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意识与国家意识

国防意识的萌育是民族精神的一个重大飞跃。然而，迈开这一思想的步履，却又是十分艰难的。

刚刚诞生不久的国家自然会带有浓厚的氏族社会的痕迹，刚由氏族成员转变成的国民，一时还难以摆脱旧的角色规范。在这时，国家观念远远淡于血亲宗族观念，国防意识远逊于氏族部落的防卫心态。

“只知有家，未知有国”，这是中国古代国防意识淡薄的重要原因。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正当甲午战云密布时，慈禧太后却和满朝文武大肆铺张地庆贺自己的６０大寿。“不管国家安危，只顾一家安乐”，这是众多掌管着国家政权和军队的达官贵人的心理状态。在那时，即便是一些为国建立不朽功勋的民族英雄，也难以超越宗族血缘意识的樊篱。岳飞背刺“精忠报国”四字，把忠于皇室摆在报国之前；左宗棠写过“爱国如家”条幅，用以国比家来自勉。这种重家族、轻国家的现象一直持续到近现代。

国防意识与国家意识，虽仅一字之差，后者却拥有比前者深刻得多的内涵，并为前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国家意识集中表现为对国家利益的极端重视和对国家在国际环境中所处地位的拳拳关注与清醒认识。国家意识还体现为维护国家、尊严和领土完整的强烈责任感，蕴含于追求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崇高理想和抱负之中。１８４１年春，江苏淮安一位老妪收到儿子关天培从广州寄来的一密封木匣和一封信，信上嘱咐家人不要急于打开木匣。不久，关天培在抗英前线壮烈殉职的噩耗传来，老母和妻儿在悲痛之余打开木匣一看，里面放的是他的几枚掉落的牙齿和几件旧衣服，以表他誓死报国的决心。关天培是广东水师提督，当英国侵略军踏上虎门前沿阵地时，他率众血战虎门炮台，和４００余名将士全部英勇牺牲。关天培以身殉国的壮烈行为，激起了人们对侵略者的无限愤慨。当时的诗人朱琦在《关将军挽歌》中写到：“将军徒手犹搏战，自信力竭报国恩。可怜裹尸无马革，巨炮一震成烟尘。”这种“舍身弃家思报国”的精神，是国家意识的集中反映，它远远超越了宗族血缘的狭隘眼界。正因为如此，国家意识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成份，也构成了一个爱国公民的基本觉悟之一。

在一个国家中，如果民族的国家意识很强，这个国家就有相当的凝聚力和旺盛的生命力。当今世界各国，在制定国防战略时，都把向全民灌输国家意识作为国防的精神基础。美国西点军校的校训简明的３个词组：“国家、荣誉、责任”，把国家作为每一个军官和士兵的头一个信条。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之后，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从国家元首到小学生，举国哀悼、捐赠款项，显示了全体国民对国家的关心，这被美国领导人引以为豪。

严格地说，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意识，只是到了近代才在我国形成。思想是国家意识的核心，但古代中国讲的，指的只是君主的权力。１８４０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在中国领土上的各种特权，使亡国的危险尖锐地摆到了国人面前。整个中华民族对国家地位、命运和前途的思考，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这时，西方关于国家学说的大量传入，为国家意识的普及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者，曾一度把满清统治作为“强国”的良策，其言行还夹杂着相当多的汉民族意识，有的提议把革命团体称为“对满同盟会”。孙中山主张“革命宗旨不专对清，其最终目的，尤其在废除专制，创造共和。”他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后，迅速拟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明确指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纲领。这意味着一种崭新的国家意识，正在中华民族新一代爱国者的心中产生。这种新的国家意识，作为革命思想的重要内容，迅速武装了广大人民。年轻的当时就深受维新、革命思想的影响，他读了《世界英雄豪杰志》后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越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每个国民为了国家的安危都应该不懈努力。顾炎武说的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