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区域发展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23 22:15:21

农村区域发展论文

农村区域发展论文篇1

关键词: 农村金融;金融地理学;金融发展水平;省际差异

中图分类号:F833/8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3)05-0015-05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十”报告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是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缩小农村金融发展差距,而探究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乃是基本前提。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研究一般包含在区域金融差异研究之中。宋宏谋等以农村信用社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1979~2000年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问题[1];伍艳等发现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供给的区域布局不均衡[2];黎翠梅分析我国在农村金融相关率方面区域差异明显,且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3];高新才等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市场化进程的区域差异以及政府行为的区域差异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4]。

瑞托斯·劳拉詹南(2001)提出了金融地理学这一新兴学科概念[5]。随着金融地理学的发展,越来越多学者尝试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研究中,如田霖(2005)将各种金融地理因素一起纳入实证分析,认为经济、科技、文化、开放、基础设施、劳动力等金融地理因素对区域金融综合竞争力有显著影响[6];卢佳、金雪军(2007)实证表明:地理位置等新经济地理因素对区域金融发展均有显著影响[7]。但目前国内从金融地理学角度研究农村金融的文献并不多见。

本文试图将金融地理学理论创新性地运用于我国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差异研究之中。假定各金融地理因素均对农村金融产生影响,且影响程度不同,并运用模糊曲线法考察各金融地理因素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以期拓宽金融地理学在农村金融发展方面的应用领域,为国家实施惠农政策、缩小农村金融发展差异提供理论指导。

二、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考察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差异影响因素的前提是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国内关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不多,本文借鉴区域金融研究中指标构建思路[6-8],进行一定调整和整合,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效率、金融环境四个方面来构建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见表1),运用因子分析法得出量化的各省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各指标数据均来源于2006~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农业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银监会网站农村金融服务图集。我国农村金融协调发展是合作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等相互依存,面向“三农”的协同过程[9]。下面选取五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的农村地区金融数据。为了使数据平稳可靠,取2006~2010年的平均值作为基础数据。

(三)研究方法

1.因子分析法。

因子分析法是考察多个变量间相关性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利用因子得分可以对样本进行分类和综合评价①。

2.模糊曲线法。

金融地理贡献因子和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关系是复杂的非线性形式,模糊曲线法不需要建立数学模型就能识别最有效的输入变量,比较适合解决金融地理因子的贡献程度问题②。

本文综合考虑特征根值大于1、累积贡献率大于85%两个标准来提取因子,由表2可以看出,前五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且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5%,即前五个因子可以解释原始变量90%左右的方差,已经包含了14个统计指标绝大部分的信息。

由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可知,公因子F1在网点分布密度、金融从业、人均存款、人均贷款的载荷值较大,可代表农村金融资源覆盖水平;公因子F2在金融相关率、金融市场化率载荷值较大,代表农村金融结构;公因子F3在储蓄投资转化率、农村GDP、农村财政支出载荷值较大,代表农村金融环境;公因子F4在贷款增长率、存款增长率载荷值较大,代表金融增长潜力;公因子F5在存贷比、贷款产出率和储蓄动员率有较大载荷值,代表农村金融效率。综合得分F=(43.351F1+15.954F2+14.059F3+10.197F4+7.144F5)/90.706。由此,可以计算出各省的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得分排名(见表3)。(二)因子分析结果

从表3可以看到,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得分排名前10名的除了内蒙古和四川以外都是东部沿海的省份,内蒙古由于在金融资源覆盖水平和金融增长潜力方面表现突出,使得它的综合得分较高,排名第三位。四川省在农村金融环境和金融增长潜力排名较好,综合水平超出西部其他省份,排在第十位;河北、福建、海南的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平均水平,其中海南省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现象尤为突出,排在第30位;中部地区的江西、山西农村金融综合水平较低,均排在后10名;西部地区的陕西农村金融综合水平较好,排在18位。可见我国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在各省之间存在差异,且和东中西部行政区域划分不尽相同。

四、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的金融地理因素分析

(一)金融地理因子的选取与计算

为了更好地解释各省(区/市)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差异的因素,依据金融地理学理论,引入经济、环境、设施、劳动、文化、科技、开放、聚集金融地理学因子作为解释性指标(见表4)。环境因子包括了自然条件、地理区位和经济区位。自然资源是社会生产原料和能量的来源,农业生产尤其依赖阳光、温度、降水等自然条件,故以基础能源资源储量、受灾面积代表自然条件。从地理区位上看,距东部海岸远近是影响东部和中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区位因素,与我国降水量分布规律大致相同,故以年均降水量代表各省农村的地理区位。而所在省份GDP占全国GDP比重能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村所在地区经济实力,能代表经济区位。

农村基础设施是指为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及农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各种设施的总和,它能直接间接作用于农村经济,用发电装机容量、人均拥有机械动力、公路里程数来衡量农村设施因子。劳动力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和素质高低也是农村经济发展重要影响因素,用农村就业率、农村金融从业比重、劳动力文化水平来衡量。

文化观念是包括风俗、习惯、禁忌、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社会意识。和谐丰富的文化生活有助于增进农村居民间的信任关系和社会资本的积累,有利于农村互助金融的发展。选取农村文化站数量和农村文教娱乐支出比重来衡量文化因子。

科技进步已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选取农村固定投资投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科学研究数量以及各省技术成交量来衡量科技因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策略使得对外开放水平对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影响较大,国内很多学者均从实证角度证明了开放对我国地区的经济增长差异有显著影响,选取农村进出口额和农村外商投资总额来衡量开放因子。

另外,借鉴田霖(2005)博士论文中聚集力指标,将人口密度和产业密度作为聚集因子来考察人口聚集程度和产业结构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

(二)各因子的贡献程度

根据模糊曲线原理以及运用Matlab编程计算③,输入各个省份的样本数据,就可以得出每个因子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见表6)。表中显示:各因子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均产生正向贡献,依其重要程度依次为科技因子、经济因子、文化因子、设施因子、开放因子、环境因子、劳动因子、聚集因子。

科技因子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为0.3863,在所有因子中贡献程度最大,说明农村科技水平成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经济因子作为农村金融发展的基础因素,其贡献程度为0.2115,排名第二位。文化因子贡献程度达到0.178,排名第三位,说明农村文化建设对农村金融发展有着重要促进作用。设施因子、开放因子和环境因子的贡献程度比较相近,均在0.16左右,说明这三个因素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重要程度相近。聚集因子的贡献程度只有0.08,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作用较小,人口密度和产业集中度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影响不大。

五、相关政策建议

缩小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差异,实现农村金融协调发展才能充分发挥金融资源扶贫功能,帮助缩小城乡经济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根据金融地理因素分析结果来看,农村金融发展依靠的是各种社会经济文化的协同作用,我们不能忽视各地农村中除经济以外的科技、文化、设施、地理环境、劳动力等影响因素,要依据客观规律和各地自身情况,抓住关键金融发展因子。

1.继续贯彻“科技兴农”方针,深化农村科技体制改革。增加对农村信息、计算机和科研的资金投入,促进金融资本与科技创新的结合,提高农村金融有机构成,从而发挥科技与农村经济、金融的良性互动作用,提高农村金融的发展实力。

2.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培育良好信用环境。增设农村文化站点,丰富农民精神生活,增强农民间情感交流和沟通,增进社会信任,提高守法意识、信用意识,为农村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3.顺应产业结构调整要求,夯实农村经济基础。政府应抓好农村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交通运输条件,构建和完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制度框架,夯实农村经济基础。

4.适当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拓宽农民创业融资渠道。政府应积极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创业培训、融资指导服务;农村金融机构应加大对农户和农村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充分发挥农村金融的杠杠效应。

注释:

①本文建立的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指标数量较多,且指标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使用因子分析法比较合适。

参考文献:

[1]宋宏谋,陈鸿泉,刘勇.中国农村金融区域发展程度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2,(8):111-119.

[2]伍艳,余兼胜.中国农村金融的区域差异性研究[J].农村经济,2009,(1):63-66.

[3]黎翠梅,伍蔷薇.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比较分析[J].财经论丛,2010,(11):42-49.

[4]高才新,李阳.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与政策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08,(3):45-48.

[5]劳拉詹南.金融地理学金融家的视角[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6]田霖.区域金融综合竞争力差异比较与模糊曲线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5,(6):8-15.

[7]卢佳,金雪军.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地理环境与经济政策基于金融地理学视角的实证分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7,(4):7-9.

[8]史跃峰,葛红玲,彭博.中国区域金融和谐指标构建及和谐程度评价[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2,(1):13-17.

农村区域发展论文篇2

论文摘 要: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必须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农村群众文化事业建设与经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对于较全国农村更为落后的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来说,加强民族地区农村群众文化事业建设的任务显得更为艰巨和迫切。

“文化经济”是以人的智慧成果即文化资源的资本化开发为基本特征的“知识经济”。贵州发展文化产业,应通过对广大农村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适度技术化、组织化,直至加以知识产权专属化、生产资源资本化,实现资源的有效保护和产品(产业)的自主开发。贵州广大农村的发展,已不大可能再走沿海农村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却很有可能凭借自身所拥有的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开发文化含量高的文化产业,发展文化资源资本化开发的文化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贵州农村文化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为今后的文化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也必须看到,贵州农村文化产业还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一、农村群众文化的时代表征

所谓农村文化,从狭义的角度来讲,是指一定区域的农民的文化水平、思想观念以及在漫长的农村文明中形成并积淀下来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情感状态、处世态度、人生追求、生活方式等深层的心理结构的反映。它表达的是农民的心灵的世界、人格特征以及文明开化的程度。在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过程中,农村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农民的精神状态、思想道德水准、科学文化程度、价值取向等方方面面都在发生着积极的变化。但我们也必须清醒的看到,农村文化在积极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不容乐观的境遇。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审视农村群众文化事业建设中的不良现状,这是“三农”建设必须面临并要解决的问题。

广义的农村文化是指在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以农民为载体的文化,是指在特定区域范围内,特定民族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特定农村区域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它包括人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人文心态、民族艺术、风俗习惯、社会生活规范、文化发展模式以及由之产生的功能机制。当代农村文化强烈地反映着农村社会独特的人文景观和区域特征,它除具备区域文化的一般性特质如民族性、地域性、历史悠久性以外,还彰显着鲜明的时代表征。

第一,农村文化的原生性形态与当今的经济技术形态一体互动。与传统的农村文化不同,如今的农村文化不仅凸现其原生性形态,而且也显现其经济技术形态。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力”和“文化资本”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愈来愈明显。农村的文化产业迅速发展,大批的文化资源转为文化产业并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技术财富,区域经济与区域文化一体互动。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推动了农村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农村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农村文化的繁荣。

第二,农村文化的个性化特征在多元文化格局竞争中凸现整合与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流动的不断加速,区域经济、区域文化的合作与交流也日益频繁,农村文化与现代文化区域不断互动,农村文化的发展视野不再是独立的、小范围的行政区划单元,而是超出地域限制,纳入了现代文化区域的交流圈甚至更大的范围之中。农村文化一方面传承其独特的优秀文化,彰显其地域的个性化特色,同时又不断吸收和利用外来文化。过去单一的、传统的农村文化逐渐退缩。在多元文化的竞争中,大量的农村文化在不断吸纳异质文化的基础上,资源得到了更为合理的配置。在文化经营上,农村文化也从分散、自发状态,经过联合向产业化的方向发展,农村文化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出现了新的整合和创新。

二、农村群众文化的涵义

群众文化事业建设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改造和丰富人的主观世界。因此,群众文化事业建设实质上是在建设“以人为本”的生态“软环境”及和谐共存的“精神生态”。在价值层面上,要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文化发展的归宿;在技术层面上,要坚持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保持文化自身的创新能力,使农村文化发展能够反映时代要求和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促进生产力的解放,最终推动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在方法措施上,要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在坚持先进文化发展主旋律的前提下,形成多样文化的和谐发展。 转贴于

三、农村群众文化事业建设的对策

新农村群众文化事业建设是指农村文化产品创作、农村文化队伍建设、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民群众文化活动开展,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村文化产品的创作。文化产品在表现形式上有:诗歌、散文、小说、文学评论、戏剧、音乐、歌曲、舞蹈、绘画、雕塑等。优秀的农村文化产品是对农村新风貌的反映,体现着从农民切身利益出发的善恶判断和理想追求,体现着农民的政治倾向、道德理想、宗教信仰、审美趣味和哲学观念。当前,农村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必然使意识形态包括文学艺术多样化。

第二,农村文化队伍的建设。农村文化工作者是农村文化产品生产的主体,他们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文化产品质量的优劣。新时期,农村文化工作者应加强修养,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一是努力学习,提高思想理论修养;二是树立精品意识,努力创造有利于提高农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反映时代主旋律的精品力作。三是要有奉献精神。文学精品凝聚着文化工作者对生活的深入思考和独特的人生体验,不付出代价和艰辛,没有奉献精神,是不可能创作出精品的。

第三,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指:广播站、电影放映队、有线电视、乡村图书馆、文化馆(站、室)和其他文化活动场所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都是传播文化的重要阵地,是农村群众文化事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农村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开展。农村群众性文化活动是指广大农民群众在日常生活、生产中涉及饮食、服饰、医疗卫生、体育、娱乐以及人际交往、家庭文化等多个方面的文化活动。这些文化活动,只有人民群众广泛地积极地参与,文化活动才有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朴今海.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群众文化事业建设现状的调查与思考[J]. 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5期.

[2]聂华林、李荣华. 中国西部农村群众文化事业建设概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5页.

农村区域发展论文篇3

【关键词】区域创新 创新阻力 创新对策

一、引言

区域创新是指一个地区将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相结合形成新产品的过程,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涵盖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等众多领域。对于大多数地区来说,企业是该区域创新的主体,政府是创新的推动力。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和中央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战略落实,河南省在实施“十二五”计划的过程中,一直在寻求一条创新发展之路,这在全省农村地区也有一定程度的体现。河南省农村地区一方面在努力脱贫,另一方面也在寻找跨越式发展,无论是脱贫还是谋求更好更快的发展都需要结合全省农村地区实际开展区域创新。

二、河南省农村地区区域创新背景及意义

河南省是中国农业大省,农村居民占全省人口的60%。2011年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604.03元,低于全国6977元的平均水平,同样低于全省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194.8元,农村恩格尔系数为36.1%。城乡差距仍然很大,农村居民的吃穿花费占比高,这些都是省内各地区存在着的事实。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农村地区必须探索区域创新对策。同时,河南省农村地区实施区域创新战略,对落实中部崛起战略和更好的实施全省“十二五”计划具有重要意义。

三、河南省农村地区区域创新阻力

(一)农村有效需求不足,市场范围较小

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城乡二元结构很明显。并且对于多数农户,衣食方面支出占了绝大部分,其他娱乐性支出甚少。河南省农村产品消费对象是农户自身和周边县区居民,国内和海外市场对本地本村某些特色产品的需求,由于信息交流不畅、交通不够发达、远距离运输保鲜技术差等原因不能成为有效需求。

(二)生产要素水平仍需提高

现在河南省多数农村及农业劳动者基本上是靠祖传及自身积累的劳动经验从事简单农业劳动或简单建筑、搬运劳动。农村地区生产性固定资产数量仍然偏少,2011年河南省农村地区平均每百户农民拥有收割机1.43台,农用机械12.64台;技术人才的短缺,使农村生产率水平难于提升。

(三)缺乏先进的产业组织

2011年,河南省第一产业增加值为3512.24亿元,占GDP的13%;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6218.6亿元,占全国的7.65%。2011年,河南省的农业劳动力为5353万人,占全社会劳动力60%以上,过多的农村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从事低效的农业;河南省多数农村地区没有农民创建自己的企业,已有的农村或乡镇企业多数都是家族企业,缺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河南省农村企业多为小食品加工和简单的手工制作等初级阶段生产组织,缺乏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

(四)软硬环境有待改善

河南省农村地区的软硬环境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缺陷,硬环境可以从农村自然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来看,软环境又包括行政制度、组织方式、法制环境等方面。

从基础设施方面说,村镇建设普遍缺乏全面规划,绝大多数居民住房杂乱无章,乡镇道路、废水垃圾处理、公用文体设施和商业设施等等几乎都处于无序状态。同时,农村环境污染严重,主要包括使用化肥、农药而致的土壤污染和生活、生产垃圾乱倒乱放而导致的居住环境污染。

在软环境上,从行政制度来看,河南省农村基本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农民自行改造住房,使得乡镇缺乏统一规划,并且很多村干部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办事过程中显现官僚作风。从土地承包制度上来看,缺乏对高度分散的承包农户的有效组织,农民合作组织、农工商组织未能发挥力量。从社会保障制度上看,河南省农村地区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等已具雏形,但是由于这些制度实行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实施效果不是很理想。从法制环境上来看,多数农村居民迷信守旧,观念落后,缺乏创新精神和法制观念。

四、河南省农村地区区域创新对策

河南省农村地区由于存在产品需求、生产要素、产业组织和软硬环境等方面的阻力,决定了河南省农村的区域创新是一个长期且艰巨的过程。在对河南省农村地区实施区域创新的过程中,由于有些地区的特殊条件,需要实行差异化处理。比如,对于大中城市的远郊农村、小城市的近郊农村以及资源禀赋较好的中心乡村等重点区域,需实行优先创新。整体来说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找创新对策:

(一)市场需求方面:开发城市和外地需求,扩大农业产品市场范围

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增加农民对当地农产品的需求;优先发展连通城乡的交通,比如河南省每个乡村都要保证到达就近市区的公路里程数达到一定标准,政府应该承担乡村公路的维护和修缮;积极扩展农产品、农村特色产品、农村手工艺品的外地市场,盯紧离本地区较近的大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生产和及时供应城市居民所需的新鲜农产品和农业休闲服务;在当地和上级政府的支持下,可以举办和参展农业、农产品博览会,及时将具有地域特色的产品和服务推向全国和国际市场。

(二)生产要素方面:培养农业高级技术人员,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水平

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投资,使百户农民拥有的农用机械数量更多;保证在每个行政村都能够有就近的技术推广中心和良种供应合作社等,大量引进国内外成熟的农业技术,引进优良的生物和作物品种;积极发展面向农村和农业的中等职业教育、大专层次的职业教育,全面提高村民的文化素质和职业素质,从根本改善农村劳动力质量;鼓励本土高学历人才和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为这些创业者提供优惠政策支持。

在重点农村地区率先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和提高这些地区的大学入学率;建立与附近城市的大学、职业技术学院的密切联系,创办流动大学,开展高水平文化及新技术的培训;采取多方出资方式,在新城区率先建立现代农业基地。

(三)产业组织方面:发展特色优势农村产业和与城市配套的延伸产业

积极发展利用当地资源的加工业,特别是特色农产品、特色中药材和特色矿产品的深加工,提高本地资源产品附加值;积极发展针对城市居民需要的观光农业、体验式农业,根据河南某些农村地区的悠久历史,开发文化旅游村落或特色乡镇;对重点区域,率先全面规划建设具有中原特色、人文特色、生态特色的新城区。

在重点区域,将已有基础的特色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做大做强,做精做细,以适应本地、外地、海外的市场需求;同时,积极发展都市农业,为附近的大中城市服务,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建成工厂化农业。主动建立与本地区及外地大中城市的经济合作关系,发展大中城市主导产业的配套产业,从而形成配套产业集群。

(四)软硬环境方面:合理规划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环境;规范农村法治建设,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系统

政府投资建设和改造河南省农村生活用水管道工程,保证农村生活用水安全;进一步改善农村电网、路网改造,使农村居民在用电高峰期不至于拉闸限电;统一规划乡村排水、排污设施,建成垃圾处理和污水处理站,改善农村居民生产环境和生活环境;农村一个或多个行政村建设城镇标准居住小区,配套建设相应的文艺、体育、教育和娱乐设施。

加强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全面提高农村乡镇政府的管理权威和管理质量。鼓励和吸引当地大学生回乡当村官,增强乡村干部服务意识,用所学知识为当地寻找创新发展道路,带领当地农民致富。

建立与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养老保障制度、最低生活费保障制度,为村民的生存解除后顾之忧;维护农村治安管理,向村民宣讲法律,鼓励村民树立法制观念。

参考文献

[1]黄志亮.区域创新阶段论[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7(12):1-4.

[2]杨凤阁.河南省区域创新能力分析与发展策略[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2(01):24-29.

[3]黄志亮.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及其应用研究述评[J].当代经济研究,2008(08):21-25.

[4]郑广华.河南省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策略选择[J]. 现代管理科学,2010(08):79-81.

[5]黄志亮.长江上游地区实施农村创新战略研究[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6(10):3-10.

农村区域发展论文篇4

关键词 美丽乡村;建设水平;评价模式;广东省

中图分类号 F30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4)04-0274-02

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大历史任务以来,全国各地结合自身实际,不断在当地新农村建设中促进规模化、品牌化发展。2008年,作为黄浦江源头的浙江省安吉县出于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在积极借鉴其他地区处理发展问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打造“村村优美、家家创业、处处和谐、人人幸福”的农村建设口号,并制订建成中国最美乡村的目标。“十二五”期间,安吉县“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成功影响促成浙江省制定《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此时广东省增城、花都、从化等市县也开始启动“美丽乡村”建设。这种以整体化实施、品牌化经营的探索模式,不仅是新农村发展趋势,也是全面提升新农村建设水平的重要载体。

1 理论与现实意义

结合住建部2013年40号文提出关于开展美丽宜居小镇、美丽宜居村庄示范工作,广东省2011年决定创建宜居城乡、打造具有鲜明广东地域特点和时代特征的一批名镇名村示范村建设,以及近期广东省提出进一步促进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的决定,在广东全省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1 “美丽乡村”建设为区域协调发展延伸了内涵、拓展了空间

区域竞争是发展质量的竞争,区域合作是互惠互利的合作,区域协调发展就是区域寻求到良好竞争合作之后产生的必然结果和发展趋势[1]。区域及其产业如何做到区域内外有效竞争与合作,如何通过区域合作提升区域整体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已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策略和手段,也是区域协调发展关键所在。“美丽乡村”建设秉承这一战略理念,以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高度统筹城乡规划、建设和发展,不仅抓住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有利契机,也为区域协调发展延伸了内涵、拓展了空间,更为粤北地区进一步落实该省关于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落到实处提供了有力抓手。

1.2 “美丽乡村”建设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诠释和实施

“环境提升”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工程之一,也是广东省推进该建设的核心任务。要建设“生态环境最优美、村容村貌最整洁、乡土文化最繁荣、农民生活最幸福”的乡村,就要从生态环境优化和可持续发展入手。“美丽乡村”建设正是从尊重自然的角度,保持乡土风格的原貌,尊重乡村文化和历史,从生活和生产2个方面抓好农村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也是对十报告中关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要求的有效诠释和实施。

1.3 “美丽乡村”建设是实现“美丽中国”的重要行动和途径

“美丽中国”,既注重人们生存环境的宜居性,也体现自然、社会环境的和谐关系。它是“一个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依托,实现经济繁荣、制度完善、文化先进、社会和谐的全面发展社会”[2]的宏伟蓝图。要实现这一蓝图,就必须着手于规划、建设和发展基础生活单元――乡村,从源头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从源头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这是广东省落实“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重要行动和途径。

2 现有评价模式及优劣势分析

我国新农村建设水平评价研究内容主要分为3个部分: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和建设实践研究[3]。其中,指标体系主要按照新农村建设20字方针、新农村建设内涵挖掘或结合生态文明建设等目标着手,基于地方实际,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依从定量、定性或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思路,在建立指标体系基础上,对当地新农村建设水平进行评价。最终获得当地乡村建设水平综合评价结果。“美丽乡村”建设是对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延伸,其评价模式既要继承以往乡村建设水平评价模式特征,更要突出“美丽”建设的核心要义。因此,总结目前广东省乡村建设水平评价模式及其特点,是客观衡量和评价地方“美丽乡村”建设水平的重要步骤。

2.1 纵向模式:以行政体系为基础

2.1.1 主要内容。评价模式基于国家行政体系划分,从省级至村级存在各行政层面的评价模式。其中:评价指标体系,从下到上宏观指导性越来越强;从上到下微观操作性越来越强;遵循系统性、可操作性、可比性原则;例如:省级层面,在农业生产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农村面貌改善、农民素质提高、农村管理民主等方面选取评价指标[4];村级层面,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等方面选取评价指标。评价方法上,采用权重法、划分评价标准和综合评价相结合。

2.1.2 优劣势分析。该模式目标明确,工作易于推动,行政操作特点强。但若上级政府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不足,将导致建设目标脱离实际。同时,若基层政府对上级政策目标误读,将引起当地建设偏离中心路线问题。

2.2 横向模式:以市级及其以上行政区划为基础

2.2.1 主要内容。评价模式基于广东省区域发展存在差异性的事实,结合各地区新农村建设存在的制约因素,制定评价指标体系,如:珠三角地区农业产业化不高、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城乡收入差距大;东翼地区村组织经济实力弱,农业生产现代化程度低,清洁能源使用率低;西翼地区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垃圾实施集中处理程度低;北部山区农民生活水平低,经济落后[5]。评价方法上,仍采用权重法、划分评价标准,获得综合得分。

2.2.2 优劣势分析。该模式充分考虑宏观发展与微观运作,有效结合地域差异性。既能客观反映各地现实发展水平,又利于不同区域间的横向比较与借鉴;既紧跟区域发展现实,又利于区域协调发展。但受地方发展定向思维影响,人为指标选取及划分不可避免,评价结果将存在不同程度的偏颇。

2.3 点状模式:以县级及其以下行政区划为基础

2.3.1 主要内容。评价模式基于以县(市、区)域为评价单元,通过选取不同建设目标,结合现实政策发展实际,制定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如结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或“美丽乡村”建设目标,某地可专门以“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改善为一级建设指标,通过二级建设指标“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5个方面落实一级指标[6]。

2.3.2 优劣势分析。该模式基于单个县(市、区)域范围,评价体系特殊性强。评价的最终结果单纯为落实上级建设要求提供服务,或借此契机为创新地方建设途径服务。该评价一般仅适用于当地,或与当地情况类似的周边县(市、区)。实践性、微观性、局限性强,更高层次的宏观指导性较差。

3 “美丽乡村”建设水平评价模式研究

3.1 “美丽乡村”建设水平评价模式:线状模式

由上文可知,3种常用的新农村建设水平评价模式虽各有特色,但评价程序(指标体系选取和评价方法)相同。不同之处在于:纵向模式着重于行政指导性;横向模式着重于区域借鉴性;点状模式着重于可落实及特色性。基于上述分析,结合“美丽乡村”建设核心内容,即以村民群众为主体,以村民基层组织为议事决策平台,以规划为龙头,以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为突破口,以完善基础设施和提升公共服务为内容,切实缩小农村与城市在生活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的差距,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实际生产中应该借鉴点状模式的特色性、纵向模式的行政性、横向模式的可比性,提出以区域交通干线为轴线的“美丽乡村”建设水平评价模式――线状模式,通过点的发展、线的辐射及面的整体提升,带动区域“美丽乡村”建设,既注重局部发展,又考虑到整体关系,有利于区域统筹。

3.2 注意的问题

3.2.1 指导思想。首先,近年来广东省注重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注重发挥珠江三角洲地区辐射、服务和带动功能,形成环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带和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其次,为继续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广东省注重推动产业梯度转移,形成不同梯度与层次、相互配套、关联互补的产业集聚发展格局。第三,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广东省为适应区域城乡协调发展需要,一直着力于拓展交通运输网络的覆盖深度和广度,着力于优化运输网络结构,进一步推进区域和城乡运输一体化。这些都突出了选择基于线状评价模式的“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性,选择线状评价模式成为必然。因此,作为“美丽乡村”建设水平评价模式,指导思想上必须注重以交通干线沿线建设为核心,以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为主线开展评价工作。

3.2.2 指标体系。以社会经济建设内容为选取范围,注重交通干道对“美丽乡村”建设的影响,以“科学规划布局美、创业增收生活美、村容整洁环境美、乡风文明环境美、管理民主和谐美”作为一级评价指标,对交通干道沿线区域、村庄及其内陆辐射地进行评价。同时,依据村庄离交通干线的区位距离,将评价区域划分为优先建设区、主要建设区、农业建设区、保护建设区等4个区域,选取不同评价指标,进行差异评价,以满足不同发展条件村庄有区别的建设目标。其中:优先建设区和主要建设区一般包括了工农业比较发达、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建设比较成熟、经济条件好的乡镇街道和社区村庄;农业建设区一般包括传统农业发展成熟、经济水平在当地发展适中,基础设施建设仍待加强的乡镇街道和社区村庄;自然保护区一般包括开发较少、自然传统村落明显、区位条件差、经济相对落后的乡镇街道和社区村庄。

3.2.3 评价方法。着重不同类型评价区域指标权重选择和标准划分上的界定。其中,优先建设区、主要建设区以工农业/商贸型“美丽乡村”建设为目标;农业建设区以现代农业/农业保护区/传统文化保护型“美丽乡村”建设为目标;保护建设区以旅游文化/传统历史文化保护/自然资源保护型“美丽乡村”建设为目标。三者均需制定权重及标准。

3.2.4 综合评价。“美丽乡村”建设水平评价模式――线性模式,与其他评价模式评价思路相同,都是基于量化考核的评价模式。其特点就在于,结合了交通干道的线状辐射功能,对交通干道周边区域进行评价,是宏微观的结合。缺陷在于,因人为的划分,虽评价结果相对客观,却仍存在缺乏变通的可能性。基于正反两面考虑,定量考核后的定性分析是必不可少的。线状模式的“美丽乡村”建设水平评价应基于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综合评价。

4 参考文献

[1] 孙海燕,王富喜.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探究[J].经济地理,2008(11):928-931.

[2] 王晓广.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美丽中国建设[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19-25.

[3] 许可杰,刘喜波,马鑫.我国新农村建设评价研究的现状与展望[J].改革与战略,2013(3):77-79.

[4] 李大胜,余建斌,范文正.广东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监测指标体系研究[J].南方农村,2008(2):32-36.

[5] 张效军,汤惠君,欧阳孔仁.广东新农村建设的区域差异[J].地理科学进展,2009(9):751-758.

农村区域发展论文篇5

关键词 农村 其余经济 差异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面积的大国,由于自然、社会和经济资源的空间分布以及空间开发历史差异所形成的发展差异,客观上存在着发展进程、发展水平等各异的众多区域。对于中国经济区域的划分,目前最为通用的是将全国划分为3个不同的经济区域:即东部经济发达区、中部经济次发达区、西部经济欠发达区。随着农村现代化的推进,特别是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三大地带的农村经济都有了很大发展。农产品产量和农民收入成倍增加,农村第二、三产业迅速发展,并已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从而改变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农业结构畸型以及农产品产地与加工工业、生产区与消费区严重脱节的状况,农业布局日趋合理。但是,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加之中国农村生产力整体水平仍然很低、农业技术装备落后,科学技术、文化、管理水平不高等问题,特别是农村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失误,使得一些区域内优越的自然资源不仅没有很好地开发利用,反而遭到破坏,三大经济区域内农村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不仅没有从根本上彻底改变,反而越来越明显。

1农村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成因

(1)农村居民收入普遍不高。目前,我国农村普遍存在农村居民收入偏低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两方面造成的。①农业的生产效率不高。农村中的大部分青壮年受到了经济利益的驱使,都选择了外出打工,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失。这直接影响了农村的生产率。②城市与农村之间未建立良好的贸易组织与贸易机制,并缺少有效的贸易互动,农民并未能在贸易活动过程中取得理想的利润与收入。③农村整体较少的收入使得农村未能有足够的资金生产投资,在银行贷款方面,周期较长,利息较高时贷款过程受到了较大阻力,促使农村的经济发展陷入了恶性循环。

(2)农业生产要素流动不畅。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其拥有的农村人口数量众多,具有充分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农业生产要素。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与发展,各要素之间的作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自然资源作用下降,农业增长主要来源于现代生产要素投入。各要素在农业生产中的组合比例也产生了一定的变化。然而,我国大部分农村未能认识到这种变化,再加上本就落后的人力资源与高科技技术,使得我国农村广泛存在生产要素流动不畅的问题。

(3)农村人口素质问题。人才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还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具相关调查研究表明,农民收入与劳动者文化程度正相关。因此,对于我国农村区域经济的建设,人才更是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目前我国农村人口的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人民的文化水平较低,致使相关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得不到有效改进,生产效率低下,极大程度地限制了农村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2农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因地制宜地制定发展战略政府应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力度,同时给予其技术支持,以有效的提高农业的生产劳动率,同时还能有效的解决农民的转业问题。与此同时,国家相关政府应结合农村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对农村区域的经济发展做出科学规划与部署。积极推进技术与制度的创新,以充分发挥科技技术的优势。利用能源、原材料等资源优势,建立全方位的经济体系和特色的农业经济。以最大限度消除贫困,维护农村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外,就生产投资而言,政府应当出台一些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吸引企业对农村进行投资。并充分发挥银行职能,对农业的开发进行扶持,使农村信用社以及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适当调整自身的运营目标,提高服务质量,把农村吸收的存款尽量投放到农村经济的建设中来。

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农业生产要素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为了获取人们需要的各种农产品所必须投入的各种基本要素的总称,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和科学技术等。各生产要素之间的流动流畅,是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保障。因此,中央政府相关部门不仅应创新农村土地管理机制、农业投入机制、农业科技成果转换机制和农村人才培养机制,以激活各农业生产要素,更要建立起各种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机制,以促进农村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人才对农村区域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关键作用,因此,国家应当加大对农村教育和农村人力资本的投入,将农村课程改革纳入到农村区域经济建设中,把科普知识以及有关的医疗卫生知识投入于日常教学,并采用多种手段进行相关的科普宣传。同时,大力发展高中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并加大对农业科技培训的投入,以最大限度的促使其开放思想意识,转变市场知识观念,达到提升教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的目的。

3结语

综上所述,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各区域的协调发展。而我国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原因,说到底是人才、科技、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不畅所造成的。因此中央政府只有发挥其调控作用,因地制宜地制定农村各区域的发展战略、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并努力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才能有利促进农村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梁振芳.国外农业区域经济发展与中国农业区域经济发展分析[J].世界农业,2013(09).

[2] 李含宝.甘肃省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对策建议[J].吉林农业,2012(09).

农村区域发展论文篇6

关键词:农村银行业结构;农村经济增长;赫芬达尔指数(HHI)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9-0036-07

一、引言

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农村银行业结构变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这一议题的研究背景是: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地区一直存在的金融机构网点少、信贷供给不足的问题,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2007年开始的新一轮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允许各类资本到农村地区投资、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包括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以及小额贷款公司等,从而在县域农村地区建立起了一个多层次、广覆盖、适度竞争的金融组织体系,提高了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强度,并导致农村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之间发生了此消彼长的结构变化。那么,中国农村银行业结构的变化是促进还是抑制了农村经济增长?

以Petersen和Rajan(1995)[1]为代表的局部均衡模型认为垄断的银行业结构一般是有利于经济增长。以Ceterolli和Peretto(2001)[2]为代表的一般均衡模型认为垄断的银行业结构对经济增长一般而言是有害的。林毅夫等(2008)[3]提出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认为,现代的发展中国家的最优金融结构是选择区域性的中小银行作为主体;而在现代的发达经济中,大银行和金融机构应当在金融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

目前国内已有的大量实证研究发现,中国银行业结构集中度的下降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如李琼和刘建军(2005)[4]根据1999年和2000年国家层面上的跨省数据得出银行市场结构发展的不平衡是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王红(2005)[5]基于1986—200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得出中国银行业较高的集中度对经济增长有负的影响,但并不明显;谈儒勇等(2006)[6]基于中国31个省区1999—2003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银行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后,发现两者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而且中西部地区各省区银行集中度的提升与东部地区相比较会给经济增长带来更加严重的负面影响。然而以上的研究使用的都是小样本数据,影响了其结论的可信性。其后,林毅夫和孙希芳(2008)[3]运用中国28个省区在1985—2002年的面板数据得出,在中国现阶段,中小金融机构市场份额的上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贺小海和刘修岩(2008)[7]利用样本期为1987—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得出中国各省区银行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并且东、中、西部区域银行集中度降低将促进经济增长。但以上文献均依赖于省级层面数据,截至目前尚未见到基于更低层面(地市级或县级)数据来分析银行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中国2006—2010年各县域数据所构成的县级面板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农村银行业结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为关于二者关系的理论研究提供一个来自中国农村的经验证据。本文其他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从理论上分析中国农村经济增长的“最优银行业结构”;第三部分为选择分析变量、设定计量模型、介绍数据来源并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统计;第四部分是对计量结果的解释;第五部分是稳健性检验;最后一部分是研究结论及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中国农村经济增长的“最优银行业结构”

目前,中国农村基本上形成了以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信用合作社为主体的金融体系。由于农业信贷的高风险、低回报与商业银行的经营理念相背离,所以从1999年开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逐步从农村地区撤出,目前已基本取消了县一级分支机构的放款权。当前县域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主体包括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或改制而来的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以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此外还有其余三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地区设立的少量分支机构。但是从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主要任务仅限于承担国家规定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基本上不直接对农户和小企业办理业务;农业银行在2007年后坚持三农的市场定位,但其经营中心仍在城市工商业;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从2007年开始涉足农村小额贷款业务,但规模很小。农村信用合作社基本上垄断了对农村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服务(田杰等,2012)[8]。

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导致了农村正规金融中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之间发生了此消彼长的结构变化。尤其是2007年以来,中国启动了新一轮农村金融体系改革,逐步放宽了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标准,推进农村金融组织创新,提高了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强度。例如2007年开始在四川等6个省区开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改革工作,并扩大到全国31个省区市,截止到2010年底,全国成立了319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而且贷款的80%以上投放于三农和小微企业。

农村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出现与之相匹配的农村银行业结构,那么,就中国农村地区而言,当前的农村银行业结构是否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大量的文献研究了银行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大多数都是基于林毅夫等(2008)[3]提出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展开实证研究的,本文也同样基于这一理论分析其在农村地区的适用性。根据“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在现代低收入国家,区域性的中小银行应当成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现达国家,大银行和金融机构应当在金融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林毅夫等,2008)[3]。按照这一逻辑,中国农村银行业市场选择较低的集中度将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但是这一理论在中国农村地区成立必须满足两大基本前提:

1. 中国县域农村地区的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每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其产业选择也应与本国的比较优势相一致,如在劳动力充裕的国家中,选择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更有利于分工合作及本国经济的发展(林毅夫 等,2008)[3]。当前县域农村地区集中了中国80%的人口,吸纳了65%的农村劳动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同时这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的企业规模都比较小,且绝大多数设立在县域内。在当前中国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中小企业的发展成为促进中国县域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推动县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2. 农村银行业基于规模的专业化分工。即县域内的大银行主要向大企业提供贷款而小银行主要向小企业贷款,不同规模的银行分工的形成主要是考虑到以下两种因素:(1)风险分散。县域内的农业银行等大型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大、风险承受能力强,有能力为资金需求大的大型企业和风险较高的创新型企业提供贷款。而农商行、村镇银行等由于资产规模小、风险承受能力弱,难以为上述企业提供贷款,它们更倾向于对小企业和微型企业提供额度相对较小、回收期较短、风险较小的贷款支持(田杰 等,2012)[8]。(2)信息不对称。大企业一般都能提供财务报表等易于传达的“硬信息”,而小企业由于规模小、组织结构不健全、无法提供完整的财务报表等“硬信息”,更多的是关于不易于传达的软信息(比如企业家个人品质和能力等)。大企业和小企业由于自身传递信息的差别导致了大银行更适合监督大企业,中小银行更适合监督小企业。而且县域内的中、农、工、建等大银行组织结构庞杂、信息传递路径长,难以依赖“软信息”进行决策,一般要靠财务报表等直观的“硬信息”。相比而言,县域内的中小银行,比如农信社、农商行、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等由于结构简单、信息传递路径短,在处理“软信息”方面具有优势。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农村信贷需求的特点和要求必须符合农村企业的自身发展状况及融资特点。农村金融供给的分层与多元化由农村金融需求的分层决定。因此,国家多次出台政策鼓励在县域农村地区设立与农户和农村小微企业信贷需求特点相适应的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包括村镇银行、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以及小额贷款公司等),明确各涉农金融机构职责,优化其结构和功能定位,最终在县域农村地区构建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多层次、多元化、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因此,中国农村“最优银行结构”应该是以区域性的中小银行为主体,这将有效促进农村经济增长。

三、分析变量、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一)分析变量的选择

1. 农村银行业结构。在有关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对银行业结构指标的选择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邹薇,蒋泽敏,2009)[9]。考虑到数据的可获性,现有文献对银行集中度的度量主要采用CRn(最大规模的n家银行的资产占所有银行总资产的比例)。本文采用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 Index,HHI)。HHI同时涵盖了所有银行的数量及市场份额差异程度的信息,但是要求计算出每家银行所占的市场份额,对数据的需求量非常大,中国银监会农村金融图集比较详细的提供了每家银行的存款和贷款总额,从而使本文能够使用HHI指数进行计算,弥补了以往文献的不足。HHI指数用一个地区内任一银行的市场份额的平方和来计算,具体形式为:

其中Dj,k表示第j个银行在第k个地区的分支机构所获得的存款或发放的贷款。HHI指数的变化范围为0到1,数值越趋近于0时表示银行集中度越低,竞争越大;而越趋近于1时表示银行集中度越高。本文中农村银行集中度用贷款集中度(CRL)来表示。

2. 农村经济增长(Y)。用人均GDP取对数的数值代表农村经济增长。

3. 控制变量的选取主要是参考了以往文献中关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包括:(1)教育发展水平(EDU)。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产业结构(IS)。用来反映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情况,本文预期其能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3)政府财政支出(GEB)。用来衡量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一般认为政府的参与程度越高,对经济发展越不利。(4)投资水平(Inv)。根据经济增长理论,投资水平的提高能显著拉动当地经济增长。(5)农村金融发展水平(FD)。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由于结构和功能失衡,没有促进农村经济增长。(6)城镇化水平(UR)。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能显著地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每个变量的含义及具体赋值见表1。

(二)模型设定

本文设立实证模型主要是分析中国农村银行业结构的地区差异对各地区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就是说农村银行业结构变化是否构成农村经济增长的一个影响因素。参考林毅夫和孙希芳(2008)[3]、贺小海和刘修岩(2008)[7]的回归模型,结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设立如下的回归模型:

其中,Y表示农村经济增长,HHI表示农村银行业结构(用贷款集中度CRL表示),X表示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政府财政支出比例(GEB)、农村金融发展水平(Fd)、固定资产投资水平(Inv)、城市化水平(UR)、产业结构(IS)、教育发展水平(EDU)。

(三)数据来源

本文以上变量的数据时间为2006—2010年,数据来源于2007—2011《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银监会官方网站中农村金融图集收集的2006—2010年各个县市的银行类和经济类统计数据及国研网县级经济数据。剔除数据缺失或数据不合格的样本县(市),最终选取了1 868个县(市)作为本文的样本数据,占中国2 070个县(市)的90.3%,能够代表中国农村地区。

在计算农村银行业市场结构(HHI)指标时,本文用中国县域内不同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和贷款的市场结构来衡量,涉及的银行及银行类金融机构包括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信社(农村商业银行或农村合作银行)、其他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和其他金融机构,其中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是加总后的数据,这并不影响本文的研究,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一家大型的商业银行。其他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数据详细。因此本文计算出的农村银行业集中度是可靠的、详细的。

现有文献将市场结构划分为寡占型、适度集中型和低集中度三种类型,本文用HHI指数计算的中国农村银行业集中度可以划分如表2所示的三种类型,从表2中可以看出,2006—2010年中国农村银行业结构一直属于寡占型。

四、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的各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出现的多重共线性会影响到结果的精确性,所以首先要对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测定,然后使用Klein法则进行判别。根据Klein法则判断原理:若两个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大于回归模型中的多重决定系数(R2),则二者之间可能会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如表3所示,各个解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都小于多重决定系数0.623,因而根据Klein法则,可以初步判断本文选取的变量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了进一步判断模型中的变量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本文依次加入变量进行回归。

根据设定的回归模型,本文使用EVIEWS6.0软件,以农村经济增长为被解释变量对样本期为2006—2010年的县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逐步带入变量进行回归,得到如表4所示的模型(1)到模型(7),然后使用HAUSMAN判断表4中的7个模型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拒绝随机效应估计,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是比较合适的。但是仅仅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可能忽略了模型存在的异方差性和内生性,所以必须尽可能将其消除。

首先分析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表4中模型(1)对农村银行集中度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但是这个结论是不可靠的,因为模型忽略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内生性指的是由于存在解释变量与误差项相关,所以导致了违背经典线性回归模型的一个假设cov(εi,xi)=0,这样得出的结果是估计有偏和非一致的,即使无限增大样本的容量,估计也是有偏误的。一般来说导致内生性的可能原因有三个:一是农村银行集中度与农村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即农村银行业集中度的降低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同时,农村经济增长也可能导致农村银行业集中度的下降;二是基本回归模型中遗漏了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控制变量;三是测量误差。在统计数据中,误差难以避免。现有文献中处理内生性的方法有三种:一是寻找工具变量。林毅夫等(2008)[3]选用1994年启动的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政策因素来构造银行业结构的工具变量,但在本文中选取的数据虽然也发生了2007年的农村金融体系改革,但是总的样本时期太短,而且在统计数据时也没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因此只能尽量地控制住其他因素,把农村银行业集中度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分离出来,而且更多遗漏的重要控制变量的加入,也可以尽量消除内生性。二是用农村银行集中度的前一期或前几期数据。但是本文数据只有5年的时间,所以也放弃这种方法。三是面板数据模型也能解决内生性。

本文使用的是2006—2010年1 769个县(市)的面板数据,属于宽截面、短序列面板数据,可能会存在异方差性。因此有必要进行white异方差检验以确定模型中异方差的存在,然后使用PCSE对异方差进行修正。从表4可以看出,DW值在接近2,因此可以基本判断不存在严重的序列相关性。

模型2到模型7依次加入控制变量投资水平(Inv)、农村金融发展水平(Fd)、政府财政支出(GEB)、教育发展水平(EDU)、城镇化水平(UR)、产业结构(IS)。模型2中加入投资水平(Inv)后,与农村经济增长成负相关,这显然违背经典经济增长理论。因此在模型3到模型6中,去掉了投资水平(Inv)变量,继续加入其他变量进行回归,结果都表明农村银行集中度与农村经济增长在1%的水平上成显著的负相关。模型7中对所有的变量进行回归,结果仍然是一样的。这表明农村银行贷款集中度的下降将有效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从而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中国农村“最优银行结构”应该是以区域性的农村中小银行为主体,这将有效促进农村经济增长。

表4也展示了各控制变量的系数及其统计显著性,农村金融发展水平(Fd)与农村经济增长在1%的水平下成显著的负相关,验证了以往文献提出的农村金融存在功能和结构失衡的观点。政府财政支出(GEB)与农村经济增长在1%的水平成显著的负相关,表明政府干预过多不利于农村经济增长。教育发展水平(EDU)的发展、城镇化水平(UR)提升和产业结构(IS)的优化将有效地促进农村经济增长。这与以往文献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得到稳健的估计结果,本文将用其他衡量农村银行集中度的指标做稳健检验。度量银行集中度的指标有CRn指数、H统计值和Lerner指数,也有学者采用金融机构网点数来度量。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用行业集中度指数CRn指数。以往文献在度量这一指数时考虑到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在贷款市场占据了相当大的一个份额,所以用四大国有银行的贷款余额占比来表示。而在县域农村地区,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以及农业发展银行占据了农村金融市场较大的贷款份额,因此本文用三家银行所占贷款市场份额来度量农村银行业集中度,相应的指数表示为CR3。因此计量回归模型设定为:

其中,CR3具体度量值为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以及农业发展银行三家银行的贷款数之和占农村地区总贷款余额的比重,其他控制变量不变,并进行了同样的检验。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5的回归结果显示,模型(1)中只加入农村银行业集中度(CR3),与农村经济增长在1%的水平显著负相关,然后模型中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结果仍然是在1%的水平上与农村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显著为负。以上的结果充分验证了本文的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农村地区金融体系的改革,各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纷纷参与到农村市场,有利于改善农村地区的银行业结构,促进了农村地区金融业发展。基于这一重要的研究背景,本文使用来自中国2006—2010年1 769个县(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农村“最优银行业结构”假说,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银行业结构的下降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然后本文使用CR3度量的银行集中度来检验其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仍然是稳健可靠的。

根据以上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降低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设立标准,提高农村金融机构审批效率,鼓励和引导各类资本发起设立农村金融机构,增加农村中小型金融机构的数量,建立集中度较低、竞争水平较高的农村金融体系;改善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坏境,促进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制定有利于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税收政策。国家可以通过实施优惠的税收政策,促进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改善金融服务,最终实现促进农村地区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Mitchell A. Petersen and Raghuram G. Rajan. The Effect of Credit Market Competition on Lending Relationship[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1995,110(2):407-443.

[2]Nicola Cetorelli and Pietro F. Peretto. Oligopoly Banking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IDEAS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1.

[3]林毅夫,孙希芳.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8,(9).

[4]李琼,刘建军.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与经济增长[J].价值工程,2005,(2).

[5]王红.银行结构与经济发展:中国银行业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家,2005,(5).

[6]谈儒勇,叶海景,范坤祥.我国各地银行集中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当代财经,2006,(12).

[7]贺小海,刘修岩.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J].南方经济,2008,(10).

[8]田杰,刘勇,陶建平.社会经济特征、竞争优势与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布局——来自我国278家村镇银行的经验证据[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

农村区域发展论文篇7

关键词: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区域轮休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我国以农家乐、生态园、度假村等形式为载体的乡村旅游出现,并且很快就呈现出了快速发展的强劲势头,成为拉动农村经济、改善“三农”现状的新支点。乡村旅游不仅为城市居民提供了生态化、自然化的旅游方式,并且使人们在回归自然、愉悦身心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也是一种生产力,从而自觉保护乡村生态环境、促进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20__年,国家旅游局将旅游主题定为“20__中国乡村旅游年”,乡村旅游也成为了我国旅游的新热点新时尚。探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各种方案随即成为旅游业内人士关注的焦点。乡村旅游的区域轮休制度则是我们在这一方向提出的设想,旨在能够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开拓新思路。

1问题的提出

目前国内对乡村旅游的认识可谓百家争鸣。杜江和向萍认为,“乡村旅游是以乡野农村的风光和活动为吸引物、以都市居民为目标市场、以满足旅游者娱乐、求知和回归自然等方面需求为目的的一种旅游方式”。肖佑兴则认为,“乡村旅游是指以乡村空间环境为依托,以乡村独特的生产形态、民俗风情、生活形式、乡村风光、乡村居所和乡村文化等为对象,利用城乡差异来规划设计和组合产品,集观/,!/光、游览、娱乐、休闲、度假和购物为一体的一种旅游形式”。总结各学者对乡村旅游概念的界定,可以得出乡村旅游至少包括四个基本特征:①位于乡村地区;②其自然生态景观明显区别于城市景观;③主要目标市场是有别于乡村的城市,特别是高度商业化的大都市;④乡村传统而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本文的研究也正是建立在这四个特征的基础之上的。

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目前正处于自发增长阶段,大多以农村家庭为单位个体分散经营,自负盈亏,由于缺乏总体规划和统一管理,还存在诸多问题。

1.1投资经营规模较小,基础设施与环境建设落后。各农户分散经营、自负盈亏,居民不愿将过多的收入用于基础设施和环境的建设。因此农民收入虽然增加,但乡村的基础设施却停滞不前,得不到改善,导致乡村道路仍不通畅,污水随处排放,卫生条件较差,取暖设备简陋的许多问题,制约了乡村旅游接待水平的提高,形成发展瓶颈。

1.2农民为自身利益而展开恶性竞争。由于缺乏价格监督,市场竞争秩序相对混乱,相近地区同一旅游项目经常出现不同收费标准,农民之间抢客、拉客、宰客现象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各农户争相使用乡村内的公共资源,如车辆在公用地上随意停放,生活污水随意排入河中等等。这些恶性竞争都会使乡村风貌失范,令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失望而归。

1.3农民生态意识薄弱,乡村环境遭到破坏。目前,绝大多数农民缺乏相关生态知识的宣传和教育,仍按惯有的生活方式随意利用生态环境来发展旅游业。在没有科学管理与专业指导的情况下,许多农户已在生态环境敏感的地区建造食宿接待设施,为迎合游客需求而无节制地利用乡村资源。这些都对生态平衡构成了威胁,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

乡村旅游对生态环境质量有着较高要求,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乡村旅游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然而肩负着拉动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之重任的中国式乡村旅游又必须在创造经济价值上有所作为。为解决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这对普遍矛盾,本文提出了乡村旅游实行区域轮休的设想与探索。

2乡村旅游的区域轮休制度

轮休原指在农业上某一个耕种时期内不种植农作物,使土地空闲以恢复地力。但现在,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实现物质与人力资源的永续利用,避免竭泽而渔、损失殆尽,使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

2.1轮休在旅游业中的实践。实际上早在20多年前,轮休就已现身旅游业,譬如黄山风景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为了让黄山的旅游资源能得到良好的生态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黄山风景区在专家的指导下对始信峰、丹霞峰、莲花峰和天都峰等实施了“轮休制度”,这一做法堪称是风景名胜资源保护工作中的创举。“轮休制度”对黄山生态的保护起到了显著的效果,经过轮休的景点生态环境指数全面提升。

轮休制度得以在黄山风景区成功实行并取得成效,究其根本原因是黄山风景区的实际情况符合轮休制度所要求的基本条件。①地域广大,非轮休景点可以正常接待游客,轮休对象的选择受限因素少。②区域内各景观具有同质性,彼此可以相互替代。黄山的各山峰景观差异性较小,游客并非以单一独具特色的山峰为观赏对象,因此轮流开放也不会使其吸引力受到影响。而对于泰山这种有鲜明代表景观的景区来说,让玉皇顶“休息”无异于让游客空跑一趟,因此轮休制度在泰山风景区也是行不通的。③景区内生态脆弱,需要适时适度的休养来恢复植被、保持生物多样性。这一点对于国内绝大多数的景区景点来说,不仅是适用的,更是必要的。

不难看出,轮休制度的应用既存在普适性,也有其具体要求。我国拥有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但目前乡村旅游产品形式单一且同质程度高,采用平铺式的开发利用只能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将轮休制度应用于乡村旅游,不仅可以弱化、屏蔽这一缺陷,还能够使乡村生态环境在被开发利用的同时得到充分有效的休养与恢复。

2.2区

域轮休的制度设计。乡村旅游区域轮休是指将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村落按乡村社区划分分区,统一规划和调度,轮流对外开放,实行间歇性经营与期间管理,使区域内生态环境得以恢复与保护。

2.2.1划分轮休分区。乡村旅游区域轮休分区的划分基于乡村社区的层面之上。所谓乡村社区是指一定乡村区域上具有相对稳定和完善的结构、功能、动态演化特征以及一定认同感的社会空间,使乡村社会的基本功能单元和空间缩影。一个较大的功能相对完备的村落可以构成一个乡村社区;几个邻近的村落,彼此相互联系,设施配套建设和利用,村民有一种共同的归属感,也可以成为一个乡村社区。这种乡村社区具有小型、封闭性、同质性和欠开发性的特征,社区内部成员之间拥有亲密的关系、共同的生活方式,有很强的群体感。以乡村社区为单位的划分方式,方便了对分区的管理,同时也提高了其在空间位置及民俗文化上的可引入性。

2.2.2确定乡村旅游区域轮休的周期。乡村旅游的区域轮休制度是建立在持续性农业经营伴随间歇性旅游业经营的基础之上,这一特性决定了轮休周期的确定要以农作物的生长周期为首要关注因素,确保农业生产的有序进行,避免发生现阶段农业与旅游业本末倒置的现象。另一方面,从系统理论上讲,要使一个生态系统得到良性的发展,就要保持这个生态系统的开发利用不超过它本身的恢复阈值。因此区域内生态系统的休养恢复周期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那么对于周期的确定,我们可以用以下的关系式来表示:P=f(G,R)G—Growingperiodic

R—Revivingperiodic

2.2.3乡村旅游区域轮休的期间管理。休养不等于放任不管。这期间要在科学方法手段的指导下,恢复休养区内生态系统,进一步完备完善食宿设施、道路、停车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工作人员进行专业的培训指导等等。期间管理与对外开放管理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它是休养区恢复生命力以重新开放接待游客、维持乡村旅游业持续创造经济增长的根本前提。

3区域轮休运作模式的选择

轮休的实现需要切实可行的运作模式作为载体,现存的各农户分散经营的形式显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笔者下面所提出的运作模式也仅仅基于理论层面,要真正实现区域轮休,还应结合目的地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

3.1股份合作制公司模式。轮休的实现某种程度上需要有一个能够协调经济收入和公平分配商业机会的统一机构作保障。采用股份合作制,可以使旅游资源以股份投入的形式成为公司可以统一管理和使用的资料,如国家主要以农田、山林、水库等的土地使用权入股,农户则以其个人财产如房屋、庄稼、鱼塘及其生产劳动技能等入股。年终,公司将税后利润按法律规定留出公益金、公积金用于员工福利和扩大再生产,剩余部分按各农户的持股比例进行分红。这样,经营区农户人员可以获得工资奖金及年终分红,休养区人员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还可得到与其持股比例相对应红利。

3.2政府主导模式。政府往往把乡村旅游作为扶贫与促进乡村发展的手段来发展,前期在资金、手续、税费、宣传、基础设施建设、培训方面普遍采取扶持政策。然后在专家的指导下,对管辖区域划分分区,确定轮休制度实施政策,采取标准管理逐步规制。

3.3农户自主联营模式。区域内一定数量的农户自发成立一个协会组织,通过协商、选举等方式,构建出具备执行力的管理体系,并在专家的指导下达成关于区域轮休制度设计、利润分配等方面的共识,集中现有资源,优化配置,以实现该区域内的轮休。

4总结

我国乡村旅游的兴起,为农民的脱贫致富开创了新的途径,没有人会甘心放弃这块“蛋糕”。然而为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不是所有农户都能持续经营旅游业,每个农户都必须在一段时期内让步于生态环境的休养恢复。因此无论在哪一种发展模式下,乡村旅游轮休的实行都需要依靠政府的监管力量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对农户行为的约束,同时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加强农民的生态意识及可持续发展观念,综合利用各种方法保证轮休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参考文献:

[1]杜江,向萍.关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思考[J]旅游学刊,1999,(1):15-18.

[2]肖佑兴等,论乡村旅游的概念和类型[J],旅游科学,20__(3):8-10

[3]蔡碧凡,乡村旅游示范区评价指标体系与标准的构建研究,中南林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__0610

[4]刘爱服,论京郊乡村旅游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A],旅游学刊,20__(1)

[5]刘岩,张路平,洪华生.生态旅游资源管理中社区参与激励机制探讨[A],农村生态20__,18(4):60-62

[6]王敏娴,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机制研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__1201

农村区域发展论文篇8

关键词:农村信用合作社;区域经济差异;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F83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02-0058-04

一、引言

推动我国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离不开一个高效运转的金融体系的有力支持。作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主体,农村信用社一直以来都在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发展的不断深入,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信用社已无法适应新时期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因此,必须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步伐,并以此为契机,重构我国农村金融体系。

对于如何推进农村信用社的改革,理论界争论颇为激烈,有两种比较极端的观点值得关注。一种观点从产权角度出发阐述了我国农村信用社是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并由此得出我国农村信用社已经不可能走合作制道路的结论,这种观点认为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唯一出路是股份制、商业化 (王家传、张乐柱,2003)。[1]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世界各国以合作制为基础经营成功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比比皆是,股份制原则很难有所作为。由此断定我国农村不适合股份制商业金融机构的发展,认为合作制仍是完善农村金融改革的主要出路(陈雪飞,2003)。[2]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国外成功的合作社都是在市场力量主导下农民自发自愿组织起来的,而我国的农村信用社完全是政府主导下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产物。[3]由此看来,理论界对我国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模式的选择上,无论是走股份制全面市场化道路,还是走合作制的道路,都倾向于用一种“大一统”的方式来推进农信社的改革。实际上,这两种发展思路都没有考虑到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实际存在的农村经济发展与金融需求的巨大差异,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我国农信社改革发展的新思路。

二、东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与金融需求差异的表现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区域间经济金融发展不均衡现象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内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断扩大。根据经济增长与金融深化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就必然导致金融条件及金融服务的差异。受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影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也呈现出较大差别,反过来又加剧了经济发展的差异。这种经济金融发展上的区域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东中西部产业结构区域差别较大

由表1可以看出:2005年我国东部第一产业所占GDP比重不足10%;而西部地区的比例超过20%;中部地区也接近20%。农业在中西部地区仍占据着重要地位,中西部地区的非农产业发展有待加强。

(二)三大区域农村收入结构差别明显,收入呈不均衡态势

表22005年东、中西部农民收入结构 (元/人)

由表2可以看出:2005年东部地区工资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50%;而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主要还是由家庭经营收入构成,其比重分别为65.04%和68.37%。由此可见,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在三大区域之间存在很大差别。

(三)东中西部农村信用社存款余额差距大

表32000-2004年东中西部农村信用社存款余额及其比重

从表3可以看出:2000-2004年,东部存款余额一直占较大比重,为60%左右;而中部存款余额比重一直在30%左右,西部存款余额比重一直在16%以下。东部农村地区的金融存款规模和比重高于中部与西部农村地区金融存款总和。

(四)东中西部农村信用社贷款偏重不一

表41999-2004年东部地区农村信用社贷款情况

表51999-2004年中部地区农村信用社贷款情况

表6 1999至2004年西部地区农村信用社贷款情况

由表4、5、6可以看出:从1999-2004年间,东部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比重呈下降趋势,由1999年近50%降至2004年的31%;而中西部地区农业贷款平均维持在45%以上。由于我国中西部地区农业在本地区经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村金融的贷款支持,所以这些地区农村信用社在农业贷款方面较之东部出现一定的偏重与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现实相符。

1999-2004年,东部地区乡镇企业贷款占了当地农村信用社贷款的很大比重,从1999年的55%稳步攀升至2004年的60.05%;而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贷款比重则游离于17%至30%之间。从需求引导供给的观点上来看,东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显然大大好于西部,对农村金融服务也有更高的要求。而中西部地区的非农产业并未构成农村金融供给的主要对象。然而,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金融需求,只是得不到充分的金融支持,这与我国农村区域产业结构是一致的。

三、基于区域差异背景下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分析

(一)区域差异背景下农村金融的需求分析

图1为笔者对刘易斯模型修改所得的经济分析模型。纵轴表示金融发展水平;横轴表示农业发展水平,从a到b段是中西部地区农业发展水平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从b到c段表示东部地区农业发展水平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d到c部分表示工业部门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中西部地区农业部门金融发展水平远低于非农产业的金融发展水平;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农业部门与非农产业部门一样具有内生性,其今后的继续发展也不乏金融支持。而且表3也显示出东部农村信用社贷款余额比重占了60%的事实也是东部农业部门内生性的有力证明。因此,从金融支持角度看来,我国东部地区农村信用社是有条件实行股份制改造的;而中西部落后地区农业发展并不存在独立的金融发展条件,它们还离不开政策补偿和农村合作金融的支持。

图1刘易斯修正模型

(二)区域差异背景下农信社改革模式分析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存在的差异使得我国不可能实施单一的农信社改革模式。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区域间农村经济发展程度、产业结构及存贷款额等金融指标存在较大差异。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结构非农化趋势明显,加上东部地区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他们对现代商业银行金融服务有很大的市场需求。这些地区的农村信用社完全有条件也有必要改制成地方性农村商业银行,以适应新的经济金融发展形势。而广大中西部农村非农产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农业在这些地方仍占GDP的较大比重,农业的发展急需政策扶植资金的支持,而中西部落后地区农业部门金融支持的外生性决定了这些地区的支农资金相对匮乏。由此看来,在农业占比较大的产业结构前提下,为支持中西部农村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合作信用社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农村金融组织形式。

四、区域经济金融差异下的农村信用社改革的路径选择

(一)工业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发达地区农村信用社以市场导向为主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市化进程加快。在城乡一体化的广大东部地区,“三农″的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农业生产占GDP的比重已经很低。[4]因此,在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大多数农民已很少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他们对于支农金融需求很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决定了金融需求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多层次性决定了金融需求的多样性。城乡高度一体化的农村地区的金融需求已不仅仅是存款贷款业务,汇兑结算、证券交易、保险等综合性金融服务已成为现代农村面临的新的现实需求。然而,现阶段的农村信用社无法满足这些地区农户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传统供给学派认为,金融资源不足和金融需求的压抑源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滞后。事实上,根据凯恩斯需求决定理论,我国农村金融需求压抑必将影响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在城乡高度一体化和非农产业发达的东部地区,农村信用社改革应以市场导向为主体,大力吸引各类型民间资金参与股份制改造,以建立产权清晰、治理结构完善的农村商业银行为最终目标。深圳发展银行是在我国东部较发达地区农村合作社选择股份制改造模式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有力例证。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农村信用社改革业绩良好,大多能实现盈利。笔者主张经济发达地区农村信用社实行股份制改造并未否定这些地区发展合作金融的可行性。由于东部农村地区金融经济发展更为充分,这些地区的农民更能符合合作经济“自愿参与、民主管理”的一些基本要求。因此,我国东部地区农村信用社无论选择哪种改革模式都会优于中西部落后地区。但是,从比较优势角度进行分析,东部地区非农产业发达地区实行股份制改造更具比较优势。因为这种规范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可以更有效地明确股份合作银行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更好地解决农村信用社所有者缺位的产权问题,更有利于实现银行的自主经营。

(二)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的现实选择:以合作性金融为主体

有的学者认为,我国近50年来并不存在合作制生存的条件,农村信用社不具备向真正合作制转变的可能(谢平,2001)。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认识到了我国农村信用社完全是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变迁的产物,但并没有充分考虑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水平,也忽视了农村广大弱势群体需要农业贷款支持的现实。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现实以及农村地区发展合作经济的条件出发,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村信用社可以成为我国发展合作经济的起点。

首先,我国现阶段最大的国情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西部农村经济发展中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仍然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由于农业存在着受自然条件影响大、季节性强、劳动生产率低等特点,国家每年都要向西部地区大量地发放支农资金和支农贷款,即使是在我国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农业贷款比重都占了整个信用社贷款比重的近50%(见表4),这些都需要合作金融组织的业务渠道才能完成。而有限的国家财政并不可能照顾到每个地方的农业经济发展。各个区域农村发展最终还是得依赖于当地的经济条件和金融环境。

其次,现阶段我国农村地区农民收入的逐年增加以及民间借贷的盛行表明我国发展合作经济存在着潜在的经济金融支持;加上随着我国农村地区基层民主进程的加快,我国发展合作经济的“民主参与”条件也逐步形成。

最后,与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相比,农村信用合作社有着融资成本低、资金运用灵活、能更有效地协调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等内在优势。而且,美国、法国、日本等许多发达国家合作金融仍是农村金融结构的主体也表明具有合作性质的农村信用社在我国仍有很大发展空间。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我国西部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决定了合作金融在西部地区不能被商业银行所取代,而应该在西部地区发展真正的合作社。

五、结论

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模式选择,无非是为了寻求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最佳平衡点。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考虑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各地农村信用社面临的金融条件、金融需求各异,只有考虑微观经济差异的条件下,在不同的区域实施不同的农村信用社发展模式,才有可能达到效率与公平的最佳均衡点。

参考文献:

[1] 王家传,张乐柱.农村信用社经营目标与发展模式再探[J].中国农村经济,2003,(10).

[2] 陈雪飞.合作制与股份制:不同经济背景下农村信用社的制度选择[J].金融研究,2003,(6).

[3] 谢平.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体制改革的争论[J].金融研究,2001,(1).

[4] 谢庆健.改革中求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股份制改造个案研究[J].金融研究,2002,(2).

Research into the Developmental Model of The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

NIE Shi-yu, LI Jian-hua

(Finance School,Hunan University,Changsha,410082,China)

Abstract: Since China's western region and the eastern region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hoice of mode of development must respond to local conditions.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e reform of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should be market-oriented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should be defined in the policy and financial cooperation in finance.

Key Words: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Regional economy difference;Route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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