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发言提纲范文
时间：2023-03-21 09:11:14
意识形态发言提纲范文第1篇
一、会议时间和地点
拟于2017年8月29日（区委专题民主生活会召开后），在镇二楼会议室召开，会期一天。具体时间待参会指导的区委负责同志确定。
二、民主生活会参加人员
副区长书吕xx，区纪委朱xx、区委组织部吴xx到会指导。
xx镇党政班子成员、人大主席主任，共13人。
xx
三、民主生活会主题
这次“讲重作”专题警示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的主题是：深入学习贯彻总书xx关于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文化、政治生态的重要论述，认真对照《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从中央纪委查处的陈树隆、杨振超、周春雨案件，我省查处的省管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以及我市查处的市管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本地本单位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中，汲取教训、举一反三，结合思想、工作、生活和作风实际，进行党性分析、深刻剖析根源，认真对照检查、严肃开展批评，着力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着力建设正气充盈的党内政治文化，着力净化优化政治生态。
要坚持问题导向，对照《准则》《条例》规定和要求，紧密结合实际，着重从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查找存在的突出问题。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方面，深刻反思“陈、杨、周”及刘文利、胡大春等人把党的原则市场化、党内关系庸俗化、党性观念平淡化的教训，深入查找是否存在党内政治生活不严肃不健康、不守纪律不讲规矩、贯彻民主集中制不到位以及参加组织生活不经常、执行组织生活制度不严格等问题。建设党内政治文化方面，深刻反思封建腐朽文化对“陈、杨、周”及刘文利、胡大春等人的不良影响，深入查找是否存在信仰迷茫，搞官场术、“潜规则”，搞权钱交易、亦官亦商、奢靡享乐之风等问题。净化优化政治生态方面，深刻反思“陈、杨、周”及刘文利、胡大春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发生对本地本单位政治生态造成的严重破坏，深入查找是否存在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党内监督特别是同级监督不够严格、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各种违纪违法行为不够坚决等问题。
四、民主生活会议程
专题民主生活会由党委书xx李xx同志主持，具体议程建议为：
（一）第一个半天
1、李xx同志代表xx镇领导班子通报2017年度民主生活会整改情况和本次专题民主生活会征求意见情况，并代表领导班子作对照检查；
2、李xx同志作个人对照检查发言，其他班子成员逐人提出批评意见，随后李xx同志进行回应表态发言；
3、马xx同志作个人对照检查发言，其他班子成员逐人提出批评意见，随后马xx同志进行回应表态发言；
4、段xx同志作个人对照检查发言，其他班子成员逐人提出批评意见，随后段xx同志进行回应表态发言；
5、吕xx同志作个人对照检查发言，其他班子成员逐人提出批评意见，随后吕xx同志进行回应表态发言；
6、付xx同志作个人对照检查发言，其他班子成员逐人提出批评意见，随后付xx同志进行回应表态发言；
7、史xx同志作个人对照检查发言，其他班子成员逐人提出批评意见，随后史xx同志进行回应表态发言；
(二)第二个半天
8、马xx同志作个人对照检查发言，其他班子成员逐人提出批评意见，随后马xx同志进行回应表态发言；
9、齐xx 同志作个人对照检查发言，其他班子成员逐人提出批评意见，随后齐xx同志进行回应表态发言；
10、穆xx同志作个人对照检查发言，其他班子成员逐人提出批评意见，随后穆xx同志进行回应表态发言；
11、宋xx同志作个人对照检查发言，其他班子成员逐人提出批评意见，随后宋xx同志进行回应表态发言；
12、李xx同志作个人对照检查发言，其他班子成员逐人提出批评意见，随后李xx同志进行回应表态发言；
13、丁xx同志作个人对照检查发言，其他班子成员逐人提出批评意见，随后丁xx同志进行回应表态发言；
14、孙xx同志作个人对照检查发言，其他班子成员逐人提出批评意见，随后孙xx同志进行回应表态发言；
15、到会指导领导吕xx同志点评、讲话；
16、李xx同志讲话。
五、开好民主生活会的相关要求
（一）会前准备
1、制定会议方案。明确会议主题、召开时间、程序步骤、工作要求和筹备任务分工等。会议召开前10天，将会议方案报区纪委机关、区委组织部审核，经审核通过后，及时向参会指导的区委负责同志报告，并及时将镇领导班子对照检查材料及镇主要负责同志个人发言提纲、征求意见情况报告、召开民主生活会报告等材料，报送参会指导区委负责同志审阅，听取有关指示要求。（责任单位：镇纪委、镇党建办、镇党政办）
2、上报会议报告。在征得参会指导的区委负责同志同意，会议召开时间基本确定后，即以镇名义向区委、区纪委、区委组织部上报拟召开xx镇专题民主生活会的请示。（责任单位：镇纪委、镇党建办、镇党政办）
3、深化学习研讨。召开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会，重点围绕如何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如何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如何进一步净化优化政治生态，谈认识、谈体会、谈建议。（责任单位：镇意识形态工作办公室、镇党政办）
4、广泛征求意见。采取发放征求意见函、座谈访谈、设置意见箱和网络征询等方式，广泛听取党员、干部和群众以及党代会代表的意见建议，并如实向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反馈。（责任单位：镇学教办）
5、深入谈心谈话。镇主要负责同志与班子成员必谈，班子成员相互之间必谈，班子成员与分管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必谈。谈心谈话要出于公心、与人为善，一对一、面对面，既谈工作问题、也谈思想问题，既谈自身差距、也提醒对方不足。（责任单位：镇纪委、镇意识形态工作办公室、镇党建办、镇党政办）
6、认真准备班子对照检查材料和个人发言提纲。深入对照总书xx关于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文化、政治生态的重要论述，以“陈、杨、周”案以及本地本单位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为反面教材，认真撰写对照检查材料，做到“三个联系、三个摆进去、三个写清楚”：“三个联系”就是联系自身思想，联系分管工作，联系本地本部门实际；“三个摆进去”就是把思想政治上的警觉摆进去，把自身存在的问题摆进去，把应该承担的责任摆进去；“三个写清楚”就是写清楚存在问题，写清楚思想根源，写清楚整改措施。年初民主生活会以来群众反映、巡视巡察反馈、组织约谈函询的问题要在专题民主生活会上说清楚、谈透彻。年初民主生活会前有上述情况且在年初民主生活会上未作说明的，要在专题民主生活会上说明。年初民主生活会查摆问题的整改情况，要在专题民主生活会上作出报告。受到问责的领导干部，应当在专题民主生活会上作出深刻检查。镇主要负责同志要主持研究起草班子对照检查材料，班子成员自己动手撰写个人发言提纲。镇主要负责同志要对班子成员发言提纲进行审核把关。同时，做好xx镇2017年度民主生活会整改情况通报的准备工作。民主生活会召开前5天，将xx镇领导班子对照检查材料、镇主要负责同志个人发言提纲分别报区纪委机关、区委组织部审核把关。（责任单位：镇纪委、镇意识形态工作办公室、镇党建办、镇党政办）
7、联络服务工作。及时做好参会指导的区委负责同志和区纪委机关、区委组织部参会指导人员的联络服务工作；做好会场布置、会议材料印制、宣传报道等会务工作。（责任单位：镇纪委、镇意识形态工作办公室、镇党建办、镇党政办）
（二）会中工作
8、严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以整风精神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本着对党的事业、对同志高度负责的态度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出班子和个人整改措施。自我批评要不遮不掩，xx于亮短揭丑，客观真实给自己“画像”，做到见筋见骨、见人见物见思想；互相批评要开门见山，出于公心，实事求是，一针见血，做到真刀真枪、真心真意真帮助；对批评意见，要虚心接受，并在会上进行回应表态。（责任单位：镇纪委、镇党建办、镇党政办）
（三）会后工作
9、宣传报道。在区媒体报道后当日，通过《xx时报》、《xx新闻》、《xx新闻网》、《xx先锋网》、《xx区xx镇先锋网》等进行报道。涉及其他报道内容报区委办公室、区委宣传部审定。（责任单位：镇意识形态工作办公室、镇党政办）
10、情况通报。xx镇专题民主生活会召开情况要在适当范围内通报，通报内容主要包括会前准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制定整改措施等情况。（责任单位：镇党建办、镇党政办）
11、上报召开情况报告。民主生活会召开后15天内，向区委、区纪委机关、区委组织部、区委学习教育协调小组办公室上报民主生活会方案、会议xx录、xx镇领导班子对照检查材料和个人发言提纲、整改清单等。（责任单位：镇纪委、镇党建办、镇党政办）
12、抓好问题整改落实。结合专题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情况，对查找出来的问题进行再梳理，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和“讲政治、重规矩、作表率”专题教育查摆出来的问题、与巡视巡察反馈的问题结合起来，一并纳入整改内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个人都要制定整改任务书，列出问题清单，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责任和完成时限，做到落地落实。（责任单位：镇纪委、镇意识形态工作办公室、镇党建办）
六、工作分工
1、镇党政办负责：①做好区委负责同志来xx联络协调、接待服务等工作；②制发征求意见通知、召开会议通知，做好会场布置、会议材料印制、会议xx录等工作；③做好相关材料起草和审核把关工作；④会后会同镇纪委、镇党建办分别向区纪委机关、区委组织部、区委学习教育协调小组办公室报告会议召开情况，并在适当范围内通报。
2、镇纪委负责：①将xx镇专题民主生活会方案报区纪委审核；②拟定镇领导班子成员开展相互批评具体安排；③做好区纪委参会领导的对接、联络服务工作。
3、镇党建办负责：①拟制xx镇专题民主生活会方案，并及时报区委组织部审核；②梳理通过发函、召开座谈会、走访调研等形式征求到的意见建议，起草征求意见情况报告，原汁原味向镇班子成员反馈；③会前收集班子成员发言提纲和相互批评意见，及时送镇主要负责同志审阅；④做好区委组织部参会领导的对接、联络服务工作。
意识形态发言提纲范文第2篇
1.进一步规范商务局理论学习制度。制定中心组学习计划、机关干部学习计划、定期交流研讨、完善档案资料，切实加强全局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和《省委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意见＞》，认真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第一时间及时传达学习有关重要讲话精神，做到应学尽学及时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2.组织开展意识形态工作专题学习。将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中央关于意识形态工作决策部署和中央以及省、市、区委有关意识形态工作文件作为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重点内容，理论学习中心组在2020年1月底前召开一次意识形杰专题学习会，重点学习了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的意见》和“三清单四办法”、市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的十项机制》和《市落实基层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管理办法》、区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的十项机制》和《区落实基层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管理办法》，进一步增强各级党员干部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认识，掌握意识形态工作基本知识，强化意识形态工作压力传导。
3.健全完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深入学习贯彻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区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围绕落实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的意见》和“三清单四办法”，执行好《中共邯郭市区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的十项机制＞的通知》，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体制机制，认真落实党员干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将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员大会报告和班子成员述职报告、民主生活会发言提纲的重要内容，纳入年度工作要点，定期研究、定期分析研判，切实强化党员干部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认识，落实“一岗双责”责任。
4.加大干部培训力度。将意识形态和网络舆情研究纳入2020年培训规划，不断加强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加大对党员干部政治培训和业务培训力度，引导宣传干部聚集主线主责主业，打造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干部队伍，增强落实责任动力，提升应急处理能力强化基层责任落实，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5.增强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完善相关设备，充实工作人员，尽快启动开展工作，发挥好正面宣传的主力军作用。充分利用好支部微信矩阵作用，加强对各微信矩阵群群主的培训教育，加大在微信群的正面发声挤压负面声音，引导各微信矩阵群发挥好正面作用。
6.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力度。创新形式，运用好媒体载体，做好宣传引导。首先把微播、网信等媒体平台围绕全区中心工作，宣传各方面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先进做法、成功经验等信息，快速宣传到每名党员干部的心中，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提振精神状态，促进各项工作落实。其次做好对上报道，围绕全局中心工作的特色亮点，加强与区网信部门的选题对接，推介商务重点新闻线索素材，努力在大报大台大刊大网推出重头报道。
7.加大社会宣传，凝聚正能量。在商务系统开展“最美人”“好婆婆“好媳妇”“贤孝子女”“贤孝家庭”评选活动。推举当选人员参加全区的“最美人”“好婆婆“好媳妇”“贤孝子女”“贤孝家庭”评选活动。在城区，指导商场、超市充分利用沿街电子屏宣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精神以及省市区重大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意识形态阵地的作用。
意识形态发言提纲范文第3篇
1.进一步规范商务局理论学习制度。制定中心组学习计划、机关干部学习计划、定期交流研讨、完善档案资料，切实加强全局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和《省委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意见＞》，认真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第一时间及时传达学习有关重要讲话精神，做到应学尽学及时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2.组织开展意识形态工作专题学习。将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中央关于意识形态工作决策部署和中央以及省、市、区委有关意识形态工作文件作为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重点内容，理论学习中心组在2020年1月底前召开一次意识形杰专题学习会，重点学习了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的意见》和“三清单四办法”、市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的十项机制》和《市落实基层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管理办法》、区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的十项机制》和《区落实基层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管理办法》，进一步增强各级党员干部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认识，掌握意识形态工作基本知识，强化意识形态工作压力传导。
3.健全完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深入学习贯彻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区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围绕落实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的意见》和“三清单四办法”，执行好《中共邯区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的十项机制＞的通知》，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体制机制，认真落实党员干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将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员大会报告和班子成员述职报告、民主生活会发言提纲的重要内容，纳入年度工作要点，定期研究、定期分析研判，切实强化党员干部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认识，落实“一岗双责”责任。
4.加大干部培训力度。将意识形态和网络舆情研究纳入2020年培训规划，不断加强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加大对党员干部政治培训和业务培训力度，引导宣传干部聚集主线主责主业，打造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干部队伍，增强落实责任动力，提升应急处理能力强化基层责任落实，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5.增强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完善相关设备，充实工作人员，尽快启动开展工作，发挥好正面宣传的主力军作用。充分利用好支部微信矩阵作用，加强对各微信矩阵群群主的培训教育，加大在微信群的正面发声挤压负面声音，引导各微信矩阵群发挥好正面作用。
6.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力度。创新形式，运用好媒体载体，做好宣传引导。首先把微播、网信等媒体平台围绕全区中心工作，宣传各方面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先进做法、成功经验等信息，快速宣传到每名党员干部的心中，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提振精神状态，促进各项工作落实。其次做好对上报道，围绕全局中心工作的特色亮点，加强与区网信部门的选题对接，推介商务重点新闻线索素材，努力在大报大台大刊大网推出重头报道。
7.加大社会宣传，凝聚正能量。在商务系统开展“最美人”“好婆婆“好媳妇”“贤孝子女”“贤孝家庭”评选活动。推举当选人员参加全区的“最美人”“好婆婆“好媳妇”“贤孝子女”“贤孝家庭”评选活动。在城区，指导商场、超市充分利用沿街电子屏宣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精神以及省市区重大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意识形态阵地的作用。
意识形态发言提纲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文学本质社会意识形式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维度
看了《文艺研究》今年第2期上《对文学不是意识形态的“考论”的考论》（以下简称《“考论”的考论》）一文，颇受教育。
钱中文先生的这篇文章，主要是批评我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上的《文学本质界说考论——以“审美”与“意识形态”关系为中心》（以下简称《考论》）一文，并对当前正在进行的“文学本质”探讨及“审美意识形态论”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该文最大的缺欠，是把事情的本末弄颠倒了。为了让更多学界同仁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在初步答复钱文内容之前，先简要交待一下这次论争的“缘起”。因为知道了“缘起”，也就明白了真相。
一、这场“审美意识形态”论争的缘起是什么？
“审美意识形态论”提出至今，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和声音。在此次比较集中的讨论之前，就有学者撰文对“审美意识形态论”提出商榷或质疑①。2006年《文艺研究》第10期上，还发表了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我们是不能推论出一个普遍的和肯定的‘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命题的”②文章。在文学理论教学一线的教师，对某些教材中的“审美意识形态”到底指什么，尤其感到“说不清楚”。有相当一段时间，我自己在认识上也很模糊，所以，在北大学报的论文中，便特地加了“我在前些年的个别论著中也采用过类似的提法”③这句话。随后，还专门写了一篇清理自己在文学本质观认识过程上的进展与失误的反思性文章④。
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思索，我现在可以坦率地说：“审美意识形态”概念就像“新理性精神”⑤一样，从严格的学理意义上讲，是一个难以成立——或干脆说不能成立——的“伪概念”。它作为文学本质的界定，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几千年来人类文学活动的客观实际。它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叶那个特殊年代，既想反对文学上忽视艺术规律，又想贴上马克思主义标签的拼接的畸形产物。客观地讲，它的初衷是好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在特定历史语境下，起过某种批判性的、积极的理论推进作用，其中有些内容，特别是强调文学“审美特性”的部分也有可取的成分。对此，业内学者多是承认的。同时，我至今仍认为，作为一种理论见解和一家之言，“审美意识形态论”还可以继续存在。个别学者多年来热衷于张扬“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一种学术现象，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
既然如此，那又为什么“质疑”了起来？为什么还要相对集中地就“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本质论等问题写了多篇文章⑥进行讨论呢？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我和一些同志于2004年参加了一个课题组，编写一部教材。这是一项需要集思广益、深入研究、创新开拓的艰巨任务。但是，在组织编写过程中，课题组主要负责人无视并压制组内不同意见，在两年多的时间内，不开展任何学术交流与研讨，执意要把“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一根红线”与“核心思想”贯穿全书，执意要把“显现于语言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作为对文学本质的概括，这就不免具有了用“审美意识形态论”替代历史唯物主义文艺本质观之嫌。
显然，这种文学本质观，倘若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国内学界是不会都认同和接受的；倘若把它拿到国外去，也是会被同行尤其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学者所惊诧和耻笑的。
为此，我多次在课题组的会上恳切地提出：这是一个关系到文学本质界定和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重大问题，建议组内进行一下讨论。可是，我的建议一次次被武断、粗暴地拒绝了。
在一次讨论“详细提纲”的会上，我再次请求就“审美意识形态论”谈谈自己的看法。课题组主要负责人当众表示不允许。接着我说：不发言可以，建议组里把我带来的几篇文章复印一下，发给在座的各位课题组成员作为参考，行不行？负责人说：那也不行，不能复印。你要散发，就把它们拿到外面的杂志上去发表。
我作为一个课题组的成员竟被剥夺了会上发言的权利。我很纳闷，即使我的意见谬误，也该让我讲出来啊，怎么“审美意识形态论”就一点也碰不得呢？没有办法，我只好按照“负责人”的要求，把写好的几篇文稿投到一些杂志上去。这大概就是钱先生所谓“定点式的清除、密集型的‘考论’”⑦的由来罢。
课题组内“对话”和“交往”的气氛与条件是没有了。为了深入探讨文艺意识形态问题，北京大学、吉林大学有关部门和《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联合，于去年4月初在北京召开了有四十多位不同意见学者参加的“文艺意识形态问题学术研讨会”，课题组中有六名成员出席。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活跃民主，颇有收获。
可是，是年5月在课题组的会议上，钱先生突然发难，无端地指责该会是搞“政治运动”，是“大批判”，是让人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好端端的一场学术讨论遭到彻底的扭曲与否定。好在，与会者都可以作证；好在，会议的学术成果《文艺意识形态学说论争集》已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⑧，可以核查。身正是不怕影子斜的。
这一时期，课题组负责人一面阻止不同意见，一面又在《文学评论》上发表长文，加紧宣称“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一个时代的学人根据时代要求提出的集体理论创新”，“是属于中国学术界的理论创新”⑨，把该理论抬到一个十分不适当的地位。
问题就出在这里；问题的严重性也出在这里。
人们不能不思考，是谁给的权力非得把“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根红线”不可？难道“审美意识形态论”真的符合社会结构理论和唯物史观？难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真的把文学界定为“意识形态”或“审美意识形态”？难道用“审美”来“溶解”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就是“中国学术界的理论创新”？
我带着这些疑问，开始了痛苦的探索与思考。
我认为，由于“审美意识形态论”自称是以马克思论述为根据的，所以需要考证一下这一根据的可靠性。我的《考论》一文，就是通过考察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文及相关译文，通过研究“审美”与“意识形态”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现“意识形式”同“意识形态”是有严格区别的。文学本质是“审美意识形态”“这一界说同经典作家原初概念的含义是有出入的，这一界说同文学事实本身是不完全吻合的，这一界说用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本质观是欠准确的”⑩。就是这种商榷、切磋的意见，课题组负责人也当着课题组成员的面宣布“是错误的”。接下来，我只好不停地用写文章的办法来表达自己的见解。
这就是这场“审美意识形态”论争的“缘起”。
二、“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本质论
究竟错在什么地方？
尽管翻阅了经典著作的文本，参考了大量“西马”文艺论著，我始终找不到把文学本质直接“定义”为“意识形态”的表述，虽然论及文学具有意识形态性的地方甚多。既然直接的表述言论没有，那么，能否通过对其理论原理的阐发，推导出文学本质是意识形态的结论呢？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以什么为理论基础。从现实理论状况而言，分歧双方的主要差别在于：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呢，还是以别的什么理论为基础(11)。
诚然，对经典文本的理解，学者间可以各有不同，也允许进行“意识形态的多语境阐释”(12)。但问题是，“多语境阐释”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文学的基本事实说话。否则，就容易南辕北辙了。
立足唯物史观，我们可以看到，“审美意识形态论”在理论上失误的关键是混淆了“审美意识形式”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界限，结果“硬搭配”起了一个无法确证的概念。
钱先生曾说：“没有审美特性，根本不可能存在文学这种意识形态，而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不过是文学审美特性的一般表现。”(13)这种表述，似可理解为“审美性”是固有的，“意识形态性”是外加的。他还说：“随着语言、文字的出现与审美中介的完善，一部分审美意识逐渐在语言、文字结构中，生成独特的形态，而成为审美意识形态。”(14)“《诗经》同《周易》一样，这是经过千百年传唱的审美意识形式，藉助于语言节奏的复杂生成，由二言、三言发展而为四言的诗式，通过赋、比、兴的有序化的表现形式，自然地、历史地生成的审美意识形态”。这里所谓的“审美意识形态”(15)，已经是由“审美意识”加“形态”组合起来的了。这里所谓“自然”、“历史”的逻辑生成关系也是虚设的。
钱先生在论述“审美意识”的各种形态时又说：有意味的形式后面的“终极实在”，就是“审美的心理积淀”。“其中既包括感受、感情、知觉的认识，也兼容对自然节律、线条、色彩、音响乃至语言变化的种种感受，组成一种人类共同的无意识的心理储存。它既是生理的、心理的，给予人以快适，与人的种种现实的感受、感情相适应；又是社会的、与人的升华了的社会审美理想相一致，成为有意味的形式创造和审美需求的内驱力。这种以诗语为载体的有意味的形式，就是审美意识形态”(16)。请看，在这样的阐述中，还存在唯物史观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吗？这里的“形态”一词指的究竟是什么，恐怕就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在“有意味的形式”就是“审美意识形态”这种理念支配下产生出的偏正词组，作为一个文学本质界定的概念，其中的“意识形态”一词，岂不成了一个给人看的“装饰品”、“摆设”、“附缀”，或避人诟病的“防火墙”。
显而易见，这样凭空虚构“审美意识形态”，不可能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发展过程。当然，也就不可能有所谓的“逻辑起点”。从实际情形看，钱先生所论述的“逻辑起点”，其实是艺术发生学上的逻辑起点。而从“审美意识”入手，又是承袭了前苏联学者波斯彼洛夫的思想(17)，同时亦是个常识。即便如此，钱先生的论述也相当混乱。他认为，早期的审美意识外化为早期的文学形式，即神话、巫术等。此时是“审美意识形式”。随着艺术表现手法的成熟，就转变为“审美意识形态”了(18)。他这里所说的“形态”，是艺术“形式”发展成熟的结果。这里的“意识形态”，也没有任何唯物史观的成分。至于何以“形式”发展成熟就成了“形态”，何以审美的“意识形式”随着“艺术表现手法”的进步，就过渡成了审美“意识形态”，这之间有何事实的根据与学理的逻辑，就连钱先生自己也承认还没有想明白。他说：“我自然反思过‘审美意识形态’这一提法，比如，逻辑起点是审美意识，最后结论却是审美意识形态，只是目前还未能找到一个比它更有概括力的术语来重新界定。”(19)看来，这样一个重大理论概念的提出，是有些轻率了。看来，把这种未经可靠论证的说法当作“中国学术界的理论创新”并写进教材，就更不妥当了。
钱先生这里的论述，显然不是有缺环，就是有漏洞和错位。他的这种表述，只能说明“审美意识形态”是“审美意识”加“形态”的拼凑，这要比解读为“审美”加“意识形态”的拼凑，更为远离马克思主义学说。他的“审美与意识形态性”“结合”的结果，就是“以诗语为载体的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审美意识形态论”，人们看到的除了“审美”的因素及其发展外，看不到任何具有社会价值意义与功能的“意识形态”因素。至于“意识形态”怎样加入到“审美意识”之中，在这儿处于何种地位，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几乎没有论及。倘若审美性的内涵成了仅是语言、艺术技巧等形式的因素，那以这种理论为指导的文艺创作，怎能不会走向苍白和形式至上一途？(20)
应该承认，钱先生的论述中有时也把对社会生活内容的反映当作意识形态，悄悄地将社会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与审美意识的“形态”联结在一起，使人产生错觉，以为可以有一个独立的“审美意识形态”或“审美意识形态性”，以为“审美意识形态”里包含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范畴。但那是牵强附会的。文学具有意识形态性之后，总体上它还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我们不能说文学带有意识形态性，文学自身的构成性质和存在形态也发生了根本转变。“审美意识形态论”在这里犯的是把“意识形态性”与“意识形态”相混同的毛病。
以上，就是我为什么把“审美意识形态”称为“伪概念”的理由与原因。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坚持“审美意识形态论”者，当务之急是论述清楚“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辨析明白社会“意识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区别，进一步论证文学的规定是如何从“审美意识的形态”推演变化到“审美意识形态”的，说明“审美意识”或“社会意识形式”中有没有非意识形态的成分(21)。这样，它才能从学理上真正推向深入。
无疑，文学作品的内容可具有审美性，也可具有意识形态性（还有其他属性，暂且不论）。这两种属性共处于同一“社会意识形式”之中，这是文学事物的本相。具有意识形态性的社会生活内容，由于转化为创造性的形象形态，因之也成了文学的组成部分，可以具有审美价值，或者说由它构成了审美性的内在支撑。不过这种情况不能表明“审美性”和“意识形态性”融合而为另一种独立的属性。从有些“审美意识形态论”者的阐释来看，所谓“审美性”、“意识形态性”二者的统一，不过是统一在同一个文学作品中而已，但却把这种情形说成是独立的“审美意识形态性”内涵，这就将作品的“文本”与所谓的“审美意识形态性”混为一谈了。
钱先生根据自己的“所知”，责备我文中指出童庆炳先生把“审美意识形态”作为了意识形态的一个“种类”，是根据小范围会议上“还未公开发表”的用语。但钱先生大概还有所不知的是，童先生和别的学者早就白纸黑字地这么讲了(22)。2001年，童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就说：审美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不存在谁为谁服务的问题”，也“没有‘老子’控制‘儿子’的那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审美意识形态自身形成一个独特的思想系统，它的整体性也就充分显示出来。如果我们上面所说的能够站得住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文学艺术作为审美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中一个具体的种类”(23)。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他又说“文学是一种具体的意识形态类型，即审美意识形态”(24)。这是不是明确地讲到“审美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的一个“种类”？是不是小范围会上他只是重申了自己的观点？怎么引用一下“种类”一词，就成了“抢先拿来‘考论’”，不遵守学术规范了呢？到底是谁在“顾不得依据文字为准的批评游戏规则”？
三、可否界定“文学是审美意识
形式的语言艺术生产”？
以我初步的理解，我认为如果从唯物史观来界定文学本质的话，应当打破“审美意识形态”的界说，而规定文学为“可以具有意识形态性的审美意识形式”；如果要对文学进行较为全面的界定的话，则应破除“文学是显现在语言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这样的定义，而改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式的语言艺术创造”（或曰“话语艺术生产”）。我认为这样的界定，才比较吻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比较符合中外文学活动的实际。现实的“意识形式”都是有“社会性”的。“社会意识形式”中可能包含有“意识形态性”，也是确切无疑的。只要联系作品就能发现，“审美意识形式”比“审美意识形态”的蕴涵更为丰富和全面。“文学是审美意识形式的语言艺术创造”这个界定，要比“文学是显现在语言中的审美意识形态”更为妥帖。这就是我同“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分野与区别。
我们应当恰当地在文学的系统本质中理解、把握和表述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由此认识人们对文学意识形态性不同理解中所包含的价值观取向的真实差异。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原则上说是不能用“审美”来规定的。文学的本质，也是不能单维度、单层次、单方面地加以界说的(25)。文学的本质是多级的，多级的本质又是在关系中存在的。面对“文学本质”、“意识形态”这样的概念，务必要坚持立场、观点与方法的一致性。从历史的经验看，用“异质知识型规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方式是将其理论术语形式化、抽象化或空洞化。从而使其内涵的原有价值规定对于读者来说变得不重要，使人们觉得内涵的原有价值规定是可以被忽视、被改塑或被取消的”(26)。这种无限度开放意识形态本质的理论，最终失去的正是其理论自身的规定性，进而走向其理论姿态或立足点的反面。
那么比较而言，“文学是审美意识形式的语言艺术创造”比“文学是显现在语言中的审美意识形态”界定，有何优点呢？我认为：第一，它恢复了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的科学规定，打破了文学仅仅归结为“意识形态”的提法。这里“社会意识形式”中就包含了文学的观念上层建筑性，它被社会存在最终决定可能含有的意识形态性，给意识形式中的意识形态属性留下了充足的阐释空间；第二，它承认并强调文学的审美特性，并判明审美特性影响和笼罩着文学这种社会意识形式的方方面面；第三，它认为文学不只是静态的“语言”“显现”，更是一种比“显现”更为动态、更为宽泛、包括了创作和接受在内的话语“创造”；第四，它明确指出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不仅是一种“艺术”，而且是一种“生产”，这就将经典作家的“艺术掌握世界方式”与“艺术生产”(27)理论囊括其中；第五，它改变了文学只显现“审美”中的意识形态的局限，而将其他方面的意识形态成分也收入视野之内；第六，由于恢复了“社会意识形式”的规定，所以也就可以合乎逻辑地从中解读文学本质所蕴含的人学属性、文化属性等等。因为这种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带有某种交叉的语言艺术实践活动，人的情感因素、自然本能和特有的文化属性是必然渗透其中的。
当然，这个界定也是初步的、探讨性的，依然存在着弱点、纰漏和不完善。比如，它缺少对文学想象力与自由表达的强调，人们只能从规定它为“艺术”中加以发挥性阐释；又如，文学的符号特性和形式特点已隐匿其间，也没能在概念上得到彰显。这个界定，目前只是为了纠正“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失误，还需要进一步推敲和改进。
可以这样说，“审美意识形态论”失误的根源，很重要的一点是它把文学理论过分“审美化”了。它以为文学中的思想和精神因素只要拴到“审美”的秩序中就完成了，就符合文学规则了。例如，童庆炳先生在阐述新时期文学理论的“转型”时，就直截了当地推崇“用美学的观念来界说文学的做法”(28)。他在描述建国五十多年来文艺思想的变迁时，甚至用了从“政治化”到“审美化”到“学科化”三阶段来加以概括。他以为“‘审美’论的提法，确认文学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应有的独立品格与自身规律，从而消解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公式”(29)。这就再清楚不过地道明了用“审美”来界说“意识形态”的理论指向。
文学理论的“政治化”固然是错误的。可是，文学理论的“审美化”就正确吗？把“审美论”当成反对所谓“反映论”文艺学、“认识论”文艺学的武器，把以往的文艺学当成“非常态的中心话语”，把“审美论”当成“自主发展的常态话语”，不是同样走向了理论的偏颇吗？所以，有人反复说“审美意识形态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但又延伸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具有完整的理论创造，成为中国现代学者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文学观念”(30)，是需要稍微严肃一点、慎重一点了。
钱先生的论述中有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为了反驳别人，他集中论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本中认为“文学是意识形态”，仿佛别人在无视或放弃文学的意识形态观念。但他在另外的文章中，又把先前文艺学说的错误归结为将文艺认作“意识形态”。例如，在清算文艺学的“苏联模式”时，就曾说“这种‘前苏联体系’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主要体现在文学本质的阐释上，它的出发点是哲学认识论，即把文学视为一种认识、意识形态，把文学的根本功能首先界定为认识作用”(31)。既然在文学本质的阐释上不赞成“认识论”，不赞成把文学定为“意识形态”，那又为什么在《“考论”的考论》中广征博引、大谈特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文学就是“意识形态”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前后抵触吗？到底是“前苏联体系”中的文学本质论阐释错了，还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错了？同样认为文学有意识形态属性，怎么判断竟大不一样呢？前苏联和中国文学活动上产生的诸种弊端，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出了问题，还是苏联或中国当时的主导意识形态出了问题？我们是要更改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呢，还是要恢复这一学说？更改的办法是以“审美”去淡化、溶解或模糊意识形态理论呢，还是找出“意识形态”与审美、人性、文化以及语言特性等在文学中的真实联系？阐释文学本质难道换成从“审美”出发，就不是“哲学认识论”了？“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界定，在上述对立的两者之间到底属于哪个方面？毋庸讳言，它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考论”的考论》一文，论述得比较细碎零乱，论据和论证都不充分，不少地方充其量只是个人的一种理解，其思想大概是想说：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间接地说过“文学是意识形态”，但还是可以解析成马克思认为文学就是意识形态的。这实际上已经承认了我指出的“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直接或间接说过文学是某种‘意识形态’”这一事实，只不过是各人的解读存在差别。这就更提醒我们，阐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务必从其原理出发。
四、简短的结语
文学本质的论争是很有意义的。这场论争表面上是考察文学本质界定的分歧，实质上是牵动人们对文学意识形态学说的理解和解释怎样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维度，怎样意识到以唯物史观作为理解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指导和前提的必要性。不能否认，“一段时间以来，由于一些学者对意识形态范畴做了泛化的理解，把意识形态只看作意识的分工或基于分工基础上的分类，弱化了意识形态的社会性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意义维度”(32)。这一点，我们从文学批评和创作领域价值观的失序和混乱，也多少能看到丧失意识形态理论自觉性的结果与危害。
唯物史观意识形态学说的真谛是透过文学的审美现象发现其中的意识形态秘密，而绝不是像“审美意识形态论”那样，总是力图把包括意识形态性在内的思想、认识和精神因素湮没在“审美”玄奥之中，好像“审美”可以主宰一切、包容一切、溶化一切，或者像哈贝马斯评说马尔库塞的“新感性”那样，能“维护一种非压抑文明的可能性”(33)，反而使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偃旗息鼓、无所作为。
从文学理论史上看，形式主义的专制多是来自所谓的“审美”自律的。它们给“感性”、“审美”、“美感”这些动听的字眼，赋予了超负荷的社会历史内涵和社会价值担当。如果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意识形态理念，仅仅是为“审美”服务的，仅仅是“审美”的陪衬，仅仅是稀释在“审美”中的一点点“盐分”，那它同形形的非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就没有什么根本区别了。
文学理论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但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是科学，而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是来不得半点虚伪与骄傲的。真正的需要可能是其反面，诚实、严谨与谦逊的态度。
此外，文学理论对重要“概念”、“范畴”的梳理和研究应引起格外的重视。目前文学理论一个较大的问题，是往往习惯于从大的“概念”、“术语”出发，而又不去联系生动、具体的批评和创作实践，不去解析“概念”的本意与历史的变迁，结果就造成表面热闹而实质空泛的局面。钱钟书先生在描述乾嘉学派源流下来的朴学风格时，曾谈到“积小以明大，而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derhermeneutische）者是也”(34)。这种方法是值得借鉴的。
学术研究最好采取平等的、民主的态度，采取不“妖魔化”对手的做法，这样才有利于“双百”方针。对个人的学术意见，最好也不采取“推销商”、“形象代言人”式的兜售办法，此虽没有违背学术“游戏规则”，但终究对好学风的建设不利。
我申明，对该文承担学术、道义与法律的责任。如果实践证明我的观点谬误，我会服从真理，修正错误，决不“我自岿然不动”。
《“考论”的考论》中还有一些情绪化的措辞，鉴于版面珍贵，我就不予辩驳了。至于说拙文是不是“批判文章”，是不是“仍然使用上世纪80年代前的那种‘凡是’的思想方法”，是不是连外语的“单数”和“复数”都不懂，“引文都理解错了”等等，我想在这也无须浪费笔墨，只要引述前贤的一段话，也就足够了：“断章取义，颠倒是非，尽缠夹之能事。余以当日所言，任人如何歪曲，原文俱在，不难对证。且原文阐意极明，非有意歪缠者，不致误会，故亦毋庸另文答辩”(35)。
①如单小曦《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论质疑》（载《文艺争鸣》2003年第1期）等等。
②肖鹰：《美学与文学理论——对当前几个流行命题的反思》，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10期。
③⑩董学文：《文学本质界说考论——以“审美”与“意识形态”关系为中心》，载《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④董学文：《文学本质界说：曲折的跋涉历程——以自我理论反思为线索》，载《汕头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⑤参见闰泉《精神的疾病还是精神的良药》一文对“新理性精神”的批评，载《粤海风》2004年第4期。
⑥董学文：《“审美意识形态”能成立吗？》，载《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10期；董学文、马建辉：《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献疑》，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1期；董学文：《关于文学本质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兼评“审美意识形态”说》，载《苏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董学文：《怎样看待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兼评“审美意识形态”说》，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董学文、李志宏：《文学是可以具有意识形态性的审美意识形式——兼析所谓“文艺学的第一原理”》，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等等。
⑦(19)钱中文：《对文学不是意识形态的“考论”的考论》，载《文艺研究》2007年第2期。
⑧李志宏主编《文艺意识形态学说论争集》，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⑨童庆炳：《新时期文学审美特征及其意义》，载《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
(11)钱中文在批评我的文章中明确说：“‘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试图从发生学、人类学的观点，揭示文学的原生点及其在历史发展生成中的自然形态”（《对文学不是意识形态的“考论”的考论》）。
(12)钱中文：《意识形态的多语境阐释——兼析“虚假意识”问题》，载《河北学刊》2007年第1期。
(13)钱钟文：《论文学观念的系统性特征》，载《文艺研究》1987年第6期。
(14)钱钟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自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15)钱中文：《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及其历史生成》，载《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
(16)钱中文：《论文学形式的发生》，《钱中文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200页。
(17)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中译本前言），王忠琪、徐京安、张秉真译，三联书店1985年版。
(18)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20)参见董学文、李志宏《泛意识形态倾向与当前文艺实践》，载《求是》2007年第2期。
(21)董学文：《文学本质与审美关系》，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2期。
(22)参见潘必新《意识形态与艺术的特征——兼与栾昌大、董学文同志商榷》，载《文学评论》1990年第6期。该文就把马克思“意识形态的形式”中的“形式”理解为“类型或种类”。
(23)(28)(30)童庆炳：《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载《学术研究》2001年第1期。
(25)童庆炳：《新时期文学理论转型概说》，载《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3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6)吴元迈：《再谈文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文艺意识形态学说论争集》，第1页。
(27)马建辉：《反思与推进》，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6期。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8页。
(29)童庆炳：《政治化—审美化—学科化——建国50年来文艺思想变迁的简要描述》，《新中国文学理论50年》，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31)钱中文：《文学理论反思与“前苏联体系”问题》，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第8页。
(32)赵长江：《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维度——评〈文艺意识形态学说论争集〉》，载《高校理论战线》2006年第11期。
(33)HerbertMarcuse，TowardsACriticalTheoryofSociety,ed.DouglasKellner,London&NewYork：Routledge，2001,p.23.
(34)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1页。
意识形态发言提纲范文第5篇
陈伯达说这些话，似乎他当这个组长并不是很乐意，是勉强接受的。实际上，他是抢着当的。1966年4月9日到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举行会议。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就是《二月提纲》）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和政治局常委批准。陈伯达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发言批判了彭真为首的那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拟发的《二月提纲》。这个会还没有开完，他就抢着“组阁”了。
4月12日下午，我在光明日报社刚进办公室，电话铃就响起来，顿即感到厌烦。为什么？因为连续多日，总受姚溱电话的骚扰。姚溱当时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和另一位副部长吴冷西一起代表分管北京各报的宣传报道工作。过去每次召集各报负责人开会，例由办公室通知，他们本人从未直接给报社打过电话，也从没有管过报纸的版面安排。但自《二月提纲》下达后成立彭真的五人小组特设的学术批判办公室（姚溱是这个办公室的一员）以后，姚溱突然直接关注我们报纸的版面安排，一再告诉我说：这次批判要“特别慎重”，要随时向他请示报告，要求把报纸涉及学术批判的文章清样和批判吴晗文章的版样送审。他还提出“注意质量”，限定有关学术批判的文章每周最多出两块版（我们这个报纸是以学术报道为重点的），而且指定每一块版上必须同时发表正、反两个方面的文章，“以利于‘放’”。有几次送去的版样上没有“反面文章”（按：指支持吴晗的文章），他都退回来要求重新组版。
前文讲过，过去姚溱本人从来没有给我打过电话，这时他却每天都来电话，多时一天打过七次。这些电话常从报社办公室追到宿舍，不在宿舍就向家人追问到哪里去了，又把电话追到我所去的别处。看起来像有紧急的事，实际上还是“没事找事”，又是几句空话，无非是要监视我的行踪。如此反常，令人恼火。他为什么这样，至今不解。当时自己还不了解中央高层领导间的矛盾、斗争真相，我们报纸编辑部是“守规矩”的，编辑工作一直是按中央宣传部的安排办事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不放心？
因为以前曾有这些情况，这次以为又是姚溱的电话。接听后方知是红旗杂志总编室的电话，要我第二天到《红旗》编辑部开会，通知者只说会议是陈伯达召开的，没讲研究什么问题。那时还不知道中央书记处开会的事，过去自己与陈伯达从无来往，接电话后不免有点纳闷。
红旗杂志社在沙滩中央宣传部大楼上办公。13日上午来到《红旗》会议室的时候，陈伯达已先到了。他在会上开门见山地说：为了加强对学术批判的领导，决定成立《红旗》杂志学术批判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共计八人：陈伯达、尹达、王力、范若愚、关锋、戚本禹、穆欣、杜敬。这八个人除了我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尹达外，其余都在《红旗》杂志工作。那天陈伯达兴致颇高，宣布了名单后，曾肉麻地拍着坐在身旁的尹达肩膀套近乎：“咱们两个‘达’终于在一起了。”
这天会上，就是陈伯达一个人讲话。他引经据典大谈学术批判问题，情绪相当激动，讲话的火药味很浓。他说，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苏联已从社会主义退回资本主义，从无产阶级退回资产阶级。原来对这个问题认识不够，以为社会主义革命后，资产阶级什么都被打倒了。其实不然，资产阶级的进攻时起时落，从来没有停止过。
他在这时读了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面的一段话：“无产阶级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的被（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险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
陈伯达说：资产阶级钱很多，送给很多人钱，就跟过去了。很容易，请一顿饭就拉过去了。它用各种办法来进行腐蚀，把金箍咒套在你的脑袋上。所以主席说，阶级斗争还要搞几十年，一百年，几百年，只要看封建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就可以了解。那时是剥削阶级剥削阶级，现在是被剥削阶级剥削阶级，性质完全不同。
又说，两个阶级、两种宇宙观的斗争是长期的。主席经常警告我们，搞不好要出修正主义。主席说，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变颜色了”。
这个有名的“书呆子”，书是背得很熟，就是未能联系实际，也没有他自己的独立见解。这个“理论家”一辈子的悲剧就在这里。
接着，陈伯达就谈到《红旗》杂志编辑部的事情，竭力攻击没有在场的原《红旗》副总编辑邓力群（前一年已经被陈伯达排挤走了），讲到他在有关编辑工作以及理论问题上和邓作过的某些“斗争”。当时虽然不知道那些事情的真相，但看他那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将邓力群全面否定的武断态度，感到他这些话都很难以令人相信。乱七八糟地扯了一些事情后，他又激动而且非常夸张、无限上纲地说：“《红旗》杂志的也有无产阶级或是资产阶级的问题。”同时还说什么“我同邓力群的斗争是阶级斗争问题”，让人听得发笑。他还激动地攻击田家英和中央宣传部一些同志，看来他已决心要“报仇”了。
陈伯达说，《红旗》应当加强学术批判，做到合乎中央对《红旗》的要求，“要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斗争中高举思想红旗，成为真正的红旗”。又说，反对国际修正主义，大家容易接受。《红旗》杂志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做得还不够）。但是讲到批判国内修正主义，有些人就不行了。因为国际修正主义在十万八千里外，离得远远的;国内就不同了。为了加强《红旗》的学术批判，我向中央建议成立这个学术批判领导小组。关于学术批判问题，请大家到这里讨论。每周讨论一次，研究刊登什么文章，和《光明日报》互相支持。希望大家严肃地、开朗地，以无产阶级风格对待学术批判问题，互相提醒。只要做事，就会犯错误，问题是不要犯严重错误，犯了错误就改。严格的科学态度，就是文章要反复地改。实事求是的态度，该改的就改。还说，我没有心思整人，但我不惯于同资产阶级和平共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能和平共处。对资产阶级意识要无情地批判，可以讥讽嘲笑。资产阶级意识如不狠狠地批判，它是不会倒的。
这个学术批判领导小组就开过这一次会，只陈伯达一个人放了一阵空炮，没作任何具体安排，没做任何事情。所谓“每周讨论一次”也是一句空话。这天是开过的唯一的一次会议，是“成立会”，也是“散伙会”。
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结束后，和中共中央迅即批准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名单，4月26日到上海开会，5月16日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前后均由陈伯达担任组长，风光一时。
陈伯达这个组长被架空以后，小组主要权力实际掌握在手里。但他仍然抓住那个“组长”的名分不放，一伙干下的一切坏事的责任都得由他承担。
素知陈伯达窝囊，曾说过“给陈伯达很多位子，他都没有掌住”，晓得他斗不过“刀子嘴，是非窝”的。陈伯达说：“在一次中央会上批评我：‘不干，也不辞职。’这证明了我不能割舍一个虚伪的名位。”又说：“我当时挂了这样的名义，没有解职，又没有辞职，不能制止这些事的发生，当然也有责任，谨听党和国家的裁决。”
意识形态发言提纲范文第6篇
首先，我必须说，版本考证是文本解读、思想阐释的基础和条件。精深的文本研究绝不能面对一部现成的、经过别人编辑而成的著述马上就进行解读，尤其忌讳单纯根据其中的只言片语便对其思想进行概括和评论，首先应做的前提性工作是对文本写作的原初背景和写作过程进行考察，对该文本的原始手稿的各种版本进行甄别，因为我们虽然把文本看成是作者思想的表达，然而同时又必须保持警觉，即文本与原始思想之间其实不可能是完全对应的关系，就是说作者的思想未必已经完全通过文本表达尽净了。而文本研究必须尽可能根据文本及其相关文献把文本与作者思想之间的一致或差池作出分析。这样，从文本本身出发虽然最初提炼和抽象的只是文本中的问题和思想，但版本考证的各项细致的工作已经廓清了它们产生的文本语境、原初含义，以及相同问题的内涵演变与当代体征，这就使我们既看到历史延续和累积，也可以把握创新与重构，使文本中的原始思想的当代价值真实地得以呈现出来。
为了呈现一个完整的文本解读基础，对于那些思想深邃而又命运多舛的作品，应当对关乎此文本的所有文献，包括准备材料、先行稿、最初草稿、过程稿、修改稿、誊清稿、刊印稿、失佚稿以及其他相关材料进行全面性的收集和详实的考证。作为本书研究对象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正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除却写作过程中的特殊情形（如出版形式一直不能确定(即是在杂志上发表还是出版单行本？这一问题能否很快落实直接影响这一著述的行文、选材和篇幅。)、对有的批判对象的有关著作或文章不太了解、另有《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英国社会史》的写作计划等等），它没有顺利完成，就内在的思想根源说，一定程度上缘于马克思等人了断与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及当时德国流行的其他社会主义学说之间关系和因缘的艰难，新的思想的剥离、锻造和建构过程的艰难，因此关乎那些原属于同一阵营、观念互为背景和参照的思想历练过程中那些众多的文献文本都是我们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必须注意的材料；再从最直接的关系考虑，昭示马克思等人思想进程的那些文本[1]、被马克思喻为“莱比锡宗教会议”的《维干德季刊》第3卷上鲍威尔、施蒂纳等人的文章、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费尔巴哈、卢格、赫斯以及其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著述也都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准备材料的范围，因此，也需要对这些著述给予程度不同的关注，甚至详细解读。
而就《德意志意识形态》本身来说，它的写作过程异常复杂，写作之初还没有通盘的框架构思。待确定了批判对象后，先写出一些短稿，这些篇章虽然后来也没有成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但实际上是正式写作前的“尝试”或“演练”，因此，可将其视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先行稿”。如果不算《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那么至少《对布鲁诺·鲍威尔的反批评的答复》是属于这样的“先行稿”，对此我们也就不能视而不见。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最初的草稿、两卷本体系框架的形成过程、特别是《费尔巴哈》章文稿的各不相同的手稿，还有迄今所有版本都没有收录的一些刊印稿、作为原属第一卷组成部分的《“格拉齐安诺博士”的著作》和第二卷遗失的两章，等等这些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过程稿、修改稿、誊清稿、刊印稿、失佚稿以及其他相关材料，更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至于《费尔巴哈》章多种不同的编排方案，我们当然需要将这些重要的版本集中在一起进行比较和鉴别[2]。
所有这些并不是“博士卖驴”式的买弄和炫耀，不是搞“烦琐哲学”；相反，可以说，版本考证深入和准确的程度与对作者思想把握和理解的客观程度是成正比的。在这里我不得不特别要表达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家所做工作的敬意，特别是对他们在研究中所体现的谨慎、严谨的治学态度的钦佩。联想到国内长期以来对《德意志意识形态》，那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绝大多数研究者撇开对这一著述的写作过程、版本源流、文体结构的探究，甚至对其内容也不作全面性的解读和梳理，单纯根据通行本中的某个段落甚至一句话就无限演绎、提炼，根据当代现实和流行的观念去挖掘、比附马克思的思想，把马克思的原始思想弄得与当代社会现实和流行的思潮具有比肩而立的地位。现在看得很清楚了，这种没有学术依据、蹈空阐释的所谓“研究”，只有时效性，没有恒定性，从而也就很少有科学性和学术性，以至于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内的马克思文本研究方面的积累是如此薄弱，对马克思本人思想的理解长期没有达到马克思本人所实现了的哲学变革的高度，而是处于一种低于马克思的或“前马克思”的层次和水准。
把版本考证的重要性强调到如此重要的地步，是不是意味着它就是文本研究的全部呢？也不是。行文至此，我又不得不表达通近年持续跟踪国外马克思学研究动态、出入《德意志意识形态》各种版本研究后形成的一种感受：话分两头说，在表达对国外同行工作敬意的同时，我又感到需要防止另一种极端的状况。即版本考证只是基础和条件，但它并不是文本研究的全部和归旨，文本研究不能至此止步，孜孜于文本版本的枝节考证而遗忘了对思想的总体关注，与撇开版本、单纯依据文本段落甚至话语就随意演绎、提炼思想一样，都不是完整的文本研究。
就拿《费尔巴哈》章排序问题来说，自从1965年巴加图利亚提出对长期流行的阿多拉茨基版结构和内容的不同理解以来，时间已经过去40年了，国外的文献专家们不厌其烦地在内容的顺序编排上进行考证和重构，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工作小组成立以来，陶伯特等人更是在不同方案中爬梳、比较，难下决断。到1997年第2期《mega研究》出版，大致方针本来已经确定，准备启动mega2第1部分第5卷的出版。但在征求包括巴加图利亚等人的意见后，巴加图利亚明确表示不同意他们的方案。这样围绕《费尔巴哈》章内容的顺序编排越来越成为一种排列组合的游戏，局内人乐此不疲，局外人则感到异常琐屑。很多论著置《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其它章节和马克思复杂而丰富的思想于不顾，老在一些枝节和细节上做文章，意欲何为呢？要知道，研究马克思文本的版本，不是为版本而版本，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以此为媒介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只停留在枝节和细节上消耗智慧，而遗忘了研究的真正目的和意旨，是不是有点舍本逐末了呢？而且，在一次性提出一个绝对客观、人人认同的永久性方案不太可能的情形下，根据现在的研究成果暂时拟议和创设的范型去进一步探究马克思的思想，如果这种探究能够深入下去，或者遇到了困难，反过来不是可以对这种范型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作出评判、检视和调整吗？
这里我还想对mega2《德意志意识形态》卷的编排提出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完全放弃内容的逻辑构架而固执于时间顺序的设想，值得进一步考虑。
我认为，在具体文本编辑中，实际上很难单独按照时间顺序或逻辑顺序进行编排，二者并不是截然区分、判然有别的。从前面几章的梳理中，我们知道，虽然《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出版，甚至个别章节没有写完，致使就现在留存下来的手稿看，这是一部结构上相当松散的著述。但是，对手稿的研究结果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对其中一些部分还是进行了定稿处理，对其内容做了一些编排；就是对《费尔巴哈》章也是如此，只是这一部分留下来的手稿、誊清稿和刊印稿有几份，有的页码和内容上又不连贯，还有则遗失了，致使对其进行逻辑体系编排增添了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放弃逻辑顺序的编排，特别是过分地指责这种努力的必要性，甚至认为“由于缺少足够的线索和根据，那样做的结果将是一种随意编成的结构”[3]，是不公允的。“随意”的断语下得太“随意”了，举凡前面历数过的关于《费尔巴哈》章的各种编排，研究者都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框架。就是对于论者诟病最多的阿多拉茨基版来说，把原文分成三部分是编者的理解，但各个章、节、目所冠以的标题，有的是手稿原有的，其余的则都是来自作者在手稿边写的词语，编者将它们视为相应内容必要的提示。因此，广松涉为了突现他的编排方案的正确而指称阿多拉茨基版“事实上等于伪造”是一种缺乏同情性理解的评判。对于按照逻辑顺序编排的编者来说，我觉得重要的不是放弃这种编排，而是“力图避免将自己的诠释抬高为绝对真理，并因此排除其他有道理的观点”。[4]
如果认为，“把留存下来的手稿和刊印稿编成一部著作，那就意味着要去完成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没有完成的东西”[5]，进而主张不按“逻辑顺序”进行编排，那就要按时间顺序编排。但实际上，后一种方案的麻烦一点也不会少。
按时间顺序编排的条件是能够基本上断定各个章节的写作时间，或至少能断定大概的写作顺序。可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和刊印稿并不具备这个条件。就大多数文稿而言，人们无法准确地弄清它们的手稿是何时至何时写作的，它们的样稿是何时至何时完成的；也无法完全断定哪篇手稿或样稿完成于前，哪篇完成于后，即着手撰写内容连贯的文稿的日期很难确定。那些没有流传下来的样稿也是如此。通常只有一些可靠的线索能够说明这些手稿或样稿的写作至早开始于何时，至迟结束于何时：《维干德季刊》的出版，卢格的《巴黎二载》、格律恩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倍克《穷人之歌》等书的出版，赫斯抵达和离开的时间，魏德迈抵达和离开的时间，恩格斯前往奥斯坦德的时间，等等。为数不多的一些暗示着某些历史事件的说法又往往非常含糊，几乎无法让人信服。这种情况下，编者通常要依靠推测。此外，完全按时间编排也会破坏各篇著作的完整性。譬如，仅从写作时间上考虑，就得分解《三、圣麦克斯》和《一、费尔巴哈。草稿和笔记》的手稿，而这样做是有悖于出版原则的。
其实，对于时间顺序与逻辑顺序并不是截然区分、判然有别的这种状况，那些多年浸润在手稿文献中、对提出一种既符合作者原初意旨又可以获得人人认同的方案之难有深刻体味的学者也意识到了，为此，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工作小组”成员之一的雅克·格朗让提出了“相对”时间排序(relativen chronologie)的原则，这也符合mega2的《编辑准则》规定，即“遇到某篇著作有多篇文稿的情形，可选择较早写成的文稿收录，如果可以明显看出此文稿内容连贯的话。”“所编著作在每一部分之内按时间顺序编排：编排时主要依据完稿（写作）时间，而非准备时间或者发表时间。……若某些著作的写作时间较长，可视其写作过程而定。”[6]
总之，版本研究与文本解读、思想阐释和体系建构是基础与目的的关系，它们之间既是递进的，同时也是相互依存的。缺乏版本研究的支撑，只是凭借由后人编辑而成的现成的文本、把一部未完成的著述俨然视为完整的作品去进行解读，甚至单纯根据其中的只言片语就对其思想进行概括和评论，必然会造成误读和歧解；而离开对文本思想意旨和总体构架的了解，版本考证实际上也不能顺利进行下去，那些散乱的片断、中断了的叙述、失佚稿的内容和逻辑，只有靠文本思想的整体把握，才能得到接续、联系和“复原”。尊重文本原貌、再现原始思想与揭示体系构架只有处于一种相互支持、融通的关系中，真正体现出“三位一体”，文本研究才能达到比较高的水准。
注释：
[1]对这一问题的梳理参看拙文《思想的传承、决裂与重构——〈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前史研究》，《河北学刊》2006年第4、5期。
[2] 因此，我们特别需要在mega2新版外，将这些编排不同的重要版本集中在一起，编辑、出版一本“阅读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3] [5] tnge taubert.manuskripte und drucke der“deutschen ideologie”(november 1845 bis juni 1846).probleme und ergebnisse，in:mega studien, s.6，1997/2.
[4] helmut elsner.über die arbeit der “deutschen ideologie” am karl-marx-haus in trier.参加2001年9月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主办的“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当代阐释”研讨会时的发言稿。
意识形态发言提纲范文第7篇
当然，2003年也有许多迹象显示出，批评界一些有识之士在试图改变文学批评衰落的状况。《批评撇下文学享清福去了》，这是南帆先生一篇短文的标题，不满之情溢于言表。《南方文坛》则专题研讨“批评何为?”与“批评为谁负责?”等议题，非议文学批评的不介入现象，认为“形式主义批评已经穷途末路”，并且正在与市场意识形态调情苟合。
这种努力在最近又有了一次表达的机会：2003年11月28日至30日，由清华大学当代文学研究中心、海南省作家协会、《天涯》杂志社、《视界》编辑部联合举办的“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研讨会在海口召开。洪子诚、李陀、徐葆耕、南帆、蓝棣之、黄子平、许子东、蔡翔、董之林、耿占春、单正平、毕光明等资深作家学者，以及罗岗、倪文尖、旷新年、贺桂梅、姜涛、敬文东、杨斌华、刘小新、郑国庆、周立民等青年批评家聚集一堂，共同就“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韩少功、蒋子丹、孔见、李少君等作家也与会发言。某种意义上，这场讨论延续和扩展了2001年由《上海文学》发起的关于“纯文学”的小型论争。虽然那是一个远未充分展开的讨论，但于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运动中已经形成、在新时期文学思潮中又起了重要作用的“纯文学”理念再一次被质疑，被考察。李陀在论争中重新提出“以文学的独有方式对正在进行的巨大社会变革进行干预”的呼吁，在今天有着特殊的意味，很大程度上，这一命题的提出和人们的广泛呼应，可以看作是1990年代初“人文精神”讨论的继续。一方面，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文学/人文知识分子不满于自我的“边缘化”，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和责任不断提出诘问和讨论；另一方面，在变化了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在市场化正改变、改造各个文化领域，使其迅速商业化的形势下，人们不再拥有1980年代那种明确的批判目标，也不再有超越现实的更高的人文关怀，文学和文论都失去了方向。因而，“纯文学”的反思，“干预生活”概念的重新出场，应该看作是对文学与社会现实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也是人文知识分子对自身社会功能的一种重新定位。当然，至少到目前为止，提出的治疗方案多少有些含糊不清。何谓“文学独有的方式”？如何“干预”？“有没有一种新的写作可能？”诸如此类的重要命题，都还没有得到必须且充分的批评、讨论，给理论批评界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
作为文学生产重要环节，文学批评对这样重大的立场、姿态和位置调整可以说是首当其冲。今天，批评家不能不重新追问“批评何为？”以及“批评如何为？”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呼吁文学批评重新有效地介入当前的文学现实与审美经验，介入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和政治语境，寻找文学批评有效介入的方式就成了海南会议的核心主题。“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的并置，显示出会议发起者的良苦用心：批评家该如何评价近些年在文学批评中对“文本分析”的强调？文学批评又如何介入社会生活，并进而重构其公共论坛功能？文学批评是否可能寻找某种独有的方式对正在进行的巨大社会变革进行干预，同时又避免重蹈庸俗社会学的覆辙，这无疑是海口会议企图、期待、尝试解决的重要命题。
海口会议提供了十八篇论文（包括发言提纲或论文提要），大体可分为理念阐释与个案分析两种类型。由于批评家视野与研究方法的差异，以及与会者对会议主旨的不同理解，会议论文并没有形成鲜明的思想焦点，多少有些遗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会议的效果。但是，会议所提出的各种观点及交锋辩论却打开了可供进一步思考的空间，获得了积极的成果。
第一，作家身份的历史性改变与文本形态分析。
李陀以陈丹燕的长篇小说《慢船去中国》为讨论个案，提出了“物”在小说叙述中的新功能与中产阶级写作之间的关系这一命题。“中产阶级”是社会学依据收入标准的一个社会分层概念，而美学意识形态上的“中产阶级趣味”往往是一个批判性概念，他们“专注于技术完善、个人升迁和业余消遣，以此补偿精神懈怠与政治消极……这个最先进入现代社会的阶级还得浑浑噩噩地当一阵‘政治后卫’”（C・赖特・米瓦斯语）。李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涉及许多有趣而重要的问题：中国中产阶级写作崛起的历史条件；中国中产阶级写作独特的历史形态；消费社会与中产阶级的拜物教以及中产阶级与统治阶级的政治文化关系等等。他还进一步提出：在今日中国，崛起中的中产阶级试图通过写作来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与自我认同，建构属于他们的价值体系。因此，“把中产阶级写作当作一个批评和理论范畴进行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但是，这一命题迄今还没有进入批评家的视域。人们对“中产阶级写作”或是漠然，或是褒扬，更没有就此作理论探讨，或理论交锋。当然，人们可能产生某种疑问：李陀从陈丹燕的恋物主义文本分析抵达中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会不会走得太快了些？“拜物教”只出现在消费社会吗？“恋物”是否只是中产阶级的专利？如果民工也“恋物”，那么如何从“恋物”文本推出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尽管李陀先生回应了这些质疑――指出中产阶级如何把自己的价值体系强加给下层群体，但是，仍然可能有某些复杂的中间环节被置于视野之外。
南帆的论文《隐蔽的转移》同样涉及作家身份的历史性改变与文本形态的关系，但关切的中心是当代知识分子在社会角色转化中所发生的认同政治问题。他的论文以“知识分子、大众、革命（政治）与文学”的结构关系及其变迁作为研究框架，从叙事、修辞等层面对张贤亮的写作所构成的一系列文本（包括作家近几年的写作中的非文学文本）进行追踪式的考察和比较、分析，从而钩沉出发生在这些文本内部的一种“隐蔽的转移”：“大众”在《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中突然消失，而后又在《青春期》中以另一种角色出场。在其前半生时期是“恩人”的农民，在“企业家”张贤亮那里，已经成为一个讨厌的素质低下的群体。这“转移”过程是“隐蔽”的，但文本中种种历史的矛盾、情节的突兀与不同片断迥异的叙述与修辞策略，恰恰都是这种转移的踪迹和证据。这种转移表明中国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有可能临近一个转折点，他们正在从“大众之中脱颖而出”，在知识经济时代获得特殊的地位。由此，南帆的论文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今天知识界是否应该对身份的历史性进行反思？这篇论文是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结合起来的一个应当肯定的尝试。
第二，理论与方法。
文本分析的实践很大程度上即是“细读”。陈思和、倪文尖等人各自在不同的意义上强调“细读”，另一些学者则巧妙地提出了“细读”与“粗读”、“轻读”与“重读”的细致区分。问题在于，文学批评如何“细读”才能抵达社会批评？“细读”式的社会批评在什么情况下也可能沦为社会偏见下的某种深文周纳？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形成本次会议的又一个重点。
单正平对于“文本分析”提出了独到的观点。他主张把文本分析相对限制在文学领域，不必涉入非文学的社会和文化文本。他认为目前文学批评中所做的“文本分析”，大多不尽如人意，一方面，中国学界至今未能建立一个科学的汉语语言学的理论体系， 现代汉语语言学理论“处于非常尴尬苍白的境地”，另一方面，文学批评界对西方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缺少透彻理解，因此“是不可能得出多少有价值的成果的”。单正平把文本分析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归于语言学以及中西的二元化处理，引起与会者的反弹。讨论之中，以下这些观点毋宁说是单正平诱导出来的：现今，话语修辞分析对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的重要性有可能远远超过语法分析。“文化语法”概念的出场似乎提示了文学批评超越语言学、语法学的一种趋势。某种意义上，传统的“科学的语法体系”有否可能反而成为“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某种障碍？
来自香港的黄子平和许子东对文本分析提出了另外一些的看法。许子东认为，如果将关注文化符号甚至整个社会都作为“文本”来分析，那么文本分析就是社会批评。当然，“社会文本”的概念早已有之，问题是当前的文学批评是否应该“越界”？这是当前一个分歧所在。如果严格地回到文学文本，什么样的文本分析就是社会批评？“只要文本分析具有学术价值，最终还是会对当时及后来的社会文化甚至政治发展产生影响”的看法难以解释清楚这一问题。黄子平将鲁迅与萨依德并置（为什么是萨依德，不是阿多诺？或者其他人？），引入萨依德来讨论“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富有深意。在这方面，萨依德提供了某种典范。发现文本的在世性并反省批评的位置对于“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的确十分重要。在结构主义的去主体化/主体移心与批评家主体的发言位置之间似应有着可以进一步展开的讨论空间。
罗岗的论文《“视觉互文”与身体想象》不仅是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结合的尝试，而且在理论方法上有新的探索。论文对丁玲的小说《梦珂》的细读，对“看”与“被看”中的性别建构作了新的发挥。他认为，视觉文化的现展，已经使“技术化视觉”成为人们认识和建构世界的必需条件，因此，如何处理文本中“视觉形式”与“文字形式”的相互渗透所形成的“视觉互文”，就成为文本分析的重要课题。罗岗的论文实际上也正是从“视觉互文”的角度讨论性别建构的一次很有意义的尝试，他的“细读”因此也显示了另一种文本分析的潜力，同时，从“技术化观视”进入文本分析，还有利于发现并认识被以往研究所忽略的“后五四”写作中出现的新元素。的确，有价值的文本分析需要某种独特的视角和阐释框架。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的结合，看来还要在理论和方法上多做探索，从各种当论资源中求索有益的东西，为摸索、形成新的批评体系作不懈的努力。
会议的其他论文也显示了分析方法的多样，旷新年从后殖民批评解读《上海宝贝》，董之林细腻分析毕飞宇小说中“身上的鬼”与“日常的梦”，敬文东阐释《花腔》的“历史的花腔化”, 蓝棣之的“症候式分析”，洪子诚对《暗示》产生的诸多“困惑”等等，都提供了“文本分析”的多种可能与存在的问题。
第三，文化研究、科学主义与社会批评。
蔡翔的《城市书写以及书写的“禁言之物”》选择系列文章《城市地图》作为文本分析的对象。他从流行的观点――上海想象的生产转换为一个现代性的民族寓言――出发，分析上海两种记忆的对视、风景与本土的对立，空间生产、“禁言之物”与文化等级制度建构，从而提出都市的现代性想象，与被书写遮蔽/遗忘了底层记忆和地理的命题。由于是有意做跨学科的研究，蔡翔的论文实际上涉及当前理论研究三个热门领域：记忆、人文地理和城市研究，不但在文学文本和社会文本之间寻找其内在的关联，而且也试图打通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显示了一种独特的视野。贺桂梅的《以父/家/国重写当代史》和徐葆耕的《游走于主流话语与社会真实之间》都是对通俗电视剧的文本分析。贺桂梅从《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父/家/国的转换中，发现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及隐含其中的性别逻辑和父权逻辑，并且进行了细致而深刻的意识形态分析，指出《激情燃烧的岁月》“是大众文化意识形态与官方意识形态达成的一种新的协商或共享的模式”，家庭、民族国家不仅被成功赋予与新秩序相合的合法性，而且“由此革命激情成功地转移为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所乐于接纳的观看”。徐葆耕则尝试借用萨依德的“对位解读法”，在通俗文本与社会真实之间揭示出某些被遮蔽的东西。今天，电视媒介对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建构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影响力已经有目共睹，电视媒介文本的批评的重要性可说日益重要，特别是如何以分析批评来揭示商业化包装对此类文本中意识形态的遮蔽，显得更为急迫。徐葆耕和贺桂梅的论文表明，通过对电视文本的“细读”达到社会批评有着巨大的潜力。
当论的一些最新发展，如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文化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分析等，无论对文本分析，还是社会批评，无疑在方法上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是，究竟如何对待这些可能性，还是存在许多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例如罗岗和贺桂梅的论文分别对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这一命题做了回应。但是，他们的问题关注，基本上是文化政治层面，如对男权主义、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如何在叙事中进行性别建构。这当然是很大的“问题”，不过在某种意义上却都是在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等领域得到反复讨论的“老问题”。与会一些学者就此提出疑问：这是否是我们此次会议所关切的社会问题？如果“挪用”外语文化研究对文化政治层面的关注，怎样才能适合中国国情？有没有可能以这样精细的分析方式提出更新的、也更迫切的社会问题?
“没有文本分析的文化研究是伪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应以文本分析为基础，这显然已达成共识。蔡翔等人的个案研究中体现出了这一特点。与会学者共同认为，批评界要十分警惕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中庸俗社会学的危险，另一方面，又提出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技术化、操作化甚至复制化问题，防止批评逐渐演变成学院体制内的知识生产。从1980年代出现“批评的学者化”呼吁，到1990年代文学批评被彻底纳入学院的知识生产体系，批评的学术化显然已成主流。今天，这一转换的正面与负面已经到了重新检讨的时候。这也是中西方文学批评共同面临的现实状况。在《文学批评的后现代世界中的作用》中，保罗・鲍威曾经声称：把“严肃知识”当作“理论”并退缩进半雇佣的“学者身份”，回避大众和社会政治文化问题的现状，这是文学批评事业中极为痛苦的现实。
第四，抒情诗的社会学批评如何可能？
耿占春和姜涛提供了两篇抒情型文本分析的论文。前者讨论的对象是著名诗人昌耀，其分析试图走出“诗学与社会学的内心争论”――海德格尔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的争论；后者从西川《致敬》的“混杂”语言出发探讨诗歌批评的社会学可能。的确，如何对文学性纯粹的诗歌文本进行社会学批评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这在海口会议的讨论中形成另一个问题：人们为什么偏好于选择一些通俗作品或有问题的作品进行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而往往对好的作品、复杂的文本、经典文本无从下手？如果文学性成为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的障（下转第69页）（上接第63页）碍，是谁之过？必须承认，这个问题上，作家往往比批评家更为敏感。韩少功在他一系列风趣俏皮的插话之中毫不含糊地质疑：文学性真的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环节吗？
第五，批评家的“身份”问题。
黄子平的论文中引用萨依德关于自我身份（巴勒斯坦人/美国人/学者）的三重性及由此引发的学术视角的独特性的论述，强调“身份”对于学者或批评家的影响。扩而言之，民族/阶级/社会地位的不同及重叠也会对批评家的批评视角或观念产生影响。从1980年代到现在，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批评家的“身份”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种改变如何影响了文坛的批评状态，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由于上述这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个会议可能成为一个开端――一个继续思想的开端。
刘小新，学者，现居福州，曾若干。
意识形态发言提纲范文第8篇
一、目标要求
注重抓好党员干部日常学习教育，围绕党的中心任务，不断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方式，落实教育责任，抓好党员教育管理和党员队伍建设。通过加强教育管理，培养造就一支政治立场坚定、理论水平高、开拓创新意识强的党员队伍，提高党员队伍整体素质，健全让党员经常受教育、永葆先进性长效机制，使党员真正成为牢记宗旨、心系群众的先进分子，使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和谐，促进各项工作整体推进。
二、学习内容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用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辅助读本。通过深入学习，努力做到知其言更知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不断在思想上有新感悟、在政治上有新升华，更加自觉地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二）党的和历届全会精神。原原本本、全面准确学习领会党的和历届全会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中全会精神，深刻理解党的和历届全会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重大工作部暑，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和全会决策部暑上来。
（三）关于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刻认识新时代抓发展必须更加突出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切实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四）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全面准确学习在党的四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会通过的决定，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内涵、本质特征和显著优势，不断强化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作制度执行的表率。
（五）关于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领会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坚定信念和部署要求。深入领会在抗击疫情中展现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彰显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六）关于脱贫攻坚、全面小康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脱贫攻坚体现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打赢脱贫攻坚战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的新篇章，标志着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历史性地得到解决；深刻认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标志着我们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深刻理解脱贫攻坚是全面小康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务必咬定目标、一鼓作气，坚决攻克深度贫困堡垒，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因的长效机制，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七）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意识形态工作规律，全面准确把握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态势，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深入贯彻落实新修订的《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强化党支部主体责任，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
（八）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长期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改变，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整体崛起，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旺盛生机活力，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显著变化，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以此作为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深刻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认清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既要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又要担当作为、敢于斗争，更好应对变局、服务大局、开创新局。
（九）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十）关于历史特别是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的重要论述。深入了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了解党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始终铭记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传承红色基因，鲜明政治本色，对党保持忠诚，恪守人民情怀。通过深入学习，树立历史思维，培养历史眼光，增强历史担当，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做到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
（十一）相关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深入学习领会关于依法治国和制度治党、依法治党、依规治党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国家相关法律，认真学习执行党中央颁布的党内法规。建立党内法规专题学习和学习中央决策部署同步学习相关党内法规的机制。
（十二）强化党风廉政宣传教育。认真开展党规党纪专题学习活动，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中国共产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和《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等内容，通过学习，解决党员思想和作风上的问题。
（十三）持续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合供销社工作实际，不断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激发党员干部的学习热情，引导党员干部始终坚定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悟初心、守初心、践初心，提高党性修养水平，把“初心”和“使命”融入到工作的全过程，贯穿到各个环节，覆盖到各个方面。
三、时间与形式
学习时间与学习形式。坚持集中学习和自学相结合，党员干部每月不少于4次的集中学习，采取授课、观看教育片、座谈交流等多种形式组织集中学习。
四、保障措施
1.巩固完善党员教育管理机制。
坚持党内集中教育制度，有针对性地制定重点突出、内容丰富的教育培训计划，开展集中培训。坚持领导干部讲党课制度，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领导干部讲党课。完善党员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制度，结合脱贫攻坚、局联社区等活动，不断强化党员服务意识。
2.巩固完善党员教育激励考核机制。
意识形态发言提纲范文第9篇
关键词: 案例教学法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课程教学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是高校全日制本科生四门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之一,自开设之日起,如何改进和提高教学效果,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一直是学界和广大一线教师面临着的共同课题。我认为,在高校教学改革的环境下,把案例教学法引入纲要课堂教学中,将有助于提高教学实效性。
一、案例教学法的必要性
案例教学法是指以学生为主体,运用已经掌握的概念和理论,在教师设置的某一情境中讨论观点、体验情感的教学过程。在纲要课中引入案例教学法意义重大。一方面,纲要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课程的教学目标不仅包括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性,即“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包括紧密结合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实际,通过对有关历史进程、事件和人物的分析,提高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辨别历史是非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纯粹的理论讲授和照本宣科的历史讲述,学生会觉得枯燥乏味,昏昏欲睡,若教师能列举高质量的案例,并让学生主动分析,进入到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将有助于学生更好地领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屈辱和苦难中奋起,为了争得民族独立、自身解放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进行的长期而英勇顽强的奋斗。
另一方面,把案例教学法引入纲要课程教学,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应用案例教学法的过程中,教师的地位和身份较之已往发生了变化,教师由知识的给予者变成教学过程的倡导者、组织协调者、引导者;学生由知识的被动接收者变成知识的主动寻找者。学生在教师悉心的指导下,通过阅读教材,翻阅补充资料,主动获取知识,不断扩宽知识面。与传统教学法只注重知识的传授迥然不同,它通过课前准备、小组讨论、教师点评、撰写报告等教学环节,全面培养学生的各项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案例教学法不仅注意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发散思维和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且训练学生彼此之间互相配合、团队协作精神,还能培养学生在思想争辩中大胆质疑、坚持真理的精神。
二、案例教学法在纲要教学中的具体运用
纲要课程全书共29万字,分上、中、下三篇,时间跨度较长,包括内容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至今,内容庞杂,从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再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这期间的经济状况、政治力量对比、阶级关系变化等都是纲要课程的教学范畴;理论课时量较少,周课时两节。又鉴于高校学生在进入大学校门之前,就已在初、高中阶段系统学习过中国历史。他们对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规律有初步了解,对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表现出一定的兴趣,但是缺乏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整体把握和深入理解,因此,无论从教材体系还是施教对象来看,对每一历史事件浓墨重彩、详细讲述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不仅受到授课时间的限制,而且违背了纲要课是思想政治课而非历史专业课的课程定位。不少高校采用综述与专题相结合的讲述方法,以达到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的规律,了解国史、国情的教学目的。把案例教学法引入纲要课程教学,也要遵循纲要课程的讲述特点,即明确综述从宏观角度把握史实、专题讲解是对重大历史事件做详细分析的特点,精心挑选相关案例进行分析。案例教学法过程的实施,不仅包括教学前精心的准备,而且包括课堂组织讨论、课后总结、撰写报告等环节。
(一)准备阶段
教师要根据每一章、每一节不同的教学目标来选择案例,然后熟悉并研究案情,向学生发放相关资料。案例的取舍是对教师综合素养的考量,不仅考察教师对教学大纲的把握是否准确,而且体现了教师的政治修养和学识修养的高低,以及对时事政治的敏感度。恰当的案例是案例教学法得以顺利实施的先决条件。一般来说,纲要课程案例的选取语言要精炼,形象生动,紧扣教学重点和难点,详略得当,同时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针对性原则:选择的案例需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大学生,有现实针对性。如这些年国内的思想和“告别革命”等言论在一定程度上误导学生。教师在讲解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着的两大历史任务之间的关系时,可选用“我国近代修建铁路始末”的案例,并以图文并茂的方式通过幻灯片和投影仪在课堂上演示,引发学生对中国近代修筑铁路缘何困难重重的思考,得出腐朽僵化的封建体制和天朝上国的意识形态是阻碍修路的根本原因的结论,也使学生懂得必须首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才能为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开辟道路,认识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进步性。
开放性原则:在案例教学中,教师通过对某一事物、现象客观冷静的表述,向学生提出疑问。学生通过独立思考,积极发言,各抒己见,在课堂上各种观点争锋相对,互相激荡,形成各派观点。不设置非此即彼的标准答案,这是案例选择的开放性原则,这一原则为学生的思辨留下足够的空间。
典型性原则:所选择的案例要具有典型意义,有示范价值。在讲授中国人民和爱国官兵为维护祖国统一,抵御外辱不畏牺牲的英勇事例时,通过描述几个最具代表性的生动鲜活的事例,使学生对英雄人物的敬佩和景仰之情油然而生,无形中也增添拥护祖国统一和坚决反对民族分裂的决心。
教师遵循以上原则,在正式上课前两周将案例分发给每位同学,要求课外查阅大量补充资料,并拟写发言提纲。
(二)课堂操作阶段
在一个程序完备的案例教学法实施过程中,课堂操作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以专业或者班级划分小组,对案件内容及设置的问题进行分析、讨论、辩论。案例教学法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体现现代教育观念的教学方法,在课堂教学中应用时还应该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学生主体性与教师主导性的关系:案例教学法摈弃了以往以教师教为主的传统方法,是一种强调以学生为教学主体的崭新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主体,并不是意味着教师对学生放任自流,毫不干涉。教师在课堂讨论中,担任引路者和协调者的角色。当遇到学生偏离案例主题,信口开河时,教师要作适当提醒。当讨论气氛不热烈,甚至冷场时,教师要及时穿插发言,保证讨论得以顺利进行。“案例教学的课堂辩论氛围往往十分热烈,在辩论中经常可能出现学生认识模糊的情况,这就需要教师善于抓住时机,恰到好处地控制辩论的主题和情绪,启发和引导学生围绕案例积极思考,澄清认识,形成与教学内容相呼应的完整的认识或正确倾向,帮助学生走向真理”。[1]
处理好课堂讲授和课外自主学习之间的关系: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仅要善于处理理论讲授和案例分析之间的关系,而且要学会处理课堂讲授和课外自主学习的关系,从而科学合理分配时间。学生从资料搜集,到拟写提纲、前期讨论,再到案例报告的撰写,教师从案例取舍,到批阅学生案例报告,都需课外花费大量时间完成。教师要注意案例教学过程的前后衔接,不可任意中断,避免出现课堂上临时列举案例,学生准备知识不足,导致教学效率低下的局面。
处理好学术探讨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纲要课程虽是以中国近现代史为教学内容,但“两个了解,三个选择”的教学目的决定了本课程不是历史通识课或者历史专业课,而是一门面向全日制本科生的思想政治课。思想性、政治性、意识形态性,是纲要课程的根本属性。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不仅要求学生具有学术探索精神,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追寻真相,鼓励每一个学生踊跃发言,开展百家争鸣,更要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只有通过对重大历史现象以及历史事件的深入分析和阐述,才能使大学生真正明确历史和人民为什么要进行‘三个选择’”。教师也要“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对学生的价值取向进行正面引导,关注学生偏激或不成熟的历史观,及时给予评判和纠正。教师在处理学术探讨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时,“对重大历史问题的阐述必须严格遵循党的历史问题决议,遵循党代会和中央全会的精神;对历史资料的选择和历史观点的评述方面要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有利于学生对重大理论问题的理解和掌握”。[2]
(三)评估总结阶段
教师在讨论结束后,做总结性发言。发言不宜过长,要照顾到能力较强、发言踊跃的学生,也要鼓励因腼腆没有发言的学生。对学生各派观点给予辩证的全面的评价,并布置学生完成案例报告,报告可选择调查报告、论文、表格、散文等形式完成,切实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培养学生自我总结的良好习惯。
三、结语
案例教学法在思想政治课,尤其是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中的运用,现正处于尝试阶段。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唯有谨慎认真地运用案例教学法,才能使得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通过教学方法的变革增强思想政治课程实效性变成现实。
参考文献:
[1]刘嵘.案例教学法与启发式教学法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运用[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 ,3.
[2]唐春波,周武兵,程东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J].黑龙江史志,20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