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意识形态风险点及措施范文

个人意识形态风险点及措施范文第1篇

一、深刻领会中央文件精神，充分认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意义

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是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六届四中全会把领导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决定》的第六部分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作了全面阐述。十六届四中全会闭幕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意识形态工作，听取的工作汇报，并作出重要指示。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中央办公厅转发了《关于当前思想理论领域的情况和需要采取的工作措施》(中办发(2004)29号)。文件全面分析了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充分肯定了积极健康的主流态势和工作成效，指出了一个时期以来思想理论领域出现的噪音、杂音，明确提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工作措施。11月2日，下发通知，对学习贯彻文件精神提出明确要求。近期，和省委宣传部先后召开会议，对全面贯彻中央精神，不断提高驾驭意识形态领域复杂局面的能力做出全面部署。11月29日，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就认真贯彻中央文件和中央、省委领导同志讲话精神，扎实抓好意识形态工作做出部署。

这一系列部署反映了各级对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重视，对此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意义。同志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最近中央反复强调，要从巩固政权、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高度来认识意识形态工作。夺取一个政权首先要造舆论，巩固政权也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抓得不紧，在这个问题上不清醒，可能乱了我们的阵脚。如果意识形态搞乱了，即使经济搞上去了，也会发生全局性的动乱，政权也会。学习这些重要论述，总结我们党的发展历史和执政历程，联系世界上一些政党、政权的教训，我们可以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意识形态工作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系国家政权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们一定要增强责任意识、使命意识、忧患意识，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自觉地重视和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我们一定要把学习贯彻中央文件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市委的要求上来。

二、正确分析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始终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的清醒坚定

、、号文件，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形势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我们要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

第一，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是积极健康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以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求真务实、为民爱民的作风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赞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加快发展、维护稳定的思想成为当今社会精神生活的主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广泛共识。宣传思想工作导向正确、基调鲜明、把握平稳、扎实深入，保持了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

第二，意识形态领域并不平静。各种敌对势力并没有善罢甘休，他们里应外合，同流合污，加紧对我渗透。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极力鼓吹西方的政治制度，诋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鼓吹西方的司法制度，攻击我国宪法和司法制度;鼓吹西方所谓的新闻出版自由，反对党对新闻媒体的领导;歪曲党的历史、贬损党的方针政策，煽动人们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抓住我们具体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或局部问题加以抹黑，夸大为全局性问题，进而否定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第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出现了新的特点。意识形态领域的杂音、噪音，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其实质和要害都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呈现出几个特点：一是从传播途径上看，敌对势力主要是通过西方媒体和境外网站进行传播，在境内一些小的网站、网页和个别把关不严的小报小刊、出版物上也有反映。二是从策略上看，主要是利用某些社会敏感问题，恶意炒作，造谣污蔑，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名，行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实。三是从手法上看，主要是利用网络、内外勾结、借题发挥、重点攻击。四是从主要理论根源看，主要是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在政治上宣扬用多党制、三权分立，在经济上宣扬用私有化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价值观念上宣扬用西方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取代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在新闻舆论上宣扬新闻媒体是“第四权力”、“社会公器”。

第四，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思想理论领域的噪音、杂音，由于中央高度重视，措施果断得力，没有影响到社会思想的主流和舆论的主调，没有妨碍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但是，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情况，我们一定有清醒的认识，决不能麻痹大意。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再次告诉我们，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是很尖锐的。敌对势力有代言人物，有明确观点，或幕后组织，或“公开叫板”，矛头直接指向我们的基本制度，指向我们的党和政权，意识形态的斗争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

结合我市的实际，我们也应该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现状有清醒的认识。市委历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把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放在突出位置，切实加强领导。今年以来，市委多次召开常委会，听取宣传思想工作情况汇报，对宣传思想工作和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全市上下风正气顺心齐，团结和谐稳定，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发展，思想理论领域的形势总体是好的。全国思想理论领域出现的问题，从我市来看反映不是很突出，但也存在一些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比如，在新闻界公开鼓吹新闻自由的情况没有发现，但有的记者特别是年轻记者，对党委宣传部门加强新闻舆论管理的制度措施有反感和抵触情绪。在阵地和传播渠道的管理上，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互联网管理方面，管理职责不清、技术手段落后的问题比较突出，新闻网站、政府网站总体是好的，但商业网站、企业网站的管理还不到位，非经营性网站的管理基本上是空白，有些没有资质的无证网站、个人网站随意新闻，即时聊天、群发电子邮件，网站备案、内容管理亟待加强。民间组织特别是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漏洞，有些组织逃避审批和监管。报告会、研讨会、讲座等社科类学术活动日趋活跃，也存在管理不到位的问题，尤其是高校、企业举办的这类活动越来越多，管理难度越来越大。手机短信虽然较好地控制了群发信息，但对于“点对点”式的信息发送，从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上都难以进行有效控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治理取得一定成效，控制了境外节目的落地，但网络广播电视的出现给我们的管理带来了新的难题。网吧、电子游戏厅的管理还不尽如人意，全市还有相当一部分无证经营的网吧。一些不法图书经营业户暗中销售非法出版物，尤其是一些影响很坏的政治类书籍也时有出现。

对这些问题我们要正确认识，既不能草木皆兵，也不能麻痹松懈、掉以轻心。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文化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必然会去占领。我们要按照中央和省市委的要求，抓紧对本地本部门的意识形态工作作出专门部署，把中央文件精神和工作要求落到实处。

三、全面贯彻中央和省市委的部署，切实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

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精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最根本的就是要按照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的要求，围绕加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八个力”上下功夫。即: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增强理论的说服力;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增强舆论的引导力;加快文化事业建设，增强文化的感染力;推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增强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坚持以人为本、立足改进创新，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渗透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支撑力;以宣传泰山带动宣传泰安，增强对外宣传的影响力；坚持服务大局服务决策，增强舆情信息调研的预警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抓好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要突出抓好对宣传思想文化阵地的管理，决不给错误的东西提供传播渠道。省委宣传部正在代省委起革《关于认真贯彻中办发(2004)29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做好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互联网、社科类的报告会和研讨会、民办社科研究机构、文化市场等管理办法。市委宣传部也将参照省里的做法进行专门部署。各有关单位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抓紧对本部门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进行一次集中、系统的研究部署。下一步要重点抓好以下七个方面的工作。

1、加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阵地的管理。进一步增强阵地意识，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加强对各类报刊特别是小报小刊的管理,加强对电视和电台谈话类节目、现场直播节目、热线电话类节目、互动式文娱节目的审查和监管。要落实管理责任制，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作为第一责任人，把好关、把好度、负总责，重要稿件亲自审定，重要问题请示报告，层层把关各负其责。要落实各项管理制度，编辑、记者、主持人一律要经过培训、考试，严格实行持证上岗制度。落实重大选题备案制度，加强对政治性、敏感性新闻报道的事前审读。坚持新闻出版阅评制度，加强对报纸、刊物、节目的日常监督，严格执行违纪违规警告制度。清理整顿私自接收境外广播电视节目的问题，严禁擅自安装和违规销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对进入市场流通领域的要迅速予以严肃查处。

2、加强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的管理。目前我市上网用户呈快速上升趋势，要充分认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切实加强和改进对互联网阵地的管理。要利用当前的有利契机，建立健全网络管理机制，明确行业主管部门、专项内容管理部门和综合管理部门的职责，形成互联互通、严密高效的依法管理网络。宣传部门要切实担负起对互联网工作的宏观协调和指导责任，扶持重点新闻网站，激活、用好政府网站，引导有影响的商业网站、企业网站，加强正面舆论宣传，占领网上宣传阵地。政府新闻办公室、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部门都是重要的专项内容管理部门，要明确责任，搞好协调配合，加强对新闻网站和商业网站登载新闻的管理。加强对网络文艺作品、网络广播电视节目、网上出版发行的前置审批和监督管理。要加强网上论坛的监管力度，及时封堵和删除有害信息，有意识建立网上评论队伍，及时有效地引导社会热点问题，掌握网上舆论工作的主动权。要加强对手机短信的管理，抓好市场准入、资质审批、服务接入等关键环节，有效防止有害信息的扩散传播。

3、加强社会科学社团和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的管理。要全面加强对社科研究机构和社科类群众学术团体的管理，凡是带有社会科学研究性质的社团，都由宣传部通过社科联进行管理。对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的管理实行民政部门和社科联双重负责的管理体制，由市民政部门负责审批登记，市社科联作为业务主管单位负责前置审批和业务管理。

4、加强社科类报告会、研讨会、讲座的管理。要坚持控制发展、从严管理的方针，原则上不批新的民办社科研究机构。要加强和改进对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的年检工作，全面检查其业务活动、组织机构、人员聘用、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等，使其规范有序地开展活动。对年检不合格的，要责令其限期整改，发现有传播违宪观点和非法活动的，要依法撤销登记。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不得到民办社科研究机构兼职，其他单位要对本单位到民办社科研究机构兼职的人员加强管理。要严格落实审批制度，举办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研讨会、讲座必须经单位党组织批准。举办全市性的报告会、研讨会、讲座，经单位党组织批准后报市委宣传部审批。要落实内容审查制度。各单位党组织在审批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研讨会、讲座时，必须对拟邀请报告人的思想政治倾向和报告主要内容进行了解，并事先征得拟邀请报告人所在单位党组织的同意。如发现报告人的报告内容有政治错误观点，主办单位要及时制上，并消除影响。要严肃新闻报道纪律，新闻单位报道报告会、研讨会、讲座，必须征得主办单位党组织的同意，并注意把握正确的政治导向。对于未经批准召开的报告会、研讨会、讲座，新闻单位一律不作报道。

5、加强文化市场管理。整治和规范文化市场秩序，深入开展“扫黄”、“打非”斗争，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动。严厉打击黑网吧，提高网络文化市场准入条件，鼓励连锁经营，让规模化、主题化、品牌化的网吧逐步占据主流市场。要加强出版物、计算机软件市场管理，彻底清除政治性非法出版物。要建立快速反应预警和监控机制，建立举报奖励制度，加强多部门联合执法检查。

6、加强驻泰大中专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精神，把做好高校师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摆上重要位置，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要充分发挥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推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工作。要以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哲学社会科学课教师和辅导员、班主任这三支队伍为重点，加强高校师资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强调课堂教学纪律，对一些专家学者讲课、发表言论要提出明确的纪律要求。对高校讲座、沙龙、学术报告会、研讨会、校报、校刊、校内广播电视、学校出版社，要正确引导，严格管理。要高度重视和加强民办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7、加强舆情信息工作。中央十分重视舆情信息工作，强调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和宣传文化单位是舆情信息工作的重要责任部门，要充分反映社情民意、群众所思所想和社会思潮。今年以来我市不断强化措施，舆情信息工作从无到有，全年有了一个较快的发展，但县市区还不够平衡。新时期，中央、省市委对这项工作之所以高度重视，就是因为舆情信息已经成为上级了解民意、提供决策参考的重要参考之一。要认真贯彻《关于加强和改进舆情信息工作的意见》精神，扩大网络覆盖面，建立经常性的舆情分析制度，把舆情分析与舆情引导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对社会舆情风险做出科学预测，提高引导意识形态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四、坚持守土有责，不断提高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

要切实加强各级党委的组织领导。意识形态是全党的工作。各级党委要提高认识，切实担负起对本地本部门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把中央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部署落到实处。各级党委要充分认识加强思想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切实把意识形态工作摆到重要位置，定期听取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汇报，研究分析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安排部署好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把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牢牢抓在手上。要建立党委统一领导、政府加强管理、行业自律、微观主体依法运营的管理体制，健全目标管理责任制。要按照“三个体系”要求，把意识形态建设和管理的各项任务加以分解，明确责任分工、工作重点、保障措施、完成时限和考核标准，做到有部署、有检查、有奖惩。

要坚持守土有责。坚持“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原则，对本地本部门的工作切实负起领导责任，负起把关责任，负起及时发现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责任。要看好自己的阵地，管好自己的媒体，确保所属舆论阵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所属文化单位提供健康向上的文化产品，所属互联网站和各种媒体成为传播有益信息的渠道，所属学校、社科研究单位成为宣传科学理论的重要阵地。要及时发现和主动处理问题，不互相推诿，不把矛盾上交。市委宣传部作为市委主管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综合职能部门，要加强宏观指导，及时向各部门通报情况和值得注意的问题。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各负其责。哪个地方和部门单位出了问题，就要追究哪个地方和部门单位主要领导的责任。

要正确掌握原则和政策。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既敏感又复杂，政治性、政策性很强，如果判断不准、处置不当，就会影响大局。要按照中央确定的“头脑清醒、冷静观察、掌握动态、心中有数、审时度势、慎重处理”的方针，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既坚持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又不人为炒作、授人以柄。要坚持原则，对错误的思想政治观点和言论，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挑战和攻击，要旗帜鲜明、敢抓敢管，理直气壮地予以批驳和抵制，决不能不闻不问、听之任之；要掌握政策，注意区分思想认识问题、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对思想认识问题，要多做工作，积极引导;对学术问题，要提倡民主讨论、平等交流;对事关政治方向和根本原则问题，要旗帜鲜明、毫不含糊。

要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意识形态领域的每一位同志都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做到大事面前不糊涂、关键时刻不动摇。要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部门领导班子的配备和后备干部、优秀人才的培养，确保宣传思想文化单位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人手里。在新闻出版、文化艺术战线继续深入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总结宣传文化系统的已有经验，大力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学习教育活动。认真实施“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努力培养和造就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各方面的优秀人才，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

个人意识形态风险点及措施范文第2篇

（一）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意识形态责任。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风险防控。根据局人事变动，及时调整充实局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修订印发《全县民政系统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工作预案》，加强对民政系统意识形态领域的预警监测、分析研判和风险排查，增强风险管控的预见性和主动性。二是加强政治学习，强化思想引导。制定印发《县民政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县民政局党组中心组2020年学习计划》等文件，强化政治理论学习。通过党组中心组集体学习、专题党课、网上在线学习、干部自主选学等方式，构建全方位、多层次、交互式领导干部学习平台。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积极开展“三个以案”警示教育，带头深学细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关于力戒形式主义、重要论述、指示批示，认真学习全国“两会”和省、市、县委全会精神以及上级各项决策部署，进一步强化对民政干部职工意识形态的引导。三是加强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继续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全过程，为社会组织党员加强党性锻炼搭建平台，组织和引导他们在协调利益、规范服务、化解社会矛盾、帮扶弱势群体、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严格落实民政系统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定期对网络载体进行跟踪检查，坚决杜绝违反意识形态规定和泄密问题的发生。修订印发《县民政局信息审核制度》，明确专人负责舆情信息收集整理和网络监管，第一时间妥善处理各类咨询投诉事项。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围绕疫情期间困难群众救助和慈善捐赠等方面，加大政策宣传管理和舆情回应，防患未然，牢牢掌握疫情期间信息和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

（二）坚持从严从实，强化党建责任制落实。一是夯实基层组织。坚持抓牢党建主责主业，实行党建与民政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严格落实“”、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等制度，制定年度党建工作“三个清单”。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按照“过硬党支部建设年”要求，开展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和党支部建设提升行动。强化党员教育管理，规范党费收缴，健全完善党内关怀帮扶机制。二是强化主体责任落实。将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纳入年度民政工作要点，与中心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制定印发了《县民政局2020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点》，分解任务、压实责任。严格执行党风廉政主体责任全程纪实制，定期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局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定期深入局属二级机构和基层支部进行督促检查，开展交心谈话，防范化解廉政风险。今年以来，共交心谈话7人次，有效落实了民政系统党内政治监督有关制度。三是强化重点领域监督管理。加强对民政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工程项目建设、干部人事、物资采购等重要事项的监督。修订局机关《内部管理制度汇编》，强化机关内部规范化管理。制定印发《全县民政系统专项资金管理使用督查制度》，进一步规范民政资金使用管理。根据县纪委《关于聚焦“两项目两资金”持续深化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要求，围绕城乡低保、特困供养、孤儿保障、老年福利等民政专项资金发放管理，集中开展专项整治工作，确保民政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目前该项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三）聚焦行业特点，全力做好肺炎疫情防控。肺炎疫情发生后，局第一时间成立由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局属各民政服务机构也相应成立的工作专班，制定有针对性的疫情防控应急预案，明确分工，责任到人，加大疫情防控力度，落实防控责任。一是严格措施落实，强化机构管理。印发《关于对全县所有养老机构实施临时封闭管理的紧急通知》，督促养老机构实行封闭式管理和24小时值班值守，加大督促检查力度。同时，督促各乡镇（园区）、村（社区）每日通过电话、微信、上门等方式，密切关注独居老人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确保他们“平日有人照应、生病有人看护”。截至目前，累计电话探访807次，上门等其他方式探访5348次。县社会（儿童）福利中心、县救助站，实行疫情防控期间封闭管理和24小时值班制，严格执行防护流程，加强入站检视，对每名来站求助人员进行体温检测，掌握来站路径，受助经历。县殡仪馆印发《关于加强殡葬服务机构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关于规范全县遗体接送工作的公告》，严格落实设施设备、接送遗体的车辆、器械和工作场所、人员的消毒、通风等防控措施，切实做好送丧人员登记及体温检测工作，严格控制送丧人员数量，引导死者家属从简从快办理丧事活动，避免人员聚集扎堆。清明期间对全县规模较大的公墓实行闭园管理，并积极组织开展集体祭扫、代客祭扫、网上祭扫等活动。二是关注困难群体，落实“兜底”保障。对新申请低保、特困供养等社会救助的，适当优化简化审核审批程序，确保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体应保尽保。三是严格规范有序，开展慈善捐赠。县慈善协会组织开展肺炎疫情防控专项捐赠。截止目前，共接收捐赠281笔，其中捐款277笔，筹募善款合计574410元；物资捐赠4批。上述捐赠款物已按照捐赠管理相关规定和捐赠人意愿，全部转至疫情防控一线。全局机关干部职工个人捐款17450元。

（四）严格落实政策，兜好困难群众保障底线。一是严格落实社会救助政策。按照“保障基本，兜住底线”的要求，坚决守住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织密织牢社会保障安全网。出台《2020年县农村低保实施方案》《2020年县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实施方案》，截至2020年6月，全县农村低保对象7389户9515人,保障面为2.78%，人均月补差532.49元，累计发放农村低保金3022.97万元;城镇低保对象1876户2586人，人均月补差517.33元，保障面2.6%，发放低保金824.84万元。继续完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严格五保申请、审核、审批程序，实行动态管理，累计发放资金707.4万元,发放特困人员失能半失能护理补贴168人17.79万元。积极发挥临时救助作用，今年以来，累计对559户家庭实施了临时救助，发放资金74.58万元。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及时发放价格临时补贴，从2019年4月起，分11次对我县在册城乡低保、农村特困对象发放价格临时补贴，截至目前，共发放19.27万人次798.85万元。持续推进低保专项治理工作，今年以来，城镇低保新增24户33人、退保116户197人；农村低保新增255户328人、退保555户672人。二是规范流浪乞讨救助管理。强化部门联动机制，持续开展“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行动，积极开展主动救助，围绕桥梁涵洞、车站等场所，加大街面巡查力度，确保所有流浪乞讨人员疫情期间不失救。加强救助管理机构安全防控，规范救助工作流程，严格执行防护流程。2020年1-6月，共救助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76人次，救助资金14.41万元。开展街面巡查210次。

（五）严格规范管理，加快养老服务发展。一是继续深化公办养老机构改革。按照统筹布局、撤并重组、盘活资源、释放床位的原则，将环境设施相对薄弱的大陇镇敬老院、护河镇敬老院撤销，人员并入姑孰镇社会福利中心统一管理。完成了全县6家农村敬老院法人登记工作。二是落实养老补贴政策。及时足额发放80周岁以上老人高龄补贴，今年以来，共发放高龄补贴12327人，累计金额238.249万元，覆盖率100%；发放低收入老人居家养老服务补贴和失能护理补贴1611人，累计金额9.282万元；发放计生困难家庭失能失独老人护理补贴9人，累计金额1.62万元；支持社会办养老机构发展，发放养老机构床位运营补贴共计54.56万元。为全县所有养老机构购买了综合责任保险，覆盖率100%。三是持续强化养老机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养老机构各项安全防范责任和措施，有效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强化养老机构安全督查，定期由局主要负责人带队，对各乡镇（园区）敬老院、社会办养老机构及各类民政服务机构进行全覆盖督查，实地查看台账资料、安全措施落实等情况，发现问题立即督促整改，把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六）落实适度普惠政策，健全完善儿童和残疾人福利制度。严格按照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有关要求，规范动态管理，开展养护状况巡查和监督评估。截止2020年6月，全县共有孤儿95名（其中：散居孤儿92名、集中供养孤儿3名），累计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68.25万元。开展春节期间孤儿慰问活动，发放慰问金5.52万元。实施孤儿助学工程，将4名年满18周岁在普通全日制本科学校、普通全日制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等高等院校及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孤儿纳入资助范围，资助标准为1万元/人.年。开展“儿童福利信息动态管理精准化提升年”专项行动。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网络，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巡查督查工作机制，压实家庭监护主体责任，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建立农村留守儿童信息库，实行动态管理，截止目前，全县共有农村留守儿童239人，困境儿童876人。全面做好留守儿童、社会散居孤儿（含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困境儿童等特殊群体关爱帮扶工作，疫情防控期间会同中国电信分公司，向全县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城乡低保家庭中的中小学生提供免费安装使用电信宽带优惠服务，保障家庭困难学生疫情防控期间停课不停学。针对少数不具备收看条件的困难学生，积极动员引导社会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志愿服务活动，捐赠液晶电视，安排志愿者上门开展一对一辅导，实施精准帮扶。根据《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申领监护管理补贴暂行办法》规定，开展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监护管理补贴发放工作，截止2020年6月，累计发放398人，发放资金86.3万元。及时足额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累计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3489人，发放资金119.54万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3742人，发放资金134.31万元。

（七）围绕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一是开展修订（制定）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目前全县142个村（社区）完成修订（制定）工作，通过遴选并向市民政部门推荐了秦河村、龙潭村、孙赵村、西峰村4个优秀的村规民约和竹山社区1个优秀的居民公约，其中大陇镇孙赵村被评为市优秀村规民约、姑孰镇竹山社区被评为优秀居民公约。二是完成全县农村社区建设试点任务。按照“七室、两栏、一厅、一校、一场所”服务功能要求，对塘南镇新卫村、桃元村，姑孰镇灵墟村、凌云社区、黄山社区等村（社区）组织用房进行新建（改扩建）。三是持续推进乡镇政府能力建设和社区协商示范点建设。目前已完成湖阳镇均庆村城乡社区示范点建设任务，太白镇芮港村示范点建设正在进行当中。总结推荐姑孰镇提署社区“一圆六方”先锋联盟工作法和石桥镇光华村“365”党建工作法。四是持续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六清行动”。联合县发改委、县卫健委、县公安局、县财政局、县交运局、县市场监管局印发《县殡葬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当民〔2020〕19号），进一步规范殡葬市场管理。五是开展“三治融合”乡村治理示范点创建活动。在太白镇芮港村、石桥镇光华村、塘南镇曹坝村、湖阳镇均庆村、江心乡宫锦村进行“民情驿站”试点工作，统一制度标牌、记录簿，规范流程，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八）规范社会事务管理，全面提升民政社会服务水平。一是持续开展殡葬设施违规建设专项整治工作，在2019年摸排整治的基础上，对未经批准擅自兴建的公墓、骨灰堂、骨灰塔、地宫等骨灰安放设施，违法违规占用林地、耕地建设殡葬设施，建造、出售超标准大墓、豪华墓、家族墓，遗留散坟超标准修建、擅自扩建、审批手续不全等违法违规行为，继续深入排查，发现一处整改一处。二是积极推进城乡公益性公墓建设，完成项目立项、可研，形成了初步选址方案。三是切实做好清明期间群众祭扫安全服务保障工作，针对较大墓园进行封闭管理，制定《县2020年清明期间祭扫管理工作方案》，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加强政策宣传，倡导文明祭祀，强化应急值守，确保清明祭扫安全有序。四是做好全国“两会”期间三峡移民维稳工作，加强后期扶持项目管理，组织人员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实地调研，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完成护河镇移民点护坡工程建设任务，积极推进光伏发电项目建设。五是规范收养登记流程，依法办理收养登记3例。六是加强社会组织的内部监督管理，以年检促整改，清理“僵尸型”组织，规范社会组织发展。截至目前，我县共有社会组织222家，其中社会团体92家，社会服务机构130家。涉及教育、科技、卫生、劳动、民政、工商、农业、体育、文化等社会领域。今年以来，新成立社会组织2家，注销2家，变更3家；办理社会团体换届备案2家。七是积极做好县申报“千年古县”相关工作，完成了相关材料的准备与PPT制作；完成《县标准地名录》审核工作；完成县3个新建小区命名；对全县境内的市级界桩进行了实地踏勘，并将界桩情况统计上报市民政局；完成博望线县（区）级界线联检的有关前期准备工作；积极完善国家地名数据库的数据更新工作，完成上级反馈问题54条，更新修改未入库数据33条。八是规范婚姻登记服务，截至目前，共办理结婚登记1450对，离婚登记636对，补发结婚登记402对，补发离婚登记41对。完成2019年婚姻登记档案移交工作，共移交档案6212份。九是按照市民政局、市文明办统一部署，积极推进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推广使用工作，提升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注册和活跃度。

二、下半年工作安排

下半年，将在继续做好各项常规工作的同时，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持续加强意识形态和机关党建规范化建设。一是继续以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和学习贯彻党的四中全会精神为重点，严格落实民政系统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二是深化“三个以案”警示教育，按照“四对照四检视”要求，围绕民政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建立问题、任务、责任、时限“四清单”，突出标本兼治，有针对性地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坚决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以实实在在整改成效力戒形式主义。三是按照“过硬党支部建设年”要求，严格落实“”、支部主题党日等制度，进一步规范党内基层组织生活和党员教育管理，完善党组书记联系基层支部机制，着力提高民政系统机关党建规范化水平。

（二）持续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一是完成1家农村敬老院改造升级和1家农村敬老院改制改革任务。加快推进农村敬老院消防改造，力争8月底前完成消防达标验收；二是根据《县推进餐饮单位“明厨亮灶”工作的实施方案》文件精神，完成全县养老机构“明厨亮灶”建设工作，提升养老机构食堂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管理水平；三是完成新增50张护理型床位建设任务，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不低于40%。四是完成今年三级中心建设任务，力争10月底前，100%建成符合标准、功能完善的乡镇、社区（村）养老服务中心（站）。完成1家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任务。五是落实农村留守老人定期探访机制，完成农村留守老人摸排、登记入库和数据动态更新。六是开展养老服务人才培训提升工程，完成40名养老服务人才培训任务。

（三）持续推进基层组织和社区治理工作。一是深化农村社区建设试点，推进乡镇政府能力建设和社区协商示范点建设工作；二是持续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六清行动”；三是持续开展“三治融合”乡村治理示范点创建活动；四是完成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事项摸底工作；五是做好2021年村“两委”换届选举准备工作，会同县委组织部研究制定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一肩挑”程序，确保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四）持续推进社会救助规范化管理工作。一是按照市民政局统一部署，建立乡镇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做好低保审核审批无纸化办公工作及低保审批权下放工作；完成城乡低保、五保提标工作。二是结合县纪委“两项目两资金”专项整治部署要求，统筹推进全县城乡低保专项治理工作。三是推进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服务质量大提升专项行动，组织实施“夏季送清凉”“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行动，完成置留人员安置任务。

（五）继续完善儿童和残疾人福利保障制度。一是持续推进“儿童福利信息动态管理精准化提升年”专项行动，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开展孤儿（含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走访评估，根据《市儿童福利机构转型发展实施方案》要求，完成集中供养孤儿移交工作。进一步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保护，以“关爱保护政策宣讲进村(居)活动”为载体，开展儿童福利督导员和儿童主任业务培训。二是做好补助类民生工程资金发放，开展专项资金（孤儿基本生活费、两残补贴）发放情况检查，做到精准救助。三是根据上级部署要求，继续做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监护管理补贴发放工作。

个人意识形态风险点及措施范文第3篇

关键词：制度变迁；农村养老保险；社会公平

中图分类号：F842-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2-0140-04

1.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

在正统的经济学中，制度被视为外生的变量，排除于研究视野之外。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家研究了制度的变迁及其对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为了分析不同的经济现象，制度经济学家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建立了不同的理论假设和模型，尤其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纳斯•诺思，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研究中去，重新论证了包括产权在内的制度的作用，极大地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他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是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它包括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①。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的过程就是制度变迁，是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代替原有制度的过程。诺思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假定是：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 ② 。所谓“潜在利润”就是“外部利润”，是在已有的制度安排结构中主体无法获取的利润 ③。只要这种外部利润存在，就表明社会资源没有配置到最佳状态。制度作为一种公共品，是由一定的政府或组织生产出来的，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理性程度的不断提高，会对于制度的产生提出需求，这就是制度的需求。制度这种资源或者公共品是稀缺的，当制度的供给与制度的需求达到均衡时，制度是稳定的。当现有制度供给不能满足制度的需求时，就出现了制度供给不足，就要实行制度变迁，这是制度变迁的原因。

2.我国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方式分析

基本养老保险，是国家和社会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为劳动者解除后顾之忧的一种社会保险，它的目的是增强劳动者抵御老年风险的能力，同时弥补家庭养老的不足，手段则是在劳动者退出劳动岗位后为其提供相应的收入保障④ 。

2.1 我国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处于非均衡状态，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的缺口

从制度需求方面看，首先，社会转型的需要，我国目前处于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这一过程使农业作为传统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降低，原先农民赖以养老的土地资源所能提供的价值逐年降低，土地保障功能急剧弱化；其次，经济转轨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使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一样要面临市场考验，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农业经济要承受国际与国内市场竞争的双重风险，农业的弱势地位更加凸显，家庭养老功能再次弱化；最后，传统上农民依靠自身或者家庭养老，在自身经济地位下降的趋势下，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又使家庭养老资源减少，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过渡成为大势所趋。

从制度供给方面看，尽管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初具规模并正在趋于完善，但是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供给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制度供给与需求之间出现了非均衡，因此，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变迁已相当迫切。在制度的交替、转换过程中，采取何种变迁方式，对于实现制度变迁至关重要。林毅夫将制度变迁的类型分为两种，即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

2.2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⑤诱致性制度变迁要发生，首先必须具备制度创新的主体，并且该主体具有制度创新的能力与资格。其次，当制度创新主体能够明确预期制度的变迁有利于他们实现旧制度框架内所不能实现的利益，即他们能够预见到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制度变迁成本时，才会有制度变迁的意愿。第三，制度创新主体就制度变迁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能够采取集体行动，即克服了制度变迁中所固有的外部性与“搭便车”问题。第四，强大的路径依赖问题被克服。第五，虽然诱致性制度变迁要通过创新主体的自发行为来实行，但是，其变迁通常也需要政府的行为来促进。因此，诱致性制度变迁发生还需要得到政府的默许乃至于一心一意的支持，才能获得成功。

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不能单纯采取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原因在于：第一，制度创新主体农民的观念还没有从臣民意识、农民意识实现转变，与农业社会相对应的是家庭养老，而工业社会则需要实现社会养老。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相对稳定性与滞后性，农民“公民意识”、“社会养老”观念的形成尚需时日。即差序格局的意识形态影响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变迁的发生⑥。 第二，农民缺乏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变迁利益的理性预期，对于个人收入延期消费的涵义缺乏必要的理解。由于受教育程度偏低，社会科学知识储备不足，农民对于即将实现的养老制度变迁所能带来的利益缺乏理性的判断，因此，对于参与制度变迁缺乏应有的热情与强烈的动机。第三，作为制度创新主体的绝大多数农民不具有制度创新的能力与资格，由于农民的生活经验不同，知识储备不同，所以对制度变迁的原因、过程以及结果的认知不同，（为什么要实现制度变迁？如何实现？结果怎样？）即使部分精英分子对于养老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有理性的预期，由于谈判成本过高，更难以克服变迁中的“搭便车”行为，绝大多数人依然很难达成共识并采取集体行动。第四，利益集团利益冲突的存在。制度安排的变迁经常在不同选民中重新分配财富、收入和政治权力。如果变迁中受损者得不到补偿（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确实得不到补偿），他们将明确地反对变迁⑦ 。因此，对于农民养老制度的变迁是否会导致其他阶层的反对，也属未知。第五，官僚机构的存在，政府机关中的每一个官僚机构本身都是理性的个体。它的利益从来就没有与统治者完全吻合过……结果是设计成统治者偏好最大化的政策，却扭曲成官僚机构本身受惠⑧。 第六，政府官员的政绩偏好及任期内的短期行为。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但投入大，周期长，而且社会受益不会在很短的时期内显现，因此，政府官员缺乏制度创新的激励。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变迁不能单纯依靠诱致性制度变迁，加之我国传统上较高的中央集权程度以及政府较强的公信力使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更为适宜。

2.3 现实成本与潜在利润分析：制度变迁必须遵循成本―收益比较的原则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养老保险改革过程必然包含几种成本，新制度的产生必然要受到制度供给约束条件的限制，这些约束条件就构成了新制度产生的边际转换成本，即：新制度设计安排费用、旧制度消除费用、制度变革及其变迁损失费用、新制度运行成本、随机成本等等。直接成本则是加大了农村社会保障在中央、地方财政中的比例。

当社会成员的合理利益需求不能被制度安排合理地予以保护的时候，他们必然会对所服从的制度安排产生不满，当这种不满累积到一定程度时，他们就会寻求非制度化的途径去实现自己的利益，久而久之，这些非制度化的行为就会增加统治阶级因此而发生的统治成本。当社会上人数最多的阶层的利益遭遇不公正待遇时，就使社会发生动荡的机会成本大大增加，社会保障制度天然地具有减少社会震荡、从而减少统治成本的功能与作用。具体地说，农村社会养老可以提高政府公信力，维护社会公平，缓解城乡关系的张力，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启动农村市场，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更好地贯彻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培养公民意识，提高人口素质。这是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潜在利益。尽管制度变迁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制度变迁的真正实现依然存在强烈的路径依赖。

3.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3.1 目前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的现状，以国家对公民养老责任的多少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梯第一阶梯是国家机关公务员阶层，他们是占有养老保障资源最多的既得利益阶层，退休后的养老金替代率为100％，其养老问题由政府全额“买单”而个人无须缴费；近年来，由于这一阶层与其他阶层养老待遇的差距越来越大，拉平差距的呼声日盛，但积重难返，公务员、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措施千呼万唤出不来，政府依然全额出资养老。第二阶梯是以国企为主体的职工阶层，自《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颁布实施以来，国家为职工买单而职工无须缴费的历史宣告结束，职工开始为自己养老部分“买单”；政府承担全部责任的“坚冰”首先从国企被打破。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统筹方式的确立，使个人责任予以明确化。第三阶梯是农民阶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中规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资金筹集上坚持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政策扶持”的原则。根据方案，国家对于农村基本养老保险没有直接的资金责任，除了个人以外，集体经济是农村养老保障中基本的出资对象，集体补助的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集体积累，二是乡镇企业利润。首先从集体积累来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将农民分割为独立经营的个体，使农村的集体名存实亡，所以很多时候集体补助难以到位；其次，从乡镇企业来看，除了南方发达地区以外，全国大部分地区乡镇企业经济是否盈利以及经济规模是否足以支撑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险资金缺口，都是属于不确定的因素。由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改革已经使政府资金捉襟见肘，改革的艰巨性使政府对于农民的养老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农民的养老问题就被制度性地一再搁置。在农村社会养老问题上，个人责任被高度强化而淡化了政府与社会的责任。使社会保险名不符实，农村养老保险强制性制度变迁存在着严重的制度供给不足。

3.2 意识形态对于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影响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类的经济行为除了受到正式规则影响外，还受非正式规则的约束。非正式规则通常指的是在社会历史发展和演进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不依赖于人们主观意志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行为习惯、道德规范以及意识形态等，其中，意识形态居于核心地位，只有当非正式规则与正式制度相兼容的时候，才能尽可能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促使制度变迁发生。农村低效的养老制度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原因在于统治者的政绩偏好和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利益集团冲突以及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因为意识形态是能够产生极大外部性的人力资本。对现行制度合乎义理性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 ⑨。

在养老保险制度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念，阻碍着我国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变迁。首先是部分学者以建国以来中国政府对于农民没有养老的承诺为理由，进而认为目前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并非当务之急。其次，认为社会保障领域内依然以效率优先为价值理念，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价值比重发生倾斜，进而认为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缺乏相应的经济基础。第三，认为农民人口众多，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城镇社会保障已经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如果再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将会拖垮国家的财政。第四，就农民自身而言，由于其有限理性，对于社会保障的本质缺乏认知与认同，依然延续了“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进而对于参与养老保险的制度创新缺乏应有的热情和强烈的动机。第五，由于农民是历来受到政府社会保障庇护最少的阶层，由于路径依赖，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也形成了强烈的思维定式，认为农民的家庭养老、土地养老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正是由于以上观念意识的存在，与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需要的极不兼容，导致了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变迁方面缺乏意识形态激励，进而延缓了这一制度变迁的进程。

4.加快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思考

4.1 确立社会公平的建制理念，加快社会保障理念和社会意识的变迁重视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理论中的特殊作用。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中既有约束作用，又有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既得利益阶层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必然试图维护现有制度，进而对制度变迁持反对态度。对此，政府要通过向意识形态教育投资来对个人意识形态资本积累进行补贴，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倡导社会公平与正义等观念，因为只有在正确的建制理念引导下，一项制度才不至于偏离社会公正，不至于迷失人类的终极价值关怀。提高各利益集团对新制度的理解力与支持力。而农民阶层，由于是新制度变迁的较大受益者，将是新生的改革力量，政府应该注重培养这种新生的改革力量，培养公民意识，消除原有制度意识的路径依赖。一旦政府制度变迁的意图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就可以大大降低该制度推广的成本。

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框架中，政府公务员阶层由于是既得利益阶层，在原有制度设计中由于得到过于优厚的保障待遇因而认为天经地义，而农民阶层由于在原有的制度框架内没有得到制度庇护进而也被认为理所当然。这种观念意识的巨大差距成为原有制度框架难以打破的强大的理念束缚。因此，其一，无论是农民还是市民，他们需要确立的是“公民意识”而不是“农民意识”、“市民意识”。养老保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决非城镇居民所独享的专利。其二，公民，就基本养老保险中权利义务角度而言，不仅仅意味着享受一定的权利，同时意味着承担相应的义务，只有在履行了一定的义务的时候，才能更好地享受权利。权利与义务向来是对等的，既没有只有权利的义务，同样也没有只有义务的权利。其三，当原有制度安排使权利与义务发生倾斜时，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就是实现制度变迁，对原有制度框架进行调整。就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而言，农民同样地甚至于过多地为国家建设承担了义务而没有享受到应有的权利，因此有必要进行 “反哺”。经济学家们认为，意识形态是能产生极大外部效果的人力资本。因此，政府需要通过意识形态教育投资来对个人意识形态资本积累进行补贴。必须更新观念，以养老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不能仅仅被当作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配套措施，而是一项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共享人类文明的基本社会制度，制度变迁的价值纬度是社会公平与正义。

4.2 合理界定政府责任，坚持政府主导的发展趋势对于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而言，不仅存在着在农村建立新的养老保险，实现从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的过渡的制度变迁，而且意味着完善城镇原有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纠正政府在城镇养老保险方面的责任越位与缺位。首先，由于农村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资格缺位，应发挥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主导作用，以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为主，所以，政府必须承担以下责任，一是新制度设计责任；二是立法与行政监管责任；三是承担制度转轨责任，承担旧制度遗留下来的“隐性债务”。四是承担新制度的运行成本，即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个人、单位、政府的三方责任，政府必须履行到位。其次，明确个人责任，除政府和企业外，个人也应该为自己的养老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个人缴费责任的明确化，增强公民的自我保障意识与个人责任意识。

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还是农村养老保险，都要廓清政府、单位以及个人的责任边界，既不能重蹈国家责任过于慷慨而不堪重负的覆辙，也不能使大部分社会成员被排斥于制度之外而使社会显失公平，同时也要强调个人的自我保障意识和责任意识。

4.3 克服原有的路径依赖，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农村养老保险之所以长期以来处于低效率的锁定状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原有制度的路径依赖，路径依赖会将新制度牵引到旧的道路上来，甚至于使旧制度成为新制度的变种。而路径依赖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民一直缺乏一个维护自身权利、整合社会利益的组织，强有力的利益集团在制度变迁中可以起到引领与主导的作用，将加速制度变迁的进程。作为人数最多的阶层，却又是最为分散的阶层，农民缺乏与政府及其他利益阶层谈判的组织。在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方面，农民阶层出现了主体性缺位。因此，应该努力培养一种社会利益协商、整合组织。以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维护农民权益、维持社会稳定为宗旨，让农民积极参政议政，表达合法的利益要求，以此缓解农民与各利益阶层之间的张力。使这个农民利益整合和表达组织成为与政府沟通、协商的政治参与组织。以此克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加速制度变迁的进程。

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 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 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两个趋向论断的提出，给农村社会发展以及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变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由于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尚处于制度初创阶段，面临着既无制度安排，又无固定资金支持的窘境，因此，更新观念，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制度性反哺力度，克服原有的路径依赖，应是实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关键所在。在新的历史基点上，最终实现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实质性社会公平，这是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注 释：

①②③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5-13,7-19.

④郑功成.社会保障学［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300.

⑤⑦⑧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A］.陈昕主编.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文集［C］.374,399,382.

⑥王晓洁.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变迁分析［J］.经济与管理,2006,(06).

［作者简介］徐瑞仙（1971-），女，天水师范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社会保障。

个人意识形态风险点及措施范文第4篇

企业要做好管理工作就必须抓住人才选聘这一关键环节。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企业普遍面临人力资源招聘风险问题，人才选聘关系到企业发展的核心环节，一旦出现失误，将严重阻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就目前企业人才招聘面临的主要风险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策略，旨在全面提升企业人力资源工作的发展水平，从根本上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人力资源；招聘风险；控制策略

0 引言

人力资源招聘风险是就企业的招聘工作而言的，主要是由于相关部门缺乏严格管控，在处理风险问题上存在严重缺陷，最终给企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应聘人员和招聘管理人员是损失的基本类型。比如，应聘人员的学历、工作经历、资格以及身份等是否如实反映；招聘人员是否具备较高的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能否从宏观层面审核应聘人员的信息资料，防止某些应聘者浑水摸鱼。本文主要探讨了企业人力资源招聘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并就实际情况提出了可行措施，以推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实现企业的跨越式发展。

1 人力资源招聘中的风险表现

现今，企业人力资源的招聘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1评测判别人才风险

评测判别人才风险作为一种风险形式，指企业招聘人员因为自身认识误区或者手段落后，聘用了不合格的人才或者造成优秀人才的流失。在企业招聘中，传统面试仍占主导地位，真正有效的评测严重匮乏，但是此种面试方法并不能显著提升企业招聘的准确率。比如，企业管理者在面试员工时主要考虑其是否能与其他人相处和合作，但是很难对应聘者的未来发展前景及工作效率做出准确预测。同时在招聘过程中，招聘管理者容易由于主观喜好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虽然掌握极好的面试技巧，但是测评的准确率却令人难以恭维。据最新研究表明，招聘管理者单纯考虑求职者的职业绩效和个性因素，其测评的准确率有待于进一步提升，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的员工招聘都能以此种方式决定。

1.2员工招聘成本回报的风险

员工招聘成本回收风险是针对员工的自身素质而言的，它指企业招聘管理人员由于准备不充分，导致企业招聘失败，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给企业造成难以挽回的经济损失。企业在选择每一位人才时，都会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甄选一名人才的费用高至50000美元。同时，应聘人员应聘的职位越高，资源消耗越高。尽管企业在前期招聘中可以遇到优秀的人才，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员工创造的经济效益会逐渐超过其成本，但是员工也可能由于种种原因提前离岗或者员工不适应企业的工作环境等。实践证明，不合适的员工会严重阻碍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除了必要的经济损失外，还可能削弱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1.3员工招聘渠道选取的风险

员工招聘渠道选取的风险也是企业风险的一种重要形式，它是指相关的招聘管理人员不熟悉招聘岗位的需求，难以选择合适的招聘渠道和方式，给企业造成人力资源的损失。企业一般采取外部招聘的形式，外部招聘为企业提供了大量的选择机会，但是外部招聘的风险也是不容忽视的，由于不了解应聘人员的实际道德修养，极容易出现判断失误的情况。例如，有些员工自认才华出众，但是缺乏团队协作精神，有些员工对金钱有一种极端的热爱，频繁跳槽等。企业所选取的招聘渠道各有优缺点，假如招聘人员随意使用，将会导致人才的流失，从而阻碍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1.4招聘员工的法律风险

招聘员工的法律风险是企业招聘过程中常见的风险，它主要针对员工和企业之间订立劳动合同和建立劳动关系而言，员工和企业没有充分拥有知情权将会隐藏严重的法律风险。一旦劳资双方发生纠纷，就要付出一定的经济成本，而且企业频繁出现纠纷，将会严重影响员工的心态，增加员工对企业的不信任感和质疑，这些负面情绪一旦蔓延，将严重影响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不利于维护正常的企业管理秩序。对于频繁跳槽的员工而言，他和原单位也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例如，员工可能在工作期间遭受原单位的侵害或者未按法定程序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这些都会诱发纠纷的产生。除此之外，违约金、赔偿金、试用期问题以及薪资问题等都会诱发招聘风险问题。由此可见，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要一环就是员工的录用与招聘风险，所以加强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建设迫在眉睫。

2 招聘风险应考虑的因素

上述内容就员工招聘风险进行了简要阐释，但是要建立健全员工招聘防范体系任重道远。企业相关负责人要做好准备工作，对于可能出现的风险要严加防范，最终规避招聘风险，促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2.1降低成本

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掌握战略优势，创造更多的经济利益，就要不断降低经营成本。企业的管理行为都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应包含在成本范畴内。招聘风险和防范管理费用是背道而驰的两个概念。所以企业为了尽可能增加经营收益，就要积极探索，不断降低防范风险和招聘活动所耗费的资金。

2.2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企业要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就要加强创新意识，规避招聘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一系列风险。假若企业选择的防范措施所需耗费的资金远远超过招聘风险所带来的损失，那么企业就要转变思想，积极研究新的解决策略。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总是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所以企业竞争要系统考虑一切相关因素。

3 加强人力资源招聘风险控制的有效策略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招聘风险，但是招聘风险并不是不可逆的，它能得到有效管理和控制。企业在日常工作中，可以采取必要措施规避和控制风险，尽可能降低企业招聘风险，增加企业经济效益。

3.1拓宽人才招聘渠道

企业要有效降低招聘风险，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就要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立足岗位发展需求，不断拓宽人才招聘渠道，保证企业招聘得到更多的合格人才。企业在制定应聘需求时，要保证招聘条件的清晰，使应聘者能自动筛选有效信息，吸引更多有经验、有才华的人前来应聘，为企业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优秀人才，增加合格求职者数量，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3.2建立健全企业的人才识别体系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提出分离均衡理论，他首先系统提出了企业的人才识别体系这一概念，指出企业在招聘过程中要建立逆向选择这一关键问题，将不同水平和能力的人进行有效分离。所以，企业要积极应对招聘风险，就要不断建立健全企业的人才识别体系。企业不能为了节约人力资源支出，就不考虑员工的自身价值，盲目压缩员工工资，导致员工因为薪资问题而离开企业，造成企业人才的大量流失。所以，企业要严格依据分离均衡理论的相关概念开展工作，建立系统的人才认知体系，实现人才和工作岗位的有机统一，最大限度的发挥员工的自身价值。建立人才认知体系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例如工作业绩、人际关系、受教育程度、以往职业、自然情况以及思想道德品质等。同时，企业要系统考虑岗位需求，有计划、有步骤的建立综合评分体制。除此之外，企业在划分具体的评分层次时，要以实际情况为出发点，划分科学的评分档次，同时对应聘人员进行系统甄别和筛选，对人员信息进行核实和过滤，最后在综合考虑各方因素的基础上选出最适合的岗位人选。

3.3任用专业素养高的招聘管理人员进行招聘管理

企业人力资源招聘的关键和核心环节就是面试，它决定着企业是否录用或录用谁，在整个招聘环节中不容忽视。而且，面试主要是人选人，必然存在主观偏见或者个人意识形态的影响，稍有不慎就会给企业的招聘工作带来严重的失误，进而导致整个招聘工作的无效。由此可见，企业在选择和任用招聘管理人员时，要科学全面的考虑各方因素，任用专业素养高的管理人员，他们经验丰富、临场应变能力强，能指导招聘工作的顺利开展，尽可能减少由于主观偏见或者个人意志而造成的招聘风险。

3.4建立招聘风险的外部约束机制

企业要建立健全招聘的外部约束风险，就要加强道德约束、舆论约束、法律约束以及市场约束等。要保证人才招聘工作的顺利开展，这些因素同样应予以重视。所以，企业在具体的招聘工作中，要加强监督和引导，建立健全强有力的人才约束和管理机制，并尽可能减少外部约束对人才的压抑和束缚，保证人才质量，有效降低招聘风险。

4 总结

在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人们加大了对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视力度，招聘风险问题也逐渐提上日程，为广大经营管理者所重视。由此可见，企业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加强对企业招聘风险的控制和管理。企业在招聘过程中要尽可能拓宽招聘渠道、做好准备工作并且成立权威的招聘小组，同时，企业要进一步完善招聘制度，大力引进能力强、经验丰富的招聘管理人才，有效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和人才损失，规避招聘风险，使企业最大限度的发挥人力资源优势，保证每个人都能各尽其能，推动企业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殷丽美.解析人力资源招聘风险及控制策略[J].中国-东盟博览，2013，（02）

[2]韦燕梅.国有企业人力资源招聘风险问题研究[J].西南交通大学，2011，（06）

[3]梁茂辉.人力资源招聘风险及控制策略[J].商场现代化，2013，（07）

个人意识形态风险点及措施范文第5篇

2012年10月的《全球财富报告》统计显示，俄罗斯是世界财富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1%的富人，掌握着全国71%的财富，财富分布的基尼系数为0.84。寡头与贫民之间严重的贫富差距被认为是俄罗斯腐败对社会的最恶劣影响，制度性腐败使得收入分配不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记得十年前，普京把石油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投入监狱，接着又消灭了多位叶利钦时代崛起的寡头。他那时曾怒斥众寡头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商人，可以在短短几年内，暴敛数十亿美元的财富。然而此后十年，俄罗斯国家的金融、石油、军工、交通、传媒等重要行业，又纷纷落入新寡头之手，整肃贪腐变成周期性的政治游戏。

俄罗斯，这个转型国家遭受的腐败顽疾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为更多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教训。

反腐败遭遇法律失灵

在俄罗斯长期的反腐败斗争中，反腐败立法一直被置于突出位置，普京曾指出，“为保证反腐败取得成效，就必须解决公民对国家权力机关信任程度不高的问题；而要提高公民对国家机关的信任度，则必须建立公平的法律并在实际生活中付诸实施。”

2008年5月，梅德韦杰夫政府上任后，大力推行反腐败措施，相继出台了《俄罗斯联邦反腐败计划》和《俄罗斯联邦反腐败法》（以下简称《反腐败法》）。《反腐败法》中“官员和公职人员不得收受超过3000卢布（约合609元人民币）的礼物”的严苛规定，一度被公众视作“惊人之举”。次年，该法全面实行，规定公职人员不论等级高低，须一律公示家庭收入和财产。此外，梅德韦杰夫也在俄罗斯国家机关内部增设部门，专门负责审查国家公务人员及有意担任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情况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2012年8月，普京也批准了一项法案，其中涉及禁止俄罗斯官员及其配偶和18岁以上子女在海外拥有财产等反腐措施。俄杜马旨在通过这项法案大力打击腐败，使民众更多地了解和监督官员的收入与财产，并且防止官员将财产非法转移至国外。

尽管俄罗斯反腐败法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对法案的修订以及相应的配套建设从未间断，但俄罗斯反腐作用却仍然不尽如人意。2011年，俄内务部共查处3.1万起腐败案件；而2012年，这一数字上升到4.5万起。2012年12月5日，“透明国际”也公布了“2012年国际贪腐印象指数报告”，俄罗斯排名依旧靠后，此次是第133位。

此前，来自俄罗斯国内的数据《俄罗斯年度反腐状况报告》也指出，俄罗斯每年“腐败经济”规模高达6500亿美元，相当于俄罗斯去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半，较4年前增长了17.6%。俄罗斯的腐败情况并没有明显改善。

俄罗斯反腐败之所以遭遇法律失灵，制度约束未起应有作用，其中的原因之一在于反腐败法律的目标具有多重性，立法往往不是出于真正解决腐败问题，而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

转型以来，俄罗斯政坛风波迭起、斗争不断，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政治势力之间的冲突始终没有停息，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政治体制和各项政治事务的正常发展，自然也影响到腐败的治理。可以说，俄罗斯的腐败治理几乎与政治斗争形影不离，从叶利钦到普京再到梅德韦杰夫，腐败治理都不可避免地夹杂着政治色彩。这不仅影响了反腐败的彻底性，也使人们对政府的反腐动机产生了怀疑，动摇了人们对政府的信心。

尽管之前颁布的《反腐败法》从预防角度来加强对腐败的防范，并作出预防腐败措施优先适用的规定，但针对具体的预防制度，缺少详细而周密的实施细则，缺乏切实可行的方案计划。此外，各级政府机构和部门的预防制度也严重缺失，缺乏针对不同岗位公务人员基本行为准则的具体规定，仅仅靠《反腐败法》中对公务员权利、责任和义务的规定来约束他们的行为，容易导致在具体工作落实过程中，个人责任感弱化、权利与义务认识不足、权限边界模糊不清等现象发生，不仅难以达到预防腐败的效果，甚至可能会成为腐败滋生的诱因。

细看近期出台的针对公务员收受礼物禁忌的反腐法案细则，对官员收礼等事宜作了较为细致的分类规定，有人说细则的公布是新一轮反腐工程走向精细化的开端，从反腐法律的执行能力来看，越是细致的法律规范执行起来越简单，针对性越强。然而，也有反对人士认为这些细则 “十分可笑”。仅仅对送礼收礼这样的小事大做文章，可能忽略了更为根本的反腐制度设计，而且这样的细则对中低层级公务员可能十分有效，但对更高层级的公务员来说显得太过小儿科。

腐败治理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并非“立法”这一剂妙药能看到成效。反腐败应当从更深层次的经济结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层面发力，让“文本中的法律”与“实践中的法律”相互促进才是更为有效的解决之道。

转轨方式不同，俄罗斯腐败破坏性更甚

同为转轨国家，俄罗斯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法律变革常常被人进行比较。两国近30年来的发展绩效，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俄罗斯的腐败问题比中国更具破坏性也更加难以根治。究其原因，俄罗斯选择的激进转轨方式决定了其更为剧烈和惨痛的腐败症候。

俄罗斯在巨变时选择的休克疗法使得国家与社会关系产生了剧烈动荡。在20世纪90年代里，俄罗斯国内既没有社会共识，也没有政治共识，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之间的不断冲突，官僚资本各派系、各集团利益的碰撞使国家处于震荡之中。

联邦中央和各地方之间的矛盾也使人不得安宁，甚至威胁到新的俄罗斯国家体制的建构进程。在这种环境下，首任叶利钦总统尽管被培养成“铁腕沙皇”形象，但对解决国家政权和政治精英内部的矛盾却无能为力。国家机构在事实上全面失调，也使立法机构国家杜马的工作紊乱不堪。立法机构经过最初的混乱，很快便加入到催生官僚资本主义的进程中，首先是为“新俄罗斯人”利益服务，当然同时也不忘记谋私利。

俄罗斯较为彻底的体制转轨在造就一个新富裕阶层的同时打破了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公职人员阶层的收入增长缓慢，由此产生了强烈的自我补偿冲动。而转轨进程中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为公务员提供了较多的寻租机会，特别是俄罗斯推行的全面私有化经济改革政策，促成了掌握国有资产控制权的政府主管官员与暴富阶层合伙瓜分国有资产。

反观中国的改革历程，政府始终坚持小步快走的渐进双轨改革方式，保持着较强的宏观调控能力。以“摸着石头过河”与“试点――推广――完善”为特征的渐进放权改革模式使得中国经济取得三十多年的持续增长，对外开放程度也大大加强。相反，推行了“休克疗法”的国家，出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俄国、乌克兰等国家的通货膨胀率甚至达到1000%甚至10000%，在国内生产总值方面也出现了崩溃式下滑，这些国家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一直到21世纪初才开始有所增长。

从各国各时期的经验来看，经济增长率与腐败程度是成反比的，也就是说，越是经济委靡不振腐败的机会往往越多，另一方面大量的腐败消耗过多的社会资源反过来加剧了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与腐败的互动陷入死循环。转轨政府是否强有力地推进改革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一盘散沙的组织结构和过于分散的权力配置不但无法发展经济更会导致极端腐败。

此外，意识形态是非正式制度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国家廉政文化的深刻体现。有学者指出，“在社会转型阶段，由于原有的社会价值体系解体，又未形成新的社会普遍认同的行为准则，人们以自我为中心，社会进入道德沦丧的沉沦状态，腐败在这个阶段表现得尤为严重。”

在前苏联时期，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道德规范处于主导地位，对于各级党员干部形成了强大的潜在约束力，为防止他们的腐败堕落设置了有利的屏障。苏联解体后，经济结构的改变，带动了社会利益关系与分配方式的调整，进而带动整个社会价值观的重构，占主导地位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被彻底打破。在传统政治道德体系解体、相应的道德和文化建设未能跟上、权力约束缺失之时，极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乘虚而入。

中国的改革也经历了思想多元化的过程，但意识形态的主流观念仍然通过各种方式覆盖大部分人群。即使在反腐制度建设上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中国反腐败意识形态仍然是较为稳定和积极的，这是中俄两国在文化层面上的最大不同。俄罗斯式颠覆性的革命往往造成巨大的制度漏洞和意识形态真空，滋生腐败的机会和治理成本极大；而中国式渐进改革有助于保持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稳定，降低制度变革失败的风险，对腐败的控制相对处于更为稳妥的状态。

转轨国家必经的阵痛根治

在一个国家转轨的过程中，腐败的蔓延在本质上是政治、经济转轨和与之相伴的制度变革不相适应的产物。俄罗斯反腐败历程显示：转轨是一个打破原有的经济制度体系的过程，若与新的政治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制度建设不足，会导致制度漏洞频出，并提供了大量的腐败机会。即使有众多反腐败立法，但由于制度执行力不足会导致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很低或者处罚成本不高，由此带来了制度约束失效。政治、经济转轨破坏了原有的意识形态，造成了道德败坏，进而导致腐败动机的大幅提高。

俄罗斯反腐败斗争的经验启示我们，在立法规制之外还应将目光投向更为深邃的地方：必须铲除腐败生成的文化土壤，宽容腐败的心态亟须救赎；必须铲除腐败生成的制度土壤，权力应当得到制衡而不是共谋。

由于腐败已经渗透到俄罗斯社会的文化心态层面，所以反腐败已不仅仅只是一场政治斗争，更是一场文化斗争。随着腐败的制度化、公开化，俄罗斯社会出现了一种很危险的文化潮流，越来越多的人对腐败的发展熟视无睹，对腐败的危害性视而不见，导致“腐败有利论”大行其道。

作为对策，普京曾提出“以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观念和社会团结为核心的新俄罗斯思想，作为联系俄罗斯人民的精神纽带、支持俄罗斯人民的精神支柱、团结俄罗斯人民的精神动力”。新俄罗斯人的核心价值观念有待进一步建立，其中就蕴含着对腐败的基本看法，只有让民众充分意识到腐败对国家与社会的深刻负面影响，宽容腐败的心态才能被救赎，腐败滋生蔓延的文化土壤才能得以铲除。

俄罗斯的政治转轨，实现了从向多党制下的竞争性执政制度的转变。民主选举、政党竞争执政，在理论上一直被视为是实现权力监督、遏制权力腐败的灵丹妙药，然而在俄罗斯的实践中却未见成效。究其原因不难发现，症结不在民主制度本身失灵，而在于俄罗斯民主化不足。治理俄罗斯腐败除了加强文化建设和制度建设外，更应重视民主政治的发展，以民主和公开的方式来制约和监督权力，这是防止公权滥用和腐败滋生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

一个拥有成熟公民社会的国家制约腐败的成本往往是比较低的。公共舆论是反腐的有力武器，应确保公共舆论远离腐败现象的影响，保证舆论媒介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加强舆论对政府机构以及公务人员的监督，及时采纳社会舆论正确、合理建议和意见。

个人意识形态风险点及措施范文第6篇

关键词：数字电视；电视制度；制度创新动力；成本收益

中图分类号：F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1)11-0088-10

“(数字升级)没有好处，然而成本很高。”辛克莱广播公司副总裁德尔・帕克斯的这句话不是判断数字电视的未来，而是想从一个侧面说明人们在数字化过程中比较成本收益的行动逻辑。这对研究电视制度变迁不无启发。有许多文献从政治、新闻传播等角度研究中国电视制度的改革与变迁的未来，本文试图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框架，研究在数字化时代技术变化以及各种电视需求变动对电视产业制度创新的影响，分析创新团体的成本收益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创新动力。本文中的电视产业制度，指我国电视“事业性质，企业管理”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及其派生出来的行业准入、区域分割等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认为，渐进性的制度变迁源于经济组织的企业家，对既有制度框架做某些边际改变，将使他们的境况得到改善。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制度创新压力的来源为：安排创新的潜在收入可能会增加；组织或者操作一个新制度安排的成本可能发生改变；法律上或政治上的某些变化可能影响制度环境，使得某些集团实现一种再分配或趁机利用现存的外部利润机会成为可能。为了获得潜在收益的制度而进行改变制度安排的决策单位就是“初级行动团体”；“次级行动团体”是指帮助初级行动团体获取收入进行制度变迁而进行决策的单位。社会中各制度安排是彼此关联的，不参照社会中其它相关的制度安排，就无法估价某项特定制度安排的效率，并且只有在政府收益高过费用时，政府才建立新制度。

许多学者用制度变迁理论解释了中国传媒产业制度渐进式改革的原因、特征、次序和模式，也有学者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其它理论分析了中国传媒产业制度中媒介寻租、公权滥用的现象。尽管在分析中有的成本收益无法精确量化，但是定性与定量结合评估制度行为收益成本的研究方法，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看仍然具有较强的适用性。数字技术的特征和需求变化是影响近年来中国电视产业制度创新的重要因素，它直接影响着制度创新团体的成本收益，从而影响制度创新的动力。

一、数字电视技术的经济涵义

1995年法国Canalsatellite公司提供了世界最早的数字电视服务，1998年，美国、英国开始播出数字电视广播。同年，我国开始数字电视实验；1999年10月1日，中央电视台成功使用数字电视技术试验转播国庆典礼；2000年6月，中国第一家数字电视广播平台在南宁开通。

数字电视以众多的频道供应、巨大的传输能力、互动的收看模式、精确的信息控制技术特征，对电视的经济运营以及电视制度产生了更为重大的影响。虽然未必是“数字传输消除了稀缺”，但是数字电视毫无疑问大大缓解了频道资源稀缺程度，从根本上改变了电视频道垄断经营的物质基础，从而极大的改变电视产业链中的利益格局和制度安排。

数字电视首先是降低了电视的传输费用与频道的实际运行费用。这两大费用一度是创办新电视频道的主要障碍。以卫星电视频道为例，模拟技术的传输成本是数字传输的六倍之多。还有一个隐藏的原因致使数字传输的成本降低，那就是数字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频道的管理与播出方式，降低了人力物力成本。数字技术降低了电视产品的复制成本，提高了和其它数字产品的兼容性，这对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都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数字电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电视产品的公共产品(Public Goods)性质，加强了它私人产品(private goods)的性质，其外部性(Externalities)也相对降低。公共产品指的是这样一类商品：将该商品的效用扩展于他人的成本为零；无法排除他人参与共享。广播电视是一种公共产品，这是基于无线电视微波在一定范围内人人可以自由接收的传统电视技术特征而做出的评价。但是数字电视精确的通道密码控制提供了排除他人不付费共享节目的可能性。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区别还体现在消费是否能分割、个人有无选择自由，这两方面数字电视显然是改变了公共产品不能分割、无选择自由的特征。数字电视增加消费的成本方面，和传统电视同样具有边际成本接近于零的特征，因此它存在规模经济，从而它具有自然垄断型公共产品特征。但是由于电视频道的大幅增加，电视频谱作为公共资源的特征弱化。

外部性是指在买卖双方的经济交易中产生但是不由销售者或购买者、生产者双方而由第三方承担成本或收益。电视产品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它不仅通过信息服务功能对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有直接的影响作用，而且通过社会教育和文化娱乐功能，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产生较强的影响作用。更进一步，电视产品通过新闻传播、舆论监督功能，对政治产生较大的影响作用。电视外部性的存在，导致观众、电视台的成本收益和他人乃至全社会的成本收益不完全等同。电视观众数量多少是影响电视整体外部性的要素之一，数字电视因为频道增加，电视台播放以及观众收看某一频道电视节目对其他节目的播放和其他人的收看影响明显减小；多数数字电视是针对相对较小群体的观众，因此它影响的观众数量减少。由于数字电视内容多是针对个人消费爱好的节目，其外部性与大众广播的社会节目相比，外部性相对降低；总体来说，数字技术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电视的外部性。

我国电视行业属“事业单位”。“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设立的社会服务组织，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由此可见，电视的“事业性质”，因电视公共产品性质一定程度的削弱以及外部性的相对降低而相对削弱。市场是提供“私人产品”更有效的机制，电视私人产品性质的加强正是电视产业化的内在经济逻辑。

二、数字时代电视需求变动

需求意味着收益，需求变动意味着收益变动，从而影响着行动团体制度创新的动力。2009年中国数字电视用户达6199万户，付费数字电视收入25.42亿元，同比增长78.89％；同年中国电视广告收入654.03亿元，同比增长率为7.36％。中国电视台广告收入占各台总收入的比重约为78％，财政拨款占各台总收入的比重约为8％。从这一组简单的数字，我们可以初步看出一些电视市场需求的现状和变动趋势。各种需求尤其是广告需求的扩张导致经济利益的增加，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视广告制度、“四级办台”制度、有线电视制度等创新的主要动力。各种需求的变动将进一步影响电

视产业相关主体的收益预期，成为电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所在。当然，很多需求变动分析必须从模拟时代开始，这样才能看清它未来的变动趋势。

对电视产业来说，广告市场的实质是电视再生产的一种资源补偿渠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告收入和国家拨款、节目付费也是如此。所以，可以根据电视节目资金来源，大致可以将中国电视节目分为意识形态节目、广告节目、观众付费节目。其中后两类节目是以市场机制进行运作为主。这种划分是为了便于分析不同利益主体的成本收益、研究不同团体制度创新的动力。广告节目就是电视台为了获取广告收入而播放的广告，为了吸引观众注意力获得广告效应的娱乐节目也与广告节目直接相关。付费节目是指观众为了获得想要的信息和娱乐而必须支付专门的费用的节目，如点播的单次节目、订购的付费频道节目等。意识形态节目是指电视台为了宣传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而播放的具有相应内容的节目。体现公共服务和文化传承的公共电视节目，由于其数量不大，且在国内电视节目目前也是以市场机制供给为主，本文不做重点分析。

经济学中，一种商品的需求是指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水平下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该商品的数量。需求量的变动是指在其它条件不变时，由某种商品的价格变动所引起的该商品的需求数量的变动。需求的变动是指在其它因素所引起的该商品的需求数量的变动。这里其它因素变动是指消费者收入水平变动、相关商品的价格变动、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和消费者对商品的价格预期的变动等。因此，考察需求的变动可以考察消费者或其它需求主体(包括个人或团体)对需求内容的规定与偏好、数量规定和愿意承担的价格及各种成本几个要素。

(一)广告节目需求变动

总体来说，广告需求总量大，国家实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电视广告节目的需求一直快速增长，对中国电视产业发展及制度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它的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增长空间有限。

从节目播出时间来看，2009年中国全年播出电视节目1577.7万小时，其中影视类节目为698.2万小时(占44.26％)、广告类为204.7万小时(占12.98％)，新闻资讯类为195.9万小时(占12.4％)，专题服务类为170.3万小时(占10.8％)，综艺益智类为131.5万小时(占8.3％)。

其中广告类节目以及大部分的影视节目、综艺益智类节目，部分新闻资讯和专题服务类节目都属于为了吸引广告收入而播出，反映的是“广告节目”的需求量。从播出量来看，广告节目似乎已经接近饱和。2007年国家广电总局处理了1680件观众关于广告超时、违法医疗广告、播放游动字幕广告、在转播和传输节目中插播广告的投诉。党的17大召开之前国家广电总局组织检查，各地停播修改违规药品、医疗、保健品广告近2000条，涉及广告金额超过20亿元。

从收入来看，中国电视台广告收入占各台总收入的比重约为78％，对广告依赖太重是各地电视台的普遍情况。1991年中国在全球广告业排名第32位，2000年排名第10位，2007年排名第3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但是2007年广播影视产业市场规模世界排序依次为：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韩国。

(二)观众付费节目需求变动

尽管2000年我国开通了第一个数字电视广播平台，2001年12月18日“中广影视传输网络公司”成立，但是由于数字机顶盒价格相对昂贵，电视内容没有充分的吸引力，加上各地在进行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工作，开始几年数字电视用户增长缓慢，很多地方出现了所谓的“2万户瓶颈”，广电总局希望通过网络整合和数字化迅速增加规模收益的愿望没有实现。如果把2002年作为数字电视发展元年的话，连续三年增长用户分别为9万、18.6万和79.1万，2003年增长率为267％，2004年增长率为286.6％。

2004年是我国广电系统的“数字发展年”和“产业发展年”，截止2004年12月31日，我国有线数字电视用户总数达到106.7万户。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批准数字付费电视103套，数字付费广播16套。在中数传媒之外，新批准中国有线电视网络公司、上海文广、北京广电集团、中影集团四家全国性数字付费集成运营机构。49个试点城市和地区建成了服务平台，总局检测中心初步建成了连接全国31个服务平台的监管平台。2005年全国数字电视用户413万户，全国付费数字电视用户139万户，付费电视经过试运营后，2005年部分地区开始收费，全国付费电视收入3.16亿元。2006付费电视收入5.23亿元。其它网络增值服务收入62.77亿元。

2007数字电视用户达到2686.05万户，比2006年翻了一番。在全国开办的155套付费广播电视节目中全国付费节目用户数量达到175.39万户，付费电视收入8.34亿元，其它网络增值服务收入86.66亿元。2007年主流媒体新业务发展迅速，4家广电机构在全国，7家在本省建设手机集成平台，117家广电机构开展互联网传播视听节目业务，7家中央、11家地方重点新闻网站开展网络电视业务，中国网、新华网通过合法的手机电视平台开办手机电视节目服务。中央三台所属网站在十七大宣传报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央视国际视频13446分钟，手机报道总访问量达到4791.5万次。2007年IPTV用户数量达到近百万户，比2006年增长近一倍。

2009年数字电视用户达6199万户，比2008年增加1672万户，增长36.94％，付费数字电视用户705万户，比2008年增加256万户，增长57.02％，全年付费数字电视收入25.42亿元，比2008年增加11.21亿元，增长78.89％。

研究表明，深圳市民对有线电视各种需求按轻重次序来说分别是：节目内容、图像质量、频道数量、收费标准、节目点播和互动游戏。他们对现有模拟电视六项需求满意度最高的是图像质量，其次分别为互动游戏(指用户自己将游戏机、DVD机等连接到电视机上来打游戏或看碟片)、频道数量、节目内容和节目点播。这说明观众对高质量的节目最为看重，但对目前的节目内容似乎评价不高；对数字电视占优势的清晰度和频道数量而言，观众对现有模拟电视清晰度和频道数量满意度已经很高。

由此可见，观众对高质量内容的收费电视有很大的需求，但是仅仅靠频道数量、节目数量增加的数字电视观众并不愿埋单。

(三)意识形态节目需求的变动

意识形态节目需求较多体现在新闻资讯类节目以及专题服务类、影视节目类节目当中。日常播出的需求量比较稳定，在党和国家特定的节庆日期、时期，意识形态节目在这些节目中占的比例会明显增加。尽管无法准确统计，由于频道、播出总量的大幅增加，意识形态节目的播出时间量并没有下降，但是相对广告节目、付费节目的快速增长，意识形态节目需求数量相对下降是个明显的特征。

意识形态节目内容规定变动的情况则比较复杂。这些变化影响着党政机构播出意识形态节目的成本收益评估和预期，因而也将影响党政机构制度创新的动力。

1　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有了与时俱进的发展。从思想

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理论、科学发展观理论，对经济基础、发展模式、发展阶段、阶级基础、执政党地位、政治文明的认识在不断发展。

2　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对包括电视在内的媒介本身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这不仅是指搞好了经营，媒体才能更好地生产，才能更好地完成宣传工作；从深层次讲，电视产业的发展是国家信息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而信息化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恰恰正是以广告需求和观众付费产品需求为终极消费，为人民群众服务不仅是一项意识形态的精神目标，更是拉动消费、拉动发展的终极经济基础与物质目标。

3　意识形态节目的基本需求没有变，对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节目的控制没有变，同时“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的思想在逐步强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思想输灌或思想政治教育应贯彻无产阶级革命始终，要使这种教育达到真正的效果，应坚持反对教条的说教。在马克思看来，有效的思想输灌式政治教育，除要反对教条化说教外，还要将这种教育与群众利益结合起来。

从创立之初，电视就与广播、报刊一样，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从60年代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广播电视更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纳入整个阶级斗争的轨道中。1980年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否认了广播电视是阶级斗争工具的提法，认为广播电视是“受党领导的、具有无产阶级性的新闻舆论工具，是对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工具”。1983年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强调“宣传工作的改革要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同年中央37号文件要求继续纠“左”，但首先是要纠正右的倾向。1992年十四大以后，电视部门在“坚定不移的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同时，进行了电视新闻、电视艺术的改革。新世纪里，从2000年的“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提高舆论引导水平”，到2008年的“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是今年广播影视宣传工作的首要任务”，“‘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是今年广播影视工作的总体纲要”，每年的广播电视工作要求在意识形态方面基本一致。

但是意识形态输灌的效果与主观愿望却不完全一致。学者祝建华把我国媒介输灌的目标分为三类：最高目标――内化共产主义；中间目标――认同经济政策，最低目标――服从政治现状。不同目标的媒介内容传播效果也不同。具体来说，传媒在培养大公无私的“新人类”方面十分无效；观众因为经济建设的成就而建立对官方政策的认同，因而在鼓动人民参与经济建设方面部分有效；传媒可以通过强调国家机器、民族主义等，而在维持政治稳定方面非常有效。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外宣传工作的需求也应运而生。1991年国务院成立新闻办公室负责外宣工作，制定了“以我为主，以正面为主，以事实为主”的外宣基本方针。

总体来说，广告节目市场需求量已经很大，将持续平稳地增长，国有播出主体将持续在激烈的竞争中改善节目质量；观众付费节目需求未来会继续高速增长，对节目质量、节目种类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节目生产的利润预期将推动电视台及国内外节目制作公司、传输公司的制度创新行为。意识形态节目需求数量增长趋势不明显，节目内容规定在“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的思想指导下，可能会逐步靠近公共节目需求和市场节目需求，但是根据历史经验，这种变动性不十分确定。

三、制度创新团体的成本收益分析

根据制度变迁理论，只要存在未获得的潜在收益，如果制度创新行动成本小于收益，制度创新就会发生。广告节目需求和付费电视节目需求的变动显然存在巨大的经济利益，数字技术的意识形态趋势也将影响制度创新的成本，党政机构、电视台、投资商和观众等主体的制度创新动力都将在数字时代有所变化。

任何一项制度的运行都是存在费用成本的，它包括制度的确立成本、运转实施成本、监督维护成本、变革创新成本，其中变革成本包括劝说、宣传、对旧制度既得利益者的保护或对受损者的补偿、对避免社会震荡所支付的费用等。广义上的交易费用包括市场型交易费用、管理型交易费用和政治型交易费用。本文分析的各种成本也可以归进相应的费用种类，但为了更贴近现实，本文不简单套用这些理论概念，只是吸纳相应的成本费用分析思路。

(一)党政机构制度成本收益变动分析

党政机构维持现有电视准入制度的成本主要是：直接财政投入；电视产业发展因体制障碍而远未达到应有水平的机会成本；国际影视文化贸易竞争力差、影响力弱的机会成本。

1　直接财政投入。广播电视系统巨大的固定资产绝大部分是由各级政府投资：2007年，全国有电视台287座、教育电视台44座、广播电视台1993座，共开办电视节目1283套、付费电视138套，全国共有广播电视发射台、转播台6万多座，卫星电视上行站34座，卫星接受设施2004万面，微波线路10多万公里，有线电视网络301万公里。2004年到2007年全国广播电视来自财政的投入分别达到89亿元、109亿元、126亿元和175亿元。财政投入主要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事业建设)、人员机构开支、意识形态节目制作和播出、严格的节目审查和监看等。

2　电视产业发展因体制障碍而远未达到应有水平的机会成本。尽管国家投资巨大，但是中国电视产业在世界上的地位仍属弱小。1998年世界百家电视公司名单，前10名中美国占了7位，我国中央电视台仅列49位，同期巴西的环球组织以14亿美元的收入排名世界第十。1999年美国时代一华纳公司总收入250亿美元，其中电视收入184.62亿美元。1999年中央电视台收入只有6亿美元。2007年全国广播电视总收入(包括财政、广告、收费收入)也只有1316亿元人民币，约合180亿美元。对于国内包括电视产业在内的文化产业发展缓慢的原因，原湖南广电局长、人称“电视湘军领袖”的魏文彬认为“(文化产业)面临的是体制、行政性切割两大顽症所纠结出来的一个死结。不解开这个死结，我们就做不大，神仙也做不大。”美国学者也认为，像中国和前苏联这样的大国，之所以不能和美国抗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把利润和收视率的最大化当成视听工业的重要动机。上文分析了国内广告市场尤其是付费电视市场的巨大需求，需求越大，现存电视制度对电视产业发展机会成本就越大。

3　国际影视文化贸易竞争力差、影响力弱的机会成本。中国电视节目在国际市场竞争力弱、影响力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外宣工作改善中国国际形象的成效不容乐观。当中国津津乐道的看着西方各种电影、电视节目的时候，中国的电视节目却是西方受众极少收看的边缘性非主流节目。在德国，2004年里只有6个节目是由中国大陆制作的，另有11个节目是由中国(包括港澳台)合作制作的，然而却有84个节目是由中国港澳台地区制作的。与起初因为中国有360个电视台和2200个频道而所寄予的厚望不同是：目前外国电视经理人意识到双边节目交换远远不能让人满意。电影数据也显示了同样的景象：2003年欧洲820部首映电影中仅有2部来自中国，而这2部电影在整个欧盟成员国中仅有18000名观众。旧产业理论认为竞争优势的因素主要是提升生产要素结构和水平、创立良好市场

竞争环境、扩大国内需求、致力制度创新，如果没有良好的国内竞争，很难想象电视产业和企业在国外市场能有很强的竞争力，那就只能在行政垄断政策的保护下“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了。在对外宣传上，尽管通过投资、频道互换落地等努力，长城平台海外用户总数达8400万户，但是观众收视情况以及影响力却未必达到相应规模。“宣传”的思路与话语方式在国内都越来越不符合观众需求，在海外更是如此。有研究者认为，尽管对外“宣传”传统有日渐削弱的趋势，但“中国电视似乎需要改变的更彻底”。这不仅仅是宣传技巧的问题，“传统的中国智慧加上对西方惯例日益深入的了解”，“如果不是由于指令性内容过多，无法完全抹去宣传色彩的话，中国电视新闻在许多宣传技巧和策略方面已经赶上西方同行了。”

显然，党政机构维持现有电视准入制度的主要收益不仅是产业收益――纵向相比电视产业已经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更在于：维护意识形态统一，杜绝反意识形态节目播出的政治风险，促进政策理解和执行，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收益也是由上述各项收益派生出。现实中派生出的利益还包括党政机构人在现有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这也是评估制度成本的重要因素。现存电视准入制度框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其收益在计划经济时代表现特别明显。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在每一项由上而下的重大经济决策宣传、执行中也存在着非常明显的收益，尤其在如果一项政策本身涉及不同利益调整、存在一定争议的时候，现存电视制度对准确传递政策内容及党政机构的态度收益显著。这是中国经验观察，也是符合一般经济理论：诺斯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环境，并被一种“世界观”引导，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单明了，降低了信息成本和劝服、谈判成本；但诺斯也指出，当人们的经验与其思想不相符时，他们就会改变其意识观点。实际上，他们试图去发展一套更适合于其经验的新的理性。上文援引的传播学研究成果也表明官方媒体宣传效果从内化到认同、服从，意识形态收益呈逐渐下降态势。

成本收益比较。根据上文对党政机构维持现有制度成本的分析，可以看出这几项成本是明显逐年上升的。尽管广告的引入大大减轻了财政投资的压力，但是现有电视行政区域垄断制度却导致了电视产业绩效的降低，从而增加了电视产业发展因体制障碍而远未达到应有水平的机会成本、国际影视文化贸易竞争力差、影响力弱的机会成本。与此同时，制度收益却不断递减，由此可见党政机构进行制度创新的动力是存在的，实际上也的确是在进行着不断的微调。

但是制度创新收益是否大于成本，却不十分确定，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对“杜绝反意识形态节目播出的政治风险”收益的评估。现实中利益既得者收益损失也将影响制度创新行动。

(二)国有电视台制度成本收益分析

在广告制度诞生以前，国有电视台主要承担意识形态节目的生产，收入和支出都由国家计划决定，基本没有自己的独立经济利益，也不用自身承担经济成本。对于电视台员工来说，除了基本的劳动收入，收益也许主要来自为意识形态节目工作而产生自豪感的精神收益。我们不能忽视这种精神收益对制度变迁的影响。

社会对广告的需求影响了电视台的成本收益，作为“初级行动团体”进行了广告制度创新，作为“次级行动团体”的党政机构配合、支持了这次制度创新。电视台自身利益逐步加强，电视制度也渐进变迁至“事业性质，企业管理”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当然，其中派生出来的许多细节内容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该制度诞生时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其中影响最根本的也许是行业准入壁垒、区域分割等制度。

国有电视台执行制度的收益主要是行业垄断收益。因为“事业属性”，国有电视台是播出平台的垄断者――播出平台正是电视产业链利润最丰厚的一个环节，也曾经是节目制作环节、传输环节的垄断者。即便是节目制作市场的准入壁垒放松了许多，2007年全国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机构中混合所有制有限公司达到1900余家，占有限公司总量的77.8％，但是电视台毫无疑问还是电视节目制作最大的主体。在节目交易市场中，即便是华谊兄弟这样的重量级民营企业也抱怨制作是弱势、播出是强势。甚至产生“拍片的饿死，播片的撑死”现象。享受“事业属性”保护伞规避竞争风险，又可以像“企业”一样在市场交易中获取经济利益，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国有电视台是现有电视制度最大的受益者。

国有电视台执行制度的成本主要是管理型费用和产业发展受限制的机会成本。国有电视台管理成本高于一般企业或事业单位是电视制度研究分析的问题之一，从业者、研究者对此诟病甚多。成本核算、绩效度量难一定程度上客观存在，责权不清、铺张浪费都是常见的问题。“国营电视机构地位优越，财大气粗(才不大也气粗)，投入产出观念一向淡薄”。“事业”“企业”的双重属性经常掩盖了成本核算的混乱，垄断收益的获得也掩盖了管理效率相对低下的弊端，产权不清经常是对管理成本居高不下最后的归因。随着频道数目的增多、节目制作量增加，电视台管理成本一般会以超过产量增速的幅度增加。当然，近年来市场竞争逐渐剧烈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管理效率的提高。

产业发展受限制的机会成本，主要体现在行业准入、区域分割等制度对志在扩张的国有电视台融资、跨区域、跨媒体发展的约束，也体现在相对弱势电视台寻求合作、生存的约束上。

成本收益比较。综合上述成本收益分析，可以认为多数国有电视台的收益大于成本，垄断收益弥补了管理成本，一些广告收益较小的电视台仍然可以从有线电视收视费返还或事业经费划拨中弥补。另一方面，除了少数雄心勃勃谋求发展的电视台，以及少数经济落后、经费来源不足的电视台，所谓产业发展受限制的机会成本是很小的，因为他们在打破行业垄断、区域垄断之后获得发展收益的可能性并不大。相反，要改变现存制度的风险成本、交易成本却很高。在有些节目中引进市场交易会提高意识形态控制风险――这往往是国有电视台最大的风险，也会增加竞争压力而引起内部职工不满；跨区域发展要花费很高的公共成本说服其它电视台以及其它地方政府和上级管理机关。

(三)投资商执行制度成本收益分析

投资商包括国内民营投资商、国有非广电系统投资商、境外投资商。在现有投资准入制度下，他们只能在节目制作领域有部分准入资格，境外投资商所属电视机构在部分地区有落地权，部分国有投资商已经参加了传输网络的建设投资。投资商的制度成本是市场交易成本。当然，在现有电视制度下，由于和国有电视台处于不同的谈判地位，无法公平竞争，他们的交易成本很高。总体来说，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和潜在收益，他们获取的收益相对很少。

所以，投资商出于高收益预期，制度创新的动力很强。民营投资商在被允许的节目领域积极参与竞争，尤其是与意在降低节目制作成本的国有电视台合作；国有非广电系统投资商在参与节目制作同时，并且在积极争取更多的传输权和节目制作权；境外投资商多年来一直在通过各种方法对中国党政机构进行“公关”，以期更多地进入中国的市场，获得更大收益。

四、结语

中国电视市场还有哪些潜在收益未获得?哪些行动团体有动力为这些可能获取的收益而进行制度

创新?结合各种节目需求的特点及变化趋势、数字电视的特点以及各行动团体的成本收益分析，本文试图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国有电视台降低管理成本、增强激励从而提高效率的收益，以及跨区域、跨媒体经营获得规模经济的收益尚有很多未获得。

电视台管理低效、激励不足，以及规模弱小模式单一都是业界、学界诟病的问题。但是由于对内采取严格控制成本的措施会受到来自员工的阻力；对外实施制播分离、进行节目交易，一方面会提高交易成本，是否能够把交易成本控制得低于制播合一的管理成本?另一方面会导致节目制作监管、审查力度削弱，党政机构是否能够承担制播分离导致意识形态控制力降低的风险成本?目前看来，国有电视台降低事业化管理特性、提高企业化管理特性降低管理成本的行动动力似乎不足。提高经济激励的改革也动力不足，包括提高“宣传和经营”双重目标中的经营激励和产权激励等改革不足。因为提高经营激励会导致宣传任务激励不足，电视的事业性质无法充分实现，这是党政机构无法接受的结果。事业和产业分离一方面会使电视台失去事业性质而失去垄断特权，多数电视台似乎缺乏推进这项制度创新的动力；另一方面这种分离会导致意识形态控制力下降的风险，党政机构缺乏制度行动的动力；明晰产权是最常见最有效的激励方式，当然它也更不符合意识形态控制需求。

跨区域经营面临国家政策和其它区域电视台的垄断阻碍，普遍性的跨区域制度行动明显动力不足，只有少数创新意识强、收益预期高的电视台有足够的动力进行跨区域经营的制度创新。跨媒体经营由于对管理的要求更高，国有电视台现有管理水平下进行跨媒体经营成本普遍很高，行动动力也不足，只有少数管理水平高的电视台有行动的动力。提高管理效益、进行规模化发展是发展电视产业、提高电视国际影响力的必由之路，那么党政机构是否有动力成为制度创新的行动团体呢?这取决于党政机构对意识形态控制力降低所致风险成本的评估和承受力，制度经济学把这个因素归为政治、法律的制度环境因素。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这种风险成本的承受力在提高，但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第二，广告节目需求、付费电视需求的巨大潜在收益未充分获得。无论是直接的广告节目(主要满足广告商需求)还是为了吸引注意力获取广告收益的娱乐节目或其它节目，市场需求量的基数已经很大，但是节目质量提高、结构调整的需求空间仍然很大，数量增长也有一定的空间。但是频道资源的分配制度、准入制度以及国有电视台节目生产能力不足、生产动力不足的现状，导致了大量的频道节目雷同，无法满足市场的广告节目的需求，频道资源浪费严重。数字技术带来了更多的频道、更精确的控制，为付费电视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从而带来了巨大的付费电视节目需求，即使不能达到英国Sky公司那样占有全国30％份额的程度，其中潜在收益也十分可观。

那么，各个行动团体为获取这一潜在收益采取制度行动的动力情况如何呢?

对市场成熟、获利丰厚或意识形态属性强的节目，国有电视台继续进行垄断生产的动力相对强；反之，对收益不高、投资大、管理复杂，且意识形态属性相对弱的节目，电视台进行制度创新把它推向市场的动力则相对强。国有电视台之间结构重组的市场行为以及与非国有制作公司的节目交易，都具有相应的动力。对于付费电视节目，在广告增长有限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巨大的新市场。付费数字电视频道众多，利用率不高，尽管电视台节目制作力量有限、管理成本高，但是他们还是有动力进行生产，特别是以成本较低的市场机制进行付费电视节目生产。

投资商显然对节目乃至频道的市场化制度创新始终充满动力，对他们被严格禁止准入的起点来说，制度的每一点创新都意味着较小的成本和较大的收益，事实上他们的生产、经营以及政策公关行为都是对原有电视制度的边际创新行为，其影响力也在缓慢地提升。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获得产业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收益，党政机构也存在相应制度创新的动力，但是其动力强弱取决于对“意识形态控制力下降的政治风险成本”的评估，以及者既得收益损失的弥补程度。这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

第三，观众毫无疑问仍有很多的潜在收益未获得，如质量更高的节目、更便宜的收费，公共节目的大幅增加等，但是他们却因数量庞大而由于“搭便车”现象等原因成为缺乏行动效率的团体，无法成为改变电视制度的“初级行动团体”。但是观众却是电视制度变迁中重要的“次级行动团体”，如果没有观众的配合，制度创新的效果将大打折扣，在观众消费决定电视产业发展的数字时代尤其如此。数字电视发展初期的“2万户瓶颈”就是例证。

但是要特别指出的是，社会不能是仅仅因为刺激观众消费而进行电视制度创新，观众消费需求、公共需求本身就是电视事业建设、电视产业发展、电视制度创新的终极目标与动力。

个人意识形态风险点及措施范文第7篇

一、导向性原则

任何电视节目都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所有形式的广播电视节目，都有其价值导向、思想导向、行为导向和审美导向。”①所谓导向性原则，也就是在进行节目创新时要考虑节目的导向价值，考虑节目对社会的价值引导、思想引导、行为引导及审美引导作用。如果导向正确，对社会的引导作用是正向的，那么这种创新可以进行。如果导向不正确，会对社会产生不良的引导效果，那么即使艺术性方面再有新突破，商业价值再突出，这样的创新也是不足取的。这一点，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这是电视媒体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的必然要求，是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保障民族文化健康传承和发展的现实选择。时下，不少人倾向于把节目创新理解为想尽一切办法让节目特立独行、争奇斗怪，以至于不惜在节目中宣扬一些背离时代主潮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内容、成分，设计出一些庸俗趣味的流程，这实在是陷入了莫大误区。2010年6月，国内一批相亲节目就曾因为在价值导向方面存在炒作拜金主义等畸型婚恋观问题，而受到国内舆论的广泛批评，并被有关部门责令整改。所以，真正有价值的节目创新，必须是在符合导向正确这一原则下，创制出内容和形式方面俱佳的视听文化产品。

二、贴近性原则

现如今，电视节目的创新方式可谓多种多样，但不管采用哪种方式，所创制出的节目都应该力求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只有贴近时代、体现时代主潮和审美风尚的视听产品，才可能成为具有持久价值的节目；只有贴近生活、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创作，才能产生新鲜、生动、富于活力的节目；也只有贴近群众、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节目，才能赢得人们的喜爱，有效占领收视市场。“历来赢得赞誉的节目创新实践证明，只有满足了受众需求，得到了受众认可的节目创新才是有效创新。”②纵观电视与人类社会相伴的历史，可以看到从传播新闻到宣达政令，从文化传承到人际勾联，从情感疏导到娱情悦性，从提供实时资讯到深度剖析社会问题，从关注国际关系风云变幻到探讨市井社会喜忧冷暖，电视正是通过其不断创新的节目适应和满足着公众不断发展变化的、多样化的、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进而形成了对社会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真正成功的节目创新，从来都是在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方面做得比较好的节目生产与创制过程。中央电视台2011年策划拍摄制作的大型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之所以播出后能掀起收视热潮，就与其节目贴近性强有很大的关系。

三、品质性原则

电视节目创新一定要坚持品质性原则。好的电视节目既要讲究视听完美结合、声画并茂，有冲击力和感染力；同时，又要富有品质，能让人在享受到精神满足和审美愉悦的同时，获取一些有益的东西，感受到向上的力量。近年来一些电视节目策划、制作人员，把节目创新简单地视为以收视率为标杆的节目内容与形式方面的标新立异。在这种错误观念支配下，为了制造噱头，“秒杀”眼球，不惜给节目设计出诸多媚俗乃至低俗的规则和环节，填充大量富有感官刺激效果的雷人元素和成分，这实在是对节目创新的一种误读。节目创新不等于猎奇逐异，更不等于对大众趣味的无限度迎合与谄媚。成功的节目创新，应该以为社会生产出优秀的视听文化产品为根本诉求，而不是简单沦为电视媒体的逐利手段。节目创新若一味只贪求眼球效应和商业利益，而无视精神格调和艺术水准，到头来只会令电视媒体自损形象。品质不佳或缺乏品质的节目创新，即便会取得令人眼热一时的视听效果，但却终将会为公众所拒斥而难以持久立足于视听文化产品市场。

四、效益性原则

电视媒体狠抓节目创新，其根本点在于节目创新有助于提升节目质量，改善收视效果，增强电视媒体的市场竞争力，进而藉此获取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时下，对于不少电视媒体而言，节目创新俨然起着拉升收视率的引擎，开发新的利润增长点的重要作用。所以，节目创新必须把握效益性原则。当然，作为文化产品、信息产品，电视节目的价值应该是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综合体现。不论电视媒体研发出何种类型、形态的节目，只要这些节目一经播出，都会带来一定的社会影响，产生相应的社会效益和社会价值。电视媒体毕竟是重要的舆论宣传平台和公共文化服务机构，除了要参与市场竞争、赚取商业利益、谋求自身的发展外，还担负着履行好相关社会职责的使命。因此，电视节目创新既要讲求经济效益，亦要重视社会效益，要力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兼顾，并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任何只讲经济收益而罔顾社会责任、社会影响的节目创新，都是不可取，也是不可行的。

五、市场性原则

所谓市场性原则，是指节目创新要以创制出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或潜在需求，有着市场开发前景的视听产品为出发点，同时最终产品还应该通过市场来实现其价值的原则。节目创新是一项颇为耗时、耗力、耗财的事情。“电视台在创作和播出创新节目时，必须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形式的运营成本，同时还面临放弃播出成熟节目的机会成本，新节目必须创造出高于创新运营成本和机会成本的价值才能实现较好的投入产出比，推动电视媒体的成长。”③所以，节目创新一定要考虑投入与产出的比例问题，特别是要考虑在节目创新完成后，如何对新节目进行可持续性开发，进而获取可持续性收益的问题。过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电视媒体的节目创新活动，不是基于服务民众的需要而为之的，而是单纯地遵照个别媒体领导的主观意志乃至少数编导的个人趣味来进行的。这种缺乏严格市场调查和受众分析依据的节目创新运作方式，显然早已难以适应当今社会的时代环境。电视节目创新是一项有着自身内在规定性的复杂的高级艺术活动，它不应该成为媒体领导个人意志的简单外化活动，亦不能成为少数人进行孤芳自赏的道具，它必须遵循大众传媒市场的规律和视听艺术创作活动的要求来进行。节目创新固然要遵从相关主管部门的归口管控要求，但也必须力争公众的喜爱和市场的认可。不然，节目创新的价值就无法得以体现。“当代电视节目生产已经告别自产自销的年代，处于从策划、制作到营销的市场化生产链之中，成为一项系统工程。”④因此，把握好市场性原则，尊重市场规律来运作，对电视节目创新而言显得十分重要。这就要求节目创新之初，就要对其间的投资、风险、市场收益、社会影响以及潜在的后继发展机会，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并以此作为节目可持续性开发的着眼点。在节目创新中把握市场性原则，有助于构筑和打造完备的节目创新价值链，为电视媒体开掘更多的利润增长点，从而助推电视业整体做大做强。

六、在适当借鉴与引进基础上的自主创新原则

当前，总体上看，国内电视节目创新模仿和借鉴他人的比例比较高，自主创新型、原创性的比例则偏少。模仿和借鉴虽有助于减小节目创新难度，缩短节目创新周期，但在版权意识愈来愈强的全球背景下，会有较大的侵权风险。而如果采取引进节目版权模式，固然可以在短时间内抢占市场空白点方面占据先机，但往往需要付出巨额资金。不过，我国大大小小上千余家电视频道每年需要大量电视节目播出，如果过度依赖引进模式，显然极不现实。而且，引进海外节目模式，要承担节目本土化的风险，成功的几率难以料定。此外，出于维护民族文化和支持本土电视节目制作业发展的需要，国内电视媒体应该坚持节目自主创新原则。这方面，法国等欧洲国家所建立起的一整套支持本国原创节目的约束和规制措施，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不言而喻，电视节目创新是一件费工费力的事情，需要付出大量的脑力劳动及人力、技术和资金投入。时下，电视节目制播领域普遍存在模仿、复制、跟风炒作等现象，折射出电视机构节目创新风险担当能力的缺失，以及难以容忍失败的急功近利心态。从媒体主管到部门负责人，再到节目制片人，头上时刻都顶着收视率指标、创收指标，定期完不成任务就可能职位难保。这样，大家都等不及慢工出细活，而普遍需要立竿见影效果。所以，宁可盲目跟风去模仿、克隆，也不愿潜心进行原创。这种风气一方面使得很多电视台在跟风克隆中把自己原本很有潜力的节目丢掉了；另一方面使得电视节目严重同质化，过早地引发观众的收视疲劳，进而大大缩短了新节目的生命周期。另外，如果允许节目创新被随意克隆，克隆者无需花费多少成本即可取得巨大收益，而原创者却会因成果被剽窃造而丧失竞争优势，势必将失去创新热情。因此，这就需要国家针对电视节目制作领域的特点，加强对电视节目创新的保护，严厉打击节目剽窃、侵权等不法行为，确保节目创新者的权益。当然，作为创新主体的电视媒体也要加强对自身节目版权的开发和利用，重视节目版权交易，藉以充分发掘节目创新成果的各种潜在收益。此外，电视媒体还应该像现代企业那样，建立和完善节目创新体制和机制，包括节目生产、节目运营管理、节目评价、节目奖惩和人才激励机制，靠制度、机制来培育创新、激励创新、保障创新。

综上所述，把握好以上基本原则，我国电视节目创新就能沿着健康、合理、有序的方向前行。纵观我国电视节目多年的发展历程，像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百家讲坛》《星光大道》等节目也都是在导向性、贴近性、品质性、效益性、市场性以及自主创新方面把握得比较好，因而能够在“积极向上”与“喜闻乐见”的咬合中酣畅前行的电视节目。其间的成功之道，颇值得业内士品味和深思。

（作者单位：重庆交通大学） 本文责编：吉 庆

注释：①杨金鸢：《“四个立台”开启广电新风尚》，《当代电视》，2012（1）。

②胡智锋，杨乘虎：《中国电视节目创新问题之观察与思考》，《现代传播》，2011（6）。

③郑维东，左瀚颖：《节目创新价值周期与观众收视行为影响的分析》；王兰柱：《中国电视节目创新与收视》，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第9页。

个人意识形态风险点及措施范文第8篇

摘要当前，我国经济处于新常态攻坚期，落实“十三五”规划建议要求，推进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部署重点。在我国发展的这一关键期，企业的成长、壮大、转型至为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和谐稳定、经济的持续发展。企业要发展，关键靠员工的工作行为，而员工的工作行为，关键看其思想意识，由此，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新形势下企业的灵魂。本文分析了目前新常态经济形势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改进、完善企业政治思想工作的对策和措施。

关键词企业 思想政治 发展 问题 对策

一、新常态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意义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指企业管理人员，针对员工在思想上的各种矛盾、疑惑，通过宣传科学、正确的道理，解决员工的思想问题，帮助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员工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工作和生活，促进企业全面发展的一种教育疏导工作。在2015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了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同时，又指出，宣传思想工作要实现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由的讲话精神延伸开来，思想政治工作不仅在党建工作中，在企业的发展和管理中亦发挥同样重要作用。在当前“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经济发展要求下，许多企业被迫转型，在巨大的市场竞争压力面前，容易急功近利，只关注生产经营本身，而忽略了思想政治工作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一）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发展的“定心丸”

思想政治工作藉由企业价值理念、企业发展战略、企业宗旨的创建和宣贯，可以统一思想，稳定队伍，在企业内部形成强大的精神动力，将企业精神转化为个人意志，实现企业发展愿景与个人成长成才意愿的有机结合， 形成政通人和的良好企业氛围。

（二）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发展的“助推剂”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生产经营和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升员工工作热情，改善工作作风，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改善产品质量，改进服务水平，形成揽活―干好―再揽活的良性循环，推动企业更快、更好的地向前发展。

（三）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发展的“指明灯”

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的推动开展，可以形成企业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既为企业指明了经营目标、发展方向，通过对员工的宣传教育，也增强了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帮助其理清其工作整体思路。

二、新常态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问题

（一）思想政治工作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新常态形势下，企业生产经营面临风险加剧，竞争压力加大，从而导致不少企业，从管理层到基层员工，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普遍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管理层面，往往只关注生产经营本身，片面强调企业效益的重要性，认识不到粗放短浅的管理激励模式只能带来一时的效益增长，忽略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向心力、凝聚力方面的突出作用，意识不到其在企业生产中的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员工层面，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不力，带来的是员工往往体会不到工作自身带来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而只关注自身收入和既得利益，收入高，好处多，工作动机强，，一旦企业经营状况稍微下降，自身收入降低，极易丧失工作动力，生产积极性大幅下降，带来的是企业竞争力继续下降的恶性循环，难与企业同成长，共进退。

（二）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形式单一、陈旧

当前，部分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形式单一，难有创新。管理层布置思想政治工作时，要么主题乏善可陈，鲜有与时俱进的工作针对性，要么夸夸其谈，不考虑下面基层执行的可行性。而到基层开展时，更是以敷衍了事、草草应付检查为目的，最后的结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流于形式，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同时，无法形成新颖、深刻的思想认识，焕发企业的工作活力，反而容易形成广大职工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无用、累赘的负面错误认识。

（三）思想政治工作机制不健全

思想政治工作的顺利有效开展，需要健全的机制来保障。新常态下，企业追求高效率运作，以得到高额的产出和回报，往往无暇顾及健全思想政治工作的保障、执行、激励等机制，造成其开展举步维艰。一是思想政治工作没有成熟独立的运作机构和人员，经常由临时的兼职人员完成，工作责任划分不明确，从事人员经验不丰富，队伍青黄不接。二是员工本职工作时间安排过于饱满紧凑，从思想政治工作的计划确定、任务下发执行、任务反馈处理，经常出现时间保障不足，导致员工只能在空闲甚至是休息时间完成任务，易引发其反感情绪。三是奖惩考核、激励措施手段欠缺，作为领导层关心的只是任务本身是否完成，而对于完成质量并不关注，工作完成好坏没有区别，导致完成效率、质量低下。

（四）思想政治工作时效性、针对性欠缺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发展进步很快，管理机构、运营模式、规章制度各方面向国际看齐，但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不够，开展易沿袭以往的思路，没有做到与时俱进，满足新意识形态下的思想需要。新常态下，企业经营压力加大，人员流动迭代加快，对于企业中的新生力量，特别是八零后，九零后，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与以往已大不相同，沿用老套的思路、方式、价值体系，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就难以获得其认同，引起共鸣。比如，八零后、九零后的家庭观念、个人意识加重，按照以前的牺牲家庭、个人，奉献企业这种观念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容易适得其反。

三、新常态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和措施

（一）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

政工工作的实施对象主体在人，加强政工工作，首要在于人的培养，队伍的建设。一是要从顶层大力培养政工队伍干部，做好政工工作的源头建设。从干部的选拔、任命、培训、使用要层层把关，制定严格的标准和规范的流程，选拔思想稳定、政治过硬、素质优良、为人正派、关爱下属的政工干部到工作岗位，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等重要思想，通过专题讲座、手抄、革命纪念地参观等不间断的学习，促使其始终保持对政工工作的高度敏感性和重视度，理顺政工工作源头，从根本上重视、正确认识政工工作。二是要在底层员工中培养一批思想积极，执行力强的年轻员工，对待政工工作能够高质量、不打折扣的率先完成，带动和引领其他员工，营造政工工作的良好氛围。

（二）加强创新研究，开拓工作渠道，丰富工作形式

在公开场合多次提到企业要创新，企业的创新不应只局限于生产力的创新，政工工作同样需要加强创新研究，利用职工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主题和形式进行开展，提高工作效率，达到理想效果。一是要将思想政治工作的主题与企业发展、个人命运结合起来，能落地，有实用价值，逐步培养员工对政工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可，二是可以利用目前流行的“互联网+”理念进行工作开展，通过微信、互联网等平台，选定主题，推送政工材料、视频，供大家进行学习、测验、考核。

（三）不断完善健全政工工作机制

政工工作的顺利有效开展，离不开健全机制的保障。一是要成立专门的政工工作机构，提供人员保障，明确工作责任，层层分解任务，有效落实到人。二是要在工作中为员工预留足够的政工工作时间，提供时间保障，避免员工占用个人休息时间，体现企业对政工工作的重视，本职工作与政工工作有机结合，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三是要出台奖惩考核、激励措施。政工工作的目的绝不是单纯地完成指标，而是要能改变员工的思想观念，因此，工作质量的好坏极为重要，对于政工工作出色的个人和团体应给予一定的奖励，保证其工作积极性，督办完成不力者，应适当给予考核，形成正确的激励氛围。

（四）与时俱进，开展员工心态研究，加强沟通交流

当前，中国社会面临各种思潮冲击，员工思想易受波动。思想政治工作要有效果，必须了解员工的所需所想，对症下药。因此，一是要研究当下主流意识形态，从年龄、学历、家庭背景等多个角度对企业员工进行分类，通过问卷、绩效沟通、职工座谈会等多种方式开展员工心态研究，进行心理性评价，分析各群体不同特点，做到政工工作的针对性。二是要广泛沟通交流，管理人员要摆正位置，放平心态，了解员工的困难和实际情况，注重解决员工遇到的实际问题，及时处理，将影响企业稳定发展的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

四、结语

新常态下，机遇和挑战共存，大浪淘沙，洗尽铅华，企业要想提升竞争力，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企业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必不可少。只有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企业才有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才能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才能真正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曾令芬.当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创新探讨[J].经营管理者，2010（1）.

[2]曾志伟.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2010（10）.

[3]刘立伟.浅析企业政治思想工作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J].中国对外贸易，2011（4）.

个人意识形态风险点及措施范文第9篇

关键词:跨越 社会政策 教育 一叶知秋

90年代中国开始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潮流之下，在资本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央政府也同步着手社会政策输送方式的改革。Riding over socialism and global capitalism这篇文章讲的就是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在后现代主义、经济理性，管理主义的思潮之下，中国政府对社会政策的再定义(Ka Ho Mok，2005)。文章主要以高等教育的提供为例子，阐述了在后毛时代社会政策的演化以及政策转向的影响和意义。

在笔者看来，这篇文章所阐述的观点及所举的例子，起到了一叶知秋的作用。事实上，无论是教育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还是房地产改革，都共享着改革的背景，共享着指导改革背后的一系列意识形态，改革的路径也有相同的朝向，因此我们可以从高等教育政策的改革中窥见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政策、社会福利的转向，洞察到这种转向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这种转向造成的影响及意义。

一、政策转向的背景

社会政策的转型一方面是由内生性压力（即经济体制改革之下所需配套的社会政策）所驱使，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应对外部环境的压力和挑战（即资本全球化，新管理主义思潮）。内生性压力有其历史的渊源，即毛时代的政治经济到了一个崩溃的边缘，因此催生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力。但步入了90年代后，特别是后毛时代领导集团具备了政治合法性，站稳脚跟，把握中国前进方向时，内生性压力和外部环境压力逐渐凝合成一点。这点压力由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所驱动。

在全球化情境下，跨国资本流动带来了政策的复杂性，这是传统的以自己国家为中心的政策制定模式无法解决的。 因此就需要再定义国家，市场和其它参与政策部分间的关系。同时，面对资本的全球化流动，为了谋求本国的生存和在国际舞台上站有一席之地，国家须给资本让渡一定的空间，让资本参与进本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在国家层面，中央集权的方式是无法节制世界范围内的资本。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经济理性、管理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下，单个国家无法对抗全球市场力量。现代国家被市场的力量所限制和形塑。

应对市场化、全球化张力，国家要有新的管理哲学，要让自己的政策变得更加有效率，因此要转变全能政府的思路，接受并采用市场的逻辑和意识形态。这就要求国家政府减少规则和干预，增加市场自由度，开启私有化进程，把原本归国家所有的一些企业让市场接管。对外经济实行开放，对内卸下福利负担，通过消减社会福利开支，实行社会福利社会化，把原本由国家承担的社会福利责任逐渐外化，让个人，社会去承担。除此之外，采用一些衍生的政策工具比如贷款、保险等去实现对福利产品和服务的输送，用市场的逻辑和商业的形式去运作社会政策。

在全球化、市场力量的形塑之下，公民、社会组织在社会服务输送环节的类市场运作取代了以往国家输送社会福利的科层化模式，多元化的政策工具让集权式、全能型的政府形式不合时宜，因此社会政策的制定，社会福利的输送朝向社会化、市场化、商品化、公司化。

二、政策转向的过程

检视中国社会政策模式要把中国的社会结构，主导的意识形态，以及发展现状考虑进去。要把握社会政策的转向，则有必要追塑政策的源流。因此要理解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政策的转向，我们有必要回望毛时代社会政策的样貌。

毛时代的中共高层重视社会福利，致力于废除私有制和消除剥削与不平等。社会政策坚守社会平等的原则，以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求和保证社会稳定为目标。在这样一种意识的指导之下，政府通过提供社会福利的方式，消除生活水平和消费的差异。实现了社会的平等。同时保障就业，让就业的人群享受教育，医疗等福利。通过单位，国家为居民提供各种社会福利。形成了企业运转社会(enterprise running society)的模式。这样一种福利分配的方式背后依赖的是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用中央集权的方向自上而下主导社会财富的分配，因此毛时代的社会政策遵循集权模式，特别在管理结构和干预方式方面。具有两方面的特点:第一，权力的集中和社会资源的集中。第二，采用自上而下的科层体制，用官僚手段行政方式去推动社会政策，实现社会福利的输送。

改革开放使社会结构发生了转变，也使内嵌于社会结构的社会政策发生了转向。社会结构方面对内完成了从计划到市场的经济体制转变，从前的小农经济形式、封闭社会形态走向城市化、市场化，对外则实行开放。这种改变不仅带来了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变，也带来了国家-社会观念的转变。不同毛时期国家政府承担所有福利提供，财政支持，政策引导的责任，后毛时期的领导人试图重新定义国家和市场、社区、公民社会的关系，并且开始着手社会政策、社会福利管理方式的改革，改革的措施就是在私有化，市场化，社会化的理念下下进行的。以往国有企业肩负着员工福利的重担，创造的盈余大部分投入福工的福利，只有很少部分投入扩大在生产。在新自由主义社会政策的语境里以往对员工的福利现在是被视为负担。为了让国有企业更有效率，在全球化过程中更有竞争力，政府让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私有化和市场化。在资助，输送，提供福利方面更多地依靠市场和第三部门。政府主要提供底层弱势群体的“补缺型”服务。总的来说，这样一种社会政策的转向是以效率为导向的。 与社会政策配套的组织结构的再造是为了让政企分离，简化政府的组织职能，精兵简政，让政府承担的责任分散化。政府主要是作为政策的促进者和使能者，而不是实际的主要的承担者和行动者。

三、政策转型的教育政策向度

（一）高等教育政策转型的措施

Riding over socialism and global capitalism这篇文章就是在以上的政策背景脉络之下，以教育政策改革为向度，以高等教育为例子来阐述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政策的转向的。在以上所述的政策背景之下，为了能更好的利用有限的公共开支，教育的改革是在效率的获得，资金的高效使用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新管理主义的方法被采用来转变社会政策和改变福利输送方式。因此有不同的和市场相关的战略或策略。比如让教育资金来源更加多元化，教育资助方式多样化，教育提供者多元化，教育服务市场化，部分教育部门私有化。通过这些措施，政府实现了提供教育服务责任的分化:从国家到社会。把原本集中于一身的责任转移到其它非政府部门中去，让他们更多地参与发展教育。

1、提供主体的多元化

在毛时代，中央集权的治理形式在社会政策面向的结果就是中央政府牢牢掌控着教育的资金支持、教育的供给、教育的管理。那时废除了所有非国家办的学校，教育服务统一由国家来提供。后毛时代，中共开始了在教育领域实行去中央集权化改革，允许地方政府，地方社区，个人甚至是其它非政府组织去投资办学，创造更多的教育机会。 中国政府开始鼓励各民间团体，个人，社会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去响应党和政府的政策，志愿和主动地用各种形式为发展教育做贡献，开启教育服务的多元化。在国家政策层面提出了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积极地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和公民根据法律的指引去投资办校，政府则发挥引导者和管理者的角色。

因此在后毛时代，各种不同类型的民办学校开始出现并发展起来。民办教育的上升表明：市场、非政府组织、当地社区的力量已经被催生并调动起来去资助和支持发展更多的高等教育，从而为享受高等教育服务的人提供更多的机会。高等教育提供者的不断增殖表明，教育的提供已经不再单纯是政府的事业，也不是由政府所垄断，非政府部分在提供教育上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

2、资金来源的多样化

在教育提供者多元化的情况下，教育的资金支持渠道也实现了多元化。后毛时代领导人意识到单单依靠政府的力量是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教育服务需求的，因此中国政府致力于实现资金支持来源的多元化，开始把地方政府、市场、企业、社会组织，家庭、个人囊括进来，为资助教育做贡献。并以 “付费购买服务”为原则。在1990年付费购买服务的学生只占到很小的部分，但在“使用者买单”的原则之下，付钱购买服务的数量在不断的攀升。现在，所有的大学生都需要为自己的教育服务支付学费，使用者付费的原则已经成为普遍，通过这种方式国家把承担福利的责任转移到了个人和家庭。

与此同时，政府放弃以往对大学的资助方式，鼓励大学自筹经费，自谋生计。政府鼓励高校参与进经济活动中去，在市场这个平台之上实现创收。到目前为止，大概有1000所左右的教育机构经营超过5000家大学办的企业。

（二）高等教育政策转型的特点

1、总的来说，高等教育市场化，私有化的倾向自1990年以来不断增强，多样化、委托经营、竞争、选择多样化、利润成为教育改革过程中的中心词汇。

2、社会政策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方面，已经表现出从普遍的国家的福利模式转变为有选择性的、社会的福利模式。

3、政府试图选择非政府部分作为新的社会政策工具和行动者去解决主要的财政困难，代替传统的国家干预主义的模式。 私人、非国家部分更多地参与进教育，给传统的规则框架带来了挑战，驱使国家从对教育规则的直接干预转向引导规则实现规则的自我约束，特别是在教育服务的输送领域有了国家，私人的互动和协调之后。

4、当教育的资助和提供不再是政府垄断，传统的干预主义范式即对教育输送环节的各个方面的微观控制就出现问题。国家慢慢的从国家干预模式转向国家作为促进者的模式。国家-社会的关系发生改变，管理的职能变成是协调者、掌舵者而不是毛时期的社会政策发展的支配者。为了努力去监督非国家部分提供的服务的质量，现代国家改变传统 强制控制的方式，改成对社会政策发展运作的总体的方向的把握，以宏观调控取代微观控制。

四、一叶知秋

从高等教育政策的改革中，我们从中可以窥见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政策的转变和发展方向，以及把握这种转变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在笔者看来，后毛时代的统治当局，利用全球化的话语形态，利用市场，资本的力量，实现了自已一系列的目的。第一，从承担福利的社会契约中摆脱出来，却依然掌握着政治权力。第二，作为社会政策转向的意识形态变护。第三，塑造新的统治合法性。第四，形成与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社会政策模式。

1、社会主义国家天然地具有承担全体社会公民福利的契约，具有通过输送社会福利保障社会公平的义务。事实上，在毛时期国家政府就是依照这种契约，承担这项义务的。因此对于后毛时代的执政当局来说，它们所制定的政策不仅要符合社会主义重视公平的意识形态，还会被毛时期所形成的社会政策传统的路径依赖所约束。如果后毛时代的执政者想要松动原本已经确立的福利政策，可谓是处处受到制肘。然而，后毛时代的执政当局策略性的利用全球化这种语境去合法化自己的政治议程和合理化自己在社会福利提供方面的不作为。让国家从承担福利的社会契约中解放出来，并避免社会动荡和政权倾覆的政治风险。国家利用强大的宣传机器，操纵全球化的语境，让效率优先、强调个人自主、福利服务付费购买、市场化等观念深入人心，为福利责任的承担从国家转移到社会、家庭及个人作舆论上的准备。自此，国家成功地从庞大的福利负担中脱身，并依然牢固地掌握着政权，把握政局发展的方向。

2、资本的全球化，市场化为社会政策的转向提供了意识形态的辩护。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之后，中国的企业要与世界范围内的企业竞争。以往“企业运转社会”的方式被视为是低效率的，有损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因此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增强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国有企业顺理成章地卸下以往为员工提供福利的重担。当竞争社会、市场制、福利社会化等词成为公民的共识时，社会政策的转向就有了意识形态的辩护。

3、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政策的转向，后毛时代的执政当局找到了新的统治合法性。即经济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毛时代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领导者大多是缔造共和国的元勋，因此合乎打江山者理应坐天下的逻辑。此外，他们所实现的福利社会的政策也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相吻合。而到了后毛时代的领导人，他们是靠承接上一代的委任成为新的领导者，他们的执政方针与毛时代有很大的差别。旧的合法性不复存在，因此为了稳固江山，他们必须寻找新的合法性。那就是在纷繁多变的国际形势下，通过改革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攀升，让国家在国际上站有一席之地。而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动力，社会政策转向让政府卸下了福利的负担。

个人意识形态风险点及措施范文第10篇

一、聚焦政治建设，班子建设水平显著提升

党组领导班子始终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入、全面、多方位地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和强化政治实践，进一步夯实思想政治基础。

1、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在坚持“每周一学习、每周一交流、每周一会议”的同时，注重利用一切时机和场合抓好学习和贯彻。紧密联系投资促进工作实际，加深理解和准确把握中央和省市县委文件精神，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始终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切实把党员干部的思想、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体班子成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更加坚定，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充满信心。

2、严格用制度保障学习质量。年初认真制定党组年度工作要点、年度学习计划，严格落实集中学习制度。通过学习、班子成员个人自学、参加读书班、开展专题研讨等方式，使党员干部静下心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谈认识体会、找差距不足、提改进措施，先后学习20余次，开展专题调研活动19次，开展专题研讨12次，参会发言班子成员36人（次），撰写心得体会10余篇，通过理论学习不断强化全体党员干部“核心意识”，真正做到思想上高度认同、政治上坚决维护、组织上自觉服从、行动上紧紧追随。

3、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落实请示报告制度，班子及个人重大事项及时向县委县政府如实报告。严格落实“三重一大”事项议事决策规则，所有重大事项全部经过党组研究通过。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原则，在人事调整、大额资金使用等重大事项的组织实施前，领导班子都进行充分酝酿讨论，深入交换意见，不搞“家长制”和“一言堂”，不以个人意见代替集体决定，真正做到大事上会，小事通气。修订了党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为党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公开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4、严格党员干部教育管理。始终坚持把党员干部教育管理作为重点狠抓落实。一方面抓实党内法规制度落实。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党委（党组）运用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工作细则（试行）》等党内法规文件，强化班子成员自律意识。另一方面抓好党员日常教育管理。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认真组织开展岗位廉政风险排查、梳理个人“负面清单”，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严格落实“”制度，班子成员做到以普通党员的身份主动参加双重组织生活。

5、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一是强化纪律规矩。通过“”“每周一讲、精彩分享”、党组书记上党课以及参观廉政教育基地等形式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教育，教育全体党员提高政治站位，严守政治纪律，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强化行为约束。党组和班子成员始终做到对党忠诚老实、光明磊落，如实及时向上级党组织反映和报告集体或个人相关重大事项情况。扎实开展干部纪律作风整治活动，对查找的问题不推不拖，不找借口，高标准做好整改工作。三是强化权威维护。始终把维护党中央权威作为组织生活和开展工作的重要遵循。及时传达学习和贯彻落实党中央最新决策部署，坚持做到不逾矩、不越规，不讲无原则的话，不做无原则的事。

6、扎实做好县委巡察反馈意见整改。一是强化领导，立行立改。收到巡察组反馈意见后，立即召开党组（扩大）会，就整改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迅速制定了《中共县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党组关于落实县委联动巡察组反馈意见的整改方案》（梁投党组字〔2020〕4号），将巡察组反馈的五个方面问题细化为具体问题进行整改；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成立了由党组书记、主任任组长，党组成员任副组长，有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具体抓好整改落实工作。二是细化措施，务求实效。按照巡察组反馈问题和意见建议，在深入分析原因、查找症结的基础上，经多次完善，制定了整改方案，明确抓好巡察整改工作的总体要求和方法步骤。同时，对反馈问题和意见建议进行逐项梳理，将反馈的具体问题，列出整改清单，明确责任领导、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做到了反馈意见零遗漏、全覆盖，迅速整改，并确保效果。三是总结经验，注重长效。整改过程中以及整改结束后，定期开展“回头看”。在抓好整改、解决问题的同时，及时总结整改经验，研究制定科学、管用、长效的工作机制，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巩固好、坚持好整改成果，真正使整改成为促进工作思路完善的过程、促进干部作风转变的过程、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努力促使投资促进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二、聚焦队伍建设，党员干部综合素质不断提高

投资促进服务中心领导班子严格按照县委县政府要求，注重深入投资促进实际，不断拓展思路，着力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1、在优化干部队伍中提升战斗力。一方面用好县管干部队伍。在党组成员分工的基础上，做好了原开发区分流到我单位的3名科级干部的分工工作，切实了做到了以任务为牵引，以职责为导向，理顺工作主线，充分发挥每一名领导同志的能力优势和作用，有力促进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做好年轻干部的选拔任用。坚持党管干部、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群众公认、注重实绩的原则，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今年新选拔任命3名一般工作人员担任中层干部，有效激发了干部队伍活力，进一步营造了崇尚实干、注重实绩、人岗相宜、人尽其才的良好局面。第三开展好学习培训。积极组织开展招商人员素质能力培训班，举办招商专班人员培训交流会，拓展了的招商思路，提高了招商技能，大家能够更好的适应新时代下的招商引资工作。2020年度，我单位被省文明办授予“省级文明单位”荣誉称号，被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民政局共同授予“全市抗击疫情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党组书记、主任闫修国同志家庭被市妇联授予全市“五好家庭”；党组成员、副主任宋秀清同志被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民政局共同授予“全市抗击疫情最佳志愿者”；何明静同志被县工会授予“建功”先进个人，等等。

2、在强化意识形态教育中提升执行力。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县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始终把意识形态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坚持做到主要领导负总责，班子成员各负其责，对重大事件、重要情况、重要社情民意中的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正面引导。二是狠抓思想引导。坚持把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中之重，扎实开展好理论中心组学习，坚持不懈地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投资促进实践。深入学习贯彻关于新形势下经济发展工作的重要思想，精心组织党的五中全会精神学习研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切实增强认同、增强自信，凝聚起“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强大合力。三是切实贯彻落实。积极构建起党组统一领导，分管领导齐抓共管，各科室积极配合，共同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格局，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今年以来，我单位在国家、省、市、县各类媒体、网络平台、微信公众平台，发表各类信息80余篇，有力做到了宣传、推介。

三、聚焦能力建设，推动业务工作“争创一流、走在前列”

今年以来，投资促进服务中心认真落实县委县政府工作安排，聚焦产业，聚力园区，深入推进精准招商。同时，准确把握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下，招商引资工作的新趋势新特点，主动顺应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抢抓战略机遇，发挥比较优势，创新招商理念，切实做到了以招商稳运行、促发展、增后劲。2020年度，全县共举办集中招商活动5次，开展主题招商活动15次、专题招商活动64次；外出开展招商活动1225批次，接待来梁客商946批次；签约投资额2亿元以上产业类招商项目53个；开工建设35个。

四、聚焦作风建设，廉政建设成果不断深化

党组班子和班子成员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时刻不忘政商交往有边界，既在主动服务、靠前服务中体现“亲”，又在以规办事、依法办事中守住“清”，做到有交集无交换、有交往无交易。树立了投资促进干部队伍干净做事、清白做人的良好形象。

1、思想高度重视，不断加大领导力度。严格落实“两个责任”，切实做到把“责任扛在肩上、把纪律挺在前面、把任务落在实处”。细化责任清单、狠抓日常管理、加强督查考核，形成项目化推进、常态化提醒、刚性化执纪的良好氛围。

2、狠抓工作落实，确保规定动作到位。一是紧盯重点工作抓落实。班子和每名成员始终做到严格落实“两个责任”，确保廉政工作真正落实到位。二是坚持警钟长鸣抓学习。在认真学习领会各级各类文件要求的同时，认真组织对《全县廉政教育警示片》《法袍下的交易》《质量标准的失衡》等典型案例的学习剖析，做到警钟长鸣，防止“”反弹，高效开展干部纪律作风集中整顿，拉出清单、列出明细，强化整改落实，不断强化全体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意识。三是突出制度建设抓长效。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以及省市县委相关要求。坚持上级文件精神学习通报制度、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情况报告制度、廉政风险点排查制度、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和个人事项报告制度等。

3、突出领导带头，坚持率先垂范。在加强班子建设过程中，注重突出班子成员个体的作用。一是带头落实各项规定，特别是带头落实财务管理、固定资产管理、公务接待等制度，坚持以制度管人、管事、管权，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二是带头开展谈心谈话。切实改进领导干部作风建设，认真落实谈心谈话制度。领导班子成员带头示范，全年定期、不定期开展谈心谈话15次，及时掌握党员干部思想动态，做到了针对性强、指导性强。同时强化教育提醒，帮助澄清模糊认识，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三是带头担当作为。班子成员定期听取分管科室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并及时督查点评。切实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突出抓好“第一种形态”落实，抓早抓小抓常态，发现问题不放过、盯紧苗头不放松，通过“红脸、出汗”达到防患未然的目的。

一年来，县投资促进服务中心领导班子较好地完成了县委县政府赋予的各项职能，班子自身建设得到了新的加强，工作实绩成效显著，特色亮点可圈可点。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没有用战略的眼光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完全做到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用于指导招商工作实践、推动工作的力度还不够大。有的班子成员没有真正把创新理论内化为思考问题的科学思维、指导实践的有力武器，有时还满足于按部就班，没有真正做到融会贯通，没有运用到推动投资促进事业发展的具体工作中。二是政治担当还不够主动，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和繁重的工作任务，或多或少存在患得患失、求稳怕乱思想。在困难面前，一些同志会流露出畏难情绪，有时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和进步，满足于发展小有变化、工作小有成就，干事创业的激情有所衰退，啃硬骨头的劲头不足、办法不多。三是在抓落实、抓推进上缺乏一抓到底、紧盯不放的恒心，在争先创优上不够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