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所意识与星球意识

[摘 要]在对全球环境的想象中，美国的生态批评家强调在现代社会中肯定已经被破坏了的、作为个人和团体身份基点以及与自然的连接点的地方处所感。事实上，世界上并没有原始的荒原，更没有不被全球联系影响的本土地理。因此，在全球联系日益增加的语境下，星球意识比处所意识更重要。文化想象的重心应该从处所意识转向更系统的星球意识，这是生态批评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处所意识；星球意识；全球环境想象

[中图分类号]Q988；X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5-0119-08

[作者简介]厄休拉·K.·海塞（Ursula K. Heise），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英语系教授，近些年致力于美国、西欧和日本的当代环境文学研究。

[译者简介]唐梅花（1981—），女，福建福清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成员，主要从事生态批评和美国生态文学研究。（福建厦门 361005）

对亚瑟·登特（Arthur Dent）来说，这是糟糕的一天；确切地说，是个糟糕的星期四。这一天，为了给新的公路支线建设做准备，地方当局让推土机在他面前的草坪上拆毁了他的房子。他对拆毁的抗议缺乏策略，依然不奏效，但那已经不重要了，因为那一天很快变得更糟：宇宙飞船通过全球广播系统宣布，为了给超空间特快路线让道，地球本身将会被摧毁。宇宙飞船上的拆毁工作人员注意到这一通告引起的全球性恐慌，指出：“所有的规划图和拆毁命令已经在你们位于半人马座阿尔法星上的地方规划部门展出了五十个地球年，因此你们有足够时间提出任何正式申诉。”很明显，他们确实收到来自地球上某个人的异议，因为几分钟后他们就愤怒地宣布：“你什么意思，你从未到过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看在上帝的份上，你知道你们人类离我们这里只有四个光年的距离。我很抱歉，但如果你不嫌麻烦、对地方事务感兴趣，那是你自己的事。加强拆毁光束。”地球被摧毁了，随后被它自身的一个复制品代替，后来发现这个复制品和原来那个是在同一家银河工厂制造的。

当然，这是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的科幻喜剧《到银河系的搭便车指南》（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开始时的场景，它使唯一幸存的地球人亚瑟·登特进入到一个由多个星系文明组成的宇宙，对于这样一个空间的存在，亚瑟从未如此怀疑过。对城市发展的野蛮手法和殖民扩张的种族灭绝后果更明显的讽刺性，以及外星技术专家的语言带给读者的很多幽默，都来自于作品对“地方”这个词语重新下的定义：这里的“地方”不仅包括地球，还包括遥远的、人类至今未曾涉足的太阳系。不管亚当斯是不是这个意思，之前没想过会突然面对的这个浩瀚的空间、政治和经济环境，也为人们开始把整个地球当作自己后花园的文化时刻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比喻。尽管这种全球意识早在19世纪60年代宇宙飞行让人类从太空中第一次看到了地球时就强有力地形成了，但直至最近才成为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问题。

过去15年里，“全球化”概念成为核心词汇，围绕着它组织起时事政治、社会学、人文文化、社会科学理论。在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它逐渐取代了早先当论中的关键概念，如“后现代”和“后殖民”。尽管全球化研究不再像很多后现代研究那样主要关注审美和文化，而是更多地强调经济和地缘政治，但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继续关注20世纪后期、21世纪早期的现代性发展。和其他描述了现代最新发展的概念——如“晚期现代性”或“后现代性”——一样，全球化拓展了相互矛盾的分析、评价范围。有些社会学家，比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将全球化视为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结果，因为现代化已经进行了近两个世纪；有些社会学家，比如乌尔里奇·贝克（Ulrich Beck），将其理解为对现代性的另一种背离；还有的社会学家，如马丁·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则将其定义为超越现代性边界的一种发展。同时，有些理论家，如伊曼纽·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和莱斯利·斯克莱尔（Leslie Sklair），将全球化主要看做是一个经济过程、资本主义扩张的一种最新形式；但有些理论家则强调它的政治与文化维度，或者将其描述为一个成分混杂、不平衡的过程，它的各种成分——经济的、技术的、政治的、文化的——并未以相同逻辑同步展开，这是由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ord）和内斯特·加西亚·克里尼（Néstor García Canclini）以不同形式提出的一个观点。①所有全球化的理论家都会认同：在这个概念所描述的过程影响世界上很多地区和国家时，它们改变这些地区和国家的方式是根本不同的，但在是否可以认为这种不平衡就是北方资本主义不断努力控制、剥削南方的又一表现，或者全球化是否使权力和利益结构变得更加分散、复杂的问题上，他们产生了分歧。①

“全球化”、“全球主义”和“全球性”逐渐发展成复杂的理论概念，它们可以适用于各种不同的现象，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在这个多学科的论争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各种不同类型的空间——从地方、地区一直到国家、全球——将扮演什么样的文化、政治角色。和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学家一样，文学与文化批评家也探索了这些富有想象力的策略和方法，这些方法使个人和团体对这些不同类型的空间产生依恋，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他们身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他们还研究了不同团体对各种空间形成依恋的最终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目的。这些研究早在全球化一跃成为一个组织性的知识话语前就已经开始了，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些分析主要形成于各种后结构主义哲学以及它们对被视为身份“基本”概念——亦即对特定类别的民族、种族、人种、性别或性取向决定了个人与团体的内在属性的假定——的持续反对中。那些年进行的研究表明，这些之前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自然的、有时还有生物学根据的类别，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具有历史的偶发性，是特定的实践、话语和机构使之得以维持和合法化的。其中，贝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他颇具影响力的话语中批评民族与民族身份的话语建立了“想象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常常导致对民族内部差异的否定和压制，以及不同民族间的侵略或殖民。

很多理论家不是去寻找这种基于民族的身份概念的反面例子，而是提出由杂交性、语言混杂、异族混合、移民、边界、流散、流浪、放逐和非领土化形成的身份，不仅将此作为反对国家霸权主义更具政治革新性的方法，而且视为潜在的基础。大量关注这种身份形式的研究常常强调它们在主流文化和政体中的边缘地位，这是一种被视为既无能为力又具有潜在能力的边缘性，目前只能说它提供了一种从外部审视主流文化的视角。这场论争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定的理论含混，比如有时杂交性、移民和边缘性变成自身的准本质类别，尤其在那些特别强调确认种族、地方身份和“情境知识”时。同时，其他研究强调继续追问本质的必要，甚至是在那些反对它们的话语中追问。我在这里指出这一时期理论发展最重要的维度，是因为我将探讨的问题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这场论争促成了丰富的文化研究，这些研究与地方根源相比是可以被质疑的，但它们通过与很多处所、处所体验的联系定义并确定个人与集体的身份形式。人类学家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颇具影响的著作《路》（Routes）——用了“根”与“路”这一对音同形异的双关语——提出这类分析中最直截了当的一种表达方式，他甚至把人类学家常常作为研究对象的前现代、“植根于地方的”团体描述成与范围广泛的地方发生联系的“旅行文化”。和其他理论家一样，在他的书里，迁徙从边缘移到文化身份的核心——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整个社会的。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从社会科学扩展到人文学科的同时，对各种空间的身份关系的研究重心也移到诸如“跨国主义”或“关键的国际主义”之类的概念上。同时，来自各个领域的理论家开始把“世界主义”这个词还原成一种超越地方和国家的想象形式。哲学家安东尼·阿皮亚（Anthony Appiah）和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人类学家詹姆斯·克利福德和王爱华（Aihwa Ong），社会学家乌尔里奇·贝克、安东尼·吉登斯、乌尔夫·汉纳斯（Ulf Hannerz）和约翰·汤姆林森（John Tomlinson），政治学家帕特里克·海登（Patrick Hayden）、大卫·赫尔德（David Held）和安东尼·麦格鲁（Anthony McGrew），还有文学批评家如霍米·巴巴（Homi Bhabha）、谢平（Pheng Cheah）、沃尔特·马格诺罗（Walter Mignolo）和布鲁斯·罗宾斯（Bruce Robbins）等，都参与了对这个概念的界定，试图使它不再具有先前与之相伴生的社会特权以及休闲旅游的含义。尽管这些理论家反思宇宙主义的方式有很大不同，但与之前的杂交性、离散理论家一样，都假定任何对民族的依恋都不是自然的或不言而喻的，相反地，这种依附是由复杂的文化实践和机构建立、合法化并维持的。地方社区或团体因流动性被置于民族身份的边缘，理论家与其在其中寻找反对民族主义和基于民族身份的基础，还不如努力塑造超越民族、遍及全球的文化想象和文化理解形式。不管怎样，他们都很关注一个问题，即我们如何能够建立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文化形式，使之与近几十年来相互联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相称。

这一推理令人信服的地方在于它寻找跨民族文化身份的新形式，但并非没有遭到质疑。最近，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文学批评家蒂莫西·布伦南（Timothy Brennan）和其他理论家重新强调地方、民族身份作为对抗全球化某些维度的形式所具有的价值。德里克和布伦南认为，对地方身份和民族归属的“本质主义”的批评，忽略了考虑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可以为进步的政治目的、正当的解放项目服务，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迅速全球化的背景下。①最近的几本选集，比如普拉兹尼亚克（Prazniak）和德里克的《全球化时代的空间和政治》（Places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米勒帕斯（Mirsepassi）、巴苏（Basu）和威弗（Weaver）的《全球化世界中的本土化知识》（Localizing Knowledge in a Globalizing World），或者加萨诺夫（Jasanoff）和马尔泰洛（Martello）的《地球政治》（Earthly Politics），都试图重新证明身份认同的地方、民族基础，并视之为对抗全球化的帝国主义维度的一种方式。

随着这波反批评，这场理论论争陷入了僵局：一些理论家批评基于民族的身份形式，坚持世界性认同是一种可行的、对政治更好的选择；一些学者则强调归属感作为一种对抗某些形式的全球化中的帝国主义的方式所具有的民族、地方模式的重要性。当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ric Jameson）强调地方、地区身份过去如何对抗民族的均质化力量时总结了这一困境，不过他只指出：

当一个人把身份的威胁放到一个更高的、全球性水平时，一切都改变了：在这个更高层面，异质的敌人不是民族国家的权力，而是跨国系统自身，是美国化、从此具有统一规格的标准制品以及标准的消费理念和实践。在这一点上，民族国家和它们的民族文化突然被要求扮演迄今为止给它们指定的、与它们自身相对的积极角色——地区和地方实践……与很多地方、地区的艺术、语言的多样性不同，少数民族的艺术、语言，虽然它们的活力无疑可以被全世界公认，却很难与它们普遍灭绝的……景象共存，对于那些承认民族文学和民族艺术的抵抗力量的人而言，在这样一种民族国家被看做备受争议的实体和价值的氛围中，目睹这种对民族文化辩护的复兴是异乎寻常的，更不用说“民族主义”了。①

民族身份作为一种压制性的霸权话语，或者作为一种对抗全球资本主义的工具，而地方身份作为一种本质主义神话，或者作为一种同时反对民族、国家控制的有前途的斗争场地，这两种身份在概念上的矛盾使阿里夫·德里克更直接地指出了理论困境。他承认：

这个问题的棘手……因为在目前关于处所/空间的讨论中，对处所的辩护与驳斥都有很多理论合理性，而且基于同样的原因，它们似乎又反对被限制在自己的理论世界里，似乎在它们自身之外没有任何可以用理论解释的出口。②

如果德里克坚决排斥这种为处所进行持续理论辩护的解决方法——这与他把整个研究转向个案研究的提法相违背，他将陷入一个相当滑稽的、不根据前提推理的困境。但是，他与詹姆士却准确指出了现代很多关于处所的话语在概念上的矛盾。将这些矛盾作为反思文化理论常常使用的范畴、抽象概念的一个起点，而不是全盘拒绝，可能会更有说服力。因为全盘拒绝可能会回到理论对抗和对细节的超具体分析上，而这种分析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文化研究中就已经被不断使用（后来又被抛弃了）。但德里克无疑是对的，没有一种理论解决方法能够明确地针对当前关于身份与处所关系理论中的概念困境。

本书以这些文化批评和反批评为背景提出自己的观点。鉴于关于地方、民族或全球身份形式的主张所陷入的困境，在一个非常普遍、抽象的层面上，这种观点可能没什么意义，但在特定的文化、历史背景中却依然是个重要的问题。本书立足于这样一个特定背景，那就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关于环保运动的（尤其是美国的）话语，还有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出现的新兴研究领域——生态批评。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时起，现代环保思想就积极介入地方和全球问题，处在我所列举的理论论争的斜角上。环境主义既先锋又后卫，在全球公民身份和行动主义问题流行于学术界之前就关注它们了。但是，环境主义还是把很多资本乌托邦式地回投到地方，赞美很长时间以来不受各种反本质主义观点影响的“处所感”——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这些反本质主义观点在美国文化的其他很多领域都广为人知。尽管这种张力在概念上并不能让人满意，但在实践上对一个新的社会运动却颇有成效。考虑到这个运动只存在了较短的时间，它在很多方面取得的成功还是出人意料的，当然这也让美国的环境主义展示了它独特的一面。但是，那些矛盾依然没有解决，尤其现在处所的提法被吸收进一些生态批评研究中。

我在开始构思本书的观点时，未曾想过专门研究美国问题。相反地，我的目的是分析环保思想和生态批评思想的组成部分。我当时认为，引发这些思想的冲动大多与民族或地区差异无关，但随着研究的进展，我发现自己越来越被迫应对环境主义、生态批评的变形，尤其是在美国。美国的环保思想格外强调地方，强调在现代社会中肯定已经被破坏了的、作为个人和团体身份基点以及与自然的连接点的地方，这大体上与西欧和北美强调了至少两个世纪的现代性的批评模式相吻合。但在具体操作中，这种批评很多时候都把力量从文化和修辞传统特别转移到了美国。因为在美国，长时间以来处所的稳定性是作为流动性、心神不宁、漂泊和流浪的理想平衡物存在的，这些常被美国人自己和外面的观察者解释为美国民族性格的典型特色。这种对“处所感”的文化、政治甚至常常是精神的投资，与我的祖国——德国——非常成功的环保运动相比，有很大不同。与美国不同的是，德国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环保运动是无法回忆关于处所的完整的思想与写作传统的。尽管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借用了很多与土地、处所以及地区相关的浪漫符号，但在德国的环保修辞学中，地方主义并没有像在美国那样扮演那么重要的角色。这个区别使我第一次思考：是否真像美国的很多生态话语让人相信的那样，地方主义只是环境伦理的必要组成部分，抑或只是特定民族的思想与修辞传统的一个产物。

这个发现使我在讨论中加入几个德国的文本与电影，但我并非想在德国和美国环境主义之间进行比较，对通常认为相对同质的文化“西方”或“北方”内部各种不同的环境思想传统进行透彻分析将是另一本书的主题。我的文本分析集中在为生态地方主义提供概念的、正式反例的作品，我所选择的美国、德国的文本、电影和艺术作品主要是为了指出想象全球的方式，这些方式是从一个全球环境视角对地方主义进行框定。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用其他语言写成的文本的结论，与对在美国写作的文本如何利用非美国的资源和传统的考察一起，可以提醒比较文学学者：不管是环境主义还是生态批评，都不应该被看做单数名词，也不要简单地认为限定了美国环保、生态批评思想的那些假设可以决定其他地方的生态走向。

本书的第一章细致分析了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环境思想家、作家设想地方与全球关系的方式，也对在我看来对地方过度投资的现象做了批评。在这些批评中，有些部分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可能是陈词滥调，尤其是对那些目前已非常熟悉最近25年来关于文化身份与处所论争的读者而言。但事实是，至今并未有一种批评以如此大的力度或使用如此多的环境主义话语中的细节来阐释这些问题，比如美国关于民族或种族的概念。在这一点上，这个批评是必要的。

这一章强调了相对于对地方的主要投资，在文化理论其他领域的全球项目复兴的基础上建立“生态—世界主义”理想或环境世界公民身份的急迫性。虽然世界主义逐渐被理解成基于民族的身份形式的一种替代，但美国的环境主义面临更多的地方依附问题，这种依附已经借由“寓所”、“再度居住”、“生物区域主义”、一个“情爱的地方”或一种“大地伦理”之类的概念表达出来。我并未否认，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对地方联系的承认可以在环保斗争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我只是认为生态导向的思想还应该接受一种当代全球化理论的核心观念，即全球范围内日益增多的社会联系必然会产生新的文化形式，这些新形式不再固着于处所，而是处在很多理论家已经指出的“非领地化”的进程。当然，有时与非领地化——尤其当它是从外部强加时——相伴生的是环保人士正当反对、而且应该坚持反对的关于失去、丧失或被剥夺公民权的体验。但是，非领地化还预示着新的文化对抗和视野扩展的可能，这是环境主义者与其他政治进步运动人士所乐于接受的。当然，有时他们并未透彻了解这种文化发展与全球化进程的纠葛，否则他们会拒绝的。因此，非领地化给环境想象带去的挑战是，当所使用的词汇主要不是基于与地方处所、而是与把地球视为一个整体的领土、系统相联系时，代表非人类世界和更大社会环境正义的生态主张该如何进行阐述。

本书寻找文学艺术领域里这种非领土化环境视角的含义。针对什么样的审美形式最适合表达这种景象的问题，第一章在结尾部分指出，在最具创新性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全球寓言已经让位给在更大体系内、更好利用寓言的形式——动态交互的拼贴画或蒙太奇。从太空中看到的“蓝色星球”的图像，已经被各种可以迅速看到的地方、地区和全球景象所替代，这些景象由在线工具谷歌地球和多个数据库、地理定位系统以及可以凭借的成像技术提供。第二、三章通过研究特定文本更深入地探讨了这个问题。第二章着眼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小说、电影中对全球人口迅速增长表达担心的方式，这些小说和电影使用完善的叙事模式来处理地方城市人口过密和个人堕落的问题。但其中有一本小说背离了这种模式。约翰·布伦纳（John Brunner）的《站在桑给巴尔岛》（Stand on Zanzibar）使用了这样一种形式：借用20世纪早期的现代主义小说中的叙述策略，试图把从不同地点看到的景象整合成一个地球全景。布伦纳的拼贴技术被后来关注人口、生态问题的作家所采用，从大卫·布林（David Brin）的小说《地球》（Earth）到约翰·凯奇（John Cage）的诗歌《人口过剩与艺术》（Overpopulation and Art），他们将电子连接的虚拟王国作为想象没有早期城市妄想症的全球大众的新地点，并对叙事、抒情形式进行了新的实验。第三章从城市转移到了荒野，并将德国的安装艺术家洛塔尔·鲍姆加滕（Lothar Baumgarten）的人为纪录片《夜的起源：亚马逊宇宙》（Der Ursprung der Nacht）和日裔美国作家凯伦·泰伊·山下（Karen Tei Yamashita）的小说《穿过热带雨林的弧线》（Through the Arc of the Rainforest）两个艺术作品并置。这两个作品都以亚马逊丛林——长期以来环境危机和环境热点的代表——作为起点，通过创新的视觉、叙述形式，揭示地方的生态、文化系统如何被嵌入全球的生态、文化系统。尽管第二、三章分析的作品中，有一些相对于其余的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审美解决方案，但这些作品都试图通过它们的叙事策略和内容，揭示我在第一章中进行理论概括的生态世界主义的不同侧面。

本文接下来把对地方、全球想象的分析与风险理论连接起来，既因为风险可能对居住形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又因为一个即将到来的“世界风险社会”的想法最近成为对全球联系的最重要想象方式之一。第四章简单回顾了风险理论，这是一个在20世纪后半期立足于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领域。这种理论最具实践导向的部分是，研究不同个体和社会团体如何对风险进行评估，以及哪些变量导致了这些评估。一直以来，社会、文化和习俗观点都在补充着——事实上，有时候是在否定——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预示着这个理论产生的大多数统计、认知假设，这些观点使特定文化该如何选择应注意的风险、如何解释这些风险的意义以及如何解决它们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这个理论也引发了各种争议，包括对风险认知本质、客观现实和社会建构，各种基础假设的文化中介、社会组织和机构的形式，以及防止或减轻具体风险的各种途径。我要说的是，不仅风险研究将从对产生于文化研究的、与风险相关的叙述类型和形象的具体分析中持续受益，而且环境导向的文化研究也将在社会、文化团体如何借由技术、生态风险认知定义它们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中获取重大收益。

第四章将介绍关注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风险关系的更宽泛的系统理论。这些理论分析了某些特定类型的风险如何在复杂的、大规模的社会与技术系统中出现、重叠，强调了居住实践如何被这些系统影响，从而对我在第一章中概述的非领地化分析有所帮助。在这种背景下，由安东尼·吉登斯和乌尔里克·贝克提出的关于“风险文化”或“世界风险社会”出现的理论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他们假定社会结构的深远变化是全球风险的一个结果。我将说明这些理论如何与环保思想背离，又在哪里与环境正义运动的观点相吻合。贝克的《世界性宣言》（Cosmopolitan Manifesto）以共同的风险承担为基础，假定新的、跨国形式的组织和团体的出现至少含蓄地建立了这种联系，而且为第一章讨论的生态世界性增加了一个重要维度。与此同时，贝克关于风险与文化相对简单的假设需要由对建立环境正义拥护者强调的跨国联盟的诸多困难的分析，以最近世界主义理论中对跨文化素质的更为复杂的表达来加以补充。

环境主义者有时反对风险评估的一些基本术语和特殊的理论表述。第四章中，我一直在处理这些反对意见，指出环境主义者中有很多对这一领域的早期发展阶段作出回应，有一些则把风险评估视为实践任务，并与它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相融合。第五、六章将这些论争带入文学研究领域，集中关注两套小说。这两套小说阐明了一些将风险认知转换成形象、故事的复杂方式，以及这些比喻、叙述反过来影响理解风险的方式。第五章分析了两部描写与当地化学制品接触后的个人经历的美国小说，唐·德里罗（Don DeLillo）的后现代经典《白噪音》（White Noise）和理查德·鲍尔（Richard Powers）的《利润》（Gain）。这一章的分析强调风险认知如何影响这两部小说所采用的叙述形式，尤其是鲍尔构建地方社区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公司之间关系的方式。第六章将重心转移到两部直接描写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件后果的德国小说。分别在当时独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版的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的《意外：一天的新闻》（Strfall：Nachrichteneines Tages）和加布里·沃曼（Gabriele Wohmann）的《笛音》（Der Fltenton），主要着眼于发生在离小说主人公几百英里之外的危险事件如何影响他们在当地社区的居住方式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地方、地区与国家进程间的相互作用，突发的末日灾难与常态的日常生活的相互替换，影响了这两本小说的心理、政治探索，但最终却使它们采用了不同的叙述形式和对全球危险的不同适应方式。最后，结论部分简单回顾了最近对全球变暖的文学反映，作为理解当代全球环境想象的流行趋势的一种方式。

我希望本书在两个方面对环境导向的文学与文化研究有所贡献。本书将环境主义者对“处所感”重要性的思考，与最新的全球化、世界主义理论联系起来，试图指出在越来越脱离特定地理区域的文学形式中，生态意识具有哪些新的可能性。与生态、技术风险的激烈对抗构成了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因此本书还建议，对风险认知以及它们的社会文化框架的研究，应该作为对文化的生态批评理解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时，这种文化分析可以通过强调已存在的文化意象、叙事模板如何影响新的风险认知，从而对风险理论作出重要贡献。我希望，通过对环境文学与文化研究如何卓有成效地与理论探索的其他领域相互作用的考察，可以有助于理解环保思想如何更普遍地介入到全球化面对的迅速变化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