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生产总值范文

国民生产总值篇1

关键词：行业增值指数 GDP 主成分回归模型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目前而言，世界各国及主要经济体仍是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变化情况作为衡量一国经济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特别是GDP季度变化数据常被用来作为短期内比较不同国别经济增长优劣的最直观证据。而不同国家的GDP数值虽不相同，但其均在不同程度上与国内资本、劳动力需求、就业率以及股市等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因素具有重要内在关联。更进一步来讲，上述宏观经济基本面因素的综合体，也是能够深度反应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状况的“晴雨表”则非国家行业企业发展莫属。换言之，不同行业经济的发展对GDP数值变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能够反应经济发展的本质状况。由此，科学合理地通过行业数据来预测GDP数值变化轨迹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更对决策者有效研判经济发展状况，制定较为合理的顶层制度设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美国经济发展虽然近年来一直没有走出“疲软”态势，但其在全球经济发展中仍是不具争议的第一大国。甚至美国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全球经济发展变化的缩影和代表。以此类推，深入探讨美国行业收益的增长与美国GDP增长之间的内在关联，不仅对科学认知两者之间的作用机理具有学术价值，更对我国经济发展，甚至其他国家经济发展中科学处理行业经济发展与GDP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准确预测GDP发展趋势是考虑宏观经济变化和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国内外大量文献对GDP进行了预测分析，取得了颇多有益成果。最新的代表性研究有：周奎（2016）利用ARIMA模型对我国1978―2013年的GDP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ARIMA模型方法对我国GDP总量发展趋势具有重要预测作用；蒋铁军和张怀强（2014）提出对GDP序列进行相空间重构，运用C-C方法确定最佳的嵌入维数和延迟时间，并结合主成分回归优化了预测GDP变化的方法。还有学者基于省级特质进行了GDP预测分析，如刘花璐和汤涛（2015）运用灰色系统理论中的GM（1，1）预测模型，对湖北省GDP变化趋势进行了预测，并指出了影响GDP发展诸因素的关联程度；高凤和任志安（2016）则以山东省为例，基于ARIMA模型对山东省1978―2013年GDP数据进行了模型拟合，其研究结果表明ARIMA模型预测方法较好；陈洁等（2015）利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比1993―2013年间江苏省人均GDP预测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差异，发现ARIMA模型对GDP变化值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此外，还有研究专门针对不同国别的GDP预测进行了系统分析，如徐坡岭和刘来会（2015）利用俄罗斯2002―2013年的季度数据作为样本，主要分析了季节性差分自回归模型――SARIMA 模型在俄罗斯季度GDP预测中的应用，并得出俄罗斯未来四年的GDP年增长率在2.3%左右，长期的经济增长率在2.1%左右；张倩倩（2016）则应用ARMA算法对美国的人均GDP进行预测，并通过将预测数值与模拟结果对比说明该模型具有科学之处。综上，从最近的研究可得，现有研究中多是以历史GDP数据为样本采用不同研究方法对未来GDP数值变化趋势进行预测分析，样本来源比较单一。在这种情况下，单一的样本来源容易使GDP预测值不能客观关联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也不能考虑GDP预测值变化可能存在的多元性。然而，鲜有研究基于行业增值指数等变量系统预测GDP变化轨迹，并据此建构预测模型。鉴于此，本研究则尝试利用主成分回归分析模型找寻不同行业数据与GDP数值变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多途径预测GDP变化趋势。并且，考虑到美国在目前仍是全球经济发展相对成熟和稳定的经济体，其样本来源和预测结果比较有代表性，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现阶段经济发展的趋势，故本研究选取美国行业数据来分析其对美国GDP的预测效果。

三、数据收集与实证分析

（一）行业变量界定

本研究所采取的行业信息是依据雅虎金融（Yahoo Finance）对行业划分的八个板块。主要包括：第一，消费品行业（Consumer Goods，简称CG），指的是普通消费者购买的产品，或者称为最终商品。第二，基本材料行业（Basic Materials，简称BM），指基本材料部门的公司涉及发现、开发和加工的原材料。第三，工业品行业（Industrial Goods，简称IG），主要是指与用于建筑业和制造业的生产商品。第四，金融业（Financial，简称FI）主要包含的公司为商业和零售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第五，科技行业（Technology，简称TE），指的是基于技术产品和服务的研究、开发和销售。第六，服务业（Services，简称SE），主要指部分经济生产中的无形商品。第七，公共事业行业（Utility，简称UT），指的是天然气和电力等公用事业费用。第八，医疗行业（Healthcare，简称HC），指的是医疗和保健商品或相关服务。

（二）数据来源

对于产业收益的数据获取，笔者在基于Yahoo Finance所提供的信息，查找出对应每个行业的上市公司列表，然后对其进行采样，即，随机选取35个公司。再从Wikinvest中获取每个公司的季度收益数据。考虑到获取真实有效的收益数据以及有足够长的分析时间周期，本文所选的公司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是上市公司，并且在Wikinvest上可以查到这个公司在2001年第一季度（2001.q1）至2015年第三季度（2015.q3）之间的季度收益；二是没有缺失数据。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初期采样中的一些公司因为上市时间不够长，中途被并购，关闭，或者数据缺失而被放弃，最终只有209个公司用于接下来的分析，其中，消费品行业25个，基本材料行业31个，工业品行业27个，金融业24个，科技行业25个，服务业24个，公共事业行业24个，医疗行业25个。相应的，同时间段2001.q1-2015.q3总共59个GDP的季度数据来自美国国家商务部官网（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对比

本文的数据分析都是用R语言完成。首先我们来观察这2001―2015年的美国GDP的增长趋势，采样获取的八个行业所有公司的收益（简称总收益）增长趋势，以及每个行业收益的增长曲线。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总收益的增长趋势（图2）与GDP的增长趋势（图1）非常相似。2008年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在两个曲线上都有所体现。每个行业的收益增长曲线（图3）虽各有不同，但是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且与GDP增长趋势相符合。由此可见，GDP与收益有很强的相关性，并且，不同产业的收益对GDP的影响可能略有不同。

（四）主成分回归结果分析

在每个行业中，各个公司之间其收益增值存在很大的相关性，为了消除这种相关性，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简称PCA）对其进行分析，即在每个行业中对其收益变化提取其最主要的成分，用于建立多元回归模型，也称主成分回归模型（Principle component regression， 简称PCR）。也就是说，用PCA筛选出的主成分作为新的自变量替换掉原来的自变量做回归分析。它的意义在于，为了使建立的模型易于做结构分析和预测，从原始变量构成的子集（每个行业）中选取最优变量，组成最优变量集合（即8个子集合的最优变量组成的集合）。此外，由表1可知，对于每个行业，PCA筛选出的PC1几乎有60%以上的方差贡献率（除了金融业和公共事业稍微差一些，只有40%的贡献率）。 对于每个行业，其第一主成分（PC1）可代表这个行业里公司收益的总体表现/总体变化趋势。 通过观察每个行业主成分的载荷，我们可以看出，对于除了公共事业行业以外的其他七个行业，负的载荷值代表收益增加，而对于公共事业，各公司的正的载荷值代表收益增加。因此，我们认为用PCA得出的PC1来代替各行业收益增值构造回归模型是可行的。

本研究利用两种方式对GDP增值进行处理：第一，构建模型一，即简单的算出每个时间点相对之前时间点的增值；第二，构建模型二，即计算GDP在每个时间点上的导数，目的在于可以明确在每个时间点上GDP的增长率。基于此，本研究利用主成分回归模型分析后的结果如表2所示。从模型拟合结果可知：由可决系数对比分析可得，模型二相比模型一的拟合优度要好一些（模型一：0.4874/0.4054；模型二：0.682/0.6311）；从F―检验结果看，两个方程均在p=0.05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从各自变量的显著性检验来看，模型一中，消费品行业，金融业和服务业在0.05的水平上显著重要，科技行业和公共事业行业在0.10的水平上显著重要；模型二中，消费品行业、工业品行业、金融业和服务业在0.05的水平上显著重要，基本材料行业和公共事业行业在0.10的水平上显著重要；综上，可以看出，各行业对GDP的影响在两个模型中略有不同。

此外，本研究将运用逐步回归法（Stepwise Regression）和比较回归方程法选择最优回归方程。本研究的选优参考标准为：剩余均方和（简称MSE），其值较小的回归方程较优；校正后的复决定系数（简称AdjR2），其值较大的回归方程较优；Akaike信息量（简称AIC），其值较小的回归方程较优；BIC信息量（简称BIC），其值较小的回归方程较优；Mallow’s Cp统计量（简称CP），其值较小且与p’较接近的回归方程较优。如表2所示，按照此标准，通过比较两个模型的回归方程可知，两个模型都选择了相同的最优模型（CG + FI + SE + UT）。相同的，逐步回归法（表5）对模型一选出了相同的结果，即CG+FI+SE+UT；而对模型二选择的最优模型中多了基本材料行业（BM）和工业品行业（IG）两个行业，即CG+BM+IG+FI+ SE + UT。由此可以肯定，消费品行业、金融业、服务业和公共事业这4个行业的收益增值对GDP的增值有显著影响。

（五）预测模型结果分析

在上述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对两个模型是否可以用来预测GDP的增长进行对比分析。首先，从59个时间点上随机抽取80%的数据（约49个时间点）用作训练数据，剩下的20%（约10个时间点）则用于测试数据。利用训练数据建立模型，并且在测试数据上进行预测，以此来对比真实值与预测值的差异。为了更好的展示训练数据和测试数据可用，笔者进行了4次随机采样，每一次分别抽取80%作为训练数据，20%作为测试数据。测算结果如表3所示，实线代表测试数据上的GDP真实值，虚线代表GDP预测值。如表中对比图形可知，两个模型的四次随机抽取的测试数据中，其GDP真实值与预测值曲线非常相似。并且，上述结果也可从相应的T-test中得到印证，即所有p-value均不能拒绝原假设，换言之，真实值与预测值没有明显差别，所以模型有效。研究结果表明，用最优模型做出来的结果与原模型一样，产业增值与GDP增值之间具有较强的内在关联，上文所述模型对GDP具有较好的预测性。

四、结论

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通过主成分回归方法设定理论模型，并利用美国2001年第一季度至2015年第三季度8大行业增值指数的数据来预测GDP增值的变化趋势，得到如下有益发现：第一，行业收益增值曲线与美国GDP增值曲线轨迹相同，表明GDP与行业收益具有很强的内在关联性。该研究结论表明，不同行业利润增加是增加GDP收入的重要支撑。第二，GDP增值预测模型较GDP导数预测模型整体预测效果好，但不同行业对GDP的影响略有差异。本研究表明，消费品行业、金融业、服务业、科技行业和公共事业行业会显著影响GDP增值预测模型的效果，而消费品行业、工业品行业、金融业、服务业、基本材料行业和公共事业行业则是显著影响GDP导数预测模型效果的主导因素。第三，通过最优回归方程对比分析结果可知消费品行业、金融业、服务业和公共事业这4个行业的收益增值对GDP的增值有显著影响。并且，本研究表明，在2001年至2015年间的八个产业中，金融业最能拉动经济增长，其次是消费品行业、服务业和公共设施行业。政府管理部门可利用上述四个行业所建的最优模型来科学预测GDP增值变化轨迹。

参考文献：

[1]周奎.RIMA模型在我国GDP预测中的应用[J].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1）

[2]蒋铁军，张怀强.基于相空间重构和进化KPCR的GDP预测研究[J].统计与决策， 2014（3）

[3]陈洁，曹克章，刘哲.基于时间序列的江苏人均 GDP 预测研究[J].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

[4]徐坡岭，刘来会.俄罗斯经济发展形势的分析与预测[J].2015（2）

国民生产总值篇2

事实上，由于2011年GDP已增长

9.3%，2012-2020年GDP仅需年均实际增长6.94%即可实现翻一番目标。2012年前三季度中国GDP累计实际增长7.7%。如果2012年全年GDP增速为7.7%，则2013-2020年GDP仅需年均实际增长6.85%。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收入翻番”的“收入”，应是指实际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它是指扣除交纳的所得税、个人交纳的社会保险费等税费后的收入。说白了，就是居民能自由支配使用的收入。“翻番”应是剔除了物价上涨因素的实际增长。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在现有物价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收入增加了一倍。

要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2011-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需年均实际增长7.18% （1.071810=2）。由于2011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9.9%，2012-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仅需年均实际增长6.88%，即可实现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根据2012年前三季度的数据，预计2012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11.0%，于是2013-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仅需年均实际增长6.38%，即可实现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1-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分别实际增长9.7%和7.0%；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名义增长12.9%，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7.9%。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长7.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实际增长10.9%，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自1998年以来首次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速。通过数据可知，在本世纪第一个10年中，居民收入水平已经实现了翻番，只是与同一时期GDP年均10.2%的增速相比仍有一些差距。

值得指出的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的背景下，放在全球来看，中国未来如能保持7%左右的增速其实并不低。而7%左右的居民收入增速，速度虽不高，但其着力点在于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国民生产总值篇3

【关键词】国民收入 分配 居民收入

2012年10月17日，国务院总理在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今年第四季度将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居民收入在各国的分配格局中历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此，笔者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发展变化情况及其相关问题，以《中国统计年鉴》为依据，重点选取了1978、1980、1985、1990、1995、2000、2005、2008和2010年等主要年份的资料进行了研究，以期能对有关方面制订和调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有所裨益。

一 居民家庭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居民家庭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反映了家庭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额的多少，决定着百姓生活水平的高低。研究居民家庭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关键在于取得两方面的资料，一是历年国内生产总值资料，二是历年居民家庭总收入资料。查阅《中国统计年鉴2011国内生产总值》，易得历年国内生产总值资料。居民家庭总收入则没有现成的资料，但查阅《中国统计年鉴2011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及恩格尔系数》可得历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资料和历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资料，查阅《中国统计年鉴2011人口数及构成》可得历年城乡人口资料，因此根据：城乡居民总收入=城镇居民人口总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口总数×农民人均纯收入，可计算获得历年城乡居民家庭总收入资料，其结果如表1所示。.

汇总历年城乡居民总收入和从《中国统计年鉴2011-2-1 国内生产总值》获得的国内生产总值资料，将相应年份的城乡居民总收入除以国内生产总值，可得各年居民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除了改革开放初期出现过连续几年的上升外，其后基本上一路走低并屡创新低。在改革开放起点的1978年，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5.2%，1985年上升到56.2%，其后便不断走低，2005年已经下降到与1978年基本相同的水平，2010年则已经下降到了41.8%，比改革开放起点的1978年低了3.4个百分点。

二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以上研究反映的只是居民家庭总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总体比较，更科学的研究应该剔除人口变化因素，从人均的角度进行深入的考察。由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巨大，以下分别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可从表1获取。查阅《中国统计年鉴2011国内生产总值》，可得有关年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汇总上述资料，计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结果如表3所示。

通过表3可以发现，剔除人口变动的因素，从人均的角度去考察，居民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下降的幅度更大更明显。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78年为90.1%，到2010年下降到63.7%，下降了26.4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达29.3%；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78年为35.0%，2010年下降到19.7%，下降了15.3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达43.7%。

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加，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是不容否定的事实，但以上分析却发现，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却不断下滑，其中的的原因何在？答案肯定是：居民收入的增长没能够赶上经济发展的速度。这里面的差距到底有多大？本文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各自的增长速度作一个比较。

如前所述，鉴于1978～1985年，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总体上处于上升期，而其后则总体上处于下降期，因此选取1978、1985和2010年三个主要年份，并将其分为1978～1985和1986～2010两个阶段进行比较。

根据表3中1978、1985和2010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人均居民收入，分阶段计算有关增长率（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在1978～1985年间，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总体上要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基本相一致，但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达到了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289%÷225%=1.28倍。而1986～2010年，无论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均大大低于同期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计增幅仅为人均国民收入累计增幅的（2585%÷3496%=）73.9%，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累计增幅仅为人均国民收入累计增幅的（1489%÷3496%=）42.6%。

四 居民收入、财政收入、营业盈余的累计增幅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结果，分别为政府部门的财政收入、企业部门的营业盈余和家庭部门的居民收入，既然家庭部门的居民收入所占比重日益降低，那么钱肯定进了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的腰包。为证实这一观点，这里以2000年以来的居民收入、财政收入和营业盈余的累计增幅情况做一个比较，由于《中国统计年鉴》未“地区生产总值收入法构成项目”2004年和2008年的资料，本文仅以2000年和2010年这一头一尾的情况进行比较。

1.2000～201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累计增幅

将表1中2000年和2010年的城乡居民总收入分别除以同年度的年末总人口，可得2000年和2010年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3706元和12472元，则2000～2201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累计增幅为：

12472÷3706×100%=336.5%

2.2000-2010年营业盈余累计增幅

查阅《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项目结构（2000年）》，可知，2000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企业营业盈余合计为18528.6亿元，查阅《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地区生产总值收入法构成项目（2010年）》可知，2010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企业营业盈余合计为117456.61亿元，因此，2000～2010年的企业营业盈余累计增幅为：

117456.61÷18528.6×100%=633.9%

3.2000～2010年财政收入累计增幅

查阅《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家财政收支总额及增长速度》，可知2000年和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为：13395.23亿元和83101.51亿元，同样可计算出2000～2010年的财政收入累计增幅为：

83101.51÷13395.23×100%=620.4%

将上述三项累计增幅汇总，制表（表5）如下。

从表5可以看出，居民收入的累计增幅显然低于财政收入和营业盈余的累计增幅，仅为财政收入的累计增幅的54.2%，营业盈余累计增幅的53.1%。因此，通过上述比较结果可以断言，十年来，我国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正加速向权力部门和资本部门集中，居民所得的比重正日益下降。

党中央一再强调，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而国内消费需求却一直不振，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其中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过低。如果说在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为了增加积累，发展生产，降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增加财政收入和营业盈余比重，那么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在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向全面小康迈进的阶段，在企业产能已经出现普遍过剩的情况下，我们就必须设法提高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让人民群众去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并且为拉动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消化过剩的企业产能奠定良好的基础。

国民生产总值篇4

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经济形势反映了该国在该时期内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成果。这一成果可以用几个主要的综合经济指标表示出来，借以考察国民经济生产、分配和使用的情况，并可用以对不同国家和不同时间进行对比，以分别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和发展速度的快慢等。这些综合指标包括：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物价指数、利率、工人就业率、进出口贸易额、政府支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等一系列总量指标，其中最重要的是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

①国民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综合反映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的经济活动的成果的最概括、最主要的指标。它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简称，其内容为一个国家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成果。一国常住单位从事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在初次分配过程中主要分配给该国的常住单位，但也有一部分以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等形式分配给该国的非常住单位。同时，国外生产所创造的增加值也有一部分以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等形式分配给该国的常住单位，从而产生了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

国民生产总值的内涵是指明在统计期内所生产的总值如何在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分配和使用的，它可以用以下几种方法来计算：第一，产品流动法。产品流动法又称为产品支出法或最终产品法。它从产品的使用出发，把一年内购买各项最终产品的支出加总起来，计算出该年内生产出来的产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即把购买各种最终产品所支出的货币加在一起，得出社会最终产品的流动量的货币价值的总和。运用这种方法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时不计算作为以后生产阶段投入的中间产品，仅考虑最后供人们使用的产品。例如在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统计中，按产品流动法计算可将其国民生产总值表示为下式：

GNP＝A＋B＋C＋D－E

式中A代表个人消费支出，

B代表私人总投资，

C代表政府支出，

（D－E）代表净出口。

第二，所得法（收入法）。所得法（收入法）又称要素支付法，它是从生产角度出发把生产中所形成的各种收入相加起来，即把雇佣人员报酬、非公司企业的业主收入、公司利润、净利息、租金收入、固定资产折旧和间接税相加而求得国民生产总值。

第三，部门法。部门法按物质产品与提供劳务的所有各个部门的产值来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它反映了国民收入的来源，所以也称为生产法。根据这种方法进行计算时，各生产部门要把所使用的中间产品的产值扣除，仅计算所增加的价值。

以上三种计算方法中，产品流动法是最基本的方法，最后所得出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应以它为标准。如果用其余两种方法计算所得出的数字与用产品流动法计算所得出的数字不一致时，则应按产品流动法所得出的数字进行调整。

在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时，一般同时计算另外两个与之密切联系的总量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国民生产净值（NNP）。

国内生产总值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简称。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国内生产总值有三种表现形态，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从价值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超过同期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价值的差额，即所有常住单位的增加值之和；从收入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所创造并分配给常住单位和非常住单位的初次分配收入之和；从产品形态看，它是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减去进口货物和服务。在实际核算中，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方法与国民生产总值是一样的，即产品流动法、所得法和部门法。国民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个收入概念，后者则是一个生产概念。所以，国内生产总值等于国民生产总值加上付给国外的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减去来自国外的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

国民生产净值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以市场价格表示的产品和劳务的净值。这个指标表明了国家可以用于社会消费和净投资的产品和劳务的总值，它等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扣除折旧以后的产值。

②国民收入（NI）。国民收入是反映一国国民经济情况的另一个主要的综合指标，它是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以货币计算的用于生产的各种生产要素所得到的全部收入，即等于工资、利润、利息、租金与政府津贴的总和，也等于国民生产净值减去企业间接税再加上政府津贴，用公式表示为：

国民收入＝工资＋利润＋利息＋租金＋津贴＝国民生产净值－企业间接税＋津贴

与国民收入密切联系的也有两个重要的总量指标，即个人收入（PI）与个人可支配收入（PDI）。个人收入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个人所得到的全部收入，它等于从国民收入中减去公司未分配利润与所得税，加上政府给居民户的转移支付与政府向居民户支付的利息。个人可支配收入等于从个人收入中减去个人所交纳的所得税、财产税等，表示一国一定时期内可以由个人支配的全部收入，又可分为个人消费支出与个人储蓄两部分。

③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是以货币来表示的，因此，它的变动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由于产量所发生的实际变动，另一种是价格所发生的变动。

产量的变动所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是正常的，而由于价格变动所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则是虚假的。为了准确反映产量的变动情况，使得各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较能反映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就要按某一不变价格进行调整，以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同样，对于国民收入也应作如此的处理。

利用不变价格折算当年国民生产总值时，一般首先要把某一年确定为基年，以该年的价格为不变价格，然后用物价指数来调整按当年价格计算出来的国民生产总值。这样就得到按不变价格计算出来的国民生产总值，便于进行比较。

物价指数是各单个商品按当年价格计算的总价值与按基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总价值之比，通常表现为百分数。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这种方法所需的数据资料很难寻找，因此并不适用。实际上，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所公布的有关资料同样也可以求得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例如，我国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为18，531亿元人民币，1994年名义国民生产总值为45，006亿元人民币。以1990年为基年，由《中国统计年鉴》可查到，1994年对1990年的发展速度为158．5％，用它乘以199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可以得到1994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为29，372亿元人民币，比1990年增长58．5％。而如果用1994年名义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其增长率为142．9％，二者的差距约为85％。存在这样大的差距表明利用名义国民生产总值显然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

关于国民生产总值还有一个重要概念就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是一个平均指标，它等于某年国民生产总值除以当年人口数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反映经济运行的侧重点与国民生产总值

不同，后者主要是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市场规模，而前者则有助于了解一国人民的富裕程度与生活水平。

因此，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的补充可以更好地了解一定时期的国民经济形势。

投资者基本上明了并掌握了上述几个国民经济主要综合指标的资料后，通过对它们的水平高低、增长速度、部门构成和地区差别的情况进行分析，就可以大体了解当前国民经济形势的基本状况。如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增长情况、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在各个部门与行业间的分配情况，以及国家在各个时期的投资情况等，就可判断现时的经济环境和经济气候对投资将有何影响，为选择投资对象、投资时机和解决如何投资打下最根本的基础。

（2）经济运行变动特点

国民生产总值等总量指标的情况只能对国民经济形势有一个大致的判断，要深入掌握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还必须对经济运行的变动特点进行分析。与对国民生产总值等总量指标的分析相比，对经济运行变动特点进行分析更偏重于对经济运行质量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经济增长的历史动态比较，说明增长波动的特征，即所处经济周期的阶段特征；二是经济结构的动态比较，说明经济结构的变化过程和趋势；三是物价变动的动态比较，说明物价总水平的波动与通货膨胀状况，并联系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等，说明物价变化的特点及其对经济运行主要方面的影响。

①经济增长的历史动态比较。经济增长的历史动态比较，实际上就是对经济周期的分析与判断。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里，经济增长具有周期性。这种周期性反映了国家总体经济活动的一种波动，每个周期由大量经济活动几乎同时的扩张与随之而来的普遍的收缩、萧条与复苏等阶段组成，并且这种波动重复出现。

一般来说，经济周期分为四个阶段：繁荣时期，即经济活动扩张的或向上的阶段；衰退时期，即由繁荣转向萧条的过渡阶段；萧条时期，即经济活动的收缩的或向下的阶段；复苏时期，即由萧条转为繁荣的过渡阶段。判断整体经济处于哪一个阶段的主要依据是一个国家的投资规模、工业产量、销售量、资本借贷量、物价水平、利息率、利润率与就业率等经济指标的变动。

对经济周期的研究经历过两个阶段，即传统经济周期阶段和现代经济周期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市场经济各国的经济周期表现为绝对水平的上升、下降，因此，经济周期统计和分析基本上建立在绝对水平的统计指标基础上。但是本世纪30年代西方大萧条之后，国民经济的发展较少出现原来那种绝对水平的经济波动，据此有人认为西方国家经济周期消失了。然而进一步的分析研究表明：虽然绝对水平的经济波动在消失，但相对水平即经济增长的经济波动却存在。为了区别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周期，定义了传统经济周期和现代经济周期的概念。传统经济周期，又称古典经济周期，是指国民经济活动过程表现出的繁荣、收缩、萧条、复苏是在绝对水平的上升下降过程中循环的。现代经济周期，又称经济增长周期，是指国民经济活动过程表现出的繁荣、衰退、萧条、复苏是在相对水平即增长率指标基础上来测度反映和分析的经济波动过程。

在现代经济周期中，其四个阶段的区分已经不很明显，不过繁荣阶段与衰退阶段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通过对前面所讲的几个指标的动态比较，可以发现在繁荣与衰退两个阶段都各有其典型的表现：繁荣阶段，国民经济活动发展到比较高的状态，各行业都欣欣向荣，新行业、新企业纷纷建立，老企业进行更新、开拓，投资规模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工业产品种类、产量都呈上升趋势。同时，总体市场需求也大大增加，商品销售量猛增。工商业企业迅猛扩张，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大，因而信贷规模趋于膨胀，资本借贷量增大，利息率上升；另外，在对资金的需求扩大的同时，对另一生产要素--劳动力的需求也相应扩大，因此，失业人数减少，失业率下降。企业盈利增长，利润率提高。

衰退阶段，整体经济收缩，各种经济活动都开始衰退，市场需求锐减，产品滞销，各企业被迫缩减投资规模与生产规模，工业产量与销售量急剧减少。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资金与劳动力的需求的相应减少，资本借贷活动收缩，失业率上升。企业利润率普遍下降，部分企业甚至倒闭关门。

经济运行这种潮汐般的涨落对投资者的影响非常大。对投资者来说，能否识别整体国民经济处于哪个阶段，能否预测经济循环将在何时转到下一阶段，这对于其资金的投入方向、规模等的选择至关重要。因为各种行业受经济周期循环作用的程度并不完全相同，有些行业受其影响很大，当循环处于繁荣时期时，它们随之繁荣，而在循环转向衰退时它们也随之衰退；有些行业受循环的影响则较小。前者一般包括生产奢侈品、装饰品或一些耐用消费品的行业以及旅游业等需求弹性较大的行业，因为对这些行业的消费主要视收入状况而定，收入高时就多消费，收入低时就少消费或不消费。因此，在经济繁荣时期人们对该行业的需求就高，该行业的利润率也高；而衰退时期需求减少，行业利润也降低。投资者在经济繁荣阶段或由复苏向繁荣的过渡阶段中就应该选择这些行业投资，以分享其在繁荣时期的丰厚收益；在衰退时期或由繁荣转向衰退的时期则应及时抽出资本转向那些与经济周期关联少的行业。与经济周期关联少的行业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增长型行业，即由于新技术应用或新产品开发所形成的行业，其产品由于采用了新技术，因而生产效率高、生产成本低、功能强大或用途广泛，价格也不一定很贵，易于为一般消费者接受。而且，作为新生事物，这些行业更有发展前途，具有很强的行业增长能力。投资于这类行业可以避免或减少经济波动带来的影响，并且可以分享由于行业增长带来的利益。第二类主要是一些生产人们生活必需品的行业，如饮食业、服装业、医药业及公用事业等，其产品为人们生活所必需，需求弹性很小，即使收入大幅度减少也不能因此而缩减对此类商品的需求，因此，在衰退时期投资于这些行业是比较稳妥的选择，可以少担风险。

当然，投资于这类行业，在繁荣时期很难获得像前面所讲的奢侈品业等与经济波动密切相关的行业那样的高额利润。因此，如何妥当地安排投资资金，选择最佳的投资组合，在尽量少担风险的同时获取最大利润，仍需投资者把握实际情况，依据形势的不同做出安排。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技术与技巧将在以后章节中谈到。

②物价变动的动态比较。物价总水平是综合反映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指标。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国民经济运行的状态、国民经济环境的变化、宏观经济调控的效果等，都要通过市场供求和行情变动表现出来，而反映市场供求和行情变动的最直接的依据就是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一旦经济运行的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就会引起物价总水平的一定程度的波动。因此，对投资者来说，观察物价总水平的变动为判断经济形势的好坏提供了重要依据。

物价总水平作为反映宏观经济状况的重要经济变量，从变动的可能性而言，无非有三种：上升、下降和稳定。从实际变动情况看，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价格总水平具有不可遏制的上升趋势。因此，分析物价变动不能不联系到通货膨胀。

一般在没有价格管制、价格

基本上由市场调节的条件下，通货膨胀与物价总水平上涨是同义语。但是需要指出，一次性或短期性的物价总水平上涨，或者个别商品价格的上涨都不能算作是通货膨胀，只有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的、普遍的上涨才能算作通货膨胀。

既然通货膨胀是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涨，那么，对通货膨胀的衡量就可以通过对一般物价水平上涨幅度的衡量来进行。一般说来，常用的指标有以下三种：零售物价指数、批发物价指数、国民生产总值物价平减指数。

第一，零售物价指数。零售物价指数又称为消费物价指数或生活费用指数，它反映消费者为购买消费品而付出的价格的变动情况。零售物价指数是由一国政府根据本国若干种主要日用消费品的零售价格以及水、电、住房、交通、医疗、文娱等费用编制计算而得，用以衡量一定时期生活费用上升或下降的程度。

第二，批发物价指数。批发物价指数是根据商品批发价格编制而成的指数，反映一国商品批发价格上升或下降的幅度。

第三，国民生产总值物价平减指数。国民生产总值物价平减指数是按当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与按基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例如，我国1994年国民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为45，006亿元人民币，而若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则为29，372亿元人民币。设1990年平减指数为100，则1994年的平减指数为45，006F29，372×100＝153．2，说明1994年物价比1990年上涨53．2％。

以上三种指标在衡量通货膨胀时各有优缺点，而且，由于这三种指数所涉及的商品和劳务的范围不同，计算口径不同，即使在同一国家的同一时期，各种指数所反映的通货膨胀程度也不尽相同，所以，在衡量通货膨胀时需要选择适当的指数。一般说来，在衡量通货膨胀时，零售物价指数使用得最多、最普遍。

根据对以上指数的衡量，可将通货膨胀按程度不同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爬行的通货膨胀，即缓慢而持续的通货膨胀，一般物价水平上涨率不超过10％；第二类是奔腾的通货膨胀，即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率达到两位数水平；第三类叫狂奔的通货膨胀，即物价上涨率达到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这类通货膨胀可能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

具体地说，通货膨胀一般以两种方式影响到经济：通过收入和财产的再分配以及通过改变产品产量与类型影响经济。

通过收入和财产的再分配影响经济表现在随着物价水平的上涨，一方面固定收入阶层、抚恤金与养老金的领取者以及债权持有者将因此而蒙受损失，因为其货币所得并未随物价上涨而增加，这意味着他们的实际所得或实际债权将会应之而减少；另一方面，大部分的工商业企业及债务人、投机者等将从通货膨胀中获得好处。企业将因产品价格比成本价格上升更快而增加盈利，债务人将因货币贬值而减少其实际债务，投机者则因其预测到通货膨胀的来临而进行的投机活动而获得收益。

通过改变产品产量影响经济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物价持续上涨使得生产成本上升，如果这种成本的升高不能通过提高产品价格转移到消费者身上，那么企业就不愿生产，总体产量将会下降；另外，在较剧烈的通货膨胀情况下，进行产品或原材料的囤积比进行投资更能获得利润，因而将刺激企业进行投机活动，阻碍工业生产的发展。二是不同商品价格上涨速度并不完全相同，一般地说，需要最迫切、需求量最大的商品价格上涨最快，如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速度往往快于非必需品价格上涨速度。这就造成了投资主要流向那些价格上涨较快的部门，而非必需品生产部门等价格上涨较慢的部门尽管因物价普遍上涨而导致成本上升，但由于产品价格上涨速度慢而使得利润下降，因此，投资就不易流向这些部门。

正因为通货膨胀对经济运行有这样大的影响，那么投资者要进行投资就不能不考虑到通货膨胀，就必须对通货膨胀产生的可能及其程度有一个大约的预测。这就要求投资者必须知道通货膨胀是如何产生的。

对于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传统的理论解释主要有三种：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结构性通货膨胀。

所谓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是指通货膨胀是由于经济运行中存在过度需求所造成的结果。这种理论认为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是由于存在过度的需求"拉上"的，具体而言即由于货币数量的增长率超过了产量的增长率而引起了通货膨胀，或者说由于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产品导致了通货膨胀。

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则是指由于产品成本上升导致的通货膨胀。持该种观点的人认为在经济中存在着某种垄断力量而促使生产成本上升，从而将一般物价水平往上"推进"，造成通货膨胀。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工资推进的通货膨胀，即由于货币工资的增长率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导致的通货膨胀；二是利润推进的通货膨胀，即垄断经济组织为追逐高额利润，通过制定垄断价格人为地抬高物价而造成的通货膨胀。

结构性通货膨胀则是指由于一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在整体经济中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但却有相同的货币工资增长率。因此，当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较高的部门货币工资增长时，就给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较低的部门形成了一种增加工资成本的压力，因为尽管这些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较低，但各部门的货币工资增长率却是一致的，在成本加成的定价规则下，这一现象必然使整个经济产生一种由工资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这一理论实际上仍是对前两种理论的修改与综合。

一般情况下，通货膨胀的最初成因可以是成本推进或需求拉上，有时也可能是其他因素。一旦通货膨胀起动之后，成本推进与需求拉上就互为因果了，一定条件下二者甚至会同时出现，因果关系也不复存在。因此，当通货膨胀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再用需求拉上与成本推进的理论就不合适了。

冲击与传导理论是一种关于通货膨胀成因分析的新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冲击是一种力量施加于经济系统上，这种力量可以来自于经济系统内部，也可来自于经济系统外部；可以是经济力量，也可以是非经济力量；可以是确定的，也可以是非确定的。例如，进口产品价格上升可以视为一种来自外部的冲击，利率提高可视为一种政策冲击等等。一个冲击发生后，将会对经济系统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这一影响过程称之为传导。如进口产品价格上升必将影响到国内通货膨胀水平上升，这一影响的具体途径，就是一个传导过程。

冲击与传导理论对通货膨胀成因的解释是否完全合理，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运用这一理论的确有助于解释一些前述三种理论不能解释的问题，而且，在实际分析时，用这一理论比较容易把握问题的重点。

理论与事实都证明：当经济增长速度过快时，必定会出现通货膨胀。可见，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我们可以把经济增长视为影响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冲击因素。那么，这一因果关系体现在哪里呢？大致地说，有以下几点：一是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阶段有关，如果经济增长达到潜在增长水平之下时，其对应的通货膨胀率较低，而当经济增长处于潜在增长水平时，通货膨胀率较高；二是

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相同的经济增长率可对应不同的通货膨胀率，一般而言，对应于扩张时期的通货膨胀率较低，而对应于收缩时期的通货膨胀率则较高。

依据上述两个结论，我们可以看出，要正确把握通货膨胀可能的发展变化，必须把它与经济增长的动态比较结合起来考虑。例如，当前经济增长率处于较高水平，通过种种分析后我们认为下一年度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呈下降趋势，那么根据前面的结论，同一经济增长率在收缩时期会对应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又依据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阶段的关系，因为经济增长是向潜在增长水平下降，所以这一通货膨胀率将会降低。

除了经济增长之外，还有很多比较重要的冲击因素，如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结构的转变、战争、国际收支状况以及一些突发的不确定性事件等。在一定条件下，这些因素可能会超过经济增长而成为影响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例如，若一国国际收支出现持续的、大量的顺差，那么一方面意味着国内市场上商品可供应量减少，另一方面，因出口换回的外汇或流入的外国资本在国内市场上不能流通，需要兑换成本国货币，就会迫使政府大量投放本国货币。在这两方面原因之下，通货膨胀将会显著上升。可见，要想比较准确地把握通货膨胀的发展状况，必须注意全面观察各种可能的冲击将对通货膨胀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能否及时判断各种冲击的产生与传导，对投资者来说将是至关重要的。

③经济结构变动的动态比较。经济结构是国民经济活动中各种比例关系的总称，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分配结构、最终需求结构等，这里只介绍产业结构变动分析，因为产业结构的发展演化是经济结构变化的中心。

产业结构指国民经济各部门产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

产业结构合理与否，对于优化生产力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提高经济运行效益，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发展具有决定意义。

衡量产业结构合理与否的指标是产业结构变化率。对于产业结构已达到高等级的国家来说，这一指标不成为衡量经济形势的主要指标，但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产业结构需要逐步升级，因而产业结构变化率成为衡量经济形势的主要指标。这一指标的具体化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结构变化率，即三次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相对比重变动状况。计算GDP变化率时可用现价或不变价，如果要用于反映现状可用现价计算指标，若要反映变化规律时则必须用不变价计算。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构成国民经济的各项产业在整体国内生产总值结构中的比例应该是在保持绝对量增长的前提下，第一产业（农业）的GDP相对比重下降，第二产业（工业与建筑业）与第三产业（流通服务部门），尤其是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才能促进产业结构向高层次演变，经济增长才能更有效率。

（3）政策措施影响分析

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运行，通过价格杠杆与竞争机制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但是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它也有其自身固有的缺陷或由于经济运行中种种条件的限制而使其作用无法发挥出来，因此还必须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从宏观上把握经济局势，采取一定调控措施使市场作用的机制充分发挥出来。政府的这种宏观调控主要表现为各种经济政策与经济措施，因此，对政府政策措施的影响进行分析就成为宏观分析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关于这方面的具体介绍将在本章第三节中展开。

（4）经济运行问题的分析

经济运行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其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将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因此，对政府来说，应及时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以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予以解决，促进经济良性运转；对投资者来说，也应对此认真分析，预测政府可能采取的调整措施，并据此及时调整自己的投资战略。

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依其形成原因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由于自然条件变化引起的问题。很明显，自然条件的变化如自然资源的锐减和自然灾害的发生等，都会引起经济的严重波动，给经济生活造成巨大损失。

第二，由于国际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引起的问题。主要指国际间政治、经济关系等的变化而引起的大的经济波动，这些变化包括战争、贸易条件急剧恶化、国际封锁和经济制裁等。

第三，由于国内非经济条件变化引起的问题。主要指国内政治、社会环境变化对国内经济的严重干扰。例如，发生政治动乱、发生影响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的重大事件等，都会给经济生活造成巨大损失。

第四，经济系统自身变动引起的问题。例如，货币发行过多引起通货膨胀，分配不公引起比较利益过低行业的衰退，价格调整不合理引起的物价上涨和生产结构扭曲，生产率和经济效率下降，财政收支失衡，利用外资与国际收支失衡等。

国民生产总值篇5

论文摘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执政党发展观的重要载体在我国5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从物质产品平衡体系，到国民经济帐户体系，再到综合环境与经济帐户体系，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演变，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完善。

发展观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对发展和怎样发展的总的系统的认识，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执政党发展的重要载体。在5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从物质产品平衡体系到国民经济帐户体系，再到综合环境和经济I帐户体系，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演变，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完善。

1物质产品平衡体系与初步奠定工业化基础的发展观

物质产品平衡体系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类型之一，其基本指标是社会总产值。社会总产值居指一国的物质生产部门(如工业、农业、商业、建筑业、运输业)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1年)产值的总和。物质产品平衡体系运用社会总产值指标来进行国民经济核算，只计算物质生产部门劳动制造的价值，计算非物质生产部门劳动创造的价值。从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我国一直运用社会总产值指标，其核心理念在于加速工业化物质基础的建立，这是我国工业化初期阶段发展观的体现。

采用物质产品平衡体系和社会总产值指标来核算国民经济，除了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教条式理解和借鉴苏联经验外，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力的偏弱，要求我们必须以工业为主导，加快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旧中国反动势力的压榨和剥削，使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经济文化呈现极端落后的状态。曾深刻地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按当年人口平均计算，我国的原煤、原油、生铁、钢、棉布、粮食、棉花位次都是晟末一批，机械工业几乎等于零，飞机、汽车、拖拉机、大型机械均不能P,I．-0造。物质产品平衡体系和社会总产值指标的使用，注重物质部门的生产，有利于加快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

第二，当时的国际形势是我们选择物质产品平衡体系和社会总产值指标的外部条件。

新中国建立伊始，世界冷战局面己开始显现。由于全球战略的利益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曾是反法西斯盟友的美苏两国，关系迅速恶化。美国总统声称要领导“自由世界”抵制“极权政体”国家的侵犯，这标志着美苏战略同盟关系的正式破裂和世界“冷战”局面的正式形成。在这种局面下，美国坚持的原则是，在中国“不能同一个共产党政权打交道”，不能“表现出对共产党人的任何手软”。根据这样的原则，美国对新中国长期坚持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包围，经济上封锁的政策而曾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Ⅲ于与美国搞缓和外交和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对中国的内政横加干涉，使中苏两党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两国之间交恶。在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之间，在美苏两国的挑起、支持、默许和怂恿下，我国因为同边安全被迫应对了六次周边战争。为保卫国防的安全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也必须有强大的物质基础，首先加快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这是采用物质产品平衡体系和社会总产值指标的又一重要原因。

2国民经济帐户体系与国民经济全面、均衡的发展观

国民经济帐户体系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又一种类型，其核心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是指一国在一定时间内(通常为1年)所有产业部门提供的增加值之和。国内生产总值足扣除了国外要素净收入的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经济帐户体系与国内(民)生产总值指标不仅考核计量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成果，也考核计量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成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用国民经济帐户体系和国内(民)生产总值指标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由奠定工业化基础的发展观向国民经济全面均衡发展观的转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号角要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怎样发展和加快发展又一次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改变20世纪5O年代以来过分偏重重工业的发展倾向，加快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使国民经济均衡发展，是历史经验教训留给我们的沉重启示。片面发展重工业，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国民经济发展会欲速则不达。如“火跃进”的1958年和1959年，工业增长速度由1957年的lI．5％，猛增N54．8％和36．1％；基本建设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88％和3O％：积累率相应由1957年的24．9％，提高至3．9％和44．8％。

结果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都大幅度下降。1960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由上年的19．5％降N5．4％，1961年和1962年进一步下跌到一30．9％和一10．1％。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要求任何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之间，供给和需求之间都要保持平衡的比例关系。冈此，要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求工业内部的重工业和轻丁_业之间，物质生产部门内部的工业和农业之间，且也要求三次产业之问都要协调发展。邓小平关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重点的思想。邓小平关于优先发展科技和教育的思想，第三代中国共产党人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对我国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国民经济总量迅速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我国三次产业的生产结构，2001年为15．2％：51．1％：33．6％，与改革开放初的1980年相比，第一产业迅速降低，第三产业显著提高，使我国的经济总量由1978年的3588亿人民币迅速提高~j12003年1l万亿人民币之巨，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5％提高~1j4％。

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趋势也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自从西方经济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三次产业理论之后，三次产业分类的理论很快被西方经济学界接受。用国民经济帐户体系和国内(民)生产总值指标进行国民经济核算也被西方国家的政府首先使用。而且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绝对比重是发达国家的标志已成为世界的共识。1996年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0％，发展中国家为40％，而我国当年却只有31％。按照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对世界上100多个国家20年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结构之问关系的研究，人均GDP为1000美元以上(1964年美元)，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应为15．9％。我国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基本实现工业化，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比重要降到35％以下，而我国2001年这一指标为50％。

3综合环境与经济帐户体系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综合环境与经济帐户体系是当今世界对国民经济核算的最新系统，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是其最主要指标。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是指在国民经济领土范围内，由所有常驻机构单位生产的扣除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资源恢复和污染治理等资源环境经常性支出后的可供最终使用的产品(货物和服务)价值之和。它纠正了传统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大缺陷，体现了自然资源与环境对经济活动的贡献，全面反映了经济活动与资源环境之问的关系，真实地核算了能够为人们带来福利的国民财富的总量。

2004年的“两会”后，国家有关部门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的重视和研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的最终形成和完善。在中国共产党执政50多年的历史实践中。使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代替国内生产总值对国民经济进行核算，是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是国内外工业化道路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资源总量虽然丰富，但人均占有量许多方面都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土地、水、森林、矿产等资源都相对不足。人均耕地面积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30％，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5％，而且分布极不平衡，有15个省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于2000m3的严重缺水线，有7个省市人均水资源低于1000m的生存起码要求，人均森林面积只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从1996年起，我国已成为原油的净进口国，每年进口占消费量的1／3左右，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按照现行消耗速度，2010年应达到20～25亿吨煤才能满足需要。我国经济规模巨大，并且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位列全球之冠，但单位产值的矿产资源和能源消耗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每万元工业产值水耗为发达国家的10~20倍，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只有0．4，很多国家己达0．7～0．8，水的重复利用率只有5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85％的水平。如果不改变目前高消耗的增长方式，中国没有足够的资源容量来支持今后的发展。

由于过分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优先增长，必然会造成自然资源的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的破坏，违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原则。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9％的高速增长的同时，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警钟也一再响起。去年经济增长达到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的晟高增幅，煤、电、钢材等上游生产资料价格也随之攀升；2002年3月18~20日，我国发生了波及北方八省市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强的一次沙尘暴，影响人口达1．3亿。至4月8日，据中央气象台沙尘暴监测网络监督结果，2004年我国北方地区已连续发生八次沙尘暴。恩格斯早就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报复。”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早已明确把实施可持续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使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体系正是这一科学发展观的郑重体现。

综合环境与经济帐户系统和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深刻启示。工业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标准和道路是不同的。18世纪30年代到19世纪，欧美各国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这些国家的工业化道路的基本特征是靠大量消耗能源、原材料来实现增长。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新技术革命和经济的增长，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加剧了。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引发了能源危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如“温室效应”带来了地球表面温度的上升，臭氧洞的扩大将给人类带来可怕的灾难。

面对这种趋势，1972年罗马俱乐部提出了“增长极限论”。同年联合国召开第一次环境大会，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文件。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拟就的《21世纪议程》及其一揽子文件，是实施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号召。1993年联合国计划署提出了综合环境与经济帐户系统，其核心指标是绿色国内生产总值，为真正实施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国民生产总值篇6

关键词：国民经济，建筑业产值，推动力系数，回归分析。

引言

建筑业是我国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GDP的增长作出了长期稳定的贡献，也为全国庞大的劳动人口提供了每年数以千万计的就业岗位。随着我国总体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建筑业也不断的发展壮大。分析建筑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对GDP增长的贡献力度，是我们建筑经济计量研究工作中一个相当重要的研究课题。

据数据分析1996~2005年间，建筑业在建筑技术的不断改进，资本和人力资源的不断加大投入下，在国家内部需求的不断增长的背景下，我国建筑业产值增长显著。但从另一方面，我国建筑业在该十年间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是否起推动的作用，就需要建立数学模型，通过一定的数据来衡量。这里以各年建筑业总产值与国民生产总值GDP为变量，建立一元回归模型，来分析建筑业对GDP的贡献力度。

1、基础数据

这里依据《中国统计年鉴》[1]中的数据资料，定义如下：

建筑业产出（Q）--取年总产值，它是年鉴中反映建筑业产出的指标；

国民生产总值GDP（G）--取年总产值，它是年鉴中反映国民生产产出的指标；

表1 中国建筑业产出与GDP的基本数据（1996～2005）

2、建立建筑业产出与GDP的一元回归模型

GDP增长是由国民经济的各个构成部分组成，这里以建筑业产出为指标，利用乘数理论建立建筑业产出与GDP的关系式，建立一元回归模型：

G――国民生产总值；

Q――建筑业总产值；

――解释自变量，又称推动力系数；

――常数项；

3、建筑业产出对GDP贡献率的计算

由上述统计分析可知，建筑业产出与国民经济GDP的增长呈正相关的关系，由此可推算出建筑业产出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力度、贡献率与推动力度，借此分析建筑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根据式（3）计算出建筑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力强度

4、建筑业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分析

根据表2的计算数据1996～2005年间，建筑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力度在稳步增加，表明建筑业增长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呈上升趋势；建筑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呈折线型趋势，表明建筑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处于波动之中，如图1。分析建筑业贡献率波动的原因，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和市场体制的不同环境下，建筑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出现波动时正常的；另外，我国正处于产业调整的时期，轻工业、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日益增加，单纯性地增加固定资产的投资来拉动内需，这样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其贡献力度必将受到影响；外贸收入已占国民收入的相当比重；诸如以上的原因，使建筑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出现波动。这里还透过推动力强度q分析建筑业对GDP的贡献，其值表示建筑业产值每增加一个单位，国民生产总值就增加q个单位。在1996～2005年中，q=22.596，其值大于1，说明建筑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力积极，超出自身在GDP中所占的份额。

图1 建筑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5、结语

我国建筑业1996～2005年之间技术效率发展趋势是良好的，总体处于增长阶段，对国民经济的推动起积极的作用，而且推动力度较大，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过建筑业对GDP增长的推动力度的分析，就建筑业自身的发展来看，我国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所动摇。近年来，外贸、服务业、金融业与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优势突显，建筑业作为经济建设中的传统产业，其地位在受到其他行业的挑战。所以要振兴我国的建筑业，让它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更加显著，就要增加我国建筑业的技术内涵，提高机械化程度，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

参考文献：

1.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局网站.1996～2005

2.刘光祖.概率论与应用数理统计.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范柏乃.我国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研究.2004

4.厉以宁.西方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国民生产总值篇7

关键词：财产；不均等；国际比较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转轨加速期间，我国居民财产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出现了不断积累和积聚的趋势。这一方面是由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及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各种资本市场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为居民财产积累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转轨过程中居民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如失业下岗、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大幅度增长等)，从而使得居民通过增加储蓄来积累资产以备不时之需成为必要。此外，转轨时期的制度不完善，市场发育不足，市场扭曲等因素导致了某些特殊阶层以各种合法与非法手段侵占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从而获得了大量财产。导致我国居民财产积累和积聚的，既有经济发展因素，也有体制转轨方面的原因，使得我国居民财产积累和分布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性。

一、我国居民财产积累与分布的基本特征

首先，居民财产积累的速度非常快，城乡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从住户调查的结果来看(见表1)，1995年至2002年期间，全国居民总财产净值年均实际增长率达11.5％。这主要是由城镇居民的财产增长所拉动的，城镇居民人均总财产净值在这一期间的实际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4个百分点，达18.9％。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也比较高。农村居民金融资产每年增长5个百分点，大大高于其总资产净值的增长速度，也高于这一时期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4.6％)；城镇居民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尽管略低于其总财产净值的增长，但年均增长速度也达17.6％；就全国总体来说，居民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要高于总财产净值的增长。表1还列出了1988-1995年和1995-2002年两个期间农村居民的财产增长情况。在前一时期，农村居民的财产增长较快，人均总财产年均增长率为4.37％，金融资产年均增长率达26.98％；在后一时期，农村居民人均总财产年均增长率不到2％。2002-2006年期间城镇居民人均总财产净值年均增长率仍高达21％，金融资产年均增长率也仍高达15.73％。

无论是金融资产还是其总财产净值、无论是人均财产水平还是财产积累速度，城乡之间都存在着巨大差异，农村居民资产存量水平及增长速度都大大低于城镇居民。人均财产的城乡差距在2002年比1995年有了进一步的扩大。城乡人均财产差距及其扩大速度也大大高于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城乡居民财产积累速度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城乡居民在改革中的获益差异。农村居民的财产积累中更多的是由于经济发展、收入增长的结果，即储蓄性积累占主导；而城镇居民中，经济改革导致的财产再分配等非储蓄性因素可能具有重要影响。

其次，财产分布差距扩大幅度超过了收入分布。财产差距随居民财产积累不断扩大。1988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人均总财产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34和0.31，总财产净值差距小于收入差距。1995年城镇财产差距高于收入差距，基尼系数分别为0.52和0.33，但农村财产差距远远低于收入差距，基尼系数分别为0.33和0.42，全国的总财产净值的基尼系数仍比收入低5个百分点。财产差距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在2002年被彻底扭转，2006年被进一步强化。2002年城乡居民总财产净值的基尼系数都分别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全国居民总财产净值基尼系数比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高出10个百分点。2006年财产基尼系数也表明，全国或城镇财产分布不均等性都要高于收入，并且扩张幅度也有更大程度的上升。

1988--1995年期间，农村居民金融资产基尼系数上升了12个百分点；1995--2002年期间，农村居民总财产净值基尼系数上升了7个百分点。城镇人均总资产净值的不均等程度似乎略有下降。1995—2002年期间的下降主要受到住房改革的影响(李实等，2005)；2002年与2006年的财产基尼系数变化主要由调查省份所致。如果限定在相同省份，2002年城镇居民总财产净值和金融资产基尼系数分别为0.44和0.583，与2006年基本持平。

再次，从财产构成来看，房产(净)价值在全国及城镇居民中所占比重最大，农民土地价值的比重逐渐下降。全国房产净值占总财产净值的比重从1995年的35.4％上升到2002年的57.9％，7年期间上升了22.5个百分点。这主要是由于城镇居民中房产净值比重的大幅度上升造成的，房产净值占城镇居民总财产净值的比重从1995年的43.7％上升到2002年的64.4％，增长了20个百分点。2006年房产价值所占比重进一步上升。1995年到2006年期间，房产集中率大幅下降，从1995年的0.73下降到2002年的0.5，2006年为0.4。房产净值在农村居民总财产净值中所占份额低于城镇居民，主要是因为农村住房市场远不发达；不过农村住房资产份额也在上升，并且不均等性以及对总财产净值的不均等性效应也在上升。

土地价值是农村居民各分项财产中比重最高的，但其份额在逐步下降。土地价值在总财产净值中所占份额在1988年达58.8％，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居民财产积累刚刚开始，还缺乏其他财产形式。1995--2002年期间，农村居民中土地价值所占比重从46.8％下降到30.7％；全国则从31.6％下降到9.4％。在缺乏土地市场交易价格的情况下，土地价值主要通过估计相关产出品的收益来实现，一方面受到价格波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土地产权不完全也影响农民对土地的投资积极性，从而影响产出品的收益。此外，现实中的征地行为也使得土地收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征地过程中农民缺乏讨价还价的能力，这将导致征地补偿所依据的土地价值估算存在低估的可能。尽管现有的估计显示土地价值在农村居民财产构成中占有重要的份额，但同时也应考虑到特殊的土地产权制度背景。

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占总财产净值的比重在城镇居民中一直都不居于重要地位。农村居民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比重在1995--2002年增长了3.3个百分点，农民的生产性投资在这一期间虽有所增长，但也较为缓慢。耐用消费品价值所占比重在农村居民中基本稳定，但比重较低；而城镇居民中则在1995—2002年期间下降了将近16个百分点。这可能是消费品市场基本饱和并出现买方市场这一宏观背景在住户资产结构中的体现。非住房性负债在总财产构成中的绝对比重一直都非常低。这也是我国居民财产分布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

最后，中产阶级人群比重严重偏低。我国中产阶级发展不足成为当前经常讨论的话题之一。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和形成更大比例的中产阶级人群，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收入分配政策所试图实现的目标之一。从2002年我国居民财产分布图中可以看到，大量人群的财产积累额处于非常低的水平，集中在财产分布的低端，同时极少数财产水平较高的人群拖动财产分布曲线向右延伸，整个分布图形呈现出l型的特征。根据划分中产阶级的相对标准，将家庭人均财产数量处在平均水平的0.75到1.25倍的人群视为中等财产组人群，发现如果以全国财产均值为标准，将城乡合并起来看，大约只有15％的人群可视为中等财产组人群，而其中64％的来自于城镇住户。在全国样本中，61％的住户财产低于平均水平的0.75倍，可视为低财产组人群，23％的住户财产高于平均水平的1.25倍。

从表3中也可以看到财产分布中所存在的明显城乡差异性。按照全国统一标准，85％的农村住户属于低财产组，进入中等财产组和高财产组的分别只有9.7％和4.8％；而城镇住户中，低财产组和中等财产组的比重分别为28％和23％，高财产组的比重为48％。如果城乡的财产组划分分别以各自的财产均值为依据，农村住户财产分布的不均等性更强，中等财产组人群比重不到23％，而城镇住户中等财产组比重为28％，比农村高出5个百分点。城乡住户中，财产水平低于平均水平0.75倍的比重分别为一半左右，高于1.25倍的分别为23％和24％。从财产分布图和相对分布比例来看，财产差距仍处在较高的不均等状态；从财产分布中也可以推断，所谓的中产阶级的规模仍然非常低。

二、居民财产分布与积累的国际比较

改革以前，中国的意识形态及制度规定都强调国家或集体对财产占有的合理性，而否定居民个人的财产所有权。因此在改革初期，中国居民几乎没有个人财产和财产性收入，世界银行(1982，第109页)指出，中国居民“除了储蓄存款的利息以外，没有私有财产项下的收入(股金、股利及利润)”，这也是当时中国收入分配较为均等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改革过程中，这种状态被改变。财产分配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居民财产积累中非储蓄性因素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其中既有制度上认可的因素，如城镇居民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获得原公有住房的所有权，这是财产在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再分配；也有制度上不认可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因素，如寻租腐败等。这就使得居民的财产增长速度相对于某些经济体制稳定的经济要快得多。从表4可以看出，在市场经济体制稳定的美国与加拿大，居民财产的增长速度比较缓慢。这与这些国家的较低储蓄率相关，同时也有所实施的各种财产税的作用。对于体制相对稳定的国家来说，居民财产来源主要是收入中的储蓄部分，而较低的储蓄率会降低家庭收入转化为财产的份额，导致较低的财产增长率。财产税对家庭财产积累的负面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它会降低人们积累财产的动力。尽管我国居民财产迅速增长的原因仍有待于进一步探索，但不难推断，与经济转型相联系的非储蓄性因素或者居民储蓄行为变异可能具有重要的解释作用。中国居民财产积累额的大幅度上升，除居民的高储蓄率和缺少财产税政策外，城镇公有住房的私有化以及企业改制带来的国有资产转移也不元关系。

在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国家，对私有产权具有比较完备的法律保护、在意识形态上对财产积累和财产分布差距也具有较高的认同感，加上财富积累的长期作用，居民财产分布的不均等性一般也会相对较高。表5和表6表明，多数国家财产分布的不均等程度都比较高，一般比收入分布更不均等。然而从财富分配的均等化程度来看，也包括两种不同类型：一类强调经济自由化、私有产权的激励作用和自由竞争，因此财产分布的不均等程度较高，如美国、加拿大等；另一类注重收入再分配、社会保障的作用，注重限制财富分配过度悬殊，如欧洲国家及日本等，因此财产分布的不均等程度则要低得多。在东方国家如韩国、日本以及强调社会公平的瑞典，财产分布的不均等程度大大低于美国。发达国家中，财产不均等较高的国家有美国、丹麦、瑞士、法国，最富10％人群占有的社会财富总额超过了60％；财产分布较为均等的国家有日本、芬兰、爱尔兰、西班牙等，最富10％人群占有的社会财富总额低于45％。中国最富10％人群占有的社会财富总额为41％，略高于日本，低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财产分布的不均等程度都远大于中国。如表5所示，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最富10％人群占有的社会财富总额分别为53％和65％。

虽然多数发达国家的财产分布具有较高的不均等性，但是从长期变化趋势上看，不均等程度具有比较强的稳定性，在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图2给出了1916年至2000年，美国最富有1％人口所占财产份额的时间序列趋势。从最富有1％人口所占财产份额的变化大致可以看出整个社会财产分布的集中化程度。20世纪60-70年代之前财产分布的不均等程度是缓慢下降的，但是随后出现了缓慢20升的情况，到了新世纪初基本上回归到20世纪50-60年代水平。后一个过程反映为20世纪b0年代以来美国财产分布差距的不断上升。如表6所示，美国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1983年的0.80上升到2001年的0.83，同期最富有的5％人口所占财产份额从56％上升到59％。

因此，尽管我国居民财产差距目前并不很高，但不均等性程度的上升速度却是值得注意的。全国居民中总财产净值分布的基尼系数在7年期间上升了15个百分点。这在其他国家是难以出现的，通常需要长期积累才可能完成。 

 

我国居民财产分布不均等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城乡之间的财产差距越来越大。以泰尔指数对财产差距在城乡之间进行分解，1995-2002年期间，城乡之间的居民财产差距出现了急剧扩大的趋势，而且对全国居民财产分布差距的扩大起到了强力推动作用。如表7所示，总财产净值在城乡之间的差距对全国财产差距的贡献在1995年是微不足道的，但在2002年城乡财产差距对全国财产差距的解释作用急剧上升，贡献份额达37.8％。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可以说是发展中国家的具有特色的问题。表7给出了中国与12个非洲国家居民财产分布的城乡构成情况，包括了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财产分布的泰尔指数以及城乡之间的泰尔指数。与所给出的12个非洲国家比较，中国城乡差距的贡献份额并不算大。2002年中国城乡之间居民财产差距占全国总体差距的38％。在12个非洲国家中，从泰尔指数上看，城乡财产差距比中国高的国家有5个。但中国城乡之间财产分布差距的上升趋势仍是值得重视的。例如，乌干达1988年与1995年城乡之间财产差距所占全国财产差距份额虽然都要高于中国，但在这7年期间，其贡献份额是基本稳定的，甚至略有下降。

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房产与金融资产是居民总财产的两个最主要构成部分。从表8中可以看出，美国和加拿大居民财产结构的时间序列数据似乎表明，房产的比重是趋向下降的，而金融资产的比重则是趋向上升的；耐用消费品比重基本稳定。加拿大及美国2001年的数据中，非住房性债务所占比重也相对较高。这些特征与我国居民财产构成也具有较大的差异：首先是住房资产比重在1995年至2002年期间大幅度上升。城镇居民住房资产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住房资产比重也上升了11个百分点。其次，耐用消费品、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比重的明显下降也是一个特殊现象。这一期间城乡居民耐用消费品价值的绝对增长速度也是非常低的，城乡实际增长率均为8％。而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比重则一直都比较低，即使2002年农村居民中，这一比重也还是相对较低的，仅略高于印度农村。第三，非住房性债务在居民总财产净值中的绝对比重非常低，居民消费或资产积累决策中可能存在比较强烈的信贷约束。收入来源特征对家庭财产构成也具有重要影响。在农业收入占有重要比重的经济中，土地价值以及农业生产用固定资产(或牲畜)的价值将在家庭总财产构成中占有较高的比重。根据李实等(2005)的计算，生产性固定资产在我国城镇居民的财产份额中的比重在1995年与2002年分别为1.2％与1.8％；而农村居民中这一比重分别为5.8％与9.1％。这一比例要低于印度的水平，也明显地低于印度尼西亚的水平。

三、总结与启示

 

本文对我国居民财产分布的基本特点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利用相关文献资料对我国居民财产分布与其它一些国家进行了比较。在改革以来的较短时期内，我国居民财产的增长速度、财产差距的扩张速度非常快，尽管我国居民财产分布的不均等性与其它国家相比仍不是很高。这一状态的出现既有经济发展的因素，也有经济转轨方面的原因。目前我国居民财产的高速增长显然不能仅仅归结为经济发展的结果，只有在体制转轨这一背景下才能深入理解我国居民财产的快速积累以及财产分布不均等的急速扩张。

经济体制转轨有多种途径影响到居民财产增长及其差距扩大。首先是财产“化公为私”的转移过程加速了居民财产积累，这一过程中所存在的差别性分配和分配不公问题，导致了居民财产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权力和腐败因素的渗入，强化了经济转轨产生的财产分配的不均等和不公平。其次是体制转轨可能会导致居民储蓄行为的改变。企业改革的推进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的转变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改革的重要方面。前者导致失业下岗增加，居民收入不确定性增强；而后者使居民为使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实际支出数量大大上升，并产生了居民支出方面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增强导致居民财产储备增长，以备不时之需。第三，由于我国仍处于市场化初期，资产交易市场刚刚建立，资产价格急剧上涨，如股票价格在股市建立之初的暴涨以及房地产价格的不断攀升，这也将导致以货币价值度量的财产数量快速增长。同时也应注意到，金融资产在居民总财产中占有较大的份额，也是中低收入人群财产积累的重要形式，而金融资产收益乃至于存量变动与股票等资产市场波动具有密切的关系。资产价格过度波动对于低收入人群具有更为不利的影响。一方面，低收入人群对于资产价格缺乏足够信息导致投资行为的被动性，资产价格上涨时不能充分享受到资产增值的收益而资产价格下跌时却往往成为资产贬值的受损者；另一方面，低收入人群由于受到资产总量限制从而更加难以构造有效的投资组合策略以实现分散风险的目的。因此，维持资本市场的稳定性与公正性，将会有助于形成有利于中低收入阶层的财产分布。我国居民财产分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缺乏“中产阶层”。“无产者”或“低产者”仍占社会的绝大多数，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社会暴富阶层，而且人数增加和财富增长都是超常规的，中产阶层的扩展却处在相对停滞阶段。

相比而言，大多数发达国家在相当长时期内财产分布的不均等程度是基本稳定的。这一方面反映了这些国家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相对稳定性，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整套调整财产分布的政策与机制，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高额的收入累进税、财产税和遗产税对居民财产的再分配起到了很大的调控作用，也有效地抑制了整个社会财富的过度集中和财产分布过度不均等的趋势。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发达国家形成的人数庞大的中产阶层，他们的财产稳定增长对于稳定整个社会的财产分布差距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后，居民财产数量增长、分布不均等演化的事实并不能对这些变化给出价值判断。如果需要探讨这些变化是否合理以及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那么更需要理解这些变化的原因。特别是在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对个人财产所有权的崇尚与保护，社会观念对个人财产的认同等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让更多的人拥有财产性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和中产阶层的比重，成为收入分配、财产分布相关政策调整所力图促成的目标，但从结果来看，迄今仍未实现这种转变。观念形态与制度环境对居民财产的分布特征也将具有重要的影响。就基本政策取向来说，不应当抑制居民财产演化的储蓄性因素，而因体制转轨造成的居民财产的非储蓄性变化则应通过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而逐步消除或调控。此外，对照其他国家的经历，我国居民财产差距总体上仍将表现出继续扩大趋势，在这一过程中，缩小财产分配差距的再分配措施应逐渐纳入议事日程，如通过开征物产税抑制少部分人群财产的过度增长，征收遗产税减少因继承性原因造成的财产分配不平等。

参考文献：

[1]李实，魏众，丁赛，中国居民财产分布不均等及其原因的经验分析[j].经济研究，2005，(6)。

[2]世界银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

[3]培林，陈光金，张翼，李炜主编，中国社会和谐稳定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国民生产总值篇8

一、建立模型

建立VAE模型，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来建立模型，建立的模型包括国民生产总值（GDP）和农业基础设施存量（I）。

二、单位根检验

采用ADF检验法进行单位根检验，对国民生产总值取自然对数，得到LnGDP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农业基础设施存量取自然对数，得到LnI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结果见表1。

通过表1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LnGDP和LnI都是一阶单整的时间序列变量，这两个变量都具有一阶单整性。检验结果表明，VAE模型可以采用LnI和LnGDP的一阶差分序列DLnI和DLnGDP来建立。

三、方差分解

对国民生产总之增长率以及农业基础设施存量增长率的预测误差进行方差分解见表2。

通过表2可以发现，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冲击的贡献率每年都在65%以上，农业基础设施存量增长率冲击的贡献率增长显著，每年都增长好几个百分点，而且越来越快，到第10年已经达到33.7%。农业基础设施存量自身冲击的贡献率一直在45%以上，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冲击的贡献率始终在47%水平上，这表明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受到农业基础设施存量的极大影响；而农业基础设施存量也受到国民生产总值的很大影响。

以上研究表明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对农业经济增长率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在这方面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在农业上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四、采用空间数据进行分析

对农业经济的增长可以通过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以下通过空间数据来分析农业经济增长，空间数据来分析是一种非常实用的研究方式。我们将空间邻接或空间邻近的区域单元的相关程度用Moran来表示，计算出Moran指数值。

Moran指数值的范围一般大于负1，小于1，如果Moran指数值为正数，表示空间自相关的存在为正，如果Moran指数值为负数，表示空间自相关的存在为负，如果Moran指数值为接近0，表示空间自相关不存在。Moran指数值还可以采用硬外一种方法来计算，即通过统计量来计算，我们将统计量用字母Z来表示。同样，如果Z的值为正数，表示空间自相关为正，如果Z的值为负数，表示空间自相关为负，如果Z的值接近0，表示空间自相关不存在，证明观测值是随机在空间分布上排列的。

通过表3可以发现，空间自相关的存在为正，说明2001～2010年的农业生产率的生产技术在向外扩散，各个省之间的农业生产率之间相互影响，存在着全局的空间依赖性。

五、空间面板SAR和VAE模型检验

将空间面板自回归模型用SAR来表示，SAR可以表示为：

六、实验结果及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