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论文范文

中医学论文篇1

历代医家在中医学教育实践中对人才的选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早在《黄帝内经》就指出不同水平的中医人定位“圣人”、“上工”、“粗工”等;至南朝阳泉《物理论》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历代医家对于中医学人才培养的观点，大多集中在医德和医术两方面，作为一名优秀的中医人才，首先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其次是掌握精湛的医疗技术。清代云南医学堂对中医人才的选拔上就认为“则医也者，明天道，达人事，关人祸福，司人性命，本其灵明之天授，极其心志之艰苦，而后能为之。岂愚鲁之质，薄弱之材，贪诈之夫之可尝试期间乎?……反以稚鲁而有妄想，以鄙诈而有希冀，以浮泛而治学力，以矜夸而见孟浪，以刻薄而少体恤，以计巧而取财物，有是六者，决不可以入斯门。……苟无聪明之资，勤苦之力，影响者多，心悟者少，不茫然自欺，必悍然不观矣。……果有聪明之姿，诚实之诣，仁慈之德，勤苦之志，活泼之机，充满之学，备此六者而后可也。”这些均显示出医学堂对于人才培养提出了极高要求。第一，自医圣仲景就提出中医乃“玄冥幽微，变化难极”的专业，“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

遍览我国传统中医教育不难看出，中医学不是寻常人所能从事的职业，没有足够的悟性，达不到精深的水平，便不能委以救死扶伤的重任。第二，对名利物欲不可贪求，殚精竭虑研究医术，对身患疾病的大众均应一视同仁，达到淡泊的境界。第三，身怀一颗仁爱之心。《黄帝内经》云“圣念慈悯，欲济群生。”南朝阳泉也曾说过“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这也是中医执业者所必须具备的优良品德。第四，勤勉不倦的毅力，孔子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身为中医人，理应有着持之以恒的毅力和对中医学的热情及严谨的工作态度。第五，对于中医习医者要求心思灵变，不仅要遵循法度，更要富有创造力，不拘泥于古。“医之为术，全赖心思转变，刻舟求剑，终无一验也。”注重加强思维能力的培养，临症时做到胆大心细，心圆志方。第六，具备丰富的文化修养，全面的临床知识。《黄帝内经》最早提出为医者应“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完整的学习中医知识理论，切忌追求片面，做到“勤求古训，博采众方”。

2医学堂立志有恒、以德统医的中医德育观

医学堂专用教材中没有单列出关于医德品行教育的专卷，而是将医德品行教育贯穿于各门课程之中，书写于诸多卷教材序言之中。据笔者统计，在20个序言中(其中卷九序已佚)就有14个序论述了从医者所应具备的医学品德。例如:卷八序中“为之医者，其将淡以寡欲，静以和神，智以养机，仁以处物，庶几不干天地之和，而能立万物之命也乎!”卷十七序又云“故凡学者必以正心术，济民命为重。”卷十八序“近世术士，铁骨石心，无恻隐羞恶动于中，玉屑金箔，胜布锦菽粟之致其用，无补饥寒，生人奇病。其贻害于人也，虽不觉其获罪于天也，其可幸免乎。”卷十九序中“古之学者内欲不出，外欲不入，勤力苦心，周知百物，是以精神蕴蓄，智慧清明，体含巨细用该本末。”

卷二十序中的“勤苦则五行备……清俭则五事适……合顺则五性调……学者自信而信天，信天而活人，此方为仁术也。”以上诸多序中显示出医学堂立志有恒、以德统医的中医德育教育思想不仅与人生观、价值观、社会观融合一体，同时注重个人的修身养性。主张淡泊名利，不做“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之士，将更多的精力用来关注民众疾苦，探究实用的医学知识。社会在高速发展，只是一味照搬国外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却没有与自身国情相融合，曾为国人生命健康保驾护航的中医就出现发展凝滞、遭受质疑等尴尬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更应充分的挖掘古代相关医学史料，做到以史为鉴、以史启智，找寻中医自身的发展规律，走出中医自己的特色道路，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医学论文篇2

传统的教学方式是教师通过理解准备教材内容，然后用语言系统地、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向学生传授知识。学生则通过听讲，把讲授的知识加以理解，在大脑中形成自己的认识并保存起来。这种方法是我国各级各类医学院校最常用的教学方法，在教育教学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当前这个注重能力和综合素质培养的时代，在知识内容飞速更新与膨胀的时代，这种教学方法的弊端与不足显而易见。教师单向输送知识，学生的主动性不被调动；提供结论性知识，学生独立思考则少，因此学生记忆效果差。我们在教学中应使用现代化医学教学手段，应用投影仪、幻灯片、微视频、录像等多媒体技术将庞大、复杂的医学知识，直观地介绍给学生。解剖学是学好骨伤科最基本的课程，通过现代化数字技术，可以将人体骨骼的形状、位置；肌肉的起止、作用；血管、神经的走形清晰地显现出来，这种直观教学法图文并茂、声形兼备，有利于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和创造力的培养。有时教科书上大量繁琐的文字只需几张简单的彩色图片或是一个简短的视频就可以清晰地呈现，这对学生理解复杂深奥的医学理论与运用实践技能十分有利。通过多媒体教学还提高了知识的灌输效率，使捉襟见肘的学时得到高效的利用。我在教学中还常常使用情景教学法。临床骨科经常遇到危急的患者，在步入临床前思想和技术上的准备对学生来说非常重要。所谓情景教学就是根据计划好的教材内容，有针对性地模拟在某种情景中出现某种状况，造成某种疾病，然后根据所学知识恰当处理。这种模拟可以分两种方式，一种是教师模拟某种疾病，然后让学生们来诊治；另一种是提前将学生分组，每组模拟一个情景和一种疾病。这样的方法不仅可以让学生积极地预习将要学习的内容，还可以将学习者引入医学实践，通过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多向互动来探讨医学知识，提高学生面对真实临床情境的决策能力和行动能力。这种方法一定程度上转变了教师和学生的角色，无形中锻炼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情景模拟更接近临床，学生除了体会医生的感觉还能体会病人面对医生的感觉，解决了理论与现实脱节，使实践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2对学生医德的培养

医德的重要性在我国医学发展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最典型的体现就“大医精诚”。所谓大医精诚，就是出色的医生必须具备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品德，精指医术，而诚指医德。早在《黄帝内经》就有“天覆地载，万物备悉，莫贵于人”的记载，肖纲《劝医论》写道：“天地之中，惟人最灵。人之所重，莫过于命。”药王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有：“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记述。这些古文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生命是天地万物最珍贵的东西。从古至今对人、对生命的高度尊重就是医德的最基本体现；除了尊重生命，我国医务人员医德规范还对医生提出：时刻为病人着想，千方百计为病人解除病痛；尊重病人的人格与权利，对待病人，一视同仁；文明礼貌服务，态度和蔼，同情、关心和体贴病人。廉洁奉公，不以医谋私；为病人保守秘密；互学互尊，团结协作；钻研医术，精益求精等要求。可见一个高尚的医生，不仅要遵循我国社会所有道德标准，还应该对自己有更高水平的要求。然而，目前我国医学院校的课程安排中，没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医德方面的教育。医学生们将来面对的是患病的人群，所以医德、医术对于一个合格的医生来说同等重要。成为一个好医生，先要学会做一个品格高尚的人。我们在日常教学中，教师首先应把医德教育始终铭记在心，时刻提醒和教导学生们对医德的重视，让学生们感觉到医生这个职业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自豪感。在这样潜移默化的培养中，医学生们的医德和素养自然会得到提高。

3临床实习

临床实习对于教育教学来说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秉承的宗旨是：在基础理论的教学中充分融入实践，在临床实践时用规范的理论知识做指导，加强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强化基本功训练，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奉献精神，保持较高水准的教学质量。有些学校把教育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作为教学观念之一，我认为这在医学教育上并不可取。我们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医疗服务不应该和经济收入挂钩，这样才能保持医疗本身的纯洁性和高尚性。我们在临床教学中将学生分为几组，然后分配给临床带教医师，采取看病与讲授同时进行的方法，通过对临床的典型病例讲解，强化课堂基础理论知识，并尽可能弥补书本上的不足。课后我们分别与临床教师和学生进行讨论，从临床带教医师我们可以了解到基础理论教学存在哪些不足及与临床不符或脱节的地方；从学生那里我们可以了解临床带教医师是否应用了规范化理论进行教学，然后对临床带教医师有针对性的指导，以便为今后的临床教学提高质量。这种方法不仅使学生对患者、对疾病有了直观的认识，也让基础理论课教师从带教老师那里了解了学生理论知识掌握的情况，还从学生那里提高了临床带教的理论规范化，可谓是一箭三雕。

4考核

以往采取的考核方式有不合理之处，即理论考核、平时成绩以7∶3的比例分配，而对临床实践及课堂模拟实践的考核往往忽略，这种重理论轻实践的考试方式，会让学生学习的重点偏向书本理论，结果可能出现学生基本理论知识掌握得好，但是临床动手能力很弱这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骨骼、关节、肌肉等运动系统疾病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作为一名医学学生，不论内科还是外科都应对骨科的基本知识及常见疾病有一定程度的掌握，这才是我们教学的最终目的。因此，笔者认为，对该课程的考核应分为理论和实践考核两部分，各占50％的比重。理论考试即采用传统期末答卷考试方法，包括单选、多选、简答、论述等题型。实践技能考核则重点考察学生的基本技能和动手能力，以课堂模拟实践和临床实践的表现综合评分。最后这两个分数相加得到该门课程最后的成绩，这样即能考核理论学习的成果，又能提高同学们对实践的重视程度。

5结语

总之，我们中医骨伤科学的教学目的就是让学生尽最大程度掌握骨科医学知识，学以致用，从实践中进步和提高，这也符合中医骨伤科的发展史，我们要让中医骨科代代相传，在世界骨科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中医学论文篇3

在中医现代化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的今天,从儒家文明中找到中医学自身发展的科学精神,并作为指导今后中医现代化的发展走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儒家文明的科技思想,其中不少就有先进及闪光的一面,“格物致知”便是其一。本文就“儒家文明的格物致知、儒家文明的格物致知与中医学、中医现代化需要格物致知重新崛起”等命题与同道们展开讨论,但求争鸣与共鸣。

1儒家文明的格物致知儒家文明是中华文明发展成熟的标志。儒家不主张对自然做那种穷究底蕴的形而上学式的思考,“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惟圣人为不求知天。”“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但儒家不否认人具有认识自然及其规律的能力,“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疾。”朱熹注孟子这句话时说:“德慧者,德之慧;术知者,术之知。”“德慧”,即人天生具有的知是知非、知善知恶的道德理性;“术知”,则是人认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对未来发展作出预测的能力“,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顺应自然),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1]。人因为有“术知”这种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因而可以根据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推算出千年之后的冬至日。那么他们如何认识自然事物及其规律的呢?先秦儒家提出具有经验论性质的“薄物征知”说和“格物致知”说。“薄物征知”说是荀子提出的。“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明必将待天官之簿(薄)其类然后可也。”“薄”即接触、接近。“薄物征知”即耳目等感官通过接触外界事物而感知其声音、颜色、形状、大小,然而心再加以综合、判断,从而达到对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格物致知”说是《大学》首先提出的。“致知在格物。”对于“格物致知”,郑玄、二程(程颐、程灏)、朱熹、王阳明、颜元、王夫之等人的解释都有所不同。其中朱熹将其解作穷理,与《大学》本义最为相近,虽然朱熹主要是从道德论角度来解释“格物致知”,即让人通过格一草一木来穷尽人间伦理,但其中包含了就自然事物而求其规律的科学认识论因素。事实上后来很多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儒家学者正是在后一意义上使用“格致”二字的,如朱熹五传弟子朱震亨将其医学著作称之为《格致余论》;明熊明遇以《格致草》名其介绍西学的著作;清陈元龙以《格致镜源》名其自然科学著作。到清末洋务运动时“格致学”更成为自然科学通称,而“格物致知”也成为自然科学的认识论。

2儒家文明的格物致知与中医学儒家文明是中医学形成发展的摇蓝。儒家文明的格物致知贯穿于中医学的始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治疗必求于本”的记载。《素问.标本病传论》云“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是谓妄行。”《素问.至真要大论》云“标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素问.通评虚实论》有“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的记载,宜“实则泻之,虚则补之”。《素问.至真要大论》有“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及“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等关于“逆者正治,从者反治”的详尽论述。这些精辟的论述都是正确认识与处理宏观辨证标本关系的具体写真。可以说,儒家文明的格物致知与中医学的联系是从这里开始的。中医学常将本学科的“薄物征知”、“格物致知”思想,名之“治病求本”、“四诊合参”、“审证求因”、“审因论治”等等“,治病求本”是中医学“薄物征知”、“格物致知”处理现象与本质这对范畴的最常用的思维方法。儒家文明的格物致知与中医学的联系,体现在治病求本方面的例子及具有创新思想的医家是数不胜数,但对于治病求本富有挑战意义的要算清?周学海,他在《读医随笔.评释类》曰:“治病必求其本。所谓本者,有万病之公本,有各病之专本。治病者当求各病专本,而对治之,方称精切。”“治病求本”应当寻找诊治具体疾病的个性特殊性———“各病之专本”,而不仅仅只是停留在疾病的共性普遍性———“万病之公本”阶段。他在理论上对治病求本当求各病专本作了高度概括,是宏观治病求本思想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中医学的格物致知———微观探索方面,也有先期或萌芽的认识,如吴又可在《瘟疫论》中指出:“伤寒与中暑,感天地之常气,疫者感天地之疠气,在岁运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时有盛衰。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之所着,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这里可反映当时已认识到瘟疫这种烈性传染病发病有其特殊的病原———疠气,及其传播途径和发病规律,是非常难得的。可以这样认为,它是后世西方医学微生物病原体学说的先期认识。

清?王清任“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改正了古人对脏腑认识上的某些错误。如纠正了肺有六叶两耳、肝有七叶、心有七孔三毛等形态学(解剖学)思想。这些都标志着中医学在认识自然事物及其规律方面的格物致知化。而上述朱震亨的医学著作《格致余论》,从内容到形式都表明了中医学的格物致知化。从唐容川的“中西汇通”到张锡纯的“衷中参西”,从恽铁樵的“群经见智”到解放区提出的“中医要科学化,西医要中国化”,正如恽铁樵1929年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医是符合国情的医学;西医自有长处;中西医化合是必然的趋势。”足见20世纪前50年乃至以前,在中西医学的实践中提出中西医“化合”的必然性。在1958年党中央和为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总结报告”的批示后,全国范围内广泛组织了西医学习中医班,以“西学中”为主要形式的中西医结合实践活动形成了一个高潮。从《内经》“治病必求于本”,到后世丰富多采的宏观辨证的形成;从宏观辨证的不断补充与完善,到“治病者当求各病专本”的创新思想;从吴又可的疠气学说,到王清任的形态学(解剖学)思想;从20世纪前50年中西医化合,到后50年的中西医结合;从中医现代化的提出,到中西医结合从科学的论证阶段进入创新发展阶段的认识,整个中医学发展进程中儒家文明的自然科学认识论———格物致知尽在其中。

3中医现代化需要格物致知重新崛起近代著名学者蔡元培先生关于学术研究曾有中肯的评述:“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这对于当今中医现代化是颇有启发的。那么对于中医现代化来讲,如何让自身具有的自然科学认识论———格物致知重新崛起?笔者认为主要应该把握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直觉灵感、特色优势等方面的重新崛起。

311中医现代化需要整体整理提供观念重新崛起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理论内核。整体观念存在的价值是自不必说的。作为整体的宏观体系是由许多部分的微观客体组成的,它又具有各个部分本身所不具有的整体性;或者说,在大量的个别部分组成一个整体时,要出现质的改变,产生只有作为整体才具有的新的性质。如果单一地强调辨病诊断、强调微观考察、强调单体药物,而忘记或淡化了辨证论治、整体观念、方剂配伍,就等于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没有从根本上把握疾病的本质。需要指出的是,整体观念的崛起十分需要建立在高度分析的基础之上,离开了高度分析谈整体观念也是形而上学的。中医学的发展进程中尤其需要补整体性本身缺少或不具有的东西。中医学理论不是建立在形态解剖结构基础上的,尽管形态结构是客观存在的对象,但没有进入中医学的认识视野。这说明中医学把握客观世界的超自然性,随着对客观对象的不断逼近,随着认识内容的不断扩展,需要中医学不断更新其认识形式,放弃不能准确反映对象的形式,从微观分析上认识它的客观对象。整体观念的重新崛起还有一个在整体中寻找出路的问题。没有整体就没有出路。宏观整体把握有不依赖于微观考察的一面,即宏观把握的相对独立性,认识这一点,对于寻找中医学的发展出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医学实践中,依靠宏观把握、宏观辨证取得较好临床疗效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

312中医现代化需要辨证论治创新发展辨证论治是需要创新发展的。中医学的发展进程中尤其需要补充辨证性本身缺少或不具有的东西。当中医学的合理内核———辨证论治遇到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挑战时,人们首先从科技发展规律、自然观的发展阶段中寻找答案,由于中医学发展进程中缺少形而上学自然观这一阶段,而这一阶段主要使用微观分析方法,这一微观分析方法自然就有可能被引入辨证论治内核之中,此时中医学辨证论治(宏观辨证)的形式发展为微观辨证[2],而现代医学是以疾病作为认识对象的,它与辨证论治甚至与微观辨证都存在内容与形式的不一致。要使中医学认识对象不断逼近客观对象,当引入现代医学这一现存成果。笔者认为疾病诊断也可整合到辨证论治之中,这个内核至少应包括辨病(主要是现代医学的诊断)、微观(更先进的诊疗手段)、辨证(来源于宏观辨证可高于宏观辨证)三方面融一的内涵。名之曰:“专病微观辨证”。如果说微观辨证是用微观指标认识与辨别证,辨证微观化是探寻各种证的微观标准的话,那么,专病微观辨证是用更先进的微观指标认识与辨别具体疾病的证,专病微观辨证化则是探寻各个具体疾病各种证的更先进的微观标准[3]。辨证论治的创新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医疗模式转变的问题。中医学与西医学研究的客观对象是同一的,在认识对象上也完全可以通过借鉴医学之长而达到一致。在临床医学疾病诊断方面,完全可以取西医之长补中医之短。确立以辨病论治为主体的诊疗模式是实现中医临床医学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313中医现代化需要直觉灵感再创辉煌中医学是以形象思维为思维方式,以直接领悟或取类比象为研究方法的与唯象科学相似的生命科学。中医学的直观性,从形式上看似乎比较朴素,但未必没有存在的价值。也就是说,以形象思维为思维方式,以直接领悟或取类比象为研究方法的中医学也是有其存在价值的。也许你有这样的体验,在某事发生之前,你心里总有一种模模糊糊的预感。世界上到底有无灵感和直觉呢?爱因斯坦说:“我相信直觉和灵感”[4]。人的悟性尽管有高低之分,但每个人都有预测的潜能。而且这种潜能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与实践得到开发和强化。以人本身的预测潜能为基础,通过开发和利用人类与生具有的这种超前认识能力来获取所需的未来未知信息,这种直观性尽管朴素,但可能已属唯识预测的范畴,其存在价值是十分显见的。但是,仅仅把握中医学的直观性,仅仅运用形象思维,仅仅运用直观观察、直接领悟和取类比象研究方法,只靠直觉灵感是远远不够的。

中医学是儒家文明的一个缩影,儒家自然哲学和科技思想的某些缺陷也影响了中国科学技术后来的发展。儒家本身不曾对思维规律作出系统研究,不曾产生亚里士多德逻辑学那样的形式逻辑体系。在儒家文明形成后,先秦墨家的逻辑学说也很快成为绝学。这一缺陷使中国数学未能产生欧几里德几何那样经过严密证明的数学体系。儒家虽然提出了实验、测验、试验等方法,但总的说,儒家的科学方法论是不系统的,尤其不曾提出对近代科学发展至关重要的数学方法,即在实验所得数据基础上提出一个包括察各量之间的数学关系式的方法。作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代表之一的中医学,在它的发展进程中尤其需要补充直观性本身缺少或不具有的东西。例如,当中医学的合理内核———辨证论治遇到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挑战时,人们已经从科技发展规律、自然观的发展阶段中寻找了答案,而中医学的直观性,如直观观察、直接领悟和取类比象等研究方法依从它的合理内核,也从科技发展规律、思维方式的发展阶段、研究方法的发展中寻找答案,由于中医学发展进程中缺少逻辑思维和实验性研究方法这一阶段,自然就应该引进借鉴这些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辨证思维和分析与综合统一的研究方法。直觉灵感的再创辉煌还有一个捕捉信息的问题。超级秘书网

中医学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学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离开了临床实践,中医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其捕捉信息的途径主要依据临床。应当尊重临床证据,用循证医学原则确认临床疗效和安全性。临床方案要按照标准化、规范化、随机化等原则。依据循证医学将中医学的直觉灵感再创辉煌。

314中医现代化需要特色优势发扬光大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尽管可体现在许多方面,不少学者也曾作了不懈努力,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与挖掘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如在目前中医临床的优势病种、中医诊治方法的特色和优势、中药在新药开发医药市场等方面的特色和优势、中医药学理论的特色优劣及其文化哲学基础、中医政策中医科研与中医特色优势的关系[5]等方面进行了探索,但从本质上讲它是整体、宏观、辨证的医学理论与实践。中医长于诊治多系统、多器官、多组织的综合病变,精神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疾患、病毒性疾病以及功能性、原因不明的病证等,而在形体和器质性疾病、原因单纯而明确等病变的诊治上,则与西医学不可同日而语。

这里的多系统、多器官、多组织的综合病变,精神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疾患、病毒性疾病以及功能性、原因不明的病证[5],今天可以说是中医有优势的一面,是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而当这些综合性、功能性及原因不明的病证一旦原因被揭示以后,是否依然还是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病症呢?或者说是否依然能保持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呢?因此,笔者认为,从中医学的本质性———“证”出发,在微观分析和形态结构上下功夫、找突破,不仅牢牢把握机能,而且牢牢把握形态,不仅牢牢把握宏观形态,而且牢牢把握微观形态,是中医现代化需要发扬光大自身特色优势的认识所在,也是中医现代化需要格物致知重新崛起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由及方面。特色优势的发扬光大还有一个临床疗效的问题。临床疗效的突破是中医学的生命。如果没有临床疗效的突破,结构搞得再清,机理说得再好也是徒劳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医学兴也疗效,衰也疗效,振兴崛起更需疗效。从临床疗效方面下功夫、找突破是实现中医现代化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正确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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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论文篇4

中国传统医学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生命价值，认为天地万物，莫贵于人，把保护人类健康、减少预防疾病、追求健康长寿作为中国传统医学伦理的核心。“医乃仁术”更是以人为本的医道观的高度概括。

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过程中，历代医家倡导以人为本，认为性命攸关为大，医家应潜于医道，济世救人。《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灵枢·师传》讲：“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自序》中从“爱身知己”“爱人知人”出发，指出“精究方术”是为“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王叔和《脉经·序》中言“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一言有疑，则考校以求验”。皇甫谧《甲乙经·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围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葛洪《肘后备急方·序》中言选录“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以便“贫家野居所能立办”，强调医要“愍人之苦，惆人之急，救人之穷”［2］。禇澄在《禇氏遗书》提出“用药如用兵”“当验之药未验，切勿急投”。

以孙思邈为代表的一些医家，更是把尊重人和爱护人的生命发展到极致，立“仁”为济世救人的指导思想。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中有“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著名论断；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要求医家心怀仁爱，不管“贵贱贫富，长幼妍媸，华夷愚智”，要“皆如至亲之想”。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中教导医家要“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施药无二”。清初喻昌在《医门法律》中说：“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仁”还是评价医生的重要标准。南齐杨泉的《物理论·论医》指出良医应是“仁爱之士”“聪明理达”“廉洁淳良”“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宋朝林逋在《省心录·论医》说“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明代龚信在《古今医鉴·明医鉴》中也说：“今之明医，心存仁义。”由此观之，中国传统医学有着以人为本的仁爱传统。

以人为本的医道观还体现在中国传统医学的预防伦理思想中。中国传统医学在治疗上历来防重于治。《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素问·刺热篇》说：“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东汉张仲景进而阐述治未病思想，《金匮要略》云“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葛洪提出：“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2］。”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序》中说：“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认为，“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清代叶天士研究既病防变，在《温热论》中指出，“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

【摘要】中国传统医学对医德、医道、生命、健康等问题的深刻看法和认识，形成了传统医学伦理观,铸就了早期的医学厦。它的精诚合一的医德观、以人为本的医道观、“三才”统一的整体观以及朴素的生命质量观为现代医学伦理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资源，并给当今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颇多借鉴。

【关键词】中国传统医学；医学伦理观；医学伦理

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史上，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一般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医学的起源。其间随着医疗活动的延伸，历代医家的诊疗实践和辛勤著述，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医药卫生知识和预防、诊疗、康复、保健经验，而且形成了对医德、医道、生命、健康等问题的深刻看法和认识，形成了传统医学伦理观，铸就了早期的医学厦。

1精诚合一的医德观

中国传统医学产生了许多先进的医德思想，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文献当推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著述的《大医精诚》篇，文中“精”“诚”二字把中国传统医德原则规范概括到极致。

1.1为医要“精”，精勤不倦、博极医源早在《素问·著至教论》中要求医生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历代名医也纷纷从“精”“博”去要求自己。东汉华佗“游学徐土，精通数经”［1］。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医术的高明源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医要“多闻博识”。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指出为医医术要“精”。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中言：“长耽典籍，若啖蔗饴。遂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明代医家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中说：“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浅。”

1.2为医要“诚”，诚对病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告戒医家：“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行医之体要“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在病人家中“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馐迭荐，食如无味；灵醁兼陈，看有若无。”宋代《小儿卫生总微方论·医工论》提出，医者要赤诚济世，“凡病家请召，不择高下，远近必赴”，为医要“贫富用心皆一，贵贱使药无别”，“反是者，为生灵之巨寇”。元代医家曾世荣在《活幼心书·为医先去贪嗔》也说：“凡有请召，不以昼夜寒暑远近亲疏，富贵贫贱，闻命即赴。”

1.3为医要“诚”，还要诚对同道作为一个医生，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要求：“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已德。”宋代佚名《小儿卫生总微方论·医工论》中指出：“凡为医者，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仍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明代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批评褒己贬人的庸医：“吾道中有等无行之徒，专一夸已之长，形人之短。每至病家，不问疾疴，惟毁前医之过以骇患者。”陈实功在《外科正宗》提出要尊重同道：“凡乡井同道之士，不可生轻侮傲慢之心，切要谦和谨慎。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师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拔之。”

2以人为本的医道观

中国传统医学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生命价值，认为天地万物，莫贵于人，把保护人类健康、减少预防疾病、追求健康长寿作为中国传统医学伦理的核心。“医乃仁术”更是以人为本的医道观的高度概括。

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过程中，历代医家倡导以人为本，认为性命攸关为大，医家应潜于医道，济世救人。《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灵枢·师传》讲：“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自序》中从“爱身知己”“爱人知人”出发，指出“精究方术”是为“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王叔和《脉经·序》中言“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一言有疑，则考校以求验”。皇甫谧《甲乙经·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围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葛洪《肘后备急方·序》中言选录“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以便“贫家野居所能立办”，强调医要“愍人之苦，惆人之急，救人之穷”［2］。禇澄在《禇氏遗书》提出“用药如用兵”“当验之药未验，切勿急投”。

以孙思邈为代表的一些医家，更是把尊重人和爱护人的生命发展到极致，立“仁”为济世救人的指导思想。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中有“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著名论断；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要求医家心怀仁爱，不管“贵贱贫富，长幼妍媸，华夷愚智”，要“皆如至亲之想”。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中教导医家要“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施药无二”。清初喻昌在《医门法律》中说：“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仁”还是评价医生的重要标准。南齐杨泉的《物理论·论医》指出良医应是“仁爱之士”“聪明理达”“廉洁淳良”“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宋朝林逋在《省心录·论医》说“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明代龚信在《古今医鉴·明医鉴》中也说：“今之明医，心存仁义。”由此观之，中国传统医学有着以人为本的仁爱传统。

以人为本的医道观还体现在中国传统医学的预防伦理思想中。中国传统医学在治疗上历来防重于治。《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素问·刺热篇》说：“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东汉张仲景进而阐述治未病思想，《金匮要略》云“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葛洪提出：“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2］。”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序》中说：“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认为，“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清代叶天士研究既病防变，在《温热论》中指出，“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

中国传统医学在阐述治未病思想的同时，对医生作出了明确要求。《黄帝内经》中医分三等，名曰上工、中工、粗工。《素问·八正神明论》说：“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灵枢·逆顺》说：“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袭者也……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葛洪指出：“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之于既逝之后［2］。”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诊候》中载：“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若不加心用意，於事混淆，即病者难以救矣。”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医学认为治病救人并不是做医生的根本目的，医生的根本职责应该是真正以人为本，促进健康，防病比治病更为重要。正如著名法国医史学家西格里斯在《亨利·西格里斯论医学史》一书中所说：“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它的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使某个机体康复，它的目的是使人调整以适应其他的环境，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

3“三才”统一的整体观

中国传统医学历来注重从整体的角度去思考人的疾病与健康，使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成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优势和特色。

整体观念是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和思维方法。早在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中国传统医学就确立了“天－地－人三才”的医学整体观。《黄帝内经》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素问·至真要大论》言：“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素问·举痛论》云：“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灵枢·岁露论》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要从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去考察人体生命运动变化的规律，天、地、人三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彼此不可分割。《灵枢·逆顺肥瘦论》说：“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认识健康与疾病，不仅是着眼于个体，还要考虑到自然社会环境、精神心理因素等方面的作用。《素问·刺法论》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评热病论》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灵枢·本神》指出：“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此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素问·疏五过论》说：“精神内伤，身必败亡。”等等。到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又提出“医国-医人-医病”的整体医学模式。《备急千金要方·诊候》中说：“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医国”指的是社会因素，“医人”指的是心理因素，“医病”指的是生物因素，这种“医国-医人-医病”的医学模式就是从社会、心理、生物整体的角度来诊治疾病，非常重视心理、社会因素的作用［3］。

相应地，中国传统医学从整体上进行辨证论治。“辨证”的范畴涉及到自然、生物、社会、精神情志等多个方面。“论治”法则也多样化，张仲景认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4］，说早病防变；《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主张“治病必求于本”，言治病求本；治病要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即三因制宜；还有调理阴阳、调理脏腑、调理气血、扶正祛邪等法则。中国传统医学这种在整体中辨证，因人、因地、因时论治，在“三才”统一整体中把握个人的健康与疾病的特色，凸现出人文主义传统和精神，较为贴近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4朴素的生命质量观

生命质量论是以人的生存质量或生活质量来衡量其社会存在价值和医学目的的一种伦理观［5］。但是，中国传统医学伦理中的生命质量观一般从自然素质和生理功能的角度出发，关注优生优育，思考生命质量，带有朴素的色彩。

早在隋唐时期，医家们从人的生命质量出发，重视母胎健康。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主张“妊娠之人羸瘦，或挟疾病，既不能养胎，兼害妊娠，故去之”。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胎》中说，妊娠三月，“要居住简静，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弹琴瑟，调心情，和性情，节嗜欲，庶事清净，生子皆良，长寿忠孝，仁义聪惠，无疾”。到宋代，医家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注意人口质量问题。陈自明在《妇人大全良方》言：“盖医术之难，医妇人尤难，医产中数症，则又险又难”。主张婚育不宜过早，“合男女必当其年”；提倡婚前检查，“凡欲求子，当先察夫妇有无劳伤痼疾而依方调治，使内外和平”；强调有节，择时受孕，节欲保精；注重验胎，胎养胎教，对劣胎“宜下之”“以免其祸”。至明代，一些医家从摄生的角度谈及优生优育。万全的《广嗣纪要·寡欲篇》说：“求子之道，男子贵清心寡欲，所以养其精；女子贵平心定意，所以养其血。”张景岳在《类经·脏象类》中也说：“凡寡欲而得之男女，贵而寿，多欲而得之男女，浊而夭。”由此看来，中国传统医学中的生命质量观形成由来已久，有些朴素的色彩，但是仍不失其科学性。

综而观之，中国传统医学在医德理论与实践、疾病和健康的认知等诸多方面形成的医学伦理观为现代医学伦理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资源，深刻地体现了医学的人道主义特质。当今，医学发展要走向整体综合的道路，并实现全面的关怀、对人的关注，提升医道中人性的温度和人道的精神，使医学不仅仅是科学，而且是人学［6］。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医学伦理观在医学这一发展进程中可供颇多借鉴。

【参考文献】

［1］杨士孝注.二十六史医家传记新注［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56.

［2］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5:126,240,326.

［3］杨鑫辉.中国传统心理治疗的科学性［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7,5（2）:123.

［4］范永升.金匮要略［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3:23.

［5］郭照江.医学伦理学新编［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3：41.

中医学论文篇5

那么，把以自然科学为学科主体属性的中医学视为文化现象是否合理？倘若合理，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又是怎样一种关系一同一？相异？抑或同中有异？文章试就此作一探讨。

科学与文化的前因后果

鉴于文化概念极其复杂的歧义性使得定义文化概念的种种努力不可避免地陷入于困境的教训，本文的“文化”一词仅指向文化的核心—哲学。

1.西方文化背景中科学与文化关系断裂及其前因后果关系的重构  近代以来，科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日趋断裂成为“鸿沟”彼岸的“两极”。其直接后果：一是导致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双峰对峙”。二是导致了人文科学的危机，人文科学曾经生机勃勃的时光一去不复还。三是导致了科技完全脱离人文的指引而走向异化。

正是在科技与文化关系断裂及其衍生的日益严峻的现实面前，西方思想界展开了科技与人文之间理解、沟通与对话的努力。1977年8月11日-19日，在第15届国际科学史会议上，李约瑟博士提出了“将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征象”的观点。1998年1月，在诺贝尔奖得主的巴黎集会上，其宣言的开篇便是：“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2500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该语无疑蕴涵着这样一种基本判断一一科技与人文关系断裂其根源在于西方原子论哲学文化背景，而在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文化气一元论智慧中科技与文化的关系呈现的则是另一番情景，并有助于克服科技人文关系断裂所导致的人类生存危机。致力于科学技术（包括医学）与文化之间沟通的努力，“中美高科技发展中的人文因素学术研讨会”称之为“合理重建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实际上只是还科学技术与文化本然关系的真面目。因为，“所谓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正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过程中形成的两种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它们应该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

2.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科学与文化的“共轭”关系  袁立指出：“在中华科学学术体系中，社会政治科学必须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其中对人文学术的把握又是从自然科学成果到社会科学成就间的必然联系环节”，“国学是将自然发现自然规律直接应用到人文科学再贯穿到社会科学的体系”?。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先生的观点，这种关系即“共轭”关。

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前因后果

文化是医学诞生的土壤，中医学作为人类医学文明具体形态之一，其成长同样是一个文化过程，其发生、发展与变化同样离不开在相应文化中的前因后果。

1.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步演进  据笔者与诸多同仁的研究结论，中医学在其身后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与中国古代文化始终保持着同步演进的关系，这种“同步”主要包括两个内涵：首先是性质上的同步。如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以表知里、类比推理、类比说理医学实践与气一元论哲学文化背景相呼应；宋元时期理学思想的广泛渗透与“辨证论治”思想的全面推行；明清时期随着西方原子论哲学思想的东渐，出现了医学的本体论实践等。其次，是高峰时相以及高度上的同步。每一次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峰都伴随着一次中医学的发展高峰，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中医四大经典的问世，标示中医学发展的第一次高峰并从零星的积累走向体系的形成；晋、隋、唐时期，我国传统文化发展出现了第二次高峰，同样带来了中医学发展的第二次高峰，出现了医学高度综合及其伴生的分科兴盛局面等。

2.中医理论的哲学化  中医学理论有着浓重的中国古代文化色彩，有人把这一特点称之为“中医学的哲学医特征”。笔者则主张用“医学理论的哲学化”来进行概括。

2.1哲学概念的移植、嫁接  中医学的一系列概念的确大量地来自于哲学概念的移植嫁接改造应用，归纳起来有精、气、隐显、有无、形神、阴阳、五行等所派生出的数量可观的医学概念，如脏腑之精(气）、藏象、形脏、神脏、脏腑阴阳、五脏系统之间的生克、胜复、制化、乘侮、母子相及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概念的这种移植与嫁接决不是机械的拷贝甚至抄袭，这主要因为这种运用无一不是“改造”中的运用，且不论嫁接等情况，即便是不经嫁接的概念，在中医学中常具有不同于哲学的内涵；另外，经过移植，同样的概念也常并不保留哲学领域中的全部运用特征。

2.2哲学理论作为说理工具  中国古代哲学理论以及中国古代的多学科知识在中医学理论的构建过程中又提供了重要的说理工具。如精气学说使藏象学说构建了精为脏腑精气生成之源、精气运行不息促进脏腑生理机能的藏象理论。阴阳学说用于说明脏腑的阴阳属性，脏腑精气分阴阳，阴阳的对立统一推动脏腑的生理机能活动，并维持了脏腑自身的协调平衡的理论等。

2.3哲学命题作为推理前提  在中医学术史上，历代医家不仅运用取象比类于比喻说理、论证阐发，而且运用类比推理以发见新知。就藏象学说而言，据笔者的研究结论，藉类比推理所发生的主要理论成果甚多，如心化赤为血、肺气“肃降”、脾宜升则健、肝主疏泄、肾者主蛰等。

综上可见，“医易同源”“医道同源”与“医儒同源”正是对中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文化千丝万缕联系的概括。

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异同

中医文化十分广泛地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众多学派的理论成果，但中医文化又决非中国传统文化的机械的拷贝甚至抄袭，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在理论思想的高度上呈现的是同中有异的关系，这又为中医文化研究构思提供了最终的依据。

1.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同  就研究的对象看，中医学研究的是人，“人的存在……是儒家的基本关注之点”。梁漱溟先生指出：“中国两个重要学派一一儒家与道家，差不多都是以生命为其根本”。

更为本质的是，中医学视野中的人乃“形与神俱”的完整的人，身心一元的人，而且是把这一完整的人放在天地自然、社会这一最为广阔的背景和联系中来进行考察的，即要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素问·气交变大论》）。这又与中国古代文化“究天人之际”的要求与对象相契合。如《汉书·司马迁传》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北宋哲学家邵雍所主张：“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观物外篇》）等。

中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在研究对象的重叠上至少有3点：一是人以及人的形与神俱规定；二是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界宇宙的关系；三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称人与社会的关系。

2.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异  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对象在相同的基础上又有着不同的一面，所不同者乃侧重点与理论目标不同。正因为侧重不同，中医学的援哲人医既体现了哲学理论的运用，又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哲学理论，如《论语·乡党》记载：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季康子送药，孔子拜谢接受，然后说：“我孔丘不了解这药的药性，不敢吃啊”。可知孔子于医之未达，也正好说明中医学的补充发展作用。

梁漱溟先生总结自己一生的思想来源时说：“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从来之根柢”。日本学者小野泽精一等针对日本中国思想研究中疏落医学的问题指出：“历来的哲学史中没有把医学思想纳入，倒是应当奇怪的事”。

结论

总之，中医文化研究构思有着科学而翔实的依据。中医传统文化乃是以中医学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的子系统。目前，就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典型、最生动、最完整的符号或载体而言，就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操作与运用而言，除历代哲学文化典籍之外，便非中医学莫属了。中医学典籍尽管不能单纯看作是哲学，即其主干仍然是医学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又可被看作是中国哲学的古典文本之一重要型类。

中医学论文篇6

师资是提高中高职教学质量的关键，是顺利实现中高职衔接的根本保证。目前，国家提倡推进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提出“认真落实教育规划纲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系统培养人才观念为先导，以学制和招生制度改革为基础，以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为核心，以课程衔接体系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相衔接，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适应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改善民生的迫切要求，按照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系统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由此可知，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就是师资的衔接。因此，在分段培养中，师资衔接是很重要的。中高职医学教育有其共同使命又各具特色，二者衔接必定要经历磨合。中职教育和高职教育要实现分层次人才培养目标，就要求教师在专业水平和能力上有一个实质性提升，有较高师德水准和系统专业理论知识，具备丰富实践经验和熟练操作技能。但对中高职教师要求有差别。中职教师要落实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其成长目标是“双师”型教师，既能胜任理论教学，具有良好专业知识和教育技能，又能指导学生实训，具备较强实践操作能力和指导能力。这就是一体化教师，是集理论教学能力和实践教学能力于一体，既能讲授专业理论课，又能指导职业技能训练的教师。一体化教师培养是推进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的前提。而对高职教师来说，从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要求教师能胜任理论教学，能指导学生实训，还能参与企业相关研发工作。由“双师”型教师转向“三能”型教师，起到校企合作的桥梁作用。在医学院校“3+2”分段培养中，我们看到中高职师资衔接的紧密型。中职如果不能输送一体化人才，高职教育目标就很难实现。目前，医学院校师资基本上是医学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及个别从医院临床调入的医护人员，虽然采用“教、学、做”一体化模式，但师资明显不够，教学水平参差不齐。护理专业学生培养一般采用一体化模式，但目前缺少一体化教学教室，学生上完理论课后再换地方进行操作训练，而且班容量大，学生动手机会少，需要增加教师。而高职院校“三能”型教师也明显不足，很难有高水平的科研开发成果。

2中高职医学教育师资培养衔接方法

在继续实施并完成“十二五”期间“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基础上，加强中高职教师培养体系建设，加大“双师”型教师培养力度，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着力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水平，为中高职教育协调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2.1建立中高职医学院校教师培养体系

目前，中高职医学院校教师培养体系缺乏规划性，覆盖面小，文化课教师缺少培训机会，专业课教师缺少实践锻炼。因此，要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和政策机制，逐步形成培养与培训并举、理论进修与企业实践并重的中高职教师培养体系。首先，实行中高职一体化教师培养。一体化教师培养是中高职教育衔接的关键，目前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培养机制，要建立“定期研讨、专项培训、常态沟通”的培养机制。中高职医学教育有着共同的使命，即为提升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支撑国家产业竞争力能力，系统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医学人才。因此，在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训基地建设、科研和社会服务上需协调发展，共同提高，实现资源共享。制定有关制度，提高教师学历层次，采取多种方式，如脱产培训、下临床、岗位培训、跟班研讨、老教师带教等，促进年轻教师专业水平的提高。医学院校要发挥自身优势，通过校企合作，组织临床和文化课教师下临床锻炼，了解临床新技术、新管理理念，及时跟踪学生实习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其次，完善中高职教师培训制度。比如建立5年一周期的教师轮训制度，包括专业课和文化课教师，以保证所有教师均有机会，促进职业院校教师专业化发展；完善职业院校教师实践制度，要求专业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每两年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时间累计不少于两个月；探索新任教师到企业实践半年（或以上）后上岗任教制度，为不耽误正常教学工作，可以利用寒暑假集中到学校实习实训基地（各合作医院）训练，解决覆盖面小的问题；鼓励职业院校教师加入医学行业协会组织，了解医学前沿信息，及时更新理念。

2.2推行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

“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是“十二五”以来推行的师资培养计划，以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双师”型教师队伍为目标，以提升教师专业素质、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完善教师培养培训体系为主要内容，以深化校企合作、提高培训质量为着力点，大幅度提高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建设水平，为职业教育科学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中高职医学院校要积极推行“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并将其列入年度工作计划中，有秩序地安排教师参加各类省级、部级和跨国培训，提高教师专业素质。

2.3实现“双师”到“三能”高层次人才转变

“三能”型教师是高职称、高学历、高技能人才。各中高职医学院校这方面师资数量都不足，教师队伍结构亟待调整。要采取灵活方式，加大兼职教师引进力度。首先，支持中高职院校设立一批兼职教师岗位，建立科学合理的工作量考评和薪酬补助机制，逐步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其次，制定兼职教师相关政策和管理办法，完善兼职教师聘用程序、聘用合同、登记注册、使用考核等管理环节，加强兼职教师聘用工作指导与检查，建立兼职教师资助项目公示制度。再次，加强师资培训条件和内涵建设，牵头组织职业院校、医院等方面的研究力量，共同开发职业院校师资培养标准、培养方案、核心课程和特色教材，加强职业教育师资培养体系内涵建设。最后，除了培养现有的“双师”教师、中青年骨干教师和专业带头人外，要吸纳一批优秀硕士生和有临床实践经验的校外专家、学者、专业技术人员来校任教，提升教师队伍整体水平。

2.4加强校长队伍建设

首先，国家有严格的校长培训机制，是以国家和省级示范中高职院校校长、教学副校长为重点培训对象，举办中高职院校校长共同参加的专题研究班，促进中高等职业学校管理者之间办学经验和发展思路的交流。采取国内培训与海外考察相结合方式举办中高职院校骨干校长高级研修班，各医学院校校长交流讨论当前管理存在的问题。其次，作为校长，要与时俱进，积极学习、运用现代教育管理方法，多与兄弟院校交流，吸取成功经验，积极牵头，推进中高职院校师资培养的有效衔接。

3结语

总之，中高职医学院校“3+2”分段培养中，师资培养是长期工程，需要多次实践提升；也是系统化工程，要有完善的制度支持、监管和推动。

中医学论文篇7

一、中医学的科学内涵

(一)中医学具有一种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

“究天人之际”是我国古代哲学和科学所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在所有的天人之间的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观念就是天人合一，这是我国文化的一种基质，而且对我国的科学文化各个层面都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中医是在传统文化中孕育并发展的，所以也具有很深的天人合一的观念，所以具有浓郁的东方文化色彩，是一种整体的医学观。中医学认为，在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之外，人还和自然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二者是一种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主要表现在：1.天人合气，我国传统科学中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气，而气又分为阴和阳，所以就有“积阳为天，积阴为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等说法，因而天地和人都统一于气，只是处于气的演化过程中的不同形态。2.天人同构，也就是说天人在结构上具有相同性。古代的医学家将各个人体视为小宇宙和小天地，同天地和宇宙相应进而同构。凡是天地自然中的事物和现象，人类的身上都有相应的器官、部位和功能同它相应，如果天地自然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人体的生理功能也就会发生一些变化。3.天人同理，也就是说人和自然在运动和变化的过程中会遵循着相同的规律。各个时代的医学家都吧阴阳变化的规律、五行运行的规律、太极的规律当做人和自然共用的的普遍规律。

有了以上三种理论，中医学在进行构建的时候，就会从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着眼，利用气作本体，将阴阳五行作为结构模型，这样就能把人放在自然的时空当中进行考察，从而有效建立人的生理和病历模型，然后找出相应的治病方法和原则。在中医学中，保健的前提就是人与自然的协调，而人们生病的原因就是天人系统失调导致。

天人合一的整体医学观念将人和自然的统一性当做基础，在宏观的角度上认识并控制人体，有及其深刻的合理性，蕴含着朴素的系统思想的萌芽，在早期的医学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的生态医学、气象医学、时间医学等在现代医学当中也还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但这种观念过分的强调了认同自然的统一，没有关注到人体的差异性，更没有实践研究，所以使得中医学的理论具有相应的模糊特征和思辨色彩。

(二)中医学具有崇古尊经的价值观

我国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决定了我国才传统文化具有崇古尊经的价值理念，同时还具有追求同一的价值观念。而这种价值观念深刻的影响了中医学。黄帝和神农氏都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神话人物，但却被我国的医学家尊为医门的圣人，后来的张仲景又被尊为“亚圣”，他著的《金匮》《伤寒》等被中医学家奉为经典。也正是基于此，几千年来我国的医学发展十分缓慢，基本没有范式革命。一旦某位医者提出了反对先贤医学的观点，不但不会被接受，甚至会遭到其他人的排斥。所以在当今，要想积极发展中医学，就必须不断进行改革，对医学经典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利用现代化的手段和方式，推动我国中医的发展，积极创新，勇于批判，为中医的发展注入全新的活力。

(三）中医学具有重神轻形特征

我国的传统价值观是重道轻器，这种价值观反映在医学中，就形成了重神轻形的特征。在中医学的方法论上，神比形更重要，那些掌握形的只是初级大夫，掌握神的才能称之为名医。脏象说是中医学理论的基础和核心。虽然历代都有对人体脏器官的描述，可是在中医中的脏腑功能却不是或者说不是主要从这些描述中得出的。所以中医学在诊断人的病情的时候，主要观察的是人体生理功能的变化，而不是具体器官形态实质的改变。这种方法论为中医学提供了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但同时使中医学变得神秘起来，例如经络、脉象、命门等有无和定位的争论，这些名词是一种功能但不是概念，并不是从相应的结构的分析中得出的功能，而是从功能来对结构进行“虚设”。所以，必须从重神轻形的方法论着手，才可以合理解释和科学研究这些概念及理论。

(四）中医学具有得意忘象这种思维境界

象和意属于我国古代很重要的一对意识范畴。“医者意也”就充分反映了得意忘象这种思维特色。通常情况下，中医都是通过“象”，也就是人体功能的外在表象对人体进行相应的认识，然后以象作为基本来构建人体的生理病理模型。中医学中有这样的说法：“象，形象也。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脏象。”由此可知，象是中医认识人体的一种有效的手段和工具，而不是人体的本质，所以必须经过“忘象”这一过程，才能“得意”，这样就能抓住人的本质。中医学的临床诊断主要以象、言作为基础，通过问得到言，通过望、闻、切得到象。再通过得象来忘言，这样得意忘象的思维过程才能够更加正确和辩证。

    通过相应的得意忘象、忘言，从而追求直觉的体悟，这种思维境界有着独特的优势，可以有效激发医生思维的想象和灵感，有较好的创造力。在比较丰富的经验的基础上，在宏观的角度把握人体，从而揭示出独有的人体奥秘。可是这种思维没有严密的逻辑，没有相应的实证分析，因而具有臆测性、模糊性和或然性。

二、中医文化的核心内容

要想研究中医文化，必须以我国的文学、哲学、史学为基础，将我国的中医名家、点击、文物、史迹当做对象，来研究相应的理论及规律，思想和观念、名家风范等等，促进中医文化的发展，推动我国中医的进步。

一般情况下，中医文化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以下这些内容:以仁、和、谦、诚作为主体的一种文化理念，以精、慎、严、廉、作为主导的一种文化实践和以美、雅、馨、便最为主线的一种文化环境。在中医文化中，理念是根本，体现的是中医学的核心价值观;实践最为重要，可以充分表现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环境最为直接，体现的是中医学的民族性特征，三者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缺一不可。

三、结论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及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的中医学已经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和重视。中医文化是我国灿烂文化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既具有母体文化的诸多特点，还具有自身发展的特征，就其文化价值而言，是无法估量的。其文化核心内容更是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诸多优秀品质和处世原则，因而相关的管理部门和医学研究者，一定要在掌握中医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进而推动中医文化的进步和发展。

中医学论文篇8

选取我院2010年6月至2012年6月利用中药排石法进行治疗的结石病患者64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38例，女性26例，年龄在16-58岁之间；所有患者结石直径均不超过6mm，结石种类有泌尿系结石52例，胆结石12例。所有患者根据既往病史、发病原因、临床表现及B超、X线检查明确诊断。排除有心脑肾等严重基础疾病患者。

2治疗方法

所选患者入院明确病史，完善三大常规、生化全套、B超及X线等检查，明确结石的部位、具体大小，选择治疗方法。不同部位结石中医中药排石法方法为：

2.1胆结石胆结石的中医辨证施治主要是疏肝利胆，消融结石及行气止痛，达到内外兼治，一般应用清胆化石汤治疗。该清胆化石汤方药主要包含山栀子、金钱草、白芍、黄芩、炒元胡、茵陈、鸡内金、海金沙、青皮以及海浮石等，此类药物主理气化瘀，应用在结石病临床疗效较好。此外，针对患者出现的临床症状，进行对症处理。例如肾绞痛或者胆绞痛，可在服汤药的同时辅以电针或针灸治疗，主要实施穴位包括足三里穴、腰腹痛穴、三阴交穴及委中穴。

2.2泌尿系结石泌尿系结石的中医辨证施治主要是以排石通淋、清热利湿为主，一般应用清化湿热化湿汤。该清化湿热化湿汤方药主要包含山药、滑石、石苇、女贞子、竹叶、海金沙、瞿麦及山萸肉等，此类药物主清热通淋，在结石病有较好的化石效果。该药能促进结石溶解进而排出，阻止已有结石变大，预防结石复发。

2.3评估标准

依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的疗效判定标准，评估结石治疗效果为：显效，结石排出，患者症状消失，B超及X线片阴影消失；有效，多发结石部分排出，患者症状有所缓解，B超或X线片影像学表现为阴影减小，或出现结石溶碎裂解现象；无效，B超或X线片上显示结石无异常变化，患者症状未见明显改善。

3结果

所有64例患者经过中医中药治疗后，显效36例（56.3%），有效25例（39.1%），无效3例（4.7%），总有效率为95.3%，结果表明中医中药治疗结石病效果确切。

4讨论

结石病是是临床上较为普遍的疾病。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水质污染较为严重，人们生活方式及饮食习惯的改变，诸多因素导致人们患结石病的几率逐年上升，加之其易于复发，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临床上，针对结石病治疗的研究较多，长期以来手术、微创及中医疗法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目前主要的治疗方法有开放性手术、微创治疗及中医内科疗法[2]。

在既往的研究及临床经验中，学者发现西医中，对结石病患者进行手术碎石、取石等治疗后，体内仍残留微小结石未能排出，遗留症状且极易导致患者结石的再复发，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针对此种情况，相关研究利用中医内科疗法对患者体内微小结石进行治疗，结果表明对于体内微小结石，中医中药排石法治疗效果明确。中医中药排石法能消融患者体内结石，促进结石排出体外，方法简便，对患者创伤较小，费用低廉，颇受广大医生患者青睐。

本文64例结石病患者进行中医中药排石法治疗，显效36例（56.3%），有效25例（39.1%），无效3例（4.7%），总有效率为95.3%。且治疗后患者未出现相关并发症，病情恢复迅速，结果表明中医中药排石法治疗结石病效果确切，有很大的临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