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监管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3 09:01:14
风险监管论文范文第1篇
作者：钱义长
实施物资采购廉政风险管理的途径
1．识别风险，让廉政风险点显现化。识别风险是实施廉政风险管理的前提。识别风险的关键就是找准、找全风险点，至少应抓好三个层面的工作：一是把握上层，从重点领域、关键部位查找风险点；二是把握中层，从职能分配、权力运行和资源配置等角度查找风险点；三是把握基层，从干部思想道德、工作职能和岗位职责等角度查找风险点。要按照“强化风险意识，发动全员参与，联系实际查找，实现全程覆盖”的工作要求，围绕“自己找不准，就相互找；部门找不准，就上级点；自己单位找不全的，就发动群众来补充”的工作思路，分个人和集体两个层面进行分类查找。查找个人（岗位）廉政风险，要抓住自己找、众人帮、组织审、公示四个环节，对照履行职责、执行制度等情况，查找出面临的或潜在的廉政风险点；查找集体廉政风险要抓住人人找、集体定、组织审、公示四个环节，在人人查找的基础上，通过班子内部、部门内部相互查找、相互提醒、共同完善，找全找准在“三重一大”事项研究决定及其组织实施、资金运作及财务管理以及涉及职工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集体廉政风险。要通过全员查找、全员受教育，全程查找、全覆盖无死角，实现风险显现化、受控化。2．评估风险，让廉政风险点等级化。评估风险是实施廉政风险管理的基础。是指从企业目标出发，在事件识别的基础上，运用风险分析方法和评估工具对识别出来的风险进行评估分析，以确定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将会给企业带来的影响。要对排查出的廉政风险点进行梳理、筛选、归类、分析，鉴定风险的性质，估测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频率和严重程度。在实施中，要结合实际，依据廉政建设风险程度的不同，将评估对象分为一般、严重、重大三个等级。一般风险，即可能引发一般性廉政问题，但不需要给予纪律处分的风险；严重风险，即可能引发违纪问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风险；重大风险，即可能引发违法犯罪问题或可能引发群体性廉政问题的风险。在此基础上，确定业务工作、岗位、单位廉政建设高风险领域、部位和关键点，研究探索风险发生的条件和规律，为明确廉政建设工作重点、制订防控措施、评价单位廉政建设工作情况，提供较为客观、科学的依据。3．防控风险，让廉政防控措施针对化。防控风险是实施廉政风险管理的关键。是指风险被识别后，根据风险点性质制定控制政策及程序，以强化风险管理，使风险点始终处于受控状态，从而实现风险防范。一是思想教育防控。坚持把思想教育贯穿始终，围绕领导重视到位、人人教育到位、认识统一到位，以教育倡廉、竞赛知廉、承诺保廉、歌曲咏廉、典型赞廉、文化育廉等活动为载体，激发干部职工时刻绷紧自我防范这根弦，确保人人清楚岗位有风险，何处有风险，如何防范风险。二是构建系统防控。系统论原理告诉我们：“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任何系统只有通过相互联系，形成整体结构，才能发挥整体功能。运用系统论原理，针对风险点情况，整合资源，整体联动，制定班子、部门防控图，使每个点环环相扣、事事相联、点点清晰、责任明确，提升防控效果。三是完善制度防控。好的作风是基础，好的制度是保证。完善防控制度、构建长效机制是落实防控措施的根本要求。要不断健全完善内控制度，明确权力界限，规范工作程序，提高办事、决策透明度，实行权力制衡，防止廉政风险发生；要结合实际抓好监督办法的落实，防止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发生廉政建设问题；要抓好企业规章制度的贯彻落实，通过严格管理，防范廉政风险；要抓好反腐倡廉制度的贯彻落实，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要清理修订现有制度，针对风险点的需求建立健全制度，增强制度的系统性、科学性、有效性、可操作性，形成能够管住、管好的制度体系。四是创新机制防控。在系统论的指导下，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风险防控机制。强化分段管理，建立业务制衡机制。将采购岗位与计划、供应商管理、合同审批、价格监管、质量监督、货款承付等岗位分离，使各环节相互制约、整体联动；强化动态管理，建立过程控制机制。突出物资采购进度控制、质量控制和物流控制，建立过程控制定期分析制度，建立物资采购供应台账，从需求计划接收、采购计划编制、询报价、订单创建和审批、采购到货、质量验收、物资出库、货款结算付款、合同评分核销等方面，对物资供应的每个环节进行跟踪和控制；强化采购管理，建立价格预警机制。通过ERP、电子商务等信息平台，建立健全计划、采购、招标、合同等涉及物资供应全流程的管理制度，推行网上动态竞价采购、战略供应商采购、框架协议采购等新的采购模式，通过电子商务、商情分析等渠道，完善采购指导价监管等内部监督制约长效机制；强化岗位管理，建立岗位交流机制。对重点岗位重点人员，实行动态跟踪考核，定期轮岗交流。五是加强监督防控。权力失去监督，腐败就难以避免。要从完善制约机制、分段监控、重点把握、客观审视评价、规范操作等方面，整合监督力量，完善监督机制，谋求监督效果。要充分运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各种针对性专项检查、效能监察、财务审计职能监督以及职工代表值班、业务公开等形式，从不同角度，及时跟进，全程参与，加强对风险点的监督防控。对风险点监控要做到监控责任明确，监控内容具体，监控要求严格，监控结果及时运用，切实防患于未然，努力把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六是依靠现代管理技术防控。ERP系统是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以系统化的管理思想，为企业决策层及职工提供决策运行手段的管理平台，它为实施廉政风险管理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撑。借助ERP系统上线运行，一是实行网上采购，做到过程和结果及时公开。二是按照有限授权、相互制约的原则，在网上设置不同的用户角色，既各司其职，又相互监督，确保规范用权。三是实施指导价控制程序，强化价格控制手段，使价格保持在设定的空间内。四是建立追溯机制，完整记录物资采购信息，方便永久追究。4．监控风险，让风险管理良性化。监控风险是实施廉政风险管理的保证。一方面，要监控廉政风险点的变化，并针对变化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另一方面，要监控风险管理每个环节的运行情况以及防控措施的落实情况。纪检部门是实施监控的主体，担负着督导检查、考核评估、组织协调等责任。要协助党政深化党务公开、厂务公开，要大力推进民主监督工作，要加强风险处置工作，对发现的违纪违规苗头问题，及时采取诫勉谈话、诫勉纠错等处置措施，避免风险扩大。对违纪违法案件要及时查处、分析原因，发现并掌握廉政风险发生、演变的规律，及时采取新的风险防控措施。要将廉政风险管理情况纳入绩效考核体系，作为干部年终考核的重要内容。
对物资采购廉政风险管理的思考
1.实施廉政风险管理要遵循五项基本原则。（1）预防性原则。廉政风险管理不仅要应对已然的问题，而且更要预防未然的问题，针对潜藏的问题做出准确的判断并制定对策。遵循预防性原则，就是要把工作的着力点由事后向事前转变，变事后惩戒为事前监督，变被动查处为主动防范。（2）及时性原则。要及时发现问题，对发现的廉政问题快速做出回应，做到及时应对，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3）针对性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分问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观性和客观性，对共性问题抓重点、抓关键，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对个性问题有的放矢，对症下药，防止扩散。（4）有效性原则。要明确责任，强化督办，硬化考核，杜绝防范缺失、防控不力，保证廉政风险管理机制的有序运行并取得实效。（5）规范性原则。要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增强制度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着力提高制度的执行力。2.实施廉政风险管理要重点抓好四项工作。（1）实施廉政风险管理必须深化业务公开。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能有效的降低风险。要遵循“突出重点、公开结果，内外有别、重在对外，区分层次、有限授权”的原则，按照“决策民主、操作公开、过程受控、全程在案、永久追溯”的要求，除国家法律规定不宜公开的内容外，对主要经营活动的实施结果都要按照授权，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开，重点对与企业以外的单位所发生经营活动的实施结果进行公开，促进决策透明、规范运作，从而有效降低廉政风险。（2）实施廉政风险管理必须强化制度建设。廉政风险管理的重中之重是制度建设，要使风险管理成为各级干部群众共同的思想意识、行动准则，需要一套运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运行机制做支撑。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建立分级管理、责权明确的工作组织体系，抓好廉政风险管理工作的组织协调和制度建设。落实好“党内监督条例”、“惩防体系纲要”，真正实现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约束人。要建立廉政风险防范管理档案，对存在的风险点及相应措施要进行分类管理，提高风险防范的效能。各部门要结合实际，制定廉政风险防范监督考核操作办法，以制度为抓手，公开工作流程，规范操作程序，将风险管理寓于各项规章制度之中。要采取单位定期自查与阶段性检查相结合、动态考核与综合评估相结合等方式，全面系统地考核评估风险防范各项措施的落实情况，做到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3）实施廉政风险管理必须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在廉政风险管理工作中，党委统一领导是关键，党政齐抓共管是合力，纪委组织协调是保证，专家智囊论证是优势，上下齐动、群众参与是基础。要重视调动自上而下的积极性，释放全员支持参与的能动性。实施物资采购廉政风险管理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许多工作都需要在探索中前进，在实践中完善。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廉政风险管理体系结构，重点健全完善制度保障、程序运行、理论引导、科技监控和考核评价等配套体系，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廉政风险管理长效机制；进一步健全廉政风险监控网络，落实监控职责，充分发挥监控网络对廉政风险的防控功能和作用；进一步健全廉政风险控制措施，把每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推动廉政风险管理更深入、更扎实、更有效地开展，以此不断提高反腐倡廉建设水平。
风险监管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本文从证券监管的概念人手，分析了我国现阶段证券监管存在的行政机制主导过大，自律监管薄弱，相关法律结构不完善等问题，并结合《证券法》的修改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监管制度，理顺监管体制等方面提出转移和弱化证券监管风险的措施，并重点分析了建立和完善证券公司的市场准人监管、持续性监管和市场退出监管三道风险防线的必要性，结合行业自律等一整套措施使其有效的提高证券监管的效率和作用。
证券监管是指证券市场管理机构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手段，对证券的发行、交易以及证券经营机构等市场主体及其行为的规范性的监督管理活动。多年来，证券市场发展的经验教训表明，市场与市场主体的成熟与否与证券监管的成熟与否是相辅相成的。系统完善的证券监管体系是证券市场基本功能得以充分发挥的保障，是证券市场基本功能正常运转的外在条件。伴随金融对外开放，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必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而有效的转移和弱化市场监管风险就显得尤为重要，己成为一项十分急迫的任务。
一、我国证券监管目前的缺陷和问题分析
在我国，随着1992年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证券市场监管体系经历了一个从地方监管到中央监管，从分散监管到集中监管的过程。1998年《证券法》的颁布，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我国证券监管体制，即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管为主体，辅之以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的双重自律机制的政府主导型的证券监督管理体制。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的证券市场还属于新兴的市场，证券监管体制存在着诸多弊端，远未达到成熟、理性的标准，对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尚未走上规范、法制的轨道。具体表现如下：
(一)证券市场监管存在缺陷
以现有的监管框架而言，中国证券市场监管虽然较过去有了质的改进，但仍存在明显的制度缺陷，证券市场监管仍旧由行政机制主导，证券市场监管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究其原因：上市公司股权分置问题是其根源。
我们知道，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多数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股权过分集中于国有股股东，形成普遍的“一股独大”现象，加之所有者缺位以及国有股不流通导致公司治理结构的残缺，导致控股股东占有上市公司的各种资源、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道德风险”和“败德行为”突出。受上市公司股权分置问题的影响，我国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完善的证券市场监管体制。这主要表现在：国有股股权比例过高，导致政府用行政权力直接干预证券市场运行，证券发行制度演变为国有企业融资制度，同时证券市场每一次大的波动都与政府政策有关，我国证券市场的功能被强烈扭曲。虽然中国证监会被赋予了较大的监管权限，但在具体监管活动中往往受制于各级政府部门，证券执法在非公开状态下进行，对违规事件的处理不够及时，存在多重标准，且处理过轻，没有体现出法律和执法部门应有的尊严，对违法活动起不到应有的惩戒作用，缺乏对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有效保护，证券监管难以体现其应有的公平与公正。由此出发，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中所存在的制度性缺陷既与我国过渡经济体制特征有关，又与我国证券市场的制度性缺陷有关，说到底则是上市公司股权分置问题的“衍生产品”。
(二)证券市场自律功能尚未充分发挥作用
在我国证券市场中，自律监管在证券监管中有着不可缺少的地位。但是，我国证券市场的自律监管功能其实是很弱化的。与欧美证券市场发展不同的是，我国的证券市场的发展始终是由政府来推进的，政府在证券市场的发展中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从组织试点到市场规划设计以及整个证券市场运行的监管，都未离开过政府的直接干预。并且，我国证券监管模式的建立又主要着眼于集中统一，因此，在实践中采用的是刚性极强的政府监管方式，这就忽视、削弱了自律监管的作用。
我国证券监管没有给自律监管留出必要的发展空间，表现为行业自律功能的发育明显滞后，证券市场的自律管理模式尚未形成，自律组织的功能也未真正发挥出来，主要表现为：
1．自律组织本身的问题
首先，是自律组织不健全。据统计在目前近千家证券商、中介机构中，加人中国证券业协会的团体仅为121个；其次，是自律组织管理混乱。现阶段的自律组织，形式上由两个证券交易所及其证券公司、中国证券业协会和地方证券业协会组成，但实际运行中，各方彼此独立，地方证券业协会隶属关系各异，难以协调工作，中国证券业协会和地方证券业协会大多属于官办机构，机构负责人多是由政府机构负责人兼任，与《证券法》规定的自律组织是通过对自身会员的自身约束、相互监督起到对政府监管的补充作用的精神相矛盾。
2．证券业协会自律功能还存在较大的问题
第一，证券业协会的职权和职责没有到位，政府监管部门没有把协会当作助手来重视，协会对会员缺乏约束力，没有权威性，从而难以依法实现自律监管。
第二，证券业协会体制不顺，地位也不够独立。一方面证券交易所作为证券业协会的会员，导致自律组织重叠，从而影响协会整体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有些地方的证券业协会主要领导由主管部门人员兼任，这是证券立法的一个漏洞。
第三，未能较好地处理证券经营机构与证券业协会的关系，协会不能反映会员的权益，不能对违法违规的证券商给予有效的处罚，证券经营机构并不把证券业协会视作自律组织。
另外，作为证券市场的组织者，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由于管理机制不同，对证券监管力度也存在差异，致使各证券交易所在执行仲裁和行使惩戒职能时会出现不一致，所以，证券交易所的一线监管作用不强。
(三)证券市场监管方面法制建设相对滞后。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证券监管法制建设滞后是我国证券市场不规范的重要问题。我国证券法制建设从2O世纪8O年展至今，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此期间，出台了一系列监管、规范证券市场的法规章程：如规范股份公司的《公司法》，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埋条例》、《企业债券管理条例》，规范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规范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纲则》，禁止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等欺诈行为的《禁止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等。这些法规章程是证券市场监管法律法规建设取得的初步成绩。特别是《证券法》的实施，使得我国的证券法律制度的框架最终形成，证券市场监管逐渐步人了“依法治市”的轨道。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我国的证券市场法制建设达到了很完善的地步，实际上我国的证券法律法规中还存在不少的问题，证券监管与市场发展并不同步，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证券市场监管的某些方面缺乏相应的法规政策，还不能做到有法可依，尤其是与《证券法》配套的相关法律《证券交易法》、《投资信托法》、《证券信誉评级法》等迟迟未能出台。而且有关发挥现代证券监管功能的法律规范还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如从积极方面规范证券市场主体的行为，对上市公司的选择，对场外交易的监管，对预测性信息的披露等领域都没有出台相应的法律规范。这些方面与成熟证券市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第二，现行的法律法规有的过于抽象，缺乏具体的操作措施，致使在监管过程中无法做到“有章可循”。如对操纵市场的欺诈行为虽然有《证券法》和《禁止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可供参照，但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行为具体的防范措施没有规定；对中介机构、发行公司、券商违规行为进行处罚的法律规范过于抽象，不具有可操作性等。因此，对这些行为进行监管主要取决于主管部门的临时性措施，甚至是个别负责人的主观意志。
第三，现行法律规范中的某些规定表述欠严谨、欠规范。这些不规范、欠严谨的法规制度很多是由于过去临时应急颁布的，如不及时加以修订，将给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带来负面效应，不利于形成完整的证券监管法规体系。
二、从《证券法》的修改看监管风险的转移和弱化
我国《证券法》共240条，其中新增加29条、修订95条、删除14条，修改面较大，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监管制度
上市公司质量是证券市场发展的基础，修订草案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推进上市公司质量的提高：一是在法律上确认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发行人申请公开发行证券的，应当按照规定聘请证券公司担任保荐机构。保荐机构应当遵守业务规则和行业规范，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履行推荐发行人证券发行、上市和督导发行人规范运作等相关职责。二是增加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诚信义务的规定和法律责任。近年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通过各种手段掏空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人员不勤勉尽责甚至秀虚作假，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为此，修订草案加大了相关人员的责任。需要指出的是，“实际控制人”是修订草案新引入的一个概念，它是指股份未登记在其名下，但通过股权控制关系、协议或者通过其他安排，能够决定发行人的人事、财务和经营管理政策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高管人员包括公司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三是引入预披露制度，拓宽社会监督渠道。为了加强社会公众监督，防范发行人采取虚假手段骗取发行上市资格，有必要建立发行申请文件的预披露制度，要求首次公开发行的申请人预先披露申请发行上市的有关信息，这样可以拓宽社会监督的渠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为此，修订草案增加规定：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的，还应当预先披露有关申请文件。
(二)理顺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的接口。减少磨擦机会。提高执法效率
证券市场监管的“接口”问题，最突出地表现为“两类接口”环节：一是立法、行政与司法部门之间；二是行政部门之间，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各种行政部门之间。实践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证券市场的介入主要体现在颁布、修订相关法律和监督法律执行力一面，具体包括：(1)对政府颁布的行政法规进行监督，并在已有的立法授权模式下，寻求一种对行政立法工作的有效监督与回应机制；(2)对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及“法官造法”行为进行监督；(3)作为《证券法》的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在行政执法与司法过程中的冲突与歧义通过法律解释等方式起到协调行政权力与司法权力冲突的作用。
对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问、政府不同部门之间所存在的利益磨擦，解决方案不是政府结构性调整，而是通过公正的程序设计，及时、正确地展开协调。同时，在我国证券市场供求不平衡的情况下，如果中央政府要继续保持对资源予以集中配置的方式，就必须加强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权，要从法律、监管机构行政隶属关系、机构设置、监管机构负责人任命、回避制度等力一面保障证券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免受其他部门的干扰，平衡乃至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不利影响。
(三)建立和完善证券公司的市场准入监管、持续性监管和市场退出监管等三道风险防线
1．建立证券公司市场准入监管防线。目前，我国的证券法律赋予证券监管部门对证券公司设立、业务范围等进行监管的权力，对证券公司实行严格的准入管制、这是与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初创阶段相适应的。但是，证券公司经营特许权的长期存在，不仅不利于市场的充分竞争，也会助长寻租与腐败行为。今后我国在完善证券市场准入制度方面，不宜进一步提高行业门槛，因为这样会限制竞争；应逐步适当地放松管制，鼓励不同性质的国内资本参与证券业务竞争。放松管制固然是与证券市场发展趋势相一致的，但在操作步骤上则不宜急于求成，应在完善相关法律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并与市场退出机制相配套。与此同时，要加强股东的准入监管和从业人员的准入监管、完善从业人员牌照发放制度，将从业大员的信息网络化，并注意相关信息的及时更新。
2．建立证券公司持续性监管防线。建立对证券公司净资本跟踪分析制度。通过历史的和横向的比较，来综合分析和评价证券公司的财务风险。建立针对性监察系统。针对性监察系统是为监管机构能够及时识别证券公司出现的问题而设计的，目的是通过建立一个完整的资料库、按照风险评级对证券公司进行排序，以识别高风险的证券公司。建立持续跟进的现场检查制度。主要是核对证券公司是否遵守法律法规、衡量证券公司财务状况和内部控制流程，阻止证券公司进行可疑或不法行为，检讨证券公司业务操守和分析证券公司业务性质和风险等。强化对证券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的管理，形成一个从高到低的环环相扣的用人责任制、严把证券从业资格关。监管部门一旦发现证券公司的董事、监事和经理人员有违规行为，足以影响证券业务正常执行的，可随时责令证券公司解除其职务，并申报主管机关。完善证券公司操作风险管理指引，加强对证券公司日常经营行为的监管。操作风险包括资金结算风险、网络技术风险、违法违规风险、财务控制风险和人员风险等。监管部门的责任在于监督证券公司执行各项法律法规，促进证券公司技术与操作流程的标准化。完善证券公司治理结构、包括优化证券公司的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的治理功能，既要防止“一股独大”又要克服“内部人控制”，特别是要赋予独立董事更多的监督权力，发挥独立董事的应有作用、独立董事应该走职业化道路。
3．建立证券公司市场退出监管防线。2002年以来，一些证券公司潜在风险逐步暴露，陷入了生存危机。各级政府和金融主管部门出面干预“问题公司”，包括采取紧急援助、行政托管、关闭、破产和重组等措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我国证券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还远未建立起来。既缺乏一套与金融机构的特殊性相适应的市场退出法律法规、也缺乏一个能够“快速反应”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因此，只能依赖于“行政主导”，采取“一事一议”的做法，操作成本很高，效率也很低。所以建议：改革客户保证金存管制度，抓紧出台客户资产隔离措施，以保证当证券公司倒闭时客户资产的安全。建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以保证证券公司在破产倒闭时客户资产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
(四)不同机构、管理组织间的“它律”共同组成整个社会的“自律”
在西方，作为私人会员制的自律组织包括交易所、证券商协会和证券托管机构。承担的责任有：规范会员的商业行为，监视证券市场交易活动的监管责任；制定市场交易和会员商业行为规则，并予以贯彻执行，以保护投资者和社会的利益；培育公开与自由的市场，促进证券业的合作与竞争，防止证券欺诈与市场操纵。这种自律也是一种市场参与者外部的监管。它是在市场参与者职能明确的前提下，通过外部强制与规范而达到市场的自律管理。
中国关于证券市场发展的“法制、监管、自律、规范”八字方针中也讲自律，但这种自律是要求证券商及交易所加强自律管理，以法制观念约束自己的行为，是一种机构内部的自律。目前的证券市场结构赋予了证券商极自由的运作空间和操作工具，是市场本身创造了证券商的违规操作手法和条件，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证券商很容易利用资金和信息等优势对股票、债券价格进行操纵，通过做庄炒作方式吸引散户跟风，从而达到谋取暴利的目的。更有甚者，这种“庄家行为”的恶性发展常常会引起集团利益的巨大冲突，导致证券市场的剧烈波动，最终会贻害中小投资者。在中国目前成熟的理性投资者较少的情况下，证券商投资的目的在于追求高额资本得利，有时不惜利用巨额信贷资金进行市场炒作，而财务软约束极大地助长了这种疯狂的市场行为。从证券监管部门到证券公司的决策层，再到总公司的分公司，再到分公司的营业部，直至营业部的经理及市场操盘人员都缺乏有效的风险监管机制，处在不同角色的市场参与者能淋漓尽致地运用市场赋予的职能，这时出现的风险就不是外部约束所能解决的。加之中国特殊的国情，在处理广大普通投资者的问题上非常谨慎，政府主管部门不愿看到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受到损害而危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一旦出现风险，只能由政府出面担当“救火队”出面解决，在维持普通投资者的资产完整性的前提下，现实的负债与亏损只能由另一集团消化，而违规操作赚取的利润已得到转移。这样经营规范的公司反而不能获取正常的收益，而铤而走险的证券经营机构却常常收益丰厚，极大地助长了市场违规的风险。
我国证券市场在经历了一系列风险后，应尽快明确市场参与者的职能和地位，尽快将证券公司、交易所、证券托管中心系统、证券托管与资金清算等职能彻底分开，形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机制。机构间界限分明的“它律”共同组成证券市场的“自律”，即将证券市场的交易、托管、结算等功能彻底分开，投资者的证券资产由专门的托管机构(托管银行)管理，现金资产由专门的清算机构(清算银行)管理，证券公司不掌握投资人的任何资产，托管银行和清算银行相互联网，便于对已确定的交易进行过户和转帐。这种市场格局是从交易、托管、结算的概念和相互关系产生出来的，证券市场的发展也说明了这种市场运作机制符合证券市场的规律，它从制度上和体制上阻止了动用资产的可能性，将风险控制于市场的自我控制之中。
(五)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披露制度
包括为批准一项许可申请所必要的初步信息，为进行持续监管所要求的定期信息，在视察或危急情况下的非常信息，为实行有效监管，需要获取整个市场组织的质量信息、市场交易信息、市场数据信息、公司运行信息，相应建立合理的信息披露制度，如向主要上市公司派驻监管员制度，定期报送风险报告和监管报告，随时报告重大风险事项，实行市场监管督办制度，限期整改、分级上报；实行监管质询制度，要求被监管方对资料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做出解释；实行监管公告制度，随时向公众公布监管结果，公布举报电话，建立投资者、中介机构、新闻媒体参与、证券会实行的“四位一体”社会化监管。
三、结语
风险监管论文范文第3篇
电费风险分析方法
根据电力营销全过程中的电费风险类型统计情况来看，电力营销全过程中电费风险的形式比较单一，但是电力营销全过程中造成电力企业电费风险的因素或者说风险源比较多。对于电力企业来讲，在电力企业的发展运行中，电力企业的电费损失情况直接决定电费风险的情况，而电费风险的大小直接影响着电力企业运行的风险大小。因此更加有必要对电力企业的电费风险建立一个完善的管理体系，加强对电力企业电费风险的控制。电费风险是由电费损失情况决定，在实际营销中，电费损失是由不同的电力用户造成的，并不是由一个电力用户造成的，而且不同的电力用户对于电费损失的影响程度也不一样，因此在进行电费风险评估时，要结合电力营销中电力用户的情况进行电费风险的分析。进行电费风险分析时用到方法主要有风险图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情景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以及ISM模型分析法等。
影响电费风险的因素
在电力企业的电力营销过程中，业务扩展管理的风险、电费安全风险、自动化系统风险以及现场服务风险等电力营销中的因素对于电力企业的电费风险情况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电费风险情况影响因素里面，电力企业的电力营销业务扩展管理风险一般是指电力企业的用电项目审核、供用电合同签订以及业务扩展资料管理等风险，这些电力营销中的各种风险可能都会对电费风险情况造成一定的影响。
电力营销过程中由于电费安全风险对于电费风险情况产生影响的主要组成因素有电表抄表风险、电费核算风险、电费欠费风险以及电费收费风险、电费专业管理风险等。
其中电表抄表风险主要是由电力企业的工作人员在进行抄表过程中的数据误差引起的，电费核算风险则是由电力企业在进行电力用户的电费情况核算时由于核算标准不明确造成的，电费收费风险是由于电费收费中不能及时进行回收从而形成的电费收费风险，电费欠费风险则多是有电力用户的电费拖欠造成的，专业管理风险是指在进行电费管理中由于工作人员或者管理制度方面的原因造成电费损失，从而形成电费专业管理风险。以上的这些电费安全风险因素对于电费风险的产生以及电费风险的大小都有一定的影响或者决定作用。
最后，就是现场服务以及自动化系统对于电费风险造成的影响。现场服务风险主要是由于企业人员对于电力情况的管理以及电力故障维护中等造成的电力资源损失，从而形成的电费损失等。自动化系统风险则是由于自动化管理系统故障等问题对于电网用户的使用信息等造成的不真实或者错误情况导致的电费风险，自动化系统风险对于电费风险的影响一般较大。
电力企业电力营销全过程中对于电费风险的控制
1电力营销中电费风险控制方法
电力企业对于电费风险控制是电费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进行电费风险控制就是指电力企业的管理人员通过采取一定的措施或者方法将电费风险造成的电费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进行电费风险控制首要任务就是要将电费风险事故的发生率降低，从而实现对于电费损失情况的减小控制。除此之外，需要电费风险事故中造成的电费损失情况进行控制，以保证电费损失在最小范围。还有就是需要通过电费风险转移的方法，将电费风险发生时对于电费损失的威胁进行转移，从而保证电费损失额度的最小化，实现电费风险控制。这些都是在实际电费风险控制中对于电费风险控制或降低的一些基本策略。
在电力营销中进行电费风险控制的主要方法有很多，但是电力企业的工作人员可以根据电费风险的具体情况进行电费风险的控制。对付电费超出风险就可以运用远程抄表系统或者集中抄表系统进行电费风险的避免发生；对于电力企业工作人员在电表抄表中造成的电费风险则可以通过加强抄表人员的业务技能的培训提高以及相关考核监督等政策措施进行风险控制或者避免；对于电费抄表风险造成的电费风险则可以通过专门的抄表公司或者进行抄表分包等方式进行电费风险的控制与电费风险转移，从而降低电费损失。对于自动化系统造成的电费风险的控制首先需要从自动化系统的硬件设备的硬件设施入手，要使用一些质量较好并且性能稳定的自动化设备，同时应当实施人员协助管理的方法，以避免或者控制电费风险的发生。
2电力企业应当建立完善的电费风险控制体系
电力企业在进行电力营销中，要想实现对于电费风险控制必须要建立完善的电力营销全过程电费风险内部控制体系，电费风险控制属于电费控制管理一个重要内容。建立电力企业电力营销全过程的电费风险内部控制管理体系需要注意的是先确定电费风险控制管理的主体，也就是谁来进行电费风险体制的控制管理。
在实际的电力营销活动中，电力人员对于电力营销活动的影响因素很大是电力营销中重要的能动性影响因素。除此之外，建立电力营销全过程电费风险控制管理体系需要有一定的管理与控制决策的依据，这就需要在进行电力营销活动中注意对相关数据信息的收集，而且要保证收集信息的准确性与完整性。最后就是电力营销中如果想要实现对于电费风险的控制管理就一定要有一定的管理控制技术作为支撑。
风险监管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衍生工具市场；金融监管；监管制度
当前，次贷危机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次贷危机起源于美联储低利率的货币政策，低利率刺激美国金融机构大肆放松贷款标准，导致所谓“谎言贷款”、“倒贴贷款”等花样繁多的次级贷款急剧膨胀，刺激美国以投资银行为首的所有金融机构拼命发明各种稀奇古怪的“金融创新产品”和衍生金融产品以牟取暴利，刺激政府和企业毫无节制地发行了天文数字般的各种债务。由于自1999年以来，美国取消了对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限制，刺激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包括次级住房贷款支持证券在内的大量衍生品被推向市场。在金融创新的带动下，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速度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全球金融资产呈现了典型的倒金字塔结构：传统的货币(M1和M2)只占到1％，而金融衍生品则占据了金融市场80％的份额。在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大量资本涌向金融市场，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的失衡越来越明显。当次贷危机像核武器一样炸毁了全球金融体系，并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反思：为什么这些经过无数包装打扮出来的“创新”产品，竟然能在全球的金融市场上畅行无阻，华尔街的精英以及各国的金融才俊，竟然对其中的风险视而不见，金融衍生交易的风险监管是否需要及如何变革和完善，究竟在金融市场和产品复杂性不断增加的同时如何提升监管能力，或者说，如何建立一个适应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和风险状况的有效金融监管制度环境，成为重点思考的内容之一。本文将重点研究对金融衍生交易的政府监管以及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在此之前，我们势必事先需要对金融衍生工具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一、金融衍生工具概述
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是世界金融创新的产物，而且也会随着金融业的发展进一步显出其多样性。处于金融创新的大潮中，金融衍生工具有其特有的含义以及发展历程。
(一)金融衍生工具的定义
金融衍生品(FinaneialDerivatives)，也称金融衍生工具、衍生证券，是从传统的金融工具衍生变化出来的，通常指某种具有流通性的票据、证券化的契约或者代表一定资产的所有权凭证。我们将其基础的金融工具称为基础性金融工具或原生性金融工具。金融衍生品的概念在实务中更为宽泛，指根据某种相关资产的预期价格变化而定值的金融工具。
(二)金融衍生品的特性
1，杠杆性
指以较少的资金成本获得较多的投资，以小博大，交易时不必交纳相关资产的全值，只要缴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便可得到相关资产的管理权。但这种杠杆效虚使收益扩大的同时也可以同比例地放大风险。这种特性容易诱发过度投机和巨额亏损事件，正如巴林银行破产案和我国的3.27国债期货事件。
2，虚拟性
独立于现实资产运动之外，能给证券持有者带来一定收入。金融衍生工具的虚拟衍生工具市场的规模有可能大大超过原生市场的规模，有时会脱离原生市场膨胀，形成经济的倒三角，严重影响实体经济的稳定与发展，造成金融动荡或危机。
3，复杂性
由于金融衍生工具是“火箭科学家们”匠心独具的成果，由多种组合技术构成，很复杂，另外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过程很复杂。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难以理解它，明白它的风险所在，再加上人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就使得它更神秘莫测。
4，未来性
与传统金融交易不同，金融衍生交易的定义我们可知它是对未来的权利和义务做价，合约的订立和资产的实际交割是分离的。市场中的投机者正是利用这种分寓间通过判断市场行情而获利的。
二、金融衍生品涉及的风险
1994年，国际证券事务委员会及巴塞尔委员会发表了一份联合报告，对衍生商品涉及的风险作了权威性论述。认为衍生商品涉及以下6种风险：
1，市场风险。因市场价格变动造成亏损的风险。
2，信用风险。指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中合约对手违约或无力履行合约义务而带来的风险。这种风险在场外交易中尤为突出。因为交易所会员制制度保证了进行交易的交易商一般都具有良好的信用，风险转嫁到结算公司。而交易所的保证金制度，持仓限制等都使信用风险降低。信用风险的大小与合约的期限长短有着密切关系。一般说来，合约的期限越长，信用风险就越大。
3，流动性风险。一方当事人无法在市场上找到出货或平仓机会所造成的风险。
4，操作风险。因人为错误、系统故障造成的风险。
5，结算风险。属于广义的信用风险的一种，指在结算日交易时对手未能根据舍约履行责任而引起亏损的风险。因其关系到交易目的能否实现，影响重大，故予以单列。
6，交易目的无法实现带来的损失。
三、主要国家和地区政府监管体制比较研究
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政府监管指政府设立专门监管机构对金融衍生工具市场进行监管。政府监管是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监管体制中的宏观层面，是对一国金融市场整体实施监管的重要力量。各国均从促进本国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发展的目的出发，选择并建立起一套适应本国或地区特点的政府监管体系。
政府监管具有强制性和广泛性特点。强制性表现在监管机构的设立、职权的取得等都以相关法律为依据，代表国家履行对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监管职能。监管机构有权对违法行为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或提讼。广泛性表现在各国的政府监管机构都有权对整个金融衍生工具市场进行监管，不仅包括境内交易，也包括境外交易，监管对象不仅包括各类主体如期货交易所、经纪商、结算所、投资者及行业自律组织，同时还包括上市合钧各品种及期货市场的交易活动。此外随着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发展，政府监管的国际化趋势也不断加强。各国政府监管机构通过订立双边或多边合作协议，逐步加强监管信息交流与沟通，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1，美国政府对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实行专职分离型的多头监管体制。由联邦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负责监管期货市场，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负责监管证券市场，对商业银行从事衍生工具交易活动则按这些银行市场准人的审批权限分别由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货币监理署负责。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都是独立于一般行政部门之外行使职权的机关。他们具有行政执行权、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除在管理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品种上有所区别外，这两个委员会在基本职能湘工作手段上大体相同。
其基本职能是：(1)负责管理、监督和指导各经营金融衍生业务的交易所及行业组织的活动。(2)制定与金融衍生品交易有关的各项法规。(3)管理金融衍生市场的各种商业组织、金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的交易活动。(4)审批各种交易机构提出的申请。(5)协助发展衍生品交易的教育，使衍生品的交易知识和信息能普及于生产者、市场交易者和一般大众。(6)对违反交易法规和国家有关法律的机，构和个人进行行政处罚或追究民事、刑事责任。
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基本职能主要是通过以下措施实现的：(1)审批可以进入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交易品种，决定交易所可以经营的衍生品交易合约的种类。(2)批准交易所的开办以及会员、经纪人资格，批准和确认各交易所的章程和业务行为规范标准细则，并对交易所和经纪人进行严掐的监督。(3)分析、检查市场交易秩序，防止垄断、操纵行为，避免因价格暴涨暴跌致使市场交易秩序混乱现象的产生。为此委员会有权随时查阅有关交易的账目、文件。被查者必须配合，并接受委员会的相关处罚决定。
由上可知。美国当前金融监管的最大特点是存在多种类型和多种层次的金融监管机构。在美国这个崇尚自由的国家里，美国人政治和文化上都崇尚权利的分散和制约，反对权利的过度集中，这些都是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应该承认，美国的这套监管机制确实在历史上支持了美国金融业的繁荣。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的发展，随着金融市场之间产品创新的发展、交叉出售的涌现和风险的快速传递，这样的监管体制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监管标准不一致，监管领域的重叠和空白同时存在，规则描述过于细致，监管对于市场的反应太慢和滞后，没有一个联邦机构能够得到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看管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状况，风险无法得到全方位的覆盖。例如控股公司的监管，对于不同类型的金融控股公司至少存在三个独立的监管者，再加上以州为单位的保险体系，这使得美国在国际保险领域或者其他领域里无法用一个声音讲话，因为投有一个联邦层面的监管者可以代表美国保险监管体系发表意见。
目前，随着次贷危机愈演愈烈，如何规避多头监管模式下的监管重叠和监管空白问题以经成为美国金融界普遍反思的问题并最终引发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革命。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2008年3月31日宣布，美国政府将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第一，扩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管权限，除监管商业银行外，还将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风险的商业机构。第二，新建“金融审慎管理局”，整合银行监管权。把目前由5个联邦机构负责的日常银行监管事务收归“金融审慎管理局”统一负责。第三，新建“商业行为监管局”，负责规范商业活动和保护消费者种益。主要行使目前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职能。此外，还新建了“抵押贷款创设委员会”和“全国保险管理局”，将抵抨贷款经纪人和保险业监管权从各州政府分管逐步收归联邦政府统一管理。美国媒体称，这将是美国自上世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2，英国自我监管核心过去是证券与投资委员会、证券期货管理局等非政府机构。为适应监管一体化趋势：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和对市场的敏感度，英国政府于1997年10月将证券与投资委员会改组为金融服务局，并根据《金融服务法案》吸收了许多原来的行业自律组织和其他监管组织及其监管职能。此外它还接收了英格兰银行的银行监管职能、保险监管职能、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审查职，能等。《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授权金融服务局从2001年12月1日起全面行使监管职权，从而使金融服务局成为直接负责监管吸收存款、保险和投资业的惟一法定监管机构。金融服务局不隶属于政府机构，但客观上向财政部门负责，履行了相当于政府机构的职责。这一特色是英国传统上重视行业自律，又适应现代金融衍生工具发展要求的反映。相比较于美国的多监管机构并存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单一监管机构模式反映了金融机构一体化和集团化的发展趋势，可以更有效地避免因多个监管机构同时并存而导致的监管方式不同，监管法律法规不一致，监管内容交叉重复，监管要求各异等问题而造成的金融机构之间不平等竞争，调和监管冲突，明确监管责任，降低监管成本，合理配置监管资源，提高监管效率。但由于缺乏管理监管权力可能过于强大，容易孽生、垄断和权力滥用。单一监管机构可能因规模过大而缺乏足够的灵活性。也可能因规模过小而实现不了应有的效率。
3，日本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监管体系承袭欧美模式，就政府监管而言，与英国设立全国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不同，日本对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监管体系是按衍生工具的不同类型分别由不同的政府机构监管，实质上是多头监管，即金融期货期权市场由大藏省监管，其中与证券相关的期货、期权是由大藏省证券局主管，金融期货商品交易由大藏省银行局_主管，其法律依据是《证券交易法》；农副产品期货期权与工业品期货期权则分别由农林局和通产省管理，其法律依据是《商品交易法》。这种“三省归口”政府监管模式有利于明确各部门职能，容易协调部门内部的各种关系，有利于制定切实可行的法规制度以及相应的配套措施来配合市场的监管。但是这种监管模式缺少一个具有权威性的统一管理机构，对部门之间产生的矛盾难以协调。
四、我国的金融衍生交易政府监管体制
(一)我国的金融衍生交易政府监管体制现状
欧美发达国家率先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了充满活力的现代金融体系，创设了数以千计的金融及其衍生产品。相比之下，中国的金融创新基本上是对国外产品的模仿和引进。如果说当前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金融业便是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中的薄弱环节，金融创新更成为了“短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监督管理体制经历了1989年、1998年和2003年三次大的变革，形成了各司其职的五个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
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建立对于提高金融专业化监管水平、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发挥了积极作甩。但是，面对金融业综合经营加快推进的新形势和系统性金融风险更为复杂的新挑战，目前分业监管体制在运作中出现了诸多不适应的问题，亟待解决。随着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推进，银行、证券、保险、信托业务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但是对跨行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和跨市场金融创新业务的监管职，责界定不清晰，协调监管难度大，存在监管重复和监管真空，既提高了监管成本，又容易出现逃避监管现象。特别是在现代金融活动全球化、交叉化、信息化的情况下，金融体系的监管和稳定(调控)，需要系统性的考虑和迅速的应对。分业监管体系对于涉及系统性、全局性问题的监管、救助和调控等往往难以形成迅速有效的应对，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成本巨大。
(二)次贷危机对完善我国金融衍生交易政府监管体制的重要启示
第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的协调。次贷危机充分表明，在金融市场日益全球化、金融创新日益活跃，金融产品日益复杂的今天，传统金融子市场之间的界限已经淡化，跨市场金融产品日益普遍，跨部门的监管协调和监管合作显得日趋重要。从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来看，无论金融监管体制如何变革，中央银行都因其在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巨大影响力而在金融监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进一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需要全面考虑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银行、证券与保险监管之间的关系，在现行分业监管框架下强化中国人民银行的协调职责和主导作用，理顺中国人民银行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分工协作关系。
在这方面，我国可以尝试建立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和金融监管等有关部门之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如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以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发展趋势的需要：该机构可由国务院牵头。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一行三会”和发改委、财政部等部委参加，促使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从临时性的安排，转化为经常化、程序化的有实际决策内容的制度安排。这一机构的定位，可以类似金融控股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金融控股公司在总公司层面是多元化经营，但在子公司层面是分业经营，这样金融控股公司既能适应混业经营也能适应分业经营。所以，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关键是要发挥更高层次的整合作用，既要防止监管越位，又要防止监管真空。为此，其职能应该主要是包括对现行金融控股公司集团层面的监管、实业类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交叉性金融业务和创新产品的监管以及一些监管空白领域的监管。
第二，现代金融体系的监管应该更多她强化功能监管和事前监管。次贷危机证明，面对日益繁复的、频繁的市场创新和日益复杂的创新产品，单纯依赖信息披露来保护投资者利益，已经不够充分。随着现代金融产品的复杂性加大，投资者越来越难以对其潜在的风险进行识别。因此，监管者仅仅做到确保信息的。真实披露，或完全依靠对透明度的监管，已经不够。
对此，监管体系有必要从过去强调针对机构进行监管的模式向功能监管模式过渡，即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同类型的业务进行统一监管和统一标准的监管，以减少监管的盲区，提高监管的效率。同时，监管者在事前的监管中。应当对创新产品有更深人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有效的产品风险评估，尤其是对可能引起系统风险性的产品。应当将其相应的监管环节前移，深人分析和评估金融产品可能给监管体系带来的隐患。
第三，不仅要对中资金融机构的海外投资和资产进行动态监管，以防其海外风险敞口过大，还必须加强对在华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可采取以下措施：首先，适当控制外资金融机构进入速度。目前中国银行业开放速度较世界很多发达国家还要快。与之相反，中国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发展、市场准入却非常缓慢。中国金融监管当局需要考虑国外对中国金融机构的开放程度，对外资金融机构应实行对等开放原则，适当控制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速度。
风险监管论文范文第5篇
在银行和贷款者之间有着契约，贷款者到期必须连本带利归还银行。银行和储户之间也有契约，到期之时银行向储户还本付息。可是，银行两边的契约的“硬度”不一样。银行和贷款企业之间的契约比较“软”。企业还不出钱来，银行只能靠法律手段逼债，万一贷款收不回来，只好等这家企业破产之后多少拿回来一些。我国的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就更软。国有企业还不出钱来而银行一筹莫展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可是银行和储户之间的关系就“硬”多了。除非银行破产，否则储户完全有权力拿回属于自己的资金。在某种意义上，银行把许多家企业经营风险集中到了自己身上。
银行主要面临以下几种风险：
(1)信用风险：即交易对象无力履约的风险；
(2)市场风险：是由于市场价格的变动，银行的表内和表外头寸所面临遭受损失的风险；
(3)利率风险：指银行的财务状况在利率出现不利的波动时所面对的风险；
(4)流动性风险：指银行无力为负债的减少或资产的增加提供融资，即当银行流动性不足时，它无法以合理的成本迅速增加负债或变现资产获得足够的资金，从而影响了其盈利水平的情况；
(5)操作风险：主要在于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机制的失效；
(6)法律风险：包括因不完善、不正确的法律意见、文件而造成同预计情况相比资产价值下降或负债加大的风险；
(7)声誉风险：该风险产生于操作上的失误、违反有关法规和其他问题。
银行不能不发放信贷，可是，只要资金出了银行的大门就有收不回来的风险。从理论上来讲，绝对避免坏帐是不可能的。坏帐是银行经营的风险成本。在正常情况下，银行应当用自身的利润来冲销坏帐损失。只要银行能够保持资金的流动性，资金流通链就不会出现什么大麻烦。可是，如果银行的呆帐、坏帐越来越多，甚至资不抵债，总有一天这个问题会被揭露出来。一旦有一家银行失去了资金流动性，就会导发金融危机。
由于信息不对称，在这家银行储蓄的老百姓往往最后得到消息。当老百姓得知他们的血汗钱有可能被银行给赔掉了，他们的反应非常简单干脆：尽快把自己的钱取回来。由于任何银行都必然把相当一部分资金发放中期或长期贷款。没有一家银行能够立即全部返回所吸收的存款。如果众多的储户一涌而上挤兑，马上就把这家银行搞垮了。银行关门势必拖跨许多相关的企业。由于银行之间存在着各种业务联系，一家银行出现的挤兑风潮很快就会影响到其他金融机构。结果，金融风暴的冲击一波连着一波，最终酿成一场社会风暴。
由于存在金融市场失灵的可能，一旦某个金融机构出现危机，即使政府出面干预也未必能够挽救这个机构破产(例如英国的巴林银行)。当大规模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即使国际力量联合起来也未必能够制止危机的蔓延(例如墨西哥和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由于金融机构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非常复杂，一家金融机构出现的危机会牵连到其他金融机构，例如，1974年英国由于房地产景气消失而出现银行业危机。日本在90年代由于泡沫经济崩溃而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危机。一家金融机构出现危机会损害公众对整个金融体制的信心，发生挤兑。例如，墨西哥和泰国金融危机。这种负的外部性在区域金融危机中表现得非常严重。[2]
银行业务的本质决定了它需要承担各种类型的风险，因此了解这些风险并确保银行能妥善地计量和管理风险是银行监管的重头戏。
(二)金融监管的目的
银行的风险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要比其他产业部门高得多。银行的自有资金在其全部资产中只占很小的一个比重。当银行放贷、投资的时候，主要是在拿别人的钱做生意。按照国际标准，银行的自有资金应当不少于8%。也就是说，银行中92%营运资金都来自于存款和借入资金。如果银行的坏帐超过了资本金，以后再赔钱的话实际上是在亏损别人的钱。因此，一旦储户知道银行坏帐很高，为了保护自己的产权，他们势必会尽快提出自己的存款。如果大量客户挤提存款，将使银行迅速丧失资金流动性。
一般企业亏损倒闭只不过影响与这个企业相关的员工，可是，银行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到相当多的民众，甚至破坏社会稳定。危机蔓延的程度在金融服务领域的不同部门是有差异的，但以银行领域最为严重，这一点已经得到公认。Fama认为，如果单单从事资产管理，货币兑换和支付的话，根本不需要对银行业进行大规模的监管。但是，由于银行还进行着把非流动资产转化成流动负债，通过监督贷款和信号传递来降低交易成本，所以对银行业监管是完全必要的。否则，金融市场失灵可能会让银行面临恐慌性挤兑。[3]为了平息动荡，中央银行不得不扮演最终支付者的角色，动用国库来稳定局势。一家或者几家银行的失误所造成的损失最后势必要全体纳税人来负担，这不仅不公平，而且也非常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进步。因此应当防患于未然，严格实行对金融机构的监管。
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的主要目的在于：
(1)维持金融业健康运行的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银行业的风险，保障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促进银行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2)确保公平而有效地发放贷款的需要，由此避免资金的乱拨乱划，制止欺诈活动或者不恰当的风险转嫁。
(3)金融监管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贷款发放过度集中于某一行业。
(4)银行倒闭不仅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而且会波及国民经济的其它领域。金融监管可以确保金融服务达到一定水平从而提高社会福利。
(5)中央银行通过货币储备和资产分配来向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传递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可以保证实现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的传导机制。
(6)金融监管可以提供交易帐户，向金融市场传递违约风险信息。
许多文献一致认为，金融监管可以通过解决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问题从而提高社会福利。因此，为了保护民众的利益一定要对金融机构实行比其他企业更为严格的监督管理。
美国联邦储备法明确规定，美国的银行监管制度的目标是：维持公众对一个安全、完善和稳定的银行系统的信心；为建立一个有效的和有竞争的银行系统服务；保护消费者；允许银行体系适应经济的变化而变化。
《日本国普通银行法》规定金融监管是以银行业务的公正性为前提，以维护信用确保存款人的权益，谋求金融活动的顺利进行，并为银行业务的健全而妥善地运营，有助于国民经济的健全发展为目的。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法》规定金融监管的目的是：在政府一般经济政策范围内促进货币稳定及信用，有助于经济成长。在金融管理局认为公共利益所必要时可随时对金融机构提供咨询或对该金融机构提供建议，并要为确保该要求或建议的效力发出指示。
比较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可见，美国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目标比较具体，切实。美国金融监管强调对存款者的保护，稳定金融体系，维护有效的金融体系内的公平竞争和保护消费者。如果从条文上来讲，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基本上都差不多，关键问题在于能不能保证所规定的监管目标顺利达成。[page]
(三)及时关闭资不抵债的银行是保证金融体制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
及时关闭那些资不抵债的银行是保证金融体制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及时关闭资不抵债的银行的主要理由如下：
(1)银行是一种特殊的企业。银行危机具有一般企业危机所不具有的蔓延性或传染性，如果某一家银行发生信用危机，出现挤兑，储蓄者会同时怀疑其他银行的信誉，有可能导致整个商业银行体系崩溃，造成整个金融体制的大混乱。
(2)商业银行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的货币供给。大量资不抵债银行的存在是货币流通体系的一大隐患，因为一旦商业银行信用危机蔓延，部分准备金制度下的倍数放大效应将使得大量货币突然退出流通，甚至可能引发经济萧条。
(3)及时关闭资不抵债银行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向现有银行发出信号：政府的确把商业银行作为企业对待，从而可以有效避免由于政府隐性补贴导致的呆坏帐进一步积累，有利于银行改进经营管理，提高效率。
(4)只有及时关闭资不抵债的银行才能维系储蓄者对整个银行系统的信心。
银行的自有资本代表了银行股东的金融权益。它可以用来缓冲可能出现的损失。应当以现有风险为基础来计算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的经营必然会遭遇到各种风险。如果发放的贷款不能收回，那么就难免出现资产损失。银行应当用日常的收益进行抵付。如果日常收益还不能支付资产损失，那么就必须动用银行自有资产。如果银行的损失超过了自有资本总量，那么就会损害存款人的利益。因此，不能允许银行出现资不抵债的状况。
在银行监管过程中，最怕的就是银行的经理们说假话。由于种种原因，明明他们放出的贷款已经不可能收回，成为坏帐，但是他们通过各种手法在银行帐目上做成正常。明明是已经资不抵债，在帐目上却看不出来，似乎一切正常。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银行自有资本10亿元，吸收存款100亿。税后营业收入3亿，坏帐1亿。那么扣掉坏帐损失，该银行的利润还有2亿。银行处于正常盈利状况。如果该银行的坏帐达到3亿，那么该银行就没有任何利润了。如果坏帐达到13亿，实际上，这家银行已经把它的本钱加上利润统统赔光了，那么这家银行就应当关门了。无论如何，也不应当把民众储蓄的资金也亏掉。假若金融监管机构发现银行的坏帐总额已经接近它们的自有资本，那么，及时让这家银行关门破产，不会对整个金融体制构成任何威胁。银行损失的是股东们的自有资本，储户的钱并没有损失。
怕就怕银行不说真话。通过造假帐，一直亏到20亿、30亿才被发现。就是叫这家银行破产，把它的经理都抓起来，它的自有资金只有10亿，赔光了之后还差几十个亿。怎么办？老百姓把他们的血汗钱放在银行里，如果不明不白地就不见了，当然不会答应。如果政府不出面解决问题，就难免影响局势安定。所以，一旦金融监管失误，最终还是要政府出面来收拾局面。所以，在金融学中，中央银行被称为“最后贷款者”。所以，及时搞清楚银行的坏帐状况是保持金融体系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
如果银行已经出现了较高的坏帐率，为了避免破产的命运，该银行的经理人员有可能掩盖真相。通常他们希望再争取一些时间，也许能够在今后的投资中赚取更高的利润来补上缺口。在这种情况下就象输了的赌徒一样，产生了一种激励，为了能够再赌一把，他们必然会产生报假帐的动机。同时，他们会更热衷于那些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如果赢了自然好，如果再输了，就要闯大祸了。
因此，必须提高金融机构运作的透明度，要求金融机构能够按照统一的会计准则，向监管当局报告真实数据。在亚洲金融风暴当中，韩国、日本的许多金融机构掩盖了大量不良资产，直到出现了严重的支付危机时监管当局才发现问题，但是已经无可挽救了。我国中央银行的知情权、金融机构报表的质量、统计制度等方面都不如韩国和日本。各类金融机构做假账、说假话的现象相当普遍。从表面看来国有银行的各项指标都不错，但是各级金融机构的谎言掩盖了系统性风险。幸亏我们的金融系统还有较高的资本流动性，否则危机随时可能爆发。
为了加强金融监管的力度，就一定要对违规行为有非常清楚的惩罚措施。金融行业不仅需要准入准则，更需要退出准则。如果银行违反规则就要有人来出示黄牌警告，直到出示红牌，把违章的金融机构及时罚下。在足球比赛中，出示黄牌或红牌的都是一个裁判员。在金融监管体系中，负责出示黄牌的应当是信息非常灵通的民营的存款审计公司和存款保险公司，而最后出示红牌的应当是中央银行。若要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处理那些经营不当的银行必须要及时、果断。一旦银行资不抵债，立即清理出场。否则，越拖毛病越大。
(四)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和多元化
金融监管的要害是信息的真实性。如果金融监管机构不能够保持其独立性，那么在各级政府机构的干预下就很难保证在监管过程中取得真实信息。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的25条“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第一条原则强调：“在一个有效的银行监管体系下，参与银行组织监管的每个机构要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并且享有工作上的自和充分资源”。这是国际上有关监管机构独立性的权威表述。
依照现行法律，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独立行使职能，其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须“在国务院领导下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第六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有关货币政策情况和金融监督管理情况的工作报告”。第七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履行职责，开展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为杜绝各级地方和部门政府对中国人民银行业务的干涉，保证中国人民银行在实施银行监管时享有必要的独立性或摆脱政治方面的压力，中国人民银行已改变分支机构按行政区划设置的状况，在全国设立了9个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一级分行，重点加强对辖区内金融业监管。
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中央银行一直在强调真实性监管。但是，很少有人相信各级银行的报表的真实性。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金融监管部门缺乏独立性。因此，必须改进现有的法定监管主体的权责制度，塑造真正具有独立和自主执法权的监管主体，防止地方政府及其他部门的干预。
因为金融监管是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也是很复杂的工作，如果不是独立性很强的专门机构，就很难有效地承担和进行这种工作。
因为金融监管涉及社会各方面利益，如果监管机构没有独立性，其监管过程和目标易受各种利益集团的干扰，那就很难做到公正、公平。
因为金融监管机构是政府系列或政府授权的机构，如果它不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其监管行为及其目标就难以摆脱政治上的干预和压力而单纯化，其监管对象即金融机构也很难按商业化原则经营。
金融监管体系必须多元化。反腐倡廉的监察机制就是这样，除了纪律检查委员会之外，还要有反贪局、检察院等多种监督管理机构。单一的监管机制既不可靠，又缺乏效率。如果只有一个监管体系很容易出现信息渠道堵塞的问题。当前，风气甚坏，一旦负责监管的官员无能或者受贿，就很难取得准确的信息。不法奸商、贪官污吏们塞几个红包就“搞定”了。只有金融监管多元化才能够防范在金融监管领域出现行贿、受贿，从而保证金融信息的真实性。
同时，我们必须建立强制的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应当明确规定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等级，哪些信息应当向金融监管部门报告，哪些信息必须向公众报告，从而保证金融监管当局和民众的知情权。
从国际经验来看，许多国家都竭力避免单一的金融监管渠道。美国金融监管系统内属于联邦政府一级的机构有四家：货币监理署、联邦储备银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储蓄机构监理室。克林顿政府为了精简机构，在1993年计划成立一个新的“联邦银行委员会”以取代四家监管机构的功能。按照这个计划，联邦储备银行将只负责货币政策，不再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坚决反对这一合并，他的理由并不复杂，“单一机构的设立将使权力过分集中，容易出现失误。”直到今天，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仍然是多头分立，互相监督。由此可见，即使在美国这样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金融监管也不能只依靠单一途径。由此可见，多元化监管是取得准确信息、维护金融秩序的必要条件。
(五)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上的主要问题
我国金融监管的主要毛病有：监管方式单一，监管部门缺乏独立性，缺乏监管的激励机制，由于缺乏有效的处罚手段，监管力度不够。
第一，目前，商业银行的监管职能主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尽管负责监管的人数不少，各种监管制度和规定的条文也很清楚，但是，由于监管渠道单一必然带来信息不畅通的弊病，监管效果并不理想。
第二，由于中国人民银行不仅承担着金融监管的任务还负责执行货币政策。在中央银行的宗旨上把促进经济发展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央银行的多重目标常常相互冲突，货币政策目标与监管目标相混淆。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中央银行监管部门受到各级政府的干预，在多重目标中举措不定，缺乏独立执行监管政策的条件。
第三，靠什么激励机制来实行有效的监管呢？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在许多情况下，它们说假话的成本很低，说真话的代价却很高。在当前说假话成风的环境中，法不治众，央行监管局以及下属的各分行、支行监管处的人为什么要在监管过程中得罪人呢？
第四，在1998年金融监管的重点是违规监管，1999年监管重点是真实性监管。这些都很必要。关键问题是即使查出来违规事实，发现了假话又能怎么样？就是明知某个银行坏帐逐渐增多，能够采取什么措施呢？前不久，规定银行贷款负责人要对贷款终身负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假若银行真的出现了坏帐，拿这个行长怎么办？他就是这么点工资，难道杀了他不成？
由于国家承担了应由银行承担的风险，银行又承担了企业的风险，因此，银行利益并不取决于对风险的检测、评估等一系列财务指标，而是受监管标准和程度的左右。这种非量化的监管方式给监管部门甚至监管人员留有极大的弹性发挥余地，使其可以凭借人为的裁度相机处理国家和银行、银行和企业的矛盾，并使之服从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
目前，无论是哪一级的金融机构，只要是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营业的，最后，出了问题统统由中央银行来负责。其结果是，一方面，中央银行轻易不会发给金融机构营业许可，弄得在许多地方融资渠道不畅通，另一方面，背在中央银行身上的包袱越来越重。
金融监管体系的问题由来已久。每当有学术讨论会，总有许多学者严肃地指出上述问题，但是，大多数批评都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下文。正是由于对金融监管体制本身没有进行认真的改革，使得金融监管的效果并不理想。金融系统大大小小的危机层出不穷，“四面起火，八方冒烟”。中国人民银行监管司就象救火队一样，忙得不可开交。如果再不重视改革金融监管体制，只怕等到金融风险积累在了一定程度，有朝一日集中爆发出来，就要吃大亏，闯大祸了。
[1]本章综合了《民营银行二百问》中有关章节。参加这些章节写作的有陆军、史晋川、董辅仍、杨再平等人。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2]参见李德等，“中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中长期策略”，《金融热点问题》，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1.
风险监管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三大支柱风险监管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1988年公布的资本协议，曾被认为是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神圣条约。”然而在过去十几年中，银行防范风险的能力，监管部门的监管方法和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该协议对发达国家已越来越不适用。1996年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粗线条的新资本协议草案，2001年1月公布了详细的新协议草案，各国商业银行和监管当局对新协议草案提出许多的意见和建议，经过一年半时间研究，终于在2002年7月10日就许多重要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委员会计划于2003年第四季度确定新资本协议以便各国于2006年底实施新协议。在2003年至2006年间，银行和监管当局将根据新协议的各项标准，建立和调整各项体系和程序。新协议一旦问世，国际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及有关国际金融组织会把新协议视为新的银行监管国际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中国家必须认真研究新协议的影响。另一方面，借鉴国际上先进的金融经验加强金融监管是我国金融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在目前形势下，我国需要切实更新监管理念强化资本监管。本文拟通过对新资本协议的介绍从法律角度来初步探讨其对我国银行风险监管的影响。
一、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主要内容
银行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20世纪80年代由于债务危机的影响，信用风险给国际银行业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银行普遍开始注重对信用风险的防范管理。巴塞尔委员会建立了一套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极大地影响了国际银行监管与风险管理工作的进程。在近十几年中，随着巴塞尔委员会根据形势变化推出相关标准，资本与风险紧密联系的原则已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监管原则之一。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巴塞尔委员会建立了更加具有风险敏感性的新资本协议。新协议将风险扩大到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利率风险，并提出“三个支柱”（最低资本规定、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要求资本监管更为准确的反映银行经营的风险状况，进一步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健性。
1、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规定
新协议在第一支柱中考虑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1并为计量风险提供了几种备选方案。关于信用风险的计量。新协议提出了两种基本方法。第一种是标准法，第二种是内部评级法。内部评级法又分为初级法和高级法。对于风险管理水平较低一些的银行，新协议建议其采用标准法来计量风险，计算银行资本充足率。根据标准法的要求，银行将采用外部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来确定各项资产的信用风险权利。当银行的内部风险管理系统和信息披露达到一系列严格的标准后，银行可采用内部评级法。内部评级法允许银行使用自己测算的风险要素计算法定资本要求。其中，初级法仅允许银行测算与每个借款人相关的违约概率，其他数值由监管部门提供，高级法则允许银行测算其他必须的数值。类似的，在计量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方面，委员会也提供了不同层次的方案以备选择。
2、第二支柱——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委员会认为，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是最低资本规定和市场纪律的重要补充。具体包括：（1）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的四大原则。原则一：银行应具备与其风险状况相适应的评估总量资本的一整套程序，以及维持资本水平的战略。原则二：监管当局应检查和评价银行内部资本充足率的评估情况及其战略，以及银行监测和确保满足监管资本比率的能力。若对最终结果不满足，监管当局应采取适当的监管措施。原则三：监管当局应希望银行的资本高于最低监管资本比率，并应有能力要求银行持有高于最低标准的资本。原则四：监管当局应争取及早干预从而避免银行的资本低于抵御风险所需的最低水平，如果资本得不到保护或恢复，则需迅速采取补救措施。（2）监管当局检查各项最低标准的遵守情况。银行要披露计算信用及操作风险最低资本的内部方法的特点。作为监管当局检查内容之一，监管当局必须确保上述条件自始至终得以满足。委员会认为，对最低标准和资格条件的检查是第二支柱下监管检查的有机组成部分。（3）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的其它内容包括监督检查的透明度以及对换银行帐薄利率风险的处理。
3、第三支柱——市场纪律
委员会强调，市场纪律具有强化资本监管，帮助监管当局提高金融体系安全、稳健的潜在作用。新协议在适用范围、资本构成、风险暴露的评估和管理程序以及资本充足率四个领域制定了更为具体的定量及定性的信息披露内容。监管当局应评价银行的披露体系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新协议还将披露划分为核心披露与补充披露。委员会建议，复杂的国际活跃银行要全面公开披露核心及补充信息。关于披露频率，委员会认为最好每半年一次，对于过时失去意义的披露信息，如风险暴露，最好每季度一次。不经常披露信息的银行要公开解释其政策。委员会鼓励利用电子等手段提供的机会，多渠道的披露信息。
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1、第一支柱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1）外部信用评级机构评级问题。第一支柱提出的风险计算量方法中标准法最简单。但是标准法的实施依赖于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每个信用评级机构都有尽量提高评级对象信用等级的内在冲动，毕竟客户可以自由选择聘请评级机构，支付评级费用，但是这种扭曲评级结果的冲动，通常会因为评级机构需要保持自己在市场及投资者中的威望而有所收敛，毕竟投资者会间接推动客户对于信用评级机构的选择。然而，这种非市场化的监管需求推动的评级却可能会加大客户对信用评级结束果进行随意挑拣的冲动，降低能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盈利能力起决定作用的市场威望的重要性。为了限制这种对评级结果进行随意挑拣的行为，监管当局应该在使用评级结果时，确保信用评级机构仍然会将自己的市场威望视若生命。在这个意义上，监管当局应该全面考虑对特定评级对象的各类评级结果，当评级结果不一致时，应当对最低结果给予更多的重视。
（2）监管方式转变问题。相对标准法而言，内部评级法对监管能力的要求高得多，它要求监管当局有能力评估和监督这些复杂的风险管理系统。这要求监管者对各种方法的先进性和合理与否有明确的判断。如果监管机构不能给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创造空间，就会阻碍银行管理水平的提高，将不利于本国银行竞争力的提高。反之，如果新的方法在不合理的情况下被使用，可能导致在一定范围内风险失控。内部评价法的运用实质上是银行监管方式的重大转变，标志着监管方式由“静态”合规性监管向“动态”审慎性监管转变。过去，银行监管局限于资产负债情况，监测由其反映的风险水平，衡量资本充足率和各类资产负债比率是否符合量化的标准，实质上是一种静态的风险监管。现在，监管领域的发展转向了审查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包括风险模型是否合理，完善和有效，是否建立了完善的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是否对风险进行了及时、准确的度量，监测和控制，是否有充足的资本金抵御银行面临的风险等。这种基于风险的审慎监管关注的是银行如何度量和管理风险及其管理能力。就像医生，给病人开药方，让病人把药拿回家去吃。新协议通过从标准法，初级内部评级法和高级内部评级法这一循序渐进的资本计算方法，力求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鼓励银行不断改进和完善风险管理系统，从而能更精确地度量风险。相应的，监管当局的监管重点应从原来的单一最低资本充足水平转向银行内部的风险评估体系的建设状况上来。
2、第二支柱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引入第二支柱对完善整个监管框架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引入了监管当局的检查，而且有助于鼓励银行保持事前和事中的谨慎操作，但是，第二支柱的实施也向监管当局提出了一些挑战。首先，改进监管程序的紧迫性尤为明显，在发生银行危机的国家，银行资本充足水平的计算之所以不真实，就是由于监管法规不可靠和公共部门有意宽容。众所周知，银行管理部门对银行面临的风险最了解，并对管理风险负最终责任。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并不是要取代银行管理部门的判断和经验，更不是要把保持资本充足的责任转移到自己身上。因此，监管部门应在程序上下功夫通过程序正义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持银行业整体的稳定，而不是某家银行的安全。其次，由于监管当局的责任增大，自扩大，相应有必要提高对监管部门自身的约束要求，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监管不是万能的，监管当局与一般市场主体（银行）一样，具有内在的利益冲动。随着监管当局的权力增加，其“设租”动力也在相应增强。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因此，为防止监管当局滥用其监管权力，监管当局应采取措施不断增强自身免疫力，另一方面应从外部加强对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
3、第三支柱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有效的市场纪律需要可靠而及时的信息，以使其交易对手进行完善的风险评估。新协议将信息披露作为银行资本充足率的一个内在要求，代表了国际金融业和国际监管的新的发展方向。详言之，信息披露对强化监管的作用在于：（1）信息披露制度直接作用于风险行为产生的根源体现了委托人对内部信息要求的意志和权力，削弱了人的信息优势，使监管者处于更有利地位；对风险行为的控制不应只注重行为本身，强调信息披露的约束机制比管制可能更有效。（2）信息披露有利于打开银行内部“黑匣”，披露制度的存在对人起到威慑作用，使其衡量到风险行为的成本过大而放弃冒险。惩罚不是约束的目的，更多的信息披露构成对人的警示作用更符合约束的本质要求，使监管从事后性快向事前性转变，最终达到尽可能减少风险的目的。（3）信息披露制度是其他一切约束机制实施的前提和基础。约束机制总是由一定的信息触动之后产生反应，信息披露的质量制约各种约束制度的有效性。（4）信息披露制度提供了一种灵活的约束手段，可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赋予经营者更大的活动空间和操作权限，这符合金融业灵活、迅速的经营特色，保证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占据优势。（5）由信息披露所构成的社会公共舆论监督是有效监管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有助于减少监管中的道德风险。强调信息披露监管制度的适当构造也必然能够构造公众监督机制，监管者的行为将受到关注，不符合监管宗旨的行为将得到纠正。从而可以降低监管组织的交易成本，提高组织效率。2
三、我国商业银行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1、现在监管理念是风险查处占上风，为什么大家都说人民银行是消除队，是警察？主要是因为人民银行在查处风险。在风险查处理念下始终走不出防范风险、查处风险、处置风险的怪圈，现在要转移到风险监管上来。首要改变的是观念，要向风险评价转变，分析评价商业银行自身的控险能力、化险能力、排险能力，对商业银行的健全性、系统的安全性等做出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指出其存在的风险隐患和管理漏洞，并责令其组织实施和改正。在风险评价的理念下，监管者以第三者身份出现，就不会疲于奔命，干些建台帐，跟踪检查等工作。监管当局要站在客观的角度，对银行运行的整个系统进行评价，看整个系统的风险程度有多大。
2、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银行业发展水平和监管能力都很低。我国目前仍存在使用“一逾两呆”的贷款分类法，贷款五级分类才刚刚试行，而对十国集团国家一些大银行的调查表明银行内部评级法中仅是营运贷款就平均分为10级。我国短期内仍需采用标准法，但我国缺乏外部评级机构，而外部信用评级机构的建立和发展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另一方面，数年之后，众多国际大银行纷纷采用内部评级法，若我国跟不上，将在国际竞争中咱于不利地位。因此，我国应从现在起就着手开发内部评级法，建立风险内部评级体系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起点和基础。目前，信用模型尚不成熟，普遍适用的内部评级标准尚未建立，我国监管当局应指导商业银行在考虑自身的资本状况、经营规模、风险程度等因素的情形下建立各自的评价体系，尽可能使其能全面，灵敏地揭示和控制风险。监管当局也可根据本国普遍情况提出一个示范模型，但重点应放在对商业银行的内部评级模型进行有效的评估和指引。
3、由于会计信息不完备，真实性有待提高等因素，我国银行业在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数量方面，都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市场也缺乏足够的动力和资料深入分析银行的风险状况。目前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法规律规范体现在各项法律规章制度中如《金融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保险企业财务制度》、《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商业银行法》、《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公开发行证券公司披露编报规则第2号》等，上述法律规范除了证监会编报规则第2号处，其他法律规范对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要求都是原则性的，没有具体要求。因此，我们应在信息披露的标准、内容、方式、手段等方面制定具体的可操作的规范，把对信息披露的监管纳入到监管当局日常的监管程序之中，对不能遵守的银行，应根据不披露的性质、影响的时间长短做出反应，轻则对银行进行建议、批评，重则罚款、停业整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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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晓枫：《对我国商业银行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载《国际金融研究》2002、4。
风险监管论文范文第7篇
(一)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态势强劲互联网金融是在全球网络经济与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互联网与金融的融合始于银行金融业务的网络化。自1995年全球第一家网络银行“安全第一网络银行”诞生，银行的网络金融在全球范围内迅速铺开。2013年中国网银交易规模为1287.8万亿元，大部分银行的电子银行替代率接近80%;截至2013年7月，我国获得第三方支付牌照的企业数量已达250家，第二季度交易规模达1064.1亿元，环比增长64.7%;截至2013年末，国内P2P行业总成交量达1058亿元，贷款存量为268亿元，出借人数超过20万，较2012年200亿元左右的规模呈现爆发式增长。与此同时，挑战传统证券业务的众筹模式也开始在国内入驻，并受到投资者青睐。2011年7月上线的“点名时间”，是国内上线最早同时也是规模最大的众筹平台，截至2013年7月该平台已经接到了7000多个项目提案，有近700个项目上线，项目成功率接近50%.2012年堪称“互联网金融元年”，自此互联网金融不仅创新层出不穷，而且竞争日趋激烈。首先，电商巨头纷纷涉足金融行业，如阿里巴巴开放信用贷款和理财业务，腾讯与中国平安成立保险金融服务系统，苏宁小贷进入供应链金融领域等;其次，银行系电商也竞相上线，如建行的“善融商务”、交行的“交博汇”、招行的“非常e购”等;再次，互联网金融开始蔓延理财、保险业等行业，如余额宝、人寿联合快钱共推保险网销，“三马”联合卖财险等，互联网金融市场上的创新与竞争开始愈演愈烈。
(二)互联网金融风险的产生及其特殊性互联网金融活动表现为货币和数字化信息在网络间的传达与调拨，交易双方互不明确，交易过程透明度低，这种依附于高科技和虚拟性的特性，对金融风险具有放大效应。互联网金融所蕴含的风险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互联网金融风险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互联网金融在本质上具有金融属性，与传统金融一样，互联网金融活动面临信用、市场、流动性、操作性、声誉等一切常规金融风险问题;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载体是互联网，互联网本身附有的虚拟性、技术性以及创新性特点会给互联网金融附加很多系统性的隐性风险问题。在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和强烈竞争态势下，互联网金融也频繁发生风险案件，显性风险突出。例如，银行网站遭遇黑客袭击、个人金融信息被盗取，P2P网络借贷行业早期由于基本处在无门槛、无标准、无监管的“三无状态”，而多次发生“跑路”事件，以及个人信用信息被滥用等情况。同时，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加上互联网金融本身的行业交叉属性，目前对其没有明确的监管制度和可完全适用的法律约束，其发展还蕴藏着“隐性”风险。例如，由于监管的欠缺，不乏有企业打制度的“球”，利用互联网的虚拟性特点进行网络洗钱，违规经营发行理财产品，暗箱操作线下业务等，不断触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风险底线等。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技术与传统金融全面结合和创新的产物，其风险产生的主要来源有:
(1)对信息技术装备的依赖，即互联网金融的一切活动都依托于信息技术的软硬件装备，一旦技术出现问题，风险难以控制;
(2)互联网的“虚拟性”特点，即互联网金融中的一切业务活动，如交易、支付结算等都在虚拟的电子信息中进行，交易者身份认证难以确认，容易导致信用风险;
(3)金融的跨界经营，如金融“触电”、电商“淘金”等的发展使得金融的跨界经营已成趋势，进而导致金融风险的不确定性;
(4)法律与监管的缺失，互联网金融行为缺乏明确的制度约束，单纯的行业自律会积累大量隐性风险。
二、我国互联网金融主要模式类别及特点
广义的互联网金融涵盖了一切依托互联网展开的金融活动，包括了提供互联网金融服务的实体机构、平台中介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模式从商业模式的角度大致可分为六类。综合而言，互联网与不同金融市场的融合发展所形成的各种模式类别，不仅传承了互联网资源开放化、成本集约化、渠道多元化、用户行为价值化等优点，同时也更加创新性地细化了我国金融市场业务，有效促进了金融市场的“普惠发展”。但在我国金融业分业监管环境下，各种模式类别发展的多元性也使互联网金融风险在我国更具复杂性。
三、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特殊性
结合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来源和商业模式特点，与我国传统金融相比，互联网金融所蕴含的风险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风险类别中。
(一)技术性风险互联网金融对互联网技术的依赖性很强，互联网技术性风险会对互联网金融交易中的资金安全构成威胁。例如，由于网络及计算机自身缺陷或技术不成熟造成的停机、堵塞、出错及故障等，以通过病毒、黑客等人为破坏手段构成的网络软硬件瘫痪、信息泄露、被篡改等，都有可能导致资金的截留或被盗。同时，互联网支付密钥的技术管理以及TCP/IP协议的安全性，对承担金融活动中资金主体的资金安全性来说也面临考验。因为互联网金融活动的交易信息完全通过网络传输，在这过程中存在非法盗取、篡改以及个人信息泄露风险。据《2012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报告》显示，2012年我国有84.8%的网民遇到过个人资料泄露、网购支付不安全、遭钓鱼网站等网络信息安全事件，总数达到4.56亿人次。此外，在技术支撑上，很多互联网金融机构往往通过购买外部技术支撑来解决内部技术和管理问题，而在互联网技术设备上我国又缺乏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国外进口的互联网软硬件设施对我国的金融信息安全问题存在的隐患也不得忽视。
(二)虚拟性风险一方面，互联网的开放性给社交活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信息分享平台，但其“虚拟性”特点也给海量交易者身份、传递信息的真伪判断带来明显弊端，容易引发互联网金融活动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例如，在虚拟的互联网金融市场服务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客户大都会根据行业服务的平均质量来确定预期购买价格，可能会出现“低质量”金融服务机构驱逐“高质量”金融服务机构的现象;同时，在实际业务中客户可能会利用自身信息的隐蔽性，做出像网络洗钱、网络欺诈等不利于互联网金融机构服务提供者的行为。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平台在金融活动中很多承担着资金周转功能，如第三方支付、电商系金融等，相比传统金融的线下严格审查，互联网金融平台由于“虚拟性”特点，很难对在资金周转过程中的沉淀资金实施有效的担保和监管，信用风险指数加大，如果缺乏有效的流动性管理或引发支付风险。
(三)操作性风险相对传统的金融服务，互联网金融业务操作风险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大数据的经营、操作主体的变换、互联网金融账户的授权使用、操作流程设计对网络系统的依赖，以及真假电子货币识别等方面。互联网金融风险控制的核心在于对数据的整合、模型构建和定量分析，由于平台数据获取主要是基于业务的交易数据，形成维度单一，再加上实际操作中还存在“刷信用”、“改评价”等行为，使得互联网金融的大数据风险控制在操作中存在风险“有偏”隐患;互联网金融环境下的操作主体大都是客户在自有计算机上实现，如不熟悉具体的操作规范与要求，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损失，同时互联网交易系统的设计缺陷、安全性以及运行的稳定性等，也可能引发金融业务的操作风险;互联网金融可能会存在由于没有树立良好的信誉而导致的各项业务不能在良好的信用环境下有序展开而面临风险;互联网由于时效性和快捷性特点，往往一步小小的操作过失带来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如金融机构的“乌龙指”事件)，而且互联网通过媒介对信息的传播速度非常快，操作风险会很快进而导致声誉风险。
(四)法律法规性风险互联网金融的法律法规风险主要体现为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性与现行法律制度的滞后性冲突造成的风险。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发展非常迅猛，基于传统金融制定的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很难满足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监管需求。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的法律法规风险主要表现在:一是现有法律的运用风险，即现有法律运用到互联网金融领域的难以适用，容易导致交易主体之间的责、权、利边界不明确，一方面增加交易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对某些金融行为(如虚拟货币)本身的违法与不违法难以界定;二是新法律空白风险，即新法律空白可能造成的“搭便车”风险集聚，而互联网金融由于本身涉及领域的交叉属性，使得其立法过程很复杂，难度超过传统金融，如实名制和客户隐私保护两难问题的解决等，更加剧了这种风险的不确定性。
(五)监管覆盖风险首先，互联网金融大都存在跨界经营，如电商系金融领域，这对我国传统金融的分业经营界限及分业监管模式提出了挑战。目前，互联网金融模式中除了金融机构的信息化金融受原监管机构约束外，仅第三方支付企业的法律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受央行支付结算司监管并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作为行业自律性组织约束。而像P2P网络借贷、众筹等新型互联网金融形势，虽然2014年上半年已被分类归口于银监会和证监会监管，但相应的监管法规建设任重道远，短期内监管的灰色地带仍会存在。其次，互联网金融由于其自身的行业交叉属性，与传统金融相比风险诱发的因素多样化，加上其虚拟性、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导致监管的全面跟踪难以识别，这也进一步加大了监管的难度;再次，在全球化背景下，频繁的互联网金融跨国交易打破了地域限制，这种趋势对单独的国内监管也提出了挑战。
四、互联网金融特殊性风险的防范与监管策略
(一)从互联网技术层面构筑互联网金融运行安全体系计算机互联网技术安全体系是电子金融与电子商务活动安全的基础，技术层面的互联网金融运行安全防范体系包括:操作系统安全稳定、防火墙技术、虚拟专用网技术、入侵检测技术以及金融信息、数据的安全防范技术等。互联网金融运行安全体系的构筑，首先需在硬件方面保障互联网运行的安全环境，应加大对计算机物理安全措施的研发投入，增强互联网系统的抵御和防攻击能力。同时，在互联网金融交易体系的信息安全上，应加强基本加密技术、安全认证技术以及安全应用标准与协议三大层次的技术支撑，这是网络金融和商务活动的支付体系和各种业务应用系统的发展基础。
(二)从金融属性层面规范互联网金融操作流程，完善风险管理制度和内控体系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本质是金融属性，在业务层面，不论是有金融牌照的企业还是其他形式的网络借贷公司，都应从金融风险的角度充分认识金融信息化过程中的潜在风险，严格规范操作流程，审慎管理信用、流动性等其他风险。针对互联网金融的行业交叉性和金融属性，其风险管控不仅需要建立信息科技风险评估、管理、预警的机制，还要在严格内控体系的基础上，对业务操作流程的规范管理、资金流动性管理、信用风险管理等方面建立金融风险的防范制度。如，对流程中可能存在的操作风险应从互联网技术和金融两个层面进行标准化管理;对P2P模式中存在的“多对多”、“资金池”、“期限错配”等流动性风险隐患应尽早进行规范;对互联网借贷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及无抵押品问题带来的风险隐患应设计出相应制度等。
(三)从法律法规层面加大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立法力度20世纪70年代欧美国家开始对互联网金融进行法律法规建设，采取的方式是对仍然适用的法律继续沿用，对不适用的法律进行修订完善，同时制定相关新法规以补充覆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与完善，欧美逐步建立起了涵盖交易规则、交易保护、制度标准等内容的互联网金融法规体系。我国互联网金融的法律法规建设借鉴国外经验，可以从三个层面加大力度:一是梳理与互联网相关的现有法律法规，结合互联网金融特点加大基础性立法工作，如明确互联网金融交易主体的责权利、行业准入门槛、交易行为规范等;二是修订和完善互联网金融的配套法律体系，如修订现有法律体系中对互联网金融不适用的条款，完善对互联网犯罪责任追究的法律规范;三是补充制定有利于互联网健康发展的行业法规，如互联网公平交易规则、消费者权利保护以及安全法规等。
(四)从监管层面完善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体系我国的互联网金融监管需处理好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辩证关系，做到有保有压。目前，对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首先，要理顺各类互联网金融模式的业务范围，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主体、监管对象和监管范围，在监管模式上应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特性，建立跨部门的监管机制，协调分业和混业创新监管模式;其次，针对互联网金融市场交易活动的快速、频繁和虚拟性特点，监管部门应通过信息技术加强非现场监管，并有效建立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理机制;再次，对互联网金融的跨国活动，监管部门需联合其他国家的监管机构，加强联动实施统一监管。
(五)从行业自律层面加强对互联网金融潜在风险隐患的防范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呈爆发式增长，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初级阶段，各种风险会慢慢集聚、暴露，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监管的缺位且建设过程复杂的环境下，互联网金融的行业自律显得尤为重要。我国互联网金融的行业自律，一方面要加快行业自律组织的成立和成长速度，切实从行业中介的角度对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市场行为和行业发展提供公约准则，通过企业和行业的自我约束来抑制互联网金融风险;另一方面，行业自律组织要以互联网金融体系整体利益为代表，做好行业保护、行业协调和行业监管的工作，通过对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保护、各类别模式发展冲突的协调，以及同业相互监督管理来实现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健康发展。
风险监管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衍生工具市场；金融监管；监管制度
当前，次贷危机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次贷危机起源于美联储低利率的货币政策，低利率刺激美国金融机构大肆放松贷款标准，导致所谓“谎言贷款”、“倒贴贷款”等花样繁多的次级贷款急剧膨胀，刺激美国以投资银行为首的所有金融机构拼命发明各种稀奇古怪的“金融创新产品”和衍生金融产品以牟取暴利，刺激政府和企业毫无节制地发行了天文数字般的各种债务。由于自1999年以来，美国取消了对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限制，刺激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包括次级住房贷款支持证券在内的大量衍生品被推向市场。在金融创新的带动下，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速度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全球金融资产呈现了典型的倒金字塔结构：传统的货币(M1和M2)只占到1％，而金融衍生品则占据了金融市场80％的份额。在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大量资本涌向金融市场，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的失衡越来越明显。当次贷危机像核武器一样炸毁了全球金融体系，并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反思：为什么这些经过无数包装打扮出来的“创新”产品，竟然能在全球的金融市场上畅行无阻，华尔街的精英以及各国的金融才俊，竟然对其中的风险视而不见，金融衍生交易的风险监管是否需要及如何变革和完善，究竟在金融市场和产品复杂性不断增加的同时如何提升监管能力，或者说，如何建立一个适应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和风险状况的有效金融监管制度环境，成为重点思考的内容之一。本文将重点研究对金融衍生交易的政府监管以及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在此之前，我们势必事先需要对金融衍生工具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一、金融衍生工具概述
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是世界金融创新的产物，而且也会随着金融业的发展进一步显出其多样性。处于金融创新的大潮中，金融衍生工具有其特有的含义以及发展历程。
(一)金融衍生工具的定义
金融衍生品(FinaneialDerivatives)，也称金融衍生工具、衍生证券，是从传统的金融工具衍生变化出来的，通常指某种具有流通性的票据、证券化的契约或者代表一定资产的所有权凭证。我们将其基础的金融工具称为基础性金融工具或原生性金融工具。金融衍生品的概念在实务中更为宽泛，指根据某种相关资产的预期价格变化而定值的金融工具。
(二)金融衍生品的特性
1，杠杆性
指以较少的资金成本获得较多的投资，以小博大，交易时不必交纳相关资产的全值，只要缴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便可得到相关资产的管理权。但这种杠杆效虚使收益扩大的同时也可以同比例地放大风险。这种特性容易诱发过度投机和巨额亏损事件，正如巴林银行破产案和我国的3.27国债期货事件。
2，虚拟性
独立于现实资产运动之外，能给证券持有者带来一定收入。金融衍生工具的虚拟衍生工具市场的规模有可能大大超过原生市场的规模，有时会脱离原生市场膨胀，形成经济的倒三角，严重影响实体经济的稳定与发展，造成金融动荡或危机。
3，复杂性
由于金融衍生工具是“火箭科学家们”匠心独具的成果，由多种组合技术构成，很复杂，另外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过程很复杂。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难以理解它，明白它的风险所在，再加上人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就使得它更神秘莫测。
4，未来性
与传统金融交易不同，金融衍生交易的定义我们可知它是对未来的权利和义务做价，合约的订立和资产的实际交割是分离的。市场中的投机者正是利用这种分寓间通过判断市场行情而获利的。
二、金融衍生品涉及的风险
1994年，国际证券事务委员会及巴塞尔委员会发表了一份联合报告，对衍生商品涉及的风险作了权威性论述。认为衍生商品涉及以下6种风险：
1，市场风险。因市场价格变动造成亏损的风险。
2，信用风险。指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中合约对手违约或无力履行合约义务而带来的风险。这种风险在场外交易中尤为突出。因为交易所会员制制度保证了进行交易的交易商一般都具有良好的信用，风险转嫁到结算公司。而交易所的保证金制度，持仓限制等都使信用风险降低。信用风险的大小与合约的期限长短有着密切关系。一般说来，合约的期限越长，信用风险就越大。
3，流动性风险。一方当事人无法在市场上找到出货或平仓机会所造成的风险。
4，操作风险。因人为错误、系统故障造成的风险。
5，结算风险。属于广义的信用风险的一种，指在结算日交易时对手未能根据舍约履行责任而引起亏损的风险。因其关系到交易目的能否实现，影响重大，故予以单列。
6，交易目的无法实现带来的损失。
三、主要国家和地区政府监管体制比较研究
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政府监管指政府设立专门监管机构对金融衍生工具市场进行监管。政府监管是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监管体制中的宏观层面，是对一国金融市场整体实施监管的重要力量。各国均从促进本国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发展的目的出发，选择并建立起一套适应本国或地区特点的政府监管体系。
政府监管具有强制性和广泛性特点。强制性表现在监管机构的设立、职权的取得等都以相关法律为依据，代表国家履行对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监管职能。监管机构有权对违法行为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或提讼。广泛性表现在各国的政府监管机构都有权对整个金融衍生工具市场进行监管，不仅包括境内交易，也包括境外交易，监管对象不仅包括各类主体如期货交易所、经纪商、结算所、投资者及行业自律组织，同时还包括上市合钧各品种及期货市场的交易活动。此外随着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发展，政府监管的国际化趋势也不断加强。各国政府监管机构通过订立双边或多边合作协议，逐步加强监管信息交流与沟通，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1，美国政府对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实行专职分离型的多头监管体制。由联邦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负责监管期货市场，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负责监管证券市场，对商业银行从事衍生工具交易活动则按这些银行市场准人的审批权限分别由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货币监理署负责。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都是独立于一般行政部门之外行使职权的机关。他们具有行政执行权、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除在管理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品种上有所区别外，这两个委员会在基本职能湘工作手段上大体相同。
其基本职能是：(1)负责管理、监督和指导各经营金融衍生业务的交易所及行业组织的活动。(2)制定与金融衍生品交易有关的各项法规。(3)管理金融衍生市场的各种商业组织、金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的交易活动。(4)审批各种交易机构提出的申请。(5)协助发展衍生品交易的教育，使衍生品的交易知识和信息能普及于生产者、市场交易者和一般大众。(6)对违反交易法规和国家有关法律的机，构和个人进行行政处罚或追究民事、刑事责任。
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基本职能主要是通过以下措施实现的：(1)审批可以进入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交易品种，决定交易所可以经营的衍生品交易合约的种类。(2)批准交易所的开办以及会员、经纪人资格，批准和确认各交易所的章程和业务行为规范标准细则，并对交易所和经纪人进行严掐的监督。(3)分析、检查市场交易秩序，防止垄断、操纵行为，避免因价格暴涨暴跌致使市场交易秩序混乱现象的产生。为此委员会有权随时查阅有关交易的账目、文件。被查者必须配合，并接受委员会的相关处罚决定。
由上可知。美国当前金融监管的最大特点是存在多种类型和多种层次的金融监管机构。在美国这个崇尚自由的国家里，美国人政治和文化上都崇尚权利的分散和制约，反对权利的过度集中，这些都是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应该承认，美国的这套监管机制确实在历史上支持了美国金融业的繁荣。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的发展，随着金融市场之间产品创新的发展、交叉出售的涌现和风险的快速传递，这样的监管体制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监管标准不一致，监管领域的重叠和空白同时存在，规则描述过于细致，监管对于市场的反应太慢和滞后，没有一个联邦机构能够得到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看管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状况，风险无法得到全方位的覆盖。例如控股公司的监管，对于不同类型的金融控股公司至少存在三个独立的监管者，再加上以州为单位的保险体系，这使得美国在国际保险领域或者其他领域里无法用一个声音讲话，因为投有一个联邦层面的监管者可以代表美国保险监管体系发表意见。
目前，随着次贷危机愈演愈烈，如何规避多头监管模式下的监管重叠和监管空白问题以经成为美国金融界普遍反思的问题并最终引发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革命。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2008年3月31日宣布，美国政府将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第一，扩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管权限，除监管商业银行外，还将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风险的商业机构。第二，新建“金融审慎管理局”，整合银行监管权。把目前由5个联邦机构负责的日常银行监管事务收归“金融审慎管理局”统一负责。第三，新建“商业行为监管局”，负责规范商业活动和保护消费者种益。主要行使目前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职能。此外，还新建了“抵押贷款创设委员会”和“全国保险管理局”，将抵抨贷款经纪人和保险业监管权从各州政府分管逐步收归联邦政府统一管理。美国媒体称，这将是美国自上世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2，英国自我监管核心过去是证券与投资委员会、证券期货管理局等非政府机构。为适应监管一体化趋势：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和对市场的敏感度，英国政府于1997年10月将证券与投资委员会改组为金融服务局，并根据《金融服务法案》吸收了许多原来的行业自律组织和其他监管组织及其监管职能。此外它还接收了英格兰银行的银行监管职能、保险监管职能、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审查职，能等。《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授权金融服务局从2001年12月1日起全面行使监管职权，从而使金融服务局成为直接负责监管吸收存款、保险和投资业的惟一法定监管机构。金融服务局不隶属于政府机构，但客观上向财政部门负责，履行了相当于政府机构的职责。这一特色是英国传统上重视行业自律，又适应现代金融衍生工具发展要求的反映。相比较于美国的多监管机构并存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单一监管机构模式反映了金融机构一体化和集团化的发展趋势，可以更有效地避免因多个监管机构同时并存而导致的监管方式不同，监管法律法规不一致，监管内容交叉重复，监管要求各异等问题而造成的金融机构之间不平等竞争，调和监管冲突，明确监管责任，降低监管成本，合理配置监管资源，提高监管效率。但由于缺乏管理监管权力可能过于强大，容易孽生、垄断和权力滥用。单一监管机构可能因规模过大而缺乏足够的灵活性。也可能因规模过小而实现不了应有的效率。
3，日本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监管体系承袭欧美模式，就政府监管而言，与英国设立全国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不同，日本对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监管体系是按衍生工具的不同类型分别由不同的政府机构监管，实质上是多头监管，即金融期货期权市场由大藏省监管，其中与证券相关的期货、期权是由大藏省证券局主管，金融期货商品交易由大藏省银行局_主管，其法律依据是《证券交易法》；农副产品期货期权与工业品期货期权则分别由农林局和通产省管理，其法律依据是《商品交易法》。这种“三省归口”政府监管模式有利于明确各部门职能，容易协调部门内部的各种关系，有利于制定切实可行的法规制度以及相应的配套措施来配合市场的监管。但是这种监管模式缺少一个具有权威性的统一管理机构，对部门之间产生的矛盾难以协调。
四、我国的金融衍生交易政府监管体制
(一)我国的金融衍生交易政府监管体制现状
欧美发达国家率先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了充满活力的现代金融体系，创设了数以千计的金融及其衍生产品。相比之下，中国的金融创新基本上是对国外产品的模仿和引进。如果说当前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金融业便是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中的薄弱环节，金融创新更成为了“短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监督管理体制经历了1989年、1998年和2003年三次大的变革，形成了各司其职的五个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
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建立对于提高金融专业化监管水平、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发挥了积极作甩。但是，面对金融业综合经营加快推进的新形势和系统性金融风险更为复杂的新挑战，目前分业监管体制在运作中出现了诸多不适应的问题，亟待解决。随着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推进，银行、证券、保险、信托业务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但是对跨行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和跨市场金融创新业务的监管职，责界定不清晰，协调监管难度大，存在监管重复和监管真空，既提高了监管成本，又容易出现逃避监管现象。特别是在现代金融活动全球化、交叉化、信息化的情况下，金融体系的监管和稳定(调控)，需要系统性的考虑和迅速的应对。分业监管体系对于涉及系统性、全局性问题的监管、救助和调控等往往难以形成迅速有效的应对，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成本巨大。
(二)次贷危机对完善我国金融衍生交易政府监管体制的重要启示
第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的协调。次贷危机充分表明，在金融市场日益全球化、金融创新日益活跃，金融产品日益复杂的今天，传统金融子市场之间的界限已经淡化，跨市场金融产品日益普遍，跨部门的监管协调和监管合作显得日趋重要。从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来看，无论金融监管体制如何变革，中央银行都因其在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巨大影响力而在金融监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进一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需要全面考虑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银行、证券与保险监管之间的关系，在现行分业监管框架下强化中国人民银行的协调职责和主导作用，理顺中国人民银行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分工协作关系。
在这方面，我国可以尝试建立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和金融监管等有关部门之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如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以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发展趋势的需要：该机构可由国务院牵头。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一行三会”和发改委、财政部等部委参加，促使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从临时性的安排，转化为经常化、程序化的有实际决策内容的制度安排。这一机构的定位，可以类似金融控股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金融控股公司在总公司层面是多元化经营，但在子公司层面是分业经营，这样金融控股公司既能适应混业经营也能适应分业经营。所以，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关键是要发挥更高层次的整合作用，既要防止监管越位，又要防止监管真空。为此，其职能应该主要是包括对现行金融控股公司集团层面的监管、实业类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交叉性金融业务和创新产品的监管以及一些监管空白领域的监管。
第二，现代金融体系的监管应该更多她强化功能监管和事前监管。次贷危机证明，面对日益繁复的、频繁的市场创新和日益复杂的创新产品，单纯依赖信息披露来保护投资者利益，已经不够充分。随着现代金融产品的复杂性加大，投资者越来越难以对其潜在的风险进行识别。因此，监管者仅仅做到确保信息的。真实披露，或完全依靠对透明度的监管，已经不够。
对此，监管体系有必要从过去强调针对机构进行监管的模式向功能监管模式过渡，即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同类型的业务进行统一监管和统一标准的监管，以减少监管的盲区，提高监管的效率。同时，监管者在事前的监管中。应当对创新产品有更深人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有效的产品风险评估，尤其是对可能引起系统风险性的产品。应当将其相应的监管环节前移，深人分析和评估金融产品可能给监管体系带来的隐患。
第三，不仅要对中资金融机构的海外投资和资产进行动态监管，以防其海外风险敞口过大，还必须加强对在华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可采取以下措施：首先，适当控制外资金融机构进入速度。目前中国银行业开放速度较世界很多发达国家还要快。与之相反，中国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发展、市场准入却非常缓慢。中国金融监管当局需要考虑国外对中国金融机构的开放程度，对外资金融机构应实行对等开放原则，适当控制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速度。
风险监管论文范文第9篇
国际金融创新主要是指金融工具的创新，可被分为三类，即债权工具的创新、股权工具的创新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在本文中没有将它们详细地区分。
传统的金融工具一般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经存在的金融工具。这些金融工具包括股票，债券、可转换债券、优先股、商业票据、认股权证、银行存款和承兑，交易所的商品期货、政府部门的长期债券、中期债券和短期债券。以上为在二战以前机构所使用的有代表性的金融工具及其特征，这些金融工具已经为大家所熟知。二战以后，各国经济迅速地复苏并飞速地发展，金融创新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活跃起来。在这一时期，不仅金融创新工具的数量快速地增长，其交易量也迅速上升。这些金融工具主要包括：企业的浮动利率债券、浮动利率优先股、零息券、合成证券和毒丸证券；银行的互换（货币互换和利率互换）；交易所的金融期货、期权；政府的证券化贷款、指数化证券。
与传统金融工具相比较，金融创新的发展趋势是转移与分散资产的金融风险和提高资产的流动性，主要包括这样几种创新：1.转移价格风险的创新。随着汇率和利率的波动，资产的价格也会随之发生变动，因此资产的价格变动是资产拥有者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大部分金融创新也是针对资产价格的变动而设计的，旨在保证资产的保值与增值。期权、金融期货、互换等金融创新工具都是属于转移价格风险的创新。2.转移信用风险的创新。转移信用风险的最显著的例子是利率互换。利率互换是基于不同信用等级的筹款者在固定利率市场上的利差要大于浮动利率市场上的利差这一市场特征而设计，通过信用风险的转移，使互换双方的筹款成本降低。3.增强流动性的创新。资产的流动性是受投资者欢迎的特征之一，因此，增强了资产的流动性，它就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利率浮动优先股就是属于流动性增强的创新之一。4.信用提高的创新。当一项创新能使总的信贷需求或某一项信贷需求增长，我们可称之为信用提高。证券化贷款便具有信用提高的特征。证券化货款调动了不活跃的资产来支持新的借款，增加了信用量。
二、国际金融创新的风险分析
（一）、国际金融创新的系统性风险
从总的方面来说国际金融创新的风险和其它金融风险一样，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系统性风险，另一类是非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是指由于政治、经济及社会环境等因素变动而影响金融创新工具交易并进而影响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它的特点是系统地作用于整个市场而不是某种金融工具或某个金融机构。它的存在是客观的，无法通过投资多元化的方法来分散和消除。近年来，这种金融风险已经几次累积并且爆发，对全球金融体系不断提出挑战。非系统风险是指由于某些具体因素(如某种商品现货价格的变动、某种利率的变化等)而影响个别金融机构或金融产品而产生的风险。一般来说，非系统性风险是针对个别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没有涉及到整个金融市场。非系统性风险可以通过投资多元化等措施来分散和消除。系统性风险是指影响整个市场体系的风险，因此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后果非常严重，通常会引起整个市场的动荡，使原来有序的经济变得杂乱无章，整个社会的资本和财富的积累被迫中断。由国际金融创新所引起的系统性风险的例子是1987年的股市崩溃和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1994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以后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巴西金融危机虽然也受到国际金融创新的影响，但国际金融创新并不是它们的主要原因。随着高杠杆的国际金融创新产品的交易的发展，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可能性将会增大。
（二）、国际金融创新的非系统性风险
非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比系统性风险的影响要小得多，但发生的频率却较多，因此，对非系统性风险的研究比对系统性风险的研究要深。根据金融创新的风险来源，可将非系统性金融风险分为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
1、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又称价格风险，是指由于金融产品价格随利率或汇率市场因素变化而变动所引起的风险。金融创新中所面临的金融风险比普通金融产品的风险要复杂。金融创新中所面临的金融风险除了标的资产的市场风险以外，还要注意标的资产所面临的市场风险是否还会和其它因素相作用，从而产生新的市场风险。金融创新所面临的市场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1）经济因素。经济因素是导致金融资产价格变动的最主要原因。经济因素主要包括相关金融资产价格(包括汇率、利率)等的变动，社会经济周期，国家的经济制度变革情况等许多方面；（2）政治因素。政治因素主要指金融机构在进行金融活动时，由于东道国、母国或国际政治事件的影响而造成损失的可能。引起政治风险的主要因素有：国家政治体制的变革、政权的变迁、民族情绪的抵触、及武装冲突等；（3）其他因素。其他因素包括社会因素、自然因素等。如巴林银行的倒闭事件中日本阪神大地震就是直接原因之一。
2、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又称对手风险，是指由于交易对手不能履行责任而造成的风险。金融创新产品根据结算方式可分为交易所交易产品和场外交易产品。期货期权等金融产品都是在交易所内以标准化合约的形式进行交易，并且存在着一套标准化的结算体系，由结算公司负责最后的结算业务，确保合约如期交割或在未到期以前平仓。这样，各金融机构所面临的信用风险就转嫁给结算公司。结算中心为了降低风险，会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如保证金制度、最低资本金要求、盯市等措施来降低信用风险。但是，如果结算中心出了问题，就会危及整个休系。互换等金融产品实行场外交易，交易者所面临的信用风险要严重得多。因此，在场外交易中，交易各方的信用状况很重要，只有当对手符合所需要的信用等级时，才能参加交易。近年来，以银行等大信用机构充当中介的场外交易中，信用风险有向金融中介转移的趋向。
3、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金融创新产品的使用者因为这种产品无法在市场上找到交易对手出货或及时平仓而导致的风险。金融创新产品的流动性和流通量有关，当一种金融产品的流动性风险较大，往往会影响到这种金融产品的发行和流通。上市金融产品的流通量可以用两种方法来进行计算，一种方法是以每日的成交量来进行计量，例如互换，当市场上每日的成交量比较大时，这种金融工具的流通量也比较大，相应地它的流动性也比较好；另一种方法是以未平仓的合约数来衡量的，例如期货，当市场上某种工具的未平仓合约数比较多时，这种金融工具的流通量也就较大，相应地流动性风险也较少。一般来说，场内交易的金融产品的流动性风险较少，而场外交易的金融产品的流动性风险较大。为了增加市场上的流通量，通常可用“造市”的方式来人为地增加流通量，特别是当市场极不活跃时，“造市”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可使大部分投资者相信市场上的流动性风险还是较低的。
4、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是指由于人为的错误或电脑系统和内部控制系统的不完善而导致的风险。金融创新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创新出来的金融工具的支付和价值计算都非常复杂，因此，一个很小的操作错误都会导致巨额损失。在最近十几年里，由于操作风险而导致巨额损失的例子很多，最为人所共知的就是巴林银行由于其新加坡分支机构的一个交易员的错误而导致这家历史悠久的银行被迫关闭。
5、法律风险
法律风险是指由于合约在法律范围内无效，合约内容不合法律规范，或者由于税制、破产制度等法律方面的原因而造成的风险。一般来说，在交易所内交易的产品所面临的法律风险主要是法律变动或调整所致，不会出现其它方面的法律风险问题。而场外交易的金融创新工具通常会面临较多的法律风险。
以上各种金融风险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联系紧密。市场风险较大，因价格波动而使交易者无法履约的可能性就增大，从而加大了信用风险。同样，当整个市场的信用风险增加，会导致交易者违约的可能性增大，引起市场恐慌，价格剧烈波动，市场风险增加，当市场风险增加时，投资者会撤出市场，使市场交易不活跃，流通量减少，流动性风险增加。当一家有影响力的金融机构因运作风险而遭遇到重大损失时，又反过来会引起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也牵涉到流动性风险。法律风险也会对价格、信用等起作用，从而影响其它风险。各种金融风险间相互联系，这就要求机构在进行金融创新或使用创新的金融工具时，全面考虑这些金融风险，不仅要考虑各种金融风险本身的影响程度，而且要考虑到各种金融风险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共同影响，这样才会使金融创新真正达到规避风险的效果。
三、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
传统的管制措施强调的是金融的平稳与绝对安全，多采用直接控制为主的监管手段。它虽然保证了金融机构的平稳与安全，但同时也妨碍了金融业的竞争与效率。在放宽了以直接控制为主的监管手段以后，各国又建立起了以充足资本为基础的监管制度。随着1988年《巴塞尔协议》的提出，各国纷纷制定了以最低资本充足率为标准的金融监管制度。这一监管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风险，但是所考虑的风险主要是信用风险。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许多金融机构的业务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存贷业务和传统金融工具的交易，而是扩展到纷繁复杂的金融创新业务上。大部分金融创新业务不在资产负债表上显示，这又使以资本充足率为标准的金融监管制度难以适应金融创新业务的要求。资本充足率为基础的金融监管是为了让金融机构在发生亏损以后仍能继续经营。而国际金融创新产品交易中所蕴藏的风险巨大，就是资本充足的金融机构也难以承受由此而带来的风险。因此，对国际金融创新的风险的监管不但要坚持资本充足率这一基本标准，而且要重视对金融风险的识别与控制，以达到不发生或少发生损失的状态。面对日益增加的国际金融创新风险，就如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Greenspan)所说的那样，需要建立起有效的金融监管，即以资本充足率标准为基础，风险控制为内容的金融监管。有效的金融监管的首要问题是建立一个多层次的监管体系，其次是采用有效的金融监管机制，再次还需考虑到监管中的成本问题。
（一）、多层次的金融监管体系
多层次的金融监管体系应该包括国际间的合作监管，各国中央监管当局的监管，交易所的监管及金融机构自己的内部控制。
1、金融监管的国际间合作。由于金融创新的发展，全球金融一体化的步伐加快，这使得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显得尤为重要。由于不同的历史、人文背景和不同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和结构以及不同的发展战略和监管取向，使各国形成了不同的监管体制。在这些不同监管体制的合作中，下列问题显得很重要：各国之间的信息的交换与沟通；金融机构的母国应担负重大责任，这样才能保证风险的及时识别；订立国际协议，并且国际协议应该能够覆盖所有的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积极开拓并参与金融创新业务的金融机构的东道国和母国；订立参与金融创新工具交易的金融机构的最低标准、风险头寸的限制等共同原则；督促金融监管比较宽松的国家加强监管；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职责划分应该清晰。最近，各国间答应进行信息交流的单边协议已经签订了许多，但是一个完整的多边协议仍然没有出台，因此，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只是有了一个开端，而真正实行还需要努力。1994年7月27日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和国际证券业协会联合颁布了《对金融衍生工具风险监管的规定》和1995年5月由负责世界主要期货与期权市场监管的16个国家的监管机构的代表鉴署的《温德索宣言》中，都提出了关于对金融创新工具进行国际合作监管的原则。近年来不断出现的机构倒闭事件所引起人们对金融风险的警觉，也促使各国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而努力。
2、各国中央监管当局的监管。中央监管当局对于金融创新产品的交易的监管是客观的、全局的和基础性的。如前所述，各国由于各方面情况的不同，在监管上不可能找到相同一致的模式。但是各国的中央监管当局的监管仍然存在着一些共性：协助立法机构建立对金融创新产品进行监管的法律构架，使监管行为有法可依；通过颁布一些准法律性的条例与规定，确定参加交易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使交易各方有规可循；审批交易所的设立，确定交易所的数量和地区分布，并对交易所交易品种进行审批；建立金融产品交易中的结算交割系统；建立适合本国情况的会计准则，并注意积极采用已有的统一的国际会计准则；仲裁重大的交易纠纷；对金融创新产品进行研究，并及时将研究成果向社会公开；对交易所和交易商进行金融稽核，同时积极研究和改进稽核方法和体系；参与监管的国际合作，推进对金融创新产品监管的国际协调。
3、交易所的监管。交易所是场内交易的金融创新工具的交易场所，交易所不但是金融工具的创新机构，而且担负着对金融创新工具交易的监管工作。交易所在金融监管体系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财务安全；信息批露；操作安全。
4、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机构的内部控制不善是近年许多机构发生巨大损失的主要原因，关于机构的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衍生业务风险管理指导》中指出主要应该包括三项基本内容：即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适当监管；将谨慎的风险限额、健全的风险计量方法和信息系统、持续不断的风险监督和频繁的管理报告有机结合在一起的适当的风险管理过程；全面的内部控制和稽核程序。按照这三项基本内容，金融机构建立一个由各管理层及各部门相结合的风险管理系统。但系统的建立并不代表能够很好的运行，因此，提高金融机构内部系统的运行效果，提高运行效率，及时发现问题，也应是当前机构进行内部风险控制的主要目标。
多层次的金融监管体系是由一系列的法律、规章、制度的订立来确定的，当这个金融监管体系确定以后，还必须有一个有效的金融监管机制来保证各项法律、规章、制度等规定的实施，使这个监管体系变成一个真正的、有效的监管体系。
（二）、有效的金融监管机制
金融监管机制和金融监管体系的不同在于金融监管体系是从外部来进行监管的，而金融监管机制则是通过激励、批评、处罚等措施，使金融机构或金融从业人员自觉地遵守和接受已经制定的法令、规章、制度和行业的惯例及传统。近些年的一些金融风险事件说明，金融风险的防范不仅依靠完善的监管体系的建立，而且还要采用有效的金融监管机制。
1、报酬机制。在金融监管机制中，报酬机制的影响很大，不合理的报酬机制会使人们为追求高收益而去承担高风险。在报酬机制中，要考虑三个因素，即业绩、报酬、责任。在通常情况下，人们一般只考虑业绩与报酬两个因素，而责任常常被忽略。直到损失已经发生时，才考虑到责任这一因素，但这时却是为时已晚。因此，在这里不仅要考察人所共知的损失与责任的问题，而且要考虑在损失没有发生的时候，责任及报酬的关系。在实际中，为交易者设置报酬上限和责任上限是很有必要的，因为风险的承担能力总是有限的。
2、监管人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国内有的学者在假设监管人是经济人的条件下，认为监管人的工作努力程度是努力监管的期望收益和不努力监管的期望收益的比较所决定。但是，现实情况下，要使努力监管的期望收益大于不努力监管的期望收益仍有些困难，因为努力监管和不努力监管之间的界限难以确定，并且努力监管的收益是确定的，而不努力监管中的不确定因素较多。
对于监管质量的评估，英国经济学家查理·古德哈特(CharlesGoodhart)教授认为可以借鉴大学里让学生对老师的水平作出匿名评估的作法，由独立的机构组织金融机构对监管者进行定期调查，然后作出评估的办法进行，这是可行的方法。
总之，对于监管人的激励和约束应包括以下原则：
（1）.在监管人的选拔方面，应该严格资格标准。
（2）.不断地对监管人的监管质量进行评估，并对外公布，撤换不适合的监管人。
（3）.监管人的收益可参照香港、新加坡的公务员制，实行“高薪养廉”。
根据以上原则，对于监管人的激励机制主要是使其努力工作所能得到的确定的收益较高，而不至于为不确定因素较多的收益而不认真工作。对于监管人的约束机制主要来源于严格的选拨和不断的评估。而激励和约束的均衡来自于高薪和严要求的组合。当监管机构中每个监管人都努力工作时，整个机构的监管工作就会更有效。
3、金融监管中技术的运用。采用有效的金融监管机制，技术的应用非常重要。新的技术包括电子技术、数理统计技术等新技术。在对金融创新的风险进行监管的过程中，新的技术在以下四个方面得到充分的运用。
（1）.保证原始数据的真实性。通过监管部分和业务部门联网的计算机系统，使原始数据一旦形成便难以更改。
（2）.实现监管部门的适时的过程监测。监管部门可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随时调阅有关业务过程，从而使风险得到及时控制。
（3）.将业务制度装入操作系统中，加大违规操作的难度。
（4）.自动的预警功能。现代的电子技术及各种统计技术的运用，使得交易监控系统除了能够立即生成有关指标以外，还能在指标超出安全范围以后自动提醒监管人员或操作人员，使他们对风险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
（三）、金融监管中的成本问题
在对金融创新所产生的风险进行有效监管时，监管成本问题也应该考虑。监管成本一般指两个方面的成本，一方面是各金融机构正常经营时的监管成本；另一方面是发生金融风险的时候，进行救助的花费和任其发展对金融体系冲击而造成的损失成本。
1、金融机构正常经营时的监管成本。监管成本可按机构来划分，一般可分为金融机构内部的监管成本、中央监管机构的监管成本、中介机构(包括资信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的监管成本以及社会公众的监督成本，这些成本合总起来便是社会总的监督成本。要实现社会总的监督成本最小，就是使其中每一项的监督成本都能最小化。当前，正在降低的监督成本主要是金融机构内部的监管成本和中央监管机构的监管成本。金融机构内部的监管成本的降低主要来自于各机构的风险管理技术的不断进步。
中央监管机构的监管成本的降低主要得益于各国风险预警系统的建立。金融预警系统的建立，正如台湾金融局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风险预警系统“使监理人员能在最短时间内以一个方便又快速的计算分析方法找出可能发生经营困难的问题的金融机构，避免浪费太多的人力在无重大问题的金融机构上”
风险监管论文范文第10篇
【摘要】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存在或多或少的风险,尤其在经济危机下该如何加强对银行内部的监管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经济危机银行监管
一、经济危机下加强银行内部监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首先,银行经营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
银行风险是指银行在经营过程中,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而使其资产和预期收益蒙受损失的可能性。
银行风险主要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国家风险、声誉风险、法律风险、战略风险类。
信用风险,信用风险又称为违约风险,是指债务人或交易对手未能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或信用质量发生变化,从而给银行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对大多数银行来说,信用风险几乎存在于银行的所有业务中。信用风险是银行最为复杂的风险种类,也是银行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
市场风险,市场风险是指因市场价格(包括利率、汇率、股票价格和商品价格)的不利变动而使银行表内和表外业务发生损失的风险。
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是指无法在不增加成本或资产价值不发生损失的条件下及时满足客户的流动性需求,从而使银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流动性风险包括资产流动性风险和负债流动性风险。资产流动性风险是指资产到期不能如期足额收回,不能满足到期负债的偿还和新的合理贷款及其他融资需要,从而给银行带来损失的可能性。负债流动性风险是指银行过去筹集的资金特别是存款资金由于内外因素的变化而发生不规则波动,受到冲击并引发相关损失的可能性。
声誉风险,声誉风险是指由于意外事件、银行的政策调整、市场表现或日常经营活动所产生的负面结果,可能对银行的这种无形资产造成损失的风险。
法律风险,法律风险是指银行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因为无法满足或违反相关的商业准则和法律要求,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发生争议/诉讼或其他法律纠纷,而可能给银行造成经济损失的风险。
战略风险,战略风险是指银行在追求短期商业目的和长期发展目标的系统化管理过程中,不适当的未来发展规划和战略决策可能威胁银行未来发展的潜在风险。主要来自四个方面:银行战略目标的整体兼容性;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制定的经营战略;为这些目标而动用的资源;战略实施过程的质量。
其次,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了银行风险。
由美国次贷引发的经济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殃及各行各业,而金融行业—尤其是银行业,是受到经济危机影响最为严重的行业之一,经济危机使银行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风险的影响程度均加大,如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信用风险,在经济危机中会加剧,经济危机使借款企业经营停滞甚至破产,而借款人经营财务状况恶化,会使银行产生大量呆坏帐,加剧了银行的信用风险;另外,经济危机使国际金融环境发生恶化,造成汇率、股市大副波动、投资企业经营停滞甚至破产,加剧了银行的市场风险;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可能使银行内部工作人员受到影响,可能会加剧银行的操作风险。
最后,商业银行内部监管比外部监管有优势。
一般来说,我国商业银行受到的监管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外部监管和内部监管,外部监管主要指银监会、人民银行、审计署、外部审计机构等监督检查部门的监管;内部监管主要指银行管理层、内部审计部门等的监督检查。因此其监管具有及时性、全面性,这也是内部监管有别于外部监管的重要特点之一。另外,内部监管来自银行内部,监督检查人员一般对银行风险、银行业务流程比较了解,一般能够提出对银行的经营具有增值作用意见和建议,商业银行内部监管比外部监管具有无法替代的优势。
综上,经济危机下银行不能仅依靠外部监管防范银行风险,而应该加强内部监管,银行内部监管不仅是重要的也是必要。
二、经济危机下我国商业银行加强银行内部监管的应对措施
在经济危机下,我国商业银行该如何切实有效的应对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如何有效的防范银行风险,笔者认为,以下几点供参考。
1.重视银行内部监管
银行经营管理层必须正确认识银行内部监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经营管理中,必须始终贯穿科学健全的内部监管制度是商业银行安全稳健运营的前提和基础的思想,把加强银行内部监管作为促进业务发展的宝剑,而不是认为银行加强了业务发展会阻碍业务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内部监管真正起到为业务发展保驾护航的作用。
2.了解你的员工
银行操作风险来自银行内部员工,在经济危机带来外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近期,各家银行发生案件的势头有所上升,分析这些案件的发案原因,大部分都是有银行员工参与的内外勾结的案件,这类案件在内部审计监管中很难发现,如何应对这类银行风险,笔者认为,目前银行类金融机构在为客户提供各类金融服务时,一般遵循“了解你的客户”的风险控制原则,此条原则同样适用于银行各层管理者对下属的日常管理中,即“了解你的员工”,一名合格的银行管理者,在日常的内部控制中除了通过加强培训学习,提高员工职业道德素质外,对员工的了解不应仅限于八小时内,应该对员工八小时外的情况也做到合理的掌握,即如员工是否参与、其消费是否明显与其收入不匹配等。
3.提高银行内部监管从业人员专业素质教育
随着金融环境的变化,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的业务品种、业务范围也不断的有所创新;随着高科技的应用,商业银行业务流程也不断发生变化,银行面临的银行风险发生的原因也多种多样,无形中加大了银行内部监管的难度,一名合格的银行内部监管从业人员,只有不断的学习提高,学习先进的内部审计理念,学习银行业务专业知识,只有这样,其在日常的检查中才能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才能真正体现其增值的作用。
4.内部审计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