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理论论文范文

新闻理论论文篇1

关键词人文主义语境诠释

“Humanism”isbeingemphasizedinjournalisminAmerica.Itisostensiblythereactiontotheautocracyoftherealisticindustryandcommerceandjournalismspecialization,ButactuallyitservesforthepoliticpracticeofthejournalisminAmerica.”Humanism”issupposedtobeawordacknowledgedbytheworldwildjournalism,Buttheuniformofthe“word”usuallycoverthedifferenceofitsmeaning,whichwillgiverisetodifferenthumanismconcernevenresultinconflictinthejournalismpractice.soundertheglobalcircumstances,Weshouldanalysedialecticallyvariouskindof“humanism”fromdifferentcircumstances,Becautiousaboutthesupremacybehinditandmakeeffortstourgetheglobaljournalismtostandatthesamepositionandtoserveforthewholehuman’profit.

在美国新闻教育界，“人文主义”正受到关注：他们有的将“人文主义”作为与“专业主义”相对立的一种概念提出，如WILLIAN.WU认为，新闻客观、自由等专业原则已经忽视了对人的关怀，使得新闻成为一种缺乏人文关怀的纯技术存在（他在“21世纪新闻传播峰会”汕头大学分会期间的一次发言）；有的从新闻教育与文学的关系的渊源上提出，如JAMESW.CAREY认为：“新闻学的学术来源应该根植于人文科学和人文类的社会科学中。新闻应该与政治联系，这样才能理解民主生活和民主机构；和文学联系，这样才能提高语言和表达能力，并深刻理解叙述的方式；和哲学联系，由此确立自己的道德基准；和艺术联系，这样才能捕捉到完整的视觉世界；和历史联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意识和直觉等等。”（《新闻教育错在哪》）当然，就新闻专业主义的弊端及新闻教育的起源这些角度来提出“人文主义”，有其合理性，其运用得当会给新闻业输入新鲜的血液，纠正目前新闻业界的一些弊端。但其实稍稍识理点的人都知道,美国新闻学界”人文主义”的提出使用的是”障眼法”,它掩盖了”人文主义”出笼的另一缘起,即直接地说是美国的9.11事件,间接地说是美国的价值中心意识。然而，这一表面看去并不怎么高明的手段却好像蒙蔽了不少人的眼睛。它甚至得到一些华人学者的回应，如李欧凡在肯定JAMES.W.CAREY的观点的基础上：“卡莱的论点有一个人文主义的基础：他认为新闻教育本应该属于人文学科或有人文意义的社会学科……”，进一步指出，“媒体从文字、印刷逐渐向視觉和网络的转变，“不只为新闻也为整个社会帶來前所未闻也难以想像的影响。這一個影响所造成的就是一个更广泛的人文危机。”（《新闻不等于传媒》）当然，李先生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表达自己的人文主义观点的，其观点本身无可厚非。但他却由于忽视了卡莱人文主义提出的复杂背景而无意中强化美国式“人文主义”的正确性。因此,基于“人文主义”出笼的背景的复杂性及其语意的模糊性，我们必须对其进行全面的审视和辩证,在全球化的语境下,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新闻学者在提倡“人文主义”时必须对其加以批判的再诠释，否则，会带来概念的混乱和操作的冲突。本文旨在对美国新闻界“人文主义”关怀提出的背景作一番全景式的描述，以期引起读者在全球语境下对“人文主义”进行深度解读。

一“人文主义”提出的背景

工商业背景：现代新闻的产生源于商品经济发展对信息的需求。在技术(硬技术和软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新闻越来越为一种工业化、图像化、流水线作业形态，越来越偏向于经济效益的单极发展。在这样一种语境下，与新闻专业理念相对应的一些传统操守正遭到前所未有的冷遇，如正义、道德、民主、批判等。这样一来，社会中那些色情、暴力、猎奇、刺激等凡能够吸引观众眼球的东西成了新闻的“座上宾”，而传统操守却成了“阶下囚”。作为纯粹经济手段的新闻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却漠视了活生生的人的存在。新闻中“恶”因子正死灰复燃，而“善”的因子却正渐行渐远。政治背景：美国新闻媒体自由传统不仅受到商业的“软”挤压，更受到了政治的“硬”挤压。这种挤压在美国近几年发动的几次战争如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9.11“战争”中表现得尢为突出。其中，9.11“战争中，美国政府对新闻的压制更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据说美国政府甚至专门成立了假新闻的中心，以混淆视听，配合战略的需要。而主流媒体也是亦步亦趋，完全沦为政治的工具。更绝的是，美国政府利用”国家利益中心“的幌子压制不同的声音，把与政府不同的意见甚至宣判为“卖国”。在这样的“标签高压”之下，主流媒体更是噤若寒蝉了，新闻自由的理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社会背景:民族主义历来是民族团结的纽带。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美利坚民族确实是一个令人自豪的民族：这里有着世界上最繁荣的经济，有着最科学的民主政治制度，有着引领世界潮流的精神文化等等。生活在这样富有国度享受着现代财富的“单面向”（马尔库塞语）的人根本不需要媒体对现行制度作太多的批判。尤其是在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人的自信、自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民族情绪空前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体的批判更显得多余，“自由、客观”的呼声更成为一种不协调的噪音。在国家受到挑战的情况下，他们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精诚团结，一致对外，狠狠打击那些敢于与自己为敌的“”、“邪恶轴心”。在这样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媒体必须为自己民族主义的呼声造势在必行,必须维护自己的”人文”的趋势成为必然.

在以上背景的压力之下，新闻的“自由”理念已经奄奄一息了，新闻的传统价值受到了巨大的挑战。然而，任何存在都是价值的存在，任何存在都要为自己找一个存在的理由，新闻也是这样的。当“自由、客观”的理念显得苍白无力时，美国新闻业必须为自己选择另一个生存的峰顶，于是“人文主义”便应运而生。

二“人文主义”的悖谬

然而，美国新闻学者要么从经济、新闻专业主义弊端背景出发，要么从新闻教育的起源出发来倡导、传播“人文主义”，却闭口不提“人文主义”的政治、社会背景，以显示其治学的公正性、客观性。因此，表面上看，“人文主义”是一种对现实工商业、新闻专业主义专制语境的一种回应和反弹，也是对新闻自由、客观理念传统的接力和升华。因为在新闻传统价值中，无论是自由、民主，还是公正、客观等理念，它们的终极所指都是活生生的人，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的世俗性和理想的超越性，而当传统的新闻价值理念遭到当下语境的怀疑、批判时，“人文主义”无疑是一个更具时代感、号召性、普适性的概念。但我们如果联系其出现的政治、社会背景则会发现，“人文主义”只不过是美国霸权主义的又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其实，“人文主义”在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任何领域都是值得提倡的，都是正面价值取向的。但任何语词都有能指和所指两个层面，同一语词在不同语境中使用，其所指往往不同甚至是迥异的。换句话说，任何语词、理念的提出都有具体的语境，我们必须结合其具体语境对其进行具体的语用学的分析，而决不能将之普泛化、一般化。同理，对“人文主义”的判断也应该采取这种态度。

[page_break]上文已经谈到，美国新闻业的“人文主义”是在经济、政治、社会压力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因此，它对不同的背景构成不同的意义。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技术结构的同质化程度越来越高，作为个体的人在经济、技术意识形态的无形压力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人文困惑，所以新闻业界的“人文主义”对美国社会与对其它国家的社会的意义是一样的，即对经济、技术对人的异化提出批判，强调新闻对人的尊重。从这个角度看，“人文主义”对全球来说都是积极的价值取向的。其次，经济的全球化并不等于政治、社会信仰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目今传递的并不是和平的福音，相反地却带来了政治、价值观、信仰的更大的冲突和激荡，而9.11便是这种冲突、激荡的最终表现。在一个价值观、信仰多元的全球语境下，基于其中一“元”价值观、信仰推导出来的语词、理念放到其它“元”的价值体系中肯定会产生冲突。而基于美国“国家利益中心”的价值体系中产生的“人文主义”也不能例外。因为不管其提出者、宣扬者如何美化它的合理性、人文性，他们都是站在自己国家利益立场来定义“人文主义”的，甚至完全不顾别国的“人文主义”立场。举个例来说：

9.11事件中，美国新闻媒体完全是公开按照国家利益的原则来进行报道的。在这些报道中，媒体可以先验地将本.拉登及同伙标签化为“”，先验地将9.11与文明冲突联系起来，然后按官方及自身的刻版成见去现实中寻找素材。其结果就是，主流媒体往往不经任何权威的证实，通过夸张化的图像、数字来反复渲染9.11事件的悲剧性，夸大“炭疽”病毒的普遍性等等，进而在全国、全球范围内渲染恐怖气氛，给战争制造合法化的借口。而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媒体通过对“”非人道的揭露来表达自己对死难者、普通民众的“人文主义关怀”！然而，在对这一事件的“人文主义”的报道中，具有反讽意味是：阿富汗人民生活在贫困、饥饿、死亡、疾病、惊恐的非人环境下这样基本的事实却缺少美国主流媒体的最起码的人文主义关怀！

因此，从这一角度看，“人文主义”只不过是美国新闻霸权主义的又一理论的幌子罢了。

由上可知，语词的同一性并不代表内涵的一致性，它表现在新闻业务操作上则会出现不同甚至相对立的人文关注。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新闻界的“人文主义”理念越来越受到普遍的关注，得到了全球性认同和肯定。但这种表面上的一致性并不能掩盖彼此在其内涵上的相异性，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政治体制环境，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人文主义”的关怀重心是不同的，这就是“人文主义”的悖谬。

三新闻“人文主义”的再诠释

要使“人文主义”成为世界新闻业界的普遍理念，我们必须对它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并对不同语境下“人文主义”的不同内涵进行批判性的再诠秋。笔者下面就“人文主义”的这种再诠释发表一些综合性、一般性、方向性的意见，以供批评：

首先,“人文主义”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任何人都是生物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世俗性与超越性的统一。新闻的“人文关怀”不仅应该关注人的基本生存权力的合理表达，而且应该关注人的正面精神、价值取向的申诉。如新闻在关注报道“全球化”这一命题时，不仅应关注“全球化”的正面作用，更应强力关注被“全球化”遗忘的弱势群体的物质生存落差及他们对于“全球化”的不同声音。

其次，“人文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人文主义”是在同自然、神学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概念，且其内涵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如西方的“人文主义”自文艺复兴产生以来，就先后经历过古典人文主义、浪漫人文主义、非理性人文主义（其中主要流派又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等。它们关注的同样是人，但关注的向度是不一样的：古典人文主义关注的是人相对于自然、神而言的主体性、理性等；浪漫人文主义关注的是人超越功利、机械化的浪漫诗化的热情；而非理性人文主义关注的则是人自我意识、无意识等东西。因此，新闻的人文关怀应具有历史的、发展的眼光，不仅关注不同历史阶段上人的差异性，更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理解这些差异性。如中美记者在相互报道对方的国家时，既应看到双方在物质、文化、政治差异，更应看到这种差异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从而真正达到客观、公正的报道，真正达到对不同语境下“人“的理解。

再次，“人文主义”是一个具体的概念。人不仅有共性，更有差异性，其差异性表现在其外在的诸多规定性上，如地理环境、文化风俗、习惯制度等会影响差异的形成。所以新闻在表达人文关怀时应该注意不要从抽象的真善美、假恶丑的概念、逻辑出发去选择新闻素材，而应该结合不同的人文语境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尊重不同语境下的具体的人，并全方位地传播能使这些具体的人得到正确理解的新闻信息。如在9.11事件的报道中，理想的人主义报道应该是这样的：在报道美国灾难的同时，媒体应以平衡的笔触去报道阿富汗的无辜难民，同时对这次事件进行深刻的反思，甚至应该给基地成员、政权一个自我辩护的机会。子

总之，“人文主义”在美国新闻业理论界的提出表面上看是一种历史进步，其实质是其国内新闻业实践界的一种理论回应。在全球化利益多元的格局的下，“人文主义”存在基于不同利益判断的多个“文本“。如果我们迷惑于它表面的同一性，丧失批判和整合意识的话，那么新闻业界的”人文主义“很可能成为霸权主义的新的借口，新的幌子。所以不同国家的新闻学者在提倡“人文主义”的理念时，一定要对其进行辩证的分析批判，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得“人文主义”的口号真正为本国人民谋福利，同时也真正为世界人民谋福利，从而使得新闻“人文主义”的改进真正达到“帕累托”最优化。

参考文献：

【1】《新闻教育错在哪》JAMESW.CAREY

新闻理论论文篇2

一些“元”问题也还存在分歧，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比如何为新闻伦理，这是新闻伦理学体系建设中最基本的问题。学术界就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新闻伦理是指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是新闻职业伦理的简称；另一种观点认为新闻伦理包括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的内容，着眼于道德现象；还有观点认为，新闻伦理应是宏观层面（整个新闻领域普遍认可的行为规范）、中观层面（具体的新闻媒体机构所认可的行为规范）和微观层面（新闻工作者对本职业道德规范的理解和履行情况）三个层面的综合。学界目前对新闻伦理的定义和界定还没有达成共识。对于一个学科来说，争鸣固然重要，但是理性的、有根据的思考之后的共识也必不可少，特别是一个学科的关键概念。只有弄清楚了基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解决了基本理论层面的问题，学科建设才有可能推进。一门学科的发展需要在反思、讨论中不断推进、完善和超越。我国伦理学者万俊人说，“伦理学不能只停留在经验描述的层次上，而要为道德经验和道德规范提供更深刻的基本理论说明。”③应用伦理学更是如此。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有句名言：“伦理学不在于呼吁，而在于论证。”④新闻伦理的本质是什么、使命是什么，为什么要遵循伦理规则，新闻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特点如何等，不是在新闻活动实践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的，而是通过一定的理论程序，通过长期的总结和理论化的过程，在学术研究中达到学界的广泛共识的结果。那么如何有效改变目前的现状，促进新闻伦理理论的研究呢？这就需要把理论提升当作新闻伦理学研究的重中之重，以优先的方式推进新闻伦理理论研究的发展。具体来讲，首先应该从理论伦理学中吸取营养，找到强大的理论根基，全面深刻地反思新闻伦理学学科本身的一些基本问题；另外也需要从社会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等方面吸收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兼收并蓄，以开放的态度提升新闻伦理学的基础理论。其次，在一般伦理的背景下研究新闻伦理的个性，以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方式，借助学科研究方法论来思考、讨论、论证新闻伦理学前面讲到的基本问题，确定自己的学科定位，建立自己的概念系统，研究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再次，工作上要在新闻伦理研究队伍中集中力量攻关，讨论一些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比如举行大的以理论为目标的学术研讨会，以团队协作方式完成一些理论性强的重大课题，出版一批具有理论深度的研究专著。只要学界普遍重视，研究者动员起来，经过数年的努力，就能从理论上增强新闻伦理理论的深度，向着建立新闻伦理体系的目标迈进，全面推进学科建设。

二、从规范伦理学视角来看：新闻伦理规范之本在于理论

规范伦理，狭义上说，指道德体系中涉及社会的道德原则、规范和范畴的伦理，旨在为人们的道德生活确立正确的行为准则。广义上说，规范伦理因人们对传统规范伦理学的理解而有所不同，一般凡是运用理论研究，论证人们的行为和相互关系应当怎样、不应当怎样，提出人们行为的基本原则和规范的伦理，都属于规范伦理。广义的规范伦理包含或部分包含了理论伦理的内容。目前，我国对新闻伦理规范研究较多。就专著和教材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王军的《新闻工作者与法律》，王天定的《新闻道德与规范》，黄瑚编的《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教程》等，这些专著涉及到的新闻职业伦理的规范比较系统。同时，一批学术论文对新闻伦理规范的探讨也比较多，特别是从新闻伦理规范的角度来评价和解读新闻实践，成果比较突出。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规则的制定和实施，应当说这是必要的，也是有成效的。但是，仅仅就规范研究规范是不够的。比如目前学界往往是将自律和他律作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途径来看待，研究多是在自律和他律的阐释框架下对案例进行分析，多是用现有的新闻道德规范去评价相关实践。那么，为什么应用自律、他律的框架而不用别的框架，自律、他律的理论基础有哪些，发挥效用的社会环境、社会心理条件、记者素养、媒介场域、制度基础等是否具备，以及各因素之间如何互相影响，还有当前我国新闻职业道德中为何自律、他律常常失效等等。这些问题必须用理论的思维去研究，不能仅满足于制度的制定与解释。新闻伦理规范是指导新闻伦理行为的准则，具有很强的约束作用。但是，伦理学理论才是新闻伦理规范制定、研究和评价的前提。只有理论的提升才能为新闻伦理规范研究找到合法性空间，进而增强其有效性。比如说新闻伦理规范的制定需要遵循一系列社会普遍伦理的基本原则。显而易见，只有在关于道德价值的判断是真理的条件下，所制定的道德规范才能够与道德价值相符，从而能够成为优良的道德规范；相反，如果关于道德价值的判断失误，甚至出现了谬误，那么，在其指导下所制定的道德规范，则不一定能起到抑恶扬善的引导作用，甚至会纵容不道德的行为。那么，这种新闻道德规范就是恶劣的道德规范。⑤新闻伦理规范是新闻实践活动中的规范，属于实践规范。“合理的实践规范既是‘是’与‘应该’的统一体，又架设了一条由‘是’转变为‘应该’的‘桥梁’。同时，合理的实践规范架设的‘桥梁’为实现实践主体的价值追求、社会需要提供了观念保障。”⑥如何判断规范与价值相符与否，如何使规范有效而不失范呢？“人在社会中为什么愿意交出一定的自由，接受、遵守某种规范和约束，或放弃某种规范、另外选择其他规范，这是需要论证、需要充足理由的。这种关于规范之前提、基础的探讨，关于规范确立的原则、方法、程序的探讨，是伦理学‘讲道德’‘有道德’的核心”。⑦新闻伦理学研究不只是单纯地将各种规则和价值标准简单地应用与推广，而是一种再研究、再创造、再构建，将新闻伦理理论具体化的过程。任何一种伦理规则的生成、生效、失效都有其社会历史上的根据。伦理学的分析工作即理论的反思和观照，在于发现一种伦理规则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研究一种伦理规则能够有效的客体性条件和主体性条件。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理论提升才能使规范本身具有合理性，以增强新闻伦理规范约束力的有效性。

三、从实践伦理学视角来看：新闻伦理实践提升依靠理论

实践伦理，实质是指规范伦理在现实的道德生活中的具体应用，是理论伦理经过规范伦理向现实的道德生活的转化，同时也是检验理论伦理和规范伦理是否真切实用的标准和尺度，是形成和产生新的理论伦理和规范伦理的伦理场所和领地。在当前复杂的社会转型中，新闻职业道德中的问题较多，所以新闻伦理实践的研究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学界的研究中，论文很多，著作也不少。但是从问题方面来说，相当多的新闻伦理实践研究往往就事论事、缺乏深度，没有从理论上深刻分析。比如“就当下的新闻道德研究来看，更多的是对有关新闻事件中道德问题的个案分析，而这些个案研究，大多是用现有的道德规范说明有关新闻行为的道德与否。”⑧这样就会造成道德判断没有合理性的理论支持，对案例的解析也缺乏理论的深度和依据。再如研究新闻伦理失范的归因和对策的文章较多，但遗憾的是，这些文章普遍停留在新闻伦理表征研究，而缺乏深入的思考和探索。⑨因此，迫切需要从理论层面研究新闻伦理实践中的问题，让理论建设来指导学科实践。新闻伦理理论不仅是新闻伦理实践价值的提炼，更重要的是它指导着新闻伦理实践，能为新闻伦理实践提供合理性的根据，也会使新闻伦理实践的研究不流于表层。正因为这样，更要求新闻伦理实践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和深度。在这方面学界已经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比如对现在的新闻道德问题进行归纳与分析的，有以中国人民大学蓝鸿文教授的《新闻伦理学简明教程》为代表的论著，这些研究就虚假新闻、“有偿新闻”、虚假广告和误导广告等新闻职业道德中的问题进行了探究；再比如对新闻伦理失范问题的研究，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王卉副研究员从关系角度研究失范现象；还有近年来伴随着公共性突发事件的频发，一些研究者对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的伦理问题进行了思索，指出应不伤害、不侵权、生命至上等超越一般伦理规范的原则意见等等。但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深度尚有提高的余地，亦即能从更高的理论层面上给予提升。

比如新闻伦理实践中表现出的种种“遵守”与“违规”现象，表现出来的是“行为”，但是从深层来看要思考的不仅是实践行为，而且要研究实践主体本身，“将‘实践’理解为人的本性”，“以‘生命价值’作为其伦理的基础”，“实践作为人的本性其展开的过程就是人的本质的生成过程”。⑩社会发展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的发展，新闻实践活动的主体是人，新闻伦理实践包含着新闻实践中作为主体的人的伦理行为、伦理品质、评价、教育引导，体现为各种具体新闻实践中的伦理关系等。应用伦理学是要解答人的生存中的问题，是为了人生活和工作的环境更美好。而对人的思考、对人生存的思考，需要哲学的思维，需要理论的高度和深度。在这方面学界也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力求突破新闻伦理实践研究的平面化、表征化现象。比如有的研究从人的角度入手，分析新闻教育创办的动因和宗旨，指出一开始就要对受教育者进行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教育。除了在课程体系中切实加入新闻道德和新闻伦理的课程，还要求各专业课老师把职业道德教育贯穿在讲课之中，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有的从心理角度对新闻道德问题进行研究，如分析受众对讯息知情的欲望问题、科技新闻伦理失序问题等。但总体来看，这些研究的覆盖面尚不够宽，并且也有疏漏，比如新闻教育中的伦理教育措施，就不能涵盖非新闻专业毕业的在职新闻从业人员。所以，还要加大这方面理论研究的力度与全面性。综上所述，为了解决新闻伦理学发展的瓶颈问题，当务之急是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理论建设。不仅要从理论伦理学中借鉴思想、原则、方法，研究自己的基础理论，同时在对本学科进行反思与提升中，也要从理论层面对新闻伦理规范和新闻伦理实践进行提升性研究。这样才能解决其原则与规范的合法性与现实合理性问题，是一种治本的办法，从而更加理性、全面地分析新闻伦理事件，跳出“伦理缺失—归因反思—如何应对”的旧套路。当然，在新闻伦理学理论的研究中也要恰当地处理三方面的关系：新闻伦理理论是贯通新闻伦理规范和新闻伦理实践的基础，是新闻伦理学提升的精华；新闻伦理规范是新闻伦理理论和新闻伦理实践的规则性桥梁，而新闻伦理实践则是新闻伦理理论和新闻伦理规制之间的现实基础。只有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努力进行理论研究，才能完整地建立起具有科学性的学科体系。

新闻理论论文篇3

一、大炮三型

从新闻界实践和社会发展看，以下三种大炮正在并将继续走红。

大事重做型

重大新闻出现，投入精兵良将“大事重做”，集中时间、集中版面形成气势与规模。在抗洪、入世、申奥、神舟升空……以及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雅典奥运会……我们总能感受到呼啸而来的大炮声！

举个典型案例，《天津日报》1999年“国庆50周年庆典”，一共30个版。1版以五栏80行高的位置发主席走上天安门的照片，显示第三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跨世纪；2版发讲话，定报眉“时代强音”；3版发人民的欢欣和拥戴，报眉叫“欢腾时刻”；4版发七常委和阅兵，报眉叫“继往开来”；5至8版突出天津，叫“海河欢歌”；9版报道三代伟人升旗，叫“庄严时刻”；10至12版为群众游行盛大场面，叫“金水河畔”；13至16版报道各大兵种，报眉叫“钢铁长城”；17至20版报道我们的武器装备，报眉叫“世纪之剑”；21至24版报道天安门和全国各地，叫“普天同庆”；25至28版报道国际反响，叫“五洲同庆”；29至30版报道建国以来12次大阅兵，叫“精彩回放”。①

详细重述这个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并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永久珍藏的版面构成，是因为它包含了新闻的大炮——不仅大事重做，而且包括以下各型大炮——的基本弹药成份。

一是新闻与历史互渗。1997年香港回归，《广州日报》出了97个版的回归特刊，同城有报纸不服气，贬之为“全是旧闻，没有新闻”。其实，贬者是酸葡萄心理，97个版，哪里可能全做新闻？新闻大炮的选材特征，正在于让新闻与旧闻互渗，立足当前、回溯历史，对过去新的理解同时也是对未来新的展望，这种回顾与展望的双重视角，有助于看清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把握事态的基本走向。

二是全景与贴近兼融。没有全景就没有媒体的创新——背景不同，新闻的意义就不同；没有贴近就没有受众的关注。像新闻大炮这种创新性极强的报道，你不能只问读者想看什么，读者的思路很容易想“给我多点或少点”，而他所要的更多，往往正是媒体已经给他的；读者绝少想到报纸怎样开辟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而高屋建瓴的全景布局和重点取舍，正是与其他媒体拉开差距的基本手段，明显体现出本报的独家创新。兼融，则要把从全局看的新闻与受众切身感受的新闻有机结合，尽可能把重大主题转化为离受众最近、最熟悉的事件。《北京青年报》庆祝中国申奥成功，连续5天推出近70个版的《申奥特刊》，同时随机应变扩大战果，策划了两组贴近性极强的报道：“寻找申奥大片中的普通人”和“申奥功臣访谈录”。

三是理性与感织。新闻与历史是从媒体选材角度看；全景与贴近兼顾媒体与受众；感性与理性则是从受众角度看。尽管新闻的大炮偏于理性，尤其是其中经常包括评论、资料、新闻链接、表格数据、专家访谈、记者点评等等，让理性色彩更浓，但千万不能忽略感性，因为受众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体。感性特别体现在标题和图片，它们最先吸引眼球和掀动情感。1999年5月，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南方都市报》推出的“泪水、怒火”特刊，头版是五个特大黑字：“最强烈抗议！”下边一幅图片，一个怒火万丈的青年，左手高举，右手拿喇叭，在美国领事馆前示威。几十米以外都可以看清，难怪被不少人选作游行标语牌！

专题策划型

大事重做以“事”以中心，专题策划以“题”为中心，同是大炮，但有偏重客体与偏重主体的基本区别。但是，主体绝不等于媒介随心所欲的主观，“专题”由媒介确定，但“问题”，特别是那些重大“问题”，从来都是由时代提出。直言之，是时代“命题”，媒介从特定角度自选“题目”来“作文”。

自主创新成为“十一五”时期的主要任务，广东省召开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工作会议。2005年11月，《南方日报》推出60个版的“创新广东”特刊。第1叠务虚，1～16版探讨创新广东的战略意义、现实状况、未来图景、机制突破、核心技术突破、知识产权战略、人才战略、创新环境等等。后三叠务实，推介广东的“创新之星”，树典型，提供学习样板。第2叠推介技术创新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第3叠推介营销和管理创新的房地产企业；第4叠推介创新型城市、专业镇、产业园区。这样虚实结合，对广东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战略决策进行全方位深入解读。

以上两种大炮，新闻人从直觉上更重视大事重做，其实，它有更多的局限。首先，大事不可能经常发生；其次，大事与媒体定位的相关性、重做与媒体能力的可行性，都是限制因素。而专题策划更灵活，你在时代问题中根据媒体定位选择题目，量力而行确定规模即可。因而，它也有更多的细类。以上“创新广东”特刊是“政策解读型”。常见的还有：2004年12月，《重庆日报》连续16天，每天一个整版，推出《2004——科学发展观引领重庆前进》的年终报道。那是“成就盘点型”。2004年《湖北日报》“改善湖北投资环境”系列报道，批评涉及县一级政府：《一起典型的赖账案》，然后开辟专栏“投资环境大家谈”，历时一个多月，那是“舆论监督型”。好多都市类报纸动辄几十个版的“五一黄金提案”、“国庆消费地图”，那是“生活服务型”……如此等等。

日本报界就很重视专题策划，他们有“年度新闻策划”。据朝日新闻社原总编中马清福先生介绍：之所以叫“新闻策划”，是因为报纸关于某事件和某现象的态度和想法多集中在这一栏目中。从元旦或3号开始的年度计划格外重要，很多报社每年年末都会确定第二年的主题，以便推出下一年的专栏。以《朝日新闻》为例，1959年从元旦开始连续报道18期“发给幽默的邀请”；从元月3日起连续报道14期“消费者才是上帝”。1960年从元月4日始连续18期“为了明天的政治”。1962年从元旦开始连续51期的“创造日本”……②

这“年度新闻策划”，也就是刘明华先生详细介绍过的“计划性连载”之一，刘先生对它的特点、价值、采访与写作要求有很好的分析，我不再重复。③只举出一个实例，看看这种日本大炮的规模。2003年，《读卖新闻》一共推出20个计划性连载，篇幅最大的是生活时尚版的“幸福调色板”专题。又细化为6个分主题，一是“徘徊在婚姻门槛外”，12期，报道不愿或无法结婚的各种男女；二是“我们结婚”，12期，寻找理想伴侣的种种努力；三是“虽说结了婚”，13期，婚后家庭问题如何面对；四是“瑞典的恋人们”，6期，介绍瑞典男女的婚恋观及状况；五是15期的“解体家庭”，报道离婚原因及方式；六是12期“一同前行”，报道夫妻如何共渡难关。④我甚至想，不管电视、网络有多牛，它无论如何都斗不过、甚至受不了这种联珠大炮的轰击！莫非，新闻的大炮更是报纸的“必杀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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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种合成型

前面两种大炮严格限制在“报道”领域，合成型大炮的特殊在于，它是报道与“活动”的配合，于是成了兵种合成，也就是多兵种联合作战。合成的实质是强调有机整体，让多兵种互相配合，成倍提高战斗力。新闻合成战术有“三大柱石”：活动、聚焦与炮击，大炮只是多兵种之一。

2002年，为迎接广东省第九次党代会的召开，《南方日报》策划了持续50天的“十大新闻大家评”活动，先动员读者推荐省第八次党代会以来发生在广东的重大新闻，然后报社与专家共同确定15件候选新闻，再由读者投票选出十大新闻，最后动用40个版的篇幅来解读。这里明显是三个阶段环环相扣：组织活动造起声势，聚焦投票集中注意，40重炮掀起高潮。当然，三大柱石不一定都是时间的，也有空间的或时空混合的。2005年，《深圳商报》与罗湖区政府、深圳市贸工局、深圳市旅游局联合主办“消费在罗湖”大型主题活动。又特别策划了在东门广场举行“罗湖商业文化系列市民论坛”，为配合第一场论坛，报纸做了8个版的特别报道：“东门记忆”，系统回顾东门的商业、文化、民俗。很多读者将其收藏。这里不仍是活动、聚焦与炮击？这合成型大炮也真打出了威力，其他地区也向报社发出邀请，希望为它们制作类似特刊。

二、一炮走红的秘密

新闻的大炮越来越受到青睐，是因为一炮走红的概率很高，现在要问为什么？

首先，它瞄准读者的异常依赖。传播学家梅尔文·德弗勒曾提出“媒介异常依赖论”，说社会重大变化，情况不明，受众急于从媒介了解情况，这时他就异乎寻常地依赖媒介；哪个媒介能及时充分提供信息他就依赖谁，不惜背弃自己多年使用媒介的老习惯。⑤这个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大事重做”为何成为新闻人的共识。《京华时报》2001年5月创刊，当年7月，中国申奥成功。它一口气轰出80个“奥运金版”！有人评论它把奥运会翻了个底朝天，做成了“奥运百科”。这80个版或许有些粗糙，有些失调，但那大而全的份量就足以成为重型武器——反过来，你要做把小而精的铅笔刀，哪怕磨得再快，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据说好多北京人就因为这“金版”才开始关注《京华时报》！是啊，你瞄准异常依赖轰响大炮，给读者烙下“风景这边独好”记忆痕迹，就有助于新报纸打开局面，老报纸强化品牌。

其次，它是差异化的重要手段。媒体的同质化经常被诟病，但它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中马清福所论似乎最能命中红心，他说大众社会，人们生活越来越相似，首先出现了生活的同质化。这带来信息的同质化，如果没有同质的信息，大家都能交谈的话题，很多人就会不安。相应的，报纸也逐渐同质化，假如A报没有B报的消息，两报读者聊天，订A报的人就会不满、不安，也想换成B报。⑥他至少说清了定位于同一市场的报纸，趋于同质化是如何的不可避免。但是，悖论在于，安于同质化就会使媒体失去存在的理由，它又总要追求差异化。因而《申江服务导报》要求“一月一策划，周年大策划”。趋于同质化，报纸会显得“平”，缺少个性和冲击力；必须时不时在平原上矗起奇峰，哪怕没有“大事”可以重做，也要靠“专题”策划轰响新闻的大炮，有节奏掀起报道高潮，把报纸品牌不断“烙”进读者记忆之中。

最后，它是锻炼队伍的有效方式。新闻的大炮不可能炮炮走红，只能追求提高走红的概率，这要靠采编队伍苦练内功。《江南都市报》副总编辑彭平说他们“每年都要打几场标志性的新闻大战”，他解析其运作思路：一是建立反应迅速的临战机制；二是策划先行；三是调动多兵种作战；四是做大，形成规模和气势。这涉及到报社运作的方方面面。因而他说，每一次这样的大战，都是出水平、出人才的好机会。年轻人学到经验，老记者添了身价，每一场大战打完，都有人才脱颖而出。⑦不时锻炼队伍，才能越打越会打，这一炮没有走红，但使下一炮走红的概率更大一些。

注释：

①张建星：《新闻的创意时代——新闻操作92条札记》，43页，文汇出版社，2004

②中马清福：《报业的活路》，27～2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③刘明华：《西方新闻采访与写作》，175～19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④尹良富：《日本报业集团研究》，123～125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

⑤梅尔文·德弗勒等：《大众传播学诸论》，353～354页，新华出版社，1990

⑥同注2，13～14页

新闻理论论文篇4

[关键词]电视新闻;凤凰卫视;品牌;传媒运营;地缘

1997年4月1日,凤凰卫视第一个新闻节目《时事直通车》开通,凤凰卫视由最初的娱乐定位逐步转向新闻立台,并在中国本土广受好评。近十年的时间里,凤凰卫视新闻解读策略稳健发展,说明了凤凰卫视已经形成某种高度对应性和适应性的运营体系,能够为公众提供具有可持续性的新闻解读形态,并在公众的欢迎之中印证和延续其先进性。这种电视传媒的系统行为,必然是在一定的环境、结构条件下产生的,它不是传媒经营管理者个人的行为,也不是新闻主持人个人的行为,而是传媒组织行为的一部分,只有科学的组织行为才能够为电视传媒带来稳定的绩效。同样,凤凰卫视新闻解读策略行为,也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必然受到其内部结构及所处环境特征施加的规定性影响。对于这种规定性影响所作出的适应性反应,构成了电视传媒的竞争力。

通常说来,电视传媒运营都要不可避免地面对三大规定性空间。首先是政策空间。电视传媒作为现代国家的信息舆论工具,必然受到所在国家执政党和政府的深刻影响,执政党制定的行业政策、法规因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传媒运营行为的决策变量,它包括了对电视传媒的内容监管政策、资源分配政策、市场准入政策、传媒管理体制等等。第二、资本空间。资本是电视传媒运营的重要条件,任何一个电视传媒都离不开某种资本支持、政府拨款和市场收入。资本的规模和强度以及循环增值的幅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人力资源、技术、设备等运营要素的水平。第三、内容创新带来的挑战性。电视传媒所提供的电视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信息产品和精神文化产品,它具有多义性、流变性、易逝性的基本特点。近年来,电视传媒主体的扩展将一个“内容为王”的时代带到了我们面前,在激烈的媒介竞争环境中,电视传媒必须从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才能适应和满足公众不断增长和变化的信息需要和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创新又不局限于内容创新,对于电视传媒而言,还必须包括管理创新、观念创新、策略创新、技术创新、服务创新等基本方面。政策、资本、内容创新三大维度之间又存在着深刻的博弈关系。有时候,资本的诉求未必同政治、政策的诉求达成一致,短视性的政策和政策的超稳定性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内容创新。在三者深刻联系而又深刻影响的复杂格局中,凤凰卫视新闻解读策略构成的竞争系统给出了明确而清晰的因应之道,创造了电视传媒运营的凤凰神话。

首先,凤凰卫视新闻解读策略巧妙的利用了政策空间的限定性,将政策壁垒有效转化为现实的受众凝聚,将政策的规定性转化为受众的纯粹性,将空间局限合理转化为独家的媒介号召力。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第22号令的规定:“经广电总局批准,境外卫星电视频道可以在三星级以上涉外宾馆饭店、专供境外人士办公居住的涉外公寓等规定的范围及其他特定的范围落地。”按照传统的逻辑,包括华娱、星空等很多境外电视传媒都顺理成章地把这一政策法规看作是一种保护性壁垒,在“壁垒思维”的作用下,制定试探性的电视传媒运营策略,主要目标是培育中国本土市场,积聚力量等待时机,这一传媒策略是相当被动的。而从凤凰卫视新闻解读策略中可以看出,凤凰卫视主动适应政策空间,专门针对高档会所和公寓中的人群或家庭进行传媒内容投放和新闻体系设置,并通过对这一特定阶层的拉动有效聚集了华人的注意力。

国家统计局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早在1999年8至9月在中国大陆为凤凰卫视做的普及率调查就曾经显示,凤凰卫视中文台在中国大陆已经有4178万户收视家庭,接近14700万收视人口,占全国电视家庭户的13.1%。其中,在各主要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的观众量达到2823万户,共9040万人,普及率达20.2%。据AC尼尔森调查公司在中国30个城市做的新世纪调查报告显示,凤凰卫视观众家庭中的15%的月收入超过4000元人民币,比其他本土电视观众家庭收入高出87%。43%的凤凰观众教育水平在大专以上,比本土电视观众的同等程度高出34%。42%凤凰观众是经理/专业人士/政府官员,在不同层次上掌握不同程度的权力。凤凰卫视观众对品牌认知度高,20.4%凤凰观众愿意为品牌付更高价钱,而一般电视观众只有16.5%愿意付更高价钱购买品牌。由此可见,凤凰卫视的观众无论在家庭收入、教育水平及工作岗位方面均高于一般电视观众,他们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必然是广告客户首选的目标观众。

其次,开放品牌聚集多元资本:打开任意季度的凤凰中文台节目单,很多新闻资讯类节目都有不同的企业品牌冠名,例如:《昆仑油特约之鲁豫有约:说出你的故事》、《康明斯动力凤凰冲击播》、《TCL王牌凤凰全球连线》、《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等。这些品牌电视新闻栏目和企业品牌进行合作的运营方式表达出的是一种全面面向市场的、灵活的电视传媒策略。与之相比,很难想象,在中国大陆的电视新闻栏目中,会出现海尔之新闻联播,七匹狼之新闻调查。

早在1998年,凤凰卫视的广告额就已经达到3亿,它最大的广告客户都是来自中国大陆。在当时紧缩性的电视政策管控之下,还不到300人的凤凰员工从内地电视市场聚集3亿的广告额,这样的奇迹背后必然是适应性的媒介策略支撑和实施的结果。2004年,凤凰卫视把旗下中文台、资讯台40个栏目的广告面向社会广告公司以独家的方式售卖,由社会各广告公司广泛参与竞争,创下三天签约6.1亿元的成绩。仅开幕当天,就有多家广告公司与凤凰卫视签下3.72亿元的广告合同,《凤凰快报》、《娱乐串串烧》等一批栏目当场定下合约。凤凰卫视对包括电视新闻栏目在内的一系列品牌内容向企业品牌开放冠名,既为企业品牌的拓展提供了通道,又为传媒运营注入了可观的资金,而且,雄厚资本经费支撑的电视新闻栏目将趋向品质精良,也必将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再次,重视以主持人品牌为核心展开内容创新,打造立体化、全视野的新闻解读空间,全面弥合受众的信息视阈。高度重视主持人品牌的塑造,是凤凰卫视的一个基本策略。据招股书资料显示,凤凰卫视在向包括2位公司董事、4位高管以及140多名其他员工的授出股份中,位列承受人第10位的是窦文涛,获得1064000股,许戈辉和陈鲁豫获得的股权数量与他相当,而吴小莉竟高达1596000股———他们获得的股权数量仅次于凤凰少数几位高管人员。对主持人进行品牌塑造并对包括主持人在内的员工开放股权,显示了凤凰卫视的机制优势和对机制优势的有效释放。

以品牌主持人为核心展开新闻解读,在新闻解读进程中有效构建立体化、全视野的信息空间,是凤凰卫视新闻解读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军事全接触》等专题评论栏目中,经常有专业嘉宾和非专业领域的主持人合作进行新闻信息解读。

如军事知识丰富的专业评论员马鼎盛加上一名知性女主持人,一个代表了军事发烧友,一个代表了对军事感兴趣的业余人群,在新闻解读进程中始终满足着两个层面观众的信息需求,获得了双重覆盖的媒介效果。其他新闻评论类栏目中,董嘉耀经常采访国际政治素养精深的阮次山或曹景行,而阅历广博的杨锦麟身旁也是经常守候着一位虔诚的美女,虚心的青年加上睿智的长者,沧桑的前辈加上俏红颜,新闻解读过程中交织行进着非专业人士和专家、长者和后生、老人和少女的双重视点,构建了最大化的信息交互空间。而《锵锵三人行》则将代表不同立场、阶层,具备不同个性的主持人话语贯穿在形态之中,持有精英立场、思辩精神和平民气息的梁文道,市民特色和移民特色的窦文涛,感性的本港红颜孟广美,市民立场和精英立场莫衷一是、个性化的观点和公共性的取向互相缠绕、感性体验和理性思考汇聚一堂,启动了立体对话空间,完成了对目标受众的无缝覆盖。

新闻传播和新闻解读形成有效传播的前提是要在公众心目中形成权威性和客观性,凤凰卫视新闻解读进程没有像本土的政治经济新闻形态一样启用经过正规训练的新闻播音员,而是主持人带着些许仓促的状态甚至有的会带着稚气的笑容“说新闻”,记者和主持人口音南腔北调,却又有着某种原始、质朴、未加工的心理暗示,让人直观的感觉到一股清新的气息,形成了独特的亲和力。对于短消息报道,急促、粗糙的新闻解读状态巧妙的转化为一种新闻现场感和时效性;对于深度报道和新闻盘点,凤凰卫视新闻注意境外报刊信息的收集和比较,形成了与本土电视新闻差异化的信息形态;对于新闻评论类栏目,正在谋求访谈嘉宾的品牌化,将个性化的专家型嘉宾(主持人)推上电视新闻解读的前沿;在资讯类栏目中,用普泛的时尚化、娱乐化定位拈连处在不同地域的受众,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而反观大陆电视新闻媒体,有的缺乏个性化的节目形态、个性的评论声音;有的新闻理念滞后,片面的追求时效性而忽略了信息解读;还有的由于体制的弊端,无法形成大编辑部对新闻源进行综合加工和最大化利用,浪费了大量媒介资源。[]

凤凰卫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能够充分利用时代境遇,通过科学的电视新闻解读策略,巧妙地将政策限定转换为专门化的收视凝聚,全面释放自己的媒介竞争力,进而在中国本土一元化新闻体系格局中独辟蹊径,有效建构了品牌特质,奠定了强势媒介地位。十年争锋,亢龙有悔。首先,通过分析凤凰电视新闻解读的基本模式和规律,可以看出其所谓优势、策略和经验都具有很高的可复制性,事实上其中有大量诀窍确实正在被大陆电视新闻所普及。其次,属于凤凰的时代正在过去,今天中国本土的信息开放程度和电视新闻话语空间已经大为改观;再次,中国本土电视新闻栏目已经今非昔比,从《新闻调查》到《南京零距离》,从《阿六头说新闻》到《第一时间》,电视新闻形态百花齐放,在各个层次上产生了一批代表性的品牌栏目,其发展势头大有取代某些凤凰电视新闻栏目之势;此外,随着中国本土的开放和发展,香港地区已经不再神秘,其品牌号召力和战略作用正在下降。

由于没有新闻审查制度对于时效性的拖延和对于特定新闻题材的规避,凤凰卫视对于香港回归、“9·11”等重大事件的反应经常领先于中国本土,受到本土观众的追捧。凤凰卫视新闻信息量大,快速及时,敢于涉及对于中国本土新闻媒体而言不宜报道的事件,在相对封闭的媒体环境中显得尤其珍贵和亲切。但是时过境迁,今天的中国电视新闻空间已经相当的开放、透明和宽容,从《三山访谈》到《伊拉克战事全程追击》,本土公众经常被电视新闻背后的锐气和勇气而震撼。在校园,很多大学生已经不再欣赏吴小莉、许戈辉,而是将频道选票投给了真诚而机灵的马斌和质朴亲和的欧阳夏丹。即使是对于娱乐节目,香港制造的超级宝座旁边也悄然加上了湖南卫视、电影频道、光线娱乐和CCTV的椅子。一旦本土电视新闻空间解冻,凤凰卫视抢占第一时间的可能性将面临挑战。不但如此,传媒技术的同质化已经把更多电视新闻媒体置于同等的起跑线上,著名的神舟飞船返回地面,最先在苍穹捕捉到光亮的就是东方卫视。

在抢占电视新闻竞争的第一落点已经越来越难的局面下,很多电视新闻围绕第二落点展开竞争,即所谓的电视新闻解读视角竞争,在这方面,凤凰卫视一度成为领头羊。但是鉴于电视新闻视角的话语主体处于自由和开放的状态,人才不可能永远都属于凤凰电视新闻制作团队,一位专家学者不止可以接受凤凰卫视的访谈,当然也可以接受来自竞争对手的访问。在人力资源之外,电话联线、电话访问的时代已经过去。在这种局面下,凤凰卫视虽然已经减少电话连线、电话访问的频率,转而采用网络摄像头等各种手段传输嘉宾访问影像,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嘉宾话语的专属性问题。在不久的将来,凤凰如果能够延续采用资本召集的手段,独家捆绑电视新闻访谈嘉宾,对于其建构媒介话语特质将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凤凰卫视新闻的主要受众集中在中国本土,其主要竞争对手是中国本土的CCTV、省级卫视和城市电视台。相对于其竞争对手而言,凤凰卫视新闻竞争力的核心无非集中在两个层面:第一,其对于中国本土明确的地缘优势,香港地区处于本土和地缘交汇处,先天的拥有大中华区信息集散和流通的优先话语权,利于在本土公众中形成某种中立性的立场暗示,便利建构所谓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也和本土电视新闻形态形成明确的差异化。第二,在地理上比中国本土更为接近港澳台及境外地区,便利召集本土区外的新闻话语,对中国本土展开和而不同的媒介策略。同时,凤凰卫视新闻又有明确的竞争弱势:首先,其立足于本土区位边缘,人文语境、政治趋向同本土空气未必适应,极有可能形成某种隐性疏离甚至是话语对立的倾向,这一隐忧多年来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缓解;其次,凤凰卫视新闻所在的地缘优势没有充分的利用,在很多新闻解读进程中,凤凰邀请的嘉宾比例竟然逐渐以中国本土的嘉宾为主体,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缘木求鱼、舍本逐末的媒介策略。很显然,所谓媒介的本土化不等于嘉宾的本土化,如果凤凰不注意在港澳台及海外地区寻找嘉宾,有可能在新闻评论话语方面面临和本土电视新闻同质化的危险。最后,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据说刘长乐曾经把凤凰的历史归结为“一个香港人看起来不像香港电视台、台湾人看起来不像台湾电视台、大陆人看起来更不像大陆电视台的凤凰卫视”。遥想当年,在中国本土新闻话语空间紧缩的时代,凤凰卫视游移于之间进行信息中介和转注,客观上充当了桥梁、纽带、传声筒的作用。而现实已经今非昔比,随着中国本土电视新闻话语空间的扩展和电视新闻形态的发展,随着之间的进一步凝聚,凤凰卫视新闻的生存空间正在缩小,极有可能面临四不象或四面楚歌的风险,即在中国本土地区面临本土卫视群雄竞起的挑战,在港澳台地区面临传统电视王牌媒体的挤压。长期以来,凤凰卫视在香港地区的收视规模平平,这与其标榜的媒介定位和号召力是极不适应的。在香港无线电视台(TVB)、香港亚洲电视台(ATV)、香港卫星电视台(STARTV)、香港有线电视台等老牌电视传媒称雄的本港市场,应该说凤凰卫视一度显得相当的弱小。

对香港电视观众的调查结果显示,TVB中文台仍然是经常收看的电视频道,接近九成香港观众经常或有时收看TVB中文台(翡翠台),经常或有时收看亚洲电视中文台(本港台)的也有72%。①即使是到了2006年5月,凤凰卫视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表明,凤凰卫视在香港仅有120万收视户数,与TVB、ATV的覆盖率相比仍然呈现出弱势。

而在大陆,随着中国新闻话语空间的优化和社会信息的透明化,中国本土电视新闻的竞争力将显著增强,形态将更为多元,极有可能诞生一批原创性的电视新闻形态体系。在这样的对比格局之下,凤凰卫视新闻解读的话语空间正在卷入大中国化,凤凰将有可能收缩转而下降为一个地域性电视传媒。地域性传媒并不可怕,可怕的在于凤凰卫视在粤港台地区并不具备贴近性的地域指向。从长远看,一个上天不易、落地无根的凤凰面临的危险确实令人不寒而栗。

在电视新闻解读背后,话语空间的维度和尺度也正在悄然变革。“意识形态”有时候可能是一个并不被公众看好的概念,但是它对于新闻尤其是电视新闻解读至关重要。一个没有明确意识形态支撑的电视新闻主体,根本不可能生存下去。对某种意识形态的认同和选择,意味着一种对于新闻资讯的稳定而明确的处理维度和加工方式,意味着一种稳健的舆论立场和社会责任感。所谓自由,都是具体的、相对的、有条件的,有时候色彩太过繁复变幻等于取消了色彩本身。所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说凤凰卫视新闻对于意识形态采取某种游离的、暧昧的态度是当时大中华区意识形态自身重组过程中的阶段性反映,那么如果在香港回归近十年,中国全面崛起的大时代仍然在意识形态方面偃旗息鼓,就与其大传媒的地位大相径庭了。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支撑和政治取向,在具体的电视新闻解读进程中往往欠缺明确的新闻监督意识和实施力度;所谓依托华人,事实上仅是依托松散的华人受众,没有稳定的人群支撑;所谓贴近人性,往往呈现为无理性的贴近和廉价的感动。没有意识形态的支撑和现代政府、组织的规模化经费投入,电视新闻解读对于资本的开放有时候并不令人钦佩,且不论资本之手极有可能介入或影响新闻解读的话语诉求,即使是零干扰条件下,新闻品牌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也极有可能由于企业品牌的衰减而随之衰减,如果多次受到不同企业品牌的消极影响,电视新闻品牌就会面临颠覆性的危险。

无论如何,十年凤凰的崛起使我们对未来的凤凰寄托了深厚的情感。有时候出于对于凤凰的尊敬和对凤凰卫视新闻解读的喜爱,使我们不免爱之深、责之切。可喜的是近两年来,凤凰努力在新的时代塑造其独特的媒介定位,展开两大标志性的战略行为,使我们对凤凰的未来充满期待并寄予厚望。

首先,创新需求:构建跨地域的华人中产阶层连线。在近十年的传媒运营中,凤凰集合了高薪聘请的来自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具有魅力和潜力的主持人和资深评论队伍,创造了很多第一:全球第一个覆盖了的全天候华语资讯频道;第一个地处香港聚集了及海外电视人的电视媒体;第一个跨洲进行同步联播的华语电视台;第一个每天在京、港、台连线制作电视节目的传媒机构;第一个在亚洲、欧洲、美洲拥有制作基地和记者站的华语频道;东南亚第一个采用光纤网络采集、编辑及播出系统播放节目的电视台;亚洲区第一个拥有低温照明系统、自动遥控摄录系统、全方位旋转式取景演播台录影棚等高科技设备的电视机构。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全球人口中,有五分之一的人讲华语,华语电视市场非常广大,而通过电视新闻解读搭建华人中产阶层连线,其电视收视率及广告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凤凰卫视立足于精细挖掘华语市场,谋求跨地域的新闻话语号召力,并积极展开电视新闻的本土化运营。据悉,凤凰卫视美洲台总部设在洛杉矶,在纽约、华盛顿设有记者站,每天自洛杉矶直播一小时节目,包括半小时新闻节目《凤凰北美播报》,以及半小时访谈节目《他乡话题》。除了在海外拓展华语市场之外,凤凰卫视还积极与各地电视台合作,制作本地新闻,或委托本地电视台制作或采访新闻,或双方交换新闻。同时,凤凰卫视计划在谈话节目中连线访问本地专家,讨论税务、购屋、医疗等民生议题。

其次,创新渠道:进军跨媒体领域,开启全媒介竞争时代。宽带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了电视和新媒体行业以全新的发展机遇,网络媒体所具有的主动性,互动性,以及服务的个性化为信息产业带来了历史性的突破,开拓出报纸,广播,电视之外第四媒体空间,其产生的对于商业及社会的吸引力是极其巨大的。商业网站利用流媒体进行新闻、音乐的直播和点播;企业和机构采用点播和流媒体进行员工培训、信息、公司介绍等;而最终用户已逐渐习惯通过流媒体的方式来进行信息沟通和娱乐。从这个意义上讲,凤凰卫视通过流媒体平台将地域局限转化为现实的内容共享,无疑是非常有远见的。

庄子曾经在感慨于世事的时候咏叹道“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也许对于任何事件而言,真相永远都是未全知的。这固然源于公众对任何事件都处在一个不断认识的动态过程之中,也必然因为电视新闻背后某种资本的、政治的力量直接或间接的介入,以至于对事件的直播或转述必然承载着某种人物、组织乃至国家的先天的或后天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动机。近年来,包括凤凰卫视在内的中国电视新闻形态整体上普遍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显现出各不相同的竞争优势和品牌特质,并延伸为丰富的电视新闻栏目和节目。但是,中国电视新闻格局背后的意识形态本质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公众收看CCTV新闻,消费的实际上是中国政府的立场、态度和观点;收看地方民生新闻,消费的是自身周边的消费环境和生活环境监测;在消费凤凰卫视新闻方面,公众大体上有两种感觉,一是很多公众认为自己消费的是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或新鲜性;二是有的公众认为自己消费的是除了中国政府之外的立场、态度和观点。而事实上,公众收看凤凰电视新闻,消费的仍然是新闻视点的差异性,消费的是除了中国政府之外的、同时又被中国政府基本默认的立场、态度和观点。

现代中国电视新闻的目标受众覆盖取向基本分为以下几个层次:新闻的政治化覆盖、资讯化覆盖、民生化覆盖和阶层化覆盖。例如,CCTV新闻主要完成前两种覆盖;地方民生新闻主要进行前三种覆盖;凤凰卫视新闻主要进行后三种覆盖。三种新闻体系距离意识形态的中心域依次递减,新闻话语空间依次递增。当新闻体系距离意识形态中心越近,新闻形态越呈现为公共性、集体性的特征,倾向报道历史性事件和必然性事件;新闻体系距离意识形态中心越远,新闻形态越呈现个性、生活化的一面,倾向报道平民化事件和偶发性事件。新闻形态的宏观性取向和微观性取向之间深刻说明了:个性取向和公共取向,区域化取向和全球化趋向的辩证统一,是当今时代最为重要的信息特征之一。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以来,中国在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博弈进程中依靠实力集聚了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影响力,这是凤凰卫视及其新闻生存空间的根本由来。没有一个进取中的大国,没有中国日益走向世界和世界愈加关注中国,就没有凤凰的神话。凤凰卫视新闻解读体系的成长表明,一方面,作为现代国家体系崛起的一部分,中国的软实力正在向大中华区进行实质性的扩展;另一方面,全球化对于世界历史进程、中国历史进程和华人历史进程正在起到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新闻理论论文篇5

【关键词】当代新闻理论；现实基础；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近现代新闻理论；新闻实践

这里所说的“当代”，并不是史学上通常约定的“新中国建立以后”，而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以来”直至“当下”这样一个下限不断延伸的时段。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将上述时段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本文中的“当代”，更多地是指“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

中国当代新闻理论，与当代中国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以及生生不息的新闻实践相联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联系，有着自己的诸多特点：一是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既然是中国当代新闻理论，那么它就必然摄入只有当代中国才有的新闻理论内容。必须思考和回答中国当代新闻事业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重大的、现实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中国当代新闻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它绝不会远离当今社会现实、远离生动活泼的新闻实践。当然，历史上的新闻理论无疑也会呈现出与它所处的时代相对应的当代性，但是，中国当代新闻理论在体现当代意识方面，其自觉程度无疑强于以往。二是内容上表现出丰富性。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改革开放的深入，“地球村”时代的到来，我国加入WTO，这些重要事件或重要因素都促使我国当代社会生活变得更为丰富、更为复杂。与此相联系的是，新闻实践也体现出纷繁复杂的景观。中国当代新闻理论感应着时代脉搏的跳动，它是对当前新的新闻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理性升华，因此必然呈现为较以前更为丰富复杂的形态。三是吸纳新知的节奏加快。以2001年为例，在新闻传播理论领域，一些刚刚出现的新闻现象、新闻实践，很快就进入了理论研究者的视野，并且每每成为热点。曾经有论者对2001年的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热点进行过如下描述：新闻理论研究向纵向发展，传播学理论本土化研究得到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掀起研究热潮，传媒经营管理研究持续升温，资本市场研究成为时髦话题，加入WTO对我国新闻传播业影响的研究受到广泛重视，传媒集团研究开始转向，紧密联系实践的传媒市场定量研究得到关注，全球化背景下媒体霸权研究引人注目，媒介批评进入“预热”阶段。这说明，以往长期存在的新闻理论滞后于新闻实践的现象正在改变。四是呈现出海纳百川的开放性。中国当代新闻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从纵向来说，它继承了以往新闻理论中的精华，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新闻理论，党的三代领导人的新闻思想(这是中国当代新闻理论中的核心内容)，中国历史上的新闻理论中至今依然有价值的部分。从横向来说，中国当代新闻理论广泛借鉴世界范围内新闻理论研究的许多优秀的理论成果和先进的研究方法，从中汲取营养；不仅如此，还放开眼光，从传播学、舆论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诸多相关学科中广为吸收学理的养料，借此拓宽研究视野，提高本领域的研究水准。五是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频度加快，由于新闻实践的不断出新，因此，中国当代新闻理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前提下(党的三代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观中，注入了许多新鲜的时代内容)，适应时展需要，直面新矛盾，研究新问题，体现出与时俱进的品格。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新闻实践面前更具有说服力和指导性。这就再次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存在决定意识。作为观念形态的新闻理论，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它必须与经济、社会以及新闻实践的发展同步前进。这是整个理论当然也包括新闻理论衍变、发展的一条客观规律。

中国当代新闻理论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其现实基础包括如下内容：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党的三代领导人的新闻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新闻思想，对于中国当代新闻理论来说，既是带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其学理内容的重要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是其新闻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新闻、新闻工作进行过一系列准确而深刻的论述，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新闻思想。他们从唯物史观出发对新闻的本质进行了深入考察，阐明了自由出版物和现实世界的反映与被反映关系，揭示了新闻活动的某些重要规律；他们科学地阐明了舆论的力量，并进行了发挥新闻舆论力量的成功探索，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他们关于党报性质的论述，也依然适用于中国今天的党报、电台和电视台。他们还为分析各种复杂社会关系中的报刊现象提供了许多范例。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同时又将它继续往前推进。他在《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提出了党性原则这一重要命题，并对此进行了系统论述，党性原则后来成为我国新闻事业历来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他对于新闻真实性的鞭辟入里的精到见解，既有理论的深度，又极具可操作性；他要求报刊广泛而经常地向全国介绍范例和典型，注意发挥“卓越的范例”和“榜样的力量”的引导作用——这一切，对于今天的新闻事业和新闻实践仍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也许可以这样说，中国当代新闻理论的许多基本观点，就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新闻思想；也有些观点，是由此派生出来的。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本身是处于发展之中的。马克思、恩格斯自身的思想也有一个深化、发展的过程。列宁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某些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例如他所提出的出版物的党性原则毫无疑问就是一种创造，而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也顺应时代要求，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新闻思想。他所提出的报纸是一种“重要的工作方式”的命题，“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和“要政治家办报”的著名主张，关于在新闻宣传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的思想以及对“实事求是”所作的经典解释，关于党报风格的重要论述，关于大力倡导新闻宣传的优良文风、反对党八股的精辟见解，都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宝库。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刘少奇，同样为丰富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宝库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新闻工作有着精深的思考。他提出了“桥梁”说，要求新闻传媒成为联系群众的桥梁；他提出了“竞争”说，主张在党所领导的新闻传媒之间展开平等的竞争；他提出了“客观”说，要求新闻报道做到“客观”、“真实”、“公正”、“全面”；他还提出了“代言人”说，要求记者甘当人民的代言人。

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邓小平从大局着眼，从阐明四项基本原则、安定团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错误思想倾向等等重大问题入手，对包括新闻工作在内的整个思想战线高瞻远瞩地提出要求，为新闻工作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为新华社《经济参考报》所作的“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的题词，以战略家的眼光，对处于信息时代的新闻传媒提出了新的要求，因而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总书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这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喉舌”论加以发展，提出：“我们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一论述同时强调了新闻传媒两个方面的喉舌(党和政府的喉舌，人民的喉舌)作用。二是提出了“舆论引导”这一极为重要的命题，并围绕这一命题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三是对新闻队伍建设、人才培养提出了科学的构想和严格的要求。

此外，、陈云、、陆定一、胡乔木、李瑞环等领导人，也就新闻和新闻工作提出过很有价值的见解，都为新闻思想宝库提供过十分珍贵的财富。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基本精神是我们须臾不可偏离的准则；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也在不断地增添着新鲜的内容。这些，都是中国当代新闻理论坚实的学理基础

二、中国新闻理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精华

中国新闻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有许多精华，有许多历久而不失其价值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成果。在中国近现代新闻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两条线索。

循着第一条线索，我们看到，洪仁玕、王韬、梁启超、徐宝璜等人关于新闻的见解是颇为引人注目的。1859年，洪仁玕的《资政新篇》问世。他在该书的“新闻篇”中提出，报纸的功能主要是：政治传播功能(“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舆论监督功能(“民心公议”、“”以泄奸谋”)，信息传递功能(报道“各省物价低昂，事势常变”，“商农览之得以通有无”)，人伦教化功能(“上览之得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识变通”，“昭法律、别善恶、励廉耻、表忠孝”)。王韬的《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中提出，新报之益有三；一曰知地方机宜也，二曰知讼狱之曲直也，三曰辅教化之不及也，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激进的报纸的功能。康有为新闻思想的创新之处：一是关于政党报刊的论述，二是关于新闻控制的论述。梁启超提出的本报(《时报》)论说“以公为主”、“以要为主”、“以周为主”、“以适为主”，本报纪事“以博为主”、“以速为主”、“以确为主”、“以直为主”、“以正为主”的观点，触及了新闻活动的某些内在规律，可说是别有意味。与梁氏同时代的还有谭嗣同和严复。前者的“报纸，即民史也”的见解，揭示了新闻与历史之间的内在联系；“盖方今急务在兴民权，欲兴民权在开民智”的主张，赋予新闻传媒以“开民智”的神圣使命，无疑透出一种灼见。严复《国闻报缘起》中的“一曰通上下之情，二曰通中外之故”，在界定报纸功能时表现出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堪称至理名言。孙中山新闻思想中最有自己特色的部分是他的“舆论归一”的主张，这一主张是他的政治理想的体现。章太炎认为，新闻作品须以事实为本，新闻评论要有独立见解，如此方足以匡国政而为史官取材。在他看来，“以事实为本”，是新闻发挥“匡国政”功能的前提条件。这一概括表现出深邃的历史眼光。徐宝璜的《新闻学》，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对于新闻学之重要问题，则皆有系统之说明，而讨论新闻报纸之性质与其职能，及新闻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有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在对西方新闻理论有所借鉴的基础上，更多地体现出创新的精神和理论研究的系统性。

以上所列对中国近现代新闻理论建设作出过贡献的人士，呈现出诸多共同特点。首先，他们的新闻学理研究(包括出于政治的需要对新闻所作的论述)或者新闻实务操作，大抵都受到过西方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影响；其次，他们结合自己的实践，进行学理思考，在新闻理论的某些方面进行了颇有真知灼见的论述；最后，他们的一部分见解，在今天我们从事当代新闻理论研究的过程中仍然有着不可低估的借鉴意义。

中国近现代新闻理论研究中的另一条线索所涉及的人物，既有邵飘萍、邹韬奋、范长江这样的著名新闻学者或记者，又有、瞿秋白、、刘少奇等革命家。他们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思想的影响，因而在论及新闻问题的时候，体现出很强的洞穿力。邵飘萍著有《实际应用新闻学》。他认为，新闻学是一门“处世穷理之学，不独新闻记者所应具，即多数国民最好亦能使之相当了解”。认为，“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现在的新闻纸，就是将来的历史，历史不应是专给一姓一家作起居注，或专访一方面的事情，应当是注重社会上多方面的记载，新闻纸更应当如此。”从这一段论述可以看出，实际上就是要求传媒扩大报道面，而不是只把眼睛盯着少数几个人。1931年10月23日，瞿秋白领导的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在上海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研究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学术团体。成立大会宣言指出：“新闻之发生，是依据于社会生活的需要；社会生活的整体，是基于被压迫的广大的万万千千的社会群众。所以我们除了致力新闻学之科学的技术的研究外，我们更将以全力致力于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新闻学之理论的阐扬。”这一宣言公开亮出了以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新闻学理论”的旗号。邹韬奋在筹办《生活日报》时提出了一系列设想：(1)广博的言论；(2)统一性；(3)广泛性；(4)研究化；(5)文字大众化。与邹韬奋同时代的范长江在新闻价值问题上有独特的看法：“第一条，新闻必须是事实”；“第二条，新闻必须是新的事物”；“第三条，新闻的代表性”；“第四条，有利于人民”。将是否“有利于人民”作为衡量新闻事实新闻价值的重要标准，这是一种颇有创见的思考。、刘少奇、陆定一不仅是新闻理论家更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新闻理论观点已成为中国新闻学的重要内容。

由此可见，中国当代新闻理论的学理基础是相当厚实的。

三、中国当今生生不息、丰富多彩的新闻实践

新闻实践有力地支撑着新闻理论研究。这是因为，新闻实践是新闻理论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对新闻实践有着指导价值的新闻理论，源于丰富的新闻实践，是对新闻实践的正确概括和科学总结。离开了新闻实践，就不可能有任何科学的新闻理论。

中国当代新闻实践的内容非常丰富，归结起来主要是如下几个方面：

(一)新闻业务的实践

一般认为，新闻业务主要包括采访、写作、编辑、制播等等。新闻业务的各个环节，都具有相应的规律，在从事业务工作的时候，必须遵循这些规律。新闻理论固然并不涉及新闻业务的操作层面，但新闻理论却必须对新闻业务的新探索作出理性思考和概括。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广大受众对新闻传媒和新闻事业的要求有了明显提高，而受众的这种要求往往又难以得到完全满足。这样一种矛盾迫使新闻传媒和新闻事业，除了从体制的层面进行某种改革以外，在新闻业务的改革方面明显地加大了力度。正因为如此，新闻工作者在业务方面进行新探索的频度大大加快。

在新闻采访方面，体验式采访在一些场合常常被采用。采访者除了进行一般意义上的新闻采访以外，还以特定的角色身份出现，注重于捕捉被采访者特定的心理体验。在这样一番采访的基础上形成的新闻作品，并不完全恪守客观报道的原则，而注重于突出采访中的心理体验。在中国大陆，为了获取社会特定群体的真实的生存状态。记者隐瞒自己的身份打入此类群体，进行卧底采访，这已经不是绝无仅有的事情了。这些，都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述。

在新闻写作方面，文体的概念常常被突破。报纸新闻在传统的消息、通讯、新闻评论3种文体之外，又涌现出了一些新的难以命名的文体。1997年7月间，《新华日报》推出了一组7篇系列报道，总题为：“苏锡常：关于结构调整的对话”。这组报道的每一个单篇，都由“调查实例”、“记者观察”、“领导观点”、“学者点评”4个部件构成。每篇文章已经没有任何起承转合的文字，而只是4个部件的这样那样的组合。这一组报道，既不像消息，也不像通讯，当然也不属于新闻评论，可谓“四不像”。只要我们稍稍留意一下，就不难从报纸媒介上发现这一类“非驴非马”的新的新闻文体。

考察原有的新闻文体，我们也会有新的发现：由于新闻工作者存在着突破固有文体、进行文体创新的意图，并在这一方面作出了切实的努力，因此对某种新闻文体进行细分，难度已明显加大。

(二)新闻传媒经营的实践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新闻传媒逐步走向市常到目前为止，国内传媒市场已经形成。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传媒的经营不断得到增强。

传媒的经营包括：

一是新闻产品和其他信息产品的市场销售。这一点报纸媒介表现得特别突出。在一定限度内扩大报纸的发行量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报纸的影响力是以一定的发行量为基础的。现在需要从理论上深入加以研究的是：报纸的发行量与影响力、与经济效益之间的最佳结合点。

二是广告的经营。对于传媒来说，广告和新闻是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广告经营现在已经成为传媒经营的重要内容，广告收入已经成为传媒生存和发展的最主要的经济支柱。在传媒内部，广告部门的地位有所提升，广告经营队伍有所加强，广告的研究开发逐渐得到重视。传媒研究应当将传媒的广告经营作为自己重要的研究内容。

三是其他产业的经营。其他产业的开发，有些是充分利用新闻传媒现有的设备，承揽印刷加工业务，信息处理加工业务；有些则是进行房地产开发，或者经营旅游、宾馆、餐饮等业务。总之，新闻传媒除经营传媒产品以外，经营其他产业，目的是为了增强传媒的经济实力，获得传媒发展所必需的巨额资金。

四是资本的运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缺乏资本的媒体难以为继。吸纳资本，事关媒体生存和发展的大计。曾经有人将传媒的融资方式形象地概括为如下两种：一是“传媒办公司”，再将公司所获得的资本反哺传媒；二是“公司办传媒”，公司出资进入传媒资本运作的层面。通过上述两种渠道，传媒都可以获得资本，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相同的；然而，传媒的自情况却不大一样。通过第一种方法，传媒获得了资本也保留了自；而通过第二种方法，传媒获得了资本却失去了自。1999年初，四川电器公司以93%的股份收购了《成都商报》的发行投递公司，与《成都商报》共同经营该公司。四川电器公司取得了《成都商报》10年的独家发行权，而《成都商报》则凭借该公司的经济实力“借壳上市”，从而获得了更多的资金。这类尝试，既为传媒的发展赢得了丰厚的资本，同时又将对于资本的回报严格地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应当说是可取的。

在传媒融资的问题上，在当前情况下，主管部门作出了相应的新规定。据新华社2002年1月15日报道，、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对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作了进一步部署。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大家关心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融资政策作了介绍。我国的新闻媒体由国家经营，不吸收外资和私人资本。根据事业发展的需要，报业集团、出版集团、广电集团的新闻宣传部门经批准可在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部门融资，其经营部门经批准可以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由集团控股，吸收国有大型企事业单位的资金，投资方不参与宣传业务和经营管理。发行集团经批准可吸收国有资本，非国有资本和境外资本，由本集团控股。由此看来，我国新闻媒体由国家经营，不吸收外资和私人资本，在这一点上是毫不动摇的。新的变动：一是报业集团、出版集团、广电集团的新闻宣传部门可在规定的部门融资，这些有关部门的资金能量将得以释放；二是明确规定报业集团、出版集团、广电集团的经营部门可以吸收业外资本，但仅限于国有大型企事业单位的资金；三是对发行集团在融资政策上更是有所放宽，准予吸收境内国有资本、非国有资本和境外资本。

过去的新闻理论研究，在新闻传媒的经营问题上投入的力量明显不足。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三)新闻管理工作的实践

有管理者就有被管理者。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是一对矛盾。新闻事业由于事关舆论导向，事关社会稳定大局，因此总是理所当然地受到党和政府以及有关管理部门的严格管理。这样一种情况，即使是未来也不会有很大的改变。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包括经济体制的变化，政治民主化的推进，各方面改革的深化，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高科技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广泛运用，等等)，新闻管理理念和新闻管理方式必然有所调整。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一套管理方法来管理今天的新闻工作，是不可能收到好的效果的。新闻主管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已经积累了对走向市场以后的新闻传媒进行有效管理的某些经验。正在探索加入WTO以后对新闻传媒进行管理的应对策略，对网络时代新闻事业的管理工作的探索也已经全面展开。新闻管理工作者所进行的管理实践和理性思考，虽然不一定成熟，但无疑应当进入新闻理论研究的视野。对于新闻主管部门来说，如何遵循意识形态规律、新闻内在规律和传媒市场规律对新闻事业进行管理，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这是今后很长时间内要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新闻事业管理，也还存在于新闻传媒的内部。通过对内部各个层次和各个部门的管理，将人力、资金、信息等各种资源进行合理整合，调整到最佳状态，传媒方能增强自身的竞争实力，提高受众的满意度，扩大市场占有的份额。湖南广电对频道和栏目资源配置、节目和影视剧生产销售、财务预决算、产业经营开发等进行统一管理；同时，实现“频道竞争，精品上星，末位淘汰，整体提升”，把7个频道的精品节目捆绑上星，创造湖南广播电视大品牌。这可说是新闻事业内部管理的有益尝试。

中国当今新闻实践是如此丰富，令人目不暇接。新闻实践总是向新闻理论研究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也总是能够引发新闻理论工作者的深入的理性思考。也许可以说，这是当代新闻理论能够在较高的层面上不断发展的肥沃土壤，它有着直接现实性的品格。但是，新闻实践总是相对芜杂的，在对它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需要做加工整理、去粗取精的工作，以从中揭示其固有的客观规律。这正是新闻理论研究工作价值之所在。

注释：

①刘鹏：《在实践发展中寻求理论创新——2001年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热点综述》，《新闻记者》2002年第1期。

②请参见丁柏铨：《论传媒市撤，《新闻记者》2002年第4期。

③1989年11月2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举办的新闻工作研讨班上的讲话》，见《求是》1990年第3期。

④徐培廷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322页，重庆出版社1994年出版。

⑤同上书，第1034页。

新闻理论论文篇6

关键词新闻媒介挑战对策

1加入WTO后，我国新闻媒介面临的挑战

加入WTO使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单元，预示着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将会发生深刻而全面的变革。作为开放的市场的一部分，我国的新闻媒介也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入世对我国新闻媒介的挑战和对我国新闻媒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1.1外国新闻媒介产品将会长驱直入

建国以后,我国一直维持一个封闭的媒介环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传播学信息概念的引入，在强化新闻媒介的政治功能的同时，国家又明确其产业属性,媒介开始走向市场，但是原有的传播环境并未打破，我国在国内媒介市场上仍然居于绝对垄断地位，媒介市场成为最后一块没有被分割的蛋糕。入世以后,国家虽然会采取种种保护措施，但媒介市场会逐渐向国外开放将是不争的事实。依据世贸组织的贸易自由化原则、国民待遇原则、无歧视贸易原则，外国媒介将会逐步谋求享受与国内媒体相同的待遇。国外传媒将会通过参股、控股等方式,对我国的杂志、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进行资本渗透,继而在中国设立独立的新闻机构,向中国出售其媒介产品的原版和中文版,一些跨国商业电台、电视台的节目有可能在中国落地。实际上,有些国外媒体早已有所动作。《中国计算机报》由于外资的介入成为第一个被捅开的豁口,向人们展示了国外媒体经营的全新观念和强大的竞争力;美国《财富》杂志也通过在上海举办“财富论坛”为条件，取得了在国内创办《财富》中文版的许可；已经通过MTV成功打入中国的维亚康姆公司及影响广泛的《读者文摘》也在叩击中国市场大门。另外，中美达成的协议包括：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当日起,允许外国电信供应商占有电信服务公司49%的股权，两年后这一比例可增至50%；美国可以在中国投资互联网公司，包括目前禁止的内容供应业务,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者在中国互联网领域将会获得合法的地位。

1.2我国媒介环境将不可避免外国新闻媒介的意识形态的渗透

“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里,跨国通信一直在不断地影响着并加快着政治与社会的变化”。集团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出现重大挫折后,西方的政客以及新闻媒体曾经沾沾自喜地认为正是国际传播在这场事变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新闻正越来越成为一种有力的政治与外交武器”。入世以后,美国之音、BBC、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必将打着各种旗号,加紧对我国进行政治渗透。随着外国新闻产品的不断涌入,国际信息交流的规模不断扩大,人们的信息源也将大大增加,这将给“把关人”的信息过滤带来困难。国外商业文化也会加紧渗透中国市场。目前,美国的大众文化出口已经排在航空技术之后，成为其第二大最具赢利性的出口，美国的电影、电视及流行音乐席卷全球，对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造成了颠覆性的影响。可以认为，世界已经开始享有一种共同的大众文化，而这种文化正是建立在西方大众文化的基础之上。西方大众文化的实质就是宣传西方日益膨胀的消费主义、鼓吹绝对的个性自由、凸现非理性的和价值相对主义的后现代文化，它在无意识中就消解了其他国家的民族认同，对此我们要保持警惕。

1.3中国将被纳入到全球新闻体系当中

随着信息技术的跃进式发展,人造通讯卫星、互联网及短波通讯将世界组成一个细密的覆盖全球的通信网络,任何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不能成为独立其外的孤岛。目前的国际新闻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西方新闻媒体，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媒体,以及少部分来自法国和德国的媒体的一种衍生产品”，“新闻流动仅仅是一种从北方国家到南方国家，或者说从富国到穷国的单向流动”，因此，在这样一种生态系统中，中国媒介所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根据美联社统计的数字,全球每天有15亿人会接触到美联社的新闻,它在全球的用户有15000家,每天为全球6000家电台和电视台提供声像材料。路透社则向131个国家的29310家客户提供服务。反观同属国际上8个A级通讯社之一的新华社，用户只有4000多家,其中国外用户仅有100多家。再如,在1999年世界电视100强当中,美国占据了31个位置（前5名为其囊括），占世界电视产业的半壁江山（52%强），仅排在第一的时代华纳公司的电视收入就达184.62亿美元,而同时入选的中国中央电视台,产值只有6亿美元,位列第51位。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虽然入世给中国传媒带来了种种困难和压力,但也带来了发展机遇,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只要我们正视困难，沉着应对，加快发展，我们完全有可能迎头赶上，成为“国际信息新秩序”中的重要一员。[page_break]

2国内新闻媒介的对策措施

2.1更新和转变新闻观念

我们应该用全新的新闻传播观念来指导现实操作，这是当务之急。近几年，我国媒介的市场意识虽然得到提高，媒介竞争也空前激烈，但是宣传方式还不灵活,有效传播观念还比较薄弱，今后，应在强调坚持正确舆论方向的前提下，树立受众本位思想,改进新闻宣传的方法，提高宣传的艺术，增强新闻宣传的贴近性和服务性。同时,要借鉴跨国传媒集团在管理机制、经营方略等方面的先进经验,促进媒介管理的法制化和公开化。

2.2加快集团化发展的步伐

当前世界媒体掀起了一股兼并浪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的合并。合并后的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年营业额将达到300亿美元,成为集因特网服务、出版、新闻和娱乐于一体的超级媒体王国。美国在线的老板史蒂文·凯斯甚至雄心勃勃地说:“我们将最终改变人们获取信息、与他人交流、购物以及娱乐的方式。”另外，《纽约时报》与美国广播公司（ABC）、《华盛顿邮报》与国家广播公司（N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C）和维亚康姆公司也先后宣布合作,这些媒介寡头纷纷互抛绣球,强强联合,正说明全球媒体竞争已经进入短兵相接、惨烈厮杀的阶段,而实力正是决定胜败的关键。顺应这一潮流，我国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报业集团试点，经过几年的发展，集团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目前我国已经成立起15家报业集团，初步建立起我国报业发展的新框架。广播电视也正在积极推行集团化模式,部分地区如湖南、四川已有媒体成功上市,进军资本市场，这些举措都标志着我国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已开始从个体化发展转向整体战略性产业结构调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传媒市场已经不再是附属于行政区划的各自独立、互不交叉的市场，因此媒体下一步应该树立国内统一大市场观念,在相应的政策指导下,大力发展跨地区经营,通过联合、重组、兼并等方式，优化配置媒介资源要素，尽快打造我国传媒业的“航母”。

2.3高度重视互联网建设

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说过：“谁拥有网络,谁就拥有未来，谁就拥有世界。”互联网作为信息社会的一个标志，它的飞速发展给人类传播活动带来了一场革命。与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具有即时性、交互性、容量大、跨国界、超文本等特点，它综合了广播、电视、报纸三大媒体的优点，又有三大媒体所不具的优势，因此受到世界各国媒体的重视，成为新的信息传播的制高点，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报刊和通讯社纷纷在互联网上安营扎寨。互联网在我国的发展也可谓惊人,1996年以来，国内互联网用户每年都以超过200%的速度剧增,现在已逾6000万,到2015年我国互联网用户将会跃居世界首位。截至2004年6月,我国内地全国报刊总数2053种的80%上网。2000年3月,包括《北京晚报》在内的北京9家新闻单位共同加盟“千龙网”,实行资源共享。5月28日,上海各大传统媒体又联手推出“东方网”,这两件事是媒体创新的一个重要信号，它意味着传统媒体正以战略联盟的形式，全面介入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但是,我们在互联网上仍然与西方强势媒体有着不小的差距。这首先是因为互联网上通行的语言是英语,全球电脑储存的信息中,80%以上是用英语记录的,汉语作为一种信息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还存在很大的障碍。据《计算机世界》刊载的统计数字,在互联网上的输入、输出信息流量当中,中国仅占0.1%和0.05%,而美国的两项指标均达到85%以上。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存在对等、平衡的传播。因此,中国应该加大用英语的信息量,向外界更多地传达中国的声音,帮助国外受众更好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网络交流的价值。另外,据资料显示,我国信息产业的投入大约在1万亿元左右,约为美国的12.5%,我国信息资源利用与开发的比重仅占总投入的0.2%,而美国信息利用与开发的比重却占到总投入的60%。所以有人戏称,中国花大钱建造了高速公路,但跑的都是外国人的“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浪费。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开发中文信息资源,通过降低价格、加强培训等措施,扩大用户范围，让尽可能多的人上网。只有这样，我们的基础设施才能更好地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服务。

2.4培养一支高素质的新闻队伍

一切战略的落脚点都是人才,在“入世”的挑战中,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就是人才。相对于外国同行,我国新闻从业人员的竞争意识普遍不强,尤其是在新闻观念、新闻的敏感性、敬业精神、知识储备等方面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因此应把提高新闻工作者素质作为一个应对挑战的关键问题来加以解决。新闻工作者应该在深入研究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学习地缘政治学、多边贸易规则、知识产权等多方面的知识,应该能对错综复杂的新闻事实进行深刻的分析,按照新闻规律来合理运用新闻资源,通过最新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手段,使用现代新闻语言来向受众传输信息。从这一点上来说,新闻从业人员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111)

新闻理论论文篇7

梁启超与李普曼是中美新闻传播领域各具代表性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在新闻与政治的关联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梁启超以报刊服务于“新民”、救国的政治目标，是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李普曼致力于以新闻为公众预卜吉凶，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他们都聚焦舆论，对言论、出版自由的崇尚是梁启超舆论观的基础和重心，而李普曼则对报刊的客观公正、公众舆论是否纯洁、可靠表示忧虑和怀疑。他们以不同的视角对舆论公众作出不同意义的理解。梁启超李普曼的新闻传播观的差异性源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前者体现了一种实用理性精神，后者则渗透着实用主义的科学精神。

【关键词】

殉道者；观察者；颠覆；调控；实用理性；实用主义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政论家和报人。沃尔特·李普曼(1880—1974)则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政治专栏作家和新闻记者。他们都是多产作者，一生各发表政论、专栏文章一千多万字，出版著作多部，在各自的国家有广泛的影响。

梁启超从1895年创办《中外纪闻》开始其报刊生涯，比李普曼1910年到《波士顿平民》周刊当见习记者早15年。而李普曼1967年宣告退休，比梁启超1922年(《改造》停刊)告别报刊事业迟45年。但是，他们的报刊生涯有十多年的重叠期，而且新闻传播思想的确立也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时期内。其新闻传播思想各有典型的代表性。19、20世纪之交正是梁启超作为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同时也是他的新闻传播观念得以系统阐发的时期，“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曹聚仁语)。而李普曼作为政治专栏作家的辉煌时期虽然是在梁启超逝世之后的年代，但他在梁启超主编的《改造》停刊的那一年(1922)出版了《舆论学》，这本书既是他新闻传播思想成熟的标志，同时又被奉为美国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之作，其影响至今不衰。

梁启超被中国人誉为“舆论界之骄子”，李普曼被美国人称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新闻记者”。梁启超和李普曼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各具备不同的新闻传播理念。将这两个典型人物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加深我们对于中西新闻传播思想特性的理解。

在新闻与政治关联中的角色定位：预卜凶吉的“神人”与热情执着的“殉道者”

《李普曼传》的作者称李普曼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他满足于当一个预卜吉凶的神人，而不想当一个殉道者”。①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新闻记者的李普曼，一生为世人预卜吉凶确乎达到了人尽推崇的“神人”的程度。而梁启超曾誓言，宁可破家杀身，终生“目的为救国为第一义”②，他可以说是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

梁启超和李普曼在其新闻生涯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两者都是以政论家的身份和特点出现的报人、记者。在他们的新闻传播实践和新闻传播思想中，对于政治问题都倾注了相当的心力。对新闻与政治关系的看法和处置也就成了两人新闻传播观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

李普曼可以说是兼职的政治家，新闻是他的主业。他直接从事政治活动的经验只在一战期间有过两次，此后虽然他没有直接从政，但是，终其一生，李普曼又十分关注政治问题。还在哈佛大学毕业之时他就参与调查政治问题的黑暗揭发运动，写了很多揭露文章。他出版的第一本书《政治序论》就是关于政治的。而他的有关新闻传播的理论著作《舆论学》也是从民主政治如何施行的角度对舆论问题进行探讨。

李普曼最终选择了新闻业，而关注政治又使他成为一个政治时评家。他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美国吹响了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号角的风云人物中的一员。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他的专栏文章通过报业辛迪加的转发，刊登在美国和世界各主要报纸上，拥有读者近5000万人，“整整三代人都靠沃尔特·李普曼指点政治事务的迷津”。“他并不指挥千军万马，然而他确实具有左右舆论的巨大力量”③。早年他为纽约《世界报》写的社论使美国对墨西哥的入侵免于发生。晚年他激情澎湃地过问越南战争，为越南战争带来的破坏和梦魇而义愤填膺。他追求的生涯迫使他处于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不容许他退出战斗。范·威科·布鲁克斯说李普曼的生涯是“美国献身于政治写作的人当中最最光彩夺目的”④。但同样的李普曼“更愿意对权力进行分析，而不是身体力行。所以他选择的生涯是参与其事与超然物外两者的结合，形成独具一格的统一”⑤。纵观李普曼的新闻生涯，既有与美国政府、总统的亲密合作，又有与其冲突、对抗的时候。一方面他注重和各种政治势力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因为他认识到“权势人物是消息的主要来源”。同时他又强调新闻之于政治的独立性。在1964年的一次电视讲话中，他提到：“对记者来说，能够确知事态的发展以免自己愚弄自己，这当然是有好处的。但是，在高级官员和报人之间必须要有一定的距离。我倒不是说要有一道墙壁或者一道藩篱，但是要有一个空间上的距离，这是很有必要的。”⑥他认为，在一个新闻记者和高层官员亦即权威人士的关系中，有着某种特定的防范规则，这种规则十分重要，每人都必须遵守。报人不能成为大人物的密友。之所以这种防范是必须的，是因为虽然权势人物是消息的主要来源，然而又是“各种偏爱、特权、荣誉和自重的施舍者。现代新闻天地中各种腐败现象的最主要形式，就是在形形的幌子和伪装下，在社会上向权力的顶峰钻营攀升。”面对各种权力或别的诱惑，新闻记者“只有始终不懈地对此保持清醒认识，才能得免于此。”⑦在他的心目中，新闻既可配合政治又并不直接隶属于政治。新闻与政治离合有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李普曼欲保持新闻记者独立的地位、清醒的头脑，以便成功地扮演指点迷津、预卜吉凶的社会角色。

与李普曼相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梁启超首先是一位政治家，然后才是一个报人。可以说他是兼职的记者，他的主业是政治。梁启超所处的中国，列强环伺，民生凋敝，昔日堂堂大帝国处于“日益岌岌”的地位。在这种严峻的现实中，他终生致力于启蒙、新民、救国，常遭挫败，三次想脱离政治而又不能自己，感到那是失职。他从事报刊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奋笔疾书政论，实是为了“以言救国”、“以言论易天下”⑧，为了要建立并发展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度。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起始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仕子们公车上书失败，遂发起成立强学会，决定先办报纸、再和大群，就这样，梁启超成了《中外纪闻》的主编。之后，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他又办了《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所有这些报刊，就今天的眼光看来，新闻含量并不高，内容一般都是以抨击政治顽固势力的政论和启发国民觉悟的思想教育为主体。而这两者都与其开民智，兴民权，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目标直接相关。

当1914年李普曼意识到自己“我知道我不是宣传鼓动家”时，在此前后的梁启超却以10倍的热情致力于政治宣传活动。不论是改良或改革，其新闻实践都与政治紧密相连。如果说李普曼对待政治是“参与其事与超然物外两者的结合”，使新闻与政治离合有致，那么，梁启超始终将新闻与政治紧紧捆绑在一起，将新闻置于政治的麾下。他强调“报馆有益于国事”，认定报纸乃政治、教育之本：“报馆者政本之本，而教师之师也。”他强调报人与政治家、新闻与政治的通约性、交互性：“故往往有今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而明日为主笔者；亦往往有今日为主笔，而明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者。美国禁黑奴之盛业何自成乎?林肯主笔之报馆为之也。英国爱尔兰自治案何以通过乎?格兰斯顿主笔之报馆为之也。”⑨可以说，梁启超开了中国政治家办报之先例，同时也开创了政治新闻学的先河。

因为赋予传播活动的目的不同，梁启超和李普曼对新闻传播内容的理解各有不同的偏重。李普曼认为，普通公民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多是间接的。对大部分人来说，世界实际上是“不可触、不可见、不可思议的。”对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来说，外部世界已经过于辽阔而无法把握了。而报界应当引起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像一束探照灯的光柱不停地移动，从黑暗中把事件逐个暴露出来”，为人们作出判断提供可靠的材料⑩。

在梁启超看来，报刊应该主要传播各种思想和政治主张而不是事实。在《新民丛报》的章程中，他对办报的内容进行了具体的说明，“本报(《新民丛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源”B11。

梁启超与其说是一个报人，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鼓动家、宣传家。他宣传他的党，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为此，他没有李普曼式的超然与冷静，只有作为鼓动家、宣传家的“好攘臂扼腕以谭政治”B12。他的政论，既在于以理服人，而由于“笔锋常带感情”，更长于以情动人。相对而言，李普曼虽为政论家，却是一个较为纯粹的报人。他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但又以钢铁般的意志“把这种感情加以控制”。“在思想上，李普曼已经投身战斗，但是在感情上，他却置身事外”B13。还在他从业于新闻之初，就欣赏“谨慎求实”，认为做宣传工作“必须风雅得体”，反感于“用过激的言语以及典型煽动家讲话的痼癖和习惯”B14。他依照自己的见解给出对于国际问题的意见，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对各种政治现象和政治实践进行分析，这往往是“不动感情的冷静分析”，不受某种政治主张的制约。他既为政治而写作，同时他又是一个在“沉默的深渊”中“冥思苦想”的“道德论者和一个公共哲学家”B15。

对于新闻和政治的离合有致或融合为一，正是李普曼与梁启超新闻传播观的基本不同点，同时也是中西新闻传播理念本质差异性的体现。

聚焦于舆论：不同的视觉和侧重点

基于对新闻和政治关系的思考，梁启超和李普曼在对于新闻传播理论的探究中，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舆论。然而他们对舆论的研究又各具备不同的视觉和重点，从而构成了各不相同的舆论观。

20世纪初，随着资本的迅猛扩张以及工业技术革命的兴起，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由于人口的城市密集化和流动化，导致了不同、不同种族、不同职业和阶层的群体利益激烈冲突和意见相左。此时，中产阶级迫切需要的是对现实的经验的说明、对矛盾冲突的各利益群体的调和、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的审慎，他们需要找到施展权能的理论根据。在这种心态之下，李普曼所倡导的相对保守的经验权能主义舆论观应运而生B16。但是，梁启超所处的近代中国的情形却全然不同：内忧外患、亡国灭种的危机迫在眉睫，而国内知识分子仍沉醉于八股取士，平民百姓则多浑然麻木。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梁氏要救亡图存，报效祖国，而苦于“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唯恃此三寸之舌，六寸之管。”于是他全力以赴去做思想启蒙和舆论发动的工作。想通过制造舆论，使民众能“广其见识，破除愚昧”，从此奋发图强。

因为这种历史背景上的区别，李普曼注重研究舆论的社会调控功能，而梁启超则将主要精力用于发掘舆论的颠覆功能，试图借助舆论宣传冲破封建藩篱。

西方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约翰·密尔顿、让·雅克·卢梭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崇尚理性自由和“天赋人权”，认为人们可以自由而尽兴地表达意见，形成公意，发现并发展真理。李普曼对于舆论的关注已不是启蒙主义这种信仰自由和发表意见自由的问题，而是关心公众舆论本身是否纯洁、可靠的问题。他在《自由与新闻》一书中指出，在现代国家中，决定一般都由舆论和行政官的互动而作出，权力已从立法机构转移至舆论，于是保护舆论的消息来源便成了“民主的基本问题”。报刊作为“民主的圣经”，本应成为公众准确和无偏见的主要消息来源，但李普曼发现报刊歪曲事实、左右舆论是家常便饭的事。他们调查了以精确报道著称的《纽约时报》1917—1920这3年时间对俄国革命的报道，发现该报的消息往往为新闻机构的愿望所主宰，既有偏见又不准确B17。李普曼在《舆论学》中进一步指出，外部世界太大、太复杂、变化太快，人们无法认清，报刊乃是人们接触超越视野以外环境的主要工具。但报刊的种种信息给公众汇聚了一种“伪环境”，这种“伪环境”使舆论成为有许多非理性因素的可操作的言论形态。李普曼对理性、对报刊的客观公正表示忧虑和怀疑。

而梁启超作为一个启蒙宣传家，其思想更接近密尔顿和卢梭等人。言论、出版自由是他舆论观的基础和重心。他认为西方文明日进月迈，乃源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唯一切文明之母”，中国就因为没有这种自由而落后。当李普曼忧虑和怀疑报刊的偏见和不准确报道影响舆论的健全时，梁启超却对报刊寄予愿望，他相信“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代之粮也”B18，是实现“三大自由”的关键。“报馆则其造之(指舆论)之机关之最有力者”B19。李普曼关注报刊事实源对公众舆论的不良影响，梁启超则关注报刊如何从思想上对公众实施灌输，也因此将“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看成是报章应具备的首要条件，至于报事之客观、确切则在其次。“某以为业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议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脖B20。而这一点刚好是李普曼最为之忧虑的。

梁启超和李普曼在聚焦于公众舆论的时候，对公众有着不同意义的理解。梁启超注意的是公众的素质、品格，在《论中国国民的品格》一文中，他认为中国国民缺点很多，归起来有四点：一是爱国心之薄弱，二是独立性之柔弱，三是公共心之缺乏，四是自治力之欠阙。爱国心缺乏，人人“皇然于一家一身计”，不关心时政，必然舆论不兴；国民智慧未开也就缺乏“常识”，缺乏独立性和自治力，必然不能“直道”。无公共心就没了“真诚”和“公心”，健全之舆论也就无由生起。所以，中国长期处于舆论不兴的不良状态。

梁启超一生“流质易变”，很多观点和理论在顺时而变。但是，“新民”却是他始终如一的追求。他认为改变中国现状的根本方法在于育人，他办学会是为了新民，从事报业同样也为了新民。他追求的是一种“日日读吾所出题材怪特之报章，精神几与之俱化”B21的效果。也就是说，梁启超对于公众的素质、品格的认知，决定了他作为一个启蒙宣传家的居高临下的以传者为主体的俯视视角。他从事新闻实践的目的是为了教化民众，而并非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在梁启超的时代，读书识字仍只是少部分人的权力，身处文化传播的金字塔尖的位置，决定梁启超之于新闻传播更注重操纵舆论、强化宣传效果，而很少对受众在新闻传播中应有的地位和主动性给予足够的重视。受众在相当程度上置于一种被动的劣势地位。梁启超式的启蒙者的新闻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后来的中国新闻传播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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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舆论学》等著作中，李普曼所持的则是一种从受众出发的仰视视角，他思考的是，公众受多种因素的限制而影响正确的认知会导致民主的破坏。在他的视野中，社会公众是被动中的主体(公众在认知层面上处于被动，而公众舆论对于社会民主的影响又是积极主动的)。李普曼认为在现实生活中，舆论的形成受现实世界和个人成见的种种限制。“我们的舆论所涉及的现实环境是在许多方面受到阻挠的，例如一方面在来源上受到检查和保密的阻挠，另一方面又受到自然界和社会的障碍……这些都是我们接近现实环境的种种限制，加上事实本身的含糊不清和复杂性，就破坏了感觉的清晰和正确，以骗人的虚构代替真实的思想”B22，同时，每个个人又有着固定的成见。在《舆论学》中，李普曼认为舆论是人们头脑中的想象，从而肯定了有一种类似铅版浇铸的“固定的成见”(stereotape)在形成舆论的过程起着决定的作用。“先入之见形成以后，旧的形象就会淹没新的视野，并影射到记忆中重新出现的世界中去。”B23舆论只可能是一种处于“伪环境”中的舆论。在这样一个舆论的指导下，现代公民对于纷繁的世界事务是很难进行正确的考虑和作出明智的判断的。

与梁氏相反，李普曼着力研究受众在接受信息时各种复杂因素对其接受状态的影响。在关注受众对于信息的接受时，李普曼的研究不能不深入到个人心理层面。可以说李普曼对于舆论学的探究是基于对单个人在接受事实形成舆论时所受的限制性因素，他的舆论研究带有微观而深入的特点。

由于中国的新闻业相对于美国短暂得多，决定了梁启超对于舆论作一种粗放的宏观把握。梁启超认为“舆论者，寻常人所见及者也”B24。他强调了舆论的社会性和群体性，论述了舆论与言论自由、与人民群众、与英雄、与报刊等方面的关系。如果说，梁启超舆论研究停留于社会学、政治学的层面，那么，李普曼则进入到个性心理分析的层面。李普曼如此重视单个受众心理分析，西方大众传播学效果研究无例外地深受其影响。

正因为李普曼看到普通公众难以把握事实真相、作出正确判断，所以他在《舆论学》中，把普通民众看成是既不了解情况，又无理智的“局外人”，而把那些受过特殊的训练，能够通过专门的“情报机构”得到准确的情报，作出明智判断的少数人称为“局内人”。他认为只有这些少数“社会贤能”的“局内人”才可能在社会上发号施令，决定一切，并通过宣传来左右“局外人”。这些“局内人”往往与政府有关联。于是，舆论往往由政府控制。相对于政治而言，舆论是不自由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公共利益与舆论根本无法一致，并且，公共利益只能由一个特殊的阶级来管理。”对此，美国著名的哲学家约翰·杜威把《舆论学》称为“可能是目前用文字表达的对民主制度最有力的。”B25

梁启超则认为舆论具有相对于政府的自由，舆论是与公共利益一致的。他认为，舆论既可监督政府，同时在某种程度上高于政府，“其不解事也，则教导之，其有过失也，则扑责之”B26。梁启超也认为有这样一种“英雄豪杰”(即李的“局内人”)存在。比起普通民众来，豪杰们深具远见卓识。但是，梁启超所言的“豪杰”又与李普曼所说的“局内人”有着本质的区别。梁启超认为豪杰有远见，但只能利用舆论，先为“舆论之子”，直至深谙舆论之道后，才能本着公心成为“舆论之母”，从而利用舆论为公众谋福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差异来：李普曼认为舆论为政治所控制，更具现实眼光；梁启超认为舆论对于政府而言相对自由独立，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强势于政治，更带理想色彩。

不同的文化思想背景：实用主义和实用理性

新闻传播观作为一种观念存在，总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相联系。梁启超与李普曼新闻传播观的区别渊源可追溯到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传统上去。

对于中国，报纸是一种舶来品，它的历史是由外国传教士的办报活动所开启的。就梁启超个人而言，对西方文化思想和新闻基本理念的继承，使他与李普曼承续着某种共同的学术资源，但各不相同的哲学文化背景又从根本上决定着他们新闻传播观的差异性。

李普曼的新闻传播观渗透着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实用主义体现了“美国精神”，被称之为美国的国家哲学。早在1898年，美国学者詹姆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发表了题为《哲学概念和实际的结果》的讲演。这篇讲演阐释和弘扬了美国实用主义的开山者皮尔士的哲学，而且开创了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运动；他的哲学又被其后的杜威所修正并得到广泛的应用。

作为实用主义理论承前启后的詹姆斯，被誉为“合众国所产生的一位最重要的学术人物。”而正是在1908年，这位实用主义的大师成了尚在哈佛求学的李普曼的良师益友。受其影响，李普曼早期的著作特别是《舆论学》，彻底贯彻了实用主义的观点。

实用主义者认为，真正的哲学是以人为中心的哲学。虽然哲学研究的中心是人，但又不能像传统哲学那样，只从理性视角去考察人。人是具有各种欲望、需要和利益的行动的主体。哲学应当从人的行动出发去探讨与人的行动有关的问题。李普曼作为一个对理性彻底失望的新闻传播学者，他也正是从人的行动出发去探讨新闻传播和舆论问题的。

早在1912年写《政治序论》时，李普曼就一反传统政治学中见物不见人的观点，十分重视人对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并将弗洛伊德关于人的多重性格的理论应用到了政治学方面。在《舆论学》中，他对弥尔顿关于人都具有理性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现实的人并非是理性的，认为弥尔顿的“认识真理的智能是所有的人所固有的，所以真理在自由流通中会赢得承认”的意见自由市场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每个人对于自己置身其中的客观环境有一种“固定的成见”，这种“固定的成见”的特点在于“它在运用理智之前就已存在，是观念的一种形式，在形成理智以前，它就对我们的意识施加了一定的影响”。B27当受到外部的刺激，尤其是印刷文字或是口语的刺激时，这种成见会被激起，人们此时更倾向于接受与自身成见相吻合的事实，对于与自己成见相悖的事实则会“藐视这种矛盾，认为是例外”，从而怀疑事实的可靠性，就会对现实环境依照自己意识中的“伪环境”作出错误的判断，进而引发错误的行为。这种判断和行为就绝对不是理性的，而更多的是为单个人心理中的一些非理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在1925年《舆论学》的续篇《幻影般的公众》一书中，李普曼更是“开始把公众看成是应该被驯服的巨兽，而不是看成一种可教育的力量”。B28他在该书中直言不讳地承认“平民百姓既无能力也乏兴趣来管理社会。而公认的大众政府的理论是基于公众可以决定事态发展这一信念之上的，因此它是错误的。这样的公众‘仅仅是一个幻影’，一个抽象的东西”。B29李普曼这一观点由于其黯淡凄凉之感而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实用主义的大师杜威却认为这本书贯串了一些“合理的概念”。

可以说，正由于李普曼从公众行动出发去探讨舆论问题，对公众理性提出质疑，从而也就必然使他对公众舆论、进而对美国社会的民主提出质疑，而这种思想正构成了他新闻传播观的一个基矗李普曼将卢梭和弥尔顿等人舆论学说中的理性自然主义前提置换成经验权能主义，也把舆论的社会功能从其理想的、崇高的地位拉回到现实的、不尽人意的地位中来B30。

实用主义是一种效用哲学。李普曼也将实用主义效用观引入到了舆论学的研究中去。詹姆斯说：“我们思考事物时，如果把它完全弄明白，只须考虑它含有什么样可能的实际效果，即我们从它那里会得到什么感觉，我们必须作什么样的反应……也就是实用主义的原理。”B31詹姆斯指出实用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通过实践的效果来解释观念的方法。实用主义方法不是看最先的范畴和原则，而是看最后的效果和事实。李普曼在《舆论学》一书中就贯彻了这种实用主义的哲学方法。他认为，公众舆论是在公众和特定的社会环境的互动中形成的，因此必须具体考察公众和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才能确切理解舆论的形成过程和舆论的社会功能，且这种考察应该是经验的、实证的。“舆论分析者必须开始认识清楚下列三者之间的关系：行动的情景，人对那种情景的想象，以及人对从行动的情景中产生出的现象的反应”B32。

与李普曼不同，梁启超虽然是一个向国人灌输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启蒙家，但是，作为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举子，中国传统文化又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樱他可以说是集“中国现代化变革的先驱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运动肇基人于一身”。早先，他在“法先王”的旗号下将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输入中国社会。后来，他把中西文化纳入“精神”与“物质”的二分框架之中，主张兼容中西的“化合的新文明”。他在认知层面上倾向于西方的价值，但在感情上仍与本国传统相联系，其内心深处埋藏着对传统文化的无限赤诚B33。他的新闻传播观可以说是在中西文化矛盾、碰撞之下的一种特殊的发展形态，深层次上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性格特质——崇实尚用的实用理性精神。这种实用理性精神表现为既不走向科学的抽象思辨理性，也不耽于浪漫主义的狂放与解脱，而是执着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B34。

梁启超将新闻无条件地置于政治的视野中，认为办报造舆论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即通过报刊舆论改造民众的认识和思想，塑造一种国民的理想人格，以达到国家的富强，这其中就渗透着注重政治事功——执着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的理性精神。他跟李普曼的根本区别在于：李虽然也将新闻、舆论与国家、政治民主相联系，注视实际效用，但他着重分析的是新闻、舆论与国家、政治民主动态关系的本身，可以说他关注的重心是达到目的的过程及作为这过程中的行动主体的人，这使他的新闻传播观带有浓重的实用主义的实证分析的特点和科学的精神。梁启超则相反，他关注的重心是政治目的的实现，是实用的价值取向本身，为此他的新闻传播观带有浓重的伦理政治色彩，体现了明显的工具理性的倾向。他欲以报刊塑造国民人格的步骤和方法也与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相暗合。儒家提出的成人之道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将个体引进并融入集群的价值体系之中。其中，格物致知是成就人格的第一步。按照梁启超的看法，格物致知是“新民”的基础，尔后正心、修身、齐家，就会自然而然地有了“治国平天下”的效果：“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B35。由此可见，梁启超注重新闻传播、向国民灌输西方先进思想，“新民”不是终极目的，不是为了培养富于个性的新人，而是为了“新国”、强国，前者只是实现后者的具体的手段而已。由“格物致知”到“治国平天下”，体现了传统文化集体主义的价值指向。与李普曼新闻传播观的个性主义逻辑刚好相反。

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精神往往与中国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和深沉的使命感相联系。梁启超身上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来自一种近乎神圣的召唤或天职。所谓“救民于水火”、“以天下为己任”的这类信仰、目标和行动可以同宗教对救赎的关注相提并论。梁启超以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的姿态活跃于中国的新闻舆论舞台的行为，可以部分地由这种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来解释。而李普曼作为“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则可以西方科学主义的文化精神来解读。

总之，在梁启超和李普曼这两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各不相同的哲学文化背景使他们的新闻传播理念具备必然的差异性。反之，我们要很好地理解中西新闻传播理念的差异性，就应当深入到哲学文化层面加以探究。

注释：

①③④⑤⑥⑦⑩B13B14B15B17B25B28B29

《李普曼传》，罗纳德·斯蒂尔(美)著，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853页，第3、4页，第5页，第3页，第807页，第841页，第280页，第6页，第65页，第5页，第264—265页，第281页，第339页，第329页。

②B11B18B19B21B28B29

《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7页，第272页，第84页，第206页，第396页，第69页，第309页。

⑧⑨B18B19B20B26B35

《梁启超政论逊，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第218页，第66页，第65页，第146页，第66、88页，第87页，第70页。

⑩B22B23B27B32

《舆论学》，李普曼著，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82页，第49页，第78页，第63页，第10页。

B12

李喜所等：《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7页。

B16B30

黄建新：《近现代西方舆论观的嬗变》，《复旦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第235页、第234页。

B22《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第33页。

B24《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梁启超著，《饮冰室文集全编》第18卷，第1页。

B31

詹姆斯《实用主义》，第27页，第31页。

B33

(美)约瑟夫·阿·勒文森著，刘伟等译《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16页。

B34

新闻理论论文篇8

关键词：新闻教育，模式探讨

一．引言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新闻事业得到全方位的发展，除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外，还出现了卫星电视和网络；不仅有中文媒体，还有外文媒体；有对内报道，也有对外报道。与此同时，媒体新闻报道也日趋专业化，有经济类、科技类、教育类、体育类、文艺类等，有关著述亦越来越多（单承芳，1995，p57）。

新闻事业的迅猛发展和新闻报道的专业化促进了我国新闻教育的专业化趋势。有些院校侧重经济类新闻（如上海财经大学），有些则侧重体育类新闻（如上海体育学院）；有些侧重广播电视，有些则注重报纸，甚至网络技术。还有些院校依靠外语的优势，创办国际新闻教育，即英语教学+新闻学的模式（郭可，1998）。

本文首先将对我国在1983年出现的国际新闻教育模式作一总结回顾。在这之后将探讨国际新闻教育产生的原因及发展过程，并以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等方面来探讨该模式的成功之处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本文将根据上述结果就目前新闻教育模式的发展提出个人的建议。

二．我国国际新闻教育为何可称为一种模式

我国国际新闻教育创立于1983年，它是在我国新闻教育专业化过程中最早出现的。之所以称它为一种模式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国际新闻教育不是以媒体种类（如报纸、广电、网络）或媒体专业内容（如体育、财经、科教等）来进行分类，而是以新闻学与英语的应用相结合为前提的。

第二，国际新闻教育培养的学生决不仅仅是为某一媒体作国际新闻编辑。在过去的十七年中，实践表明：国际新闻教育培养的毕业生既可以胜任报社工作，也可以到电台、电视台、通讯社工作；既可以为中文媒体工作（对内报道），也可以为英文媒体工作（国际报道）；不仅可以从事驻外记者工作，也可以从事编辑、摄影、摄像、公关、广告等工作。既可从事财经报道，也可从事体育、文艺、科技、教育新闻的报道。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国际新闻所培养的人才是全方位的。

第三．从国际新闻教育的课程设置看，尽管是英语教学+新闻学，但它决不是英语课程和新闻课程的简单混合，而是两者的一种有机结合：即在适当开设有关的英语课程和新闻课程的同时，还聘请外籍教授用英文直接开设新闻学课程；有时还与中国教师一起开课，使中西文化融为一体，相得益彰（郭可，1998）。在过去的十七年中，国际新闻教育已经形成了独有的教学体制和教学方法，课程设置已实行学分制（尽管还不太完善）。因此，国际新闻教育确已具备了不同于其他专业教育的显著特点，可以概括为一种模式。

三．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诞生及发展历程

国际新闻教育模式迄今为止已经走过了十七个年头。它的诞生与我国在八十年代初期重视国际报道工作的政策有着密切关系。作为一项“应急措施”，国际新闻教育旨在培养更多能从事国际报道的新闻从业人员，以期“让世界了解中国”。有人曾把国际新闻教育当时的主要任务概括为：变“六条腿”为“两条腿”，即把原先国外采访时需要记者、翻译和司机三人的局面，变成一名既懂外语，又熟悉新闻业务，还掌握开车等技能的复合型记者。国际新闻教育的模式因此又被称为复合型新闻教育模式（郭可，1998）。

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诞生表明：首先，当时我国改革开放政策正逐步把中国从一个信息封闭的社会变为信息开放的社会，希望中国能了解世界，同时也让世界了解中国。其次，为了能使信息的交流更加畅通，达成了一种共识：首先要克服英语语言的障碍。

事实证明：国际新闻教育模式后来的发展轨迹与我国英文媒体（如中国日报）和从事国际报道的媒体的发展是基本吻合的（郭可，1998）。

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开创时期（1983-86年）：由于得到政府在政策上的支持和各大媒体（如广播电影电视部、新华社）的合作以及北京、上海等一些著名高校领导的重视，国际新闻教育在师资的组合、资金筹措、设备和资料方面得到了强有力的保障，因而很快便在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厦门大学建立起来（郭可，1998）。

最早的二批学员不是从高中毕业生当中招收，而是在全国英语专业三年级的学生当中招收的。学员在取得一定的英语水平之后，再到上述各高校进行系统的新闻理论和业务方面的学习。毕业后，取得双学位。这些学员还得到了新闻单位的资助，在这些单位进行为期八个月的实习。通过实习，大批学员都被留在这些媒体，成为媒体的骨干力量，有些则被派往国外，作驻外记者。

第二阶段为维持时期（1990-93年）：在这一时期，各大新闻媒体停止了对国际新闻教育在资金方面的投入，加上师资匮乏（多数教师出国未归），国际新闻教育教学的规模大幅度减小。有些高校甚至停办了国际新闻教育。招生方式也由原来的从高校英语专业招生改为从高中毕业生当中招生（如上海外国语大学），招生人数不断减少，学制由原来的六年改为五年或四年（郭可，1998）。

这一时期国际新闻教育可以说是处于自生自灭、摸索前进的时期。

第三阶段为发展阶段（93年至今）：在这一阶段，国际新闻教育开始走向有序化、正规化。主要表现为：

(1)教学体制开始理顺，并逐步实行学分制。既强调了学生的外语能力，又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提出了“培养知识基础厚，专业口径宽，外语特色强的新闻人才”的目标（郭可，1998）。

(2)国际新闻教育正式被确立为新闻学二级学科下面的三级学科，并建立起固定的教学计划。

(3)招生人数逐步扩大，如上外国际新闻系的招生人数由93年的30人已扩大到2000年70人（郭可，1998）。

四．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特点

在过去的17年中，国际新闻教育作为一种模式，其特点是明显的。首先，它强调通才教育，融合了英语教学和新闻学教学。学员在打好英语基础的同时，又能学到新闻理论和实践知识。这就使得国际新闻教育毕业生的就业适应性强，且多样化。他们可以选择到电台、电视台、报纸、通讯社和网站工作，也可以到政府部门、公关、广告公司、外资企业、驻外机构工作。以上外新闻系为例，在毕业的近500名学生中，有70%至80%进入了京、沪的各大英文媒体，有的毕业生还成为驻美、西欧、非洲、澳洲的驻外记者。

有一点值得强调的是加强英语学习与专业知识学习的关系。英语学习是基础，这个基础和能力需要在学校教育中打下坚实的基础。许多毕业生都在毕业后需要使用这种能力，而且在使用中提高。如果基础不牢固，则无从使用，更谈不上提高了。专业学习是学生日后发展的理论框架和基石。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可以在学校学到的这个框架上添砖加瓦，不断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所以，国际新闻教育最大的特点体现在于其通才教育。打好英语专业技能的基础，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和适当的方法论之后，学员的总体素质和知识水平均得到了提高，同时，择业竞争能力增强了，在新闻界甚至非新闻界选择职业时，都有较大的余地。一位学员在毕业之后进入一家证券交易所作证券分析员。他深有体会地说：“一定要首先学好英语然后再进入证券行业。决不能颠倒过来。证券知识可以在实践中学习，可以自学，而英语则不行”（张斌，1999/0710）。

其次，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符合了我国人才需求的国际化趋势。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需要不仅懂得英语，还要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才，要求能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如上文所述，国际新闻教育不以内容为限，广泛涉及经济、金融、财会、教育、科技、文艺等各方面，因而使得学员有机会接触各个知识领域，这就为他们从事这些领域的报道，甚至转入这些领域工作提供了客观条件，再加上他们的英语优势，便很快能与国际惯例接轨。

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教育对充实我国国际报道的新闻队伍起到了很大作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我国主要英文媒体，如新华社的国际报道部门、中国日报、中央电视台CCTV-9和国际台以及上海等地的一些地方英文媒体中，多数记者（包括驻外记者）、编辑都是国际新闻专业的毕业生。有的还走上领导岗位，全面主持工作。例如刚创刊一年的《上海日报》，其70%以上的记者都是国际新闻专业的学员（张慈云，2000/07/20）。

[page_break]五．面临的问题

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经过17年的发展，在总体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面临的问题也相当多。

上文提到，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最大特点是英语学习+新闻学。但这一特色是把双刃剑。国际新闻新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亦源于此。国际新闻教育模式所面临的问题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该模式可能导致学生学习方法论上的矛盾。英语学习和新闻学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思维方式完全不同，或者说，各有侧重。英语学习需要死记硬背，要大量的时间去记忆；而新闻学需要有敏捷的思维方式和广泛的兴趣，要培养较强的动手能力。

第二，课程内容安排不尽合理。国际新闻教育模式要求学员既要学好英语，又要学好新闻。这在初期的六年制双学位的情况下是可行的。但是目前我国有国际新闻专业的院校都实行了四年制。在与别的专业同样的四年中，既要使英语达到英语专业的水平，同时新闻知识还要达到普通的新闻系学生的水准。这就造成学生负担过重，整天疲于修课，难以达到理想的状态。在学生的实际学习中，往往只顾得上一头。常常是加强了英语语言的学习（因为需要花较多的时间）而忽视了新闻专业，甚至是中文母语的学习。即便学生很努力，也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第三．英语与新闻学之争不仅反映在学生总体的方法论和学习内容上，也反映在教师队伍的建设中。由于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特殊性。国际新闻教育一般由三种类型的教师组成：一类是只教授中文新闻课程（包括技能课，如摄影、摄像等）；一类只教英文基础课；还有一类就是用英文教授新闻类课程。

在我国，由于新闻与英语分属两个学科，教师在职称评定时便遇到了矛盾：到底是评新闻学还是评英语职称？尽管原则上新闻系的教师应评新闻系职称，但如果学术成果与学科系列不相符合，实际操作就非常困难。事实上，这一矛盾已成为上面前两类教师的学术障碍，也因此成为影响国际新闻教育模式进一步发展的原因之一（郭可，1998）。

第四．尽管国际新闻教育模式对教师的要求较高，既要懂英文，又要懂新闻学，教师待遇却没有明显提高。因此教师队伍流失严重。高质量的教师匮乏，教学投入不够，且教师在外面兼职较普遍，再加上学生不断扩招，教学效果逐年下降，形成恶性循环，严重影响着国际教育模式的进一步发展。

第五．由于教师队伍的不稳定，教师忙于在外兼职维持生计，极大地减弱了其理论研究能力。国际新闻教育的理论体也因此还未建立起来。所以国际新闻教育要进一步发展还缺乏一种原动力和基石。

事实上，这些问题已严重影响了国际新闻教育的教学效果，具体表现为：

（1）学员在实际工作中动手能力较差，书生气十足，或者是心雄手拙：“大事干不来，小事不肯做”。（此话由毕业生说是：“大事不让干，小事不想干”。）（慕滔，1988，p21）。

（2）学员（包括有些教师）在学习中只重视内容的完整性，忽视方法的掌握及在实际中解决问题的思路。另外，使用的教材陈旧，教学方法落后，教师上课满堂灌等，在客观上都使得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多种多样，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1）国际新闻教育作为一个政府应急措施而出现，缺乏长远规划。

（2）国际新闻教育作为培养国际报道记者的模式，较多重视实践操作而轻视理论建设。同时，由于思路落后和体制问题，与新闻媒体的实践没有紧密联系。再者，从事国际报道的新闻媒体往往广告收入较少，甚至没有，他们也难以与国际新闻的教学单位联合，进行合作教育。这就造成了国际新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

（3）由于缺乏理论基石，国际新闻教育模式始终未能在教学设计、管理和人事体制上理顺新闻与英语两个学科的关系，使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相反，两者的互通性和兼容性均没有很好的发挥出来，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潜力还远未发挥出来。

六．几点建议

尽管作为三级学科，“国际新闻教育”已归入“新闻学”，国际新闻教育的特色不仅十分明显，而且形成了一定的教学体系，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笔者认为，国际新闻教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尝试改革（增加投入和理顺体制在此不列入讨论范围）：

首先，应明确把国际新闻教育作为一种模式提出来。国际新闻教育的总体思路还是相当可取的，问题在于实际操作。首先明确英语学习与新闻学的关系，确定二者在国际新闻教育中同等重要的作用：但英语是工具性的，不是最终的目标，新闻学是国际新闻教育的重点，也是学员和教师应该注重的方向。从实际操作上来说，国际新闻专业的学生与其他专业相比的确要付出更多的劳动。英语要扎实学习，专业不仅要跟上，而且还是今后继续学习的方向。

其次，国际新闻教育的改革重点应是教学方法的革新。应该充分认识到，一名优秀的国际新闻工作者绝非是教育殿堂所能够造就的。新闻教育的重点就在于让教育对象明确地知道自身理想和现实的距离，而不是无视或惧怕这种距离（慕滔，1988，p22），换言之，国际新闻教育应该启发学生去掌握一种处理问题的方法，而不是仅满足于传授一般的知识。教师欲教好，学生欲学好，功夫当在新闻和英语之外，或者应在如何使新闻和英语有机地结合起来。国际新闻教育模式作为一种模式，它所确定的只是一个框架，内容则是多维的，与其他学科有紧密联系的（慕滔，1988，p52）。

再者，国际新闻教育应分设相应的专业。可开设新闻学、广告学、广电学、公关学和网络等专业，使得课程体系更趋合理化，减轻学生负担，使它们能集中更多的精力学习相应专业，以利于掌握更多的知识和能力的培养。

参考文献

1．单承芳（1995冬）我国新闻教育专门化的强劲趋势，新闻大学。

2．慕滔（1988春）我国新闻教育模式面临挑战，新闻大学。

3．李晓樱（1998）中国我国新闻教育发展的态势与走向，华中理工大学学报。

4．张慈云，《上海日报》总编，2000年7月20日采访。

5．张斌，上海证券交易所分析员，1999年7月10日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