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论文范文

公共政策论文范文第1篇

1.1政企合一的政策制定与执行体制长期以来我国对盐业实行垄断专营，在河南省盐业管理体制中，河南省盐务管理局和河南省盐业总公司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政企不分，倚“政”为“企”谋利。首先以地方立法的形式维护其垄断专营的利益。新郑市盐业管理部门对黄先生的跨区用盐行为进行处罚符合《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的规定，但当媒体将这一事件曝光后，新郑市盐业局出面向被罚者道歉，并退回没收的食盐和200元罚款，并对该局盐政科科长和稽查队长进行了处分。此事件的经过可以充分说明，地方盐业管理部门在明知跨区用盐是合理行为的情况下，为了地方盐业部门的利益，仍然依据严重扭曲的《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对黄先生进行了处罚。政企合一的垄断经营体制还使得盐业管理部门可以避开市场经济的竞争，对食盐实行高额定价，获取高额利润。

1.2缺乏完整的政策运行机制由于实行政企合一的垄断专营管理体制，所以地方盐业经营管理部门的部门利益会得到强化。首先，缺乏政策实施效果的内部反馈机制。在盐业管理系统内部，实行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行政信息以自上而下的单项流动为主，下级不能将在实际盐业监管中遇到的问题快速的传递到上级部门，不利于上级部门作出正确的决策。如在食盐计划编报的实际运行过程中，自上而下的刚性分配往往使得市、县两级盐业部门没有发言权，计划编报基本上是走形式；而计划的实施又基本上成为以“把盐放下去，把钱收回来”为起点和终点的工作过程[1]。其次是缺乏对盐业政策运行的监督机制。在内部监督方面，上级较少对下级制定的法规的实施效果进行监督，监督力度存在严重不足。在外部监督方面，中国的社会监督还处在起步阶段，其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

2盐业政策及时更新的路径选择

2.1政策制定部门树立以公共问题为导向的理念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树立正确的理念对促使政策的及时更新，推动公共问题的顺利解决具有重要意义。公共问题是制定公共政策的前提，盐业管理部门在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时，应把解决公共问题作为一切活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政策制定者必须认识到，政策问题具有发展变化性。因此，政策制定者应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审视与重新认定所面对的问题，清晰的界定政策问题，进而制定出符合社会需要的政策。

2.2在盐业管理部门实行政企分开，破除垄断专营的体制首先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将盐业部门的行政管理职能与经营职能分开，将行政管理职能划归政府，使盐业管理部门集中力量进行盐业政策的制定与监管工作，将经营性的职能划归为企业，使其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清晰界定企业产权，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其次要尽快破除垄断专营的盐业管理体制，逐步放开盐业市场，鼓励其他市场主体进行盐业的经营活动，使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能够得以充分发挥，这样盐业经营部门在严峻的市场竞争面前为了更好地生存，它们将主动推动相关盐业政策的改革。

2.3完善政策过程

2.3.1在政策制定与修改阶段引入社会的参与首先，政策制定机关应当听取普通民众对于政策的意见与建议，一项政策实施效果的好坏，政策适用对象最有发言权，为此盐业管理部门应首先健全并开放决策信息系统，利用现代先进的计算机系统定期收集广大公民对于政策的意见，并及时反馈到决策机构，以利于决策机构及时了解正确信息，进而使盐业政策符合社会的要求。其次，政策制定机关应当听取并采纳专家学者的建议，他们的建议往往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能够切中时弊，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2.3.2完善执行阶段的反馈机制公共政策都是根据一定社会环境下的公共问题而制定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问题也将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为了使公共政策始终具有现实可行性，必须根据政策执行情况对公共政策进行修正，而修正有赖于执行中所获取的反馈信息。盐业政策执行部门对该政策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最为了解，为此盐业政策执行部门应将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加以分析归纳，并根据政策执行的经验提出改进的建议，将这些信息及时的反馈到政策制定机关以利于政策的修正完善。

2.3.3建立健全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制度政策评估有利于系统了解政策的运行情况，评估报告将是政策修正完善的重要依据。首先，应将盐业政策评估纳入政府的财政预算，将评估工作制度化。其次，在评估策略上，既要有政府系统内部的评估，又要有社会专业机构的评估，使得评估报告更具客观性[2]。最后，建立评估报告的回应制度，评估报告制定出后，政策制定机关应在一定的时间内对评估报告的内容予以回应，认为合理的部分应当采纳并修正相应的政策，认为不合理的部分，应当说明理由。

2.4加强检查监督，实行问责制问责制度能有效推动各级政府主动修正盐业政策。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应加强对政策实施的检查监督，对在检查监督中发现明显有失公正的政策仍在长期实行，根据责任划分，追究相关领导人员的责任。在问责的压力下，各级政策制定机关，将主动对政策进行更新，促进社会公共问题的有效解决。

公共政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民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迅速发展，公共政策已经成为政府调控现代市场经济和进行社会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政府自身的缺陷和公共事务的复杂等因素，公共政策往往并不像人们所想象和期望的那样有效。为了制定出科学、合理、公正的公共政策，人们不断地从多方视角、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探讨及实践。本文从“公民参与”视角出发，从原因和背景、功能、争议及存在问题和对策几个方面论述了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以期为公民参与乃至政策科学的发展“添一把薪”。

一、公民参与的原因及背景解析

1.公共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都以社会民众为基础

首先，政策的需求信息来自社会民众或团体（利益集团）。任何一项政策的实际需求总是来自社会的实际需要，代表公众实际利益和要求的政策总是从民间社会首先萌发。且任何公共政策总是涉及广大民众的，公共政策应是以保护他们的起码利益为目的的。其次，民众也是公共政策运行的主体，公共政策的执行常常需要施政者与影响对象之间的密切合作。如果后者是被动的、消极的，那么政策的效果会大打折扣或成本大增。政策制定者也只有在充分考虑到政策相对人的态度、利益得失，才能够制定出最符合社会需要、最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的公共政策。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公民参与的发展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唤起公众的参与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深刻性、广泛性、艰巨性都表明，它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投入，广泛参与。只有充分发扬民主，使公众有更多的参与机会、参与条件、参与渠道，社会公众才会真正树立起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鼓动起人们的政治热情。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激发公众的政治参与愿望。市场经济体制的构筑过程也就是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公民在争取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必然要求过问和参与与自己利益关系密切的公共政策过程，甚至就某些利益关系重大的问题向政府讨价还价，施加压力。再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为公民参与提供条件，如产权保证、物质和必要的设备保障等。

3.政治现代化促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

我国社会主义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政治过程必须向民主化和法制化方向发展。从民主化角度来看，人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就应当强化自己的主体地位。公民再也不仅仅满足于作为公共政策的客体（对象）而存在，被动地认可和接受政府的公共政策方案，而是强烈地要求向公共政策系统表达自己的意愿，具体过问公共政策制定、执行和反馈的全过程，使公共政策能够更充分地代表自己的利益。

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功能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已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认为公民参与，具有极其重要的功能，是贯彻民主信念的进一步落实，可以发挥集体智慧去解决社会问题，它可以发动社区资源或公民来推动发展计划，也可以使更多公民通过参与的过程认识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1.集体参与，可减少政策上的流弊与个人的私欲，进而确保一个更可行及公平的决策。基于每个人知识有限，思维的方法不同，群体智慧对于决策来说相信是比较优越和可靠的，因为这是经过众人参与，互补长短的情况下得出来的。其次，通过意见的交流和不同观点的冲击，不但可以使个人的眼界得以开阔，而且个人的私欲亦得到调适，使政策依据群体的意愿而做出。

2.大众的关注和参与，对于一个政策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影响。首先，公民参与，有助于政策决策主体充分考虑和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利益和愿望，并把政策目标的确立和政策措施、手段的选择建立在符合这种利益和愿望的基础之上，以减少政策决策的盲目性，提高政策的合法性。其次，公民参与，可以减低执行时遇到的困难，有利于政策的有效执行。

3.公民参与，促进了政策相对人主体地位的确立。这有助于提醒政策执行主体尊重政策相对人的人格，并注意激发政策相对人对公共政策的认同感和接受主动性，减少政策执行中的阻力和实际存在的强迫性和人格侮辱等违背政策和法律的行为。还有助于改变政策研究和咨询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自上而下的单一视角，而代之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重视角，扩大政策研究和咨询的领域，并使研究成果能直接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三、实践公民参与的争议与反思

“公民参与”是很理想的理念和正面的行为，但在实践方面，要鼓励一个人去参与社会事务，要求他或她不单是只顾个人的利益，而是采取利他人的倾向，关注公共事务，从而介入参与和协助、表示意见、推广活动和参与决策，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一些学者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也提出了质疑。

第一，很难确定公民大众的真正意愿，持这种观点的认为一般公民没有空余时间去关注或去认识政策问题；那些有时间和有兴趣的，未必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去理解；很多没有参与组织的公民都是较沉默、被动，对社会上的政策很少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很难确立公民意愿。第二，批评公民意见多属短视，一般公民的意见常被指为只求眼前利益，急功近利，不能容忍；而且所要求的多属狭隘的利益，而忽略社会全局性的发展。第三，公民参与效率低、耗时和昂贵，而且使政府部门内的专业及行政人才难以发挥其知识及经验，不能采取果断措施，令工作效率降低，未能应付瞬间万变的现代化社会形势。最后，公民参与会导致社会不满及不安。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不断改善，一般市民的期望亦相对地不断膨胀，常常提出过高要求和不切实际的论调，而当这些要求未能适当地被满足时，这些公民的内心很是不满，对政府及社会产生不信任和不安。

与此不同的是，对公民参与持赞同观点的学者却提出不同的观点：第一，指出多数公民较被动，对一般政策很少有自己的意见，是符合实况的。但要求那些有见识、有意见、有亲身体验、有切身利益的基层公民，积极参与，发表意见，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总是有裨益的。至于专业知识和才能方面，公民未必完全掌握，但有更多的机会参与，他们的认识便会加深，而且他们作为受益者的切身感受和不受部门领导的位置影响，对专业和官员能起到互为补充的作用。第二，公民意见是否属短视，在未有机会参与和发表时，在未有比较和分析时，实难先验地下判断。第三，公民参与是否耗时和昂贵，很难有定论。很多政策都是涉及广大公民的生活和利益的，且有长远影响，只有深入和详尽的反复研讨才可减少日后出错时所带来的失误和浪费。第四，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近年公民受教育水平上升，通过传媒而接触世事日多，对生活质量及政治权利的要求不断提高。

四、公民参与的现实问题及对策思考

虽然在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存在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总体水平较低，存在着公民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公民参与的理性化程度较低、公民参与的能力不足、公民参与的制度化较低、政府官员的错误观念等诸多现实问题。但近年来公民参与已得到愈来愈多的人的接受与支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全新格局，是公共政策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总结经验、扬长避短对政策中公民参与及政策科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1.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就是在充分尊重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对公民参与的内容、方式、途径作出明确的规定，使其可以按一定的程序实际操作，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使公民参与经常化、制度化。

2.建立、健全公民参与的方法和渠道。一方面，为了进一步推广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者可以多采用一些公民参与的方法，如深入交流法、在政策组织中加入公民代表、公民训练、基层意见搜集法、价值取向法等；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公民自己应懂得运用不同渠道去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如个别接触、舆论扩散、集体推动、游说工作等政策参与渠道，这是较为积极和主动的做法。

3.营造有利于我国公民参与的政治文化，为公民参与创造良好的政治心理背景。一般来说，有利于公民参与发展的文化氛围有：一是普遍的平等观念；二是广泛的自主意识；三是强烈的责任感；四是法制原则。为此，必须克服传统政治文化造成的参与中的冷漠和急噪情绪，积极培育公民参与所需要的适度、理性的心理背景。

4.树立政府官员的正确理念。政府部门是公共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政府官员对待公民参与的理念直接影响到公民参与的作用发挥。这就要求政府官员必须树立正确的理念，充分尊重公民的人格和合法权利，承认公众在公共政策整个运行中的主体地位，积极推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

参考文献：

[1]丁煌.公共选择理论的政策失败论及其对我国政府管理的启示[J].公共行政,2000,(3).

[2]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朱崇实,陈振明.公共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公共政策论文范文第3篇

1.1政策偏向于损害老实人的利益

邻避效应一般发生在城市内部之中，与城市居民息息相关。没有人希望邻避设施建在自己家门附近，虽然它会为大部分人们带来很多的正外部性，但对设施所在地的居民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具有牺牲某个地方的利益，以换取大众方便的特点，往往会导致地方民众的排斥。垃圾处理是每个城市都不可逃避的责任，诸如垃圾场这类服务广大地区的民众，可以有效缓解城市的垃圾问题，但同时垃圾焚烧厂的建设将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臭气、蚊蝇、渗滤液污染等等负外部性。这些负外部性问题给附近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甚至会对居民的健康与生命财产造成威胁，以至于民众都希望不要设施建设在自己的住所附近。更有已建好的邻避设施带来的不良影响，导致民众产生不良的刻板印象，凡邻避设施的建设都会带来一定的污染。比如由广州市政府全资投入的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是当地的“环保样本工程”，然而生活在附近的村民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所以李坑的村民从来没有停止投诉垃圾焚烧发电厂对村民生活环境、空气的污染造成的影响。面对这样的邻避效应，政府为了将既定的政策执行下去，坚持邻避设施所发挥的正外部性，同时又要应付当地人们的强烈反对，往往权衡利益后，容易作出让步。既然在东边无法实施方案，那就把方案移植到西边，再不行就转到南边或者北边，反正方案是不能放弃的，所以只能选择成本最小化处理，将设施移到反对声最少的地方。所以最终很容易演变为哪里的反对声音最小，就会在谁家落地生根。而往往反对声较少的地方一般都是发展相对落后，公民维权意识的不高，最终只是亏了老实人，让老实人承担邻避设施带来的负面影响。

1.2导致政策搁置或无法执行

出发点再好的政策，没有大众的支持，都难以实现其真正的效果。因此政策执行在整个政策实施过程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一旦离开了执行，就成了空中楼阁；离开了贯彻执行，也就失去了意义。政策实施的结果总会造成一些人受益，而另一些人受损。而公共政策遭到邻避效应的影响，即遭到附近居民的反对呼声，居民为了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当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或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会通过一定的渠道、采取一定的方式进行抗争，“只要不建在我的后院就行”、“凭什么由我们来承担应该整个社会承担的后果”等等激烈的情绪笼罩着选址点的周围。此时普通民众团结起来，共同反抗邻避设施的建设。这些表面看似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人们发出的狭隘观点，但只要我们设身处地地站在当地人的角度上考虑，就不能仅仅用自私二字可以涵盖他们的行为了。在落实政府政策、建设邻避设施过程中，周边的居民很容易产生强烈的受害意识，从而产生反抗运动，导致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不断恶化。所以这种情况下，多数政府是不敢贸然继续坚定执行原定的方案，不能与公众的意愿公然违背，否则将会演变成更激烈的反抗运动，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最终导致政府多数选择搁置原定的方案，以平缓大众的激烈反抗情绪，从而致使所定的方案无法实施。比如广州番禺垃圾焚烧项目启动后，发出通告决定在番禹区大石街建立一座焚烧发电厂。这个决定遭到附近楼盘居民集体的强烈反对，迫于压力舆论之下，最后决定停建。

1.3延误政策进度，加大政策成本

公共政策在制定的过程中，要广泛听取大众的意见，进行科学的决策，只有这样，公共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才可以得到大众的支持，从而顺利完成政策的实施。而公共政策在制定与执行中，遭到邻避效应的阻碍，说明政策没有真正得到大众的支持，也就是存在不合理的地方。最终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延误工程的进行，甚至会使政策被，从而政策前期的准备工作与政府所花费的精力白白浪费，进而再重新制定新的方案，加大政策的成本。比如番禺垃圾焚烧厂在公布启动项目前，政府已经派专家对选址点进行一定的调查与研究，花费了一定的资金与人力。而在公布决定后却遭到大众的反对，不得不重新遵循民意，重新进行选址论证，再次进行环境评估，再花费一定的人力物力，大大加重了垃圾焚烧厂建设的决策成本。

2正视邻避效应，促进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第一，加强公众参与，充分尊重民意。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民主制度不断得到完善，公民的权利意识也在不断增强，所以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中难免会遇到邻避效应。因此，在建设邻避设施之前，必须保证公共政策的信息公开，提高公众的参与度，让更多人表达自己的意见与建议，共同讨论，共同参与政策的制定，加强政策执行的监督，从而保证政策的科学性。比如，面对番禺垃圾焚烧厂的建设，政府先斩后奏的做法引起居民的强烈反对。后来政府认真听取民意，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与广大市民一起讨论研究建设选址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最后共同达成一致认识。

第二，采取协商策略，及时化解矛盾。邻避设施的建设是为了满足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或者解决社会中存在的某个问题，它是社会所需要的，但同时也会造成消极的影响，无可厚非会遭到一部分人的否定。当公共政策引起邻避效应时，政策的执行者与公众产生矛盾，这个时候各个利益群体都可以公开言说，发表意见与想法，从而使问题透明化。在面对公众的意见，面对他们的合法维权时，政府应该及时消除公众的疑虑，用充分的论证、以科学的数据说服公众。同时也应该充分考虑民意，积极主动地吸取合理的建议，以便改进方案，赢得公众支持。

第三，保证政策公平，强化科学决策。公共政策制定的根本原则一定是站在大众利益之上，不能掺杂其他的利益集团纷争。所以当邻避设施遭到当地居民的反对时，政府应该根据民意改进方案，同时也应该根据科学的数据以理服人，实现公众利益最大化。如果根据专家的调查与研究结果，某个选址的大部分条件都符合设施的建设，可以实现政策最优化，这时政府应该尊重科学依据，在民众的不理解或者反对呼声中，积极主动做好政策宣传，耐心对民众进行解说，同时尽可能让当地居民的损失最小化，加大技术的投入，辅助以相适当的补偿减轻他们的心理排斥感。不能一味采取哪里反对声小，就把政策移植到哪里的不公平做法，适当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借用制度的权威把最优方案执行到底。

第四，借鉴成功经验，及时加强监测。公共设施的建设在每个国家甚至很多城市都需要建设，所以根据其他地方或者外国的处理经验，再结合自身的条件，借鉴参考，从而找到适合本地的措施，这不失是一个好办法。比如在日本，就有把垃圾焚烧厂建立在市中心的环境事业局的附近，以便及时对环境进行监测。还有一些地方甚至可以通过邻避设施的建设，为该地带来福利，把原来人人嫌弃的邻避设施，转化为一项可以盈利的产业，造福当地居民，更可谓一举多得，实现双赢的局面。

公共政策论文范文第4篇

民族志方法是一种最为典型的解释性研究方法。民族志方法就其名称的含义来说，意味着是一种“人类图像”。是一种人群或族群的生活画像。也就是说，民族志研究的是一个种族或一种特定文化圈内的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并解释文化中的人、物、事件等各个构件因素的交互影响过程。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而言，民族志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长时期地深入现场，采取切入情景的参与式观察和实践，并采用一对一访谈的方式来体悟和感受真实场景和文化内涵。然后如实将他们的信念、价值、观点、动机等叙述出来，来了解这些构念是如何在本土发展和更新的。民族志方法最终的研究结果通常是讲故事。即体现特定环境的现场感和真实感。对于公共政策过程研究而言，政策问题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真实的政策问题需要政策制定者具有良好的问题感知能力。而且政策问题必须是真问题，问题定位的失准也会浪费大量的公共资源。很多情况下，并不是政策制定者不具备寻找问题的专业素质，而是由于政策制定者对于特定的政策作用环境缺乏足够的了解，对于真实世界的现实接触极度缺乏，从而导致政策问题的错误导向的产生。虽然他们很多时候通过调研、听证等手段对问题的了解不断深入，但是，更为细致的，深描的民族志研究无疑是更为合理的选择。从理论建构角度而言。公共政策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必须要从归纳的理论建构方式出发，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用不加理论前提的思维方式来发展和把握新的公共政策理论，这样一来才能够发展出具有本土特色的公共政策理论模型。深入现场，细致考量目标群体的真实行为动机和真实需要，理解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遇到的真实桎梏，才能够是政策制定者发展出一套可行的政策制定技术和方式，而且，政策制定者同样会对整个公共政策价值观念产生变化，不会仅仅从利益角度出发来满足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是建立在理解文化背景和文化中人们行为动机和真实需求的角度思索新的价值视角。公共决策会认识到，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公共决策者所做的决策不一定完全正确，即使在当时是合理的，时过境迁后也将有可能存在不合理之处。为情势变迁所迫，决策者可能要对不合理的决策部分进行必要的调整与修正，这种调整和修正既可能通过公共决策者自身的经验和反省，也是出于文化认同和对社会发展的责任，这样，政策制定不再是一种过程和手段，其本身就意味着是一种目的，一种出于责任的目的。

二、民族志方法运用下的公共政策实践

进路传统的对公共政策过程的界定是所谓公共政策过程，实际上是指各种利益集团把自己的利益要求输入到公共政策制定系统中，由公共政策主体依据自身的利益需求和价值判断形成合法化的政策方案，通过政策的执行、评估和终结等手段对复杂的利益关系不断进行调整，最终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公共政策过程主要包括政策问题发现与认定、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终结等阶段，政府的公共行政活动的过程实际上主要是政府发现、制定、执行、评估和终结公共政策的过程。公共政策过程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由问题、制定、执行、评估和终结组成的线性结构无疑是合理的。但是，林德布罗姆告诉我们，渐进式的政策过程往往是公共政策现实中的真实体现。而且是比较合理的选择。但是，民族志方法仅是方法论上的革新，具体的影响还是需要在整个公共政策过程中得到具体显现。

1.政策问题发现阶段

所谓政策问题，是指当公共权力主体意识到公共问题已经妨碍社会发展，并已经体会到公众的公益性诉求且趋同于这种公众诉求，政府通过公共活动加以干预和实现的问题。在此阶段，公共政策制定者必须深入政策标的“田野”中去，去体会真实的问题来源和问题关联者对于问题的真实看法，需要是公共政策过程的真正起点。理解需要比利益分析更为重要。因为需要会建构人对于利益的认识和对于利益的选择。由此，真实的需要的抑制或缺位是问题产生的真正来源。如果要寻找到真实的问题，则必须从需要的角度出发。在公共政策问题发现和认定阶段，政策的公正性表现为政府能否及时有效地发现与人民群众切实利益相关的公共问题，并及时地将其确定为政策问题而进入政策议程，政府对公共政策问题的认定，一是必须从社会整体公共利益出发，实现社会整体价值的增长，二是所认定的政策问题必须能够满足社会公众个体的大多数的需求。

2.政策制定阶段

所谓公共政策制定，是指公共政策主体为了实现公共政策目标，对公共政策进行方案规划、择优选择，最终采纳并使之规范化的过程。在政策制定阶段，与本土化公共政策理论要求最为一致的就是要保证政策制定的公平性。公平一方面体现着对于人们平均思想的体现，而且体现了社会的人文关怀和基本福利。另一方面，公平意味着正义，体现出一个社会体系发展的方向和基本的价值取向。公共政策的公正性包括如下内涵：一是政策的价值公正，即公共政策切实以满足最大多数人的需求和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二是政策的实体公正，即作为政策实施载体的政府权力运行规则体系的设置必须具有公正性，不能偏袒和倾向于任何一方利益，必须以政府政策问题认定和制定阶段确立的价值原则为唯一标准；三是政策的程序公正，即政策的制定必须经过严格科学的程序，必须建立在充分信息、严格评价、广泛参与的基础之上。

3.政策执行阶段

所谓公共政策执行，是指政策执行者通过充分运用人力物力财力等相关政策资源，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将已经合法化的政策付诸实践的现实过程。本土化公共政策理论对政策执行过程的关切是最为重要的。因为，民族志研究方法强调的是观察，与传统的线性方式发展政策理论的角度不同，新的理论建构方式是螺旋状的，即在政策执行阶段的具体情境中，政策相关者必须深入体验政策在执行过程之中对真实环境的改变，以及相关受众的真实认知和真实想法。用自己的视野来观察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动态情景，用以内化为自身对政策修正和评估的主要指标。

4.政策终结阶段

所谓公共政策终结，是指政策决策者或执行者基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信息反馈或者是本身对政策绩效的科学评估，采取有效方式方法，终结一些过时的、多余的、不必要的或无效的政策、计划、功能或组织并孕育新政策的一个过程。政策终结的方式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政策替代，是指用新的政策替代旧的政策，即政策要实现的目标功能不变，在旧政策不能满足其确立的功能目标的情况下，用新的政策取而代之。二是政策分解，即将旧政策的内容分为几个部分，每个部分各自形成一个新的政策。三是政策修正，是指在原政策目标没有错的前提下，为了更好地实现政策效果，而对原政策中一些已经过时或者错误的政策进行修改，或者对尚不完善的政策条款进行补充完善。四是政策废止，对于政策目标本身就错误的或者已经严重不合时宜的政策，要及时加以废除。在民族志研究方法的视角下，政策替代是不现实的。因为现实政策的执行对社会和个人已经产生了影响，它的影响是生成性的，更改一个政策会使得新政策与旧政策之间产生强烈的激荡，不利于政策环境的稳定。对于政策分解方式而言，政策的分解并不仅仅是分解，而是分解的部分生长在现实情景之上，随着现实情景的变化而发展。政策的修正在新视角下的公共政策模式下是常态化的行为，修正是为了更好地契合，同时修正也意味着公共政策对真实世界需求和情景的敏感。政策的废止对于整个公共政策而言影响是不大的。因为在民族志方法的哲学基础中，对世界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解构性和相对主义的观念。在公共政策体系中，也不存在整个公共政策的体系化努力。不存在最好的公共政策模式，只存在合适的公共政策模式和扎根于实际的、原子式的公共政策。这样的观点是民族志方法所带来的对传统公共政策理论的解构性观念。

公共政策论文范文第5篇

1价值理念的缺失

政策的出台尤其是公共政策的出台一定要全面考虑其出发点，遵循的价值理念既要有效率的追求又要符合公共管理的基本原则，即公共性。要以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出发点，全面考虑公共政策出台的合理性及其影响。显然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在当前我国并不合时宜。首先，没有考虑效率的原则，显然在出行的高峰时期进行免费通行进一步导致拥挤，也间接导致交通事故的增加。此外，这项政策的收益者也并非大多数的老百姓，而是有车一族。这样，其公共政策的效率原则和公共性的价值理念都有所缺失。

2收益主体的偏失

公共政策的主体可以广义的包含制定主体和受益主体，即政策的制定者和政策的受益者。公共政策是关乎绝大多数人的，显然，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应该考虑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且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也应该尽可能的进行听证、民调，获取普通民众对于政策的态度，并让普通民众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去。显然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这一政策并没有考虑公共政策主体公共性的问题，而是单纯的由政府制定政策，收益对象也并非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

3制定-实施的系统偏差

2012年7月24日，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网《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务院已同意交通运输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监察部、国务院纠风办制定的《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对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这一政策的突然出台显然是部门高层探讨的结果。我们姑且不讨论其他方面的合理性，但就这一政策的制定、出台而言，我们很难看到听证、民调这样的修饰，换句话说，这样政策完全属于所谓的“密室政策”，由几个决策人或者决策部门单方面的制定了决策。同时在实施的过程中并没有循序渐进，先进行试点再铺开，这也不符合政策制定的逻辑，这样的政策从制定到实施出现的单方面的行为，显然是违背公共政策公共性的。

4利益-结果的偏差

我们强调人都是理性人，理性人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通过利益或者结果来评判行为。同样，我们对于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的评判也应考虑利益-结果这一标准，即谁获得了实际利益，有什么样的实际结果。重大节假日我国收费公路免费通行这一公共政策的实施就热议不断。毋庸置疑，这项政策的出台是一项惠民政策，是一个好的政策，但是我们从公共管理的公共性角度而言，尤其是考虑其利益和结果后，我们发现不能如此简单的进行评价。首先我们考虑这项政策的利益获得者，毫无疑问是有车一族，在重大节假日普通百姓出行不会因为这一政策得到任何实惠，而普通的无车族才是这个社会的主体，相对而言却是明显的弱势群体，一项政策的出台不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考虑弱势群体的利益，而考虑少部分上层社会人士的利益，那么这项政策的出发点就值得商榷了。我们再来看这一政策导致的结果，中秋、国庆双节叠加，道路严重负荷，原本的收费公路这一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变成了拥挤性的公共产品，开车上路的人所获得的效益远远没有平时收费时的水平，这显然是对公共产品规律的扭曲，一项不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扭曲了公共产品规律的政策，其公共性已经发生了偏失。

二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矫正

1价值体系的重新确立

公共政策应该始终坚持公共管理的效率原则也应不失公共性的根本。始终明确公共政策的出台应该以社会公共利益作为第一考虑要素。在观念层面，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促使各级政府部门和公务员个人将公共性和公共利益作为政策执行的出发点，并成为规范自由裁量行为的指导精神。

2民主参与机制与良好的政策执行途径

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的公共性决定公民应该让尽可能的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这就需要民主参与机制与良好的政策执行途径。公共政策制定前可以进行听证和立项调查，政策实施中要不断进行反馈调查，以保证公共政策公共性不发生偏失。

3监督评估和反馈机制

健全公共政策监督和约束机制，强化对政策主体的监督和追责力度，可以有效限制公共权力主体作为理性经济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防止政府官员腐败、行政权力滥用等损害公共政策公共性的行为产生。同时还应结合公共政策实施的实际情况，不断向政策实施对象反馈公共政策实施的效果，并根据反馈情况不断的调整和完善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论文范文第6篇

1、参与意识淡薄

“在我国，行政决策权利的运行倾向于自上而下的单向化，而忽视了公众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机制。”由于历史上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得统治者在决策权力的架构中，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而公众则很难拥有决定权，甚至为了在政策执行中寻求利益保护而转向寻求“关系网”，对政府做出的任何决策都无条件的服从。而政府与公众之间缺少沟通与交流，造成了决策没有做到真正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政府做出的决策不清楚公众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故难以满足公众的需要，政府的这种行为挫伤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长此以往，公众会认为制定政策仅仅是政府官员、上层领导者的事情，与自身无关。导致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下降，造成公众参与冷漠。

2、公众参与法律法规不健全

我国建立了一系列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我国公众参与提供了法律保障。如：《中国21世纪议程》第二十章规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公众及社会团体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操作过程中，并没有具体的实施办法，造成参与途径的缺失，参与方式形式化，浮于表面。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公民参与的程序缺失、参与的法律保障不足，放大了行政自由裁量的空间，使得公众参与的随意性很大，缺乏统一的标准。此外，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如何惩处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公众的维权意识薄弱导致公众的参与权利得不到具体的法律保障，即使公众的参与权受到侵犯，也得不到法律的救济，无从追究。

3、信息公开机制不完善

在我国，从2008年1月起实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政府新闻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形成”。但是，从近几年的发展来看，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工作仍存在一些问题。部分政府机关在信息公开方面，投入经费少，没有专门人员负责，导致信息公开的随意性很大，且无效的垃圾信息多。对于公众要求公开的信息，有些机关竟以“国家秘密”的理由搪塞过去，致使政府信息公开被大打折扣。

4、公众参与渠道不健全

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保障公众能够最大限度地参与并且影响到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许多在本质上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公众参与渠道。为了公众可以更加直接方便的表达自身的意见和建议，更好的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我国的法律法规赋予了公众参与的权利，并规定了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多种渠道，如选举活动、上访途径、问卷调查、意见箱、听证会等渠道。但是这些渠道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仍存在着很多不足。由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使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充分体现出来，而且还表现出许多不足之处。如，很多听证会只是走形式主义、走过场，人民代表不能真正代表人民，公众参与流于形式。公众参与渠道的不健全、不畅通、不透明。不能完全满足公众表达诉求的需要，阻碍了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

二、完善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对策

1、转变公众及政府官员的观念我国由于受传统的官本位、特权思想的影响，人们缺乏参与的自主意识。公众在观念上的滞后成为制约参与意识的主要瓶颈。因此，要提高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强化公众参与的意识，须加强宣传、引导、教育，使公众走出传统的官本位误区，意识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意识到自己才是国家的主人，是公共权力的所有者，加强自身参与的主动性、自愿性，变消极被动的参与为积极主动的参与。委托——理论认为，在公共部门中，委托人是全体公民，人是公共管理者。公共管理者只是受公众的委托，作为公众的人行使权利，作为委托人的公众有权回收自己的权利。因此，政府部门应消除“官本位”的顽固思想，树立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此外，政府部门应该在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资金方面给予支持，同时要改善管理体制，下放权力，建立自下而上的决策机制。为公众参与创造有利的条件，保障公众参与权的实现。

2、加快公众参与的法制化建设

我国虽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缺少针对性，且并没有规定公众在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具体途径、步骤等，这就造成公众的参与权利得不到法律的保障，因此，要提高我国公众的参与权，不仅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且需对有关公众参与的具体步骤、程序等做出具体的规定。将公众参与的这一行为法律化，使得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的参与权能得到实现和保障。在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方面，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可以根据国务院关于公众参与的条例规定，并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符合地方特色的地方公众参与办法，指导本地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此外，还需加强宣传法律知识，使公众懂法、守法，做到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3、完善制度建设，拓宽公众参与渠道

参与渠道是公众参与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没有完善畅通的参与渠道，公众会处于盲目状态，不知道如何参与，参与就会不切实际。为此，我们应该致力于不断完善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不仅仅是单方面的拓宽公众参与的新渠道，而且要做到对已有的渠道不断的提升和完善。进而为公众参与提供便捷、畅通的渠道，保障公众的有效参与。制度建设是公众参与的保障，健全完善的公众参与制度有利于公众参与权的实现。因此，政府部门应加大制度建设，拓宽公众参与渠道，保证公众的有效参与。如：政府部门应公开听证会制度、建立信息披露机制、建立决策的反馈机制等以保障公众的参与。

4、大力推进电子化政府建设

电子化政府具有方便、快捷的特点，它可以使公众随时了解政策信息，进而实现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双向互动。目前，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处于初始阶段，发展还不成熟。因此，要加快建立电子政务的步伐，为公众参与提供新的途径。首先，要加强政府网站的建设，为了便于公众的参与，政府部门要设计众多信函格式放在网站上，便于公众提供意见。网站同样要提供领导信箱、在线访谈、网上咨询、发起网上投票等多个方便政府部门与公众互动的栏目。针对公众提出的问题，要给予及时的回复，并公布处理的过程与结果，保证公众反映的问题能得到处理。其次，政府可以通过电子政务向公众信息，公众通过网站查询相关信息，进而与政府部门进行交流，实现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互动。此外，加快电子化政府的建设，公众可以实现在线参与，为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新的渠道。

公共政策论文范文第7篇

(一)政治权力与社会责任的关系政治权力是权力在政治领域的特殊表现，是政治主体对一定的政治客体的一种制约能力，体现在政治主体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的实际政治过程之中。法国社会学者迪韦尔热认为，政治权力是在一切集体或整体社会中行使的完整权力。［3］马克思更是认为，政治权力就是“国家的权力”，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暴力。社会责任是社会法和经济法中规定的个体或者组织对社会整体承担的责任，是由角色义务责任和法律责任构成的二元结构体系。公共组织应该以一种有利于社会的方式进行社会经营和管理，它应当承担起追求对社会长期有利的任务目标。责任与权力是相对应的，由于政府组织的权力并不是天然拥有的，是由人民所赋予的，因而，政府组织要对其权力来源负责，要对其行为负责。在拥有政治权力的同时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维护社会正义应是政治的根本要义，也应是行使政治权力的本质要求，或者说维护正义就是政治家、公务员、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的根本社会责任。［4］传统集权体制下的政府是一种以权力为本位的政治组织，在这一政治逻辑下，作为“经济人”个体的政府官员对政治权力的追逐就转变为对政府私利的谋求，政治权力处于不断扩张之中;加之，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兴起，政府的触角不断延伸，政府职能范围不断扩大，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政府腐败现象。如何限制政府权力，如何保证公共权力恰当运用成为公共政策关注的焦点问题。政治权力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责任，权力是承担责任的手段，责任是公共权力的实现目标。社会责任作为一个伦理范畴，表现为个体或者组织对政府，对人民的利益关系时应该履行的义务。

(二)政策效率与政策公平的关系公平与效率是政治自诞生以来便相伴始终的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政策的调整和社会制度的演进都是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平衡过程。［5］政策效率，简单的说就是政策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政策投入是指在政策周期过程中投入的全部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等直接资源和信息、风险、机会成本等间接资源;政策的产出是指政策执行的直接结果。对政策投入计算的指标必须是完整全面的，不能只是单一的经济性的衡量指标，也要包括定性指标，公共政策过程中无法量化的间接支出也不能因为不能精确量化计算而将其排除在外。政策公平是指在政策制定、执行等整个系统中，政策主体能够以公平为核心价值和基本准则，对各种社会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均衡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保障社会中每个人都能够有效地行使平等的权利，获得应享有的利益。公平是现代公共政策所追求的核心价值向度和根本价值目标，它决定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合法性、权威性和民主性的实现程度以及政策的具体功能和效力。在公共政策的整个链条中，人们往往用公平理念来量度某一公共政策是否合理，同时按照对公平要求的满足程度来决定对公共政策行为的认同、接受和服从。政策效率与政策公平并不是天然对立的，二者是相互依赖的。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公平是效率的前提，公平是社会发展的目的，效率是社会发展的手段，没有效率的公平是无法想象的，没有公平的效率也必然会造成混乱和无序。政策效率和政策公平，是公共政策体系中的两大目标。公共政策是政府为了解决公共问题而采取措施的过程，这不仅是对效率的追求，也是对公平的追求。公共政策伦理正是通过对公共政策主体自律和他律的途径，在公共政策过程中保障公平和效率的平衡。

二、公共政策伦理的现实困境

托马斯•戴伊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选择作为和不作为的行为”。［6］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公共政策的主体应该怎么做，哪些是可以作为的，哪些是不可作为的，哪些是真正要考虑的，这些都会使公共政策主体陷入困境，即公共政策伦理困境。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人的理性在哲学视野中存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维度。工具主义是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在实践中确认工具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效用，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工具主义自从政治与行政二分以来便在公共行政研究中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公共政策也正是在顺应工具理性的扩张过程中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在强调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态势下，要求政府官员要保持价值中立。但是，“时至今日，政治与行政二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变得难以自圆其说;从公共政策的制定到执行，官员们日益卷入其中是一个可以看到的事实;行政官员的政治中立不仅不可能，而且也被认为是不合理的”。［7］对工具理性的过分追求导致了在政策实际过程中出现了公共政策失灵、失败或者走样。价值理性是一种以主体人为中心而不是以客体为中心的理性，所关注的是从某些具有实质的、特定的价值理念的角度来看行为的合理性，体现对价值问题的理性思考。价值理性所诉求的合目的性，既是指合乎人的目的，更是指合乎人本身这个目的。在价值理性视野中，人是各种努力的终极关怀。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满足人的合理性需要，都是为了维护、发展、实现人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都是为了推护人的尊严、提升人的价值、凸现人存在的意义，促进人更好地生存、发展和完善，趋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价值理性的目标要求，同公共政策的目标要求不谋而合，都是为了满足人的合理性需要，都是将人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这更能体现公共政策的公共性。面对越来越多的公共问题，如环境恶化、人口激增、气候变暖、贫富差距、公共卫生、恐怖主义、饥饿贫困等，政府在公共政策发展的过程中，过分强调了公共政策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性价值。但作为解决社会问题工具的公共政策似乎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公共问题———制定定公共政策———再出现公共问题———再制定公共政策。事实上这个循环的政策制定过程就是以后一个工具主义来战胜前一个工具主义而导致了新的问题的产生，并再次制定新的工具主义的公共政策。［8］这事实上就导致了公共政策工具理性的扩张，忽视了其价值理性，使公共政策因过分重视目标而对本应承担的民主、公平、公正等最基本的价值准则被忽视了。

(二)政府自利性与政策公共性的冲突政府并不是万能的，也有失灵的时候。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公共政策的失效。对这一问题，公共选择学派从经济学上进行了分析，它的理论基础就是“经济人”假设，即人都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作为“经济人”，会忽视社会福利和公共利益，而追求自身的组织目标或者是自身的利益。这就会使对公共问题的认定、政策的选择和执行不能实现其预期目标。加之，有学者认为，社会实际并不存在真正的公共利益。肯尼思•阿罗(K．Arrow)在《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1951)一书中所提出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就已经表明将个人偏好或利益相加总为集体偏好或利益的内在困难。布坎南也指出，在公共政策决策或集体决策中，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的过程，只存在各种特殊领域之间的“缔约”过程。这些问题都会造成公共政策偏离其公共性轨道，导致公共政策失效。［9］另外，社会中存在不同的利益集体，公共政策会对各个利益集体产生不同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也是各个利益集体相互博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较强势的群体会比弱势群体具有更多的话语权和表达权，他们会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来影响公共政策，此时，公共政策就有可能会偏向较强势的一方，使弱势群体的利益被忽视或受到损害，甚至会牺牲少数处于弱势地位群体的正当利益。可见，公共政策主体在对社会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时候，容易从自身利益出发。公共政策存在的本质意义就是要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离开了公共利益，公共政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当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或者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时，公共政策就会为政府机构或者利益集团服务而忽视公共利益。公共政策中如公平、正义、平等等最为本质的伦理价值属性就会被严重侵蚀，公共政策的伦理价值就会偏离。政策的公共性不仅是对公共政策主体———政府自身的公共性的体现，更是对公共政策本质———解决公共问题，促进公共利益的体现。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政府的公共性将日益凸显。政府是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和代表者，要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要尊重全体公民的基本权利，这都要求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时候要合理考虑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会利益，对社会资源进行公平分配，保障社会公平。

(三)功利性与道义性的冲突对公共政策进行伦理分析时，功利论和道义论是典型代表。功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边沁和密尔，道义论的主要代表是康德，两种理论常常处于对立地位。功利论强调行为结果，主张行为结果对人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的评定标准。功利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按照边沁的说法，功利原则是“当我们对任何一种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的时候，我们是看该行为是增多还是减少当事者的幸福”。［10］这里所说的幸福就是免除痛苦、求得快乐，而利益是幸福和快乐的基础，个人幸福就是个人利益。所以，简单说，功利论就是效果论，所做的事情能不能得到好的行为效果，如果获得了好的效果就是符合道德的，否则就是不道德的。由此看见，对一项公共政策进行功利性评价时，就是要看这项政策能否为最大多数的社会公众带来好处，或者能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不受损失和伤害。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基本上被忽略，可能会造成多数人对少数人正当权益的侵犯。道义论正好和功利论相反，主张对人的行为是否道德的判断不是依靠行为结果，而是要看行为本身和行为所依据的原则，也就是行为动机是否符合道德。这就意味着限制和规范个体行为的准则和标准要主观化、普遍化和绝对化。康德是道义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道德法令是绝对的、强制的、是可普遍化的，个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和履行。与功利论不同，道义论强调道德的精神价值，强调道德的纯洁性、超越性和普遍性，注重平等、公平等形式性的东西。“道义论”形成的内在根据，即为了个体实践行为的有效实现和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人类永远都在追求着最大幸福，但实现这个追求的过程则要采用“道义”的手段。无论是功利论还是道义论，都是以假设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对立为基础，只是在这种对立中，功利论强调的是个人利益，道义论强调的是整体利益。在对公共政策进行评价的时候，不能偏其一面即依靠一种理论标准。功利论即使是强调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也要考虑道义性的普适性，注重政策本身是否公平、公正。道义论即使是强调整体利益，强调平等、公平等形式性的东西，也不能忽视，甚至扼杀个人利益和个性发展。在社会利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要使公共政策完全体现社会成员的利益是一种乌托邦，但是作为社会公器，公共政策在尽可能体现公共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好社会公平，保障少数人的正当社会利益。

三、公共政策伦理的重塑路径

为了使公共政策能更好的为公共管理服务，就要克服公共政策伦理的现实困境，为构建和重塑公共政策伦理寻找有效的路径。

(一)平衡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所谓公共政策问题就是“客观存在的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生存、发展条件和价值规范等产生重大不良影响，并经过一定的渠道和途径反映到政府有关部门，列入政府的政策议程并为政策制定者分析和研究，等待解决的社会公共问题”。［11］由此看来，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工具，在面对公共问题时要采用科学的技术手段，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实现政策效能。从高效解决公共问题的角度来说，重视公共政策工具性价值是必要的。但是，在强调公共政策的工具理性的时候，公共政策过程忽视了价值理性，往往缺少人文关怀。这时候的公共政策是不完美的。正如我国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强调经济发展，在分配政策上提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这样的政策指导下，我国的GDP确实高速增长，但也出现了新的社会问题:环境污染、社会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等等。公共政策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就像是公共政策这一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只有同时关注，公共政策才能平衡发展。“任何决策都是以突出价值因素为特征的，无论怎样强调决策的科学化，都无可否认决策的价值考量和决策的价值旨归。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来说，价值考量和价值旨归无论何时都是首要的”。［12］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如果过分强调工具主义，就会导致价值理性的偏离、流失甚至丧失。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整个过程中必须要引入价值理性，强调公共精神，张扬公共政策的价值理念，要尊重民意，听取公众的政策建议，积极回应公众的需求，提升政策的公共性、公平、正义等伦理价值，保证对政策的伦理考量及对政策目标的道德追问的正确性，坚持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最佳平衡。

(二)培育公共政策主体的伦理素养在公共政策体系中，公共政策主体是主导。公共政策主体是政策伦理责任与义务的最终承担者和实践者，在公共政策整体活动中居于重要的位置。在公共政策实践中，强调权、责、利的统一，这就意味着，公共政策主体享有多大的权力，就应相应地负有多大的责任。面对现代社会多元的利益诉求和多元价值观的影响，必须要求公共政策主体具有责任意识，坚持“以人为本”的要求，这样才能使公共政策主体增强风险意识，注重政策效能，讲究政策公平，保证公共政策能够有效制定，顺利执行。在公共组织中保持承担责任的行为有两种:一是内部控制即自律;一种是外部控制即他律。［13］因此，要明确权力和责任的范围界限，避免权力重叠。要建立起“刚性”机制，强化问责制，使每一个公共政策主体都能够明白肩负的责任，该怎样去实现这项责任，明白在公共政策过程中不能有危害政策公共性的企图，不管是谁违背了公共责任，都会受到追究，受到惩罚。在加强对公共政策主体的他律建设的同时，也要加强其自律建设。公共政策伦理的建设不仅仅要依靠良好的制度设计和安排，更要依靠政策主体自身的道德品质，主动发挥主观能动性，时刻心系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着想，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做到无私奉献、公正廉洁，关注人的价值体现，注重人的主体地位，增进社会中人民群众的利益总量，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衡量公共政策合理合法的依据，自觉维护公共利益，自觉维护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做到不以个人荣辱得失为行政行为的评判标准，树立“以人为本”的核心道德理念，突出政策伦理公正科学的价值理性。

(三)完善公民参与决策的伦理模式公民参与在重塑公共政策伦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完善公民参与决策不仅能够有效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公共性，更能够有效实现对公共政策过程的监督。充分的公民参与，也是政策制定过程中收集真实信息的有效途径和渠道，这有利于公民意愿和利益要求通过多种途径转化为政策，并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最大限度的增强政策的规范性，确保公共政策反应民意，保障政策的公共性。同时，公民是公共政策的直接作用对象，对公共政策的感受最为直接，较容易调动公民参与到政策的监督中来，防止和纠正公共政策的偏差，保障在动态过程中对公共性的坚守，确保公共政策的伦理价值得以实现。在我国的公共政策实践中，很突出的问题是决策权力过于集中，公民普遍出现“政治冷漠”现象。听证会、政策公示、公告等手段往往流于形式，因此，要下大力气培育公民的参与意识，创建民主参与、民主监督的良好氛围。在现阶段，完善公民参与机制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要在对我国目前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的深入研究之下，积极审慎的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较为成熟完善的公民参与机制。政策制定者应该采用如深入交流法、选取民意代表、基层意见搜集、价值取向法等方式，积极主动的广开言路，听取民众的意见。一方面，通过各参政党、人民团体和其它非政府组织，通过政治协商会议的形式来参政、议政，表达各阶层、党派和团体的利益需求和政治愿望，确保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正当性。另一方面，通过大众传媒的等重要的公共舆论工具为公民参与提供一个有效渠道，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表达。另外，一个国家民主制度的顺利运作与否，受到该国政治文化的影响。一般来说，有利于公民参与的文化氛围包括平等的观念、独立自主的意识、强烈的责任感和法制精神。当这样的文化氛围深入人心时，公民的参与意识就会变得强烈起来，更相信自己的力量能改变政治现实，从而对公共政策的关注度也会大大提高。当前要注重对普遍的平等观念、广泛的自主意识、强烈的责任感、法制原则等政治文化的培养，坚持发扬广泛的民主，让公民充分参与进来，从而真正的体现“公民政策”，充分显示政策公意。同时，政府官员也要树立正确理念，要充分尊重人民的合法权利，对公民努力参与和监督公共政策的行为积极做出回应，承认公民在公共政策中的主体地位，积极推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活动。这样，不仅使公民在意识上体会到作为主人翁的地位及其参与方式，更在社会实际生活中能够真正地以主人翁的姿态融入到政策制定的潮流中，有利于形成政策主体和公民的互动治理，更好的实现对公共事务的“善治”。

公共政策论文范文第8篇

公共政策教学必须遵循和体现以上所阐释的公共政策的学科性质和特点。但在当前的公共政策教学过程中还存在着以下主要问题:

第一，公共政策学的教学综合性不强。公共政策的教学没有充分整合各种学科知识，利用政治学、法学、行政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公共政策进行全面系统地教学。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公共政策学的教材内容综合性不强。从当前公开出版发行的公共政策学教材来看，绝大多数教材的综合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有的教材内容偏向政治学，侧重从政治系统、政治权力、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统治等方面讲解公共政策。把公共政策学编写成为了政治政策学。有的教材内容偏向行政管理学，侧重从政府职能、行政体制、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效率等方面编写教材，把公共政策学编写成为了行政决策学。大多数的教材没有把法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历史学等的内容有机整合到公共政策的内容中去，对公共政策过程进行全面分析研究。二是公共政策学的课堂教学综合性不够。从授课教师来看，绝大多数的教师是行政管理、政治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出身的，拥有较强的专业知识，但对于公共政策涉及到的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知识却知之甚少，在教学过程中对公共政策知识的讲解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目前，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极少数大学有专业培养公共政策学的博士学位授予点。公共政策学的专业人才非常稀少，大多数的授课教师往往是在自学公共政策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缺乏专业训练和学习。因此，绝大多数的公共政策学授课教师往往把公共政策学有意无意地讲授成为了政治政策学或行政决策学。三是公共政策学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公共政策学不仅要培养学生学习掌握知识的能力、思维判断能力、理性反思能力、洞察问题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还要培养学生的理论批判能力、决策能力、创造能力、道德能力和公共精神、公共责任感等。但在当前的公共政策教学过程中，往往只注重向学生灌输公共政策学的有关知识，注重考查学生的记忆知识的能力，没有充分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素质的功能。

第二，公共政策学的教学实践性不突出。这主要表现在：首先，课堂教学中缺乏对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在当前的公共政策教学中，绝大多数教师把注重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简化为在课堂教学中进行案例教学，又把案例教学简化为举例子，用例子来论证说明公共政策知识理论。有的老师根本不知道案例教学的实质和宗旨，也没有真正掌握案例教学的方法，无法把真正的案例教学法贯彻运用到课堂教学中去。其次，公共政策教学与社会实际生活联系薄弱。在公共政策的教学过程中，有的教师往往照本宣科，完全按照教材的内容进行讲授，没有把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政策实践问题融入到教学之中进行分析讲解，使政策科学理论与现实政策实践相脱离。同时，也使学生片面地感觉到公共政策实践离自己很遥远，只是极少数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事情，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再次，公共政策教学实践实习环节缺失。在当前的公共政策教学计划安排中，没有教学实践的环节。既没有聘请党政部门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对学生进行定期教学，也没有安排学生到党政部门进行考察调研或实习，学生缺乏对政策实践活动的切身真实体验，对公共政策实践活动存在着神秘感。

第三，公共政策学的教学活动不重视公共性价值取向的强调与培育。公共政策存在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其公共性，缺失了公共性的政策就是非公共政策，是私人政策。这种轻忽公共性价值取向教育的倾向主要表现在：其一，在教学中强调公共政策工具理性，忽视公共政策的价值理性，即注重向学生传授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评估、调整等方法的传授，而对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评估、调整等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取向的揭示和强调欠缺。其二，有的教师缺失公共精神，也缺乏批判反思意识能力，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也就不可能向学生强调和灌输这些价值理念。例如，有的教师缺乏平等、公正、民主等意识和精神，有的教师甚至向学生有意无意地灌输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等，使学生的价值观受到误导。缺失公共性教育的公共政策教学，使学生无法领悟和掌握公共政策学科最根本最重要的宗旨和精髓，也失去了公共政策教育的终极目的。

第四，公共政策学的教学科学性不足、艺术性缺失。在公共政策学科学性教育方面，有的教师缺乏对公共政策的研究，对公共政策基本规律的领会把握不够深刻、准确，在课堂上只能照本宣科，更谈不上通过教学向学生灌输公共政策过程中的科学追求与科学精神，甚至有的教师有意无意地向学生灌输一些有悖科学真理的迷信思想观念，使学生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在公共政策学的教学计划安排上，许多学校都存在着教学时间安排不合理的问题，大多数专业把公共政策课程安排在大二上学期，这与该课程的学科性质特点不相符合。同时，公共政策的教学评价体系不完善、不科学，没有围绕学生能力培养需要进行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重教学评价的形式，轻教学评价的实质。

现行的学校教学评价中，常常忽视了它的教育与发展，片面重视其管理，使教学评价难以发挥其基本的功能。在公共政策教学科学性缺失的同时，对公共政策教学艺术性也缺乏基本的关照与兼顾。在现行的公共政策教材中，绝大多数教材都没有涉及到对公共政策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的探讨，没有介绍政策主体的情感、意志、偏好、个性等非理性因素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因此，在公共政策的课堂教学中，大多数的教师也就没有向学生讲授相关的内容，使学生所掌握的公共政策知识体系存在残缺。

第五，公共政策学教学对当前中国现实社会公共问题关注不够。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公共政策的教学过程中，没有注重中国特色的政策实践活动，也没有应用普遍性的政策原理来深入分析中国的实际政策问题。有的教材虽然尝试提出了中国公共政策的决策模型，但却与实际的决策相差万里，是学者们模仿西方的决策模型，坐在书斋里臆想出的东西，这些所谓决策模型理论让人如坠云雾。另一方面，在公共政策教学过程中没有结合现实的政策问题。在我国，区域差距极大，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地区以及西部地区，区域发展极不平衡，政策问题的现实差异突出。在公共政策教学过程中，各地区的教学内容和课堂教学并没有与所在区域的现实政策问题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讲解，因此，难以使学生把公共政策与自己生活、学习的区域生态政策环境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学习、体验，从而更好地掌握和领悟公共政策的基本原理和知识。

二、公共政策教学模式优化的基本路向

当前公共政策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直接影响着公共政策学科功能的发挥，使其难以充分发挥提高学生政策科学知识素养和决策能力的作用。为此，必须根据公共政策的学科特点，优化公共政策的教学模式。其一，强化公共政策教学的综合性。加强公共政策学的综合性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素质的基础。首先要强化公共政策学教材的综合性。在公共政策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应该认真整合多学科的知识理论，全面深入分析和阐述公共政策的基本知识原理。运用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学科的知识对相关的政策问题和原理进行论证阐释。编写公共政策学教材是一项系统工程，单靠一己之力或某一专业之学是难以编好的，应该组织政治学、行政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专业的学者在一起讨论研究，集思广益，发挥各自专业优势进行编写，把相关学科知识有机地进行有机整合，用来系统分析和研究公共政策问题。其次，加强公共政策课堂教学内容的综合性。授课教师应该加强学习，对公共政策学所涉及到的学科知识进行系统学习与熟练掌握，在课堂教学中，把相关学科知识用来准确具体地阐述公共政策问题，在对公共政策进行全面系统分析与研究的基础上，使学生全面了解和掌握公共政策的基本原理和技能。再次，加强学生综合能力素质的培养。在公共政策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准确全面向学生传授公共政策的理论知识，让其把握公共政策的基本规律，使其掌握比较扎实的公共政策专业知识，而且要想方设法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紧密联系社会现实问题，通过课堂讨论、案例教学、调查研究等方法，教师应用公共政策理论对相关社会问题进行政策分析，使学生养成关心社会重大问题的习惯，联系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实际，从中发现与之有关的政策问题，并与学生一道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使其掌握政策分析的方法，掌握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和技能。

其二，重视公共政策教学的实践性。加强公共政策教学的实践性是促使学生掌握决策基本方法和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一方面，教师要真正熟练掌握案例教学的基本方法，认真选择、整理、编写、改造案例材料，设置近似真实的政策实践情境，使学生在仿真式的政策实践情境中开动脑筋，调动所学习的政策知识方法思考解决问题的对策，同时，让学生把自己的解决方案与真实的解决对策进行比较，再通过教师的讲评分析，使学生在模拟情境决策中感受体验到公共政策各个环节的基本方法，掌握一般的决策方法与技能。另一方面，要重视公共政策教学的实践环节，把公共政策课程的教学实习纳入教学计划之中，可以聘请党政部门的领导干部定期讲授公共政策过程的实践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使学生了解我国党政部门公共政策的运行情况，对公共政策形成一定的感性认识。同时，也可以把公共政策实践在实习阶段予以明确要求，即在学生的实习计划安排中，把公共政策实践的具体内容进行细化和明确，要求学生在党政部门的实习锻炼中，按照实习计划的要求，对所在实习的党政部门的有关公共政策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写出调查报告，把其内容纳入到总的实习报告之中，并进行相关考核。

其三，把公共政策价值取向教育纳入教学过程之中，对学生进行公共精神教育。公共精神是公共政策的灵魂，如果不加强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教育，培育学生的公正公平、民主法治、公共利益、公共责任等理念和精神，公共政策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首先，作为教师应该具有公共精神，把传授知识、创造知识、发现真理、传播真理作为自己教书育人的历史使命，在教学过程中秉持公平公正、法治民主、公共责任感等理念和精神。要使教师具有公共精神，一方面要加强对教师的连续教育培训，另一方面，在教师的选择聘任以及考核评价中，要重视公共精神的标准和要求，把公共精神作为严格把握好教师入口关的重要标准之一。其次，在公共政策的教师教学考评中，应该把教师是否具有公共精神作为考评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指标，使学生、教师和管理者能够通过考评促进公共精神的发育，自觉或不自觉地激发培养公共精神。再次，在公共政策教学中，要把公共精神的教育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不能仅仅只向学生传授公共政策的知识和方法。在公共政策学的教材编写时，应该把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作为一个重要内容编写进教材中。在讲授公共政策时，注重向学生传授系统的知识内容，并把公共精神的培养贯穿到教学的全过程之中，把公共精神的培育作为公共政策教学的主要目的之一。

其四，注重公共政策学的科学性，兼顾公共政策学的艺术性。公共政策的科学性是其有效性的前提。把公共政策作为独立的对象和一门科学进行研究，这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结果，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表现。因此，加强公共政策教学的科学性是不言而喻、理所当然的。在公共政策教学过程中，作为教师要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提高理性思维水平，不能把公共政策学讲授为对党和政府的政策的宣传解释，而应该把现实的公共政策问题和所有政策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进行思考、质疑、分析，发现存在的问题，探究问题产生的原因，不断优化政策制定体制和政策质量。在公共政策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培养和提高自己的科学精神，用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传授公共政策知识，绝对不允许向学生宣扬迷信思想。如果发现有向学生宣传迷信思想的教师，教学管理部门必须立即进行批评教育，严肃处理。在公共政策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注重向学生传授公共政策的基本规律，使学生掌握公共政策学的基本原理。同时，及时调整公共政策教学计划，提高公共政策教学计划设置的科学性，把公共政策课程安排在大学三、四年级，使学生能够学习掌握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经济学、法理学、社会学、历史学、伦理学等基础课程及其研究方法之后，更好地领会公共政策的基本原理和掌握公共决策的基本方法，并将公共政策与各种基础课程有机结合起来学以致用。同时，以学生综合能力培养为中心进行公共政策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设计，强化教学评估的导向性、奖惩性、管理。最后，在注重公共政策教学科学性的同时兼顾其艺术性的教育，向学生讲清楚公共政策过程中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机制，并且使学生了解这些非理性因素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功能，掌握减少和避免非理性因素对公共政策活动产生消极影响的方法。

其五，关注公共政策教学的中国特色政策问题。公共政策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课程一样，都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都是西方学者在其国家社会实践基础上进行科学研究基础上的创造性的理论成果，中国以开放性的态度和精神吸收借鉴引进了公共政策科学，有利于在理论和实践上推进中国公共政策的发展。公共政策学源于西方，虽然具有理论的普适性，但毕竟也带有浓厚的西方社会与文化特色，为此，中国在引进公共政策学之后，还需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鉴别、改造和吸收，即进行移植后的本土化改造工作。这一进程已经持续了近30年的时间，许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努力，但其成果还十分有限，因此，作为教师，在进行公共政策教学时，还应该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联系中国实际的决策体制和社会公共问题，对政策实践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并且根据公共政策教学目的和学生的学习要求，突出公共政策教学的中国特色，培养能够满足中国实际需要的公共政策人才。另一方面，在公共政策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应该根据本地区的现实问题，把现实的社会公共问题融入到公共政策教学之中，使学生消除对公共政策的生疏感，更好地理解、学习和掌握公共政策的基本知识和方法。

公共政策论文范文第9篇

国外学者对公共政策执行概念的界定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重视公共政策作为行动指南的指导作用，认为政策执行的关键在于政策执行机关如何采取政策行动，以美国学者爱德华兹为主。另一类认为政策能否顺利执行，关键在于政策执行机构的作用。以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伊为主。国内学者对公共政策执行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列举描述性定义，公共政策执行可视为一种动态政策付诸实施的有组织的过程，执行的机关与人员运用各种政策资源，采取解释、宣传、实施等行动，扮演管理角色，进行适当裁量，建立合理可行的规则，应用协商化解冲突，期以成就某特殊的政策目标。第二类是结构性定义，强调政策执行在公共政策系统中的位置，是将政策理想转化为政策现实、政策目标转化为政策效益的唯一途径。第三类是规范性定义，公共政策执行是遵循政策指令所进行的变革，是将一种政策付诸实施的所有行动的总和。

二、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政策执行的因素

1.政策本身的影响。一项政策的顺利实施，取决于政策本身是否科学合理。政策的科学性、合理性、连续性和稳定性都影响着政策执行的效果。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时，需考虑民族地区各政策的可持续配套匹配的问题，以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整体性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整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环境、社会构成等方面的因素，完善规划能力，重视政策的系统性、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政策执行成本高、内耗大及政策资源浪费的现象。

2.政策执行主体的影响。政策执行主体包括政策执行机构和政策执行人员。健全的组织机构和较高素质的执行人员是对政策执行质量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首先，合理的政策执行组织机构，高素质政策执行人员，健全的政策执行监控机制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因素。政策执行组织机构的合理设置有助于政策执行时避免多头领导、事权冲突的现象发生。政策的落实需要监控机制的辅助，明确政策执行人员的权利与责任，矫正政策执行附加和歪曲式的执行方式，促使政策达到应有的效果。当前在少数民族地区，缺少当地的少数民族公务员，导致在执行政策过程中表现出更多的随意性，很难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执行公共政策。

3.政策执行环境的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环境是公共政策执行的基础，良好的政策环境是政策实现最终目标、取得最大绩效的前提。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极具地域特色，每个少数民族都有其特有的宗教文化传统，这样以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民族意识为基础的文化环境是制约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首先，民族意识可以强化民族内部的认同、整合以及民族间的差异，发挥规范功能，以禁忌的方式警戒着对社会的越轨行为，虽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但这种约束力和控制力具有原始性，其作用毫不逊色于国家法律法规，可以促进少数民族之间和与汉族间的利益调整要求。其次，对公共政策执行具有双面作用，它既可以通过心理调节、行为规范、价值导向、群体整合和社会控制等功能促进社会稳定，从而推动公共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也可以通过宗教狂热、排斥异己和政治斗争等活动破坏社会稳定，对公共政策执行产生消极作用。因此，政府要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特殊因素，充分利用有积极作用的民族文化因素和结合民族地区特殊的文化环境来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完善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政策执行体系。

4.政策目标群体的影响。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目标群体的态度对于公共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目标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政策受众的认知程度影响政策执行，目标群体理解、接受、遵从公共政策的程度是决定政策有效性的关键性因素之一。一项政策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对利益的选择、分配和落实，因而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人受益和一些人的利益受损。那么获得利益较少者或利益受损者会对政策执行持消极态度，甚至产生抵制情绪，而既得利益者和潜在既得利益者就会积极响应，支持政策。其次，政策受众行为可调节度影响政策执行，在民族文化价值观念的指导下，一项政策如果能被当地文化价值观念接受，那么它的执行就相对顺利有效。反之，一项政策如果和当地民族文化价值观念相矛盾和冲突，使目标群体产生了被侵害和剥夺的感觉，那么它就难以得到目标群体的认可，执行起来举步维艰。最后，政策受众的数量影响政策执行，如目标群体数量少，群体明晰，就便于政策执行；相反如果目标群体庞大，构成复杂，就会制约政策执行，尤其是目标群体认同低的政策执行起来就更为困难。

三、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政策执行的发展方向

1.注重民族文化氛围营造，创设良好的政策运行环境。少数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通过长期的实践生活而积淀形成的少数民族社会意识形态、行为方式等方面的真实反映，包括精神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以及言语文化的各个层面，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它对民族地区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环境、认知、执行效果等均有着重要影响。挖掘少数民族文化阻碍公共政策执行的要素，对分析少数民族文化导致的公共政策失灵，寻找减少少数民族文化阻碍政策执行力度的途径，充分认识到少数民族文化，明确少数民族文化对少数民族群众的指导作用，注重少数民族特殊的生活环境与生活习惯，将其融入到政策执行中才能更好的在民族地区有效地执行公共政策。

2.科学制定政策方案，奠定政策执行基础。由于历史原因，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产生了复杂多样的利益需求，应该因地制宜地制定有针对性、有层次的公共政策和相配套措施，提升民族自治地方公共政策执行者的执行素质和能力，把尊重群众文化意愿、实现群众利益、维护群众权利作为根本前提，要尊重少数民族习惯，充分理解民族同胞情感，为民族地区创造精神愉快、社会和谐的人文环境。其次，保证政策执行与执行程序的合法化保证、规范化操作、民主化选择，还需要民族地区公共政策执行者在日常工作中时刻关注民生需要，注重下属和整个组织的实际执行能力，并自觉遵守和约束公共政策执行行为，制定严格奖惩制度，通过物质和精神上的激励，褒奖良好执行力的行为，惩处执行偏差的做法，赢取公共政策目标群体的认同感。最后，提升民族自治地方公共政策执行者的执行能力，主要涉及民族自治地方公共政策执行者的决策素质和能力、公共政策理解能力、公共政策执行创新能力以及公共政策贯彻执行能力等，以其素质和能力的提升来提高民族自治地方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程度，赢得公民的信任和支持。

3.推动公众参与，提升受众的政策认同度。各个少数民族地区都有各自的信仰、风俗习惯、文化价值观念，要使公共政策被当地居民接受，自觉执行公共政策并使民族文化成为政策系统的推进剂就需要在制定的过程中广泛接受当地公众建议，考虑公众参与动机与愿望，提升对政策的认同度。通过公众参与使得当地公民充分表达意见和建议，政策执行人员也对政策问题进行了解和总结，在一种良好沟通下制定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如培养少数民族地区公民的民主政治行为能力，提高其参与公共政策的技能，增强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实际能力，使得公民通过公众参与保护和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会为公民的政策参与提供经济基础和智力支持，扩大公众参与的物质基础，提升公民对政策执行的认同度。

4.合理统筹政策资源，为政策执行提供人才保障。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人力、物力、信息、财力资源均是不可或缺的，在民族地区因其政策实行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需要发挥政策资源的个体作用和整体效应，合理统筹政策资源推动民族地区政策顺利实施。要重视政策执行者队伍建设，为政策执行奠定组织保障，加强对政策执行人员的培训，强化责任意识，更新政策观念，提高政策素养，培养政策执行者的政策认同并逐渐内化为自觉的行动。如少数民族地区施行的少数民族骨干计划，培养少数民族党政干部和各类专业人才来缓解、扭转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匮乏的状况。另外，改变民族地区公共政策执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加强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如推进扶贫开发、利用银行贷款、通过技术培训提高民族地区公众的就业与创业能力，加大民间资本的投融资力度，共同促进民族地区基础设施的改善。

总之，不同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特点各异的传统文化，这与国家公共政策出现冲突是正常的，我们应努力避免矛盾激化，并尽可能地发掘双方相互调适的途径与方法，明确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影响因素，推动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

公共政策论文范文第10篇

(一)现有法律规定不够完善的制约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职权由法律直接规定，检察机关所开展的全部工作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进行，我国现阶段所实行的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和新的刑事和解理念，是检察机关开展大调解格局下的检调对接工作的法理基础。宽严相济刑事司法的政策要求要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就宽，该严就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体应用在检察工作中即是非犯罪化，轻刑化与非监禁化，为此，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和解进行了专门的规定，为检察机关开展“检调对接”机制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由于新的规范缺乏明确的解释，在法律适用上存在难点。

(二)检察队伍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的制约由于当前检察机关面对人少案多，部份处室检察人员老化，知识水平不高等客观情况，导致部份检察干警不能更好的适应《意见》对当前检察工作所提出的新要求，在日常检察办案工作中仍然存在“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重数量、轻质量”，“重办案、轻监督”等与当前检察工作服务大局、服务发展、服务群众不相适应的各种不良倾向。

(三)在工作环节上检察机关与其他部门衔接不足的制约强调的是检察机关检调对接工作与各与其他各类调解的一体化建设，以增强各类资源有效整合，实现良性互动和工作衔接，不断提高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整体效能，确保大调解工作格局的高效运转。这就需要检察机关在现有条件下，紧密贴合辖区内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以及当前工作形势及社情民意，主动发现新变化、探索新途径、总结新方法，推动检调对接工作扎实深入开展。

二、落实中央综治办《意见》，开展大调解格局下的检调对接工作的对策建议

（一）严格按照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规定，加强制度创新和机制建设，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一是全面推行检察环节刑事和解制度。为了实现化解社会矛盾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双重效果，应对符合条件的轻微刑事案件开展刑事和解工作，刑事和解与大调解并不应割裂开来而应进行有机衔接，将社会调解作为诉讼调解的有益补充。二是有效落实民事申诉执行和解制度。检调对接指的不仅仅是刑检工作部门参与调解工作，而是整个检察机关都应共同构筑大调解格局，因此民行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应当注重调解工作的开展，重点加强对可能引发突发事件的民事纠纷的防控和处理，并进行跟踪关注，避免矛盾的恶化和升级。根据民行案件的特殊性和个案的特体情况，做出有针对性的释法说理，引导相关人员自愿协商，最终促成和解。三是贯彻执行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将风险评估预警作为执法办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受理的各类案件中可能引发、个人极端行为、缠访闹诉等执法办案风险隐患，及时的进行预测和评估并制定相应急预案。四是，加强检察环节调解工作的宣传力度。围绕检察机关对调解活动的监督职能，通过传统新闻媒体，互联网等各种手段介绍刑事和解工作的开展及典型案例，方便群众向检察机关寻求法律救济。

（二）进一步加强检察队伍的素质建设，提高调解水平一是队伍建设规范化。在检察机关内部不断加大教育培训力度，专门针对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刑事和解、修改后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民事诉讼监督等方面法律规定，结合检调对接工作的专项培训活动，以举办讲座、座谈会、经验交流会等形式，组织检察干警进行法律、政策、调解技巧和方法等方面的培训，切实提升检察干警做好群众工作、开展释法说理、息诉罢访等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增强检察干警在依法办案的同时化解社会矛盾的意识，增强大局观，把化解社会矛盾工作贯穿于办案的全过程，不断提高业务水平。二是实现调解工作的专业化。无论是在办理案件还是处理其他检察相关事务的过程中，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干警应表现出对调解工作的专业，能够通过本职工作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在检察机关内部各业务部门根据部门实际情况指定专门人员或成立专门的刑事和解工作组专门办理刑事和解案件。三是在检察机关的内考核评价机制中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检调对接工作的考核奖惩制度，保持检察干警开展调解工作的热情，提高积极性。

（三）做好与其他相关部门的衔接配合一是依托当前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与公安、法院、司法、、纪检等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同时可以抽调业务能力较强的检察干警联合公安、法院、司法等多个部门人员做好集中接待和化解矛盾纠纷，使涉检类社会矛盾得以早发现、早研究、早化解，从而有效减少和预防涉检环节的越级访和集体访事件的发生。二是整合资源，形成信息共享的共同化解社会矛盾的合力。检调对接工作的关键词是“对接”，对接顾名思义应当在调解的格局形成全覆盖局面，没有空白地带，“对接”这一含义对检察调解、人民调解和审判调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要求在上述三个环节中，各自应开展好调解工作，另一方面在各自环节不能化解矛盾的，检察机关、人民调解机构和法院可以通过整合检察、司法、审判的调解资源，使矛盾能够在下一环节得到有效的解决，形成三调联动的“大调解”格局，共同推动社会矛盾化解工作。三是推动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的对接。大调解格局的构建，既要依靠检察调解、人民调解和审判调解的对接，也要开展在政府机关引导下的调解和民间自发调解之间的对接。人民调解组织、社会团体、行业协会、企事业单位在调解工作方面有着更接地气的优势，司法机关对于这一领域的调解工作应当给予指导和支持。有关组织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参照行业惯例、村规民约、社区公约和当地公序良俗等社会规范处理纠纷，经诉讼外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申请，法院立案后进行审查，依法予以确认，使之取得司法效力，提高调解的履行率。四是积极开展“检调对接”工作机制会签工作。检察机关在总结辖区检察调解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适应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需要，与司法局、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等部门积极开展调解工作机制会签。以规范的形式明确规定调解工作的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工作原则、法律效力等，使调解工作实现制度化、长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