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教导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2 20:13:28
艺术教导论文范文第1篇
按理，中国应当事先做好理论先行与预警，从思想到理论方面做好变化后的相应准备，以应对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由于其内部结构的变化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但实际上，中国没能在这一方面做好准备。虽已步入大众化教育阶段，但各高校到底该做什么，如何转变观念应对变化下的高等教育，尤其是艺术教育，专业如何调整、课程怎么构建、教学质量如何体现等一系列问题都没有解决，导致了各种思想的相互碰撞，大众化教育思想受到传统精英教育理论的冲击。一些学者对大众化教育理论提出质疑，尤其艺术类高校，认为大众化艺术教育是低层次、低水平，与高雅艺术极不相称，表示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担忧，尤其担心大众化会冲击精英教育的水平。因而中国启动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大众化艺术教育成效甚微。那么大众化教育阶段，精英化教育是否就被取而代之，大众化教育是否就是低水平教育？关于这个问题，特罗教授有明确的解释：“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发展，不是不要精英教育，而是要更加保护精英教育，政府必须支持、保护、发展精英教育，这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大众化教育的国家，美国今天的精英教育不是发展得很好吗？”“精英教育和大众化教育可以共处于一个高等教育体系中，甚至共处于一所大学中。”“目前在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的生师比是8：1，这些大学基本上属于精英教育，它们的教育质量并没有因为大众化的发展而降低”。特罗教授的阐释明确告诉我们，在大众化教育阶段，精英化教育也是必须的，二者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并存于同一所院校当中，并肩发展。（4）大众化艺术教育停留在理论层面初识大众化教育理论时，认为数量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指标，仅仅认为毛入学率达到15％～50％就是大众化阶段，对大众化认识误入歧途。其实，毛入学率达到15％～50％只是大众化阶段的一个指标，早在2001年，就有学者开始系统地对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进行总结：“除毛学率外，另外10个维度也是考量是否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的主要指标。这10个维度包括高等教育观念、功能、课程和教学形式、学生的学习经历、学校类型与规模、领导与决策、学术标准、入学和选拔、学术管理形式、高等教育内部管理等。由此可见，毛入学率并不是衡量高等教育是否进入大众化的唯一指标，还涉及人才培养诸多要素。也就是说，我们在进行高校扩招，扩大学校招生规模时，还需要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同时进行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否则就谈不上进入实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因而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是我们大胆进行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改革的理论基础。社会需求与文化市场对艺术人才的需求已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然而，中国各艺术院校却依然固守着所谓的“艺术精英”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认为大众化就是低水准，没有根据社会发展需要，更新人才培养观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相对接的良性机制，依然不屑一顾地固守50年前苏联精英化人才培养模式，大众化艺术教育只是停留在表面阶段。2．问题成因（1）从政府角度看，对大众化艺术教育的认识不足艺术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教育是基石，是科技发展、富国强兵、安邦定国的基础和前提。从古到今，艺术一直是塑造人格的主要途径，但进入到现代化发展阶段，在忙于经济建设的同时，人们忽略了艺术的自身价值，对艺术的良莠不再要求，以至于在精神建设方面造成严重缺失。大众化艺术教育与精神文明建设到底是什么关系，对国民素质提升、社会和谐度乃至国家的长治久安到底起怎样的作用？作为政府层面应深刻了解并大力引导艺术高校，并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培育高等艺术人才。（2）从教育主管部门角度看，对大众化艺术教育引领不够作为教育主管部门，应在大的方向上把脉并具前瞻性，引领、督促各级教育部门及各高校，按照既定方针培养党和国家需要的艺术人才。半个世纪前，马丁•特罗就向各国提出了大众化教育理论预警。这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一个理论，这是一种预警信号，其意义在于若干年后各国均将进入到大众化教育时期，应提前做好相应准备。但10年来，除了招生规模的扩大，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各高校没能给予一定的引导，致使高校的办学定位、人才培养定位等顶层设计等停留于原处，办学实际与政府需求及大众要求极不吻合，旧瓶新水。（3）从学者角度看，没能形成研究的浓厚氛围目前大众化艺术教育在中国只是一个概念。虽在网上也能检索到相关文章，但基本上停留于表面层面，其内涵建设还有待研究。笔者随意问询身边一些研究人员对大众化艺术教育如何理解，回答基本和市民是一样的。少数人回答“大众化艺术教育就是对平民进行培训”，多数人基本上“不清楚”。理论是实践的先导。理论尚且如此，何谈实际操作？（4）从高校角度看，落实大众化艺术教育需要时间50年前苏联的艺术教育模式在中国已成定势。培养高精尖艺术人才依然是各高校人才培养的普遍追求，千校一面。面对新形势、新发展、新需求，各艺术高校及有艺术类招生资格的普通高等院校都不愿进行相应调整，维系传统的育人模式，与社会需求形成强烈反差。之所以如此，一是上级没有指令性意见；二是没有成熟的模式可借鉴；三是改革可能存在风险；四是实施大众化艺术教育怕让同行笑话。这是一种无奈。除了反映出对理论的缺乏外，更多反映出的是惰性与固步自封。从以上四个方面情况可见，目前在中国实施大众化艺术教育时机尚未成熟，从思想观念等方面的认识远不到位。
实施大众化艺术教育，功在当下、利在千秋
1．实施大众化艺术教育是时代所迫从农村中小学生调查问卷中看到，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广大农村，尤其偏远山区及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学生学习艺术成为空话，尽管党中央一再强调加强艺术教育的重要意义，但由于经济的落后原因，没有专门的音乐教师，没有应有的教学设备，有的学校甚至不开设音乐课程，即便开设音乐课程也难以保证课时或仅限于唱唱歌罢了，艺术教育严重缺失。相比较，城市学生音乐课程基本能够保障，但也存在被挤占情况。对于城市来讲，艺术学习的症结并不在学生方面，因为学生替代的方法比较多。但市民不同。调查显示，不管教师、公务员、职员，尤其下岗职工及离退休职工，相当一大批队伍无所事事地生活在社会之中，外加社会问题，引发了各种社会矛盾，需要一种行之有效的、百姓乐于接受的替代方式加以引领。艺术就扮演了这个角色。难怪日本总理大臣在开展行进乐比赛时的讲话中说：“学习行进乐没有犯罪率”。从这个角度讲，大众化艺术教育并不只是“乐民”，深层次的意义还在于“惠民”并进而实现“育民”的目的。这是时代所迫，不管是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学者还是高校，都必须树立这样的意识，与时代对接。2．实施大众化艺术教育是百姓所需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的追求已经从单一的衣食住行转变为高级的精神需求。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指出，需要是人做任何事情的原动力。人的需要一旦不能满足，将殃及到做事的态度与结果。那么中国大众当今的需求是什么呢？仔细盘点，在诸多需求中，最为明显的需求就是日益增长的物质方面需求与落后的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矛盾，这也是导致现今社会问题频发、精神空虚的根本原因。综观对沈阳市社会各界及辽宁省农村中小学问卷调查显示，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百姓虽然不懂得什么是大众化艺术教育，但是对艺术的普遍需求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身为艺术高校，面对这样的数字，应该做些什么？是继续将自己封闭于“象牙塔”中走精英化路线，还是溶入社会，担当起艺术院校的社会责任，投身于大众化艺术教育大潮，这是每一名艺术教育工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3．实施大众化艺术教育能提高教学质量大众化艺术教育不但不会导致教学质量的低下，相反还会促进教学水平的整体提高。学生在学习之余直接面对真实的教学对象，这种真刀真枪般的磨砺，学生长期在这样的教学情景下学习、实践，其专业能力到教学能力会得到迅速提升。尤其有主教教师跟进指导，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与解决，远大于课堂上的模拟教学效果。且将毕业后的适应周期提前到学程内完成，使学生就业后能够很快适应工作岗位要求。尤其是学员中不乏艺术天分之人，这对教师及学生也是一种挑战。作为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除了不断提高自身专业技能外，还应注重教学方法的积累，只有这样，才能将好的方法传授给自己的学生；作为学生，能够有这样的实际教学对象历练自己是难得的机遇，要摸索教学经验、累积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本领。这是个教学相长过程，小教师、大学生。
加速大众化艺术教育进程对策性建议
艺术教导论文范文第2篇
一、在广西建造小学音乐教学网络资源库的必要性根据目前广西小学音乐教导的发展形势和发展水平来看,在广西建造小学音乐教学网络资源库是非常有必要的:1.音乐教师知识结构、教导观念(理念)与现时代技术教导发展的距离
在广西小学教学中,把计算机音乐系统引入教学从一开始就得到密切的关注和实践。有的学校较早地写作论文接触这一信息,一下子投资十几万进行更新教学设备,建立多媒体教室或合作机房,组织教师参加“英特尔”未来教导等培训活动;但并没达到预期的效果。归结原因要害还是教师的教学理念、教学思想及教学的技术还没有跟上。很多音乐教师对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对音乐教学带来的影响认识不深,教学经验更多还是采用传统方式,教学资源的陈旧、教学方法的狭窄等都远远落伍于时代的改革。笔者从事中等师范教导5年,从近两年带学生到柳州市的部分幼儿园、小学(包括市区重点学校)见习、实习调查发现:许多学校都具备有多媒体教室和计算机机房,投入了不少的人力和物力制作多媒体课件,在使用多媒体进行音乐教学中,仅限于电子琴、录音机等简易设备;真正的能看到多媒体、网络课堂教学也只在赛教课和演示课中,而实际教学上,不足10%。信息技术应该起到的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基于此,必须改变音乐教师落伍的音乐教导观念,让所有音乐教师尽快树立一个新的教学理念,整个音乐教导水平才有可能得到提高和发展。
2.资源库的建造可以解放现实课堂中大量低水平的高投入、低效益的重复劳动
作为小学的音乐教师,不仅要完成学校要求的常规音乐课时(据统计,广西小学音乐教师每星期为14-16节课时),同时还要在课外时间组织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如:鼓号队、管乐队、合唱队等),这种超负荷的工作必会降低教师备课的效率和质量。目前,根据国家教导部规定制作中小学音乐教材的教学光盘开始在教学中试用,如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课程教材发展中央接力出版社的小学音乐教材《音乐》的配套光盘及人民教导出版社的音乐教材光盘,使音乐教学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这些资源及音乐材料远远还不能满足小学音乐教师的需求:
1)由于各学校的多媒体教室装备不同(如有的学校没有专门的多媒体教室,有的学校只有计算机而没有投影仪,县城以下的学校就更少了),或者学校对音乐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等条件使我们的教学理念目的难以达到。
2)因为音乐教材的配套光盘大多数是根据教材内容进行设计,教师的教学只能按照光盘的模式进行教学,极大影响了音乐教师教学水平的发挥和学生学习音乐的创造力。
3)现代社会的学生可以有很多获得音乐信息的渠道,他们无时无刻都有着接受各种音乐的机会,这使他们音乐知识的扩展面比过去的学生更广、更宽。有限的课件资源必定会大大降低学生学习音乐的爱好。长期不断地更新光盘教学内容也是一个高投入的工程。但假如长期使用一个教材光盘进行教学,音乐教学又会很容易落伍于时展的需要。
基于以上几点,笔者认为建立小学音乐教学资源库可以最大化地降低高投入、低效益的重复工作。资源库的作用可以把很多优秀教师上的课件或教案、教学经验;关于小学教学用的图片、音响等资料收集起来,包括各种涉及有关教学知识的当代音乐或作为本地区的学生所应该了解的民族音乐,都可以成为资源库的有利资源,让所有的小学音乐教师在网络上共享,这无疑给老师备课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最终是为了实现最优化的音乐教导。
3.某些网络音乐资源缺陷直接对学生音乐受教导的负面影响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日益普及,各种流行音乐包括港台流行音乐借助于网络媒介传播,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覆盖面传播开来。各种不适合小学生各年龄阶段的音乐充斥着他们的音乐学习的生活和环境。学生对各种网络流行音乐的痴迷而对传统音乐的忽视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又由于网络的商业性利益,可供小学生学习和查找的音乐知识明显不足。据一些资料调查:从Goole上搜索《老鼠爱大米》与莫扎特闻名的交响曲《第40交响曲》对比,前者有6,620,000条,后者仅90,400条。在这种形势下,要打破不良网络一统天下的局面,除了要求教师积极进行正确的引导、培养学生健康向上的信息道德观外,必须建立一个音乐教学网络资源库,来弥补网络音乐资源的缺陷与不足,遏制网络音乐资源缺陷的负面影响,为学生铺开一个正常、优质的学习音乐的网络环境的道路。
二、怎样建造小学音乐教学网络资源库
1.目前音乐教导资源库的发展趋势
关于网络教导资源建造的内容存在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教导资源库就是指网上各种有关教导的资源的汇集。根据美国教导技术协会AECT在2009年对教导技术定义的阐述中,可以得出高校网络教学资源建造包括两部分:资源库平台建造和教学资源建造。[1](p185)从现代教导的观点来看,网络教导中的教学者(教师)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师,而是学生学习过程的辅导者,学生成为教导过程的主导者。因此,真正有效的学习资源是必须经过精心设计的,能满足学习者自主学习需要的教导资源。
以全国城市小学为例,不少学校建立自己校园资源库,从目前的建造情况来看,还比较偏重于单一的教材、教案的积累、多媒体课件的上传,理论性较多,实践性、可操作性不强,在音乐教学中使用网络信息资源上还是停留在网上搜取音乐资料和简朴加工资料的初级阶段。整个教学手段忽视了艺术学科教学特点。
小学音乐教学资源库的资源主要是以学校的实际音乐教学需求为主,再根据不同地区学校,设备情况,学校特色,师生网络操作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而建造,在校内建立或连接音乐教学资料,建立小学音乐,音乐网站等,让各地区学校不同特色的音乐教学资源充分共享。资源库的建造应分以下几个步骤:
1)收集资源
音乐教导信息资源的建造主力军是工作在教导最前线的音乐教师,他们了解音乐教导中最迫切的需要,由他们来完成音乐教导教学资源的建造任务是无可厚非的,因此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立开发小组,一线的音乐教学骨干、美术设计人员、计算机技术人员,还可以要求高校的教师、研究生者共同研究、共同探讨,共同建造。
收集资源的来源可分为四部分:数字化资源,包括现有的课件和其它软件素材;二是还未数字化处理的现有的文本、图形资料和现有的声音、录像媒体资料;三是我们平时开发的一些教学软件;四是购买的商品化教导资源。首先;开发小组人员,相关学科的负责人、学校的技术人员,分配工作把相关的资源先打包,打成自解压的文件包。其次;要求把相关课的内容分成图片、音效、影片、源课件集合成相关的文件夹,上传到本校的服务器。
2)资源分类并进行载入、入库
(1)音乐课堂学习资源:歌唱、聆听、律动、创作
(2)课件库:教师教学课件、学生学习课件、各种媒体课件
(3)案例库:教学经验、教案、
(4)教学交流库
(5)学生学习创作作品库
(6)教学电子图书库
3)对资源库进行维护和治理
由于资源库建造是一个数据库结构不断完善和各种资源逐渐增加的过程,资源库的持续发展依赖于库中教导资源的不断丰富、及时更新,同时也依赖于所提供信息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因此,选择一个合适的服务器平台和数据库系统就显得尤为重要。资源库的建造和治理必须有专门的治理班子。治理人员对资源库按一定规则进行分类治理,进行资料的电子化转换工作,定期地维护和更新,如从网上搜索和下载更新的信息资源,要求各校定期有一定量的教学资源上传。这样才能保证教学资源的新、快、便,也同时提高它的点击率。
2.根据广西特点,在小学音乐教学网络库中体现“民族性”广西素有“歌海”之称,聚居有壮、瑶、苗、侗、毛南、回、京、彝、水、仫佬族等11个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优良的文化传统。这些音乐无论在音乐形象的塑造,音乐体裁形式及各种表现手段方面,都有着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格。响誉世界传奇民间歌仙“刘三姐”就在这里诞生,每年一度的国际民歌节在广西首府南宁举行使南宁这个名字瞬间响彻全国各地,并且发展成为全国旅游城市。广西三江多声部原生态侗歌“蝉歌”世界有名。还有民族传统河灯歌节,京族的歌节“唱哈节”等,这些都得益于少数民族音乐。这些也仅仅是广西众多少数民族音乐的凤毛麟角,在广西较偏远的山区或半山区,至今留存着大量的原始民间音乐,但由于经济落伍,基础教导跟不上,而直接影响到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和发展。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缩短了自然地域所形成的族群之间的距离。贵州的侗族大歌引进课堂,建立侗族大歌人才培训基地,为侗族大歌的的持续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的胜利例子,使笔者认为我们有责任运用各种手段保存、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精髓。因此这一得天独厚的民族音乐资源成为广西建立小学音乐教导资源库的最大特色。
1)精选少数民族音乐纳入小学音乐教导体系更利于民间音乐的传承和保护
近年来外来文化蜂拥而至,而一些港台流行歌曲也借助于现代传播媒介,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覆盖面传播开来。在这股浪潮的冲击下,青年人对民族音乐越来越生疏,加上老艺人的相继去世,民族音乐传承的断代现象比较严峻的。学生一方面受流行的猛烈冲击,一方面又接受不到良好的民族的音乐与熏陶,民族音乐渐渐在民间、社会、学校消失。假如能发挥学校教导的优势,利用其资源进行民族音乐教学,宣传民族音乐,让学生从小接受广西丰富经典的民族、民间音乐。让广西民族音乐在每个孩子的心灵深处扎下根,不仅能让学生得到很好的音乐教导,还可以使这些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得到很好的保护和传承。
2)资源库的建造更利于发展多元文化的融合,符合当代世界教导的发展趋势。
“多元文化教导(multiculturaleducation)”是当今世界教导的重大热点之一。它既是一股强劲的理论思潮,又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实践活动。发展到今天,“多元文化教导”已经形成了五种主要的理论范型(温和同化论、激进同化论、温和多元文化论、激进多元文化论、全球社会多元文化教导论)和两种实践模式(一体化与多元化相结合的模式:西欧模式;文化共存模式:北美、澳洲模式)。[2](p513)加入民族音乐的小学教学资源库更符合多元文化教导中的学校音乐教导,因其开放的、文化相对的价值观念有可能为少数民族音乐的保存、延续、发展提供一种校园形态的场所、方法和思路,并为它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新的生态环境。
三、建造小学音乐教学网络资源库应注重的问题
1.网络教学下小学音乐教学的新规律及新特点
网络信息时代的小学音乐教学模式首先必须明确它不是简朴的计算机多媒体教学,也不是简朴的网络+音乐模式,它在网络信息社会环境下应该是全面、高效、立体化的音乐教学模式。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的教导对象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学生,而是配备了一台电脑的学生”。[3](p)因此要充分发挥网络信息技术、音乐教学资源库的无限的巨大优势,非凡是加强课程与学生现实生活、现代化、现代社会的联系,培养儿童音乐学习实践能力和音乐学习的创新精神。真正达到让学生主动学习音乐、体验音乐、欣赏音乐、创作音乐、实现自己获取知识自我更新甚至创造新知识的理想目标。2.充分考虑艺术教导的非凡性特点,有目的、有选择的进行音乐教学网络资源库的建造
国家课程标准要求小学艺术教导要以“审美”为核心,它的学科教学应该是一种审美感触、审美评价、审美创造的过程,因此小学音乐教学资源必须首先应突出它自身学科的艺术性、审美性特点;不能把所有的能搜集到的教学资源都往里放。而是将适合用计算机网络进行教学的,各种音响、图文资源经过筛选或研究后加工整合形成我们教学需要的资源。这个资源要根据儿童不同年龄不同阶段,多以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图、文、音、像与教师的语言、态度、情感、行为结合去影响学生的音乐学习,让学生有更多的各种类型的音乐实践。如音乐欣赏、器乐演奏、歌唱学习、音乐表演、音乐游戏等。结语
艺术教导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专业；大类培养；通识教育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在高水平和大众化两个方向快速发展，受到“985项目”资助的一批具有研究型大学基本特征的中国高校，正在按照国家的战略部署创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型大学。构建研究型大学本科课程体系，强化通识教育，推进大类培养，已经成为创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当务之急。
一、现状与理念
自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创办以来，本科教育一直存在着实施通识教育还是专业教育的分歧。长期以来，我国的本科教育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大学强调专业教育，成为占主导性的教育理念，这导致学科专业设置过细，专业教育培养模式单一。对大学的专业教育存在的弊端大家早有共识：
1998年教育部公布的本科专业目录，为减少专业数，拓宽专业口径，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作了有力的铺垫。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人才培养应该是多样化、分层次、分类型的。作为研究型大学，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说，它有别于其他教学型大学：为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作为对文理分科、过分强调专业教育的反动，更应强化通识教育，推进大类培养，以纠正专业教育的过度职业化，而造成专业面狭窄，创新意识淡薄，以致对终身学习和教育产生负动力。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是博文、博雅的通才教育，它旨在培育高素质创新人才的精神人格，塑造完美的心灵。正如哈佛大学委员会的定义，通识教育就是“学生在整个教育过程中，首先作为人类的一个成员和一个公民所应接受的那部分教育”。也就是说，通识教育定位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与社会适应能力，培养学生认知问题、探索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与方法，以突破单纯的“专业视域”，形成基本的人文修养、思想视野和精神感悟。经过一到两年的通识教育，学生在对自身兴趣和专业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后，才可以理性选择和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
此外，我们认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不应该成为冰炭不相容的两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通识教育并非大学本科教育的终极目标。通识教育应该与专业教育相结合，这样才能培养高素质的拔尖创新人才。因此，加强通识教育，奠定学生良好的学习基础，同时拓宽专业口径，推进大类培养，使学生能有潜力进行跨学科学习，是培养复合型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的基础。
二、实践与探索
2001年，为适应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实现创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目标，浙江大学全体师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教育大讨论，确立了“以人为本，整合培养、求是创新、追求卓越”的教育新理念和“造就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和未来领导者”的人才培养新目标。在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形势下，造就“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和未来领导者”，就是培养具有远大理想、良好的思想道德，知识、能力、素质俱佳，今后能在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成为领军人物，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从此，浙江大学本科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拉开了序幕。
2002年，学校为实现构建研究型大学本科课程体系的目标，根据学科专业特点，将110个本科专业分成12个大类，即：文科Ⅰ类、文科Ⅱ类、文科Ⅲ类、理科Ⅰ类、理科Ⅱ类、理科Ⅳ类、工科Ⅰ类、工科Ⅱ类、工科Ⅲ类、工科Ⅳ类、艺术类、设计类。设置大类平台课程，试行专业教育前期按大类培养，后期进行宽口径教育的新模式，即部分学科基础课程按打通的大类设置，专业基础课程及专业课程按宽口径原则设置，以进一步加强基础，拓宽专业面向，为学生跨学科交叉学习打下基础。对公共基础课程和部分学科基础课程则进行调整、梳理、整合，进行基础课程分层次、递进式的教学改革。
2006年，学校进一步明确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推进通识教育和大类培养工作：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经验，构建新的本科课程体系，将本科教育课程总体分为通识课程、大类课程和专业课程三大类，课程内容向着相互渗透、交叉、综合的方向发展。通识课程拓展了原有公共基础课，着眼于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特别是为学生了解历史、理解社会和世界提供多种思维方式和广阔的教育，设置了历史与文化、文学与艺术、经济与社会、沟通与领导、科学与研究、技术与设计六大类别，有利于学生形成均衡的知识结构；大类课程着重于建立宽厚的学科知识基础，拓宽知识面，注重文理互补、理工交叉，文、理、工相互结合的教育，为学生今后学业发展奠定基石；专业课程着重培养学生扎实的学科专业知识以及动手能力、创新精神。另外，学校还设置个性化课程学分，推进学生自主性学习、创新性学习和个性化学习，例如预留一定量的学分供学生自主设计并修读相关课程，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主选择某一学科专业的一组课程交叉修读，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潜能与智力。学校专门设计若干双专业，双学位培养方案，如“计算机+某专业”、“生命科学+某专业”或“某专业+管理”、“某专业+经济”、“某专业+教育”、“某专业+法学”等供学生进行跨学科学习，促进两栖型人才的培养。本科课程体系结构的改革，旨在推动课程的整合与优化，推进课程的精品化、国际化与网络化，逐步与国际一流大学接轨。同时，学校试行按学院大类招生，2006年将112个本科专业纳入41个招生入口，2007年纳入35个招生入口，并汇入6个学科专业大类进行培养，它们是：①文科类一法学、教育学、体育教育、体育学类、人文科学试验班、外语语言文学类：②文理类一经济学类、工商管理类、公共管理类；③理科类一理科试验班、生物科学类、应用生物科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医学试验班、医学试验班类、药学类；④理工类一生物系统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⑤工科类一机械类、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化工与制药类、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工科试验班、电子信息技术及仪器、生物医学工程、土木工程、水资源与海洋工程；⑥艺术设计类一艺术设计类、美术学、建筑学、城市规划、数字媒体技术、软件工程。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人文科学试验班、理科试验班、工科实验班、农科类(应用生物科学)、生命科学类的大类招生培养改革。人文科学试验班的招生面向文、史、哲、新闻、社会学等16个专业或专业方向的学生；理科试验班的招生面向数、理、化、地科类、心理学等21个专业或专业方向的学生：工科实验班的学生则可向所有工科专业分流，为推进大类基础课程打通培养起到了示范作用；农科类实行按零批次招生、减免学费的政策；
生命科学类的招生则包括了生物科学与技术类专业以及基础医学与预防医学等专业。此外，英语双专业培养也是大类招生培养中的一个亮点，学生在修读英语课程的同时，根据学生爱好或就业打算，可选择加修工科类基础课程或理科类基础课程，为四年里能顺利取得两个专业学位打好基础。
实行按大类培养，为学生跨学科修读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对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的改革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各学科专业大类应修读的课程类别和学分要求见表)
为进一步推进学分制改革，在制定培养方案时，在同一学科专业大类里，其前期设置的必修课程要求相同，学生可根据本大类里各专业的办学资源进行自由选择或确认专业，同时也允许学生跨大类进行选择或转专业。此外，为加强学生对学科专业的认识，学校在通识课程体系中设置了学科导论课程，每个学科导论有3次以上讲座，要求学生至少选择12次以上的讲座才能获得该课程学分，为学生更多地了解专业和相关学科的前景与发展提供了帮助。
为进一步完善以3M(多规格、多通道、模块化)和“宽、专、交”为特征的KAQ(知识、能力、素质)人才培养模式，学校优化课程体系，加大课程重组和整合的力度：减少必修课程，增加选修课程，对现有公共基础课程层次进行适度的压缩，以夯实基础课程平台，并对相近专业的学科基础课程进行了疏理，作了较大幅度的归并和整合；增设自学型、网络型课程，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创新能力；鼓励教师以科研促进教学，强化研究式、探索式的教学，开设研究型、讨论式课程；强化课内外教学的有机结合，设置第二课堂4学分，鼓励学生参与科研训练和社会实践，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如参与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SRTP)、各类学科竞赛、各项文体活动，，申请专利等。
这一系列改革，受到了广大学生的拥护，学校的知名度也得到提升，2003年以来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分别达到96.35％、96.51％、96.86％、95.04％、97.8％。
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也有深深的思考：
(1)在强化通识教育的过程中，教师是课程建设成败的关键。通识课程的改革与建设，不仅是课程内容的改革，更重要的是教学方法的改革：通识课程的教学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要教导学生如何学习，掌握学习的方式与方法。但由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影响，许多教师过于“热心”于将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毫无保留地“灌输”给学生，使得学生被动接受知识，思考能力、创新意识减弱。所以，加快教师教学观念更新，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2)大类课程沿袭了传统的课程体系分类，它有别于通识课程，又非专业课程，是公共基础课程或学科基础课程。在推进学分制，按大类招生、按大类培养的过程中，课程的学分绩点、课程的免修与替换关系到每位学生的切身利益，必须精心设计。因此，进一步完善学分制，合理设置课程的教学要求与层次、递进关系是关键。
艺术教导论文范文第4篇
致力于文化创意产业研究，被誉为“中国创意之父”。曾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第一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等职。现为上海市创意产业协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名誉院长。获省部级优秀成果奖11项。1992年受聘为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2007年获全国创意产业杰出贡献奖，2011年因撰写《创意改变中国》获全球文化产业学术专著“思想驱动奖”，2012年获“创意产业终身成就奖”，2013年获“辉煌中国·十大时代经济精英人物”奖。编译《创意产业——城市发展的新引擎》《创意产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策动力》《创意产业导论》《转型中的中国经济》《计量经济学》等20余本，在国内外报刊、研究报告等近300篇。
厉无畏先生是我的恩师，我本来是文学所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经花建老师的推荐，先生将我调至了部门经济研究所，现在从事着自己钟爱的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幸运的是后来我成了先生的学生和研究助理，能够得到先生的学术指点和生活鼓励。先生不仅是我的良师，还是我的益友。先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是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泰斗。早在文学所学习时就知道先生喜欢诗词创作，那是因为夏莲同志曾写了一篇关于先生以前写的诗词赏析，题为“寒窗诗话也情浓——一个经济学家的诗歌人生”，发表在《中华儿女》杂志和院刊上。我出自文学所，非常欣赏先生的诗作，如今又有幸成为厉老师的学生和研究助理，因此比较关注先生的新作。但是我的文学底蕴非常浅薄，深怕自己辜负了先生诗作中的美意。
先生喜欢诗词创作。诗歌，是文学殿堂那朵最绚丽的奇葩。无怪乎先生是我国的“创意产业之父”，因为先生既是经济学家，在计量经济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又有非凡的创意水平和深厚的艺术修养。经济学，特别是计量经济学是颇有科学色彩的学科；而文学，却是相当浪漫柔美，充满创造性的学科。18世纪法国文学家福楼拜曾说：“艺术越来越科学化，科学越来越艺术化，两者在山麓分手，有朝一日，必将在山顶重逢。”当经济学和文学重逢，便演绎出了现代文化产业的繁荣故事。文理结合是先生诗词创作风格的特点之一，看到一位记者采访先生的报道，问先生研究创意产业和写诗有何关系？先生的回答很简单，他说：“也许两者并无直接关系，但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你可以从中去理解。”
回想自己近十几年一路走来，从一名电视台的编导到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生，从一名杂志编辑再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者，从实践的工作状态走上了严谨的治学之路，总觉得自己距离快乐越来越遥远。其实不然。先生常用孔子的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开导我要快乐工作、享受生活。每当自己为鸡毛蒜皮的事情而发愁的时候，就会想起先生的教导，然后渐渐暖意弥胸，一笑了之。
诗词创作的意境来源于生活，先生创作的最大源泉就是生活。先生说自己早年生活非常困苦，在艰辛的间隙就以诗词创作来丰富业余时光。现在的我，无法去触摸到先生这段充满辛酸而尘封已久的记忆，但依旧能感觉到先生早期的诗作中充满着以苦为乐的奋进精神。中年之后，先生成就彰显，诗作中充满着对岁月的感怀，有一种由衷的平和与快乐。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是先生工作过的快乐驿站之一，任所长长达十一年，当时先生还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副主任。因为先生的宽容治所，部门所成了一个快乐研究所。再后来先生调至北京工作，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到全国各地开会、布道、讲学，应邀即兴题诗词也不少，读来颇感先生功底的深厚和才思的敏捷，诗作中更是盛放着创意和饱满的快乐。
先生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获美国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任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父亲是先生的启蒙老师，他从小耳染目濡了知识的存在形式，后来先生更是注重知识的价值，并一直坚持不懈追求真理。父亲是统计学方面的专家，先生子承父业、精通数学，先生一直是计量经济学方面的专家。起初，他在计量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领域卓有建树，从1992年开始，他关注和研究文化创意产业。在我进社科院部门所的时候，虽然那时先生还是我们的所长，身兼数职，行政事务繁多，但是他发表的论文常被人大复印资料或新华文摘转载，他的年终科研成果在所里排名始终名列前茅。
如今先生身居高位，但他仍孜孜不倦，追求真理。到北京之后，仍笔耕不辍，每年还坚持发表十几篇论文及文章。如果以他的科研成果放在我们所里排名，依旧名列前茅。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弄清楚他是怎样安排好时间的，因为他的日常工作可以说是日理万机。在这样繁忙的工作中居然坚持科研，况且还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真是难能可贵。
人生最大的艺术就是爱的艺术。先生的外公蒋作宾，对先生的影响非常大。蒋先生是著名的辛亥革命元老，是同盟会第一批会员，辛亥革命后出任陆军次长，后任国民政府驻德、驻日大使。蒋先生是具有雄才大略、大义凛然的革命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先生出生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外公就去世了。蒋先生留给先生最大的精神遗产就是要不畏艰辛、热爱祖国。
为了完成外公的遗愿，先生加入了革命委员会。记得先生曾说过，自己早年加入民革，那时坐火车去贵州参加一个项目的调研后让他写成报告。一位已故的民革中央领导非常赏识先生的文笔和洞察力，后来就提拔先生，如今先生成了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先生对党派工作倾注了极大的心力，他提出：党派工作也要拆除围墙，从封闭型、半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要跨出统战系统，扩大与社会各界，与政府部门的联系，并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调查活动。
先生用他的智慧以参政议政的独特方式去热爱祖国。参政议政20余年，先生在全国政协或全国人大上的议案、提案涉及防范金融风险、加速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我国石油储备制度建议、宏观经济、经济体制问题、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建议等方方面面。先生的建议和对策深入浅出、观点新颖、特别管用。
先生一直在探索参政议政的新形式，他曾应邀先后9次率上海民革系统的专家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四川、内蒙古等地讲学、咨询。所到之处，大家都说先生的报告“深入浅出，特别管用”。这也正是先生追寻的提高派参政议政实效的目标：针对性、宏观性、可操作性。
先生的生活非常简朴，记得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是以一名杂志记者的身份随机到他办公室采访他。他非常随和，那时他正担任上海市人大副主任，可是他却穿着一双黑色的布鞋，他的茶杯居然是用旧的玻璃罐子。当时我在想，哦，用玻璃罐子做茶杯可能是经济学家对循环经济这个理念的身体力行。那为何穿布鞋呢？我非常惊讶和纳闷。到后来才明白，先生的日常生活以简单和舒适为基准。布鞋虽然不好看，但是穿着很舒服。记得后来随先生外出调研，他上车的时候，都喜欢穿布鞋，他的办公室里也经常放着一双黑色的布鞋。
先生挚爱文化创意产业，并在此领域硕果累累。我曾请教过先生，问他为何会如此执著于文化创意产业，他说自己寻寻觅觅了许久，发现研究文化创意产业最快乐、最有趣。
文化成了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枝独秀，因为文化可以兴盛一方。先生在此领域乐此不疲，他觉得研究此领域之所以有快乐的感觉，还在于文化可以成为一股赶超的力量。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三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衡，进而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先生的爱好非常广，年轻的时候喜欢溜冰、兵乓球等运动性项目，唱歌也不错，所里搞活动常和大家一起快快乐乐唱歌。他还常说，打牌可以益智，偶尔清闲的时候，就会约上几个旧友或者学生打得津津有味。当然，写诗是他最大的爱好，有时他还喜欢创意性的“搞笑诗”，充满情趣。
先生非常儒雅，我很喜欢先生走进我办公室的那种感觉，踏实又欢快，总是笑呵呵的。后来老是怀念这种感觉。到如今他难得来社科院，我还是非常喜欢他走进我办公室的那种感觉。虽然先生现不在我的身边工作，但是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先生在鼓励我的样子，然后就重振旗鼓，继续努力。
先生不单是一位对弟子充满鼓励与宽容的好导师，还是一位非常尊重女性的名绅。先生具有浪漫情怀，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浪漫史。他的夫人是皮肤白皙、气质优雅的艺术家——郑秀珠老师，郑老师年轻时是颇有名气的专业舞蹈演员。最难能可贵的是，先生是在他人生最艰难的时候邂逅郑老师，先生渊博的学识和正直的个性深深地吸引着郑老师。新婚时，尽管手头拮据，但先生仍然精心把新房刷成粉红色，用中国民间工艺——大红剪纸作为点缀，令郑老师十分愉悦。后来多次搬家，郑老师总是将卧室刷成粉红色，这样的执着，让人体味到了情深的内涵。婚后四十多年，郑老师一直默默支持着先生，为先生擦汗、为先生鼓掌……如今已是儿孙满堂、非常幸福的一个大家庭。
俗话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个好女人，而在我看来，这句话应该这样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令他心仪的女人。因为家的温暖，更让先生在事业上如虎添翼，诗情随之流露。
最喜欢见先生开怀大笑的样子，他笑得极灿烂。他经常会开玩笑说，咳，自己也将进入70后，和我变成同代人啦。先生的心态和他的年龄一点也不相称。他的心态很年轻，因为他会说些连我们也没听说过的网络新名词，还知道当季流行哪种颜色。
近几年来，先生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见到我国文化创意产业之花遍地开放。因为他一直为之努力的研究终于被现实和实际工作接纳了。先生丰硕的研究成果对于我国文化创意产业主管部门的政策制定、文化创意产业领域学者的深入研究、文化企业从业者的经营运作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为此，各地在纷纷邀请他发表演讲。
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境界。记得《第一财经》曾报道过先生的快乐是源于宽容和创造力。文化创意产业最难得的环境就是一种宽容的文化氛围，只有宽容的环境才能吸引创意阶层聚集，文化方可多样化，这是文化创意产业繁荣的关键元素，也是当下中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最紧缺的一个环节。而先生具有这种品质，进而努力将宽容作为一种环境去经营。这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和推崇的。
艺术教导论文范文第5篇
因为我和岳川先生谈的是文化身份，必然谈及文化自觉、21世纪、北京大学等等，其中我提到自己与季羡林先生的交往。孰不知，岳川先生说他曾给季先生做过8年的学术助手！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的共鸣、共识就更多了，话题也越说越热烈，一时间把当时在场的北京大学的博士们和青年学生都感染了。当时他们就评价这是一场精彩的学术对话。
那时，我就觉得我应该写写我对季羡林先生的认识。因为他曾经在一篇重要的文章中提到我的名字。我与他晚年最重要的学术思想发生了关联，如果不写点什么，实在是有愧于先生，虽然这已是20多年前的事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正在文化部主办的《中国文化报》任理论部主任。因为是一张文化报纸，又做着理论评论工作，我当时是大力提倡并努力践行用文化的眼光来审视社会、经济、艺术、文学等等一切社会问题。记得还主张和开设过“从文化看”这样的栏目，也曾经用文化角度与著名科学家、经济学家、艺术家、文学家谈他们各自领域深度话题。平日里读书买书，也是见了“文化”字样就有占有和阅读的欲望。大概是1993年初，季羡林先生在新出版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天人合一”新解》。这篇文章将中国文化的价值导向和精神高度引向“天人合一”，提出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发展方向和模式，并且大胆预言：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天下，中西方文化在21世纪将出现此消彼涨的局面，并且是规律性地引发东方文化崛起，因为文化发展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式。这篇文章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经历了一波“文化热”后的文化界、文艺界均引起轩然大波。他那仿佛是非学术性的话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更是引发激辩。我记得当时国内一家著名报纸就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做标题报道季羡林先生的观点和引起的争议。
那时候季先生的散文写作还没有到随后的井喷之时，文名并不见大传，学界以外知者不多。但是他是北京大学著名文化学者，是东方文化学、印度学、中印文化交流史方面的著名学者，已经享誉后正在复苏的学术界。在上世纪八十年中后期的传统文化热（包括文学界的寻根热）中，随着北京大学文化书院的创办和传统文化讲座的开办及巨大影响，季先生在其中是活跃和中坚性的学术名人。记得大概是1993年年中某时，《中国文化报》围绕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话题，由我们理论部承办，召开了几次学界名人的座谈会。我们邀请了张岱年、季羡林、任继愈、王朝闻、刘开渠等学术界、文艺界的老专家。那时，他们都是些耄耋老人了。所以，我们都是一个一个地去接去送他们。我就是负责接送张岱年先生和季羡林先生的。两位老人和蔼可亲，朴实朴素。记得曾经在与季先生聊天时谈了我对他的《“天人合一”新解》的读感，也将我听到的反响和议论转述给了他。其时，我并不太在意，只是因为他如此支持报社工作甚为感念，同时作为编辑也想通过交流拉近与作者的感情与距离。所以，此前是研读了季先生的作品和新近著述的。不料想，这也促成了他的新作问世。1993年9月19日，季羡林又写了一篇长达数万字的长文《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全面丰富了自己的前述思想。这“两论”成为季老文化思想的代表性作品，以后被收入几十种文集之中。在这篇“再思考”中，季老提到了我的名字。他开篇时写到：“今年春天，我在新创刊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天人合一’新解》（以下简称《新解》），阐述了我最近对东西文化关系的一些新的想法，大概仍然属于野狐禅之类。不意竟引起了很大反响（柴剑虹、向云驹等先生相告）。同时，我自己也进一步读了一些书。我并无意专门搜集这一方面的资料，资料好像是自己跃入我的眼中。一经看到，眼明心亮。我自己也有点吃惊：资料原来竟这样多呀！这些资料逼迫我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柴剑虹是当时的中华书局编辑。我们俩的反馈被季老特别提及，看来是相当重视和认真记取了。
但是，季先生的观点在当时那个世纪之末，国家、国人普遍关心中国经济发展，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际，文化问题的重要性和趋势性并没有占有它应有的社会位置，季先生如此预测中国或东方文化的世纪之变，确是空谷足音。他的文化预言不同于过去有过的“夜郎自大”式的传统的守旧的自恋的“自我夸张”，他是站在他那个时代的最前沿，采取了当时最新鲜的多样而丰富的材料来说明、论证、支撑自己的观点，并且以远大的眼光和宏大的视野预见和预言未来。他指出：“从人类的全部历史来看，我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绝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21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由于这一表述使用了中国民间的一个俗语，仿佛将一个严肃的科学的严谨的话题变成了“戏说”，于是至今仍为人议论。季老对此心知肚明：“我引的这两句话，最受人诟病，然而我至今仍然认为，这是真理，是诟病不掉的。”可见，他是相当自信的。
季老是学术中人。照我的看法，他是一个有相当文化自觉的学术大家，他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并且一向擅长考据之学。他所作出的学术结论，是有学术境界、学术思想、学术方法的。许多人误认季老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非学术、民间语、宿命论，其实谬也。
我们不妨看看季老的学术背景和他的学术习惯。
出言谨慎是他的重要学术教训。在留法十年中，为博士论文“导论”事，让季先生终身铭记。我不妨照抄他的一段自述：
我现在讲一讲“导论”（Einleitung）的问题。论文主体完成以后，我想利用导论来向教授显示一下自己的才华。我穷数月之力，翻阅了大量的专著和杂志，搜集有关混合梵文的资料以及佛典由俗语逐渐梵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说法。大学图书馆就在印度研究所对面，借书非常方便，兼之德国人素以细致、彻底、效率高闻名世界，即使借一本平常几乎没有人借阅的古旧的杂志都不用等很长时间，唾手可得。这也给我提供了写作的便利。结果写成一篇洋洋万言的“导论”，面面俱到，巨细不遗，把应该或者不太应该、只有点沾亲带故的问题，都一一加以论列。写完以后，自我感觉非常良好，沾沾自喜，把全部论文请Irmgard Meyer小姐用打字机打好，等到Waldschmidt休假时，亲自呈送给他，满以为他会大大地把自己褒奖一番的。然而，事与愿违。过了几天，他把我叫了去，并没有生气，只是面带笑容地把论文稿子交给了我。对其余部分他大概还是非常满意的，只是我的心肝宝贝，那一篇“导论”却一字未动，只在文前面画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画了一个后括号，意思很明显，就是统统删掉。这完全出乎我期望，几乎一棍子把我打晕。他慢慢地对我解释说：“你讨论这个问题，面面俱到。其实哪一面也不够充实、坚牢。人家如果想攻击你，什么地方都能下手，你是防不胜防！”他用了“攻击”这个字眼，我至今忆念不忘。我猛然省悟，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这一“棒喝”，把“导论”一概不要，又重新写了一篇相当短而扎实得多的“导论”，就是现在出版的这一篇。在留德十年中，我当然从这位大师那里学习了不少的本领、不少的招数，但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一篇“导论”，我终生难忘。以后，我教我的学生时也经常向他们讲这个故事。写学术论文，千万不要多说废话，最好能够做到每一句话都有根据。我最佩服的中外两个大学者Heinrich Lüders和陈寅恪就是半句废话也不说的典范。（《治学生涯・博士论文》）①
他后来一在篇回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治学经验的文章中，再一次表述了自己当时的震惊：“这是我一生第一次写规模比较大的学术论文，也是我第一次受到剧烈的打击。然而我感激这一次打击，它使我终生头脑能够比较清醒。”②
有过如此这般学术经历和学术训练，我们可以确信季先生的学问是有原则和底线的。
国学大师传承的学统对他有深刻影响。2007年，季先生出版了他的新作集《病榻杂记》，其中“廓清”文字中提出了三辞：一辞“国学大师”，二辞“学界（术）泰斗”，三辞“国宝”。一时间，又是举世瞩目。他谦称自己不配这些社会封来的种种头衔、桂冠：“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季先生是极清醒、极有自知之明的人。他要辞掉的“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国宝”都与他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术、文化界日益活跃，并“放言”河东河西而声名日隆有关。虽然他本人坚辞这些“桂冠”，但是并不是说他于国学一无用心，或无足轻重。他的国学情节和学术成就我们可以看这些材料：
1. 胡适与陈寅恪的评价与影响。季先生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德十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99年5月，季先生访台后写了一篇文章《站在胡适之先生的墓前》，文中他表示：“我在学业术研究方面的机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六位对我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胡适是其中之一。“二战”后，季从德国回国，就是因为在德国给陈寅恪写有一信并寄出自己若干论文，得陈赏识推荐。陈表示可以推荐季到北京大学工作，并表示要向胡适（校长）、傅斯年（校长）、汤用彤（文学院长）一一写信。陈在国内学术界一言九鼎，他的赏识与推荐是很有分量的。果然，季顺利回国并就职于北京大学，并且获得副教授职称，一周后任教授，并组建与出任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此后便与胡适接触日多。胡适对季的信任和使用令季感念不忘。此间，季羡林写了两篇重要的文章，一篇《浮屠与佛》，一篇《列子与佛典》。前篇被陈寅恪赞赏并推荐给当时最有学术影响和权威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后篇他给胡适看过，胡看后第二天便致信于季，说：“《生经》一证，确凿之至！”这一评价让季终生不忘。几十年后，季到台湾，李亦园先生告季，适之先生晚年经常同年轻的研究人员坐在一起聊天。有一次，胡先生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季先生对此写道：“我乍听之下，百感交集。适之先生这样说一定同上面两篇文章有关，也可能同我们分手后十几年中我写的一些文章有关。这说明，适之先生一直到晚年还关注我的学术研究。”③胡适逝世二十多年后，虽然在中胡适是被批刺的最大的学界对象，但季先生也是第一个公开写文章重评胡适的学人之一。后来他还承担了超过两千万字的《胡适全集》的主编工作，并为其作了一篇长达一万七千字的序，取其副题为“还胡适以本来面目”。胡适先生做学问有一句最著名的缄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本人也是一个学贯东西的学者。这些是不是对季羡林的“河东河西”说有潜在而巨大的影响呢？1989年，季老在40年后，继《涂屠与佛》之后，续写文章《再谈“涂屠”与“佛”》，认为自己解决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心中极喜”。他说：“原来看似极大胆的假设竟然得到了证实，心中颇沾沾自喜，对自己的研究更增强了信心。觉得自己的假设确够‘大胆’，而‘求证’则极为小心。”
对季羡林做学问最有影响或最有直接影响的是陈寅恪。除了前述陈对季的发现、培养、赏识、推荐外，早在清华大学期间，学习西洋文学的季羡林还旁听了陈开设的“佛经翻译文学”课，随其学习《六祖坛经》和佛学，从此与佛学佛典、佛经翻译、中印文化研究结下不解之缘。正是陈寅恪的赏识和推荐，才有了季的留德而归，才有了他的北大60多年的学术与教学生涯，才有了他的教授、系主任等种种职衔，才有了他的佛学影响和学术精进。季说：“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的道路。”（《回忆陈寅恪先生》，1995年）我认为，陈寅恪先生取人是绝对唯学术的，季先生留洋十年，既精德、英语文，又通印度文献，熟研吐火罗文、梵语等绝学，对佛学不隔，于汉学有母语优势，还师从过国内外诸多名家大师。这不是人才是什么？看看季先生晚年80多万字的《糖史》就知寅恪先生的眼力有多精准。所以，季先生的“河东河西”说 是学人之语，不可能没有深意存焉！
2.季先生论学范围和学术领域。提出“河东河西”说时，季先生已入晚年，积累了一辈子的学术成就，在诸多领域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这样的学人怎么会“胡言乱语”呢？我们看看他的治学领域。他自己说：“我的学术研究涉及的范围约有如下几项：①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②吐火罗文；③印度古代文学；④印度佛教史；⑤中国佛教史；⑥中亚佛教史；⑦糖史；⑧中印文化交流史；⑨中外文化交流史；⑩中西文化之差异和共性；{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12}德国及西方文学；{13}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14}散文及杂文创作。”④
他的学问如此广博，而且其中无论西学、中学、印度学都是国际国内著名学者为其师授。比如留德十年中，他的德国老师都是一流的学者，他跟随他们亦步亦趋接受了最严格、严谨的学术训练和培养，并且是这些老师欣赏的优秀的出色的学生。有些老师不惜以耄耋之年向季作倾身授受，把自己的绝学绝术绝招传之于他，使得以继往圣之绝学。无论在世界还是在中国，既长期浸淫西学之中，又对东方印度、中国文化有深刻理解的学人，实属凤毛麟角。所以，一些惊俗骇世之说的提出，是必须有奇人方能出其奇语的。季先生的“河东河西说”盖入此类乎？
3.他还有更广大的学术视域。越至晚年，季先生的学术视野越日益广大，思考与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文化课题和命题。这些思考、研究、问题，如果一一展开，都涉及学术史的颠覆和人类文化走向的改弦更张。“河东河西说”是其中的一个子项而已。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他的个别问题是如何建构在宏大思考之中，是有大问题、大视野作支撑的。他一向自认为拙于理论（义理），长于考据，但晚年却越来越深涉义理之中。我以为这是一个常有思想、勤于思考的学人，日经月累、长年积累后的学术必然。材料所见如此丰富，思考渐至百川汇海之境，大道理、大义理、大理论、大哲学、大学问是必然呼之欲出。
1997年，季羡林说：“我想到的问题很多。这几年在许多文章中和座谈会上，我都讲到过。约略言之，可以有以下诸端，性质不同，但都与东西方文化有某些关联。第一，汉语语法的研究必须改弦更张。第二，《中国通史》必须重写。第三，《中国文学史》必须重写。第四，中国文艺理论必须使用中国国有的术语，采用同西方不同的判断方法，这样才能在国际学坛上发出声音。第五，中国美学研究必须根本“转型”。第六，我认为，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是分析的，而中国或其他东方国家的则是综合的。第七，西方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的‘征服’手段是错误的，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观点是正确的。第八，西方的科学技术，在为世界人民谋福利的同时，产生了众多的弊端甚至灾害。现在如仍不悬崖勒马，则人类生存的前途必受到威胁。第九，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一切还仅仅只能算是荦荦大者。你看，这些重重怪论，累累奇思，怎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我这个半瓶醋岂非过分狂妄不自量力了吗？我决无意哗众取宠。我多年的胡思乱想让我不得不写。不管别人如何骇怪，我则深信不疑。”⑤
季先生在这里列出了九条大项，可以说件件都是大课题、大学问。把这些课题解决好了，也就是重建中国文化、文学、语言、文艺理论、美学、历史、哲学、科学技术的现代体系、现化话语、现代格局、现代价值的面貌，重新解读中国传统。这种重写、重读、重释、重建，不是把原始的传统原封不动地复原、回归、重现，也不是按西方话语体系改造、改变、改写中国传统，而是在了解东方传统、深谙西方文化的基础上的文化“自新”，走的是一条全新的文化路线。
比如，他说：“研究汉语的专家们的那一套分析汉语语法的方式，我总认为是受了研究西方有形态变化的语言的方法的影响。我个人认为，这一条路最终是会走不通的。汉语有时显得有点模糊，但是，妙就妙在模糊上。”（《关于汉语语法开究》）
比如，他说：“按西方语言，‘美学’这个词儿的词源与人的感官（Sense Organ）有关。人的感官一般说有五个，即眼、耳、鼻、舌、身。中国和印度等国都是这样说。可是西方学家却只讲两官，即眼与耳。美术、绘画、雕塑、建筑等属于前者，音乐属于后者。这种说法实际上也可归入常识。可是，中国的美学家忘记了，中国的‘美’同西方不一样。从词源学上讲，《说文》：‘美，羊大也。’羊大了肉好吃，就称之为‘美’。这既不属于眼，也不属于耳，而是属于舌头，加上一点鼻子，鼻子能嗅到香味。我们现在口头上时时都在讲‘美酒’‘美味佳肴’等等，还有‘美食城’这样的饭店。这些在西方都不能用‘美’字来表述。西方的‘美’不包括舌头和鼻子。只要稍稍想一想，就能够明白。中国学者讲美学，而不讲中国的‘美’，岂非咄咄怪事！我说，这是让西方学者带进了误区……美学必须彻底转型，决不能小打小闹，修修补补，而必须大破大立，另起炉灶。”（《美学研究的根本转型》）
比如，他说：“我们传统的文艺理论，特别是所使用的‘话语’，其基础是我在上面提到的综合的思维模式，与植根于分析的思维模式的西方文艺理论不同。我们面对艺术作品，包括绘画、书法、诗文等等，不像西方文艺理论家那样，把作品拿过来肌掰理分，割成小块块，然后用分析的‘话语’把自己的意见表述出来。有的竟形成极端复杂的理论体系，看上去令人目炫神摇。……我们中国的文艺批评家或一般读者，读一部文学作品或一篇诗文，先反复玩味，含英咀华，把作品的真精神灿然映照于我们心中，最后用鲜明、生动而又凝练的语言表达出来。……中国的文艺理论实际上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而又派别繁多，议论蜂起的。……我们中国文艺理论并不是没有‘语’，我们之所以在国际上失语，一部分原因是欧洲中心主义还在作祟，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的腰板挺不直，被外国那一些五花八门的‘理论’弄昏了头脑。……我们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多思考，勤试验，在不薄西方爱东方的思想指导下，才能为世界文艺理论开辟一个新天地。”（《文艺理论在国际上“失语”问题》）
所以说，季羡林提出“河东河西”说，决不是随意轻意而言，相反是有深言深意的。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再来看他这段论述就更加明了了：“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东西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本来是两句老生常谈，是老百姓的话，并不是我的发明创造。我提出来说明东西文化的关系，国内外都有赞成者，国内外也有反对者，甚至激烈反对者。我窃以为这两句话只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古代哲学讲变易，佛家讲无常，连辩证法也讲事物时时都在变化中。大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内心，无不证明这两句话的正确。我不过捡来利用而已。《三国演义》开宗明义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说的也不就是这个浅显的道理吗？”⑥
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放在一起看天下大势，季老是第一人。此中，分合是中国问题、历史问题、时间问题，河东河西是东西问题、中外问题、文化问题、空间问题。我们不能简单说分、合，东、西孰优孰劣，一切都应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和现实的时空来观察与判断。这两句古语、俗语是可以在具体的时空中产生出新颖的历史结论的。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的博士葛剑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用全新的历史观重释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规律与价值，使旧说焕然一新。他在其论文《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中认为，历史上所说的中国不等于今天意义上的中国；以几个一统王朝存在的年代来统计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时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历史上称臣纳贡之类情况十分复杂，此种归属不等于实际上的统一；王朝统治范围之外的政权和地区不等于分裂。历史上的统一或分裂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带来各自的利和弊，往往形成互补和刺激，推动着历史的进程、进步或停滞、退步。比如，在文化上：“统一政权强调文化和思想的统一，推选以儒家学说为主的教育。长期的封建统治和思想灌输使大一统的观念和正统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即使在分裂时期，统治者也无不以正统自居，以恢复统一为号召；非汉族统治者也同样如此。在世界文明大国中，中国是唯一能保持历史的延续、文化的一致和疆域的稳定的国家，这些观念的深入是一个重要因素。但由于产生的消极影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自由，到近代更成沉重的包袱，也是必须正视的。而在分裂时期，统治者往往无暇旁顾，放松对思想文化的控制；为了增强国力，无不寻求新的学说，任用新人。旧的权威衰弱了，新的权威尚未树立。群雄割据的局面使知识分子可以挑选主子或寻求庇护所，所以有可能出现思想活跃、学术繁荣、人才涌现的局面。”⑦葛剑雄为此下的结论与季羡林对“河东河西”下的结论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指出：“历代的统一政权，尤其是清朝的统一，无疑对现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分裂时期的政权或分治、自治的政权也曾发挥过各自的作用。对统一分裂这一极其复杂的历史现象不能采取简单的、图解式的划分，而应该对它们产生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过程来加以考察，但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或西方的标准来作出评价，不能离开当时的具体事实，尤其不应该脱离中国长期存在的小农经济、宗法社会和中央集权的特点。”⑧葛文对分合的辨析，澄清了中国人的通俗历史观中的误会、误解、误识，对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历史及分合，以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发展观大有裨益。
季羡林解决的是另一个重要的民间思想观，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问题。
他是先从“天人合一”谈起的，因为这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他梳理了“天人合一”命题的来源和含义，介绍了其中的释义分歧，介绍了孔子、子思、孟子、老子、董仲舒、张载以及冯友兰、侯外庐、杨荣国等古今哲学家的种种观点。又集中笔墨介绍和推崇了去逝不久的钱穆（宾四）先生的“天人合一”观。季先生特别赞同钱穆对中国思想的评价。他引用了钱的文章《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这是钱生前最后一篇文章，写于1990年5月，先刊于台湾报刊，又在大陆刊于1991年第4期《中国文化》），强调文中的如下观点：①中国思想有与西方态度极相异处；②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③钱表示他是最近始澈悟此一观念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惜已年老体衰，无力对此大体悟再作阐发，惟待后来者之继起努力；④近百年来，世界人类文化所宗，全在欧洲，最近五十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不能再为世界人类文化向往之宗主。世界文化从此何所向往？今天值得重视此问题；⑤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千年不绝，又因中国文化从不违天、不违自然，故此下世界文化之归结，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
季先生于钱穆文章心有戚戚焉，故接过来继续言说。他首先指出：“我认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我们人类。天人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其次，他认为自从人类有历史以来，共形成了四个文化体系：一、中国文化；二、印度文化；三、从古代希伯莱起经过古代埃及、巴比伦以至伊斯兰阿拉伯文化的闪族文化；四、肇始于古代希腊、罗马的西方文化。这四个文化体系又可以划分为两大文化体系：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前三者属于东方文化，第四个属于西方文化。
第三，两大文化体系的关系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
第四，“天人合一”这个命题正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迥乎不同的。西方的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东方的主导思想是主张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
第五，东方文化曾在人类历史上占过上风，起过主导作用。曾经“三十年河东”，后来西方文化取而代之，最近一百年来是“世界人类文化所宗”，此乃“三十年河西”之谓也。但是，最近50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东方文化应该“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新一轮的“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这是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能达到的目标，是历史的螺旋式上升或“轮回”。（《“天人合一”新解》）
在《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文中，季先生就前文作了大量新材料、新观点的补充、丰富、完善。
他补充了张载关于“天人合一”的论述材料，并证明“天人合一”这种思想，在中国哲学史，是深入人心的。同时补充了日本、朝鲜（韩国）思想史中的“天人合一”资料，以补充前述中国和印度的材料，构成了更广大的东方的“天人合一”思想。
他辨析了西方科学主义的弊端。他不赞同那种认为只有发展科学、技术、经济，才有可能最后解决环境问题的观点。他认为只顾“发展”，空喊“科学”，以为有朝一日科学会自己找出办法的“那一套科学主义”是绝对靠不住的。“科学绝非万能。”
他坚持认为东西方文化是不同的两种模式，两者不可能无差别的、平分秋色地融合。无论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东西方文化的差别都是显而易见的，是表现在众多的地方的。东西方文化的起起落落，是此消彼长的，而不是对等的融合，是两个文化发展阶段，前后衔接的融合，是“东风压倒西风”式的。因为一是以分析思维为基础，一是以综合思维为基础，这两种思维方式是不可能对等融合的。其中，中国文化有过印度佛教思想传入中国、明清之际西方思想传入中国、三次“输液”，这使得中国文化得以葆其青春；类似的“输液”在西方文化是不明显的，工业革命以后的繁荣阶段，更是根本没有的。“这是东西方文化最显著的区别之一。”“黑格尔用正―反―合这个公式说明事物发展规律。我觉得，在东西方文化的关系上应该是正―反―正。”
季羡林先生提出“河西河东”说，最早出现在他1989年的文章《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1990年发表的《21世纪：东西方文化的转折点》再次强调申论他的“河西河东”说。这是此一思想的早期表述，其来源是在一个宏大的视野里和一个世纪转折的时代里发现了问题，提出了新的学术思想观点。可以说这是一个应运而生的命题。当他为此论述论证中国思想崛起起于其最伟大的思想和最有高度的哲学“天人合一”时，后者又必然引申、推导出“河西河东”的结论。两解“天人合一”后，季先生又陆续发表了众多的文章讨论中西文化和“河西河东”说。《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西方不亮东方亮》《东学西渐与“东化”》《东西文化的互动关系》《拿来和送去》《“拿来主义”和“送去主义”》《我们要奉行“送去主义”》等。不仅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河西河东”学说，而且以“送去主义”为话题，讨论了实现此一学说和文化发展进程的方式方法。
文化的影响力就像老子所说“上善若水”，是水一样地向四处、低处弥漫、传播。文化交流、文化影响，取决于文化达到的高度。没有高度就没有文化传播。季羡林提出的“河东河西”说，核心理念取自于“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精神和境界，取决于这一核心价值观在当今时代的普世价值和理想高度。大概是因为钱穆先生倡导，在几乎与季先生在文化上呼应“天人合一”，哲学界一些著名学者也对“天人合一”作了新的哲学诠释，肯定了“天人合一”的哲学高度和中国思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哲学界的主流话语是讨论主体性问题。著名学者张世英这个时期从自己专长的西方哲学进入到中国哲学，并且从主体性问题中梳理出中西方主客二分和主客不分的流变，对“天人合一”作出了新的哲学解读。1995年，张世英出版了他的哲学研究转折性成果《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在书中他集中思考与论述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哲学向何处去？一是哲学何为？他指出：“大体说来，中国传统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哲学，西方传统哲学是主客二分的哲学。中西哲学史各有其发展线索，中国哲学史是长期以天人合一为主导原则到转向主客二分式的发展史，明清之际是转折点；西方哲学史是从古希腊早期的主客不分思想到长期以主客二分为主导原则又到现当代反对主客二分的发展史，也可粗略地说是‘天人合一’到主客二分又到‘天人合一’的发展史。”（《天人之际》序）张先生这段话，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下：中国哲学从“天人合一”到主客二分再到天人合一，西方哲学也是从天人合一到主客二分再到天人合一。其中，中国天人合一历史悠久，思想深刻，传统深厚；西方则在主客二分上占有更大优势。二者可以互补互鉴，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天人合一，中国经验可发挥更多优势，而中国要实现更有高度的天人合一，又必须充分地完成主客二分的发展。这既揭示了“河西河东”规律，又指出了东西轮回中有螺旋上升的时代性的历史事实。季先生虽然反复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个性，但他也认同中国历史上吸收外来文化消而化之的史实及其积极意义。他的文化个性观点并不是僵化的、“民族主义”的。
张世英先生由天人合一，引出“西化”“东化”，在某种意义上，与季羡林先生的文化观虽不乏大异其趣之处，但他们共同倡导的都是一种高境界的“天人合一”。张世英说：“中国的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给中国人带来了人与物、人与自然交融和谐的高远境界。……中国当前要发展自然科学，需要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但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固有的形而上的普遍性（统一性、同一性）和确定性很容易同中国儒家传统固有的封建‘天理’的整体性和不变性勾结在一起，从而制造一种新型的加倍压制个体性和差异性的哲学。我不赞成西方后现代主义完全否定主体性、普遍性和确定性的思想，但针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封建‘天理’的顽固性，后现代主义未尝不可以对我们起一点冲击和振聋发聩的作用。另一方面，西方传统哲学过分强调思与诗、概念与隐喻的划界，把诗排斥在哲学之外，而西方现当代哲学的一些重要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则力图取消这种对立。如果说我们对主客二分和主体性的召唤叫做‘西化’，那么西方现当代哲学主张人物交融，提倡诗化哲学，就可以叫做‘东化’。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与西方现当代哲学的这种思潮结成联盟呢？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也许是一种既有西方近代的主客二分和主体性的进取精神，又有天人合一、人物交融的诗意境界的哲学，是个体性、差异性和流变性从传统的整体性和凝滞性中获得解放的哲学。”⑨显然，这里的“天人合一”，即来自于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理念。
无论是季羡林还是张世英，乃至钱穆等等追摹“天人合一”时，都是指的一种现代意义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有原始的“天人合一”，也有充分发展的“天人合一”。很多人误解中国传统哲学，误解“天人合一”，误解季羡林的文化观，都是缘由于此。
“天人合一”作为一种普适和普世的价值，既在于它曾经在中国历史上由来有自，普遍地历时地存活于中国历史的全过程，是历朝历代思想传统中主流的、核心的、可持续的、再传承的价值观，也在于它不仅“普史”，而且“普世”――普天下，即可为人类各异地异族异国带来福祉、福音，具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类共性，是全人类的共同的思想、精神和理想。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了“天人合一”，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真正的意义而不至于被这句民间俚语、俗语、戏说给忽悠了，相反要惊诧于民间语言中的大智慧和大俗中的大雅。也许，这正是季羡林先生为什么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风险，“野狐谈禅”地机趣无限地对一个庄严、硕大、神秘的话题作如此一番“骇人”言说的原因。
注释：
①季羡林著，胡光刑、姜永红编:《学问之道》，沈阳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2页。
③季羡林:《在胡适之先生的墓前》，《季羡林的五堂国学课》，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第224页。
④⑤季羡林：《学问之道》，沈阳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页。
⑥季羡林1996年3月为《东方文化集成》作的总序，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⑦⑧葛剑雄：《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见《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23页、第221页、第222页。
⑨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艺术教导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自主和互动学习 英美文学课程 教学改革 网络媒体
我国学术界对高校英语专业本科高年级阶段英美文学课程教学的研究在近十年来已成显著之势。①众多学者对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提出了众多颇有代表性和创建性的建议和学术见解②，并对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所有这些可以从每年发表和出版的大批量增长的英美文学教学研究论文（著）和具有时代性的英美文学课程的教科书中一窥究竟。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各高校的英语专业高年级阶段的英美文学课程正日益面临边缘化的趋势。在当今网络化、信息化、商业化、效率化已蔚然成风的后现代社会，高校英美文学课程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值得高等院校的外语学院/系管理层和英语教育工作者们深思。笔者认为，我们更应该从目前高等教育消费群体的特点来考量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本文拟用网络自主和互动学习模式作为切入点来探究高校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
1. 高校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现状
最近十多年来，我国高校的英语专业办学规模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受“做大、做全、做优、做强”、“和国际接轨”等办学思想的影响，多数高校进行了重组和兼并，并连年扩招；受市场经济工作需求的影响，外语类专业一向炙手可热、生源充足。结果，一些原来只有大学外语基础部的高校相继开设了独立的外语院系，一些原先的专科类和中专类院校也因此而取得外语类本科的办学资格。在一些历史悠久的学科综合类高校和外语类高校中，英美文学课程已有相当长的历史，目前这类高校已积累大量的教学经验，具备了自己的教学特色。但是，在那部分英语办学历史较短的高校中，英语专业教学按照国家教育部制定的英语专业教学大纲要求，可能照搬老牌高校的办学模式。但由于生源素质不同于老牌高校，在高年级阶段，尤其在作为英语专业核心课的英美文学课程中，令人棘手的问题便显露出来。
目前，各高校的英美文学课程教学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1）课时少。多数高校将英美文学课程分为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两门课来开设，有的院校还将英美文学史单列出来讲授，授课时间跨度各为一学期左右。受商业化和工作需求的影响，英语专业高年级阶段增设了大量的与市场营销、贸易、商务、公共关系、文秘、管理等有关的多门选修课程，英美文学课程周课时的安排因此大大减少，每周只有2―3课时，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的总学时分别为50课时左右。2）课程内容庞杂，既包括英美文学史又要涉及作品的选读。学生既要粗线条地掌握文学史的主要时期及代表作家和特色，还要比较详细地了解某些具体时期的文学倾向和派别。就文学体裁而言，英美文学课程囊括了诗歌、散文、小说，甚至文学理论等等。3)授课模式单一。许多院校采取“文学史+作品选读”的教学模式，使得本应生动活泼的英美文学课堂变得机械而又死板。而“在教学方法上，超过60%的教师仍然沿用较为传统的教学模式，即注重教师的讲解，对学生参与的要求不高。在讲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时，先从时代背景、作家生平讲起，接着是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特点。这种四段论的程序化教学方法极易使课堂气氛变得较为沉闷，学生也只是被动地听。”［1］教师是课堂唯一的“权威”与“中心”，这种“满堂灌”的教学方式极大地挫损了学生对英美文学的热情。4）教材体系陈旧，不能激发学生对英美文学的兴趣。多数英美文学课程的教材按从古至今的时间顺序编排，先讲文学史，再介绍所选作家生平和代表作家创作特色，然后再附加一篇节选的作品，文后附加一些生词释义和个别句子的注解，最后再列几个思考题。这样一来，似乎就面面俱到、一应俱全了。其实，这些教材根本没有仔细考虑当今学生的语言和文学接受能力。结果，学生很快就被语言晦涩难懂和风格迥异的古英语难倒，想象中的丰富多彩的文学课已变得了无生趣。
2. 网络自主学习模式
随着高校扩招和时代需求的变化，我国的高等教育消费已趋于大众化。高等教育不再像上世纪90年代以前那样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后少数人才可以享受的“大餐”。目前，每年占高考总人数85%甚至更高比例的考生可以进入各级各类高校进行高等教育消费。大学课堂随之面临了不得已的革命。原先25人左右的自然班，现在已成40人甚至以上规模。一些专业课的教学已由自然班教学模式改为教学班模式。一个教学班中，学生人数可以多到80人以上。这样的情况在高校的外语院系中尤为普遍。外语院系中一些主干课程的安排和原先的教学模式因此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像英美文学这样的课程不得不在课时、教学班人数、课程门数等多方面做出巨大让步。在信息化高度发展的21世纪，这种传统课堂所面临巨大挑战的唯一出路就是借助网络媒体尝试新的适应时代和需求的教学模式。而网络自主和互动学习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英美文学课程所面临的课时、教学班人数、课程门数、教师角色、学习者水平参差不齐、教材单一性等等多方面的问题。
网络自主和互动学习模式，“是指学生利用网络环境提供的学习支持服务系统主动地、有主见地、探索性地学习，……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并在主体认知生成过程中融入学生自己的创造性见解”［2］，并将自己的见解与教师和其他学习者进行交流，通过积极有效的互动进行自主研究性的学习。在教师提供的网络课程上，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水平和能力合理安排自己的学习内容、时间和节奏，并利用网络平台的优势与教师和同学进行及时、高效的沟通，弥补课堂教学在时间、人数、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等多方面的缺陷。但要注意的是，“自主学习模式并非指完全自主，而是指在教师的积极引导下，渗透在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并由此而引发学生课内外主动学习的一种模式。”［3］学习者在网络环境中的自主性是受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自主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与教师和同学进行良好的互动。
网络自主和互动学习模式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它适应了时代大发展的要求。20世纪60年代以来，尤其是在互联网无处不及的今天，知识更新速度不断加快，知识不再是传统课本和书籍所能完全承载的。网络媒体中超文本的存在和网络媒体的信息及时交互性、共享性等特点使得学习者可以便捷、迅速、高效地选取学习对象，及时了解学科前沿的发展动态。网络媒体的不断发展促使学习者摒弃传统课本和被动、消极的学习模式，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其次，网络自主和互动学习模式更好地体现了“学习者为中心”的后现代课程学习理念。在当代的课程教学中，学习者的主体地位日益受到教学者的重视。在后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教育工作者认识到课程并不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课程作为一个系统，自然具有一种自组织过程，特别是当教学过程从教导式转向自主式、对话式、探究式的活动时，教师、学生、文本之间就会发生碰撞――这不是一种对概念、命题或观念的认同，而是一个消解、转化、升华的过程，是通过自主参与对话和探究活动而扩展自我实践、促进生命成长的方式。”［4］这种后现代的课程观更多关注的是学习者的人文情怀。在网络自主和互动学习模式中，学习者可以结合自己的兴趣和认知水平选择合适的学习内容和决定学习进度。
还有，网络自主和互动学习模式使得教师的角色从“权威”转向“对话者”和“调控者”。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的“一言堂”。教师在课堂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选择并决定学习者学习的内容和学习进度。教师的“权威”性容易使学习者的学习动力消耗殆尽。网络自主和互动学习模式，借助网络媒体，突出了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学习者可以在有限的课堂时间之外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研究性的自主学习，从而与教师对话和探讨。这样，有限的课堂时间中，教师不再是绝对的“权威”，而是与学习者一样对学习内容具有均等认识机会的“对话者”。但在这一角色转变的过程中，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并没有片面而绝对地得到夸大，相反，学习者必须接受教师的调控。具体表现在教师可以在自己的课程网站中设计学习者自主和互动学习的相关模块，从目标模块、问卷模块、个人计划模块到评估模块等无一不受教师的宏观调控。
最后，网络自主和互动学习模式的重要载体是互联网网络媒体。互联网的诞生改变了现代社会人们的生存方式，教学与学习也不例外。对于教学者和学习者来说，互联网网络媒体可以将有限、固定的课堂时间延伸至无限和任意，而且，在教学内容、进度、方式等诸方面突破了传统课堂的极限。它既可独立于传统课堂之外，满足校外学习爱好者的求学渴望；又能对传统的学校课堂形成有益的补充并促进课堂教学，使有限的40分钟课堂时间延伸至充裕的课外时间，更可以使研究型和任务型的教学方式发挥用武之地。学习者和教师可以利用网络平台进行交流和对话，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交流和对话可以适时地在网络媒体形成日志，以便日后自己或他人查阅并进一步参与和发表观点。除此之外，网络媒体的超链接、信息可随时更改等特点可以使课程内容不断更新和丰富。这就弥
补了“一本教材、多年使用”的传统课堂教学的巨大缺陷。
3. 网络自主和互动学习模式对英美文学课程教学的作用：促进与补充
根据200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授课内容可包括：文学导论；英国文学概况；美国文学概况；文学批评”［5］（p26）。面对目前高校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现状，我们要实现其教学目的，还必须进一步认识网络自主和互动学习模式对英美文学课程教学的作用：网络自主和互动学习模式能够促进当前高校的英美文学课程教学，并补充其不足之处。我们可以从目前高校英语专业教育消费者的特点来认识英美文学课程必须进行的教学改革：借助网络自主和互动学习模式，探索新的教学方式。
一方面，网络自主和互动学习模式可以解决当前高校英美文学课程的“困境”――边缘化倾向，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提高英美文学课程的授课效率。目前，在各级各类高校的外语院系中，英语本科专业的设置主要按人才市场需求的取向来决定专业方向。因此，英美文学课程在英语专业课程设置中的地位不断地被边缘化。而学生更是视英美文学课程为“阳春白雪”，敬而远之；在课程学习过程中，更是以应付的态度消极对待，因为他们清楚很少会有用人单位在录用员工时以英美文学课程的成绩作为参考标准，而主要的参考标准则是英语考级证书和与工作需要有关的各类课程的成绩等等。作为英语本科专业高年级必修的核心课程之一，英美文学课程必须结合《高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的要求进行改革。教学大纲中规定的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欣赏和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最终促进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但我们必须考虑到各级各类高校中英语专业学生的水平差距和对文学知识需求度的差异，应该对英美文学课程的目标进行新的定位：
“我们可以把英美文学课程的目标内涵分为五个层次：一是英美文学原著的阅读体验，这是一种基于感性认知的经验层次。……二是英美文学的基础知识，这是一种基于理性认知的知识层次。……三是英美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这是一种基于理论思辨的审美层次。……四是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和国民性格，这是一种基于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可的跨文化交流层次。……五是感悟人生、洞悉生命的意义，培养人文情怀，张扬人文主义精神，这是基于人文关怀和道德塑造的哲学层次。……本科英美文学课程必须把目标定位在，通过经典文本的阅读体验和阐释，增进人生阅历，丰富跨文化知识，培养审美能力，陶冶精神情操，提高语言和思维能力。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多数学生真正领悟到文学课程的‘有用’和‘意义’”。［6］
网络自主和互动学习模式可以将这种对本科英美文学课程教学目的的新定位落实到实处，扭转英美文学课程被边缘化的现象。借助网络，教师可以设计出英美文学的网络课程，将大量的英美文学的阅读材料、讨论题目、阅读指南、背景资料等多方面的材料按一定类别和体系设计进课程之中，并辅以一定文学原著的音频资料和文学作品改编后的影视、话剧等视频内容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画面插图，同时可以在网络平台中设置讨论区域，将一些对选定文学作品的评论文章有代表性地在网络课程中设置超级链接，给学生的文学作品阅读和阐释提供参照。这样，英美文学课程可以在字、声、画、像等多方面吸引学生，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后的文学作品原著的阅读量和讨论程度，从而，在英美文学课堂中，可以参与讨论、对话，进行研究性的学习，在思维、语言、审美等多方面得到提高。“学生的见解有的可能是肤浅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但只有通过阅读和表达的方式，才能使他们的审美能力得到不断提高。”［7］
另一方面，网络自主和互动学习模式可以丰富本科阶段英美文学课程的设置：从“单一化”转向“多元化”。传统的“文学史+作品选读”的英美文学课程开设模式已使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陷入尴尬的境地。而网络自主学习和互动模式可以解放学生在英美文学学习内容、体系、样式、时间等多方面所受的禁锢。教师可以将英美文学课程按内容和时代进行详细的课程分类，比如，可以在网上设计专门的文学导论、英国文学、美国文学、文学批评导论、英美诗歌欣赏、英美文学影视、20世纪美国小说、英美女性作家作品欣赏、英美短篇小说欣赏、英美戏剧、莎士比亚戏剧欣赏、英美经典小说等等课程。以上每一门有关英美文学的课程在网上都应有相应的网络课程，由专门的教学小组负责网上的讨论和答疑，并在每周的课堂教学中组织相关的课堂活动，如学生的课堂陈述、辩论、作品分析等等。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选修一门文学导论课程和一门文学兴趣课程。这样，学生对英美文学的了解可以做到在文学概貌和文学作品选读两方面兼顾，而且在文学兴趣方面得到长足的培养；最重要的是，英美文学课程也就由原来的单一性的“文学史+作品”模式走向多元化了。多元化的英美文学课程，在网络媒体的辅助下，也就要求英语专业本科高年级学生不断进行网络自主和互动学习，提高课后的时间利用率，学会以研究的态度来对待学习。这样，英美文学课程课堂的学生参与率就会大大提高，教师的授课效率就会根本提高。
结语
我国高校的英美文学课程，作为英语专业本科学生高年级阶段的主要课程，已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发展，但在网络普及率极高的今天，我们更应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和其资源，拓展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方式，进行新一轮的英美文学课程教学改革。这一轮英美文学教学改革的切入点应该定位在高校英语专业学生的网络自主和互动学习模式，这样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文学兴趣，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文学需求，将有限的课堂延伸至课外，保证学生在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方面得到更大的提高。
注释：
①以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为例，笔者在撰写本文时，以“关键词”为检索项，以“英美文学教学”为检索词，选取1995为1996查询时间段，结果显示中仅有6条文献与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研究相关，而选取2006-2007为查询时间段，结果显示中有67条文献与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研究相关。
②具体可参见王守仁（2002）、程爱民（2002）、李公昭（2002）、刘意青（2003）、史惠凤（2003）、范谊、芮渝萍（2005）、李（2005）、吕洪灵（2006）、王谋清（2007）等众多学者的论文。
参考文献：
［1］程爱民等.关于我国高校英美文学教学现状的调查报告［J］.外语研究，2002，（1）.
［2］钱玲，范宁.网络自主学习与元认知发展策略［J］.中国电化教育，2004，（4）.
［3］李.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5，（7）.
［4］王谋清.后现代课程理论关照下的外国文学教学［J］.时代文学(双月版)，2007，（2）.
［5］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编.《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p26.
［6］［7］范谊，芮渝萍.英美文学教学的目标内涵与层次定位［J］.外国文学研究，2005，（3）.
艺术教导论文范文第7篇
“四大发明”是炎黄子孙的自豪与骄傲，在这四项之中有两项与文字有关：印刷术与造纸术。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字之一，而且是当今世界上仅有的仍在通行使用的最古老的一种文字。长于甲骨文、金文的辨认、破译与断代的他在业界被称为“活字典”，可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收入了900多人的名录而没有他的踪影。对古今字形及古今语音的对应和规律有所创见的他学问很大，但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很少。
他就是淡泊处世的语言文字学大家高景成。在著名古文字学家容庚的专著《金文编》中曾有10余处提到高景成所辨认的金文字成果，著名甲骨文学家董作宾的专著《殷墟文字乙编》序中对高景成关于甲骨文的研究特别推许，著名语言学家胡厚宣曾在高景成一份登记表中称赞其关于岣嵝碑文的研究“见解不凡”……
咬“熳”嚼“漫”背后的神交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是的《卜算子・咏梅》词末的经典名言句。该词写于1961年12月。梅花是中国文人墨客千年吟咏不绝的物象。以一代大诗人的风范，出手不凡，一首咏梅诗力扫过去文人那种哀怨、颓唐、隐逸之气，创出一种新的景观与新的气象，令人叹为观止。
1963年12月的一天，高景成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词》上看到发表的《卜算子・咏梅》，十分欣喜，被的诗情所感染：梅花在诗人眼中是一名战士，以诗言志，借梅寄志。“俏丽但不掠春光之美，只是一名春天使者为我们送来春的讯息。当寒冬逝去，春光遍野、山花开满大地的时候，梅花却独自隐逸在万花丛中发出欣慰的欢笑。”正当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与开阔的胸襟所打动时，从事语言文字研究的高景成无意间注意到词中的“烂熳”有些偏僻，认为最好用“烂漫”一词。
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高景成感到自己有责任向出版单位提出这个问题。然而，他细细一想，与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联系沟通可能反而不妥，一开始将这事“公开化”不好，不如直接向主席写信指出来。这时，高景成又有些犹豫，主席在人民的心目中是神圣的，是最大的权威，如果自己一不小心触犯了这位英明、伟大的领袖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当时的民主气氛比较浓厚，提出的“双百”方针正在全国知识界特别是文艺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拥护，整个知识界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春色满园”的繁荣景象，文艺理论批评也跟着活跃起来。想到这些，高景成不免有些心动，很想给主席写封亲笔信，但转想到历史的政治运动不断，他又有些犹豫。
当夜，翻来覆去地想了又想，高景成难以成眠，最终还是起床提笔写了起来。在信中，他诚恳地向主席说明：与“烂”搭配时最好用“漫”，不用“熳”或“缦”，前者是正形字，后者是异形字，尽管意义都是“色彩鲜明、艳丽”。
次日，高景成用一个大信封装上所写的信，跟夫人孙金钰说：“提出这个问题，要是提得不好，可能要受到处理的。不论如何，我豁出去了。”夫人知晓高景成的脾气，笃信真理，看准了的说一不二，她也没有作声……
不多久，高景成的儿子高元曾买公交车月票时，发现月票背面印制有一首《卜算子・咏梅》，很快他注意到“待到山花烂漫时”的“漫”字，十分高兴，心里顿时明白了什么似的……
接受采访时，高元曾说：“主席尽管没有给我父亲回信，但我想应该是父亲那封信起了作用，让我吃惊的是不多时就更改过来了。我父亲做得比较好的是，他没有通过国家文改会的名义发函，而是以一个普通的文字工作者的身份给主席写信，这无疑给了主席一个回旋的余地――效果很好。”
伟人在他漫长的革命征途上，每一步踏响一曲豪歌。他留给后人的雄伟诗词发黄钟大吕之强音，吐山川日月之精华，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深处激起强烈的共鸣和回响。诗词的确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这些年来多少学者或究其奥妙，或寻绎新知，可谓一座富矿。
笔者随后在中央档案馆印制的有关《卜算子・咏梅》书迹的复制品上发现，原稿中的文字的确是“烂熳”。同时，笔者注意到，国家教育部、国家语委2002年3月1日公布的《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中推荐使用“烂漫”，指明“烂熳”与“烂缦”都是偏僻字。从手迹上可以看得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大家，整篇词的书法已显示出用笔恣肆、大气磅礴的风格，宛若看到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正在纸面上迅疾书写，挥洒自如，笔势飞动，骨神兼备，不失自成别出一格的“毛体”。
另外，笔者还了解到：的原诗，并不是“俏也不争春”，而是“梅亦不争春”，后来几经修改，才改成“俏也不争春”的。采访时，高景成感慨地说：主席的全词44个字，没有一个“梅”字，却处处现梅姿呈梅影，这不能不说主席的笔力雄厚。
高景成没有想到此后多次与主席有着心灵上的神交。1956年1月，《汉字简化方案》出台时采用了高景成提出的不少简体。如，“将”字作偏旁时草案只用“丬（爿）”旁，群众认为太简、不易识。高景成在读《金文编》所收“将+鼎”（上下结构）字，悟出可将其上的“将”中省去“寸”。接着，高景成查甲骨文也如此，《说文》中的小篆“酱”、“奖”、“浆”等也如此。在文改会上，高景成提出后，大家都认为可行，于是《方案》采用，并使用至今。让高景成同样没有想到的是，当年看到“将”字作偏旁的处理方案及“u”字简化为“酱”字等时，连连称道：“这样简化得好，字形对称，书写美观。”
语言文字学家的北大红楼情怀
北大红楼是北京城内一座具有极不平凡历史的建筑，因其主体由红砖砌成而得名。在北京故宫的东北角、被称作沙滩的地方，矗立起的这座“工”字形长条建筑不仅仅是一座有年代的红砖建筑，曾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中国最早介绍和宣传马列著作的阵地、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见证。走入北大红楼，一种历史的凝重感油然而生。高景成曾在这里学习、生活，后来又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工作过。
“1936年秋天开学后的一天晚上，就在景山公园南门内前边开迎新会，校长蒋梦麟致辞。这年10月下旬，追悼鲁迅先生的大会在北大第三院法学院大会堂召开，我也参加了。从北大红楼到三院不到1里地，一路上布满了军警，每隔三五步就有两三个军警站岗。”让高景成印象较深的是听过胡适先生的课：“1937年三四月间，胡适先生在红楼二层西边一个可容约100人的教室里讲过中国文学史，我和一些同学闻名前往旁听，也有几个西方人在听课。胡先生在课堂上尽是闲谈，没有系统讲课。他讲索引工作很重要，清代没有索引，只能考证，花费了许多时间，浪费了很多人才。我听后就到开明书店买了一厚本叶圣陶编著的精装《十三经索引》，一直保存着，还有时查用。”
在大学期间，高景成对哲学产生了兴趣，并开始钻研中国文字。当时，北大的院长、教授、系主任都要给一年级学生上概论、学史等课程。有一次，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用彤给高景成他们讲《哲学概论》，“大概是最后一次课了，汤先生征求学生意见，让大家提问题。有个同学问：哲学是中国的好，还是外国的好？汤先生说还是中国的好，中西方研究哲学的对象和方法不同，中国哲学主要研究人、重综合，西方的哲学许多是研究物的、重分析”。高景成十分喜爱听汤用彤的课。
高景成在学习中国先秦哲学时，意识到必需弄通古代文字、声韵、训诂，特别要先识字，从文字学入手。于是，高景成开始认真品味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学“小学”、文学学、声韵学，在图书馆阅览室借阅过《说文解字诂林》，通读过《说文・段注》、先秦经、子及前四史。“小时候我背诵过《诗经》，这阶段又背诵过《周易》和《尚书》，《说文》小篆通录过两遍以上。”在阅读有关古文字书籍中，高景成慢慢了解到一些古文字形体与它表示的单音词之间的关系，也开始了解到先民是如何把有声的语言转换成有形的书面汉语的。在此基础上，他阅读中国先秦诸子哲学书籍的兴趣更浓了。“这时，我认识到中国哲学不但好于外国，而且高于外国。世界上古代哲学唯有我国、希腊和印度的最高、最好。”
采访中，笔者了解到，高景成小时候在文字方面就表现出特有的兴趣。当时正是军阀混战，天下不太平的年代里，没有一个能让你安静的读书课堂，父母生怕耽误了孩子的学业，就在家请了个老师教高景成兄弟读书写字。高景成学习非常努力、刻苦，认真背诵课文。
有一年，家里办寿筵，当时有位长者要考考孩子们，他出上联，让孩子们对下联，他说“四眼井前唯北海”，下联让孩子们说对，当时有五六个孩子，你一句，我一句，议论纷纷，没有一个满意的下联。正当那位长者正焦急地等待有人能对上，一个男孩怯生生地说：“五龙亭右是西天。”这位长者一听，笑着对这个孩子说：“妙！妙哉！这孩子一定有前途，他肚子里有东西。”这个孩子就是不到10岁的高景成。
后来，高景成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在招生榜上排在了第10位。在中学，他的学习成绩突出，特别是语文课很用心，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教育系，同时考取了天津南开大学。
“1937年春天，为要求抗日而罢课。那天上午在红楼北面操场集合开会，参加的约有数百位同学，住在灰楼的四年级同学也开窗听会。会后我们游行示威，经北池子、南池子到天安门。当时冀东沦陷，通县女子师范的同学已撤到北大寄居，北平、天津岌岌可危。”这一年暑假发生卢沟桥事变，高景成在家休学一年之后于1938年秋转入燕京大学，从此离开北大，但他难忘与北大的深厚渊源。
从古文字爱好者到大学者的转变
抗战初期，高景成在家休学的一年期间曾向著名古文字学家、金文专家容庚学习甲骨文。在高景成的记忆里，容庚话不多，不属于滔滔不绝善言辞的那种学者。容庚总是用白布巾裹着几部线装书，打开后在纸上写一个古字，接着问高景成这是什么字，然后根据高景成的回答，引经据典加以评析。容庚有一句口头禅：“把戏人人有，变法各不同。”以此来点拨自己的弟子，做学问讲究的是变通，取法前人，但须求变。
高景成说，学习我国的古文字和学外国文字差不多，必须一个一个地学，一笔一笔地写，才能学会、记住。当年，借阅了《古籀汇编》、《古文字学导论》等大量有关古文字的书籍，辑录了《甲骨释文》、《殷契遗珠释文》、《殷虚文字考释》等近10卷，虽历经60多个年头还不少珍藏至今，弥足珍贵。
1938年秋，高景成转入燕京大学二年级，直至在这里读研究生。“我在燕大四年级的毕业论文和1941年秋冬的研究生论文导师都是容先生。听过容先生讲甲骨文、金文、文字学、《说文》等课。他懿言嘉训很多，循循善诱，谆谆教导，教导我们首先要充分占有材料，有充足的材料才能有全面的正确的科学研究。他又说有比较才能鉴别。单独看一部书或一篇论文不容易评价它的优劣，但如果多看几种，有了比较就可以看出某家的优劣，提出自己的意见。如对于一件青铜器铭文的考释，或者考释一个字，通览诸家说法，逐渐可鉴各家的是非。”容庚治学严谨的态度和诲人不倦的品德，深深地影响着高景成。
容庚曾在课堂上很风趣地说：“郭氏是文学家，想象力较丰富，涉及方面很多。”于是，高景成在听容庚讲甲骨文、金文的同时尽读郭沫若有关甲骨文、金文的著作《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初知金文断代、西周的分期和几个王的代表器。“铜器和文字不断代不能研究，文字字形等的演变必须断代。金文是真文字，真实物，花时间学研是值得的。”于是，用拓片核对释文，学读拓片，对《两周》郭沫若释文逐器录出，并用各家考释酌订或注其旁。
1941年，高景成本科毕业后考上燕京大学研究院，继续古文字形、音、义的综合研究。这一年因为撰写《章太炎年谱》获得了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高景成用这笔奖学金购买了自己早就想拥有的、价值不菲的《三代吉金文存》。
年底，日美战争爆发，燕京大学关闭，这时高景成返家自学，并不时登门请教容庚。1942年夏，高景成考入辅仁大学研究所史学部，师从语言文字学家、文献档案学家沈兼士学《初期意符字符字之形音义不因定》、《〈说文〉讲读及文字学史》和《声训学》等。
1947年，高景成经人介绍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文。因为他的和蔼和气又和善的态度，受到了学生们的喜爱，在他的课堂上学生们可以争议、辩论，他让学生自由发言，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早在当研究生时，即1944年起，高景成就曾在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黎锦熙主持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工作，1948年起便正式在这里当编纂员。当年，高景成治学非常勤奋，无论严寒酷暑，他每天必清晨即起，长期伏案研读有关古文字的经典著作。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使他实现了从一个古文字爱好者到大学者的转变。
汉字是目前世界上惟一传承至今的已有5000多年历史的古文字，可以说是文化的“活化石”。汉字是哲理的、思维的、艺术的符号，蕴藏着中华传统文化全部信息的符号。高景成为当年的职业选择无怨无悔，备感幸运。
1945年，高景成在《国学月刊》第1卷第1期上发表过论文《凡同兴三字相通说》。著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60多年前我见过他的这篇论文，主要观点还有印象，就是从甲骨文的角度谈这3个字的关系。从此，我记住了他的名字。”李学勤对高景成的评价很高：“高先生中国文字学上有很高的成就，他在建国前写的一些论文今天看来还是很前沿的。后来他在国家文改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也发表过《汉字的源流和简化》、《略谈汉字字形发展中的合并与讹变》等有影响的论文。”
1955年4月，组织上考虑到高景成的在语言文字上的研究成果及对文字研究的热情，将他从中国大辞典编纂处调到成立不久的文改会工作。
1956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向全国人民征求意见。有“汉语拼音之父”美誉的周有光接受笔者采访时对高景成赞不绝口：“我们的工作常常要知道古文字的情况，我们特别重视古音的变化什么的。他在文改会有功劳，他的古文字功底强，向我们提供了很多古文字资料，他人也老实、踏实，特别认真，当年的《文字改革》杂志发表过他一些有份量的文章。”酝酿已久的《汉语拼音方案》终于诞生了！这其中也凝聚有高景成的一份汗水与智慧。
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秘书处找到高景成，请他以姓氏笔画为序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排人名。表面上这个工作很简单，但要能迅速、准确排出上百人的顺序并不容易，特别碰到姓氏笔画字数相同或复姓时还真让一般人要琢磨良久。然而，高景成接到任务时能在短时间圆满完成，甚至好些字的笔画只要默在心里一算就能排出。早在1958年，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文字稿的有关审定，高景成参与过并就用“交纳农业税”还是用“纳缴农业税”等提出过自己的看法。
高景成的生活一直很节俭，饮食简单，做什么吃什么，从不挑拣。总是一身中山装，而且一穿就是几十年很少更换，从没有买过西服。
艺术教导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教科书；使用取向；教师专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G4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5）02-0023-13
一、引言：教科书的使用
近年，各国相继推行课程改革，以切合世界发展的需要。然而，教科书在学校教育过程中，仍是不可或缺的工具，教科书都是教学和学习的最重要素材 （McCutcheon，2002；Westbury，1985；黄显华、霍秉坤，2005；叶兴华，2009）。一般估计，教科书的形式可能会随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而改变，但仍是难以取代的工具（Foster & Nicholls，2008；陈月茹，2009）。因此，教科书研究一直备受重视（如石鸥，2013；教育研究院，2012）
1992年，Weinbrenner （1992）讨论教科书研究时，认为当时教科书研究有三类缺失：1）理论上的缺失s直至现在为止，缺乏详尽而公认的“教科书理论”。教科书的教导和方法上的功能仍未能充分了解。2）经验上的缺失s对师生在课堂上或课外应用教科书的情况所知甚少。3）方法上的缺失s在教科书研究的领域中，仍未能设计出一套可信的探究方法和工具，亦未能发展出一套必要的分类方法。有关教科书之课题复杂，牵涉层面极广，教科书的研究仍有待继续开发。然而，经过20年，教科书研究已有一定进展，包括理论上的研究（如范印哲，2003；Pingel，2009；Mikk，2000；蓝德顺，2006）、实证上的研究（如叶兴华，2009；杨国扬，2013；王世伟，2008）、方法上的探讨（Nicholls，2003；王玄雅，2005；张芬芬，2012）。
在上述三方面的教科书探讨中，实证上的研究特别受关注。近二十多年来，实证研究大致可分两方面：一是教科书的内涵，它包含多样而繁杂的内容、无数富有争论的议题、各式各样的设计；二是教科书的使用方式，尤其是教师如何使用教科书和影响教师使用教科书的因素（如Sosniak & Stodolsky，1993；Brown & Edelson，2003；Remillard & Bryans，2004；Stein et al.，2007；Llyod，2008；Tarr，2008；洪若烈，2003；叶兴华，2009，2012）。关于教科书使用，引起众多问题。一方面，它被视为是教学的重要的资源；另一面，教师因过度依赖教学指引或教师手册引发教学和学习的问题。洪若烈（2003，P177-178）认为，依赖教科书从事教学并不足够，因为没有教科书可以提供学生学习所需的一切材料，适应学生的个别差异。因此，必须认真探讨教科书使用的问题。
本文聚焦探讨教师使用教科书的情况及问题。首先，本文介绍过去20年教科书使用的研究成果；其次，从上述研究成果中分析教师使用教科书所展现的问题，结症在于教师过度倚赖教科书；最后，分析解决问题的取向，建议必须关注教师专业发展。作者认为，针对教师过度依赖教科书的问题，需分析教科书、教师、学生、学习等因素之关系，从而理顺解决的取向。
二、教科书使用研究综述
如上所述，中外学者对于教师使用教科书之研究，近年如雨后春笋，数量甚多。研究题目包括教科书使用之情况、教科书之使用模式、影响教师如何教教科书之因素等。本文作者于ERIC、台湾及香港{1}，检索“textbook usage”（“教科书使用”）一词的相关论文，简单以表列出（参江恬仪，2009；叶兴华，2012；杨国扬，2013；Son，2008）（见表1）。
上表（见表1）已展示近年教科书研究的焦点，学者不仅重视教科书内容分析，而且渐趋重视教科书使用的研究。综合上述学者的看法，教科书的使用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分三类使用教科书的取向；另一种是分两类使用的取向。分三类取向的包括：一是按教科书施教；二是主要按教科书施教，但加入其他教学材料；三是主要按自行编制的教学材料，以教科书辅助。这三类取向的划分，与钟启泉、崔允t（2003，P90）归纳教师使用教材的三种模式相近：1）“教”教材：属传统观点，认为教材就是学科内容；教师侧重指导学生学习教材所提供的系统化知识。2）利用教材“教”：教师按自身的实践与研究，探讨学科课程与教材，利用教材作教学资源。3）不使用教材：以教师或教师群体自主编制教材。
另一种教科书使用取向的分为两类：一是完全依照教科书――教科书是教学的主要或唯一资源；二者是参照教科书――调整教科书内容，教科书只是一种而非全部的教学资源。这些教师并未完全依照课本，而视需要选择、重新组织以及增加教材内容。对于这两类教科书使用者，洪若烈（2003，P180）详细分析两类使用教科书取向的特点。首先，他认为若教师完全依照教科书，会把教科书视作课程，会完全依照教科书教学，大致遵循下列步骤：1）概览教科书单元和课次，决定各单元和课次的教学时间；2）掌握教师手册的教学目标和内容组织；3）运用教师手册的教学计划、教学活动和评量；4）使用教师手册提供的内容和活动，进行教学；5）按教师手册评量学习效果。按这种教学取向，教师是权威，掌控课堂的教学活动：教师教学内容主要按教科书，学生依教科书学习；教师的教学方法备受限制，通常是阅读课本与回答问题。课堂内，教师为教学的中心，教科书则为主要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主要是讲述和问答。受依赖教科书决定教学内容的影响，大多数教师采取传统的教学，以教师为中心，注重讲述、问答、知识，保证完成教科书的内容，学生较少批判或应用所学知识。
其次，若教师只视教科书为参考工具，会认为教科书的内涵不一定全部重要或有用，会视教科书为教学的有效工具，因而选择或调整。教师参照教科书的教学形式，多采取下列步骤：1）检视教科书和教师手册，选择列入课堂教学的主题和单元；2）考虑学习者的兴趣和能力，删减或增加单元的内容；3）决定主题和单元的教学次序和时间；4）使用教师手册或教学指引提供的活动，自行设计教学活动；5）使用其他图片、影片、幻灯片、录音带、图书资料等教学资源（洪若烈，2003，P181）。
此外，研究显示教师使用教科书，仍偏重依赖教科书；教科书仍是教师教学最为重要的工具，一般教师仍高度依赖这种教学工具。相对而言，一些国外研究指出，教师并非全部全依教科书教学（如：Stodolsky，1989；Sosniak & Stodolsky，1993）。
三、教科书使用所衍生的问题
一直以来，教科书是课堂教学的主要依据，甚至是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全部（洪若烈，2003）。教科书是教师最重视的教学材料，这情况于华人地区更为明显（Lam & Lidstone，2001）。林智中、余玉珍（2013，P112-113）提及，内地地理科教师更把教完教科书内容视为教学的目标和专业责任。美国Educatioinal Products Information Exchange （1977）曾进行大型研究，调查12 000位教师的意见，显示课堂教学活动近90%与教科书有关。该研究发现：1）在课堂中，平均62.5%的教学时间与教科书的架构和序列相近，而且，不同校区也出现相类情形；2）54%教师曾接受使用教科书的培训，其中25%由出版社提供，15%由学区教育顾问提供，以及14%由其他机构提供；3）教师很少使用其他教学参考资料，只有30%使用本地发展的课业和测验等教材。Yager（1992）的研究也发现，美国90%以上的老师在90%的教学时间中，都使用教科书教学。可见，教科书是重要的教学工具。NCES（2003）研究七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学课堂的教学情况时，发现各国教师普遍都使用教科书或相关习作纸，如澳洲：91%；捷克：100%；香港：99%；日本：92%；荷兰：100%；瑞士：95%；美国：98%（NCES，2003，p.114）。杨国扬（2013，P43）研究分析高中教师实际使用审定本教科书之比重，发现考试科目及艺能科目的教师皆在中高依赖度上呈现较高的比例 （见表2）。教科书明显是教师课堂教学的重要资源；然而，教师依赖教师书则引发连串教学问题，以下分述之。
1. 教科书之习写与背诵
一般而言，教科书指最有代表性的官方读本，根据学校课程编写。因此，学生只要熟读教科书，便可应付考试。亚洲地区学生较重视考试，容易更注意标准答案。教师于教学时依赖教科书，使学生和教师都重视知识，讲求记忆，以应付考试要求。因此，偏重使用教科书课本内容，易于造成习写和背诵的学习取向。台湾一项研究显示，小学学生学习的主要型态，主要是依据课本进行教学活动和习写习作（柯华葳、幸曼玲、林秀地，1996，P14-17）。叶兴华（2011，P64-65）对这种现象分析甚详：“……教师之所以如此重视教科书内容的习写与背诵，恐与我国公民中小学长期以来仰赖纸笔测验有关。为了追求纸笔测验评分的公平性，测验题目多以封闭且固定式的答案为主。在此种评量形态下，为了让学生获取高分，要求学生背诵教科书内容，习写习作或不断练习测验卷。”虽然，习写和背诵是学生学习不可或缺的方法，但着重运用相类方法，则容易使学习流于表面而缺乏理解。
2. 照本宣科
教师偏重使用教科书教学，容易偏好使用讲述，甚至照本宣科。叶兴华（2009，P294）针对台湾五位小学教师进行研究，深入了解他们使用教科书的情况。结果显示，教师最常使用教科书的方法是讲述教科书、针对教科书内容设计问答。柯华葳、幸曼玲、林秀地（1996，P18）也有相类研究结果。他们对小学教师教学深入研究，发现小学课室教学多采讲课传递教科书内容，提问也主要是复述教科书内容的答案。周祝瑛、陈威任（1996，P20-21）的研究也有相类发现，教师主要以讲述教科书为教授课程内容。他们进一步分析讲述与考试的关系，认为它直接传输内容，有助学生应付考试。然而，这种教学法在高层次思考学习、学习保留、提升学习动机等，均较其他方法逊色（陈健生，2004）。
3. 教科书未能照顾学习差异
教科书为教师、学生、学习提供重要的教学内容；经政府当局审定后，能提供一般教师教学需要。然而，这类教科书难于有多种版本，难于照顾不同学生的需要。林智中、余玉珍（2013，P112-113）曾分析：“……在教科书编写时，作者和编辑需作出取舍，他们定必以人数最多的中游能力学生组群为编写对象；故教科书在理念设计上就根本未有顾及最好和最差学生的学习需要。”这种情况使教科书未能照顾个别学生的需要。再者，教师在课堂教学时依赖教科书，更强化了个别学生未受照顾的现象。近年，各地均推行普及教育，不同程度、不同能力、不同性向的学生均聚首于同一课室之中，更容易突显个别学生的需要。教师依赖教科书，更难于照顾学生的差异。
4. 教科书未能切合教师需要
除教科书学生用书外，教科书还包括教学指引、教师手册、备课用书、教师专门用书等，这些都有助教师教授课程内容而设计。对于初任教师、不熟悉课本内容的教师等，这些资料能协助教师教学。而且，教学参考资料不仅提供有效教学方法、学习经验设计、学生学习评估等有详尽分析，可以协助教师教学前掌握教学的可能情况（叶兴华，2011，P64-65）。这种情况，在学生数目较多的课堂，尤为明显{3}。然而，教学指引建议有时过于理想，不切合课堂内使用（周祝瑛、陈威任，1996，P21；叶兴华，2011，P65）。台湾一项研究显示，因某些实作型、课程涵盖众多专业领域的科目课程（如家政、生活科技、艺术生活、信息科技概论、美术、体育）未依据学科特性作设计，教科书设计无法切合教师教学需要，便会减少教师使用教科书（杨国扬，2013，P77）。
四、教师转化教科书
教师过度依赖教科书，视教科书为唯一的教材，会使教科书成为专擅的工具（tyranny of the textbook）（Jobrack，2012），引发弊端甚多。黄政杰（2003）颇全面地描述这些弊端，包括：教科书成为意识形态灌输的工具；忽视其他多元的教材；教育沦为知识的记忆；忽略知识的分析、应用和评鉴；忽略实践在教育上的重要性；教学方法流于讲述；评鉴限于狭隘的知识内容；教科书成为教育标竿和教育成就的衡量标准。要解决这些问题，教师是关键的人物。诚如Sosniak & Stodolsky （1993，P272）所言：“课程改革遭遇的问题，责任不在教科书；教科书也不必然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教师是教学的经理人，透过传递教科书内容，掌握学生进展。可见，教师如何使用教科书，影响课程改革的成败。”教科书属“书面课程”，必须经过教师转化为运作课程，才能提供学习机会，以成为学生的经验课程。
一般学者都认为，教师使用教科书是教学中重要课题。教师必须善加运用教科书，但亦应懂转化教科书内容，以切合学生学习需要。周仪（2002）强调，教师善于解读和运用教科书，才展示教师从“教材的传递者”转变为“课程的设计者”，以至学生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探究者”。杨国扬（2013）亦认为，教师在教学中是教科书内容忠实的传递者，还是把教科书透过教学转化成为学生提供学习机会，研究者必须深入探讨。换言之，教师在课堂上使用教科书的能力，有助于教师摆脱课程、教科书束缚，从而恢复教师专业自主。目前，内地、台湾、香港的学校教室中，教师是课堂中的主导者，教科书是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最主要的资源；自然而然地，教师如何转化教科书内容，也是教学成功与否的关键人物。
谈及教师使用教科书的关键角色，不少学者着力甚多。Silver（2009，P29）探讨数学教学时，认为教师在教材与学生学习之间，经过两个重要步骤：教师拟定课业（tasks）、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中使用的课业（见图1）。他强调教师在这两个步骤中，扮演关键的角色。Remillard（1999，2005）特别强调教师与课程要素之间的关系，包括四项：教师与课程以及教科书之间的关系；脉络对教师计划课程（planned curriculum）的影响；课堂中课程受教师本身、学生和脉络的影响而形成的运作课程（enacted curriculum）。因此，Remillard（2005）建立的基本架构包括教师、课程、教师与课程间的参与关系、计划课程和运行课程等四个部分，同时突显脉络和学生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见图2）。Remillard（2005）认为，教师在设计“计划课程”时会展示其调适的能力，又在施行“运作课程”时展示其转化的能力{4}。
按上述学者的分析，教师于教科书与学生学习之间扮演重要角色，教师把课程计划及教科书内容加以转化，以不同方式呈现教学目标或内容，从而协助学生学习。因此，教师对教科书的观念极为重要。陈柏华（2007）曾整理教师的教材观，以说明教师具不同观念会衍生不同使用教科书之模式（见表3）。若教师认为教科书即教学内容，其运用模式会倾向照本宣科；若教师认为教科书是提供学习机会，让学生思考和建构知识，则运用模式会倾向探究和学生自主。
五、建议：回归教师专业
毋庸置疑，教科书在学校教学中占着无可取代的地位{5}，诚如石鸥（2011，P362）所言：“除了教科书，人们很难找到其他开启民智、了解公共信息的途径。外在世界被熟悉与认知，主要是通过教科书。教科书为当时的学生和民众同外部世界的联系提供了纽带，同时也帮助他们形成了对于世界的认识。教科书一课一课，一页一页地把这世界从不同角度（历史、地理、文学等）展示出来。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就是手捧着这些课本成长起来的。”然而，教师过度依赖教科书，便会形成未能照顾学生需要、照本宣科、只鼓励记忆背诵的学习方法等现象。本文作者认为，要解决教师过度依赖教科书的问题，必须从教师专业入手，加强他们转化的能力。
1. 教学要素之论述
本文作者认为，针对教师过度依赖教科书的问题，需分析教科书、教师、学生、学习等因素之关系，从而理顺解决的取向。
（1）教科书与教师教学 要提升教科书的作用，除教科书内容和审定机制外，教科书的应用仍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然而，一直以来，师生在课堂上应用教科书的研究甚少（黄显华，2005，P187；Weinbrenner，1992），近年逐渐增加，且已取得一定成果（参：杨国扬，2013；教育研究院，2012）。要处理教师使用教科书问题，应先探讨教师和教科书之关系。教师群中对教科书有三类意见（Grant，1987，P7）：
教师甲：我不会用教科书。我准备所有教材，因为我比任何教科书编者更了解我学生的需要。
教师乙：我教学时不能没有教科书。我视它作处方；若一页接一页地教授，准不会出错。
教师丙：我觉得教科书很有用，我教学时经常使用它，但并非所有时间都用。
Ben-Peretz （1990，p.57）在《教师和课程的相遇：把教师从教科书的专横统治解放出来》一书中指出，教师处理课程材料时有三种角色。本文作者加以修订并列述：
1）教师是传递课程内概念的人：教材是课程设计者传递课程概念的工具，是防范教师（teacher-proof）教学偏离课程的材料。教师的角色只是按本子办事，照本宣科；教师能否合法地调适，备受争议。
2）教师是课程实施的主动者：教师在使用教科书的过程中具影响力；因此，课程设计者应采用工作坊（workshop）和培训把教科书的精神转给教师，然后让他们发挥。
3）教师是课程设计者的伙伴：选取和转化教材于特定的教学情境；因此，无一套预设的特定教材，教师根据教育目的因时制宜地阐释和调适教材。
Ben-Peretz（1990，P57）强调，她探讨教师与课程关系时采第三种角色的视角。黄显华、霍秉坤（2005，P191）把教师使用教科书的模式归纳为两类。第一类是专业型教师：他们由课程设计中选择适当的概念和技巧，利用教科书和学生一起探讨，为学生提供学习经验。他们虽然不是学科专家，但以专业知识调适教科书的材料。第二类是依赖型教师：他们不重视学生的兴趣、疑问和困难；他们最关心学生完成教材的速度，只以学生能记忆教本的内容为评估学生成绩的方法，很少评估他们能否理解概念、这些概念和其他学习范畴（包括学生生活面对的问题）的关系。在教学的过程中，他们只关心教科书中一页、一章、一册的安排。第一类教师是教科书的主人，第二类则是教科书的奴隶。
Woodward & Elliot（1990）探讨教科书应用和教师专业发展时指出：“虽然不是所有教师都依赖教科书，事实上是所有学校内很多教师都有不同程度地采用教科书。”他随即警告：“教科书的使用或过分使用对教师专业发展不利！”近年，越来越多地区采一纲多本的教科书政策（如内地、台湾），而且加入大量支持教学的资源。因此，教师选择的教学材料不限于教科书，也可选择参考书、测验卷、多媒体教材、挂画、地图、简报等教学辅助资源。然而，教师如何选择多元化的教学材料，仍视乎他们的转化能力。
除转化教学内容外，教师宜结合多元化的教学法，以增加教科书的效用。比方说，结合讲述与讨论，藉问题提升学生的记忆力，也可激发学生达致更高层次的思考能力，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Sternberg & Williams，2010）。Sternberg & Williams（2010）提出七种师生互动层次：1）拒绝问题；2）重复问题当做回应；3）承认不知道或直接回应；4）鼓励学生寻求权威型的答案；5）考虑其他选择的解释；6）除解释外，考虑评估解释的方法；7）除解释外，考虑评估解释方法及后续评估行动。他们认为，教师运用的层次越高，越能鼓励学生发展认知技能。相类的教学技巧，都有助于教师更有效地使用教科书。
整体而言，教师应视教科书为一种而非唯一的教学资源，增加补充教材；按个人认知转化教学内容；并结合讲述、问答、讨论、问题探究等方法，以协助学生既掌握基础知识，又从事批判思考等高层次的学习。
（2）教科书与学生学习 Ben-Peretz，M. 在《教师和课程的相处：把教师从教科书的专横统治下解放出来》一书中，设计一套课程分析模型。模型由四个基本度向（dimensions）组成：教材、学习者、脉络、教师。对“学习者”的说明和各个子度向如下：
1）对学习者的观念：学习者是否有机会参与主动发现学习？学习者期望从教科书中获得知识。
2）学习者可获得发展的机会：教材提供认知能力的发展机会；教材提供情意能力的机会；教材提供心理肌动发展机会。
3）计划的教学重点：每个学习者是有特殊兴趣和需要的个体；学习者被视为一群体的一分子，有共同兴趣和需要。
4）风格：学习者被视为可以在不同的学习环境，无论是结构性或非结构性的环境下学习；学习者被视为需要高度结构性的环境下学习。
Armbruster & Anderson（1991）提出认知理论认为，影响教科书学习成绩的因素包括：
1）教科书的特性；
2）学习者所采取的认知策略：学习者用以把课本内的内容放置在脑袋里的方法。这些信息处理的策略不只是指初期所需的注意力和把信息概念化（encoding），而是学习者如何意识和控制自己的思考和学习的元认知（meta-cognition）；
3）在课文中安插一些有关问题，可有效增加注意力和学习时间。引导学习者在阅读时自行提出有关问题可加强学习效果；
4）选择性地注意和处理自课本内结构所界定的重要信息。教导学习者找出和应用课本中的内在结构可提高学习效果。
Lonka，Liudflom-Ylanne & Maury（1994）建议此类培训不应只注重学习策略的表面行为，而应重视引导他们对各种不同学习策略的效果在概念层次上加以理解。Weinstein & Mayer（1985）提出van Dijk & Kintsch（1983）模型和Mayer（1984）模型都可提供此类培训的概念工具，可提高学生对学习过程的元认知（meta-cognitive）意识。在培训的过程中，应让学生面对多种不同的学习情境，并引导学生在需要时修订其学习策略。
（3）教师和学生的关系 除教师和教科书的关系外，另一重要的是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以下是教师与学生关系的三种教学风格（Grant，1987）：
教师甲：学生是接受安排的；我是教师，是最有学识的。我有责任去决定最佳的教学方法，学生需按指示去学习。
教师乙：我根据教科书和课程纲要所列出的方法教导学生。
教师丙：我尝试找出最适合学生的方法，且在教学过程中加以运用。在这种教学风格下，我的工作包括：1）估计学生的目的、学习风格、爱好和厌恶、强项和弱项；2）在课程纲要所列目的的基础上，选择适当的教法和教材；3）决定如何采用、修订、取代和不采用教科书提供的方法和内容（黄显华、霍秉坤，2005，P189-190）。
Barker（1992，P38）认为如能协助学生有效地使用教科书，则能够提高学习成果。这一策略包括下列程序：
1）阅读前期：引导学生考察出版时间、目录、图、表、字汇表和附录，教师亦应和学生一起探究书本内容可能出现的偏见。
2）阅读期：迅速阅读内容一次，对全书的格式、写作风格和整体面貌有所了解。在正式阅读时，理解、聆听、反应和其他指导的提供都可以诱发学生去理解探究学问的方向。换言之，引导他建构一套思考的框架。
3）阅读后期：反省性讨论，应用性活动，词汇和概念的建立和发展，与相关的课题作有机的联系，都有助于课本的理解。
Armbruster & Anderson（1991）指出，大量研究显示：
1）培养学生利用已有知识以阐释和记忆教科书的内容；
2）鼓励学生利用语意建构（semantic mapping）技巧和列写大纲，建立课本内容间有意义的关系；
3）学生应了解在某时、某地、某原因和方法，应用何种学习教科书的策略。
除培养学生自行掌握学习策略及教学内容外，亦应强调学生相关的经验。鲁洁（2003，P9）曾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教材所给出的话题是不是能调动起儿童已有的经验和体验，使他们感到这是一个对他们有意义而不是漠不相关的话题，怎样让他们从自己的经验中发现问题，怎样激起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愿望和需要？”本文作者认为，这是所有老师使用教科书时，必须替学生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2. 教师专业能力
毋庸置疑，教师使用教科书的转化能力，直接影响学生学习。因此，学者提出改变教师对教科书的观念及提升他们的转化能力。洪若烈（2003）认为教师宜建立使用教科书的正确观念。教科书不是圣经亦非教学的唯一资源。他认为教师必须摒弃只教授教科书内容和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观念。林智中、余玉珍（2013，P117-118）强调提升教师选用教材的能力十分重要，而且更需按学生情况调适教材。他们列举教师必须具备的知识和能力：
1）能充分了解学生的特点，包括学习能力、学习态度、学习风格、动机和习惯；
2）能分析和掌握课程的精神、目标以及评核要求；
3）具丰富的教学内容知识，理解学生在学习某些内容、概念或技能中可能出现的学习困难，以及如何更有效地教学；
4）掌握丰富的教学知识，能灵活运用各种各样的教学方法，以达致课程所要求的目标；
5）能按学生的水平和兴趣，调适教学目标及要求；
6）能洞察和好好规划一整个的学期，以致一整个学年的课程，从而按部就班地逐步提升学生的学习成果；
7）能利用评估资料改善教学，促进学习（林智中、余玉珍，2013，P117-118）。
叶兴华（2011）与林智中、余玉珍（2013）有相近的看法，认为要求教师跳脱教科书自行设计课程，耗费时间，且无必要。然而，教师必须在使用教科书时，除适度增删外，尚应有效转化教科书内容，为学生提供有效的学习经验。他强调要使教师有效使用教科书，更有效的方法应为：培养教师教科书使用的能力，能以课程纲要为基准，学生学习为依归，增删、转化教科书的内容（叶兴华，2013，P66）。叶兴华v2009，P291-297）曾以课堂观察研究五位小学教师，发现许多优秀的教师，在掌握教学参考资料后，会结合教科书内容、个人教学经验、进修所得，从而设计帮助学生学习的运作课程。
在这方面，外国研究可提供更多启发。不少研究显示，虽然外国教师仍参考教科书施教，但并非全部教师将教科书视为权威而完全照本宣科。Stodolsky（1989）观察39个班级的五年级社会科与数学教学，发现教师并非受教科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策略控制。Sosniak & Stodolsky（1993）观察四位教师使用教科书的情形，发展教师并非完全依赖课本，而是选择、重新组织、补充教材内容。有些教师更根据个人判断，将他们认为成绩稍逊学生单独抽离出来，以较简单的课业或阅读材料代替教科书。Baumann和Heubach（1996）调查研究小学教师使用基本的阅读教材，发现教师采用部分教师手册建议的教学活动，同时补充其他教材，以完善教学材料的内容。Grossman & Stodolsky（1995）的研究发现，数学、外语、科学、英文、社会等学科的教师对教学及教材之应用，略有不同。整体而言，数学科老师最遵守课程要求及教科书内容，他们最依知识的序列，最愿意与其他老师共同拟定考试题目，最赞成按学生能力差异分组v见表4）。这显示美国教师自主度较高，也具专业能力自行决定。
六、结 语
本文探讨教师专业在教科书转化的重要性。教师过度依赖教科书，显示教师专业成长仍有待加强。本文作者认为，针对教师过度依赖教科书的问题，仍需分析教科书、教师、学生、学习等因素之关系。然而，教科书的问题仍应以两条脚走路，一为改善教科书的质素，一为改善教师使用教科书之能力。诚如张侨平、陈叶祥、黄毅英v2013，P129）强调：“一方面，我们需要课程的设计者v包括教科书的编者）能对学科的发展采取尊重的态度，且能给学科很大的自由度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作为课程实施者的教师，要具备能力搭建起学习内容和过程能力之间的桥梁。”唐淑华v2010）更直接地谈及两方面缺一不可：“因此除了一方面要求老师在课堂中应进行有意义的教学转化之外，教科书编辑者与审定者也应各自发挥其专业角色，使得由上至下的各层级转化皆可以得以实现。”
注 释：
{1} 国内论文繁多，且本会议主办者提及期望更多不同地区之论文，故针对西方、台湾及香港之论文。
{2} 下述研究回顾，仅为简述，且只提“教科书使用”相关的结果。
{3} 亚洲地区的班人数较高；一般使用教科书更方便，但亦较难使用师生互动的教学方法。
{4} 应用Remillard（1999，2005）架构的研究很多，如Chau（2014），Brown（2002），Remillard（1999），Remillard & Bryan（2004）.
{5} 教科书在学校教育扮演重要角色，这情况于重视考试的东方社会尤为显著。本文强调教师在使用教科书时必须具备专业能力，以转化教科书内容，从而加强学生学习。本文作者认为教科书的素质仍是重要的课题，只是本文不加探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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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教导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岗前储备；职业指导；就业创业
中国分类号：G718.5
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目前，中等职业学校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毕业生的就业安置工作。通过对我校近年来毕业生就业情况的分析，我们发现虽然学生就业的比例每年均超过97%，但就业的质量不高，表现为专业不对口、就业面分散不便于跟踪管理、工作的稳定性较差、工资待遇较低等。
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①在外省就业的学生的较多。由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滞后，我校有93%的毕业生到浙江、江苏、北京、上海等地就业，这对他们的生活、管理、生理和心理适应带来较大的不便。因此工作的稳定性较差。②有51%的毕业生所从事的工作与所学专业不符，这就降低了他们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阻碍他们以后的个人发展。③工资待遇低。由于推荐安置的工作多为技术含量低的工作，工资报酬偏低，降低了对学生的吸引力。④“跳槽”现象严重。这既反映了学生自身的职业能力水平不高，劳动观念、劳动纪律、劳动意识不强，对岗位工作的不适应，同时也严重影响学生的职业发展。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几经易岗，最后还是无所事事。
正如教育部领导在全国职业技术学校职业指导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总的看，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我国就业形势都将比较严重，就业和再就业工作相当艰巨，劳动力总量供需矛盾突出，就业压力持续加大，今后一个时期，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不会有明显改变。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解决不好，将直接影响到学校的招生工作，甚至制约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因此，探索如何提高学生就业的途径和方法已成为职业学校工作的重点内容。
为学生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就是我们办好高质量职业教育的根本标志。要想真正提高中职生的就业质量，就必须做好他们的就业指导工作，使他们掌握必备的专业理论和技能，有一个强健的身体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学会正确的认识自我和社会，尤其是市场经济状况下的就业形势。因此抓好、抓实、抓活职业指导工作，对提高中职毕业生的就业质量起到至关重要的的作用。近两年，我校经过对以往做法的潜心研究与大胆实践，形成了一套科学而完备的岗前就业指导培训体系，绩效比较明显：
一、加强对毕业生就业与创业教育的宏观管理，以“职业指导工作”为抓手，为毕业生构建有效的岗前指导培训储备平台
1、重视职业指导研究工作队伍的建设。学校成立了以一位业务副校长为组长，由就业处和教导处具体负责，有班主任、政治课老师等一批具有先进教学理念、创新意识和研究能力的同志组成的课题研究小组。
将就业指导工作渗入学校的各层面，提高全体教职工职业指导意识和工作艺术。学校坚持组织包括课题研究教师在内的所有教职工参加各级职业指导课教材培训、科研讲座、论文交流和职业指导优质课比赛等研究活动。同时，还邀请职业指导专家和优秀企业管理者来校办讲座，以帮助职业指导老师吸纳新的科研思想，增强职业指导能力。
2、重视职业指导课教材的科学选取，优化设计职业指导课教学计划。
3、重视在就业实践活动中，培养学生“一专多能”，拓宽他们的就业面。学校高度重视为学生提供实训环境和条件，我校先后投入2000多万元，用于校内实训条件的改善。
二、加大职业指导教学改革和理论研究力度，用新的思想、新的理念对学生进行就业指导教育
1、积极进行符合职业指导特点的教学模式探索。根据职业指导课的目的、任务，学校自始自终支持并鼓励相关教师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积极探索生动、活泼、科学的教学方法，组织教师多次参加职业指导优质课比赛，调动了教师们认真思考如何教好职业指导课的积极性，展示了他们运用现代教育手段组织教学的能力，交流了“模拟式”、“启发式”、“讨论式”等种种生动教法，提高了职业指导课的质量。
2、认真开展职业指导的理论探索。职业指导是一门新兴的、既有实践总结又有一定理论体系的综合性较强的学科，为了使相关老师通过研究与实验能够在理论建树和实践经验中取得理论成果，学校不仅积极组织研究人员参加课题组举办的职业指导学术研讨会，认真撰写职业指导研究文章，而且学校还定期举办“职业指导论文评选”活动，以此促使教师们重视及时收集、总结和提炼好的经验与做法，注重成果的物化和推广。
同时鼓励相关人员对我校毕业生进行跟踪调查，积累第一手材料，找出典型案例，学会分析总结。例如我校毕业生锁必天、卢参谋、翁厚江、马紫薇等优秀创业事迹，已编入职业指导课的校本教材中，要求在职业指导课上，必须结合我校毕业生的典型案例进行教学。这些研究成果，在学校的职业指导和创业教育中，得到充分的应用，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三、完善毕业生就业安置机构，以提高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效性
为了帮助毕业生走好迈向社会的第一步，学校建立了人才就业信息网络。学校的“就业处”通过因特网、信函、电话、传真和“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相继和浙江、福建、江苏、北京等多家企业事业单位和20多家大型人才交流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这为学生毕业后的顺利就业提供了充分的招工信息保证。
定期举办毕业生实习就业指导暨供需见面会，学生毕业前，学校的“就业处”通过已建立的人才就业信息网络广泛搜集用工信息，然后反复考察招工单位，从中筛选出各方面条件最优的招工信息，通过宣传栏、会议等形式向学生公布，供其选择。
通过毕业生实习就业指导和供需见面会，学校针对毕业生求职成败的原因，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指导，从对策方面给学生以指导，让学生吸取别人求职成败的经验和教训，过好择业关。其次，安排用工单位在供需见面会上介绍单位基本情况和招工情况，让学生对招聘单位有一个更全面、具体的了解。为学生的“双向”选择做好准备。最后，招工单位和求职学生进行双选。
与用人单位联合进行“定单培养”，为了使学生毕业后都能找到可心的职业，学校除广泛联系用工单位外，还与一些用人单位联合，为其定向招收并培养所需人才。学制可长可短，学生毕业后，由合作单位全部吸纳为单位职工。几年里，学校先后与当地的三友电子、浩淼消防器材厂等单位联合办学。这既培养了地方经济建设急需的人才，又为毕业生拓展了就业渠道。
艺术教导论文范文第10篇
自幼勤奋好学 酷爱绘画地理
陈述彭于1920年2月28日（农历正月初九）出生在湘赣交界的偏僻山村――江西萍乡白竺，乳名石坚。5岁时他便跟着当教师的父亲陈幼园在泰和庵小学认字。随父亲在腊树下的培英小学念高小时，为了争全班第一名，他常常半夜从父亲身边偷偷地爬起来，点亮煤油灯，复习功课。他和一些同学的作文和图画经常被老师张贴在墙上，作为鼓励和示范。在当时只有初中的萍乡中学读书时，最令他难以忘怀的是美术老师的“茅屋子”。这位老师对学生们的艺术启蒙教育是在黑板上画一间茅屋，启发大家在二维平面上怎样用三组不同的线条，勾画出三维的立体形象。老师还带同学们到郊区写生，五彩斑斓的大自然让同学们受到陶冶。陈述彭对他非常佩服，如饥似渴地跟他学素描、水彩、油画的初步技法。老师为他提供各种纸张、彩色颜料，让他尽情练习。学校校庆时，还专门为他开辟一间美术展览室。陈述彭认为，科学与艺术的思维是彼此相通的，艺术的熏陶和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他在为纪念萍乡中学百年校庆写的回忆文章中说：“后来我编写《地景素描法》（地质出版社，1957年）和编绘《中国地形鸟瞰图集》（新华地图社，1957年），都是凭借在萍乡中学打下的初步基础。”
陈述彭的高中生活是在离萍乡不算太远的湖南长沙省立第一高级中学度过的。这所学校的前身即长沙第一师范（同志的母校）。陈述彭在地理考试时，用几幅简单的地图回答完了全部考卷，得到校长的重视和喜爱。后来他在校刊上发表的南岳游记文章，又受到教师、校长的鼓励与赏识。
1938年，即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陈述彭进入被誉为“东方剑桥”的浙江大学学习。虽然由于战火不断，时局不稳，学校几经迁移，学习生活条件较为艰苦，但学校名家云集，师资力量十分雄厚，特别是校长竺可桢的言传身教，使他受益匪浅。竺校长鼓励学生们学习徐霞客不畏艰险、长途跋涉、认识自然、探索真理的拼搏献身精神，号召大家力争为国家为民族多作贡献。他受到叶良辅、张其昀、涂长望、任美锷、谭其骧、黄秉维等著名教授的教导，获得了系统的地学知识和严格的野外考察基本训练。
大学毕业以后，陈述彭留校任叶良辅教授的助手兼在职研究生。他把保管的近万幅从国内外收集来的地形图和一些教学参考图集整理得井井有条，还主动绘制了校园图和城市地图，设计制作了一系列地理模型。竺可桢校长有时还带领嘉宾参观陈述彭的作品。他还争取担任了在重庆的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从事经济地理研究和矿产地图编绘。他交出了优秀论文《云南螳螂的地文与人生》，研究生生活获得了工作、进修双丰收。
学以致用 贡献卓越
新中国成立后，陈述彭作为第一批研究人员，进入刚组建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他参与筹建并继而领导了地图研究室。1954年夏天，他与同事周延儒、施雅风一起从烟台步行数千里到湛江。在大别山，他感染了痢疾，拄着拐杖每天坚持行走50里，测绘剖面图。因为他们衣衫褴褛，面目黎黑，胡须很长，又带着罗盘地图，“东张西望”，走到湘西溆浦地带，被当地政府当成“土匪”拘留。直到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从北京拍来电报，才解除误会。陈述彭认为，这次踏勘工作虽然艰苦，但大有收获，主要体现在：落实了秦岭、大别山、淮河、南岭、十万大山以及雪峰山这些热带、亚热带的地理分界线；填补了当时地理学上的一些空白。他参加编绘完成我国第一幅景观地图、第一本鸟瞰地图集、第一幅1：400万全国地势图，参与组织我国国家大地图集的编纂工作，创建了普通地图、专门地图、航空像片分析判读、制图自动化学科组及航空像片综合利用与地图制印工艺实验室。他的实验比墨西哥的国家计划早8年，当时在国际上是领先的。
1972年，陈述彭任中国科学院自动化制图调研组组长。1975年，任地理研究所航空像片判读利用研究室业务领导小组成员，从事遥感应用技术的开拓发展。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成立了由他领导的遥感应用技术与制图自动化实验中心（即地理研究所二部）。1978年10月，他倡议并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环境遥感专业委员会。他组织领导在云南腾冲开展我国第一次大型综合性的航空遥感实验。这一实验是中国遥感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陈述彭认为其意义在于：1、一次实验，多方受益。全国70多个专家通过学科交叉、信息共享，完成了30多项专题，获得了一批新成果。2、事前组织培训。统一认识，凝聚力量，分工负责，团结协作，提倡团队精神。3、自力更生，打破国际垄断。
1979年6月，陈述彭任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副所长。在他领导下，该所培养和造就了一支在地物波谱分析、航空遥感数据获取、数字和光学图像处理、遥感图像应用分析、计算机辅助制图及地理信息系统实验等方面具有实战能力的研究技术队伍。1980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的学部委员（后称院士）。1981年3月，受聘为国家科委国家遥感中心顾问兼研究发展部主任。还相继兼任云南地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资源与区划研究所研究员。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陈述彭院士继续推动遥感应用的发展。主持《天津城市环境质量图集》和《陆地卫星影像中国地学分析图集》的编制；积极开展地理信息系统的研究与实验，创建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并领导开展了江河洪涝灾害预警系统等多项国家攻关项目，尤其是“黄河下游洪水险情预警信息系统”和“洞庭湖堤垸信息系统”等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同时通过地理信息的规范化研究和国际地理信息系统学术会议，推动了我国地理信息的发展。90年代，陈述彭院士积极倡导发展和建立地球信息科学，使遥感、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与地图学更紧密结合，成为地球科学研究的技术支撑体系，更好地为解决人地系统调控、区域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变化等问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积极开展数字地球的研究与应用，倡导反映时空规律的地学信息图谱的研究等。他还不顾耄耋之年，担任“遥感信息传输机理和成像规律”这一国家重大基金项目的首席科学家，统率10多位科学家和30多名博士，为开创我国又一新兴领域――地球信息科学的研究而奋斗。
由于贡献突出，陈述彭院士获得了一系列荣誉：1956年为江苏省先进生产者，1958年为国家测绘总局红旗手，1963年和1977年为中国科学院先进工作者，1978年为全国科学大会先进工作者，1990年为全国重点开放实验室先进工作者，1996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进步奖和陈嘉庚地球科学奖，还再次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生导师和国家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优秀共产党员。
生机勃勃 自强不息
笔者与陈述彭院士是同乡，也是萍乡中学的校友。在萍乡中学北京校友聚会时，笔者多次见到陈老。他精力充沛，神采奕奕，亲切和蔼，向大家讲话时，声音洪亮，一点也不像曾经切除右肾的米寿（88岁）老人！
陈老曾因过重的学习、工作和艰苦贫困的生活条件，健康恶化，患了严重的肾病，29岁刚念完研究生时不得不切除了右肾。手术后，竺可桢校长拿着一本科学家的传记，在病床前深情地对他说：“述彭啊，坚强些。这本书上写的一位科学家割了肾脏仍活到70多岁哩。”
竺可桢校长的话语一直深深地扎根在陈述彭的心里。在与病魔的坚强斗争中，在人生与事业的征程上，他不仅了解到天、地与人的演化历史，而且树立了豁达的世界观。他奋斗目标明确，积极热情地工作，心情宽广地生活，生机勃勃，奋斗不止。陈老认为，“人们往往把少一只胳膊断一条腿的人当成残疾，却不会把少一个肾的人当成残疾。自己也就以健康人自居，自强不息，严格要求自己，勇挑重担，勇攀高峰。”2004年7月，陈老在接受北京电视台采访时认为自己是“乐天派”，并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每天黎明即起，学习、研究和写作，完成朋友们指定的‘家庭作业’。春蚕到死丝方尽，不待扬鞭自奋蹄。至今坚持，积习难改，自得其乐。”
故土深情 服务桑梓
陈述彭院士对家乡的红土地怀有很深的感情，时时思念着父老乡亲们，愿为家乡贡献自己的力量。1992年，应时任江西省省长吴官正的邀请，他专程回到阔别40年的家乡，为江西的建设出谋献策。他担任江西省山江湖治理委员会的高级顾问，策划建设江西全省遥感与地理系统，并建议他所在的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和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积极参与1985年鄱阳湖区的防洪减灾遥感监测和昌九工业走廊投资环境信息系统的设计。他和刘天泉院士一起写信向10多位萍乡籍知名科学家约稿，建议编辑出版《萍乡市资源与投资环境》文集，探讨煤矿资源的深度利用与农业持续发展的对策。他还担任萍乡高等专科学校的名誉校长。2004年5月，他到这所学校并对师生们说：“要加强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提高。不要急功近利抢热门。要把一些公共科目、操作性强的科目提到一个更高的标准来要求。”2006年5月，陈老为萍乡中学百年校庆题词：“萍水相逢，岂是过客；一日为师，终身乃父；乡土情怀，世代相传；百年树人，为国育才。”
陈述彭院士说：“作为一个科学家，不应奢望当代的荣誉和理解，需要的是对国家、对人民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要顶天立地，锐意创新，勇敢超前，去追求真理。”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是他一生奋斗不止的真实写照。
（作者系新华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