系质变为扩张型数量关系。
第三，虚、实资本扩张型数量关系。这种数量关系在图中反映在除BQ2Q2＇B＇外的CQ3C＇Q3＇区域，其特点是虚、实资本的比例大于平均正常临界值0Q2＇／0Q2但小于最高正常临界值0Q3＇／0Q3，在这一区域内的虚、实资本总供求互动的结果会导致整个社会资本的适度扩张，社会财富较快增殖，故称之为扩张型数量关系，其外在表现形式便是经济繁荣。一方面，现实资本的有效扩张会导致虚拟资本相应的扩张。现实资本的有效扩张会导致其价值增殖的相应增加，价值增殖的增加又会导致人们对虚拟资本未来预期收益的看好，人们对于未来的积极预期又直接会导致虚拟资本的相应扩张。另一方面，虚拟资本的有效扩张反过来又会导致现实资本的相应扩张。虚拟资本的有效扩张会导致价值增殖的分配结构（利润率结构、汇率结构、利率结构和股价结构等）发生积极变化，从而导致现实资本的可得性和流动性增大，进而现实资本相应扩张。其形成机理如下：现实资本良性扩张—其DD曲线向左上方正常移动—其SS曲线也相应移动—其价值正常升值—其赢利能力相应提高—虚拟资本D＇D＇曲线相应向右上方移动—其S＇S＇曲线也相应移动—其价值相应正常升值—虚拟资本良性扩张—现实资本良性扩张……其最终结果是带来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例如，在1990－1996年间，美国GDP实际增长率平均约为2％，其利税实际增长率平均约为6％，其股票市值实际增长率平均约为18％③。显然，在1990－1996年间，美国的虚、实资本之间存在互动式的扩张型数量关系。这种数量关系对整个社会总资本来说是一种最理想的关系，但这种情形不会长久下去，经过一段时间的扩张之后，各经济主体的预期会变得更加乐观，虚、实资本的供需会进一步增加，比例也会进一步上升，当这一比列突破最高正常临界值0Q3＇／0Q3时，虚、实资本数量关系质变为泡沫型数量关系。
第四，虚、实资本泡沫型数量关系。这种数量关系在图中反映在除CQ3C＇Q3＇外的 DQ4Q4＇D＇区域，其特点是虚、实资本的比例大于最高正常临界值OQ3＇／OQ3但小于泡沫破灭临界值0Q4＇／OQ4，在这一区域内的虚、实资本总供求互动的结果会导致整个社会资本的超常膨胀，社会财富超常增殖，正如生活中的肥皂泡沫现象，故称之为泡沫型数量关系，它的外在表现形式便是泡沫经济。其形成机理如下：现实资本异动性扩张—其DD曲线向左上方异常移动且变得水平—其SS曲线也相应移动但变得垂直—其价值超常虚增—其赢利能力相应虚假提高—虚拟资本D＇D＇曲线相应向右上方移动且变得垂直—其S＇S＇曲线也相应移动并变得垂直—其价值更加超常虚增—虚拟资本超常膨胀—现实资本更加超常膨胀……其最终结果是迅速导致整个社会总资本特别是虚拟资本的超常虚增，从而形成资本泡沫，进而引发泡沫经济。例如，在1986－1989年间，日本GDP实际增长率分别为2．9％、4．9％、6．0％、4．6％，其东证股价指数从1986年的1324．26点上升到1989年的2569．27点，上升近100％④。显然，在1986－1989年间，日本的虚、实资本之间存在互动式的泡沫型数量关系。这种数量关系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最令人陶醉同时又是最危险的关系，各经济主体盲目乐观，虚、实资本的需求远远大于其供给，总资本特别是虚拟资本疯狂升值，比例也疯狂上升，但好景不长，当虚、实资本比例突破泡沫破灭的临界值OQ4＇／OQ4时，资本泡沫会突然破灭，虚、实资本关系又进入下一轮循环。
3． 虚、实资本调控关系
根据前面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虚、实资本数量关系带来截然不同的发展结果，其中扩张型数量关系是发展经济所需要的最为理想的数量关系，反映在图中则表现为除BQ2Q2＇B＇外的CQ3C＇Q3＇区域是虚、实资本运行的理想区域，这一区域也是虚、实资本调控所要达到和保持的最佳目标区域。针对虚、实资本处在不同的运行区域，调控当局可采取相应的调控措施进行综合调控以达到所需的调控目标。当虚、实资本运行在AQ1Q1＇A＇的黑子区域时或运行在除AQ1Q1＇A＇外的BQ2Q2＇B＇的停滞区域时，调控当局可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推升虚、实资本比例，从而使其进入调控目标区。当虚、实资本运行在除BQ2Q2＇B＇外的CQ3C＇Q3＇的扩张区域时，调控当局可采取平衡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维持虚、实资本的合理比例，从而使其保持在调控目标区。当虚、实资本运行在除CQ3C＇Q3＇外的DQ4Q4＇D＇泡沫区域时，调控当局可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降低虚、实资本的比例，从而使其进入调控目标区。
三、充分认识虚、实资本基本关系的现实意义
正确认识和把握虚、实资本的本质和规律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根据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客观要求，我们认为，要取得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经济建设应坚持以下要求：
第一，社会经济工作应以现实资本为中心。现实资本的健康发展是整个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根本基础和第一推动力。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坚实而又合理的现实资本基础之上，特别是知识资本的基础之上。为此，我们应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建设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和企业创新体系，提高国家和企业的知识资本创造能力，提高现实资本创造价值增殖的能力，从根本上促进现实资本的健康发展。
第二，社会经济的发展应充分利用好虚拟资本的工具性作用和第二推动力作用。虚拟资本的健康发展是整个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辅助工具和第二推动力，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离不开虚拟资本的辅助推动作用。为此，我们应适度发展虚拟资本，逐步推进虚拟资本的创新工作，充分利用虚拟资本对现实资本发展的引导功能，引导现实资本流向最能创造价值增殖的地方，促进现实资本的健康发展。
第三，密切监控虚、实资本的互动关系，高度重视资本泡沫化和资本黑子化的发展趋势，防止并化解形成泡沫经济的风险。为此，我们应建立监控虚、实资本互动关系的指标体系，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力争把资本泡沫和资本黑子消灭在萌芽状态，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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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②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26页，第530页。
③转引自林凌、刘世庆：《利润周期与经济周期》；张文凯 包建祥：《股票市场泡沫：合理范围与政策选择》，《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第57页，第6页；第15页，第17页。
④转引自刘玉操：《当前日本金融面临的问题探析》，《世界经济》，199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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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篇4
要理解和定义资本成本，先要理解和定义好“资本”与“成本”。
按照马克思的定义，资本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基于经济学中“资本”与“资产”不分，我认为，会计学中“资产”的定义——资产是指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并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该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就是资本的定义。一个佐证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对资本的定义。他认为：资产是可用的经济资源；资产必须有主，才可能被善用，但清楚界定产权，从来也不意味着“自己的资产只能自己用”；资产须经交易而转手（资产转让），才能提高有主资产的利用效率；资产的自用权利一旦可以有偿放弃和让渡，资产所有者就拥有一个未来的收入来源；这时，资产就转变为资本；所以，资本是构成独立的未来收入流的资产，即可以独立提供与本人劳动无关的权利租金的资产（1）。
会计学中的“资本”一般是指“资产（资金）的来源”，按会计恒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来解释，“资本”即指“负债+所有者权益”。我认为，在公司财务理论中，资本成本中的“资本”应作会计学上的解释。
张五常（2000）认为，“成本是所放弃的价值最高的选择”。可见，经济学家是把成本定义为“机会成本”的。汪丁丁（1996）进一步认为，机会成本的两个要素是：（1）任何成本都是选择的成本；（2）任何成本都是对于某一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而言的成本。因此，成本概念是建立在人们依据主观价值标准作出选择的基础之上的。不存在选择，便不存在成本；也不存在独立于人们行为选择的“客观价值”基础上的成本。据此，在经济学家看来，沉没成本、历史成本不是成本。在公司财务理论中，经济学的成本概念应是可取的。还要注意的是，选择是面向未来的，所以成本也是未来成本，而且必须弄清楚谁将承担成本。公司财务中的筹资、投资等财务决策正是面向未来的，作为财务决策标准的“资本成本”自然要能面向未来，所以用面向未来的“机会成本”来理解“资本成本”是合理可行的。
二、资本成本的定义与计量
（一）资本成本的定义及相关问题
在公司财务中，资本成本的一般定义为：公司筹集和使用资本所付出的代价。根据上面的分析，这个“代价”应以“机会成本”作衡量，而且承担资本成本的主体是特定的公司。因此，资本成本是特定企业筹集和使用资本应承担的机会成本。
根据上述定义，资本成本由两部分构成：（1）筹资费用，指在筹资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即获取资本之前所发生的费用，如手续费、谈判费、发行费等，属于市场交易成本；（2）用资费用，指在使用资本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即获取资本之后所发生的费用。具体表现为：①以利息（利率）形式支付给债权人的报酬；②以发红或股利（股息）（投资报酬率）形式支付给所有者的报酬。进一步，资本成本的静态（不考虑时间价值）表现形式有：（1）绝对数，即“资本成本额=筹资费用+用资费用”；（2）相对数，即“资本成本率（k）=年平均资本成本额/筹资总额”。实务中则常用“资本成本率=年平均用资费用/（筹资总额-筹资费用）”。通常，用到“资本成本”时，即指“资本成本率”。
资本成本有四层含义：（1）个别资本成本，指单独使用一种筹资方式下的资本成本。（2）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综合资本成本或总资本成本），即对同时使用多种筹资方式的资本成本以加权平均方法的综合计量。（3）个别边际资本成本（MCC），指单独使用一种筹资方式去新筹资本的资本成本。它有三种定义方法：①数学上的定义。若y=f（x）[y：个别资本成本；x：筹资量]，则MCC=dy/dx.②经济学上的定义。x=1时的y（因增加一个单位的资本而增加的资本成本），即为MCC.③财务管理实务上的定义。企业新筹资本的个别资本成本，即为MCC.这个定义的误差大，但实用。（4）加权平均边际资本成本，它是对同时使用多种筹资方式去新筹资本的资本成本以加权平均方法的综合计量。
在公司财务理论中，资本成本一般是指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或加权平均边际资本成本，而且并不严格区分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与加权平均边际资本成本，笼统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二）资本成本概念在财务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1、资本成本是比较筹资方式、选择追加筹资方案的依据。个别资本成本是比较各种筹资方式优劣的一个尺度（但不是选择筹资方式的唯一依据）；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是企业进行资本结构决策的基本依据；个别、加权平均边际资本成本是比较选择追加筹资方案的重要依据。
2、资本成本是评价投资项目、比较投资方案和追加投资决策的主要经济（财务）标准。人们通常将资本成本视为投资项目的“最低收益率”（Aminimumreturnrate），即视为投资项目的“取舍率”（Acut-offrate），还作为比较选择投资方案的主要标准。
3、资本成本作为资本化率，是运用贴现的现金流量方法进行价值评估（财务估价）的关键因素（变量）。
4、资本成本还可作为衡量整个企业的经营业绩的基准。近年来，在对公司的绩效进行财务衡量时，人们越来越喜欢用剩余利润（剩余收益）、经济增加值（EVA）或调整的经济增加值等指标。这时，“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便成为上述指标中不可或缺的解释变量之一。
（三）资本成本的计量
要发挥好“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对公司的财务决策与绩效解释的功能，如何准确计量（也许用“预测”更恰当，因为要计量面向未来的“机会成本”可能是徒劳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便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1、所罗门的“现代公式”（2）。所罗门于1963年出版的《财务管理理论》认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就是“促使企业预期未来现金流量的资本化价值与企业当前价值相等的折现率”。据此，所罗门建立了一个被学术界称为“现代公式”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K）”计量模型：K=[（x-kD）（1-t）/V]（S/V）+[k（l-t）D/V]/（DV）
式中，x为企业预期未来净营业收入；k为债务资本成本D为债务的市场价值，S为（所有者）权益价值；V为企业价值（V=S+）；t为企业所得税的边际率。
阿迪提（1973）认为，“现代公式”所隐含的下列假设以成立：①预计企业将有永续固定的盈利（为了运用永续年金值公式）；②企业盈利等于预期未来净营业入。
我认为，“现代公式”还有两个致命缺陷：一是推导的问题。所罗门的推导起点是“K=x（1-t）/V”，然后将“x=（-kD）（S/V）+kD（D/V）”代人“K=x（l-t）/V”，即得“现公式”。问题是，x≠（x-kD）（S/V）+kD（D/V）。理由如下：x=xkD+kD=[（x-kD）+kD]（V/V）=[（x-kD）+kD][（S+D）/V]（x-kD）（S/V）+kD（D/V）+（x-kD）（D/V）+kD（S/V），而（x-k）（D/V）+kD（S/V）≠0，所以x≠（x-kD）（S/V）+kD（D/V）二是本末倒置。在财务估价中，人们本来是要利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来估计（预测）适当的折现率，以便评估企业价值。而“代公式”不过是这一过程的逆运算（有“循环论证”之嫌），试问：“企业价值”又如何确定？用折现现金流量之外的方法确定的“企业价值”代人“现代公式”，反求“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是能保证与折现现金流量方法匹配（即能否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这恐怕是“现代公式”无法回答的。
2、MM的“平均资本成本方法”。MM在1966年出了另一种计量“行业平均资本成本（C）”的公式：
C=f（K，dD/dA）=K[1-T（d/dA）]
式中，K为企业权益资本成本；T为企业所得税税率；D/dA为企业负债比率。其中，K=1/，由下列模型回归而得：
（V-TD）/A=+/A++（A/A）+U/A
式中，V为企业当前市场总价值；D为企业负债的市场价值；A为企业总资产的账面价值；A为资产的变动量；X为企业预期息税前收益；U为随机干扰项；为常数项；为规模系数；为预期收益系；为增长系数。
笔者发，这一方法可能存在如下问题：①MM方法不是对个别企业资本成本的计量，虽然它对个别企业的财务决策有参考作用，毕竟应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②难以从MM方法发展出个别企业资本成本的计量公式；③C=f（K，dD/dA），而与负债资本成本本无关，在理论上难以令人信服；④MM方法放弃了“加权平均”思想，未必可行；⑤“X（1-T）”的做法与实践（税法）不符，改“（X-I）（I-T）”才对（I表示因负债而发生的利息费用），与因变量“（V-TD）”相匹配；⑥1/是企业资产收益率，用来作为K替代，显得很牵强；⑦寻找V的替代变量（计量方法）成为成功运MM方法的关键，而对V的计量本来不易；⑧就算MM方法正确，也只能求得历史（过去）的资本成本，但这与资本成本的定义相。未来不是过去的简单的、线性的延伸，因此经验估计的结果对来的指导作用要大打折扣。
国内，沈艺峰（1999）、王宁（2002）运用MM方法检验了“股权成本高债务成本”理论的正确性。裴平（2001）用自己构建的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进行了计量，但与前两位的结论相反，少安（2001）的研究结果支持裴平的结论。他们的相互矛盾的结果难以解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MM方法存在缺陷。
3、财教科书方法。几乎在所有财务管理教科书中，多是先求出个别本成本，再以财务结构（各种资本占总资本的比重）作为权数，用统计学上的加权平均方法，最后算出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笔者把这种方法叫做“财务教科书方法”。胡玉明的博士论文《资本成本会计》，就是用的这种方法。既然大量财务管理教科书财务学者采用上述方法，笔者认为必有一定道理。
纵观个资本成本的计量方法，无不是利用未来现金流量折现而求的。这说明资本成本是面向未来的机会成本，在理论上是站得住的。“财务教科书方法”还有一大优势是，它能求出个别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从而可直接用于财务决策。正如胡玉明博士所：“如果世界上存在一种简单易行且不必涉及任何主观判断就准确的计量出普通股资本成本的方法，那将是一件非常美好的情。不幸的是，至今，我们仍然没有找到这种方法（作者注：也永远也找不到）。这就要求公司必须根据其自身所面临的各种经环境，对各种计量方法的实用价值进行判断，从而，选择出在现有的情况下相对合理的计量方法。”（1997）笔者以为这种概括深“机会成本”概念的真谛。据此，可以预见，资本成本的计量方法构建与选择不能偏离“机会成本”概念，否则，都将难免犯错误。
三、对“资本成本”的分拆及可能的创新
将“资成本”理解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时，才有可能对其进行分拆。一种最简单的办法是“还原”，将“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还为债务成本和（所有者）权益成本。进一步，将债务成本分拆为短期借款成本、短期债券成本、长期借款成本、长期债券成本等，将权益成本分拆为普通股成本、优先股成本、留存收益成本等。在笔者看来，这种分拆没有什么理论价值，因为财务决策需要的是“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在此，我们试图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知识，将“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分拆为“债务成本”、“市场交易成本”、“所有权成本”等成本概念（魏明海，2003），以开拓现代财务理论的创新空间。
1、债务成本。公司因债务而导致的未来现金流出一般是预定的，不存在太大的预测难题，所以债务成本的计量相对容易做到。不过，因公司一般有多种债务，所以债务成本也应是一个加权平均概念。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增加债务可以增加税盾（TaxShield）效应，降低成本（信号传递效应），但债务成本本身却会因此增加（债权人将要求更多的风险报酬，破产成本也会增加），那么债务成本与成本之间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此消彼长关系？这种关系对资本结构、公司治理结构有何影响？此外，金融市场是如何影响债务成本的？在公司重组（如债务重组）时，降低财务杠杆，随之降低债务成本，是如何影响企业绩效（效率），资本市场又作什么反应？
2、市场交易成本。在新制度经济学那里，“交易成本”并不是一个十分清晰的概念。再加之学者们的注释与发挥，更使人坠入云里雾里。为此，我们尝试作一粗浅的梳理。
张五常（2000）认为：“必须把‘交易成本’定义为所有在鲁宾逊。克鲁索经济中不存在的成本。”汪丁丁（1996）提出了批评：“这个定义显然不是构建性的。因为它只能说明哪些成本不是交易成本，而不能说明哪些成本是交易成本。”
新制度学派把交易成本按照发生的时间分成两类：（1）事前费用，发生于契约签订之前，包括生产信息、交换信息，讨价还价等等的费用；（2）事后费用，发生于契约签订之后的执行契约的成本，包括监督、惩罚、奖励、怠工等等行为造成的费用（汪丁丁，1996）。于是，交易成本即指人的契约成本（尤金。法马，1990）。
在迈克尔。詹森和威廉。梅克林（1976）那里，交易成本即指成本，它包括：（1）委托人的监督支出；（2）人的保证支出；（3）剩余损失。
张五常曾经提出，“交易成本应该称为‘制度成本’，这一点科斯也完全同意。”汪丁丁同意这个观点，并给出了如下定义：制度成本是选择制度的机会成本，这个机会成本是那些没有得到实现但经由参与博弈者的影响可能实现的博弈均衡中具有最高价值的均衡价值。他还分析了这样的定义无法回避的四个困难：（1）交易成本是在一群利益不一致的人们中间组织分工所花费的机会成本。然而这群人可以通过许多种方式来组织分工并协调利益。有些方式如宗教的、权威和意识形态的、自我约束和社会道德规范的，等等，其“成本”是无法定义的。（2）交易成本往往不能从生产的“技术成本”（Transformationcost）分离出来。（3）交易成本存在的前提，是存在着不确定性。于是，当事人不可能确定他的每一个选择的机会成本是多少。（4）任何交易成本必定涉及两个以上人的行动，所以必定是博弈行为。改变交易成本就意味着博弈的人“选择”从一个均衡跳到另一个均衡。但是，这种跳跃到底是怎样实现的，就连博弈学家也还没有找到答案。他的分析表明，计量交易成本是困难的。
至于交易成本的影响因素，威廉姆森（Williamson）认为影响交易成本水平和特征的三个因素（交易维度）是：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而亨利。汉斯曼（HenryHansmann）在《企业所有权论》中则认为下列因素对交易成本产生影响：单纯的市场支配力、置后的市场支配力（锁定，Lockin）、长期合作的交易风险、信息不对称、策略性的讨价还价、客户偏好的信息传递、客户的不同偏好的妥协和协调、异化（Alienation）。谁来承担由此产生的交易成本？他回答道，企业所有人、企业客户、其他生产要素的供应方将分担这些成本，最后究竟落在谁的头上是由企业涉足的其他市场的性质来决定。无论这些成本由谁来承担，总是存在着一种动力或利益驱动推动企业以重组的方式采用一种更有效率的所有权形式，以尽可能降低这些交易成本。可见，要对象化交易成本并不容易。
将“交易成本”概念引入公司财务理论中，笔者以为至少还要解决如下问题：（1）可操作的交易成本定义及其构成；（2）交易成本与成本、契约成本之间的关系；（3）不应将交易成本等价于制度成本；（4）如何分清楚各种交易成本的承担者；（5）哪些具体的交易成本才可以进入公司财务理论视野，即将宏观意义上的“交易成本”微观化（深入公司层次）；（6）公司资本成本中，哪些属于交易成本。
想搞清楚上述问题难度很大，交易成本经济学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目前，可行的选择是进行简化处理：将公司资本成本中的交易成本分为显性的交易成本和隐性的交易成本。显性的交易成本即前述“筹资费用”，即企业获取资本之前所发生的费用，如手续费、谈判费、发行费等。至于隐性的交易成本，由于计量的困难，我们暂时不作考虑，有待经济学和会计学研究的新成果来解决。但在决策时，我们必须定性地考虑诸如隐性的成本、破产成本、寻租成本等的影响。
经过简化处理后，还必须明确一点：计算债务成本和所有权成本时，就不要重复计算显性的交易成本——“筹资费用”了，必须将交易成本从原来的债务成本和所有权权益成本中分离出来，以便单独考虑。单独考虑市场交易成本的意义在于，将促使公司财务管理关注其外部市场环境，从而更加重视对理财环境的研究，以便在筹资时大大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3、所有权成本。相对于经济学而言，“所有权”概念在法律上比较明确。按照钱颖一（1989）的理解，经济学中的“所有权”有三种常见的含义：（1）对财产资本回收的权利，这是“产权学派”的定义；（2）对实物财产的控制权利，这是格罗斯曼（Grossman）和哈特（Hart）的定义；（3）资本回收和控制权利。现在，一般取第三种含义，并表述为：对企业决策的控制权和收益的索取权，而且收益权（而非控制权）是所有权的本质（李笠农，2001；殷召良，2001）。这时，企业所有权事实上被不同的要素所有者分享着。由于一些要素所有者只享有固定的控制权和收益权，企业所有权被严格定义为：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谢德仁，2001）。亨利。汉斯曼在《企业所有权论》（中译本）中写道，企业的“所有人”指分享以下两项名义权利的人：对企业的控制权和对企业利润或剩余收益的索取权。由此可见，企业所有权不是企业的所有权，而是指企业所有者对企业的所有权。
亨利。汉斯曼进一步提出了“所有权成本”概念：企业所有权的两项核心权能——控制权和剩余收益索取权本身都有其固有的成本，这些成本可大致分为三种：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集体决策成本和风险承担的成本。前两种是与所有权的剩余控制权这一权能相关的，第三种则是直接与剩余收益的索取相关。具体而言：（1）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其实就是成本。它包括企业所有者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监督的成本（企业所有者为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的监督而付出的获取有关企业运营信息的成本、所有者之间交换意见和作出决策而沟通信息的成本、敦促管理层执行决策的成本）和监督不力而导致的管理人员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2）集体决策成本是指当多个人共同分享一个企业的所有权时，企业所有者的利益可能会不一致甚至会发生冲突，他们要作出决策就必须采用某种形式的集体选择机制（如表决）。当所有者之间出现利益上的分歧时，这种机制本身也会制造成本，即“集体决策的成本”，包括因决策无效率产生的成本和决策过程本身制造的成本。（3）所有权的第二种权能——剩余收益索取权也涉及很多成本问题，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就是与企业经营的重大风险相关的风险承担成本。因为这些风险通常都直接反映在企业的剩余收益中。
笔者认为，所有权成本是企业所有者获取和维护所有权而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同样用“机会成本”计量，而且由企业所有者承担。不过，这种所有权成本最终将在企业得到补偿——企业支付给所有者的报酬（除非企业失败）。因此，转换一下，可以认为，所有权成本即财务管理中的“（所有者）权益资本成本”，从而使所有权成本回归“资本成本”的逻辑体系。“（所有者）权益资本成本”可定义为企业支付给权益资本所有者的投资报酬，投资报酬又可分解为无风险报酬和风险报酬。这里，大致可以这样理解：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和集体决策成本对应“无风险报酬”，风险承担的成本则正好对应“风险报酬”。在财务理论中，“风险报酬”、“无风险报酬”均可以单独计量，只是要将“无风险报酬”分解为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和集体决策成本，并进一步分解成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和集体决策成本的具体成本项目，这个计量就困难了。
将“（所有者）权益资本成本”分解为“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集体决策成本和风险承担的成本”，是一种理论上的创新分类，将有助于改进财务决策理论，使决策分析深入“分子”层次，考虑问题将更周全，并提高决策效率。为了区别传统的（所有者）权益资本成本的分类（如分为普通股成本、优先股成本、留存收益成本等），将“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集体决策成本和风险承担的成本”总称为“所有权成本”不失为一个不错的定义。
资本论篇5
关键词: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环境;假设;目标;方法
一、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特点与意义
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人力资本投资是一个具有较高使用频率的术语。然而,对于什么是人力资本投资,目前却还缺乏明确、统一的解释,在笔者看来,人力资本投资是以人为对象,以开发人力资源,或扩大人力资源存量,或提高人力资源质量等为目的的资金运用行为。按投资主体的不同,它可以划分为个体投资、组织投资和政府投资三个方面。
本文主要从企业主体的角度研究人力资本投资问题,而不考虑个人及其家庭与政府的投资。与人力资本的个体投资、行政事业单位投资以及政府投资比较,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投资的目的主要在于优化企业的人力资源结构,提高人力资源素质,以期在不断提高人力资源效率的同时,从人力资源方面培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强化企业竞争优势:(2)投资的性质主要体现为财务性投资。也就是说,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与企业的其它任何投资一样,是以预期现金流量分析为依据,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一财务目标为决策原则的一种财务投资行为。(3)投资的知识领域具有特定性。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从知识性投资方面看,是一种专属性投资,即无论是新聘员工岗前训练,还是在职员工的岗位培训,都是针对企业生产经营所涉及的特定知识领域所展开的,这就如一个电器专业的在校本科生,需要学习各类电器的各种(构造、生产、运行、维护等)原理,但对一个电视机生产企业的员工来说,对其培训的内容就主要限于电视机的各种原理。
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作为一种财务投资,无疑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员工的操作技能和劳动熟练程度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能够提高物质资本的利用率和产出率,进而能使企业获得人力资本投资的杠杆收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教授在北京大学作学术演讲时曾经说到:“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之间的不平衡,己经减少了物质资本投资的回报,实际上浪费了本可以用来促进增长的物质资本投资。”尽管詹姆斯·赫克曼教授是从宏观层面来描述在中国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存在的不平衡,但这一分析同样切合中国企业的实际。长期以来,企业在物质资本投资方面舍得花钱,买设备、上项目不惜一掷千金,而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则斤斤计较, 以至物质资本大量闲置或效率低下。在这种情况下,合理地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无疑对实现企业内部的能力平衡,提高物质资本的利用率和产出率具有重要意义。其次,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是适应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客观要求。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利润及现金流量的多少,财务状况的优劣,从根本上说是由企业的竞争能力决定的。竞争能力特别是核心竞争能力是巩固和强化企业财务能力,进而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培植和强化核心竞争能力的关键在于建立一支专业知识丰富并能够实现效率平衡的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正是适应这一目标要求的一种财务行为。通过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可以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的专属知识含量,更充分地发挥知识生产力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作用,而且可以形成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相适应的、维持企业高效率运行所必需的独特企业文化,因此根据人力资本投资的特征,系统地构建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理论框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二、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基本理论框架
要构建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理论框架,首先应当明确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基本含义,这就如同要构建财务理论框架,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财务一样。然而,人力资本投资财务作为一个全新术语,想要从现有文献中找到其定义是困难的,笔者认为人力资本投资财务是指与人力资本投资相关的一系列价值活动和价值关系。其中,价值活动包括投资前的价值分析、预测以及投资后的价值监控、调节和评估等;价值关系则是由人力资本投资所形成的经济关系,如投资额在各类型人力资源或其个体之间的分配关系、接受投资的人力资源个体对企业服务的契约责任关系等。
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理论框架,包括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理论的构成要素和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两个方面。其中,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理
论的构成要素主要有环境、假设、目标和方法等几个方面。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环境是指影响或决定人力资本投资的财务价值,因而是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所必须考虑的各种内外条件;假设是指为构建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理论和方法,而对不确定环境所作出的符合逻辑的确定性推定;目标是指人力资本投资在财务方面应达到的目的和要求,它服从于企业财务目标;方法主要是指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中所运用的财务价值分析方法。上述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理论体系。
上述理论框架的实践指导意义在于:企业在实施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管理时,首先应当了解宏观经济环境、人才市场环境以及企业的内部特点,在此基础上,根据环境及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确立人力资本投资的财务目标,再根据实现财务目标的要求,界定人力资本投资的行为准则,并运用特定的定量分析方法评估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与风险,确定投资价值,以期为人力资本的投资决策提供依据。
三、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环境
如上所述,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环境是指影响或决定人力资本投资的财务价值,因而是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所必须考虑的各种内外条件。那么,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应考虑哪些环境因素呢?
1.经济环境。经济环境影响人力资本投资价值,因而是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所必须考虑的各种宏观经济条件。这些经济条件包括:(1)宏观经济的现状与预期走势。一般而言,宏观经济的现状良好或呈上升走势,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价值则较大,企业可望从这种投资中获得的杠杆收益也较多,因而企业可适度追加人力资本投资,反之则应控制人力资本投资。(2)知识经济的发展程度。首先,知识经济的发展程度影响着人力资本的投资规模。我们知道,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的资产结构和资本结构都将发生巨大变化。在资产结构中,无形资产的比重越来越大,并将成为企业资产的主要形态;在资本结构中,知识资本获得迅速扩展,并将成为企业资本的重要构成内容。可以设想,今后的财务结构评价,重要的不是考察固定资产与流动资产以及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的结构问题,而是无形资产和知识资本分别在资产与资本中的比重问题,无形资产和知识资本的比重越大,表明企业生产经营的知识和技术含量越高,企业对环境的适应性越强,发展前景越好。也可以判定,今后的企业竞争主要不是市场营销的竞争、价格的竞争,而是人才的竞争,是知识富有程度的竞争,是创新的竞争。人力资本投资作为培养人才、积累知识和开发创新能力,进而扩大企业无形资产和知识资本的重要途径,无疑应随知识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其次,知识经济的发展程度决定着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价值。从财务的角度看,人力资本投资价值是由投资收益和投资风险两个要素所决定。而无论是投资收益还是投资风险,都与知识经济环境息息相关。具体说,知识经济的程度越高,企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可望获得的预期收益越大,投资价值越大,但由于知识更新频率的加快,使得投资风险也同时增大,进而会对投资价值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应在客观分析知识经济环境的基础上,权衡投资的收益与风险,确保最大程度地实现目标投资价值。
2.市场环境。市场环境影响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价值,因而是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所必须考虑的各种市场条件。这些市场条件包括:(1)人才市场的供求与价格。人才市场的供求与价格直接影响着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现金流量和风险,因而是人力资本投资应当考虑的首要市场因素。一般而言,若企业的人力资源类型在市场上供过于求,则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使得该类人力资源的市场价格相对低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内部投资的交易成本将会高于对外招聘的交易资本,企业内部投资的相对净现金流为负数。何况,当某类人才供过于求时,通常意味着该类人才所适应的产业已趋近夕阳产业,企业在这方面的投资将可能是风险大于收益,因此,对于这类人力资源,企业应严格控制内部投资。反之,若企业的人力资源类型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则企业内部投资的交易成本通常会低于外部交易成本,并且投资的风险小,因此企业可适当扩大内部投资。(2)科技市场的供求与价格。一般而言,若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知识的专属性不强,并可以随时从市场上购入,则企业对其进行内部投资是非经济的,何况运用这类知识进行生产经营的企业通常是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企业,内部投资的风险相对较大,因此企业对以获取或积累该类知识为目的的人力资本投资应严格控制。反之,若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知识的专属性强,则企业通过内部投资获取该专属知识的成本通常要低于外购成本,并且一旦这种知识形成现实生产力,将会极大地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进而能够提高企业投资的边际效益。这表明,对于知识专属性强的企业来说,可适度扩大以知识开发为目的的内部人力资本投资。(3)金融市场供求与价格。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需要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和成本又与金融市场息息相关。具体说,若金融市场供过于求,则外部融资的价格相对较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净现值也因此较高,这就势必会推进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反之,若金融市场供不应求,则企业不仅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融资难度增大,而且融资成本高,无疑会阻碍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
3.企业内部环境。企业内部环境影响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价值,因而也是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所必须考虑的各种内部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有:(1)企业生产经营的知识和技术含量。一方面,企业生产经营的知识和技术含量高低决定着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需求的多少,进而也决定着企业人力资本投资规模的大小;另一方面,企业生产经营的知识和技术含量高低不仅直接影响着人力资本的投资价值(即企业生产经营的知识和技术含量越高,人力资本的投资价值通常越大;反之,人力资本投资价值则小)。而且也将通过企业价值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敏感程度来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2)企业竞争能力的现状。人力资本投资与企业竞争能力具有因果关系,这一点从企业竞争优势理论的发展历史可以得到论证。其中,以知识为基础的企业理论暂且不说,就当今影响最为广泛的核心竞争力理论而言,其创始人潘汉尔德和哈默在解释核心竞争力时认为,所谓核心竞争能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派的学识”,有学者将这里的“学识”理解为支撑公司产品线的独特技术和生产技能[5](p32)。这种理解是否正确暂且不论,但至少说明了知识和技能对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意义,进而也说明了人力资本投资作为知识和技能形成或积累的重要途径,无疑与企业竞争能力的现状息息相关。(3)企业的财务支付能力。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需要资金,因此,一个企业的财务支付能力是制约其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因素。财务能力强的企业,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支付通常较多;反之,则
力资本投资规模,这或许正是为什么大企业在人员培训方面舍得花钱,而中小企业却相吝啬的原因所在。(4)企业管理当局的态度。企业管理当局的态度是决定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又一重要因素。具体说,若管理当局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态度积极,就能够推动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扩大投资规模;反之,则可能会限制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这里,管理当局对待人力资本投资的态度又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这些因素除上述的企业生产经营的知识和技术含量、企业竟争能力的现状以及企业财务支付能力外,还有管理当局对待风险的态度、管理当局主要成员的学历层次和思维方式等。(5)企业结构资本的状况。结构资本是指企业的组织类无形资产,它包括企业管理当局的领导力、战略和文化、组织规则和程序、管理制度与措施、数据库和信息技术的应用程度、品牌形象等等。结构性资本是影响企业人力资本效率,进而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环境因素。一般而言,若企业管理当局的领导力强、战略规划适当、文化氛围浓厚、组织规则和程序科学,则能够提高人力资本效率,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反之则可能限制人力资本投资。 四、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假设
人力资本投资财务假设就是对人力资本投资所面临的复杂多变的环境事先作出的符合逻辑的确定性假定,它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理论研究与方法构建的基本前提。然而,由于环境因素的多元性和环境状态的多样性,加之研究问题的内容及其视角不同,对假设的要求也有所不同。这表明,对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给以统一的假设模式,不仅不现实,而且也缺乏必要性。尽管如此,人力资本投资财务作为企业财务的一个分支,一些基本的财务假设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这些假设包括理性理财假设、有效市场假设、风险厌恶假设等。除此之外,为便于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决策分析,也有必要建立一些相对具体的假设,如:
1.员工的服务期限可以合理确定。企业员工是企业人力资本的载体,企业人力资本投资说到底是以员工为载体的专用知识和技能的投资。根据现代财务理论与方法,任何一项投资决策都无不依赖于投资的受益年限、年现金流量以及贴现率等因素,无不是在对这些因素进行合理预期的基础上,通过净现值分析来决策的。这样,合理预测各个因素的未来值就成为财务决策的关键。然而,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由于企业员工受身体条件的影响以及因比较利益而可能导致的迁移行为,难免使其对企业的服务期限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为便于从定量方面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分析,有必要对企业员工的服务期限作出合理假定,如在进行某一层次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可假定该层次人
力资本的服务年限为该层次人力资本的平均年龄至60岁所经过的年数,而不考虑其它不确定因素。
2.对相同层次人力资源的投资效率是相同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通常不是以人力资源个体为单位,而是分别对各个层次进行分析的。而我们知道,同一层次人力资源的各个个体之间客观上存在着投资效率的差异,若要确保决策分析绝对可靠,则应以人力资源个体作为决策的分析单位,即分别对各个个体进行收益测算和风险评估,确定投资价值。但这样处理将会因人力资源构成的复杂性,而使决策程序过于复杂,不仅在实务上缺乏操作的可行性,而且也不利于构建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理论方法或模型。要构建既具有理论逻辑性,又具有实际运用价值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方法与模型,就有必要舍去不同个体人力资源的效率差异,即假定处于同一层次的人力资源具有相同的投资效率。
3.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与收益可以独立计量。独立计量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与收益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分析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然而,在现今的会计系统中,只有成本能够独立地计量,收益则反映了所有投资的综合净产出,它无法区分有多少是人力投资收益,又有多少属于非人力资本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分析,有必要假定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与收益均可以独立计量,至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能够按照合理的方法从企业的综合收益中加以分离。
五、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目标
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目标从总体上应该服从企业理财目标,即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但从具体层面看,要合理界定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目标,有赖于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特点作一分析。笔者认为,从企业角度考察,人力资本投资既有与物质资本投资相同的方面,又有其显着的特点。其中,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两者都是以价值分析为基础,以追求价值最大化为目的的财务性投资,不同则在于:
1.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战略性投资。战略是关于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和策略。如何实现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我们认为关键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培植和强化核心竞争力,二是能够及时地实施产业或经营项目的战略转移,三是实现组织形式与经营方式的战略调整。而无论哪个方面,都无不与人力资本投资息息相关。首先,根据以知识为基础的现代企业理论,在现代激烈的市场背景中,竞争优势的一个确定性资源就是知识,成功的企业在于创造新的知识,并在企业内迅速扩散新知识。换言之,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所在,是决定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投资作为一种以获取企业专属知识和技能为主要目的的投资,无疑对于培植和强化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是一种具有战略性特征的投资。其次,企业要顺利地实施产业或经营项目的战略转移,以及实现组织形式与经营方式的战略调整,其前提条件在于有一批能够在管理、技术、知识和技能等方面驾御新领域或新企业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本投资作为获取这些人力资源的一个重要途径,无疑对实现企业的战略转移或战略调整具有重大意义。
2.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高收益高风险性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作为以获取专属知识和技能为目的的投资,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它不仅是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而且也是获取超额收益的根本源泉。 之所以说人力资本投资又是一种高风险投资,首先,人力资本投资相对于物质资本投资而言,由于回收期长,加之人力资源的“活”性特征,使其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更多,除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一些共性因素外,科技环境、人才供求状况、企业组织资本效率与文化氛围、员工的身体状况与精神状态等因素的变化都将会影响到人力资本价值,进而加大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其次,对于物质资本投资来说,企业可以根据情况随时转让,即使对企业不再具备使用价值的物质资本投资,企业也可以通过对外处置来回收部分现金流量。人力资本投资则不同,一旦其载体———企业员工所掌握的专属知识和技能过时,则其价值将会迅速下降,沉淀在这些员工身上的投资也将会随之由资产化为损失,更何况人力资本投资还存在着因员工瘫痪或死亡,而使其价值荡然无存的可能。
3.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特殊的无形资产投资。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尽管在形式上是投资于有形的人,但其目的却在于获取以人为载体的企业专属知识和技能。由于这些专属知识和技能既不具备物质形态,同时又能够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符合无形资产的一般特征,因此属于无形资产投资范畴。然而,人力资本投资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无形资产投资而言,又具有其特殊的方面:(1)是一种依附于人力资源个
体的无形资产,对其投资的效率和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受人力资源个体的各种因素所制约,这些因素包括思想动态与精神状态、能动性和创造性、智力水平与体能状况等。因此,人力资本投资通常需要相关的结构资本给以支持,特别是需要做好与激励相关的各项制度的建设。(2)人力资本投资所形成的无形资产是一种契约性资产,而非法定性资产。也就是说,专利权、专营权、商标权等常规无形资产一般都具有法定期限,在法定期限内受法律保护,而人力资本投资形成的无形资产主要体现为契约性资产,甚至是可以任意流动的自由性资产,在某种程度上,它类似于企业的专有技术和商誉,不具备严格的法律意义。
基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以上特点,我们认为企业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具体目标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1)最大程度地实现企业战略价值。企业战略价值是一种基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长期价值,它是企业价值的实质所在。一般认为,一个企业战略价值的大小是由其核心竞争力的强弱所决定的,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又来自于其核心人力资源。 因此,从最大程度地实现企业战略价值考虑,企业应在做好人力资源分层分类的基础上,将人力资本投资的重心置于核心人力资源方面。(2)最大程度地获取投资风险价值。投资风险价值是指企业冒风险投资可望获得的超过资金时间价值的额外价值。从理论上说,它应当与投资的风险程度正相关,即投资的风险程度越大,投资者应当获得的额外价值也越大,反之,则额外价值小。然而,这里所指的额外价值主要是一种正向价值,即由额外报酬所产生的价值增值。事实上,由于风险的不确定性特征,使得这种额外价值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即正向价值与负向价值,前者是由额外报酬所增加的价值,后者则是由额外损失而减少的价值。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目标之一就是在合理预测投资风险的基础上,做好风险的防范与控制,力求最大程度地实现正向风险价值。(3)稳定人力资源,保全人力资本。保全企业资本既是企业理财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一项最基本的财务目标。保全资本包括保全物质资本和保全人力资本两个方面。这里,保全物质资本早己成为人们理财的一项基本法则,但对保全人力资本问题却还缺乏充分的认识。在许多企业的老总看来,设备不能损坏,现金不能短缺,对员工则是进出请便,他们宁愿让员工不满走人,也不愿提高一分钱的工资报酬,以至员工纷纷离职,人力资本大量流失。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没有认识到人力资源的资产属性,没有认识到员工离职的财务实质是无形资产流失。因此,在明确人力资本投资的基本特性,树立人力资源的无形资产观念的基础上,确立人力资本保全目标,对于稳定企业人力资源,防范人力资本流失具有重要意义。
六、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决策分析方法
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决策分析是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运用一定的方法或技术, 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性、风险性以及投资价值进行分析和评价,为人力资本的投资决策提出依据。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决策分析方法很多,除常用的成本收益分析法、净现值分析法外,我们认为还可将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分析引入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构建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价值链分析法。
成本收益分析法是在对人力资本进行分层分类的基础上,按类别和层次分别测算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与收益,进而比较成本与收益,计算净收益,据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分析方法。净现值分析法是成本收益分析法的辅助性方法,它是在成本收益分析法的基础上,考虑现金流入流出的时间,并按照适当的贴现率折算现值,计算净现值,据以进行决策的方法。价值链分析法是在充分了解企业产品价值形成过程的基础上,以价值活动为单元,以各单元的价值创造分析为基础,以实现价值最大化为目的的一种决策方法。按照这一方法,企业除分析内部价值活动外,还需要对顾客价值链和竞争对手价值链等进行分析,以了解企业人力资源配置对实现顾客价值的适应性与薄弱环节,以及与竞争对手的差异所在,进而调整人力资本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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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m].华夏出版社,1997.
资本论篇6
——资本的统治
题记：事物在其表面上，往往以与其本质相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
记得以前看到某个西方政治著作家的话，说集权和极权的区别在于，集权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专制，而极权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专制，因为它深入人心，让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从心里认同这种专制独裁。而现代社会，正是一个资本所统治的极权社会。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看作一种历史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是，资本家用一定量的预付资本，购买雇佣工人的劳动；雇佣工人为资本家劳动，从而以工资的形式取得自己劳动的报酬。这一过程表面看起来是非常公平的：资本家和工人，分别作为劳动力的买方和卖方，平等的出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平等的交易；资本家可以选择雇佣这个工人，也可以选择雇佣那个工人，工人可以选择受这个资本家雇佣，也可以选择受那个资本家雇佣。表面上看来，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完全符合商品交换的价值规律。
但是，在这表面之下，掩盖了事实的真相，那就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和它的价值，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资本家所付给工人的工资，只是他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他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
剩余价值，这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大秘密，就隐藏在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差别之间。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使用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
比如，在一个10小时工作日内，工人以10000元的原料，生产了20000元的产品，那么，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是10000元（20000元减去10000元）。劳动力的价值，是指劳动力的维持费用，即：一个人要保持正常的体力和脑力，在一天之中所要消耗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比如工人为资本家劳动了一天，获得5000元的工资，那么，这5000元就是他的劳动力的价值。
工人为资本家劳动10小时，创造了10000元的价值（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平均每小时劳动创造1000元价值。而他实际上获得的工资却只有5000元，也就是说，他只有5小时在为自己劳动，而剩余的5小时，全部是无偿的为资本家劳动。这剩余的5小时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就是资本家的利润的来源。——如果没有剩余价值，则资本不可能增殖，资本家不可能获得利润。
在雇佣劳动中，劳动者（工人）的所有劳动都表现为为自己的劳动；他为资本家提供的无偿劳动（剩余劳动）掩盖在他的工资的面具之下。在奴隶劳动中，奴隶的所有劳动都表现为为奴隶主的劳动；即使是奴隶维持自己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也表现为奴隶主的财产。在徭役劳动中，农民在一年中的一段时间内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自己劳动，在另一段时间内在地主的土地上为地主劳动，即服徭役。
在雇佣劳动和奴隶劳动中，劳动者为自己和为他人的劳动，在时间和空间上是结合在一起的。不同点仅在于，雇佣劳动的成果表现为劳动者自己的财富，而奴隶劳动的成果表现为奴隶主的财富；前者是隐蔽的剥削，后者是赤的不加掩饰的剥削。在徭役劳动中，劳动者为自己和为他人的劳动，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
典型的奴隶劳动，如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和内战以前美国南方种植园的奴隶制。在奴隶劳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信奉“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和其他的劳动资料一样，都是奴隶主的财产的一部分。在雇佣劳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信奉自由、平等。我在稍后会论及，为什么这种自由平等的理念，落实到现实中，会成为它的反面，甚至形成现代社会中资本的极权统治。
通过对雇佣劳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区别，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平等的商品交换规律，会演变为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占有规律。
买方和卖方在对等的基础上，进行平等的交换，起初并没有产生任何问题。但是，当交换的商品变成劳动（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时，异变便开始了。劳动力的使用形成劳动，而劳动创造价值，因此，劳动力便可以与资本进行交换。（劳动力本身不是价值，它不可以与代表价值的资本进行交换。）这里的欺骗性在于，工人天真的以为资本所购买是他的劳动，他得到资本所付的工资，他与资本间的交易就算完成了、两者就扯平了。而实际上，工资所购买的，并不是他的劳动，而是他的劳动力，换句话说，只是他的劳动的一部分，即他的劳动力的维持费用。而他在自己的劳动力的维持费用之外所创造的价值，则无偿的为资本家所占有了。
因此，在劳动（劳动力）的买卖这一特殊的商品交换过程中，拥有资本的一方，日益富裕，享受着社会进步的果实，而拥有劳动力的一方，日益贫穷，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一切历史必然性的悲剧皆落到了他们的头上。正如在奴隶劳动之中，物质生产过程的所有血泪都是奴隶的血泪一样。
命运是否真的存在？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可以说是有命运的。奴隶不能摆脱他作为主人工具的地位，（注意，不要把个别奴隶的解放，甚至跃升为奴隶主，等同于奴隶地位的改变；横扫罗马本土二十年的汉尼拔，也曾是奴隶哩。）这是奴隶的命运。而奴隶的现代后裔，雇佣工人，则再也不会重复祖先们那种直接隶属于人、作为工具而存在的命运了。他们变成了隶属于资本的奴隶，但在面对他人时，他们可以有权宣示自己的独立了。
宗教把命运神化为永恒，正如资本把它的剥削权力神化为永恒一样。在基督教，现代的资本家打上了上帝选民的印记，而雇佣工人，则等待着末日审判那未知的命运。说白了，资本就是现代社会的上帝。
现代社会，就其性质而言，是排斥多神教的。一元化的基督教，是最适合资本的宗教。
顺便提一下，关于财产继承权的问题。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曾经饱含人类同情的善意关怀，说过这样的话：政治权力的继承已经成为过去，经济权力的继承是否也有一天会消失呢？父亲把政治权力传给儿子，是不合法的，那么，父亲把经济权力传给儿子，又为什么是合法的呢？罗素说，我看不到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两者之间的区别。他认为，或者说他希望，经济权力的继承，也终有一天会消失。
除了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二者之间的对比，他找不出本质的区别外，罗素没有给出任何关于这个论点的论证。一直以来，我都不明白，为什么经济权力的继承会走政治权力的继承那条老路，走到最后全社会都认为它是非法的。——除了惊叹罗素这种天才的类比和想象力外，就是一串问号了。
但在马克思这里，我找到一点线索。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资本家和工人，一个拥有资本（劳动资料的所有者），一个拥有劳动力。劳动不再像文明初期那样，是劳动力对劳动资料的主动、自觉的占有，而异化为了后者对前者的强制的、有计划的压榨。资本家把财富传给子孙，实际上是把剥削他人的权力传给了子孙。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改变，“财富的继承直接意味着剥削权力的继承”这一规律便不会改变。资本从父亲的手中传给儿子，换一个角度来看，更易于理解事情的真相：资本把自己的代表从父亲换成了儿子；人的生老病死丝毫不会影响资本的增殖。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继承权背后所隐藏的真相，那就是：这仅仅只是一个资本所有者变化的过程，就像A把手头持有的股份转让给B一样，问题的实质没有任何改变。
因此，即使现代社会的法律规定废除继承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会有丝毫影响。
但是，历史的来看，只有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之时，继承权才会消灭；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继承权就会自然随之消灭。在现代社会，要强制的消灭继承权，只有带来反面的效果，正如罗刹国曾经搞的集体农庄、老毛曾经搞的人民公社一样。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能明白，为什么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样的政治权力传承模式，可以在古时候获得如此持久的生命力。即使实行选举制、规定领导人任期的古罗马，在其灭亡之后的一千年岁月里，其民主制会被西欧人弃之如敝屣。
即使有传说中尧舜禅让制的光辉，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也没对皇帝的家族继承问题提出过疑问。不要据此断定中国古人愚昧、中国古代思想家没水平，连民主都没人提。今人笑古人政治权力的继承，而后人也将笑今人经济权力的继承。今人笑古人不知政治领域的民主，而后人也将笑今人不知经济权力上的民主。某些借此贬低中国文化的所谓教授学者，只不过是落在世界历史的资本主义角落里坐井观天的可怜虫罢了。
当然，从马克思（1818-1883）的时代到今天，虽然仅仅一百余年，但现代社会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曾说，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现在看来，事实并非这样简单。马克思的估计有点儿乐观了，他低估了技术进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促进。
20世纪的技术进步，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比拟的。这种技术进步，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有可能，（有人说二战促进了技术的进步。二战可以说是技术进步的催化剂，但绝不是反应物本身。）而技术进步反进来，又进一步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它焕发青春活力。普通人的生活之所以能够变得更加富有，主要是得益于技术进步造成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种增长一方面减少了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在其总的劳动价值中所占的比重，从而大大的加强了相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另一方面使得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在量上有巨大的增长。即是说，工人必要生活资料相对的增长了，但绝对的减少了。
要更清楚的说明这个问题，需要论述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机器对人类劳动的保存（只有在大工业中，在机器生产中，人类才得以保存过去劳动创造的价值。），这里暂不打算涉及。
需要注意的是，资本论中很大篇幅便是对大工业生产的研究。绝不能说马克思没有观察到技术进步的作用，只是他当年看到的技术进步，相比起20世纪的来，无疑是小巫见大巫了。那些以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来否定19世纪马克思的研究的人，只能说明他们没有认真的阅读过马克思。观察一个人对另一个论著的批评是否恰当、水平有多高，很多时候其实并不需要翻看另一个人的论著，只看看这个人的批评本身就够了。大部分人的批评是自说自话，连对手的观点都没搞清楚就开始瞎掰。比如，把现代经济学与马克思的理论直接对立起来的人，一定就是在玩盲人摸象的把戏。
在本质上，现代社会并没有变。虽然它自19世纪以来在生产力上有了巨大的进步，但它仍是资本主义的。
关于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是水平最高的。比如马尔库塞写过《单向度的人》，提示现代人的所谓自由的虚伪性，一方面是自由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则是限制越来越多。但遗憾的是我没有完整的阅读过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虽然大学里曾十分钟情于他们的批判。
资本论篇7
娄文妍、岳晓光（2012）提出用隐含语义统计模型结合的方法探讨企业资产结构和营运能力存在的相关性[5]。杜剑、刘洁（2013）以10家白酒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逐步回归法，得出企业营运能力与盈利能力正相关，企业流动资产周转率的提升可以达到未来年度增加利润的目的[6]。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之间的竞争已不仅是物质与物质之间的竞争，更重要的是知识与知识的竞争。以知识为核心的智力资本，已经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价值创造和绩效提升的战略性资源。学者南星恒（2013）认为智力资本是以个人智力资本为根源的、企业拥有的、能够创造价值的知识资本，这种知识资本是在企业内外环境共同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一定价值创造能力的组织知识[7]。同时，他将智力资本按三元论来进行划分，即将智力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并将结构资本进一步划分为创新资本和流程资本。人力资本是员工知识与技能的总和，它凝结在个人体内，通过个人对物质的能动作用，使企业物质资本效用最大化。创新资本是企业投入于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资本，它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动力，其价值的实现在于企业各项专利技术或专有技术的形成。流程资本是企业投入用于维护企业内部良好运营，维持企业形象的资本。关系资本是企业为了保护其利益相关者（如客户、供应商、政府等）关系而投入的资本。马弗蒂斯（Marvidis，2004）以日本银行业为样本，研究智力资本与银行绩效的相关性，结果证明企业价值与物质资本有正相关性，但能够将智力资本良好运营的银行，其价值增值更为显著[8]。傅传锐（2007）选取2002～2004年A股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得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随着公司业绩的不断提高，两者的效应分别表现出逐步增强和减弱的相反的趋势，只有在运营较佳的公司中结构资本才会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9]。李冬伟、李建良（2011）以我国高科技企业为样本，采用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以知识价值链为理论基础确定智力资本构成要素，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智力资本要素在企业价值创造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10]。纵观国内外有关营运能力与企业智力资本的研究，大部分学者致力于营运能力影响企业盈利能力、资产结构和企业绩效以及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发展能力关系的研究，鲜有探索企业对智力资本的投入与企业营运能力的研究。因此本文从财务指标着手，考察智力资本投入与企业营运能力的相关关系。本研究拟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探讨智力资本与营运能力相关因素的关系，以进一步完善相关理论。
二、研究假设
企业的资产是指某一经济实体拥有或控制的、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全部资产。按照其流动性可将其分为流动资产与非流动资产。流动资产是企业具有流动性的资产，是企业进行盈利活动的主要工具。企业资产的流动性，一般是指企业资产转换为现金的能力。车嘉丽（2009）认为流动性可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来考虑，长期流动性或结构流动性表现为资产和资本的最佳构成，影响企业现金获取的能力；短期的或实际的流动性，影响企业即时支付能力[11]。企业对智力资本的投入，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和收益的增加，从而实现资本增值。优质的员工培训、良好的流程运营、可靠的客户关系及企业具有活力的创新活动，都可以使企业现金获取能力增加，及时支付能力变强，也就是使企业资产具有流动性。长期资产，或称非流动资产，是企业持有的、没有及时变现意图的资产，其主要作用是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保证企业生产的有序进行。长期资产周转的快慢，主要由企业非流动资产存量及当期收入的实现来决定的。而智力资本是企业长期投资累计得到的结果。企业智力的结晶形成了智力资产，其变现能力差。企业对智力的投资决定了企业智力资产规模大小的同时，它又影响着企业其他长期资产的周转，企业内部流程的良好运营以及对利益相关者关系的投资决定了企业收入的实现，研发创新活动也可以提升企业营运能力，为企业创造价值。因此，企业对智力资本投资影响企业流动资产与非流动资产的过程，也就是影响企业总资产的过程。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H1：人力资本投入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存在正向关系。H2：关系资本投入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存在正向关系。H3：创新资本投入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存在正向关系。H4：流程资本投入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存在正向关系。针对以上假设，本文建立回归模型：TATit=α0+α1HCit+α2CCit+α3InCit+α4PCit+α5Size+α6Mperce+α7Bdiligent+α8Dposition+α9Committees+ε其中，it代表第i个样本第t期，IT表示存货周转率（InventoryTurnoverRatio），RT表示应收账款周转率（ReceivablesTurnoverRatio），CT表示流动资产周转率（CurrentAssetsTurnoverRatio），LT表示（LongTermAssetsTurnoverRatio），HC表示人力资本投入（HumanCapitalInvestment），CC表示关系资本投入（ClientCapitalInvestment），InC表示创新资本投入（InnovationCapitalInvestment），PC（Proce-dureCapitalInvestment）表示流程资本投入。此外，企业资产规模会影响规模效应、议价能力等，同时也会影响企业竞争力，导致绩效方面的差异，因此本文选用企业规模（SIZE）作为控制变量。而公司治理的好坏，也决定了企业营运效率是否良好。因此，本文也采用管理层持股比例（Mperce）、董事会勤勉度（Bdiligent）、两职合一（Dposition）以及四委个数（Committees）作为控制变量，以提高回归方程拟合程度。其中，①企业规模（SIZE）：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②管理层持股比例（Mperce）：管理层成员持股数/总股数。③董事会勤勉度（Bdiligent）：Ln（1+董事会开会次数）。④两职合一（Dposition）：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为同一人，是为1，否则为0。⑤四委个数（Committees）：Ln（1+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设立个数）。
三、实证研究
（一）变量选取
1.指标选择本文描述企业的营运能力，采用总资产周转率作为衡量指标。其度量指标，本文采用销售收入/期末总资产平均余额，期末总资产平均余额=［（期初总资产余额）+（期末总资产余额）］÷2。针对智力资本的指标选取，本文支持学者南星恒（2013）的观点，智力资本的形成都是企业从设立以来长期不断积累的结果，是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7]。对于智力资本度量的指标选取上，进行如下改进：用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替代应付职工薪酬来描述人力资本投入，原因是企业各期计提的应付职工薪酬不一定都以现金方式分配给职工，各期应付职工薪酬中存在一部分重复；用2007年无形资产总额与6年研发支出合计额替代无形资产来描述创新资本，原因是企业无形资产里包含有与企业创新活动无关的土地使用权等，其对无形资产的影响较大，同时，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对研发活动的不重视导致研发支出为零，只用研发支出也无法完全反映出企业的创新资本；用管理费用代替各会计年度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原因是现金流量表中的该项目包括捐赠现金支出、罚款支出、支付的差旅费、业务招待费现金支出、支付的保险费等，其他现金流出如价值较大的，应单列项目反映，这一项目并不能够全面反映企业良好的内部运行，对流程资本的描述欠妥。2.数据样本选择本文选取新会计准则实施后2007~2012年间所有在上海和深圳证交所进行交易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共1479家上市公司），并对样本公司按如下顺序进行筛选：（1）剔除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上市的公司；（2）剔除期间曾被ST、PT以及退市的上市公司；（3）剔除期间任一年度所需变量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同时，根据中国证监会（CSRC）制定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版），选择了沪深两市1040家上市公司2007~2012年间连续6年的平衡面板数据。所有财务数据取自CS-MAR（国泰安）数据库。
（二）实证分析
1.描述性统计从相关性分析表中可以看出：企业智力资本投入中，人力资本投入均值最大，流程资本投入次之，关系资本投入较少，而创新资本投入最小。关系资本标准差最大，流程资本标准差最小，总资产周转率均值为0.618，标准差为0.338。智力资本各要素与企业营运能力的相关关系中，总资产周转率与企业人力资本投入，关系资本投入和流程资本投入在1%的水平上存在正相关关系，说明企业智力资本的投入对企业营运能力存在积极的推动效应。而与创新资本的相关性并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我国企业对研发创新活动的不重视导致的。控制变量与营运能力的相关性中，企业规模对总资产周转率、高管持股比例、两职合一、四委个数的相关性不显著，董事会勤勉度与总资产周转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负相关关系。2.回归分析通过回归系数表可以看出，模型R2和Adj.R2均大于0，F值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该模型有较好的拟合度，可用该回归直线解释。D-W值在2附近，说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从其回归结果来看，上市公司总资产周转率与其人力资本投入、关系资本投入和流程资本投入存在正相关关系，且都通过了T检验，这支持了假设1、假设2与假设4，说明企业对人力资源、客户关系、流程维护的投入，能够提高企业的营运效率，而创新资本的投入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存在负相关关系，并且通过了T检验，拒绝了假设3，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国内企业对研发创新活动的不重视，另一方面由于无形资产中包含了土地使用权的价值，致使对创新资本的度量不够精确。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主要研究企业智力资本的投入对其营运能力产生的影响，通过实证检验得出企业人力资本、关系资本、流程资本的投入对企业营运能力提供正向影响，而创新资本的投入与企业营运能力负相关，与原假设相反。经过实证分析，我们可得结论如下：（1）根据实证结果，人力资本、关系资本与流程资本与上市公司营运能力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可推导出上市公司对人力资本、关系资本、流程资本的投资能够有效地提升企业营运效率，企业的人力资源、客户关系与流程改造活动作为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拥有的最有活力的资源，能够有效加强企业营运能力，实现价值增值，我国企业应加强对这方面的重视。（2）而创新资本投资与企业营运能力存在负相关关系，可以看出国内上市公司对于研发创新的不重视，创新资本的价值创造效用还未得到发挥，国家应制定相关政策来鼓励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大部分学者研究智力资本对企业产生的影响时，对流程资本的衡量均采用周转率指标和管理费用率（1）作为同质替代变量，鲜有直接验证二者关系者，而本文验证了企业管理费用的投入可以加速资产周转效率。（2）过去的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可持续发展能力或股价的影响，鲜有研究智力资本对企业营运能力的影响。本文采用总资产的周转率来反映企业的营运能力，从报表数据中获取企业的智力资本投入量，进而探索两者间的关系。本文的不足之处：（1）数据是利用2007~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无法反映出企业在不同成长时期的特性以及某一时间段的宏观环境的变化。企业根据不同的生命周期以及不同的经济环境变化，对智力资本的投入量会有不同改变，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将时间因素考虑在内，更好地反应变量间的因果关系。（2）对于智力资本要素的会计度量指标的衡量有待商榷。本文中对人力资本的衡量，采用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给员工的现金这一指标来进行衡量，但这部分现金中，职工不一定会将其全部用于使其智力获得增长。（3）本文采用总资产周转率描述企业营运能力，探讨智力资本对企业营运能力的影响，这样的分析过于粗糙，未来的研究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
资本论篇8
电网规划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一致，每五年做一次，每年进行滚动修编。在电网公司里有不成文的规定，电网投资项目上马必须先入规划，可见电网规划在整个电网公司投资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决策内容。电网规划主要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产业链上游的电源规划情况和电网公司自身的战略发展需要，确定整个(区域)电网的总体规模，并根据与现状的差距安排每年的电网资本性投资项目计划。简单来讲，根据电源情况(供方)和市场预测(需方)来确定电网项目安排。决策关键点。电网规划环节的决策关键是电力需求预测，通过社会经济发展分析和历史数据分析进行：社会经济发展分析，整理分析规划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资料，引述分析社会经济形势及发展战略、规划目标；历史资料分析，整理分析规划区域及分区电力需求的历史资料，主要包括全社会用电量、网供电量及相应负荷，用电结构等。决策方法和指标。电网规划过程中采用了市场调研、电力负荷预测和基本的经济评价方法，重点进行技术评价，具体在负荷预测方面采用如弹性系数法、回归分析法、产值单耗法等；在经济评价方面，也进行了简单的投资估算和电量的敏感性分析。
2.项目可行性研究环节的决策内容和方法
电网项目可行性研究越来越收到重视，电网公司逐步出台了《输变电项目可行性内容深度规定》，明确在可行性研究环节的主要内容和需要达到的深度要求。决策内容。电网资本性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主要由电力系统(一次和二次)、变电站站址及工程设想、线路路径及工程设想、投资估算及经济评价等部分内容组成，对接入系统方案等需要有综合的技术经济比较分析，可根据工程项目具体情况做相应内容的增减。其中，电力系统论证是输变电项目可行性研究的核心，其重点是论证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决策的关键点。电网项目可行性研究着重于技术的可行性：变电站布点、线路连接造成的电网结构变化、对电网容载比的影响，项目技术方案的比较分析，而对经济指标和财务评价仅做了一般性的计算，如投资估算、投资回收期、内部收益率等。决策方法和指标。在电网可行性研究报告中运用了现场调研、市场预测等方法，着力进行技术对比分析。
3.项目后评价环节的决策内容和方法
项目后评价的理论虽然已经成熟多年，但近年才逐步引入电网公司试点开展，而且第三方的评价单位或不够独立或不够熟悉电网业务，造成了后评价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决策内容。电网资本性投资项目后评价主要对项目立项、建设、运行全过程进行评价，评价项目立项程序的规范性，决策方法的科学性；项目技术方案合理性，设备选型先进性；项目组织实施规范性，建设过程是否符合资本金制、法人制、招投标制、监理制及合同管理等相关制度；工程质量、安全和造价管理控制；项目启动、调试和运行效果。决策的关键点。电网项目后评价研究着重于程序正确，即各个环节都需要具备相应的支持性文件，项目的技术评价其次，项目的经济评价再次。决策方法和指标。在电网项目后评价报告中应用了对比分析和成功度分析法，主要指标仍沿用项目可行性研究的技术经济指标。
4.小结
通过对电网资本性投资项目的各个决策环节和决策内容等进行分析，结合电网投资项目的特点和多年的实际工作经验，可见电网资本性投资项目有其决策的特点和决策流程，由于投资量较大，每个环节都需要严格审查比较后才能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