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保障论文范文

农村社会保障论文篇1

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养老保险

一、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

随着改革的深入，农民的养老观念发生重大转变，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险功能削弱。近年来，农民的承包地被大量征用，代价是极少的土地补偿费。由于农村土地生产资料的功能削弱，所以完全依靠土地来养老的选择是不可行的。目前，我国农村的医疗保险主要有合作医疗、医疗保险、统筹解决住院费及预防保健合同等多种形式，其中合作医疗最普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支持、农民群众与农村经济组织共同筹资、在医疗上实行互助互济的一种有医疗保险性质的农村健康保障制度。从2006年起，中央和地方财政不断增加投入，加强以乡镇卫生院为重点的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和医疗救助体系。在我国农村社会救助领域，现行的政策措施有五保供养、特困户救济、临时救济、灾害救助、最低生活保障和扶贫政策等。以上各项政策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都发挥了各自的功用，但由于各项政策出发点、目标、标准都有很大差别，并没有合成为一个完整统一的社会救助政策，各项制度在面对贫困这一课题时既有重叠交叉也有覆盖不全，导致资源浪费、政策效果不明显，不应保而保、应保却未保的现象时有发生。除传统的五保制度、救灾救济制度得以延续外，随着农村低保工作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试点的展开和逐步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已经初步具有向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对接的趋势。进入21世纪后，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时代，农业和农民对我国工业化的历史贡献已经完成，无论从政治稳定、经济结构调整，还是从国民待遇的公平等各个角度，都需要我们认真考虑农村社会保障问题。

二、我国现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社会保障的形式单一、覆盖面窄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很不健全，农村社会救济、社会优抚、“五保”是保障的主要形式，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保险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全国仅有少数地区实行“新农保”。这些形式较为单一的保障措施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并且农村社会保障的对象基本上是贫困人口、有特殊贡献的人和富裕的人，而占农村大多数人口的普通家庭还无法享受到社会保障。保障覆盖面过窄，也是其突出表现之一。我国8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民有权平等的享受到社会保障带来的福利待遇，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期望，目前真正享受到国家社会保障的农村居民并不普遍。农村社会保障网络覆盖率仅比20年前提高不到40％，同时，目前建立的农村社会保障基金会的村委会还不到村民委员会的30％，这表明全国目前还有40％以上的乡镇还没有将农村社会保障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农村社会保障还处于区域发展之中。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大部分已经解体，实际完好的医疗保障地区已经少之又少了。此外，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一部分农民处于社会保障的“真空地带”。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纷纷涌向城市，对城市的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但他们却被排斥在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可以说，他们没有任何保障可言。

(二)农村社会保障社会化程度低、保障能力差

当前，我国对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高度重视，积极采取各种措施，缓解了一些矛盾，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无论是在农村社会救济、农村社会保险，如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计划生育方面，还是在农村社会福利，如农村社会福利设施、社会公益事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保障能力仍然比较差，社会化程度仍然比较低。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相对完善，国家重视度较高。而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起步较慢，发展相对滞后，虽然近几年国家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但基于我国国情，二元化的发展使其发展差距相差过大，严重失调。据有关调查显示，占人口20％的城镇居民享受89％的社会保障，占人口80％的农村居民，仅享受社会保障的11％，农村与城市人口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

(三)农村社会保障项目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

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民收入不高，因此，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是资金从哪里来。由于激励机制不完善，大多数地方领导虽然也会考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考虑更多的是得到上级认可。从干部考核的内容看，社会保障不是主要目标，所以农村社会保障问题很难得到各级领导的足够重视。地方政府缺乏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积极性，所以农村社会保障项目的主管部门所设计的方案都坚持主要由农民和村集体筹集资金。国家虽然加大投入力度，但远不及农民对社保资金的需要，社保资金增加的幅度低于物价的上涨速度。社保资金来源单一、有限，主要坚持“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大多数集体无力或不愿承担，国家政策很难落实到位，单纯依靠农民自己缴纳又受农民收入水平的限制。这样，社保资金就缺乏稳定性与持久性。

(四)农村社会保障法制不健全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其建立和完善依靠国家法律法规的支持。我国1998年设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但迄今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在已制定的条例中也极少有规范社会保障制度的法规，许多规定和具体实施办法，很多是通过各种行政性文件的，这些文件缺乏法律权威与制度刚性，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很容易造成有令不行，违规难禁的事情经常发生。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一些地方只能持续几年时间，有些受表扬的典型，时隔不久却已经解体了。没有人把它当作一种法律制度去严肃地执行，当作一种责任去对待。我国至今没有一部社会保障方面的专门性法律，只是纯理论性的约束，部分社保条款也只是散落在相关法律之中，没能形成健全的体系，且不具备较强的操作性。

三、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

(一)政府应给予高度重视，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农村社会保障发展的长期滞后，主要源于历史原因。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政府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了经济建设上。对社会保障的关心支持不够，尤其对农村的社会保障投入的人力、物力太少，以致形成了今天这个局面。建立与健全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制，不仅可以缓和当前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问题，而且对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传统的依靠农村家庭和土地的保障体系已经不适应今天的现状，农村社会保障要以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为主建立。政府在当前时期，应对农村社会保障给予适当的重视，通过适当的政策倾斜，加快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

(二)建立新型农村社会保障资金支撑体系

建立广泛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必然要求以雄厚的资金作为基础。如何筹措资金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成功与否的关键。除农民个人应缴部分外，还要广辟融资渠道，多种形式筹措农村社保资金。一是中央、地方财政都要提高社保资金支出比例，加大对农村社保资金的投入。同时，中央、地方财政要明确各自责任和投资分配比例。二是借鉴福利、体育的经验，发行社会保障，广泛募集社会资金。还可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将三种发行机构合并，缩小管理成本。三是开征社会保障税。税制法定，一般具有稳定性、规范性、强制性等特征，是相对比较固定的筹资渠道。社会保障税作为附加税，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一方面可以减少征收成本，另一方面富者多缴，穷者少缴，起到“抑富济贫”的作用，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税应成为社保资金的主要筹集方式，这也可大大减轻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征收社会保障税是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目前世界上已有80多个国家开征了社会保障税，且这种税已成为仅次于所得税的第二大税类，在筹集社会保障基金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开征社会保障税也是必要和可行的。四是整合部门资源。目前，在农村社会保障领域，民政、劳动、卫生、计生、扶贫等部门多头管理，各自为政。可以考虑整合现有各部门社保资源，成立一个统一的农村社会保障管理机构，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管理，提高社保资源使用效率，使农村社保工作规范化、系统化。

(三)健全农村社会保障的内容体系

健全农村社会保障的内容体系，应当明确实施农村社会保障的宗旨与目的，明确农村社会保障的公平价值取向和保障民生、增进国民福利的建设理念。在此基础上，第一，加大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力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国家和社会为保障收入难以维持最基本生活的农村贫困人口而建立的一种社会救济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最后一道“安全网”，是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所在，因此，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重中之重。第二，加快构建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构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须坚持城乡统筹发展方向，建立社会统筹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框架，构建多层次农村养老保险的财政支出制度。第三，全面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供给制度。第四，全面实施农村教育扶持计划。政府对贫困农民的救助应逐渐转移到教育扶持上来，加大教育投入将成为政府加大农村投入项目中“收益率”最高的项目。

(四)推进农村社会保障相关法律制度建设

农村社会保障论文篇2

根据历史与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将广东整个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1.1集权化保障阶段（1949~1977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中“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资帮助的权利”的规定，广东根据国家政策逐步建立了包括劳动保险、困难补助、生活补贴、社会救济和农村“五保”供养等制度。1958年以后在建立了敬老院、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等简易的社会保障组织。“”时期，已经基本社会化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遭到破坏，企业与农村集体一样承担起了低水平的保障功能。计划经济体制下，广东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分配制度，家庭、市场等经济保障功能基本丧失，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集权特征。这个时期农村绝大多数农民基本处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城镇居民享有的就业、医疗、住房、退休金等福利农民均无权享受。

1.2分权化保障阶段（1978~1988年）。在分权化保障阶段，农村推行联产承包变革，实行了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模式，建立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的制度安排。家庭经营制度实际上成为农民生活保障的主要形式，也相对扩大了农村居民就业和消费的选择自由。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农村扶贫制度的建设，而且强调开发式扶贫、生产性救济，充分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在这一阶段，广东各地集体经济基础的差异使农村地域间集体福利千差万别，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农民的集体福利和保障水平越高，经济发达地区有条件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来以工补农，减轻农民负担，提高福利水平；而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各项事业主要依赖于收取税费来运转，因而集体福利与家庭经营自然会存在一定的矛盾。

1.3多元化保障阶段（1989年以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出台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建立与我国目前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并规定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1998年九届人大通过的政府机构改革方案中，组建了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统一主管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保障工作。广东在大力推进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与完善的同时，有关部门进行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的试点工作，并逐步在全国农村推广试行。

2.广东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实践探索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并提出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了快速发展。

2.1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在全省分区域、快速有序推进。

2.1.1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农民与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广东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始于1992年，经过不断探索，深圳、东莞、中山、佛山、珠海、广州等珠三角地区的六个地级市全面实施了农民与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其中广州、深圳、佛山的实施对象是全征地农民，中山、珠海、东莞是全体农民）。截至2007年6月底，全省共146万农民与被征地农民被纳入养老保险范围，其中46万人按月领取养老金，人均月养老金228元，农保基金累计结余38亿元。

2.1.2在欠发达地区开展试点，建立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从2006年9月起，广东先后以珠海市、阳工市阳西县、惠州市博罗县、肇庆市端州区、湛江市开发区、韶关市武江区为试点，进行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探索。各试点先后出台了保障办法，覆盖了当地14万被征地农民。据统计，截至2007年5月底，各试点累计参保人数16334人，领取养老金或老年津贴人数4991人。其中肇庆市端州区进展迅速，截至2008年5月底，端州区35~59周岁的中年被征地农民的参保率已达97%，60周岁以上老人中有98%领取了老年津贴。试点工作开创了在省内欠发达地区建立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先河，在全省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

2.1.3为村干部等农村重点人群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全省按照先易后难的思路，在农村选择村干部、计生对象等重点人群，为其建立养老保险制度。1997年以来，云浮市云城区、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河源市源东县、惠州市等地先后开展了村干部养老保险。四地共有8363人参保，2034人领取待遇。东莞市、惠州市先后开展了计划生育对象养老保险，对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和纯生二女结扎夫妇实行了养老保险制度。

2.2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基本覆盖全省农村，保障水平不断提高。2000年前，广东没有统一的农村合作医疗模式。2001年后在省人大和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决定由省政府组织、省农业厅承办，于2002年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3年省委省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工作，加大政府的资金补助力度，把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工作转交省卫生厅承办，2004年后省财政给每个参保人补助10元，市、县财政补助10元，个人承担不少于10元；2006年省财政对每个参保人员的补助增加到25元，2007年增加到35元，市县增加到15元，大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参保的积极性。2007年，全省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达4137万人，覆盖率为83.8%，比2005年增长了231%。同时提高了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水平，77个县（市、区）的农村合作医疗转变为县级统筹，加大了费用报销比例，2006年,农村合作医疗补偿金额15.8亿元，平均补偿费用占医疗费用的32.9%。另有2.3万人次得到医疗救助，救助金4116万元。各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水平不断提高，补偿封顶线提高至1万元以上，最高达6万元。部分地方实行了门诊补偿制度，扩大了受益范围。

经济较发达的东莞市、佛山市在2004年试行了城乡居民参加医疗保险的办法。自运行以来，基本实现了参保人员全覆盖，全部基金也顺利征缴到位，达到了改革设想要求，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两市通过建立农医保制度，解决了城乡居民大病住院医疗费用负担问题，基本上缓解了城乡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2.3农村低保制度起步较早并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低保资金不断增加。广东在全国率先将最低生活保障面从城镇拓展到农村，低保覆盖面不断扩大。全省1995年开始实施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998年这一制度开始覆盖农村，省财政每年对全省年纯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100多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实行低保补贴，全省享受低保救济人数从1997年10.5万人增加到2007年7月底的68.9万户、171.85万人，增加了16倍，占全省户籍总人口的2.25％，其中农村54.43万户、134.03万人，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2007年，省委省政府提出适当提高全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将农村人年均收入低于1200元的困难群众纳入低保范围，目前，许多市县已开始将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200元的困难家庭纳入低保救济范围。

低保资金不断增加，低保标准和补助水平不断提高。2007年上半年，广州、深圳、佛山、韶关、河源、梅州、惠州、汕尾、阳江、揭阳、湛江、茂名、清远、潮州等14个市75个县(市、区)分别提高了城乡低保标准。城镇提高了10~100元，农村提高了9~70元。据2007年6月统计，全省城镇低保标准为人月125~361元，农村人月91~320元。城镇人月平均低保标准为226元，比2006年提高12元；农村人月平均低保标准为168元，比2006年提高13元。截至2007年7月，全省农村低保对象月人均补助水平为46元，同比提高了12元。其中，珠江三角洲地区7市农村低保人均月补助85元，比2006年月人均提高8元；14个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低保月人均补助39元，比2006年月人均提高8元。

全省各级财政部门根据低保人数增加，低保标准和补助水平的提高情况，逐步增加了低保资金。全省低保资金从1996年的2113.7万元增加到2006年937亿元，增加了44倍。2007年省财政增加了对经济欠发达市的低保补助金额，从2006年的2.5亿元增加到3.85亿元，增加了1.35亿元。2007年1~7月，全省发放低保金7.0069亿元，比2006年同期增加发放1.748亿元。其中农村发放低保金4.1954亿元，同比增加1.115亿元。

2.4农村其他社会保障制度也不断加强，对农业及农村发展的作用日益凸现。广东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比较突出的还包括社会救助中的生产救助（防灾、救灾）、农业保险，特种救助、农村优抚。农业产业自身的弱质性以及广东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广东农业生产面临着相当大的风险，尤其是遭受台风、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风险，近年来全省财政不断投入大量资金构建农业生产和农村地区的防灾抗灾体系，大大降低了农业灾害的破坏程度，提高了灾害应急、救助能力；另外，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省一直在探索实施各种形式的农业保险制度，在各级政府财政支持下，农业保险覆盖面也不断扩大。

农村中的特种救助主要针对特殊人群——五保户实施供养制度，其保障水平高于低保水平，其生活水准也不低于农村的平均水平，多数地区设有农村敬老院，其设施也比较完备，服务水平也比较高。农村优抚、社会福利方面，优抚安置工作成效明显，以退役士兵自谋职业为中心，职业培训、推荐就业和优惠政策扶持相配套的安置改革顺利推进。“十五”期间共完成对14.7万名退役士兵和4107名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无军籍职工的接收安置工作，退役士兵自谋职业率达90%。建立了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与当地人均生活水平同步提高的自然增长机制。

3.广东建设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广东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上已做了大量工作，并已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人们称它为“民心工程”和“德政工程”。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3.1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设计还不够完善合理。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在此基础上逐步打破城乡社保建设的“二元社会结构”，最终实现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广东虽然在农村设立了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和养老保障、大病统筹的新型合作医疗、自然灾害社会救助制度，但缺乏在贫困人口中设立一个生活安全保障制度。因为农村居民目前还不富裕，人均纯收入刚过5000元大关，仅跨入小康水平，还有100多万年纯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和近300万人年纯收入在1000~1500元之间的相对贫困人口。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应是先解决农村贫困问题，而不是急于建立过于庞大和周密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最需要受社会保障扶持的是贫困人口，这一群体的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我们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是不全面的。

以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为例。目前，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在计算年限、缴费办法和待遇享受等方面，都是依据城镇正规就业情况设定的，对于劳动关系松散、就业地点频繁变换、工作单位不固定、工作时限不定、收入水平较低的广大农民来说，不大合适。现行养老保险基金实行区域统筹，条块管理，对跨省区流动就业的农民来说更不合适，加上目前设计15年缴费年限和缴费标准成为农民难以逾越的门槛。农民要在同一个社会保险统筹地区累计缴费15年不容易，农民的经济收入并不宽裕，除外出打工外，他们的收入是以年为时间单位结算的，要在15年内保证每次资金的交纳，难度大。现行养老保险制度是参保易，退保难，转移养老保险关系更难，缺乏灵活性。

3.2农村社会保障项目具有狭窄性，覆盖面小。广东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各个项目，其保障都只是覆盖少部分农村社会成员，或者说大部分农村社会成员仍被排除在农村社会保障范围之外。如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仅在珠三角地区建立起来，全省大部分农村并未推广。在珠三角中也仅覆盖5市，120多万农村人口，其他两市的广州、江门和粤东、粤西、粤北地区一些有条件的县镇还没建立，仍在探索之中，或仅对少部分村干部和失地农民实施养老保险。即使是社会救济，也只是救济那些“重点户”，难以将所有农村的老弱孤寡、残疾者以及因天灾人祸而不能维持最基本生活水平的社会成员囊括在内。同时，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还处于探索阶段。

3.3保障力度区域差异较大，保障水平总体呈现低层次性。广东现行农村社会保障在地域范围上存在非均衡性，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保障水平高一些，经济欠发达的东西两翼和粤北地区，保障水平则低得多。就拿农村中的五保户来说，一些富裕地区的农村敬老院的设施完备，服务水平也相当高，有的五保户甚至还有储蓄，可以资助其他困难的亲属，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只能将一部分五保户纳入保障范围。另外，现行广东农村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较低，根源在于农村社会保障经费在地方政府的财力分配上很有限，如在社会救助的支出上过分依赖中央财政，地方财政的救助经费拨款既未制度化，又不能及时到位。目前广东全省基本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除较富裕的农村地区外，大部分农村社会保障只停留在对贫困者进行救济的低层次上，一般只能帮助被保障者暂时脱离困境，难以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无助于农民的长远发展。

3.4许多农民对参与社会保障还持观望态度。在养老保险方面，许多农民把自己未来养老的希望寄予后代，他们对养老保险缺乏认同感，存在疑虑心理；在农村合作医疗方面，农民参与的意愿不够强，积极性不够高，其主要原因在于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宣传不到位，有不少农民甚至不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何物，即使知道这项政策，也由于以往基层政府的承诺不兑现，而对新型合作医疗缺乏信任，甚至存在抵触情绪。课题组在兴宁市调研农村合作医疗时，当地相关机构建议把农民应该交的钱由政府出，因为兴宁市农民参加农村合作医疗只须交10元/人，另外政府补贴门诊挂号费7元/人，事实上每个农民只须交3元就可以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然而政府在引导农民参加农村合作医疗所付出的成本比3元/人要高，因而他们认为还不如让政府直接代交这3元/人的费用。

4.进一步加强广东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政策建议

4.1加大对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保制度的宣传力度，促进农民转变思想观念。要从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在新农村建设中坚持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民生活状况的切实改善为根本，把农民观念的更新放在新农村建设的首位。当前，全省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广大农民对农村各项社会保障的认识不足、了解的不充分，致使许多农民还持观望态度。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要以占主体地位的广大农民的认可和参与为基础，因此，一方面各级政府决策和研究部门要积极探索有效的政策和实施措施，另一方面要向农民做好宣传，增强农民的社会保障意识，转变思想观念，提高农民参与的积极性。

4.2完善农村社保工作机构，加强农村社保管理工作。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工作涉及面广、覆盖人口多，加之全省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大，使得任务异常繁重。以农村低保为例，广东1997年推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目前保障人数已经达到133.51万人，但各市县民政部门由于编制所限，普遍没有设立专门的低保工作机构，乡镇一般只有一名民政工作人员，难以进行规范管理。

为使全省各地农村的实际情况及时准确地反映到上级管理决策部门，以及省、市的各项政策部署和规定迅速落实到位，必须在全省范围内建立各层次的农村社保工作机构，完善农村社保管理体系。既要加强面上的领导，建立社会保障工作领导机构，统一组织、协调本地区的社会保障工作，不断增强其整体合力；又要注重基层社会保障网络建设，按照机构、人员、经费、场地、制度和工作“六到位”要求，明确各级职能，确保保障到一线、服务到基层、覆盖到村落。

另外，由于人们的收入是不断变化的，必须做好农村社会保障特别是低保工作的动态管理，因此，由手工化管理向信息化管理过渡是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必然选择。由计算机对农村社保对象进行信息处理、人员录入、档案管理、信息调阅，既可减少人力，又可节约资金，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4.3加强法制建设，尽快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农村社会保障是一项群众性、政策性、法规性很强的工作。鉴于国家目前社会保障法还未出台，广东可以根据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台新的地方性法规。在保险对象、交费年龄、交费标准、基金管理、基金增值、经费来源等问题上设置新的操作规范，尤其对新形势下比较敏感的问题（如农村土地问题、农民工权益的保障问题等）制定明确的法规，切实保障失地农民与进城务工农民享受到与他们的付出相对等的权益，从法律的高度指导和规范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相应的司法机制的完善上，广东可尝试在人民法院设立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庭，专门从事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案件，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伤害时获得有力的司法保护。在条件成熟后，可借鉴国外普遍实行的专门法院审判方式，建立我国专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院，在审判中充分体现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的特殊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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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翠迎等.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7(1)

摘要：广东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过程经历了集权化、分权化、多元化保障三个阶段。近年来，在大力推进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与完善的同时，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的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据此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农村社会保障论文篇3

二要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依轻重缓急优先保障社会救助和医疗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是一个长期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和阶段性。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社会救助、医疗保险、灾害保险、养老保险等方面的内容，分别实现不同的保障功能。在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安全网”首先是针对贫困所建立的社会保障，消灭绝对贫困现象是建立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因而，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分轻重缓急。其中，包括低保、五保在内的社会救助是保障农民以及特殊人群基本生存权利的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应当优先予以考虑。同时，当前农民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现象相对突出。“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得了阑尾炎，白种一年田”，“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针对这种现象则要给予医疗保障足够的优先地位，进一步提高医疗保障水平。

三要健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控制医疗成本，提高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保障水平。当前，农民就医的费用和成本较高。有效控制医疗费用过快上涨是保证农村合作医疗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农村基层卫生网络的建设是保障成本控制的方面。要健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改善基层卫生服务设施，提高基层卫生服务水平，充分发挥基层医疗机构的功能，合理引导农民就医选择，减轻不必要的医疗负担；探索有效的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有效控制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形成的医疗机构诱导需求和过度供给问题；引进竞争机制，建立定点医疗服务机构的进入和退出机制，消除定点医疗机构的垄断地位；加强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督、考核、管理体系建设，采取综合措施有效约束定点医疗机构服务行为，规范新农合药品目录、制定诊疗规范，限制就诊价格、加强处方监管，促进合理用药、合理诊疗；推行信息化建设，实施网络监控、动态跟踪和预警控制，提高管理能力和内部运行效率，有效降低筹资、运营和管理成本。

四要提高统筹层次，增强互济功能，推进农村大病医疗保险，降低农民因大病致贫风险。现在农民最怕的就是大病，大病对农民的医疗压力最大。《2008年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住院病人平均医疗费用为4，973.8元，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4，140.4元。大病的风险最大，据专家研究，农民医疗费用如到个人年收入的70％，就可能因病致贫。推进大病统筹体现了农村合作医疗的互助共济特性，增强了农村居民应对巨大疾病风险的能力，有效化解因病致贫风险。推进大病统筹，提高保障水平，大病的省级统筹最关键。提高统筹层次，可以分散风险、增强互济功能，提高保障水平；有利于加大基金调剂，减少区域差异，促进社会公平；可以减少管理环节，降低管理风险。在推行省级统筹的过程中，要注意调动市县的积极性，建立有效的责任分担机制。

五要按照分类指导的原则对不同的农民工群体区别对待，让完全市民化了的农民工进入城镇居民社保体系，率先实现农民工社保的城乡一体化。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长期被排斥在城市经济的体制之外，城市“取而不予”，企业“用而不养”。为此，我们需要高度重视与这一群体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当前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发生了分化，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保制度，必须坚持分类指导。第一，对完全市民化或城市归属意愿强烈或有正规和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可直接纳入城市社保体系。比如那些已经成为城镇私营业主的农民工，他们早已熟悉城市生活，融入城镇已经相当容易，市民化可能只是形式上的问题，成本较小；新生代农民工淡化了对乡土的认同，并尝试去认同城市社会，并且他们大多没有务农经历，也不再适应农村生活，具有十分强烈的城市归属感。第二，对回流性强的农民工，要保障其在城市的基本生存，在以较低标准和流动账户来实现回乡后的保险转换。例如，对老一代农民工，其进城务工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而且他们的观念仍然是典型的传统农民思维方式：乡土观念十分浓厚，土地是最根本的保障，因而回流性很强。第三，对一般流动性较大的农民工，可设计“便携式”个人账户，降低参保门槛，建立社会统筹部分随个人账户转移的制度，提高参保积极性。

六要理顺农村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探索不同制度之间的衔接与融合。当前，农村社会保障的各个方面分属多个政府部门管理，存在职能的交叉，形成了“多龙治水”的格局。比如，低保、五保等社会救助工作归属民政部门管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归属卫生部门管理，社会养老保险则又归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管理，此外，农业、扶贫部门也分管不同保障制度。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城镇医疗保险在不同的制度框架下运行。因而，这种多头管理、多种制度框架的格局，不利于保障资金统一管理和使用，而且还会形成重复参保与低效率的现象。在分治格局下，在外务工农民工、在外的农村学生不仅要参加当地农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而且还有可能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这就造成了重复，甚至还会形成部门间争夺参保对象的现象。在医疗保障方面，涉及到人保部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卫生部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民政部的医疗救助。当前大部分农民工被纳入到农民新型合作医疗的制度框架下，按照“原籍参合、原籍报销”的办法，农民工有可能成新农合普惠的盲区。如何实现部门问的协调、制度间的衔接显得十分重要。这里，要加强部门之间在财源、信息和管理方面的协调与配合，探索制度问的衔接与融合。

摘要：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从六个方面入手：加大农村社保投入，先保障社会救助金和医疗保险，健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推进农村大病保险，实现农民工社保城乡一体化，理顺社保管理体制。使农村社保发挥“民生安全网”、“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农村社会保障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模式；文献综述

随着现代化的逐步推进，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的深入，我国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人口特征、家庭功能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效率优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价值观的导向之下，在经济取得飞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的社会建设严重滞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国民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整体落后的情况下，城乡之间又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农村社会保障不管是在覆盖范围还是在保障水平方面都与城市社会保障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不仅体现在政策实践之中，在社会保障理论研究上也表现突出。

笔者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教育网)中国电子资源总库中，以“社会保障”为题名作检索词进行跨库检索，查出在1978-2009年之间总共有17713篇专门研究社会保障的文章；在此前提下，笔者又以“农村社会保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查出在1978-2009年之间总共有1670篇专门研究社会保障的文章，大约只占到社会保障研究文章的9．4％。这一数据说明与我国整个社会保障领域研究相比，目前有关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理论研究存在着严重的不足。根据进一步检索的数据，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理论量的研究真正取得突破性成果的在2004年，年数首次突破百篇，达到134篇。这一数据说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研究起步晚、规模小。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与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为了对之前有关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研究作一个总结，了解所取得的理论成果，笔者才下决心完成此篇关于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研究综述。

一、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现状

大多学者认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是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以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为主体的制度模式，政府在此承担着很有限的责任；保障模式以社会救助、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社会优抚、社会福利为主要内容。江瑞平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它在保障广大农民的基本生活，稳定农村并促进其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吴美满(2003)认为受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现阶段的社会保障基本模式是以农民家庭自筹保障为主、国家保障和集体保障为辅，首先把重点放在社会救助和福利服务的层面上，主要是救灾救济、养老保险和优抚安置、社会福利服务。刘振杰(2005)认为在城乡二元体制之下，农村通过土地改革和集体化，实行家庭与集体相结合并以家庭保障为主的社会保障制度与体系。夏明会、宋光辉(2010)认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模式是在分类分层管理思想的指导下基于城乡二元结构来设计的。吴云勇、马会(2007)认为1978年以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主要是家庭保障和集体保障，1978年以后，集体保障丧失而蜕变为单一的家庭保障模式张术环(2009)认为自1953年以来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1953-1978年，建立起了“集体土地产权+集体”计划经济特征的农村社会保障模式；1978年以后，建立起“集体所有权家庭承包权+家庭”准市场化的农村社会保障模式。李斌宁(2009)认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现阶段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救助，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为主的社会保险，社会优抚和社会福利。’

二、困境与弊端

随着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现存的农村社会保障已经不能适应农村社会的发展要求，其弊端凸显，且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困境。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出现的弊端和面临的困境。刘振杰(2005)认为传统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制面临着三大困境，即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农村社会集体保障功能迅速衰落、农民保障所依赖的土地的作用逐渐弱化和农村家庭保障因家庭规模、结构的变迁与人口流动的频繁而迅速弱化。韦雨欣(2007)在其硕士论文中阐述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五大问题：农村社会保障的范围窄、标准低、社会化程度弱、随意性大：农村社会保障发展不平衡，包括发展水平不平衡(东部发达农村地区社会保障水平较高，西部不发达农村地区社会保障水平低下)、农村地区各社会保障项目发展不平衡；农村社会保障资金不足；农村社会保障管理分散；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不健全。吴云勇、马会(2007)强调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确立使我国传统的农村社会保障模式受到挑战：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使独生子女增多，家庭规模缩小，极大地弱化了家庭的保障功能，农村青壮年的非农化及价值观念等的变化又进一步恶化了家庭的保障功能；土地的保障功能不仅没有得到强化，反而不断弱化；现行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因多种原因无法起到真正的“保障”作用。夏明会、宋光辉(2010)认为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社会保障与城镇社会保障的割裂，二者不能有效对接；同时，使得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不足与缺失。

三、问题产生的原因

关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模式出现困境与弊端的原因，有的学者从制度本身功能作出了说明，有的着重强调政府责任的缺失，还有的从制度运行的外部环境进行了解释。刘振杰(2005)认为现有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出现参保率低、覆盖面窄和退保现象源于多种原因：农村养老保险达不到基本养老的目的；因缴费未能实现国家、集体与个人责任的合理分担致使农村保障制度缺乏互助互济功能；保富不保贫，人为地加大了贫富差距。韦雨欣(2007)从政府责任角度出发分析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成因，认为政府价值观念的偏差(“效率优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组织引导不到位、在组织与引导农村社会保障组织、社团建立责任上的缺失，政府政策制度上自上偏向(实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制度，政府财政供应不足)，政府管理监督不规范等是导致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模式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李斌宁(2009)认为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影响因素有一般因素和经济因素，一般因素包括政治因素、人口因素、地理因素、社会文化与心理因素和传统保障制度因素；经济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运行状况、经济理论导向、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

四、社会保障模式的改革与发展

基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不能满足农民的社会保障需求一事实，社会保障研究者们积极主张改革与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模式，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设路径与建议，以期在未来建立与我国农村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模式。

以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为基础构建多元化的农村社会保障模式。江瑞平认为建立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思路要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主要依据，建立多形式、多层次并存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多形式指除了通过土地经营权的合理流转建立社会保障外，还应大力发展以单纯缴费形式建立的社会保障；多层次指根据各地区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等不同情况进行选择)。他主张在客观把握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基础上，根据各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和各个地区供求关系的差异性推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吴美满(2003)认为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近期必须坚持农民家庭保障为主体，积极稳妥得推进从以家庭保障为主向以社会保障为主的转变。刘振杰(2005)认为我国应该建立以家庭保障为基础、以医疗保障为主体、以农村低保为底线的农村社会保障模式，具体而言即以家庭保障为基础多途径地解决农民“老有所养”问题，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恢复和重建农村合作医疗上来，全面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认真解决失地农民问题。高新才、汪振江(2007)认为重建土地和家庭保障功能，建立新型的以土地和家庭保障为主的保障模式是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理性选择，结合各个民族地区的实际，构建和完善现阶段民族地区农牧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合作医疗保障制度、自然灾害社会救济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

根据农村实际情况，分类建设农村社会保障模式。李斌宁(2006)从农村社会保障模式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匹配关系出发，主张分类建设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即在贫困型农村建立以基本生活保障为内容的救济型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建立社会救济、加强社会扶贫、建立和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在温饱型农村建立基本生活需要型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建立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社会救助;在富裕型农村建立保险型的社会保障体系，即以农村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为主体，建立较为规范，而且保障水平相对较高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且可以适当建立一些社会福利项目。张术环(2009)认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模式将迎来自助餐式的社会保障模式阶段，它以农民持有完整的土地使用权为前提，以财政投入保障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屏障，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依据;从农村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出发、依据不同类型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类设计和分类实施，在设计和实施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农村居民的分层，力求符合村情、民情。

其他研究。吴云勇、马会(2007)认为克服现有社会保障模式的唯一路径是构建城乡合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夏明会、宋光辉(2010)主张以公民身份和雇佣关系为基础构建农村社会保障模式，在以公民身份确定社会保障获得的前提下，以雇佣关系为路径确定社会保障水平的获得。

五、政府贵任与角色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模式残缺不全、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政府责任的缺失。在有关农村社会保障模式中政府责任与角色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认同，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中，政府应该承担主体责任与角色，包括加强立法，制度设计与实施，财政支持，监督管理等。罗玉尧(2004)在其硕士论文中指出，政府应该立足于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公平公正、有限承担和各级政府合理分担的原则，承担推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立法进程、确定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总体框架、组织引导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进程、提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所需的财政资金和监督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过程等责任。李迎生(2005)认为国内外经验教训表明，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充当着主导的角色，担负着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构建适宜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兑现国家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责任，确保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增殖，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监管机制，推动农村社会保障的立法建设，以及创造适宜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外部环境等重要职责。韦雨欣(2007)认为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过程中，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应当发挥主导作用;政府灵活应对农村社会保障时势变化的政策选择，根据国情选择适合本国的保障内容与模式，选择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并遵守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过程中坚持与社会经济同步发展的原则。王晓庆、黄大薪(2009)认为关于完善政府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模式中的职责中强调，要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各级政府公共服务的意识，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机构的工作效率;搭建信息平台，运用媒介力量进行农村社会保障教育，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信息服务网络。陈萌(2009)鉴于我国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越位与缺位偏差，认为应该填补政府“缺位”现象，建构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即完善立法，从法律上明确政府是农村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完善管理制度，加强监管力度，履行政府作为责任主体的义务;加大财政投入，树立政府是社会保障最后责任主。金雁(2010)以城乡统筹社会保障建设为视角，认为我国政府因重点负责三大责任:一是制度供给责任，依法建立和实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二是公共财政支撑责任，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中必须承担更多的资金供给责任，成为最主要的资金支撑力量;三是制度实施与监督管理责任，立足于城乡统筹的角度，深化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

六、研究评述

目前国内的许多学者对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现状、保障的不足之处、出现问题的原因、未来改革与发展思路与途径以及政府因该承担的责任等方面做了许多有成效的研究，有利于我们认清、理解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特征与面貌，但是同时也会存在着一些不足。

过多强调农村居民家庭保障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其实一直以来，家庭保障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模式中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设计与安排从未放弃过家庭责任。而在现阶段以及未来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发展中，一再强调家庭责任容易被认为是国家和社会推卸其应当承担的责任，从而不利于新型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建立，不利于农村社会保障的完善与发展。笔者认为，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中要更多地强调政府的职责。

重建土地保障功能的提法，也许与未来农村社会保障的供给与需求不相符。由于我国土地效益不高，加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农村人口特征的变化，土地很难再起到保障的功能。我国数额巨大的农民工和新出生的农村人口，他们己经很少依赖土地，故土地保障功能这一提法也就值得商榷。

在筹集方面，现有研究对农民个人与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模式中具体的财政承担比例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说明。尤其是对政府应当承担的财政责任的模糊，不利于强化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职责、角色与作用。

对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途径的研究缺乏长远效应，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如何既能够满足短期需求，又能够顺利与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相衔接，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研究不足。在主张建立多层次、多样化的农村社会保障的同时，忽视了关于缩小不同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差别，确保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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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从农村社会保障模式入手，对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现状、困境-9弊端、问题产生的原因、社会保障模武的改革与发展、社会保障模式构建中政府责任与角色进行了总结和综述，并且指出了笔者认为的现有研究中的某些不足之处。

【论文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模式；文献综述

随着现代化的逐步推进，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的深入，我国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人口特征、家庭功能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效率优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价值观的导向之下，在经济取得飞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的社会建设严重滞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国民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整体落后的情况下，城乡之间又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农村社会保障不管是在覆盖范围还是在保障水平方面都与城市社会保障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不仅体现在政策实践之中，在社会保障理论研究上也表现突出。

笔者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教育网)中国电子资源总库中，以“社会保障”为题名作检索词进行跨库检索，查出在1978-2009年之间总共有17713篇专门研究社会保障的文章；在此前提下，笔者又以“农村社会保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查出在1978-2009年之间总共有1670篇专门研究社会保障的文章，大约只占到社会保障研究文章的9．4％。这一数据说明与我国整个社会保障领域研究相比，目前有关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理论研究存在着严重的不足。根据进一步检索的数据，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理论量的研究真正取得突破性成果的在2004年，年数首次突破百篇，达到134篇。这一数据说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研究起步晚、规模小。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与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为了对之前有关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研究作一个总结，了解所取得的理论成果，笔者才下决心完成此篇关于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研究综述。

一、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现状

大多学者认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是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以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为主体的制度模式，政府在此承担着很有限的责任；保障模式以社会救助、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社会优抚、社会福利为主要内容。江瑞平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它在保障广大农民的基本生活，稳定农村并促进其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吴美满(2003)认为受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现阶段的社会保障基本模式是以农民家庭自筹保障为主、国家保障和集体保障为辅，首先把重点放在社会救助和福利服务的层面上，主要是救灾救济、养老保险和优抚安置、社会福利服务。刘振杰(2005)认为在城乡二元体制之下，农村通过土地改革和集体化，实行家庭与集体相结合并以家庭保障为主的社会保障制度与体系。夏明会、宋光辉(2010)认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模式是在分类分层管理思想的指导下基于城乡二元结构来设计的。吴云勇、马会(2007)认为1978年以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主要是家庭保障和集体保障，1978年以后，集体保障丧失而蜕变为单一的家庭保障模式张术环(2009)认为自1953年以来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1953-1978年，建立起了“集体土地产权+集体”计划经济特征的农村社会保障模式；1978年以后，建立起“集体所有权家庭承包权+家庭”准市场化的农村社会保障模式。李斌宁(2009)认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现阶段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救助，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为主的社会保险，社会优抚和社会福利。’

二、困境与弊端

随着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现存的农村社会保障已经不能适应农村社会的发展要求，其弊端凸显，且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困境。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出现的弊端和面临的困境。刘振杰(2005)认为传统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制面临着三大困境，即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农村社会集体保障功能迅速衰落、农民保障所依赖的土地的作用逐渐弱化和农村家庭保障因家庭规模、结构的变迁与人口流动的频繁而迅速弱化。韦雨欣(2007)在其硕士论文中阐述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五大问题：农村社会保障的范围窄、标准低、社会化程度弱、随意性大：农村社会保障发展不平衡，包括发展水平不平衡(东部发达农村地区社会保障水平较高，西部不发达农村地区社会保障水平低下)、农村地区各社会保障项目发展不平衡；农村社会保障资金不足；农村社会保障管理分散；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不健全。吴云勇、马会(2007)强调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确立使我国传统的农村社会保障模式受到挑战：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使独生子女增多，家庭规模缩小，极大地弱化了家庭的保障功能，农村青壮年的非农化及价值观念等的变化又进一步恶化了家庭的保障功能；土地的保障功能不仅没有得到强化，反而不断弱化；现行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因多种原因无法起到真正的“保障”作用。夏明会、宋光辉(2010)认为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社会保障与城镇社会保障的割裂，二者不能有效对接；同时，使得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不足与缺失。

三、问题产生的原因

关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模式出现困境与弊端的原因，有的学者从制度本身功能作出了说明，有的着重强调政府责任的缺失，还有的从制度运行的外部环境进行了解释。刘振杰(2005)认为现有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出现参保率低、覆盖面窄和退保现象源于多种原因：农村养老保险达不到基本养老的目的；因缴费未能实现国家、集体与个人责任的合理分担致使农村保障制度缺乏互助互济功能；保富不保贫，人为地加大了贫富差距。韦雨欣(2007)从政府责任角度出发分析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成因，认为政府价值观念的偏差(“效率优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组织引导不到位、在组织与引导农村社会保障组织、社团建立责任上的缺失，政府政策制度上自上偏向(实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制度，政府财政供应不足)，政府管理监督不规范等是导致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模式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李斌宁(2009)认为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影响因素有一般因素和经济因素，一般因素包括政治因素、人口因素、地理因素、社会文化与心理因素和传统保障制度因素；经济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运行状况、经济理论导向、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

四、社会保障模式的改革与发展

基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不能满足农民的社会保障需求一事实，社会保障研究者们积极主张改革与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模式，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设路径与建议，以期在未来建立与我国农村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模式。

以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为基础构建多元化的农村社会保障模式。江瑞平认为建立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思路要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主要依据，建立多形式、多层次并存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多形式指除了通过土地经营权的合理流转建立社会保障外，还应大力发展以单纯缴费形式建立的社会保障；多层次指根据各地区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等不同情况进行选择)。他主张在客观把握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基础上，根据各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和各个地区供求关系的差异性推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吴美满(2003)认为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近期必须坚持农民家庭保障为主体，积极稳妥得推进从以家庭保障为主向以社会保障为主的转变。刘振杰(2005)认为我国应该建立以家庭保障为基础、以医疗保障为主体、以农村低保为底线的农村社会保障模式，具体而言即以家庭保障为基础多途径地解决农民“老有所养”问题，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恢复和重建农村合作医疗上来，全面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认真解决失地农民问题。高新才、汪振江(2007)认为重建土地和家庭保障功能，建立新型的以土地和家庭保障为主的保障模式是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理性选择，结合各个民族地区的实际，构建和完善现阶段民族地区农牧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合作医疗保障制度、自然灾害社会救济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 根据农村实际情况，分类建设农村社会保障模式。李斌宁(2006)从农村社会保障模式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匹配关系出发，主张分类建设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即在贫困型农村建立以基本生活保障为内容的救济型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建立社会救济、加强社会扶贫、建立和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在温饱型农村建立基本生活需要型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建立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社会救助;在富裕型农村建立保险型的社会保障体系，即以农村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为主体，建立较为规范，而且保障水平相对较高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且可以适当建立一些社会福利项目。张术环(2009)认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模式将迎来自助餐式的社会保障模式阶段，它以农民持有完整的土地使用权为前提，以财政投入保障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屏障，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依据;从农村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出发、依据不同类型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类设计和分类实施，在设计和实施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农村居民的分层，力求符合村情、民情。

其他研究。吴云勇、马会(2007)认为克服现有社会保障模式的唯一路径是构建城乡合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夏明会、宋光辉(2010)主张以公民身份和雇佣关系为基础构建农村社会保障模式，在以公民身份确定社会保障获得的前提下，以雇佣关系为路径确定社会保障水平的获得。

五、政府贵任与角色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模式残缺不全、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政府责任的缺失。在有关农村社会保障模式中政府责任与角色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认同，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中，政府应该承担主体责任与角色，包括加强立法，制度设计与实施，财政支持，监督管理等。罗玉尧(2004)在其硕士论文中指出，政府应该立足于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公平公正、有限承担和各级政府合理分担的原则，承担推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立法进程、确定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总体框架、组织引导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进程、提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所需的财政资金和监督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过程等责任。李迎生(2005)认为国内外经验教训表明，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充当着主导的角色，担负着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构建适宜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兑现国家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责任，确保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增殖，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监管机制，推动农村社会保障的立法建设，以及创造适宜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外部环境等重要职责。韦雨欣(2007)认为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过程中，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应当发挥主导作用;政府灵活应对农村社会保障时势变化的政策选择，根据国情选择适合本国的保障内容与模式，选择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并遵守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过程中坚持与社会经济同步发展的原则。王晓庆、黄大薪(2009)认为关于完善政府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模式中的职责中强调，要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各级政府公共服务的意识，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机构的工作效率;搭建信息平台，运用媒介力量进行农村社会保障教育，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信息服务网络。陈萌(2009)鉴于我国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越位与缺位偏差，认为应该填补政府“缺位”现象，建构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即完善立法，从法律上明确政府是农村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完善管理制度，加强监管力度，履行政府作为责任主体的义务;加大财政投入，树立政府是社会保障最后责任主。金雁(2010)以城乡统筹社会保障建设为视角，认为我国政府因重点负责三大责任:一是制度供给责任，依法建立和实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二是公共财政支撑责任，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中必须承担更多的资金供给责任，成为最主要的资金支撑力量;三是制度实施与监督管理责任，立足于城乡统筹的角度，深化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

六、研究评述

目前国内的许多学者对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现状、保障的不足之处、出现问题的原因、未来改革与发展思路与途径以及政府因该承担的责任等方面做了许多有成效的研究，有利于我们认清、理解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特征与面貌，但是同时也会存在着一些不足。

过多强调农村居民家庭保障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其实一直以来，家庭保障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模式中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设计与安排从未放弃过家庭责任。而在现阶段以及未来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发展中，一再强调家庭责任容易被认为是国家和社会推卸其应当承担的责任，从而不利于新型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建立，不利于农村社会保障的完善与发展。笔者认为，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中要更多地强调政府的职责。

重建土地保障功能的提法，也许与未来农村社会保障的供给与需求不相符。由于我国土地效益不高，加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农村人口特征的变化，土地很难再起到保障的功能。我国数额巨大的农民工和新出生的农村人口，他们己经很少依赖土地，故土地保障功能这一提法也就值得商榷。

在筹集方面，现有研究对农民个人与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模式中具体的财政承担比例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说明。尤其是对政府应当承担的财政责任的模糊，不利于强化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职责、角色与作用。

农村社会保障论文篇5

论文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进力度不断加大，尤其是2009年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工作即将开始启动，理论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阶段，研究内容集中于:当前我国农村老龄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现模式的选择、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角色及职能定位等方面，其特点在于紧密结合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联系农村社会保障的进程，寻找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对策与建议。

进人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正由城镇向农村稳步推进，以农村合作医疗、养老保障、最低生活保障三项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框架已经形成，但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使得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遇到了城镇不曾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因而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2000 - 2009年是国内关于农村社会保障理论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时期，仅就论文方面来看，根据中国期刊网收录的相关论文，从2000年至2009年中，国内共发表社会保障相关论文共12195篇，其中涉及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的论文数量为1240篇，约占社会保障论文总量的10. 2%;而涉及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研究的论文数量有463篇，约占社会保障论文总量的3. 8%，农村社会保障相关论文数量的37.3 %。特别是2007 - 2009年，国内关于农村养老保障的理论研究更加深人，涉及的内容更加广泛，所取得的成果更加丰硕。据统计，这一时期国内关于农村养老保障相关论文数量约有212篇，约占养老保障论文总量的45. 8%，反映了在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科学发展、共建和谐”方针指引下，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理论研究进人了新的阶段。

一、关于当前我国农村老龄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在对我国农村老龄化趋势以及养老保障的现状进行了调研的基础上，邓大松等指出，农村地区有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家庭户占家庭户数总数比例为22. 02%，分别比城市和镇同比高出4. 69和5. 78个百分点;65岁以上老年人家庭中一人户、二人户的比重，农村地区均高于城镇地区。其他学者基本上也持相同的看法，李琼指出，2000年我国人口第五次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农村人口为8. 33亿人，其中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7. 36%，民族地区农村占7. 56%，到2030年，6. 64亿农村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将占17. 39%，民族地区将占18. 1%，可见民族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不仅高于城镇，而且高于其他农村地区。邓大松等认为，农村高龄老人目前主要还是依靠家庭成员、亲属的照顾，而且越是在不发达的农村地区，人们的老年生活保障越是依靠家庭。穆光宗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城市，养老方式顺序为社会养老、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三者的比例是:1:0.7:0.3(以社会养老为1);而农村的顺序则是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三者比例为14. 6: 6. 6: 1(以社会养老为1)。可见农村老年人主要还是依靠传统养老模式度过自己的晚年。当前的问题是，这种非正式的农村养老制度正受到巨大的冲击和严峻的挑战，其保障功能在逐渐衰减，已经不能单独承载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障，并且，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农村的养老压力相对城镇将更加突出，如不未雨绸缪，将会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一部分学者们认为，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已势在必行。

二、关于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关于从1992年1月1日民政部公布实施《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至1999年7月国务院暂停执行这一方案期间7年多的情况，学者们总体认为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彭希哲、宋韬综合国内学者的各种分析后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制度设计本身的缺陷，表现在:(1)农村社会保险缺乏社会保障应有的社会性和福利性;(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着制度上的不稳定性;(3)是资金保值增值困难;(4)保障水平过低;二是执行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表现在:(1)基金的管理不够规范和完善;(2)机构管理费用人不敷出;(3)干部群众在享受集体补贴方面差距过大;(4)多种形式的保险并存，形成各自为阵的混乱局面。

当前我国农村是否具备了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看法迥异，刘卫国认为，我国具备了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理由是:第一，我国整体经济已进人快速发展时期，已具备进行国民收人再分配的能力与手段;第二，农村经济日益发展，农民收人逐渐提高，城乡差别正在缩小，农民权益保护意识不断强化，农民参保意识也在不断增强;第三，发达地区农村、城镇近郊农村和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部分乡村，建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基本具备;第四，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战略需要。而何文炯等人则认为，国外建立农民养老保险大都是在工业化发展的中期转向成熟期的过渡阶段，从经济指标看大体有:(1)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在巧%以下，农业劳动力结构份额在20 %以下;(2)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率降至50%以下，且处于老龄人口高峰期;(3)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高，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按照这些指标来衡量中国农村所处的阶段，总体上差距是比较大的，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差距会更大，全面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经济条件尚不具备。认为中国目前尚不具备普遍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观点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

三、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现模式的选择

由于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是否成熟存有分歧，因此在养老模式的选择问题上学者们各抒己见，莫衷一是。

第一种意见是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实施分类处置，何文炯认为，就全国而言，农村养老保险应当有进有退，发达地区应积极推进，欠发达地区应暂缓推行。他提出，暂缓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欠发达地区宜在积极发展经济、增加农民收人的同时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家庭养老;二是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是发挥土地的保障功能;四是发挥商业保险和储蓄的养老保障功能。杨志玲在对云南丽江纳西族聚居地区调查后发现，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家庭养老模式不仅长期以来受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及民族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表现出与城镇、汉族家庭养老模式不同的特点:一是少数民族农村家庭养老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观念影响较大，具有强烈的尊老、敬老的民族意识;二是农村家庭养老方式比较稳固;三是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在少数民族地区具有较强的延续性;四是少数民族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发展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由于家庭养老形式难以被其他形式所替代，因此，以家庭养老为主，发展农村社区养老，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将是少数民族农村养老形式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二种意见是建立“三结合”式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杨翠迎认为，中国农村养老保障的出路在于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建立不同的养老保障模式，而且重点在于解决养老资金来源的问题。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需要发挥家庭养老、社会养老保险、社会养老三种主流保障方式的合力作用，方能解决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需要。

第三种意见是“实物换保障”，卢海元指出，“实物换保障”是指根据不同的对象，以特定方式将其拥有的农产品、土地和股权等实物转换为保险费，分别设计现实可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方案，如年轻农民可实行“产品换保障”;老年农民和被征地农民则实行“土地换保障”，等等，他强调，与一般建立养老保险的方案不同的是，实物换保障是一个能同时解决养老和发展问题的方案，而这正是该方案的最大特点，也是世界银行所倡导的新模式。

各位学者还分别就上述三种模式下的农村养老保险筹资方式提出了相关建议。

四、关于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角色及职能定位

国内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过程中，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如柴瑞娟、罗新铭认为，政府职能社会化已成为当代政府职能发挥的一个显著的趋势，这种从单一权力行政向公共服务行政的转变决定了提供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是当今政府的职责所在，而稳定健全的社会秩序和一套合理的制度框架无疑是最为核心的公共物品。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政府也就必然参与其构建和管理。尤其是当今农村社会保障现状巫需国家出面支撑，政府之责义不容辞。

石秀和等认为，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职责具体体现为:(1)政策设计:为农村社会保障的推行提供有效实施手段;(2)组织引导:推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构件的进程;(3)财政责任:为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4)管理监督:使农村社会保障纳人规范化轨道。马雁军、孙亚忠则进一步指出，农村基本社会养老保险的公共产品特性决定了政府职责边界。政府尽管在农村基本养老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政府履行责任并非在任何时间、任何地域都一成不变。政府责任具有三个重要特征，即动态性特征、区域性特征和层次性特征。这三个特征客观上要求政府责任在不同时间和地域其侧重点和功能有所区分并相机抉择，从而保证政府主导原则在当前实践中的有效贯彻。

如何进一步提高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障方面的决策水平与施政能力，江治强等提出，优化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公共决策，首先应树立公正决策的理念，要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理念，科学认识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构建和谐共享的和谐社会中的基础作用，指导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建设;其次应重新审视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形势，包括分析农村经济形势的变化对社会保障形式的影响，客观估计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保障功能，农业的市场风险对政府社会保障的制度需求，对农村宗族及社区保障作用作深刻的研究，理顺政府制度性保障与农村非制度性保障的关系，准确定位政府在社会保障事业中的职责、职能。再次应注重公共决策与农民认同的良性互动，充分利用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政府现代运行机制以及培育农村社会非政府组织发挥其反映诉求的作用，把农民的呼声和认同更好地融人政府公共决策当中。孙文基指出，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时，在处理其中最重要的社会保障资金来源这一问题上，政府才是投人的主体，而不是主要由农民承担。在农村社会保障的投人以政府为主体与我国各地现阶段的财政是否相符、是否会构成很大的财政压力的问题上，他认为，只要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五、小结

农村社会保障论文篇6

我国学者对于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而展开的，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上对有关社会保障问题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见下表)，在中国期刊网上以社会保障为篇名的文章在模糊查询的条件下，研究数量在逐年增加。从内容上看，2000年以前对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比较少，相对也很零散，没有形成系统。2000年以后，尤其是2003年开始了大规模系统的研究，文献数量直线上升，2005-2006年间增幅最大。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提出“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确立了“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方针。在城镇化过程中引发了大量的征地问题、失地农民问题、进城农民工问题以及改革过程中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围绕着这些问题，学者们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在2003年研究成果较前一年增长了78.5％。2005年，随着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围绕着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等研究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

我国经济总量跨越式提升的同时，社会分配的均衡问题、公平问题也日益凸显。在这种背景下，效率与公平关系的问题被重新探讨，改革开放的成果由全社会共享的惠民措施不断出台，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均衡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压器，社会公平视角下的社会保障制度问题研究随之升温。

从归纳和总结以往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从内容上看，这些研究涵盖了社会保障体系的方方面面，有的甚至具体到了实施细节。而从整体上对这些内容分类，共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从城乡两个维度对社会保障总体状况的研究

通览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文献，学者们分别从整体上和城市与农村两个维度对我国社会保障的现状、问题及对策进行了研究，也有学者从地方或区域角度分析了省市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情况。张力之(1997)从5个方面详细介绍了1997年以前国内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的迫切性、借鉴国外的研究、社会保障专著、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理论研究。刘云旺、王成华、廖桂蓉(2004)、李东、刘庆原(2004)、陈蒙蒙(2006)韦镇坤(2008)、王丽(2009)撰文分析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框架的构想及对策。李珍(2006)阐述了我国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如何构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刘汉屏、吴晓云(2006)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问题放到了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来探讨，分析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制度保障和体系构建。刘子操(2007)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思路。

从内容上看，这一方面的研究偏重于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随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的日益突出以及“三农”问题凸显，使得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诸多不完善之处摆到了议事日程。如何破除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城乡统一的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问题是研究重点。

二、围绕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展开的大量研究

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一直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一大缺陷或短板，理论界对此诟病颇多。失地农民、进城务工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研究构成了2003年以来研究的主要内容。刘金红、段庆林、董明辉(2001)从经济发展和政策取向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建国50年来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各种保障形式的制度变迁、制度绩效，提出建立与目前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各方面的承受力相适应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建议。徐凯赞、欧阳亮辉(2004)按城乡属性把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分为二元社会保障制度，指出按照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公平原则，我国现行的二元社会保障体系无论从过去的形成、政策的影响，还是农村的现实需要都表现出一种公平性的缺失。陈信勇、蓝邓骏(2004)认为，首先要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制度，其他社会保障措施也应及时、逐步建立。吕勇(2005)、赵友谊(2005)、贾平、张婷(2008)分析了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探讨了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的构建。胡宏伟、唐莉(2005)指出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结构性嵌入于我国土地产权制度、征地制度、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利益诉求实现制度之中的，这种结构性嵌入机制要求仅仅靠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本身是不够的，失地农保制度的完善必须以上述四项制度的完善为前提。白凤峥(2004)、姚诣路(2006)分析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现状及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围绕农民问题展开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之所以会成为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的主体，原因有几方面：一是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不断攀升，改革开放取得了辉煌成绩，但与之相对的“三农”问题依然突出。二是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失地农民问题引发了学界的大量争论。三是工业化进程中的效率与公平观念深入人心，如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公平?诸多原因引发了学界关于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

三、国外经验较少及中外比较研究

周弘(1989)较早地介绍了欧洲国家社会保障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李培林(1994)通过对德国、英国和瑞典的实地考察，指出我国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应当借鉴的经验和注意的问题。史柏年(1996)、高峰(1999)分别考察了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现状、演变过程以及不可克服的矛盾与困境，并探寻其对于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意义。日本学者合津文雄(1999)介绍了日本的社会福利政策，它突破了救济扶贫的制度框架，开始探索创建满足全体国民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日本从2000年开始实施的“老年人看护保险制度”显示出，日本社会福利政策由过去的行政管理措施向签约方式转变的新趋势。武中哲(2001)介绍了北欧福利国家制度，并分析其利弊所在，力图找出其中对我国有借鉴

意义的内容。施晓琳(2004)介绍了当前日本较为完备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及其对我国现行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法律保障方面的借鉴。李巧莎、贾美枝(2008)考察了日本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日本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及其经验和启示。臧忠生(2004)考察了法国、瑞典、奥地利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新变化及对我们的启示。王萍(2005)对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进行简要追溯，分析了令该制度陷入困境的各种主导因素。易瑾超(2007)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国际比较，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提出发展、完善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若干建议。徐嘉辉、郭翔宇(2009)介绍了德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沿革与现状，并对德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评价，同时阐述了德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我国的借鉴。

四、对社会保障理论的追溯

实践离不开理论的指导，随着社会保障制度实践的开展，对社会保障制度理论的挖掘和追溯也成为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陈晓云(2001)在对福利理论系统梳理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根据对福利主体的认识、衡量福利的方法、标准以及福利制度措施这几方面的差异和变化，将福利理论的发展分为四个重要阶段。苏光明(2001)对和邓小平社会保障思想进行了挖掘和比较。王爱华(2003)、李宏艳(2004)挖掘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保障思想，前者主要探究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社会保障的思想，并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进行了全面考察；后者考察了马克思、列宁的保障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王俊(2004)从17世纪配第的社会保障思想写起，到18世纪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孟德斯鸠，进而分析了19世纪的萨伊、西斯蒙蒂、罗雪尔的社会保障思想以及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英国费边社会主义和法国连带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王文龙、金丽馥(2005)对西方社会保障理论进行了系统的介绍与评述，介绍了当代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演变过程，并分析了当代西方社会保障制度衰落的原因。徐丙奎(2006)把西方社会保障理论分为三大流派并对三大流派进行了简要分析，即国家干预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中间道路学派。张可(2006)从英国1601年《济贫法》开始追溯社会保障制度的起源和发展的根源，并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区分了对待社会保障制度的态度，同时对反对与支持的流派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五、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定位和职能

尽管各个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各具特色，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离不开国家或者政府的介入。阎宇红(1998)考察了西欧社会保障制度几个发展阶段的更迭与交替，并详细分析了每个阶段中政府充当的角色以及角色的转变过程。张学英(2004)指出由于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反过来阻碍了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应该以政府为主导提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陈少晖(2004)指出，在至今仍未改变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长期忽视和责任缺失，是我国政府在构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中的一个重大缺陷。现阶段，我国政府应当集中解决农民急需的低保、医疗和养老三大保障问题。朱丽颖、石俊田(2005)认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从萌芽起到进入制度化建设共经历了政府高度集权下的重点有限保障、分权下的土地和家庭保障、制度建设下的社会有效保障三个阶段。肖云、徐艳(2005)认为当前建立农民工的就业社会保障具有紧迫性，政府在建立和发展农民工就业社会保障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刘燕(2006)认为政府责任不明确、制度安排缺失等，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之一。政府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主体，应当承担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的责任。钱亚仙(2006)、杨爱兵(2008)、薛菁(2008)，也指出政府是构建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责任主体。杨辉(2007)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到底是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还是私人产品亦或优效品，在理论界存在着争议，并根据社会保障的产品属性及产品提供方式、生产方式，决定了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责任范围和责任强度。陈萌(2009)认为“农村社会保障”表现出社会的公平性，其最终责任主体是政府。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政府责任存在着越位与缺位两种偏差，是造成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严重滞后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农村社会保障论文篇7

[论文摘要]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问题日益尖锐和突出。在充分认识国情的前提下，探索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发展道路，找出比较完善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亟待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本文分析了目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提出新的、可实施的、有建设性意见的思路和对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农村；家庭养老保障；社会养老保障；对策

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9亿人口在农村，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探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找到相应的对策，这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

1．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农村养老形势不容乐观

从人口老龄化的客观要求和未来发展趋势来说，农村养老必然发生由以家庭为主向以社会为主的转变。为了适应人口老龄化的需要，我国自1991年就开始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试点工作。十几年来，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无论与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发展相比，还是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比，都还存在较大距离，还有很多问题急需解决。尤其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剩余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壮年人口进人城市，农村的年龄结构出现了“两头大，中间小”的格局，这意味着农村的养老赡养系数明显提高。因此，单纯依靠家庭养老，将使年轻人的负担沉重，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不稳定，这迫切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来解决农村居民老年生活问题。

2．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功能逐步弱化

家庭养老是我国传统的基本养老方式，家庭在老年人口经济供养中承担了重要的责任，但是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生产社会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以及现代观念的冲击，使得农村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结构出现了变化。随着计划生育的实行，家庭小型化，即“421”家庭结构成为了农村家庭的发展趋势，家庭小型化也就意味着家庭成员所面临的风险不易分散，在养老系数上表现为赡养系数的大大提高，再加上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也大大削弱了家庭保障的功能。

3．农村经济基础薄弱

在农村，土地承载着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双重功能。而土地保障功能日益弱化，首先，我国人多地少。同时耕地的可比产值越来越低，农产品投人大、产值较低。其次，随着城市化和非农产业的发展，有大量的土地被征用，原有的依靠土地进行养老的农民变得举步维艰，难以维继。

4．法制不健全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相关法规源于民政部出台的法规，缺乏立法的权威性。同时由于法制的不健全，农民的社会养老的权利存在被侵害的风险。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至今尚没有一部完整规范的、由人大通过的法律，导致实际工作中体制关系难以理顺，法律责任不明确，政策尺度难把握。

二、建立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对策

1．大力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由于农村养老保险是一项功在当今、利在千秋的长线工作，很难在短期内体现领导的政绩，因此一些地区的领导对开展这项工作重视程度明显不够。这项工作只靠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各级政府必须要从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全局出发，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的决策，把加强农村社会保险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才有可能获得较为理想的效果。现行的以农民个人缴费为主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一直没能推广，已开展的一些地区目前也陷入停顿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对现行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重新进行调整，以充分体现其社会性特征。具体办法应是适当降低个人缴费比例，相应提高集体资助比例，而且国家应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同时，考虑到农民自身的养老保险意识较差，为此必须扩大宣传，积极鼓励子女为父母缴纳养老保险金。只要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能真正适合农村实际，并体现公平合理原则，就能得到全面推广，从而成为农村老年人最稳定可靠的生活保障。

2．加强以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相结合的农村养老模式建设

要建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倡导农村社会养老生活保障的文化心理，通过每个月锁定的社会养老金的支持，减缓农村家庭生活负担和养老压力，使农村老年人也能享受到与城里人一样的社会养老服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养老模式，应以社会保障为农村老年人提供生活保障，以家庭养老为农村老年人提供精神依托，将两者优点有机结合起来，创新出我国特色农村养老文化，以利于加强农村社会政治文明建设，加速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3．多渠道筹措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资金

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最难的就是保费的收取。这不仅难在农民收入多数偏低，更难在农民收入多以实物或自然生产所得为主，市场化、货币化程度低，现金收入少且不稳定，难以满足保险费必须定期缴纳的基本要求。针对农民的这一特点，资金问题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核心问题。由社会保障的性质所决定，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单一依靠国家财政来开展社会养老保障工作，显然是不现实的。这就要求我们广拓渠道，多形式筹措社会保障资金。一是要通过依靠有关政策和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来强化农村集体对保障资金的投入。二是要采取政府引导和农民自愿相结合的原则，在一定范围内推行强制性养老保险和养老储蓄。三是要建立个人账户，将集体补助额连同个人缴费全部记在个人名下，属个人所有，让农民既有安全感又有自主感。从而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参加社会保障的积极性；

4．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法制建设

首先应确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法律地位。以立法形式明确规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国家为保证农村社会的稳定，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本着社会公平的原则，对农村老年群体实施的社会保障，是作为调节社会分配手段而建立的。其次加快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立法步伐，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各项措施都有法可依，便于操作并提高制度的稳定性。

5．大力发展农村老年福利事业

农村社会保障论文篇8

关键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效果；研究现状；展望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识码：A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是治理我国农村贫困问题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最后一道安全网。20世纪90年以来，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尤其是2007年以来，全国范围内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已经逐步建立起来。截止2011年12月底，全国农村低保人数达5 310多万，覆盖面明显提高，对于保障农村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民政部，2011）［1］。但是政策绩效不容乐观，仍存在着低保覆盖面窄，城乡保障不平衡，保障水平不高，贫困户脱贫能力低，返贫问题较突出，“错保、漏保”与“关系保、人情保”等困难与问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实施效果如何，关系到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以及政策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深入开展农村最低生活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对于优化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推进政策执行，促进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等具有重要实际意义。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实践推动着政策理论研究的发展，尤其是政策实施的效果究竟如何，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关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实施效果的相关研究成果作一综述，以期有助于进一步深入推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

一、国外社会救助政策效果研究的现状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是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学者直接研究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成果较少，大多集中在对贫困人口社会救助的研究。在西方国家，社会救助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很多是通过教会与社区的途径展开的。工业化革命以后，西方国家加大了对市场和社会的干预程度，开始形成社会救助政策。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一般的贫困问题，并结合研究国家在特定时期面临的具体问题展开理论上与对策措施上的探讨，如对贫困的种类与内涵进行界定，把贫困分为初级贫困和次级贫困(Rowntree,1901)［2］;使贫困的内涵扩大到社会关系与社会剥夺等领域,“社会排斥”被引入社会救助领域(Townsend,1979)［3］;关注社会救助法的补充与完善,重视面向劳动年龄人口的社会救助政策（Howell,2001）［4］；强调救助对象的责任与义务（Saraceno,2003）［5］，等等。当前，西方社会救助研究领域又出现新的思想与新的理念。由尼尔・吉尔伯特主编的系列丛书《21世纪初的社会保障》中关于社会救助的诸多论述思想都是国内社会救助工作及研究可以引进与借鉴的，如针对社会救济对象法定工作的规范要求问题；如何提高在就业率中的降低救济金替代率问题；如何促进和帮助救助对象的就业问题；对社会救助领域的不规范现象，如欺诈行为进行制裁措施等。

关于社会救助政策实施效果的研究是西方学界研究的热点。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提出关于最低收入转移制度的论述：“最低收入救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过渡形式，在整个社会保障制度中占相对较小的一部分。随着社会保险趋向成熟，需要收入检验的最低收入救助必然走向消亡”（Beveridge,1942）［6］，由此引起了学术界对社会救助政策有效性评估的关注。最先对贫困人口社会救助的有效性问题展开调查研究的学者是郎特里与莱恩斯，他们对英国约克郡的贫困减少效果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未能向低收入群体提供足够的保障（Rowntree, Lavers,1951）［7］。此后，汤森德(Townsend,1979)［3］、科拉与尤登（Cole,Utting,1962）［8］、阿特金森（Atkinson, Trinder,1981）［9］等学者通过对有关贫困人口社会救助的研究也得出基本相同的结论，即存在“不领取”问题，无法对贫困人口提供有效的保障。总之，早期的研究显示，虽然西方国家在上个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最低收入救助政策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但政策的减贫效果并不明显，原因在于贫困家庭对政策的“不领取”问题，难以摆脱传统《济贫法》的烙印。上述研究开创了最低生活保政策效果研究的先河，但研究成果较为零散，多为针对某一地区或某一人群的调查评估研究，缺乏成熟的理论构建与规范性分析（谢东梅，2010）［10］。

20世纪70年代，由于保守主义的崛起，政府对社会救助项目支持大幅度下降，对社会救助政策效果的研究更多地转向对救助项目成本以及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平衡关系研究，其研究也在许多国家得到了新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具有本土化特色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技术，并日益国际化。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进一步探讨和评价社会救助政策的产出效率，西方学者开始尝试构建不同的分析框架，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定量分析救助政策与减少贫困之间的相关性，评估社会救助政策的支出效率。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美国德拉波斯特教授通过使用集合理论分析了公共救助支出的减贫效果（Dellaportas,1980）［11］；贝克曼和科拉克则为社会救助政策效果研究提供了一个经典的Bekerman社会转移贫困减少效果分析模式（Bekerman，1982）［12］，为各国社会救助政策效果的分析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工具；以Eardley(1996)等为代表的学者对经合组织（OECD）24 个国家社会救助的结构、救助标准、管理及救助人数和支出等做了全面详细的比较评估研究［13］。

近年来，鉴于各国在社会经济环境的不同以及各国社会救助政策实施的多样性，研究者们在评估社会救助政策的产出效果时，更加注重考察制度环境、制度组织与管理等方面因素对救助政策实施效果产生的影响。Behrendt和Ashgate（2002）通过对德国、瑞典和英国等国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效果的比较研究,分析了西方发达福利国家收入持续减少,贫困救助产生的原因，并得出政治变革的结论［14］。Jane Boone(2003)从税负的视角分析了各国社会救助水平的差异对贫富差距造成的影响与后果［15］。Thomas Lemieux(2004)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社会救助水平与社会失业率的相关性,得出的结论是防止过高的社会救助水平对就业率产生的消极影响［16］。Laura B.rawling(2005)以拉丁美洲的社会救助改革为研究对象,发现拉丁美洲的社会救助改革比较注重人力资本的投资，这种以人力资本为条件的社会救助方式对社会救助效果的提升是一种积极有益的探索［17］。Holsch与Kralus（2006）还对不同的社会救助政策框架与缩小不公平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证明了最低收入救助政策与分配公平性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18］。

二、国内有关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效果相关研究现状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自从20世纪90年在山西、上海等省市开展试点至今已有10多年，直到2007年全国性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才逐步建立起来。由于政策运行的时间不长，国内学者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大部分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实施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进行描述，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归纳与整理，对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提出建议与对策等方面。

关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实施效果的相关研究，是近年来国内学界比较关注的领域。其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对农村社会救助政策的总体效果进行归纳描述性分析。多吉才让（2001）最早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效果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在保障贫困群众的基本生活，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密切党群关系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效应［19］；时正新（2002）认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建制与实施，能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有效抵御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带来的冲击，对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权益、树立政府形象、维护农村稳定等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童万亨（2005）通过对福建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实施情况的调研，从工作有序平稳开展，基本实现“应保尽保”政策目标等方面评价了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实施效果［21］。其他学者，如邓大松（2007）［22］，蔡（2004）［23］，何宏莲（2011）［24］，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农村低保制度研究”课题组（2007）［25］等普遍认为农村低保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避免两极分化，构建和谐社会等。

另一类研究是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分析方法，以获得对农村社会救助政策效果的量化结果。张秀兰等（2007）第一次通过抽样问卷调查对湖北、山西、江西等五省市的农村社会救助政策效果进行了定量分析另，得出了“社会救助只降低了10%的贫困率”的结论［26］。关信平（2006）基于社会救助政策的目标，比较分析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取得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效益［27］。洪大用（2007）依据社会照顾、社会公正、社会融合等五方面目标对现阶段的城乡社会救助绩效进行了对比分析［28］。柳拯（2009）结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两个县的农村低保工作调研情况，运用详实的数据资料，从收益分布情况、资金分配率、反贫困效果等方面分析了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实施绩效［29］。王增文（2009）基于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实地调研，通过引入生活救助系数和农村低保救助力度系数对中国农村低保政策的济贫绩效进行了评析，认为评价中国农村低保政策的济贫效果时，应注意考察满足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与政府财政的可支付能力二者之间关系［30］。何晖、邓大松（2010）基于全国31个省区的层次分析（AHP）法，实现了对中国2007年-2008年分省区农村低保政策运行绩效的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各省区的农村低保政策运行绩效水平有所提高，但与该省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必然的相关性，各省区离“应保尽保”的政策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31］。谢东梅（2010）基于1990-2009年中国和福建省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运用Lorenz曲线分析法与GQ模型和Beta模型，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分配效果与瞄准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10］。以上研究成果，对实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效果的量化或比较精确的分析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三、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纵观国外研究成果，关于社会救助政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比较成熟，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其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技术为我国农村低保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估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但是，目前西方研究中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挑战，如社会救助模式中测量方法和技术的有效性问题，社会救助与劳动力积极性的相关性问题，社会救助与缓解贫困的有限性问题等。必须提到的是，西方社会救助效果研究是以西方社会较为成熟的经济政治制度为预设的，他们有完善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同时，由于受文化背景、价值观、研究方法等的限制，其研究理论的局限性与阶级性是明显的。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虽然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进行理论、实证及对策性分析的研究急剧增加，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总体上来看，对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实施效果的研究仍比较薄弱，研究的视野不够广阔，研究系统性与完整性明显不够，政策效果的许多评估理论与方法尚处引进与消化阶段。通过文献梳理发现以下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1.低保政策效果研究的价值判断及伦理关怀缺失。当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实施效果的研究具有明显的管理主义倾向，缺乏应有的价值判断与伦理关怀。纵观国内外学界关于农村社会救助政策效果的研究，多从低保覆盖率、资金分配率、瞄准效率及反贫困效果等方面对政策的经济效果进行分析，比较强调方法论上的实证主义，偏重量化分析。这种管理主义倾向，容易引发评估效用的危机。农村低保政策效果的价值判断要求政策效果评估既要对政策本身的价值进行分析，又要对实现政策目标采用手段的价值进行评价。实际上，价值判断直接影响到政策效果评估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进而影响到政策效果。因此，价值评估理应成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效果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向度。农村低保政策效果研究中的伦理关怀就是强调政策的目标一方面需要减少农村贫困，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要消除社会排斥，实现社会融合，使农村贫困人口能真正享受国民待遇，提高他们社会参与的能力，增强社会的凝聚力，而非仅保障贫困人口最基本的生活需要。鉴于以上分析，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效果研究的一些重要议题，如政策效果的公平性与回应性如何？政策目标实现的价值怎样？是否需要进一步反思政策的设计初衷，提升政策发展的可持续性？等等，这些问题恰恰是评价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实施效果的关键与核心要素，需要我们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2. 低保政策效果的研究对农户的感知及需求关注不够。学界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效果的研究，比较关注政策本身或者制度效率，而基于农户视角探讨政策效果的研究成果比较缺乏。公众的认可度与满意度是检验公共政策完善与否的重要标准。在农村低保政策的执行中，农户是政策的直接受众，政策实施的效果究竟如何，他们有着最真实、最深刻的感受与体会。同时，他们对政策的需求及期望也有最直观的察觉与判断。因此，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效果的评估，农户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起主导性作用。农户有效地参与政策评估，对于改善和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进一步优化低保政策，提升政策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传统行政管理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以及农村经济社会环境的制约，农户对政策的感知及需求反而被排除在了评估活动之外。当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实施，对农户的基本生活产生了何种影响，内在机理怎样？农户对政策的认同度、满意度如何？对政策的需求状况怎样？等等，现有的文献研究涉及较少，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3.低保政策效果的研究缺乏一个系统、完整与成熟的分析框架。国外学界对社会救助政策的评估有不少评估理论与方法技术值得借鉴，但不能盲目移植，毕竟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实施有自身特殊的场域。国内学界的研究中，定性与描述性分析的较多，定量分析与理论模型的构建比较薄弱，研究的系统性与完整性不够。定量分析也多是基于某种量化分析方法对农村低保政策的经济目标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是一项多目标政策体系，政策的实施旨在逐步消除农村贫困，保障农村居民生存权与发展权，控制贫富分化，统筹城乡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构建和谐社会。政策效果涉及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等方面，还会产生一些非预期的影响。因此，对农村低保政策效果的研究，需要我们运用相应的评估方法对政策的多维度效果进行多角度与多层面地分析与挖掘。在评价多维度效果的基础上，力求实现对它的总体绩效或综合绩效进行比较准确的判断评估，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完善政策提供良好的理性分析与经验借鉴。那么，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实施的多维度绩效如何？相互关系怎样？如何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多维度效果进行综合性的量化评估？政策综合效果的内在机理怎样，受哪些因素影响？等等，有待于构建理论模型，并建立一个系统、完整与成熟的分析框架加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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