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研究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15 11:15:50
社会政策研究论文篇1
关键词：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
在马来西亚的工业化进程中，尽管农业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所占比例不断减少，但由于农业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出口收入、工业原料的来源等，因此政府仍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特别是马来西亚的主体民族马来族大多从事农业，为了缩小他们与其他民族间的发展差距，维护社会团结，政府对于农村地区的社会发展更是特别关注。保障农村经济社会同步发展、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成为马来西亚社会政策的重要内容。
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基本内容
纵观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发展，可以看出其内容涉及农民生产、农民生活以及农民人口素质三大方面。这三方面的内容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构成了马来西亚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第一，为农民生产提供支持服务。
1969年的种族冲突事件促使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新经济政策”，消除贫困尤其是马来族农民的贫困成为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社会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马来西亚政府并没有采取专门的济贫措施，而是通过为农民生产提供各种支持服务，促使其在生产发展中摆脱贫困。
1971年，马来西亚开始推行农村综合发展战略，以扩大农村人口就业，实现农业部门的现代化。为此，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开展了一系列的项目建设，为农民发展生产提供支持。这些支持项目主要有：(1)开发土地，增加耕地面积，安置无地农民种植经济作物。至1987年，马来西亚共实施了422个土地开发项目，开发土地76万公顷，安置无地移民111728人。(2)改善农田基本建设，建造水利灌溉工程。两个大规模排灌工程——吉兰丹州的吉姆达计划和吉打州、玻璃市州的慕达计划均于70年代上半期完成。(3)提供化肥、高产种子和农业技术，以提高农业作物产量，扩大油棕、可可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对换种高产作物提供补贴。(4)实行价格补贴制度，减少市场风险，保障农民的生产利益。由于稻米种植是所有农作物种植中收入最低的部门，为了保证稻农的利益，马来西亚政府对米价实行补贴。在1986～1990年间，政府在给稻农补贴上的开支达到3.968亿马元，1991～1995年间，补贴开支达3.98亿马元。政府还建立国营销售系统和稻米烘干、碾磨、贮存一条龙的综合企业，为稻农提供种种方便，减少中间商对稻农的盘剥。(5)建立支持农业的信贷机制，为农业生产提供贷款。(6)在城市中心建立农贸市场，让农民直接出售农产品，以获取较好的价钱。马来西亚这些支持农业生产的措施对提高农民收入、消除农村贫困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二，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需求。
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需求的社会政策主要有两大内容：一是为农民提供基本的生活、卫生医疗条件；二是对贫困农民实施救助和帮扶。
马来西亚独立以来，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在全国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公立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和网络。马来西亚农村卫生服务系统分为两级，即卫生中心和社区护士站。卫生中心有医师或专科医师，服务人群1.5万～2万人；社区护士站服务人群约3000—4000人，能处理多种医疗问题，包括分娩。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全部免费，即使是住院病人也只需缴付很少的费用，贫困地区和医疗条件差的地区的农民还可以减免费用。政府还定期对乡村卫生服务质量进行改进，尤其重视对农村卫生设施、设备和技术的不断更新和提升。进入21世纪后，马来西亚建立起一系列新的初级卫生保健诊所，部分助产诊所也可提供更多的卫生保健服务。
为了加快农村地区的脱贫步伐，1989年，在“新经济政策”即将结束之际，马来西亚开始实施专门的反贫困计划，即特困人员发展计划。政府将特困家庭登记在册，并设计一系列适合这些特困家庭需要的项目，以增加其就业机会、提高其收入。这些项目包括小型贸易、家庭手工业、家畜饲养、水产养殖、粮食作物的商业化生产等。政府还为贫困家庭提供无息贷款和培训、改善住房条件、为孩子们提供食物和教育资助等。至2000年4月，马来西亚共发放7.672亿马元的无息贷款，大约有15。35万名贫困者从中获益。除此之外，联邦土地发展机构还给那些因伤残无力工作以及年龄在60岁以上的贫困人口提供直接经济救助，每人每月可获得50马元的救助，一个家庭每月最高可获250马元的救助。总共有7000个贫困家庭获得救助。
在第七个马来西亚计划期间(1996～2000年)，马来西亚实施了一个专门帮助土著少数民族脱贫的计划。该计划的资助形式主要是鼓励土著少数民族参加各种能够增加收入的活动，如土地开发、蔬菜种植、零售业、家庭手工业等。在新土地开发和安置计划中，共有8100个土著少数民族家庭获益，涉及土地面积达1.98万公顷。到1999年底，1.582万个土著少数民族家庭获得了7900万马元的补贴，土著少数民族的贫困率已由50.9%下降到15.4%。自2001年起，马来西亚开始实行“国家远景政策”(NationalVi-sionPolicy)。这一时期，政府继续实施一系列类似的反贫困计划，资助对象主要是边远地区的土著少数民族。
在以上反贫困计划中，政府一方面对无生产能力的贫困家庭提供直接的经济援助，另一方面还为农民提供住房、饮水等基本生活条件和卫生医疗等社会服务。到1995年，72%的农村贫困家庭通了电，65%的农村贫困家庭有了安全的饮用水；77%的农村贫困家庭能在周边9公里范围内有一家政府或私人诊所，还有汽车牙科医疗队和诊疗所、村卫生队、飞行医生为边远的农村地区提供医疗服务。由于实施特困家庭发展计划，农村地区的特困家庭所占比重由1991年的5.2%下降到1995年的3.7%。
第三，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生产能力。
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生产能力一直是马来西亚政府农村社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政府希望以此促进贫困农民通过自身努力来获得较高收入的工作，直至摆脱贫困。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和生产能力的主要途径就是让农民及其子女能够有机会接受各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
20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制定了《义务教育法》，对6～15岁儿童实施全民义务教育。为了使《义务教育法》在农村地区能够切实有效地执行，马来西亚的农村发展计划及反贫困计划都将学校建设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到1995年，马来西亚94%的农村贫困家庭能在周边9公里范围内有一所小学，60%的贫困家庭能在同样范围内有一所中学。如今，马来西亚政府可以为儿童提供11年的免费教育。与此同时，政府还为贫困家庭的学生提供各种教育资助，例如为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免费课本、食宿、制服等。另外，改善农村教学设施，提高农村教学质量也是政府特别重视的内容。近年来，一些乡村学校的设备不断更新，一些不足150名学生的农村学校被合并，以便保证学生能够享有更好的教学设备和学习环境。为了使边远农村学校跟上科技发展形势，马来西亚发起了一项农村学校无线因特网培训和教育计划，为农村学校提供计算机等相关设备，为学生和老师进行信息通讯技术的教育和培训。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虽非义务教育，但是政府设立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为家庭贫困的学生提供财政资助，使马来西亚青年都有可能进入大学学习。
除了保证让农民子女接受正规的教育外，马来西亚还特别重视农民自身能力的培训。培训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为农民提供有关农业耕种以及工作态度和价值观方面的培训和教育，以使其提高生产能力；二是为农民提供工业培训，使其能够受雇于非农部门，或自己在农村地区和城市中心从事商业活动。在第五(1986～1990)和第六(1991—1995)个马来西亚计划中，政府在培训和咨询方面的开支达到2800万和3.417亿马元。
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特点
第一，农村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政策融为一体，在生产发展中实现社会目标。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在处理农村的社会问题时，往往将其与农村的生产发展联系在一起，在发展中解决社会问题。因此，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相关内容往往包涵在经济政策之中。在1971～1990年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中，政府明确指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并不只是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是通过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转型重建社会、维护国家团结。“通过项目方式来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和为不分种族的所有马来西亚人增加工作机会来消除贫困”，是“新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马来西亚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没有实行专门的消除农村贫困计划，而是将消除农村贫困贯穿于各种农村发展计划之中，通过为贫困农民提供各种就业机会、增收渠道以及生产服务，使其摆脱贫困。即使在“新经济政策”末期实施了专门的反贫困计划，但反贫困的主要措施仍然是通过各种生产发展项目为贫困农民就业、增加收入提供各种机会和支持。
第二，注重农民人口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与提高，直接的现金济贫措施有限。
在各个经济发展时期，马来西亚一直将消除贫困特别是马来农民的贫困作为其奋斗目标。但由于奉行“在发展中消除贫困”的原则，马来西亚的社会政策并不主张对农村贫困人口实行过多的现金救助，而是注重其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与提高。从前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在其反贫困计划中，只是对那些因伤残无力劳动或年龄在60岁以上的贫困人口提供经济救助，而对其他人则通过提升其素质和能力来使其摆脱贫困，具体表现为在农村地区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卫生医疗服务和教育培训体系，以此来促进农民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从而使农民有能力自食其力以及从事更高收入的工作。这反映出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特别重视“自立”和“自尊”的理念。
第三，政府在提供农村公共服务中起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在马来西亚，社会政策的推行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无论是在资金的投入还是各种社会服务组织机构的建立中，政府都起着关键作用。如表1所示，马来西亚在社会服务方面的开支呈不断上升趋势。在20世纪70、80年代，马来西亚的社会政策主要关注农村地区，政府是农村发展资金以及农村教育和卫生医疗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政府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亦鼓励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等为农村的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首先，鼓励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发起的各种农村发展项目。在吉打州，约有70%的农村发展项目由私营部门负责运作，政府机构对其进行监管和评估。只有30%的项目直接由政府机构运作。私营部门除了直接参与投资开发外，还为贫困人员提供技术培训、工作机会、实物和财政资助等。非政府组织也在国家的反贫困计划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马来西亚努力信用”(AmanahIkhtiarMalaysia，简称AIM)是一个金融方面的非政府组织。自1987年以来，该组织利用政府分配的3亿马元的无息贷款为6.9万个贫困家庭提供信用服务，使其能够有机会从事小商业和家畜饲养业。AIM还为一些潜在的服务对象实施了特别预备项目，以促进贫困家庭的自立。
其次，鼓励私营部门在发展经济和提供城市社会服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而使政府能够有更多的资源为农村提供公共服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私人资本在政府的鼓励下进入经济部门和教育、卫生等领域，条件较好的私立医院和私立学校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社会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从而使政府能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社会领域特别是农村地区公共服务领域。如表1所示，自第五个马来西亚计划以来，政府在经济部门的投入不断缩小，而在社会领域的开支越来越大。马来西亚农村普遍建立起公立免费医疗服务体系和义务教育体系。
社会政策研究论文篇2
1、行政生态环境与公共政策的方向研究
2、公共行政中的生态因素研究
3、当代中国行政环境的特点及其对行政管理的制约和影响研究
4、行政管理中的民主化理论研究
5、政府与人民代表大会关系研究
6、中外政府经济职能比较研究
7、当前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动因和内容研究
8、转变职能在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中的地位研究
9、行政系统与行政环境研究
10、政府职能发展趋势研究
11、系统政治理论的原则与运用研究
12、行政组织中非正式组织的作用研究
13、行政机关的组织气候研究
14、不同层级政府组织的比较研究
15、中外行政组织体制 较研究
16、政府机构改革研究
17、我国编制管理的现状与改革研究
18、生态组织与我国当今行政组织体制的关系研究
19、行政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比较研究
20、西方文官制度研究
21、我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基本特点研究
22、人力资源开发研究
23、公务员考绩研究
24、我国国家公务员培训研究
25、当前人才流动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26、建立社和我国国情的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研究
27、中国公务员管理体制研究
28、社会主义行政领导的角色研究
29、公务员聘用制度研究
30、公务员辞职、辞退理论与实践研究
31、行政领导者的素质与影响力的关系研究
32、民治型领导与专制型领导的比较研究
33、论社会主义国家政民关系的本质研究
34、试论政府公关与企业公关之异同研究
35、社会主义国家开展政府公关的必要性研究
36、政府公关对搞好政民关系的意义研究
37、论县(市)宏观决策中党政关系研究
38、浅析乡(镇)行政决策的特点研究
39、试论行政决策冲突的表现、原因和解决方式研究
40、改革过程中的渐进决策研究
41、中西行政决策观念之异同研究
42、我国传统决策文化对当代行政决策的影响研究
43、行政沟通中的障碍与对策研究
44、论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行为研究
45、"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动因与对策研究
46、行政授权理论与实践研究
47、行政监察在行政监督中的地位研究
48、当前我国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原因研究
49、当前我国权力腐败的特点研究
50、标本兼治反腐倡廉的对策研究
51、舆论监督研究
52、各国行政监督比较研究
53、行政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研究
54、我国当前依法行政的现状与改革研究
55、行政诉讼法对加强行政管理的作用研究
56、行政道德与行政法制的关系研究
57、政府机关后勤服务管理社会化改革研究
58、"会议"与行政决策研究
59、我国乡(镇)行政管理的特点、现状与改革研究
60、行政文化研究
61、事业单位分类与管理研究
62、事业单位编制管理的现状与改革研究
63、企业人事管理研究
64、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行政管理研究
65、国民政府五院制与孙中山五院制思想之比较研究
66、香港廉政公署研究
67、新加坡行政监察的组织机构与运行机制研究
68、英国地方政府组织体制的发展与演变
69、美国各州独立管理机构的地位、组织和职能研究
70、法国省长地位的演变研究
71、论印度联邦制的特点研究
72、德国、加拿大联邦制比较研究
73、我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研究
74、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研究
75、论地方人大的职权范围及其实施办法研究
76、电子政务问题研究
77、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途径研究
78、论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职能是组织和领导经济建设研究
79、中国传统行政管理中可资借鉴的本土化资源研究
80、我国村民自治的现状与当代中国行政发展的关系研究
81、制度建设与反腐倡廉研究
82、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完善研究
83、我国国有企业监管制度研究
84、我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研究
85、我国公民参政议政制度研究
86、行政管理法制化研究
87、我国法院与政府关系的研究
88、公务员考试评价机制研究
89、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
90、公务员绩效评估体系研究
91、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研究
92、乡镇行政管理研究
93、县级政府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94、政府行政执法研究
95、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的法制监督研究
96、政府"法制"研究
97、社会中介组织的管理研究
98、政府与第三部门关系研究
99、公务员保障机制研究
100、政府社会保障体制研究
101、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102、我国中等学校的人事改革与激励机制
103、我国高等学校的人事制度改革研究
104、我国医院的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105、我国地方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106、WTO与中国地方政府行政管理的模式变革
107、WTO对中国行政管理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108、经济全球化对中国行政管理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109、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模式变革
110、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程序研究
111、地方政策执行不到位的原因与对策研究
112、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与对策研究
113、村民自治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114、村民自治制度与村务公开制度
115、村民自治制度与农民的决策参与方式
116、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落实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117、农村义务教育政策落实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118、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119、城市社区中贫困人口的现状，原因与脱贫措施研究
120、城市社区部分居民失业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行政管理开题报告范文
开题报告
论文题目_官僚制在当前行政改革中的价值
学 院 法政学院
专 业 行政管理 (年级) 03
学生姓名
学 号
指导教师 教 授乙
教务处制表
二00 年 三 月二十六 日
一、选题依据
课题来源、选题依据和背景情况、课题研究目的、学术价值或实际应用价值
选题依据：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改变不仅改变了经济运行环境，而且引起了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的深刻变革。这种机遇和挑战相互交织的进程，对政府的管理、决策以及服务能力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变化，世界各国纷纷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行政改革，西方国家兴起了以新公共管理运动为代表的政府创新活动，他们对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韦伯的官僚制进行了猛烈抨击，一段时间以来，“摒弃官僚制”“突破官僚制”和“政府再造”等成了广泛关注的话题。那么，官僚究竟是走到了尽头，还是依然具有生命力?对于和发展中国家有着不同历史背景和改革路径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该怎样正确合理的对待官僚制?这个问题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和改革关键时期的中国行政改革而言，无疑是具有指导和现实意义的。
理论意义：在公共行政学领域中，对官僚制的研究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以至于可以这样说，公共行政学是无法回避对官僚制发表意见的。研究者们要么接受官僚制的理论体系并为其建构、改造和发展提供进一步的建言;要么对官僚制理论体系提出批评，并试图寻找替代性的方案。尤其是以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的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对官僚制所展开的学理研究使之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韦伯是无可厚非的管理学和社会学的大师级人物，他的思想博大精深，逻辑严密且内涵丰富，十分具有理论研究价值。
现实意义：研究官僚制在当前行政改革中的价值亦有其必要的现实意义。官僚制在社会实践层面的应用与理论研究交相呼应，使我们的社会生活处处都与官僚制形态及其人员联系起来，密不可分。现代官僚制是近代西方工业化发展的产物，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在现代社会具有普适性价值。而现实的中国正在经历着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中国在行政模式的选择上应如何对待官僚制，是沿袭?是摒弃?是完善?还是超越?成为近年来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问题。怀着检视历史和理论以服务当前问题的想法，本文将选取对韦伯官僚制的分析作为论文选题，从管理学和行政学的视角入手，希望从韦伯思想中提取一些认识，在实践分析上作一点尝试。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研究现状、发展动态;查阅的主要文献(可另加页)
研究现状：
韦伯虽是20世纪初的人物，但越是影响深远的理论，越易受到广泛的批评和锤炼。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是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西方的兴起，“重塑政府”、“政府再造”、“企业化政府”成为行政改革的主要方向，而长期以来指导政府构建的权威理论———官僚制理论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对韦伯的批判几乎不绝于耳。在这方面，国内学者对于中国行政改革中应该如何对待官僚制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应顺应西方新公共管理改革的要求，摒弃官僚制，超越官僚制才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尤其在电子政府时代即将到来的时刻，官僚制的理念与现实已格格不入;另一派学者则认为，官僚制在中国不是过多，而是不足，在这样的现实下，谈“超越官僚制”只是乌托邦式的理想，应着力于官僚制的完善，官僚制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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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献不准确
三、研究内容
1.学术构想与思路、主要研究内容及拟解决的关键技术
全文分为四个大的部分来完成：
一、官僚制的理论介绍(简要)
二、官僚制相关概念分析及可取之处
三、如何以客观的态度对待官僚制
四、当前中国行政改革应吸取官僚制的哪些合理内核
核心观点：一味强调官僚制的过时还言之过早，在官僚制的理性精神尚未得到张扬、其合理性的一面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情况下，妄谈摒弃官僚制，不仅不合时宜，误导行政改革的方向，更背离实事求是的精神。官僚制理论仍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对行政领域的制度建构也具有现实的指导价值。
2.拟采取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施方案及可行性分析
本文在阅读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将国内外学者有争议的观点进行对比分析，逐一进行分析，采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力求逻辑严密。同时将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考究官僚制这一理论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与当前中国行政改革的现实在哪些方面有交*融合，最后得出结论。
四、论文进度安排
起止时间
主要研究内容
预期目标
3.5——3.31
4.1——4.15
4.16——5.15
5.16——6.5
6.6—— 6.15
利用网络、图书馆资源搜索尽可能多的资料
官僚制理论本身的相关基础知识
结合当前行政改革研究，完善论文格式、摘要、参考文献等后续工作
在导师指导下修改
再次修改，定稿
约5本书籍，50篇网络文献
完成论文第一、二部分
完成论文第三、四部分，第一稿完稿
完成论文第二稿
论文第三稿，最终完成
五、审核意见
导师意见：
导师签字：
年 月 日
审核小组意见：
审核小组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社会政策研究论文篇3
【关 键 词】教育政策研究/精英立场/草根情结/文化敏感性
【作者简介】王平，安徽肥西人，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哲学。中央民族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081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0)04-0015-06
一、对两种公共政策研究理论的批判
在公共政策研究中，一直倾向于把政策与政治关联起来，认为政策是政治的产物，政策与政治之间有着高度的关联性和一致性。多元主义和精英主义是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政策研究和分析理论。
（一）多元主义政策研究理论及其批判
多元主义政策分析理论的代表人物罗伯特·达尔和尼尔森·波斯比对多元主义理论进行了阐释。他们认为尽管权力资源被广泛地分配给社会中的各个团体、集团和个人，但这并不代表民主制度的完善和确立，因为这种权力资源的分配是不均等的。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团体和个人在利益的分配中都具有同样的权力影响力。事实上，权力在一个多元政治系统里具有分散性，各个团体与集团之间的权利分配本质上是由他们所拥有的权力资源决定的。他们把这种权力资源的分配称为“非积累性分配”。
可见多元主义理论强调的政策分析的多元视角，实际上是基于“国家”立场上的，所强调的只是对权力及其民主实现程度的尊重与捍卫。正如施瓦茨曼特所言，“在多元主义作为其起点的一个具有不同利益的现代社会中，人民的权力是通过团体行为，通过政党和压力集团或利益团体的工作实现的。在发达社会中，由于多元利益的存在，社会处于分裂状态，这些团体则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多元主义对现代社会的利益多元化持褒扬态度，并强调其在社会运作中的作用，与自由主义理论家一样，他们认为现代社会的利益多元化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积极因素”。①
多元主义理论对“权力”的高度关注和对“非权力”的忽视也招致了后来巴卡拉克和巴拉兹等人的攻击。他们认为，在对关键性的决策和行为进行研究时，权力因素的影响力固然重要，但这并不能完全替代其他因素对政策的影响。为此，他们举出了一个反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当A运用自己的能量，去创造或者加强一个社会的政治价值和制度规范，从而限制了政治程序的范围，使只有那些对A相对无害的问题能够列入决策程序加以解决时，A实际上也行使了权力”②。巴卡拉克和巴拉兹因此将以上利用非权力因素来对权力进行行使的行为称为“偏见的动员”。政治价值和制度规范在这种“动员”之中的作用和影响力可见一斑。这就表明，在政策运作过程中，除了利用权力来对政策进行决策影响之外，恐怕还存在着一种非权力方面的“不决策”程序的控制与动员。③而这一点，恰恰是达尔等人的多元主义理论所忽视的部分。此外，巴卡拉克和巴拉兹等还进一步认为，即便是“权力”本身在“决策”中的运作，也不会仅受到来自权力的单方面因素的影响，而是会产生一种“预期反应的方式”。他们还举例说明了这种方式的存在，“也就是说，当一个利益集团由于预期决策者会做出否定的反应，而不进行整合来采取决策行动，或者当决策者自己由于预期关键的政治团体会反对某项决策，因而不采取行动时，预期反应的方式就已经在发挥作用”④。
尽管政策的研究与权力息息相关，但是政策本身并不等于权力的表达，政策运作过程也不完全是按照权力实现与表达的程序来进行的。政策过程中还会受到许多诸如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非权力性”因素的影响，只不过这些因素的影响是隐蔽的、潜在的罢了。因此，关注权力背后与权力有关或者无关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文化传统等因素对政策过程的作用和影响，对于更好地认识政策规范、厘清政策过程、反馈政策效果等都是十分必要的。
（二）精英主义政策研究理论及其批判
19世纪末，莫斯卡等人的研究承认了社会中统治阶层和精英人士的存在。认为，政治精英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如革命、军事等来占有和控制社会资源。“在所有的社会有机体中，一个永恒的倾向和事实是，在所有的社会中，从最初级发展的政治和文明的蒙昧时期，直到最发达和最强大的社会，一直都存在着两个阶级，一个是统治阶级，另一个是被统治阶级。第一个阶级总是人数最少，履行着所有的政治职能，垄断着权力，并享受着权力所带来的好处。而第二个阶级，一个人数更多的阶级，却一直受到第一个阶级的领导和控制。在现代社会，领导和控制的方式，或者是合法的，或者是专横和残暴的。”⑤可见，该理论是建立在对多元主义理论批判的基础之上的，它正视社会中统治阶级和精英的存在，并要求在政策分析过程中看到精英阶层在其中的作用和地位。
此外，就“精英”的定义而言，我们也不应只是把它当成政治精英的代名词。精英实际上是指一种对资源的控制与占有。在一个社会中，谁占有的资源越多，谁对社会资源拥有更大的控制权，那么他（她）就是这个社会的精英。当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对于“资源”的定义也越来越宽泛，不仅指有形的经济、政治权力等，而且包括无形的知识、名望、文化等资源。一个社会中的精英，不仅仅是指那些拥有财富和权力的人，也包括拥有知识、威望和文化发言权的人；不仅在国家层面上存在着精英，某个地方和领域内也同样有精英的存在。因此，现代社会中的精英是指代多方面、多层面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尽管古典精英主义对多元主义提出了批评，但这种批评并不针对其非权力因素的缺失，而是针对其权力的不均等。因此，古典精英主义持有的观点进一步强化了决策分析中的“权力”意识和精英意识，但并没有涉及到决策分析中的非权力因素。
二、教育政策研究“草根情结”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长期以来，教育政策研究受到来自以上公共政策研究理论和思维的影响。人们会有意无意地把教育政策等同于公共政策的一种，认为教育政策只不过是公共政策中关于教育部分的政策而已，在本质上与公共政策是一致的。如果从教育政策研究的兴起来看，也的确是这样。最早对教育政策进行研究的不是专门的教育政策学者，而是来自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专家。但随着教育科学自身不断发展以及公共政策研究不断深入，人们对教育政策自身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就教育政策的研究而言，不仅要从政治的角度出发，更要从文化的视角切入，才能逐渐认清教育政策研究中的文化影响力，确立与塑造教育政策研究的“草根情结”。
（一）教育政策研究“草根情结”的必要性
在克鲁斯克和杰克逊主编的《公共政策词典》中把教育政策定义为“与人们获取知识和职业技能的过程有关的政府法规和程序。它是一个民族未来智力和科学进步的基础”⑥。一方面，教育政策作为一种政府的法规和程序而存在，与“人们获取知识和职业技能的过程”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教育政策的作用不可忽视，是“民族未来智力和科学进步的基础”。在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中，把教育政策界定为“是政府为了解决教育方面的公共问题和实现一定的教育目标，通过决策和计划，对全社会的价值做权威性的分配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⑦。明确指出了教育政策的来源是政府机关，对象是“教育方面的公共问题”，功能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等。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和实际需要，可以界定自己研究中的教育政策。“只要政策的提议者能为他（们）的特殊目的找出一个合理的依据，那么，这样的政策定义就必须被承认”。⑧
在这里，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公共政策研究方法和思维在教育政策研究中的显著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立足已有研究，重新认识和思考教育政策。第一，教育政策是公共政策的一部分，是由政府和权力机关进行操作的，带有一般公共政策所具有的普遍特征。第二，教育政策是公共政策中关于教育活动和教育行为的部分，是对教育活动和行为进行指导和规范的。第三，并不是所有的教育活动和行为都需要政策的指导和规范，只是教育活动和行为中所出现的一些公共性的、被政府意识到的、而且认为有必要加以解决的问题。第四，教育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是公共经济生活领域中的利益问题，而是公共教育生活领域中的伦理问题；不仅具有功利性，而且具有价值性。第五，教育政策不仅是对教育活动和教育行为之前的期待、指导与规范，而且是对教育活动和行为过程的参与、适应与调整，更是对教育活动和行为结果的反馈、总结与评价。因此，教育政策是一项伴随教育全过程的动态政策系统。一方面，表达了政府和统治者对教育活动与行为的期许；另一方面又不断受到来自社会的、经济的、教育的、文化的因素的影响，处于动态的调整、适应、平衡之中。
教育政策的这种特征客观上要求我们开展“政治”和“文化”双重框架下的教育政策研究工作，特别是注意教育政策研究的文化转向，培养与塑造教育政策研究的“草根情结”。进一步说，就是不仅要把教育政策看成是政治的产物，而且要意识到它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而存在。
（二）教育政策研究“草根情结”的可能性
开展教育政策的文化研究，树立教育政策研究的文化立场和“草根情结”不仅是教育政策自身特殊性的客观要求，就政策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而言，要做到这一点，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政治以及与此相关的政策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不是截然分开和对立的，而是互相关联的。
1.人的存在和活动决定了整个社会结构的整体性
传统意义上，人们习惯于把整个社会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部分，并且认为文化是相对独立存在的。例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全部生活也可以分为劳作的和闲暇的，或分为战争的与和平的，各种行为则可以分为必需又有用的与高尚的领域”⑨。在他看来，只有文化活动才是闲暇的、和平的和高尚的。文化与政治、经济活动之间有着天然的界限。这一点到文艺复兴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文化自身的自由和独立性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崇尚，独立的文化地位和文化精神是人们追求与向往的思想乐园。丹尼尔·贝尔也认为，现代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决定性关系。作为满足人们自我享受需要的文化领域，它是人们进行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的“私人空间”，是独立于经济、政治领域之外的。⑩
不可否认，以上划分具有一定道理，但也未免言过其实。事实上，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不是绝对隔离开来的。无论经济系统、政治系统还是文化系统，它们得以存在并一直遵循的游戏规则都要通过社会中的人来完成，人成为一切领域内活动的主体。这样，他（她）就不得不一方面面对来自经济、政治系统的“角色要求”，一方面又要按照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的内在需求去追寻文化上的独立与自由。在外在的“角色要求”与内在的“自我满足”之间必然产生冲突与抗争。所以，为了缓和并解决这种冲突，人不得不在文化系统中渗入经济和政治系统的规则。黑格尔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在塑造社会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都会受到其“内在精神”的制约和影响；马克思也认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化，它永远是以经济为基础的，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文化本身是不能独立的。
2.文化对经济、政治的观念教化和意识渗透
从现代社会的发展情况来看，文化一直处于不断分化和解构之中。以往统一的、整体性的世界观、价值观逐渐分裂瓦解，在各个领域之中都有各自不同的道德、价值标准存在。正如哈贝马斯所言，“自18世纪以来，从这些古老的世界观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已经被人安排分类以列入有效性的特殊方面：真理、规范的正义、真实性与美。那时它们被人当作知识问题、公正性与道德问题以及趣味问题来处理，科学语言、道德理论、法理学以及艺术的生产和批评都依次被人们专门设立起来”(11)。
首先，社会整体系统与结构中文化系统与经济、政治系统的关系不是绝对隔离的，文化系统以一种信仰和观念的方式对经济、政治系统产生影响。主要表现为，文化通过自己的教化功能，不断地加强并丰富着人对经济、政治的认识和理解，不断地完善人的心理结构和政治意识，从而推动人们的经济、政治行为的不断成熟和发展。其次，文化通过普遍性的意识渗透对经济、政治产生影响。在现代特别是后现代社会中，文化在不断地被解构、被扩散。文化正在向着多元性的方向发展，文化对经济、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具有弥散性和普遍性。整个社会不再共享一种价值观和认识世界的信念，被统治阶级也不再必须要信奉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和人生信仰。不同的部门、社会阶层都可以有自己的价值信仰和生活模式，文化因此不断扩散化并呈现多元的特征。这现象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人们在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方面的需求得到进一步发展，不仅在文化上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而且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调节人们的“社会角色”。它可以使人们通过不断地被唤醒和被解脱，达到内心的满足与和谐，从而弥补了生活和社会行为上的裂缝与矛盾。这种发自内心的解脱与和谐是超越民族、种族、性别和阶级的，因而也是最为牢固的。这是文化的政治实践，也许就是文化的魅力和对经济、社会的作用之所在。
文化一方面具有独立于经济、政治的特征，从而确保了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文化又存在着众多与经济、政治联系的方式、途径，从而具备了伸张正义，建立自身在社会经济、政治领域中权威的可能性。正是这种特征以及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成为文化进入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至关重要的前提与基础。与此相关，作为一种与政治有着密切关联的社会活动，政策的政治和行政特征是不言而喻的。在政策的目标、内容以及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价过程中，尽管带有很浓厚的政治性色彩，然而，连政治本身都难以避开文化的影响，那么可想而知，政策肯定也是难以逃脱的。在政策目标、政策内容以及整个政策过程中，文化的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而我们要做的，不是忽略这种影响的存在，也不是故意夸大或缩小这种影响的存在，更不能固执地否认文化在其中的影响，而是要以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现实，从而寻求文化与政策恰切的相处、融合之道。
3.政治、政策的“文化性”倾向
首先，政治与政策是密切联系的。我们知道，在现在社会中，政治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工具性功能，一是规范性功能。政治的工具性功能在于其对社会统治秩序和权威的维护，而政治的规范性功能则体现在它对社会现状的改进与变革，这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既要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的相对稳定性，以便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又要适当、适时地进行社会的变革和秩序的改进，达到社会新的进步和完善。而且，无论是政治的工具性功能还是规范性功能，都与统治者一定的政治手段分不开，都需要一定的载体和实现的途径，而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政策。英国政治学者甘布尔关于政治的三层含义的划分中(12)，其中的“秩序的政治”实际上就是与政策有密切的相关性。政治秩序的维护和改革需要一定的措施与途径，而政策就是众多途径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政策是人类社会为了划分不平等的社会资源，调节社会秩序和维护统治的主要措施。政策无论在性质还是目标以及内容上，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而现实当中的政治逐渐地发生着变化，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与此相关的政策方面的变化。
其次，政治的文化性倾向决定了政策的文化特征。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为例，在各种资本主义社会的宏观政治问题一时难以解决的情况下，它们便寻求文化上的突破与控制，把各种社会的、阶级的需求转化为个人的需求，从而实现对人的本能和内在需求的管理和控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追求的目标正是通过文化来达到对政治的干预，以文化为突破口，借用文化来麻痹公众，从而隐藏政治上难以解决的困难和危机。特别是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努力，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基本成功地实现了政治的文化性转变，达到了政治的文化性倾向。例如，近年来盛行的环境保护主义、女性主义、性解放运动、多元文化教育等，都是政治文化性倾向的具体表现。
与此相关，内容的文化性倾向，也就必然地要求手段和途径的文化化，这就要求作为重要手段和途径之一的政策也随之变化，逐渐改变以往宏大叙事的政策模式，着眼于具体内容和问题的解决。更进一步说，就是政策要随着政治的变化逐渐向微观政策、生活政策和文化政策转变，实现政策的文化性转向，逐渐建立并实现政策的文化性倾向。
三、教育政策研究文化敏感性论题的初步探讨
纵观整个20世纪西方国家的教育政策，尽管各国的实际情况不同，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等有所差别，但在教育政策上，都呈现出一条基本的规律，这就是追求更加公平和更高质量的教育。在西方国家关于教育政策的研究中，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对由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而导致的教育不平等的关注，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利问题曾一度成为西方学者教育政策研究关注的核心话题。不可否认，教育权利的平等问题一部分是由经济发展水平所致，但导致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还是来自于其内部的文化歧视和压迫。因此，关注教育政策中的文化因素，从文化角度来解决教育政策中由于文化漠视而导致的不平等问题，应是教育政策研究必须重视的方面。劳伦斯·安格斯在《教育政策、教育管理与文化分析——社会学传统的重要性》一文中指出，应对教育、政策以及管理中的“文化”概念进行持续不断分析，把组织成员之间的利益分享和“积极参与”也视作一种文化现象，并足够重视这种文化对教育、管理和政策的影响，把敢于参与和承担责任作为影响教育政策的一种外部力量加以分析，以提升教育政策领域中的微观动力研究，进一步理解学校教育在复杂社会形式中的文化定位。(13)
当然，研究者与决策者之间的关系协调自然是政策研究一个主要解决的问题，但从政策的最终目的和过程的影响因素来看，政策的利益相关者即公众往往是政策研究中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群体。因此，也有人提出，政策研究中要“面向政策利益相关者，确立第三种立场”(14)。事实上，哈贝马斯和吉登斯关于学术与政治、研究与决策的关系论述中就已经提出了要重视公众的地位和作用。哈贝马斯划分的“政治决策”概念的三种类型(15)为我们进行政策研究的第三方立场视角的建构提供了理论基础。事实上，决策主义和技术主义的决策概念可以代表以往政策研究中的决策者立场和研究者立场，而实用主义的决策类型则要求政策必须从公众利益出发。因为毫无疑问，公众是政策过程的最大影响者也是最终的利益相关者，如果政策不能以公众利益为基点，不能从其实际出发，那么政策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这就要求我们建立一种决策者、研究者、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对话、沟通的政策研究范式。不仅关注政策结果的实际效用，重视政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和公众影响力，并且要把公众的力量运用到政策的实际研究中，通过公众参与，倾听公众声音，关注公众需求，进一步推动教育政策研究的科学化、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我们认为，应树立与保持教育政策研究的文化敏感性意识。扎斯特罗在《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导论》一书中，从社会工作的族群敏感的角度，认为“族群敏感的社会工作实务建立在对案主所拥有的多元化的民族身份的理解的基础上，努力把对不同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群体的理解与那些指导社会工作实务的原理和理论结合在一起，以案主所属的民族群体身份和社会阶级地位相关的价值和地位为导向”(16)。从这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文化敏感性提出的社会背景是一种多种文化并存的多元文化社会。强调在面对多元文化的情况下，应该努力增加对不同文化价值的理解。具体到科学研究和实践中，就是要从客位的角度，把他方的文化价值融入到研究和实践中来，用与利益相关者相适应和融洽的文化理念解释相应的研究，并指导实践工作。再进一步分析，事实上，与文化敏感性相反的一面就是文化不敏感。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文化面前，我们或没有辨别的能力、或视而不见，表现出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习惯或倾向于从已有的、自我的文化观点和价值标准出发，开展对其他文化场域问题的研究和实践工作。在现代社会中，文化的不敏感往往是指所谓的主流文化群体对所谓的弱势文化群体及其文化的不敏感，因此，这种文化上的不敏感很大程度上又表现为一种精英主义的文化霸权。文化不敏感现象的存在，不仅影响到理论研究，而且不利于社会实际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在多民族国家中，它不仅牵涉到文化的尊重问题，甚至还会影响到政治、民族等敏感性问题。因而，对于教育政策这样一个特殊的政策领域而言，开展带有文化敏感性的教育政策研究工作，显得尤为必要。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文化敏感性。第一，文化敏感性首先表现为一种对待不同文化的观念和态度。就是要在不同的文化面前，保持一种警觉和敏感的态度，始终意识到文化多元的存在。第二，文化敏感性表现为一种对文化主体的尊重。也就是要能够听取文化主体的不同声音，从不同的文化主体的角度来研究问题，指导实践。努力使对问题的解释符合文化的逻辑，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得到来自当地文化价值评判标准的认可。第三，文化敏感性还反映在对待具体文化的态度上。即在研究实践中，不仅注重静态的文化及其具体表现形式在研究实践中量的多少，而且要把文化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意识、信仰等融入到研究实践中来，实现研究与实践中的文化在质上的体现。第四，教育政策的文化敏感性不仅表现在教育政策的内部，也蕴藏在其外部的各种关系之中。
综上所述，教育政策研究不仅应当注重政治特征，从精英立场来进行，而且应涉入文化，具有“草根情结”。开展具有文化敏感性的教育政策研究，应是未来教育政策研究理论和实践的转向。
注释：
①Schwarzmantel,J. The Stat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4), 50.
②Bachrach, P. and M. S. Baratz."Tow faces of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6(1962): 1948.
③巴克拉克和巴拉茨认为所谓的“不决策”是指“通过控制共同体占主导地位的价值、理念、政治制度和程序，从而将实际决策的范围限于‘安全’的问题的实践”。Bachrach, P. and M. S. Baratz. "Decision and nondecision: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7(1963):632.
④Bachrach, P. and M. S.Baratz. Power and Pover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46.
⑤Mosca, C. H. D. Kahn. The Ruling Class (London: McGraw- Hill, 1939), 50.
⑥E·R·克鲁斯克，B·M·杰克逊.公共政策词典[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97.
⑦李孔珍，洪成文.教育政策的重要价值追求——教育公平[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6):65.
⑧袁振国.教育政策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263.
⑨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政治学[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260.
⑩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8.
(11)哈贝马斯.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论现代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6.
(12)Andrw Gamble. Politics and Fate(Polity Press,2000).
(13)劳伦斯·安格斯.教育政策、教育管理与文化分析——社会学传统的重要性[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3):31-43.
(14)陈学军.教育政策研究的第三立场：面向政策利益相关者[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7,(3):54.
(15)韦伯.学术生涯与政治生涯[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115-116.
社会政策研究论文篇4
内容提要: 本文力图开辟一个新的犯罪学研究领域——“制度犯罪学”(institutional criminology)。传统犯罪学理论以纯实证的态度和方法对个体因素或社会结构因素与犯罪现象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制度犯罪学则是科学与权力或科学知识与权力知识之间的结盟，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再加上政策学、政治学的眼光，研究在既定社会条件下公共政策与犯罪问题之间的相关性。制度犯罪学坚持认为，犯罪问题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基于这一认识，制度犯罪学关注以下具体问题：政府在解决犯罪问题中的作为如何？在解决犯罪问题过程中政府应当做什么(should to do)、能够做什么(can do)、打算或不打算做什么(choose to do or choose not to do)、已经做什么(have done)。制度犯罪学研究使犯罪学由一门纯粹的实证科学走向一门具有政治献策功能的决策科学。
本文力图开辟一个新的犯罪学理研究领域——“制度犯罪学”(institutional criminology)，并把它视为可以与犯罪生物学、犯罪心理学和犯罪社会学比肩而立的犯罪学“第四支柱”。传统犯罪学理论以所谓纯实证的态度和方法对个体因素或社会结构因素与犯罪现象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制度犯罪学则是科学与权力或科学知识与权力知识之间联盟的结晶，它把犯罪问题视为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强调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并辅以政策学或政治学的眼光，研究在既定社会条件下公共政策与犯罪问题之间的相关性。wWw.133229.Com由于本文只是对制度犯罪学研究的“破题”之作，故称“初论”。
一、什么是制度犯罪学
(一)制度犯罪学的关注焦点和研究内容
所谓制度犯罪学，就是对公共政策的犯罪学分析，准确说，就是对作为制度的公共政策与犯罪问题之间相关性的分析。公共政策与犯罪问题之间的相关性，是制度犯罪学关注的基本对象。
制度(institutions)即规则，是由演化或者设计而来的行为规则或行动准则。由设计而来的规则叫做正式制度(formal institutions)，是一些政治人(如选举产生的立法人员、国家行政官员等)通过一定的政治程序或立法程序而制定的行为规则；在人类经验中逐渐演化而来的规则叫做非正式制度(informal institutions)。①习惯、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等，是由演化而来的非正式规则；政府(包括执政党、国家立法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和国家司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政策、规章等，是基于政府权威设计而来的正式规则。本文所称“制度”，特指正式制度。制度犯罪学研究的是正式制度及其与犯罪问题之间的相关性，基本上不涉及非正式制度与犯罪之间的关系。关于非正式制度与犯罪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犯罪社会学的任务。犯罪社会学关于非正式制度与犯罪之间关系的研究，或可能算作“潜制度犯罪学”。当然，在讨论文化政策与犯罪之间的关系时，难免会论及诸如传统文化的扬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树立问题，这个问题或多或少地会涉及对非正式制度的犯罪学评价。
正式制度可以分为社会基本制度(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例如社会主义制度或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基本制度框架下的具体制度两个层面。在基本制度框架下的具体制度即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②广义制度犯罪学的研究内容涵盖社会基本制度和所有的公共政策。但是，本文所称的制度犯罪学，仅指对公共政策及其与犯罪问题之间相关性的研究。换言之，制度犯罪学研究是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展开的，它所研究的仅仅是既定社会条件下公共政策与犯罪问题之间的相关性。这里所说的“既定社会条件”，不仅是指既定的社会基本制度，还指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类型。
这种在既定社会条件下展开研究的制度犯罪学，不就社会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进行犯罪学评价，不讨论社会性质(姓“资”姓“社”)与犯罪的关系问题，不讨论罪的社会起源或者根源问题，也不讨论社会急剧动荡时期的犯罪问题(例如战争以及战争政策与犯罪的关系)。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当属“元制度犯罪学”研究。“元制度犯罪学”或可称作“犯罪政治学”或“犯罪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元制度犯罪学”，在既定社会条件下展开研究的制度犯罪学属于“具体制度犯罪学”，或可称“犯罪政策学”。
“具体制度犯罪学”只就既定社会制度下的具体公共政策(如产权制度、人口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教育政策等)以及政策过程进行犯罪学评价，它只关注具体公共政策的性质及其变化对犯罪状态的影响，即对犯罪现象量的增减、类型结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之所以要做如此限定，一是为了给制度犯罪学研究确定一个基本的研究前提，避免制度犯罪学研究陷于单纯的意识形态论战；二是考虑到只有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和在社会常规性运动的情况下公共政策的活跃性及其对犯罪问题影响的重要性才能够凸显出来，因而在既定基本的社会制度条件下展开研究才更具有现实意义。
制度犯罪学或具体制度犯罪学关注的焦点问题是：政府在解决犯罪问题中的作为如何？在解决犯罪问题过程中政府应当做什么(should to do)、能够做什么(can do)、打算或不打算做什么(choose to do or choose not to do)、已经做什么(have done)等问题。
为此，制度犯罪学或“具体制度犯罪学”主要研究以下具体内容：
——公共政策的好坏(如是否公平、是否决策失误)对犯罪状况的影响；
——政策时机(如政策出台时条件是否成熟、社会心理承受力如何)对犯罪状况的影响；
——政策执行(如是否违法行政)对犯罪状况的影响；
——公共政策的变动对刑事政策的影响(如对法定犯罪圈的划定的影响)；如何通过公共政策解决或克服犯罪问题；
——公共政策在防治犯罪方面的机会成本；等等。
社会管理体制(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与犯罪的关系问题，不应当被视为“元制度犯罪学”问题，而应当视为“具体制度犯罪学”问题纳入制度犯罪学的研究范围之中。
(二)制度犯罪学的基本命题与核心观点
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公共政策与犯罪问题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犯罪问题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作为公共政策问题的犯罪问题，应当通过良好的社会治理和良好的公共政策来解决，而不应当过分依赖于刑事政策或刑罚压制来解决。这是制度犯罪学的基本命题和核心观点。
围绕上述基本命题和核心观点，制度犯罪学坚持如下具体观点：
1.在现代社会中，公共政策是影响犯罪状况的最为活跃的因素或变量。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对社会发展的方向和速度实际起着引领和调控作用的是公共政策。公共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好的公共政策有助于犯罪问题的解决，坏的公共政策则会导致或者助长犯罪问题的发生。
2.犯罪问题对于公共政策具有反作用。从犯罪经济学角度看，一定规模的犯罪现象是一个特殊的“社会产业”，也是社会资本的巨大损耗。一国的犯罪情况是该国基本国情的一部分。国家和政府进行公共决策时不能无视犯罪问题的存在，不能不考虑公共政策的社会治安方面的成本和收益。
3.应当通过公共政策解决犯罪问题。好的公共政策，就是好的犯罪对策。能够较好地处理公平与效率、发展与稳定等重大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减少社会问题出现的公共政策是好的公共政策，与预防和控制犯罪的专门对策协调配套的公共政策是好的公共政策。
4.保持较低的犯罪率和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是政府应当提供给社会的一个公共物品(public goods)。③犯罪问题的有效控制和适当解决，主要是政府的责任，而不能全部委之以公众。好的公共政策需要有好的体制和好的政府作保证。公共政策的好与坏，取决于体制的好坏以及政府(以及执政党)决策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高低。
5.通过公共政策解决犯罪问题，是政府的一种“治道”，它追求的是对犯罪问题的政治解决和文化(伦理)解决。犯罪问题的政治解决和文化(伦理)解决，关键在于政治上的良治、文化(伦理)上的纯美以及社会关系的和谐。从本质上说，犯罪问题的解决过程是一个社会设计和人性管理过程。完善的社会、纯美的文化(伦理)加上全面发展的人，是有效解决犯罪问题的根本性条件。通过公共政策解决犯罪问题，是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政治构想以及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伦理)思想的内在要求。
(三)制度犯罪学的研究工具：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
政策分析是科学家与决策合作中产生的一个“混血儿”(hybrid)[1]102。在制度犯罪学中，政策分析是犯罪学家与公共政策相结合的一个适当途径，也是制度犯罪学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和最基本研究的工具。
所谓政策分析，就是对具体公共政策的制定及其执行效果进行分析和评估。政策分析是一种个案研究方法。政策分析不仅要做到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而且允许进行政治和伦理方面的价值评判。政策分析的主要特征是：对公共政策加以解释而非描述；探究公共政策的原因和结果；尝试发出现适用于各种政策领域的一般性理论[2]41。政策分析的主要目的是甄别好的公共政策与坏的公共政策，并提出一定的政策建议(policy advocacy)。
在制度犯罪学研究中，政策分析的重点是对公共政策的社会治安效果加以分析、评估，即对某一项公共政策对社会治安的影响程度以及该政策在社会治安方面的机会成本大小进行分析、评估，最终据以提出合理化的公共政策建议。
制度犯罪学中的政策分析，核心是要查明制度与犯罪问题之间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其具体分析方法，既可以是描述性的，也可以是解释性的；④既可以是定性的，也可以是定量的。⑤运用统计学方法分析制度与犯罪问题之间的相关关系，寻求制度与犯罪问题之间的统计学因果联系或概率性因果联系，是查明制度与犯罪问题之间在无因果联系或高度相关关系的重要手段。
二、公共政策是影响犯罪状况的“有形之手”
制度或公共政策是一只影响犯罪状况的有力的“有形之手”，现代社会中的犯罪变动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或作为制度的公共政策的取向及质量。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制度有其必要性。制度以及作为制度的公共政策事实上是一种社会团结的“黏合剂”，也是社会发展和个人行为取向的“指引器”。它对于人类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政治学和政策学把公共政策的功能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导向功能，即公共政策作为规范公众行为的社会准则，而在行动和观念上引导公众，告诉人们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这种导向作用，在社会变革期或转型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二是管制功能，即公共政策旨在避免不利因素出现而对目标群体产生的约束和管制的功能。可以分为积极管制(激励)和消极管制(惩罚)两种。三是调控功能，即公共政策对利益冲突的调节和控制功能。四是分配功能，即公共政生对社会利益和资源分配与再分配的功能。其中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恰当处理公平与效率问题[2][3]。
也许正是由于作为正式制度的公共政策具有上述功能，这只组织和调整社会的“有形之手”，也就同时成为了影响犯罪状况与动态的“有形之手”。政治学和政策学所概括出来的公共政策的上述每一种功能是否发挥，都与社会稳定与否以及社会犯罪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
作为正式制度的公共政策，有着难以克服的“双面性”或“双重性”。一方面，它起着组织社会、引导社会、压制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可能给社会及人类带来伤害和副作用。从终极意义上讲，当国家以及由其生产的正式制度无比强大时，会极大地压制社会，不仅使人类付出自由代价和经济代价，还会产生专权、官僚主义以及种种政治罪恶。从现实来看，国家政治权威以及由此而生的正式制度(公共政策)的存在，也给人类带来了新的问题：政府可能违法行政和侵犯人权，权力可以被用来“寻租”并产生腐败，法律和公共决策可能“自摆乌龙”而引发种种违法犯罪。“规则是个好东西”，⑥但规则(制度、政策)也自有规则(制度、政策)之弊。从犯罪学角度说，正式制度以及作为正式制度的公共政策，不仅调整着社会，而且影响着社会的犯罪状况。任何国家中的犯罪现象，总是以一定的制度(政策)为背景而存在和变动。
现代社会的每一步变迁和每一次转型，几乎都离不开政府的主导和政策的推动。一次社会转型，就意味着一次制度设计和公共选择。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随之而来的是犯罪现象的明显变化——通常表现为犯罪的增长。因此，影响犯罪变化的那只有形的制度或政策“推手”往往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异常清晰地显现出来。在这一点上，中国当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犯罪现象变化，是一个颇具标本意义的例证。
“中国在当今世界众多的国家中是独具特色的”，表现之一就是在中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制度文明[4]。这种独特的制度文明，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影响着中国的犯罪状况和变动趋势。因此，考察中国社会，研究包括犯罪问题在内的中国社会问题，必须结合这种独特的制度文明来进行。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社会的运动和发展始终是在强大的中央政权把握和调控之下推进的。中国的犯罪状况一直与政治生态息息相关，国家制定的刑事政策往往带有明确的政治意向、政府组织的与犯罪作斗争的方式往往与政治运动相交织，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中国犯罪现象及其变动的一大特点。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启动以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除了“严打”斗争以外，中国政府已经不再针对犯罪问题组织和发动大规模的运动式打击；即使是“严打”斗争也逐渐向常规化发展。但是，政治或政府对犯罪状况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褪祛，只是影响方式发生了变化。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政府是直接以强大的政治权力来控制犯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则主要通过公共政策来间接地影响犯罪。稍加考察就会发现，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及与之配套并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各项具体政策的调整，对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犯罪现象总量和结构的变动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应当说，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中国政府主要通过公共政策来影响犯罪状况的做法，较之此前的强力控制的做法更符合社会发展的常态，因而也就更加值得关注和研究。总而言之，无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还是以后，在中国犯罪现象变动的背后，总是能发现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政府就中国社会发展所做出的体制选择以及各项具体公共决策，都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中国犯罪的状况及走向。
如果不注意到中国犯罪现象的这一制度背景或政策背景，将无法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国犯罪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由此推及一般，如果不注意到犯罪现象存在和变动的制度(政策)背景，所有的犯罪学理论都将无法全面认识人类社会犯罪现象的本质和规律。
三、传统犯罪学与公共政策之间“两张皮”现象
自19世纪末犯罪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以来，西方犯罪学家们提出了种种理论和观点，并逐渐形成了所谓犯罪生物学理论(biological criminology)、犯罪心理学理论(psychological criminology)和犯罪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criminology)等犯罪学理论“三大支柱”。它们或坚持个体主义立场，用个体生理或心理因素解释犯罪行为发生的原因，或坚持社会结构主义立场，用社会解组、社会失范、文化冲突等因素来解释现代化背景下犯罪现象变动的原因。用社会解组、社会失范、文化冲突等因素来解释现代化背景下犯罪现象变动原因的理论，可以统称之为犯罪的现代化理论，是传统犯罪学理论中的主流。受西方犯罪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和启发，我国犯罪学者曾经用“代价论”、“同步论”、“正比论”、“反比论”、“远正近负效应论”等理论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我犯罪现象变动和增多的原因。这些理论实际上是西方犯罪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的翻版。
这些理论对于解释现代化背景下的犯罪变动，有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但它们有一个重大遗漏，即遗漏了对公共政策与犯罪问题相关性的研究。它们都没能深入到制度或政策层面去考察犯罪，没能发现影响犯罪变动的制度(或政策)“推手”。传统犯罪学研究着重于对个体因素或社会结构因素与犯罪现象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性描述和分析，而没能进一步挖掘公共政策与犯罪问题之间的相关性。换言之，传统犯罪学理论只关注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等非正式制度与犯罪之间的关系，只关注在社会“自然秩序”下犯罪现象的“自然发展史”，而忽视了犯罪现象在制度或公共政策这只“有形之手”推动下的“人为变化”。我国社会学家孙立平在谈到我国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稳定问题的研究时曾清醒地指出：“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研究社会不稳定的基本思路是分析某些社会现象的结构变数与社会动荡的关系，而对其中的机制与逻辑缺乏足够的关注”。[5]这话用来评价上述中外犯罪学理论也颇为适当，其中所说的“机制与逻辑”，实指制度或作为制度的公共政策。
由于传统犯罪学的上述遗漏，使得犯罪学与公共政策之间至今还处于“两张皮”的状态，甚至对抗状态。“乍一看，传统犯罪学所关注的东西，与那些制定和执行与犯罪问题相关的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 regarding crime)的人所关注的东西是相吻合的。实际并非如此。大多数犯罪学教科书在其索引中都没有列出‘公共政策’这一词条。在政策的制定者中，有人对科学犯罪学持怀疑态度，有人甚至对科学犯罪学持敌视态度”。[1]⑦犯罪学理论经常被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们视为脱离实际，政策制定者们处心积虑制定出来的公共政策(包括刑事政策)则往往被犯罪学家们批评为经验主义或长官意志。
犯罪学与公共政策之间“两张皮”现象，归结起来有两点具体表现。一是理论与实践之间“两张皮”，即犯罪学理论与公共政策实践(公共决策和及其执行)相脱离。这种脱离，既是理论与实践的脱离，也是知识与权力(政治)的脱离。⑧犯罪学理论与公共政策实践相脱离的具体表现就犯罪学家与公共政策实践互不沟通、互不“买账”。犯罪学家很少对某项具体的公共政策进行犯罪学评估并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因而犯罪学理论很少能够对公共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公共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则很少听取犯罪学家们的意见，更谈不上主动问策于犯罪学家，他们往往凭主观意志或者经验“拍脑袋”来进行决策，至于这种决策的社会治安成本如何，全然不予考虑。因此，犯罪学家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之间，对于某些政策取向的评价往往相左。二是理论之间的“两张皮”，即犯罪学理论和公共政策理论相分离。犯罪学家和公共政策研究者术业各有专攻，学术界限严格，不越雷池半步。其结果是，犯罪学家在解释犯罪时，很少追寻个体因素和社会结构性因素背后的制度逻辑，很少注意到个体因素和社会结构性因素背后的那只“看得见的手”——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则很少考虑某一项公共政策在社会治安方面可能付出的成本和可能产生的收益。在改革开放初期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曾经是一个具有重大政策导向性的提法。对于这个提法对社会公平以及我国犯罪状况的深层影响，或者说对因此而可能付出的社会伦理和社会治安方面的代价，决策者显然有欠考虑，现在看来颇为值得反思。
四、犯罪学由纯粹的实证科学走向决策科学
犯罪学与公共政策之间“两张皮”状态，可能会产生两个不良后果。一是使犯罪学成为在价值中立原则下走“纯实证”、“纯科学”的路子，不关心政治，不问社会改革，不考虑犯罪学理论研究可以为公共政策提供哪些有用而可行的建议或启示，因而严重妨碍犯罪学理论的发展和自身价值的实现。二是由于轻视科学知识并且逐渐形成轻视科学知识的习惯，公共决策和公共行政将无法成为一种“知识性治理”，⑨而只能是一种单纯凭借国家权力而对社会进行的强力管制。
现代社会的发展以及犯罪现象的变化，使得科学与政治(权力)相结盟、犯罪学与公共政策相结合，让犯罪学由一门纯粹的实证科学变成一门决策科学，从而获得一种政治献策功能，既是现实要求，也是理论上的需要。
进入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现代政府越来越注意运用公共政策对经济以及社会进行组织和管理，政府公权力扩张似有增速趋势。有人说，20世纪是政府行政权不断膨胀和扩张的世纪。国家和政府公权力的扩张，表现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被纳入国家制度和公共政策的调控范围之内，国家制度和公共政策取代非正式的社会制度成为调节社会成员生产生活的基本方式，而社会原有的自我调节机制和规则则被国家权力和公共政策所抑制或者与国家公权力结合在一起。[6]“政治现象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之后，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到今天它已经高度成熟，发展成为现代政治。不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已经成为牵动着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并支配其行为的巨大社会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人类才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7]总之，在现代社会，一切都在政治笼罩之下，一切都在政府公权力这只“有形之手”的掌控和调节之下。犯罪现象也莫能例外。现代犯罪学研究，必须在原有的社会学(犯罪社会学)、心理学(犯罪心理学)以及生物学(犯罪生物学)的眼光之外，再增加一幅敏锐的政治学、政策学(制度犯罪学或犯罪政治学)眼光。用上述眼光武装起来的犯罪学就是科学知识与公共政策相结合而形成的“制度犯罪学”。借助政治学、政策学眼光，制度犯罪学获致了一种特殊的政治献策功能而成为一门决策科学，并成为与传统犯罪学理论“三大支柱”[8]比肩而立的犯罪学“第四支柱”。
犯罪学与公共政策的结合本质上是科学(知识)与政治(权力)的结合，实现这种结合是有不小困难的。⑩这就需要犯罪学研究者们有意识地去促成这种结合。促成这种结合的具体方式就是犯罪学家主动地进行公共政策分析。具体点说，犯罪学应当把公共政策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犯罪学家应当积极主动参与政治和公共决策，为公共决策建言献策。犯罪学家应当主动参与政治和公共决策、政治家也应具有一定的犯罪学思维。
注释：
①有学者把由设计而来的制度称作“外在制度”，把由演化而来的制度称作“内在制度”。参见(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不：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4：35-37.
②公共政策是政府对社会资源所做的权威性分配，即政府就一些具体公共事务做出的公共选择。政府选择做什么或者选择不做什么，都是公共政策，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制度等都属于公共政策。(转引自谢明.政策分析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3.原文出自(美)托马斯.戴伊.理解公共政策(上册)[m].美国培生公司，1975：1.)相对于传统、习俗、道德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交往关系等，公共政策属于正式制度，相对于社会基本制度，公共政策则属于具体制度、次级制度。“公共政策作为规范公众行为的社会准则，其对公众行为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这种引导既包括行为的引导也包括观念的引导，它告诉人们要以什么为标准，应该做哪些事和不该做哪些事”。(谢明.政策分析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91-92.)。
③公共物品(public goods)与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相对。在公共政策理论中，公共物品是指那些能够被所有人得到的物品或服务；私人物品是指那些通过市场选择而被个人消费的物品。公共物品具有不可分割性，面向所有人，不具有排他性；私人物品则带有明显的排他性。例如，“让每一个公民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这句话中所说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就是改革开放政策所产生的公共物品，它应当为我国所有公民所共享。需要注意，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这种两分法具有相对性。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的界限有时并不很清晰。但是，说保持较低的犯罪率和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是政府应当提供给社会的公共物品，可能不会有多大争议。
④描述性研究，是指运用统计、调查等方面的资料来陈述、反映事物的现实状况，它主要回答何时、何地、何人发生了何种事情。解释性研究，是指对所描述的事实的原因进行解释，回答为什么、怎么样等问题。
⑤定性研究，是指用准确的语言来描述客观事物，而不进行数量测量和分析。参与性观察就是一种典型的定性研究。定量研究，是指运用数据测量和数据分析的方法来对事物进行研究。
⑥《规则是个好东西》，.cn，2008年11月12日03：36，舜网—济南日报。该文说：“事实上，规则乃是我们所掌握的一种手段，用以应对我们对特定行动之结果的无知；再者，我们赋予这些规则的重要性，不仅是以它们致力于防阻的那些可能会产生的危害的量为判断基础的，而且也是以(在规则被无视的情况下)危害产生的可能性程度为判断基础的。这两个事实表明，只有当这些规则得到长期遵循的时候，它们的作用才会得到发挥”。“倾力关注可见的短期结果，会一步一步地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可操纵的组织。与此同理，如果我们只埋头于即时性的直接结果，那么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牺牲的就肯定是自由。因此，一个由‘法律支配’的社会(nomocratic society)，必须把强制完全用来实施那些有助益于一种长远秩序的规则”。
⑦james f. gilsinan: criminology and public policy: an introduction. 1990 by prentice-hall, inc. page ix
⑧有人说“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之间的联系可以被看做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按此说法，犯罪学与公共政策的关系是一种知识(科学)与权力(政治)的关系、犯罪学与公共政策实践的脱离，则是知识(科学)与权力(政治)的脱离。参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53.
⑨关于“知识性治理”的提法，参见谢明.政策分析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5-6.该书中的提法是“知识性统治形式”。
⑩西方犯罪学家以及社会科学家认为，犯罪学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区别是科学(知识)与权力(政治)之间的区别。有学者认为，科学(社会科学、犯罪学)与政策(公共政策)之间在基本目标上互不相同，这给二者的结合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科学追寻的是真理和事实真相，政治和权力追寻的则是具体政治目标或政策目标的实现。有学者指出，作为科学知识的犯罪学追求对事物(犯罪现象)的多因性解释(力图穷尽事物发生的所有原因)，作为政治或权力知识的公共政策则追求问题的实际解决，或者说追求问题解决方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社会科学家(包括犯罪学家)通常采用自然科学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他们采取的问题解决方案具有以下特征：从特定视角对问题进行理论表述；强调知识性(knowledge)，而不是强调有用性或实用性(utility)；通过对标准研究方法的严格使用而消除冲突性解释；研究过程具有周延性。政治家或公共政策的制定者采取的问题解决方案则通常具有以下特点：把问题限定在能够解决的范围内或者任期内可解决的范围内；解决问题是第一目的，问题解决方案的实用性比知识性更重要；无力、也没兴趣追寻问题的根本原因。参见james f. gilsinan: criminology and public policy: an introduction. 1990 by prentice-hall, inc. p. 4-6.
【参考文献】
[1]james f. gilsinan: criminology and public policy. 1990 by prentice-hall, inc. p 102，“preface”.
[2]谢明.政策分析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41，28-30.
[3]宁骚主编.公共政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63-165.
[4]李楯编.法律社会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585.
[5]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25.
[6]曾峻.公共秩序的制度安排——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及其运用[m].学林出版社，2005：93.
[7]李景鹏.权力政治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5-16.
社会政策研究论文篇5
立足中国实践，提升中国经验，打造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这既是党和国家向学界提出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任务，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突显中国政策科学的话语指向，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本土化的政策科学的话语体系，提升中国政策科学学科在世界学术界上的话语权，是中国政策科学发展的关键所在。
一
政策科学是二战后首先在西方兴起的一个跨学科、交叉学科、综合性和应用性的研究领域，是管理科学或软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被当作公共管理或政治学的一个新分支（在新修订的我国学科专业目录上，公共政策暂时被列为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它的出现甚至被说成是当代社会科学的一次“科学革命”。后工业社会或信息化时代人类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当代科学中政策相关知识的增长、政府决策能力的不足、智库或思想库的成熟是促使政策科学兴起的几个主要因素。
政策科学以政策领域或政策实践为研究对象，研究政策系统及其运行或政策的性质、原因及效果，其目的是提供政策相关知识，提高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质量。政策科学研究的范围涉及政策系统与政策过程，公共决策的体制与机制，政策分析方法和技术以及政策思维、政策价值观、未来研究、政策战略、政策规划、政策执行、政策（或项目）评估，从大政方针到各层次、各部门、各领域的具体政策研究等。政策科学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软科学）的一个重要而又充满活力的新学科领域。
“软科学”本身是一个颇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学界和政界广泛使用这一术语，用来表征一个交叉学科或学科群——指的是那些以阐明现代社会复杂性、系统性课题为目的，应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包括人和社会在内的广泛对象进行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并提出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的知识领域。在国外，人们更多的是用“管理科学”的术语来指称这一类知识。二战后，国外涌现了一系列新兴软科学学科，包括人工智能、战略研究、系统分析、未来研究、科学学、决策学、领导科学等。政策科学已成为软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当代软科学的核心。如果从20世纪初算起，软科学已走过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在它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并具有不同的重点。有学者认为，软科学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重点是科学学尤其是科学社会学的研究；60年代的重点是运筹学；70年代的重点是未来学及预测学；到了80年代，其重点已经转向政策科学了。政策科学实际上是由智库（思想库）与学界一起建立起来的学科，是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以及智库成长的最直接的和主要的支撑学科之一。该学科在解决当代复杂政策问题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已被人们所广泛认识。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及行政学等学科在我国的恢复，西方政策科学便引起了一些国内学者以及实际部门政策研究者的注意，他们着手进行国外社会科学中的这个新领域的介绍、引进和研究工作。经过学界与政界三十年的共同努力，我国的政策科学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知识积累和知识应用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近年来学界关于政策科学的本土化研究与中国政策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意识已经觉醒，立足于中国政策实践及经验的政策科学的理论创新与话语体系的构建开始起步。政策科学业已成为我社会科学以及管理学科（软科学）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
但是，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政策科学的发展还不成熟，还没有真正摆脱对西方政策科学的模仿以及对其话语体系的套用，学术界对西方政策科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批判的分析、消化和吸收不够深入，基于我国政策实践、政策系统与政策过程的研究以及中国公共政策的历史传统与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提炼，对现实政策问题的研究，政策科学的实践性与应用性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拓展与深化。有学者曾经指出，由于理论和方法主要是照搬其他学科和西方的体系，缺乏学科自身理论的建树和创新，这种理论上的困境导致学科整体发展缓慢，使我国政策科学学科长期停留在较低的水平。还有学者认为我国政策科学的学术语言和理论体系的西方味道比较浓，中国味道不足。总而言之，中国政策科学的本土化发展及其话语体系建设仍需下大功夫。
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推进，对政策科学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我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战略部署，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党的十八大提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3年4月，总书记就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做出了重要批示，将智库建设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并提出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目标、要求和任务。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以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战略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都迫切需要政策科学理论的指导以及政策相关知识更广泛的应用。这为中国政策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改革与发展的大量政策问题需要系统研究，政策实践及其经验需要及时总结。新形势要求我们迅速改变政策科学发展滞后于政策实践的局面，推动中国政策科学的理论创新与话语体系建设，以适应迅速变化着的中国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的需要。
二
作为社会科学和软科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政策科学当然关心事实、理解和预言，追求研究的客观性，但其所涉及的是政治系统、政治生活以及选择或决策行为，必须关心价值和行动，重视价值评价和推荐行动过程，因而它带有政治性、主观性和意识形态性。因此，在政策科学那里，学术与政治、科学和意识形态、客观与主观、事实与价值、传统与现代、本土化与国际化等这样一些因素是交织在一起的。打造中国政策科学的话语体系，首先需要了解政策科学的学科属性，思考、把握和处理好若干重要关系。
（一）学术与政治以及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政策科学具有学术与政治的两重属性。一方面，政策科学是社会科学或软科学的一个分支，是一个学术研究领域，所有政策问题都可以在政策科学及其分析框架中加以研究和分析，政策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以大量的科学知识和方法为基础，它的许多概念、理论原理尤其是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来自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特别是科学方法论。其实，二战后政策科学诞生的最大推动力并非来自社会科学家，而是来自运筹学家、系统分析家和应用数学家以及智库专家，运筹学、系统分析和管理科学的定量方法及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构成政策科学特别是政策分析的方法论基础。政策科学研究必须服从于科学的传统，遵循科学研究的程序，并具有科学的精神气质。它强调尽可能使用科学的方法及理性分析，追求科学的客观性、真理性、可检验性，并为更好的政策选择和政策结果而努力。
另一方面，作为政策科学研究的政策实践、政策系统及其运行，涉及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或政府体制尤其是公共决策的体制、活动者、过程及行为。就其本质而言，政策系统是政治系统，政策过程也是一种政治过程。政策科学的研究离不开特定的政治环境，不同的政治制度、决策体制和政治文化会影响或制约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监督和终结等一系列环节。这就使得政策科学带有浓厚的政治性及意识形态色彩。
如何看待政策科学中学术与政治或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政策科学是不是或能不能成为一门科学？如果是，又是什么意义上的“科学”？这实际上是政策科学界内外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曾有过激烈的辩论。在这场争论中，有学者坚持“科学的政策分析”的立场，而批评者则称政策分析是披着科学外衣的意识形态，不是真正的科学（由此也可以看出，西方的政策科学并非“纯科学”，而是带有强烈的政治及意识形态色彩）。
（二）事实与价值的关系
事实与价值以及事实分析与价值分析的关系是科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关系，由之决定了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分野。经验科学注重对事实或问题的实证分析，而且往往被认为是价值中立的（实证主义所持的就是这种观点）。
政策科学在学科性质上既是实证的，又是规范的。它将事实分析与价值分析并列，作为自己的两大方法论基础。政策科学可以说是关于一般选择理论或（公共）决策的研究，而选择或决策是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备选方案中做出，选择或决策则以价值（观）作为基础。因而政策科学不仅关心事实，要求对事实或问题做实证分析，而且更关心价值和行动，重视价值取向和价值评价。它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创造和批评有关的公共政策价值的知识主张，或推荐应该采取的行动过程。政策选择往往需要在公平、正义、平等、民主、自由、健康、幸福、财富、安全、和平一类的价值中做出取舍。选择哪一种价值，并不仅是一个事实分析的问题，而且更需要以世界观和价值观为指导，需要伦理推导与价值评价。
事实分析与价值分析贯穿于政策过程或政策行为研究的始终，包括从问题发现、问题分析到问题解决的全过程，涉及从议程设置、问题界定、方案规划、后果预测、方案的比较择优到政策执行、评估、监控和终结等活动环节。注重价值分析与价值评价，这正是政策科学区别于一般的经验科学的重要之点。
（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政策科学是一门以行动为取向的学科。政策科学将科学知识与公共决策过程密切联系起来，提倡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法，提倡一门能把科学知识和方法直接运用于改进公共决策系统及提高政策质量的新学科。政策科学既在实践中产生，又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和发展，可以说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政策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政策实践，它的目的和功能是提供政策相关知识，为政策实践服务。它要为执政党、国家或政府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的实践服务，它以发现、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为导向；而政策实践则为政策科学提供研究的场域以及政策实验基地，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与提供实践经验，检验政策科学理论并推动其发展。政策科学的目的不仅是了解和解释政策系统及其运行，而且要更好地影响和改造现实世界。
中国政策科学的学术话语体系建设要以中国的政策实践以及政策问题的解决作为立足点，在回应实践的关切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行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构建。必须善于用中国政策话语讲述中国的政策故事，用中国政策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现实的政策实践；并在政策实践中，加强政策相关知识在决策过程中的应用，发挥政策科学理论在政策实践中的指导作用，突显中国政策科学的问题导向以及应用性、现实性和生命力。
（四）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政策科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几乎与人类文明同样古老。在阶级和国家产生之后，公共政策总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是统治阶级或集团进行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基本手段。因此，不论是那个历史时代和哪个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总是他们首要关心的事务；而政策研究的经验和思想也随政策实践的历史发展而不断演化。伴随着近现代工业革命的兴起和经验研究的成长，政策研究或政策相关知识的产生逐步变成一种相对自主的、由它自己的特殊程序所指导的活动，并逐步建立在系统的经验数据的基础上，最终在20世纪中后期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领域。
政策科学的理论与实践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政策文化及其话语传统。现代政策科学产生之后，其学科范式、话语及话语体系也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特别是近二、三十年，国外政策科学出现了由实证主义（或现代主义）向后实证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转变——“后实证主义者强调公共政策的政治内涵与价值冲突”。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出现许多新的话语，如公共治理、政策网络、政策共同体、建构主义、性别、解构与批判、话语分析、公共能量场、制度理性选择、多源流、倡导联盟、中断-平衡、政策扩散、政策悖论、政策对话、政策论证、批判性评估等。
中国政策科学的话语建构不仅要关注当下现实的政策实践，而且要有历史分析的视角，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对中国公共政策的历史传统及思想遗产加以审视，促进中国公共政策历史传统及思想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五）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
话语及话语系统植根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及语言系统之中，各国或地区（区域）的话语系统的不同或差别是非常自然的事。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差异，各国的政策实践、政策制定系统及运行过程的内容和方式有别。因此，各国的政策科学研究必须立足于本国国情以及现实的政策实践和政策传统。
从政策科学的科学性角度看，政策科学反映了人类政策过程与政策行为的某些共性，揭示政策系统及其运行的规律性，因而它的某些概念范畴、理论原理、分析方法具有普遍适应性。然而，由于现代政策科学是先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特定的政策背景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包含西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内容及特征，带有非科学的、消极的成分，必须加以批判分析与辨别。
因此，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科学话语体系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有学者认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建构过程中，既不能割裂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的联系，用世界问题来裁剪中国；也不能过分强调中国的独特性，陷入“自言自语”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此提法适应于中国政策科学话语体系建构。
三
那么，应该如何突出中国政策科学的话语指向，推进中国政策科学的话语体系建设呢？基于上述几大关系的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几点思考。
（一）中国政策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
世界观和价值观是话语体系形成的基础。中国政策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政策和策略理论为指导。首先，作为我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国政策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准则；其次，政策和策略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政策科学的理论基础。因此，深入学习、研究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政策和策略理论就成为政策科学的话语体系构建的首要任务。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重视政策和策略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重大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许多著作（如《哥达纲领批判》、《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怎么办》、《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明确地阐述了政策和策略的含义，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政策和策略的基本思想，将政策和策略视为无产阶级政党行动的准则；他们论述了无产阶级制定政策和策略的依据，并阐明了无产阶级的政策和策略原则。
毛泽东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内容。毛泽东同志的名言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他的许多著作（如《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问题》、《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可以说是专门讨论了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毛泽东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涉及党和国家政策研究的原则和依据，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民主集中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抓主要矛盾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总路线、总政策与具体政策的关系，政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等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政策与策略思想丰富多彩。邓小平理论中的政策与策略思想包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改革开放的战略设计、“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路径选择，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事实求是，解放思想原则，重视政策试验（先试验后推广），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以及政策的成龙配套，形成有机体系，政策检验的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满意标准等等。
在新的历史时期，主席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政策与策略思想。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为首的新一届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观点、新论断、新思路与新 风格。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包含着丰富的战略、政策和策略创新思想。例如，关于战略和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指导思想、原则和方法方面，同志强调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强调全面深化改革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指出要善于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又如，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方面，总书记将智库建设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视之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我国智库发展相对滞后，应发挥更大作用；提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目标；要求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管理方式；要求加强智库自身建设，为中央的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
从价值维度看，中国政策科学话语体系还必须吸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由24字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和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追求。
（二）中国政策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实践维度
中国政策科学的学术话语体系构建必须着眼于当代中国政策实践的发展，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立足政策实践、表达政策实践，并推动政策实践发展。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政策实践，切实研究当代中国政策系统与政策过程；强化问题意识或问题导向，研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提出的重大政策问题；把握当代公共政策发展趋势，分析总结中国公共政策的实践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鲜活经验，发现、寻找、概括和提炼中国政策科学的本土化话语表达以及提出新概念、新范畴、新命题、新理论、新方法及新技术。在研究和解决现实政策问题中推进政策科学话语建构与理论创新，用新的话语和理论成果和引领新的政策实践。具体来说，包括下列三个方面的内容：
——立足于中国政策系统及其运行。政策系统涉及政策主体（政策活动者）、决策体制机制、政策客体（政策对象）、政策环境等因素；政策系统的运行体现为政策过程。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特别是社会发展水平、政治制度选择、文化传统基因等的差别，各国政策系统及其运行情况不同。例如，中西方的政策主体或政策活动者的构成因素、它们在政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发挥作用的方式，公共决策的体制机制（决策权力运行，决策程序与决策方式等），政策运行的具体过程环节等各不相同（我们在《政策科学》等论著中曾对此做过较为详细的比较分析）。近年来学界有不少对中国的政策系统及体制机制和政策过程及其基本环节研究的论著（如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绍光、樊鹏的《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胡鞍钢的《中国集体领导体制》等）。这是中国政策科学的话语体系构建的源头活水，必须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突出对当代中国政策问题的研究。中国政策科学必须以问题导向，并从问题意识到问题倒逼。顾海良认为，从“问题意识”到“问题倒逼”是经济思想的重要特色。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从“问题意识”到“问题倒逼”，既是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科学方法，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描绘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全面深化改革路线图，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个政策领域，涉及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简政放权与转变政府职能以及行政审批制度，财政体制、投融资体制、国有企业、农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教育及招生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医疗卫生、科学技术、计划生育、生态文明、司法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与发展的政策问题。
与此同时，新一届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创造出大量鲜活的政策实践经验。例如，近期国务院开展政策督查工作，全面检查政策落实情况。李克强总理强调：要打通政策措施贯彻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力破“中梗阻”，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推动政策措施尽快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并要求这次政策督察引入了第三方评估和社会评价。这是政策过程尤其是政策执行和评估的创新举措以及政府管理方式的创新。这些现实的政策实践给中国政策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丰富的理论源泉和经验材料。“政策督察”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过程环节，“政策督察”是中国政策科学独有的话语。
——注重总结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策经验和政策理论。中国共产党人一向高度重视政策和策略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把决策及政策的正确与否提高到革命和建设事业能否取得成功的高度来认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不断地探索并积累适应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及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的基础。在长期革命与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积累了丰富的政策经验，形成了许多政策研究的基本原则、理论和方法。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政策和策略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策经验的最高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科学话语体系必须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人所创造的政策经验、政策理论和方法。
（三）中国政策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传统维度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积累了丰富的公共政策的实践经验与思想遗产，形成了独特的政策研究文化及传统。
同志在2014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他说对历史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优秀的政策文化传统是建立中国政策科学话语体系的一个重要途径。
中国古代政策研究的成就辉煌，中华民族为全人类留下大量的优秀政策研究遗产。中国古代典藉不仅记载了历代统治者的治国方略或政策，记载了各种实际运用的谋略和谋术，而且也记载了政治家、圣哲贤人、谋士军师们对政策经验的总结及关于政策研究的思想和方法。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涌现了一大批与政策和政策研究密切相关的著作。诸子百家的著作中有大量治国安邦的至理名言；《孙子兵法》不仅是兵书，而且还是国策（虽然主要是军事谋略的研究，但也有大量的一般政策思想）；《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等不朽名著记载了许多政策研究的真知灼见；明朝冯梦龙的笔记文学作品《智囊补》记录了从先秦到明代惊心动魄的政策案例1238例。
中国古代的谋略谋术可以说是现代政策研究的先导，而谋士、智囊则是古代的政策研究者。在我国，辅助统治者审时度势、选择时机，进行政策咨询的智囊出现很早。上可追溯到夏商之家臣，西周之命士；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各据一方。诸侯们为独揽天下，纷纷招贤纳士，养聘食客。有识之士则挟术怀策周游列国。《史记?吕不韦传》记载：“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这些食客中有不少杰出智囊人物，他们为诸侯争霸立下汗马功劳。《战国策》专门记述了这些策士们的言论和行动，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政策研究及咨询的著作。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与政策相关的至理名言及成语，如“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等。
因此，中国政策科学的本土化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发掘、整理、研究和提炼祖先遣留下来的这些政策文化遗产以及话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赋予其时代内涵，实现中国政策研究学术传统的现代转换。
（四）中国政策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世界视野
中国政策科学的发展与话语体系构建需要突出本土化及其传统，采取中国立场、解决中国问题，发出中国声音；与此同时也需要具有全球视野，面向世界，开放包容，兼容并蓄，海纳百川。有如习平近总书记在2014年2月17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他强调“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中国政策科学的发展与话语体系构建既要研究中国的政策实践和政策问题，也要研究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政策实践和政策问题，并将两者联系起来，从全球的视野审视本国的实践；同样，对政策遗产及政策传统批判、继承和发扬，既要凸显本土的，也要关切全球的。
中国政策科学发展及话语体系构建应该学习研究和批判借鉴世界各国的政策经验和政策思想遗产成果。现代政策科学毕竟是先从西方先兴起的，西方的话语具有先发优势，而且迄今仍然居于主导地位。政策科学中既包含了科学概念、理论和方法的话语以及反映了人类政策过程的共性或规律性的话语，也包含反映西方政治制度及体现其意识形态的话语。因此，必须加以认真的分析、批判与鉴别。在中国政策科学的话语体系建设过程中，既要具备世界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继续紧密跟踪研究国外政策科学的发展动态与学术前沿，注意借鉴和吸收全人类包括西方政策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成果，又要防止盲目地照搬照抄其概念、理论原理和分析框架。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及现实的政策实践进行深入研究，批判、改造、消化和吸收其中的科学成分以及话语体系中的合理因素。
中国政策科学的话语体系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以探索的勇气与创新的精神，大力推进中国政策科学的话语体系建设。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公共政策的实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优秀政策文化传统，树立起全球视野或世界眼光，突显中国政策科学的话语指向，形成中国政策科学的术语、词汇（或语汇）、命题、原理、定理、推导、媒介和话语规则等，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政策科学的话语体系，提升中国政策科学在世界学术界上的话语权。
社会政策研究论文篇6
摘?要： 高等教育研究的社会责任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基于高等教育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以及问责制的影响，高等教育研究应负起社会责任。为制定和宣传政策服务、探寻实践中介和直接服务实践以及研究、应用理论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其挑战及时提出预测、预警是高等教育研究应承担的具体社会责任。研究者要不断学习，提升理论修养，这是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研究者要加强自律，学术共同体也要对研究者实施他律，如此研究者履行好社会责任才能落到实处。关键词： 高等教育研究；社会责任；时代命题中图分类号： G642.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8381（2012）06—0001—05
一、 为什么要探讨高等教育
研究的社会责任??（一） 高等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使人们关注高等教育研究的社会责任???? 从历史上看，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的关系呈现出一幅由远到近、由松散到紧密的图谱。农业经济时代，生产力低下，生产技术简单，社会对大学很少有直接要求，大学游离于社会发展之外；工业经济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高等教育的参与，但仍以资金、土地、能源、设备为决定要素，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虽然建立了一定关系，但不紧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大学由过去处于社会边缘位置，逐渐变为社会的中心，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大学“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这一功能正逐渐凸显出来。因而，引领大学发展的高等教育研究的社会责任也就为人们所关注。???? 高等教育研究的社会责任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层面，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必然反映并影响高等教育，这要求高等教育研究者要负起预测、预警的责任。例如，2007年发生了席卷世界的金融风暴，这场风暴也影响到高等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规避高校投资的风险，如何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等浅层次的问题就需要研究，深层次的问题则有高校专业结构调整、课程教学改革等，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有关于人文素质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等。这些深层次问题的研究，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不仅关系到高等教育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问题，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也会发挥作用。就此而言，高等教育研究对经济社会的改革和发展必须负起预测、预警以及评论、咨询的社会责任。当前欧盟在制订走出后危机时代的《2020年战略》，教育和培训被认为是走出后危机时代的主要战略手段。这实际上就表达了欧洲有识之士的一种认识：教育研究、包括高等教育研究需要负起社会责任，对教育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负责。???? 第二层面，大学起着“引领社会”的功能，如何发挥好这个功能，需要高等教育研究负起社会责任，这是更高层次的一种理想追求。大学对社会的引领功能既表现为显性状态，也表现为隐性状态，前者如发明一项新科技，提出一个新方案，推动社会发展；后者如孕育一个新思想，树立一种新风气，“润物细无声”地化人。例如，就是从大学中开始的，的科学与民主，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作用深远。就此而言，高等教育研究必须研究如何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引领社会发展的功能，这也是高等教育研究者的社会责任。???? （二） 问责制在各行业的展开和实施引发了对高等教育研究社会责任的关注???? 问责制是西方民主国家的一种行政制度，用以制约官员的行政权力，称为行政问责制；之后，它也用于制约企业高管人员的经营管理权力，称为企业问责制；再后来，又延伸至其他非政府组织。从世界范围看，问责制在一些国家也存在于高等教育领域。中国近年来有些省市和部门开始制订了有关领导干部问责的规定。200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室颁发了《关于实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正式建立行政问责制。在这种情况下，问责制也开始影响了我国的高等教育学界，开始有人写文章介绍、讨论高等教育问责制。???? 问责是与权力相应的。问责的责，是在行使权力中应当负起的责任或具有某种权力应当承当的责任，包括拥有某种权力而不作为的责任。理论研究工作者，既无行政权力，也无经营权力，因此，不在问责制的范围之中。但是理论研究者，面向社会，是否也应负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回答是肯定的。当然这种社会责任的性质，不同于问责制的责任，而是一种道德理性的责任，是一种自我的问责。理论研究者，包括高等教育研究者之所以需要有这种问责，理由十分简单：一是研究者是以学术研究为业，为保证这种研究的进行，国家和社会赋予了他学术自由的权力，并在法律、制度上提供了保护，相对应地，他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和道义；二是作为学者，他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的是社会良心的角色，应当代表着真理而不代表任何的利益集团，对经济社会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评论、建议，引导着社会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因而他必须有自我问责的意识和责任感，自我审视有无尽到社会责任。
二、 高等教育研究应负什么社会责任???? 从不同的视角、立足点和层次，可以对高等教育研究的社会责任作多样化的探讨。这里仅从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提出高等教育研究应负的社会责任，其具体的责任表现为三方面：???? （一） 从研究与政策的关系说，为制定和宣传政策服务???? 高等教育研究人员不能蜗居于象牙塔内自得其乐，而应面向社会，为国家服务，这是研究人员不可推卸的使命。具体而言，协助政府制定政策和宣传政策是服务社会和国家的任务之一。在制定政策方面，需要摆正理论与政策的关系：政策来源于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理论，而不是理论来源于政策。换句话说，政策制定要有科学依据，而不能靠“拍脑袋”来制定政策，政策制定的依据是经由实践检验的理论，而非政策是理论产生的依据。制定政策要多听取群众的意见，因为群众是利益相关的实践者，而理论工作者应当善于从群众的实践基础上提出理论，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这就是“从群众中来”，集思广益，所制定的政策才能比较全面、系统，符合实际，为群众所欢迎。以往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忽视这方面的作用。值得高兴的是，最近几年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例如《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制订工作就广泛地征求了广大群众的意见，包括教育理论工作者的意见。对这一《规划纲要》，各方的反映比较满意。至于宣传政策方面，研究人员的责任包括解读和评论政策。解读政策时，研究人员不应该只停留于讲好的方面，对于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也应善意提醒，因为一项政策的出台往往包含着正向和负向功能，关键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正向功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负向功能的影响，所以研究者应主动积极地提供一些规避负面影响的策略和方法，从而更好地保证政策执行到位。此外，研究者评论政策要客观、公正，怀着善意去评论政策，以推动实践更好地发展。???? （二） 从研究与实践的关系说，负有探求实践中介和直接实践的责任???? 在我国，就宏观的教育理论而言，一般要通过政策作为中介才能较好地转化为实践，这样，就要求研究者主动探求中介。“如何把抽象的、一般的理论转化为具体的、特殊的实践，其中有众多条件和中介环节，就好比工程技术研究试制成功一项新产品后，如果要进行大批量生产，必须具备种种条件，包括工艺流程、生产设备、材料供应，以及生产成本的核算，等等。哪一个条件不具备，比如没有适当的新设备、没有所需的原材料，或成本太高不合算，等等，新产品虽然很好，也不能投入大批量生产，只能停留在在样机或样品上。能不能解决生产条件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一般需要经过小批量的中间生产（或称中试）。”因此，需要研究者探求中介，呼吁、建议制定有关政策，为教育理论转化为实践创造条件。而就微观教育理论研究成果而言，大多不需要通过政策便能转化为实践。例如，高校课堂教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可以直接应用于实践，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就应该直接参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研究成果。就宏观和微观的教育理论成果的数量而言，后者多于前者，但往往进入不了教育领导管理部门的视野，也很难得到教育研究规划的立项与资助。近些年，这种情况有所好转，政府部门逐渐重视了。借助这种良好环境，研究者应该加强对微观的教育理论方面的研究，并努力将成果转变为实践，直接参与实践。???? 作为高等教育研究者，研究工作为制定政策服务或者直接为教育实践服务，都是我们的社会责任。最好能够将两者结合起来。例如，承担《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重大项目和参与改革试点，既提供政策延续的理论指导，又或多或少可以直接转为教育实践。???? （三） 从研究与应用的关系说，要研究、应用理论并进行预测、预警???? 理论的探索是研究工作的社会责任，理论的应用也是研究工作的社会责任，可能是一种更为现实和更为重要的社会责任。就高等教育而言，这种应用的社会责任表现得更为突出。这是因为，“过去根据经验就可以解决的政府、企业、农业、劳动、原料、国际关系、教育、卫生等等问题，现在则需要极深奥的知识才能解决。而获得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知识和人才的最好场所是高等学府。”高等教育被赋予推进国家富强和社会发展的使命。而我国当前处于高等教育大发展阶段，在此阶段高等教育面临着一些世界性的共性问题，也面临着一些中国独有的问题，前者如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公平问题，后者如独立学院的举办和转制问题、民办高等教育分类管理问题。这些问题强烈要求应用理论进行指导，要求结合中国本土化情况进行解决，从而使高等教育发展更快地向前推进，而不至于发展受阻。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一些本土化问题的解决往往很难按教育理论的理想状态进行，因而强烈要求探索针对性的应用策略，就此而言，也反映出一种格外强烈的应用性要求。例如，对于民办高等教育分类管理，“营利”与“非营利”的二分法在逻辑上是周延的，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可以行得通，但是就我国实际情况看，由于特殊的国情以及相关政策不配套，目前就不能硬性要求民办高校在“营利”和“非营利”间作“选边站队”，如果强制执行就可能打击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利于高等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因此我们主张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管理应该存在第三条道路。???? 此外，在教育理论探索上有所创新并确认为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与可行性不容易，而运用教育理论解释教育现象、解决教育问题，并具有一定的预见性也不容易。客观地说，关于金融危机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和预见不足，从而不能预为之谋就是我们研究者所应当自我问责的。在今后，如何运用理论去预测、预警将是摆在研究者面前一个难题，也是一项重要的使命。
社会政策研究论文篇7
论文题目：X市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一、选题的依据
(1、选题所属研究领域;2、选题的应用价值;3、国内外相关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一)课题所属研究领域
1、论文选题属于公共管理领域，具体研究范围是X市农村社会稳定问题。
2、论文中的概念界定：
所谓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指乡镇和涉农街道区域内的社会稳定问题。
(二)课题的应用价值
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当前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关系到国家发展大局，就是所谓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村的社会稳定一直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也是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难度最大的一项任务。特别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出现，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加快，我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呈现复杂化和尖锐化的特征，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农村社会稳定出现了新变化、新情况，加之全国各地政策、管理模式、风俗习惯、群众素质基础等各不相同，社会稳定问题也有其差异性，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已成为当前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看清现象，剖析案例，查找原因，研究对策是实实在在做好农村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
(三)国内外研究概况发展趋势
1、国内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农村社会稳定问题一直是国家和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专家和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社会和政府管理问题，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由于城乡二元经济构的形成，由于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由于农村资源的争夺，由于农村民主进程的推进，给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了新问题，农村稳定问题成为各级政府研究的重点问题，专家学者也发表了很多关于农村稳定方面问题的学术研究报告，主要研究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农村地区不稳定因素的主要表现及原因。表现在体制机制问题、基层组织建设问题、群众自身素质问题、社会管理问题等;二是解决农村地区社会稳定问题的主要对策和建议，要在教育、普法、信息、政策、管理等方面下功夫。
2、国外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在发达国家维护社会稳定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有技术性的方面，也有体制性的方面。他们的社会矛盾大多集中在某一特殊问题，直接由基层引起的社会问题较少，针对社会的突出矛盾，集中研究和采取对策。由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的不同，从经济上、贫富差距的解决上来看，社会保障是影响到社会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过建立相对健全制度来缓解社会压力。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参差不齐，社会问题也各有不同，总体上还是在保证政权稳定的同时，处理国内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
二、研究内容和方法：
(1、选题的学术思想、特色和预期达到的成果和水平;2、研究内容要解决的实际问题;3、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进度计划)
(一)选题的学术思想、特色和预期达到的成果和水平
1、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摆在市乡两级政府面前最棘手、最普遍的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分析社会稳定因素，有解决矛盾普遍性方法和针对性方法。
2、本论文的特点是针对性、可行性和应用性。一是论文针对X市农村的社会稳定问题进行分析，具体对X市农村社会稳定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索，并针对X市社会稳定问题提出对策。二是论文可行性是在通过最具X市代表性的L镇社会稳定问题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剖析和总的基础提出来，具有现实可行性。三是论文中既有社会稳定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又对当期和今后一段时期社会稳定形势做了分析，在此基础提出的对策具有实际应用性。
3、本论文从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入手，列出社会不稳定因素，合具体乡镇特点，分析原因，找准对策，为进一步引起各级政府对农村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视，为今后X市政府和维稳部门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二)研究内容及解决的问题
1、论文主要研究农村社会稳定问题，包括农村社会稳定的意义，不稳定因素及分析原因，解决方法，确保社会稳定。
2、论文目录
(三)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
1、技术路线
2、技术措施
(1)文献法：对国内外相关文章进行搜集、阅读、整理、分析。
(2)座谈法：访谈相关街道、乡镇、部分村的书记，就农村稳定、工作进行讨论、交流。
(3)调查法：查找相关维稳及政府组成部门在稳定工作中的文件和做法。
(四)进度计划
20xx.6-20xx.9论文开题报告与文献综述
20xx.9-20xx.11问卷设计、发放、收集整理、数据分析
20xx.11-20xx.1完成论文前三章，论文中期检查
20xx.1-20xx.4完成论文初稿
20xx.4-20xx.5修改论文初稿，论文预答辩
20xx.5-20xx.6论文审查、修改，论文答辩
三、开题条件(根据专业学位情况填写)
(一)学术条件
本人1995年参加工作以来十五年在乡镇、街道工作，做过一般办事员、副职领导和主要领导，几乎每天都从事农村维稳工作，了解、思考、探讨、决策过农村稳定工作。2011年参加了大连理工大学MPA学习，已读完该专业的全部课程，掌握了一系列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知识，具备了一定的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导师H教授从事公共管理和哲学教学和研究并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在H教授的指导下，使我具备了撰写论文的学术条件。
(二)设备条件
课题具备研究所需要的计算机、网络设备、打印设备等硬件条件。
(三)经费概算和落实情况
研究所需费用已落实。
四、文献综述和调研报告(要求3000字以上，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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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研究论文篇8
关键词：社会资本；环境政策；影响；研究进展
生态文明是我国的建设目标，在此过程中，不仅要关注经济和制度层面，亦不能忽略社会文化的积极作用，以及经济、制度与文化的协调发展。社会资本的深层内涵是文化积淀，是文化不断积累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结构，被称为“无形资产”，是能影响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力量。过去十年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源管理的研究显著增加，且Brechin（2007）认为集中于社会资本对公众特性、社区或公众社会特性以及自然资源管理等的影响。目前研究则使用社会资本的多维度概念并与环境政策有效性相结合[1，2]，即“社会资本”被引入环境科学领域，尤其是环境政策和管理[3]。且主要集中于社会资本对不同类型的自然资源管理的影响和特定环境行为两方面。而关于社会资本与生态保护、环境可持续性的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比较少见。本文主要综述英文期刊文章，从社会资本入手，关注通过行为和态度分析来揭示社会资本对环境政策实施和评估阶段影响的已有研究，回顾已有实证证据，把握研究进展，揭开经济、制度与文化的内在关系“黑箱”，指出需要深入探究的方向，不仅对社会资本理论本身，还将对改善并利用社会资本提高环境政策，尤其是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提出Anderson（2006）认为社会资本对环境政策实施有效性的影响来源于公众态度的重要性，因此，本文的环境政策主要针对公众行为，不包括其他类型环境政策的分析。
1 环境问题及政策下的社会资本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以自身研究问题为基础，从社会资本某一角度出发分析其作用机制。Turner（1999）针对不同目标，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引申和解读社会资本。其中微观和中观层面研究个体与社会网络结构，而宏观层面不再关注社会资本内部，而是研究如何将社会资本嵌入政治、经济和文化系统中，以及嵌入后的作用，用来解释国家或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
对于环境政策的实施过程需关注中、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更需特别关注政策影响区域的居民群体及个人。因此在环境领域，Pretty（2003）一般将社会资本分为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三方面，兼顾群体与个人对政策的影响。而Jones[4]在社会资本与环境政策实施的关系研究中根据前人研究结论，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由社会信任、制度信任、 遵守社会互惠规范和参与社会网络四个主要因素组成的多维概念。其中：社会信任是基石，指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可被分为普遍和特殊信任，普遍信任指对一般其他人的信任，而特殊信任指对特殊社会团体（如家庭、朋友、邻居）的信任；制度信任指对存在于社区中的机构（如政府和司法系统）的信任；遵守社会互惠规范指影响社区功能并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正式和非正式社会规范；参与社会网络指在社会网络背景中公众的活跃度，即个人参与正式和非正式社会团体及行为者之间的联系。此外各组成部分密切相关，如社会信任影响社会网络的密度和遵守社会互惠规范。
2 社会资本对环境政策影响的实证研究领域
近年来社会资本与环境问题之间相关性研究不断增加。早期验证性研究，如Flora（1995）社会资本与农业问题、Beall（1997）固体废弃物管理、Bebbington（1997）可持续管理和农村集约化间的关系，以及随后的研究均表明社会资本与自然资源管理之间存在重要关系。且已有研究[5]表明增加公众之间的社会资本对改善自然资源管理行为起重要作用。总结已有研究发现，虽然关于社会资本与环境政策关系的实证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且数量较少，但已涉及环境多个领域，包括土壤保护、家庭固废管理、水资源保护（用水问题）、海岸管理、保护区等，然而研究层面和深度存在差异。有些只是探究了社会资本与环境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些只是说明社会资本对环境政策有影响，少数开始从某一方面探究社会资本及其各要素对环境政策影响的内在机理。为体现社会资本与环境政策由浅入深的实证研究层次及目前的热点研究领域和发展趋势，文章如下总结梳理已有实证领域的代表性研究及其主要结论。
Cramb[5]以菲律宾为例研究发展中国家社会资本与土壤保护问题的关系，研究发现在那些建立了土地保护小组的社区，联结式社会资本明显很高；另外，土地保护计划从整体上来看还创造了另一种有价值的桥接社会资本存量，这又反过来提高了人们对一些农业措施的接受意愿。
Jones等[6]通过分析与固体废物管理政策相关的社会资本对公众行为的影响，探索社会资本及其各要素与家庭固废管理政策（强制与自愿回收）的关系。结果表明，相比其他社会资本因素，在自愿回收情况中社会信任是最重要的解释因素，而遵守社会规范是是废物监管方案中最重要的社会资本指标，社会网络不能解释强制废物监管方案中的任何一个行为。总之，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有助于理解环境政策实施中的公众行为，但社会资本各组成要素的作用可能取决于实施的政策工具。
Jones等[7]考虑水资源消费的不同环境政策工具所强加的限制以及对有效性的认知水平，首次探讨公众对水资源保护政策的认知以及社会资本对认知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资本与公众的水资源消费政策认知水平密切相关。Bisung等[8]研究解决水和环境卫生问题时社会资本和集体行动参与率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建立社会资本投资对解决共同的环境挑战的集体行动起促进作用。
Jones等[9]分析社会资本的各组成部分（社会信任、制度信任和社会关系网的类型与密度）对于海岸管理政策的影响，认为社会资本会影响公众对政策实施的非经济性社会成本和效益的感知，进而影响公众对海岸管理政策的接受度。
Jones等[10]对比两个国家公园，检验当地居民对保护区管理三种拟定政策即政府规制、市场化机制、参与式的看法，探究影响居民感知的社会资本因素。结果发现，居民能够从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中获取更大的收益，相反采用政府规制带来的收益较小。社会资本对三种拟定政策下的收益感知都有正向影响，且社会信任以及制度信任水平越高感知收益越高，而社会网络对公众的看法不具显著相关性。
除上述研究领域，近几年学者们开始关注社会资本对环境经济政策的影响，尤其是生态补偿政策。Chen等[11]从社区层面以中国卧龙自然保护区为例首次量化分析社会规范对生态补偿有效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社区层面的社会规范对保护项目的再次参与有显著影响。Corbera等（2007）认为社会资本是影响生态补偿结果的一个关键因素。Krause等（2013）认为加强社区组织和社会网络可以使生态补偿产生更积极的结果。Bremer等（2014）也认为较强的机构和组织是生态补偿项目成功的重要前提。
3 社会资本对环境政策实施及有效性的影响机制
Jones[4]认为环境政策的实施往往伴随着个人日常习惯的变化，因此环境政策的有效性在较大程度上被认为取决于公众的接受与合作水平。自社会资本被作为解释变量引入环境政策问题，大多数研究强调社会资本无论是在个体层面还是在集体层面都会影响环境行为，进而影响环境政策实施。相关研究亦表明社会资本能显著影响环境政策实施相关的环境责任行为。尽管与环境可持续性相关研究已讨论了社会资本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但对社会资本各要素如何影响环境保护政策实施及其有效性的关注相对欠缺。梳理总结已有理论及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环境政策实施及有效性影响的内在机制主要以下三个方面分析。
3.1 社会资本通过环境责任行为影响环境政策有效性
基于社会资本各要素的积极作用和要素间的关联性，Jones[4]提出一个主要假设：更高水平的社会资本有助于自然资源管理。
（1）社会信任与以相似方式保护公共利益的社区其他成员的感知相关。因此，环境政策实施期间，社会信任水平将影响社区多数人遵守新规则与合作的感知，从而影响个人行为。
（2）制度信任与对环境政策有效性水平和负责人员合法性水平的认知以及法律和秩序体系的外部控制有效性相关，且会影响环境问题相关信息接受度和可靠性认知，从而影响环境行为[1]。
（3）社会规范会影响个体间内部控制的运行及其有效性，从而影响环境负责行为，尤其是对政策不关心的公众[1]。
（4）社会网络起信息渠道作用，传播环境政策施行的可能性收益和成本的知识[1]，从而对政策实施产生影响，且密集的社会网络对提高公众参与和环境问题认识有重要意义。
3.2社会资本通过非经济社会成本与收益感知影响环境政策公众接受度
Jones[1，2，3，6，7]通过引入感知到的非经济社会成本与收益探索社会资本与环境政策及其实施之间的联系。非经济的社会成本指环境政策运用期间施加在公众日常生活中的限制。如国内废弃物处置时间的法规和保护区内的活动限制。社会效益是指伴随环境政策的积极影响，主要与环境保护和生活质量相联系[2]。如水和空气质量的改善以及使用自然资源的休闲娱乐活动的增加。社会成本和收益可能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社会资本。拥有高存量社会资本的公众可能会感知到更高的社会收益和更低的社会成本。这是因为社会资本在环境政策实施期间对个人认知有显著影响。如命令控制手段可能会对个人施加显著限制，与其他基于自愿参与的政策手段相比可能被视为具有较高的社会成本[1]。但受社会资本各要素影响，如制度信任影响预期有效性的感知，成本和收益将呈现个体差异。即社会资本各要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环境政策施加的社会成本和预期收益的不同感知[1]。
社会成本和收益可能会影响个人对一项环境政策遵守或配合的决策。环境政策运用期间感受到更高社会成本的公众预计更不愿意遵守和配合环境政策；而感受到显著的高收益的个人预计会更支持，从而更愿意顺应其提议的变化[1，2，9]。对于社会资本、非经济社会成本与效益以及环境政策接受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可用图1来表示。
3.3 主观规范通过影响行为态度、行为控制知觉影响政策参与意愿
Home等[12]定性研究瑞士的低地农场生态补偿区的实施动机，表明农民的动机与行为之间关系复杂。Home指出无论是财政激励还是直接利益预期都将形成一种行为态度，从而影响参与决策，此外，农民们之间的公平心激励他们遵守主观规范[12]。Siebert等（2006）通过对农民态度的构建和分析发现四个因素影响农民行为，包括农民的参与意愿、农民的参与能力、一般的社会影响以及政策结果。而Ajzen（1985）的计划行为理论将这四个因素全部包含，它是一种对行为意向的预测模型，说明态度和主观规范相结合导致行为意向。已有研究证明社会资本通过非经济的社会成本和收益感知影响政策接受度，其实质是社会资本影响人们对政策制度的障碍感知。此时态度和主观规范不足以解释行为意向，因此计划行为理论将行为控制知觉包含进去，是对实施行为和期望结果的能力自信。Ajzen[13]认为良好的态度和社会规范给予行为一个足够程度的实际控制，当机会出现时，人们可以预期实现他们的行为动机。由此，在社会资本与环境政策之间引入计划行为理论的因素，可以分析如何用社会规范来说服公众以及如何用行为控制知觉来调整或消除政策带来的感知障碍[12]。
4总结与展望
社会资本作为解释变量已被引入众多科学领域，且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显示，以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为核心要素的社会资本对自然资源管理、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具有一定程度影响。但就社会资本与环境政策问题研究的领域来说，目前两者之间关系研究刚刚起步。文献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环境政策实施及有效性的影响机理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主要从三个角度入手。
社会资本通过环境责任行为影响环境政策有效性。社会资本的存量越高，公众在环境政策实施期间的遵守和配合程度越高，社会资本可被视为影响个人环境责任行为的重要参数之一。而且，根据更深入的文献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是通过个人的非经济社会成本和收益感知来影响其环境责任行为，进而影响环境政策实施的。
社会资本通过非经济社会成本与收益感知影响环境政策公众接受度。文献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是通过改变行为主体的预期、行为方式以及成本和收益的感知，并非直接通过市场方式改变行为主体的经济成本和收益来改变行为主体的行为，进一步影响行为主体的收益。Jones在这方面的理论分析尤为全面和深入，但缺乏引入中介变量后的实证研究。
主观规范通过影响行为态度、行为控制知觉影响政策参与意愿。但已有研究没有考虑到社会资本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即网络会影响规范和信任，进一步通过引入计划行为理论对行为的影响，解释社会资本对环境政策的实施和有效性。
综上，国内外关于社会资本与环境政策之间的关系验证，以及社会资本对环境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及其机制的研究相当缺乏，有很多内在影响机制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探索和实证，其研究还存在相当大的空间。具体地，社会资本及其各要素对环境政策的影响在一些领域得到了实证；社会资本通过哪些中介因素影响环境政策的接受度和实施有效性在理论探讨上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还缺乏实证。另外，大多数研究成果尚未将社会资本与相关中介变量因素耦合的整体研究框架用于探讨环境政策绩效问题。以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为核心要素的社会资本对环境政策绩效的影响，具体地各要素之间关系或各要素的不同特征（网络密度等）在影响环境政策绩效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在中介变量作用下，社会资本对环境政策绩效能否真正发挥其影响及其相应的影响方向、影响路径、影响程度恰恰是当前研究领域的缺憾，未来研究的发展空间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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