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文化研究与批评范本之一种

蒋原伦先生的自选集《观念的艺术与技术的艺术》，集结了作者近年来在媒介文化研究与批评方面的力作，其入题之娓娓道来，深思之循序渐进，论证之开阖有度，以及“入精微而致广大”的学术视野都在其文章中鲜明地体现出来，读来颇有兴味，或可做媒介文化研究与批评范本之一种。

一

蒋先生这本自选集有四个部分，分别是“文化批评”“媒介神话解析”“空间与文化”“诗学研究”，虽然主题各异，但问题意识突出，“见平常而显非凡”，经由日常媒介生活中循序而入，愈读愈有大气象，愈深入愈见雄伟之处。比如，《文物与宝物》一篇，“文物是宝物，但是宝物却不一定说文物”，“宝物是独立的，不需要衬托……文物是要在一定的知识背景中，在一定的语境里才有价值”，这与阿瑟・丹托的“艺术界”理论异曲同工，艺术作品能够成为艺术品需要有“艺术的氛围”和“艺术圈的承认”。蒋先生的意思是也存在一个“文物界”，如果没有“现代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和宗教研究者的视野”，没有“斯坦因和伯希和等人的登场”，恐怕就没有敦煌学，那些纸本和经卷恐怕也难显其意义。除了问题意识，蒋先生对媒介现象分析的辩证思维，始终贯穿在他的媒介文化研究和批评中。在反思中国现当代文学观念这一问题上，他由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进入，上达中古和近古，下及现代和当代，旁涉西方和日本，由浅及深，步步为营，在一个较大的时空内展开，考察细致、深入，独树一帜，其间论述纵横捭阖及至结论的水到渠成。

蒋先生丰富的人生阅历、媒体从业经验和学院派的系统训练使其媒介批评显现出细节的生动、整体的宏阔以及现象与学理之间“不隔”。他对微博带来的“生活新闻化”的提法新颖，对新媒介带来的变化的认识也尤为深刻。面对“身披屏幕新一代人”，蒋先生并不悲观，“文化的转型，并不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消亡，或被新兴的文化彻底取代。现实的情形是，在新媒介中人类以往各个阶级都会被有选择性地保留下来”（《今夜星光灿烂――身披屏幕的一代》）。蒋先生的文章长于在大众习惯易见的媒介现象中发现其凝结、衍生和扩展的文化意义，其媒介研究与批评正致力于此。

二

媒介文化研究的弱点经常是现象描述丰富但理论论证不足，现象与理论之间“有隔”，或者将文化、社会、历史、经济等内容置于媒介现象分析之外，能敏感于现象，“窥一斑而见全豹”，并且将跨界的理论游刃有余地应用在对现象的分析中，才可以说是入了媒介文化研究和批评的“道”。蒋先生以文化学者理应持守的审慎和理性，提出了“儒学的去势和信仰”的问题，其根据伊尼斯“传播的偏向”等理论有效地阐释了“媒介手段变化会改变文化的形态，新媒介带来新文化，但是传统文化的内容会浓缩成某种形式（我们称之为‘精神’）保留下来”。儒学传统在新媒介中也发生了变化，并认为“只有儒学工具化过程结束，其内涵的价值理性才会得到进一步开掘，其精神层面的力量，才能逐步积聚，成为民族和群体的信仰”。蒋先生对于新媒介带来文化的转迁、变形、凝缩和倒置等现象持守的是相对开放和宽容的立场，是在对现象的抽丝剥茧中发现问题的要结，“入精微而致广大”且能做到“思理俱妙”。

蒋先生的媒介研究和批评文章呈现出文化的大视野，对文化的态度审慎中不乏乐观，用一种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新技术媒介下的社会文化形态构成，并力图在其中发现其与固有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寻找文化与媒介之间显现和隐秘的关联。他在分析《挑战“景观电影”――论胡戈的意义》一文中，从媒介批评形态之一种论及胡戈的意义，尤为巧妙，并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媒介批评方式，是一种隐喻式批评。其批评的方式“主要是以影像叙事来表达意见”“即用影像叙事作为批评语音的转换”，并对这类批评提出了要求，“应该做到犀利而有节制，并且影像叙事中要有隐喻逻辑的力量”。

蒋先生对新媒介所构形的新文化样态的分析和判断也是在“观（观察）、思（思辨）、解（解释）、断（判断）”的程序中完成的。比如，《作为新现实的互联网》一文，打破了文化之间的二元立场，提出互联网的现实则是“蒙太奇的现实”，“不同的逻辑和规范，不同的视角和焦点，不同的信息和材料经由不同的组合和拼贴，已达成多元共存的状态，这就是互联网现实的表征系统，这就是今天的互联网现实。”现象了然于心，理论胸有成竹，故能交相互融，娓娓道来，一气呵成，自选集中的文章大都如此。

蒋先生对现实问题的敏感以及对媒介批评功能的认知，使其媒介文化研究与批评保持着深刻的理论自觉。在《媒介批评的功能与范畴》一文中，蒋先生认为媒介批评的功能有两个“一是解释某一大众文化现象的成因和路径；二是拓展‘趣味’的范围，以净化文化大环境”。面对日益复杂和精密的媒介现象，阐释者和接受者，都需要一种批判性的媒体解读能力。这就要借助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以及经济学等理论和方法，同时要与批评“圆桌”上与其他批评形态构成相互观照，并且不脱离“社会总体构成”，当我们把大众文化作为批评对象时，一定要联系具体的媒介技术和整体的社会环境，除了运用传统的批评范畴还要从更广阔的视野出发来揭示和评价各种文艺现象和文化现象。”作为资深的媒介文化研究学者和媒介批评家，其对媒介批评功能和范畴的论述着实有廓清、厘定媒介批评功能和边界，引领媒介批评走向的意义。

三

蒋先生一直对本质主义不以为然，因此他的文学观念和文化观念，包括其媒介批判立场，一直避免本质主义，他认为“文学越来越走向丰富和深入说是毫无疑问的，关键是在哪方面深入，可以是揭示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方面深入，也可以说其他方面的深入和变化。”本质主义的传统通常是在二元的立场中思考和判断问题，无法呈现问题理解的多元和丰富。《“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的两分阐释模式探析――中国文学史研究观念演变的案例分析》是蒋先生一直以来对本质主义的文学观念的批评以及对中国特殊历史时期政治标准高于艺术标准的一个反思，蒋先生用详细的个案分析，清晰地呈现了1949年之后文学史书写中常见的阐释模式，即思想和艺术二分，蒋先生并无意评价哪一种文学史写作质量的高低，而是提出一个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后，文学史写作观念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而这种变化实际上文学艺术的更强调他律而不是自律，“将文学作品和思想内容分别进行描述、考察和评判，是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的产物。”这种评价标准将古典艺术作品生硬的使用思想和艺术的二分评价标准，看得过于简单，而且流于政治上的附会，由政治而主导的学术生态在时过境迁之后，总会显得有些荒唐。特别是在强大的政治运动浪潮中，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二分模式，已经不是一个阐释路径，而是一种政治标准了”。文学涉及自律和他律，但是如果他律成为一种强制或者不得不遵从的标准，那么文学也就丧失了其自由性和丰富性，如果文学史的书写也变成单一的模式和套路，那么文学史也被简化成一种简单、规整的无有枝叶旁出的强力的附庸，而世界的丰富、多元和广阔，并不是这样简单生硬的方式就足以将其修整的。

历史的变迁，总会留下一些真金和沙砾，基于基本价值和永恒价值的诉求，才有穿透历史而依然年轻的力量，这或许也是蒋先生的文学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他始终以一种面向事情本身的态度，怀疑褊狭和窄化的文学观念，以及任何来自外力对文学和艺术的胁迫，正因为此，他能从主流的被人们视为平常之观念和看法中发现其历史的吊诡，并且以学术的勇气和判断力戳破语境和时势的违和。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