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1 20:12:02
针对现代医学护理的普及和影响力,在医学生心中要树立除了现代医学的重要角色之外,还有我们民族的中医学也是医学界之内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并且经过实践的检验有着极强的临床应用价值。为了根植这样的概念,让学生有兴趣来进一步接受理解钻研中医护理学的理论,以讲故事的方式讲述扁鹊治虢国太子尸厥,孙思邈的葱管导尿术的病案,华佗高龄长寿的秘诀五禽戏等养生保健的导引术等例子。这些体现中医在治疗和护理方面的“简、便、廉、验”及理论体系的先进性。在教学过程中观察到学生主动寻找古典医籍中的病案,表现出极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并且能对护理方法的选择和疗效上提出很多问题,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二、日常生活体验,强磁吸引制造兴趣
在三大哲学的教学中,每一个哲学体系的讲解都是从起源、形成、内容、在医学中的应用逐层解析的。为了使每个哲学体系能充分掌握理解,在讲形成的过程中,比如在讲解阴阳学说时:先让同学闭目,想象清晨独自站在一个山顶上,等待东方的日出。在日出的那一刹那,大家感受到了什么?是不是眼前有了亮光,脸颊感到了温暖,周围的黑暗被挤到了你的后面。经过大家的视觉、感觉等综合之后,我们理解了最早的最朴素的向光即为阳,背光即为阴。再让大家睁眼看看周围的世界,看看有阳光的地方有什么样的特征,背光的地方又有什么样的特征。这样阴阳的内涵就丰满了很多,并且和自己有密切的关系,自己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概念的。在讲到五行的知识时,五行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从简单的事物原型就可以找到答案,还可以用身边已知的很多事例来理解,让学生知道五行是无处不在的。比如水域里水葫芦的引入,但是最终形成的泛滥成灾,就是一个相乘的例子;动物界的食物链,就是一个相生又相克的例子。
三、多媒体教学海量信息,满足多方信息需求
多媒体是20世纪90年展起来的新技术,它是一种把文本、图形、形象、视频图像、动画和声音等运载信息的媒体集成在一起,并通过计算机综合处理和控制的一种信息技术,在教学上,它既能向学生提供生动丰富多彩的集图、文、声于一体的教学信息,又能为学生提供生动、友好、多样化的互动方式。多媒体教学有点很多,在中医护理学教学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以下几点优势。1.信息量大,形式多样,有图、文,声、影等。能够满足现代人的信息获取方式,改变了以往的传统授课以视听获知信息。如在讲五行之土时,可以在PPT中插入长满庄稼的图片,让同学通过联想获知土的特性。2.能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来观察。如上述例子,把图片放出来,让同学们自己观察寻找与土有关的信息。3.提升教学效率和教学效果。如在讲到金之时,教师先启发同学思考金的古代用途,然后逐一用实物展示,再分心各种器物的作用就发掘出金的特性有变革,改革之意。采用多媒体教学,要求教师熟练使用各种软件来制作高质量课件,并对知识点要加工塑造,充分发挥多媒体的作用,可以事半功倍。
四、丰富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为理解夯实基础
美国学者认为只有在对教学活动进行整体设计和系统决策的前提下,才可能达到协调发展的效果。中医护理的理论体系形成基于古代朴素的哲学思想,而古代的哲学思想是一点一滴积累逐渐系统化。在形成过程中有很多的学者都有论述发展,所以有必要涉猎古代有关的典籍和著作。其中与哲学有密切关系的有《论语》《孟子》《道德经》《庄子》等书籍。如在《论语》中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就体现事物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的哲学观点;再如《孟子》中:“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就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中医的内容博大精深,源于中医的理论基础哲学的深邃。所以要理解体会中医的哲学基础,是学好中医的基础。
一、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和中医学
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以中医学为主体性而言, 在哲学上表现出以《周易》、 道教、中医学三位一体的道本体论的系统关系。 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在中国文化中可谓一以贯之。表现为道统文化特性的中国文化以“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为最高目标, 因此, 尽管中国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 但都没有离此鸿的。就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而言, 以道的哲学思维方式所受的影响就更是显而易见。就中国文化的历史而论, 由于社会实践中 的问题所引发, 对道的抽象和身体力行成为思想家所研究的具体内容。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道规范自己的理论体系, 并直接的影响了《易传》的形成和歧黄之术的理论体系。表现在哲学思维上形成了所谓的“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哲学观。道教为彻底贯彻和实现道家的终极 关怀问题,以人生的终生修道为实践, 在练功的实践中由于对中医学的需要, 实际中的道教与中医学的关系就必然表现为道教学者以道的哲学观对中医学的具体运用, 以及在修道的实践中以自身的练功实践对医道的理解而发展为道教医学。因此, 道教学者是在修道中身体力行的发展了中医学,并结合练功的机制, 对中医学的阴阳、 气??⒕?纭⑷?埂⒕??瘛⒁约氨缰な魏屠矸ǚ揭┑壤砺奂笆导?鞒隽颂厥獾墓毕住F渲?不但以医道对身体的作用加深了对道的理解, 而且也以道的本体理论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 为中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的大家世人皆知, 为人称道, 例如葛洪、陶宏景、孙思邈等人。
显然, 中医学是主体存在价值关系的主体自为的学问, 而道教则是超越主体存在的自为的价值从而达到自在的学问。具体而言, 中医学在道教哲学的影响下, 以其老子“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制定了中医学的医学模式,而道教则具体的应用了中医学对人体理论的认识, 尤其是唐宋以后道教的内丹理论的成熟, 更是大量的借鉴中医学有关精气神的理论的结果。这些, 都表明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我们在当代讨论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关系问题, 最重要的当属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的问题, 非但如此, 就人类哲学自身进步的需要, 也极需从道教哲学中汲取营养, 以走出当代哲学的困境, 所以,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应当是当代哲学研究中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 道的本体论哲学研究一直不被世人所重, 或者被斥之为形而上学。所以,对道教哲学及道教医学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 因此, 应当引起重视, 这不但为中医学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之必需, 以推动中国传统医学模式的进步, 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之必然; 就走出当代的哲学困境而言,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也必然在发现其对本体论的贡献中认识到其重大的理性意义和社会实践意义。
因此,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意义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以道本体论对人的存在及医学模式的定位, 将决定中医学的今后的发展方向。表现为当代气功热形式的文化现象, 已透视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潜在性影响。但进一步对气功理论的深入研究受到当代思维方式的限定而出现重重困难, 因此, 对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正本清源──对道教哲学在哲学发展中重新定位, 即在其自在的道本体上对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关切和可能实现的方法论中实现当代哲学的革命, 是道教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向。
在以上工作的 基础上, 在对道教哲学的终极关怀所能实现的道路中, 反观中医学的理论和实现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合理定位, 以发现西方医学模式中的问题, 并在人类存在的问题中发现其本质性的问题, 以此映现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性, 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使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所实现的价值与自然之道真正的统一起来 ,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为转向自在。显然, 这已超出了医学模式所研究的问题, 也正是这样, 才显现出中医学的整体和全面性, 因为中医学历来主张人的生存环境的自为不但是医学应注重的, 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应与其统一的, 因此, 古代的“儒必通医”的主张在当代不失其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的意义。
二、道的形上学及其对人的形而下存在的统一
道的形上学问题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以道教哲学的形式来定位, 其中需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其中主要的问题是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及其道教哲学的优越性何在以及对当代哲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这一问题自在于道教的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以“智慧”定义哲学, 毫无疑问, 道教的思想体系中处处充满智慧, 如果从黑格尔的哲学标准定义哲学, 则道教哲学并不属于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苎逑怠5澜陶苎П砻? 道教哲学以“道”的本体论规范主体的修为与“道”合一, 这种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始终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源于道家的“道”的哲学, 并以“道”规范主体的修为而成道教的形式其本质上是“道”哲学的统一性。今天看来, 这种哲学在人类哲学中尽管有相当多的内容需要完善, 但其表现的重要性是相当明显的, 因为主体的存在本质及其实现在本体中的地位是人类哲学的终极关怀之所在。显然,其中的形而上学与《周易》的形而上学同出一辙, 人的形而下存在的中医学体系的形上部分与《周易》及道教的形而上学统一, 这在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 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医学不仅是医学, 而是关于人的完善自身存在的学问。中医学所包含的道德和伦理的思想, 以及人文关系, 天人合一及运气学说的规则 ,都表明实际上的中医学被中国哲学所包容。
但是, 应强调指出的是, 中医学的哲学因其对主体的关怀所必需, 导致其重要的理论支柱就只有向道家及道教的终极关怀中汲取。如果说中医学的发展是在的索取了道教对主体的终极关怀的理论形式而成功的解决了其中的重大的理 论和医疗实践中的问题, 那么, 这一历史事实所反映的道教哲学中的关于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成就本身就成为当代重要的哲学问题。
老子在《道德经》中规范了道的本体论意义并在相当多的方面由此指示出主体的方法论。《周易》在基本的意义上指出了道的形而上学问题。关于人的存在的 本质性问题, 这始终是哲学的重大问题, 但西方哲学对此已无能为力。由于《道德经》和《周易》以道的方式对这一问题的限定, 使之对人的本质性存在的形式问题没有在基本的哲学意义上给出, 所以, 人类的存在的所有问题表明, 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是当代哲学应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医学在映射这一问题中, 表露出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尤其《内经》中的有关论述, 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 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 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 受《周易》的道器之论之启发, 形成了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始点, 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间者也”, 因次, 人是存在中的形而中者。人是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 因此, 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 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将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的重大的中医学的哲学问题。(限于本文的篇幅, 有关的具体论述请参看笔者的其它文章)。
三、中医学的医疗模式及其在当代的发展道路
自晚清开始的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和当代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以来,对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研究, 其中的重要的反映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中医学范畴几乎都以西方哲学的模式进行了解释。对于这些解释, 已成为中医学的哲学研究的主流, 但是, 由于哲学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失缺, 以西方哲学作为主体形式的研究就不能正确的和全面的反映出本在的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 因此,从本质上重新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道家和道教哲学对中医学的重要性及其在当代的发展方向, 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思维方式和其产生的对思维的形式的统一性是哲学的自在, 那么, 一定的知识形式将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 哲学只是从形式中所发现的基本规则。因此, 就中医学的形式而言, 如果承认其是不同于西方医学的独立的形式 ,那么,自在的哲学就是与西方哲学的形式所不相容的。所以, 与西方医学是西方哲学所生成的医学形式一样,中医学也只能是其自身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形式。所以,从中医学的形式中分析其哲学思维, 体认其自在的哲学, 也许是比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的研究方式对发现中医学的哲学模式更为有利。
长期以来, 有关中医学的哲学的研究,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哲学思维属于辨证法的思维方式或朴素的辨证法, 由于中国哲学的自在方式产生的中医学, 使以西方哲学中的辨证法的方法认识和研究中医学形成相当大的曲解, 由此导致不但不能从本质上认识中医哲学, 而且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从哲学上的正本清源就是当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中医学的主要理论之一, 两者的理论关系在哲学中的统一, 构成了独具理论特色的中医的治法和治则的诸要素,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反映出中医学中的认识论的哲学体系, 是与中国哲学的本迓垡宦鱿喑械摹L教直嬷な斡氡娌∈蔚墓叵? 分析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所反映出的中国哲学内涵 ,是哲学的重要任务, 而道教学者在修练和医疗实践中总结出的功理功法, 无疑是对问题的解决, 而这些应在当代加以研究的。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对疾病认识并采取相关的医治方案的中医学的重要的理论,两者反应出的对疾病的认识, 就人是自然界的整体存在物于其中而言,是相当深刻的。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 病因辨证等, 辨证虽有相当多的方式, 但以阴阳为体。 《周易》有“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论, 是辨证的总纲。施治与辨病施治虽表现为“同病异证 ”、“异病同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较为复杂的关系, 但只要在阴阳上辩病识证, 就可事半而功倍。总之,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种高级的综合性的学术修养, 与形而下的西方医学绝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中医医疗特点的存在, 中医学人才的培养的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这关系到中医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就目前我国的中医学人才的培养教育体制而言, 由于与中医学自在的规律相悖, 已严重的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 降低了中医的医疗水平, 不但少有近古以前的大家, 而且使目前的中医学人才也青黄不接。
我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道路应在以下的改革中进行:
1、改革中医学的教材。应编写中医哲学教材, 增加开设以“道”为基本内容的“中医哲学”课, 锻练加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 使学生建立起一定结构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 以利于中医学的学习和中医的医疗实践。不但如此, 还应在普通小学教育中, 增加以中医学为基本的世界观和养生学教育, 真正的使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对生产高素质的中华民族而言, 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
2、中医人才的培养道路, 应走“师徒制”, 这是中医学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模式之传承所必需的, 这不但为中医学技术的口授心传特点所决定, 更多的则是中医学的道德伦理的特色所限定的问题。实践表明, 这一不成制度的制度, 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圣手。但现代的中医教育体制下少有这样的人才出现, 其中的教育体制不可不彻底的反思。
3、中医学问中, 向有“学医三年, 天下无不治之病; 行医三年, 天下无可用之方; ”之论。因此, 中医学不同于其它学问, 其所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是中医学者终生所追求的学术问题。所以, 政府在医学的管理模式上, 应尊重中医学的学术特点, 保护和礼遇中医学人才, 使其学术研究不被政治所左右, 并为其创造优越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环境, 使优秀的青年能够走进学习中医学的大们并为此而贡献。这是保护和发展中医学的当务之急。
4、改革中医学的医疗模式, 采用以中医诊断为主、西医医疗仪器诊断为辅;中药和道教内丹疗法为主、西药为辅的治疗方法。
5、 抱朴子葛洪有“食补不如药补,药补不如气补 ”的重要的医疗思想, 因此,中医疗法应采用以重在内养精气神、以合大药为内药的治法治则为主, 辅以中药调整和治疗的道教医学体系。道教医学体系的实行, 不但可彻底根治疾病, 提高人们的生存境地, 并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补中医和中草药资源的紧缺。因此:
6、中医院的办院方针应以道教内功为主, 药物为辅; 疗养与治疗并重的医疗模式。 对患者授以道教内丹功法、四时养生、动静相宜为辅的医疗思想,在练功中辅之于中药。这一医疗模式的实行, 使之患者能在今后的生活实践中持之以衡并长期受益。
以上应为中医学在当展的长期国策。
一、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即哲学基础问题,是近代以来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因此,应当认为这些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学反思的结果,因为任何文化形式的历史和逻辑的过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体的自在性,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来文化所可能进行的解释。西方当代的分析哲学和解释学表明,因为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所限定,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困难重重,并且认为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所以,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既然如此,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和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以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其中国哲学自在的形式与这些“基本规律”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绝然不同的形式,而且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思维方式的统一⑴。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的结果。而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体中寻求。那么,中医У恼苎Ь烤故鞘裁葱问降?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的认识论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反思,发现在中国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最成熟的知识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的形式,而这也是研究中国哲学的首要的工作。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⑵,形而中论的哲学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对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是哲学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的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有清一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哲学形式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外化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我们已经把中国哲学暨《易经》中的哲学模式以形而中论的原理进行概括和反思,由于在中医学中主要体现出医学的目的和方法论的统一──“保性命者,医道也”,所以,对应和中是中医学中主要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以对应和中的规律进行对中医学的反思,其表明,在这一方法论的作用下产生的中医学哲学的主要规律是: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下面对这三大规律进行具体的论述。
二、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就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而言,对应和中者,人对应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论之,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体中之中者,以藏象论之,脾胃也,以五行论之,中土也。以三焦论之,中焦也。而和于中者,人体健康之象也,而离偏于中者,疾病之所出矣!辨证施治者何以谓之?辨证者,由症对应于阴阳、五行、三焦者也;施治者,和于中者也;和者,由治而达者;中者,阴阳、五行、三焦之中者也;和也者,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岁十二节,皆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于主体性而言,阴阳对应和于中者也,阴阳对应者,时空对应之机也,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吴谦:《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以上的论述在基本的意义上阐明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所以,如果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张元素《医学启源·卷之中·十、内经主治备要》)从而使之阴阳对应成为哲学本体论的依据,那么,我认为“阴阳和中之谓医”。阴阳和中者,医之大用也。“气血之根皆在下,培养在中,发用在上。”(郑寿全:《医理真传·卷三·问病人干咳周身痒者何故》)。“培养在中”者,“黄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气,根基于肾,萌牙于肝,培养于脾,积贮于胸中为大气,以斡旋全身。”(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卷·治气学郁滞肢体疼痛方·培脾舒肝汤》)“培养在中”“培养于脾”,中之用也。所以,“凡人中气充足,则署邪不能相犯;署气入侵,皆气虚招之也。”(陈士铎《辨证录·卷八·内伤门》)。所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阴阳、五行与三焦辩证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后天而言,和于脾胃者也,先天而言,和于肾者也,和于脾胃者,血之用也,和于肾者也,气之用也。所以,后天而言,“人以胃气为本。”(李杲《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对中土的认识,历代医家都有深刻的认识:“脾为土脏,主乎运水,全身水道,赖脾为通调。”(吴克潜:《大众医药·第二十四章·卫生门·健康要览》),“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经·玉版第六十》),“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沈金鳌《妇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经之源,水谷之海也,平则万化安,病则万化危。”(李杲《脾胃论·卷下·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胃受司受纳,脾司运化,一纳一运,化生精气,津液上升,糟粕下降,斯无病矣。”(王纶:《明医杂著·卷一·枳术丸论》)。以哲学思维论中土者,以章虚谷为要,他说:“土本先天太极之廓,为后天万物之母,故通贯四气而主于中也……夫太极为。五行之廓者,生物之道也;土为太极之廓者,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该有形,则太极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该无形,则土为太极之廓矣。理气有回环,故生成有顺逆耳。……良以阴阳虽判而太极之体即具阴阳之中,四象虽分而太极之体即具四象之内。所以加土称五行者,以表土中即太极之体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环无间者,以太极浑然之气流行乎中也。浑然之气无形而土居四象之中, 通贯四气以显太极之用,故其成物则土为太极之廓而浑然之气即寓于中矣。”(章虚谷:《医门棒喝·太极五行发挥》)。
关于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的概括,使之辨证施治成之所为也,是为中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规律也。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是以《周易》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因此,医易相通者,哲学思维的统一性也。
三、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由上可知,医易相通是在哲学思维中的统一,因此,作为中医学的文化形式而言,其本质性与中国文化的形式及本质性是统一的。所以,中医学在当展方向的问题,宏观而言,其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是统一的,微观而言,是由中医学的自在的规律所决定的,而且与当代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
在西医学已经于当代越来越显现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时,伴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出现,中国医学的优异之处同时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对其进行的哲学反思表明,从问题的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言,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因为从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问题,不仅仅表现在医学方面,其更主要的问题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学方面。应当认为,两种医学模式的优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形成的,这些优劣还要在以后的医学和文化的进步中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显然已注意到中医学的优势,但是,除了中医学的医疗实践上的优势以外,笔者认为,中医学的优势表现在哲学思维上,中医学的成就是中国哲学思维所造成的。因此,正是在中国文化及哲学的统一下所生成的中医学本体论,使中医学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将成为人类医学继续发展的相当重要的参照系。但是,由于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和哲学以来所造成的思维定势和对中国哲学的判定的失误,以至于造成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思维方式上的误导,影响了中医学的正确发展。因此,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由于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西方的哲学思维的不同,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从固有的中国文化形式中重视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即中国哲学是以怎样的本体和本体论进行哲学思辩的。尽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学思维造就了西方文化,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因此,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非达到群书博览,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举凡历史上的名医,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就中医学界而言,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历史和逻辑均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释
⑴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乖诘囊孕问交呐Σ⒁源诵问缴系墓槔嗟姆椒?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购捅咎迓劢姓苎急绲摹>芪鞣降男问交恼苎嘉炀土宋鞣轿幕?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因此,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非达到群书博览,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举凡历史上的名医,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就中医学界而言,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历史和逻辑均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释
⑴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不但沉诵问铰呒墓媛桑ㄐ问郊安问降穆呒肼呒安呒男问绞峭骋坏模?而且不可能从形式到逻辑进行不同文化形式的整合,正如英语和汉语不可能实现在形式到逻辑的统一一样。人类文化的统一首先要求哲学的统一。笔者的研究表明,人类的文化形式和哲学思维只有在完成时空的形式和方式的还原以后,才有可能完成,这是笔者的“时空统一论”哲学体系所力图完成的工作。
⑵形而中论是以对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而对人类的哲学所作出的哲学概括,这使之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的本质性在主体的形而中性──即形而中者之谓人的明题使主体的存在方式在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的统一中得到证明。这也为中医学的哲学思维找到了根据。有关形而中论的论述,请参考拙作:“卦的形式及其本体论内涵”载段长三主编:《现代易学优秀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599页。另可参考拙作:“易医相通和生命哲学论略”一文,载于《亚州医药》杂志,1996年10月增刊第19页。及拙作“哲学问题在当代和周易哲学观诠释──形而上学与形而中论”载《周易研究》杂志1998年第2期第15页。
时间: 2003-9-26 作者:鞠 曦
道教和中医学的关系, 一般而言, 就其内在的文化本体的一致性上, 是在哲学层次上的统一。因此, 道教对中医学的重大影响, 就必然表现为以道的本体论对中医学发展所作的哲学贡献。关于道的哲学研究, 以及对中医学的发展的相关性研究,学界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 但是, 由于西方文化和哲学对中国文化发展在近代以来的滥殇,致使对道教和中医学的关系的研究也受到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影响,这种对中医学的形式化的研究道路使中医学的发展迟缓甚或倒退。显而易见, 中医学的形式化研究的方式悖离了道的哲学。限于本文的篇幅, 本文就道的本体论对中医学的影响进行哲学反思, 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医学向道教医学模式发展的理论问题。
一、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和中医学
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以中医学为主体性而言, 在哲学上表现出以《周易》、 道教、中医学三位一体的道本体论的系统关系。 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在中国文化中可谓一以贯之。表现为道统文化特性的中国文化以“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为最高目标, 因此, 尽管中国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 但都没有离此鸿的。就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而言, 以道的哲学思维方式所受的影响就更是显而易见。就中国文化的历史而论, 由于社会实践中的问题所引发, 对道的抽象和身体力行成为思想家所研究的具体内容。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道规范自己的理论体系, 并直接的影响了《易传》的形成和歧黄之术的理论体系。表现在哲学思维上形成了所谓的“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哲学观。道教为彻底贯彻和实现道家的终极关怀问题,以人生的终生修道为实践, 在练功的实践中由于对中医学的需要, 实际中的道教与中医学的关系就必然表现为道教学者以道的哲学观对中医学的具体运用, 以及在修道的实践中以自身的练功实践对医道的理解而发展为道教医学。因此, 道教学者是在修道中身体力行的发展了中医学,并结合练功的机制, 对中医学的阴阳、 气? ⒕纭⑷埂⒕瘛⒁约氨缰な魏屠矸ǚ揭┑壤砺奂笆导鞒隽颂厥獾墓毕住F渲?不但以医道对身体的作用加深了对道的理解, 而且也以道的本体理论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 为中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的大家世人皆知, 为人称道, 例如葛洪、陶宏景、孙思邈等人。
显然, 中医学是主体存在价值关系的主体自为的学问, 而道教则是超越主体存在的自为的价值从而达到自在的学问。具体而言, 中医学在道教哲学的影响下, 以其老子“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制定了中医学的医学模式,而道教则具体的应用了中医学对人体理论的认识, 尤其是唐宋以后道教的内丹理论的成熟, 更是大量的借鉴中医学有关精气神的理论的结果。这些, 都表明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我们在当代讨论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关系问题, 最重要的当属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的问题, 非但如此, 就人类哲学自身进步的需要, 也极需从道教哲学中汲取营养, 以走出当代哲学的困境, 所以,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应当是当代哲学研究中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 道的本体论哲学研究一直不被世人所重, 或者被斥之为形而上学。所以,对道教哲学及道教医学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 因此, 应当引起重视, 这不但为中医学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之必需, 以推动中国传统医学模式的进步, 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之必然; 就走出当代的哲学困境而言,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也必然在发现其对本体论的贡献中认识到其重大的理性意义和社会实践意义。
因此,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意义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以道本体论对人的存在及医学模式的定位, 将决定中医学的今后的发展方向。表现为当代气功热形式的文化现象, 已透视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潜在性影响。但进一步对气功理论的深入研究受到当代思维方式的限定而出现重重困难, 因此, 对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正本清源──对道教哲学在哲学发展中重新定位, 即在其自在的道本体上对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关切和可能实现的方法论中实现当代哲学的革命, 是道教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向。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 在对道教哲学的终极关怀所能实现的道路中, 反观中医学的理论和实现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合理定位, 以发现西方医学模式中的问题, 并在人类存在的问题中发现其本质性的问题, 以此映现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性, 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使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所实现的价值与自然之道真正的统一起来 ,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为转向自在。显然, 这已超出了医学模式所研究的问题, 也正是这样, 才显现出中医学的整体和全面性, 因为中医学历来主张人的生存环境的自为不但是医学应注重的, 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应与其统一的, 因此, 古代的“儒必通医”的主张在当代不失其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的意义。
二、道的形上学及其对人的形而下存在的统一
道的形上学问题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以道教哲学的形式来定位, 其中需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其中主要的问题是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及其道教哲学的优越性何在以及对当代哲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这一问题自在于道教的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以“智慧”定义哲学, 毫无疑问, 道教的思想体系中处处充满智慧, 如果从黑格尔的哲学标准定义哲学, 则道教哲学并不属于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哲学体系。道教哲学表明, 道教哲学以“道”的本体论规范主体的修为与“道”合一, 这种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始终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源于道家的“道”的哲学, 并以“道”规范主体的修为而成道教的形式其本质上是“道”哲学的统一性。今天看来, 这种哲学在人类哲学中尽管有相当多的内容需要完善, 但其表现的重要性是相当明显的, 因为主体的存在本质及其实现在本体中的地位是人类哲学的终极关怀之所在。显然,其中的形而上学与《周易》的形而上学同出一辙, 人的形而下存在的中医学体系的形上部分与《周易》及道教的形而上学统一, 这在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 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医学不仅是医学, 而是关于人的完善自身存在的学问。中医学所包含的道德和伦理的思想, 以及人文关系, 天人合一及运气学说的规则 ,都表明实际上的中医学被中国哲学所包容。
但是, 应强调指出的是, 中医学的哲学因其对主体的关怀所必需, 导致其重要的理论支柱就只有向道家及道教的终极关怀中汲取。如果说中医学的发展是在的索取了道教对主体的终极关怀的理论形式而成功的解决了其中的重大的理论和医疗实践中的问题, 那么, 这一历史事实所反映的道教哲学中的关于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成就本身就成为当代重要的哲学问题。
老子在《道德经》中规范了道的本体论意义并在相当多的方面由此指示出主体的方法论。《周易》在基本的意义上指出了道的形而上学问题。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这始终是哲学的重大问题, 但西方哲学对此已无能为力。由于《道德经》和《周易》以道的方式对这一问题的限定, 使之对人的本质性存在的形式问题没有在基本的哲学意义上给出, 所以, 人类的存在的所有问题表明, 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是当代哲学应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医学在映射这一问题中, 表露出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尤其《内经》中的有关论述, 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 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 受《周易》的道器之论之启发, 形成了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始点, 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间者也”, 因次, 人是存在中的形而中者。人是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 因此, 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 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将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的重大的中医学的哲学问题。(限于本文的篇幅, 有关的具体论述请参看笔者的其它文章)。
三、中医学的医疗模式及其在当代的发展道路
自晚清开始的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和当代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以来,对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研究, 其中的重要的反映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中医学范畴几乎都以西方哲学的模式进行了解释。对于这些解释, 已成为中医学的哲学研究的主流, 但是, 由于哲学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失缺, 以西方哲学作为主体形式的研究就不能正确的和全面的反映出本在的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 因此,从本质上重新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道家和道教哲学对中医学的重要性及其在当代的发展方向, 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思维方式和其产生的对思维的形式的统一性是哲学的自在, 那么, 一定的知识形式将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 哲学只是从形式中所发现的基本规则。因此, 就中医学的形式而言, 如果承认其是不同于西方医学的独立的形式 ,那么,自在的哲学就是与西方哲学的形式所不相容的。所以, 与西方医学是西方哲学所生成的医学形式一样,中医学也只能是其自身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形式。所以,从中医学的形式中分析其哲学思维, 体认其自在的哲学, 也许是比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的研究方式对发现中医学的哲学模式更为有利。
长期以来, 有关中医学的哲学的研究,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哲学思维属于辨证法的思维方式或朴素的辨证法, 由于中国哲学的自在方式产生的中医学, 使以西方哲学中的辨证法的方法认识和研究中医学形成相当大的曲解, 由此导致不但不能从本质上认识中医哲学, 而且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从哲学上的正本清源就是当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中医学的主要理论之一, 两者的理论关系在哲学中的统一, 构成了独具理论特色的中医的治法和治则的诸要素,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反映出中医学中的认识论的哲学体系, 是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一脉相承的。探讨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 分析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所反映出的中国哲学内涵 ,是哲学的重要任务, 而道教学者在修练和医疗实践中总结出的功理功法, 无疑是对问题的解决, 而这些应在当代加以研究的。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对疾病认识并采取相关的医治方案的中医学的重要的理论,两者反应出的对疾病的认识, 就人是自然界的整体存在物于其中而言,是相当深刻的。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 病因辨证等, 辨证虽有相当多的方式, 但以阴阳为体。 《周易》有“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论, 是辨证的总纲。施治与辨病施治虽表现为“同病异证 ”、“异病同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较为复杂的关系, 但只要在阴阳上辩病识证, 就可事半而功倍。总之,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种高级的综合性的学术修养, 与形而下的西方医学绝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中医医疗特点的存在, 中医学人才的培养的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这关系到中医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就目前我国的中医学人才的培养教育体制而言, 由于与中医学自在的规律相悖, 已严重的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 降低了中医的医疗水平, 不但少有近古以前的大家, 而且使目前的中医学人才也青黄不接。
我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道路应在以下的改革中进行:
1, 改革中医学的教材。应编写中医哲学教材, 增加开设以“道”为基本内容的“中医哲学”课, 锻练加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 使学生建立起一定结构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 以利于中医学的学习和中医的医疗实践。不但如此, 还应在普通小学教育中, 增加以中医学为基本的世界观和养生学教育, 真正的使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对生产高素质的中华民族而言, 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
2, 中医人才的培养道路, 应走“师徒制”, 这是中医学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模式之传承所必需的, 这不但为中医学技术的口授心传特点所决定, 更多的则是中医学的道德伦理的特色所限定的问题。实践表明, 这一不成制度的制度, 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圣手。但现代的中医教育体制下少有这样的人才出现, 其中的教育体制不可不彻底的反思。
3, 中医学问中, 向有“学医三年, 天下无不治之病; 行医三年, 天下无可用之方; ”之论。因此, 中医学不同于其它学问, 其所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是中医学者终生所追求的学术问题。所以, 政府在医学的管理模式上, 应尊重中医学的学术特点, 保护和礼遇中医学人才, 使其学术研究不被政治所左右, 并为其创造优越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环境, 使优秀的青年能够走进学习中医学的大们并为此而贡献。这是保护和发展中医学的当务之急。
4, 改革中医学的医疗模式, 采用以中医诊断为主、西医医疗仪器诊断为辅;中药和道教内丹疗法为主、西药为辅的治疗方法。
5, 抱朴子葛洪有“食补不如药补,药补不如气补 ”的重要的医疗思想, 因此,中医疗法应采用以重在内养精气神、以合大药为内药的治法治则为主, 辅以中药调整和治疗的道教医学体系。道教医学体系的实行, 不但可彻底根治疾病, 提高人们的生存境地, 并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补中医和中草药资源的紧缺。因此:
6, 中医院的办院方针应以道教内功为主, 药物为辅; 疗养与治疗并重的医疗模式。 对患者授以道教内丹功法、四时养生、动静相宜为辅的医疗思想,在练功中辅之于中药。这一医疗模式的实行, 使之患者能在今后的生活实践中持之以衡并长期受益。
以上应为中医学在当展的长期国策。
总之, 中医学是人类文化中独特的不可多得的宝贵的财富, 在其发生和发展的历程中与中国道家哲学息息相关、与道教学者的身体力行的医疗实践中所做的贡献密不可分。但是, 中医学尽管理论成熟, 门派众多, 在历史中所形成的医疗模式表明(以中医七大门派的理论为主), 其治法治则上的主体部分都是采用投以中草药物、以经方为主、时方验方为辅的医疗方法。在人类理性不断进步的当代, 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不断深入, 随着当代哲学革命的完成, 中医学必将最后完成以道教医学为主体医疗模式的转向, 而这一转向是在近代就应完成的, 只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 致使这一工作无法进行。历史将表明, 厚西薄中是浅薄的。在当代中国文化热的国际大环境中尽快的完成这一工作, 使中医学在世界医学中重放异采, 中国的哲学和医学学者责无旁顾、任重道远。我们当以此共勉。
哲学作为理论化和系统化的观念形态,既为文化系统中的诸种学科作理论上、逻辑上的论证,又为其提供宇宙观和方法抡的指导。中国古代哲学不仅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而且是中华文化系统中各种学科的理论基石,它以其独特的范畴体系,为中华民族认识宇宙和自然、社会及思维方式的形成,提供了系统的方法论指南。
中医学是我国的传统医学,也是我国民族文化在医学殿堂中的一块瑰宝。过去,它曾经为我国人民的生存、繁衍作出过重大贡献;今天,中医学仍以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卓著的临床疗效为医疗保健事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医学是我国人民在与疾病的长期斗争过程中,医学知识同古代哲学相结合的结晶中医学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密切相关,二者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与中国古代哲学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渗透,对中医理论的最后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战国至秦汉时代,我国进入了封建社会。这一时期,在祖国医学取得空前发展的同时,蕴含朴素唯物论和自发辨证法思想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以及“天人相应学说”等古代哲学思想亦在不断完善。当时的医家借用了这种哲学思想,将它们成功地引入医学领域,用以总结、解释已取得的医学成果,并编撰了许多医学著作,其中《黄帝内经》反映了当时我国医学的最高成就。
《黄帝内经》以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天人相应学说为工具,不但系统地论述了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诊断、预防和治疗,而且将疾病的发生与自然、
社会联系起来,具有生物一社会一心理医学模式的雏形。《黄帝内经》主张以人为本,《素问》中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唯贵于人”,确立了人在医学中的主体地位。《黄帝内经》还主张应“人参天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与自然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体通过全身孔窍与大自然息息相通,促进人体血气循环,“弃其陈,用其新,精气日新”,处于“新陈代谢”的不断变化之中,
反映了医学世界的整体性和变动性。它对疾病的认识,不仅注重于“邪”、尤其注重于“正”,提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种“正邪斗争”的发病学观点,使中医学一开始就居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
《黄帝内经》的另一个伟大成就在于它确立了中医学的研究方法一“有诸内必形诸外”,即透过现象认识本质。运用这种方法论,它从整体宏观角度将人体的生理和病理概括为五大功能体系,创立了独具特色的中医脏象学说、经络学说、气血津液学说等生理、病理观。这些学说的建立,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而且使中医学有可能在科学技术相对不发达的情况下,运用哲学的力量,对人体及疾病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索。
《神农本草经》大约成书于秦汉时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中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对药物的研究亦采用了当时的哲学思想,提出君、臣、佐、使、七情和合以及四气五味等概念,从而将实践与理论融为一个完满的有机整体,对中医临床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2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基础—阴阳五行学说与中国古代哲学
阴阳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它概括了古人对自然界发展变化规律的认识,是古代中国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
我国古代哲学家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亊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最基本的元素组成,称为“五材”;这五种元素不仅具有相互资生、相互制约的关系,而且是在不断运动、变化之中,称为“五行”。阴阳是古人对宇宙中相互关联的某些事物和现象对立双方的概括。
中医学阴阳学说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它的组织结构既是有机联系的,又可划分为相互对立的阴、阳两部分,如人体的五脏属阴,六腑属阳;具体到每一脏腑,也有阴阳之分,如心有心阴、心阳,肾有肾阴、肾阳等。中医学还应用阴阳学说来说明脏腑间在生理、病理上的相互影响,指导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如阴阳学说认为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是由阴阳两个方面保持对立统一的协调关系的结果,中医学认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即阴阳平衡才能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阴阳失衡则导致疾病的发生。
中医学五行学说将人体内脏分别归属于五行,以五行的特性来说明五脏的生理特点,如肝喜条达,有疏泄的功能,木有生发的特性,故认为肝属“木”;心阳有温煦的作用,火有阳热的特性,故认为心属“火”等。同时中医学还应用五行学说来说明脏腑之间在病理上的相互影响,指导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如肝病可以传脾,是木乘土;脾病也可以影响肝,是土侮木等。
3中医学的认识方法与古代哲学
中医学的认识方法主要为整体观,在中国古代哲学的意义上,集中表现为具有当代系统论意味的整体观、综合观。中医学的整体观基本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3.1高度重视人体生理功能与自然环境的统一:中医学认为四时之气有消有长,人也应顺应这种消长规律。春养生,夏养长,秋养收,冬养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记载:“故四时阴阳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
3.2特别注重社会环境和情志致病:中医学认为,从心理属性而言,正常的情志变化并不致病,但过度的心理失衡则是致病的重要原因^
4中医学的治疗方法与古代哲学
中医治疗极具思辨和人文色彩,含有丰富的哲学和辩证法思想。
4.1辨证论治:辨证论治是中医学整体观念在治疗学中的具体体现与实践,也是中医治疗学的特色与精华。中医学认为,任何一个病证都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与其周围事物密切联系,并且是在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治疗疾病时应根据每个患者的客观实际,通过望、闻、问、切等诊断方法,不仅要确诊病人患了何种疾病,而且要了解病人的病情属于何“证”,治疗方案主要针对这种“证”而制定,即为“辨证论治”。
4.2中医治疗学的治则:中医治疗学的治则主要有治未病论、治病求本论、因势利导论、三因制宜论等,也体现了其古代哲学和辩证法思想。
其中“治病求本论”是中医治疗的重要治则。标、本是古代哲学辨证法的一对范畴。中医学引用这一概念,来说明疾病的正与邪、现象与本质等的关系。“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
中医治疗的“三因制宜论”指治疗时要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中医学认为任何一个疾病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要受人的体质禀赋、性情习惯、地域环境、时令气候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影响。“三因制宜”就是要充分考虑到人、时、地三方面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从而做到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因人、因时、因地辨证施治,这体现了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的哲学精神。
因此,中医学无论从其理论体系的发生、发展,还是中医理论体系基础一阴阳五行学说及中医治疗方法,无处不渗透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国古代哲学对中医学的发展、完善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中国文化与中医学精神内核的一致性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传统医学,唯有中医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一朵奇葩得以延续。中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核心对于中医学来说是哲学。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是独立发展的哲学类型之一,它致力于研究世界的本原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民族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伦理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例如,《易经》是中国古代最早涵盖天、地、人三界的深邃哲学经典,是中华文化群经之首,诸子百家之源。“易”有3意:①变异:指变化。哲学上讲,只有相对静止,没有绝对静止,变化是永恒的真理,任何事物无时无刻不处在变化之中,世界唯一不变的法则是变化。中医在临床上看到的是一个人的昨天、今天、明天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然后用运动变化的思维去认识人的疾病。②不易:“千古不易者谓之经。”指在绝对的变化之中,一定有不变的东西。③简易:在实现不易的过程中,一定有最简单的路径。《易经》的哲学精神是一种执简驭繁的智慧,如采用阴阳的观点看事物。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是中和,中医实乃中和之医,简称中医。“中者,不偏不倚,不过不急。”“中庸”是事物发生发展的最佳状态,也是中医在防病治病中的最高原则或最高追求。如《伤寒论》云:“阴阳自和者,必自愈。”所以“以平为期”是最佳的生命状态。再者,从哲学的角度里看,《论语》讲的是社会伦理学,伦理学即哲学的“用”。读《论语》能懂得敬畏生命,故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因此,中医学在现代的发展仍需保留其哲学特质,也离不开哲学的指导和参与。
2中国古代文化内涵在中医学中的体现
2.1顺应自然的天人关系
天人关系不但是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对象,而且是中医学关心的理论问题。中医主张体自然之道,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最高目的即为自然之功,治病为了恢复本然的平衡状态,养生只求尽其天年常度保全自然”就成为中医治病之首务。
2.2朴素系统论的整体观念
中医理论的本体论基础是中国古代的元气论自然观。元气论认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是气,“气体一而万殊”。无形而化生的元气构成中国古代“大化流行”的整体观。中医的整体观追求的是形而上的和谐完美,而排斥形而下的分解组合。
2.3重神轻形的方法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之一为重道轻器。《灵枢·九针十二原》中有“粗守形,上守神”之说,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了中医学方法论重神轻形的特征。因此,尽管藏象说是中医学理论的基础和核心,但中医学的脏腑功能不是或主要不是从这种形态结构中分析得出的。故一些学者据此即认为中医学脏腑并没有实体概念,只是“机能的复合体”,故具有重神轻形的特点。
2.4得意忘象的思维意境
《系辞》云:“圣人立象以尽其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言作为象的代表,象作为意的代表,均是得意的工具。思维过程不应拘于言象,而应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只有意才是思维的最高境界和最终归宿。“医者,意也”典型地反映了中医学的思维特色,即通过“象”一人体功能的外在表象来认识人体,并以象为本构建人体生理、病理模型。“象,形象也。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不难发现,得意忘象的思维过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种难于言传的体悟及直觉。古今医家多强调这种直觉体悟的“得意”工夫,只有这样方能达到中医治学之最高境界。
2.5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
中医学理论和临床范式早在《内经》及《伤寒杂病论》时代即已基本确立,“理必宗《内经》,方不离仲景”成为不变的信条,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范式革命,而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是其重要内因。例如,吴有性的“戾气说”已突破了传统六淫致病模式,包含着科学革命的胚芽但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只能视之为“非圣无法”“创异说以欺人”。由此而言,中医学具有浓厚的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
2.6医为仁术的伦理追求
“医者,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医门法律》),“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所谓正己,就是要加强自我修养,具备仁爱之心。其次,为医者还需具备精湛的医术。孙思邈将中医传统医德概括“大医精诚”,深刻地揭示了医为仁术的伦理追求,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融合。
3小结
总之,中医学有着十分丰富的古代文化内涵,不仅具有顺应自然的天人关系观念与朴素系统论的整体观念,更有在方法论上亦具有重神轻形、在价值取向与伦理追求上具有“崇古尊经”和“医为仁术”、在思维意境上具有得意忘象的特点。因此,必须从中国古代文化内涵上深人理解,方能不断地推动中医学健康向前发展。
【关键词】整体观念哲学中医方法论
整体观念是中医理论体系的特点之一,但纵观古代医书,并未有整体观念这样的特定词语。整体观念是何时提出的,它对当代中医的发展有何影响,本文从其概念提出、文化渊源和哲学基础以及其优劣性等方面的分析中阐发中医整体观念的意义。
1整体观念的提出
从孔子时代起,中国人虽然只生活在中国的地域里,但精神世界中,自认为生活在“普天之下”的世界里,并认为中华民族是现实世界里拥有最高文化的民族。因此,尽管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激起了中国道教的兴起及儒家新理学的建立,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原来的思想模式。由此,在十六七世纪中国人开始与欧洲人接触时,也就并未对欧洲人十分在意[1],直到发现欧洲文明可以和中国文明相颉颃时,才极大地动摇了中国人对自己古老文明优越的自信。
医学上,在西医强大的冲击力下,人们对传统医学同样也丧失了信心,可中医仍艰难地存在着,它需要不灭的精神支持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西医的比较争论中,开始有中医关于“全体”“整个”的提法,但到建国之初,也没有明确提出“整体观念”是中医特点。1957年左右,有中医名家提出“辨证论治”中医的诊疗规律。最先指出“辨证论治”是中医特点的,却是西学中学者。1960年“整体观念”作为中医特色写进教科书[2]。这两大特点,特别是“整体观念”在建国后取得共识,必然有一定的哲学思想背景。而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无疑是这个时代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哲学理论。不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并无“整体观念”这个术语。有人认为[2],这个观念的提出是为了尽量向辨证唯物论靠近。不过,认识论在中国古代哲学里从未得到发展[1],即中国哲学不像西方哲学那样有一条明晰的唯物和唯心的界限[3],所以向“唯物”靠近是一种时代选择。但是“辨证”思维在道家《道德经》“反者道之动”和儒家《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中都可见其光芒,中国哲学是富于辨证的,而“整体”和“辨证”是可联系的,因为辨证逻辑要求人们必须把握、研究事物的总和,从事物本身矛盾的发展、运动、变化来观察它,把握它,这样才能认识客观世界的本质。所以“整体观念”是有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味道,或者说是用新的哲学思维方式来解说中医的发现,它源于民族情结,更是新时代下中医的精神支持点。
2整体观念的文化渊源及哲学基础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在中国古代哲学的指导下逐步形成的。而哲学的形成又是有其地理和经济的背景的。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中华民族历来依靠农业来维持生存,无论在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农业都同样重要,被认为是立国之本。而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农民得靠天吃饭,太阳、月亮的运行和四季嬗替的自然变化是农业必需跟进的。读书人虽然通常并不亲自耕地,但农业生产的好坏与他们有直接的联系,因此他们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主要反映了农民的思想,而农民的眼界制约着中国古代哲学的方法论[1]。哲学家把直接认知的东西看为哲学思维的出发点,他告诉人们看见了什么,语言简短而内涵丰富,但只作提示而并不明确,因为它来源于直觉,不代表假设或用理性演绎得出的概念[1]。所以,“人与天地相应也”(《灵枢·邪客》)的看法,可以说是一种直觉感受,表达的是对自然的爱慕和顺应。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及哲学背景所决定的。而从哲学发展上,关于“天人关系”的认识,是自西周以来中国思想史上出现的一个最重要的命题[4]。《书经》中《洪范》篇传说是周武王克商之后,商朝贵族箕子对周武王陈述来自夏朝大禹的治国大法,其中提及五行观念,虽然还没有以水火木金土代表抽象的力量[1],但它暗含的“天人关系”是: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是联结在一起的,国君的恶行伴随有自然世界不正常现象。春秋以后,“天人关系”有两种不同的认识路线[4],一是老子、庄周道家宣扬的“天人相分”“消极无为”观,《老子·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人对于自然“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一是自孔孟、《易传》开始的“天人感应观”和“有为观”,主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天人感应”思想最早表现在对“咸卦”的解释中“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在汉武帝即位的前六年,丞相田蚡等人以儒家学说为武器展开了反对崇尚老子道家思想的窦太后把持政权的斗争,这场斗争以窦太后的逝世而告终,从此,儒家取得了正统地位,诸子百家则遭“罢黜”。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大儒董仲舒的许多措施被统治者所采纳而成为当时社会的重要制度,而他吸收先秦方士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学说[5],并利用当时天文、历数、物候等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所构造出的以“天人感应”为中心的神学目的论,显然也有一定强势影响力。因此有学者认为[4],《内经》中关于人与天地相应的原理,是源于儒家哲学的演绎,确实不无道理。再者,儒家注重伦理道德,主要关心的是社会,而不是宇宙,关心人际关系的日常功能,和人的今生[1]。由于这种儒家社会伦理观的渗入,《内经》在对“人本身”的认识中,采用的是结构严密、分工有序的社会组织来比喻描述,各脏腑的联系也是用人际关系来比喻描述的,如《素问·灵兰秘典论》言“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当然,这里并不否认道家等其他诸子学说对《内经》的影响。
中医基础理论的教科书上在表述中医整体观念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二是人与环境有密切的联系。古人认为,人与天地有相互作用的关系,人本身各脏腑间也有相互作用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以上的阐述中朦胧地找到整体观念的景象。
由上述可见“整体观念”不是中医与生俱来的特定概念,它是与西医抗衡而选择的一个比较概念。但它有一定的文化渊源和哲学基础。
3整体观念的优劣
谈及整体观念,有人会以“天人合一”并谈。“天人合一”这个概念最早明确出现在北宋哲学家张载的《正蒙·乾称》(《西铭》)篇中,但其用意不是要编织宇宙的关系网[5],注重的也不是人与自然间的相互作用,而只是为了强调个体的道德义务,是指一种对个体的利害得失具超越态度的道德境界。借用这个词语来说明人与自然界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不免有些牵强。倒是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宇宙系统论符合辨证法的范畴,而且从历史的时间先后看,“天人感应”才是对《内经》中医理论建构有积极影响的学说。事实上,《内经》也没有天人合一的固定言词。有学者认为,天人合一是“在不了解事物内部要素及其结构的情况下无奈的认识模式”,并以此言“中医这种整体观具有巨大的缺陷”,其实是在言词解读上受的误导和束缚。而且,虽然中医里没有微观机理的结构,但至少有五脏六腑等内部要素及各部分的搭配和排列(即结构)规律。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注释“整体”:指整个集体或整个事物的全部(跟各个成员或各个部分相对)。故又有学者认为“中医所强调的整体是一个较为忽略部分的整体”,这是仅把整体观念作为一个单纯词,而不是作为一种方法或原则来看。并且事实上,中医并不忽视和否定局部,局部治疗法也很多。
笔者认为,这个整体观念注重的是事物内部组成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如天人相应、五脏的生克乘侮等,是一种辨证观念,是优势点。然而,这个整体观念强调维持整体自身的平衡、稳定及常态,缺乏有关对立冲突的深刻理解,看不到建立新平衡的重要意义[6],限制了中医的发展,是劣势点。中医为什么自觉无以突破呢?因为,在黑格尔理论里,当一个事物被否定时,另一新生的事物在更高的层面上开始了;而按照老子和“易传”的思想,当一个事物被否定时,另一个事物又重复过去的旧事物。这就是劣势的根源所在。
任何民族在任何时代的哲学理论都有其时代局限性,但有部分哲学思想具有持久性的价值。理论的更新不只是否定先前的理论,它可以批判地继承先前理论而创造新价值。撇开古中国与古希腊关于哲学的方法论的区别,也不论“元整体”与“合整体”的差别,整体观念作为一种方法论,不仅是中医的精神支柱,它还代表探索复杂性思维方式的先行思想。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系统科学的进展,正为整体观念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借用非线性理论的话,医学的任务就是从无序中发现有序,揭示杂乱、破碎、混沌等极不规则的复杂生命现象内部所蕴含的规律,找到一些简单定律,实现对非线性中稳定因素的有效控制,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这样,整体观念无疑是中医探索生命的有力武器,是有积极意义的。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247.
[2]刘延伶,赵洪钧.“整体观念”特色论之反思[J].医学与哲学,2002,23(4):45.
[3]张其成.《中医哲学基础》导论[J].医古文知识,2004,3:6.
[4]邱鸿钟.医学与人类文化[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62.
[5]张岱年.中华的智慧——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精粹[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29,281.
[论文摘要]医学从哲学传统中孕育而来,医学伴随着生命的衍化而产生。在当今医学教育中,要立足现代医学哲学,坚持医学哲学思维对医学生进行“三观”教育,针对现代医学之困境,提出现代医学教育应当注重培养医学生系统医学哲学观,开展医学教育的思想“顶层设计”,从而养成医学生关爱生命,医者仁心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以适应时展的要求和提高现代医学的价值意义。
[论文关键词]系统医学哲学观 “三观”教育 人生观 价值观 世界观
医学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诞生而产生、丰富与发展。考察人类医学的发展史,不难发现,不同医派无一不是从哲学中孕育而生,在哲学中得以成长、发展的,二者具有鲜明的同源性。1977年美国医学家恩格尔在论述现代生物医学模式不足时,提出“生物一心理一社会”现代医学新的发展模式,这标志着医学的模式正式由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这种充满了辩证统一思想模式的转变,也更加印证了恩格斯“自然科学向哲学辩证思维复归”的观点。现代医学哲学模式的建立对未来医学人才的思想品德、专业理论、医疗技术、临床思维能力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只有知识更加广博,具有多元化、多层次、多样式、全方位、统一整体辩证的思维能力,才能适应现代医学发展的需求,其本质就是按照系统医学哲学观来培养医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一、以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学生的价值观
随着医学教育内容和标准的全球化、国际化,按国际医学教育标准来评价医学院校及医学生已成为我国医学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一名合格的医学人才,不仅要有较高的医学专业素质,而且应有高尚的医德,只有这样才能把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医学是一个需要付出毕生精力的学科,因此要有“笃学精术”的品格,要培养学生刻苦求学的意识,尊重科学知识,踏实钻研的精神,树立修身为本的理念。坚持修身为本可以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伦理道德和敬业精神,在未来职场生涯中能够把患者的健康利益放在首位。因此,医学教育应该重视学生思想的“顶层设计”——构建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医学生具有哲学家的品质:大公无私、谦虚、高尚、沉着、冷静的判断,具备必要的知识,无邪,不迷信,用冷静的思想和理性的经验去探索病因。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一些西方哲学思潮相继传入,各种流派的思想也纷至沓来,如何明辨精华与糟粕,不被西方的拜金主义思想影响,对医学教育提出了重大挑战。能不能从思想上给学生以“顶层设计”,给学生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教育,在当今医学教育中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主张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指导医学生的教育与实践,培养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抛弃狭隘的功利目的,培养超脱的心境,塑造追求真理、探讨医理医源、关怀人类身心健康的精神境界,从而提高医学生自身科学研究与坚持真理、推动社会进步的高尚情怀与素养。对医学生的思想教育中,要突出“人文关怀”教育,把人的健康放在第一位,而只有尊重生命、关爱生命、敬畏生命的理念深入人心,以维护生命作为医学最高使命和职责,医学生在将来的职业生涯中,才能恪守职业道德,才能摆脱“技术至上”“物质至上”的观念束缚,从而构建起医者仁心、大医精诚的人文理念,使思想教育成果延伸和渗透到学生将来的职业生涯之中。
二、以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学生的人生观
传统生物医学模式使医学科学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就是不断将现代科学技术向医学领域持续、全面引入的过程。在生物医学模式下,人们对疾病的研究和对患者的治疗更为专业和深入,生物医学模式极大地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和进步,提高了临床的诊断率和治愈率,但也存在致命的弱点:重视技术、物质和人体,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和心理性。由于科学技术的大量介入,医学的“人文性”正在逐渐地丧失,表现出明显的失人性化倾向。医疗服务的过程也成为工业流水线式的操作过程,只注重结果,而忽视对被服务者的心理关心,只重视“病”的存在而忽视了“患者”。当前,多数的医疗纠纷、医患冲突大都产生于这种失人性化的服务,患者及其家属在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感受到医生仅仅是对“病”感兴趣,而忽视“病”的主体——人的心理和社会状态,使其自尊心受到漠视与侵害,从而对医疗过程产生不信任,甚至抵触、对抗。现代医学模式的兴起和发展,使现代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更为密切,使医学研究更多注意到人的整体性、社会性、自然性等属性,使医学教育趋向综合化、整体化、多元化发展,回归到了人文关怀和人道思想上。因此,现代医学教育必须加强医学生系统医学哲学观的培育,使学生树立起宏观与微观、静止与运动、整体与局部及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观,不再以静止的、孤立的、形而上学的方式看待分析生命现象,以应对现代医学模式发展的要求。 转贴于
基于以上医疗现状,近几年,医学教育把培养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放在了一个重要位置。这些将来从事医疗工作的“准医生”们,如果没有强烈的人文关怀,没有正确的人文理念,很难摆脱“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要改善医疗环境,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就很难实现。因此,医学教育要着眼于医学生的人生观教育,这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以系统医学哲学观来构建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以正确的人生观来构建医学生的职业生涯。我们在医学生教育中挖掘整理当代医学大师的人文精神,为医学生人生观教育积累生动活泼的教育素材,发挥医学大师们的示范和榜样作用,激励和教育医学生。人生观是对人生的目的、意义和道路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对医学生而说,人生观既是对自己人生的看法和态度,也是对他人的看法和态度。通过当代医学大师的人格示范作用,挖掘他们的精神财富,运用于医学人文教育之中,突显他们的榜样的力量,是对医学生进行人生观培养的一剂良方。医学生只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人为本,敬畏生命,善待患者,自觉维护医学职业的真诚、高尚与荣耀,才能担当起社会赋予的增进人类健康的崇高职责。
三、以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学生的世界观
医学的发展与现代科学教育技术有着密切联系,与哲学、伦理、艺术也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尤其是在现代医学医疗活动中面临大量道德难题的今天,培养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尤为重要。在医学实践活动中,医学技术的判断,终究无法解决现代医疗活动中的伦理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问题,而迫切需要借助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与解决。行为实践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思维方法和价值观,医学生不仅仅需要仓储充足的知识,还需要善于汲取、更新、应用技能。以什么样的世界观来看待医学,是当今医学教育的一个重要命题。
现代“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的本质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融,因此医学教育的内容,就必须从生物医学向人文社会医学延伸,只有不断调整知识结构,才能使医学教育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展,以适应人文医学教育模式的发展要求。适应未来发展需求,现代医学教育在培养医学生时,一方面要让学生认识到哲学辩证方法论和世界观对未来的医学工作者的重要性,提高医学生学习哲学的兴趣,在实践中从哲学中汲取营养,开阔视野,扩大智识视域,使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科研能力更好地服务于发展的社会和发展的医学。另一方面,人生观是由世界观决定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因此,通过系统地进行哲学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全面地、系统地、辩证地认识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学习社会心理学、医学伦理学、卫生经济学等关涉医学文化、历史、环境、社会的等领域的知识,是当今医学教育中又一重要命题。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对于普通学生而言,世界观是生活实践的结果,往往是人生成长过程自发形成的,因此,培养医学生的世界观,弥补生物医学模式下医学知识结构的局限性,为社会发展需求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和技能学习的方法,构建适宜于社会需求的知识结构,激发对人类社会高度的职业责任感和职业奉献精神以及强烈的求索创新意识和能力,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