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民的诞生

[文章导读]中国革命，不但吸引无数中国人生死以之，也让世界为之瞩目。但对这一进程在思想上的整理，一直以来，无论是中共自己还是批评中共的人，都将其局限在“阶级论”的视野内。一些新的研究者，试图重新整理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国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本文就是其中的一篇。作者通过梳理赫赫有名的“马恒昌小组”的个案，认为：在近现代中国社会遭遇内外巨变的历史背景下，抗美援朝时期全民动员的发动、国民主体性的激发，绝不只是 “阶级斗争”的自然结果，也并不体现为西方现代性理论中所说的“个体化”过程，而是有赖于中共种种措施与中国社会内部历史结构关系的互动与配合，其发掘出的特殊经验远比“阶级论”更具有思想史上的丰富性，或许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1950年10月16日，中国人民出兵朝鲜，抗美援朝开始。但对我们今天重返这一段历史而言，这段“诞生”史已经不再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那一段真实的历史，而是一个被冷战叙述和简化版的中国革命史叙述所建构和截取的历史。基于这一基本理解，我们尝试重返被遮蔽的、混杂的历史流体，在历史实践中考察新中国劳动国民的形成过程。 抗美援朝不仅意味着新中国在国际格局中以明确的军事行动向苏联“一边倒”，它还连带着与这一表明“一边倒”的军事行动相配合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伦理方面的调整。在新中国内部的社会结构中，这种调整和调动如何才能以中共所希望的方式展开呢？毕竟，即便是当时已经解放的地区，中共占领的时间尚短，许多地方土匪猖獗，是否能站稳脚跟尚未可知，何谈为了抗美援朝的全民动员？如果以大陆民众相对陌生的“阶级论”动员其参加抗美援朝，其历史条件是什么？这一动员如何才能达致中共所希望的结果？这并非是一个无需证明的问题。 对于刚刚被接管的工厂工人来说，当他们从政权、政权进入新中国，他们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会中断其习俗旧规、思想观念以及行为模式。相反，正是因为这些传统元素被他们带入到新中国所接管的大工厂生产之中，从而使得我们必须要深入到历史纵深处，考察抗美援朝时期阶级论在全民动员时，所遇到的历史结构关系的独特性与复杂性。当时全民动员的发动，劳动国民的产生，绝不只是一个在阶级论自身内在逻辑中的生成结果，它必定有赖于中国社会内部历史结构关系的互动与配合。 本文选择1948年被接管的一个工厂中的先进小组“马恒昌小组”为个案，通过考察其在历史实践中的复杂形成过程，期望对这些问题有一个立体的剖析。 一、加工新生活的车间 马恒昌（1906～1985），辽宁辽阳人，出身贫寒。18岁起，他就在抚顺发电厂学徒。1926年，马恒昌20岁，考入开办的兵工厂。1929年6月，被炸死，兵工厂落入日本人手中。马恒昌离开兵工厂，在一家私人企业上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这家私人企业由于财力薄弱，被日本人吞并，成为宫田制造所，生产宫田牌自行车。马恒昌加工自行车零件比较顺手，技术不断提高，被老板聘为“大票”，即大工匠。那时工厂没有定额管理，就以大票为样板，马恒昌一天能干多少工时，别人也得干这些活，否则就要扣工资。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宫田制造所改为兵工厂。机械车间由加工自行车零件改为加工迫击炮炮弹壳。1944年，马恒昌离开了兵工厂，回到乡下租地耕田，直到1948年再次回到沈阳。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马恒昌小组”原本是沈阳第五机械厂的一个生产班组，通过技术革新加苦干，在红五月劳动竞赛中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效率，于1949年4月28日被命名为“马恒昌小组”。 1950年9月，马恒昌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出席全国工农兵劳模大会。9月30日晚，宴请全国劳模，接见了马恒昌。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1951年1月17日，“马恒昌小组”通过《工人日报》向全国职工发出了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的倡议，在不长的时间内，得到了全国1.8万个班组的积极响应。这一年，“马恒昌小组”提前两个半月完成国家下达给他们的任务，创造了69项新纪录。从1950年至1978年，“马恒昌小组”29年累计完成了43年零10个月的工作量，实现技术革新840多项。 以往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产生，常常用新/旧社会的对立结构来解释。但这种二元结构对历史高度简化之后，我们很难理解，马恒昌在政权和执政时期都是大工匠，是工厂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并不是旧社会中最底层的工人，为什么在新中国，他反而比最底层的工人有着更高的积极性？他并不符合经典“阶级论”中对无产者的定义和要求，为什么在新中国的社会历史结构关系中，他反而能脱颖而出？而且，在过去，马恒昌在工厂中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如“磨洋工”、破坏生产工具等）不配合日本管理者，而在新中国，他的主体积极性怎么能建立得如此之快？ 1.接管干部 1948年末，中共解放沈阳，接收工厂。按理说，政权的更迭马恒昌见得多了，中共又能呆多久？而且，关于中共的谣言一直不断，据说很快会打回来。从马恒昌的历史经验来说，这未必是假。那他最终向左转，必定也不会是轻易一两个环节的变动就能打动他，就能激发出他主体的积极性。主体构成的改变，并不是单纯依赖个人能力，而是与更深层的历史结构有关。 比如，沈阳解放后不久，马恒昌便对接收工厂的中共党员有着决然不同的深刻印象。 当时的沈阳第五机械厂厂长、军代表刘斌，他就从不西装革履，从不出门乘坐高级轿车、由姨太太和秘书陪同，也并不只顾个人利益，不管工人死活。他一家人不是像之前政权要人一般住进高级豪宅之中，而是住在厂里的仓库，家徒四壁。并且在人民接管修配厂之后，刘斌就在机械厂第一次职工大会上，向工人们宣布，已经了，工厂现在属于人民国家所有。并向工人保证，凡是在这个厂做过工的工人，都有活干，都有饭吃。日常生活中，他亲自带领工人从火车上卸粮食，有说有笑。一次中午休息时，刘斌又自己掏钱买了一捆煎饼，与工人一起分享。马恒昌后来一直记得这时刘斌说的一句话，“老师傅别客气，都是一家人嘛，吃吧！”（宋显忠：《千里马的足迹》，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页） 从彼此陌生的个体到“一家人”式伦理情感的重建和回归，这需要在历史实践中缝合中国近现代具体历史结构中被撕裂的种种组织上和人心上的裂痕。正是军代表刘斌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重建这种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同甘共苦之感，将之作为情感和伦理基础，才能逐渐在政治层面建立起接管干部与普通工人之间的荣辱与共和理念认同，才能逐渐让马恒昌感知到对于理想正义社会中人际关系的新诱惑。而工人的尊严感，才会逐渐在这种“互以为重”的个体交流间被唤醒。正是中共在历史实践中以比阶级论远为丰富和细致的意义内涵、也以比阶级论更紧贴中国近现代以来社会结构所面临的内在困境的方式改造社会，才获得了从西方阶级论视野出发难以理解的历史成就。新中国在阶级论的全民动员机制下所焕发出来的能量，很大程度上是在实践层面上对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重新释放。 我们看到，并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苏/美这一先在历史叙述的内在结构促使工人认同新中国，而是先从内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逻辑脉络角度翻转了特定的历史关系困境，才有了工人认同于中共的理论构架，认同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世界叙述。一定程度上说，新中国日后的历史演变，并非是外在构架的改变而导致了人心涣散，而是社会结构的内在组织先行涣散，整个社会才出现了无法敏锐应对现实的运行失衡。 2.小组工会 再者，“马恒昌小组”的规章制度、组织形态、日常维护等等主体重塑机制其实与阶级论也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传统伦理精神有关。比如小组非常核心的互助形式就是其中之一。 小组工友黄杰的母亲由家乡来看女儿，恰巧黄杰不在家，工会就组织工友给买菜、买饭，热情招待这位老人，帮助安排住处。老人非常感动。黄杰回来后，工作积极性提高了很多。小组工友之间，谁要有了病，谁家发生困难，大家都十分关心，经常组织工友到医院和家里慰问，而生病或有困难的工友得到帮助后，也可以早日恢复生产工作。 这些历史实践其实是对生活秩序的整体重组。这种重组不只是恢复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的互助形式，不只是在有困难之时，伸手援助。中国社会在近现代以来所遭遇的历史现实，与中国传统社会远远不同，无论是人口规模、贸易量、城乡发展差异、文化意识，都需要创造新的方式来处理和应对。尤其对于转移到城市中的工人而言，一切都需要重建。我们仅从“马恒昌小组”的工会工作内容中可以管窥这种重组所涉及的生活范围和纵深度。 组织工人学习时事政治，这是新中国许多工会小组都要开展的，这一学习方式在很多小组都只是流于一种形式简单的时事汇报。不过对于“马恒昌小组”而言，每次的时事学习都由工会组长负责召集，在确定每项学习内容之前，工会组长都事先征求工友们的意见，然后再确定学习什么。学习的形式分为讲课和自修两种，每次的讲课，工友之间都有分工，各自负责备课，轮流讲授。小组内的同志，大家互为师生。到每项学习结束时，工会组织进行不定期的书面语口头测试。并在小组学习时，常常针对小组内部部分工友存在的骄傲自满、互不服气、徒工看不起师傅等等问题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从1949年到1958年的十年间，“马恒昌小组”一直坚持下班后十分钟的碰头会，由工会组长负责主持检查当日在生产、生活、遵守小组制度等等方面的情况，大家民主评定每人这一天的优缺点。小组成员不一，性格也不同，单凭会议也无法完全解决思想问题。碰到有问题却不愿意在小组会上发言的工友，工会组长还会走访他的亲友或老乡，以解决实际问题。 可以看到，阶级论革命主体的有效建构，并非是一种政治力量的直接介入，而是必须镶嵌在对血缘、地域文化、传统伦理的再肯定之中，革命主体的建构有赖于重建劳动主体对于互相扶持、有情有义的中国传统正义世界的认知和认可。要理解新中国工人阶级如何在历史实践中转换和形成，不能只依赖于阶级论的表述，还必须深入历史经验之中考察阶级论在一个怎样的结构关系中如何被使用。 抗美援朝时期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其实是将这种生活重组的节奏推进了而已。 3.捐献百分尺 新中国工人阶级作为劳动国民的主体转化和构成，不只是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过程，还是一个主体内在伦理结构重建的过程。 为了配合军事任务，工厂需要修配高射炮的零件，技术要求非常高，没有精密量具无法完成。第五机械厂是从手中接收过来的，金属切削刀具、刃具和检验量具都残缺不全，根本无法开工。马恒昌捐献出了自己珍藏20多年的命根子：一把百分尺。他在解放前20多年的工人生涯中，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赖这个精密量具，才能加工精密活，才能挣个大工匠的工资。 费孝通所讨论的现代工业经济体系中，一旦社会缺乏完整性，工厂对于工人，就只是一个冰冷残酷的大机器，每个人为了在其中适合最残酷的生存法则，只能依赖帮会、拜把兄弟等等民间互助方式。但在这样的组织方式和社会秩序中，工人不可能对社会身份所归属的工作，在伦理精神上连带和激发出一种责任感和道义担当，更无法达到孔子所说的“不如好之者”的境界。他的工作只是为了赚钱，与他的日常生活无关，也不配合社会的整体发展。他的每一部分都是分裂的，无法在一个完整意义下关联起来。社会结构在最基本的生产单位身上解组了。 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中，工人或手工艺人更不可能把绝活无私传授给他人。马恒昌在年轻时期遇到的日本人和中国师傅都是如此。马恒昌能够捐献百分尺，意味着他对工厂、工作和工友的基本感觉方式和意识结构已经发生了转换。 实际上，马恒昌不但捐献百分尺，还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绝活传授给工友。在这种意义上，他恰恰是自动沦为无产阶级化和赤贫化。这不是一个马克思讨论的现代工业资本逻辑的运作结果，也不是费孝通担心的现代政权强制的结果。这一历史经验要如何历史地理解其思想史和社会学的意涵呢？ 马恒昌的这种主体意识其实在新中国建国初期有一定代表性。王蒙的《青春万岁》中的主人公，高中学生郑波也是如此。愈是为他人，主体自我反而愈加充实和饱满。这种主体的构成方式和感觉方式一直到1958年的电影《钢珠飞车》中，我们还能看到。这与西方现代政治哲学自卢梭以来，包括涂尔干等人所讨论的，在现代社会中，人越是社会化便越主体化，其实并不相同。 中共对工厂组织结构的翻转中，核心的一点是，它把现代工业里工人与工厂之间“物与物”的经济关系，转换为中国传统理解中“人与人”的伦理关系（当然，这一转换得以完成的历史条件，是对特定历史结构关系的政治介入和改造）。而在中国传统伦理精神中，人与人的关系连带着的是“互以为重”的意识结构和感觉方式，自我的构成也是在日常实践中以这种方式展开、累积的。这个“互以为重”建立在对正义、完整的社会结构关系的理解之中。它与帮会性质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江湖义气不同。以这种方式作为意识结构和感觉方式的基础，人们对于“民主”的理解就变得跟西方迥异，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它不是将个体抽离出任何归属，然后在基于个体权利自由平等的意义上来理解“民主”，在工厂车间的日常实践中也不是以这种理解维度来制订规章制度、安排任务分工、维护个体的利益。对中国革命的实践性而言，它对工人主体构成的转换方式并没有通过西方现代启蒙运动的途径来展开。 二、中国现代性生成中的主体构成 当现代工业发展吸纳了农村人口进入工厂，如何组织这些工人，使得这些工人能在新秩序里不但能得到生活的满足，还能有效地工作，成为新秩序的安定力量？这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北洋政府和政权都没有处理好的问题。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很好解决，现代中国同样会面临社会解组的风险。费孝通曾考虑过这一点。他说，在一个完整的社会，社会所要求个人做的事情，比如养孩子、从事生产、甚至当兵打仗，个人会真的觉得是自己的事情，个人对于社会身份里的活动不感觉到是一种责任，而是一种享受，即孔子所说的“不如好之者”的境界。这就至少要先使人对于他所做的活动与他自己生活之间的关系有所认识。活动、生活和社会这三者要能结合得起来。费孝通认为，这必须要求有一个完整的人格，就是个人的一举一动都能在一个意义之下关联起来，而这个意义又必须与社会责任相符合。 但是，现代工业技术的发达在社会组织之中引入了一个非人化的标准，那就是要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经济利益。支配工业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生产而生产，为效率而效率的异化目的。在这种现代经济体系中，一个工人很难了解在这个体系中除了赚钱，他个人活动的意义何在？现代工业经济体系利用“赚钱”将个人吸收进去，但这个体系自身的生产活动却毫无吸引人之处。工人对于生产活动本身也毫无兴趣，没有乐趣，更谈不上“好之”的境界。在现代工业经济体系中，工人往往会倾向于少做工、多得报酬。从社会学上看，这正是社会解组的现象。法国社会学家莱普利（Leplay）、涂尔干（Durkheim）很早就意识到这一趋势，认为这是人类社会的极大危机。 不过费孝通也认为，西方现代社会的这一社会解组趋势并没有很快走上危机，基督教、《罗马法》和现代技术结合，形成了个人资本主义一种新的文化方式。但是，中国未得其利、却先蒙其弊。现代工业技术还没有带来物质生活的提高，却已经开始破坏社会组织结构的完整性。尤其是“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界，对于中国传统组织方式和伦理精神已经丧失信任，对于西方的新秩序又难以全盘接受，就更加左右为难。（费孝通：《乡土重建》，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10～11页） 转移到城市中的这些工人的工作空间和行为其实是高度重复和枯燥的。如何面对这种远离了中国传统文化所表述的日月山川的生活空间？如何面对远离了天地四季的、日复一日与机器为伍的生涯？这些转移到城市的中国人如何能重新感觉到幸福？幸福从哪里来呢？ 传统秩序对于中国人追求幸福的方式，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当这一传统方式在近现代遭遇崩溃时，需要政治的重新介入。政治的历史实践正是要内在于这种追求幸福的方式，在具体的历史结构困境中重建追求幸福的条件，重建中国社会得以良好运转的习惯和习俗。政治只是重新打造历史条件，它本身并不能替人完成自己，不能替人幸福。所以，我们也看到，中共革命在有些时候会一再强调要调动每个人自己的主动性。 在涂尔干的构想中，一个现代主体，比如学生，只有进入到学校，和老师、同学发生关系，才能体会到师生情谊、同学友谊，只有在学术活动中积极发言，参与交流，才能培养出公共的道德义务。从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是社会决定论，因为个体道德感的建立必须依赖具体的社会情境，但“社会决定”不是社会纯粹对个体的强制。所以他并没有否定个人主义的基本内容，而是认为个人主义只有通过他参与其中的那个社会或群体的决定，才能具有道德意涵。（渠敬东：《失范社会与道德秩序的重建——渠敬东访谈录》，载唐磊编《三十年三十人之激扬文字》，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 在涂尔干的描述中，个体道德感的建立所依赖的具体社会情境，是以启蒙理性作为哲学基础的，个体在社会中的成长，是从无到有的过程。而中共革命在历史实践中所开展的主体构成方式，并不以西方启蒙理性为哲学根基，也不以近代“五四”以来的中国启蒙运动为理解前提，更不是以马克思主义阶级论为准则，而是以中国传统伦理精神中的某些构成中国社会结构的观念要素为动力。在“马恒昌小组”这一案例中，中共革命的实践主体不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恰恰是一个从有到无的过程，从自私到无私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财富的转移过程，是一个孟子所说的“恒产”的建立过程，在这一将正义秩序重树于天地间的重建恒产的建立过程中，主体建立起恒心。 《孟子·滕文公上》：“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他提出要“制民之产”，使他们“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讲“恒产”和“恒心”，这个“产”不单是说财产，而是指事业，而且一定是在社会结构和价值上是持久的，可预期的。但在近现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中，一个普遍问题是人和组织都找不到能够归置自己的名分和价值，不去做分内的事情，不坚持恒久地去做分内的事情。（渠敬东：《失范社会与道德秩序的重建——渠敬东访谈录》） 而且，当这个“恒产与恒心”互动的社会结构没有建立起来，单纯的劳动竞赛其实会引发很多问题。比如当时有一些剧本描写父女竞赛种玉米，父亲思想严重保守，坚决不相信女儿的试验田会获得高产，而当后来的事实是女儿果然获得高产时，当父亲的不但一点也不感到高兴，反而因妒生恨，竟发展到想方设法破坏那块丰产田。 由于对这一生产劳动竞赛纵深处的历史动力运作机制，缺乏内在于中国社会发展机制的理解，批评家将这一剧本当作不良倾向的作品，对这一剧本反映出的社会结构性问题缺乏高度敏感，而简单批评作家的立场和理解出现了问题，不符合党的宣传政策。 当初步建立起恒产与恒心互动关系的历史条件后，抗美援朝宣传中广泛蔑视、鄙视和仇视美帝国主义的方式才能够被推进到相当简单化却又相当有效的程度。其扎根在历史纵深处的动力运作机制之一正是中共在历史实践中发展出的对中国传统“恒产与恒心”关系的重建。 因此，对工人而言，抗美援朝的发生，就变得不再是世界范围中的资源再分配和权力再分配，也不仅是出于对自身财产的保护，而变成了连带着身心感受的对恒产尊严的护卫和对恒心受损的义愤。基于这一历史条件的建立，抗美援朝的全民动员就并不仅仅依赖于全面宣传和对美国的“帝国主义化”，而是在更纵深层面潜入日常实践中对工人的走访、座谈，更细致的嘘寒问暖，解决工人的住房、子女就学、家庭负担等问题。群众路线对于中共革命实践的重要性，正在于此。而现代国家建设所希望的公民意识，也才在这一历史条件充分建立的基础上真正形成。 但中共在理论层面对自身历史实践所开展出来的丰富内涵并没有进行充分整理，中共的理论表述过于依赖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抗美援朝中，中共向苏联的“一边倒”，在理论表述上更加依赖阶级论来理解世界格局的走向和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这实际上加大了中共在理论表述与自身历史实践之间的错位和裂缝。“恒产”与“恒心”的互动关系是在历史结构关系中生成的，它是流动的，变化的。当中国现实运转良好的各种历史条件因素发生变化，其实需要学术思想、行政机制对这些现实状况具有高度敏感性、反应能力和处理能力。可是当中共在理论层面和意识结构上并没有充分整理中国现实运转状况的历史条件，它在行政机制处理现实能力问题的培养和训练上必然将逐渐脱离现实，脱离中国社会结构性运转的内在逻辑方向，脱离中国问题的真正节点。 当新中国再继续发展，当文学表现日益教条化、文学批评日益抽象化、思想学术的讨论日益脱离现实，当这些呈现和表述日常生活感受的途径都被堵塞，变得荒芜，理论层面的伦理精神必然会日益抽离于现实状况。个体甚至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当初的社会主义新主体又在哪里寻找藏身之所呢？ 三、结 语 抗美援朝时期的全民动员，催生了许多先进工人小组。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战争动员机制中，新中国工人的主体构成方式与历史结构关系之间的内在逻辑。 长久以来，学术界对于工人“主体性”的研究主要是在生产领域，以“阶级”概念来讨论工人阶级的集体意识。20 世纪70 年代以来，随着西方身份认同理论的空前发展，劳工研究领域（如劳动过程研究和劳工历史研究）开始突破单一的阶级分析视角，从性别、种族、族群、性取向、民族性等各个角度探寻工人的多元化主体性。由此，“多元主体性”（ subjectivities） 替代了以往的“阶级意识”（ class consciousness），成为当今工人主体性研究的主导概念。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者发现，工人“多元主体性”的形成过程中，阶级意识与其他多个面向的身份认同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倡导一种“交叉分析范式”（intersectional approaches） 来研究身份认同的复杂形成 （余晓敏、潘毅：《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的主体性再造》，《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 而本文所考察的抗美援朝时期的“马恒昌小组”，是试图将它放在中国社会结构遭遇近现代内外剧变的内在逻辑脉络之中，考察中共革命在历史实践中是如何重构转移到城市之中的劳动主体的？在中共翻转结构性困境的历史实践中，其开展出的特殊经验还要更具有思想史上的挑战性。它既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理论对于现代主体的阐释，即现代性的产生体现为自我的“个体化” （individualization） 过程；也需要突破以往单纯以阶级论解释中共革命的思路。 西方理论认为，在个体化过程中，“身份认同”的形成不再取决于一系列与生俱来的先赋条件，而是转变成为一个反思性的、不断变化的、取决于个体外表和表现的个体化工程。这个转变植根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后者不仅为个体提供了一系列尝试新商品和新体验的机会，而且削弱了家庭的核心位置、增强了个体的独立性。当人们的生活方式日趋理性化和匿名化，传统的、稳定的身份认同（例如家庭、宗教、阶级和国籍）也逐渐被弱化、改变甚至放逐。个体从而获得选择自我实现路径的自由，获得以前仅属于社会精英的机会。中共革命所展开的重组社会和重组民众，与这一过程其实非常不同。不但主体的构成方式不同，而且劳动主体的动力来源也不同，当时中国工人的工作热情，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对劳动价值和目标诱惑性的感知，而这一感知的现实基础，正是工厂生产车间的重构。 西方学界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反思，所强调的问题是：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性为什么迟迟没有显现出来？而中国当代史所面对的是：中共革命所建构的主体性，为什么能够在新中国建国初期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配合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又为什么会快速走向另一个方向？ 从阶级论来说，在《资本论》里，马克思集中处理的是工人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他认为资本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压榨会激发工人的反抗，导致工人从一个自在的阶级转化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马克思是在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中理解资本主义的。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近现代以来，中国人口、贸易和工业化进程引发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大潮，但随着这一历史进程发生的社会组织结构和传统习俗、文化机制的新变化，却使得这些已经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没有办法真正转化成为马克思主义所期待的工人阶级。马恒昌的“出现”，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难以处理的现象。我们今天要重返和理解中国当代史，尤其是中国革命史，不仅仅要考察阶级论意义上的斗争史，更没有办法不讨论阶级论与中国社会发展到近现代所形成的特定历史结构关系之间的遭遇史。正是在历史纵深层面中混杂、缠斗的历史经验中，我们才能真正整理出新中国劳动国民的生成史。 不过，仍然要强调的是，虽然“马恒昌小组”在历史中显示出丰富面貌和达到高度成就，但这并不等于全国都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状态。中共革命的推进是逐渐从西到东、从北到南。每个地方的历史情况复杂多样，每个地方的党员、行政干部情况也各不相同。比如，同样是在抗美援朝时期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在黔东南地区，之后，一些地方群众生产的热情很高，奠定了发家致富的思想，但这一发家致富的思想与爱国主义思想结合得太差，又缺乏相配合的民主建政建设等等，结果一些人甚至不愿当村干部，怕耽误干活。前村干部群众都很积极，后就松了一口气，积极分子怕麻烦，不愿当村干部，许多地方的区乡干部产生了这种“革命成功论”，原本工作很积极的人逐渐变成了庸人，满足于“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因此，在完成后，他们误认为“完成、万事大吉”，似乎这便是革命成功了。他们开始把革命工作看成一种“负担”。认为应该“轮流干”，“贫雇农很多，为什么要我一人吃亏”，种种形式不一而足。 历史的确丰富、复杂。要警惕以偏概全，既不能以“马恒昌小组”的情况作为全国情况的全貌，但也不能以某些地方的特定状况否定“马恒昌小组”所达到的境界。每个特定历史情境，都需要充分历史化地考察其纵深处的动力运作机制、主体身心状况等等，我们才有机会在长久的暗自努力中窥见那藏身在历史之中的金光大道。 （本文的写作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文学所“当代中国读书小组”朋友们的讨论，特别感谢贺照田先生；感谢齐齐哈尔市档案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