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四个责任内容范文
时间：2023-03-01 21:35:38
意识形态四个责任内容范文第1篇
关键词：美国外交 普林斯顿计划 民主国家同盟战略 中美关系
在全球进行意识形态扩张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恒久主题之一。自建国以来，美国在进行领土和经济扩张的同时，也一直进行着自由、民主和人权观念的扩张。维护和扩展自由、民主价值观以及美国式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一方面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是其核心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是实现其外交和安全战略目的的重要工具，因为美国相信奉行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国家越多、区域越大，它就越安全。秉持这样的理念和做法，美国意识形态的全球扩张迄未停息，其最新的动作便是跨越民主、共和两党，有40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强调组建民主国家同盟以重塑世界秩序的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研究报告《缔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的出台。
一 民主国家同盟战略评析
从美国卷入国际政治开始，很多美国政治家相信美国的安全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更大范围的国际秩序密切相关。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研究报告沿袭了这种“安全关联”理念，提出民主国家同盟战略，力主将美国的意识形态作为重塑当前国际秩序的基本标准。报告认为，经由美国意识形态改造的国际秩序不仅在道德上是正义的，实现了美国的理想，在实践中也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会使美国更繁荣、更安全和更有影响力。
《缔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于2006年9月推出，又称《普林斯顿计划》(Princeton Project)。该计划着眼于塑造美国21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美国今天面临的不再是像冷战时期苏联共产主义那样的单一外在威胁，而是其他一系列的挑战，包括全球恐怖主义、核扩散、流行病、亚洲和中国的崛起、中东和能源危机等等。这些威胁根源不同，主体不同。冷战时期针对单一敌人的围堵战略不再有效，如何同时应付所有这些威胁成为美国在新世纪的安全战略目标。报告建议，为了应对多种危机和挑战，确保基本战略目标的实现，美国应鼓励并援助世界上一切受拥戴的、负责任的，以及尊重人权的政府，建立一个符合西方政治标准的全球性民主国家同盟，以加强世界上自由民主国家间的安全合作，使“民主和平”得以确认并制度化；推动联合国和其他重要全球性制度的改革。引人注目的是，报告将“中国的崛起及东亚秩序”单独列为美国在21世纪面临的主要威胁和挑战之一，预示着中美关系的未来并非坦途一片。
普林斯顿报告反映了美国对联合国的不满，认为联合国深陷危机，安理会尤其必须加以重组，以纳入印度、日本和巴西等大国。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也应进行修正。在现在的状态下，五个常任理事国对任何决议都拥有否决权的情况必须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至少在那些要求采取行动的事项上，这种否决权应当取消。鉴于安理会改革困难重重，报告主张，如果联合国改革不能进行，而联合国又变得越来越不相关(主要是与美国的相关性)，那么美国干脆组建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来取而代之。这个新的组织就是民主国家(Concert of Democracies)。所有国家都可以加入民主国家同盟，但必须以遵守同盟的协议为条件，这些条件包括不对同盟内的其他国家使用武力、定期举行自由公平的多党选举、建立独立的司法机构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等。同盟要求各成员国政府保证其公民免遭各种灾难，包括种族屠杀和人为饥荒。当成员国政府未能这样做时，民主国家同盟就有义务进行干预。民主国家同盟是普林斯顿报告的核心概念，而该同盟的组织原则即是民主。
从理论层面看，报告以民主和平论为指导，明确阐发了民主和平的要义。民主国家同盟之得以建立，正是基于这样的假设：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打仗，即使民主政府并不一定比专制政体更倾向于和平。从现实层面看，冷战后美国的对外战略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克林顿政府的对外战略以经济主义为主体，而布什政府则以军事主义为主体。对普林斯顿项目的主持者来说，这些战略都没有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民主国家同盟战略可以说力图用民主的概念把各战略的长处加以整合。一方面，该战略具有克林顿政府接触政策的成分，要求通过接触来促进非民主国家的政治变化，使这些国家朝着民主同盟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所以对中国，报告不提倡单纯围堵的做法，而主张鼓励中国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给予中国应享有的国际空间，以便诱导中国的变迁。另一方面，民主同盟也包含“人权高于”的理念。民主同盟虽然承认国家，但如果国家不能履行同盟所界定的义务时，国际干预、甚至是武力干预就有了合法性。
显而易见，民主国家同盟的概念与布什政府在反恐战争中一直努力构建的所谓“意愿联盟”或“民主联盟”有很大不同。民主同盟要整合所有民主国家，协调同盟内部的利益，来应付非民主国家造成的问题或者所谓的国际威胁。《普林斯顿计划》的确认识到了美国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或威胁，但它所设想的解决办法则有违全球化大趋势。成立民主国家同盟，自然就把很多国家排除在外，实行区别对待。问题是，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已经导致各国高度的相互依赖，要想在政策实践中通过为各国贴上不同的政治标签而行事，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难以奏效的。
普林斯顿报告并非空穴来风，纯属臆造，它实际上植根于和反映了美国对外战略的某些经验和做法。早在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大西洋联盟即在军事、政治和贸易等政策上，在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实行双重标准。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兴趣已经大大减弱，而不断倾向于依赖和其他民主国家结盟的政策。因此可以说，民主国家同盟战略在很多方面只是顺水推舟而已。较之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所提出的其他各种对外战略，民主国家同盟战略具有更大的可行性和可预期性。
当然，《缔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目前并不是美国政府公开宣布的政策，是否原封不动地成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也有待观察。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个计划超党派，反映了两党所关心的议题。它又以民主为其组织原则，符合美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鉴于布什政府的反恐战略遭到国内外日益强烈的批评和质疑，这份文件的出台为布什政府调整对外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只是这一调整未必能在布什任内完成。同时，由于《普林斯顿计划》的参与者涵盖了两党，因而不论哪个政党入主白宫，都可以根据这个计划，重新设计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如果民主国家同盟成为美国21世纪的新战略，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在政治、军事和贸易等各个方面无
疑都是严峻的挑战。
二 民主国家同盟战略与亚太地缘政治
按照《普林斯顿计划》主持人的设想，民主同盟战略是提供给美国决策高层用以重塑世界地缘政治结构的选择方案。当前，对国际格局具有重大影响的两大地缘政治构造莫过于跨大西洋板块和亚太地区。如前所述，跨大西洋地缘政治生态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该战略的理论注脚和现实图景。因此，从全球视角来看，亚太地区可谓是对民主同盟战略的成色的真正检验。
近年来，在亚太地缘政治博弈中，作为民主国家同盟战略的亚洲版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四国同盟倡议”(Quadrilateral Initiative)也许可以说是最新、最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之一。g007年5月25日，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东盟地区论坛(ARF)高官会议时，美、日、澳、印四国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四国同盟倡议的理论基础一如民主同盟战略一样是民主和平论，其最终目的是要在亚洲“组成一个包括韩国、台湾、新加坡可能还有泰国在内的民主大家庭”，而“建立这样一种联盟关系的……唯一理由就是遏制中国的崛起。”但在倡议的实施中，美、日、澳、印四国对同盟的方向、目的及针对对象却持有相当不同的看法，显示出“民主”和盟友在某些场合下的矛盾和冲突。
作为一种理论，民主和平论在欧洲可能已成为一种政治规范，但在亚洲却很难说也是如此。与欧洲是在许多民主国家之间建立共同体不同，亚洲国家的历史传统、社会文化迥然相异，尤其是政治制度更是千差万别，以至于建立政治信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然而，如果亚洲要享有持久的和平，那么按照民主和平论的精神，亚洲民主国家彼此结成战略伙伴、携手促进共同的规范就成为必需的条件，这种规范使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政治合作和稳定成为可能。
但是，四国同盟的第一次会议却未被大张旗鼓地加以宣扬，主要原因就是担心刺激中国，而中国早些时候确实已经向东京、新德里、堪培拉和华盛顿发出了外交照会，要求解释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个同盟。作为对中国外交关切的回应，四国同盟中的大多数国家分别向中国保证其行动并不是要组成民主国家轴心，试图弱化四国同盟举措的战略意义。例如，印度总理辛格(Manmohan Singh)曾宣称四国同盟“不具备安全含义”。在2007年7月对印度的访问中，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布伦丹・纳尔逊(Brendan Nelson)表示，澳大利亚希望将四国同盟局限于贸易、文化与其他非防务和安全领域。如果号称战略倡议却被局限于非战略性事务，那么所谓战略同盟便会名不副实。
现阶段，澳大利亚虽然既与日本达成了新的安全协议，又与美国保持着强大的同盟关系作为其安全的基石，但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也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难以想象，如果澳大利亚根据协议安排允许日本军队在澳受训，它还能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澳大利亚需要权衡利弊得失。正是得益于中国极大量的资源进口，澳大利亚才迎来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因此，澳大利亚现任政府正致力于与北京建立战略关系，它在四国同盟倡议中是最犹豫不决的，并已宣布退出可能举行的后续四边战略谈判。澳新任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2008年3月的首次出访活动，选择美国、欧洲大陆、英国和中国作为目的地，而不包括日本。舆论认为，陆克文的这次访问，标志着澳大利亚对亚洲政策的重心开始由日本转向中国，显示了澳欲成为中美关系桥梁的愿望。澳大利亚一再强调，无论是2006年3月启动的美、澳、日三边安全对话，还是2007年3月与日本签署的《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都不是针对中国的。
美国对民主和平论怀有坚定的信念，但这一理念总是与它在亚太地区的关键利益相对冲，因而华盛顿对四边同盟的支持也远不是毫无保留的。自1898年通过美西战争掠取菲律宾以来，美国一直致力于维持亚太地区的权力均势。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当前美国不得不对其亚太战略进行谨慎的谋划布局：美国想确保中国和平崛起，不致成为其利益的威胁；美国也希望通过深化日本的安全依赖，阻止日本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军事强国；基于美印关系的大幅改善――这可谓布什政府为数不多的外交成就之一，美国还试图说服印度将现在的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升格为一种军事协作。不难发现，这种模式的亚太战略本身蕴涵着内在矛盾，同时达到上述几种不同的政策目标对美国来说决非易事。
事实上，从冷战后期结成权宜同盟起，美国和中国越来越成为相互依存的伙伴。经济上，美国依赖中国的顺差和储蓄来为它居高不下的预算赤字提供资金，而中国则通过对美国的巨大出口维持着高经济增长。政治上，正如围绕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外交博弈所显现的那样，美国与中国在核不扩散和地区安全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促使两国在相关议题上携手合作，不断为“利益攸关方”的概念增加新的实质性内容。
伴随着中美互动的加强，美日安全同盟的战略基础却受到一定程度的侵蚀。与冷战时期不同，美国和日本不再有共同的敌人。日本感受到中国快速增长的军事力量的越来越大的“威胁”，2007年日本防务白皮书称“(中国的)目的是要建立在远离其海岸水域进行作战的能力”，而美国却把中国定义为非敌非友，美情报机构对中国军力扩充的最新评估认为，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不断成熟的一部分”。因而，日本对于未来是否可以继续依赖美国的核和安全保护伞的怀疑正逐渐浮上台面，特别是当中国与日本可能发生冲突的时候。这种怀疑反过来引起了亚太地区广泛的安全担忧。
对于四国战略同盟倡议，美国倾向于在积极派和消极派之间保持平衡，态度显得较为谨慎。在华盛顿看来，日本已经有了双边和三边安全安排，将这些安排扩大成四国模式可能使与中国的持续合作越来越困难――中国一直在警告反对建立一个“亚洲的北约”。也许印度在美国关于四国战略同盟的考虑中是个例外，因为美国希望经由四国安全同盟框架将印度塑造成一个盟友。正如不断提升的美印联合军事演习以及两国即将达成的搜索和互助协议(Acquisition and Cross-Serving Agreement，AC―SA)所表明的那样，通过双边途径，华盛顿已经逐渐扩大了它与印度的军事合作。藉此，美国试图与印度军队打造行之有效的合作作战能力。华盛顿也盯上了未来几年可能与印度达成的数百亿美元的武器交易，并准备卖给印度特种部队六架C－130j超级大力神军用运输机及其装备，总价超过13亿美元。目前，像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波音公司这样的军火生产商正在游说向印度出售126架喷气战斗机、价值110亿美元的一笔生意。
美国极力拉拢印度的愿望能否实现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个一贯以自己的战略自主性为骄傲的国家，印度仍然不太情愿进入美国紧密的战略怀抱。一方面，传统上美印关系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美印关系的基础并不牢固。印度只想与美国保持一种战略伙伴关系，而不是变成华盛顿的一个盟国。美印防务合作的进展是渐进的，其中四国同盟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印度自己对待四国同盟的方式是低调的，它暗中支持建立民主和平，却不愿做任何可能触怒中国的事，以避免中
国对其施加直接或间接的军事压力。尽管2006年12月印度与日本在一份共同声明中承诺“在印度、日本及其他有着相似思维的亚太地区国家之间关于共同利益原则的对话的有用性”，但在2007年6月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期间，辛格总理向中国国家主席通报了第一次四国会议的情况，并表示“绝对不会结成团伙”反对中国。另一方面，印度在亚太地缘政治博弈中并非只有“民主同盟”这一条路可走。如果印度在一个有助于推进全球力量平衡的欧亚战略三角中能够公开地与俄罗斯和中国联手，那么它似乎没有必要小心翼翼地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寻求亚洲的民主和平和稳定。
所有这些因素――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消极及美国在积极和消极之间的游走――让日本成了四国同盟中唯一一个充满热情的国家。事实上，在亚太地区组建美、日、澳、印四国战略同盟的构想正是日本前首相安倍在他的名为《走向美丽之国》(To―wardA Beautiful Country)的书中首先提出的，这本书在安倍上台前几个月出版。安倍就任首相后，日本政府开始落实所谓四国战略同盟构想。2007年5月下旬马尼拉举行东盟地区论坛之际，日本力邀美、澳、印三国举行磋商。同年8月下旬，安倍首访印度，竭力游说印度积极加入四边战略对话。然而，除了日本之外，其余三国对继续这样的战略对话并不热心，第一轮磋商连下一轮对话日期都没有敲定。印度虽然高调欢迎安倍访问，但同时明确表明，印度“与日本的关系不会以与中国关系为代价”，有意保持相对平衡的外交战略。鉴于上述事实及继任的福田内阁采取相对务实的外交路线，日本要想实现其战略谋划的“如意算盘”并不容易，第一轮四国战略同盟对话冷清收场即为一例。
当然，尽管四国同盟倡议的始作俑者是日本，且美国出于策略考虑尚未公开予以大力推进，但其幕后却隐藏着美国深深的背影。《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正是美国副总统切尼2007年2月访问日本和澳大利亚时促成的。对于中国的走向和东亚秩序，美国决策高层骨子里宁愿相信新保守派学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作出的判断：“崛起的中国不会融入西方建立的东亚安全体系、自由价值观和自由世界秩序。所以，……事实上(美国)已经在采取遏制中国的政策，譬如加强美日军事联盟、加强同印度的战略关系等。”
在此种背景下，虽然澳大利亚和印度有所保留，但四国同盟今后仍有可能会在亚太地区形成一种地缘政治链条。美日印在四国同盟成立会议前不久在东京附近举行第一次联合海军演习，以及2007年9月四国同盟会同新加坡在孟加拉湾举行代号为“马拉巴尔一07”的联合军事演习绝非偶然。后者是和平时期规模最大的海上多边军演之一，旨在建立将亚太民主国家连为一体的安全结构，加强四国军队间的合作和协同作战能力。国外分析家指出，演习的地点是精心挑选的，为的是向中国发出一个信号：美国及其盟友能够粉碎北京通过进入巴基斯坦和缅甸的港口、从而确保控制重要海上运输线的“珍珠串”战略。纵观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外交上的种种作为，其防范或制约中国的战略目标始终如一。因此，长远来看，美国与亚洲“民主”国家之间双边或多边的战略伙伴关系对亚洲安全具有不容小视的影响，亚太安全形势暗含愈趋紧张的可能。
三 意识形态语境下的中美关系
根据《普林斯顿计划》的描述，美国面临的挑战和威胁全部是地区或全球性问题，只有“中国的崛起及东亚秩序”是作为一个单独的国家和议题，被列入讨论议程。文件作者承认，快速发展的中国是美国从未遇到过的一种强国崛起现象，这表现为中国和美国有着众多共同利益，中国加入了联合国、世贸组织等重要的国际机制，并且遵守国际社会的规则，等等。这决定了美国不能仅用阻遏的办法来对付中国，而应像文件所规划的那样，必须从软硬两方面双管齐下与中国交往，促使中国改变。
无论实际效果如何，从民主国家同盟战略的提出到四国战略同盟倡议的实施，意识形态考虑始终是美国战略思维的一条主线。民主同盟和四国倡议均把促进民主和人权置于重要地位，又一次突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恒久主题。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自20世纪初、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涉足国际政治以来，美国在对外关系中总体上追求四大核心目标，分别是权力(国家安全)、和平、经济繁荣和原则(促进民主)，它们构成了美国国家利益的四项基本内涵。其中安全与繁荣可以被视为现实的国家利益，促进民主可以被看作意识形态利益。在特定条件下，这四大外交政策目标是兼容的和互补的，可以通过同一战略予以实现，如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和1990～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在这两个例子中，意识形态利益和现实国家利益相辅相成，有效地结合在一起。
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涵盖了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一般模式，即不仅要实现意识形态目标，而且要谋求现实国家利益。在意识形态目标的推动下，美国对改造中国抱有盲目的乐观和自信。华盛顿的对华遏制派相信，只有在一种开明的政治之下，才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和长期的社会稳定。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建基于其在经济领域里的良好表现，而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美国的出口，因此，华盛顿实际上拥有强有力的筹码来迫使中国政府做出让步。基于这样的判断，冷战后美国政府在对华关系中大打意识形态牌；例如，克林顿政府在1994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宣称：“增进我们的安全、促进我们的经济繁荣与推广民主的目标是相互促进的。”在这一战略下，美国对华政策把道德关怀置于安全与经济利益之上，再度凸显了对华关系中的人权标准。即便是倾向于现实主义外交的布什政府，也没有对意识形态因素弃置不顾，它已将促进民主确立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核心目标。布什在其第二任就职演说中，以及白宫2006年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集中讨论了在国外传播民主的问题，并启动了一系列旨在在全球范围促进民主的倡议。布什政府对华政策自然符合这一战略的意识形态框架。前副国务卿佐利克(Robert B.Zoellick)就曾在他那篇著名的讲话中声言，“中国需要和平的政治过渡，使政府向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的问责。”为了使“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上的(中美)关系”“根深叶茂、常青不衰”，美国要“为建立明日的民主中国而努力”。
不过，或许是由于共和党现实主义外交传统的内在影响，或许是由于需要应对更紧迫更重要的事项，意识形态因素最终并未主导布什政府对华政策议程。但意识形态考虑却使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走过了一个轮回。在执政初期，人权与中国最惠国待遇挂钩的政策付出的巨大代价，迫使克林顿政府在第一任期后期重新强调安全与经济利益，从倾向人权一端转而在两端之间寻找平衡点。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表明，美国外交政策总体上是决策者在意识形态目标与安全和经济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的结果。特别是在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上，美国必须不断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基于道德考虑的外交政策和优先考虑的地缘政治外交政策之间进行艰难的权衡和取舍。
实际上，美国对华发起意识形态攻势由来已久，试图按照它的模式改造中国的努
力几未间断。从最初传教士力求改变中国人的信仰和道德，到商人试图改造中国的经济体制，再到政治家谋求在中国建立代议制民主政府，以及人权组织重塑中国的人权观念，美国各种势力无不企图对中国施加影响，竟相致力于用美国文化改造中国，期望把古老的中华文明改造成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进而把中国纳入美国设计的自由国际主义体系。
与早年美国传教士劝说中国皈依基督教的努力不同的是，当代美国人试图在四个方面改变中国：经济上促进中国市场化，政治上向中国输出民主，在文化领域传播以自由为核心的美国价值观，在战略上影响中国的国际行为取向。这四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就是要把中国改造成一个稳定、开放、没有侵略性、接受自由市场规则、政治多元化和法治，并与美国合作共同建立安全的国际秩序的国家，因为这样的中国既可以促进美国的利益，又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在美中交往的200多年历史中，美国除了在中国谋求具体的经济利益外，按照自身模式改造中国是美国与中国交往的第二大驱动力。这是意识形态在中美关系中最深刻的体现。
正因为用美国价值观改造中国是美国在中国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意识形态才成为诠释美国对华政策的一大范式。这种范式既可以用来理解长时段的中美关系史，也可以用来阐释具体事件和政策，超越了由权力一利益概念交织而成的固有思维藩篱，在美国对华政策的过程中嵌入了文化推动力，从而成为解读中美关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模式。事实上，在中美关系的历史中始终存在中美两大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体系之间的冲突，即美国扩张性的民族主义和中国防御性的民族主义之间，美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传统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激烈冲突。只有把美国对华政策视为既追求权力和利益，也追求实现美国国家使命和梦想的过程，把中美关系既看作权力关系与经济关系，又视为两种具有不同记忆、追求、生活方式和价值偏好的文化实体之间的关系，才能全面理解和把握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实质和内涵。
意识形态四个责任内容范文第2篇
（一）树立人本增值内部审计观
观念创新是理论与实务创新的基础。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物本风险内部审计观亟待向人本增值内部审计观转换。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已经成为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资源，人力资源投入企业后即形成人力资本，是一种富有创造性、价值增值性和可开发性的战略资本。工业经济背景下的企业管理重视“物”和由此衍生的“物”的风险，资本保全是企业经营的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上，企业把收入、利润、E-VA、企业价值等物化财务指标作为企业的经营目标，物质资本的逐利性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个阶段的内部审计多聚焦于“物”的风险控制，例如舞弊风险、流动性风险、营运风险、市场风险等。知识经济背景下，企业管理更加重视“人”和人的价值，重视约束与激励并举。物质资本只能转移价值，而依附于人身上的人力资本则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树立人本增值内部审计观，要求企业内部审计关注点从风险管理系统，进一步扩展到价值管理系统。显然这里的价值已经不只是经济价值，而是扩展到社会价值乃至环境价值。人本增值内部审计观要求内部审计业务覆盖商业生态环境分析、人本战略的制定与实施、知识资本风险管理、全球范围内的供应链优化、企业人本文化建设、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等。
（二）构建战略导向的公司治理内部审计模式
内部审计管理体系应当实现风险控制关口向战略决策前移［2］，治理与管理并重是内部审计发展新趋势。从账表导向审计、制度基础审计发展到风险导向审计，审计经历了长足的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加速和市场竞加剧，完善治理结构、提高治理效率及实现战略目标，是企业治理层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构建战略导向的公司治理内部审计模式，是内部审计实现其高级咨询职能的重要手段。治理导向审计相较于风险导向强调的是另一种分析路径，即以治理分析作为审计的基础程序、以完善全面风险治理为审计目标［3］。该模式继承了前导性分析的趋势特征，对治理水平及战略系统进行分析，准确把握内部审计重点和风险点，有利于有效运用审计手段和方法，推进企业战略的科学制定及有效执行，同时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提升治理效率。战略导向公司治理内部审计融通风险管理、控制和治理三大环节，并与战略密切关联，能够显著提高内部审计质量。审计切入点高、辐射面广，审计范围既覆盖全局，又体现战略重心。战略导向的公司治理内部审计的主要审计内容包括：治理结构审计、治理机制审计、治理行为审计、战略制定与执行审计、权力审计、经济责任审计等。
（三）实施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审计
的文化战略思想要求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4］。文化是组织发展战略的基石，既是控制环境要素，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的控制机制。文化战略落实在企业微观层面，要求建设先进的企业文化。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是企业文化在内部控制中的体现，是控制社会责任风险、提升企业声誉、实现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包含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和企业文化三个维度，是社会责任文化和内部控制系统的有机合成，或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和企业文化的有机合成。QHSE（QualityHealthSafetyandEnvironment）管理体系、人力资源管理、质量管理、客户关系管理等都可以而且应当纳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内部审计应当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的评估制度，明确评估内容、方法和程序。从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四个方面来开展评估工作，重点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的价值观塑造、社会责任组织架构、管理层重视程度、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系统运行情况、员工态度与行为、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的认可度等。通过实施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审计，帮助企业对构建社会责任文化体系做一个长远整体的规划，将企业社会责任文化从各个层面分阶段循序渐进地融入企业内部控制系统，同时帮助企业寻找社会责任和营运发展的最佳结合点，使制度控制与文化控制相得益彰。
（四）开展基于知识资本的企业核心竞争力审计
围绕知识资本建立竞争优势、培育核心竞争力，是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企业开展基于知识资本的核心竞争力审计的诉求源于两个方面，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于企业是否具有核心竞争力以及核心竞争力的培育、维持和更新等重要信息的需求将日益增加，企业内部治理层和管理层也急需这方面的信息来帮助企业进行自我诊断分析，寻找薄弱环节并加以改进［5］。资源不等同于能力，更不等同于核心竞争力。传统内部审计过多关注资产、负债、收入、费用等资源审计，但对于能力审计，尤其是基于知识资本的核心竞争力的审计十分欠缺。内部审计不只是企业的卫士，更应该成为医士乃至谋士。开展基于知识资本的企业核心竞争力审计包括以下内容：第一，知识资本审计。包括对人力资本、商誉和其他知识资本的审计，不仅考虑知识资本的数量、质量和结构，而且考虑不同知识资本之间的关联和协同性。第二，知识资本和财务资本的配置和运营审计。两者在性质时间、规模等维度是否匹配，综合资本的运营状况。第三，核心竞争力审计。各种资本的配置和运营情况是否能够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是否对企业战略起到支撑作用，以及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审计意见和建议。核心竞争力审计有助于形成和巩固企业的核心价值链网络，为实现企业发展战略提供支持。
（五）大力发展信息化内部审计
大数据、信息化技术与平台的大量应用，将会给企业内部审计带来质的飞跃。信息化内部审计主要是对信息化内部控制和信息系统进行审计，“信息系统”是企业利用计算机和通信技术，对内部控制进行集成、转化和提升所形成的信息化管理平台［7］，“信息系统审计”是内部审计机构和内部审计人员对组织的信息系统及其相关的信息技术内部控制和流程所进行的审查与评价活动［8］。一些世界跨国公司发射商业卫星，建立全球联网数据库系统，在信息采集、分析、控制和利用方面，凸显了强大的技术优势。我国如何发展信息化内部审计？首先，推进业务、财务、管理和流程的信息化，构建与企业整体信息化环境相适应的内部审计信息化平台，实现对业务的全面联网查询、数据自动采集和远程实时监控。其次，加强对信息化系统开发、运行及维护的审计，关注信息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再次，实施信息化环境下的审计组织与管理，瓦解信息孤岛，通过多元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内部审计人员从原来的财务报表审查延伸到对企业整体的审计。最后，不断提高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构建各类审计分析模型和审计中间表，通过软件、程序、系统、网络等实现快捷审计和实时审计。逐步使内部审计信息化适应知识经济环境，最终实现内部审计信息化与企业信息化同步发展。
（六）全面推进内部审计国际化进程
知识经济是全球一体化经济，各种资本、规则、文化、劳动和技术等要素都在跨界联姻，不断融合。知识的生产、共享和利用跨越时空，计算机网络和现代通信技术为各种资本要素的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提供了平台，例如混合所有制的资本运营模式就对传统内部审计提出了挑战。我国内部审计的发展在经历了规范化和职业化后，信息化和国际化将成为下一轮内部审计价值增长的动力。我国积极推动内部审计国际化，有助于提高我国参与内部审计国际事务的话语权，为我国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化竞争奠定基础。我国内部审计人员应当积极考取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等执业职格证书，掌握国际内部审计的知识和技能，培养走向前台和融入到国际化潮流的内部审计师，提升国际内部审计准则制定话语权，向国际内部审计同仁传达我国内部审计的主张，促进内部审计理论和实务的交流与互动，提高我国内部审计的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另外，由于我国与其他国家在政治法律环境和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内部审计人员须警惕来自国际的各种风险，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化竞争提供支持。
（七）结语
知识经济背景下的我国企业内部审计创新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取得各方的支持、协作和联动。为了尽快突破内部审计发展困境，推动我国企业内部审计的规范化、职业化、人本化、国际化和信息化，除了遵循本文提供的创新路径，相关的配套措施包括：一是加强内部审计法律与制度建设，面向知识经济推动我国内部审计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和内部审计准则的持续完善，并出台内部审计应用指引、内部审计评价指引、分行业内部控制审计操作指南等；二是内部审计体制机制再造，将内部审计从国家审计框架下剥离出来单独发展，提高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国家审计加强对内部审计的监督和指导，为内部审计的发展创造环境条件和成长空间。
意识形态四个责任内容范文第3篇
关键词：时间 记忆 解题方式
新课改给历史教师带来了展示才华的机遇，也给历史教学带来了新的挑战。现行新课标历史教材是按照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学习模块编排，并不是按照通史体例编写，这种编排方式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说，尤其是对基础知识掌握较差的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按照学生的认知习惯和水平来看，他们更容易按时间顺序去接受历史知识。因此对于历史教师来说，在教学中如何把握时间就非常重要。而利用时间这一信息去解题，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我们在平时的教学中很容易发现，学生在学习中易忽视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而在按专题划分的新课标的历史教材下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了。但很多时候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题信息，甚至有时候只要掌握了时间这个关键点，题目就迎刃而解了。那么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要解决的当然是指导学生掌握事件发生的时间，方法有以下几点：
1.同一时期的历史事件按时间顺序展开联想。利用历史事件在时间上的接近关系，由一事联想到另一事。比如就英国的代议制确立的内容，我们从1640年革命爆发往下联想，1688年光荣革命，1689年议会通过《权利法案》，18世纪中叶责任内阁制形成并得以完善。按时间顺序把整个历史事件掌握起来。
2.利用事件的因果关系等特殊联系记忆。如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外交成就主要有：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美国孤立中国政策破产；1972年2月，美国放弃孤立中国的政策；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双方签订《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的改善直接推动了中日关系的改善，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建交。而这三个外交成就其实是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的，利用这样的关系，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就容易记住了。
3.抓住某一重要时间联想同时发生的几件大事。历史上某些事件巧合的发生在同一时间，可以利用这个巧合抓住一重要时间联想同时发生的大事。如1861年，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俄国进行了废除农奴制的改革；中国开始了洋务运动。
4.利用谐音趣味记忆。一些时间也可以采用谐音记忆法：如东西罗马帝国分裂时间395年（三酒壶）；明朝灭亡时间1644年，用“一溜死死”……
记忆有法，而无定法，时间的记忆要与具体历史事件相联系，而不能脱离事件单独记忆。记住了这一基础性的要点，以这个为基础去解答跟时间有关的题就能事半功倍了。下面我们就谈谈如何根据不同的题目类型解题。
一、直接考时间，主要就是靠记忆
例：（2011天津卷）某报以“新陈代谢”为题刊文：“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跪拜礼灭……”文中所说的这些现象应当发生于（ ）
A.1898―1900年 B.1901―1911年
C.1912―1927年 D.1928―1937年
本题只要记住辛亥革命爆发的时间，1911年，就可以排除其他选项选出C项了。A项约在维新变法时期，政治制度没有发生变化；B项是在清朝末期，辛亥革命之前；D项约在国共十年对峙时期，都可排除。这种题目相对简单，主要就是靠记忆。
二、利用时间暗示解题，找准突破口解题
例：1992年9月，莫斯科学生觉得历史课有点奇怪。教师对他们说不用课本，因为历史课本是两年前修订的。教师还说：“我不知道问什么问题，更不知道判什么答案是正确的。”对此，合理的解释是（ ）
A. 俄罗斯加强了思想文化控制
B. 苏联时期虚构捏造历史
C. 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生剧变
D. 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
本题考查的是苏联解体的内容， 1991年苏联已经解体，正因为苏联解体，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所以才会出现题中所述的现象。也就是说学生要根据题目中1992年这个时间暗示去解题，选出答案C。这种题目不是直接考的时间，但是时间却是关键的突破点。
三、联系时间掌握每一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特点解题
例：下表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史四个不同时期阶段特征的主题词，其中1921～1935年处应该填写（ ）
1894～1912：帝制，走向共和
1921～1935：
1949～1956：民族独立，获得新生
1978～2001：改革开放，坚定不移
A.五雷，抗日烽火
B.开天辟地，渐趋成熟
C.国共对峙，走向抗战
D.星星之火，力挽狂澜
本题要求把我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脉络。1921―1935年发生的主要历史事件有1921年中共诞生、1924―1927年的国民革命运动和1927―1936年的国共十年对峙。ACD都反映了这个时期的部分事件，不够全面。而B分别包括了中共的诞生和遵义会议中共由幼稚走向成熟，较之其他三项更全面和典型。这种题目不是直接考时间，而是考查某一阶段发生的大事及其特征，但需要理清时间线索，根据时间答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题目在解题时都是可以时间作为解题的切入点和关键的。对这类题目只要找准“题眼”，从关键的时间点或者历史时期入手，就能提高解题的效率和准确率了。
参考文献：
历史课程标准.
意识形态四个责任内容范文第4篇
作为基层公安机关领导干部，理想信念是否坚定，是搞好工作的根本，其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敏感性和鉴别力一定要强。在这方面我注重加强对党的政治理论学习，提高自己的理论政策水平和政治素养，明确政治方向，坚定理想信念，使自己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思想上、行动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同时加强党性锤炼和道德修养，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问题；解决好做什么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解决好做官为什么、干什么、留什么的问题，在形象上正于人，吃苦再前，享乐在后，以身作则，发挥好表率作用；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相结合，管好自己责任内的工作，并当好“一把手”的参谋助手，凡重大事项认真按照党委议事制度，集体讨论决定，少数服从多数，确保了民主集中制贯彻落实。
二、树立与时俱进精神，不断提高领导水平。
只有领导班子政治强、素质高、作风硬，才能带出一支过硬的队伍；只有一支过硬的队伍，才能创造一流的业绩。作为公安局党委班子一员和分管队伍建设领导，在公安具体实践中，我不断加强自身建设，认真学习法律法规、熟悉精通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努力胜任本职、不断提高统筹工作的组织协调能力、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能力、执法为民的依法治警能力和凝聚警心的队伍管理能力，切实履行“一岗双责”，带好队伍，管好队伍，促进业务，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民警身上，渗透到基层基础工作的具体实践之中，把民警的智慧集中起来，把民警的力量聚集起来，为公安队伍建设奠定了基础，又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三、抓好队伍正规化建设，提高“四个能力”、“两个水平”。
一是抓政治练兵。组织广大民警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国务院32号文件和中央、自治区党委关于维护***稳定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紧密联系***州斗争实际，紧密联系公安工作现状和民警队伍思想状况，加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教育，引导广大民警进一步增强政权意识、使命意识和忧患意识，增强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不断夯实反对分裂、维护稳定、加快发展的思想基础，提高公安队伍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扎实开展廉政警示教育、行风评议活动，组织观看的《你永不可逾越》等专题片，利用正、反两方面典型案件开展警示教育，使民警从中受到教育和警示，增强了民警廉政意识和拒腐防变能力。
二是抓技能练兵。严格落实“练兵日”制度，形成了经常性的岗位训练机制，凝聚了警心，促进了队伍规范养成和积极向上、团结拼搏的精神。
三是抓岗位练兵。从“懂法律，会办案”的基本要求入手，完善执法监督检查机制，坚持案件三级审核制度，推行办案责任追究制，建立民警执法档案，定期开展执法监督检查，大力开展法律业务培训，认真抓好民警的集中培训工作，于2009年5月—6月组织了一期全员集中培训工作，培训内容涉及政治思想、刑事、行政执法、法律法规知识、警务实战技能、体能等内容。同时结合奥运安保工作，开展了2次枪械使用和实弹射击训练工作，切实加强民警队伍的警务实战训练，有针对性的开展了处置各类突发性事件的演练活动，有力的提高了基层民警的执法办案能力和处置突发性事件的能力。在平时工作中，坚持民警集中培训与个人训练相结合，坚持日学、周练、月查、季考核制度，对民警的平时自学训练情况进行定期不定期的考核、考试。为进一步提高民警学习的热情，还将学习活动寓于娱乐性，5月，我局开展了法律知识、应知应会知识竞赛活动，通过活动不仅丰富了“三考”活动形式，以此增加了民警的学法兴趣和热情，建立完善民警训练学习奖惩制度，形成良好的全员学习氛围，全面提高我局民警的法律知识和执法水平。提高了广大民警执法办案能力和党务工作的水平。
四是抓规范建设。以纪律作风整顿和效能建设为突破口，开展了机关效能建设。从严格落实一日生活制度,值班备勤制度、车辆管理制度、晨会制度入手，整顿队伍作风纪律，强化政令警令意识、遵纪守法意识，要求领导为民警作表率，机关为基层作表率，以局机关工作的正规化带动基层工作的正规化，抓好建章立制，从执法执勤、窗口服务、内务管理、后勤保障等规章制度进行完善，建立健全工作规范体系。
四、勤政廉洁，廉洁奉公，以实际行动维护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自我走上领导岗位，我坚持立警为公，清廉为官,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按照中央、中纪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党政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规定精神，增强廉政意识。按照规定，通过民主生活会、民主评议等形式，带头认真对照检查在廉洁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从小节抓起，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廉洁从政的有关规定得到了很好落实。
五、今后几个努力和改进的方向
意识形态四个责任内容范文第5篇
2016年，全市城乡规划总体思路是：坚持“五大发展理念”，贯彻“一尊重、五统筹”要求，完善规划体系，严格规划管理，强化规划监督，探索创新众规众治，在“四个富有”幸福美丽新____建设中做出新贡献。总体部署是：全面实施“____”行动计划，即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指引，以完成全年规划目标任务、实现规划引领突破为目标，以全面从严治党、改变工作作风，全面实施规划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行政效能，全面完善规划体系、编制重点规划为三大主要任务，扎实开展“多规合一”试点、理顺规划管理体制、帮企扶贫等九项重点工作。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全市城乡规划系统锐意进取、团结拼搏、攻坚克难，圆满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
（一）“多规合一”试点工作全省率先。我市是全省“多规合一”7个试点城市之一，我局作为牵头责任单位。按照“实践创新、先行先试”的要求，经过一年多的强力推进，“一张图”和数据库一期已经建成、建设项目审批流程全面再造、2000多平方米的“多规合一”综合服务大厅投入使用、“多规合一”联合审批系统正式运行，取得了“一个省标、三个率先”的成果，即编制的《城市空间规划“多规合一”数据标准》被确定为“省标”，在全省推行；“率先”即率先在全省建成运行建设项目联合审批系统、率先完成建设项目审批流程再造、率先探索建立了运行保障机制。通过“多规合一”改革，建设项目从项目建议书到竣工验收全过程涉及到的行政审批时限由原来的257个工作日缩短到56个工作日。自7月中旬正式运行以来，“多规合一”平台已通过审批170多个项目，大大提高了项目审批效率，倍受各界好评。为进一步深化“多规合一”改革试点工作，我局还完成全国首套系统介绍“多规合一”试点成果的编印工作，并结合近期建设规划将1300多个项目充实到“多规合一”项目库。全省各地市和外省部分地市陆续前来观摩学习，已接待20余批次。《中国建设报》、《决策》、《____日报》等多家媒体争相报道。省、市、厅领导分别作出重要批示，认为____“多规合一”的经验做法值得各地研究、借鉴，值得向全省推广。“多规合一”工作荣膺____建市60周年60件大事之一。
（二）“规划引领突破年”活动取得实效。为积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省政府皖政〔2015〕101号文件等上级要求，决定开展以“贯彻新理念、引领新发展、实现新突破”为主题的“规划引领突破年”活动，明确由我局牵头抓总。我局坚持“抓早、抓细、抓实”，有力推进了活动开展。截至目前，实施方案中确定的50项重点工作全面推进，41项具体任务中的31项全面完成，10项任务正在按照时间节点要求有序推进，9项常态化任务扎实开展。____县县城总体规划、重点建设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等5项法定规划，____市港口总体规划等5项分区规划，综合交通规划、海绵城市建设规划等7项专项规划以及25个省级中心村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已完成编制。
（三）城市总体规划高质量完成。2016年1月区划调整后，市委、市政府及时启动了城市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由我局牵头组织。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坚持“政府主导、专家领衔、社会广泛参与”的方法，坚持五大发展理念，贯彻“一尊重、五统筹”要求，立足新市情，吸纳“多规合一”成果，高质量地完成了《____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的方案编制。规划以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研究确立的“世界铜都、智造重镇、山水之乡、文化重镇”目标为指引，坚持“大整合、小调整”，进一步明晰了城市发展定位，强调区域融合发展战略，突出东融、北联，积极构建“一带三廊、三层五级”的市域城镇体系和“一带三廊三片区”城市规划区空间布局结构。目前，规划已报省规委会征求意见并修改完善，待上报省政府批准。
（四）城乡规划管理制度不断完善。全面开展规范性文件“立、改、废”工作，制定了《2016年市城乡规划局制度建设计划》。配合做好《____市城乡规划管理条例》地方立法工作，形成了初步成果。相继出台了《____市城乡规划委员会章程》、《____市实施城乡规划督察员制度办法》、《____市建设项目策划与预审管理暂行办法》、《____市房地产开发项目用地用途转化暂行规定》、《____市临时建设工程规划管理暂行办法》、《____市规划许可变更管理暂行规定》、《____市规划局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
____市城乡规划报建指南》、《____市规划局工作制度》、《____市规划局城乡规划业务例会议事规则》、《建设工程竣工档案报送管理内容》等23项规范性文件，使规划各项工作扎进制度笼子。（五）规划管理工作得到加强。按照“多规合一”行政审批的要求，对局内设科室、职能及负责人进行了调整，修订了办事流程。按照“规划服务到一线”的要求，将规划分局派驻到辖区政府，接受双重管理。通过市编委会对全市规划管理体制及分级管理职能进行了明确。为提高城乡规划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水平，局领导多次前往一县、三区及相关部门进行对接，每周定期召开规划业务例会。截至目前，共召开业务例会57次，审查项目约400件，上报市规委会审签项目59件。核发选址意见单81件，规划方案审查意见42件，规划条件审查意见24件，建筑方案审查意见单133件，选址意见书15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32件，核准建设用地面积约142.4万平方米，《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56件，核准建筑面积约150多万平方米，《建设工程规划核实合格证》44件。
（六）“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扎实开展。明确把“学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作为2016年党建的龙头任务。一是及时召开动员大会，传达学习中央、省委和市委有关会议精神，部署局系统“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二是成立协调小组和办公室，明确组织领导和责任部门，制定实施方案，细化保障措施，提出立足“两个早”（早宣传，以上率下；早谋划，聚焦实践），引导规划系统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自觉遵守、全面贯彻、坚定维护。三是组织开展“为党的旗帜添彩，为‘四个富有’城市建功”主题实践活动和党员标准大讨论活动，组织党员干部参观市廉政教育基地。四是认真开展专题研讨，结合“”，坚持领导带头学，组织党员深入学，及时召开全市规划系统庆祝建党95周年暨“两学一做”专题会议，扎实开展三个专题研讨活动。五是聚焦专项整治，坚持边查边改，认真抓好党费追缴和基层组织长期不换届等工作。
（七）党风廉政建设有序推进。认真落实党组主体责任，及时调整局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制定2016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实施意见，明确党组班子成员的廉政责任。一是落实“一岗双责”，制定并签订年度《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将目标任务落实到具体人员和责任部门、单位，做到责任主体明确、责任范围明确、责任内容明确。党组多次召开会议，听取局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党建工作情况汇报。二是重新梳理制定“局岗位廉政风险点防控措施”，查找风险点105个，其中a级风险点28个，逐一明确防控措施、岗位及责任人。三是认真对照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反对“”和廉洁从政的要求，扎实开展“酒桌办公整治”等九个专项整治工作，及时上报自查情况。四是建立廉政谈话制度，制定“‘压实两个责任 强化责任担当’推进年”活动实施方案、“”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回头看”活动实施方案，扎实开展“讲党课、送党课、评党课”活动，积极做好“满意科长群众评”活动。党风廉政建设切实做到了有方案、有措施、有落实、有检查，促进了局系统廉政建设顺利开展。
（八）意识形态管理工作继续深入。针对新形势下城乡规划领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探索意识形态工作新途径和新方法。一是注重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党组中心组学习，深入学习传达系列重要讲话，尤其是视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二是加强廉政文化进机关建设。组织干部职工踊跃参加市纪委、市直机关工委联合开展的“清纯的风·全市机关尊、守准则、知条例”知识竞赛、市委学习教育协调小组办公室组织开展的、党规知识测试活动、市司法局、法宣办联合开展的公务员法律知识考试活动等。三是有效开展规划宣传。梳理信息报送机制，组建信息员队伍，通过市主流媒体宣传稿109篇，及时向两办信息上报工作信息约220条，恢复并编印《____规划》期刊4期，设置了户外宣传触摸式一体机，使规划宣传更加丰富多彩。城市展示馆全天候对外开放，完成接待169600余人次，省委书记李锦斌、省长李国英视察时给予充分肯定。
（九）帮企扶贫年度任务完成。围绕“解决问题、稳定增长、促进转型”主题，聚焦解决所帮扶的14家企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主动作为，创新措施，优化服务，精准发力。实施精准扶贫，制定出台了包村帮扶方案，成立了中共____
市城乡规划局·中保____县支公司·____县____镇____村·____镇____村联合党委，明确一名县级干部、一名科级干部驻村扶贫。一是对扶贫村的贫困户精准识别，通过走访调查、个人申请、两公开一公示，确定____村共有183户贫困户（其中2016年完成脱贫27户），共445人，建立一户一档，做到档、卡、户、人相符，建立完善扶贫四项清单，明确帮扶措施和预脱贫时间表，确保扶贫工作有的放矢。二是针对今年洪灾多次前往受灾现场了解和指导救灾工作，走访受灾群众，送去慰问用品，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并在全国第三个扶贫日，为6户贫困户和贫困老党员送去慰问金3000元，为一名贫困户子女送去助学款4000元，发放重点脱贫济困专项资金约2万元。三是召开联合党委结对帮扶工作座谈会，落实脱贫措施，加强扶持力度。指导扶贫村编制美丽乡村规划，改善和提高村容村貌和村基础设施；积极对接落实10家贫困户的光伏扶贫；全力协调两村的现有存量土地和闲置资产的招商工作，盘活村经济；在对贫困户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认真开展雨露计划、转移就业、医疗与应急救助、扶持养殖等。四是按照市扶贫办的要求，制订了宣传工作方案，印制了《____村扶贫政策措施入户宣传明白纸》，一方面让贫困户实实在在的了解到党和政府扶贫政策，对照实施脱贫项目；另一方面通过报纸、微信和征文等形式宣传脱贫措施，形成脱贫攻坚氛围。此外，城建档案、地下管线等进一步发挥基础性作用，截止10月底，完成城建档案立档4238卷、形成数字档案案卷12699卷，新增接收地下管线信息163km，档案利用380人次。文明创建、综合治理、计划生育等项工作有效开展。
二、2017年工作安排
2017年，是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实施的开局之年。全市城乡规划工作总的思路是：认真贯彻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和六中全会精神以及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落实市第十次党代会部署：把握“五个必须”、强化“六个坚持”、建设“六个新____”。总的任务是：全面实施城乡规划“1310”行动计划，即以推进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实施为主线，以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城乡规划领域改革和增强城乡规划编制的系统性、实施的严肃性、服务的优质性为抓手，重点开展十项工作。
（一）深入贯彻全省关于加强城乡规划工作的意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并重，既着眼解决即期问题，又注重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深入贯彻即将出台的全省城乡规划领域改革意见，坚持依法行政，坚持制度管事，推进众规众治，发挥引领作用，力求在规划编制、规划实施、规划监管、行风建设等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新成效，让城乡规划给予城市和广大市民更多的获得感。
（二）加快规划地方立法。按照《城乡规划法》、《安徽省城乡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配合市人大常委会出台《____市城乡规划管理条例》，市政府出台省政府皖政〔2015〕101号文件的贯彻落实意见，修改完善市政府2015年印发的《____市控制性详细规划通则》，形成系统的城乡规划法律法规体系，使城乡规划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依法管控，使“规划即法”在我市成为可能。
（三）深化“多规合一”试点。着力深化“多规合一”成果，推动县、区完成“多规合一”，切实解决多规不协调、审批不快捷、服务不透明的问题。认真谋划“多规合一”二期工程，围绕不断完善“一张图”，充实“多规合一”项目库等，科学谋划工作方案，积极与市信息办沟通，抓紧开展立项等前期工作。系统总结、持续推进，形成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多规合一”的____模式，为全省“多规合一”全面推进探索新路。
（四）加强城市总体规划宣贯。2017年是城市总体规划实施开局之年，也是城市总体规划宣贯之年。宣传贯彻好城市总规，才能凝聚城市总规得到良好实施的社会共识，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将城市总体规划彩印成册，向各级领导、县、区、社区以及市直各单位发放。深入开展城市总规解读，以城市总规描绘的美好蓝图和未来城市愿景，激发全市上下尊重、遵守城市总规的自觉性。通过新闻会、规划进社区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使城市总规深入人心。面向全市城乡规划系统的广大干部尤其是县区和乡镇，举办城市总规和城乡规划法规等的专题培训，为城市总规的实施提供业务支持和人才保证。
（五）推进城乡规划体系完善。城市总体规划获得省政府批准之后，立即着手建立以战略规划为目标、法定规划为依据、城市设计为支撑、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建筑设计为落脚点的科学规划体系。2017年计划安排8大类56项规划编制工作。重点编制新区（包括县城、分区、园区）规划，镇、村规划和城市近期建设规划、防洪排涝等“生命线”专项规划以及文教体卫等公共服务设施规划、重点地段的城市设计等。尤其是保证控制性详细规划实现全覆盖，使规划有深度、可控制、可操作。
（六）提高规划工作效率。在全局上下开展“庸、懒、散、扯”专项整治工作，组织“我负责，我快办”工作效能评比活动，立足岗位责任担当，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使优质服务、高效服务成为全市规划系统的金字招牌。
（七）强化城乡规划实施管控。切实加强规划的批后监管，强化项目开工前的放验线管理和竣工后的核实管理，通过立法，对违规建设行为实施重罚。
（八）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着眼于解决局机关、编研中心“一人一岗”和规划分局力量薄弱问题，积极向上级争取，为加强全市城乡规划管理提供最基本的人力保证。着眼于解决县、区（
开发区）和乡镇规划管理人员普遍存在的学历不高、专业不对口、素质不强等问题，切实加强城乡规划专业知识和法律法规培训。着眼于提高全市规划干部队伍综合素质，统筹考虑干部职工的年龄结构、知识水平、专业素质等综合因素，进一步加大干部轮岗力度，使人岗匹配，人尽其才。（九）继续扶贫攻坚。围绕“三年攻坚脱贫”目标，确保完成2017年脱贫任务。着重发挥中共____市城乡规划局·中保____县支公司·____县____镇____村·____镇____村联合党委战斗堡垒作用，打赢扶贫攻坚战。一是编制____村、____村中心村美丽乡村建设规划，指导两个村庄的长远发展。二是结合村村通工程，加强工作协调，支持两个村庄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村容村貌的环境整治，让村民有更多的获得感。三是发动广大党员干部力量，广泛开展招商引资，适当安排当地农民群众就地就业，增加村集体收入，加强村集体自身“造血”功能。四是通过教育扶贫、就业扶贫、光伏扶贫等多种方式，圆满完成扶贫任务。
意识形态四个责任内容范文第6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困境；政冶，性归因；政治社会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5-0037-04
思想政治教育地位的衰微，教育对象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逆反和抵触，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召力和实效性差等状况，被称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困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成因及如何走出困境，学界进行了诸多研究，虽不乏理论上的真知灼见和实践上有操作意义的对策，但也存在一些偏颇和误区。“泛政治化”就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观点。此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是“泛政治化”，“泛政治化”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以单一政治标准去剪裁丰富多样的人性，以政治工具性的价值思维遮蔽了人的生活世界，等等。本文认为，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归因于“泛政治化”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本性的忽视，有消解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性的倾向，因此，这种认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必须加以澄清。
一、政治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凸显政治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要求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原理表明：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社会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这种社会活动自阶级产生以来就客观存在，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是“受政治制约的思想教育，是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政治教育”，政治性是其本质属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从社会层面上看，思想政治教育是政治需要的产物，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和利益的主要思想武器，承载着重要的政治任务。“思想政治教育首先是作为一种绝对政治性的实践出现的，并明显地服务于政治统治”，思想政治教育鲜明政治烙印的内涵在于它“灌输”的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表达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种统治阶级的思想通过思想政治教育途径，传播并普及着特定阶级的政治观点、政治理论和政治行为，达成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统治的合法性认识，并起到认同和维护的作用。所以，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角度说，或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政治性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本质、最重要的属性，是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价值的核心。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不充分表达统治阶级的政治诉求，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其次，从个体层面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关注的主要是个体的政治社会化。在阶级社会中，“人的社会化已经演变成了以政治社会化为核心的社会化过程，即通过学习，获得社会既定的政治文化，由‘自然人’转变为‘政治人’。事实上，阶级、国家的产生，不但使得人的政治社会化成为人的社会化的重要内容，而且此时的政治化可以等同于社会化”。个体的政治社会化一方面是统治阶级的需要，即为维系和延续本阶级的统治培养接班人；另一方面也是个体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因为个体在阶级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不可能摆脱政治关系的制约，因而必须学习社会的主导政治文化，按照一定的政治文化模式行事，才能顺利实现自身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对个体的培养不是全方位的，而是紧紧围绕人的政治社会化的需要来进行，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体现高度的政治性，把培养个体的政治品质放在首要的地位。
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体系中，政治教育是“生命线”，起着总揽和统摄的作用。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形势政策教育，等等，政治性要求都必然贯穿于其中。“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体系中，政治教育处于核心层次，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最为集中地体现思想政治教育性质的内容，并影响和制约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其他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的任何一部分，如果不体现政治性，没有政治导向、政治立场、政治态度的要求，就是抽象的、空洞的，同时也是非常危险的。
思想政治教育的上述本质属性、功能和内涵都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在其承担的政治责任内、在其实施教育应及的范围内，引领人的精神世界，关照人的政治生活，塑造人的政治品格，本身就是对丰富人性中最重要的人性――政治性的重视，也是对人的最重要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重视。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所倡导的主流政治文化也必然辐射到社会和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起着引导、规范和制约等作用。因此，就思想政治教育本身而言，在各方面凸显政治性是其本质的要求，理论和实践上都无所谓“泛化”的问题。对思想政治教育“泛政治化”的诘难，对思想政治教育远离现实生活、培养政治“单面人”的指责，实则是试图把政治生活从社会生活的有机整体中孤立出来，为思想政治教育所强调的政治性设定一个疆界，似乎越出这个界线思想政治教育就会产生负面作用。事实上，这个界线是不存在的，社会生活中不可能有一个思想政治教育不能涉及的、完全非政治化的领域。虽然思想政治教育不是万能的，但思想政治教育的或显性、或隐性的政治影响却普遍存在。如果思想政治教育这种最具政治色彩的教育都远离政治，不多方面突出政治要求，无法想象还有什么别的教育能承担这个任务。
二、历史经验证明，忽略政治性就会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出现失误
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末“八・九”后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进一步追问，思想政治教育的失误具体又在哪里?答案很明确，主要就在于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性的弱化。改革开放之初的十年，人们的思想意识混乱而复杂，迫切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加以正确的引导。但是，面对“”遗留的“左”的、“假、大、空”的政治思维，面对西方自由思潮泛滥所兴起的“存在主义热”、“唯意志主义热”、“泛性主义热”，面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多党制、三权分立等思想，思想政治教育没有旗帜鲜明地加以抵制和批判，甚至在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怀疑党的领导，鼓吹全盘西化的错误政治倾向面前，思想政治教育失去了声音。思想政治教育在政治性上的不坚定与软弱退让，造成了人们思想认识的极大混乱，20世纪80年代出现多次和“八・九”政治动乱的爆发，其重要原因正在于
此。对此，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导向，不站稳正确的政治立场，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实效性差，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20世纪80年代思想政治教育失误的教训是深刻的。
20世纪90年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利益多样化、观念多元化、矛盾深层化表现突出，经济领域内追求利益最大化与等价交换物化了一部分人的精神世界，社会生活中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比较严重，党内少数干部搞权力寻租、贪污腐化，这些现象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甚至影响到党的形象和社会稳定。在思想领域，也存在一些错误认识，如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就会自然而然地提高，经济的发展必然付出思想道德滑坡的代价，等等。面对这些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理应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升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有效的思想保障。然而，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彰显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纪律上比较薄弱，在培养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上成效也不佳，甚至一度还有取消思想政治教育的苗头。对此，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事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越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重视和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同时，特别强调，要“讲政治”，“只有讲政治，才能保证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各项政策，把国家的法律、法规，贯彻到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中去，防止和排除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的干扰，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讲政治，既是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也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讲政治，就是要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去占领思想阵地并武装人们的头脑，批判、抵制落后低俗的、腐朽的、反动的思想意识，否则，错误的东西就会乘虚而入，就会使人心涣散，发展畸形，导致社会混乱，思想政治教育就没有实效性可言。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世界经济一体化所产生的利益冲突，政治多极化所表现出的错综复杂，国内促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繁重任务，使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在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要把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项重要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担负起政治责任。要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既以理服人又以情感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不强，原因有多方面，但政治性体现不足仍然是主要的因素，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教学偏重于知识传授，对思想品德的阶级性、政治性有意无意地弱化甚至回避，使充满政治性、规范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被学生仅作知识点的记忆以期考试合格；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对国际国内的社会热点问题仅满足于一般的了解和诠释，而以鲜明的政治立场和观点加以剖析的力度不够，使学生难以形成明晰的政治价值判断，甚至出现错误的认识；还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中注重了学生的能力培养和锻炼，却忽视了对象政治观的塑造，造成学生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政治素质低下。比如，目前的大学生当中，争取进步、要求加入党组织的人数不少，但就是在这部分学生中，对政治理论如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有较好把握的情况并不令人乐观，对涉及政治的热点问题能加以深入分析的学生也不多。总的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的观念方式没有适应政治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形势下政治文化的转变，缺乏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认知教育，缺乏政治参与能力的培养，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差的重要原因。
三、充分体现政治性是思想政治教育走出困境必须坚持的前提
思想政治教育要走出困境必须创新。既要更新思想观念，也要在内容、途径、载体、方式方法等方面加以改进和完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任何新的理念和措施，必须以坚持政治性为前提。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首先要满足社会和个人的政治需要，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相统一的最重要的内涵。如果只是细枝末节的改变，弱化政治性要求，淡化意识形态的引导，甚至越出政治性这条红线，将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引入课堂，思想政治教育就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状，也走不出实效性不强的困境，甚至还起到负面效果，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前提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要全面把握并体现政治性的要求。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属于上层建筑，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业务工作中都有政治”。所以，决不能把政治理解为“”时期的“灵魂深处闹革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阶级斗争观点，彻底摒弃“假、大、空”的政治观念，要从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维护和巩固执政党的地位、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来理解政治。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还必须用动态、发展的眼光来认识政治，把我们党适应国际国内新变化所作出的理论创新，涉及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的重大战略部署及时融入到政治要求之中。例如，当前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群众，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任务。思想政治教育要增强针对性、实效性，就必须围绕上述政治性要求来进行，这是前提。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要慎重、批判地借鉴国外的教育、管理思想。世界文明成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学习借鉴是必然的。但在多种社会体制并存的当今世界，在西方敌对势力图谋“西化”、“分化”我国的形势下，学习借鉴国外的理论时，态度要谨慎，要有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思想政治教育虽然与自然科学和一般社会科学一样，都要体现科学性和人文性，体现真理与价值，但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在于它首要的是体现党性、阶级性。因此，借鉴国外的一些教育、管理思想来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时，必须严肃对待，认真剖析并进行筛选，防止某些貌似新颖，实则弱化、消解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性的观点被视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一段时期以来，已经有这样那样的所谓“创新”理论出现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如，“价值澄清论”、“公民教育论”、“主体间性论”、“交往论”、“幸福论”，等等。对上述理论，一些人甚至认为可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质的突破”，“开辟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新领域”，等等。事实上，这些理论的非政治化倾向十分明显，或许在充实思想政治教育的部分非本质内容、拓展一些操作途径上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总的来看，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不符，试图照搬这些理论从根本上创新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会徒劳无功，发展到一定程度还会有负面作用。
意识形态四个责任内容范文第7篇
关键词: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德日刑法学移植论
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作为犯罪判断与证成的思维作业模式，乃是整个刑法学体系的基石，并为近代刑事法治文明的支柱。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在过去团年间，不仅作为中国刑法学术研究的基础平台，产生了深远的理论价值，而且成为中国刑事司法实践的操作指南，发挥了积极的实践意义。但是，近年来，这一理论体系备受争议，甚至饱受责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而引发了笔者对其命运的密切关注和严肃思考。
一、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和内容
关于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主体架构和基本内容，遵循中国刑法学界的主流共识，大体可以简要归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关于犯罪构成的概念。中国刑法学关于犯罪构成的通行定义是:犯罪构成是刑法所规定的，体现和决定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需的一系列主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整体。根据这一经典定义，犯罪构成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其一，犯罪构成具有法律实定性:犯罪构成是刑法所规定的，包括刑法总则和分则的结合规定。因此，犯罪构成乃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坚实保障。其二，犯罪构成具有价值承载性:犯罪构成体现和决定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各个犯罪构成要件本质上都是对犯罪社会危害性的不同侧面的表达。因此，犯罪构成乃是犯罪本质的构成系统。第三，犯罪构成具有有机统一性:犯罪构成是由一系列主客观要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组成的统一整体。因此，犯罪构成是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基本原则的忠实体现。
第二，关于犯罪构成的框架。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在整体格局上表现为两大块四要件祸合式的结构。两大块就是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将犯罪构成整体上划分为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两个板块。四要件就是对两大块进行二次析分之后形成犯罪构成的四大基本元素即四大构成要件，依次包括: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一个行为如欲认定其成立犯罪，必须同时具备上述犯罪构成的四大要件，缺失其中任何一个要件，都不可能成立犯罪。
第三，关于犯罪构成的意义。一方面，从刑事法治建设角度而言，犯罪构成理论乃是刑事法治的支柱。近代以来的刑事法治文明的标志性成果就是罪刑法定原则，犯罪构成理论给罪刑法定原则提供了实质性的支撑和实体性的依托，因而成为刑事法治文明的一个重要支柱。另一方面，从刑法学科体系角度而言，犯罪构成乃是整个刑法学体系的基石，因为:其一，犯罪构成是犯罪概念的延伸:犯罪构成以犯罪成立要素系统的形态对犯罪概念进行了实证解读，因而犯罪构成成为犯罪概念的延伸;其二，犯罪构成是犯罪本质的构成:犯罪构成要件从主客观不同侧面对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进行全方位多侧面的诊释，因而犯罪构成与实施犯罪相互表里也就成为犯罪本质的构成;其三，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根据:启动刑事追究的前提和基础是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因而犯罪构成也成为刑事责任的根据。可见，犯罪构成上接犯罪概念问题，下引刑事责任问题。如是，以犯罪构成理论为基石，就形成了以“罪一责一刑”一条龙为基本秩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学体系。中国刑法学体系的逻辑运动秩序也就是:首先，犯罪论研究“罪”的问题，以认定犯罪为核心任务;其次，刑事责任论研究“责”的问题，以确定刑事责任为核心任务;最后，刑罚论研究“刑”的问题，以决定刑罚为核心任务。一言以蔽之，“罪一责一刑”乃是中国刑法学的研究逻辑，“认定犯罪一确定责任一决定刑罚”，乃是中国刑事司法的作业逻辑。
二、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当下所面临的挑战
对于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批判和质疑的声音，并非今日始有，而是由来已久，并且愈演愈烈。但是，这种声音在过去30年间并非一个调子的。笔者认为，大体上可以以新旧世纪交替为界，分为以“改造论”为主旋律和以“移植论”为主旋律的两个不同时期。
所谓“改造论”，也可以称为“改良论”，盛行于上世纪80、90年代，其基本诉求是在维护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传统框架和格局的基础上，进行技术性的修正改造，其基本方法大多是对犯罪构成要件体系进行拆解重组或者置换位移。作为“改造论”的成果，刑法学界提出了五花八门的所谓“两要件说”、“三要件说”和“五要件说”甚至“新四要件说”，令人目不暇接，但终成过眼烟百。
所谓“移植论”，实质上就是“革新论”，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渐成气候。随着中外刑法学术交流活动的日益勃兴，德日刑法学成果广泛传人中国并且迅速获得青睐，某些刑法学者主张以革故鼎新的立场彻底以四要件为特征的苏联式传统体系，以直接“拿来”的方法全面移植以三阶层为特征的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从而实现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所谓国际化的目标。
“移植论”的立论基础是对中国现行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彻底否定，其理由颇为纷繁，笔者认为根据其方法论整体上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
第一，从历史学和价值学的角度:“移植论”者认为，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是移植和拷贝前苏联刑法学成果的产物，而前苏联刑法学是在阶级斗争政治哲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纯粹意识形态的产物，缺乏基本的学术质量，已被实践证明所弃用，因此当代中国刑法学应当彻底“去苏俄化”转而融人世界刑事法治文明的主流。德日刑法学乃是近代世界刑法学的中心，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被公认为当代世界最为精美最为填密的犯罪论体系，在大陆法系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就决定了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追随德日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撇开意识形态色彩不论，单纯就成文法传统、法官职权主义和演绎思维模式这三个基本文化特质而言，包括中国和苏俄在内的社会主义法系广义上都可以归人大陆法国家谱系，中国在法律文化、司法体制、诉讼模式等方面与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具有亲缘性，而且上个世纪前半叶民国时期的中国刑法学即是完全移植了德日刑法学知识体系，今日中国台湾地区刑法学沿袭了以德日为师的民国刑法学传统，可见德日刑法学成果植人中国刑法文化土壤并不存在水土不服而引发南橘北积”之问题。这也就表明了中国刑法学师法德日的可行性。
第二，从逻辑学和功能学的角度:“移植论”者认为，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在逻辑构造与体系功能上存在无法解决的内在缺陷和固有局限，与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相较优劣分明，并主要集中为两点:一是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表现为静态的平面祸合结构，四个要件之间是一种“一存俱存，一无俱无”的循环依赖关系，而非依次推进、逐步收敛的位阶关系，因此仅仅揭示定罪结论而未体现定罪过程，实质上是在构成犯罪的先验认知下去做要件拼图工作，体现有罪推定之思维，容易酿造冤假错案;相反，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表现为动态的立体递进式结构，在构成要件、违法和责任三个评价环节依次逐层实现犯罪过滤功能，不仅揭示定罪结论，而且展现定罪过程。二是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只研究犯罪构成的积极要件而不研究犯罪构成的消极要件，或者说只设置人罪路径而不配置出罪路径，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阻却犯罪行为放在犯罪构成体系之外进行孤立的个别的研究，造成犯罪构成理论仅含人罪机制而不含出罪机制，只突出社会保护机能而缺失人权保障机能;相反，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在违法和责任两个要件中架设违法和责任阻却事由的判断机制，将犯罪成立的积极要件和消极要件进行一体化考量，实现人罪功能与出罪功能的和谐配置，更符合制约国家刑罚权、保障人权的要求。
三、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现实思考
笔者一直认为，批判是学术成长不竭的动力。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成熟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不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过程。正是中国刑法学界谦虚面对各种批判声音，并以此为契机开展深刻反思，才促成了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但同时也认为，学术批判应当遵循两点基本规则，一是必须建立在对被批判对象严肃、深刻的理解基础之上;二是必须运用学术的方式开展学术批判。基于这两点，笔者对于当下刑法学界“移植论”者就现行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给予彻底否定的见解，不敢表示苟同。
对于“移植论”所持的第一点理由的质疑，需要强调两个方面:
第一，前苏联和新中国的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虽然都孕育于阶级斗争年代，但并非如“移植论”者所责难的是基于政治需要的产物，而是刑法学界严谨诚挚探索研究的成果。没有一项理论是没有历史脉络而横空出世的东西。前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追根溯源，还是对19世纪大陆法系刑法学犯罪论体系的继承。19世纪后半期乃是大陆法系刑法学犯罪论体系的草创阶段，当时的主流风格乃是受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影响，从犯罪主客观要素的平面析分和统合上去论证犯罪成立，如德国具有代表性的贝克迈耶体系将犯罪成立要件划分为“客观构成要件”和“主观构成要件”。意大利流行的由卡尔拉拉所倡导的“两分”的犯罪概念将犯罪成立要件析分为“物理力”和“精神力”。日本早期较有影响的刑法学家胜本勘三郎的犯罪论体系则由“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行为”和“责任”(主观罪过)四项要件组成。这也直接影响了当时的俄国刑法学犯罪论体系的风格。十月革命之后，前苏联刑法学家们批判了肇始于贝林格、以新康德主义为哲学根据、以形式主义构成要件理论为基石的犯罪论体系(即今日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的源头)，继受了革命前俄国的塔甘采夫的犯罪论体系模式，并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进行了价值改造，经过诸多刑法学家的激烈交锋争鸣，最终形成了以社会危害性为价值内容、以四要件结构为格局形式的犯罪构成理论。这个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是前苏联刑法学界以特拉伊宁为代表的诸多刑法学家集体学术智慧的结晶，是客观历史传承和严肃现实选择的结果，而并非政治冲动或者阶级斗争的产物。当下中国刑法学界有的学者带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去看待这一理论体系，不仅是对苏俄刑法学历史的无知，而且是对学术成果简单的妄断。从历史来看，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不论是在前苏联还是在新中国，都是作为刑事法治建设的积极力量而存在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其成长命运多蚌。中国自1957年反右直至结束长达20年间，犯罪构成理论即被批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而成为刑法学者不敢触碰的“雷区”。没有想到的是，50年前犯罪构成理论一夜之间被打成“资产阶级的专利”，50年后又被一些中国刑法学人自己冠以“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产物”，是非随波，岂非历史玩笑!
第二，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虽然取法于前苏联刑法学界，但并非如“移植论”者所指责的纯属前苏联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的简单复制，而是在学习前苏联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中国本土化改造的成果。考察中外法律进化史可知，但凡成活并且生机勃勃的法律移植，不可能不包含“水土调适”的过程。即若“移植论者”所五体投地的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而言，继受德国的日本刑法学犯罪论体系也作了相当的发展和创新，最突出的两点贡献就是由小野清一郎倡导的“违法责任类型说”和藤木英雄等人推出的“可罚违法性”理论，这两点理论创新又反哺影响了德国刑法学，从而构成了德日刑法学青蓝互动的局面。同样，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在移植前苏联体系的过程中也作了一定的发展和创新。应当说，上世纪50年代，在当时向苏联“一边倒”的特殊历史环境下，加之中国社会主义新刑法学团队尚未成形，翻版苏联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势所难免，但是，很快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始而夭折，之后长达20年成为不敢问津的理论。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真正成型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当时一批劫后余生的刑法学人在刑法学春天来临的时刻，以维护和发扬社会主义法制的崇高热忱，以上世纪50年代学到的苏联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为蓝本，构建了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并且发展了苏联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的知识内涵，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强调犯罪构成不仅决定社会危害性的存在，而且决定社会危害性的程度，从而在犯罪构成要件中引人定量因素，将对犯罪构成的认识提升到社会危害性的质与量统一的高度。
关于“移植论”者所持的第二点理由的质疑，笔者也强调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同样具有过程特征。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运用于定罪过程，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言的没有位阶性和层次感，一次作业、一步到位，而是同样具有过程性的。只是笔者认为，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的过程性体现为在三个阶层之间逐步过滤，后一阶层的否决并不抵消前置阶层的成立，而我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的过程性则体现为在四个要件之间逐项筛选，并且任何一项要件的否决都足以抵消其他要件的成立。逐步过滤和逐项筛选之间只是方法论的区别，很难说哪一种方法就绝对合理。至于有的刑法学者将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垢病为“引向有罪推定思维”、“酿造冤假错案”，其荒谬性自不待言，不消辩驳。
第二，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同样具有出罪功能。四大犯罪构成要件既是积极要件又是消极要件，当完全充足四个要件而确证犯罪成立时，即发挥了人罪功能，反之，当缺失其中任何一个要件而否决犯罪成立时，即发挥了出罪功能，这应当是不言而喻的基本常识。而且，从学理意义来讲，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在出罪功能上较之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更加干净利落而不拖泥带水，因为只要否决其中一个要件，就可以省略了对其他要件的审视。故此，怎么能说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不具备“出罪功能”呢?照此逻辑，中国法院根据现行犯罪构成理论判决的刑事案件岂非都是有罪结论?所以，稍加推敲，“移植论”者的这一洁难根本无法成立。“移植论”者认为，只有将阻却犯罪行为植人犯罪构成理论才能使犯罪构成理论发挥出罪功能，这也是似是而非的伪判断。阻却犯罪行为置于犯罪构成体系之内还是之外，只是刑法学体系叙述的问扩题。中国刑法学之所以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阻却犯罪行为置于犯罪构成之外加以研究，完全是因为中国刑法学中的犯罪构成是承载社会危害性的实质构成，所以没有阻却犯罪行为的托足余地。饶有趣味的是，正因为中国刑法学将阻却犯罪行为置于犯罪构成之外，反而促成了阻却犯罪行为构成要件的独立成型。我们在中国刑法学教科书中可以看到关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都各自具备其不同的严密的主客观构成要件，这应该说是中国刑法学区别于德日刑法学的一大特色。这样，在中国刑事司法的犯罪认定实践中，也就形成了与德日刑事司法迥然不同的思维逻辑:对于某些具有正当防卫等犯罪阻却可能的案件，首先是根据正当防卫等构成要件对行为性质加以判断，在充足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即逸行认定正当防卫等阻却犯罪行为的成立，犯罪构成理论则无需登场，只有在正当防卫等构成要件不充足的情况下才需要启动犯罪构成理论进行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厘定。因此，尽管犯罪阻却行为理论被置于犯罪构成体系之外，但并不影响其实际功能的发挥。“移植论”者关于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体系不兼容犯罪阻却行为致其出罪功能的缺失的批判，是纯粹技术思维引发的误读，并且也无视中国刑事司法的实况。
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和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分别植根于各自的法文化土壤，各有其特色和优势，很难说哪一种理论体系就是绝对真理或者具有绝对优势。相对而言，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的优势在于追求哲理的周密性和体系的严谨性，而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的优势则在于蕴义的稳定性和操作的明快性。第一，就蕴义的稳定性而言，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自贝林格以来的100年间，体系模式不断翻新，在“构成要件—违法—责任”的三阶层体系之外，还有所谓“行为—不法—责任”的三阶层体系，另还有所谓“行为—构成要件—违法—责任”的四阶层体系，等等，不下十数种，令人眼花缭乱。即便是最为通行的“构成要件—违法—责任”的三阶层体系，也是在不断流变之中。关于构成要件、违法和责任内部的具体要素配置，见解纷呈，莫衷一是。反观前苏联和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50年来一直维持其基本架构和主体内容不变，应当说是其优势。犯罪构成理论作为犯罪认定的思维作业模式在刑事司法界具有根植性，犯罪构成理论的稳定性对于促进刑事司法的统一性与安定性具有重要意义。试想，如果犯罪构成理论动辄推陈出新，会给刑事司法作业带来多大的困扰甚至危害?第二，就操作的明快性而言，今天的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可以说是叠床架屋，单就其主观故意(过失)的判断而言，就形成了所谓构成要件故意(过失)、违法故意(过失)和责任故意(过失)，向来作为责任专属要素的故意(过失)分别在构成要件、违法和责任三个阶层上重复给予检讨，认为构成要件故意(过失)和违法性故意(过失)乃是一种类型性检讨，责任故意(过失)乃是个别性检讨，但又认为构成要件故意(过失)对于违法故意(过失)和责任故意(过失)具有推定机能，真令人有云雾缭绕之观感。反观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四个要件之间对应工整，界限清晰，简洁明快，具有鲜明的可操作性。
犯罪构成理论应当是志向现实的学问，应当追求现实的妥当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或者说务实风格。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自贝林格以来100年间的发达历程，为了理论而理论，为了体系而体系，沉酒于理论创新，失落为概念游戏，已经走上了一条纯粹理性主义的道路，和刑事司法实践的期待与需求渐行渐远。事实上，在德日刑法学界，许多刑法学者也对其犯罪论体系展开了深刻的批判性反思。如德国刑法学家雅科布斯认为，德国学说争辩因果行为论或目的行为论何者为佳，以及争辩阶层构造理论，纯粹是因为“二战”之后，刑法学者逃避政治压力(作为战败国的知识分子，谈规范的目的或规范的本质会有自我否定的压力)，把精力放在这种技术问题所致。区分构成要件合致性、违法性和有责性，或区分不法和罪责，都是没有意义的。归根结底，只是一个行为人要不要负责的问题。日本刑法学者也认为，日本的犯罪体系论由于受德国刑法学的绝对影响，采用的是“构成要件”、“违法性”、“责任”这种观念的、抽象的犯罪论体系，因为必须考虑什么是构成要件，构成要件和违法性、责任之间处于什么样的关系，因此，具有强烈的唯体系论的倾向。结果，一般国民就不用说了，其他法律领域的人也因为刑法体系过于专业而难以接近。不仅如此，这种体系，使得无论在战前还是在战后，都难以自下而上地对刑罚权的任意发动现象进行批判，并为这种批判提供合理根据。德日刑法学家们都能够有一份清醒客观的自我认识，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某些刑法学者却只有一味地讴歌和礼赞呢?
当然，我们指出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的缺陷，并不意味着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已经尽善尽美或者较之高出一筹，从而抱持敝帚自珍的心态拒绝任何批评的声音。刑法学界对于现行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许多批评是值得我们反思和检讨的。我们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确实也存在静态性有余而动态性不足、封闭性有余而开放性不足等不少问题，而这恰恰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四、结语
犯罪构成理论不仅仅是刑法学术研究的基石，而且是刑事法治建设的基石。笔者衷心希望刑法学界一切学人积极参与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笔者也认为在这一过程中积极借鉴包括德日刑法学在内的域外先进刑法学术成果是必要且有益的。但是，这一切应当建立在对中国刑法学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国刑事司法实务的现实把握的认识基础之上，建立在“体系的思考”和“问题的思考”互补的方法基础之上。
[①]参见洪福增:《刑法理论之基础》，刑事法杂志社1977年出版，第3页。
[②]参见林:《意大利刑法学纲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6一78页。
[③]参见李海东主编:《日本刑事法学者》(上)，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6一7页。
[④]或称阻却违法行为、排除社会危害、正当行为，笔者倾向于以阻却犯罪行为表述较为妥当。
[⑤]参见许玉秀:《当代刑法思潮》，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意识形态四个责任内容范文第8篇
关键词: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德日刑法学移植论
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作为犯罪判断与证成的思维作业模式，乃是整个刑法学体系的基石，并为近代刑事法治文明的支柱。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在过去团年间，不仅作为中国刑法学术研究的基础平台，产生了深远的理论价值，而且成为中国刑事司法实践的操作指南，发挥了积极的实践意义。但是，近年来，这一理论体系备受争议，甚至饱受责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而引发了笔者对其命运的密切关注和严肃思考。
一、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和内容
关于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主体架构和基本内容，遵循中国刑法学界的主流共识，大体可以简要归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关于犯罪构成的概念。中国刑法学关于犯罪构成的通行定义是:犯罪构成是刑法所规定的，体现和决定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需的一系列主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整体。根据这一经典定义，犯罪构成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其一，犯罪构成具有法律实定性:犯罪构成是刑法所规定的，包括刑法总则和分则的结合规定。因此，犯罪构成乃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坚实保障。其二，犯罪构成具有价值承载性:犯罪构成体现和决定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各个犯罪构成要件本质上都是对犯罪社会危害性的不同侧面的表达。因此，犯罪构成乃是犯罪本质的构成系统。第三，犯罪构成具有有机统一性:犯罪构成是由一系列主客观要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组成的统一整体。因此，犯罪构成是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基本原则的忠实体现。
第二，关于犯罪构成的框架。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在整体格局上表现为两大块四要件祸合式的结构。两大块就是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将犯罪构成整体上划分为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两个板块。四要件就是对两大块进行二次析分之后形成犯罪构成的四大基本元素即四大构成要件，依次包括: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一个行为如欲认定其成立犯罪，必须同时具备上述犯罪构成的四大要件，缺失其中任何一个要件，都不可能成立犯罪。
第三，关于犯罪构成的意义。一方面，从刑事法治建设角度而言，犯罪构成理论乃是刑事法治的支柱。近代以来的刑事法治文明的标志性成果就是罪刑法定原则，犯罪构成理论给罪刑法定原则提供了实质性的支撑和实体性的依托，因而成为刑事法治文明的一个重要支柱。另一方面，从刑法学科体系角度而言，犯罪构成乃是整个刑法学体系的基石，因为:其一，犯罪构成是犯罪概念的延伸:犯罪构成以犯罪成立要素系统的形态对犯罪概念进行了实证解读，因而犯罪构成成为犯罪概念的延伸;其二，犯罪构成是犯罪本质的构成:犯罪构成要件从主客观不同侧面对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进行全方位多侧面的诊释，因而犯罪构成与实施犯罪相互表里也就成为犯罪本质的构成;其三，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根据:启动刑事追究的前提和基础是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因而犯罪构成也成为刑事责任的根据。可见，犯罪构成上接犯罪概念问题，下引刑事责任问题。如是，以犯罪构成理论为基石，就形成了以“罪一责一刑”一条龙为基本秩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学体系。中国刑法学体系的逻辑运动秩序也就是:首先，犯罪论研究“罪”的问题，以认定犯罪为核心任务;其次，刑事责任论研究“责”的问题，以确定刑事责任为核心任务;最后，刑罚论研究“刑”的问题，以决定刑罚为核心任务。一言以蔽之，“罪一责一刑”乃是中国刑法学的研究逻辑，“认定犯罪一确定责任一决定刑罚”，乃是中国刑事司法的作业逻辑。
二、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当下所面临的挑战
对于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批判和质疑的声音，并非今日始有，而是由来已久，并且愈演愈烈。但是，这种声音在过去30年间并非一个调子的。笔者认为，大体上可以以新旧世纪交替为界，分为以“改造论”为主旋律和以“移植论”为主旋律的两个不同时期。
所谓“改造论”，也可以称为“改良论”，盛行于上世纪80、90年代，其基本诉求是在维护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传统框架和格局的基础上，进行技术性的修正改造，其基本方法大多是对犯罪构成要件体系进行拆解重组或者置换位移。作为“改造论”的成果，刑法学界提出了五花八门的所谓“两要件说”、“三要件说”和“五要件说”甚至“新四要件说”，令人目不暇接，但终成过眼烟百。
所谓“移植论”，实质上就是“革新论”，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渐成气候。随着中外刑法学术交流活动的日益勃兴，德日刑法学成果广泛传人中国并且迅速获得青睐，某些刑法学者主张以革故鼎新的立场彻底以四要件为特征的苏联式传统体系，以直接“拿来”的方法全面移植以三阶层为特征的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从而实现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所谓国际化的目标。
“移植论”的立论基础是对中国现行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彻底否定，其理由颇为纷繁，笔者认为根据其方法论整体上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
第一，从历史学和价值学的角度:“移植论”者认为，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是移植和拷贝前苏联刑法学成果的产物，而前苏联刑法学是在阶级斗争政治哲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纯粹意识形态的产物，缺乏基本的学术质量，已被实践证明所弃用，因此当代中国刑法学应当彻底“去苏俄化”转而融人世界刑事法治文明的主流。德日刑法学乃是近代世界刑法学的中心，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被公认为当代世界最为精美最为填密的犯罪论体系，在大陆法系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就决定了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追随德日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撇开意识形态色彩不论，单纯就成文法传统、法官职权主义和演绎思维模式这三个基本文化特质而言，包括中国和苏俄在内的社会主义法系广义上都可以归人大陆法国家谱系，中国在法律文化、司法体制、诉讼模式等方面与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具有亲缘性，而且上个世纪前半叶民国时期的中国刑法学即是完全移植了德日刑法学知识体系，今日中国台湾地区刑法学沿袭了以德日为师的民国刑法学传统，可见德日刑法学成果植人中国刑法文化土壤并不存在水土不服而引发南橘北积”之问题。这也就表明了中国刑法学师法德日的可行性。
第二，从逻辑学和功能学的角度:“移植论”者认为，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在逻辑构造与体系功能上存在无法解决的内在缺陷和固有局限，与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相较优劣分明，并主要集中为两点:一是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表现为静态的平面祸合结构，四个要件之间是一种“一存俱存，一无俱无”的循环依赖关系，而非依次推进、逐步收敛的位阶关系，因此仅仅揭示定罪结论而未体现定罪过程，实质上是在构成犯罪的先验认知下去做要件拼图工作，体现有罪推定之思维，容易酿
造冤假错案;相反，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表现为动态的立体递进式结构，在构成要件、违法和责任三个评价环节依次逐层实现犯罪过滤功能，不仅揭示定罪结论，而且展现定罪过程。二是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只研究犯罪构成的积极要件而不研究犯罪构成的消极要件，或者说只设置人罪路径而不配置出罪路径，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阻却犯罪行为放在犯罪构成体系之外进行孤立的个别的研究，造成犯罪构成理论仅含人罪机制而不含出罪机制，只突出社会保护机能而缺失人权保障机能;相反，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在违法和责任两个要件中架设违法和责任阻却事由的判断机制，将犯罪成立的积极要件和消极要件进行一体化考量，实现人罪功能与出罪功能的和谐配置，更符合制约国家刑罚权、保障人权的要求。
三、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现实思考
笔者一直认为，批判是学术成长不竭的动力。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成熟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不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过程。正是中国刑法学界谦虚面对各种批判声音，并以此为契机开展深刻反思，才促成了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但同时也认为，学术批判应当遵循两点基本规则，一是必须建立在对被批判对象严肃、深刻的理解基础之上;二是必须运用学术的方式开展学术批判。基于这两点，笔者对于当下刑法学界“移植论”者就现行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给予彻底否定的见解，不敢表示苟同。
对于“移植论”所持的第一点理由的质疑，需要强调两个方面:
第一，前苏联和新中国的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虽然都孕育于阶级斗争年代，但并非如“移植论”者所责难的是基于政治需要的产物，而是刑法学界严谨诚挚探索研究的成果。没有一项理论是没有历史脉络而横空出世的东西。前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追根溯源，还是对19世纪大陆法系刑法学犯罪论体系的继承。19世纪后半期乃是大陆法系刑法学犯罪论体系的草创阶段，当时的主流风格乃是受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影响，从犯罪主客观要素的平面析分和统合上去论证犯罪成立，如德国具有代表性的贝克迈耶体系将犯罪成立要件划分为“客观构成要件”和“主观构成要件”。[①]意大利流行的由卡尔拉拉所倡导的“两分”的犯罪概念将犯罪成立要件析分为“物理力”和“精神力”。[②]日本早期较有影响的刑法学家胜本勘三郎的犯罪论体系则由“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行为”和“责任”(主观罪过)四项要件组成。[③]这也直接影响了当时的俄国刑法学犯罪论体系的风格。十月革命之后，前苏联刑法学家们批判了肇始于贝林格、以新康德主义为哲学根据、以形式主义构成要件理论为基石的犯罪论体系(即今日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的源头)，继受了革命前俄国的塔甘采夫的犯罪论体系模式，并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进行了价值改造，经过诸多刑法学家的激烈交锋争鸣，最终形成了以社会危害性为价值内容、以四要件结构为格局形式的犯罪构成理论。这个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是前苏联刑法学界以特拉伊宁为代表的诸多刑法学家集体学术智慧的结晶，是客观历史传承和严肃现实选择的结果，而并非政治冲动或者阶级斗争的产物。当下中国刑法学界有的学者带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去看待这一理论体系，不仅是对苏俄刑法学历史的无知，而且是对学术成果简单的妄断。从历史来看，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不论是在前苏联还是在新中国，都是作为刑事法治建设的积极力量而存在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其成长命运多蚌。中国自1957年反右直至结束长达20年间，犯罪构成理论即被批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而成为刑法学者不敢触碰的“雷区”。没有想到的是，50年前犯罪构成理论一夜之间被打成“资产阶级的专利”，50年后又被一些中国刑法学人自己冠以“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产物”，是非随波，岂非历史玩笑!
第二，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虽然取法于前苏联刑法学界，但并非如“移植论”者所指责的纯属前苏联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的简单复制，而是在学习前苏联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中国本土化改造的成果。考察中外法律进化史可知，但凡成活并且生机勃勃的法律移植，不可能不包含“水土调适”的过程。即若“移植论者”所五体投地的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而言，继受德国的日本刑法学犯罪论体系也作了相当的发展和创新，最突出的两点贡献就是由小野清一郎倡导的“违法责任类型说”和藤木英雄等人推出的“可罚违法性”理论，这两点理论创新又反哺影响了德国刑法学，从而构成了德日刑法学青蓝互动的局面。同样，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在移植前苏联体系的过程中也作了一定的发展和创新。应当说，上世纪50年代，在当时向苏联“一边倒”的特殊历史环境下，加之中国社会主义新刑法学团队尚未成形，翻版苏联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势所难免，但是，很快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始而夭折，之后长达20年成为不敢问津的理论。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真正成型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当时一批劫后余生的刑法学人在刑法学春天来临的时刻，以维护和发扬社会主义法制的崇高热忱，以上世纪50年代学到的苏联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为蓝本，构建了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并且发展了苏联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的知识内涵，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强调犯罪构成不仅决定社会危害性的存在，而且决定社会危害性的程度，从而在犯罪构成要件中引人定量因素，将对犯罪构成的认识提升到社会危害性的质与量统一的高度。超级秘书网：
关于“移植论”者所持的第二点理由的质疑，笔者也强调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同样具有过程特征。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运用于定罪过程，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言的没有位阶性和层次感，一次作业、一步到位，而是同样具有过程性的。只是笔者认为，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的过程性体现为在三个阶层之间逐步过滤，后一阶层的否决并不抵消前置阶层的成立，而我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的过程性则体现为在四个要件之间逐项筛选，并且任何一项要件的否决都足以抵消其他要件的成立。逐步过滤和逐项筛选之间只是方法论的区别，很难说哪一种方法就绝对合理。至于有的刑法学者将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垢病为“引向有罪推定思维”、“酿造冤假错案”，其荒谬性自不待言，不消辩驳。
第二，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同样具有出罪功能。四大犯罪构成要件既是积极要件又是消极要件，当完全充足四个要件而确证犯罪成立时，即发挥了人罪功能，反之，当缺失其中任何一个要件而否决犯罪成立时，即发挥了出罪功能，这应当是不言而喻的基本常识。而且，从学理意义来讲，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在出罪功能上较之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更加干净利落而不拖泥带水，因为只要否决其中一个要件，就可以省略了对其他要件的审视。故此，怎么能说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不具备“出罪功能”呢?照此逻辑，中国法院根据现行犯罪构成理论判决的刑事案件岂非都是有罪结论?所以，稍加推敲，“移植论”者的这一洁难根本无法成立。“移植论”者认为，只有将阻却犯罪行为[④]植人犯罪构成理论才能使犯罪构成理论发挥出罪功能，这也是似是而非的伪判断。阻却犯罪行为置于犯罪构成体系之内还是之外，只是刑法学体系叙述的问扩题。中国刑法学之所以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阻却犯罪行为置于犯罪构成之外加以研究，完全是因为中国刑法学中的犯罪构成是承载社会危害性的实质构成，所以没有阻却犯罪行为的托足余地。饶有趣味的是，正因为中国刑法学将阻却犯罪行为置于犯罪构成之外，反而促成了阻却犯罪行为构成要件的独立成型。我们在中国刑法学教科书中可以看到关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都各自具备其不同的严密的主客观构成要件，这应该说是中国刑法学区别于德日刑法学的一大特色。这样，在中国刑事司法的犯罪认定实践中，也就形成了与德日刑事司法迥然不同的思维逻辑:对于某些具有正当防卫等犯罪阻却可能的案件，首先是根据正当防卫等构成要件对行为性质加以判断，在充足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即逸行认定正当防卫等阻却犯罪行为的成立，犯罪构成理论则无需登场，只有在正当防卫等构成要件不充足的情况下才需要启动犯罪构成理论进行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厘定。因此，尽管犯罪阻却行为理论被置于犯罪构成体系之外，但并不影响其实际功能的发挥。“移植论”者关于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体系不兼容犯罪阻却行为致其出罪功能的缺失的批判，是纯粹技术思维引发的误读，并且也无视中国刑事司法的实况。
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和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分别植根于各自的法文化土壤，各有其特色和优势，很难说哪一种理论体系就是绝对真理或者具有绝对优势。相对而言，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的优势在于追求哲理的周密性和体系的严谨性，而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的优势则在于蕴义的稳定性和操作的明快性。第一，就蕴义的稳定性而言，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自贝林格以来的100年间，体系模式不断翻新，在“构成要件—违法—责任”的三阶层体系之外，还有所谓“行为—不法—责任”的三阶层体系，另还有所谓“行为—构成要件—违法—责任”的四阶层体系，等等，不下十数种，令人眼花缭乱。即便是最为通行的“构成要件—违法—责任”的三阶层体系，也是在不断流变之中。关于构成要件、违法和责任内部的具体要素配置，见解纷呈，莫衷一是。反观前苏联和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50年来一直维持其基本架构和主体内容不变，应当说是其优势。犯罪构成理论作为犯罪认定的思维作业模式在刑事司法界具有根植性，犯罪构成理论的稳定性对于促进刑事司法的统一性与安定性具有重要意义。试想，如果犯罪构成理论动辄推陈出新，会给刑事司法作业带来多大的困扰甚至危害?第二，就操作的明快性而言，今天的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可以说是叠床架屋，单就其主观故意(过失)的判断而言，就形成了所谓构成要件故意(过失)、违法故意(过失)和责任故意(过失)，向来作为责任专属要素的故意(过失)分别在构成要件、违法和责任三个阶层上重复给予检讨，认为构成要件故意(过失)和违法性故意(过失)乃是一种类型性检讨，责任故意(过失)乃是个别性检讨，但又认为构成要件故意(过失)对于违法故意(过失)和责任故意(过失)具有推定机能，真令人有云雾缭绕之观感。反观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四个要件之间对应工整，界限清晰，简洁明快，具有鲜明的可操作性。
犯罪构成理论应当是志向现实的学问，应当追求现实的妥当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或者说务实风格。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自贝林格以来100年间的发达历程，为了理论而理论，为了体系而体系，沉酒于理论创新，失落为概念游戏，已经走上了一条纯粹理性主义的道路，和刑事司法实践的期待与需求渐行渐远。事实上，在德日刑法学界，许多刑法学者也对其犯罪论体系展开了深刻的批判性反思。如德国刑法学家雅科布斯认为，德国学说争辩因果行为论或目的行为论何者为佳，以及争辩阶层构造理论，纯粹是因为“二战”之后，刑法学者逃避政治压力(作为战败国的知识分子，谈规范的目的或规范的本质会有自我否定的压力)，把精力放在这种技术问题所致。区分构成要件合致性、违法性和有责性，或区分不法和罪责，都是没有意义的。归根结底，只是一个行为人要不要负责的问题。[⑤]日本刑法学者也认为，日本的犯罪体系论由于受德国刑法学的绝对影响，采用的是“构成要件”、“违法性”、“责任”这种观念的、抽象的犯罪论体系，因为必须考虑什么是构成要件，构成要件和违法性、责任之间处于什么样的关系，因此，具有强烈的唯体系论的倾向。结果，一般国民就不用说了，其他法律领域的人也因为刑法体系过于专业而难以接近。不仅如此，这种体系，使得无论在战前还是在战后，都难以自下而上地对刑罚权的任意发动现象进行批判，并为这种批判提供合理根据。[⑥]德日刑法学家们都能够有一份清醒客观的自我认识，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某些刑法学者却只有一味地讴歌和礼赞呢?
当然，我们指出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的缺陷，并不意味着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已经尽善尽美或者较之高出一筹，从而抱持敝帚自珍的心态拒绝任何批评的声音。刑法学界对于现行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许多批评是值得我们反思和检讨的。我们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确实也存在静态性有余而动态性不足、封闭性有余而开放性不足等不少问题，而这恰恰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四、结语
犯罪构成理论不仅仅是刑法学术研究的基石，而且是刑事法治建设的基石。笔者衷心希望刑法学界一切学人积极参与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笔者也认为在这一过程中积极借鉴包括德日刑法学在内的域外先进刑法学术成果是必要且有益的。但是，这一切应当建立在对中国刑法学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国刑事司法实务的现实把握的认识基础之上，建立在“体系的思考”和“问题的思考”互补的方法基础之上。
[①]参见洪福增:《刑法理论之基础》，刑事法杂志社1977年出版，第3页。
[②]参见林:《意大利刑法学纲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6一78页。
[③]参见李海东主编:《日本刑事法学者》(上)，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6一7页。
[④]或称阻却违法行为、排除社会危害、正当行为，笔者倾向于以阻却犯罪行为表述较为妥当。
[⑤]参见许玉秀:《当代刑法思潮》，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意识形态四个责任内容范文第9篇
企业社会责任陷入“概念丛林”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点即使是在社会责任国际标准ISO26000之后，也无法得到根本的改观。无论是出席各种论坛还是阅读不同学者的研究文献，我们所闻或所见基本上仍然是每个人心目中的“社会责任”。走出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丛林”，必须统一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逻辑起点，寻找到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元定义”。
企业社会责任的“元定义”
元定义是指对事物或概念的本质属性所进行的最高层次的抽象，而其他视角或其他层次的抽象则为操作性定义。基于这一界定，可以认为当前已经出现的上百种企业社会责任定义都属于操作性定义，偏重于特定学术立场、特定研究视角和特定研究方法。这也意味着，如果要形成一个经得起理论逻辑和实践检验的企业社会责任“元定义”，就需要学者们超越不同的研究立场、视角和方法，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属性进行最高层次的抽象。
企业社会责任，顾名思义，是指“追求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行为”。进一步追问，何谓“追求对社会负责任”，就是企业行为自觉(着眼企业追求)或要(着眼社会期望)向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福利的方向趋近并作出实际贡献。可见，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核心是探究什么样的企业行为能够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福利。因此，提炼企业社会责任的“元定义”必须始终聚焦对企业社会责任这一基本问题的回答。
从增进社会福利视角对“追求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行为”的本质属性进行最高层次的抽象，企业社会责任的“元定义”就可界定为：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下，企业有效管理自身运营对社会、利益相关方、自然环境的影响，追求在预期存续期内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福利的意愿、行为和绩效。这一元定义有四个方面的假定或界定：一是负责任的企业行为是指特定企业的行为，而不是企业界的行为。企业界作为反映企业整体的概念，与作为整体的政府、社会、自然界概念相并列。使用企业界概念，不但隐含了不同企业之间的同质假设，而且导致在分析企业的现实运行过程中，无法引入具体的利益相关方概念。二是负责任的企业行为是指企业作为独立法人的行为，而不是企业管理者的个人行为。企业作为虚拟的人，其行为是特定制度安排的结果，虽然企业行为在相当程度上由企业管理者代表作出，但企业行为不同于企业管理者的个人行为。三是企业行为增进社会福利，是指企业在其预期存续期内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福利，而不是特定时点的企业行为遵守增进社会福利的特定规则。四是增进社会福利是指垒社会幸福的增进和提升，即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基于“元定义”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剖析
企业社会责任的“元定义”既包括客观的论断，即要寻求基于社会价值本位的最优企业行为方式，又包括主观的道德追求，即对基于社会价值本位的更优企业行为方式的社会期望和企业追求。这一“元定义”的形成，隐含地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建立的三个基础：
(1)社会价值创造导向的判断标准。企业作为社会的核心组织，其最高管理层日益成为社会领导层，他们不仅是股东的信托人，而且是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大众的信托人。因此，企业(不必是全部)应有更高的道德追求，即除了作为一个经济主体在社会中发挥作用外，还须作为一个不但合格而且优秀的社会主体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发挥更加广泛和充分的社会功能。这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思潮的出现，并日益成为企业管理的具体实践，其背后隐含着一个不言而喻的假设：在社会大众和企业之间已经达成了共识，即企业存在的价值归根结底是对社会有价值，是为社会创造价值，与单纯追求利润目标相比，追求社会价值本位的企业可以且应该选择更优的行为方式。这样，判断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行为，只能以能否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福利为根本标准。
(2)企业与社会、利益相关方关系的重新认识。在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中，企业的运行过程往往被简单地抽象为市场交易过程，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只是企业向社会获取生产要素和提供特定商品的关系，企业与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只是企业与生产要素所有者和商品消费者的市场交易关系。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就自然地实现了社会福利最大化，而这在现实中仅仅是一种“虚幻”。只要着眼于特定企业的现实运行过程，就不难得出，要推动企业行为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福利，就必须对企业与社会、利益相关方的关系进行再认识。
(3)具有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道德动力。以弗兰奇为代表的伦理学派主张伦理先于利润，即企业在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同时也具有道德人格，因此应履行道德义务，承担对社会整体利益的责任。企业能否内生出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道德动力，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现实性”。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必须认真探究催生企业道德动力的制度安排，无论它是源于特定利益相关方的推动和企业治理结构的优化，还是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和制度安排。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元定义”，就不难得出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中的五方面推论：
(1)推动企业落实社会责任的过程，是推动企业全面．有效地管理自身运营对社会，利益相关方和自然环境的影响的过程。无论是利益相关方、全社会，还是企业自身，都需要推动企业了解自身运营对利益相关方、全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寻找出最大限度地增进积极影响、最大限度地减少消极影响的有效办法和机制。
(2)企业社会责任得到有效落实的过程，是一个企业与社会、利益相关方的合作机制得以有效创建和全面落实的过程。推动企业行为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福利的论断本身，已经对企业行为与社会福利具有内在一致性作出了假设，即能够通过有效的制度和机制安排，将企业行为导向增进社会福利的方向。这就要求不但要建立市场竞争以及确保市场竞争有效的企业与社会的合作机制，而且应积极探索意识形态、道德共识等更多的社会合作机制。此外，为保证高质量的利益相关方关系成为企业行为增进社会福利的重要路径，还需要推动企业与利益相关方建立起基于促进社会价值创造的合作机制。
(3)确保企业与社会、利益相关方关系的透明并形成相 互信任与社会价值创造共识，是确保企业与社会．利益相关方实现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全社会和利益相关方能够认识到企业行为增进社会福利的有效路径与机制，并相互形成共识，才能够保障企业与社会、利益相关方的合作机制的创建和顺利发挥作用。也就是说，针对任何一个特定企业，都要推动其与社会、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处理规则的透明，以增进社会、利益相关方和企业自身的理性、信任与合作。
(4)企业社会责任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程度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与利益相关方对特定企业的组织治理机制所作出的制度安排。企业是虚拟的人，无论是企业价值观，还是行为选择，都是特定制度安排的结果。培育内生的道德动力，推行对社会负责任的新管理模式，实现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福利的绩效结果，都有赖于社会和利益相关方对企业的组织治理机制作出有效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既包含针对企业共性的法律、惯例、道德风尚等社会治理机制，也包含针对企业个性的主要通过利益相关方的复杂互动关系而沉淀的制度选择与演进。
(5)企业社会责任的全面落实，要求全社会共同探索新的企业管理模式。企业是一种具有明确目的或确定社会角色安排的设定性存在。目的问题是企业的根本问题，它规定了企业的存在性质及发展空间和方向。企业目的不同，就意味着企业管理模式需要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以往的企业管理模式着眼于追求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实现企业发展的财务价值最大化，而企业社会责任理念指导下的企业管理模式则着眼于企业生命周期内对增进社会福利的最大贡献，实现企业发展的社会价值最大化。这是在本质上不同的两种管理范式。
更进一步，以企业社会责任的“元定义”为逻辑基础，可以科学地界定企业社会责任边界。社会价值创造导向的判断标准要求在界定企业社会责任边界时，必须从现实企业和企业的现实运行过程出发，理解企业行为创造社会福利的现实途径。企业行为增进社会福利有两大途径：一是通过为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而增进社会福利；二是有效管理内嵌于商品和服务提供过程中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增进社会福利。这构成了企业社会责任内容的现实边界：一是要最大限度地实现与商品和服务提供过程相联系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二是要最大限度地实现与内嵌于商品和服务提供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相联系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企业社会责任“元定义”的价值
认知逻辑往往决定着实践逻辑，认知逻辑的变化必然带来实践逻辑的改变。企业社会责任的“元定义”为统一人们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并进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逻辑具有重要意义。企业社会责任的元定义基于对企业与社会关系、企业本质、企业的理想行为方式的反思，将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重新拉回到现实环境，兼收并蓄地把各种对实践产生着真实影响但具有某种“狭隘性”甚至“误导性”的企业社会责任观统一起来，为改进基于不同逻辑起点发展而来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方式提供科学的指引。也就是说，如果人们能够就元定义达成共识，就能进一步对企业社会责任思想产生的历史和逻辑起点达成共识。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出现，是因为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社会和企业形成了隐含的共识：社会和企业都认为，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企业不但能够通过实现赢利目标为社会福利目标作出贡献，而且可以并应该发挥比实现赢利目标更加广泛的社会功能，从而更有效地增进社会福利。因此，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逻辑起点，只能是企业可以、而且应该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