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国民 6期

一只稚嫩的小手不断地拍打木门，直到有人出来面对这一张张写满忿怒的脸，但这些脸透露出的神情，证明它们的主人也不过只有十四五岁的光景。对峙的双方心中都明白一件事——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叛逆。

叛逆者

在常州府中学堂校长屠元博的眼中，站在他面前的学生钱思鑅并非激进分子。钱思鑅这一年15岁，1907年，这所中学刚刚成立之时入校，至今已近三年。这个孩子在校以为人谦和、恪敬师长著称。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钱思鑅都不会充当叛逆先锋，挑战学校权威。

但钱思鑅和同来抗议的学生并非无事生非。双方冲突的焦点集中在学校三年前聘任的舍监陈士辛身上。按照钱思鑅的说法，陈是一个“刻削律切，兀岸自守，多封闭，少开展，终日不见笑容，亦少言辞”之人，在惹人讨厌方面显然有着无与伦比的天赋，而学生亦对其不加礼敬，抓住一切机会来作弄这个公认的讨厌鬼，羞辱他刻板的规定：抽烟的学生故意在排班时将烟蒂丢在地上，看着烟蒂余烬未熄，烟气冉冉而上，每个人心中都窃喜不已。钱思鑅自然也加入到这批捣蛋鬼的行列中来，那是在一天晚上就寝时，钱和同寝的同学仍在聊天，陈拿着电筒走进寝室，警告爱说话的学生到舍监室与他谈话。钱遂翻身下床，蹑手蹑脚地跟在陈的身后，当陈发现这个暗夜秘密跟踪者，并询问他为何如此时，钱得意地答道：“从师训来谈话。”

如此明目张胆的叛逆行为，钱思鑅在后来将其解释为旧式私塾的好顽皮恶作剧的积习被带到了常州府中学堂这所新式学校：“每于不犯法中非法事，外守法，而内喜顽法，重课业，蔑视规则”。从某种角度上说，钱的解释可以得到印证，自宋代以来的风俗画中，儿童闹学是一个经久不息的主题，本应严肃安静的课堂上，充满了不应有的欢快气息，顽皮的孩子们想尽办法作弄那位手足无措的冬烘夫子，偷走他的帽子和眼镜、把砚台和笔墨抛得遍地皆是，进行书本大战。这些风俗画在晚清时期甚至被作为年画题材，刻板刷印，张贴在一般家庭的墙壁上。一个孩子可能从小就看着这些充满喜剧性的叛逆行为长大，早期的铭印使他很可能在幼年时期会仿效画中的叛逆行为，大闹学堂。

但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很可能就是在塾师严厉的呵斥和体罚下迅速收敛。上过传统私塾的学生很少有人会忘记塾师手中的笞板和藤条带给自己的痛苦以及由之而来的敬畏感。传统中国的私塾教育体系强调尊师知礼与秩序。在家孝顺父母，在私塾礼敬师长，长大后要尊重官长，乃至效忠君主。帝国的政治体系下，个人被安置在一整套社会秩序当中，私塾就是这一切的开端。在刻板规则的压抑下，儿童很容易产生一种逆反心理，在夹缝中寻找叛逆的机会。

引起如此大的原因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个长久以来封闭压抑的社会突然被打开了缺口，使长久以来积压的情感在瞬间爆发，酿成一场集体叛逆。打开这个缺口的正是常州府中学堂这样的新式学堂。比起传统私塾，新式学堂更为注重智性上的培养，而非秩序上的规训。孩童身体上的束缚被松动了，而年轻的心渴望挣脱更多的绳索。常州府中学堂的叛逆行为只是诸多闹学风潮之一，自1902年至1911年间，的发生不下500次，遍及20个省。晚清时期新式学堂的闹学成为一种时髦，没有闹学的学生甚至引以为耻，到处寻衅。帝国引以为傲的秩序性社会就在这群孩童的叛逆下摇摇欲坠。

传统中国的教育体系将秩序性规训与智性的学习融为一体。《三字经》《弟子规》这些蒙学读物同时也是道德说教，新式学堂的解决方式是把它抽离出来，单独设立一门名为“修身”的课程，作为传达社会秩序和道德规则的方式。很容易想象，在修身课上面对满堂道德说教的学生会作何反应。事实上，钱思鑅和他的同学们所反抗的那位陈士辛舍监，正是修身课的老师，而钱思鑅等人向校长提出的要求，正是取消每周一小时的修身课。

修身课也是帝国用以掌控孩童思想的唯一法宝，它巧妙地将忠君爱国观念灌入其中，在学部钦定的修身教科书中，帝国秩序的逻辑被表露无疑：

吾国圣人，以孝为百行之本。小之一人之私德，大之国民之公义，无不由是而推演之者。是以有五伦之教，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

层层的推演，使对尊长的孝敬之道直到忠于君主统治下的帝国，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逻辑链条，但帝国堪忧的前景使这条逻辑链变成了一根易断钢丝。20世纪初的帝国不值任何艳羡，庞大老朽的躯体早已被腐败、战争和西方列强的攫取所掏空，1904至1905年日俄在满洲展开血腥大战，但帝国只能宣布中立而不敢有所作为。而满洲发生的战事又一次提醒人们一件事实——帝国的统治家族不是“中国人”。

钱思鑅10岁时知道这个事实，5年后他才开始反抗帝国的秩序枷锁。在屠元博拒绝学生们提出的要求后，钱思鑅填写了退学书，但其他一起抗议的同学却弃他而去，准备参加第二天的年终考试。

退学的钱思鑅只能在学校疗养室中挨上一晚，但他在这里看到了谭嗣同所著的《仁学》，并读到了这样的句子：

世界人类发分四型，一全留加冠，乃中国型；全薙空头，乃印度型；剪短，乃西方型。剪前额，其余留后，垂一豚尾，乃满洲人型。

第二天，钱很早起来，到理发店剪掉了他的辫子。对他来说，这是一种与帝国和它所强加的秩序的决裂。对这个孩子来说，这已经不再是一次叛逆，而是，一场革命。

暴力的幻象

1911年时，这个叫沈岳焕的孩子只有九岁，他从小就听父辈们讲太平天国叛乱的故事，但对他来说，这与街头说书人嘴里的《水浒》《三国》故事别无二致，都离他太过遥远了。就像他生长的湘西小镇凤凰距离省城长沙的距离一样，远得几乎不能确定它是否存在。

他只是单纯地看待周围的事物，眼前的景象并未带给他震惊和战栗：那是“一大堆肮脏血污的人头，还有衙门的鹿角上，辕门上，也无处不是人头。从边城取回的几架云梯，全用新竹子作成。云梯上也悬挂许多人头”，他随后又发现了“那一串耳朵，那么一串东西，一生真再也不容易见到过的古怪东西！”

沈岳焕对这一切的唯一感觉就是稀奇和不解，当他问父亲为何展示有如此多的人头，父亲回答说“造反”。简单的回答虽然不能完全让这个好奇的孩子满意，但却可以让人大致明白，反抗帝国权威正是这些人被处死的原因。

用“古怪东西”来记录如此耸人听闻的场景，并非孩子刻意显示自己的勇气，而是他对这种惨景司空见惯。对这个时代的孩子来说，生活本身就是一场与死亡的捉迷藏游戏。沈岳焕所见的小县城的集体屠杀场面，只是整个帝国死亡的插曲。自太平天国事件以来，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暴力和死亡层不出穷。孩子的童年很难不蒙上一层血色。就像沈岳焕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听了多少杀仗的故事，总说是：‘人头如山，血流成河。’”在戏台上演秦琼哭头的戏时，孩子也可以看到台上“有一个木人头放在朱红盘子里”——死亡触手可及。

如果沈岳焕上过新式小学的话，这位一直对死亡满怀好奇的孩子一定会被一篇课文的标题吸引住——“死国”，在这篇《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的课文中，一名叫庄善的楚国将军，在国内发生叛乱之时，辞别母亲，赶到楚国公门前自刎而死。

庄善的死使他成了一个值得写入晚清小学课本的英雄。他死亡的真正价值，就像课文标题所表明的那样，乃是“死国”——是为国家而死。为了更好地向孩子传达这一概念，课文刊载了庄善赴死之前与母亲的对话：

其母曰：“弃其亲而死其君，可谓义乎？”

善曰：“吾闻事君者，内其禄而外其身。今所以养母者，君之禄也，身安得无死乎？”

生活在帝制中国的孩子不难将“君”和“国”，“亲”和“家”进行同义替换，课文标题“死国”也强调这一点——在“国”与“家”之间，“家”是可以弃之一旁的。

这样的故事在当时的儿童读物中并不鲜见，故事的主人公大多为国捐躯，弃家赴死。这种故事的主要读者是沈岳焕这样八九岁的儿童，它的蛊惑力就愈发浓重——不仅暗示这种“死国”的行为可以传之久远，更重要的是，在晚清，死亡以国家之名被圣化为高尚的行为。

暴力有两种表现方式，反抗帝国权威的“造反”，以及为国捐躯的“死国”。重点在于如何引导这种暴力。只要方式正确，暴力可以是爱国行为，即“尚武”。毫无疑问，这种“尚武”精神应该从娃娃抓起。

“军国民”

庄善死国的故事是个好故事。但对沈岳焕而言，这个故事与他在叔公伯父那里听到的杀仗故事别无二致，他也许只记住了其中的暴力情节。暴力与武力只有一纸之隔，稍不留神就有越界之险。仅凭纸上数行文字就想使“尚武”之理想化为切实行动，诚哉难矣。

帝国提供的解决方案藏在教科书中，晚清教科书让人觉得国家培养的不仅是一群听话的儿童，更是一群“尚武”的小军人。军人形象在晚清的小学课本中处处可见，在《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中，军人列队操练的课文被安排在第1册的第28课，排在如何称呼日月星辰和父母师长之后：

每五人，为一列。

我居长，手持刀。

我为将，向前行。

汝为兵，在后行。

朗读这篇课文的儿童会产生一种全新感受，这篇课文完全就是在模仿军队操练时的口令，第一人称的运用甚至会给人产生一种发号施令的。如果你想知道在前一课学到的“能耐苦，能做事，好男儿，大丈夫”的标准是什么，只翻开28课看看插图上那些持刀操练的军人就知道了。

对国家来说，军人最令人欣赏的一点，在于无条件服从上级命令，维护国家权威。“尽忠”是帝国赋予军人尚武精神的重要含义，可缓解一种长久以来的焦虑——在列强环伺的格局下，中国应当如何生存？

1906年学部上奏的奏折中，将这一切困局归咎于民众对自己的利益和生命太过吝啬，不愿为国牺牲：“饷糈之心厚而忠义之气薄，性命之虑重而国家之念轻”。对此，学部明确提出要将一种名为“军国民主义”的观念灌输进所有中小学堂的教科书，好让儿童“熟见而习闻之”，这就要：

国文、历史、地理等科，宜详述海陆战争之事迹，绘画炮台兵舰旗帜之图形，叙列戍穷边使绝域之勋业。于音乐一科，则恭辑国家之武功战事，演为诗歌，其先后死绥诸臣，尤宜鼓吹盖扬，以励百折不回、视死如归之志。体操一科，幼稚者以游戏体操发育其身体，稍长者以兵式体操严整其纪律，而尤时时勖以守秩序、养威重，以造成完全之人格。

而这一切通向的终点，是“薄海之民，咸知捐一生以赴万死”。国家培养儿童的真正命意，就是为了有一天让他们成为一名合格的“军国民”，愿意随时为国万死不辞。

在这一点上，帝国与革命者可以引为同好。革命者同样希望将民众打造成“军国民”，但革命党人显然不愿民众拼死效忠一个他们认为不合法的国家。效忠国家的前提是看这个国家是否值得效忠，而这样的国家——中华民国，将由，也只能由革命党人来一手擘划。

极具讽刺的是，帝国强调的军人尚武精神恰好成为革命者诞育革命的暖巢，孵化而出的则是反抗帝国权威的“造反”。革命势力借助帝国打造军国民的号召在各地的学堂里大肆繁殖，将革命造反思想潜移默化灌进这些孩童单纯的头脑里。

钱思鑅在常州府中学堂的老师，从他钦服崇拜的校长屠元博，到那位他极为厌恶的舍监陈士辛都是革命党人。革命的尚武精神渗透到校园生活的每一个细枝末节：一位体操老师则在训练学生兵操时厉声告诫：“须白刃交于前，泰山崩于后，亦凛然不动，始得为立正。”

对钱思鑅来说，这种影响是以另一种意料不到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从常州府中学堂退学转到南京钟英中学的钱思鑅迷上了骑马。在清晨薄暮环城四起的军号胡笳声中，看着腰佩刺刀上街的陆军中学生策马出城，直赴雨花台古战场，俯仰凭吊，这成为了他每周日上午最主要的一门功课。已经16岁的钱思鑅渴望出山海关，到东三省与日俄对垒，“那是一件何等痛快之事！”

但看来他的身体离“军国民”勇武强壮的标准还有段不小的距离。在这年暑假，钱突发重病，在家卧床，等返校之时已是武昌起义的第二天了。随着革命军向南京的逼近，学校解散，钱思鑅被迫乘坐最后一班火车离开南京。他没有如沈岳焕一样见证他身后这座城市即将发生的屠杀惨景：“革命军纵火焚城，团团围住着火的房子，开枪射死每一个试图从火中抢出自己财产的满人”。造反者已经大获全胜，属于新的共和民国的道德也即将被打造出来。革命党的所有暴力行为都将会以革命的名义再造，成为一个新的革命神话。

当然，在这个神话中也会有牺牲品。钱思鑅在常州府中学堂的那位众矢之的的舍监陈士辛，也死于这场革命中。但杀死他的不是那些咬牙切齿的学生，而是一名一直对他衔恨的革命同志，同在常州府中学堂任体操教师的赵不党。而结怨的原因之一，就是陈士辛不同意赵不党让身材幼小的孩子们身背笨重的旧式毛瑟枪上操——那是军人使用的真的毛瑟枪——军国民的幻象就在这一刻黯淡了光彩，让位给不容置疑的现实。

拥抱革命

1911年的革命中诞生了中华民国。对此，有人欢欣鼓舞，有人惶恐惊沮，也有人漠然处之。但变化总会给人冲击力，对渴望革命的年轻人更是如此。此时17岁的苏州中学生叶绍钧就被一本革命小册子所吸引。这本小册子不过二十多页，但它有个令人激奋的名字：《头颅影》。

“（是书）皆抱革命主义而牺牲生命之烈士之遗像也。或则铁索郎当，或则血花飞溅”，叶在日记中记下他对这本书的第一印象。这本书不过是革命展销会上难以计数的展品之一。《头颅影》用血淋淋的图片证明了这一点，叶在接下来的日记中赞颂“牺牲生命之烈士”死得其所：

夫人总云达，最难一死。而册中诸烈士悯众生之沉沦，甘地狱而先入，苟有能为同胞造福幸者，勇往直前而赴之矣。……既死矣，而精诚未死，同志犹存，遂以开今日灿烂之自由花。

对叶绍钧这样的孩子，亦或自称革命一代的人来说，面对这种酷烈的死亡是不应当感到悲哀的，“对此册而生悲者，必为无志之人”。应当收敛起悲哀，“对之敬若天神”。同时也要有将自己当作革命未亡者的觉悟。

也许是发现这本小册子售价颇昂（每部售洋三角），叶绍钧最终只是白看一遍便胸怀激荡地离开。在回校的路上，叶绍钧看见了一队儿童，在一个差长的带领下，扛着布旗，挎着竹刀，装作革命军的样子前进。尽管这只是个游戏，但在叶绍钧看来，这意味着“革命军龙虎风云之事乃亦映入于儿童之脑髓，致为此有意味、有纪律之游戏，至可喜也。”

从看《头颅影》中革命党人的死亡写真，到回校途中巧遇做革命军游戏的儿童，叶的见闻似乎一脉相承。革命代代相传，连绵不绝——展现在叶绍钧眼前的是一派乐观的革命远景，当时的舆论报章也纷纷推波助澜。一则新闻展示了一种新玩具——“革命纸鸢”。纸鸢的形状是一个涂成黑色的革命的“革”字，中间填上“黑铁”二字；下端染成红色，写上“赤血”二字；尾部挂上一串“誓除非种”的字样，“行人见之，莫不咄咄称美”。儿童俨然是这个襁褓中的民国的最佳支持者。如果说大多数成年人不幸被帝国奴役了半生，方才踏入民国门槛的话，那么这些儿童可谓欣逢佳时：他们生在革命呼声中，长在五色旗下，少小年纪便光荣地成为了共和国民。

有个名叫朱春驹的9岁男孩也许会提出不同意见。作为辛亥革命爆发地武昌的居民，在朱春驹眼中，革命更像是一个荒诞的节日。“一夜除夕爆竹般的步枪声”过后，他就莫名其妙地成为了这个新生国家的国民。革命带给他的第一印象，不是暴力和流血，而是一个名唤“同胞”的字眼。就在革命的第二天早晨，朱春驹和他的同学一样，照常来到就读的陆军小学上学，却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一名学生军。他“背上子弹带，拿起比自己还长的步枪，奔往操场集合。”他的国文老师显然很关心他瘦弱的身躯是否可以肩负起捍卫民国的重任，对他喊道：“同胞！你拿不动步枪，背马枪。”背着马枪的朱春驹很快开始身为共和国民的第一项工作——巡查。当他巡查走过旧藩台衙门时，看在“冒着烟的火场上” 有很多起义的“同胞”正在享用革命的犒劳：“他们用楠木正梁当柴，烧煮‘光复’来的火腿和猪肉”，看见朱春驹他们走过，还大喊：“同胞快来！中华民国，大家吃得！”而朱春驹和他们的学生军“同胞”在随便互相拉东西用时，口内也常说：“中华民国，大家用得”——比起为国捐躯，猪肉、火腿和其他革命战利品的诱惑在儿童的眼中显然会更大一些。

革命发源地的儿童就以这样实际的方式去拥抱年轻的共和国。这个真相太过儿戏，以致无法发掘出更深邃的内涵。“中华民国”在孩子眼中也许与游戏无异，共和国民的身份更像是儿童游戏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有拥有了“国民”这个名字，游戏才可以以它的名义进行下去。一个秩序性的社会是不会允许仅凭一句“中华民国，大家用得”的口号就随意搬拿东西的，只有在一个非理性的失序时代，一声尖叫才能取代所有的规则成为行动的唯一理由。

革命变成了戏剧，“中华民国”是它的舞台。它希望所有人都在这出戏中扮演角色，挑选自己合适的戏服。17岁的叶绍钧扮演积极热忱的“共和国民”；9岁的朱春驹扮演在革命中寻乐玩耍的顽主；大多数人也许像15岁的陆丹林一样，作为被时代拥进革命浪潮的旁观者，对新国家淡然表达自己的好恶。就在叶绍钧为扮作革命军的儿童赞叹不已时，陆丹林却见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拖着一个五岁左右的孩童，身上都挂了襟章去开会”，而不管五岁的孩童是否能理解会议上宣讲的革命真谛。

但理解是必须的。一个孩子如果不理解这场革命和这个新的国家，就必须被训导。1913年中华书局隆重推出的《初等小学新编中华修身教科书》提供了一种官方认可的训导方法。课本的第一课展示了虚构的开学情景：在家长的护送下，身穿军服、头戴军帽的孩子们排成一列，进入悬挂五色国旗的学校大门，成为“中华国民”。新民国继承了已死帝国的军国民理想，又重新加以演绎：国民与臣民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臣民的效忠对象是君主，国民的效忠对象则是国家，君主专制威仪被共和国的权威所取代。旧课本中为君而死的庄善显然只是愚忠，自然要被共和民国的英雄圣殿拒之门外，但新先贤祠中的英雄同样熠熠生辉：华盛顿、林肯，这些缔造西洋共和政体的伟人一一被请进教科书。对中国先贤的择取则大费周章，革命前中国的君主政体绵延千年之久，忠君爱国浑然一体，中国古代的忠义之士若想进入民国教科书，就必须严格筛选，改头换面。唐代的名将赵犨要想登场，他抗击黄巢反叛，忠于唐僖宗的后半生就必须被一笔勾销，只讲他自充元帅指挥其他孩子作兵操游戏的儿时故事（在课文的插画中，所有唐代小孩儿都像扛着毛瑟枪一样扛着竹竿，而且他们的德式队列站得很是整齐）。

当然，新的共和民国也需要像庄善这样的“死国”者作为新时代的儿童楷模，这个楷模终于在两千年前的一本古籍《左传》中被寻得。汪踦，春秋时鲁国的一个儿童，在齐鲁交战时，挺身而出，最后战死。他的死赢得了鲁国人的尊重，得到了孔子的褒扬。他被以成人之礼安葬。这个故事在过去两千年中的关注点是用成人之礼安葬，用以说明礼法可以通达权变。而在《初等小学新编中华修身教科书》第6册第20课中，这个故事被渲染成一个儿童死国的故事。

这自然可以视为对民国未来的国民寄托的一个美好期许，而非注定要践行的命令。但即使是期许，也多少暗示了这些小国民的命运。在这部教科书的第2册，有一篇题为《尚武》的课文恰好可以用来说明这一点：课文的两幅插图中，一幅是手持竹刀木枪的孩子进行兵操训练，而另一幅则是紧握真刀真枪的革命军拚死沙场。它既可以被视为一种事件上的因果，亦可以被看作一种时间上的递进。既是历史，也是预言。

这是不久前的过去，也是不远后的未来。

撕裂的未来

办公室的大门再一次被稚嫩的小手拍响，但时间已是1919年。昔日的叛逆者如今要面对新的抗议。24岁的钱思鑅——现在已经改名钱穆，如今是无锡公立小学的校长。他正面对着一群愤怒的学生。这群学生围拥着一名叫杨锡麟的学生，还有一名学生手中挥舞着一只青蛙被撕成两半的尸体，嚷嚷着告诉钱穆这都是杨锡麟方才的

杰作。

钱穆对这件事的处理方式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没有惩罚杨锡麟，反而批评那些前来告状的学生对杨锡麟所犯的小错误不知好为劝告，而是群来告发，“以后再如此，当罚汝等，不罚杨锡麟！”

尽管钱穆将他的这种教育方法归因于同年来华的杜威在演讲中阐述的德育思想，但更深发掘便会发现钱穆所用方法正是传统中国儒家培养士人之道——相信人性本善。对一个儿童来说，教其明辨是非，知晓善恶，比惩罚他的错误更为重要。惩罚的结果可能会使他长期浸于罪恶感中，并最终真的去扮演邪恶的角色。

钱穆相信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力，并认为他已经找到从传统中国通往未来现代国家的道路，儿童，这个国家的小国民，将在这条道路上前行成长，并担负起打造新国家的重任。

这个国家的未来究竟如何？这在沈岳焕看来似乎并不那么重要，此时他正在湘西家乡的一支小军队里充当文书兵。对他来说，国家的未来太过虚幻，远不如身边随时可能飞来的一颗催命子弹来得真实。1912年新的共和民国的建立并未终结战火，反而使它逐步升级。庞大帝国瓦解后留下的政治真空迅速被大大小小的军阀所填补，沈岳焕从伍的军队就是其中之一。砍头（有时被更为文明的枪毙代替）场景无日无之，明刀暗枪填满了每时每刻。在跨入16岁成人世界之前，沈岳焕已经见证了所有可能的暴力方式，有时甚至颇具黑色幽默。

二十多年后，这个男孩已经以沈从文的名字蜚声文坛。在他的自传中，勾勒了一场他亲身经历的小冲突，那年他最多不过15岁的光景，却目睹了一连串惨杀：先是他的同袍刘云亭，一个被招安的山大王，因计划重回绿林而被司令官枪毙；三年后，这位司令官又被一名姓田的旅长请去吃酒时打死，“所有尸身随即被浸在阴沟里”；一年后，又在同一个地方，那位田旅长又被另一个部队长官，用同一种手段打死。

暴力宛如佛家因果业报不止，在20世纪中国人的经历中占据了主要的位置，家国天下皆奔走轮回其间。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北伐、、抗战、内战，即使是以破旧立新、玄黄再造这样冠冕堂皇的托辞来掩饰，也难以揩清长久以来层层累加的尸骸与血污。

多年后，年届八旬的钱穆在台湾素书楼回忆起童年往事时，发现那是一段颇值得追忆的宁静时代，他也为自己曾经的孟浪反叛微有悔意，但更多的是一种充实的喜悦。半个世纪的家国变乱始终没有夺走他心中的那片童年净土。

而对沈从文来说，童年一如他笔下远方天空中的那一抹朝霞，吐着红光。

对此，你可以有两种方式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