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学范文

时间:2023-03-15 03:42:04

国民经济学

国民经济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国民经济学;研究方向;培养模式;因材施教;同质化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3014102

1引言

国民经济指的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经济层次、经济环节、经济区域、经济部门构成的国家社会经济活动的总称,突出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整体性与联系性。社会经济活动包括了宏观、中观、微观等经济层次;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环节;国内与国外等经济区域;农业、工业、建筑业、商业、通信、文化教育等经济部门。国民经济学是以国民经济系统的运行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研究一国范围内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的衔接、各层次的组合、各部门的关联、各区域协调发展等内容的经济学科。相比于其他学科具有宏观性、综合性、战略性、对策性与前瞻性的特点。

国民经济学是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学科。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不断变革完善。20世纪50年代初,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行需要相应理论的指导,国民经济计划学应运而生。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计划经济改革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民经济计划学转为国民经济计划和管理学。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该学科改革为国民经济管理。1998年,教育部正式将国民经济学定为高校研究生专业,属应用经济学下的二级学科。国民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不单是名称的变化,更反应了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背景下学科建设等问题的变化。

国内学者对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和云研究了国民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历史,认为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应处理好规范性与特色性、本土化与主流化、国民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包学雄、乔传福等指出国民经济学现有教学模式存在如以单项灌输为主、课程设置层次不清、课程组织形式封闭、教学手段落后等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林木西对国民经济学的起源、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建议将本科目录“国民经济管理”改为“国民经济学”以实现与硕、博培养的对接。徐建玲分析了国民经济学形成的历史因素,并从发展的视角指出国民经济学的未来建设方向:宏观调控与政策、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国民经济学不断发展变化,各高校在国民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设置与不同研究方向的培养模式上存在较大差异。基于以上研究,本研究旨在通过人大与中南财大国民经济学不同研究方向培养模式的对比分析,以发现中南财大等高校在国民经济学学科培养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以推进各高校该学科的建设。

2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现状

1998年后,全国仅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辽宁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山西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江西师范大学等8所院校保留了国民经济管理本科专业。高校中有国民经济学硕士点60多个,博士点20多个。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辽宁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的国民经济学是部级重点学科,代表了该学科建设的最高水平。下面具体分析人大与中南财大这两所院校国民经济学的建设现状,以找出一般院校在国民经济学学科培养模式上的差距。

2.1中国人民大学

人大是国民经济学专业国内建设最早、师资最权威、发展层次最完善的科研单位。围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宏观经济理论与现实问题展开研究,进行对策分析,在宏观经济管理与产业经济学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在国内同领域处于领先水平。

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管理;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宏观经济数量分析方法与模型。相应的硕士课程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第一外国语;计量经济学数理分析方法;中国宏观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西方经济学;财政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国际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数量分析方法与模型;产业结构与政策分析;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社会发展与政策;宏观经济监测预警;政府管理行为分析;外国宏观经济管理;投入产出分析前沿专题;金融监管学;国民经济统计分析;商业银行市场结构研究。毕业生去向多为国家机关政府部门、大型企业、金融部门。

本研究认为人大的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能够在国内同领域居于领先水平,得益于以下几点:(1)研究方向设置很好地体现了国民经济学宏观性、综合性、战略性、对策性、前瞻性的特点;(2)师资权威,发展层次齐全;(3)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应用;(4)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国内各高校应借鉴人大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经验,结合自身特点,建设国民经济学。

2.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南财大也是新中国最早设立国民经济学的院校之一,且保留有本科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目前中南财大在三个学院设有三个不同研究方向的国民经济学:金融学院(投资经济方向)、经济学院(政府经济管理方向)、公共管理学院(宏观调控与社会发展方向)。

三个学院不同研究方向的国民经济学课程设置均包括公共课、学科基础课、研究方向课。其中公共课与学科基础课程相同,研究方向课存在差异。公共课:基础英语、写作英语、经济英语;学科基础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中级计量经济学。政府经济管理研究方向课:国民经济管理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专题、政府规制研究、公共经济学、投资管理研究;宏观调控与社会发展研究方向课:国民经济管理研究、外国宏观经济比较研究、产业投资管理研究、劳动就业与经济发展问题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收入分配与社会和谐问题研究、社会保障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投资经济研究方向课:国民经济管理研究、投资经济理论、金融投资理论、国际投资理论、房地产金融与投资、民间投资研究、中外投资理论比较研究(双语)。中南财大国民经济学硕士毕业生的去向,主要为银行等金融机构。

本研究认为中南财大根据各学院优势设立不同研究方向的国民经济学是值得肯定的,但不同研究方向的建设均侧重理论分析,教学内容宽泛,针对性不强,缺少实践性与特色性。与人大相比,方向培养脱离实际,片面强调定性分析,忽视定量分析。没能做到国民经济学应有的前瞻性、对策性等特点,又脱离实际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导致毕业生就业竞争力弱,就业不乐观。以下具体分析中南财大国民经济学不同研究方向在培养模式上存在的共同问题,并基于人大学科建设经验提出建议。

3国民经济学学科培养模式问题及相应建议

3.1违背因材施教原则

因材施教一直以来都是教育家们推崇的教育原则,强调依据学生自身差异,有的放矢地开展教学。因材施教原则不仅是教学成功的关键,也能使学生获得全面发展。从国民经济学生源情况来看,基本没有国民经济管理本科专业学生,主要是跨专业学生,甚至包括英语等语言文学类专业的学生,生源差异大,质量差。但在教学中,教师一般采取“一刀切”的教学方式,忽视了学生的知识素养差异。无法做到因材施教,不仅不利于学生发展,更有碍于学科整体实力提高。

本研究建议教学工作应遵循因材施教原则,依据学生差异,可将学生分为研究型与应用型,以提高学科的科研力量与学生就业能力。研究型学生的培养不仅要关注经济体制转型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而且要注意定量分析,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提供对策。该学科毕业生就业大都从事于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任职于这些机构必须具有相关知识,甚至需要强制性的资格证书。如在证券公司工作,必须具备证券从业资格证书;在期货公司工作则需要期货从业资格证书。因此,应用型学生的培养,可侧重货币银行学、证券等方面知识的教授,教材如易纲《货币银行学》、博迪《金融学》、证券业委员会编“证券从业资格证书”的一系列教材等。

3.2教师队伍资源不足与教学资源无法共享

国民经济学是应实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国民经济学受重视程度不断弱化,一方面国民经济学逐渐成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边缘学科;另一方面,原属国民经济学的部分教师纷纷转向其他专业寻求发展。这导致国民经济学的教师队伍资源匮乏,甚至良莠不齐。教师少,学生多,师生比较低。另外,有的教师资源丰富,所带学生能够获取丰富的学习与科研资源,获得长足发展;其他教师则由于自身能力限制,科研能力差,甚至无法获取资源,所带学生便处于一种“被放养”状态。目前学生培养上采取导师制,而非团队培养。个人导师制使得资源无法在学生间共享,存在一定排他性现象。

本研究认为首先各高校应加强对国民经济学的重视,扩大教师的招募与培养,提高师资力量。毕竟中国仍处于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各大方针政策的实施需要理论的支持与指导,对国民经济学学生的需求不会降低。其次,各高校在实行个人导师制的同时,可实行团队培养,达到部分资源共享或者定时开办读书会、研讨会等。人大国民经济学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便是教师资源充足,办学层次齐全。

3.3缺少特色性

虽然中南大在国民经济学培养上有三个特色方向,但公共课与学科基础课一样,无法彰显特色性。另外,每个方向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课,但课程大都是理论教学,不乏照本宣科的现象,缺乏实际性;教学内容宽泛,不深入。结果,培养出来的学生存在同质化问题,无法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教学特色。当然并不排除部分教师的特色方向将会培养出具备异质性的学生。

本研究建议首先高校依据自身优势,设立国民经

济学的不同研究方向。中南财大在这点上做得很好,依托不同学院优势,设立不同研究方向。其次,不同研究方向的培养方式上应注重应用性,理论联系实际。根据各自不同的研究方向,可开展案例教学、组织适当调研或者对重大方针政策的实施可能导致的效果进行评估,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参考文献

[1]高昊.对发展国民经济学学科的思考[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2,(23).

[2]马昊.对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几个问题的探讨[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4,(4).

[3]和云.推进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6).

[4]包学雄.国民经济学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探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6,(5).

[5]乔传福,王端.国民经济学教学模式改革思考[J].现代商贸工业,2010,(17).

[6]林木西.关于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J].广东商学院学报,2011,(1)

[7]徐建玲.国民经济学课程建设若干问题探讨―基于历史与发展视角[J].经济研究导刊,2014,(34).

[8]刘清波.试论因材施教原则[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5,(2).

[9]王咏梅.谈因材施教原则的重要性[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2).

国民经济学范文第2篇

安徽省作为中部振兴大军中的中坚力量,其经济结构有着不可或缺的代表性,我们搜集到2000-2010年安徽省的部分经济数据,并据此对安徽省的经济结构进行分析。

1.人均GDP:它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人均GDP指标越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越高,一个地区越发发达,它的人均GDP就越高。

2.农业:众所周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一个国家的农业越发达,它的经济也就越发达,并且安徽是农业大省,农业的发展状况更加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水平。

3.工业:工业是一个地区兴盛的标志,一个地区工业越发达,文明程度就越高,因此工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提升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4.运输业:运输业就像是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它使得各个地区的资源得以融合,促进了资源利用的效率,加快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并且在运输业发展的今天,它给国民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贡献更是不可忽视。

5.旅游业:旅游业是一个新兴产业,它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代表,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兴行业,其发展程度也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发展水平,所以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同样不可小视。

二、回归结果分析

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可决系数为0.9999,修正的可决系数为0.9998,说明模型对样本拟合得非常好。F统计量为18232.79,或其概率值P=0.0000,说明在显著性水平0.05下回归方程在整体上是显著的,模型对人均GDP的解释程度几乎接近99.9%,。T统计量除了X1因素以外,其他因素均大于2,说明另外三个因素对模型影响显著。结果显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农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0.5991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工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2.5484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运输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2.9083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旅游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0.4075元。

三、计量经济学检验

1.多重共线性检验。可以看出每两个简单相关系数均大于0.8,说明模型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可决系数为0.9999,修正的可决系数为0.9998,说明模型对样本拟合得非常好。F统计量为22115.46,或其概率值P=0.0000,说明在显著性水平0.05下回归方程在整体上是显著的,模型对人均GDP的解释程度几乎接近99.9%,T统计量各个因素均大于2,说明每个因素因素对模型影响显著。

2.异方差性检验。通过White检验检验模型,得出nR^2的值为9.9376且P(nR^2)>0.05,说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3.自相关性检验。通过布罗斯-戈费雷或拉格朗日乘数检验,可以看出模型不存在自相关。

四、总结

最终模型为:Y=1012.6200+2.6382X2+3.0338X3+0.4557X4结果显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工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2.6382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运输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3.0338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旅游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0.4557元。

五、政策建议

由计量经济学建模过程及结果可以看出,农业对于人均GDP的增长可以忽略,工业,运输业,旅游业对人均GDP的影响比较显著,我们应当大力发展这三个产业。鉴于安徽省自身的区域优势和资源优势,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建立以马鞍山,芜湖,铜陵等省内工业城市为首的工业特区,发挥其临近长江,靠近南京等重要二线甚至一线城市的的优势,紧跟长三角城市经济带的政策领导,以及高效地利用地理资源,政府可以投入重资打造长江中下游城市工业区(园),开发高新技术,不断促进工业高速高效地前进。

2.皖北有个交通运输业的重市-蚌埠,号称是火车皮拉出来的城市,其地势平坦,并且又有交通运输枢纽的历史,只是近些年发展有些缓慢甚至停滞。政府可以投入资金,大力发展一蚌埠为首的皖北交通运输特区,兴修铁路,并提供一些便利支持和帮扶政策,加速皖北的兴起。并打通与北上广的交通脉络,加速省内外的交流,带动安徽省的经济向又好又快的方向发展。

3.安徽还有很多的旅游资源,比如黄山,天柱山,九华山等等,政府应当出资,好好利用这些自然资源发展旅游业,并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与腾飞。比如为相关的旅游项目提供政策支持,为相关的自然资源保护提供资金支持,大力宣传省内的旅游景点等等,让旅游业成为带动省内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柱产业,并使其成为循环产业,向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国民经济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思考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宏观经济形势变化,许多学者和教师转入国民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领域,国内各高校也设立了国民经济学专业,但对国民经济学这个学科专业如何建设认识不一,人才培养模式差异也很大。在国民经济学科建设持续升温的同时面临着国内学科分工不明确和专业同行不同语的尴尬,有的高校甚至还把一些不相干的东西塞在国民经济学学科内,使得国民经济学学科像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杂烩。

一、国民经济学在中国的来由

西方经济学者对国民经济一词用的较少,但对国民经济学一词则用的较多,最早使用该词是18世纪的意大利人奥特斯,当时是指研究一国国内经济现象的学问。其后在19世纪才出现许多以“国民经济学”命名或以其为主题的名著,主要集中于德国、奥地利,现有中译本文献中可以查到的有:1915年翻译出版的日本学者津村秀松所著《国民经济学原理》、1914年翻译出版的德国学者傅克斯所著《国民经济学》、1938年翻译出版的德国学者狄尔所著《国民经济学原理》、1951年翻译出版的德国学者恩格斯所著《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1958年翻译出版的奥地利学者门格尔所著《国民经济学原理》、1981年翻译出版的德国学者罗雪尔所著《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原著是1843年出版)、1962年翻译出版的德国学者卢森堡所著《国民经济学入门》(原著是1951年出版)、1970年翻译出版的德国学者李斯特所著《国民经济学体系》(原著是1841年出版)、1983年出版的瑞典学者维克塞尔所著《国民经济学讲义》(原著是1893年出版)和1987年出版的德国学者欧肯所著《国民经济学基础》(原著是1940年出版)。19世纪以前西方学者所说的国民经济学主要不是指国民经济的学科,而是指国家角度的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异体,所以,这段时期的“国民经济学”与更早出现和更为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是两个并存的概念,阐述的内容和方法也大体一致,只是德国、瑞典和奥地利等国家习惯采用国民经济学。

国民经济学在中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相对说来,国民经济学学科在新中国的早期发展与其在德国、奥地利、瑞典等国的发展并无直接联系,相反而与社会主义在前苏联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要编制国民经济计划,而国民经济计划则是以部门为基础,企业仅相当于生产车间。所以,中国 “国民经济学”这一学科定位客观上是受“苏联模式”影响的结果。

二、国民经济学在国内的发展

国民经济学是在中国经历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后形成的本土化经济学科。国民经济学的前身是国民经济计划学。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将整个社会视作一个“大工厂”的基础上,这种模式下的企业只是其中的一个车间或某个零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指令性计划无疑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此相适应,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前苏联计划经济理论在全国率先创建国民经济计划学科,设立了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和统计专业,并聘请前苏联计划专家布列耶夫给中国人民大学教师讲授国民经济计划学。其后北京大学、辽宁大学等一些高等学校也相继开设了国民经济计划专业。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人民大学钟契夫教授等一批学者编写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国民经济计划学》教材,后被全国各高校广泛采用直至八十年代初。八十年代中期,中国人民大学李震中教授结合我国经济改革实践的深入,主编的《计划经济学》引领国民经济计划学科的学术水平达到历史巅峰。

随着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指令性计划为主要特征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我国高等学校适应时展的要求,将原来的“国民经济计划”专业改为“国民经济管理”专业以顺应历史潮流。1982年初,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辽宁大学等12所高等院校的学者编著了国内第一本《国民经济管理概论》教材。1986年辽宁大学在全国率先将原来的国民经济计划学本科专业更名为国民经济管理本科专业,从而推动着这一学科的转型和发展。同年,厦门大学的钱伯海教授出版了《国民经济学(上下卷)》,并作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多次修订出版,为国民经济学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学科基础。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以及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方向转变,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市场取向使得许多高校的国民经济计划专业纷纷转行或下马,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使国民经济计划学科的方向得以彻底校正,本科专业国民经济计划更名国民经济管理,价格专业取消,生产力布局专业从学科内部分离出去。1998年国家教育部对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进行调整归并和规范化改革时,正式将国民经济学列为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的第一个二级学科,本科专业国民经济管理被列入教育部本科招生专业目录的编外专业,全国高校中只有7所院校获准继续招生;同时,研究生专业由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更名为国民经济学。

国民经济学学科正式建立才14年,但在一些学科基础较好的地方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具有标志性成果的有三套丛书系列:第一套是由全国7所保留了本科专业的院校教师集体编著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之《高等学校国民经济管理专业主干教材》,全套共4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分别是:李华、刘瑞主编《国民经济管理学》(2001年第1版,2006年第2版);刘起运主编《宏观经济数量分析方法和模型》(2002年);赵丽芬、江勇主编《可持续发展战略学》(2003年);杜肯堂主编《区域经济管理学》(2004年)。第二套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教师联合部分院校教师集体编著的《21世纪国民经济管理学系列教材》,全套共8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分别是:刘瑞主编《国民经济管理学概论》(2004年第1版,2010年第2版);金月琴、李健美主编《国民经济管理案例》(2004年);苏汝劼、夏明主编《国民经济核算概论》(2005年);刘瑞、武少俊、王玉清编著《社会发展中的宏观管理》(2005年);顾海兵编著《实用经济预警方法》(2005年);蒋选、杨万东、杨天宇主编《产业经济管理》(2006年);刘起运、夏明、张红霞编著《宏观经济数量分析》(2006年);茶洪旺、李健美主编《区域经济管理》(2006年)。第三套是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师集体编著的《国民经济学系列丛书》,全套共7本,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分别是:马树才主编《宏观经济数量分析》(2005年);陈瑾玫编著《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理论与实践》(2005年);马树才等编著《宏观经济政策效应分析》(2005年);张今声等主编《国民经济规划学》(2005年);韩云虹等著《国民经济核算分析》(2005年);崔日明等主编《宏观经济调控与对外经济政策》(2005年);林木西等主编《科学发展观与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2007年)。从这些成果可以看出,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一方面继承了国民经济计划学的知识,另一方面也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理论养分。

周期性的国家规划和计划管理工作并没有因为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而废止,而是相继发挥引导国民经济健康运行的作用,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宏观调控越来越热,使得一届届国民经济学专业毕业生因宽泛的知识层面、突出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全面的综合素质给政府和企事业用人单位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些地方将专业限制到二级学科的国民经济学作为继续引进的专门人才,作为极具有中国鲜明特色的经济学科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广泛又特殊的价值,得到了政府教育部门的认同和支持。目前,教育部已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辽宁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四所高校建立了国民经济学部级重点学科,多数省市的教育主管部门也都选择省市内至少一所高校扶持其作为国民经济学省级重点学科,全国有国民经济学硕士点的高等院校将近60个,博士点超过20个。

三、国民经济学学科的特点和内核

在国民经济学科建设持续升温的同时面临着国内学科分工不明确和专业同行不同语的尴尬,有的高校甚至还把一些不相干的东西塞在国民经济学学科内,使得国民经济学像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杂烩。使得有学者对于国民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认为国民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是一回事,或认为国民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是一回事,这些都要我们进一步弄清楚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内涵、特点、研究对象和内容。

国民经济是指一个国家社会经济活动的总称,是由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经济环节、经济层次、经济部门和经济地区构成的。国民经济这一概念突出强调经济的整体性和联系性,突破了将国民经济局限于国家各经济部门的构成总称的限制,在内涵上大大扩展社会经济活动的领域,包括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经济环节;宏观、中观、微观各层次经济;工业、农业、建筑业、商业、通讯、文化、教育、科研等生产部门和非生产部门;国内不同经济区域以及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区域和国际性区域,较为全面而翔实地阐述了国民经济涵盖的内容。所以,国民经济学应从属于应用宏观经济学,实证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一般原理与行政管理学及社会统计数据相结合的应用宏观实证经济学。

国民经济学是经济学门类中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是综合性较强的应用经济类专业,是从宏观、战略的角度来研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并对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做出预测与规划,与其他应用经济学科相比具有宏观性、综合性、战略性、对策性和前瞻性等独特的学科特点。

国民经济学是研究一个国家范围内部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之间的衔接和循环,各种生产和资源要素之间的配置与组合,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相互关联,各个区域之间的平衡发展,所以,其研究对象是国民经济运行及管理的规律,包括经济结构、经济制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和规划,涉及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企业结构、市场结构、资源结构、政府职能、宏观调控、政府经济管理体制和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与计划等等。只有搞清楚国民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核心内容才能在科学范式的基础上进行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才能防止国民经济学在经济学科中被同化或边缘化的趋势,才能进一步推动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健康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刘瑞.国民经济管理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马昊.对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几个问题的探讨[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

[3]顾海兵,齐心.关于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思考[J].经济学动态,2005.4.

[4]和云.推进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5]花冯涛.国民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一个文献回顾[J].东南学术,2011.2.

国民经济学范文第4篇

一、股市政策可以成为

独立的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传统手段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从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实践来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政策效应的发挥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经济体制。这促使人们寻找新的更有效的短期政策手段,而其前提条件则是其效应的发挥应有相当的独立性,即可以在各种体制条件下,能够达到扩大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等预定目标。笔者认为股市就是这样的一种政策工具。

比如.近l0年来,美国经济持续的高增长、低通胀,虽然也有科技进步、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但与美国股市的表现有很大的关系。具体来说:不断攀升的股价,使投资于股市的众多的美国家庭,不仅增加了货币购买力,也增强r购买的信心,从而有力地支持了需求的增长;使资本充裕,降低了.融资成本;国际资本的流人,支持了.美元汇率的坚挺,使美国企业能以低廉的价格购买海外商品和劳务。

众所周知.股价水平常常走在经济状况的前面,是社会公众对经济前景心理预期的表现。宏观经济管理当局可以对股指走势发挥重大的影响,股市政策可以成为独立的经济政策。

所谓股市政策是指宏观经济管理当局为达到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运用上述政策措施来影响股价水平的决策及其操作。胶市政策的政策手段包括利率调整、信息、政府基金介入、棚关税目税率调整、金融及证券市场管理办法、相关法律法规设立与修改等。

当前我国可以通过制定卡“应的股市政策,扩大需求,推动经济增长,为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完成结构调整争取相对宽松的时间和物质条件。

二、我国经济发展需要股市发展

在我国,股市对需求是否能发生影响及影响多大,这取决于中国般市的规模,其中也包括参加投资的家庭户数。据统计,我国目前深沪两市投资者约4000万,一般说来,每个投资者代表1个家庭,每个家庭按3口人汁算则涉及1.2亿人,占我国城镇人口的40%左右l999年,国家财政给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及离退休人员提高工资和增补发退休金,涉及8000万人,舆论普遍认为对扩大内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那么也没有理由认为投资者人数达4000万的中国股市不能发挥同样的影响。如果中国股市不是像以往那样,行情转瞬即逝,而是稳步成长,投资于中国殴市的家庭会很快增加.对内需的影响会很快增强。

发展股市对扩大投资也会产生积极的作用。这首先是因为股市上扬带来的财富效应会增加消费需求,扩张市场,从而为厂商获取预期的投资回报率提供基本条件。我国企业目前普遍受困于市场疲软带来的价格低迷、销售不畅,迫切期待市场转旺。

股市发展是调整经济结构所必需。保持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必须完成经济结构调整。从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来看,要扩大民间投资,发展非国有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完成国有企业的资产重组和制度创新及西部大开发,单靠我国现有的银行资金支持远远不够,股市的发展必不可少。我国企业的融资渠道一直是比较的单一,主要依靠问接融资,由于在融资上对银行贷款的过度依赖,多年矛盾的积累,使银行不良资产比例偏大.存在一定的金融风险。从国际经验来看,市场经济制度各国,股市都在融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在所谓“英美模式”国家,股市融资更较银行融资占有首要地位。股票市场,作为成熟的融资方式,有国际经验可资借鉴。

三、发展股市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

我国股市虽然已能对我国国内需求产生影响,但总的说来,规模仍然很小,发展空间巨大。到1998年底,纽约证券交易所有上市公司3100多家(1999年6月底为5000多家),而到1998年底,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总数为851家(2000年3月底为941家),市价总值19505.64亿人民币(至1999年6月底为21903亿元),折合美金只2000多亿,尚不及国外着名大公司一家的市值。1998年,美国股票市值占GDP的比率为155%,同期我国这一比例约为25%,而按流通市值计算则为7.26%。从投资股市人数看,我国按4000万计算,占总人口的3.3%,美国为46%。

我国社会存有大量闲置资金,却缺乏足够的投资工具,银行利率也较低,在此情况下.应该说蕴藏着较大的投资动力。只要股价能改变过去暴起暴落,牛短熊长的局面.以稳定的增长来吸引投资人.资金将相当充裕。证券管理部门也在积极疏通股市的资金流人渠道,如组建大型证券投资基金、券商增资、允许企业人市,允许部分保险基金人市、允许股票质押贷款等,必将为股市的长期发展奠定资金面基础。

我国股市是一个刚刚新生的市场.从起步到现在,不过大约l0年时间。在我国股市建立过程中,一开始就存在某种旧的经济体制带来的负面影响,因而不够规范也是难免的。但股市本身是一种高度市场化的产物.也只有完善的市场环境中才能生存、发展。因而宏观经济管理当局,.为完善和规范股票市场一直在做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果进一步完善股市法规和卡H关的配套政策,我国股市必定会有更大的发展。

四、大力发展股市的风险问题

国民经济学范文第5篇

安徽省作为中部振兴大军中的中坚力量,其经济结构有着不可或缺的代表性,我们搜集到2000-2010年安徽省的部分经济数据,并据此对安徽省的经济结构进行分析。

1.人均GDP:它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人均GDP指标越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越高,一个地区越发发达,它的人均GDP就越高。

2.农业:众所周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一个国家的农业越发达,它的经济也就越发达,并且安徽是农业大省,农业的发展状况更加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水平。

3.工业:工业是一个地区兴盛的标志,一个地区工业越发达,文明程度就越高,因此工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提升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4.运输业:运输业就像是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它使得各个地区的资源得以融合,促进了资源利用的效率,加快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并且在运输业发展的今天,它给国民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贡献更是不可忽视。

5.旅游业:旅游业是一个新兴产业,它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代表,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兴行业,其发展程度也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发展水平,所以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同样不可小视。

二、回归结果分析

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可决系数为0.9999,修正的可决系数为0.9998,说明模型对样本拟合得非常好。F统计量为18232.79,或其概率值P=0.0000,说明在显着性水平0.05下回归方程在整体上是显着的,模型对人均GDP的解释程度几乎接近99.9%,。T统计量除了X1因素以外,其他因素均大于2,说明另外三个因素对模型影响显着。结果显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农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0.5991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工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2.5484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运输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2.9083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旅游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0.4075元。

三、计量经济学检验

1.多重共线性检验。可以看出每两个简单相关系数均大于0.8,说明模型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可决系数为0.9999,修正的可决系数为0.9998,说明模型对样本拟合得非常好。F统计量为22115.46,或其概率值P=0.0000,说明在显着性水平0.05下回归方程在整体上是显着的,模型对人均GDP的解释程度几乎接近99.9%,T统计量各个因素均大于2,说明每个因素因素对模型影响显着。

2.异方差性检验。通过White检验检验模型,得出nR^2的值为9.9376且P(nR^2)>0.05,说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3.自相关性检验。通过布罗斯-戈费雷或拉格朗日乘数检验,可以看出模型不存在自相关。

四、总结

最终模型为:Y=1012.6200+2.6382X2+3.0338X3+0.4557X4结果显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工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2.6382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运输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3.0338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旅游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0.4557元。

五、政策建议

由计量经济学建模过程及结果可以看出,农业对于人均GDP的增长可以忽略,工业,运输业,旅游业对人均GDP的影响比较显着,我们应当大力发展这三个产业。鉴于安徽省自身的区域优势和资源优势,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建立以马鞍山,芜湖,铜陵等省内工业城市为首的工业特区,发挥其临近长江,靠近南京等重要二线甚至一线城市的的优势,紧跟长三角城市经济带的政策领导,以及高效地利用地理资源,政府可以投入重资打造长江中下游城市工业区(园),开发高新技术,不断促进工业高速高效地前进。

2.皖北有个交通运输业的重市-蚌埠,号称是火车皮拉出来的城市,其地势平坦,并且又有交通运输枢纽的历史,只是近些年发展有些缓慢甚至停滞。政府可以投入资金,大力发展一蚌埠为首的皖北交通运输特区,兴修铁路,并提供一些便利支持和帮扶政策,加速皖北的兴起。并打通与北上广的交通脉络,加速省内外的交流,带动安徽省的经济向又好又快的方向发展。

国民经济学范文第6篇

关键词:国民经济学;形而上学;异化劳动;历史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4-0095-02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称黑格尔是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要批判国民经济学就必须要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形而上学,要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形而上学就必须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黑格尔的哲学到底与国民经济学有着怎样的关联,马克思又对二者进行了怎样的批判与继承,这对于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以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都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一、马克思在《手稿》中批判黑格尔的必要性

《手稿》中的主要思想是围绕着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展开的,然而在这一批判中,马克思却用一整章来批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形而上学,并认为这种批判是十分必要的,因而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黑格尔的哲学与国民经济学之间的内在关联,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黑格尔及整个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必要性主要根源于以下三方面:

首先,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而黑格尔哲学和国民经济学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国民经济学是对人们经济生活状况的抽象,它将私有财产作为前提,没有对这一前提进行必要的揭示。同样,黑格尔哲学将人们现实的生活抽象为绝对精神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黑格尔构建了意识自我设定物性,进而扬弃物性实现绝对精神的辩证过程,这一过程是自我意识的自身生成,也是人的观念的历史;国民经济学则是从客体的私有财产——资本出发,进而意识到劳动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对客体化资本的扬弃,也就是扬弃了在人自身之外的异化的财富,而将私有财产回归到人,当作人的本质,人本身成为了私有财产。黑格尔只看到了抽象的劳动,正如国民经济学家他们只看到了劳动积极的方面,却没有看到在现实的劳动中他们宣称的人已经不复存在。马克思指出,李嘉图将人变成了帽子,而黑格尔则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正体现了二者殊途同归的谬误,二者都对人及其现实的劳动进行了抽象,丧失了真正的人的同时,也丧失了真正的人的劳动,人的历史。

其次,国民经济学批判和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批判的内在一致性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必然发展逻辑。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开始意识到自由理性与物质利益的冲突问题,意识到人作为自由理性的存在并没有以理性为活动的基本准则,而是以物质利益为标准,这就使马克思开始与黑格尔的理性原则发生分裂。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现实的冲突根源在于黑格尔国家哲学、法哲学的谬误,黑格尔倡导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实质是人分裂为公人与私人。《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正是在对人的本质的分裂理解上发现了费尔巴哈,在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中确立了对宗教的批判,进而意识到对宗教的批判实质是对国家、法的批判,而对国家、法的批判最后又必然立足于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分析,从而确立了问题的根本在于人的自我分裂。这一系列的思想演进都为近代形而上学的批判奠定了基础。在《手稿》中,马克思正式转向现实的人及人的经济现状,在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中意识到了工人与资本家发生对立的实质在于劳动与资本发生对立,意味着活劳动与死劳动的对立,即人的自我分裂。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整个近代西方形而上学的思维与存在的分裂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变成了人自身内部的分裂,因而马克思早期思想逻辑演进的线索就再次证明了国民经济学家批判与黑格尔辩证法及整个形而上学批判的内在一致性。

第三,费尔巴哈与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的超越的不彻底性。马克思认为:“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了真正的基础”[1]4,他“是唯一对黑格尔的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1]96尽管如此,“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当代批判的神学家不仅没有完成这样的工作,甚至没有认识到它的必要性”[1]4,费尔巴哈并没有真正实现对黑格尔的超越。费尔巴哈哲学的出发点是感性存在的自然和抽象的人。他用直观的方式理解自然与人,因而他不可能真正意识到进而超越黑格尔的辩证法。他的失去对象性的人与自然是孤独的、无声的个体。

后来的青年黑格尔派尽管也竭力想克服黑格尔体系中对人的抽象,但他们用思辨的运动代替现实感性的历史运动。因此,他们拯救出来的不是从事现实感性活动的人,而是观念的人。同时他们的自我意识是纯粹主观的,而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外化与复归是容主客体于一体的。因而,无论是费尔巴哈还是后来的青年黑格尔派都没能真正地超越黑格尔,因而对黑格尔的批判显得尤为必要。

综上所述,黑格尔是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的,黑格尔只是将国民经济学的抽象、规律、原理上升为了哲学体系,这样,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就必然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对二者的批判是同一个问题,具有内在一致性。

二、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家立场”上的黑格尔的批判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同时也是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对二者进行了批判的继承,进而为进行自己的理论建设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黑格尔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劳动”,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1]106而马克思则指出,由于工人失去了生产资料,为资本家所控制,工人成为了私有财产,成为了资本。

其次,黑格尔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没有将对象化和异化进行区分,没有看到异化劳动对工人的统治,没有看到国民经济学家对于异化劳动事实的掩盖,马克思则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严格区分了劳动的对象化和异化,指出了国民经济学所谓的劳动,其实质是异化劳动。

再次,同国民经济学用物来遮盖人一样,黑格尔则把人抽象为自我意识,而马克思认为“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1]101。黑格尔的意识扬弃外化和对象性,同时将它们收回自身的观点“汇集了思辨的一切幻想”[1]109。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存在,本来就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如果将对象性一并扬弃,那就必然导致虚无。黑格尔辩证法没有把“人”当作真正的主体,只是把历史过程当作“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黑格尔用思辨的、抽象的形式代替了“人”的现实的历史运动。

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及黑格尔的批判旨在复归真正的人和真正的历史。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1]101,马克思将这一积极方面与费尔巴哈“类本质”相结合,提出了人的类本质的概念,将劳动——自由自觉的活动,真正作为人的本质来对待。进而从哲学的视角分析了经济领域的异化劳动现象。

马克思哲学中的劳动是现实的人的劳动,其基本运行轨迹构成了人的历史画卷:首先,人通过劳动来改造自然满足自己需要的同时,生成着自己为人的本质;其次,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还是类存在物、对象性存在物;最后,当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之结果而不是其原因这一秘密暴露出来的时候,私有财产将被扬弃,人将重新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质,“因为当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认为他们谈的是人之外的东西。而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谈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经包含问题的解决”[1]63。这是一种由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根本的转变。

因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批判国民经济学的用意在于恢复人的真正主体地位,在于还原真正的历史,也就是马克思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阐述的人的历史与历史的人,是作为剧作者,又作为剧中人的人,是既生成人化自然,又生成世界历史的历史进程。

三、批判“国民经济学家立场”上的黑格尔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于黑格尔及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其基础性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马克思在这里奠定了经济学批判的基础,同时,为其唯物史观的展开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

首先,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奠定了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刻基础:一是对整个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进行批判。认为蒲鲁东扔掉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真义,把资产阶级的概念、范畴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充斥着非历史性,而这些观念实质上是历史的、暂时的。《导言》说明经济学研究要从抽象到具体。这个方法一直贯穿到其《资本论》的研究中。二是对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的批判。国民经济学实质是一种人对人的关系,但国民经济学家却将其变为物的关系,而马克思的批判就是要在物与物的关系中揭示出被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

其次,马克思在《手稿》中的批判思想同样为其唯物史观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在后来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实践过程,提出了人是历史性的存在,是在历史中生成的,人是历史绝对的主体,而历史是人的各种可能性的展开,我们应在人的目光下观照历史,更应在历史中审视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于黑格尔的“国民经济学立场”展开了批判,这既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扬弃,更是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在其中我们应意识到黑格尔哲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内在一致性,也应意识到二者不仅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开辟了道路,更在理论上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提供了基础性的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陈孟熙.经济学说史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国民经济学范文第7篇

关键词:本体;以人为本;以物为本;马克思;国民经济学

马克思倾其毕生精力致力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他的许多重要理论贡献都是从这一批判中获得的。然而,理论批判是需要思想武器的。那么,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学的武器是什么呢?通过研究我们发现,马克思的批判武器不是别的,就是“以人为本”这条原则。而他的批判对象——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则是“以物为本”。据此,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分野描述为“以人为本”和“以物为本”的对立。以马克思当年的批判为素材,认真研究这两条对立原则之间的对决关系,对于我们深入发掘马克思以人为本的思想,以及深入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鉴于一篇文章容量有限,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又是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开始的,所以本文把话题聚焦于马克思在这部手稿中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一、马克思的“三本说”和现代社会“物本”与“人本”的对立

人类有三种可能的本体:一日“神”,二日“物”,三日“人”,由此就出现了要么“以神为本”、要么“以物为本”、要么“以人为本”的本体诉求。其他的可能,要么是没有,要么从属于这三者。例如,时下盛行的“金钱本位”与“以物为本”是同一概念,“官本位”则意味着在人与人的关系中采取了以物为本的态度。这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人’在哲学上,常常和两个东西相对,一个是神,一个是物,人是相对于神和物而言的。因此,提出以人为本,要么是相对于以神为本,要么是相对于以物为本。”

马克思似乎也认为人的本体不外神、物、人三者。《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讨论工人的劳动和劳动的产品属于谁,也就是劳动的主体或本体是谁时,马克思讲过这样一段话:“确实,起初主要的生产活动,如埃及、印度、墨西哥的神殿建造等等,是为了供奉神的,而产品本身也是属于神的。但是,神从来不单独是劳动的主人。自然界也不是。而且,下面这种情况多么矛盾: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使自然界受自己支配,神的奇迹越是由于工业的奇迹而变成多余,人就越是会为了讨好这些力量而放弃生产的乐趣和对产品的享受。”

稍加解读就会发现,这段话中蕴含着马克思的三大本体概念:其一为“神”,其二为自然界即“物”,其三为“人”。马克思的这三大本体概念与康德的三大本体概念至少有着结构上的“家庭相似性”。与康德不同的是,马克思不是把三大本体并列起来的三元论者。在三大本体中,马克思使用排除法,否定了神和自然界两种本体,肯定了只有人才是本体:“神从来不单独是劳动的主人。自然界也不是。”“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自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

尤其难得的是马克思在上述引文中暗示了三大本体间的历史发展关系。显然这是传统本体论与历史唯物论相结合的一种结果。传统本体论旨在追寻万物的本原,也就是变中之不变。但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发现人类的本体概念是随着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而且,这种变化是有一定规律的,大体而言就是从“以神为本”到“以物为本”再到“以人为本”的三步曲。在此,我们甚至可以根据马克思的提示简要勾勒出三大本体的历史演变轨迹。

马克思像维科一样认为人类社会最初是以神为本的:“起初主要的生产活动,如埃及、印度、墨西哥的神殿建造等等,是为了供奉神的,而产品本身也是属于神的。”的确,早期人类由于生产力低下,认识能力有限,人受自然力和必然性支配,加上外部必然性的具象化,所以普遍地以神为本。人类学家常将这个时代称之为神话时代或神权时代,例如欧洲的中世纪社会就是一种神权统治的时代。

文艺复兴用人权反对神权,用人性对抗神性,等于开始从“神本”走向“人本”,所以史家称其为“人文主义”运动。宗教改革更突出了从神本到人本的走向:“路德认为宗教、信仰是外部世界的本质,因而起来反对天主教异教……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人的内在本质,从而扬弃了外在的宗教笃诚”。可以说,这是在宗教层面从“神本”向“人本”的一种转化。但是,真正从哲学上完成自“神本”向“人本”转化的是费尔巴哈。费尔巴哈认为神的本质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和异化,这等于揭示出神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人的本质,等于从哲理上完成了从“以神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转变。所以,费尔巴哈顺理成章地把他通过否定神的存在而肯定人的存在的学说称之为“人本学”。

马克思不同于费尔巴哈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地方,是他把后者对于宗教的批判转化为对现实的批判。“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因此,虽然马克思和费尔巴哈都是主张“以人为本”的,但两者的立足点不同:费尔巴哈立足于宗教批判,马克思立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两种批判所起的历史作用也不一样: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可以说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从“神本主义”到“人本主义”的运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在现实生活领域里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运动。

这种变化充分反映了现代社会的特点。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昌明,宗教式微,上帝已死,正如马克思所说:“神的奇迹由于工业的奇迹而变成多余。”⑥结果势必是人们的信仰对象由神本、物本、人本的三元体系变成物本和人本的二元对立。这意味着物本和人本的对立代替传统社会中神本和人本的对立而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矛盾。而这正是马克思全部思想的主题。在马克思那里真正构成对立面的是“以人为本”和“以物为本”这两大原则。马克思的批判活动正因为抓住了现代社会的这一时代主题,所以直到今天还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

二、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原则:以物为本

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集中到一点,就是指控它以物为本。而国民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原则也确实是以物为本。通常人们说它“见物不见人”,意思并不是说它只看到物而没有看到人,或者只谈论物而不谈论人。事实上,国民经济学作为一门关于财富和幸福的科学,不可避免地要谈论到人的问题。问题是它在谈论人的时候,不是把人作为人来看待,而是把人作为物来看待。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学“以物为本”,首要即是因为它把人看作物。这一点体现在国民经济学的主要理论中。

在国民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中,以物为本的原则表现在它把人(劳动者或工人)看作如同机器或骡马一样的生产工具或生产要素。“在他们眼中,这些部下(产业大军)不是人,仅仅是以尽可能少的花费带来尽可能多的收入的生产工具”。“李嘉图在他的书(地租)中说:各国只是生产的工场;人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人的生命就是资本;经济规律盲目地支配着世界。在李嘉图看来,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工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人变成抽象的活动和胃”。“即使在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

在国民经济学的工资理论中,以物为本的原则表现在它假定工人像牛马一样只有维持肉体生存和族群繁衍的需要。由于“工资属于资本的费用”,“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由于国民经济学把全靠劳动为生的人“仅仅当作工人来考察。因此,它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工人完全像每一匹马一样,只应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按照斯密的意见,通常的工资就是同……牲畜般的存在状态相适应的最低工资”。

在国民经济学的需要理论中,以物为本的原则表现在它把工人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作为普遍标准用于大多数人。“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增长如何造成需要的丧失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丧失,国民经济学家是这样论证的:(1)他把工人的需要归结为维持最必需的、最悲惨的肉体生活,并把工人的活动归结为最抽象的机械运动;于是他说:人无论在活动方面还是在享受方面再没有别的需要了;因为他甚至都把这样的生活宣布为人的生活和人的存在;(2)他把尽可能贫乏的生活(生存)当作计算的标准,而且是普遍的标准:说普遍的标准,是因为它适用于大多数人。他把工人变成没有感觉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正像他把工人的活动变成抽去一切活动的纯粹抽象一样。”“节制需要,这个国民经济学的原则在它的人口论中最鲜明地表现出来。人太多了。甚至连人的存在都是十足的奢侈”。

在国民经济学的交换理论中,以物为本的原则表现在它把劳动和劳动者都看作可以自由交换的商品。“国民经济学抽象地把劳动看作物;劳动是商品;价格高,意味着对商品的需求很大;价格低,就意味着对商品的供给很多”。“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工人的存在被归结为其他任何商品的存在条件。工人成了商品,如果他能找到买主,那就是他的幸运了”,“工人不但远不能购买一切东西,而且不得不出卖自己和自己的人性”。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集中在“异化劳动”这一概念中。如果进一步问异化劳动的实质是什么,那么回答正是以物为本。因为异化就是非人化,所谓非人化就是把人看作物,以人为物就是以物为本。异化劳动的这一本质特征体现在它的每一个环节中。

在劳动产品的异化中,以物为本表现在人被他自己的创造物所统治和奴役。“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马克思总结工人在两个方面成为自己的对象的奴隶:首先,他得到劳动的对象,也就是得到工作,这时他是作为工人而不是作为人而存在的;其次,他得到生存资料,这时他是作为肉体的主体而存在的。肉体的主体实际上是被动的客体而不是能动的主体,作为主体它是动物的特征而不是人的特征。“按照国民经济学的规律,工人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表现在: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总之一句话,“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在生产活动本身的异化中,以物为本表现为人在劳动中变成了受外力驱使的物。“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的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结果是,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

在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中,以物为本表现在人的类本质退化为动物的本能。“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这就等于“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人具有的关于自己的类的意识,由于异化而改变,以致类生活对他来说竟成了手段。”“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

在人同人的异化中,以物为本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变成纯粹物的关系。“不论是生产本身中人的活动的交换,还是人的产品的交换,其意义都相当于类活动和类精神”,“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但是“国民经济学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的和最初的、作为同人的使命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国民经济学——同现实的运动一样——以作为私有者同私有者的关系的人同人的关系为出发点”。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揭示了人的社会关系被物化的现象:“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工具是典型的物件,把他人看作工具,也就是把他人当作物来看待;结果是把自己也降低为物,最后是大家都成为物的奴隶。马克思分析说:“我们彼此把自己的产品看作一个人支配另一个人而且也支配自己的权力,这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产品顽强地不服从我们自己,它似乎是我们的财产,但事实上我们是它的财产。”“我们被物品弄得相互奴役的状况在发展的初期实际上就表现为统治和被奴役的关系。”

最后,在货币理论中,以物为本表现为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马克思说异化有三种表现,最终“表现为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这个统治一切的非人的力量就是货币。“在不论对材料的性质即私有财产的特殊性质还是对私有者的个性都完全无关紧要的货币中,表现出异化的物对人的全面统治。”⑧马克思借用莎士比亚的语言,称货币是有形的神明,“它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特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使事物普遍混淆和颠倒”,“货币的这种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中”。“货币的本质,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由于这种异己的中介——人本身不再是人的中介,——人把自己的愿望、活动以及同他人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不依赖于他和他人的力量。这样,他的奴隶地位就达到极端。……很清楚,这个中介就成为真正的上帝。对它的崇拜成为目的本身。”可以说,货币崇拜是拜物教最极端的表现,从而也是以物为本原则最纯粹的表现。

三、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学的武器:以人为本

从马克思的系列分析中可以看出,国民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是“以物为本”。针对这一点,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学的武器是“以人为本”。马克思也是在对国民经济学“以物为本”原则的批判中,才发展出他自己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原则的。

如果说国民经济学的特点是见物不见人,那么马克思正相反,是从物中看到了人。这一特点首先体现在马克思对私有财产这种物的看法中。通常认为私有财产只是一种物。“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认为他们谈的是人之外的东西”,“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正是凭借这种物中见人的方法,马克思把私有财产看作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和异化:“私有财产不过是下述情况的感性表现:人变成对自己来说是对象性的,同时,确切地说,变成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这一看法扬弃了私有财产的对象性本质:“因此在人之外存在的并且不依赖于人的……财富被扬弃了,换言之,财富的这种外在的、无思想的对象性就被扬弃了。”进而肯定了私有财产的主体性本质:“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

马克思指出:“只有把劳动理解为私有财产的本质,才能同时弄清楚国民经济学的运动本身的真正规定性。”国民经济学在这方面经历了一个从承认人到排斥人的自我否定过程:“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因为在国民经济学中,“人本身被认为是私有财产的本质,从而人本身被设定为私有财产的规定”。因此,“这个学说的结论与上述原来的观点相反,不如说是敌视人的”。而且,这种敌视人的现象随着国民经济学的现展而越来越严重:“从斯密经过萨伊到李嘉图、穆勒等等,……他们总是自觉地在排斥人这方面比他们的先驱者走得更远。”

为什么国民经济学从承认人出发结果却是对人的彻底否定或排斥?马克思总结其理论教训:“这只是因为他们的科学发展得更加彻底、更加真实罢了。”他们的科学发展到这样的程度:“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这说明国民经济学不懂得抽象规律如何具体化和历史化,他们“在表述抽象规律的时候忽视了这种规律的变化或不断扬弃,而抽象规律正是通过变化和不断扬弃才得以实现的”。结果,他们所讲的科学规律就和现实的运动相脱离:“现实的运动……被现代的国民经济学家歪曲成偶性、非本质的东西”;而国民经济学所说的“规律只是它[现实运动]的抽象的、偶然的、非本质的因素”。因此,国民经济学所承认的人只是抽象的人,不是现实的人;而所谓抽象的人,就是指工人。所以,马克思批评国民经济学把人“仅仅当作工人来考察”、“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而“工人”在国民经济学里同生产工具和商品是一样的物件。

因此,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理论原则的批判,就意味着从“以物为本”走向“以人为本”。国民经济学的原则和异化劳动的实质都是以物为本。而异化的扬弃,即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的原则,恰恰是以人为本。“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作品的感性的占有”。在描述“以人为本”的原则时,马克思多次使用“通过人”和“为了人,,的规定。所谓“通过人”,就是“由人生产出来”,表明人是主体,不是客体;所谓“为了人”,就是“为人所生产”,表明产品即物是为人服务的,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也就是人在他的劳动对象中重新获得自身。因此,从私有财产到共产主义的发展,也就是从“以物为本”的原则进入到“以人为本”的原则。

更具体地说,马克思的以人为本的原则,首先表现在人对物的关系中。在人对物的关系中,要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首先需要把物看作不是与人无关、在人之外存在的东西,而是看作与人的活动有关的东西,看作人的活动对象和活动产物。其次还要看人在他的对象中是实现了自身,还是丧失了自身。马克思认为:“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中丧失自身。”所谓“成为人的对象”,就是成为“由人并为了人创造出来的对象”。这样的对象物,因为是由人生产出来的,是为人而存在的,所以在自然物中就包含有人的规定和属性。因此无论是人对物的关系还是物对人的关系本质上都是一种人的关系。“物本身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反过来也是这样。”

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更是存在着是否以人为本、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物为本的问题。在人对人的关系中以物为本就把他人作为工具、手段、客体来对待,而不是作为主体、作为目的来对待。在人对人关系中以人为本就是把任何一个他人都作为和自己一样的人,即作为主体和目的来对待。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专门分析了这样一种情况:“假定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这种自我和他人同时得到肯定的关系共包含四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我在我的产品中存在;第二个环节是我的产品为另一个人而存在;第三个环节是另一个人通过我的产品而认识到我是他的本质的补充;第四个环节是我的生命表现通过他人的生命表现而成为真正人的社会的本质。

国民经济学范文第8篇

关键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基础创新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框架和方法学为基础,借鉴经济学特别是其分支学科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科学、系统、全面反映资源环境与经济体系之间的联系,来实现对真实经济成就的客观评价的一种新的制度安排。

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根基是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经济活动的增长及其结果是经济学的经典命题,国民经济核算在创立之初就以正确反映经济增长的过程和结果为目的,由此形成了相互联系的存量核算和流量核算。经济学理论在不断发展,核算理论和方法也在不断进步,但显然,以经济学理论为根基的核算理论的发展必然要滞后于前者。尤其是在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得到普遍肯定和应用之后,在新的经济思想尚未得到验证和公认时,一般不会轻易对制度进行迅速的调整。这样,在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相对成熟之后,其演进的速度反而慢了下来,并且,对国民经济核算的改进,特别是较重大的改进也会采取试验性的、局部的方式,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就是这样的一种演进。因此,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与国民经济核算实际上都是以经济学基础理论为理论背景,但对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接受和采纳程度不一样,导致二者理论基础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更多地吸纳了经济学理论的较新进展,体现了相对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核算理论基础创新。

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流量核算上的创新

经济流量反映一定时期内所有经济活动的变化的价值数量。从诞生之初,国民经济核算就对流量分析非常重视,并逐渐形成了以GDP为中心的流量核算。正确反映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增长的过程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永恒的主题。对所有国家,特别是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讲,经济增长也都是发展的第一要务,这是毋庸置疑的。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积累,并认为经济增长是一种暂时现象,二战之后,经济学家构建了包括资本、劳动和技术三个要素的国民生产函数,并有效地证明了增长过程并非必然是不稳定的,技术会提升生产函数的水平,从而在其他生产要素投入规模效益递减的情况下实现持续的增长,导致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技术创新的备受关注;对技术的探索进一步推动了对承载着较好的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本的关注,使教育和技能培训成为新的核心增长要素。60年代之后,世界范围的环境保护运动开始兴起,自然资源耗减与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提醒经济增长面临资源环境的硬约束,自然资本或环境资本从此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之一。在增长理论的演进过程中,至少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并确实促成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创新。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存量核算上的创新

经济存量反映某一时点的资产和负债状况。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受到不同时代的经济价值观和财富观的影响,在存量核算上的体现尤为突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始终是一个以物质资本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始终关注物质财富。随着资源环境问题的凸现,各国开始不仅关注对经济过程对环境资产的利用,也关注环境资产本身的消耗和积累情况,体现了对环境资产作为国家财富组成部分的思想。但是真正把资源环境存量核算作为存量核算的主体,至少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则还是通过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现来实现的。换句话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已经意识到新的财富观对自身制度基础颠覆性的意义,并且承认这是制度改进的方向,但是尚未有足够的能力和把握来完成根本意义上的制度变迁,目前是在通过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来实现这一制度创新的。

三、环境经济学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创新的理论支撑

国民经济学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批判了“国民经济学”中劳动者非人化的观点,揭寡了“国民经济学”与道德时立的假象,强调了劳动者物质与精神需求的合理性,进而肯定了经济发展对道德进步的促进作用。该经济伦理思想对于克服当下的拜金主义与物欲膨胀的道德困境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经济伦理—以特殊的视角解读《手稿》

经济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具有双重含义,既有经济学视野中的伦理研究,也包括伦理学角度下的经济研究。在这里,经济伦理主要指调节经济生活中人与人关系的道德规范,以及对经济制度、经济秩序、经济范畴、经济活动的合理性、正当性进行评价的道德价值观。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是对斯密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和超越,在他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系列著述中蕴藏了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本文试图就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的经济伦理思想谈谈一孔之见。

《手稿》是马克思第一次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性考察,并初步阐述自己新的经济学、哲学观点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一部早期文稿,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以往对《手稿》的研究大多注重于其哲学思想的研究,而对其中经济伦理思想解构不多。马克思在《手稿》中,主要从异化概念入手,系统考察与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阐述其经济观,从而反映了其对经济研究取得的成果。《手稿》虽不是一部专门的伦理学著作,但马克思的经济伦理思想在其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流露出来,并表明了马克思最基本的伦理诉求。经济伦理视角的圈定,会有助于对其研究的深化,并彰显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手稿)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体现

《手稿》是哲学手稿,又是经济学手稿,是对“国民经济学”的专门批判,在此过程中就自然涉及了道德与经济的关系,因此,其经济伦理思想便集中表现在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资产阶级实质和伪善面目的揭露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与道德的矛盾对立的批判。

(一)对国民经济学的道德批判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经济问题的分析是和对国民经济学的道德批判交织在一起的。所谓国民经济学,马克思指的是站在资本家立场上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经济理论,同时包括从道德方面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理论。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把劳动看作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并把这本质归之于人本身是对的。但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劳动者的非人化状况理应如此,因为人只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资本就是人的生命,而资本的本质在于追求利润。国民经济学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科学,它在发展过程中必定抛弃“承认人、人的独立性、自我活动等等”的伪善性,而把工人变成没有感觉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国民经济学”是敌视人的,是以符合私有财产及其增殖为标准的。

“不言而喻,国民经济学把无产者即既无资本又无地租,全靠劳动而且是靠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仅仅当作工人来考察。这表明,在国民经济学的视野里,人不是有着肉体和精神双重需求的自然人,而只是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利润的“工人”,除了有以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为限度的物质需求外,别无所求。“国民经济学不知道有失业的工人,即处于这种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人。小偷、骗子、乞丐,失业的、快饿死的、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人,都是些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并不存在,而只在其他人眼中,在医生、法官、掘墓者、乞丐管理人等等的眼中才存在的人物;他们是一些在国民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幽灵。所以,“对人的漠不关心”是国民经济学最本质的特征。马克思在此从“国民经济学”对人的态度揭示出它是违背人性的、不道德的。

马克思还尖锐地揭露了“国民经济学”与道德对立的假象:“国民经济学和道德之间的对立本身不过是一种假象,国民经济学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表现着道德规律。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表述了“国民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反映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另外,马克思批判了“国民经济学”即资产阶级经济伦理观在财富增长与消费的奢侈和节约问题上的禁欲主义以及服从于资本增值的实质。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是一门关于财富的科学,同时又是一门关于克制、穷困和节约的禁欲主义的科学,它告诫资本家如何增殖财富,但对只是机器的工人来说则是如何节约资本的问题了。“国民经济学”对工人进行道德说教,在它看来,工人是没有感觉、没有需要、也不需任何享受的存在物。“工人完全像每一匹马一样,只应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工人的任何享受要求,任何奢侈都是不可饶恕的。马克思嘲讽这种所谓的道德的科学:“国民经济学,尽管具有世俗的和的外表,却是真正道德的科学,最最道德的科学。它的基本教条是自我克制,克制生活和克制人的一切需要。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的这种关于禁欲主义的道德说教不但是对工人的非人化状况的肯定和确认,同时也是对资本家非人化的肯定和确认,资本家的生活活动和人性被资本剥夺。它要求资本家要尽量少花钱只是为了更好地发财,更多地占有。因此,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下,“挥霍和节约,奢侈和困苦,富有和贫穷是划等号的。“国民经济学”关于奢侈和节约的争论实质上都是在道德上为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作辩护,二者本质上是相同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节约和挥霍都是受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制约的。

(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的矛盾对立

关于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的关系,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经济发展对道德进步的促进作用。在《手稿》中,他热情洋溢地赞美了工业的力量:“只有通过发达的工业,也就是以私有财产为中介,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才能在总体上、在其人性中存在;因此,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自己的实践活动的产物。这就是说,经济本身的发展并不会阻碍道德进步,并且,只有通过经济的发展,道德进步才能获得相应的物质基础。但是,马克思转而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存在着不可克服的悖论。“这种经济制度注定人们从事如此低贱的工作,处于如此悲惨和痛苦的境地,相比之下,野蛮状态也犹如王公的生活了”。

在《手稿》中,马克思以其异化劳动理论从宏观上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全部经济生活的非人化和反人道性质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他认为,劳动异化不仅使工人非人化和不道德,也使资本家不道德和非人化。资本主义社会道德的最重要的价值观念与道德原则除了个人主义之外就是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它使资本家的人性也异化了,因为他们的生命和人性被发财欲全部夺去,使人成为物的奴隶。一切行为、需要的满足与享受都要服从于资本和利润,因此必然带来禁欲主义的道德说教。这不仅不能使人生获得幸福,更是不人道的。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使得人的需要异化为对货币的需要,使人的道德水平滑落到了谷底。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是追逐最大的利润,搜取最大数量的货币。因而,人的丰富多样的需要被简化为货币的需要,“对货币的需要是国民经济学所产生的真正需要,并且是它所产生的唯一需要。有了货币就有了一切,所以,人的一切道德都荡然无存。“货币的特性就是我—货币持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因此,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什么决不是由我的个性来决定的……我是一个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所以,其持有者也受尊敬。货币是最高的善,所以,其持有者也是善的。此外,货币还使我不必为成为不诚实的人伤脑筋,我事先就被认定是诚实的。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货币这种颠倒黑白的力量的描写,尤其生动地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性和腐朽性。总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存在着不可克服的悖论。

三、(手稿)经济伦理思想的现代启示

马克思的学说之所以经久不衰,既取决于其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又取决于它回答的问题的普适性。勿庸讳言,当代经济发展现实中,物的异化以及人的伦理因素未被充分尊重甚至缺失的现象仍未根本消除,科学的人“物”观仍未得以完全树立。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拜金主义,在利益驱动、金钱诱惑下人的行为被其支配而作出诸多违反人性之举,实质也即是物对人支配的表现,而我们必须警觉这种无形的支配,否则,货币一旦成为最高的善,成为一切人与生活、社会、自然界的一切纽带的纽带,成为社会普遍的化合力,整个自然与社会也就必然地被货币加以普遍的混淆与颠倒。另外,全球的经济发展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伦理道德困境。比如,人的欲望在随着物质的丰富而无止境的急剧膨胀,在物的诱惑下,人某些应有的道德属性逐渐沦落散失。那么,究竟如何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营造理想的经济伦理环境?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手稿》仍有借鉴之处,如马克思提到的类本质思想就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面对经济发展的伦理负效应,人类必须意识到要有全人类的意识并以此来约束经济发展,把经济发展成为一种伦理性经济或道德性经济,让人类的经济进步不至于以牺牲人的道德发展为代价,而是追求在经济与伦理领域共同发展、和谐发展的人类进步。

国民经济学范文第10篇

坚定信心,抓好落实

国企改革与社会公平

简论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理论逻辑

坚守国企本性,增强制度自信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民族性问题

虚拟价值的理论与宏观模型及其应用

国民经济学面临的新时代和新挑战

对如何发展国民经济学的几点建议

国民经济管理学科的必要性

国民经济学的定位与发展

中国宏观调控的经验与创新

关于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问题的思考

格罗斯曼的崩溃与危机理论

我国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国

劳动力价值再定义与剩余价值论的重构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经济关系思想刍论

关于激进政治经济学50年发展进程的思考

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创新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风险管控问题

“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政治意义

摆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

坚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略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理直气壮地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做大做强做优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与共产党执政

实现经营性国资的统一监管

增强活力、提高效率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任务

“进化理性”是对个人主义方法论的有效修补吗?

关于国民经济管理学人才培养和教材建设的思考

国民经济管理学面临新一轮发展的重大机遇

论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历史、挑战与选择

尊重客观规律,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福利资本主义的命运与前途:危机后的思考

等量劳动互换的两种形式: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

制度质量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德国制造”模式:特点、成因和发展趋势

战后以来垄断资本的演变过程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基于机制的解释

国际贸易理论——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

论恩格斯、列宁晚年农业合作社思想及时代价值

价值理论与生产劳动——关于价值生产劳动的范围

怎样理解和把握“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做好几方面的工作

“公有制为主导”论的实质——评某位权威人士的“改革建议”

改革开放实践丰富和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积极贯彻落实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开创中国经济学教育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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