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教育论文范文

新闻传播学教育论文篇1

[关键词]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

新闻传播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和重要，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为新闻传媒业的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直接与明显。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已成为联接新闻信息产业和以高科技为特征的传播技术产业的桥梁，不仅有其经济效益，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效益。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给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契机。

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

1．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有较强的实用性质，但理论色彩较弱。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已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报，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等各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以及广告、公共关系、媒体经营的研究等等。

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新传媒的研究发展迅速。

2.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热点。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各媒体不再仅仅是党的机关报或国家的广播电视台，也是经济实体和利益单元，报业和广电业的集团化，传媒之间的竞争内地传媒与境外传媒的竞争，都要求各媒体的负责人懂得传媒经营。把受众接受传媒作为消费行为的研究，将传媒娱乐视为经营策略考察也纳入了传播经营的理念之中。

随着中国传播业近几年的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近几年，该研究扎实而有成效，涉及新闻官司的各个方面，从各种新闻侵权现象到著作权问题，从隐性采访到隐匿权、更正与答辩，就论证的范围而言已经相当全面而完善。

3．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变迁。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包括卫星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有的学者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指出中国电视产业的三人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目前，舆论监督成为与新闻理论、新闻法治和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并涉及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公民权利的研究等等。中国的新闻学从传统的党报理论转向一般新闻学理论，其背景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环境变化，“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了变迁。[论*文*网]

二、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

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与条件，也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看问题，坚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办实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局面一定能够开创。

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的研究当中，关于教育特色的研究最为重要。怎样形成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特色呢？首先，要充分依托自己学校的特色，根据自己学校的性质地位和特点来办专业。这样才能把专业和学校紧紧融合在一起，充分集中和整合学校的所有学科的优势，扬长避短，突出自己专业的特色。比如一所体育学院的新闻传播专业，就正好从体育上做文章，努力探索体育新闻办学的途径，着重在培养优秀的体育新闻从业人员上突出特色。其次，要充分考虑自己学校所处地区、城市的特点，发挥地区优势，突出地区特点，在区域文化、社会、经济发展上做文章，紧密与当地党政部门和新闻传媒单位结合，办出自己的专业特色。如一些地方民族大学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就可以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有优势，在民族新闻的教学与研究中独树一帜，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做出有特色的突出贡献。第三，要充分调动本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发现与培育教师们有特点的教学与科研新经验、新成果，不断努力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某一方面、某一项目、某一课题上，做出新的突出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培育出特色。第四，突出特色，还要善于和勤于在办学中不断总结与积累经验，每学期、每学年都要认真回顾一下在办学中哪些事情是做得好的，哪些地方还有不足，师生们的反映如何，新闻传媒界和社会的反响如何，从而去发扬和推广好的办学方法、模式与经验，克服与改进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是一项正在蓬勃发展的事业，其前景十分广阔、光明。但同时，也面临着十分激烈的挑战与竞争。常有一句话叫“不进则退”，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是，进步慢了，也是后退。因此，我们一定要以只争朝夕、争分夺秒的精神，努力发展新闻传播教育。我们一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不断推进教学科研改革，为培养更多优秀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闻传媒人才，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参考文

[1]宋兆宽.关于新闻传播学教学问题的思考[J].教育与职业，2004(1).

新闻传播学教育论文篇2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科学在我国大陆兴起的时间并不长，直到现在也还没有真正独立，还是一个二级学科。没有独立，说明它还稚嫩，还有很好的发展前景。然而，最不凑巧的是，在它还十分稚嫩的时候，碰上新中国历史上尚未出现过的大学生就业难的时期。本文将对传播学教育的若干问题与学科的发展作一阐述。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

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沦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新闻传播学教育论文篇3

关键词：体育传播；学科建设；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8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3）01-0110-04

研究背景

1978 年传播学正式传入中国，至今已有 20余年。多年来，中国传播学从推介基本概念，到 1996 年学科地位被国家教委认可，再到 2002 年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传播学分会的成立，传播学在中国由引入普及逐渐走向独立深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早已出现了拓荒者，并开展研究，形成新的学科。随着中国体育事业、传媒事业的发展，以社会发展需要为背景、以学科发展必然趋势为前提，形成了传播学、体育学交叉研究领域的体育传播学。

近年来，随着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繁荣，体育事业的发展，不仅需要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还需要更多的高层次体育事业管理者、体育产业经营者、体育信息传播者等大量的应用型人才。1985年上海体育学院率先设立了体育新闻写作班， 标志着中国体育新闻教育的诞生。1997年，成都体育学院按照国家招生计划，正式招收体育新闻学方向硕士研究生。这是我国高等院校首次正式招收这一专业方向研究生，标志着我国体育新闻高层次人才培养正式纳入高等教育体系。作为二级学科“新闻学”“体育人文社会学”下属的“体育新闻学”硕士点在我国普通高校已初具规模。

体育传媒的巨大发展迫切需要与之适应的体育传播专业教育。因此，对体育传播专门人才（即体育传播主体）的培养和教育就愈发重要。根据调查，目前在我国高等院校还没有“二级学科传播学”下的“体育传播学”专业方向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也尚未建立一个完整的体育传播理论和高级体育传播人才培养体系。2012年初，中国传媒大学在二级学科“传播学”下，增设了“体育传播硕士研究方向”，标志着“体育传播学”高层次人才培养正式纳入高等教育体系。

以此为前提，本研究以体育传播学科建设与人才的培养为研究对象，旨在为体育传播学科建设与人才的培养提供新的视角。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资料法

查阅与本研究相关的国家政策文件；阅读相关著作包括教育学、社会学、传播学、体育学等方面的著作；查阅中国期刊网相关论文60余篇。

2.2 调查访问法

以体育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招生状况为调查对象，通过互联网浏览10余所高等学校招生网页，采集信息。访谈传播学界、体育学界、体育传播研究人士共6名，探讨体育传播学科建设的相关问题，获取体育传播学界前沿信息。

2.3 对比研究法

将体育传播学与体育新闻学、传播学、新闻学的建设与发展进行比较分析，选择了体育新闻学与体育传播学的对比；国外新闻传播学研究生与大陆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对比。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体育新闻学与体育传播学科之异同

“新闻学更注重过程和制作细节。传播学研究效果，而不注重过程。学传播理论的学生虽然也需要了解传媒，但他们需要了解的主要是结果，是传播对受众的影响、对公众舆论的影响等，他们不需要了解过程，不需要了解每一条新闻的每一个制作环节。” 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在接受访问时发表了对新闻与传播异同的见解。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本质区别。

体育新闻作为新闻的一个类别，从传播的性质方面说，它和各类内容的新闻一样，具有共同的特点，即对新近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体育新闻同其他新闻相比，又有不同之处。这是由于新闻事实本身的性质以及事物本身的特征决定的，不同事物的性质不同，其发展规律和特点也就不同。因此，所构成的新闻事实的外部特征也各有差异。体育新闻具有如下特征：发生的规定性（时间、环境、技术的规定性）；数字特征（比赛成绩、比赛结果的数字呈现）。

与体育新闻学不同，体育传播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对体育思想、知识、理论、规则与运动方法、手段、技能、技巧等的衍生和传递，也包括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传递。它不仅涉及到体育界之间通过比赛、互访等形式的交流、传播，同时也有体育事务经营管理中的传播现象，更涉及到体育与大众传媒的相互关系。

体育传播学既是传播学在体育领域的表现和运用，又是体育学在传播学中的延伸和拓展，是传播学和体育学相互渗透的结果。研究体育传播学有助于建立体育传播学的独立理论体系、为体育传播活动提供理论依据、为大众传媒的体育报道实践提供依据。

3.2 体育传播学硕士培养目标的定位

新闻学、传播学同样隶属于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我国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主要有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本科阶段大多以培养实践能力为主要核心，博士阶段强调培养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而在硕士培养阶段，各个学校的培养目标却不甚明确，是继续强化本科阶段实践能力的培养？或是提升理论学术研究水平？这已成为困扰高校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一大问题。体育传播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亦是如此。

通过对传播学、体育学培养目标的解读，对比体育新闻学硕士培养目标，我们把体育传播学硕士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为：面向体育及传媒界发展的需要，培养具有较高专业体育理论、传播理论和文化洞察力，适应媒体业界发展需要的复合型、创新型和应用型的高层次体育传播研究与实务人才。他们对于现代体育传播现象有职业敏感，并能够利用现代体育传播理论分析体育传播现象；运用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策划、组织和开展各类传播活动，对大众体育传播的相关问题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

3.3 我国高等学校体育传播学科的建设现状

3.3.1 我国高等学校体育传播学（硕士）招生现状

为了解我国高等学校体育传播学学科建设现状，笔者通过互联网浏览10余所高等学校招生网页，收集了目前我国高校体育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招生信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体育传播学科建设的现状（见表1）。

在被调查的11所高校中，体育院校6所，综合类院校5所。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高校体育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主要存在于体育院系，招生专业方向主要隶属于二级学科“体育人文社会学”“新闻学”。中国传媒大学的体育传播硕士研究方法是唯一隶属于“传播学”的招生专业，目前招生工作正在准备过程中。

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受美国新闻传播教育影响很深，奉传统的密苏里、哥伦比亚新闻教育为典范，主要以人文学科为基础。课程设置一方面重视采、写、编、评类的基础业务能力，另一方面开设大量的新闻传播理论和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基础课。据调查，在当前的体育新闻传播教育之中，所有的体育新闻（传播）专业都将文学基础类和新闻传播理论类课程作为基础主干课程（见表2）。

上述课程仅是我国高校体育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必修课程的一部分，但大多数院校都以此类课程作为基础主干课程。上海体育学院、成都体育学院是我国体育类院校中开设体育传播学教学较早的两所院校，其课程设置也相对成熟，可为其他高校体育传播学科的建设提供参考。

3.4 体育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

媒介的发展速度、媒介总量、规模和对人才的评价标准直接影响到传播学科学生的就业。目前，我国媒介仍处于发展上升阶段，为新闻传播学科学生就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些媒介的用人要求也正向复合型、专业型、创新型新闻人才转变。无论是国外的媒体实践还是新闻传播教育的经验都证明我国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已经出现EPS趋势，即Elite-精英性，Popular-大众化，Special-特色、专业性或专门性。因此，如何培养高级体育传播研究与实务人才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3.4.1 构建“多元化”指导教师队伍，实现多个专业领域指导教师“协作式”培养

从国外研究生发展过程来看，随着研究生教育目标的多样化，培养方式也从单一的“研究式”派生出了“专业式”、“教学式”和“协作式”等方式。美国是传播学的发源地，传播学教育质量居世界前列。美国的传播学研究生教育注重实务与理论并重。如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做硕士论文时，有两名导师，一名来自于新闻学院的导师（媒介工作者），一名来自于他们所选修专业方向的导师。该学院认为通过让业界人员和指导教师一起合作，能够获得最好的教学和指导结果。

体育传播学在高级人才培养过程中可以采用“协作式”培养模式。组织锻炼“多元化”的指导教师队伍，教师队伍中既有体育学、传播学、新闻传播学、体育传播学领域的专家，又有媒介高级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协作培养的方式，由多名专业方向的专家共同形成导师小组，协同所修专业的导师，对体育传播学硕士研究生进行培养。

3.4.2 构建厚基础、跨媒体、精专业的课程体系

课程设置是培养目标实现的重要保证。进入20世纪70年代，课程内涵发生了重要变化，呈现出六大趋势：1）从强调学科内容到强调学习者的经验和体验；2）从强调目标、计划到强调过程本身的价值；3）从强调教材这一单因素到强调教师、学生、教材、环境四因素的整合；4）从只强调显性课程到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并重；5）从强调“实际课程”到强调“实际课程”与“空无课程”并重；6）从只强调学校课程到强调学校课程与校外课程的整合。

建设体育传播专业课程，必须凸显体育的专业性特征的要求及当代体育传播的特征要求。围绕体育传播学科的培养目标，提高课程的综合相关程度；确定好公共基础课、专业课、选修课的比例，精简必修课程，强化实践教学，优化课程结构。打破学科界限，实行“大学科"教育，加强基础素质、强化专业理论、重视媒体业界实践、实现一专多能的课程体系的设置。

3.4.3 组建仿真实践教学体系，强化实践能力的培养

英国传播学者S・Splichal和C・Sparks在对22国的新闻教育进行考察之后，提出了传播人才应该具备4个方面的素养：广博的知识、客观的视角、批判的态度、准确的判断。实践能力是媒介工作者的基本能力，是以上四个方面的基础，实践能力的培养是体育传播学科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将媒体运行与体育传播学科课程体系紧密结合，组建仿真的实践教学体系，强化体育传播学人才的实践能力。可以通过三种途径培养学生的能力，课堂内的概念课、校内媒体工作机会、校外媒体实习机会。实际上，在新闻传播领域，各院校对于“媒介”融合趋势下的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开展得如火如荼。例如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新闻传播实验中心”、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园电视台”“校园广播台”等等。

体育传播学科的实践教学体系可参照前人的优秀实践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传播实践能力的培养不是唯一的，不可忽视体育基础理论、体育传播实践能力的培养。

3.4.4 学界与业界紧密联合，以业界需求为导向，共同培养体育传播人才

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访问时说到：“我们必须有超前意识。今年进校的学生要几年后才进入市场接受检验，我们应当考虑到他们毕业时市场需要什么。我们一方面要倾听传媒业界的意见，同时要自己做判断，根据业界对现状的分析预测他们在未来几年的具体需求”。体育传播学科的产生源于学科发展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媒体业界的需要是检验体育传播人才培养质量的唯一标准。“学界与业界紧密联合，以业界需求为导向，共同培养体育传播人才”才是体育传播人才培养的落脚点。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4.1.1 通过对传播学、体育学培养目标的解读，对比体育新闻学硕士培养目标，我们把体育传播学硕士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为：面向体育及传媒界发展的需要，培养具有较高专业体育理论、传播理论和文化洞察力，适应媒体业界发展需要的复合型、创新型和应用型的高层次体育传播研究与实务人才。

4.1.2 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高校体育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主要存在于体育院系，招生专业方向主要隶属于二级学科“体育人文社会学”“新闻学”。中国传媒大学的体育传播硕士研究方法是唯一隶属于“传播学”的招生专业，目前招生工作正在准备过程中。隶属于二级学科“传播学”下的体育传播学科（硕士）建设刚刚开始，高级体育传播人才的培养仍处于探索状态。

4.1.3 探索高级体育传播人才的培养方式。构建“多元化”指导教师队伍，实现多个专业领域指导教师“协作式”培养；构建厚基础、跨媒体、精专业的课程体系；组建仿真实践教学体系，强化实践能力的培养；学界与业界紧密联合，以业界需求为导向，共同培养体育传播人才。

4.2 建议

4.2.1 重视基础理论的教学革新。全面整合可以利用的教学资源，促生优化效应。

4.2.2 改变学界与业界脱节的培养模式，加强与传播领域的合作，强化实践能力培养的措施。

4.2.3 真正实现以学生为本、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办学宗旨，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从专业人才的高度培养业界广泛认可的人才品牌。

参考文献：

[1]钟新.英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严格分界――专访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J].国际新闻界，2002（4）.

[2]王永盛.体育学科研究生培养质量保证体系的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11）.

[3]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简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高钢.学界与业界在交流中融合、发展――新闻学者的思考与期待，中国新闻教育改革的三个方向性融合[J].中国记者，2009（3）.

[5]郭光华.专业型复合新闻人才培养的思考[J].新闻爱好者，2007（2）.

新闻传播学教育论文篇4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一直是相对于普遍的新闻传播教育而言的，因其服务对象不同而有其特殊性和独特价值。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这一名称是否受到普遍认可，通过调研采访几位学者，结论有些不同。以中央民族大学赵丽芳老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存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因为广大的民族地区需要具备特殊素质的新闻传播人才，比如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掌握等。再者，民族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应该重视民族地区的特殊需要，民族地区需要新闻传播辅助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也需要树立国家民族地区健康形象。

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是不必要的，西北民族大学刘俭云老师认为少数民族地区没有其特殊的新闻传播。民族地区是有特殊性的，但是新闻传播本身不存在特殊性。他还从学生就业角度认为学习一般的新闻传播课程，有助于学生找工作。

对教育学的质疑主要来自学术界和教育实践工作者，这些质疑导致了教育学的合法性危机。①因而，作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的民族院校，要坚定立场，只有这样才能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角度找到教学的合理方式、课程安排、教学评估等内容。另外，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本身去谈少数民族新闻教育，二者虽然有必然的联系，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和少数民族新闻教育是两个概念。新闻传播教育是可以根据内容和服务对象而有所差别的，比如教育培养科学记者、财经记者、法律记者等专业性比较强的新闻传播人才，那么针对少数民族地区，也可以培养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人才。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是在民族类报刊实践和普通的新闻教育实践过程中发展起来的。1905年内蒙古的《婴报》被称为我国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报纸，1953年创建的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已设有新闻编辑科。②之后，民族新闻传播实践、民族新闻传播教育在不断发展。

目前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我们根据学者对民族新闻概念的阐述来解释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总结为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是以普通新闻传播教育内容为基础，学生学习必要的专业知识、技术，具备新闻传播基本能力；第二，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依托民族通识课程，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地区的了解，为在民族地区工作打基础；第三，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立足民族地区的发展，不仅要关注国内形势的发展，更要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应对国外关于我国民族地区的扭曲报道作有力的回应。同时还要对民族地区的新闻传播规律有一定的了解。因此，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是立足民族地区，以新闻传播知识、技能为基础，民族通识课程为依托，同时注重培养学生国际视野的教育。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是新闻传播教育和民族高等教育的交叉教育，中央民族大学赵丽芳老师认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不仅包括民族地区和民族院校，而且还包括少数民族学生在内地学习新闻传播专业的教育。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研究范围总结如下：

首先，包括我国15所民族院校开设的新闻传播教育，民族类院校的办学定位就是培养民族地区需要的人才、培养民族地区的学生、解决民族地区发展的一些问题。其次，开办在民族地区的新闻传播教育，师生们都会受民族地区氛围的影响，对当地的民族历史文化耳濡目染，其研究课题也接近民族地区；第三，接受新闻传播教育的少数民族学生来自于民族地区。这类学生接受的新闻传播教育与其内在的民族血液融合，是服务民族地区比较可行的方式。

二、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

从第一份少数民族报纸的产生到如今新闻传播教育的15所民族院校，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而其发展的结果在理论和实践上逐渐趋于专业化和明晰化，比如我们今天所讲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就是新闻传播专业化的结果。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不断发展，研究基础不断积淀。根据知网数据显示，早在1996年，中央民族大学白润生教授就开始了相关方面的研究。在中国知网上输入关键词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大概有2000余篇相关论文，输入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大概有80多篇相关的文章。

另外，民族地区急需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人才，新闻传播理论也需要探索其本土化，建立民族新闻传播学科。一直以来，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的主要理论是学习西方的理论，加之，我国民族地区大多处于祖国边疆，战略位置非常重要。近几年我国西藏和新疆相继发生314715事件，在用现有理论研究我国广大民族地区的新闻传播现象是不够有说服力的，单单用此类方式归类，不利于后续问题解决。而民族新闻传播学科的建立可以有力地解决民族地区新闻传播问题。

（一）培养具有坚定国家意识的新闻传播人才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需要重视培养学生坚定国家意识的政治素质。从民族地区的战略位置考虑，目前学者们比较赞同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强调国家意识、爱国情怀等内容。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人才具有坚定国家意识的政治素质，才能讲好民族地区和民族政策的中国故事，才能传播中国声音，引导新闻舆论。

坚定的国家意识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需要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在多方面着手，其中包括课程设置、实践活动等方面。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在这方面需要和政治学院联合，提供师资。课程设置上几乎所有的专业都有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但是目前这样的课程效果却不是很好，需要在教学评价上改变方式，比如通过上台讲课、做读书笔记等方式，灵活地考察学生的学习。在实践活动方面可以组织学生去附近的红色旅游文化景区参观，增加感性认识。

（二）培养具有较强民族文化素质的新闻传播人才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以民族通识课程为依托，通过开设民族历史文化通识课程，使学生逐步对民族历史文化了解、热爱，逐渐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素质。

在调研中发现，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都有开设民族通识课程。主要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必修课程，另一种是学生自己选修。除了通过课程设置增加学生对民族文化的了解，还可以通过去民族地区实习了解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比较鼓励学生去民族地区实习，以此加深对民族地区的了解，培养民族文化素质。另外，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非常重视少数民族语言的培养。通过对语言的学习既能增强与当地百姓沟通的能力，又是了解其深层文化的有效途径。中央民族大学的藏新班就是通过和藏学院合作，对藏语和新闻学交叉学习，为民族地区培养急缺的少数民族语言传播人才。

（三）熟悉民族地区传播的特殊规律

民族地区的新闻传播是有其特殊规律的，其报道内容的民族敏感性、影响的国际性、政治色彩的浓重性是其特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一直以来比较重视民族地区新闻传播，比如，西藏民族大学的学生，不管是论文写作还是实习都更容易接触西藏地区的新闻传播。实际上，在民族地区从事新闻传播工作，是需要熟悉民族地区传播的特殊规律的。因而，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重视并且带领学生熟悉民族地区传播的特殊规律。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与民族地区有密切的联系，采访一线业界的工作人员，他们普遍认为民族地区传播具有特殊规律，对于新入行的从业者而言这也是重要的方面。民族地区传播的特殊规律包括对民族地区方针政策的掌握和对民族地区某些敏感话题的处理。

（四）培养对外传播人才

民族问题的国际化与宗教问题政治化以及经济问题的全球化已经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中国一些民族新闻不仅民族地区的百姓会关注，国内、国外受众也会关注。比如西藏地区，尤其是一些社会问题的产生，比如3.14，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甚至有些外国媒体还对此进行歪曲报道，破坏我国的形象。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除了要讲好民族政策的故事，还需要对外讲好中国故事。面对西方国家别有用心的报道，民族地区新闻传播者们如果能亲临一线，用事实说话，会更加有利于我国的形象。俄罗斯为了反击不利的负面国际舆论，打造了今日俄罗斯，可以第一时间、以当事人的身份向世界及时阐明和传播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重塑俄罗斯的大国形象。

新闻传播学教育论文篇5

在媒介高度融合时代,新闻传播教育哪些必须改变,哪些需坚守不二

当今媒介融合已成为传媒业界的热门话题,也是我们传媒教育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在当下中国,一谈到新媒体,我们的传媒教育可能就会考虑开设诸如网络、动漫设计等专业。这当然是需要的,同时全世界新闻传播教育界似乎也都呈现这样的趋势。但一定要认清新闻传播教育安身立命的合法性存在根基,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

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迪恩・米尔斯教授认为,新闻教育无论怎么演变,但有一点不能变,就是要秉承自己院系的传统,秉承新文学的传统,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质,因为新闻学院和传媒学院的媒体有各自不同的标签,但是他们最好的标签都应该是秉承新闻界的传统。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彬认为,新媒体时代要求我们新闻教育做出一些变化,譬如课程设置、教学形式、专业规划、培养模式等,但对于优秀的传统教育应该保持不变,即以下四点应该是持久不变的:一是政治觉悟,诸如政治胸怀、政治境界、政治眼光、政治责任等,都是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新闻人坚持的;二是文化素质,尤其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积淀;三是实践意识,无论是在教学还是科研上,都要坚持实践意识;四是国际视野,新闻人要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世界视野。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认为,与具体的新闻传播技术相比,观念显得更重要。如果我们的传媒教育只是就技术解决技术问题,不拓宽学习的领域,就无法提升传媒大学生的层次。“传媒大学生不是新闻技工”。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新媒体专业变成“新闻技工”的培训场所,因为这与大学精神背道而驰。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院长戴元光则更是尖锐指出,传媒技术在瓦解新闻教育。把学现代技术作为新闻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应当受质疑的。以游戏动漫专业教育为例,一方面我们千百万父母为子女沉溺于游戏而揪心,另一方面我们又在热火朝天地发展游戏动漫教育。新闻是简写的历史,新闻记者是记录历史的,但却不懂历史,也不尊重历史,甚至在歪曲和玷污历史,这是我们当下新闻教育改革尤其需要反思与警醒的地方。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段京肃、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吴飞、香港珠海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皇甫河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董天策等均对新闻传播教育价值理性与人文主义精神的缺失表示出了强烈的关注与焦虑。

在新闻传播学系群雄并起的时代,是追求办学的大而全,还是突出自家特点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宋超认为,当前以互联网、移动媒体等为代表的新媒体所带来跨媒体、跨产业、跨国界、跨地区融合的全球传播新格局,是对媒介融合的进一步推动,作为现实社会中,包括各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播教育同样是要进一步加强交流、加强融合。在交流中体现融合非常重要,差异性文化的互补度更高,不同的经验和基础也同样可以受到启发和激励,但融合的目的是为了形成自身的办学特色、教学个性,从而增强不同新闻院系的比较优势。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苏钥机提出,新闻传播教育没有必要四面出击,搞全面开花,各个新闻院系要结合自身资源、规模、特长、地缘等要素,给自己一个比较恰当的定位,根据院校的传统、使命、愿景、奉献等来做一些实际的安排,每一个院校在教育改革中一看自己的情况,二看社会的要求等,自己选择自己的位置,自己有自己的风格,按实际情况发挥自己所长,力求自己的进步。像美国久负盛名的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其基本上是以新闻实务教学为主,研究是有,但并不是很主要的,有一点大众传播,但焦点还是在新闻方面;而同样知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尼伯格传播学院,其研究偏重一点,主要是理论的,实务基本上没有,新闻传播教育办得也很出色。

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所作的“新闻传播教育的特色化生存”的发言更是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他认为,目前中国高校800个新闻传播的院系都面临着“千校一面、千院一面、千系一面”的问题,大家的课程设置都是“老三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们必须认识到要想真正建立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的话,最重要的是如何把中国的教育办成有高水平的,但又是有特色的教育。结合中国传媒大学的办学情况,胡教授阐释道:“怎么走一条特色化的道路,就在中国的高校里面来说,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如何跟中国传媒大学、跟复旦大学、跟武汉大学区别开。我们培养出去的学生如何让大家知道是中国传媒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这里面两个重要的目标:如何去回答你现在面对的服务对象提出的理论问题,这个就是去解决你、引领你方向性的学术研究的学科;再一个就是你如何去回应现实的走向,现在的媒体变化非常快,如何回应现实的走向,这就使得你课程结构的设计、专业结构的设计,包括学生的培养方案可能都要设计一个面向实践的、相关度非常高的培养方案。”

在数字化媒体异军突起语境下,是培养模式与课程设置的抱残守缺,还是与时俱进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介系主任查理・H・贝克特教授在《网络媒体下的新闻教育》的发言中首先指出,现在我们正站在新闻学的关键点,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正在加速,新闻学的教育也应该反映这种变化,并且参与到变化之中;接着他分析,“现在新兴新闻业有两大特色,首先是公众的参与……现在,公众可以参与到各个角度的新闻制作,可以和专业的新闻从业人员一起合作,或者是单干。第二个是连接性,现在每样东西可以通过网络连接,他们可以分享、传送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制作……记者不再是守门员了”;最后,他主张,新闻教育是要不断地挑战新闻业者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的价值以及新媒体的本质,敢于在传统培养模式与课程设置上不断突破陈规。

作为一种呼应,香港浸会大学传媒学院新闻系主任黄煜也比较看重技术因素对新闻教育构成的挑战,他呼吁应尽快“设立一套共通的学习成果架构及国际认可标准”,以使复合型/全能型新闻人才脱颖而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国良认为,新闻教育改革方向就是拆除学科之间的壁垒和樊篱,致力于学科间的融合和共同发展。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严三九则是通过对上海新媒体行业的调查研究发现,高校相关专业的课程体系无法适应高速发展的现代传媒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他吁请注重新技术的研究应用与创新性传媒人才的培养。郑州大学的董广安教授提倡将“教学途径”与“非教学途径”相结合,培养实用性新闻人才;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李建伟建议推行“3+N”传媒人才培养模式,使新闻学系毕业的学生都能学有所长,独当一面。

另外,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的赵心树、南洋理工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的本杰明・希尔・蒂伯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石义彬、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张铭清、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的吴予敏、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方晓红、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白贵、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蒋晓丽等众多学者和院系负责人也都结合各自所在单位的办学状况,强调了办学特色的重要性。

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院系的教育改革是“各自为政”,还是“合作共荣”

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迪恩・米尔斯认为,当前随着以报刊、广播、电视为教学样本的传统教学模式的日渐滞后,新闻学院要想知道如何让教育变得更加富有成效,除了与商界新闻业合作,推广、使用新的技术来更好地服务于广大民众外,还要与其他国家,譬如与复旦有机会展开合作,以探索新的方式来写新闻。

东京大学情报学环学环长石田英敬在其题目为《东京大学“情报学环”的目标》的演讲中,更是“从四个方面(新世纪知识方面的转变;技术革新尤其是通信技术的发展;对于大学以及知识和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义;亚洲新时代的到来)阐述了新闻研究和教育必须打破国界“被连接在一起的”的重要性,他认为,生存在同一个历史当中,我们必须共同地去努力解决所面对的同一的问题,“所有全世界的同仁们,亚洲的同仁们,我们在研究和教育共享的世界的过程当中,希望各位能够一起为推动新闻学的研究和教育作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莫斯科国立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艾夫根・扎特斯耶夫在追忆了与中国传媒大学、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等一些成功合作历程后,提出希望在面向21世纪的项目当中,他们能够有更多的进步,能与从北京、复旦和上海大学来的各位专家学者进行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复旦大学童兵教授在论坛上提出了复旦新闻学院的“两个期待”(期待与国内外兄弟院校的合作生生不息,并且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新的发展;期待与相关学术刊物的合作,在新的学术语境下有新的拓展),一方面为复旦新闻学院的发展勾画出了美好愿景,另一方面实际上也表达了很多与会学者的期盼。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震积极回应童兵教授的“期待”,他结合陕西经济穷省、文化大省的具体实际,提出“向西部取资源,向东部取人才;紧扣社会需求,强化实践教学”等多项自我发展规划,并吁请与东部像复旦这样的知名新闻院系展开全方位合作,他的这一愿望得到兰州大学、西北大学、民族学院、新疆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西部众多新闻院系的同仁的较大认同,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中国新闻教育水平整体提升,才能最终实现中西新闻教育“并驾齐驱”的发展态势。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姜智彬教授更是提倡国际间新闻传播教育互动互助的重要意义,并希望与世界各国知名新闻传播学院系交流机制长期化、惯例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代表了大多数学者的共同愿望。

当代中国社会以媒介社会的深刻转型向今天的媒介教育提出了挑战,在以互联网带动的数字化媒介下,传统的界限日益模糊,出现了网络融合、内容融合和终端融合,这种融合的趋势可谓浩浩荡荡,给整个传统新闻传播教育模式带来致命性的冲击。教育的最终指向是实践。新闻传播教育面对媒介融合这一传播实践该如何挑战、如何应对,已成为各国新闻传播教育者无法回避的课题。相信,复旦新闻学院借庆祝自己建院80周年之际,举办的这场为期两天的“全球知名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论坛”,一定会为今后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为未来合格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起到建设性、启示性、指导性作用。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新闻传播学教育论文篇6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超级秘书网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2]韩炼.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J].现代传播,2004(2).

新闻传播学教育论文篇7

一、社会变迁与融合之道

对当今新闻传播教育所处时代和媒介化社会的解读是与会院长发言的普遍起点。外部世界的变迁,特别是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业的“危”与“机”,传统新闻传播教育的困境,成为新闻传播教育者必需直面的问题。而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教育者所面临的困境既有共同性又有地方性。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宋超在演讲中提出,当代中国社会以及媒介生态的深刻转型向今天的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空前挑战,他提出了四个“融合”加以应对:传承与创新的融合,本土与世界的融合,通识与专业的融合,教与学的融合。长期分管教学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倪宁认为,经过多年讨论,中国新闻学院院长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即打好基础平台。在新技术媒介融合的态势下,新闻教育应在知识融合和技能融合方面加强培养。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则强调了“特色化”的新闻传播教育需要注意的关键点。

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Dean Mills在题为《新闻业与新闻教育中的失望与希望》的主题发言中首先检视了美国的情况,认为从今天美国的一些报道来看,现在既是新闻学历史上最糟糕的时刻,也是新闻界最糟糕的时刻,其表现是以报业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大幅削减岗位,新一代的受众逐渐抛弃传统媒体转而投向互联网的怀抱。“就业”成为很多人对新闻学的担忧。他驳斥了“新闻业已死”的论断,认为教育者要开发创新性的课程,要有更多的教材,不仅更好地服务于新闻学生,也让市民成为更好的新闻业消费者。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介系主任Charlie H. Beckett在《网络媒体下的新闻教育》的主题发言中认为,我们处于新闻业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首先有必要把新闻的生产和它的传播分开来看。新兴新闻业有两大特色:一是公众参与(public participation);二是“连接性”(connectivity)。网状的新型媒体结构改变媒体的消费和制作,而且影响深远。就欧美的情况而言,目前媒体的改变不仅是内容的改变,也是商业模式的改变,同时也是在公众领域,新闻从业状态的一种改变。所有的公司,所有的组织,他们很多公众职能都变成了媒体公司。我们新一轮教育是要不断地挑战新闻业者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的价值以及新媒体的本质。

东京大学情报学环学环长石田英敬回应了新闻和传播研究的四个课题。第一,21世纪是一个新的百科全书时代,要构架出新的百科全书式的组织,汇集多种不同的知识,建立一种跨学科的百科全书研究网络。第二,面对技术革新,尤其是通信技术的发展,要与技术专家积极合作,应对技术革新的挑战。第三,对于大学以及知识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义,与各类机构合作,他认为新闻和媒体研究是社会的一个接点或者说是“契合点”,现有大学与社会存在一定的脱节,而在媒介化社会下,大学与社会的融合成为一种需要。第四,在全球化视野中亚洲新世纪已经到来,教育要用国际化的视野积极进行教育交流。

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钟蔚文在主题发言《寻找未来的传播教育》中认为,我们可能正面临着古登堡革命之后400年来的最大挑战,进入了后Google时代。对台湾新闻教育而言,不仅有来自全球化、媒体汇流的挑战,还有来自商业化的挑战。他认为我们今天传播教育者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将资讯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苏钥机把媒介化社会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多年讨论的最基本问题总结为三对概念:教学与研究、理论与实务、新闻与非新闻。从“面向”而非“矛盾”的视角去理解这三对概念更有助于我们摆脱当前新闻教育的困境。他还构筑了一个由三对概念构成雷达图,并给出了横向(院校间)和纵向(历时)比照的标准和建议。他认为各院校应该根据规模、需要、历史传统等建立平衡和协调的标准。

二、技术争议与专业本质

“技术”是众多与会代表关心的问题,同时也集中了较多的讨论。莫斯科国立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Evgeny Zaytsev认为要把新技术当成工具而不是被其控制,好奇心和知识才是新闻教育的两翼。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认为理念比技能的培育更费功夫,技能要贯穿于理念之下。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院长戴元光等认为,把学习现代技术作为新闻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应当受质疑的,过分的技术化取向对新闻教育是一种伤害。持同样观点的还有香港珠海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皇甫河旺、香港电台训练及发展总监张圭阳等。张圭阳认为,这种迎合市场即时需求的教育实践被证明存在极大问题,毕业生们越来越擅长于播报即时短信息,而在分析性报道和深度报道方面颇为欠缺,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

台湾传播管理研究协会理事长杨志弘对媒介融合做了细致深入的介绍,他认为面临数字科技的这场革命,新闻传播学科首先要思考这场产业变革的本质,分析行业的关键技能何在,不能仅仅停留在担心的层面。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严三九做了《上海市新媒体专业人才培养情况调查》的报告,他认为不能泛泛而谈新媒体与新技术,提供有说服力的事实可能更有利于问题解决。在他看来,技术是一种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

对新闻传播学学科“专业”的讨论是本次论坛的另一个热点。对专业性的挑战来自各个方面,既有与其他学科的比较,又有来自新媒介生态下诸如“公民记者”的挑战。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吴飞以重新审视新闻学教育的合法性为起点,对新闻教育的“专业性”何在进行了思考。他认为新闻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领域而不是一个专门的知识领域,新闻实践所处理的是变化无常的复杂世界,没有任何一种专业体系能提供一种完整的理论知识及支持这种视角的理论分析。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闻学的专业程度又严重不足,与其他专业相比,新闻专业的人才缺乏专业独有的精神气质。

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主任Hugo de Burgh讨论了数字化时代新闻业所面临的一个悖论:既然人人都可以是记者,那么专业的记者和采编机构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他认为:数字化时代不仅需要新闻教育,而且需要一种与传统新闻学截然不同的,能够将研究和传播技术同知识与对公共世界的认识结合起来的新型新闻教育,这将为许多职业提供坚实的基础。在他看来,新闻学比其他学科更适合作为一种基础教育,新闻学是属于21世纪的学问。南加州大学安尼伯格传播学院院长Ernest J.Wilson III在他的主题发言中也强调了向本学科外推广新闻传播教育的必要性,认为所有的学生都应该有一些必要的新闻学常识。

美国富乐敦加州州立大学传播学院院长Rick Pullen和Jeffrey Brody教授回顾了美国新闻专业教育的发源正是在煽情主义泛滥的年代,作为这场黄色新闻的教训,新闻学专业创立出专业化的课程计划。准确性不够和煽情主义是当时的一个很大困扰,而今天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并威胁着新闻专业主义的生存发展。同时,现在“专业”与“非专业”的壁垒在技术提供的可能性之下岌岌可危,很多博主跳出来声称自己是记者,他们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不可能增加内容的附加值。在这种背景下,他们认为新闻学更适应于作为一种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加以推广,培养新一代的公民记者,以负责任的传统新闻价值理念培养更多的公民记者、更多优秀的博主。

同样面对公民记者的挑战,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新闻暨传播学院院长叶明德认为与公民记者相比,新闻学院培养的记者更要着重于:第一,要更熟悉数字技术,成为更好的“讲故事的人”;第二,要有观点,有立场,大多数人要的是有意义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与成千上万的网民竞争;第三,要重新界定媒体的公共性,在培养人才时要格外注意这一点,否则对社会文明的提高没有帮助。

三、培养层次与教育创新

正如本次论坛中多位院长指出的,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自从被定为一级学科,已经建立起多层次的培养体系。在体系日趋健全的背后挥之不去的是各层次到底培养什么样人才的疑问。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吴予敏介绍了深圳大学实践教学理念变革和实践教学体系创新所取得的一些经验,在广告学专业实行实战性毕业设计代替本科毕业论文的做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一做法搭建起从大学到业界的过渡桥梁。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蒋晓丽对新闻教育和传播教育进行了区分,并针对网络热炒的四川大学拟取消本科毕业论文的事情进行了澄清说明。其本意并不是要取消毕业论文,而是想给毕业论文找出多种方式。她认为以往的毕业论文形式已经不大适应业界对新闻学科的需要。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徐泓在《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研究》中谈到在研究生层面计划从明年开始实行“3+2”模式,面向除新闻与传播学院之外全部的文理科院系,三年本科加上两年新闻传播硕士,从本科硕士跨学科的交叉来培养复合型的人才。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院长高晓红则对高层次应用型国际新闻传播专门人才培养提出了她的观点。自2009年起,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5所高校,试点培养国际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这一举措是当前加强国际新闻传播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步骤。

日本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政治学研究科主任濑川至朗介绍了日本在2008年才设立第一个新闻学硕士学位的背景。地处东京的早稻田大学创建于1882年,它以培养记者而声名卓著,但一直没有设置新闻学的系统课程。此前的日本新闻界一直坚持在岗培训(OJT,on-the-job training)的人才培养方式,新进人员像白纸一样直接被各个媒体涂上自己的“颜色”,已经带有“颜色”的记者并不受媒体的欢迎。而2008年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研究生院开始设立新闻学硕士学位,这也是日本第一个新闻学研究生院。这一转变与大众媒体自身不断变化有关:24小时新闻播报使时限更为紧迫,记者们不再能从容地书写故事,也不再有时间来训练新手。另一方面,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也让人沮丧,媒体间的混战、媒介入侵私人空间和错误报道导致一般民众对大众传媒失去了信心。就在此时,新来者凭借对新闻业使命的认知、对法律知识的熟识,及实践经验为新闻界带了一股新风。

悉尼大学媒介与传播系主任Steven Maras对博士层面的教育提出思考。他首先对英国和澳大利亚关于专业博士学位(PD, Professional Doctorates)、专业实践型博士(Practice Based PhDs)及传统的博士学位(PhD, Philosophy Doctorates)的讨论进行了介绍,并集中介绍了国外对前两者的争议。与传统的以学术研究为旨趣的博士学位(PhD)不同,专业博士学位(PD)的诞生较晚,在英国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它是以市场为驱动满足于特定领域的需要,如工程博士、教育学博士等。PD与PhD的区分较为明显。而专业实践型博士的出现则是近十年的事,主要针对与艺术、创意等相关专业,它的出现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关于这类专业实践型博士的讨论集中了五种类型的话语:隔离主义的(Segregationist);PhD学位的堕落(Degradation of the PhD);包含主义的(Inclusive);(后)殖民主义的(Post-colonial);矫正或重整学术的(Disabusing/Reclaiming the Scholarly)。Steven Maras认同第五种话语,认为专业实践型博士的出现是一个反思学术何为的契机,也是反思大学传统的契机。

本次论坛中多位来自英美的院长都强调了新的教育中要包含创新性与企业家精神(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大众传播学院主任Judy Turk认为大众传媒生态的变化将带来大量的外包业务,催生出个人工作者的职业模式,诞生不为任何一个雇主而为多个客户工作的技巧娴熟的自由职业工作者。这就意味着新闻传播教育者要主动探讨出新的教育培养模式,为新的现实环境、新的职业市场和新的职业途径做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更加强调新闻传播基本的价值,但也要更加强调创新性与企业家精神。毕业生们不仅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求职者,更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的策划人,为一个企业问题提供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成为跨媒介和产业平台的独立工作者。

继续教育和培训成为新闻教育的新领域。新加坡传媒学院副院长Jackson Yip以新加坡的个案为例,介绍了《创意产业能力培养体系和硕士计划》。Jackson Yip认为如今的媒体和创意产业正发生着结构调整,为就业准备的传统教育框架再也不能满足传媒业的需求,迫切需要一套具有灵活性的全新的创意产业能力培养体系与解决方案来满足不断演变的技术发展。而整合多种资源的继续教育和培训则帮助媒体与创意人士的实践工作更专业化。

此外,与会代表还就新闻传播教育中的跨学科交流、跨文化传播、实践创新、业界合作、特色化教学、未来的师资标准、学者成绩评估、教育培训评估等话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交流。■

新闻传播学教育论文篇8

一、新闻传播学的基本内容

理论上，新闻学的定义为“新闻是新近发生的，变迁的事实的报道”。其学科特点是：它是一门既年轻又独立的社会类学科也是一门十分强调实践的学科。传播学在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中的定义是“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在张垅栋看来则是“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信息传播活动的科学”。它具有整体性、互动性、开放性、综合性以及发展性的学科特点。在过去，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分界颇受争议，考虑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借鉴是必须的，且从当前教育市场的需求看，大传播导向的人才培养理念有助于学生求职和服务社会，因此，现如今我国将“新闻传播学”设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

二、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现状

我国新闻传播学硕士教育起步较晚，虽然发展迅速，却存在诸多问题。而国内对于研究生这一特殊群体的新闻传播教育培养模式的调研涉及并不多，本文总结出以下几点问题：

第一，分类模糊，学科重叠，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界限不清。在中国，新闻学院与传播学院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大多数新闻院校对于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分界只是把研究生教育分为新闻方向和传播方向。至于两者之间的区别，新闻与传播所研究内容之间的分野，以及专业型硕士和研究型硕士之间的区别，并没有具体涉及。所有学校均一刀切地向硕士研究生提供研究型教育，其毕业生却大部分从事专业型硕士的工作。以研究型硕士的培养方式培养专业型硕士，不仅不能适应市场的人才需要，更是浪费资源。

第二，对学科内的前沿问题涉及较少，高端讲座少。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问题：在全国460多所各类高校开设的661个新闻传播类专业点（据2006年统计）里，绝大多数对前沿问题涉及较少，高端讲座更是鲜见了。这样的现状直接限制了学生们的视野。

第三，课程设置的范围逐渐增广，但专业性不强。在中国近年来，研究生的具体课程也有了较大的变动，与学科专业调整相配合，新闻传播学科的课程设置有了大幅度的调整，一方面是专业课程普遍作了压缩，增加了文化科学基础课程，以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另一方面在专业课程设置方面，增加了大量新的课程，如媒介经济、媒介管理、网络新闻传播、广告学概论、新闻伦理、新闻法规、新闻传播心理学等，供学生自由选择的专业课程大量增加。可是，范围增广的同时却出现了专业性不强的问题，导致学生毕业之后不能迅速与职业接轨。

第四，理论和实践脱节，无法适应社会需求。新闻教育智慧的源头之水在生机勃勃的新闻实践之中。然而，传统的新闻传播教学模式往往局限于知识传授，没有给学生足够的实践机会和发展空间，忽视学生的个性特点，从而造成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低下的问题。使得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大多数只能被动地求职，缺乏自主创业的能力。

第五，课程种类和数量单一，缺乏多元性、科学性和系统性。由于领域不齐全，导致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大的分类领域的基础理论课和方法课鲜有开设。无论选择何种方向，可供选的课程不但数量有限，而且方向与方向之间的课程区别甚小，一般只开设宏观、普适课程，中观和微观课程层面的细化、深入研究课程甚少。第六，课程设置过于死板，教学不够灵活，课堂氛围不够活泼，互动少。可是，在国内教学中，尽管Powerpoint和幻灯等形式也越来越多地运用，但是通常仍是教师在进行填鸭式的教学，和学生的互动少之又少，这样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教学。第七，教学投入少，无法满足新时代对新闻人才的需求。新闻传播学科是一门应用型的社会科学，有“文科中的工科”之说，与哲学、文学、史学等学科不同，需要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运用紧密结合。而长期以来这一学科被当作普通的文科看待，得不到足够的办学资金投入，学生的动手能力得不到锻炼和提高，影响了新闻业务课程的内容改革与教学方式改进。

三、应对国内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的对策和建议面对以上的问题，为了改善优化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笔者提出了下面几点对策和建议。

（一）整合社会资源，呼吁社会对新闻传播教育事业的支持

新闻教育是一项公共事业，不仅需要新闻教育机构的努力，更需要来自社会各个层面大力的支持和广泛的配合。其中，影响最显著的就是媒体支持，如媒体和校方联办媒体，开设创新教育基地等等。在国内，目前新闻和传播专业的硕士点还不是很多，大多集中在一些老牌的、综合性的大学，教育资源比较集中。社会的资助主要集中在为这些学校提供奖学金。如复旦的“博雅复旦新闻教育奖学金”、人大的 “《人民日报》奖学金”、“韬奋新苗奖”和“王嘉廉奖学金”等专项奖学金。笔者认为，社会方面应该更加重视新闻传播教育，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包括媒体、基金会、传媒广告公司等，提供资金、实习岗位等资助。另外，对于一些行业限制，如年龄、户籍等，可以采取措施加以对抗。

（二）进一步区分新闻学和传播学，加强专业性

李良荣说：“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不单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新闻学的发展与借鉴大众传播学的要求愈来愈紧迫。”或许我们应该承认以下结论：第一，从学科发展角度看，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借鉴是必须的；第二，从当前教育市场的需求看，大传播导向的人才培养理念有助于学生求职和服务社会；第三，与此同时，新闻学的培养规模必须适当精简、培养体系必须大力改善，以此确保新闻专业教育在市场饱和形势下的生存及未来一代新闻人应有的文化精英地位；第四，从教学运作角度看，对传播学和新闻学人才培养实行合中有分，是西方的成功路径。只有将人才的培养更加细化、更专业化才能明确培养的目标，才能加强人才的专业素养，才能更加适用行业需要、社会需要。

（三）培养目标明确化，开展通识教育

根据前面对培养目标的比较和阐释，可以看出我国的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目标虽然已经开始多元化的改革，不过政治导向的痕迹还是比较重。我国新闻教育对通识部分的重视仍然不够,这就造成了我们的毕业生一是后劲不足，二是就业后的工作转移能力差的问题。故要区分本科、硕士、博士等不同阶段的培养目标，拉开层次，适应不同的社会需求。因此，全面开展通识教育，培养高素质的新闻传播人才就显得非常重要。在课程设置时，就要注意不仅注重理论课、专业课、基础课的教学，还要强调科学、哲学、艺术的多元施教，打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界限，首先给专业学习提供宽广的平台。在研究生阶段，更要注重全方位知识的汲取，为特定的研究方向打下扎实的综合知识基础。

（四）充分注重实习环节，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我国一向对培养模式中的实习环节有硬性规定，但是很多研究生因为忙于协助导师完成课题，或者执着于理论研究、的，对于实习都敷衍了事，能真正走入实习单位，踏踏实实从基层干起的人少之又少。在中国，虽然有诸多限制，但仍然可以有所作为。如学校开设自己的校报、院报、校电台、电视台，这方面国内的发展以及日趋成熟，又如新闻教育单位——学校要注意时刻保持与媒体的互动。这客观上要求把新闻院校、新闻单位和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营造一种新型的新闻教育环境，我们称之为“大新闻教育圈”。

（五）加大教育投入，改善教学设备和方法

在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中已经论述了因为教学投入少，导致无法满足新时代对新闻人才的需求。这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在以互联网为主的新媒体、新科技日益发展的今天，教学要跟上媒体发展的最新动态，教学设备必须要保证。例如在中国传媒大学这些注重实务的国内名校，已经拥有先进的设备，大型的实验室，以供学生学习使用。而更多的学校，现如今连相机、摄像机这些基础设备都捉襟见肘，这大大阻碍了学生进行实践操作。因此，有关教育部门和校方必须正视这样一个尴尬的情景，投入更多的资金和设备，保证教学和实践的不脱节，从而改善已有的“说教”理论的教学方法，为新闻学习“胡同模式”注入新鲜的血液。

（六）联系实际，面向社会和未来

前文已经提及，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实用性学科，它的各项理论必须立足社会，适应现实的发展。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里的实际，不仅要求教师要有在新闻媒体从业的经历和经验，还要求在课堂学习的过程中对社会问题、前沿问题要有深层次的思考。例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清华大学新闻学院的前沿讲座，还有人大开设的《新闻传播前沿讲座》，每节课在老师讲完之后都会留出近半个小时的时间跟学生面对面的交流，让学生能把心中的疑虑和不解的问题当面跟老师提问，学生的收获很大。不仅开放了课堂，增加了交流互动，接触了学界和业界的名人，还拓广了知识面，研究生不能只是仅仅就一门课或者一个老师进行讲解，要站在一个宽广的角度，这样有助于开阔视野，了解更多的观点和思想，更深入地理解社会问题。

（七）树立正确的新闻价值观，加强学生英语语言运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