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学院学生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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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学院学生论文

音乐学院学生论文篇1

一、音乐学研究论文

音乐学研究论文是我国在此学科取得成果的最直接体现,也是音乐学学科构建的主体。2012年,我国较为优秀的音乐学研究论文主要刊登于国内音乐专业和艺术类学术刊物上,内容涵盖音乐学子学科所及的不同研究领域。2012年,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最多,内容丰富多样。以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调查与分析为主要内容的代表论文包括:张伯瑜《云南个旧市大屯镇洞经音乐三首套曲分析》、周青青《北京通州运河号子中的山东音乐渊源》、袁静芳《走近藏哇寺》、赵塔里木《蒙古族额鲁特部民歌特征的鉴别与解释》、钱茸《浅析沪剧唱词音声的地域性音乐价值――兼推“双六选点”分析模式》、黄婉《在“挪用”中饰变与创造――文化生态视野下的2012基诺族“特懋克”节》、李明月《“堂名”忆旧:苏州地区十番锣鼓生存现象探微――以常熟辛庄“春和堂”为个例》、杨和平《民间礼俗的音声表达――以蒲城丧葬仪式音乐活态现状调查为例》等。有关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的研究论文主要包括:洛秦《“音乐上海学”建构的意义、研究架构及其问题思考》、管建华《东西方音乐的帕斯卡尔式的历史沉思》、《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的哲学基础之比较――兼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反思》、薛艺兵《通过田野走进历史――论中国音乐人类学历史研究的途径与方法》、杨民康《音乐民族志书写的共时性平台及其“显―隐”历时研究观――以云南与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书写为实例》、宋瑾《从“音乐”到“音声”――音乐人类学学科边界问题》等。此类论文凸显作者群体对民族音乐学历史维度的思考,以及鲜明的跨学科倾向。此外,还有部分文章从传统音乐的保护与教学入手展开研究,代表文章包括王耀华《熟、背、析、研――教学体会》、张应华、谢嘉幸《我国当代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操作策略的探讨》、沈洽《以人为本的多元―本位音乐教育――基于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视角的思考》、叶松荣《学科发展的瓶颈――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学位论文写作中的局限性探讨》等。

2012年,西方音乐史研究论文主要集中于巴罗克时期以前的早期音乐上,代表论文包括余志刚《中世纪音乐教学漫议》、姚亚平《欧洲早期音乐传统与20 世纪现代作曲观念》、伍维曦《与中世纪晚期多声部弥撒套曲的体裁特性》、周耀群《关于“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的两部断代史的比较》等。这些论文从各位学者的独立研究角度出发,对西方音乐早期历史的不同细节开展研究和思考,试图在理论阐述中深化对音乐史局部细节和音乐历史观念形成的认知,进一步唤起人们对古今历史比较和创作、教育问题的重视。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诞辰200周年纪念,瓦格纳研究论文亦成为2012年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的重点,代表论文包括:刘经树《“清楚变化了的音乐创造”――瓦格纳的“音乐戏剧”构想》和杨九华《“”的阐释 ――再论瓦格纳乐剧中的婚姻伦理观》。另外,对于经典音乐的审美阐释和音乐流派研究的代表论文可举邹彦《贝多芬(Op.31-2)的标题性内涵》和刘瑾《审美困境与现性重建:对新浪漫主义音乐产生及意义的美学思考》。

在中国古代音乐史领域,学者们将目光纷纷投向中国与境外音乐交流史,代表文章包括宫宏宇《基督教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的盲人音乐教育――以安格妮丝・郭士立、穆瑞为例》、陈应时《唐传日本调名曲名考》、郑祖襄《谈杨荫浏对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外来说”的批评》、叶键、黄敏学《18世纪西方传教士的中国音乐研究及其学术史影响》,以及王小盾的系列论文《域外汉文音乐文献述要》。古代音乐史研究的另一个范畴集中于音乐考古,代表论文有:方建军《钟离国编钟编研究》、《音乐考古学的六个课题》、王子初《我们的编钟考古》、武家璧《曾侯乙墓漆画“杂悬”图及其实验心理学解释》。在近现代音乐史领域,2012年的研究论文主要是对近现代音乐家的学术纪念,论文包括:杨和平《论李凌的音乐美学思想》、俞玉姿《略谈老志诚先生的音乐思想――纪念老志诚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居其宏《我国新音乐发展战略的设计师和先行者――萧友梅音乐思想与创作教育实践的跨世纪回望》等。中央音乐学院发起的“国家音乐史”研究工作目前主要集中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领域。2012年集中发表的论文包括:吕钰秀《他者对于一个国家音乐想象的建构蓝本》、李淑琴《从研究的政治化走向学术化――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思考》、蒲方《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分期的特殊性及复杂性》等。

2012年,我国音乐美学领域的研究论文首先以评述于润洋教授美学研究贡献为主导,代表文章包括叶松荣《论于润洋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中的理论建构》、何宽钊《论于润洋学术研究中的历史意识》、柯扬《承先贤之法,启后生之思――论于润洋对卓菲亚・丽萨音乐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等。其他论文则是不同学者对音乐美学理论、趋势与应用问题的独立阐发,例如韩锺恩《判断力批判:置疑音乐美学学科语言并及音乐学写作范式》、刘研《审美经验的复兴――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观与通俗音乐》、张晶晶《对阿多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素材”的梳理与解读》等。

二、音乐学专业教育教学

2012年,我国的音乐学专业教育教学向着精英化、集约化和实力化的方向努力迈进。在专业音乐院校和综合大学音乐学院、音乐系的主导下,音乐学专业教学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发展体系。在不同层次音乐学专业招生方面,各个院校和科研机构结合音乐理论研究的现实需求,招生数量略有紧缩,考试难度相对增加。如此举措,不仅维护了音乐学专业精英化教育的传统,同时也对当代大学生的理论基础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不同层次的学术人才培养上,各个院校特别重视理论培养和艺术实践的结合,鼓励学生将研究重心立足当代、返观历史,积极参与音乐田野调查和音乐表演活动,在亲身实践中锻炼学生的研究能力。各个院校给予学生相对宽松的课程安排,不但要求学生学好音乐理论知识,还不断启发学生对其他艺术领域和更广泛的社会文化产生兴趣,获得更为广博的文化见识,充分增强学生的学术实力。音乐院校采取各种手段对学生的学习进度加以限定和考核,通过论文评比、音乐论坛、大师讲座、理论访谈等多种形式鼓励学生集中精力投入学习,增长自身的学术本领。学生的毕业论文答辩活动日益规范,答辩通过标准相对严格,有效防止学生论文品质和学术素质的整体下滑。

除了各个音乐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日常教学工作外,音乐学界在2012年还积极开展音乐学教学研讨、论文评奖和专题讲座活动,有力推动音乐学专业教学工作,促进院校间交流合作,增加校园学术氛围。2012年2月,第四届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奖”评选征文活动正式展开。活动向海内外华人征集自2009年正式发表的音乐评论参选,并在中国音乐评论学会第五届年会召开之际集中评审。2012年3月12日至15日,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中国音乐史学术交流系列专题1:国家音乐史”活动。斯洛伐克音乐学者奥斯卡・艾谢克应邀参加活动,共同探讨“国家音乐史”写作的方法手段和内容选择。2012年10月,上海音乐学院先后组织了“第九届(2012)钱仁康音乐学术讲坛”和“音乐学学术论坛”,以此作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建系3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2012年11月至12月,南京艺术学院百年校庆举办系列学术讲座,邀请资深专家举办专题讲座。

三、音乐学学术会议

2012年,我国音乐学界各类学术会议相继举办,有力推动了同领域专家学者的学术交流,促进专业学术会议向着常态化、正规化的方向迈进。在民族音乐学领域,2012年6月29日,由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承办的“当代社会中的传统音乐国际研讨会”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与会专家以音乐同社会政治、变革的关系为主题,着重讨论当代语境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视角与方法。2012年7月12至15日,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年会在西安音乐学院召开。会议提交论文摘要240余篇,内容涉及黄河流域音乐文化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音乐生态研究、音乐与科技、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等研究领域,呈现出学科交叉、研究跨界的学科发展趋势。2012年7月18日至25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三届年会在新疆师范大学召开。会议围绕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国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教学改革研究三个方面议题展开探讨,充分展示了我国近年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成果。2012年10月30日,国际音理会亚洲大洋洲地区音乐学会首届学术研讨会暨亚太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泰山学术论坛在山东济南举行。来自亚太地区的音乐学家围绕亚洲、大洋洲、太平洋地区民族之间的音乐传播与交流、构建适合于亚太地区各国的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等议题做主题发言。

在西方音乐史研究领域,2012年6月21至22日,上海音乐学院举办“2012・上海音乐学院・瓦格纳国际学术论坛”。 论坛聚合国内最优秀的瓦格纳研究学者同国际瓦格纳研究实现对话,提升我国的音乐学研究水平,增进与西方学术界相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由中国西方音乐学会主办,四川音乐学院承办的“2012西方音乐学会青年学者论坛”于9月21日在四川音乐学院举行。 会议由九位西方音乐史专家对11名青年学子的课题发言进行交流点评,旨在促进青年学者的科研工作和学术交流,积极培养理论新秀。在中国音乐史研究领域,9月24至26日,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第七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徐小平奖”颁奖大会在沈阳音乐学院举行。会议对“契丹音乐史”、“音乐上海学研究”等新课题给予充分重视,并对中国音乐史新近研究成果加以展示。在音乐美学领域,2012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前沿与对话――全国中青年音乐理论家论坛”在华南师范大学举办。论坛邀请全国50名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参会,论题涉及多个学科,促进音乐学学科间的相互对话和启迪。2012年12月2日,“2012年中国音乐美学学会笔会”在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行。笔会围绕 “音乐美学学科资源考掘” 和 “身体在音乐审美活动中的作用” 两大主题进行研讨。

四、音乐学纪念与交流活动

2012年,中国音乐学界举行了多项学术纪念和交流活动,对于音乐学院系建设和老一辈音乐理论家的学术贡献加以总结,并对中国音乐学的对外推介与交流做出贡献。2012年11月26至27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迎来了建系30周年纪念。系列纪念活动由学术研讨会、纪念座谈会、学术讲堂系列、学术成果展、学生音乐会等活动组成。全系教师还集体出版了学术研究文集,对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科研成果加以展示。2012年5月12日,中央音乐学院举办“马思聪百年诞辰纪念活动”。 其中的学术研讨会对马思聪的学术造诣、音乐创作、教育教学和学术精神展开深入的讨论和研究。2012年9月15至16日,中央音乐学院隆重举办“春雨润物 学海成洋――于润洋八十春秋学术研讨会”。近3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同事学生围绕他的学术品格、理论特色和历史贡献进行了深入研讨。2012年,恰逢中央音乐学院资深音乐学教授张洪岛先生百年寿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对张洪岛教授的学术成就和教学工作进行重点回顾。2012年9月27日,四川音乐学院举行“纪念王光祈先生12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全国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学术研讨会,对王光祈作为中国音乐学开拓者的历史地位和学术成就进行回顾、梳理和阐释。在对外学术交流方面, 2012年12月22日至26日,陈应时、方建军、李玫等中国学者应邀参加第七届东亚律学大会并宣读论文。此次学术交流与研讨活动,引起东亚音乐研究机构对中国律学学者研究成果的密切关注。

五、音乐学理论出版

2012年,我国音乐学界在理论出版方面成果显著。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对我国著名音乐美学家、史学家、教育家于润洋教授学术纪念文集的出版工作。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中国音乐美学学会会同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庆贺于润洋教授八十华诞学术文集》和《于润洋学术思想研究》两本文集,分别收录了全国西方音乐史和音乐美学领域学者对于润洋教授学术和教育贡献的研究论文,以及基于于润洋提出的“音乐学分析”方法而展开的独立研究个案。音乐学理论出版的另一个突出成果是“西方音乐人类学经典著作译丛”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的陆续出版。2012年,该丛书新近出版的理论著作包括张伯瑜《世纪之交的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洛秦《苏亚人为什么歌唱》、布鲁诺・ 内特尔《民族音乐学研究:31个论题和概念》(汤亚汀注释、解说,闻涵卿、王辉、刘勇翻译)和贝弗莉・ 黛蒙德、皮尔蔻・ 莫伊萨拉《音乐和社会性别》(谢锺浩翻译)。这些理论书籍的翻译出版,对于我国音乐学研究、教学和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应用和参考价值,是对我国音乐学理论建设的实质性推动。在音乐学专业教育方面,居其宏《音乐论文写作教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和韩锺恩《音乐学专业本科必修教程:文献研读与研习》(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为青年学子系统掌握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深入学习专业写作提供了优秀读本。杨燕迪的《音乐解读与文化批评:杨燕迪音乐论文集》收集了作者的多篇学术论文,内容涉及音乐史研究观念与方法、音乐评论、音乐审美等多方面学术问题,对于青年学子拓展学术眼界、增进学术思考具有重要帮助。

音乐学院学生论文篇2

中央音乐学院

中央音乐学院,简称“央音”,位于首都北京,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一所培养高级专门音乐人才的高等学府,全国艺术院校中一所国家重点大学和“211工程”建设院校,国家首批“双一流”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学院设有作曲系、音乐学系、指挥系、钢琴系、管弦系、民乐系、声乐歌剧系、音乐教育学院、提琴制作研究中心、乐队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现代远程音乐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等教学院系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音乐学研究所等机构。作为全国音乐教育中心,音乐创作、表演和研究中心,以及社会音乐推广中心,中央音乐学院是一所代表中国专业音乐教育水平,专业设置齐全,并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音乐学府。

重点学科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学科:音乐与舞蹈学

国家重点学科:音乐学(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学和音乐表演艺术)

特色专业

特色专业:音乐学、音乐表演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管弦系

北京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管弦系和乐队学院、音乐教育系

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

音乐与舞蹈学:A+

中国音乐学院

中国音乐学院(ChinaConservatoryofMusic)位于北京市,是以国学为根基,独具中国音乐教育和研究特色,培养从事中国音乐理论研究、创作、表演和教育的高级专门人才的高等音乐学府,国家首批“双一流”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素有“中国音乐家的摇篮”、“中国音乐的殿堂”的美誉。

学校专业分布为音乐学、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表演三大类,设有作曲系、音乐学系、声乐歌剧系、中国器乐系、音乐师范教育中心、钢琴系、艺术管理系、指挥系、管弦系、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等10个教学单位,另设有中国乐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生院、考级艺术中心和附属中学,形成了以中国音乐理论、中国音乐创作、中国音乐表演为一体多层次教学体系。

重点学科

北京市重点学科:音乐学

特色专业

特色专业建设点:音乐学、作曲

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民族声乐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北京市特色专业建设点:音乐学

北京高等学校市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音乐学

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

音乐与舞蹈学:A

四川音乐学院

四川音乐学院简称川音,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是一所以“音乐”为主要办学特色的省属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院校,拥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同时是首批获得国务院学位委批准的艺术硕士(MFA)专业学位授予单位。

四川音乐学院设有作曲系、音乐学系、声乐一系、声乐二系、民乐系、钢琴系、管弦系、音乐教育系、电子音乐系、舞蹈学院、艺术学理论系、歌剧与合唱系、成都美术学、戏剧影视文学系、手风琴电子键盘系、流行音乐学、艺术管理系、乐器工程系、国际演艺学院、传媒学院、艺术教育系、社科学院、数字艺术系、现代器乐系、戏剧系、艺术附中(本部)、继续教育学院(专科部)、基础部、艺术附中(新都校区)等31个教学院系,开办29个普通本科专业、7个专科专业。

重点学科

省级重点学科: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钢琴、美术学

特色专业

特色专业: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表演

省级特色专业:音乐学、工业设计、绘画、舞蹈学

四川省本科院校品牌专业建设项目: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表演

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

音乐与舞蹈学:B+

西安音乐学院

西安音乐学院简称“西音”,坐落于世界历史名城古都西安,其前身是1948年贺龙元帅在晋绥边区创建的“西北艺术学校音乐部”。西安音乐学院是一所培养音乐艺术专门人才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也是西北地区独立建制的高等音乐学府

学校设有音乐教育学院、现代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系、管弦系、民乐系、声乐系、钢琴系、舞蹈系、视唱练耳教研室、基础部、艺术学理论研究室12个教学单位,另设有研究生部、现代教育技术与网络信息中心和附属中专、图书馆、陕西爱乐乐团等直属单位。还设有交响乐团、交响管乐团、民族管弦乐团、合唱团、西安鼓乐艺术团、秦筝艺术团等大学生艺术实践团体。“西北民族音乐研究中心”为陕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特色专业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音乐表演

省级特色专业:视唱练耳教学专业、作曲(电子音乐)专业、音乐表演键盘乐器(手风琴)演奏专业方向、音乐学(音乐教育方向电子琴演奏)、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

音乐与舞蹈学:B+

星海音乐学院

星海音乐学院,位于广东省广州市,是华南地区的高等音乐专业学府;孕育了冼星海、萧友梅、马思聪、李凌等一批引领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潮流的杰出音乐家。星海音乐学院的历史可追溯到1932年由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先驱马思聪、陈洪先生创办的广州音乐院;1985年12月,为纪念广东籍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更名为星海音乐学院。

目前共设有现代音乐与戏剧学院、音乐教育学院、舞蹈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创新创业学院、流行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作曲系、声乐歌剧系、钢琴系、管弦系、国乐系、艺术管理系、乐器工程系、民族声乐系、音乐基础部、人文社科部等18个本科院系(部),还设有研究生部、继续教育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音乐研究院、音乐博物馆、岭南音乐文化研究中心、艺术实践中心、社会音乐教育培训中心等,拥有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联合)和5个实验乐团。

重点学科

广东省第九轮重点建设学科:音乐与舞蹈学

广东省攀峰重点学科:音乐与舞蹈学

特色专业

特色专业:音乐学、音乐表演、录音艺术

广东省级特色专业:音乐学、音乐表演、录音艺术、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广东省专业:钢琴

广东省重点专业:音乐表演

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

音乐与舞蹈学:B+

天津音乐学院

天津音乐学院是中国北方地区重要的培养音乐、舞蹈、戏剧、影视专门人才的高等艺术教育学府,学校为天津市高校研究生教育校外创新实践基地建设单位,国务院批准的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学校始建于1958年,前身是1950年创办于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1959年7月,中央音乐学院(留津部分)改称天津音乐学院。1973年,改称天津艺术学院。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恢复天津音乐学院,分出美术部分另立天津美术学院。

天津音乐学院已经发展成为北方地区重要的培养音乐、舞蹈、戏剧、影视专门人才的高等艺术教育学府。学院分为南、北两个校区,现有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2个一级学科(天津市重点学科),1个专业硕士(MFA)授权点,涵盖音乐表演等11个本科专业;设有音乐学、作曲、声乐、民族声乐、民乐、管弦、钢琴、手风琴键盘、音乐教育、艺术管理、现代音乐、舞蹈、戏剧影视13个教学系以及继续教育学院和附属中等音乐学校,形成了完备的专业、业余等多层次、多类型的艺术人才培养模式和中专—本科—研究生系列人才的培养体系。

重点学科

天津市重点学科: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

特色专业

特色专业建设点:乐学、音乐表演、音乐学

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品牌专业:音乐学、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表演、舞蹈编导、(戏剧影视)表演、文化产业管理

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

音乐与舞蹈学:B+

武汉音乐学院

武汉音乐学院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是中国中部地区独立设置的高等音乐学府,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同时也是中国首批艺术硕士(MFA)专业学位教育试点单位。

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人民满意的高水平音乐学院为建设目标,施行艺术表演、艺术创作、理论研究三位一体的学科建设方针,秉承“立德、自强、崇文、精艺”校训,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多样化音乐舞蹈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学校音乐表演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是全国2个音乐类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之一,“音乐表演”、“音乐学”、“录音艺术”3个专业是特色专业,学校是湖北省高校第一批省级重点学科建设单位,是湖北省“人文社科基地”之一。

重点学科

省级重点学科:音乐学、音乐与舞蹈学

特色专业

特色专业:录音艺术、音乐学理论、音乐表演

省级品牌专业:录音艺术、音乐学理论、音乐表演(中国乐器演奏)

上海音乐学院

上海音乐学院前身为国立音乐院,由蔡元培先生和萧友梅博士于1927年11月27日在上海创办,是我国第一所独立建制的高等专业音乐教育机构,1956年起改用现名。2000年,学院由文化部直属划转上海市领导,现为文化部与上海市共建院校。2017年9月,学校被列为教育部“双一流”建设高校。办学九十年来,逐步形成了以作曲和作曲技术理论、音乐学理论研究为核心,以音乐表演艺术学科为主体,以应用音乐为延伸的音乐艺术学科综合体系,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音乐艺术人才,被誉为“音乐家的摇篮”。

学校办学层次涵盖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硕士、博士),涉及7个专业(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学、音乐艺术表演、录音艺术、公共事业管理、音乐科技与艺术、数字媒体艺术)22个方向,设有两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是目前国内拥有三个一级学科(音乐与舞蹈学、艺术学理论、戏剧与影视学)的专业音乐院校。

重点学科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学科:音乐与舞蹈学

国家重点学科:音乐学(二级学科)

上海高校一流学科(A类):音乐与舞蹈学

上海高校一流学科(B类):艺术学理论、戏剧与影视学

上海市重点学科:作曲与音乐设计、音乐文化史

上海市Ⅰ类高峰学科:音乐舞蹈学

上海市Ⅰ类高原学科:艺术学理论、戏剧与影视学

特色专业

特色专业:音乐表演、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

艺术学理论:B+

音乐与舞蹈学:A+

音乐学院学生论文篇3

1956年,音乐学作为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学科类别在中央音乐学院这所音乐类全国重点院校中建立起来了。今天,每每回顾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所走过的50年历史,一种自豪、骄傲之感油然而生。50年前的今天,老师们辛勤工作于各类课程设置、教材建设、田野采风,筑就了音乐学系富于生机的学术架构,形成了与世界音乐学共同的发展态势。在此之后的发展中,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在学科的国际化、组织的中国化和观念的社会主义化的大背景下,形成了自己独有特色的教学和科研体系,在中国音乐学的学科建设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任系主任张洪岛先生与其任期内的领导集体为音乐学系掌舵28年,无论在学科的设立上,还是教材和课程的建设等方面均为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打下了能够领先全国的基础;蓝玉崧先生与其任期内的领导集体,强调音乐家和音乐学者并顾之风格,重视对中华文化深刻底蕴的理解,为音乐学系创立了音乐学者应具有的对艺术的阐述能力和对文化的认知能力的二重标准,这一标准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保持至今;黄晓和先生与其任期内的领导集体,面对中国高等教育走向正规化的环境,坚持对外开放的精神,不仅促进了中外学术的交流,而且提高了音乐学系教师对国内学术活动的参与程度;钟子林先生与其任期内的领导集体,放眼世界,着眼今天,为音乐学系教师不断地走出国门、引进西方的研究理念、平衡音乐学研究中对“古”、“今”音乐的关注和加强学术规范的认知度等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袁静芳先生与其任期内的领导集体掌门近十年,使音乐学系本科、硕士和博士等不同层次的教学实现体系化,并在教学大纲、论文要求和各专业的教材建设方面辛勤耕作,使音乐学系各方面工作条理有序,保证了音乐学教学的秩序与立足之本,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

音乐学系全体老师们辛勤耕耘,孜孜不倦,一丝不苟,任劳任怨,追求真理,此精神多少年来在支撑着音乐学的大厦,使初步踏入者一进来就不想出去。这里有张洪岛、于润洋、陈宗群、李伯年、黄晓和、钟子林、李应华等从事的西方音乐史研究;有廖辅叔、蓝玉崧、金文达、伊鸿书、苏木等从事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有张洪岛、于润洋、何乾三、张前、蔡仲德、李起敏等创立的音乐美学研究;有汪毓和、俞玉姿、梁茂春、徐士家等创立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有袁静芳、蒋菁、罗映辉、吴锡麟等从事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有陈自明、王雪等创立的外国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有张前带领下创立的音乐心理学研究;有蔡仲德带领下创立的中国音乐美学史研究;有梁茂春带领下创立的中国当代音乐研究;有袁静芳带领下创立的中国乐种学研究;有田联韬带领下创立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有张洪模、杨光、刁蓓华、欧阳小华、陈复君等带领下创立的音乐文献翻译;有张建华和王凤岐带领下创立的专业音乐教学研究。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古、今、中、外”之间的包容,也成为了中央音乐学院全院的学术特色,即“古今中外”和“兼收并蓄”的浓缩体。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师生为此而骄傲,中央音乐学院全体师生为此而骄傲,中国音乐学界同仁为此而骄傲,因为他们的成就厚厚地铺垫了中国音乐学的基石。音乐学系的后来者们,现在处在教学第一线的老师们,他们适应着新出现的各种形势,在频繁于教学、科研、会议、改革及应付各类事务性工作之时,以科学、勤劳、自律、宽容之精神,支撑着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这片纯净、蔚蓝的天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持有博士学位,许多人有国外的留学经历,他们的学术天地已不局限于中国的学术群体和中文的刊物,而是穿梭于世界各国的学术会议,并努力用他国文字来阐述中国人的学术思想。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毕业生遍布了全国音乐学的各项重要岗位,国外大学的教师名单中也可看到我们的系友。

我们不能忘记,有许多教师没能够和我们走到今天,但却跟我们一起创造了今天的辉煌。廖辅叔先生、蓝玉崧先生、何乾三先生、蔡仲德先生、金文达先生……他们所创立的理论和学术成就永远伴随着中国音乐学的未来。

我们也没有忘记曾经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工作过的老师们。冯文慈、赵宋光、董维松、王永全、李文珍、耿生廉、林凌风、周宗汉……,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所取得的成就中同样可以看到他们的劳作成果。

我们也不应忘记我们的国际友人们对我们的支持。费明仪女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美国友人欧阳美伦女士对中国音乐美学的支持,使我们在从事此工作中增强了信心和自豪感。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自建系以来已经培养和正在培养的学生共计764名,其中本科生414名,硕士研究生256名,博士研究生94名,干部培训班学生28名,留学生20名,另外还培养了数十位进修生和数百位来自各高校的课程班的学员们。但我们没有忘记何乾三、陈梅、郑伯农、王渝璇,他们是1957年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师所撰写的经正式出版的专著近百部之多,然而我们仍然对由张洪岛(主编)、陈宗群、于润洋、汪毓和编写的《外国音乐史》(欧洲部分),由廖辅叔、金文达编写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由汪毓和编写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和由全系史论专业师生集体编写的《音乐学概论》四本教材抱有特殊的感情,因为这是自1960年以来由音乐学系组织,由本系教师独立编写的教材;我们依然怀念由当时我院编译室编译了译丛《国外乐讯》(1959)和内部资料《国际音乐资料》(1964)、《外国音乐参考资料》(1978-1994);我们现在每年可以聘请十余位国外专家来院讲学,但我们依然记得建系初期从苏联聘请的音乐史专家康定斯基和别吉章诺夫;我们现在所具有的西方音乐史、中国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外国民族民间音乐、音乐美学的学术构架是于1978年提出的,并于该年成立了由潘必新任主任的音乐美学教研室和由金文达任组长的“亚非拉音乐小组”;我们至今已经开设了上百门的课程,我们依然记得建系初期由康定斯基开设的“欧洲音乐史”和由别吉章诺夫开设的“俄罗斯音乐史”;我们也记得廖辅叔开设的“中国音乐史”(1959)、汪毓和开设的“音乐评论”(1959)、何乾三开设的“音乐学概论”(1964)、于润洋开设的“欧洲音乐美学思想史”(1969)、由陈自明、俞人豪、王雪试讲的“外国民族音乐课”(1982);我们现在能够开设的系列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课程,我们依然记得王树在建系前即已开设的“民间音乐”课(1955),以及来自陕北的民间音乐家张天恩和来自甘肃的民间音乐家朱仲禄为我系开设的“民间音乐课程”。今天,河北白洋淀圈头村的民间音乐家来我院教唱工尺谱使这一传统得以延续。

谈我们所获得的成果,不能不提及音乐学系教师自建系以来所获得的近70项各类奖项,其中有些奖项代表了我国音乐学术研究中的最高级别和最前沿化的成果,如:于润洋获波兰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颁发的“波兰文化贡献勋章”(1984)、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授予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87);其专著《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获“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一等奖,“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2);音乐美学教研室集体获“全国普通高校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周青青被评为“北京地区高等学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1994);袁静芳著《中国乐器》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94),《乐种学》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0),《中国传统器乐》修订版被评为2004年国家级精品课程;袁静芳还获得文化部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艺术科学国家重点项目“十部文艺集成志书"的领导、组织、编纂、出版工作“特殊贡献个人奖”(2004);梁茂春获"宝钢优秀教师一等奖"(2004);杨民康著《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94);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获中国图书奖;王次莼窆家人事部授予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88)、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2002),其“音乐美学基本问题”被教育部评为2005年国家精品课程(2005);廖辅叔获由中国文联和音协授予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2001);邢维凯入选“北京市培养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2001);周海宏博士论文《音乐与其表现的世界──对音乐音响与其表现对象之间关系的心理学与美学研究》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2001);余志刚获北京市高等院校“教学名师奖”(2003)……。

我们的老师们不但为学校贡献着自己的身心与才智,也为社会担负着许多重要的职责。于润洋为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负责人、全国西方音乐学会名誉会长、全国音乐美学学会名誉会长;廖辅叔是文化部、教育部聘用的全国首批博士生导师(1983);王次菸中央音乐学院现任院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兼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兼理论委员会主任、中国青年音乐联盟主席、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数字化音乐教育学会会长、中国音乐评论学会会长;在我们的教师中,还有“世界民族音乐学会”会长(陈自明),全国音乐心理学学会会长(张前),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名誉会长(田联韬),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副会长(袁静芳),全国西方音乐学会副会长(余志刚);《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编辑委员及学科分支主编(赵h、于润洋、喻宜萱、汪毓和、陈自明);《中国音乐教育大系・音乐卷》主编(于润洋);目前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师正在为《中国音乐百科全书》而努力工作。

但是,我们也意识到,当年中国音乐学的建设是从中央音乐学院开始的,长时间中,中国音乐学的教育也只局限于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几所少数院校,所以,历史把创造辉煌的机会给予了我们。现在则不同,音乐学教育遍布全国。全国轰轰烈烈的形势给我们创造了一个“躁动”的环境,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在这个大环境的包围中面对着巨大的挑战。经济利益、名利、急功近利,加之中国固有的“人情美德”,常常使我们的学术标准产生巨大的涨落与干扰。怎样保持中央音乐学院这块“净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我们正在迈入未来的50年,我们也在积淀未来的50年。我们还能够像我们的老师那样做得那么好吗?虽然我们现在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会努力的!”

音乐学院学生论文篇4

【关 键 词】音乐学 音乐教育 音乐理论教育 音乐学课程设置

【作者简介】徐元勇,文学博士。1964年8月6日出生于四川省阆中县。曾经先后学习、工作于四川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现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一、弁言

音乐学(musicology)是一门研究音乐的学问,来自于西方。萧友梅先生在建立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时,虽然引入了至今仍在延续的欧洲音乐教育体系。但是,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在我国的音乐教育中是比较晚的事情。新中国建立之前几乎没有,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大部分专业音乐院校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也很晚。除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于1954年,中央音乐学院于1956年较早建立以外,其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建立都较晚。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分别于1978年和1980年设立了音乐学系,武汉音乐学院于1986年成立音乐学系。而象天津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则都是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之后才逐渐挂牌成立了音乐学系。几所音乐院校的音乐学专业被批准为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授予点则是更晚的事情。1982年中央音乐学院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点,1988年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点。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授予点是1982年获得的批准,博士学位授予点是1989年获得的批准。

在我们的西洋音乐教学、研究队伍中,有不少是在西洋文化的社会和生活环境中受过熏陶的学者。我们在西方音乐学的传播、教学、研究等方面,也的确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说音乐学在我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许一点也不过分,这一点也反映在我们过去,以及今天许多人对音乐学的认识中。譬如,我们历来要求学习音乐的人,一定要“底子好”、“基础好”。所谓的好“底子”、好“基础”,在多数情况下主要指的是“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且不论表演、甚至作曲等专业方向的学生,是否仅仅只是具备了“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就够了这个问题。就音乐学为学习和研究方向的人而言,除了应该要求具备“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之外,还应该有文史修为和写作能力的“底子”、“基础”,要具有音乐理论的思考能力。也就是说,对于从事音乐学专业工作与研究的人们来说,必须掌握音乐形态、音乐技能等音乐本体的知识,以及掌握中外历史、文学、语言、宗教、风俗、文献典籍等社科文化知识,要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功。对于这一点似乎大家早有共识,似乎也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在我国音乐学的实际教学中却没有加以实施,至少做得很不够。而且,在我们还没有对原有西方音乐学领会得十分清楚的情况下,又有许多其它西方音乐研究理论,以及一些音乐研究新领域、新知识不断为我们所认知,使得我国这门本来就很年轻的学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譬如,对于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世界音乐(W0rld Music)、多元音乐文化(Many Music of Many Cultures)等新学科、新概念的系统解读,以及与原有音乐学之间的关系;等等。

就目前国内音乐学的教学和研究现状来看,急需思考如何在借鉴西方音乐学学科体系、消化西方其它成熟音乐理论体系的同时,在所谓西方音乐学的构架中,建立符合我国音乐的发展历史、符合我国音乐文化生活存在的状况,以及符合我国音乐理论学习与研究现状的教育体系及教学体制等问题。也即,如何在我国现有音乐学的专业教育中,在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培养与训练中,无论是在教学的指导思想和培养目标方面,在学制的设定和课程的设置上,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音乐理论研究的学科。

二、音乐学专业从附中开始设立的意义

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应该从附中开始设立,至少,在附中的高中阶段一定要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要思考符合附中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而且,对于演奏、作曲等其它专业也要补充音乐学常识方面的课程。从近二十年来音乐学发展的情况来看,如果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对于我国音乐理论的学习风气、研究水平等,都会带来很重大的意义。仅仅就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专业方向的教育意义而论,将会产生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观念上的意义。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一个谬论:“学表演不行就改学作曲,作曲再不行就学理论。”除了可以认为人们缺少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认识之外,是否更应该对我们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加以检讨。

这个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应该说与音乐学系历来的要求标准有关。音乐学系历来视附中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学生为“嫡系”,并把其作为音乐学系的后备师资。然而,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不是把音乐理论视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来加以钻研。甚至,其中一部分人根本就瞧不起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我们不去妄断、怀疑许多人有从事教学与研究的能力,有着很高的智商。但是,遗憾的是他们确实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刊布于世,没有几篇论文为同行们所知晓。我们知道,科研与教学是相互促进的,没有科研水准和研究基础的教学水平,究竟又怎样就不得而知了。历史的原因,人为的认识,瞧不起音乐学专业的人士,大有人在。这已经成为一种人所共知的事情。甚至,一些在音乐学专业方面授课多年的教师,也常常讲自己曾经是学习其它专业,而羞愧自己如今从事的音乐学教学工作。因此,从附中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培养学生的志向,是一个立志的大问题。“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大话,音乐学系不应该把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生源作为培养的“嫡系”,不应该视有一点音乐技能,但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的人为“宝”。其实,表演学不好,作曲学不好,也就更不可能在音乐理论方面能够有所作为了。一些音乐学院今天在音乐理论教学与研究上出现的窘境已经作了充分的证明。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错误认识,要改变别人的认识,那么,首先要从自己做起,应该首先使我们的学生立志音乐学学习与研究。必须在附中阶段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使得我们的学生从进入音乐学院的大门之始就立志于音乐学的学习,就确立了一个大的研究方向。这样升入音乐学系的本科学生,从今天的自卑心理到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在当今发表的音乐理论论文里,的确有许多缺少对音乐本体进行的研究,让人们误以为音乐学的研究就是文字的工夫,认为音乐学的基本功就是背熟几本音乐史书。这也有其历史的原因,在目前音乐学的教学、研究,以及学习的队伍人员中,有许多人曾经学习的是其它专业,他们有的或是在外语,或是在历史、文学等方面受到过较长时间的训练,或在其它文化方面有较高的水平,较强的能力,等等。这部分人利用自我的优势从事了音乐学的工作,譬如,中文和中国历史专业方向的人,对中国古代音乐文献进行着辑录、校释,或从事着缺少音乐形态研究的中国音乐史的工作;而外国语专业方向或一些外语比较优秀的人,则从事着西方音乐文献的翻译,或从事着【清】毛奇龄在《竟山乐录》中所讲的“乐书不是乐,乐器不是乐”的工作。客观上讲,这类人中间的部分学者,为我国音乐理论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完成了许多音乐学基础性的工作。音乐学的研究需要其它文化学方面人士的加入,音乐学者也需要具备文化学方面的学识,只是不能过于偏颇。如今就有些“过”的现象,因此,使人们产生了对音乐学的错误认识。这也许是我国音乐学这门学科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第二,本科生源数量和素质保障的意义。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音乐学的生源数量不足,学生的素质更是不尽人意。

一方面,为了扩大生源,大大降低入学标准,有的音乐院校甚至以缩短音乐学本科学习的时间来吸引生源。另一方面,许多音乐学的出题老师抱怨目前音乐学的试题过于简单,认为如今学生的素质差。试想,要让从来没有学习过音乐学理论的应届高中学生,应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试题,其效果肯定不好,其水平肯定很低。即使是那些从小就接触音乐的“琴童”、“天才”等,对音乐学理论可能也是知之甚少。没有学习过的东西,不可能考出好成绩;没有成体系的音乐学的教育机制,也就没有生源量和质的保证。所以,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两方面的矛盾,必须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或在普通中学中协商选择一些学校,定点开设音乐学方面的课程。 由于今天的许多考生没有进行过音乐学方面的系统学习和训练,在出题老师看来再简单的试题,对于考生也是难题,老师和学生都不好把握考试试题的深浅难易程度。如果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一来不仅能够使升入音乐学系本科的学生数量有所保证,使本科生源的数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且,更能保障这部分学生在音乐学方面的素质和能力方面有一个较高的水平。如果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习了音乐学方面的常识,升本科的试题自然能够上一个台阶,自然有一个深浅难易的层次。

我们经常争论是否让音乐学本科阶段的学生进行专业方向选择的问题,然而,如果在附中阶段设置了音乐学专业,学生们经过几年音乐学方面能力的训练,在进入本科阶段之后,通过第一学年的适应阶段,在第二学年中,完全可以进行有所目标的专业方向的选择。这样以来,音乐学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和能力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使得我国音乐学的教育、学习与研究水平获得一个真正的提高与发展。同时,这也给从事音乐学教学工作的教师也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 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本身应该具有前瞻性,教学上落后,会使我们在音乐理论的研究方面更加置后。我们要按照上述标准来检验今天音乐学学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经验,要求提高从事音乐学工作和研究的队伍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以前我们对于这一学科的认识不全面,对音乐学这门学科建设的思考也不多,特别是对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更没有做深入研究。今后当尽快补上,不能让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

三、 附中、本科课程的合理衔接与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

如果能够在音乐学院附中,甚至其它普通中学开设音乐学专业的课程,那么,这些课程要与本科招考的内容基本衔接。音乐学专业本科阶段设置的一些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一定应该是附中及普通中学音乐学专业课程的延续。因此,课程的设置就十分的重要了。目前,在音乐学院的音乐学专业所开设的所谓专业课程,被认为就是音乐学的学习科目。它让本专业的学生一进入这门专业的学习后,就以为这些课程就是音乐学学科的学习内容。但是,这些音乐学学习的科目,是否真正体现了音乐学这个学科所应该包含的内容,这就很有讨论的必要了。仅从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学习与研究来看,今天音乐学课程中的中国传统音乐课程这个科目,就需要添加许多的内容进去。譬如,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的重构和建立,缺少的是文献学的基础,中国传统音乐文献学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能否建立的基础性工作。就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对于音乐文献的掌握是十分重要的,音乐文献和书籍的了解是学习的前提,是基础的基础。目前的课程设置中就很是欠缺这方面的内容。即或是以西方音乐为研究方向的人,可能也首先应该去了解“西方的文献学”,或“西方文献批评”类似的“学问入门”课程。目前的音乐学专业教育中这些课程也没有开设。而从中学阶段开始就开设音乐学的课程,则更加应该注意课程设置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层次性。除了中学阶段的音乐和文化的诸多课程有其自身的特点之外,还要顾及音乐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的系统性。需要一个系统、合理的,符合我国音乐理论教育的课程设置体系。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体系延续到本科音乐学教育与教学的系统中去,要注意音乐专业与文化等各门课程的衔接。就是说,学生一旦在中学学习期间选定了音乐学的学习方向,那么,就应该学习在本科招考、录取时的一些基本课程和内容。譬如,现在每个音乐学院的音乐学系都开设有:音乐学概论、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音乐美学、和声、复调、作品分析、钢琴等课程。这些课程肯定不可能全部都从中学阶段开始开设,即使那些能够开设的课程,其内容的数量和程度也必须有所限定。具体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要广泛征求意见,还应该进行理论上的研讨工作。而且,这里一定要考虑本门学科所存在着的层次教育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音乐学专业缺少层次教育。目前,我国在音乐学的升学考试中,仅就专业而言,所出考题的标准,在本科与研究生,甚至博士生考试之间的差别不是太大。这与我国音乐学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缺少层次有关。我们没有研讨出一套有关本科、研究生、博士生考试科目、内容及水平定位的测试标准。应该说,对于音乐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不同层次水平的研究,不仅能够便于制定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学习科目、方向、内容等,而且,对非音乐学专业人们的音乐学的学习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问题。关于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是否可以作以下几个层次: 一、音乐基础层次

二、专业知识、技能层次

三、文化修养层次

四、方法论层次

而不同的层次又必须要有不同的几个阶段,不同的阶段中要解决不同学科的课程、不同音乐学内容。因此,层次教育是与阶段性教育结合在一起的。

譬如,初级阶段:也许应该进行的是中西音乐概论性与感性知识的基础教育;中西音乐理论基础知识及音乐技能、技巧的基础教育;中西文史、文化、语言基础教育等。在第二个中级阶段则应该进行音乐学概论课程;其它音乐学各门学科概论性的课程。到了第三个高级阶段就应该进入所谓专业论题方面的研究,和专攻方向的研究,以及音乐学专业论文的写作阶段了。 在这些不同的学习阶段中,哪些课程、哪些内容,以怎样的程度,针对哪些层次的学生又是很重要的问题了。譬如,强调音乐本体技能与音乐学基础能力并行、音乐专业课程与文化基础课程并重的中学阶段音乐学专业课程学习的同时,还必须把这些课程的初级性质考虑进去。也就是说,在对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进行音乐基础知识能力和基本音乐技术、技能训练的同时,还要加强要中外历史、文化知识、语言能力等方面的培养。 我个人以为音乐学专业,毕竟首先是一门以音乐技术、技能,以及音乐文化为基础性质的特殊学科,因此,如果不是在音乐学院附中一直专门学习音乐的普通中学的音乐学基础教育,还是应该放在对音乐本体理论所进行的学习上。就音乐学专业方向的学生而言,首先应该具备音乐本体技术、技能、音乐学基础的基本功。对于音乐形态本身的不了解,今后很难深入进行音乐学的研究。今天,有许多没有经过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系统学习的学生,可能在音乐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上就要欠缺一些。譬如,今天,我们都承认那些毕业于师范大学音乐系,和其它艺术院校音乐系非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在综合文化知识和能力方面要强于音乐学院的学生。同时,也指出这些学生对于音乐本体了解的欠缺,音乐技能水平的低下,这的确也是事实。而且,这种情况也许还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下去。这正是我国音乐学发展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在进入硕士的研究生阶段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在课程的设置上就要与音乐学本专业毕业的学生区别开来。这也符合“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大批非音乐学专业的研究生,特别是非音乐学院的研究生则需要补上更加需要音乐技能方面的课程。根据本科所学专业,实事求是的针对研究生的情况制定学习计划。名正言顺的加强音乐技能的补充学习。而且,由于能够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学生比例并不大,所以,音乐学的主要课程和内容应该在本科阶段完成。特别是音乐技能和技术课程更应该在本科阶段完成,因为,对于音乐形态本身的不了解,很难深入进行音乐学的研究。一方面,如果音乐理论的研究论文,只是大量谱例的堆积,而没有道理可讲,或讲的都是大道理、旧道理等,那是不行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只是从理论上、文化上讲了许多音乐的道理,而不能以音乐的实际例子证明其道理的科学性、合理性,甚至论文中列举的音乐例子或曲谱谱例与其理论不相吻合,则更为可笑。因此,建立一个基本成体系的、有层次的音乐学教学课程极为重要。要对现有的音乐学的教学课程设置进行调整、补充。譬如,确实有一些属于音乐学的课程内容,但是又的确离音乐本体比较远,音乐文献学的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课程。要把系统的音乐文献学的教学内容放在高级的层次教育中去教授。其实,同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已经有一整套成体系的方法,有着成熟的文献学相比较,我们看到在音乐理论的研究中,经常还纠缠于研究的对象、方向等问题的讨论之中是很幼稚的。在认识了文献学的基本方法之后,我们就不得不思考如何把这种方法运用于音乐学的研究之中,如何建立音乐文献学等问题。文献学是方法论,怎样把这种方法运用于音乐理论的学习与研究之中值得思考。 即使在音乐的本体教学上,今天的音乐学专业的教学内容也缺少一些重要的门类。譬如,不可缺少直接接触民间音乐的教学内容就应该放在相应的层次里。在新的音乐研究思想和观念的指导下,以新的理念和手段开展民间音乐的采风工作。什么是新的音乐研究思想?什么是民间音乐采风工作的新理念和手段?那就是民族音乐学的思想和方法。今天社会音乐文化生活中的民间音乐,不仅仅指的是山野之曲,同时也包括了城市中的音乐文化。而且,在课程的设置中,还要有意识地注重中国音乐理论课程的设置。

四、结语

在西方音乐学构架中的我国音乐学的专业教育及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等都不完善,

音乐学院学生论文篇5

东亚乐律学学术研讨会是由韩国国乐学会发起的立志研讨交流与东亚乐律学相关课题的学术会议。2005年11月,在韩国首尔大学召开了第一次研讨会。

12月6日上午,武汉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杨锋教授、武汉音乐学院副院长刘永平、彭志敏、胡志平教授等院领导同来自中、韩乐律学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一起参加了此次会议的开幕式。

本次大会按照既定议题――1.东亚地区各民族音乐的律制研究;2.东亚地区各民族音乐的乐制研究;3.与乐律学相关的乐器、乐谱(记谱法)、宫调理论等研究;4.与乐律学相关的文献研究;5.与乐律学相关的音乐史、音乐考古等方面的研究,共收到会议论文26篇,分别涉及到律、声、调、器、乐等五方面的内容。

关于律涉及到音律的起源、律吕、生律法、律制、钟律、琴律、笙律、律志等方面的内容。来自上海音乐学院应有勤教授的论文《从黑泽学说看音律的起源》,在对日本著名民族音乐学家关于史前音律和音阶的形成观进行了详细阐释的基础上,提出了人声或单音乐器之间不能构成精确的音程尺度,也不能导致音阶的产生。在演绎律出现之前,人类对泛音乐器的谐音的长期辨识才逐渐认知各谐音之间的固定关系,并模拟出最早的音阶。

来自韩国庆熙大学校陈庸玉教授的论文《函数律吕序说》,以键盘乐器的造律为中心,提出了东方正格律的概念。这是一种直交函数,三分损益十二律的数理比率与提示决定函数的律叫正格律。作者认为虽然西方三种律吕与东方正格律在数理上有很小的差异,但相对西方的单弦单种音调律的方法,东方是用三弦异种音调律,并且音色上也有很明显的差异。

来自韩国庆北大学校丁海任教授的论文《从易学的观点看律吕之卦爻》则认为,律吕此概念最初出现在《国语》,律吕依赖的思想是《周易》的阴阳思想,律吕生成的原理是“阳律生阴吕,阴吕生阳律”;6阳律可以同乾卦的6爻相配,6阴律可以同坤卦的6爻相配;进而认为,律吕思想的基础是易学,具有一套非常精致的理论哲学系统。

来自武汉音乐学院谷杰副教授的论文《三分损益十二律“大、小阴阳”之说与“上、下”相生之序――朱载帧绰裳新说・论大阴阳、小阴阳篇〉解析》认为,朱载帧堵裳新说・论大阴阳、小阴阳篇》是自《吕氏春秋》《淮南子》问世以来,有关三分损益十二律相生次序的正本清源之作。其对于揭示三分损益十二律相生次序问题,明辨“上生”、“下生”的真正含义,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来自上海音乐学院陈应时教授的论文《“京房六十律”中的三种音差》,在对以往乐律学家认识的京房所谓的“一日”音差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必要对“京房六十律”的律数重作推算的观点,并通过细致入微的计算认为,“京房六十律”的59个律间中共有三种类型的音差,即“京房最大音差”、“京房一日音差”及“京房减一日音差”,而并非一种音差。来自上海音乐学院赵玉卿博士的论文《“〈淮南子〉律数”的思考》认为,《淮南子》不属于五度相生律、纯律和十二平均律中的任何一种律制,但其属于“三分损益律”的范畴,《淮南子》的律数是采用了不严格的四舍五入的方法而得。

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艺术研究所王子初研究员的论文《中国先秦乐钟冶铸中的音律问题》通过对青铜乐钟铸造时的音律设计、与编钟音乐性能相关的内部结构特征和钟坯的音律调试磨砺手法等方面的理论思考,初步认识了中国青铜乐钟冶铸的音乐学原理,进一步探讨了乐钟铸造中的科学和技术理论。

来自武汉音乐学院李幼平教授的论文《见于北美博物馆之两件宋代大晟钟的形态研究》,通过分别对陈列于加拿大多伦多的皇家安大略省博物馆的无射钟及收藏于美国巴尔的摩的沃尔特兹艺术博物馆的南吕钟的乐律学内涵与历史学价值的初步分析与讨论,作者认为:此两钟所显示的明确律名及其关系,不仅为推定宋代大晟钟的黄钟音高提供了直接的依据,而且为判定现存大晟钟所保存音响的原始性及其相互关系,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艺术研究所李玫副研究员的论文《古琴减字谱中的隐藏智慧》认为,古琴减字谱不仅能指示出如何演奏一段曲调,同时还暗示出相对弦长,这就给律学研究留下了重要而精确的数据,是律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绝好文本。

来自太原师范学院景蔚岗教授的论文《中国传统笙的十二律实践》,根据相关文献记载、考古实物推断,认为周代完全具备了产生十二律齐备的笙竽类乐器所需要的物质、理论、技术、实践等基本条件。从笙律的稳定性推度,古代十二律有既定的音高,笙的音域与人声歌唱的自然音域完全相当,这是音乐实践的基础。周代肇始的十二律实践综合了远古的艺术经验,形成了完整的乐律学统系。

来自武汉音乐学院孙晓辉副教授的论文《论正史律志的结构特征和编纂体例》,以《汉书・律历志》为重点研究对象,在分析正史律志的主要内容、结构特征、文本体例等特点的基础上,进而探讨了《史记》等八部正史律志的结构特征,总结了正史律志的编纂体例。

关于声涉及到五声、七声等方面的内容。来自韩国成均馆释奠教育院金世钟教授的论文《关于在茶山丁若镛的五声算出方式》认为,见于茶山丁若镛《乐书孤存》中的乐律理论解释同古代中国的解释是不同的。作者通过对《乐书孤存》第7卷中“五声”算出方式的探究,得出了茶山提示的十二律吕计算方式与五声计算方式,即“三纪六平”与“五声各差以九”构筑了茶山乐律体系的经纬。

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艺术研究所崔宪研究员的论文《正声与变声》认为,中国的传统七声,其构成基础与正声、变声紧密相连。在音阶构成的结构逻辑中,四音列与正声、变声各自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正确理解与解释表面上似乎与大小调音阶相同的我国传统七声及其结构内涵,是建立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必要的理论前提。

关于调涉及到律声调名、宫调等方面的内容。来自河南大学艺术学院赵为民教授的论文《“金风调”律声调名考辨》,通过对《唐会要》所载唐天宝十三年太常十四调中“金风调”所属乐曲调式的考索,结合对《唐会要》关于十四调排序规律及其调关系的探讨,提出了“金风调”的律声调名应为仙吕(无射)商的结论。

来自武汉音乐学院郑荣达教授的论文《明清宫调之研究》认为,“宫调”作为中国古代的音乐术语,是中国古代音乐理论中最难以简单定义的一个用语。明、清二代宫调的数量似乎在逐渐减少,其实质是调式观念的淡化而引起后人产生的一种错觉。作者对“明、清宫调的应用”、“移调记谱的存在”、“无调式概念的宫调形成”等与宫调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

来自武汉音乐学院丁承运教授的论文《侧调论――追失佚失的宫调》,通过对见于琴书文献的所有侧调的考察,作者认为,琴乐侧商、侧羽、侧楚、侧蜀等侧调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在定弦中都出现变宫、变徵,它打破了以五正声调弦的格局,称为侧弄。七声调弦法成为侧调的标志。侧调调头,均在羽、变宫、变徵等七律中后生的几律上,这在实践上证实了八十四调中变宫调与变徵调的存在。从调式音阶来看,无论是侧商调、侧羽调、侧楚、侧蜀,其侧调的第三级音与调式主音都是小三度,并因此使侧调调式具有清丽婉美的风格。

来自武汉音乐学院王洪军副教授的论文《〈乐学新说〉“大司乐”之音乐形态研究》,通过对《乐学新说》相关言说的标点、解读,理清了“大司乐”中一直令我们中国音乐史学工作者感到困惑的“大合乐”、“三种祭祀乐”两段与乐律相关文献中蕴藏的内在逻辑。

关于器涉及到吹奏乐器与击奏乐器等方面的内容。来自韩国首尔大学博士留学生姜春花的论文《韩国的管乐器――大》论述了大的源流、构造和大的七调理论,并梳理了相关的一些研究成果。来自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李方元教授的论文《说“缶”》则分别对陶瓦器名的“缶”、乐器“缶”的形制,乐器“缶”的摆放样式及演奏方式,乐器“缶”在中国古代乐器上的地位等方面进行了考察讨论。

关于乐涉及到宫廷音乐与佛教音乐等方面的内容。来自韩国圆光大学校南相淑教授的论文《步虚子的两个传统――宫中传统和风流房传统》认为,步虚子是高丽时代流入到高丽宫中的宋词乐。流传到现在的只有步虚子和洛阳春两部曲子。洛阳春只有宫中传统,而步虚子既有宫中传统,又有风流房传统。变奏曲的形成就是风流房传统的标志。风流房传统步虚子的变奏曲是器乐曲,而具有宫中传统步虚子则是有歌词的声乐曲。来自武汉音乐学院周耘教授的论文《“天宁梵呗”的音乐形态特征》则以江苏常州天宁禅寺的梵呗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音调、旋法、节奏及结构特征的分析,旨在审视佛教梵呗的音乐性。

来自韩国汉阳大学校权五圣教授的论文《韩国的乐律学者李圭景》则对韩国著名的乐律学家李圭景的生平及其著作《五洲衍文臧笺散稿》之音乐部分进行了细致的介绍。

此外,来自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臧艺兵教授的论文《论“有意识音乐”与“无意识音乐”》,来自武汉音乐学院田可文教授的论文《方术与乐律》,来自武汉音乐学院汪森老师的论文《礼乐与十二律思想探源》则分别从文化心理、方术、礼乐观的角度对音乐、乐律、十二律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

12月7日下午学术研讨会闭幕。让我们期待着来年携带更为丰硕的乐律学成果在韩国相聚!

音乐学院学生论文篇6

【关键词】音乐学音乐教育音乐理论教育音乐学课程设置

一、弁言

音乐学(musicology)是一门研究音乐的学问,来自于西方。萧友梅先生在建立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时,虽然引入了至今仍在延续的欧洲音乐教育体系。但是,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在我国的音乐教育中是比较晚的事情。新中国建立之前几乎没有,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大部分专业音乐院校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也很晚。除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于1954年,中央音乐学院于1956年较早建立以外,其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建立都较晚。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分别于1978年和1980年设立了音乐学系,武汉音乐学院于1986年成立音乐学系。而象天津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则都是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之后才逐渐挂牌成立了音乐学系。几所音乐院校的音乐学专业被批准为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授予点则是更晚的事情。1982年中央音乐学院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点,1988年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点。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授予点是1982年获得的批准,博士学位授予点是1989年获得的批准。

在我们的西洋音乐教学、研究队伍中,有不少是在西洋文化的社会和生活环境中受过熏陶的学者。我们在西方音乐学的传播、教学、研究等方面,也的确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说音乐学在我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许一点也不过分,这一点也反映在我们过去,以及今天许多人对音乐学的认识中。譬如,我们历来要求学习音乐的人,一定要“底子好”、“基础好”。所谓的好“底子”、好“基础”,在多数情况下主要指的是“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且不论表演、甚至作曲等专业方向的学生,是否仅仅只是具备了“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就够了这个问题。就音乐学为学习和研究方向的人而言,除了应该要求具备“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之外,还应该有文史修为和写作能力的“底子”、“基础”,要具有音乐理论的思考能力。也就是说,对于从事音乐学专业工作与研究的人们来说,必须掌握音乐形态、音乐技能等音乐本体的知识,以及掌握中外历史、文学、语言、宗教、风俗、文献典籍等社科文化知识,要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功。对于这一点似乎大家早有共识,似乎也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在我国音乐学的实际教学中却没有加以实施,至少做得很不够。而且,在我们还没有对原有西方音乐学领会得十分清楚的情况下,又有许多其它西方音乐研究理论,以及一些音乐研究新领域、新知识不断为我们所认知,使得我国这门本来就很年轻的学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譬如,对于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世界音乐(W0rldMusic)、多元音乐文化(ManyMusicofManyCultures)等新学科、新概念的系统解读,以及与原有音乐学之间的关系;等等。

就目前国内音乐学的教学和研究现状来看,急需思考如何在借鉴西方音乐学学科体系、消化西方其它成熟音乐理论体系的同时,在所谓西方音乐学的构架中,建立符合我国音乐的发展历史、符合我国音乐文化生活存在的状况,以及符合我国音乐理论学习与研究现状的教育体系及教学体制等问题。也即,如何在我国现有音乐学的专业教育中,在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培养与训练中,无论是在教学的指导思想和培养目标方面,在学制的设定和课程的设置上,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音乐理论研究的学科。

二、音乐学专业从附中开始设立的意义

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应该从附中开始设立,至少,在附中的高中阶段一定要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要思考符合附中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而且,对于演奏、作曲等其它专业也要补充音乐学常识方面的课程。从近二十年来音乐学发展的情况来看,如果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对于我国音乐理论的学习风气、研究水平等,都会带来很重大的意义。仅仅就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专业方向的教育意义而论,将会产生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观念上的意义。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一个谬论:“学表演不行就改学作曲,作曲再不行就学理论。”除了可以认为人们缺少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认识之外,是否更应该对我们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加以检讨。

这个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应该说与音乐学系历来的要求标准有关。音乐学系历来视附中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学生为“嫡系”,并把其作为音乐学系的后备师资。然而,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不是把音乐理论视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来加以钻研。甚至,其中一部分人根本就瞧不起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我们不去妄断、怀疑许多人有从事教学与研究的能力,有着很高的智商。但是,遗憾的是他们确实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刊布于世,没有几篇论文为同行们所知晓。我们知道,科研与教学是相互促进的,没有科研水准和研究基础的教学水平,究竟又怎样就不得而知了。历史的原因,人为的认识,瞧不起音乐学专业的人士,大有人在。这已经成为一种人所共知的事情。甚至,一些在音乐学专业方面授课多年的教师,也常常讲自己曾经是学习其它专业,而羞愧自己如今从事的音乐学教学工作。因此,从附中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培养学生的志向,是一个立志的大问题。“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大话,音乐学系不应该把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生源作为培养的“嫡系”,不应该视有一点音乐技能,但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的人为“宝”。其实,表演学不好,作曲学不好,也就更不可能在音乐理论方面能够有所作为了。一些音乐学院今天在音乐理论教学与研究上出现的窘境已经作了充分的证明。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错误认识,要改变别人的认识,那么,首先要从自己做起,应该首先使我们的学生立志音乐学学习与研究。必须在附中阶段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使得我们的学生从进入音乐学院的大门之始就立志于音乐学的学习,就确立了一个大的研究方向。这样升入音乐学系的本科学生,从今天的自卑心理到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在当今发表的音乐理论论文里,的确有许多缺少对音乐本体进行的研究,让人们误以为音乐学的研究就是文字的工夫,认为音乐学的基本功就是背熟几本音乐史书。这也有其历史的原因,在目前音乐学的教学、研究,以及学习的队伍人员中,有许多人曾经学习的是其它专业,他们有的或是在外语,或是在历史、文学等方面受到过较长时间的训练,或在其它文化方面有较高的水平,较强的能力,等等。这部分人利用自我的优势从事了音乐学的工作,譬如,中文和中国历史专业方向的人,对中国古代音乐文献进行着辑录、校释,或从事着缺少音乐形态研究的中国音乐史的工作;而外国语专业方向或一些外语比较优秀的人,则从事着西方音乐文献的翻译,或从事着【清】毛奇龄在《竟山乐录》中所讲的“乐书不是乐,乐器不是乐”的工作。客观上讲,这类人中间的部分学者,为我国音乐理论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完成了许多音乐学基础性的工作。音乐学的研究需要其它文化学方面人士的加入,音乐学者也需要具备文化学方面的学识,只是不能过于偏颇。如今就有些“过”的现象,因此,使人们产生了对音乐学的错误认识。这也许是我国音乐学这门学科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第二,本科生源数量和素质保障的意义。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音乐学的生源数量不足,学生的素质更是不尽人意。

一方面,为了扩大生源,大大降低入学标准,有的音乐院校甚至以缩短音乐学本科学习的时间来吸引生源。另一方面,许多音乐学的出题老师抱怨目前音乐学的试题过于简单,认为如今学生的素质差。试想,要让从来没有学习过音乐学理论的应届高中学生,应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试题,其效果肯定不好,其水平肯定很低。即使是那些从小就接触音乐的“琴童”、“天才”等,对音乐学理论可能也是知之甚少。没有学习过的东西,不可能考出好成绩;没有成体系的音乐学的教育机制,也就没有生源量和质的保证。所以,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两方面的矛盾,必须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或在普通中学中协商选择一些学校,定点开设音乐学方面的课程。由于今天的许多考生没有进行过音乐学方面的系统学习和训练,在出题老师看来再简单的试题,对于考生也是难题,老师和学生都不好把握考试试题的深浅难易程度。如果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一来不仅能够使升入音乐学系本科的学生数量有所保证,使本科生源的数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且,更能保障这部分学生在音乐学方面的素质和能力方面有一个较高的水平。如果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习了音乐学方面的常识,升本科的试题自然能够上一个台阶,自然有一个深浅难易的层次。

我们经常争论是否让音乐学本科阶段的学生进行专业方向选择的问题,然而,如果在附中阶段设置了音乐学专业,学生们经过几年音乐学方面能力的训练,在进入本科阶段之后,通过第一学年的适应阶段,在第二学年中,完全可以进行有所目标的专业方向的选择。这样以来,音乐学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和能力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使得我国音乐学的教育、学习与研究水平获得一个真正的提高与发展。同时,这也给从事音乐学教学工作的教师也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本身应该具有前瞻性,教学上落后,会使我们在音乐理论的研究方面更加置后。我们要按照上述标准来检验今天音乐学学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经验,要求提高从事音乐学工作和研究的队伍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以前我们对于这一学科的认识不全面,对音乐学这门学科建设的思考也不多,特别是对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更没有做深入研究。今后当尽快补上,不能让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

三、附中、本科课程的合理衔接与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

如果能够在音乐学院附中,甚至其它普通中学开设音乐学专业的课程,那么,这些课程要与本科招考的内容基本衔接。音乐学专业本科阶段设置的一些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一定应该是附中及普通中学音乐学专业课程的延续。因此,课程的设置就十分的重要了。目前,在音乐学院的音乐学专业所开设的所谓专业课程,被认为就是音乐学的学习科目。它让本专业的学生一进入这门专业的学习后,就以为这些课程就是音乐学学科的学习内容。但是,这些音乐学学习的科目,是否真正体现了音乐学这个学科所应该包含的内容,这就很有讨论的必要了。仅从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学习与研究来看,今天音乐学课程中的中国传统音乐课程这个科目,就需要添加许多的内容进去。譬如,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的重构和建立,缺少的是文献学的基础,中国传统音乐文献学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能否建立的基础性工作。就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对于音乐文献的掌握是十分重要的,音乐文献和书籍的了解是学习的前提,是基础的基础。目前的课程设置中就很是欠缺这方面的内容。即或是以西方音乐为研究方向的人,可能也首先应该去了解“西方的文献学”,或“西方文献批评”类似的“学问入门”课程。目前的音乐学专业教育中这些课程也没有开设。而从中学阶段开始就开设音乐学的课程,则更加应该注意课程设置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层次性。除了中学阶段的音乐和文化的诸多课程有其自身的特点之外,还要顾及音乐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的系统性。需要一个系统、合理的,符合我国音乐理论教育的课程设置体系。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体系延续到本科音乐学教育与教学的系统中去,要注意音乐专业与文化等各门课程的衔接。就是说,学生一旦在中学学习期间选定了音乐学的学习方向,那么,就应该学习在本科招考、录取时的一些基本课程和内容。譬如,现在每个音乐学院的音乐学系都开设有:音乐学概论、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音乐美学、和声、复调、作品分析、钢琴等课程。这些课程肯定不可能全部都从中学阶段开始开设,即使那些能够开设的课程,其内容的数量和程度也必须有所限定。具体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要广泛征求意见,还应该进行理论上的研讨工作。而且,这里一定要考虑本门学科所存在着的层次教育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音乐学专业缺少层次教育。目前,我国在音乐学的升学考试中,仅就专业而言,所出考题的标准,在本科与研究生,甚至博士生考试之间的差别不是太大。这与我国音乐学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缺少层次有关。我们没有研讨出一套有关本科、研究生、博士生考试科目、内容及水平定位的测试标准。应该说,对于音乐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不同层次水平的研究,不仅能够便于制定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学习科目、方向、内容等,而且,对非音乐学专业人们的音乐学的学习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问题。关于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是否可以作以下几个层次:

一、音乐基础层次

二、专业知识、技能层次

三、文化修养层次

四、方法论层次

而不同的层次又必须要有不同的几个阶段,不同的阶段中要解决不同学科的课程、不同音乐学内容。因此,层次教育是与阶段性教育结合在一起的。

譬如,初级阶段:也许应该进行的是中西音乐概论性与感性知识的基础教育;中西音乐理论基础知识及音乐技能、技巧的基础教育;中西文史、文化、语言基础教育等。在第二个中级阶段则应该进行音乐学概论课程;其它音乐学各门学科概论性的课程。到了第三个高级阶段就应该进入所谓专业论题方面的研究,和专攻方向的研究,以及音乐学专业论文的写作阶段了。在这些不同的学习阶段中,哪些课程、哪些内容,以怎样的程度,针对哪些层次的学生又是很重要的问题了。譬如,强调音乐本体技能与音乐学基础能力并行、音乐专业课程与文化基础课程并重的中学阶段音乐学专业课程学习的同时,还必须把这些课程的初级性质考虑进去。也就是说,在对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进行音乐基础知识能力和基本音乐技术、技能训练的同时,还要加强要中外历史、文化知识、语言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我个人以为音乐学专业,毕竟首先是一门以音乐技术、技能,以及音乐文化为基础性质的特殊学科,因此,如果不是在音乐学院附中一直专门学习音乐的普通中学的音乐学基础教育,还是应该放在对音乐本体理论所进行的学习上。就音乐学专业方向的学生而言,首先应该具备音乐本体技术、技能、音乐学基础的基本功。对于音乐形态本身的不了解,今后很难深入进行音乐学的研究。今天,有许多没有经过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系统学习的学生,可能在音乐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上就要欠缺一些。譬如,今天,我们都承认那些毕业于师范大学音乐系,和其它艺术院校音乐系非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在综合文化知识和能力方面要强于音乐学院的学生。同时,也指出这些学生对于音乐本体了解的欠缺,音乐技能水平的低下,这的确也是事实。而且,这种情况也许还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下去。这正是我国音乐学发展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在进入硕士的研究生阶段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在课程的设置上就要与音乐学本专业毕业的学生区别开来。这也符合“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大批非音乐学专业的研究生,特别是非音乐学院的研究生则需要补上更加需要音乐技能方面的课程。根据本科所学专业,实事求是的针对研究生的情况制定学习计划。名正言顺的加强音乐技能的补充学习。而且,由于能够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学生比例并不大,所以,音乐学的主要课程和内容应该在本科阶段完成。特别是音乐技能和技术课程更应该在本科阶段完成,因为,对于音乐形态本身的不了解,很难深入进行音乐学的研究。一方面,如果音乐理论的研究论文,只是大量谱例的堆积,而没有道理可讲,或讲的都是大道理、旧道理等,那是不行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只是从理论上、文化上讲了许多音乐的道理,而不能以音乐的实际例子证明其道理的科学性、合理性,甚至论文中列举的音乐例子或曲谱谱例与其理论不相吻合,则更为可笑。因此,建立一个基本成体系的、有层次的音乐学教学课程极为重要。要对现有的音乐学的教学课程设置进行调整、补充。譬如,确实有一些属于音乐学的课程内容,但是又的确离音乐本体比较远,音乐文献学的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课程。要把系统的音乐文献学的教学内容放在高级的层次教育中去教授。其实,同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已经有一整套成体系的方法,有着成熟的文献学相比较,我们看到在音乐理论的研究中,经常还纠缠于研究的对象、方向等问题的讨论之中是很幼稚的。在认识了文献学的基本方法之后,我们就不得不思考如何把这种方法运用于音乐学的研究之中,如何建立音乐文献学等问题。文献学是方法论,怎样把这种方法运用于音乐理论的学习与研究之中值得思考。即使在音乐的本体教学上,今天的音乐学专业的教学内容也缺少一些重要的门类。譬如,不可缺少直接接触民间音乐的教学内容就应该放在相应的层次里。在新的音乐研究思想和观念的指导下,以新的理念和手段开展民间音乐的采风工作。什么是新的音乐研究思想?什么是民间音乐采风工作的新理念和手段?那就是民族音乐学的思想和方法。今天社会音乐文化生活中的民间音乐,不仅仅指的是山野之曲,同时也包括了城市中的音乐文化。而且,在课程的设置中,还要有意识地注重中国音乐理论课程的设置。

四、结语

音乐学院学生论文篇7

在“学科交叉”核心命题中多位发言直接切入。上海音乐学院杨燕迪从他所翻译的朗、科尔曼、达尔豪斯、罗森的经典著作中总结了方法论启示。他认为,这些论著深刻表明西方音乐与整体社会文化进程紧密勾连,在研究中贯彻学科交叉的意识,用跨学科视角来讨论音乐与社会文化之间关系具有广泛的可能性。加强方法论创新,拉动西方音乐学科的中国关怀和当下意识,西学的准确引进和创造性吸收及转化在当前依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任务;福建师大叶松荣和星海音乐学院周楷模就西方音乐研究的“中国视野”及“跨学科”、“跨文化”研究做了论述;上海音乐学院孙国忠从“关键词”出发论述当代音乐学学术理念的转型;北京大学李荣锋介绍了乐谱学与计算机科学的研究新方向;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贾抒冰指出必须面对跨学科实践和西学引进,使我们的学术研究拓宽思路、发现新问题和与国际接轨;上海师大孙红杰论述以多重视角和视域研究体裁理论,可促进音乐学各子学科之间的借鉴、沟通与融合,对音乐学整体学科具有建设性意义;上海音乐学院伍维曦以舒曼《交响练习曲》中形式语言的表达与体现时代精神和个性化思想情感二者间存在的矛盾,说明必须以音乐风格变迁和社会历史背景两种视角相结合的研究模式才能予以解释。

一些发言从不同的交叉角度做具体论述。西安音乐学院高士杰提出西方音乐的文化特征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世界性,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就是一部借鉴西方音乐的文化成果、参与创造世界音乐的历史;北京大学丁一分析了西方宗教音乐在我国落土扎根以及中国基督教音乐风格呈多样化发展的原因;吉林艺术学院赵去非阐述了不同的政治和社会使20世纪朝鲜、韩国、中国朝鲜族音乐这同一民族的音乐却风格迥异的原因;上海音乐学院叶雨指出西方艺术音乐之外的其它音乐种类呈现出愈来愈被关注的新趋势。

沈阳音乐学院彭永启、王博对西方音乐史和音乐美学两学科的交叉条件和可能性、融合方式、优势与“游移”方式作了论述;广州大学刘瑾通过对现代美学语境的解读探索新浪漫主义音乐的成因;武汉音乐学院李婵从音乐美学和音乐史学相辅相成和两者结合上认识和研究瓦格纳的音乐精神。除了美学角度,还有不少从社会学角度相关的发言,包括上海音乐学院邹彦以音乐商品化前后音乐家地位的变化论述了音乐与社会的关系;星海音乐学院胡娉从普奥国际关系及集体心态和文化立场揭示了“勃拉姆斯与瓦格纳之争”该音乐事件背后的非音乐动因;在女性和女权主义论题中,福建师大宋方方回顾了音乐史中的女性和女性主义音乐理论及其意义;中央音乐学院张景晖分析了维吉纳琴的“乐器性别”和“社会性别”。

本届年会仍然有大量的发言是从作品研究出发的,其中也蕴含着或阐发了与本届年会核心议题相关的学术话题。涉及20世纪以前的作品研究中,北京大学刘小龙对贝多芬《惠灵顿的胜利》作了重新解读;美国北德克萨斯州立大学音乐学院卓仁祥对贝多芬《迪阿贝利变奏曲》作整体形态分析;星海音乐学院王少明以尼采对人生历程的“三个隐喻”――“你应”“我要”“我爱”为线索,对贝多芬四部交响曲作精神“变形”的阐释。其他论题牵涉到J・C・巴赫、莫扎特、李斯特、勃拉姆斯、鲍罗丁等作曲家。而现当代音乐作品研究也成为年会发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作品相关的作曲家有戈雷茨基、斯托克豪森、罗奇伯格、卡特、伯恩斯坦、考威尔、肖斯塔科维奇、哈恰图良、斯特拉文斯基、欣德米特、巴托克、勋伯格、贝尔格、德彪西、拉威尔、理查・斯特劳斯、陈晓勇等。王晡指出当代英国作曲家卡尔・詹金斯在他世纪之交作的《武装的人:和平弥撒》中,对和平与战争思想的包容、对信仰并存的宽宥和传统与现代创作技法的融汇,正是20世纪西方文化中人文主义复活的典型代表。在歌剧研究中有许多发言强调学术方法的创新,上海音乐学院陶辛从戏剧分析的视角和方法观察歌剧音乐结构,以找到更具说服力的逻辑解释和深化理解;吕丽强调将戏剧因素贯穿在歌剧分析全过程;张琳君介绍了保罗・罗宾逊《歌剧与观念:从莫扎特到施特劳斯》中“将音乐分析与思想史结合”进行歌剧研究的方法;冯佩B提出歌剧音乐分析应从脚本分析、动作结构等作为方法的切入点。

“音乐学分析”近年来在音乐学术领域已经成为热词,而如何准确理解它也成为许多发言所论及的话题。中央音乐学院姚亚平详述了新历史主义对音乐学分析的启示;星海音乐学院邓希路提出音乐学分析应该建立在文化人类学式的研究取向上,关注文化内涵而不仅仅是音响形态,通过独特的文化阐释展现研究者对文本的理解;中央音乐学院刘经树从社会学与学科交叉的双重角度提出后现代音乐学的一种必然发展趋势――从文本研究迈向关联域化。音乐分析的方法仍然在年会中被许多发言所关注,包括上海音乐学院钱亦平对20世纪下半叶西方作品音乐语言特点、作品构成参数、结构原则和类型的阐述;丹对西欧早期音乐中的曲式形态的归纳,及其与诗歌、戏剧和舞蹈等姐妹艺术关系的探索;中央音乐学院潘澜对音乐风格三个要素和风格的中心是人和人的个性的分析;及上海音乐学院陈鸿铎对音乐分析的跨学科研究的特征、实践和如何运用;杨秀对语言符号理论在音乐分析中运用的论述等。

西方音乐史研究中,早期音乐研究一直是我们的一个弱项。前不久,在中国音乐学院曾经召开过相关的小型专题会议,本次年会有关发言,包括中央音乐学院余志刚就“素歌”词条在2001和1980版《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中的增量情况分析,对中世纪圣咏研究现状、相关外文书籍和网络资讯的介绍;中国音乐学院李秀军对蒙特威尔第研究的梳理、回顾和文化特征探讨;中央音乐学院王新华借鉴“范式”方法,指出扎利诺的理论为17世纪大小调的出现提供了理论基础;星海音乐学院黄虹与曹玲合作,用实验方法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伪音”现象及其意义;沈阳音乐学院梁雪菲对德国北部吕内修道院手稿的研究情况介绍等。基督教是西方艺术音乐的基础,有关论题出现在许多发言中。上海音乐学院梁晴以20世纪基督教基本神学问题为主要视角、结合同期社会历史及哲学问题,解读20世纪现代宗教音乐中的信仰;天津音乐学院周小静认为从信仰和仪式角度研究基督教音乐才能探究其真谛;中央音乐学院刘悦论证了李斯特的宗教观念和信仰态度转变。

今年适逢肖邦和舒曼这两位伟大的西方浪漫主义作曲家周年纪念,有多篇论文选取了这个子课题,包括西北师大王文澜、中央音乐学院邓军和姜跷纹对肖邦的研究,上海音乐学院瞿枫和韦辉对舒曼的研究等。西方音乐经典理论研究和翻译始终是中国人研究西方音乐的一个必须要突破的瓶颈,年会上星海音乐学院任达敏对近期翻译的《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作了综述,指出它填补了技术理论史中的许多空白。上海音乐学院朱云、刘丹霓和孙丝丝分别对麦克拉瑞的《阴性终止》、迈尔的《音乐艺术与观念:二十世纪文化中的模式与指向》和阿多诺的《:一份音乐心智分析》作了介绍、剖析和解读。参加年会的多数研究者都是教师,他们对西方音乐史的教学问题也进行了反思,如武汉音乐学院汪申申、南昌航空大学夏郁等;上海音乐学院李蓁还介绍了耶鲁大学莱特教授《聆听音乐》课程的独特教学方式。实际上,许多发言虽然不是直接紧扣年会确定的核心主题,但本身却实实在在地在“交叉”和“跨界”。

沈旋、赵宋光和于润洋三位资深学者作为特邀代表作了大会发言。上海音乐学院沈旋回顾了西方音乐在中国的迅速发展,欣慰地感受到这个队伍在迅速壮大。她说,我们对方法论的探讨已有多年,如今更关注的是多样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一种方法和理论好还是不好,应该以它是否具有生命力来判断。她还谈到音乐研究应该更多运用到实际的教学中去。星海音乐学院赵宋光认为应该尽量准确地介绍西方音乐文化,在面对西方各种流派理论时,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在研究西方音乐文化时应该自主选择,并以是否具有生命力、而不是先进或落后来评价一种方法和理论。中央音乐学院于润洋从宏观角度阐述了中国人应该从西方音乐中学习什么和我们应该如何深化西方音乐的研究。由于音乐文本具有不能提供明晰意义的特殊性,如何解释它的深层内涵和意味很困难。于教授赞同阿多诺的观点,从历史和理论两个层面关注音乐现象,两者互不可替代,且并行发展、相互渗透。如果把两者分离则对研究极其不利。从文化本身的原因来看,西方是理性的民族,长于分析,中国常不从严格的逻辑分析角度去看待音乐现象。在深入仔细研究西方音响结构形态的同时,更应该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感,才能真正了解西方音乐音响结构发展的过程。于教授提出切实增强人文学科素养是学科纵深发展不可或缺的,并由此提出应该关注西方音乐和西方哲学的关联,这样才能了解西方音乐发展的脉络,于教授把此归结为辩证唯物史观。他说应该关注现象学、音乐阐释学、象征符号理论、法国的实证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他希望从事西方音乐研究的年轻一代学者要努力将学科扎扎实实向更高更深的方向推进。

在会员大会上,会长和秘书长就学会的机构调整、学术活动、通讯、会员发展、网站建设及经费情况作了报告。杨燕迪会长在闭幕式上总结发言说,本次会议充分展示了当前学会活动的活跃和深入,学科发展的新水平和学术研究质量的进步。年会论题多样、角度新颖,体现了中国西方音乐学界对西方当代学术研究状态的主动思考和吸收,对“音乐学分析”概念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对中国环境中的西方音乐价值的反思,对西方音乐文化内涵的多维关注,对社会学和思想史的角度及浪漫主义和当代作曲家的独特思考。会议中青年才俊、后学辈出,是学术的生力军和学科的希望。杨会长呼吁:西方音乐已经是中国音乐文化建构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分,只有更深入地理解西方,我们才可能更好地建构自己。我们的研究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中国的文化建设,所以要直接面对西学,继续提倡“洋为中用”,输入新知,引入新思,从中激发我们的思考,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出路在于“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在这个艰巨和长远的任务面前,同仁们任重而道远。杨会长并宣布了学会下届年会将于2013年9月下旬在沈阳音乐学院召开,主题拟定为“西方音乐研究的中国视野与西学前沿”,并将于2011年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西方早期音乐专题研讨会”,2012年在四川音乐学院举办青年论坛。

开放性的西方音乐研究是本次年会的主题,这个主题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学科发展的需要,也为学会和学科的将来开拓了新的前景。

音乐学院学生论文篇8

《秦始皇》歌剧原创工作坊与师生对话

在谭盾的建议下,大都会歌剧院决定把《秦始皇》的第一期音乐试排放在上海,同时举办两个重要的教育项目:由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最高层管理人员及来自艺术、音乐、传媒界的杰出人士主讲的高峰论坛系列,和由参加《秦始皇》试排的主要演员及主创人员领衔的歌剧大师班系列。3月20日至4月6日,该系列活动举行,吸引大批学子。

高峰论坛系列由包括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总裁、执行艺术总监、作曲家谭盾等主讲,为各大高校师生传播介绍全新的文化管理理念和艺术信息。其中,谭盾从作曲家和导演的各自角色出发,讨论了原创歌剧的创作、诠释和合作经验。参与此次歌剧《秦始皇》上海试排的大部分演创音乐家、艺术家,在上海音乐学院为来自全国音乐院校的师生开设了大师班。

点评:这次系列活动在文化和教育层面上别具意义。其突出原创、致力教育的宗旨,其结合理论、注重实践的运作方式,都与常规的教育项目不同。

主办“世博会与音乐艺术发展”研讨会

3月30日,由上海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与上海音乐学院主办,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承办的“城市音乐人类学论坛:世博会与音乐艺术发展研讨会”在该院举办。多位学者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就学院如何为世博会服务以及世博会应有怎样的音乐文化内涵等话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和阐述。

点评: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集思广益,显示出政府有关部门的独特眼光。

CEO畅谈艺术管理和人才培训

4月15日,“CEO眼中的艺术管理和培训――上海音乐学院2006艺术管理讲坛”在小音乐厅开幕。此次讲坛为期4天,共设5场讲座和2场座谈会。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顾问茹国烈、台湾的艺术管理专业资深学者夏学理、中国对外演出公司总经理张宇、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余隆等作精彩发言。随后的座谈会汇聚的业界权威郑新文、余隆、韦芝、杨绍林、张宇、夏学理等,共同探讨在21世纪文化艺术产业领域,中国究竟需要怎样的艺术管理人才。

4月17日,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演艺场所的CEO钱世锦、余其铿、杨绍林、李南、林宏鸣等,座谈中国演艺场所经营模式的探索,与会者们能够从中发现在不同地区演艺场所经营管理模式的不同。

点评:CEO们做客学院,从实际经营中的问题及现况出发总结他们在这一领域中的宝贵经验,是一个双赢之举。

平查斯・祖克曼大师班

6月6日至6月9日,平查斯・祖克曼在上海音乐学院作为期3天的大师班教学。并举行室内乐专场音乐会。这个项目也是该院向教委申报的“高水平特色项目”大师班重点计划之一。6月7日上午首次在中国利用远程教育手段,平查斯・祖克曼先生在该院对美国曼哈顿音乐学院的学生进行远程教学,中国学生现场聆听。

讲学期间,祖克曼共为22名学生授课,旁听达到上千人次。他的音乐会更是一票难求。祖克曼教授对该院的弦乐教学水平给与了充分肯定,并有意将上海作为他长期致力于促进音乐表演与教育目标的亚洲基地,展开长期有效的合作。院长杨立青向祖克曼颁发了荣誉教授证书。

点评:以此为契机,该院将进一步扩大并提升对外交流的质量与层次,吸引更多的大师来上海讲学、演出。

音乐教育系组团参加第27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

7月,学院音乐教育系组团参加了在马来西亚举行的第27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并在会议上发表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音乐教育体制”、“古琴与课堂教学”等论文,同时开设了“中国打击乐锣鼓经”工作室。这是该院音乐教育系在集体加入音乐教育学会后的第一次国际性活动。

点评: 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走出国门,展开国际交流,将先进的理念带入我国的教育机制。

上音交响乐团再赴意德巡演

继去年在德国演出取得成功后,应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音乐事务所和2006青年欧洲古典音乐节组委会的邀请,上海音乐学院交响乐团于8月1日至8月21日出访意大利和德国巡演三周。担任此次巡演的指挥分别为意大利杰出的指挥家保罗・奥尔米先生和上海音乐学院校友汤沐海。这是乐团第二次应邀参加音乐节,同时也是与欧洲青年交响乐团合作共同演出的唯一乐团。

点评: 通过巡演,促进该院表演专业的演奏水平、国际交流和学术往来,增强上海文化艺术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举办乐器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以“乐器学再思考――乐器研究的挑战与转机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9月22日至23日举行。来自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中国大陆及台湾的乐器学研究专家们共聚一堂。他们是从事民族音乐学、人类学、考古学、博物馆学研究的资深学者,对乐器学的研究主体、研究理论与方法进行了全新的阐释,还有正在进行乐器个案研究的该院博士硕士研究生。

点评:此次研讨会更加强调乐器与其使用者及其人文背景之间的关系,关注的焦点扩大到在乐器上所发生的各种人类文化活动事象。

2006上海音乐学院国际电子音乐周

10月16日至20日,“2006上海音乐学院国际电子音乐周”举办。这是在上海举办的首次大型国际电子音乐系列活动。主要包括4场正式音乐会、5个系列工作坊以及近十场讲座。来自法国、荷兰美国、悉尼等地音乐学院及国内十余所兄弟音乐院校的专家聚首。他们带来了最新的电子音乐作品、电子音乐工程技术和作曲理念及其相关的基础理论。

点评:音乐周集中反映了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自组建以来的教学、科研成果。

李斯特、茱丽亚音乐学院院长相继来访

11月2日,匈牙利李斯特音乐学院院长Batta Andras先生等一行9人来该院访问。11月7日,世界著名音乐学府美国茱利亚音乐学院院长Joseph Polisi博士来该院访问。Batta Andras院长对匈牙利科达伊教育法在中国音乐教育中的开展表示高兴,并且观摩了钢琴系和管弦系的教学,同时也介绍了李斯特音乐学院的音乐教育体系。

点评:互动增进友谊,更重要的落实了合作的方向和项目,长此以往,师生必将大为受益。

与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联手成立人才培养基地

12月24日,“上海音乐学院、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人才培养实践基地”揭牌仪式在上海音乐厅举行。同时举行《上音、上海交响乐团合作建设实践基地协议》、《上音、上海歌剧院合作建设实践基地协议》签约仪式。

该基地是上海市文教结合工程推进的第一个人才培养实践基地。学院与大剧院艺术中心旗下的上海交响乐团、上海歌剧院在合作建设艺术实践基地、进行优秀演奏人才选拔培养和储备等相关问题方面达成了协议,两乐团同意为上海音乐学院优秀毕业生提供排练、演出等艺术实践活动的平台,并优先提供就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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