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边际效用原理

平均主义的质疑

18世纪中叶主观效用论诸变种得到发展以来，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念。约翰•劳、古诺、杜尔阁、加利安尼、孔迪拉克、萨伊等人倾向于这种观点。19世纪后半叶边际效用论确立以后，这种认识更是被奉若真理。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维塞尔等学者更愿意相信，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作用下，自由市场环境会自然引致平均主义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于是，贫富分化自然得到解决，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实现，社会也就自然和谐了。与此相呼应，一大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库兹涅茨、丁伯根、萨缪尔森和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思，承袭了巴斯夏所鼓吹的“经济和谐”论和凯里鼓吹的“利益和谐论”以及“收入均等化”思想，继1952年《纽约时报》金融编辑鲍特尔首先捏造了“收入革命”一词之后，大肆宣扬所谓“收入革命”论和“收入均等化”思想。与这种看法不同，相当多的西方经济学者对边际效用论的经济功能的认识要冷静得多。其中，帕累托、埃奇沃斯、哈恩、马斯格雷夫以及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等学者坚持认为，市场机制条件下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不会自动导致平均主义，边际效用论导致收入均等化和平均主义，需要特定条件或前提。而对于庇古、凯恩斯以及新福利经济学者而言，必要的政府干预，更为重要。原因是市场规律的作用有限，需要行政、法律、制度等人为因素的介入，才有可能实现社会和谐。例如，帕累托根本否认不同人们的效用可以加总，甚至建议驱除“效用”一词，代之以“ophelimity”。并进一步认为:“‘纯科学’对道德判断是一无所知的。”［4］哈恩认为:“在我看来，基于收入边际效用比较的平均主义论点……更缺乏说服力，从平均主义世界的生活中就会产生偏好变化。的确，效用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准确阐述‘最优’所得税……但这种精确与确定性的取得是以机械的道德观为代价的，它有着一些合理之处但并不充分。”［5］马斯格雷夫认为:“效用主义者放弃了权利前提，转而采用效率标准。他们认为收入总量已定，平均分配才能使福利最大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财富的边际效用递减。然而，这个发现是受限制的，因为仍旧需要不平等为产品生产提供动机。”［6］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进而指出:“边际定价并不能使国民产出本身最大化……短缺条件下，收入分配并不遵从边际定价原则，而是根据制度规定进行分配。”［7］与这种条件论者或前提论者和干预论者的观点相呼应，以庇古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承续18世纪德国官方学家尤士的“福利国家”思想和费边分子霍布森的“最大社会福利”思想，于20世纪20年代创立了所谓旧福利经济学。当代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和托宾，承袭了庇古的方法论基础以及他的“最大社会福利”原则。1939年前后，以勒讷等人为代表，以“收入分配是一个道德问题，其政策可以交给垄断资本去决定”为托词，修改并摒弃了庇古关于通过改变国民收入分配实现收入均等化的理论，建立了所谓新福利经济学。他们用“序数论”代替“基数论”，发展了“帕累托最适度”理论，卡尔多、希克斯等人提出所谓“补偿原理”，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编造了所谓“社会福利函数”。这样，他们在否定收入均等化的原则下，完全沦为垄断资本的辩护人。继20世纪30年代提出“福利国家”口号之后，50年代以来，福利经济学在英美各国特别流行，“福利国家”之说也一度甚嚣尘上。历史事实表明，在边际效用论引致收入均等化和平均主义问题上，无论是自然论、条件论或前提论，还是干预论，都一一破产了。由于贫富分化日益严重，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终于酿成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从实践上铁证了所谓边际效用论引致收入均等化和平均主义论断的荒谬性、虚伪性和欺骗性。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问世，从理论上终结了上述错误认识的迷梦。

功利主义的指向

实际上，效用论与功利主义是对孪生子，边际效用原则的引入，进一步加剧而不是减弱了主观效用论的功利主义指向。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反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以对抗社会主义运动《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增强了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志，深刻影响着资本所有者的经济、政治利益。这对于已经发展壮大起来的资产阶级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为了对抗社会主义运动、从根本上给马克思主义以致命一击，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疯狂攻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乃至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劳动价值论。他们提出:“随着环境的变化，时代要抛弃劳动财产理论的附带物即劳动价值论，而自从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和后来马克思完全改变了劳动理论的功能以后就更是如此;劳动理论在洛克那里是用来保护私有财产的。他们把它从使私有财产神圣化的工具转变为反对私有财产的工具;剩余价值论把私有财产描述为剥削的结果。”［8］资产阶级学者“发现边际主义经济学和主观价值论是可供选择的”“作为一种毁灭马克思的经济学的工具”，因为马克思经济学“正是来自劳动价值论”［9］。为了用效用价值论取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杰文斯提出，用效用和稀缺代替劳动成为价值的决定因素，并主张从产品的价值反推出生产服务的价值，认为劳动的价值“必须由产品的价值来决定，而不是劳动的价值决定产品的价值”［10］。庞巴维克只承认土地和劳动力是生产的原始要素，而拒绝认为资本是与这些要素合作的生产要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迂回生产”思想和时差利息论。(二)维护“财富所有主”的利益，以巩固资产阶级统治19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异常迅猛的发展积蓄了大量的“资本价值”。于是，资本主义信用进一步得到发展，股份公司和银行发展起来，有价证劵部门也得以建立，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涌进来，形成了食利者，马歇尔称之为“财富所有主”。他们经济生活的范围多半是流通领域，主要是有价证券流通领域和证券交易所，借款给生意人并从借贷利息获取他们的收入。他们由资本主义机体滋生并成为其赘肉，成为整个社会的吸血虫。这正如布哈林所说:“资本主义机制本身关注这些可能性，把相当数量企业家的组织者职能变得于社会无益，它同时从直接的经济生活中把这些‘无用成分’抛弃，因为它们积存在经济生活的表面，按照桑巴特恰如其分的比喻，像‘菜汤中闪亮的油花’一样。”［11］这个资产阶级的利益需要并得到了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维护，如琼•罗宾逊和约翰•伊特维尔所言:“我们已经看到……现在，马歇尔站出来充当食利者……的战士。”［12］这些有闲阶级“作为花钱专家和休闲技能的使用和享受者，则通过要求高质量的产品并确立休闲活动的追求和应获得的休闲技能的范式来对增长提供方向。”［13］在凡勃伦看来，“炫耀性休闲和炫耀性消费也成了优越地位的标志”，他们控制着财产，“不从事任何有用的工作，却能从工业过程中榨取巨大的物质财富，反而还获得了最大的荣耀”，而且“一个人铺张浪费的越厉害，获得名声越大”［14］此外，他们还通过控制宣传工具和大众传媒，利用广告宣传，诱导大众消费，以致剥夺大众消费者的消费，借以谋取自身利益。对此，新古典经济学者无视资本所有者的所作所为，无视广大劳动者的利益诉求，一味为既得利益者辩护。他们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认为总效用的最大化就是国民福利最大化，边际原则意味着财富均等化，混淆概念，完全无视19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社会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事实。以至于有现代西方学者提出疑问说:“市场价格是否会像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的那样带来产出与消费者的偏好一致的模式?还是广告塑造了人们的偏好，使之与产出的模式相一致?”“人们一旦认识到，许多偏好并非与生俱来，也不是基因决定的，而是可变化的，受传统、教育、时尚和广告的影响，人们不禁要问:区分形成偏好的合法的和非法的影响———如果是这样的话，以什么标准———我们当中谁又有资格对其他人的偏好进行评判?”进而分析说:“这些问题很难回答，某种程度上与什么构成良好的生活这一哲学性问题有关，而当今大多数经济学家都逃避这些问题。”［15］实际上，埃奇沃斯已经谨慎地“承认在效用的结构和信念的结构之间有某种联系”［16］那些坚持功利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杰文斯等人，在有关社会政策和个人道德问题上所秉持的原则是所谓“那些最大化个人效用总量的政策或行为就是道德上正确的”［17］。问题的关键是，个人效用总量不等于效用均等化，所谓“最大化个人效用总量的政策或行为”事实上对于富人和穷人是不同的，更不要说“对不同的人，不同的物体的相对效用存在无尽的多样性”(西尼尔语)［18］，冠冕堂皇口号的背后存在着意识形态陷阱。(三)重建资产阶级经济学，以美化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肇始于所谓边际革命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转向的功利主义价值指向是明确的、全方位的，不仅表现在摒弃劳动价值论、仇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裸地为资本所有者辩护、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地位上，还企望以重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式，美化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首先，通过批判古典经济学、丑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所谓经济学变革造势。19世纪20年代李嘉图的辞世，引发了对古典经济学的争议。边际学派认为，社会经济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产业资本家服务的古典经济学已不合时宜，必须进行变革。而亟须改掉的就是劳动价值论，代之以主观效用价值论，充当食利者的战士。这样，古典经济学受到了来自边际效用经济学的致命一击。对于把斯密和李嘉图的“观点倒转过来为工人辩护”［19］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是新兴资产阶级经济学派攻击的对象，其中以庞巴维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充当了急先锋。庞巴维克为了彻底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资本论》中铁的逻辑提出质疑，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而否定社会主义对于解决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合理性。其主要论点是:“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实际上是对人类环境的批评，就是说，对稀缺这个核心问题的批评，而这是社会主义也不得不面对的。”

在边际学派看来，既然在应对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出现的垄断因素和食利者阶层的崛起等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上，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似乎都不合时宜，那么，经济学的变革就不可避免了。其次，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构建维护资本主义新秩序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边际革命以来，从基数论到序数论，从最优化到最适度，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到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从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从消费函数到生产函数，从微观到宏观，从旧福利经济学到新福利经济学，等等。所有这些概念或理论的演进，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或出发点，就是边际效用价值论。而这一理论又与功利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探寻二者之间关系的问题上，边沁、埃奇沃斯、杰文斯等经济学者用心良苦。其中，边沁“对于快乐和痛苦的最大与最小的关注为未来的最大化原则的运用树立了先例，这一原则后来被用于消费者和厂商经济学，以及在福利经济学中寻找最优解。”［21］而杰文斯“发展出的效用概念本质上是边沁式的。……可以通过赋予人们一致的效用函数来清楚地界定理性概念，并认为人们以最大化效用的方式行动。”［22］经过几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人的努力，构建了一个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十分精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一体系之所以得到了西方所谓有教养者的一致认可，原因就在于“我们到处碰到一样的动机:价值论被用作理论的起点，目的在于证明现代社会秩序是合理的，边际效用理论对热衷于维持这种社会秩序的一些阶级的‘社会价值’就在这里。这个理论的逻辑基础越薄弱，一个人对它的心理感情就越强烈，因为他不希望摆脱资本主义的静态概念所规定的狭隘精神境界。”［23］再次，承袭古典经济学超历史分析的理路，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暂时性。古典经济学家秉持牛顿绝对时空观的分析框架，坚持“经济规律是‘永恒的和不变的’，它们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而不受社会成员的政治、法律行为的影响。”［24］他们像配第认为其“日计劳动”是一个“像纯银一样恒定不变”的尺度那样，寻找绝对不变的价值尺度［25］。他们从理性经济人出发，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天然和谐，会永远存在下去。边际效用论者继承了古典经济学超历史分析方法的衣钵，仍然囿于牛顿时空观的分析范式，醉心于经济范畴的“恶的抽象”。如庞巴维克就坚持认为利息是一般性范畴，并不是来自特别的历史制度，强调“经济规律对于制度因素的优先权。”［26］他们“不希望摆脱资本主义的静态概念所规定的狭隘精神境界。”［27］因此，在布哈林看来，资产阶级的价值论是从主观效用和消费者嗜好引申出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没有历史观念，他们从研究消费而不是从研究生产条件开始，他们希图探索普遍的规律，它适用于孤岛上的鲁滨逊•克鲁索，也适用于现代垄断资本主义。

作者：徐国松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