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留学生与西方心理学流派的译介

自清政府1872年放洋第一批留童以来，数以万计的中国学生或东渡或西进，在中国近代史上形成了蔚蔚壮观的留学大潮。近年来，学界对近代留学生群体的研究渐多，新成果不断出现。然而其研究视角大多集中于留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的贡献，而其他领域中留学生所发挥的作用则鲜有人提及。众所周知，留学生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一群新型的特殊的知识分子，其知识结构不同于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留学生尤其欧美留学生大多入住名校，师从名门，学成归国时已俨然成为某一科学领域的高水准专业学者；而他们几年求学异邦的经历又使得他们成为某种外语的精通者。这样的复合型知识构成正好符合了科学译才的先决条件。因此，可以预见留学生在中国近代科学翻译史上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值我国早期赴国外攻读心理学科的留学生归国之际，在他们的引介之下，西方新型的现代心理学知识被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国内，为中国近代传统学术的转型和新型学术的建立注入了活力。本文旨在对近代留学生与西方心理学流派的译介活动做一简要梳理，以此彰显这一新知识分子群体对中国近代科学翻译所作的贡献。

西方现代心理学或实验心理学自1879年冯特创建以来，截止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诸多的观点各异，立场鲜明的学术门派。近代中国留学生在国外求学期间，秉承不同的学说；回国后，自然而然将各自的心理学派的体系和观点引介到国内。

一、格式塔学派

格式塔学派，又称完形学派，是20世纪前期德国最有势力的心理学派。1912年M.韦特默发表的一篇题为《关于运动知觉的实验的研究》的论文，标志着该学派的兴起。其代表性人物除M.韦特默（Max Wertheimer）外，还有W.柯勒（Walfgang Kǒhler）和K.考夫卡（Kurt Koffka）。格式塔学派注重有组织的全体，主要研究部分和全体的关系。最早将该学派引介到国内的是留学英伦的朱光潜博士，其文《完形派心理学之概略及其批评》，发表于《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十四号；随后高觉敷在该杂志第二十一号上发表了《完形派心理学与行为主义》一文，又在《教育杂志》第十九卷第四、五号以及第二十二卷第十一号上分别发表了《基斯塔心理学》、《对基斯塔心理学的批判》和《对于完形派攻击构造主义之批评》三篇文章。由于受到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所以这些文章的基调基本上是持对该学派的怀疑与批评的态度。因此在介绍时难免有失公允。

真正有系统、无任何偏见地介绍格式塔学派的当属萧孝嵘，他曾于1927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格式塔心理学，对该学派有着全面的了解。1930年，萧孝嵘在《教育杂志》第二十卷第九号发表了题为《格式塔心理学的鸟瞰观》一文，对格式塔的概念，格式塔学理中的各种心理作用做了详细的介绍。鉴于国内尚无一部完整系统地介绍格式塔学派的书籍，萧孝嵘于1931年写成了《格式塔心理学原理》一书，并交于国立编译馆1934年出版发行。在该书的缘起中作者写道：“本书专论格式塔心理学之原理。这些原理系散见于各种著作中，而在德国亦未有系统之介绍。从这方面看来，本书实为最初之尝试。”这部著作的出版为学界厘清了格式塔学派的主要理论观点以及与其他学派的关系，此后该学派逐渐被我国心理学界所接受，并广泛地应用于教育实践中，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教育心理学的发展。

二、精神分析学派

精神分析学派心理学源于19世纪末的精神病治疗临床实践，由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佛洛伊德（Freud）创立。该学派主要进行变态心理的研究，并提出了“潜意识”概念，把心理学的研究领域扩展到前人从无涉及的潜意识空间，同时佛洛伊德还提出了“性本能”说。精神分析学派是一个庞杂的充满矛盾的学说，既为心理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同时也因为其“泛性论”等观点而倍受学界非议。至于精神分析学派何时由何人传入我国，据陈应年考察，1918年1月《东方杂志》刊出的胡愈之译《梦中心灵之交通》一文可算是我国最早见诸报刊的这方面译介性文字。随后译介性文章渐多起来，如留日学者张东荪的《论精神分析》（《民铎》第2卷第1期）；朱光的《福鲁德的隐意识心理分析》（《东方杂志》第18卷第14号）；吴颂皋的《精神分析的起源和派别》（《东方杂志》1923年6月）等。这些文章主要对精神分析学派的起源、发展以及主要观点进行了梳理。

精神分析学派在引进之初不但没有受到学界及国人的垂青，反而备受冷落，究其原委不外乎以下几点：其一，当时我国心理学界正热衷于对以“唯物论”著称的行为主义学派的介绍和引进，对它派心理学无形中产生了屏蔽与排斥心理。其二，精神分析学说中“性本能”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观念反差巨大。国人往往谈性色变，更不用说大张旗鼓地对它做宣传了。因此，社会包括学界在内对精神分析学派不冷不热的态度是有因可循的，即便是为了学术的需要对该学派进行介绍时，在其内容上也常常有所取舍。尽管学界和国人对于该学派引介和接受在心理上都有所避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精神分析学作为一个独特的心理学流派，还是被较为完整地介绍到国内，如高觉敷于1930年和1936年分别翻译了《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对其进行了系统的介绍。此外朱光潜也撰写了《变态心理学派别》（1930年）和《变态心理学》（1933年）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出版发行，其中也涉及到了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

从总体上看，精神分析学派在近代中国心理学界所引起的反响并不算太，但在文学和文艺界却颇受欢迎，并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转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中，题材是一个审视不够而又十分醒目的一部分，就其上半叶来说题材文学完成了从古代到现代一个类型文学的新生与成熟，重构了主流文学，完成了作为新文化运动充满活力的先锋部队的使命。其理论批评无疑起了很大作用。而无论题材文学创作还是其理论批评都无一例外得益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精神分析学启发与促进其诞生并直接塑造了它们的品质。”

三、苏俄心理学派

我国学界最早接触苏俄心理学始于1923年，是苏俄心理学家叶勒索夫（Ershoff）应以留学生主持的中华心理学会之邀，为该会做了题为《俄国心理学最近之发展》的演讲，对苏俄心理学的起源、发展、主要的代表人物及其理论逐一做了介绍。此后，苏俄心理学才开始纳入国人的视线。国内最早介绍苏俄心理学的当属留德博士郭一岑。1928年9月郭一岑从德国留学归国途中偶遇俄国莫斯科心理研究院应用心理学部主任Spielrein，经他引见，拜见了心理学研究院院长科尔尼洛夫。郭一岑对俄国以辩证法研究心理学的方法颇为推崇，回国后在《教育杂志》第二十三卷第十号上发表了《苏俄科尼洛夫之心理学》一文，对其心理学方法论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并将其方法论应用于自己以后的实际研究工作中，可以说郭一岑开我国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心理学研究之先河。

进入30年代后，经留学生之手的有关苏俄心理学的介绍性文字渐多起来。仅《教育杂志》第二十六卷第六号就刊载了三篇有关巴甫洛夫的文章：郭一岑的《纪念巴甫洛夫》、曾作忠的《巴甫洛夫》、贺益文的《巴甫洛夫的生平及贡献》。此外卢于道的《巴甫洛夫的生平及其工作》（《中华教育界》，第23卷第11期）、高觉敷的《巴甫洛夫的交替反射研究》（《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4卷第1期）、胡毅的《巴甫洛夫制约反射研究之补充》（《中华教育界》第4卷第5期）等文章都对巴甫洛夫的生平、贡献及其研究进行了介绍和补充。通过这些文章介绍加深了学界对苏俄心理学及其代表人物的认识与了解，同时也给我国的心理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为了更加系统、更加深刻地了解苏俄心理学，郭一岑又于1934年编译出版了《苏俄新兴心理学》一书（中华书局，1934年）。该书着重介绍了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别赫捷列夫的反射学理论、科尔尼洛夫的反应学理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心理学理论体系的一些概念和理论观点。总之，尽管当时对苏俄心理学的介绍远远不如对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介绍那样来得凶猛，也尽管这种声音在当时心理学界没有引起多大共鸣；但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苏俄心理学在建国后对我国心理学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建国前留学心理学者的译介工作起到了先行铺路的作用。

基金项目：此文章是胡延峰主持的山东省教育厅2007年社科基金研究项目：《民国时期翻译主体研究――以留学生为中心》的成果之一，基金编号：S07WZ37。

（作者单位：德州学院外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