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收入范文

国民收入范文第1篇

中国在1980年代出现过一次普遍加薪，许多中国人对那个时期记忆犹新，告别了三十七块八毛的工资，物质生活开始不断丰富，彩电、冰箱和洗衣机等三大件陆续走进平常的家庭，人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一个根本性的提高。

新一轮加薪会带给我们什么？不出意外的话，更宽阔的住房、私家汽车和高档文化类消费将进入千家万户。同时，原有各类消费的质量也将大大提高，向更加舒适化和个性化的方向发展。

中国能不能通过加薪打造一个相当规模的中产阶层，改造他们的消费习惯，使他们的消费上档次，这是一件举世瞩目的事情。

变化一旦开始，就将以浩荡之势奔腾向前，涨薪之潮，已经开始在以劳动力成本低著称的中国内地蔓延，教师加薪了、军队加薪了，就连一些大型私营企业也都开始为员工增加薪水。在浙江，一家大型袜厂一次性把工人的工资提高了25%。老板把其中的道理说得非常清楚，因为他的工人现在每年回乡以后都有一大批留在了家里，第二年不出来打工了。就算是工厂给他们免费食宿，也吸引不了他们――连续数年的中央政府对农业的优惠政策，已经使得在中国务农慢慢变得有利可图了。

加薪浪潮的汹涌伏流所至，关于中国的“国民收入增收计划”也呼声日高。

略微研究一番我们的近邦日本和韩国的发展进程，可以发现，国民收入增加带来的商业繁荣和产业升级，最终造就了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崛起。

1960年底，日本池田内阁宣布实施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第一项措施，就是提高国民收入，并且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这一十年计划。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日本发起了一场消费者革命，并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转折点。从195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初期，日本先后发生了三次消费革命，由“生活合理化”向“更加舒适化”、追求“实现物质需求欲望”发展，日本国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得到极大提高。在1965~1974年间，日本迎来了“3C”（空调、汽车和彩电）时代，彩电、空调当时的平均价格为20~25万日元，约为当时职工2~3个月的工资，小汽车的普及则出现在1970年代后期，此时制造业工人工资在20~25万日元，而每辆普通型轿车的售价平均为100万日元，大约等于一般工人5个月的工资。

消费升级，也同时促进了日本的产业升级，并帮助企业打开了巨大的利润空间。以汽车行业为例，在国民增收的大背景下，日本的汽车销售在1960年代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势头，1967年国内产销量达到300万辆，超过了当时的西德，成为世界第二大汽车大国。

1980年代，韩国针对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系列变革，提出了“安定化、开放化和自律化”的“三化”方针。其中一大根本措施，就是普遍提高国民收入。在实行了这一改革之后，韩国经济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期。

得益于这一政策，韩国人均收入在8年内增长了两倍，国民购买力的提高，为其本土品牌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作为韩国企业标志的现代汽车，就是在此时期异军突起，迅速成为国民普及消费品。

在中国加薪的大背景下，内需的列车正在缓缓启动。但是正如静摩擦总是大于动摩擦一般，起步阶段的阻力总是来自方方面面。

国民收入范文第2篇

关键词：G函数；税率；转移支付率；国民收入预期

中图分类号：F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4）04-0036-07

一、引言

为充分就业而实施的财政政策，最终必将作用于国民收入（GDP），而且，它的最终效果应该能以国民收入的相应变化反映出来[1]。美国经济学家C.布朗（C.Brown）在1956年就提出了有关的概念――充分就业的预算盈余（Full―Employment Budget Surplus），该指标可以真实地衡量或测度满足充分就业时的政府预算的盈余状况。也就是要用这个概念来测度充分就业的政府预算在预想的国民收入水平上，或者说在潜在的国民收入水平上所产生的盈余。若这个盈余为正值，那么，就是充分就业的预算盈余；如果这个盈余为负值，那么，就是充分就业的预算赤字[2]。这个盈余不同于实际的预算盈余，其测度应该是潜在的国民收入水平与实际的国民收入水平之间的差值。

布朗的充分就业盈余，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

这里，BS*是指潜在的政府净收入；t是指固定税率；y*是指潜在的国民收入；G*（.）是指政府购买；TR*（.）是指政府转移支付； f1是指充分就业决策变量1，针对政府购买的； f2是指充分就业决策变量2，针对转移支付的；BS是指实际的政府净收入；y是指实际的国民收入。

显然，（BS*-BS）的值存在三种情况：（1）BS*-BS>0，即潜在的政府净收入大于实际的政府净收入，意味着充分就业的政府财政预算G*（.）和TR*（.）是盈余的。若其余不变，这也就是，潜在的国民收入是大于实际国民收入的，即y*>y。那么，从实际的国民收入y的角度来看，这些预算的实际结果，对于预期的国民收入而言，是紧缩的，因而，就此可以把政府的财政预算视为是紧缩性的；（2）BS*-BS=0，即潜在的政府净收入等于实际的政府净收入，意味着充分就业的政府财政预算正好达到了潜在结果与实际结果的平衡。这样，相应的财政政策是不紧不缩的平衡着的；（3）BS*-BS

能够看出，布朗所阐述的这个概念是很清楚的，其之所以清楚，是因为人们默认了这里的y*是真实存在的。然而，因为这里的潜在国民收入y*，在以往的经济学范式里难以得到精确地预测和计算，因而，尽管这一概念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可，但关于它的科学解释和精确的表示，却一直没有实现[3]。

随着经济学的科学进展，发现了经济的正则性（economic regularity）和固定替代弹性定律（the law of constant substitution elasticity）等，这些发现为对y*进行解释和测度，提供了更贴切的理论依据[4]。特别是，借助最新的经济学理论范式――有约束的利润函数（restricted profit function），即G函数，可以更容易地实现有关的初始描述，继之，可以顺利地运用有关引理和定理进行深入的分析，并得出精确的结果[5]。

二、因子间的固定替代与经济的正则运行

设显示财政约束条件的一般经济体，在G函数的框架下可以写为：

在（4）中，σpivi=ππpi-1-2πpiv1-πv1-1所示出的是政府购买增长率对价格增长率的替代弹性；σpiv2=ππpi-1-2πpiv2-πv2-1则是转移支付的增长率对价格增长率的替代弹性，i=1，2，...，I。

固定替代弹性定律证明，在经济运行中，也就是在经济的增长中，这些替代弹性是固定不变的。经济就是以它们为尺度，遵循正则性和约束条件的最小缩减率规律运行的。约束最小缩减率决定着经济运行过程中实际起着内在作用的那些约束条件的最优增长率，从而保证经济以正则状态来运行。反过来，从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经济的正则运行，必定是遵循这种“最小率”法则的，从而在运行中维护并产生出新的“最小率”，构成最小扩充的经济容量[7]。

通俗地说，约束最小缩减法则就是，在没有其它外来干预的情况下，经济自身的约束条件会客观地依据固定替代弹性所给定的比率，自动地确定自己最小的被替代水平，从而以最放松的水平，保证经济的正则运行[8]。

从数值上来看，约束条件的最小被替代水平，就是最小的真替代减去最大的假替代所得到的差。

对于式（1），可以在给定的时间基准点（t=0）上，计算出约束条件v1（也就是政府购买）的最小被替代率为：

式（5）和式（6）所表明的是，在正则定律和经济容量最小缩减法则的作用下，政府购买v1的被替代率Δrv1（0）与直接决定它的第H个价格的增长率rpH（0）和第K个其他约束条件的增长率rvK（0）之间，分别存在乘数关系，相应的固定替代弹性值σpHv1和-σv1vK便分别是它们的乘数。同理，式（7）和式（8）所表明的是政府转移支付v2的被替代率Δrv2（0）与直接决定它的第M个价格的增长率rpM（0）和第N个其他约束条件的增长率rvN（0）之间存在的乘数关系，相应的固定替代弹性值σpMv2和-σvNv2便分别是它们的乘数。

式（5）-式（8）所给出的就是资源分配中关键活动和关键约束与经济容量之间的直接决定关系，它们之间的乘数或固定替代弹性值是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基础。它们可以成为宏观干预实施介入的参照，可以成为经济因子之间对干预作用实行传递的出发点[9]。并且，由此还可以看出，经济系统里的固定替代弹性值，便是经济因子之间相互由增长率传递为被替代率，或者反过来，由被替代率传递为增长率的乘数或移动系数[10]。

三、讨论与结论

为便于阐述，在进行下列讨论之前，有必要指出，被替代率指数的负数，便是增长指数。相应的，负替代指数的被替代率实际上就是增长率[11]。

在t=0时，若出现了充分就业，决策变量f1和f2分别决定的政府购买v1和转移支付v2的变化为：（Δrv1（0））=e-βv1（f1，0）和（Δrv2（0））=e-βv2（f2，0）。这也就是说，出于充分就业的考虑，导致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出现了变化，即分别有了增长。这里的e-βv1（f1，0）和e-βv2（f2，0）分别为各自的增长率，其中，βv1（.）和βv2（.）分别为各自的被替代指数。这也意味着，这时出现了对政府购买v1和转移支付v2的调控，有了调控值v*1和v*2，即有了： 也就是说，随着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的变化，与购买直接联系的这个价格pH和其余一个约束条件vK会即刻发生增长；而与转移支付直接联系的这个价格pM和其余一个约束条件也会即刻发生增长。

这些价格的增长和约束的增长，会在经济内部传递到其他价格和约束上去，这就是通过价格之间和约束条件之间存在的固定替代弹性发生变换，并根据正则规律进行选择。于是，有：

显然，有了式（10）和式（11），便很容易求解布朗的“充分就业预算盈余”方程了。也就是很容易得出国民收入预期了，并且，也可以很容易地得出有关评估值了。从而，也就可以对有关财政政策的实际效果进行比较精确的评价了。

综合上述，可以得出下列三点主要结论：

（1）宏观干预导致国民收入发生变化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要做出理论探讨，在以往的经济学范式里，虽可推断，却因为难以作出有效的初始陈述，而不得深入和精确，因此，只可默认其概念，而不能理解其规律。在最新的经济学理论范式G函数里，实现有关初始陈述已经是很容易的[12]。继而借助正则规律、固定替代弹性法则和Hotelling引理等得出有关测度，从而对这种真实给予精确地解释，也是比较容易的。

（2）事实表明，在现代经济管理工作中，财政政策已经成为日益重要的宏观干预手段之一，运用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已经越来越普遍，其效果也越来越明显[13]。然而，由于以往的经济学范式难以对此作出精确化的解释，致使对这种调控的预期效果，始终没有在理论方面得到有效的解释，更没有在计量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14]。运用G函数继续进行探索，得出更加深入的理论解释和更加精确的测度，不仅会更有力地促进经济学理论的进步，还会更有力地推动有关计量技术的进展。

3）财政调控与国民收入是经济运行中的一对明显的对应，要使有关财政政策，例如出于充分就业而考虑到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应有所改变，那么，就有必要以预期的国民收入作为参照。而对这个预期进行精确化的分析，似乎更是必不可少。因为它的精确测度，不仅会清晰地揭示其本身，令人明了有关政策的方向；还会清晰地解释整体经济的结构变化，令人加深科学的认识[15]。这样的揭示和解释，对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对于实际经济管理工作的开展，都是值得重视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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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原宇，夏慧. 金融学基础[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68-74.

国民收入范文第3篇

一个国家收入分配状况，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体现。从整个国民收入流程看，国民经济生产过程结束后，首先在生产领域进行初次分配，然后在全社会进行再分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叠加在一起，形成国民收入分配的最终格局。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两个比重”，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进一步指出，“十二五”时期，要“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些，实际上都涉及到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问题。

在现阶段，无论是提高“两个比重”，还是做到“两个同步”，实际上是要解决如何“把经济发展成果合理分配到群众手中”的问题，是“还富于民”、“蕴富于民”的问题。解决好这一问题，有利于理顺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关系；有利于增加劳动者收入，维护劳动者权益；也有利于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

一、“蛋糕”是怎么切的？

国民收入创造出来后，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形成政府、企业、居民的初次分配收入和可支配收入。相应地，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可以划分为初次分配格局和再分配格局。如果我们把国民收入比成一个“蛋糕”，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就是“切蛋糕”的过程。显然，在把国民收入这块“蛋糕”切给政府、企业和居民三个部门时，要切得尽量合理，尽量公平。

1.第一刀：形成初次分配格局

初次分配主要是对生产经营成果即增加值的直接分配，政府收入是企业以利润和税金形式上缴形成的国家纯收入，居民主要得到劳动报酬，企业利润的另一部分以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形式由企业支配。各部门再加上财产收入的分配，包括地租、利息和红利等收入，就形成了初次分配格局。政府、企业和居民分别得到各自的初次分配收入。据此我们对1992年以来我国初次分配格局的结果进行了测算（见表1）：

从这个测算结果，我们得出的主要结论是：

――从总量来看，政府、企业和居民初次分配收入都有大幅提高，政府份额增速最快，居民份额增速较慢。在1992~2008年按当年价格计算政府部门收入增长了13.86倍，企业部门收入增长了12.31倍，居民收入增长了9.01倍。对增长速度比较分析，政府初次分配收入增长速度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以来均超过总收入平均增长速度和其他主体收入增长速度；企业收入增长主要是本世纪以来比较快，超过了平均增长速度；而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增长速度在两个时期都是最慢的，而且低于平均增长速度。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增速的不同，导致主体间初次分配结构发生变化。

――从分配结构来看，上世纪90年代我国主体初次分配格局比较稳定，没有实质性变化；而进入本世纪以来，分配格局变化比较明显。测算显示，在上世纪90年代，1992年政府所得份额为15.53%，1999年为16.95%，上升了1.42个百分点；企业所得份额1992年为19.06%，1999年为18.07%，下降了0.99个百分点；居民所得份额1992年为65.41%，1999年为64.98%，下降了0.43个百分点。三者相对比重在上世纪90年代变化不明显。而在1999~2008年期间，企业所得份额由1999年的18.07%到2008年的22.27%，上升了4.19个百分点，居民所得份额下降了7.5个百分点，政府份额基本稳定，仅上升0.1个百分点，即企业份额上升较快，居民份额下降明显，政府份额波动较小。综观1992~2008年间，政府所得份额增加了4.72个百分点；企业所得份额增加了3.20个百分点；而居民所得份额下降明显，减少了7.93个百分点。在初次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份额是下降的，而政府和企业收入份额是上升的。

2.第二刀：形成再分配格局

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各收入主体通过多种形式、多个环节从其他收入主体那里获得一部分转移性收入，同时也要将初次分配收入的一部分转移出去，包括收入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从而完成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各收入主体获得可支配收入，形成再分配格局。再分配格局是各收入主体真实可用的收入份额，能够最充分和准确地代表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国民收入分配状况。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中的可支配收入数据，并不能全面反映实际的再分配格局，这是因为资金流量表中的政府收入只包括了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没有包括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各种非预算收入，即所谓的“预算外的预算外”收入，政府实际可支配的收入要比资金流量表中反映的大；相应地，企业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要比资金流量表中反映的小。

我们认为，政府有三种非预算收入值得认真考虑：①制度外收入，是指政府及其所属机构凭借行政权力或垄断地位，采取各种非税收入形式收取的没有纳入预算内外制度管理的各项政府收入的统称，主要包括制度外基金、收费、摊派和制度外罚没等，这些资金绝大部分是由企业负担的，与规范的税费缴纳对应，这部分费用要从企业可支配收入中扣除。②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本世纪以来，制度外收入中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随中央政府“费改税”改革和监管力度加大逐渐受到抑制，相比之下，土地出让收入在2007年才因颁布《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开始“全额纳入地方政府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在2007年前既不列入预算内，又未列入预算外管理，成为游离于监管之外的主要非预算收入，不进入地方财政预算的土地出让金，逐渐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在2010年两会期间，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介绍，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大体是14,239亿元，已经全部纳入了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由于2008年事实上存在部分省份工作相对滞后，并未全部纳入预算管理。③农村非税收入，是指以乡镇统筹、自筹（包括原村集体提留）等形式向农民征收的财政性资金，本质上是向农民征收的额外的税。2004年开始全国农村地区减免农业税后，各种变相的集资和摊派在某些地区仍然存在。在计算政府收入时也要考虑这部分收入，要从居民收入份额中给予扣除。

为了客观反映实际的分配状况，有必要对资金流量表中的各主体可支配收入作调整。具体调整办法是：①将制度外收入、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和农村非税收入加到资金流量表的政府可支配收入中。②将制度外收入从企业可支配收入中扣除。③将农村非税收入从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扣除。

在调整的基础上，我们对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进行了测算（见表2）：

根据测算，我们得出的主要结论是：

――从总量上看，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大幅提高，企业所得增速最快，居民所得增速较慢。在资金流量表中按当年价格计算1992~2008年政府部门收入增长了14.51倍，企业部门收入增长了14.17倍，居民收入增长了8.66倍。按调整后的收入分析，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收入分别增长了12.98倍、23.06倍和8.83倍。也就说，无论是按照未调整的还是调整后的数据看，居民收入增长最慢。

――主体再分配收入格局变化也呈现上世纪90年代变化缓慢而本世纪以来变化明显的特征。同样划分为两个阶段来看，在1992~1999年期间，主体再分配收入格局变化缓慢，政府所得比重上升了1.38个百分点，企业所得比重和居民所得分别只下降0.77和0.61个百分点。各主体收入相对比重变化不大。而在1999~2008年期间，主体再分配收入格局发生较大变动，政府所得比重上升3.38个百分点，企业所得比重上升了7.50个百分点，居民所得下降了10.89个百分点，所以本世纪以来各主体收入相对比重变化较大。综观1992~2008年整体变化，政府所得比重共上升4.77个百分点，而企业所得比重上升了6.73个百分点，主要是本世纪以来比重上升明显导致；居民是唯一的在两个时期所得份额均下降的分配主体，共下降了11.5个百分点，其中本世纪以来下降份额占94.7%。

――调整后的可支配收入与未调整的可支配收入相比，政府所得上升和企业所得下降对比明显，而居民所得变化不明显。以2007年数据为例，调整后政府部门收入由63,084.4亿元上升到83,993亿元，增加了33.14%，直接导致政府收入比重比调整前上升了7.12个百分点，增幅为29.6%；企业部门由于有各种制度外收费的负担，其收入比重下降了5.37个百分点，降幅为29.2%；居民部门扣除农村非税收入后变化不大，其收入比重仅下降了2.14个百分点，降幅为3.7%。也就是说，政府所得份额上升和企业所得份额下降明显，主要是由于大量不规范的非预算收入的存在，政府部门的非预算收入大多由企业部门转移而来。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当前的再分配格局显现向政府倾斜的趋势，政府部门对企业部门存在明显的挤压作用。

二、如何切好“蛋糕”？

如何切好“蛋糕”，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将成为“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主要内容。我们的建议是：

1.规范收入体系，完善分配结构，推动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型转变

――规范非预算收入，提高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比重。针对各种非预算收入的性质进行取缔、转税、总量控制等综合治理，强化预算管理和监督机制，尤其是规范制度外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减少非税收入。对政府部门的各种收费要立法监管，实行收支分离、预算管理，杜绝行业部门和地方政府利用职权乱收费现象。

――深化分税制体系改革，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深化分税制改革的重点应在于重新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尤其是需要确立各级政府预算内独立的收入来源以及相应的支出责任，避免事权在上下级之间推诿和逐级下移。有必要在充分听取省级政府意见并在其参与下，重新拟定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划分，并对税收财力的归属进行重新调整。在此基础上，加大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力度，并明确地方政府的财权，还要对其财政收支加强垂直监管，遏制各种福利性非规范支出的快速增长。

――完善政府税收结构，加大社会保障等民生投入。应适当降低生产税比重而提高收入税比重。给予企业生产税方面适度的税收减免（这种减免长期以来是地方政府作为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尤其是吸引外资的手段，大部分企业并不享有），可以降低企业税收负担、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同时我国政府收入税比重低于发达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水平，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征管体系，提高政府收入税比重，可以增强政府的收入再分配能力。就居民个人所得税而言，要继续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落实财产申报制度，加大对偷漏税行为惩处力度。对企业所得税而言，可以考虑对部分垄断行业超额利润征收高额所得税。在完善政府税收结构的同时，还要增加社会保障等民生投入，加大对低收入者的扶持力度。提高国家贫困线和从业人员最低工资水平，健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对基层专款专用的监督力度。

2.限制行业垄断，化费为税，减轻企业负担

――限制行业垄断，提高市场竞争活力。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控制，不仅能防止少数企业长期获得超额垄断利润，提高市场竞争活力，而且还可以缩减居民收入差距。要以《反垄断法》为依据，清除各种市场进入壁垒，鼓励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进入以增强市场竞争；加快电力、电信、石油、交通等行业改革步伐，发挥市场竞争机制调节作用。

――化费为税，为企业减轻额外负担。针对各种制度外收费的性质相应进行取缔、总量控制和转税，化费为税，为企业减轻额外负担，从而净化企业经营环境，提高企业活力，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要按照2009年1月财政部下发的《关于深化地方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对各种非预算收入和非税收入纳入预算管理并加强监管。

3.扩展居民收入来源，健全再分配调节功能

――多途径扩展居民收入来源。当前我国居民的收入来源仍以劳动报酬收入为主，财产性收入比重较低。一方面，要积极发展和完善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市场，扩展居民除劳动报酬以外的其他收入来源，提高居民收入总量；另一方面，要认真分析居民劳动报酬下降的客观原因，要从调整产业结构角度着手缓解下降趋势。

――建立市场决定、微观主体决策为基础，国家有效调控的新型企业分配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与生产要素主要由个人、微观经济组织掌握与运用，交易过程主要是个人、微观经济组织之间的自愿交易。由此，企业收入分配也应当是市场决定、微观主体决策的机制。逐步建立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制衡机制，形成劳动者、经营者、所有者相互制衡基础上的多样化的报酬方式。同时，国家对企业分配实施有效调控，以保证企业分配机制的合理。

――完善再分配机制，逐步缩小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与公平相统一，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是再分配机制的应有之义。要健全和增强再分配机制的调节功能，逐步缩小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

――加大再分配支出力度。继续落实当前各项惠农政策，建立补贴农业的长效机制，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比较效益。尤其要注意农村落后地区贫困家庭的最低收入保障问题，要多途径解决农村的弱势群体问题。

――根据不同收入种类特点，把握抑制收入差距扩大的对策。今后，要在政策上通过统一城乡就业体制和劳动人事制度，来促进城乡就业机会均等化和工资性差距的缩小。财产性收入目前虽然占城乡收入比重较小，对城乡差距贡献不大，但我们有必要提前着手研究制定缓解“马太效应”的政策措施，通过完善财产类税收，加大对城镇居民中高财产收入群体的监管，抑制财产性收入在城乡居民中分配不平等的发展速度。为减小城乡间转移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各级政府要加强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支付和补贴力度，加大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和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减少转移性收入在城乡间的“逆向调节”现象的出现。

作者：常兴华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李伟为中共北京市顺义区委党校教研室主任

国民收入范文第4篇

关键词：国民收入 居民收入 比重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政府收入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也实现了增长，但两者的增长却有很大差别。居民收入虽然伴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但其速度却一直落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远低于个人所得税和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然而，个人所得税和财政收入则长期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一路高速增长。这样增长的结果是个人所得税和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最终导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持续下降。不仅如此，国民收入经过再分配之后，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高于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低于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说明一个问题：国民收入的分配是朝着有利于政府的方向发展的[1]。对比一些发达国家，我国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过高，居民所占的比重过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一定的失衡。从表1可以看出，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改革开放初期经过连续几年的增长，之后的年份里一直走低。所以，对国民收入分配比例有正确的认识和有力的调节， 对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逐步提高，才能使收入分配格局更加公平合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

表1城乡居民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1.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比重偏低的原因

1.1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所占比重偏低

一般来说，劳动报酬是居民收入的主体，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居民劳动报酬不断增长，但与 GDP 的增长相比是偏慢的。在收入的初次分配环节，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其实是由雇主决定的。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雇主会尽可能压低劳动者工资，而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缺乏同雇主讨价还价的能力，最终只能被动接受雇主提供的工资。而且我国劳动力市场长期供过于求，这种强资本、弱劳工局面将会一直存在，工资的决定权始终在雇主手里，这是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偏低的重要原因。

1.2政府对于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力度不够

目前我国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中，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是我国当前的转移支付制度仍不健全，对城乡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救助投入不足。作为调节收入分配重要手段的税收政策，在当前的我国并没有发挥充分的作用。众所周知，纳税是稀释居民的收入水平的一个过程，也是调节贫富差距的手段，而政府的纳税政策对低收入者的保护力度远远不够，这极大的影响了低收入居民收入的提高。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小，保障范围狭窄，尤其是对低收入群体和外来务工人员而言，几乎没有保障途径与措施，致使他们大部分无法享受到社会保险。

1.3居民财产性收入低

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和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比如房租；也包括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2]。目前我国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比较少，途径比较狭窄，主要是因为金融制度、财产制度不完善，个人理财意识不强，这也制约了居民收入的提高。因此为了使财产性收入发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点的作用，我国必须进行金融制度改革，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更大的财产性收入。

1.4居民收入贫富差距大

我国居民城乡、地区、行业收入存在严重差异，整个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存在着大量的低收入家庭。低收入人群的数量较大，分布广泛，社会影响力大，是我们提高整体居民收入所必须考虑的因素。但同时，这部分人群的收入基础薄弱，增长也较为缓慢，成为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较低的重要影响因素，必须予以重视。

1.5关于收入分配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

目前我国关于薪酬分配、收入分配调控、工资价位、人工成本等制度都没有系统的法律体系来规范，《工资法》也还未出台，导致劳动力市场的酬劳分配不规范，无法约束企业工资的确定和支付行为，因此企业常常可以自由定价。同时，本应该配合《劳动合同法》执行的相关法律，如就业促进、集体合同谈判、劳动争议处理等，目前依旧存在缺位现象。

1.6存在体制

体制是当前我国社会诸多问题的根源。从大方面来说，经济、政治、法律体制的不健全不完善，是我国居民收入比重难以提高的根本原因。从小方面来说，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医疗制定等都影响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2.提高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比重的对策

针对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出以下解决的对策。

2.1继续平稳快速发展经济

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居民收入水平，一个良好稳定的经济环境，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高、增加居民收入的基础。有了坚实的基础，才能使居民收入增长成为可能，进而使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逐步增长。为此，必须把发展作为首要任务，保证经济发展的平稳快速，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促进居民收入的增加，让改革发展所带来的好处惠及每一个人[3]。

2.2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目前，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法律政策，或由相关人员对企业进行监督，确保企业的分配制度公平公正，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合理健全，工资支付有保障。对于普通职工工资低、增长慢等问题，要健全法律机制且严格执法，使企业经济效益带动职工收入实现共同增长，并且严厉打击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同时，为了扩大就业面，降低失业率，也要积极鼓励创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

2.3合理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制度

政府为实现企业和居民的税收减少，改革财政税收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其中有效的方式是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即主要税种实行政策性减税，但不排除个别税种，辅税种进行增税，但总体上是减轻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刺激投资和消费 。结构性减税作为一种实用手段常用于财政政策中。与此同时，政府要改革转移支付制度，不断增加对西部、农村等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加强对落后地区人员的教育与培训投资，通过再分配带动公共投资，提高低收入人群自身知识水平，创造良好就业环境，进而增加居民收入。并且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大力提高民生支出比重，侧重于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2.4使财产性收入成为居民收入新的增长点

对于那些目前还没有财产性收入的居民，要创造条件让他们有机会拥有财产性收入，让手里有余钱居民去获得更多财产性收入。这样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能够不断扩大，收入水平可以不断增长，广大群众将会更好地分享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成果。

2.5缩小收入差距

规范分配秩序，加强税收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尽快出台财产税、遗产税等税种。控制电力、石油等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多渠道扩大农村居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缩小企业高管和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减少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2.6加强有关工资分配问题的立法

加快出台《工资条例》，强化执法监督。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并出台有关企业工资分配问题的法律条例，明确规定工资支付的对象、标准、范围等，特别是对违反最低工资规定，克扣、拖欠工资等行为，一定要明确其法律责任，承担法律后果。

2.7深化体制改革

不断推进经济、政治及行政体制改革，提高市场的开放程度，在垄断行业引入竞争机制，让更多的中小企业或民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发挥他们在吸纳劳动力就业方面的重要作用。 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各级政府对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力度，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完善土地、财税、金融政策，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逐步形成较为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社会保障基本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均等化水平。

政府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总会遇到两难问题。就收入分配来说，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中下等人群的收入水平，实现藏富于民，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目标。所以，政府首先应该从根本上改变观念，从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出发，以提高劳动者收入为解决当前社会矛盾的出发点，而不是单纯以政府利益为重。然后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监督各方遵守实施，从实际操作层面上提高居民收入。经过观念的转变和政策的实践，存在于国民收入中的居民收入和非居民收入的矛盾也就可以相应解决。

参考文献：

[1]曾国安.论国民收入分配进一步改革的难点、重点及路径[J].消费经济，2012，（1）

[2]王志平.中美居民财产性收入比较及启示[J].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4）

[3]朱绍建.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偏低的原因和对策研究[J].学术研究.

[4]钱凯.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的观点综述[J].经济研究参考，2010，（6）

国民收入范文第5篇

众议：

收入分配改革不能沦为“精神会餐”

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真堪用“千呼万唤不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来形容。

究竟如何才能使此项改革取得良性效果?综合目前所能得到的信息及以前的教训，应该注意：

一是要更加着重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坚持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虽然近年来一直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但实际上不同行业、阶层的收入差距却在迅速拉大，即便同一个企业当中，老总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也往往令人咋舌，“天价薪酬”几乎不再是新闻。从这些现象可以知道，在许多地方实际贯彻的仍然是效率至上的原则。

二是不能仅仅关注收入分配的过程本身。收入差距之所以越来越大，不仅是分配过程本身的不公，有很多更在于机会的不公，而且机会的不公是由于一些不公平的制度设计所导致的。比如很多城市对外来人口就业设置门槛，非本市户口便不能获得报酬优厚的工作；再比如有人房子被拆迁，所获赔偿很少，为解决新房子而被迫成为“房奴”。这些现象，严格说来便不属于“分配”问题，而折射出某些制度或执行的不公。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不能忽略这些问题和现象。(《青车时报》郭之纯)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里为何没见草根声音

“国家发改委在2007年、2008年分别举行了四次内部征求意见讨论会，组织有关部委官员和学者，进一步论证和修订改革总体方案”。然而，没有草根阶层和低收入者的声音，总是一种遗憾。

收入分配制度之所以需要改革，是因为我国目前行业之间、区域之间以及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存在着诸多不公和秩序混乱，对低收入者造成了伤害。所以，国家一再强调“让低收入者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是‘重中之重’”。

为了解决好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中存在的矛盾多、问题复杂等遗留问题，有关部门更应取信于民、问需于民和问智于民，充分调动各阶层的思想智慧，进行充分博弈。人多智慧多，理不辩不明，唯有如此，既得利益者才不敢继续推行“个人利益保护主义”，特殊利益阶层就无法推行“利益法制化”，垄断行业高收入者就不能继续凌驾于国情和民生疾苦之上，收入分配环节存在的诸多不公就有望得到遏制。

之所以强调草根意志，是因为这种改革肯定不会一帆风顺，既得利益者总会为进行利益反噬，比如针对工资增长机制，有些政府和企业就大嘁“涨薪”。有人说，现在涨工资，会加速企业倒闭，过分放大了涨工资的负面效应。所以，清除收入分配不公，公开是最好的防腐剂，透明是最有效的助动力。群众理直气壮的质疑责问会汇成浩荡的声音潮流，对不良利益产生围攻阵势，它们就不得不放弃侥幸心理，更有助于分配公平的落实。

问计于民、开门立法已成了政府行政常态。事实证明，官民互动不但不会影响决策难度，增加决策阻力，反而因为重视民声、吸纳群众智慧而得到了提升。我们大可以放宽心聆听群众心声，而不要搞自以为是的关门立法。(《山西晚报》刘克梅)

调整国民收入重在一次分配

长期以来，我们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是“一次分配重效率，二次分配重公平”。但实践证明，一次分配是主调，二次分配(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只是微调。在既定时期内，社会创造的总财富是给定的，如果一次分配差距过大，那二次分配的调节力度再大也没用。

现有的社保缴存机制却是按高收入的那部分人“平均工资”来设定标准的。按规定，五险一金缴费总额达到个人工资额67.1％，其中个人缴纳2396上下，单位缴纳44％上下。这对个人和单位都是一笔沉重的负担。相关办法还规定，“低于上年度市职工月平均工资60％的，按60％缴纳。”也就是说，即使你的工资低于统计平均工资的60％，还得按平均工资60％的标准缴纳五险一金。于是，工资越低的个人，缴纳的五险一金占个人工资的比例可能越高。社保体制因此带有很强的“劫贫”性质。

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必须找准症结。一是要下定决心调整税收结构和税率，改变“国富民贫”的格局。否则，主要国民财富掌握在政府手里，民间的创造积极性一定会日渐萎缩，而政府机构和人员一定会越来越膨胀。

二是下定决心打破行政垄断，将资源配置的主导权还给民间和市场。现有的行政垄断企业身兼海内海外上市的多重身份，在挤压中小企业和民众的同时，无休止地掏着国内投资者的口袋，却成为“海外投资者”的提款机。2008年140家“央企”利润全球一枝独秀，差一点点就赶上美国500强利润总和，但向国家上缴利润却不到10％。

三要改革平均工资统计口径和社保缴纳办法，让平均工资回落到真实水平，让企业和民众过高的杜保缴纳负担回落到正常的合理的水平。(《信息时报》童大焕)

公众对工资分配“不患寡而患不均”

公众为何对“平均工资”数据不服?事实上，公众真正不满的不是统计的数据是否真实准确，不悦的是分配的失衡。在当下工资分配和调控制度不完善、工资分配不均衡的境况下，工资的“贫富分化”十分严重。在经济高速增长，国力显著增强的同时，全国人民并没有同步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果实，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国民生产总值分配的总原则，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合理分配。其中，收入分配相对公平，保证每个社会成员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防止收入差距过大，是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理念的题中之义。职工薪酬体系应在有利于调动各个层面积极性的同时，避免过分拉大管理人员和普通职工的工资差距，着眼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尤其是在经济转轨时期，公平底线不能违背。

“不患寡而患不均。”公众不担心分的少，担心分配的不均匀。否则，分配的不均会引起公众心理的失衡，进而会影响到社会的平衡。(《河北青车报》王文武)

期待中国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言，收入分配的调整是核心问题，以中国经济发展而言，这一问题已经到了必须破题的时刻。

谈及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来源，分析和论述都会指向消费内需。国内消费能力不足由来已久，解决这一问题就要靠老百姓的“有钱可花、有钱敢花”。而深入的调查显示，尽管国内经济总量增长迅速，但是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失衡问题却制约住“有钱可花”。

近些年来居民消费在GDP总量中所占比重逐年降低。数据显示，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消费占GDP的比重出现迅速下降，从过去接近60％的水平逐渐降低，到2007年居民消费率仅为354％，这一水平比发达国家低了30个百分点，也达到了改革开放30年来的最低点。清楚表明了当下社会经济分配结构状况，那就是，以居民收入为基础的消费需求根基非常薄弱，反观之，财政和企业则占据了社会财富分配的大头。正因此，后两者所擅长的投资才会成为社会需求的主导，但同时也进一步制约了居民收入所占比重的提高，成为一个恶性的循环。

希望收入调整政策立足于长期的居民“收入倍增计划”。这样的政策海外不乏先例，最成功的例子在日本。1960年，日本政府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发起了一场消费者革命，这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转折点。计划实施的成果非常明显，到1967年日本的实际国民收入就增加了一倍，各种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达到90％以上。

借鉴国外的经验，结合中国当下内需增长乏力的具体问题所在，实现国民财富收入分配结构改革的关键就在于重新构建财政、企业、居民三者间的利益合理分配机制。要把“藏富于民”作为长期发展战略，彻底扭转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落后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问题。具体的方法就是要实施大幅度提高个税起征点等有效的减税措施，实现国民财富由财政向居民的转化。在企业内部，则要增强员工的利益话语权力。避免资本过度侵占劳动力报酬分配。

国民收入范文第6篇

关键词： 居民收入 国民收入 劳动报酬 初次分配 关系

正确理解“保证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合理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合理比重”是经济生活收入分配与公平框题的重点和难点。在实际教学中教材缺失对初次分配和国民收入、居民收入、劳动报酬的概念的界定，使得学生很难正确理解这四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导致错误认识。本文分四步递进式地理顺了四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第一步：正确理解居民收入与国民收入的关系。

国民收入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的总和，即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扣除用于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价值的余额。国民收入是由居民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入三部分构成的。

从2002年到2006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呈持续下降的趋势，2002年为62.1%，2006年为57.1%，下降了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的收入比重从20%上升为21.5%，上升了1.5个百分点，政府收入比重从17.9%上升到21.4%，上升了3.5个百分点。

保证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合理比重，其着重点在于处理好国家、企业、个人关系，降低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重点提高居民收入。

第二步：正确理解居民收入与初次分配、再分配的关系。

在我国的分配体系中，居民分为两部分：隶属于初次分配的居民和隶属于再分配的居民。初次分配指国民总收入（即国民生产总值）直接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分配，主要包括居民提供生产要素所得报酬收入，政府利用国家权力所征收的税收，企业净营业盈余形成的初次分配收入。国民收入再分配是国民收入继初次分配之后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进行的分配，是指国家的各级政府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主要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形式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

一部分居民为物质生产活动中资本、劳动力、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提供者，例如农民、企业的工人、企业管理者、企业家等；另一部分为非生产经营活动的劳动者，如公务员、教师等。根据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理论，提供生产要素的居民参与初次分配，非生产经营活动的劳动者参与再分配。所以提高居民收入有两个方案，其一为提高初次分配中的居民收入（农民、工人等），其二为提高再分配中的居民收入（教师、公务员），本文重点讲解如何提高初次分配中的居民收入。

第三步：正确理解居民收入与劳动报酬的关系。

要提高初次分配中的居民收入，需要先了解居民收入的构成，居民收入分为劳动报酬、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偶然所得。

劳动报酬为用人单位在生产过程中支付给劳动者的全部报酬包括三部分：一是货币工资，用人单位以货币形式直接支付给劳动者的各种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等等；二是实物报酬，即用人单位以免费或低于成本价提供给劳动者的各种物品和服务等；三是社会保险，指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直接向政府和保险部门支付的失业、养老、人身、医疗、家庭财产等保险金。

财产性收入包括财产性收入，指通过资本、技术和管等要素与社会生产和生活活动所产生的收入，即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和不动产(如房屋、车辆、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以及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等。

转移性收入是指转移性收入就是指国家、单位、社会团体对居民家庭的各种转移支付和居民家庭间的收入转移。包括政府对个人收入转移的离退休金、失业救济金、赔偿等；单位对个人收入转移的辞退金、保险索赔、住房公积金、家庭间的赠送和赡养等。生活中常见的转移性收入，一是国家政策性上调行政企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或离退休金标准，离退休人员收入大幅增长；二是提高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一步扩大覆盖面，实行应保尽保；三是为了减轻物价上涨对低收入户的生活影响，政府出台了临时性救助措施，增加了城镇低保对象额外生活补助。

经营性收入是指商业买卖收入等。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居民就业观念的转变，城镇个体和私营企业从业人员队伍不断壮大，个体经营活跃，经营性收入增速加快。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经营性收入为1335元，增长41.22%，成为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偶然所得是指对个人得奖、中奖、和其他偶然性质的所得。学生容易混淆财产性收入和偶然所得中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综合司《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 大改革 大开放 大发展》数据显示，2007年，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部年收入中，工薪收入占68.6%，比1990年下降7.2个百分点；经营净收入占6.3%，财产性收入占2.3%，转移性收入占22.7%，分别比1990年提高4.8、1.3和1.0个百分点。2007年，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38.6%，比1985年提高20.5个百分点；家庭经营性收入占53.0%，下降21.4个百分点；财产性收入从无到有，已占到3.1%。

所以要提高居民收入，既要提高劳动报酬，又要提高财产性收入，再分配也要提高居民社会保障水平，但重点是提高居民收入中的劳动报酬所得，即工资性收入。

第四步：正确理解劳动报酬与初次分配的关系。

劳动报酬（工资性收入）是拉动居民收入大幅增长的主要因素。劳动报酬在生产部门内的分配，主要处理好企业投资和劳动者消费的关系。2007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5512元，同比增长14.4%，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66.79%。增收主要因素：一是初次分配领域，企业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加大，重点优势行业经济效益提升，提高了企业职工工资和奖金；二是再分配领域工资制度改革机关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政策陆续兑现调资并补发到位；三是再分配领域公务员增资带动社会用工工资普遍提高。

国民收入范文第7篇

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问题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2003年的0.479逐年攀升到2008年最高点0.491，经过近几年小幅回落，降为2012年的0.474，但均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同时，居民收入增速滞后于GDP增长速度、更远低于财政收入增速，不同步增长、收入分配不公现象备受指责。实际上，基尼系数很难全面而真实反映收入分配状况，一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并不必然会对社会稳定发展带来较大负面影响，财政收入增长过快也不必然“挤占”居民收入。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对收入分配的考察已经从原来关注静态意义上的基尼系数转向对收入流动性的动态分析。收入流动是衡量居民的收入在社会中的相对位置或排序变化的指标，一个社会中较快的收入流动性可以从实质上改善收入不平等与社会矛盾。

我国当前固然存在收入差距扩大的事实，但更令人担忧的是收入格局的僵化与改革停滞。人均收入翻一番应防止中低收入群体收入“被增长”现象，即被高收入群体收入拉高实现的倍增。本文从收入流动性视角入手，对提高中低收入群体分享经济成果的能力、高质量实现收入倍增计划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对策性建议。

二、收入倍增计划的关键

1.收入倍增计划虽有难度，但可期待、可实现

国民收入倍增就是实际购买能力的倍增。经粗略测算，如居民收入实际增长率保持7.18%就可以达到2020年翻番目标。若以2002-2011的10年间平均2.63%的通胀率为基准，每年平均保持9.7%的名义增长率，即2020年达到2010年居民收入的2.5倍的名义收入就能实现翻番目标。

据历史数据测算，1978-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分别实际增长8.7%和7%，均低于同期GDP 年均9.9%的增长速度。尤其是我国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收入恢复性增长的阶段，1995-2010年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了4.5倍，实际增长了2.3倍。其中，上一个十年，即2000-201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了3.5倍，实际增长了约1.5倍。从2006-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见表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见表2）看，过去6年间的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长率在7.4%-12.2%之间，均高于7.2%。

从历史增长数据及未来的经济发展形势看，这个目标应该说是可以期待的，也是可以通过努力实现的。未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的基本面依然乐观，对目前约7.2%的目标来讲难度不大。但应看到是，在当前全球经济下行背景下，中国未来面临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资源环境约束等问题，保持7%的经济和居民收入增速其实并不低、也存在一定难度。

2.核心是培育和扩大中产阶级，重在加快收入流动性

从国际经验看，部分基尼系数比较高、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其经济社会发展却保持相对的稳定，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比较高的收入流动性大大缓解了收入差距带来的社会压力和冲突。以美国为例，美国的收入不平等不是收入分配的焦点，收入流动性大小则是问题的焦点。据测算，收入流动性使美国工资不平等程度在1979-1991年间整体减少了12%-26%。美国民众更能够忍受暂时的不平等，更注重机会以及平等的社会参与程度，即更关注收入流动性。

我国的收入差距表现在城乡、地区、行业、人群等多个方面，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公是不争的事实。对目前收入分配关系而言，重要的不是急于强行缩小收入差距，而是要促进收入流动。短期内出现收入差距扩大并不一定是坏事，相反，可能会产生内在的竞争机制。事实上，政府财政规模过大、劳动报酬比重低和收入分配不均都只是静态的不平等，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社会流动性低、利益结构被固化，从而造成动态的不平等，导致长期经济恶化和社会不安定。

加快收入流动性也是促成并扩大中产阶级的重要路径。当一个处于较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上流动以及处于较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下流动的机制形成时，社会结构更可能转换成为“橄榄型”。 中产阶级无疑是社会的稳定器，是一个国家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发展和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中等收入阶层的壮大不仅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积极作用，而且还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稳定。目前，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过低，收入倍增计划应将迅速加快收入流动性，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作为计划的核心。中产阶级壮大的过程是不断减少低收入阶层的过程，也是提高农民、失业下岗人员和流动人口收入水平的过程，这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是一致的，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三、加快收入流动性和加大财政扶持与调控极为重要

1.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结构及趋势

从2010年我国城镇各群体可支配收入情况（见表3）看，高低群组的差距比例达到8.6：1，如以5%的困难户做比较，则扩大为11：1。从过去几年趋势看，这种差距尽管在缓慢缩小，但绝对差距仍处于扩大状态，并且在很长一段时期收入差距事实上难以缩小。

从我国居民收入结构看，过去三十多年发生较大变化。居民收入不仅包括工资收入，还包括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等。如表4、表5所示，在过去20年间，城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从75.8%逐步降至2010年的65%，反过来，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则从20%上升到41%，可见，工资性收入对城乡居民都非常重要。

尽管财产性收入目前的占比不大，但这部分收入差距实际处于扩大状态。财产性收入包括利息、股息与红利、保险收益、其他投资收入、出租房屋收入等。对中高收入群体而言，他们拥有更多的房屋、有价证券等财产，财富积累远比工资来得更快、更多、更容易。财产性收入的本质上是劳动剩余，从流量上来看，财产性收入差距可能造成收入差距的拉大，从存量上来看则进一步呈现累积性扩大。

从收入结构来看，工资性收入对中低收入群体贡献最大，尤其对农村居民增收也最为重要，也即意味着必须加快城市化步伐、转变农村经营方式。同时，随着转移性收入比重的稳步上升，对一般收入群体而言，社会保障及公共消费扮演越来越重要的“收入再分配”角色。

2.收入流动性不高及制度藩篱

收入差距过大不能简单归因于市场竞争，从长期性看，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并不存在使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机制。收入差距过大有市场竞争因素、资源禀赋因素，还有垄断因素、腐败、非法所得问题。我国当前的确存在收入差距较大的事实，但更令人担忧的是收入格局的僵化与改革停滞，尤其是权力运行以及制度安排不当。

目前，我国收入流动性质量不高，收入分配格局有僵化趋势。向上流动可能性较大的主要是高收入阶层、非正常劳动收入群体，中间阶层和底层居民更易向下流动，不利于底层居民收入地位的改善。受限的户籍、碎片化的社保体系、不均等的公共服务、行政性垄断、权贵主义等，这些排斥性体制阻碍了社会进步、恶化了收入分配。

我国一般居民获取收入的机会公平性在下降，形势不容乐观。我国部分权贵及强势阶层、垄断企业、地产和资源企业等利益群体迅速拉大收入差距、撕裂了社会公平。收入流动性受阻，收入分配格局僵化，中低收入群体依靠自身能力大幅提高收入的难度依然很大。对比而言，高收入群体拥有较好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要素优势以及广泛深厚的人脉关系，使本人及其亲属在就业与发展中获得更多优势，在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收益，导致贫富差距绝对拉大、贫者愈贫，低收入群体状况无法缓解。

3.扩大公共消费是改善社会公平的关键

长时期以来，一直存在“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平等的收入分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争论。从解决低收入群体收入分配问题的角度来看，普遍认为存在两类方式：一类是通过刺激经济增长使该群体在经济增长中得到更多好处的“涓滴式”（trickle down）政策。该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涓滴式”效应会自动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状况。另一类是以社会保障为主的公共政策扶持。该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不会自发地发挥改善低收入群体状况的作用，政府应通过嵌入“瞄准式”政策瞄准低收入群体，提供其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并缩小贫富差距。我国经济增长已经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收入差距缩减效应，但 “涓滴效应”和收入差距缩减效应依然脆弱。

财产性收入是劳动剩余、呈现累积性扩大趋势，故此，对中低收入群体而言，“流量”比“存量”更为重要，强调基本消费公平更有意义。消费是最终目的，保障基本消费公平及可及性对低收入群体更重要。以循环和动态的思维来分析，起点公平起主要作用，政府提供公共消费来改变不同人群基本消费的差距，扩大公共消费是改善社会公平和收入分配的关键。故此，我国在实施以“涓滴”效应为基础的同时，应采用“瞄准”中低收入群体的帮扶政策。

4.加快收入流动性与加大财政扶持与调控是着力点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需兼顾公平和效率，但是，改善中低收入收入群体的收入分配状况，不能简单的采用强制提高工资、降低财政收入等手段，更不能笼统的认为提高财产性收入。短期来看，这些措施似乎又有利于增加收入，但最终获益者未必是中低收入群体，可能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差距。

不公平的竞争起点、固化的既得利益、弱势的劳资谈判地位、财政扶持不到位使得中低收入群体依靠自身能力增收面临较大困难，但简单采用行政手段、非理性措施则可能扭曲市场， 这需要政府在遵循市场机制的同时，合理有度的加大调控的力度和深度。收入流动性带来的是更有效率的要素流动，以及经济增长与公平正义动态改善。“高水平的不平等”伴随着收入流动性的上升、基本公共消费公平，这种不平等不应成为人们所担忧的问题。目前，中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有效增长机制、财政对其支持日益重要。

四、结论和建议

在当前中低收入群体分享经济增长能力有限、阶层固化依然严重的情况下，高质量实现倍增计划的核心是培育和扩大中产阶级，关键在于提升人力资本、加快收入流动性，机制设计或制度安排依然是最重要而基础性因素。目前，应充分尊重市场机制，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来实现机会均等、提升人力资本、促进收入流动，并通过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等财政扶持和调控与制度安排，促进公共消费公平、社会公平正义，高质量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相关政策建议如下：

在体制改革和制度安排方面，继续深化行政、社会、市场、财政体制改革。一是要打破制度藩篱，围绕法治化、市场化、民主化进行深化改革。当前应重点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创业、就业环境。二是增加教育、培训、科研投入，尤其应提高弱势群体、农村居民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和质量。三是切实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均等化程度，扩大公平享受公共消费的力度，重点加快推进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四是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财政体制改革，坚持市场主导下有限政府、民生财政。五是加快推进城镇化、农民变市民的进度，让农民、农地进入市场而分享收益，推进农业的经营方式转变、生产效率的提高。

在收入分配改革方面，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三方作用，围绕“提低、扩中、限高”进行抽肥补瘦、动态优化。一是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建立劳动报酬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规范收入分配。合理调整并适当提高企业工资指导线标准，促进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监管和规范政府官员、国企高管、垄断行业员工的薪酬，限制、铲除腐败和灰色收入。二是从存量和流量角度出发，进一步发挥税收调节作用，加大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力度。如继续完善个人所得税，适时开征房产税、赠与税、遗产税；继续加大对中小微企业、鼓励性行业的结构性减税力度等。三是完善社会慈善、捐赠的制度环境和政策，引导第三次分配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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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收入范文第8篇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日前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参加亚洲开发银行年度会议时表示，中国将采取积极措施刺激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以刺激经济增长。学者们认为，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也将是刺激内需增长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据专家透露，目前由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可撰写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意见，已经提交到国务院审议。

国民消费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原动力，所以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应以促进国民消费为抓手。尤其是在当前经济遭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外需疲软情形下，刺激内需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进一步得到凸显。但是当前我国各社会阶层的消费格局却是，高收入人群虽有能力消费，但消费需求已经基本趋于饱和，而大多数人群尽管具有较大的消费需求，但是由于收入水平不高，导致消费能力难以得到提高，从而制约了社会整体消费水平的提升。正因为如此，当前内需要能得到有效促进，有必要如专家们所建议的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通过出台措施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来达到更为有力促进内需的目的。

当前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应从缩小社会群体与阶层之间收入差距入手，具体来说，应当改变当前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与企业职工、垄断企业职工与一般企业职工、企业高管与一般员工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通过提高其中收入水平偏低职工与人群的收入水平，来使他们的消费能力得到提升，消费潜力得到释放，并藉此促进内需的扩大。另外，还需通过强化财政资金转移力度等方式，来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职工的收入水平，缩小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使内需得到更大面积上的扩大与提升。

与此同时，国家还应当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工作，包括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高各类保障制度的保障水平。当前社会保障不足是造成消费不振的重要因素之一，医疗卫生与教育等消费后顾之忧不能得到解除，必会压制相当部分民众的消费需求与能力，成为进一步扩大内需的“拦路虎”。而社会保障工作得到推进，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与保障水平得到提升，国民才能更为放心地扩大消费，内需才能得到更为有力、有效的促进。社会保障资金来自纳税人缴纳的税款，所以推进社会保障工作就是在更大程度上体现税收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原则，因而推进社保工作属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题中之义，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应将大力推进社保工作当作重要举措之一。

而抛开扩大消费、促进内需的刺激经济增长目的不说，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目标更好更快实现的需要。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在于不断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尽管对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不能遵循平均主义的分配路径，但是显然也离不开国家通过政策与措施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行必要的调节。另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提出的要求。社会公平尽管并不意味着所有人收入同等，但是社会贫富差距被控制在尽可能小范围内，却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涵之一，而且惟有社会收入差距适度才会真正有社会和谐与稳定而言，所以国家有必要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不断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稳定的实现。

国民收入范文第9篇

“中国的GDP增速现在在8％以上，人均GDP已经达到了4000美元，要实现全面小康，我们有责任、有能力让老百姓收入增-长得更快一些。”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在接受媒体访谈中明确表示，中国已基本具备条件实现“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5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所以应该在“十二五”规划或者政府的工作计划里面，酌情考虑或者采取类似的做法。

如今苏所长口中所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乃是借鉴了日本当年的叫法。事实上，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早就明确要提高两个“比重”：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今年“两会”期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首次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作为一个提案上交全国人大。而在苏海南看来，收入分配方案今年内应该会出台，因为中央提出有关方针已有几年了，现实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现在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拉大是公认的、不争的事实，如果再不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导致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

通胀与工资齐飞?

国民收入倍增，听上去应该是一个令所有国民都怦然心动向往不已的梦想，然而这一消息出炉后，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老百姓，虽然大家都觉得政府酝酿这一计划的初衷是对的，但大部分人却对这一计划能否真正落到实处感到怀疑。

其中最大的担忧就在于“通胀与工资齐飞”。有网友调侃道：“收入翻番，物价翻番，双赢!”还有人说：“一套房子压垮两代人，同样翻番，工资从2000元涨到4000元，房价从100万元涨到200万元，收入翻番有用吗?要看实际购买力啊!”

不仅老百姓已经被近年来一轮又一轮的通胀给吓坏了，经济学家同样对此表示担忧。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个‘收入倍增’从哪来啊?改革30多年来，收入增加10倍了，我看再有20年，增加5到10倍还是有可能的。但有用吗?你不看物价涨得更厉害吗?是现在的1000元值钱还是30年前的100元值钱被?这不明摆着的吗?”

“倍增”还是“被增”?

令更多的人担心的是，如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真的实施了，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但自己的财富可能因为通胀而原地踏步，甚至可能因为“收入倍增”对象和增幅的不公平而导致自己的收入“被增长”，进而导致自己所拥有的财富的实际购买力相比于社会整体财富而言反而退步了。

经济学家赵晓指出，由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已经形成一批先富阶层，如果他们和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一起翻倍，那结果只会形成“穷者更穷，富者更富”的马太效，应。比如说年薪2万元的富士康一线作业员工资每年增长15％，年薪6000万元的马明哲也增长15％。由于基数差距太大，富士康员工所增长的收入绝对值只是马明哲收入的九牛一毛，结果可能出现社会平均工资的确增长了15％，但贫富差距反而越来越大了。这样的工资倍增还不如不增。

经济学家张维迎则对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能否具体落实表示担心，因为在竞争性行业中，政府无法强行要求企业为员工增加工资。从经济学上说，一味提高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反而会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效率，长期看反而可能导致失业率上升。至于迟福林在提案中所建议的实施工资集体谈判制度和工资定期增长制度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中也很难落实。又如，“职工持股计划”也存在政策性的难题，如企业改制上市，就要取消职工持股。而作为非上市企业来说，如果企业效益不佳，职工持股还会造成收入减少。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杨志勇认为：“政府不能命令企业涨工资。”因此他认为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在于率先增加公务员工资，并带动企业等社会阶层向政府部门看齐。

然而，这就引起了老百姓的另一种担忧――某些垄断性质的国有行业，如电力、石油、烟草等职工的平均收入，2008年时就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10倍，还有公务员阶层的实际收入也远高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这些人的工资显然不需要再涨了。然而，由于这一计划由政府主导，而政府能够直接控制工资增长幅度的又是企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因此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有可能会变成“国家干部、公务员收入倍增计划”和“国有垄断企业职工收入倍增计划”。结果真正需要工资“倍增”的中低收入的普通企业职工的收入没有增加多少，而那些收入本来就高的国家干部、公务员、垄断企业职工的收入倒是轻而易举地“倍增”了。其结果同样没有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而是恰恰相反。

缩小贫富差距是关键

事实上，如果只是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的话，国民收入倍增还只是在谈论如何增加财富的问题，而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更公平合理地分配财富。

当前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了0.47，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收入分配警戒线。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行业之间工资差距日益明显，最高与最低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少数金融国有企业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0多倍，而个别企业高管的天价薪酬是社会平均工资的2000多倍。电力、电信、石油、金融、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国民财富初次分配严重不均，二次分配同样存在问题，尤其是社会保障方面的额度不够大，转移支付给农村、贫困地区的资金还不够多，且并没有完全将其分配比例制度化。

正如苏海南所说，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既是为了增加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更是为了缩小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因此“倍增”的主要对象应当集中在企业普通职工、一线职工、中低收入阶层，以及离退休人员等弱势群体中。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果政府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为了在账面上达到“倍增”的效果而不择手段“倍增”的话，就像中央政府为了保住GDP而拼命印钱刺激经济，地方政府为了保住GDP而拼命进行低效且重复的基建投资一样，结果可能国民收入总量增加了，但通胀也水涨船高了。而且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对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腐蚀和扭曲，随着总量的增加，贫富差距反而更大了。

更何况，日本当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也并非百利无一害。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日本的通货膨胀、两极分化、大都市人口过密化和农村人口过疏

化等问题也愈益严重。也就是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虽然大幅提高了日本国民收入总量，但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国民收入合理分配的问题。

避免好心办坏事

从历史上看，类似的政府好心办坏事的案例并不鲜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吴庆就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不需要政府主导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他认为，政府对市场的每次干预都出于善意，看起来都合情合理，但是在大多时候，干预都加剧了市场扭曲。

吴庆认为，改革初期，中国农村和城市都有大量剩余劳动力，“人口红利”成了中国吸引外资最重要的优势，长期以来，快速增长的劳动力大军抑制了工资上涨的速度，农民工报酬的增长速度甚至赶不上所在城市生活成本的上涨速度，农民工在城市里的生存质量反而是下降的。加上户籍藩篱，异地就业者迟迟享受不到医疗、养老等基本服务，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正在减弱。随着人口老龄化的逐渐到来，如今中国剩余劳动力优势有可能已经消耗殆尽。如今大量劳动力转移导致一些劳动力流出地区只剩下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农民工的数量增长已不可能保持原来的速度。这预示中国经济已接近“刘易斯拐点”，劳动报酬有可能会加速上升。去年珠三角的民工荒和富士康跳楼事件导致的连锁加薪现象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政府不应该也无法强制要求企业增加目前正在加速上升的劳动报酬。

如果说体制外的收入分配受市场调节，政府干预很可能会导致增加劳动力市场的扭曲，体制内的收入分配则完全是政府的职能和权力。问题是体制内的分配不公现象同样是日趋严重，原因在于权力自肥和权力寻租，这就牵涉到政治体制的改革。如果无法在制度上解决现在资源和公权大多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局面，即使出台并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结果也只能成为少数既得利益群体的分赃和利益再平衡，分配不公现象依然无法消除。

改革需要协同推进

从根本上说，贫富差距过大是中国当前社会矛盾的焦点。而要想解决这一问题，也不是光靠一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就可以实现的。收入倍增不是孤立的计划，而是一系列改革中的一环。例如日本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同时，还伴随着国民福利保险制度的建立(国民健康保险，厚生年金保险)，政府还大力建设廉租房――住宅公团，还鼓励企业建设社宅，改善国民的住房条件，减少国民的住房负担。同时通过大规模投入研发，应用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快速淘汰落后产能，诱导产业结构向高度化发展，还大刀阔斧进行减税……

显然，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事关长远的重大决策，在没有相关配套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跟进之前，单兵突进可能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不公。

短评　分好蛋糕比做大蛋糕更紧迫

文　本刊记者　邢　力

收入倍增计划的理论依据是：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如果劳动者报酬没有随经济增长比例而增长，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的巨大反差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只有让工人和农民收入倍增才能解决国家经济中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问题。

道理很简单，中国消费长期不足的根源就是由于老百姓手里的钱太少，更准确地说是在CDP大蛋糕的分割上，政府和企业拿得太多，留给老百姓的太少――从1995年到2008年，我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8.8倍，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长了17.7倍，而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收入分别只增长了2.7倍和2.0倍。

可见，我国现在的问题已不再是蛋糕还太小不够分的问题，而是蛋糕分得不公平以及如果不把蛋糕分公平，蛋糕就没办法继续做大的问题。因此对政府来说，眼下分好蛋糕比继续做大蛋糕更紧迫也更重要。

GDP蛋糕就那么大，要增加老百姓的份额，势必就要减少政府和企业的份额。民营企业由于身处竞争性行业中，不可能说让员工报酬倍增就倍增。富士康近日连续两次给员工大幅加薪的举动已使得鸿海股价大幅下挫。对政府来说，强行要求企业加薪还不如通过减税给企业减负，进而使得企业有足够的利润空间可以给员工加薪。

更重要的是，政府需要更多地直接让利给老百姓。一方面要提高国有垄断企业利润上缴比例，限制甚至减少干部、公务员、垄断国有企业领导的薪酬；另一方面要把这些省下来的钱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加速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增加普通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等渠道转移给普通百姓。

资料链接　基尼系数

由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制定，为比例数值，在0和1之间。这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界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据一些专家估计，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可能已经超过0.5。

刘易斯拐点

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资料链接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1960年，日本新上台的首相池曰勇人宣布启动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定下目标：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八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

在该计划下，池田内阁引入了最低工资制。扩展社会保障，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垮率。敢府增加了公共投资，从60年代初平均每年增加25％左右；从1961年开始，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同时降低利息、扶植公债和公司债市场。再者，政府也制定新立法以增加农业从事者的收入，协助中小企业推进设备现代化与专业化生产，提高劳动生产力。

国民收入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劳动收入份额 产业结构转换 生产要素价格扭曲 资本积累

数据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劳动所得占我国总GDP的百分比在1984年达到54.45%的峰值，但在之后却在不断下降。1993年为49.49%，2003年为46.16%，并从此一路急剧下降，在2007年降到39.74%，为历史最低，劳动所得比例呈明显下降趋势。而与此同时，企业收入占总GDP的份额却出现了明显增长，由1978年的37.5%上升到了2004年的38.0%，并在2006年进一步上升到了45.2%。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一起“挤占”了劳动在GDP中减少的份额，如图1所示。

对于这个趋势，也可以从比较家庭收入增长与GDP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来验证。根据国家统计局对1990-2008年间城乡居民收入情况调查的结果，虽然全国人均GDP在此时期增长了14.4倍，城镇居民的人均工资仅增长了9.8倍，而农村居民来自劳动和个体经营的收入增长则更少，仅有6.4倍。由于城镇和农村的居民收入增长均明显低于GDP的总体增长，劳动在整体经济中的份额必然下降。

如果分行业来考察劳动所得占总收入的份额，几乎每个行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现象。这些行业不仅包括石油、化工和电力等资本密集型行业，也包括纺织、建筑和服务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也就是说，劳动在生产中的地位普遍性地降低了，而这种降低无法仅仅用产业结构调整来解释。

理论解释

（一）产业结构变化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的现象，一个最为流行的解释就是产业结构变化。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趋势，使得农村大量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转移，从而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由于劳动力是农业中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在对产出的贡献中通常占到80%到90%的份额，远远高于其他行业。如果劳动力从农业流出，那么必然引起宏观经济中劳动所得份额的减少。这种解释符合发展经济学中的费-拉尼斯模型。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劳动收入份额降低无法全部由产业结构变化来解释，特别是如下两点：第一，中国经济中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为何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第二，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为何出现在几乎所有的工业和服务业领域内？

而且，用产业结构变化来解释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的现象，在经济理论上的意义非常明显：如果这种现象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市场正常反应行为，那么就无须政府的干预。但显然，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影响范围如此之广的宏观经济变化，政府是不可能完全无视的。

（二）国有企业改革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经济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但总的趋势是国有企业占整体经济的比重一直在下降。同时，在能源、电力和通信等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行业中，竞争格局出现了垄断或寡头垄断的现象，降低了整体经济的竞争性和活力。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起实施了“减员增效”以及“股份制”等国有企业改革措施，使得大约4千万国有企业员工“下岗分流”，离开原有岗位自谋职业或者待业，客观上也促使整体经济中劳动收入份额降低。

但是这种解释的主要问题是，在工业领域的不同行业都出现了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的事实，而且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的幅度与国有企业在该行业的份额并无显著关联。与此相反，在国有企业集中的金融领域，劳动收入份额反而有所提高。

（三）非熟练劳动力的负增长

姚先国、周明海和肖文（2010）认为，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的原因之一是非熟练劳动力的负增长。所谓非熟练劳动力，一般指的就是教育程度不高和工作经验不多的简单劳动者，如建筑等领域的农民工。他们利用明瑟（Mincer，1974）收入回归方程来分析中国1995-2007年期间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发现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非熟练劳动力这三种生产要素中，非熟练劳动力持续下降，由1988年的27%下降到了2007年的8%，从而使得整体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这表明教育水平低、工作经验少的劳动者的收入受到的影响最大。

这种解释似乎没有考虑到我国特有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情况，即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和限制，劳动用工制度的“双轨制”导致相同生产率的劳动者得不到合理的市场报酬；户籍制度使农民工在进城务工的过程中遇到就业机会、社保待遇、子女入学、住房等方面的障碍，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工的自由流动，使劳动力资源难以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优化配置。而这些因素对非熟练劳动者收入的影响，要比教育和工作经验等人力资本的因素大得多。

（四）要素价格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