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技术论文范文

国民技术论文篇1

关键词： 武术知识 特性 理解和把握

武术知识，是人在人体和格斗经验的事实基础上，根据民族主体对其事物或现象的理解，通过身体动作、文字和图形方式来表达出来。武术（或技击）技术是基于格斗行为在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作用下的认识成果，它包含武术的技术体系和训练体系的技击操作性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身体实践活动，武术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身体体验和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关于武术运动规律和价值追求的总和，其核心是对以身体为基础的武术技术的理解与把握。离开了对这些特性的全面理解和把握，就难以深入把握武术这门学科的真正内涵。具体来讲，中国武术主要有以下特性：

1.技击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武术是以攻防技击为主要内容、以套路演练和搏斗对抗为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它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以自己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历经历代武术精英的砥砺揣摩、千锤百炼而形成的具有民族性格的技击术。武术是技击性与民族传统文化的高度统一。

技击知识是中华先民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和社会实践中积累的对格斗技术身体行为的总体把握。它受格斗规律的支配，同时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技击是主观的民族精神、思维活动与客观的身体格斗行为相互作用、不断统一的结果。这些关于技击操作性知识的取舍、总结与归纳，又受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体现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世界观、方法论，被打上了民族传统文化、民族习俗、民族历史的文化烙印。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是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在儒家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影响下，武术传习讲求“道德追求、民族大义、国家为重”，形成的教育思想是“道德至上”。因而，传统武术对人的教育不仅仅是一种专业技能教育，同时还渗透了民族的价值认同；它不是片面地强调知识的有用性，而是更强调个体精神的生成与提升，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知识的再生；它要求通过习练使习武者个体的经验世界与社会共有“精神世界”的沟通和富有创造性的转化。

传统武术与中华民族的统一性，首先表现在习武者将内心的体验与哲理结合，撰写出《越女论剑》、《太极拳论》等传世的拳学经典。这种来自于“自心认识世界”的知识“具有笼统性的严重缺陷”，难以用语言文字表达，只能用“无形无迹可拟，如神龙变化，捉摸不住。随意举动，自成法度，莫可测度，至此，真神品矣”［1］的内心的体会来叙说。其次，传统武术将同根同源的中医学理论作为生理学依据，以人体穴位、经络作为技术动作的体征标志，来规范相应的技术方法，或把“精盈则气盛，气盛则神全，神全则身健”的中医养生之道演化成“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还虚”的习武三步曲。最后，观物取象，以形喻势的武术词汇，如青龙献爪、夜叉探海、白鹤亮翅等动作名词，又如静如处女、动如脱兔的动作势态要求，使习武者在习练时联想相应的动作形态，产生相应的“内景”意境，激发习武者完成动作的潜力。

我们要真正把握住武术文化的技术属性，在工作实践中，就要以传统武术技术为中心，使武术技术与武术文化相关的武术理论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中医学基础等课程之间相互进行横向联系；同时武术技术课程之间也要加强横向联合，使学生理解和掌握传统文化物化到技术中这一客观规律，真正把握住武术文化的技术属性。传统武术是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不断形成发展的，它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完整的体系，不能简单地用传统武术套路来涵盖它。学习传统武术不仅是学习它的技术体系和理论意识，更是学习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因而，我们要注重对历史上形成的武术的认识、了解与掌握，不仅要掌握技术体系，而且要掌握技术形成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包括价值观、认识观、生活观等。

2.明言性与难言性共存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英国的科学家、哲学家波兰尼（Polanyi）认为：任何一项技术都是由可以清楚表达出来的技术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技术这两部分之合。［2］前者被称为明言知识，后者被称为难言知识。明言知识属于描述性的（描述事物是什么）和规范性的（关于如何行动才能达到目标，主要技术操作规则）正规知识，是可以在个体间以系统的逻辑的形式加以交流和传达的；难言知识属于未加编码或难以按照逻辑规则编码的，高度个体化的程序化知识，它直接依赖于个体在实践中的体验、直觉及洞察力。波兰尼曾指出，人类大部分技能和专门能力都是难言类型的知识。［3］

作为一种身体实践活动，武术既包含许多明言知识，更包含大量的难言知识。武术的难言知识，是指无法用文字、图表和语言进行叙说，有“言外之意”，必须在身体练习和武术技术掌握过程中方能领悟、体会到的知识。这种知识不能言传，只能意会。吴殳在《手臂录》中“非可教可说”、“精妙入神之法，……须心领神会”的表述，说明武术技术知识非明言之说；王宗岳在《太极拳论》中“懂劲后愈练精，默识揣摩，渐至从心所欲”的难言之意，说明武术中大量存在“不能用语言文字表达明确表达、需要认识主体靠整个身心体验和理解的知识”。

武术知识的难言性除了武术技术本身的身体动作造成难以用言词表达的原因外，还有广大下层习武者不擅于用文字记载文化的原因，和拳家不肯言说的自珍保守的原因。除此之外，还受中国哲学“无务为主”，“重了悟而不重论证”的思想影响。温力先生在《墨家思想对后世武术发展的影响》一文中认为：“墨学重口述不重著书，贵实行不贵文采，……这种传统一也在民间的武术团体中得到了继承。……民间武技多身传口授而少著述，拳谱也多为口语化的东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墨家学派的特点。”

传统文化思维的特征使得武术技术的隐性知识更加难以言说，大量的武术信息存在于难以言说的知识之中。由于隐性知识的难言不可表述，因此它常常被武术课程所忽视，但是这并不说明隐性知识在武术实践活动中没有价值或微不足道，相反，武术的隐性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知识类型。例如，“劲”，“外家拳”强调明劲、刚劲，而“内家拳”强调暗劲、柔劲，这种劲的差异性和特性只有通过身体的体验和感知才能把握，无法通过语言详细准确地表达。在技术层面上，它把握住了人体运动技术的力的客观与意识支配的核心关系；在文化层面上，是习武者求通过身体练习，“求劲悟道”，达到“技进于道”和“太极”的精神彼岸。可以说“劲”是中国人认识武技的特殊方式，具有浓郁的文化色彩。我们可以认为“劲”在武术知识中具有“优先性”和“文化性”。武术隐性知识的特征提示我们要重视武术知识中隐性知识的地位及其教法的研究，将原本只能“须心领神会”的隐性知识纳入武术专业课程体系，选择能够准确实现课程目标的隐性知识成为武术专业课程内容。

3.内生型知识与外生型知识互补

根据武术理论的生成途径，传统武术理论包括内生型传统理论和外生型传统理论。内生型传统理论是在传统社会条件下，直接从具体的习武实践中形成的对武术经验的认识，它是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生活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不断加以总结形成的。其形成具有较强的个体性，有时甚至依靠个人的灵感和直觉。从这个意义上讲，内生型理论无疑是最贴近武术实践的。

外生型知识是指“并非直接从武术技术实践中产生，而是将其它文化领域中某些既成的概念、范畴或理论，通过推衍、类比等方式引入传统理论之中，从而建立起来的观念系统”，［4］是将其它文化领域的思想观念引入武术理论之中。如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太极”、“阴阳”和“五行”等思想观念，以及中医与兵学对武术发生、发展的引导和强烈影响。这些哲学观念实为对武术技术的理性认识，主要是指对武术技术作用的人、过程、程序等事物或现象的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所形成的认识。其形态主要是武术的技术原理、训练法则、道德法则等。

长期以来，内生型传统理论通过各拳门内部流传的拳谱图籍和“寡其词，协其韵，以文其言，俾得易于记诵”的拳谚秘诀，对一代代的习武者发挥着精神上和实践上的驱动作用，同时，这些拳谱图籍也是我们今天窥视传统武术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资料源。［5］武术中的经验知识并不是仅仅停留在感性层面的、体现现象的偶然性和特殊性的知识，它也有着对事物的一般性、规律性和共性的反映和把握，并以一定的关系和原理来呈现。例如“三尖相照”、“气沉丹田”等武术术语，是历代习武者在格斗与演练的技术实践中摸索出身体技术规律。“三尖相照”是武术中“守中用中”原则的技术体现，“气沉丹田”是对习武者力与意的技术要求。但它们之所以是经验知识，是因为人们对技术所作用的现象、所作用的方式等问题往往是只知其然而不能说明其所以然，未能从理性的角度、从理论与方法上做出因果性的解释与说明。

外源型知识植入更多是在理性活动方面，是习武者借助其它传统文化领域思想观念，进行逻辑的推论、判断、分析得出结果。外源性知识属理性知识，它是逻辑思维的产物，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由于经验性内源型知识对技术形成、对技术的熟练掌握具有独特意义，因此，经验知识是技术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忽视内源知识，就使技术丧失了实践的基础，就自然会影响到有效建构学生的技术实践能力。与此同时，否认理论性外源性知识在技术知识体系中的作用也是有害的，它将使学生的技术能力更多地充满经验色彩，缺乏理论的深度，从而使学生的技术实践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受到制约、受到限制，缺乏良好的后劲。在这里尤其要注意的是，有人认为技术课程就是一种身体技术的课程。事实上，技术课程不仅要身动，而且要心动，应在动脑的基础上进行身体练习，在技术的练习过程中开发和发展智力。

内源型理论和经验型理论在武术知识中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二者缺一不可。在武术专业教育实践中，就是要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注重理解技术的思想和方法、技术的原理和法则的同时，注重学生丰富的、感性的实践，努力使学生在丰富的武术技术感性中走向深刻的民族文化理性，从而获得武术专业能力发展的动力和能力。

参考文献：

［1］陈鑫.陈式太极拳图说［M］.上海：上海书店影印出版，1986：142.

［2］王大洲.论技术知识的难言性［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2）：42.

［3］王大洲.论技术知识的难言性［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2）：43.

国民技术论文篇2

关键词：民营企业 跨国经营 指导理论 支持体系

跨国经营是指企业以母国为基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并以此展开的跨越国界以赢利为目的的生产经营活动。本文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传统跨国经营的理论，然后从政府和民营企业两个角度分别论述了怎样构建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支撑体系。

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指导理论

传统跨国公司理论

传统跨国公司理论大多建立在企业拥有一定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如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资源配置理论，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和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这些理论模型都认为利润驱动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基本动机，且通常将海外子公司视为“海外市场进入者”或者是“母公司专有技术转移的接受者”，并认为企业的专有优势只存在于母公司，只有母公司才是知识发展与扩散的承担者，对外投资的企业必须拥有超过当地企业的独特优势。由于在海外经营会比国内经营发生更多的额外成本，因此，如果一家外国企业各方面的条件与本地企业一样的话，那么它在进入外国市场后就会处于不利的位置，或根本无利可图。传统跨国经营理论在指导跨国公司经营活动的发展，加强对跨国公司的管理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该理论也存在缺陷，主要表现在这些理论始终以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以垄断优势作为企业跨国经营活动的条件，而对发展中国家企业跨国经营的解释受到限制，因此正受到大量实证分析的挑战。

现代跨国公司理论

现代跨国公司理论认为，企业决定到海外去投资，不是为了利用他们现有的竞争优势，相反，他们是为了弥补劣势，去获得竞争中所必需的知识和技术。这是因为，开展跨国经营的企业首先可以获得技术外溢的好处，技术外溢又带来了尾随优势和干中学效应。技术外溢在优势企业与劣势企业间是非对称的、单向的过程，即追随者从领先者处得益的过程；尾随优势是指缺乏优势企业与优势企业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时，前者可能会从当前的生产技术及正在从事的研发活动中获得更多好处；干中学的效应是指落后国家或行业不用经过专门的研究与开发，而在技术外溢的过程中边干边学就可以获得先进的技术。技术外溢与技术创新不同，技术外溢不需要大量的投资和研究，且可以发生在行业间，因为许多行业虽然生产的产品不同，但使用的很多要素都是相同的，当某一行业提高要素使用率的时候，通过尾随优势和干中学效应也将受益于其他行业。技术外溢包括国内技术外溢和国际技术外溢，并且国内技术外溢比国际技术外溢快得多。事实上，技术的溢出和扩散效应对经济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溢出和扩散效应随着地理距离的扩大，作用呈下降趋势。因此，Fosfuri和Motta(1999)指出，没有技术优势的企业通常也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原因是由于缺乏优势的企业通过开展跨国经营可靠近技术领先者而便于学习和获得领先者的技术，从而提升其长期的竞争优势与盈利能力。大量实证研究也证明了现代跨国公司理论的观点。2003年的数据显示，除香港、澳门以外的地区，我国对外投资额排在前3位的国家依次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而近年来对欧盟的投资也稳步上升。相对于当地企业来说，我国投资企业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均缺乏竞争优势。另有学者在对我国企业在英国的投资动机进行调查后发现，母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被列为企业在英国投资的首要动机，市场扩张和获得海外市场、技术信息也成为主要动机。而降低成本和获得较高的利润已不是现阶段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动机。这表明了企业对外投资的目的不是利用其现有的自身优势去谋求利润或者其他资源，而是为了弥补劣势去获得竞争中所必需的知识和技术。

目前，从我国的国情和民营企业的发展现状来看，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普遍较低，不具备利用技术、管理、R&D、规模等竞争优势进行对外投资条件。因此，以海默等为代表的传统跨国公司理论不能指导我国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其原因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民营企业平均生产规模普遍较小，缺乏规模优势；第二，民营企业普遍技术水平较低，R&D投入严重不足，缺乏核心技术优势；第三，管理方式落后，企业决策呈现出经验性、随意性和独断性，缺乏管理优势。因此，民营企业的现实条件决定了现代跨国公司理论是其进行跨国经营的理论支持。我国应大力支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优势的民营企业，在母国技术外溢比较大的产业部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获得先进技术，这些产业部门包括低污染、低耗能产业，新技术、新设备、生物技术、新能源产业以及空间利用和第三产业。

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支持体系

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政策支持

政府在制定相关扶持政策时，应为民营企业创造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环境，给予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同等的待遇和社会支持。政府应为民营企业建立国际信息搜寻网络，利用政府的驻外机构，针对民营企业所需的市场、技术、人才、政策信息，搜集所在国相关资料，反馈给国内市场；在社会化服务方面，国家应鼓励相关部门和相关组织成立专门为民营企业服务的机构，针对民营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给予指导和解决，增强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能力；政府应在税收等方面给予从事跨国经营的民营企业一些政策上的倾斜和优惠，以支持他们更多的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同时，政府应参照发达国家制定的扶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政策措施，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尽快建立与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相配套的金融与保险体制，设立专门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为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提供有力的保障，促进民营企业的海外经营活动。

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理念支持

民营企业要树立跨国经营的理念，应认识到跨国经营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获取国际竞争力并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且应意识到企业国际化不只是简单的地域扩充，还包括企业管理和技术能力的国际化。应清醒地认识到企业国际化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应实事求是，从自身实际出发，科学确定国际化的时间、合理设计国际化的路径。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自己的竞争优势，培养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各种资源的能力。

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战略支持

民营企业要在国际市场上求得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其是否能形成并保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为此，民营企业需要构建基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跨国经营战略。首先，要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民营企业要明晰产权，并建立和创新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以及监督机制，建立科学的企业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坚定不移地走民主决策、科学管理的发展之路。其次，要加强管理创新，不断地提高民营企业的管理水平。民营企业在早期的发展中，由于受限于特定的环境与体制，其经营活动不规范，同时，市场与客观经济环境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民营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胜出，也必须要通过不断地创新来调整、提升管理水准，以支持企业日益纷繁复杂的经营活动。再次，要加强科技创新，创建独特并富有创新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灵魂，而以创新为龙头的企业文化的形成为挖掘企业核心竞争力建立了必要的内部环境和基础。跨国公司的发展历史表明，创新是维持企业在同行业领先地位的关键，企业只有在技术、营销和管理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创新，才能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因而，民营企业应坚持走科技创新之路，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及时针对自身技术力量薄弱的实际情况，瞄准国内外高新技术发展态势，实行技工、技贸相结合，依靠所在地高校及相关科研院所的技术优势，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最后，要提高民营企业产品质量的价值保障。价值保障是一种有效过程，它要求企业在不断降低成本的同时，保证其产品或服务的价值不受影响。只有产品质量的价值保障提高了，才能改善民营企业管理、降低生产经营成本。

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策略支持

Michael EPorter的价值链理论指出，企业创造的价值来自于企业价值链上某些特定价值活动，这些真正创造价值的经营活动，就是企业价值链的“战略环节”。企业把握了这些关键环节，也就控制了整个价值链。我国民营企业大多是典型的后发展型企业，在进入国际市场的初期没有能力像大型跨国公司那样创造企业的全球价值网，其现实的选择就是根据企业已有的能力系统和外部环境选择价值链上的一两个关键战略环节作为其突破口，以集中资源，建立相对竞争优势。

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人才支持

在新的形势下，民营企业实现跨国经营，尤其需要人才的支持，没有足够的人才支持，走出国门不可设想。这里所说的支撑民营企业走出国门的人才主要是指具备开发能力、开拓能力、既忠诚又爱国的人才。我国多数民营企业不能获得更快发展，首先在于缺乏这类人才。因此，民营企业要有一种紧迫感，应尽快采取措施，搞好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一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确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把人力资源的开发放在企业各项工作的首要位置；二是制定出跨国经营的人才开发战略，包括稳定和壮大人才队伍、提高人员素质、优化人才结构、增强员工的积极性等；三要创新民营企业用人制度，积极探索适应国际人才竞争的选人、用人机制，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选择企业需要的人才。

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方式支持

民营企业由于受资金和规模的限制，营销环节一般比较薄弱，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跨国经营活动的发展。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传统的销售行业、金融行业、物流配送行业以及其他相关行业与互联网技术更为紧密地结合了起来，这也为民营企业跨国经营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民营企业应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充分利用互联网的资源优势，降低营销成本和采购成本。电子商务对民营企业跨国经营有极大的适用性，可以为企业节省经营费用，减少中间商的盘剥，提供更多的出口贸易机会，减少中间环节，提高效率，节约交易时间，弥补信息不足。另外，还可以充分发挥其善于对市场变化作出快速反应的优势，发展个性化营销，既按照消费者的要求进行小批量试制，又可生产出与众不同的商品以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消费。

参考文献

1.李占祥，卢馨.中国企业如何创造跨国经营竞争优势[J].经济管理，2003(6)

2.王蔷.缺乏优势企业跨国化的理论依据[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11)

国民技术论文篇3

关键词：农民 沟通 工作 特点 方法

中图分类号：F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10（b）-0223-01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而占其中最大比例的是农民。如何做好农村工作，科学发展，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重要工作。在推进农村的各项工作中，要切入了解与农民沟通的特点，牢牢抓住沟通的要害，掌握有效的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法，推进农村的快速发展。

1 与农民沟通的特点

对于不同的人群，沟通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存在很大的差别。由于不同的人群的教育背景、历史条件、生活环境等的差异性，使沟通时所表现出来的特点迥异。农民是一个有着特殊背景的巨大团体，他们手中掌握着国家发展的根基，然而受教育背景、生活条件等的影响，与农民沟通呈现出特定的特点[1]。

生活在农村、乡镇的大部分农民，受教育程度低，掌握的科技知识较少。对于各种科学技术的了解较少，因此与其沟通交流要尽量使语言通俗化，易于理解，不可以像做学术报告或者和专业人士交流一样，大量使用专业术语；这样会造成双方互相产生隔阂，因此要牢牢把住农民的知识文化背景这一特点，尽量使沟通通俗化。

农民对于不同的事物所表现出来的心理是大相径庭的。政府、科技部门与农民沟通主要贯彻新政策、思想，推广先进技术、机械等。先进的科学理论、机械设备对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具有重大意义。农民对于先进的农业理论、机械很乐于接受，以期增产、增收，发展高效农业，获得更大的农业收入。

然而，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农民的思想相对比较保守，对于新的思想、科学理论，在初始阶段都持观望态度，一者认为先观望第一批敢吃螃蟹者的收益，如果新的思想理论、机械设备带来较大收益，待第二年再引入，这样可以减少风险，确保自己收益的稳定性；一者持等待依靠心理，依赖农村的带头人，对各种事情都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以第三者的身份处之，你愿意来帮助我推进新技术、理论、机械设备，他就去用，没有高兴亦或是愿意之说，你不愿意来我这里推行，他也不遗憾，不去恳求学习先进知识理论。

除了因循守旧而又期望借助新的科学技术理论、机械设备提高自己的农业收入的矛盾心理，有小部分农民持排斥心理，对于外来新事物一棒子打死，认为没有益处，只依靠传统的技术理论来稳定自己的农业收入。

不同农民因各地风俗文化、历史背景的不同，对于新事物、新理论所持的心理不一样，与其沟通要了解清楚相关的背景，做到有的放矢。

中国现有体制下，农民分区域居住，划分为行政村，村落行政事务由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共同主持。此外，行政区的划分是有一定的规则的，通常一个村落内由几个大的家族组成，每个家族都会有一个领导者亦或是德高望重者。因此，要充分利用这一特点，找准沟通交流对象，快速推进科学技术理论等[2]。

除了上述几个主要的特点外，还要认清现在的国内形势，农民中的大部分青壮年外出打工，留在家里的大部分是老人、病残以及妇女，使新技术理论的推广存在一定的障碍。

2 与农民工作的方法

无论与何种人群沟通、工作，都需要讲究一定的方法策略。与农民工作过程中，要采用合适的工作方法。

农民的文化底蕴、知识积累等的限制，对于与其沟通，进行推进科学技术理论、机械设备的科技人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农业）推广人员必须有耐心，在遇到有的农民对工作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反对时，都要做耐心细致的解释，从而做好推广工作[3]。 推广人员说的意思农民不理解，受地域、文化、方言等的影响，农民想表达的意思推广人员也可能听不懂，因此会出现双方互不理解的尴尬局面。对于科技人员来说，要持一个永久的耐心，不厌其烦的为农民解释先进的科学技术理论，农民不懂的地方会变换各种通俗易懂的方式为大家解答。

与农民接触就要表现出朴实、诚恳、谦虚、热情[4-5]。农民大部分都很淳朴、热心，科技工作者要与农民坦诚相待，急农民之所需，为农民着想，为农民谋利益、幸福。与农民成为知心朋友，关心农民的生活需求，给农民提供信息，传授先进技术，提高农民朋友的技术、知识水平。同时不要摆架子，与农民朋友沟通要使语言尽量通俗化，与其成为真正的知心朋友，快速推进先进的技术理论、设备等。

除了上述的工作方法，还存在其他的好的工作方法，各级工作人员应在探索实践中不断摸索，提高与农民沟通工作的效率。

3 实际工作中与农民沟通的特点与工作方法

笔者主要从事与农业相关的水利工作，该水利工作肩负着农田灌溉与防洪抗旱等多项重大使命。在日常的与农民工作中掌握了与农民工作的一些特点与工作方法。

水利在农业生产中至关重要，农民对于水利上的新技术新理论普遍呈现出乐于接受的心理，水利发达，则农业发达，农民的收入随之也大大增加。在推进灌溉的新技术中，农民对于此技术的储备知识较少，在沟通语言上必须采取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专业名词通俗化。

在推进水利的新政策、新措施中，采用与村落负责人先沟通的方式方法，让其今早了解新政策、新措施、新理论的方方面面，使其帮助水利工作者一起辅导农民朋友采用新措施。

农作物最怕干旱，因此水的重要性尤为突出。新的灌溉方式可以节省水资源，提高灌溉效率。滴灌、喷灌是很好的灌溉技术，应逐渐替代以往的漫溉方式。在与农民朋友沟通交流时，要把漫溉解释的通俗易懂，就是现在大部分采用的水从农田的一边慢慢灌溉至那一边这种古老的方式，同样要将滴灌、喷灌解释的通俗易懂。在与农民沟通，推进水利工作中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要端正态度，充满耐心，推进工作的顺利进行。

4 结语

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农业是基础。在推进各项新措施、新技术、新理论、新设备等工作中，要掌握好与农民工作的特点，采取合适的工作方法。认清农民的各种心理、文化背景、风俗文化，找准切入点，端正好工作态度，充满耐心，与农民成为知心朋友，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需，为农民谋幸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 蒋冰晶.沟通视域下农民化解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2，40（4）：2427-2430.

[2] 李秀英.任瑞丽.浅谈沟通在农业推广中的重要作用[J].内蒙古农业科技，2005（7）：34-35.

[3] 李冬青.试论在农技推广中与农民进行有效沟通[J].山西农业科技，2010（2）.

[4] 谢春香.试论农机推广中与农民的有效沟通[J].农业推广与安全，2006，2：43-44.

国民技术论文篇4

" 摘 要：随着Internet的普及，人们普遍对网络民主的现状和前景表示乐观，基于网络空间的开放性与自由性特征，认为借助网络技术可以创造一个民众充分参与的高度民主社会，本文则通过对网络民主的分析，从网络技术的国家垄断性、网络民主投票的可操纵性、网络民主的不对等性等方面指出了网络技术对民主的负面影响，并分析了网络技术发展导致的网络技术帝国主义问题。 关键词：互联网络、民主、专制主义、技术帝国主义 民主一般是指公民通过平等而有效的选举及其他参与方式，决定政治领导人和影响重大政治决策，实现全体公民或大多数公民的利益，实现人民主权的政治过程。“多数裁定”是民主的基本原则。随着国际互联网络（Internet）在全世界的迅速普及，人们对网络网时代的民主给予了很高的期望，政治学家们普遍乐观地认为互联网络会极大地提高政治民主化的程度。 互联网络的出现的确提高了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使公民的话语权力得到了很大提升。但不容忽视的是，互联网络同时也为专制主义者提供了最好的技术实现方式，相对于书籍、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而言，互联网络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对民主发展的负面影响，甚至成为专制主义和霸权主义者最有力的技术工具。 一、 网络民主观点概述 关于网络民主的论述很多，这里概要列举几种主要观点： 1、网络建立了一个充分自由和开放的社会 网络似乎真的成了一个彻底开放的电子舆论空间，任何人不用通过政府机构批准、检查、修改，就可以在网络上制作他人能够阅读的网页，或者通过电子邮件、新闻组、网上论坛、电子公告栏等多种方式向量多面广的网民传播信息。“在大众传播史上第一次你将体验不必是有大资本的个人就能接触广大的视听群。因特网把所有人都变成了出版发行人。这是革命性的转变。 ” 2、网络使完全直接的政治参与成为可能 阿尔文？托夫勒 (Toffler，A.)在剖解了社会发展的图式——农业社会第一次浪潮、工业社会第二次浪潮、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的起伏推进后指出，虽然信息社会处于文明的前锋，但当前的文明是三种社会精巧并置的混合体。他认为所谓的民主是一个政治词汇，很难在工业时代的企业中实现，但在信息时代，授权与参与式民主将成为高频词汇。 网络技术开辟了直接民主的可能性，使 “屋子装不下”选民的问题得到解决。电脑将可能使更多人通过参加电子市政厅会议，或通过电子邮件等交流方式，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过程。在网络政治中，网民不需要再由别人来代表自己，自己就可以直接发表政见。个人通过一台电脑就能直接与政府官员对话，向政府提出某项要求和建议，或参与政府的某项选举和决策。选民只要坐在家中，甚至在旅途中利用具有识别选民身份功能的、联通信息高速公路的掌上电脑，通过网络即可轻松投票，全民公决的实施将变得十分容易。 3、网络社会实现了政治权力的对等性 基于个人电脑的网络更加富有个性，信息的获取和传递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个人也能够更加从容地选择、吸纳和传播，它创造了全新的、平等的、没有强权和中心的信息空间，引起了政治权力从单向到交互的质变。在互联网上所有人参与政治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身处偏僻乡野的孩子也可能与城市富裕子弟在网上获取同样的政治信息。 网络的普及使政府的行为随时处于大众的监督之下，它的内政与外交透明度越来越高，受到的牵制和约束也随之增强。媒体的转化和舆论工具向个人手中的转移彻底改变了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互联网没有主人，没有所有者。它没有一个大老板，也不隶属于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人人都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它真正属于所有网民 。现代社会是媒体政治的社会，谁控制着国家的媒体，谁就控制着国家。互联网络是不受任何政权控制的自由媒体。 二、 传播技术发展与民主的关系 从网络对政治过程影响的角度审视，网络是一种全新的政治传播媒介，而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网络技术无疑为人类提供了最迅捷、介质综合性最强的传播手段。但是传播技术的进步与民主不完全是成正比的关系。从历史上来看，传播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印刷媒介阶段和电子媒介阶段，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它们对民主的影响。 1、 印刷技术发展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密切关系 印刷媒介的发展是以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作为主要工具的。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出版业大体上是由记录信息、复制信息和传播信息三个环节组成。古代社会艰难地使用青铜、竹简等记录信息，纸张的发明比较彻底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印刷术的发明又摆脱了用人工抄写来复制信息的笨拙方式。 公元105年东汉蔡伦发明了便宜的造纸术。造纸术最先传到越南和朝鲜，又从朝鲜传到日本。公元751年，又向西传到了阿拉伯。公元1150年，阿拉伯人在欧洲的西班牙设立了造纸厂，中国的造纸方法就传到了西班牙。以后又陆续传到欧洲其他各国。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唐朝时，印刷术传到了朝鲜。16世纪末年，日本侵入朝鲜，日本人学会了活字印刷术。元朝到中国来的欧洲人，把印刷术带回欧洲。欧洲最早使用活字印刷大约在公元1440——1448年间，德国人谷登堡使用活字印刷。 尽管中国发明了最早的简易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使知识的传播从公元11世纪开始就变得非常迅速和便宜了，但是并没有因此而产生民主，相反，造纸术和印刷术使专制主义者得到了加强其专制统治的先进技术工具。以纸张和铅字印刷技术为基础的教材和图书资料的印制，奠定了传统教育“班级授课制”的基础，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塾都要使用君主所认可的教学参考书——《四书》、《五经》，这样就可以批量化地造就符合专制主义政治要求的人才，特别是从隋朝开始兴起的科举制度，更是开始规范化地为封建专制统治培养士人阶层。印刷技术的精致化和批量标准化，使秦代开始的户籍制度进一步强化，对人的控制手段进一步加强。中国能够在很广阔在领土范围内实行封建专制统治，与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有着直接的关系。 欧洲长期的分裂状态则与印刷术、造纸术传入和发展晚近关系密切，因为知识的传播受到限制，使之难以实现充分的政治文化整合，而公元12——15世纪，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在欧洲广为使用的时期，也正是欧洲英、法等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高度发展与成熟的时期，这种巧合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2、 广播、电视传播技术与近代资本主义民主 由于大众的社交能量被媒体和其他技术“冻结”了，媒体的信息量越大，社交就越少。大众媒体不仅不能起到传播的作用反而妨碍传播。媒体不再是大众的延伸，而是他们生活的主宰者。更确切地说，当代资产阶级已通过大众媒体创造政治文化的方式成为大众政治生活的主宰者。这种超现实的政治文化为垄断资本主义和霸权主义在全球的政治扩展从意识形态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西方国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正越来越多、越深入地介入到政治选举当中，政党选举的运作程序受到传媒，特别是电视传媒的极大冲击。电视的广泛应用令候选人发现，利用现代化大众传媒比利用政党向选民传播竞选消息更有效率。于是，很多候选人的一系列竞选活动就开始以传媒为中心，而不是以政党为主线来展开，这导致大众传媒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越来越高，甚至有人称其为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之外的“第四政府部门”。 而在电视媒体主导下的竞选中，选民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对候选人形象的品评上，报道者就运用各种编辑和剪接技巧，把候选人最具魅力的个人形象展现在选民面前，面对传媒对某些候选人或某些议题的轮番信息轰炸，选民不得不跟从传媒的“议程安排”进行思考，自我评判的能力降低了。使选民在体味感官享受的同时，下意识地把选票投向自己心目中的偶像，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为传媒的麻醉作用。在号称所谓民主表率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就像例行公事一样将其竞选基金预算的一半用于电视广告，减少了与选民的直接接触。另外，虽然新闻机构常常为自己的客观性感到自豪，但事实上很难分清哪些是新闻，哪些是舆论。

三、 网络技术的专制主义特性

20世纪末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为新媒体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舞台。1998年5月举行的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年会上，Internet这一新型媒体被正式冠以第四媒体的称号。正如我们前面所阐述的那样，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网络民主给予了极高的厚望。但这仅仅是网络技术政治功能的一个方面，我们应该深刻地认识到网络技术政治功能的另一个方面，即它的专制主义特性。 1、网络技术的国家垄断性 在网络媒体产生之前，信息传播主要依赖纸张、印刷媒介，这种传播媒介尽管也可以由国家控制和管理，但是国家却无法彻底垄断印刷技术的使用，因为印刷技术的掌握比较简单，私人和社会团体可以在国家控制之外私自印制宣传品，一般称之为地下印刷品。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虽然宗教裁判所不断迫害异端学说，但是“日心说”仍然可以通过地下渠道广为流传，民主的思想光芒仍然能够在黑暗的政治统治背景下启发出文艺复兴运动。 在广播电视媒介时代，短波收音技术可以打破无线电技术封锁，卫星电视接收技术可以使视频信息传到具有接收设备的用户中，而且由于无线电技术同样易于掌握，因而仍然可以建立私人和社会团体电台传递为统治阶级所不认可的声音。比如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广播电台对国民党统治地区就起到了强有力的宣传作用，瓦解了国民党的政治舆论阵地。 由于网络技术具有高度的技术复杂性和高度公共性，所以网络技术只能依赖国家公共信息技术系统而存在和发展，国家对网络技术具有最终控制权。个人和社会团体虽然可以很自由地在网络上发表言论，但国家可以通过封锁网站、过滤网络信息等方式，消除不利于政治统治的政治舆论，私人和社会团体却难以在国家网络系统之外独立建立庞大的网络技术系统。 也就是说，在网络时代，个人和社会团体失去了在传统媒体下独立使用传播工具的能力，所拥有的只是在由国家控制的网络技术空间发表言论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国家是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予以制约的。 2、网上民主投票的可操纵性 人们对网络民主比较重要的期待，就是希望网络技术可以实现全民投票，认为这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效率，减少了选举资金的投入，有人将之称为“点击民主”。然而如上所述，由于网络技术的国家垄断性，其技术本身又具有开放性，计算机可以比手工更加巧妙地编辑和操纵信息所以在进行网上民主投票时，完全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进行人为的操纵，从而使投票结果有利于政治统治者，网络技术的复杂性使这种操纵很难被选民察觉，相反，由于对高新技术的崇拜，甚至没有人会怀疑没有人性的技术也会欺骗选民。而民主的多数裁定原则、民众制约政府的原则也就难以实现了。 3、网络民主的不对等性 在互联网的利用方面还存在着性别上的差别。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对政府与网上政治的研究发现，女性在利用电子邮件和网络获取有关公民事务的信息方面大大落后于男性。在1996年大选中，多数竞选重要职务的候选人都利用网站来提供信息和进行游说，而结果是女性远不像男性那样经常查看网上的竞选资料，在使用Internet的男性中能够访问过一个竞选网站的约占30%，在女性中只占19%。在通过Internet与当选的官员进行交流方面差距也很大。如通过电子邮件与国会联系的数字中，女性占31%，男性占43%。另外，在公众参与的过程中，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存在差异，妇女儿童的权益未必能得到体现。 这种网络民主的不对等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与文化传统相关，也与个人的兴趣习惯相关，这种情况恐怕很难在短期内发生大的改观，网络民主的对等性也就很难实现了。因为如果将互联网作为主要的竞选技术工具，势必会剥夺那些较少上网的公民的民主权利。 四、 网络技术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一般指强大的核心政治体制，在某种意义上对周围其它地区带来支配性影响，以及对其影响所及地区的思想乃至现实发生的改变。网络技术帝国主义可以表述为：掌握网络核心技术和强大网络资源的国家，通过网络技术传播强势政治文化，影响、甚至左右若干国家的政治文化，进而实现特定政治目的的网络技术政治垄断。网络技术帝国主义是网络技术专制主义特征的极端表现形式，英国政治家兼历史学家温斯顿？邱吉尔曾经未卜先知地说过:“未来的帝国是智力的帝国。” 互联网起源于美国，美国也是当今世界上信息技术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互联网的基础设备一半以上设在美国。全球共有顶级域名服务器13台，其中10台在美国，包括美国军方控制的两台，仅有3台部署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即伦敦、斯德哥尔摩和东京。美国在网络上的垄断是全面的，控制了互联网的核心技术。中央处理器CPU、操纵系统Windows、基本浏览器IE和Netscape，都是美国制造或的，美国把它主创的域名注册标准和ICP／IP传输协议等作为全球性的互联网标准，向全世界推广应用。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公司——微软、世界上最大的接入系统供应商——思科、世界上最大的ISP——美国在线，而全球主要的网络安全公司也在美国。 里根政府时期曾任美国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沃尔特？赖斯顿（Walter B。Wriston）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比特，字节和外交》一文中认为：“信息技术消除了时间差距和空间差距，因而自由思想能够像微生物一样，借助于电子网络毫无障碍地扩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不仅如此，“全球性交谈对主权政府的政治决策过程也能够施加压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主权政府的政治结果。 在不平衡的信息流动中，信息输出大国更容易将本国的社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通过互联网传递给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扩张和政治控制。 综上所述，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毫无疑问，网络技术具有很高的民主、开放特质，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网络技术专制主义的一面，人类社会探索已久的民主问题很难期待通过互联网络这一技术工具彻底实现。无论是多么先进的技术都只是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手段，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网络技术的发展也一样不会成为实现民主的终极原因，因为技术手段的改进并不必然会实现民主，只有社会制度的变革才是实现民主的最更本途径。

国民技术论文篇5

【关键词】武术；文化价值；传承

武术作为优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对于全面完整地继承保护这一文化遗产具有深远的意义。武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映了一个地区民众共同理想和追求，具有深厚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的代表性，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不可替代性。

一、武术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脉相承

武术是中华民族漫长历史发展演变的文化结晶。武术文化是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身体艺术的再现。武术是独具民族文化的技艺，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渗透了民族的风俗、习惯、心理、感情等因素。因而，中国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形成的内涵丰富、自成体系的运动项目。

武术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意识形态或文化体系，几乎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成分和要素，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首先，武术的理论渊源来自于中国古典哲学，包括道家哲学的本体论以及五行学等。其次，儒家伦理道德奠定了习武者的行为规范。第三，我国东方古典美学浸润了中国武术的每一个元素。在古典美学范畴里，都能找到它的痕迹。第四，以传统的中医养生理论为基础。受中国古代哲学和东方保健思想的渗透和影响，其阴阳平衡运动，形神统一理论，动静结合的锻炼方法以及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技击特征，对人类保健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第五，武术与军事结伴而行共同发展。

二、武术作为一种隐形手段，对社会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武术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融在一起，形成自己独特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功能。中华武术萌芽于原始社会人类的生产活动中，是人们同自然斗争中产生的。由于人民群众内受封建军阀统治，外受强敌侵扰，在阶级矛盾斗争中发展了武艺，开始出现了民间自愿结合的练武组织。“锦标社”、“英略社”、“角抵社”这些社因陋就简，使民间习武更加盛行。这也为武术进入近代以后作为保家卫国的一种重要手段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武术也由开始的防身、自卫等功能，逐渐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武术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注重人的内在气质、品格，精神修养，通过身体锻炼达到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理想人格，在这方面西方体育文化是望尘莫及的。西方体育只追求竞争性的特征，注重个人的权力和自由。强调个人价值和竞争机制，但却缺乏对人的意识方面的锤练。中国武术具有独特的健身、养生和技击功效，表现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特征和价值。

因此，中华武术是华夏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斗争中提炼凝结而成的一种身体艺术，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的长期侵润下，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特性，应当很好的保护和传承。

三、武术能够进一步开发和可持续发展

武术的本质特征由资源及周围环境的限制所决定；并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今天的武术由它冷兵器时代作为一种“活命术”的防身、自卫功能，发展为健身、防身、修性、娱乐等多功能为一体，正是这些武术所具有的价值，是武术被现代社会人们所接纳的前提。寻求武术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融合与同步，保障武术在现在社会发挥新的作用。这些都有利于武术的进一步开发和可持续发展。

武术作为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文化遗产，多元化的文化内涵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多元化功能包括：哲理性、技击性、健身性、娱乐性等特征。哲学性表现在：武术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具有修心养性的功效。武术核心是技击性，武术的健身功能、娱乐功能、竞技功能、教育功能等，都是通过以技击性为动作设计原则形成的各种攻防技术动作来实现的。武术的技击方法门类繁多，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注目。有效地促进武术的保护和发展；其健身性表现在：人们从事武术练习，大都是把健身，技击实用等作为主要目的。武术功法练习和理论是以中医的阴阳五行说、经络学说等基本理论为依据。强调“天有三宝，日、月、星；人有三宝，精、气、神”，“外练筋、骨、皮，内练精、气、神”，经过通达内外的运动和修练，以取得健身养生的功效，而武术显著的健身养生的价值越来越被世界各国人民所认识。这种实用理论性的价值观为中国武术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其娱乐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们从习武中获得身心的愉快，并在社会大众中得到发展。另一方面在观赏武术表演获得艺术的享受，武术与戏曲、舞蹈、杂技、文学、影视等文艺形式的结合表演，均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四、武术在现代文化发展竞争中处于弱势

20世纪体育文化的西学东渐，在为我们传统的民族体育的发展带来生命力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和破坏了我们民族传统体育的继承发展。西方体育思想在不断渗透着我们民族体育传统的思想，改变着它的传承方式、训练方式和方法，以及武术文化理念的转变。回眸一个世纪的武术发展，“现代武术、竞技武术”已经成为武术的标志，武术文化中的那些赖以生存的文化思想被逐渐的舍弃，带之而来的是功利欲望的明显强化；武术内容形式的多样性，正被西方体育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新武术所掩埋和替代。武术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古典文化的精髓，是我们所要发扬的民族文化，但可惜的是流传到今天，它独具魅力的文化特征已经被人们渐渐忽略了。正是这些因素阻碍武术的传承与发展。

中国传统武术拳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域性产物，面对开放的世界，它将会逐渐失去产生与生存的土壤，相互交流是大势所趋，其结果是包含着大文化而又善于吸收其他门派优点的优秀拳种，将广泛普及和传播，而包含着小文化又不善于相互交流的地方性小拳种，就有可能被其他拳种兼并，甚至逐渐消亡。健身体育已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所有的练习人群中 ，以传统武术作为健身锻炼内容的群体很少。为此，我们应当看到中国传统武术所面临的危机，如果不及时加以保护传统武术，它有可能逐渐失去广泛的群众基础，逐渐被西方一些简便易学、便于开展的新兴健身项目所取代。

五、结语

武术是所有民族传统体育中最能代表中华民族文化的肢体艺术，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价值是一般活动所不能比拟和替代的。在传承的过程中体现自身的文化价值。在新时期，我们要更新观念重新认识其价值，振奋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增强各民族成员身心健康的重要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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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水莲.中国传统武术发展的方向[J].体育科学研究，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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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易剑东.要不要向外国人讲述中国武术的境界[J].搏击，2003（4）.

[5]习云太.中国武术史[M].人民体育出版社，1985.12.

国民技术论文篇6

【关键词】传统政治文化/科技政策

【正文】

1.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

当代世界可以称之为是人类的文化世界，各种文化性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不断产生，如经济文化、社会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这种现象揭示了人们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多方面理解，以及对相关文化形态的深刻分析。因此，人们对政治现象的分析和对政治现象的理解，也不可避免地要把与其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引入到学术范畴，这便是政治文化的研究。〔1〕

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形成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出自人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客观现实的思考与认识；二是过去时代政治文化的积淀和遗传。因此，我们在对现实政治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时候，不能抛开传统政治文化因素而就事论事，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回顾历史能使我们更清楚看到未来，从政治文化，尤其是从传统政治文化这一新的角度反思中国“一·五”时期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的经验教训，将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现代化决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物”的现代化，更有其政治方面和思想观念上的现代化；更能使我们清醒的分辨出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并能剔除糟粕，吸取精华于中国当代的政治文化之中，使我国的科学技术能在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下，稳定有节地向前发展。

什么是传统政治文化呢？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才能称得上是“传统”政治文化呢？

关于“传统”，有人称之为是由“历史沿传而来的”，也有人认为“过去的就是传统的”，还有人认为“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就是传统的”。这些说法的共同点是：“传统是从过去开始的”。这仅仅说对了一半，难道我们能够认为开始于过去的就都是“传统”的吗？我们认为“传统”的意义并不仅仅如此。所谓“传”为承前启后，“统”为一以贯之，其最明显的标记是带特征性的前后一致性。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静止是运动的特殊形态，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所以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传统”不应该是一个静止的观念，而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的深刻含义不仅在于它是“开始于过去”，而且还应该是“融透于现在并直达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政治文化应该是在过去的政治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对现在以至将来都有深刻影响的政治文化。它所具备的特征不仅表现为在社会机体组织及人的心理、生理结构中有着强大生命力和潜在影响力，而且是业已积淀为人的普遍心理、生理素质的因素时刻在规范、支配着人们未来的思想、行动，我们认为这才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真实内涵。我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范畴，而传统政治文化是其精华。在我国从古至今的社会中，能够具备传统政治文化特征的，只有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因为没有哪一种政治文化比儒家政治文化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贯穿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而且对我们的现在乃至将来都会发生重大影响。因此，本文在论述传统政治文化时，是以儒家政治文化为主的，它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流和代表。以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其特征将伦理思想介入政治，使思想、道德、文化、理想、信念融于现实之中，并服务于政治体系。

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政治文化，在中国长久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通过各种机制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和情感状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构成我们民族稳定的心理形式和民族性格。这种政治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历经数千年各种内扰外患而始终能够保存、延续、发扬光大，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主流，与其积极因素有很大关系。它那种来源于氏族民主制的人道精神和人格理想，那种重视现实，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那种乐观进取，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都曾感染、教育、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使他们成为“中国人的脊梁”，这些思想在中国悠久历史上确实起到了进步作用，是我们优秀的政治思想传统，并将为我们所继承。同时，我们又不能不清醒地看到这个政治文化的弱点和缺陷。即对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维护，对血缘基础封建等级的尊重，因循、保守、反对变革，不注重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满足于在某种平均的贫困中，来唤起人们精神上或人格上的完善，以“文以载道”、“怨而不怒”来要求艺术服从或服务于现实政治，强调人世现实与实用，忽然，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这些思想又都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它不仅对我国古代、近代、甚至对现代科学的发展仍然有着消极的影响。

因此研究中国“一·五”时期科技政策的经验教训时，我们不能不从传统政治文化方面进行思考，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更深层次地揭示其内在原因。

2.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容与功能

2.1“内圣外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

“内圣外王”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它由两个命题组成，一是“内圣之学”，主要是指圣人（或个体）的道德和学问修养；二是“内圣外王之道”，主要指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治理国家的规范，它实际是历代儒家的“治世”主张。儒家认为：“内圣之学”必然可以推进至“外王之道”，个人只要具备了高尚的道德修养成为圣人，便具备了做圣王的条件；这样的圣人一旦成为“圣王”，社会就能按其理想人格实现其理想政治。强调把个人品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统一起来，倡导“学而优则仕”，将人外在的道德规范（外王）与人内在的道德（内圣）自觉统一起来，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因此，以“德”治天下，使道德介入政治，并为政治服务，成为儒家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这种“德治”观念的含义即是：以道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和方法，并建立起一个人们普遍遵守的，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道德规范的理想社会。因此，“内圣外王”构成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其中以“德治”取代“法制”便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表现形式。

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仍然以“德”治天下，并赋予“德”以新的涵义，即以共产主义道德，理想，信念为基本道德规范。因此，政治发展成为中国当代政治体系的核心，而政治发展，一是制度建设，二是观念建设，而且必须以观念建设带动制度建设。人们认为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有正确的行动方法，只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树立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的思想，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每个个体的内心道德必然成为外在于个人的政治规范，人们对此坚信不移。因此，中国历次的政治运动都是为此目标而努力奋斗，这对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固然有促进作用，然而这种以世界观作为唯一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政治思想的是与非，是超越当时人们思想境界范围的，其结果往往是揠苗助长，事与愿违，并没有完全调动知识分子投身于祖国科技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2“义利之辩”——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矛盾

“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学者关于道德和功利关系问题的争论。“义”指道德标准，“利”指物质利益或功利。

儒家思想中，“义利之辩”实际上是“公私之辩”，包含两层涵义：一是从国家角度来讲，要求国家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相统一，倡导和鼓励有益于社会安宁、政治巩固的物质生产，以国家之“公利”服务于国家政权之“大义”。二是从个人角度来讲，要求人们物质活动服从于人的道德品格的修养，倡导“见利思义”，鼓励不损害国家“公利”的个人“私利”活动。“不久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 反对以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去谋“私利”，当“公”与“私”发生矛盾时，儒家倡导一种奉献精神，即以牺牲“个人私利”而顾全国家“公利”，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依赖和整体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儒家理想政治的实现是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统一起来，即“义”与“利”的统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义与利，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即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并不能同步发展。当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发生矛盾时，儒家则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论语·颜渊》：“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因此，当义与利发生必然冲突时，儒家宁舍“利”而不舍“义”。所谓“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3〕 儒家的这种义利统一实际上是对一种理想人格的描述，现实生活中，外在的道德规范必然与内在的物质要求发生矛盾，这种矛盾便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矛盾。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耻于“利”，乐于奉献一直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正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这种奉献精神，才在短短三年内迅速恢复了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并将“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为我国全面进入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然而，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这种奉献精神与人们的物质需要必然发生矛盾，当义利不能两全时，人们往往宁舍“利”而保“义”，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这里有了某种共识。

2.3“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

所谓“天人合一”是指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根源于历史悠久的农业小生产，它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

“天人合一”观点具有复杂的涵义，主要包括两层意义：一是指人是天地生成，人的生活应当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二是指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人的道德最高原则合二为一。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天人合一”，即以汉代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自然本体论和以宋代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儒道德形而上学。

汉儒的自然本体“天人合一”与宋儒的道德形而上学“天人合一”尽管有诸多不同，但其共同的基本观点是：都强调“人必须与‘天’（无论是作为命定、主宰的天，还是作为自然意义上的天）相认同、一致和协调，”同时也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在天地间有着卓越位置，充满了对人深情赞美，《曾子·士孝》：“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尚书·大誓》：“人为万物之灵”。而且这里的“人”都是以群体意识出现的。这是因为从远古而来的天人观念中，个体的人不能离开群体而独立存在，只有保住整体，才有个体生存的可能，而且这种整体意义上的人才能更有力，更能动地适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它强调个体对群体的顺应与协调。因此，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模式是一种深刻的群体人本主义，它既不同于西方式的，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个体人本主义（即完全脱离客观世界以展示人的主观世界），也不同于印度式的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纯然的“天人合一”（即物我两忘，把人溶于自然作为生命最高境界）。在中国的“天人合一”中，人始终是主要的，所谓“天道远，人道迩。”〔4〕“未能事人，焉能事鬼”〔5〕，当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事发生冲突时， 就应该“敬鬼神而远之”〔6〕，因此，在中国， 对人世的眷恋始终没有被对天国的向往而取代，人的道德始终没有发展为西方式的神的宗教。“天地故生人”，然“无人则无以见天地。”没有人的客观世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形成了儒家以人为中心，天、地、人的整体结构和体系，展示了独特的“天人合一”思维活动，虽然这其中有着某些人对主宰、命定的被动顺从的消极意义。“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因此，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天人合一”即是世界观，又是人们认识自然界，改造自然界的方法论，也是处理各种关系的行为准则。

2.4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

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维系政治体系，二是指导政治行为。

所谓维系政治体系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维系原有政治体系，使之不发生变化。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关键在于传统政治文化这种维系功能的强大生命力。二是维持现有政治体系。新的政治文化建立之后，传统政治文化中某些部分被包容于新的政治文化中而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之共同承担维系新政治体系内的各层政治关系稳定发展。传统政治文化的这种维持功能非常重要，这是因为“传统”是根植于我们民族的心灵深处，构成我们民族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的东西。新的政治文化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政治文化而独立存在，否则，我们这个民族就会成为别人中的“一个”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一个”。因此，传统政治文化对新政治文化的稳定和发育有着重要的作用。

所谓指导政治行为是指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传统政治文化根深蒂固于我们民族性格之中，并通过我们的政治感觉、政治认同、政治反映、政治意识、政治思维、政治心理等多种渠道来指导我们的政治行为。因此，它不仅可以决定社会普通成员对政治体系、政治目的、政治决策、政治现象的态度和情感，而且可以决定领袖们的政治信仰、政治态度和领导方式。所以，传统政治文化指导政治行为的这一功能，将有助于我们在制定科技政策时的心理倾向和主观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思想与科技思想之间的必然联系。

因此，我国科技政策无论是在制定之时，还是在执行之时，都不可能彻底摆脱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而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也使得我国科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与传统政治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辩证的观点看，任何“传统”都带有二重性，即积极性和消极性同时存在。一方面，从发展的眼光看，传统本身确实有许多落后的、僵化的、不适应新的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传统之所以能传下来，说明它本身还含有某些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的、合理的、进步的东西。我们在对待传统政治文化方面，一直遵循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然而，“糟粕”与“精华”的标准是什么？“内圣外王”、“义利之辨”，“天人合一”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也都有其消极的一面，是以道德尺度来衡量，还是以价值尺度来衡量，是以政治标准为准绳，还是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正像马克思在批判西方政治文化的同时，其本身又不能摆脱西方政治文化一样。我们在严厉批判传统政治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同时，亦同样无法回避这种自我相关，尽管这种自我相关有时是无意识。因此，当代中国科技政策的制定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关系是，即融合又对立。其融合主要表现为：把政治工作放在科技发展的首位，强调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相统一，并为国家政治服务；在义利关系上，强调道德自律与奉献精神，耻于谈个人的名与利，使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

其对立主要表现为：继承“五四”以来的文化传统，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

3.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科技政策的影响

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指导政治行为的功能，我们研究“一·五”时期的科技政策，不能不研究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思想。毛泽东的科技思想与其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时代特征的标志。科学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政治家在进行科学技术重大决策的时候总是以政治目标为前提，即领袖们关于科学技术的决策，是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二是传统政治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即领导者的决策也取决于他们的科学文化背景和政治文化背景。虽然毛泽东终生都在与封建主义进行着坚定不移的斗争，并且始终把自己看成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事实上，作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具有我们民族共同的心理特征和性格特征，儒家的传统政治文化对他一生都有着重要影响。

1949年，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当时生产关系的解放，带动了生产力的解放，而尽快提高生产力还需依靠科学技术。因此，恢复和发展科学技术、恢复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而当时我们的生产力如何呢？“一辆车，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7〕因此， 建设国家迫切需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机械化，迫切需要发展科学技术。这一思想在当时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为此，中国共产党的“八大”郑重确立国内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中心工作是要发展生产力。为了适应工作重点的转移，毛泽东在“八大”的一次预备会议上强调了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指出，“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做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8〕 因此从1956年开始，中国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制定和实施了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156个重点项目也投入了建设。这表明， 毛泽东当时已经认识到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就需更尽快提高技术水平，大力发展科学事业。然而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这一正确方针却没有被切实贯彻执行，阶级斗争仍被看作是当时的中心工作。这一方面由于当时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毛泽东沿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始终把巩固政权看成是国家的首要任务，把阶级斗争看成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认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因此，毛泽东偏向了重视思想战线的政治斗争，而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更多地被看成是巩固国家政权的工具，这不能不说传统政治文化对他的影响至深。“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就有道而正焉。”〔9〕 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一再论述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时候，毛泽东却更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指导作用，而没有把科学技术放在发展生产力的首要地位上。

毛泽东科技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走群众技术路线。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从殷商周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0〕、“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1〕的“敬天保民”思想的形成，到孔孟“民贵君轻”〔12〕“民本”思想的成熟，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这种民本思想一直为许多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所继承。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更是赋予这种“民本”思想以新的内涵，即“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13〕，在民主革命的生涯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观念对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加以批判继承，科学地阐述了“人民群众”的概念，全面论证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并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14〕的科学论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把这一思想贯彻于科技界，形成群众技术路线，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依靠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工人阶级的劳动经验，熟练技能，以及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使得国民经济在三年内迅速得到恢复，并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一胜利更坚定了毛泽东群众技术路线。

但是，如果说在社会实践中走群众路线是正确的话，在科技界搞群众技术路线就有些不妥。因为劳动群众掌握的只是实践经验和劳动技能，而对那些重大的理论发现，理论论证以及科学实验，劳动群众就不一定特长，因为现代科学理论与一般生产活动既相关又分离。所以必须强调群众与专家的有机结合，才是科技发展的正确方向。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这些科技思想对中国科技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一些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则更侧重从政治角度看待科学技术的发展，其科技思想与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他始终把科学技术放在政治的从属地位，正如“中国的政治文化从来没有认识到任何自发的政治体系能够适当地独立于正统的政治思想之外”〔15〕一样，毛泽东同样也没有摆脱这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3.2科技发展中深刻的群体意识

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具有一种重整体，求和谐的特征，传统政治文化不仅肯定了“人”必须与“天”相认同、一致、和睦、协调的天人合一关系，而且强调了其中人的整体主义意识，即强调个体对群体的归属与顺从，从而形成在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传统政治文化。

近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性质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特别是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其政治文化性质密切相关，在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也重视社会的整体，强调社会的和谐，实质上也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政治文化，这与中国社会“大同”政治理想有了契合，因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学说，成为中国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东西，并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中，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因此，中国政治文化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

“一·五”时期这种整体主义精神在科技领域主要表现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仅要彻底清除封建剥削阶级思想，而且要彻底肃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为此，政府号召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抛弃自己的个人主义意识，把个人理想和祖国需要结合起来，为人民服务，为国家集体利益服务，反对追求个人名利，并视其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要求加以彻底批判。在实际工作中，则强调集体协作，反对单干，并要求把这种集体协作扩大到群众中去，搞群众技术运动，使工人、农民与科技人员形成“三结合”，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解决科技发展中的难题。这是因为：“现在科学发展的生长点往往是几门科学交叉的地方，是几门科学杂交的结果。因此，单靠某一科学部门的人是很难克服研究工作中的困难的，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就可以把各方面人才的智慧集中起来，能够很快地攻下堡垒。”〔16〕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在“一·五”时期科学技术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这种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体竞争的整体主义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竞争机制，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因此只强调集体协作反对个体竞争，无形中会减弱个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破坏了科技人员的动力基础。平均主义，“大锅饭”思想，“枪打出头鸟（谁的成绩突出就怀疑谁是个人名利思想滋长的结果）”的传统行为，造成了人们的一种惰性，人浮于事，涣散意志，表面上集体协作，实际上一盘散沙，使原本美好的愿望成为泡影。所以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人竞争，不能增加集体的力量；而不讲集体协作，只顾个人利益又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因此，如何使集体的向心力和个体的竞争力得到统一是提高集体主义精神的关键。然而应该肯定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意识并不是我们的缺点，而是我们民族的优点和长处，中华民族历尽沧桑，50多个民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最终仍能统一于一张版图之内，靠的就是这种整体主义精神，不过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缺乏个体意识、竞争意识以及价值观念方面的缺陷，又使我们这个原本富庶，先进的东方科技大国，近代以来却变得停滞落后，以至于被动挨打，受尽屈辱百余年。

因此，我们应在增强群体意识的同时，也使个体意识得到增强，通过协作和竞争来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加快赶上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进程。

3.3科技发展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一直处于经验状态，经验从未在知识体系中有所突破而上升为理论科学，这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实用理性密切相关。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它不在理论上探求、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不去进行纯思辨的抽象，如在看待生死、鬼神、天地的问题上，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努力进行抽象理论的研究，而是明确表示对现实的重视。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17〕重视的是如何妥善处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18〕，重要的不是言论，不是思辨，而是行动本身。因此，这种实用理性表现在中国人处理各种实务中（无论是政治、经济、经验科学、人事关系等方面）都习惯深思熟虑、不动声色、冷静慎重、周详细密、注意实际的可行性和现实的逻辑性，不冲动、不玄想、重功能、重效果、善于协调群体。这种理智态度构成了中国智慧的本质特征之一，在这种理性下，我们创造了古代灿烂的中国文化和从古自今引以为骄傲的“四大发明”，排除了反理性的泛滥，却也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过分偏重现实实用，造成忽视、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而没有抽象思辨的理论的发展，是不可能有现代科学的充分开拓的，这是中国古代、近代科学长久停留并满足在经验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理论与实际相脱离，重经验，轻逻辑是中国科学技术面临的严重问题。

毛泽东一贯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他将“理论联系实际”的政治思想原则贯彻到科技思想中，通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提出了科技发展也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他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19〕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指导实践活动， 而实践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在科技发展的方法论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并弥补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缺陷。然而在中国科技发展的实践中，这一原则有时却被片面的理解，甚至是教条化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仅仅被简单地理解为是“科学研究（理论）必须为生产（实践）服务”；科技知识分子（理论的掌握者）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无论是思想上，还是业务上），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被教条地理解为是：政治干部（马列主义理论的代表者）对科技专家（具体业务执行者）的领导，以及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虽然这其中也有合理、有益的一面，但也明显存在着片面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如在“科研为生产服务”方面，要求科学研究“服从于人民迫切的需要、国家当前任务、国家建设计划的任务”，〔20〕虽然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它却不能做为一项长远政策存在下去，因为科学研究本身并不仅仅是为了当前利益，更要顾及长远利益，做为一项科技政策，没有发展的意识是不行的。此外，“为生产服务”，仅仅把科学研究局限于解决生产实际中出现的问题或难题，科学理论只被看作是经验感觉的概括，实质上是把科学研究下降到通俗技艺的水平，所以片面强调“科研为生产服务”实际上对现代科学研究自身的发展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其实，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方面，坚持以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专家的业务活动。这虽然有其有益因素，因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科学研究活动确实能起到指导作用，但在具体工作中却不能教条地运用。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理论都一律拿来指导科学家的具体工作，拿着马克思主义标签对号入座，凡是被认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一律批倒批臭，最有代表性的是我国生物界追随苏联而发起的“用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的、联系实际的李森科理论”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反动的、形而上学的、伪科学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给科技界、学术界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否定科学技术的自然属性，否认“为科学而科学”的存在，一味强调其社会属性，认为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科学，任何科学或者是无产阶级的或者是资产阶级的，这是犯了教条主义错误，而以政治斗争取代学术讨论，以行政管理取代科学管理，实际上又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此，这些以政治手段压制学术民主的做法，使得科技人员不敢思想、不敢行动，势必要造成人为灾难，影响我国科技的发展。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它突破了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重实用、轻思辨的思想意识，为我国由古代、近代科学技术形态向现代科学技术形态迈进作出了重要贡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无疑是正确的，但要真正做到二者的有机结合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要经历曲折的过程。从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科技政策的反思中，我们能够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参考文献

〔1〕Lucian W.Pye and Sidney Verber de ，Political　Culture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1965.

〔2〕《论语·述而》。

〔3〕《孟子·告子上》。

〔4〕《左传·昭公十八年》。

〔5〕〔6〕〔17〕《论语·先进》。

〔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第130页。

〔8〕《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第15页。

〔9〕《论语·学而》。

〔10〕《国语·郑语》。

〔11〕《尚书·秦誓》。

〔12〕《孟子·尽心》。

〔13〕《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第602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932页。

〔15〕〔美〕理查德·P·萨特米尔著：《科研与革命》， 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第51页。

〔16〕于光远：“关于科学技术工作中的群众运动”，《红旗》第3期，1960年2月1日。

〔18〕《论语·里仁》。

〔19〕《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第668页。

国民技术论文篇7

关键词：美国西进运动；媒介技术；帝国性质；报纸媒介

美国是殖民者对于北美洲大陆的发现、和开发过程，根基于源于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公平的理想主义观点。美国的发展壮大来自于奴隶们的勤奋开拓，稳固于相对民主与健全的法律体系。其发展的规模巨大背后的动力在于殖民者对于领地的贪婪和对财富的渴望，其中西进运动的是美国版图扩张的重要事件。但是西进运动的拓荒者们却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光辉的篇章，在屠杀大量原住民，占领其领地的同时，奴役与同化北美大陆的原住民，将最原始、最纯粹的北美文化扼杀在血与火的野蛮屠西进之路中。

美国西进运动除了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推之外，对于文化的外爆式传播也有重要作用，文化的传播主要是利用其报纸媒介，利用报纸媒介的媒介特性，美国借此迅速扩张，同时传播思想与文化，在短期内使扩张的新领土居民的意识形态与传统美国文化之间的鸿沟消失。

一、美国西进运动的两大动力――原动力与推动力

（一）美国西进运动的发展历史。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中期，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者对北美大陆内陆的财富越发贪婪，同时他们依靠工业革命对欧洲科技水平的高速提升，在这两个因素的推动制之下，殖民者开启了的美国的西进之路。西进之路在屠杀原住民与毁灭北美文化的同时美国社会也进一步巩固了国家根基，同时也为整个美国经济、社会组织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西进运动对美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积极影响，但是这些积极地影响都是建立在无数尸骨之上的。美国殖民者的西进之路其实就是一部北美住原住民的血泪史，这场声势浩大的侵略运动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开始于第一次北美独立战争之后。这次的西进运动中，开拓者们攻入纽约、宾夕法尼亚、乔治亚州的西部地区，大量屠杀当地原住民，最终定居下来，建立了肯塔基、田纳西和俄亥俄州这三个美国新的州府。

第二阶段：在北美第二次独立战争之后，1812年的西进运动无论从规模还是对原住民的屠杀数量上都比较第一次西进运动有了明显扩大。其结果是美国有新诞生了五个州府，分别是：印第安纳、伊利诺斯、路易斯安娜、密西阿比、阿拉巴马和密苏里州。

第三阶段：美国开拓者最后一次西进运动开始于19世纪30年代，阿肯萨斯、密歇根、得克萨斯、依阿华和威斯康辛州这五个新的州府有被美国开拓者纳入了美国的版图。经过前后三次，历时几十年的西进运动，美国的疆土也得到了数倍的扩张，当时的美国版图面积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大陆的面积，人口也从起初1790年的300万激增到西进运动结束时1860年的3100万。

（二）美国西进运动的原动力。政府对于贪婪资本的支持和欧洲工业革命带来技术上的迅猛发展，促使美国政府有强烈的需求向西进运动，这两点成为美国西进运动的原动力之一。美国政府早就将西部视为其战略与资源要地，爱德华・厄威瑞斯特就曾多次指出：“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在美洲大陆的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就像亚洲大陆上波斯、米堤亚和亚述所处位置一样重要，注定要担当起保持力量均衡的使命――成为影响美洲东西部的中心。”西进运动中，美国政府为征服这片战略与资源要地，不惜用屠刀将北美原住民与北美文化屠杀在西进之路上，如果西进之路对于美国人来说是勇敢、探索之路的话，那么对于北美原住民来说西进之路就是一条血与泪的道路。

为了使西进之路在法律上得到认可，美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以鼓励开拓者们去西部拓荒。在1784年至1785年间短短一年时间里，美国国会曾两次通过《邦联条款》的决议，宣布西部的一些州对已放弃的西部领土和从英国手里获得的领土归其管辖。1785年，美同颁布了其历史上最重要的土地法之一的《西北土地法令》（Northwest Ordinance）。除了在法律上将西进之路合法化之外，美国也大力发展西进的交通建设，在1825年美国政府就将大湖和哈得逊河成功连接，建成西进的最主要航线。与此同时还建成了从马里兰州西部的坎伯兰到伊利诺斯州的旺达利亚的全长952公里的公路。无论是河道还是公路的快速建设，这都加快了拓荒者西进开发的速度。

（三）美国西进运动的推动力。同时促进西进运动的宣传手段就依赖与报纸产业的崛起。出版物刊登新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和罗马帝国，但被公认为报纸的出版物却出现于7世纪早期，第一张报纸出现在德国，随后报纸传播到现在的瑞士、奥地利、荷兰以及英国等国家的城市中。到19世纪下半叶，城市化、新型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经济变革、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造纸、印刷和电报技术的发展，刺激了报纸的快速发展，并且这三种技术的发展使报纸发行人满足人们对报纸不断增长的需求成为可能，尤其是电报技术与印刷技术的出现与发展，使报纸媒介解决了传播距离、发行量和印刷成本上的难题。

电报技术于19世纪30年代随着工业化在英国和美国发展起来，电报技术的出现使报纸在当时不仅改变了传播与运输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改变了人们想到报纸传播一词时的基本思维方式。电报技术为报纸提供了一种思考传播的模式，被称为――传递模式。

18世纪、19世纪开始报纸产业的生产技术出现了一次真正的变革，这一变革说明了报纸生产技术在关键方法和技术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当变革出现时，经常是人们对于报纸需求的结果，反映了社会变革和读者需要。印刷技术的发展对于报纸来说解决了出版数量和印刷成本上的难题。

当报纸在解决了传播距离、发行数量和降低成本等技术问题之后对于美国的西进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宣传推动力。促使了美国西进运动发展的三个阶段。

三、美国西进文化传播的原动力

媒介有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不同属性的媒介对于文化的传播效果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加拿大传播学大师伊尼斯①在其专著《传播的偏向》一书中对于媒介属性有这样的定义：“媒介在时间和空间上对社会组织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正是由于这样的媒介属性，伊尼斯提出了传播偏向论。他认为媒介可以分为：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或者是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

由于媒介的性质不同，那么媒介对于文化的传播效果影响巨大。伊尼斯发现：“媒介可以分为两大类，两者有一个基本的区别：有利于空间上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时间上延伸的媒介。”前者如象形文字、汉字、羊皮纸、书籍等，笨重而耐久，倚重视觉和口头传统的结合，有利于宗教的传承和帝国的持久稳定：后者如拼音文字、机械印刷的拼音文字、莎草纸、电报、广播等，轻便但难以保存，偏于听觉和书面传统的结合，有利于帝国的扩张但难以持久稳定。

（一）媒介的性质偏向与文明走向。媒介是一种关系，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人与事物之间发生关系的机制。在伊尼斯的定义中媒介有两种属性一种是“时间偏向的媒介”，另一种是“空间偏向的媒介”。媒介的性质决定着文化传播的方式，文化传承的媒介性质是“偏向时间的”，那么文明呈现出一种循环模式，如果文化传承的媒介性质是偏向空间的，那么文明的将呈现出一种扩张模式。

伊尼斯指出，“时间和空间都不是抽象的；时间以一种循环的方式展开，是圆的；空间则是方的。”对于一种文明而言，如果只是注重传播偏向的一种方式去传播文明，那将破坏文明的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从而促使文明的衰落，甚至导致帝国的崩塌。所以文化传承应该同时依托不同属性的媒介进行传播，以实现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平衡。“时间观念与空间观念维持恰当的平衡。我们不仅关心对广阔空间的控制力，而且关心对长久时间的控制力。”

具体而言，时间偏向的媒介具有图像特点，需要受众的视觉理解，传播者和受众之间只有具备高度相似的背景文化基础才能实现有效的传播，从而抵消这种媒介笨重不便携带所致的难以时时参考的属性缺陷。但是这一属性可以产生和培养稳定持久的文化观念。空间偏向的媒介具有随意组合的特性，从而呈现出高度的复制性，便携快捷的特点，偏重于口语传播模式，也使媒介变成了书面化的外在知识载体，随取随用，有空间优势，促进了庞大的融合性文化的建立，但不同成员的个性化表达容易随意组合，引起混乱，致使文明崩溃。

（二）媒介性质决定帝国性质。媒介的性质不同，导致文化的传播效果不同，由于文化的出传播效果不同进一步导致了帝国的性质不同。伊尼斯在著作《帝国与传播》中将帝国分为两种属性的帝国：一种是政治性帝国，另一种是宗教性帝国。

政治性帝国是一种空间的控制，大肆扩张领土，从而传播本国文化，这种属性的帝国，自身文化呈现出外爆模式对其他国家的文化形成入侵和取代。这种文化的强行入侵和取代使得帝国原文化吞噬其它文化，这种吞噬文化具有不稳定性；而宗教性帝国则是倚重时间的传承，对于其它文化表现出排挤和歧视，使得本国文化深入人心，难以被其他文化所吞噬，这种帝国文化表现出紧收模式，这种传承文化具有保守性。同时由于这样的特点宗教属性的帝国容易改朝换代、帝王更替。

帝国文明的稳定需要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恰当平衡，对于空间的控制能力和时间的控制能力都要重视。对于空间问题与时间问题的本质，伊尼斯在《帝国与传播》一书中的定义是：“空间问题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时间问题既是朝代问题和人生寿命的问题，同时也是宗教的问题。”所以媒介传播文化也成为思考历史进程与走向的一种途径，而承载着不同属性帝国文明的兴衰。

（三）媒介技术二元论观点。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②在口语传播时期提出二元论学说，其主要内容是：“主张世界有意识和物质两个独立本原的哲学学说，强调物质和精神是同等公平地存在的。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意识和物质两个实体。”哲学史上典型的二元论者是17世纪法国哲学家R・笛卡尔，他认为：“意识和物质是两种绝对不同的实体，意识的本质在于思想，物质的本质在于广袤；物质不能思想，意识不会广袤；二者彼此完全独立，不能由一个决定或派生另一个。”

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一书中提到：“媒介对社会形态、社会心理都产生深重的影响。同时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所以伊尼斯提出了媒介技术决定论的观点。麦克卢汉③在媒介技术决定论的基础上提出媒介即信息的理论。媒介及信息指的是：“媒介本身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讯息。即人类只有在拥有了某种媒介之后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媒介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影响了我们理解和思考的习惯’”。

将柏拉图所说的二元论观点延伸，借鉴到媒介对于文化传播的作用方面可以看出伊尼斯与麦克卢汉所提出的媒介技术决定论对于帝国文化传播的特点上并不全面。媒介作为一种技术手段，由于其性质的不同对于文化的传播确实存在巨大的影响，但是无论是对于时间偏向的媒介还是空间偏向的媒介（或者是政治性帝国还是宗教性帝国）而言，媒介技术只是一种传播的手段，而忽略了技术使用者的思想与意识形态。

媒介技术和传播属性对社会的影响的确是存在的，媒介对于文化的传播除了自身属性决定传播效果外，同时取决于使用媒介技术的传播者的目的与意识形态。政治性帝国利用媒介技术的属性传播文化，在空间上入侵和吞噬其他国家文化，但是媒介的技术和属性本身并没有入侵和吞噬的意识，一种强势文化“吞噬”一种弱势文化的行为其本质应该是媒介技术使用者的目的与意识形态所决定的，与媒介技术本身无关。

所以媒介技术决定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将技术的发展凌驾于人的意识形态之上的观点，但是对于不同属性的帝国，文化的传播发展中媒介技术使用者的目的与意识形态也不应该忽略。媒介只是传播文化的一种载体（或技术手段），其本身没有任何意识目的性与意识形态观念。

三、小结

1775一1781年的独立战争以及1812―1814年的第二次独立战争，北美十三个英属殖民地摆脱了殖民统治，清除了殖民影响，消除了向西扩张的制约，建立并巩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美国的西进的运动中报纸对其起到巨大的宣传作用，媒介技术的发展对于西进运动只是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而对于文化的传播媒介技术只是一种手段，而最主要的是媒介技术使用者的意识形态，因此媒介技术二元论应该在文化传播中占有重要作用。（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注解：

① 伊尼斯，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受业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获硕士学位，后转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著名社会学家帕克，获博士学位。两本代表作《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成为传播学的经典。

② 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是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他写下了许多哲学的对话录，并且在雅典创办了著名的学院。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也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他们三人被广泛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如同许多古老的文献，柏拉图留下的文集残缺不全、而且依然存在争议。

③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被誉为信息社会、电子世界的“圣人”、“先驱”和“先知”。他是20世纪名副其实的传播学大师，是最富有原创性的传播学理论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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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技术论文篇8

[论文摘要]邓小平提出了“ 科学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创造性地 发展 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科技与生产力的学说，强调“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必须加快改革和扩大开放”，无一不是根据新情况、新变化作出的具有很强针对性和实践性的新概括、新 总结 ，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邓小平科技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思想又突破陈规的创造性成果。它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理论创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和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是把科学技术纳入生产力范畴的开创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系统考察近代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发展 历史 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基本原理。从1975年开始，特别是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重申并强调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以此指导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 化建设事业，推动科技事业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个原理实际上吹响了我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号角。1988年，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国内外科技与生产力发展 规律 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最近，我见胡萨克时谈到，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同志的这个精辟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和生产力理论的出色继承和重大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理论创新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是在概括当代世界科技革命和 经济 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和重大突破，具有更大的解放思想作用。它突破了传统的生产力认识范畴，把本质上作为精神生产的科学和技术活动当作是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极大地改变了对生产力结构的理解。它突破了以往对科学技术作用理解的局限性，强调了科学技术对于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为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它从生产力综合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谋划如何提高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提出了新的思路和指导思想。它使人们从更高层次上看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指明了当代

三、必由之路必须加快改革和扩大开放

经济 体制改革是解放和 发展 生产力，科技改革是解放科技生产力。既然实践进一步证明 科学 技术是生产力，那么“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使生产力得到更大发展。邓小平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为了扭转我国科技体制结构严重不合理的状况，我国科技发展确定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原则。相继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年，中央又提出了“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科技体制改革总体思路。这些重要举措都不断推进和深化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邓小平反复倡导要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基础上，努力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在这一思想的正确指导下，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大规模引进欧美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缩小了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打下了较好的技术基础，改变了我国 工业 生产技术落后、设备陈旧、产品老化的状况，为后来跨越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参考 文献

[1][2][4][8][9][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第275页，第378页，第107页，第108页，第117页

[3]《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见1995年6月5日《人民日报》第1版

[5][6][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4页，第98页，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