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个人心得体会范文

意识形态个人心得体会篇1

论文摘要：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它既有意识形态性又有审美性，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是有机的整体，是有着丰富的完整内涵的复合结构。从其性质上看，既有集团倾向性又有人类共通性；从功能上看，既有认识性又有情感性；从目的上看，既有无功利性又有功利性；从方式上看，既有假定性又有真实性。

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既有意识形态性，又有审美性。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存在于文学的审美性中，而文学的审美性又总是表现一定的意识形态性，两者是辩证统一的，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共同形成一种新质——审美的意识形态。下面从几个方面说说它的辩证统一关系。

一、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文学是人类的一种社会的审美意识形态。这不是把文学看成“审美”与“意识形态”的简单相加，而是说“审美意识形态”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

所谓的“意识形态”是对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抽象，并不存在一种称为“意识形态”的实体。苏联著名“审美学派”的主将阿·布罗夫曾说过：

“纯”意识形态原则上是不存在的，意识形态只有在各种具体的表现中（作为 哲学 意识形态、 政治 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才会现实的存在。

我们须要注意的是：第一，意识形态都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意识形态只存在于它的具体的形态中，没有一种超越于这些具体形态的所谓一般的意识形态。第二，所有这些具体形态的意识形态都各自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系统。意识形态对象的差异，导致它们在形式上的差异。这样不同的意识形态有了自己独特的内容与形式，并形成了各自独立的完整的思想领域。例如，西方的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总的来说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表示不满，对于在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人性的丧失、人的异化、人的悲惨生存状况以及非人的生活环境等，进行“诗意的裁判”。在这种情况下，审美意识形态自身就成为一个独特的思想系统，它的整体性也就充分的显现出来。

二、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复合结构

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作为独特的思想系统，并非“纯审美主义”或“审美中心主义”。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总的说是一种复合结构。

第一，从性质上看，既有集团倾向性，又有人类共通性。

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确表现出集团的、群体的倾向性，这是毋须讳言的。这里所的说的集团、群体，包括了阶级但又不止阶级。例如，工人、农民、商人、官吏、知识分子等，都是社会的不同集团与群体。不同集团、群体的作家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代表着不同的利益，这样他们必然会把他们的不同集团、群体的意识渗透到文学的审美描写中，从而表现出不同集团、群体的意识和思想感情的倾向性。

但是，无论属于哪个集团和群体的作家，其思想感情也不会总是被束缚在集团或群体的倾向上面。作家也是人，必然也会有人与人之间相通的人性，必然会有人人都有的生命意识，必然会关注人类共同的生存问题。如果体现在文学的审美描写中，那就必然会表现出人类普遍的共通情感和愿望，从而超越一定的集团或群体的倾向性。

其实，在一部作品的审美描写中，往往既含有某个集团和群体的意识，同时又渗透了人类共通的意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集团倾向性和人类共通性的统一，是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质。

第二，从功能上看，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是认识的，又是情感的。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无疑包含了对社会的认识，这就决定了文学有认识的因素。即使是那些自称是“反理性”的作品，也包含了对现实的认识，只是其认识可能是虚幻的、谬误的而已。有的作品，其认识表现为对现实的批判解析，例如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有的作品则表现为现实 发展 的预测和期待，许多浪花漫主义的作品都是如此；有的作品看似十分客观、冷静、精确，似乎作者完全不表达对现实的看法，其实这些作品不过是“冷眼深情”，或者用鲁迅的话说“热到发冷的热情”。

但是，文学的反映包含的认识，又不同于哲学认识论上或 科学 上的认识。文学的认识总是以情感性评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文学的认识与作家情感态度完全交融在一起。或者说，作者把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情感性评价渗透在具体的艺术描写中，从而表达出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和理解。在这里，认识与情感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

那么，这样的认识与情感结合的形态，究竟是什么呢？黑格尔把它称为pathos，朱光潜先生译为“情致”。黑格尔说：

情致是艺术的真正中心和适当领域，对于作品和对于观众来说，情致的表现都是效果的主要来源。情致所打动的是在每个人心里都回响着的那根弦，每一个人都知道一种真正的情致所蕴含的价值和理性，而且容易把它认识出来。情致能感动人，因为它是人类生存中的强大的力量。

黑格尔的意思是，情致是两个方面的渗透，一方面是个体的心情，是具体感性的，是会感动人的；可另一方面是价值和理性，可以视为认识。但这两个方面完全结合在一起，不可分离，人们可以逐渐领会它，但无法用抽象的言辞来限定它。有人问歌德，他的《浮士德》的主题思想是什么，歌德不予回答，他认为人们不能将《浮士德》所写的复杂、丰富、灿烂的生活缩小起来，用一根细小的思想导线来加以说明。这些都说明文学的审美意识是认识与情感的交融，就像盐溶于水那样，无痕有味，很难用抽象的词语来说明。

第三，文学审美意识形态，从目的上看，既无功利性，又有功利性。

在文学活动中，无论作者还是读者，他们都无法达成实际目的，或者说无法获得实际的东西，譬如事物的有用性， 经济 、政治甚至情感的物化结果，有谁能够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一个金币、一个官位或者一个真实的爱人呢？这是一个缥缈的虚幻世界，是无限美好的水中月镜中花。你只有用心灵、用想象才能获得那种超越世俗的情感与精神收获。在世俗的心态里，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将离这个世界更加遥远，甚至与它毫无关系。

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狄德罗说：

你是否在你的朋友或情人刚死的时候就作哀悼诗呢？不会的。谁在这个当儿去发挥诗才，谁就会倒霉！只有当剧烈的痛苦已经过去，感受的极端灵敏程度有所下降，灾祸已经远离，只有到这个时候当事人才能够回想起他失去的幸福，才能够估量他蒙受的损失，记忆和想象结合起来，去回味和放大过去的甜蜜的时光。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才能控制自己，才能做出好文章。他说他伤心痛哭，其实当他用心安排他的诗句的声韵的时候，他顾不上流泪。如果眼睛还在流泪，笔就会从手里落下，当事人就会受感情的驱遣写不下去。

意识形态个人心得体会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话语体系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紧密相联。要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必须在把握其内涵、特征的基础上，正确认识意识形态安全与话语体系建设的内在关系，积极推进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

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

意识形态安全是由“意识形态”和“安全”两个词组成的。意识形态是政治、法律、道德以及价值观念等要素的综合。不同的阶级、阶层有着不同的利益，必然产生不同的意识形态。在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必然把本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是指没有危险，不受侵害。因此，意识形态安全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不受侵害，且稳定存在并得到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党和人民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政权，并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赢得了建设和改革事业的胜利。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党执政的基础，是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就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没有被弱化、破坏或颠覆，并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遵循。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指导党和人民前进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必然是其思想观念的先进性、科学性、人民性、批判性和与时俱进性的具体体现，能够抵御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侵蚀和影响，因此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人民性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思想体系的安全，必然具有人民性的特征。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来自于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社会实践，代表和反映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只有被人民群众接受、认同和自觉践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才能发挥其指导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是建立在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得到人民群众认同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当人民群众感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为实现自己的利益服务的，从而主动地接受它并付诸实践，才能有效抵御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蚀和影响。

（二）基础性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权稳定的基础。曾明确指出：“凡是要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1]194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与党和人民的政权紧密相连。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人民政权，必须首先做好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使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不受影响。苏联共产党之所以失去政权，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各种社会思潮冲击下丧失了主导地位，使苏联共产党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从而使国家陷入动乱之中。

（三）动态性

社会是不断发展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安全也是在发展变化的，具有动态性特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精神文化的反映，必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如果滞后于社会现实，不能回答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就会丧失其指导地位。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具有动态性特征。只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能够反映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其内容表达和价值主张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拥护。否则，就会出现信任危机。

（四）内隐性

意识形态安全源于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和心理情感，而意识和心理情感的发展变化具有隐蔽性特征。社会是由处于不同阶级、阶层的社会成员组成的，各个层次的社会成员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接受和认可程度以及受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程度等，都内隐于人们的精神世界中，看不见、摸不着。苏联之所以，就是因为苏联人民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面前，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动摇甚至放弃了原有的理想信念。而这种动摇和发展变化往往是隐性的、渐进的，当社会出现混乱，主流意识形态出现危机时，局面可能已无法控制。

（五）根本性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思想理论体系，其安全具有根本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着我国的各个方面，如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出现危机，必然带来国家安全体系各方面的危机。比如，政治安全，政治安全中的政治纲领是意识形态的核心，意识形态安全出现问题，必然带来政治的危机；再比如，文化安全，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意识形态安全出现问题，必然波及文化安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意味着国家各个安全体系中工作人员的思想观念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高度统一，这必然能够汇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正能量；相反，如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主张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认同，就会带来国家安全体系的各方面危机。

（六）渐变性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意味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价值观念、道德理想等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认可和遵循，而人民群众对其认可的程度必然受到社会存在的影响。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趋利性以及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现实，给人民群众的思想带来影响；另一方面，社会上存在的各种腐朽思想文化尤其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也会给人民群众的思想带来影响。这些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也具有渐变性特征。只有结合实际，针对不同群体的思想特点，进行思想理论的宣传教育，解决人民群众的思想困惑，才能巩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与话语体系建设的关系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发挥作用，都必须通过话语表达出来，使人们能够接受和理解，得到人们认同，从而增强其影响力，确保其安全性。因此，意识形态安全与话语体系建设相辅相成，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互为动力。

（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影响和促进意识形态安全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是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表达出来，使人民群众听得懂、好接受，使之成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锐利武器。加强话语体系建设，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便于人民群众理解和接受，必将为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奠定基础。一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的指导地位。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我国社会也出现了各种社会思潮，导致思想文化多样，影响意识形态安全。只有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才能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时展同步，对社会现实做出新的科学的阐发，引领和整合各种社会思潮和多元思想文化，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指导地位，进而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二是增强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说到底是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接受和认同。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必须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变成时代话语、民族话语，使人民群众愿意听，进而在思想感情上增强认同感，提升其影响力。三是增强人民群众抵御各种反主流意识形态的能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只有通过一定的话语表达出来，人民群众才能够学习和掌握其思想体系。在信息网络快速发展的今天，西方敌对势力更便于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的渗透，给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我们党只有根据时代的这种发展变化，及时调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语言和范畴，积极总结、提炼、吸收网络语言和大众话语，提升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生动性，才能使人民群众不仅能“听得懂”，而且能“听得进”，从而增强人民群众抵御各种错误思想文化侵蚀的能力。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影响话语体系建设

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不仅事关党的执政安全和国家安全，而且影响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一是影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号召力。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号召力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能够代表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紧跟时展步伐，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更好地接地气，赢得人民群众的情感认同，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号召力。二是影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说服力。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说服力来自于所表达的思想理论能够反映时代特征，回答人民群众关心的社会问题。只有根据时代要求，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才能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反映社会发展实际，增强其说服力。三是影响话语体系的战斗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战斗力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批判力。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只有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才能促进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经典话语变成朴实话语，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有说服力的批判，帮助人民群众划清是非界限，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战斗力。

四、积极推进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要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基础上，推进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促进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时代化、中国化和大众化，使人民群众接受、认同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其自觉运用于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

（一）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之源。没有先进科学的理论，就没有解决现实问题的话语体系，也就没有意识形态安全。然而，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保持其先进性、科学性和对现实问题的说服力，必须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党的十以来，我们党坚持问题导向，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五大发展理念”，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要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构建与时展相符合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创新。一是坚持问题导向创新。意识形态安全与否取决于信奉的意识形态能否指导、帮助人民群众解决面临的问题。因此，要根据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升意识形态理论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二是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创新。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2]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在于，它始终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完善，始终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相一致，始终代表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和本质要求。因此，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和社会实践发展的新要求，根据人民群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利益诉求，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理论，构建反映时代特色的话语体系，回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进而赢得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理论及其话语体系的情感认同和政治认同。三是遵循客观规律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在于其始终代表着社会的发展方向，而要代表社会发展方向，就必须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研究，在准确把握各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大胆借鉴吸收世界各国文明成果，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进行理论创新，以科学揭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永葆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机与活力。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革命时期的话语体系，指导党和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因此，马克思主义要发挥作用，必须认真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人民群众的认知认同问题。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认知认同，就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二是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真理的普遍性，但如果不与中国的时代特征和客观实际相结合，就解决不了中国的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中国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和历史任务的转移而产生新的话语体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话语与中国现阶段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解答人民群众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并用这些“话语体系”教育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才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时代化

意识形态话语不仅是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载体，而且是一个不断转换与重构的符号系统。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时代化，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话语转换为时代话语，以表达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群众的新实践、新创造。我们党历来重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时代化，始终根据时代特征和现存的实际情况，构建反映时代特征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引领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胜利。在革命战争年代，以阶级斗争为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对共产党人取得革命的胜利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充满着激励斗志和革命的话语；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为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对党和人民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充满着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话语，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是硬道理”“中国梦”，等等。广大人民群众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引领下，同心同德，奋力拼搏，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经济总量在2010年居世界第二位，超过日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在我国从“革命话语体系”向“建设话语体系”转换的实践证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只有随着时代的发展做出新的阐发，才能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因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党和人民群众正在做的事情相结合，形成引领社会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人民群众才能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中，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信仰。

（四）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大众化

话语是表达思想的桥梁，离开了话语，再好的思想观念也得不到表达和传递。但话语表达思想、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听得懂，听不懂的语言是起不到思想观念传播作用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经典话语”转换成“朴实话语”，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地气。我们党在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都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大众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阐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表达了革命必胜的信念，用“三座大山”来阐发民主革命时期的任务，加深了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理解，为取得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我国建设和改革时期，邓小平用“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才是硬道理”，引导人民群众大力发展经济。用“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表达党对人民的感情；用“‘老虎’‘苍蝇’一起打”表示反腐败的决心，等等，向人民群众有效传递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理论。因此，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就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大众化，用朴实的话语阐释深刻的理论，增强话语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更好地融入群众、更好地入脑入心，进而提升人民群众抵御各种错误思想文化影响的能力，有效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文稿：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2]．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2)．

意识形态个人心得体会篇3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历史与逻辑分析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01-0015-05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是当代社会主义特别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作为一种社会形态蕴含在其内核中最具有决定社会性质和发展前途意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对于这一社会中的各种思潮无疑应该处于引领地位。然而，社会思潮的复杂性甚至远远超过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在一个社会形态结构中，其精神文化板块内有多少社会思潮有时可能都是难以历数的!因此，要引领各种社会思潮，主流核心价值体系就不仅是一个占据全社会统领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集合体，而且更加是在其自身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根据社会各种思潮的布局、变动、影响和发展的多层次动态结构体。它不但具有对其全社会各种社会思潮的先进性，而且具有自身不断建设、不断与时俱进，在其核心价值体系内部各个逻辑层次上的无限活力，因而从多层面层次上始终保持着对其他各种社会思潮的引领地位。本文正是根据上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这种历史和逻辑视野，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尝试。

动态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历史结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历史结构，也是一个不断积累和不断丰富发展的科学整体，它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进程中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价值和目标，以及在这种意识形态指导下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体系。

本体结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人类历史发展科学规律的揭示，以及科学思想、价值观念的批判和继承。这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战斗性的思想意识形态，同时也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最高最核心的价值观念，它对以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任何形态都具有根本的指导性。

发展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后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成长出来的核心价值体系形态。它包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中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新变化、新问题，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理论思想所作的新贡献；资本主义在发展进程中自身历史性变化、进步积累的新的思想价值观念给马克思主义者的新启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首先出现，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的建设，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结构的革命性、战斗性、批判性尤为突显。

在中国特定历史情况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中国结构：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为指导，在中国革命、建设以及对长期执政时期认识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中国的形态。它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贡献；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中形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新内容；当代世界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形成的对人类社会进步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益为其所接受并承认的内容(包括社会长期执政国家的，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是由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逐步扩展成为具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指导层面的一整套极为丰富内涵的价值观念体系，这种价值核心体系在历史发展上的动态性就决定了今天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同样，这种动态性也决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巨大包容性。

包容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逻辑结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历史发展以及它的巨大包容性表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上，即前者包容后者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体，或者说是这个体系的灵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多层面结构。这个结构中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与各国基本国情相结合中发展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吸取的世界发展历程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理论和观点，包括派生在一些制度层面、机制层面、管理层面、思想观念层面的思想和思潮；社会主义在一个社会长期执政过程中形成的被各个阶层、各个政治团体所承认的共同理想、价值观、伦理道德观和行为规范等等。

这个多层面的逻辑结构犹如多层面的同心圆，最中心最核心的层面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而正是这个最核心的层面决定了这个价值体系的性质，决定了奉行这个价值体系的社会发展的方向、目标和前途。在其外层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形成的经济社会发展理论、政治制度和体制的发展理论、社会文化思想思潮发展理论等等，这些层面的内容被核心价值观所决定，有什么内容的价值核心体系，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性质和其他思想观念。在再的是被当今世界和社会各个阶层、政治团体所接受的共同理想、价值观、行为规范等等，这些价值观和一些行为规范被多种价值核心体系所承认和接受。在这个多层面的同心圆中，越向扩展，社会主义核心体系的价值观包容性就越宽广，或者说意识形态的特征就越淡化(或越向圆心深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特征越突出)；越向扩展，它与其他性质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价值观的交融就越多。即它们之间共同的东西越来越多(或者越向发展，它与其他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观交叉点越来越多，或包容性越来越大)。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显示出这样的逻辑结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社会主义社会所肯定和接受的价值观念；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共处和不反对的价值观念等等(包括宗教的一

些价值观念)。这里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多层结构的圆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他的价值观念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他观念的性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社会最基本的不可或缺的价值观。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经过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而发展过来的高级社会形态，在其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上，它必须继承人类历史上经过实践检验的优秀价值观，无论在什么社会，只要它曾经对人类社会进步起过重要的推进作用的进步价值观都应该为社会主义社会所继承，这些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全部内容。比如；公平正义、民主法治、保障人权、以人为本、崇尚科学、善良正直、诚信友爱等等，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排斥这些价值观的。所以，今天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定义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但这些不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应该是社会主义社会最核心、最重要、最具有本质属性的价值观念，是社会主义社会高于其他社会的本质属性，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本质属性，是社会主义社会继承人类优秀文明所发展出来的更高的价值观念，是社会主义核心的价值体系多层面同心圆的圆心。在这个认识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意识形态)定位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其他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和条件，人成为社会的主人、自然的主人、人自身的主人，这是马克思主义也是社会主义全部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是区别于其他社会的价值观，是其他社会不追求也不可能追求的目标。从静态来讲，它是社会主义独有的价值观念，社会主义社会的有些价值内容，有些社会不但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而且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为追求这些价值观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每一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其他人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其他社会不但没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而且也不可能做到。正是因为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从来反对抽象地谈论公平正义，而是把社会主义社会这样最根本最高的价值观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恩格斯晚年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就有记者提问能不能用最简明的话来概括共产主义未来社会是什么样?恩格斯用的就是共产党宣言中的这一句话；从动态来看，这一价值观是贯穿社会主义社会全过程的价值目标，其它的社会价值观在资本主义社会有些就已被推到了一个很高的平台上，这样很高的平台为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实现提供了建设的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就不可能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那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外层面结构的内容发育还不健全，所以我们要补这一课，但是，不能因为要补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崇尚科学、诚实守信等这些课，就把它们扩大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实际上，这些东西有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做得已经很好了，当然是发达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只是为它奠定了基础，实现这一价值目标则是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建设的过程，始终是社会主义需要追求的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由内层面结构和外层面结构组成的整体，这个逻辑结构的包容性决定了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一是与其他社会的价值构成相比较，内层面结构不同，外层面结构又有互相认同的价值。当今世界各个社会有许多社会思潮、价值观念，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形态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尽管在其内在核心和本质上有所区别、或者对立，但是在价值核心体系的多层面结构中，对一些价值观念如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又是互相认同的，例如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二是内层面结构相同，外层面结构有差异。一些社会有许多社会思潮、价值观念相同，社会制度、价值体系相同，但是外层面结构的一些价值观念，如民族的、宗教的观念却不同，而且往往有时在层面发生矛盾，例如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所以，从这些结构中我们看到两面，一方面，由于其价值核心体系多层面结构深层意识形态的不同，它们的矛盾和对立又是不能忽视的，其阶级性质的不同决定了不同的价值核心观念和社会制度。另一方面，如果再往看，多种层面价值观念，如民族的、伦理的、宗教的，又使得许多看起来阶级性质相同、社会性质相同的社会，矛盾又时有发生；一些国家制度不同、社会性质不同的社会，在许多层面又有不少合作和协同行动。这些多层的组合就是逻辑结构包容性的复杂性，它可以产生非常复杂的组合。

多层次建构：引领社会思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上述包容性分析使得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命题成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多层结构说明它可以引领当代社会思潮。如果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形态的同心圆，从而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形态等同起来，简单地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那么本命题就不成立。因为前者更宽泛更宏大，尽管后者处于统领地位，而对各种社会思想的引领作用则是整个核心作用体系有机动作的结果。要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正做到对当代社会思潮的引领，就必须根据这一内在复杂的历史和逻辑结构进行多层次的建构。

根据历史结构的发展进行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关键就是多层面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当代化建设，以保持它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他层面的价值指导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从时代的发展来看，它的发展与创新对整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历史建构的多层次性，就必须使这一历史结构的丰富内涵现代化、当代化：即从当代世界的深刻变革中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客观性、真实性、具体性；从批判吸收当代世界各种思潮中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战斗性、包容性、彻底性；从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世界历史的深刻变革中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变革性、现代性；从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改革中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开放性、科学性。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他层面的与时俱进以及对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价值先导意义。

根据逻辑结构的多层面建构，其关键就是保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一致性，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其他价值层面的统领性以及其他各个层面价值的强大张力。具体地说：

第一，内敛性建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社会主义是一个社会形态概念，社

会形态的概念远远大于意识形态的内涵和外延。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中有着许多的社会思潮，这些思潮的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能够引领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思潮，首先就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自身的建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活力，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生命力，决定了它的先进性和时代性，特别是在不断进步和发展的社会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加强对外部世界和各种社会发展进步的适应性。这种适应性就是在其核心问题上，在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基本方法上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同层面内容的统领性，而且还要使其不同层面的结构加强对其他社会思潮不同层结构的吸引性(内敛性建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各个层面不能被其他社会思潮所吸引，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各个层面(外层面结构)不断产生与其核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离心力，如果是这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多层面同心圆结构就会瓦解。而今天。在我们的价值核心体系的建构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他层面的统领性有削弱的倾向，某些层面的建设处于无为状态或者是主动放弃阵地，这样就会造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身处于解体的状态，另外，还有一种倾向就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某些层面(外层面结构)建设上，一味地排斥人类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念，把这些东西全部推到对立的立场上去，使得我们自己在价值体系上把自己孤立起来。所以。内敛性就是核心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层面加强对外层面结构的吸收性、向心性、统领性建设，就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统领下外层面结构的适应性、包容性、丰富性建设。

第二，场所性建构，马克思主义自身严格的逻辑结构，决定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一个社会的其他思潮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有的是直接可以引领的，有的是要对其斗争并坚决反对的，有的是通过自身的建设和强大引力逐步影响和改造着的。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多层次结构和丰富的历史内涵，决定了其比之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形态是更为宽泛和宏大的概念，它可以通过多层面的建构对其他各种社会思潮产生作用，特别是每一个层面的架构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每一个层面都发挥其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层面所起到的引领作用，比如民族、宗教、道德、伦理等等。这样就使得场所性建构显得尤为重要。场所性建构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国家政权场所，即执政党、政权关系作用的场所，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思想阵地，社会主旋律舆论导向、思想政治工作的全社会覆盖等等；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集体共同价值场所，即人民日常生活典型的社会背景场所，如家庭、社会、学校、工作单位、社会团体的行为规范、道德规范、生活方式等等。当然，这两个场所还可以细分，我们今天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有的是不分场所，这个场所讲那个场所的话语，在一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场所性建设中，我们的思想政治宣传和舆论工作使人感到不舒服，有些人给人感到左、教条主义，这实际上是不分场所的话语让人感到厌烦，这个场所讲了那个场所的话。还有的是对一些场所根本就不管，任其自流，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多层面建构的重要性。

意识形态个人心得体会篇4

但我们总是把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一种是“意识形态”(ideologie)，一种是“意识形式”(bewuβtseinsformen)，二者在来源、内涵、性质等方面存有本质区别，一味在二者之间进行“心脏搭桥手术”，不仅难免郢书燕说以讹传讹，而且会过度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并极易造成乱贴“阶级”标签的粗暴学风。西方学者把意识形态作为考察社会的一个视角，在他们眼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与其说是两种制度的对峙，不如说是两大意识形态的对抗；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也是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与融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成为社会科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范畴。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形成与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大陆)的出现及其政治意识的觉醒，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都是培育“意识形态”研究的适宜气候与土壤。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意识形态”一词的滥用，不过同时又强化了它的语义威力。?

“意识形态”是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内容最复杂、意义最含混、性质最诡异、使用最频繁的范畴之一，撒姆纳曾经归纳、总结了10种意识形态定义，伊格尔顿归纳、总结了6种意识形态定义，其中都充满了对立、矛盾和歧异。“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等简单概念不同，它是一个动态复合概念，表达的是一个动态复合过程，既包括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深层互动关系，又包括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既包括主体的认知，又包括价值的评判；既是一个思维的过程，也是一个信仰的过程；既具有理论的性质，又具有实践的品格。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无法用其他内涵清晰、外延明确的概念取而代之，因为意识形态绝非一个可有可无的“标记性术语”，而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实体性术语”。这个事实本身表明，“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的重要性是无可怀疑的，缺少了它，对学术研究来说，或者课题的性质有变，或者课题的范围受限。在这种情况下，对“意识形态”的概念构成、诸种定义、历史背景、哲学框架进行考察，对“意识形态”各种意义、各种用法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省思，对“意识形态”进行“知识考古”，无疑有益于澄清围绕“意识形态”问题引发的各种混乱。意识形态是由“意识形态家”创造出来的，而“意识形态家”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知识分子不仅拥有“知识”，而且能在“知识”的基础上创造、传播、发展、阐释某个特定的价值体系——他掌握的是一个知识系统，但这个知识系统包含着人类的欲望、幻想、想象、情感、认知、理解、评价等诸种心理因素。他们或者维持现状，或者批判现实；或者着重建设“古典世界的影象”，或者倾尽全力建构新世界的蓝图。意识形态的分类有许多种，有人分为描述意义、贬义、褒义上的意识形态，有人分为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有人分为具体意识形态和整体意识形态，有人分为认识论意义、社会学意义、心理学意义、文化心理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无论哪种分类方法，它们都只能把握问题的某个方面或某个向度。?

概念的界定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而定义事物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实体性定义，它着重认定事物静态的本质；一种是功能性定义，它着重描述事物动态的功用。不同的历史时期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实体”：18世纪末以前的意识形态通常以(巫术、宗教、神话、传说)为载体，19世纪初之后的意识形态通常以学术思想(思想、学说、理论、观念)为载体。即是说，意识形态本质上是某种并不特定的事物(“体”)呈现出来的功能(“用”)，能够发挥意识形态这种“用”的“体”在不同的时代是各不相同的——在古代是巫术、宗教、神话、传说，在现代则是思想、学说、理论、观念。任何思想、观念、意识、理论、学说、见解……都既可以是纯粹的学理，也可以是地道的意识形态，只要它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但概而言之，它可以区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反映现实，界定情境；第二，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第三，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意识形态，也只有意识形态才能发挥这样的功能：认识世界的面目，阐明现状的意义，指引前进的方向，提供解决危机的方案，强化民众的团结，进行必要的社会动员。它既能综合性地满足人类认知、情感、想象、理解等方面的精神需要，又能高效率地控制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态度与行动，并为人类生活提供适当和适度的行为模式。意识形态具有“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的社会功能；同样，举凡一切观念、信念、教条、理论、哲学、世界观、价值、意见、神话、乌托邦，只要具有了这样的功能，均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

2、历史的探源　意识形态理论得以产生的基本动机是去除意识上的蒙蔽——“去蔽”，并确立科学的观念意识。虽然如此，但只是到了近代，人类才真真切切感到了意识形态的存在。从历史发展看，“意识形态”概念史可以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特拉西阶段、马克思阶段、曼海姆阶段、列宁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阶段。特拉西的重要性在于他创造了“意识形态”一词并将其置于认识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认识论的基础上置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曼海姆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置于知识社会学的基础上，列宁的重要性在于他清除了意识形态的贬义色彩(意识形态成了阶级斗争和阶级对抗的盛大典礼，成了每个阶级用以武装自己的思想武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他们从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意识形态批判”。?

“意识形态”是特拉西在18世纪末的首创，他用“意识形态”一词命名一个新学科——观念学。马克思采用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分析19世纪德国哲学，使“意识形态”概念史发生了革命性转折，因为马克思内在地否定了意识形态在反映现实、揭示真理方面的“无能为力”或“倒行逆施”。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就是“虚假意识”或“错误观念”，它源于社会角色的阶级立场：不同的人由于在经济生产中所处的位置和利益关切点不同，故而形成不同的“观念”——既包括真实观念又包括虚假观念，意识形态是特定的社会阶级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扭曲真实的现实关系的结果，是“利令智昏”的真实写照。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的，还有两位欧洲早期的社会学家——默斯卡和帕莱托，他们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途径与马克思并不相同，却得出了和马克思极其相近的结论，并因此被人称为马克思的复仇女神。?

曼海姆在两种意识形式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没落阶级的思想偏见——“意识形态”；一种是新兴阶级的思想观念——“乌托邦”；同时他在两种意识形态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具体意识形态，一种是整体意识形态。具体意识形态是个别人的观念和表象，目的在于掩饰个人的私利；整体意识形态是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社会团体的意识形态，目的在于塑造特定的世界观，确定理论思维的总体构架和主体的认知态度。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整体意识形态，因为只有它才能揭示出一个时代或一定团体的思维结构、一个社会的主体的认识态度是怎样形成的。曼海姆之后，盖格尔把意识形态看成是以“理论”的形式掩饰着的原始情感、审美情趣和价值判断，这样，意识形态的精神分析便渐渐浮出水面，而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对意识形态理论的透视，使我们发现了另一片生机勃勃的新天地。?

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成为曼海姆之后意识形态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在弗洛伊德那里，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并不表现在它是某个特定阶级出于利益的考虑而对现实所作的扭曲，而是来自个体与团体无意识间的“自欺”，是人类为了抚慰心灵的伤痛而制造的“狗皮膏药”。威廉·莱希在《法西斯主义的群体心理》中精彩分析法西斯主义的起源、结构与功能等问题，对精神压抑、意识形态、社会现实三者相互关系进行了透彻分析。弗洛姆认为意识形态是“纯粹的幻想”，“意识形态批判”的使命就在于揭露掩藏在各种幻想下面的真实状态。?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理论颇具特色。资本主义的长盛不衰，迫使卢卡契、科尔施、葛兰西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现实，以便解开当代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崩而不溃”、“灭而不亡”的秘密。他们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几经波折大难不死，原因很简单：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还没有觉醒，因此他们无法肩负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只有重视意识形态问题，才能使无产阶级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才能在革命斗争中获得胜利。但随着20至30年代早期垄断资本主义的巩固，卢卡契和科尔施直接激发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努力宣告失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再次明白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朴素道理，只好退而求其次地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批判。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阿尔都塞、伊格尔顿和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人们需要意识形态，是因为它能为人类体验世界确立某种模式，没有这种模式人类就失去了认识世界和体验世界的可能性。阿尔都塞还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这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密切相关。伊格尔顿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传统，以“意识形态”一词对西方种种文化现象进行深刻剖析。最具有典范意义的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认为只有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剔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神秘因素，才能复活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马尔库塞认为，科技的进步和工业的发达不仅没有使意识形态走向终结，反而使它以一种新颖独特的方式得以强化，并以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一言一行。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恨之入骨，但在如何消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问题上，也是苦无良策。在这方面，哈贝马斯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判”著称于世，因此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实质上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之处在于，他志在社会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的歧异之处在于，他虽然注重理论的实践性，但无力因而也无意资本主义制度，只是试图建立一种超越性观念，以消除他所谓的“被制度扭曲了的交际”。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具有浓厚的空想色彩。?

3、思潮的透视　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在形式上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但在内容和功能上又不乏交叉重合之处：经历了启蒙主义的精神洗礼之后，任何意识形态都可能以一定的学术思想为根基，任何学术思想都不能排除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可能性。由学理到思想，由思想到价值，由价值到信仰，由信仰到行动……便是学术思想发挥意识形态功用的步骤和过程。?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史，这与中国近现代特殊的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近代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危机时代孕育危机哲学，近代以来的社会思潮都以“危机哲学”为核心和基石。中国危机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现实危机，亡种、亡国、亡教是中国人面临的灭顶之虞；二是文化危机，情境上难以界定，精神上流离失所，乃其典型表现。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代，解决危机是全体中国人的当务之急。这就不难理解，情境的界定以及方案的制订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是多么急迫；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现代中国一切学说、理论、思想、观念都在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都高度意识形态化了。一切学说、理论、思想、观念，只有为解决中国危机“献计献策”，才有生存的可能性；一切无关乎解决中国危机的学说、理论、思想、观念都将被弃之如敝屣。?

一方面，传统的经学、史学、理学逐渐式微，这不仅因为它们无法应付西学的挑战，而且因为它们对处于危机中的中国局势束手无策，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方面完全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我们从西方引进的现代学术思想无一能够逃脱被意识形态化的命运——我们并没有接收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博大精深的学理，没有顾及孕育、产生它们的具体文化环境，只是一味在“经世致用”的驱策下对其予以“生吞活剥”。我们特别注重每一种学术思想的社会含义及其解决具体问题的可能性，对其学理漠不关心。这种华而不实、逐流而不探源的学风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学术传统，今天我们在面对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时，依然还在接受这种“传统”的“赐福”。?

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在中国所能发挥的功能还是相当有限的。科学主义或许可以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方面发挥一定功能，但在“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方面却是无能为力的。它具有的只是一定的阐释职能，却无力解决任何现实问题。它可以解释自然现实，甚至可以隐喻性地分析社会政治问题(讨论民族救亡大业)，解释人的生理现实和精神现象，但究竟如何进行民族救亡，它既无切实可行的方案，也无实现这方案的纲领步骤，“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更是无从谈起。作为科学主义之一种，进化论之所以成为一种持续发生影响的思想主流，就是因为它同时具有几项功能：第一，解释当时中国的险恶情形及其成因。第二，提出应付三千年未见之变局的策略和方法。第三，为变法维新、民主革命提供理论根据。但它最终为马克思主义所取代，其原因显然不外乎：第一，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危机的成因。第二，它提出的改变中国近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策略失之于粗疏无当。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可以弥补它的缺陷，它能告诉我们如何组成政党，如何进行阶级斗争，如何实行无产阶级，如何打倒帝国主义，一招一式十分清晰。第三，作为变法维新、民主革命的理论依据，它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它的中心议题是以变应变，变到最后的结局将是如何?我们不知其详。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理论依据是十分完备的，它对人类社会的分期，对共产主义的构想，都使人信服，而且又有俄国革命成功的先例，于是替代进化论已经成为时代之必然。第四，马克思主义能够为中国及中国人寻找自身的意义，而进化论却做不到。在进化论那里，人只是受难者和牺牲者；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人是革命者，人的价值与光辉全都体现在解放全人类然后解放自己的革命实践之中，因而能够引发强烈的革命激情。第五，进化论一方面强调物竞天择是进化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又强调人力可恃，二者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很好解决，这使中国人困惑；进化论中不可避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使得一向钟情于传统道德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感到矛盾：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又不可爱。他们一方面在接受西方的学说，另一方面又时刻受到西方的威胁。中国接受进化论的历史就一直是这样矛盾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克服了这样的矛盾，在许多外力条件的作用下，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也在情理之中。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绝非偶然。它多方面地满足了中国的现实需要，深深根植于中国现实土壤之中。只要它还能多方面地满足中国的现实需要，还能深深根植于中国现实的土壤之中，它就会永远保持自己的生命力。?

4、理论的批判　不仅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史，而且一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也是一部意识形态史——文学的意识形态化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所谓“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就是指某些人在特定的社会形势之下，在某种特定利益的驱使之下，让文学发挥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功能。我们文学理论所强调的文学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其实也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功用，因为强调文学的“认识作用”就是要求文学发挥“反映现实”、“界定情境”的作用，强调文学的“教育作用”就是要求文学发挥“指引方向”、“社会认同”、“社会动员”、“情感沟通”的作用。我们有这样的批评传统，孔子所谓的“兴观群怨”，就把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极其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出来。从理论上讲，文学能不能发挥意识形态的功用取决于许多因素。要而言之，这首先取决于文学自身是否具有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潜质，其次取决于社会需要的内容与性质，一个危机重重、动荡不安的社会不需要“杨柳岸晓风残月”式的抒怀，一个平安富足、安乐祥和的社会也不需要“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式的悲壮。现在看来，无论就文学的性质而论，还是就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现实而言，文学的意识形态化都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一个沉痛的事实，也是一个无奈的感慨。?

化约和确立假想敌是学术思想发挥意识形态作用的一个重要步骤。化约就是简化，意识形态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方面具有极强的简化、诠释功能。中国近代启蒙主义者失望于现实的政治专制，因而迁怒于政治专制的文化?心理基础，把这个文化?心理基础化约为中国传统文化，把中国传统文化化约为传统儒家文化，把儒家文化化约为宋明理学，把宋明理学化约为几个腐儒乡愿式的标语口号(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简化的典型表现。孔子的地位在现代史上的变化可以表明假想敌的确立对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性。维新初期孔子名声还很不错，后来谭嗣同认为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是“秦政”，为之服务是“荀学”，可它们“罔不托之于孔”，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荀学”，把“荀学”当成封建旧礼教、旧思想、旧文化的根源。真正使孔子“斯文扫地”的是康有为。维新失败之后，变法维新的意识形态——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的合法性已经渐渐消失；袁世凯复辟打出了孔子的旗号，想以此为专制复辟寻求合法性，康有为甚至要“定孔教为国教”，这不仅使孔子之学进一步走入困境，而且迅速激发起知识分子批判儒学的政治与道德热情。“打倒孔家店!”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和象征。?

革命既是一个消解意识形态的过程，也是一个制造意识形态的过程。革命的对象之所以成了革命的对象，首先是因为它居于统治地位，是主流思想或主流意识形态。清末文学界的三大革命表明，随着中国形势的日益恶化，以“学”为核心的实用主义标准深入学者之心。一切古典的情趣，一切个人的爱好，一切心性的陶冶，因为无关乎时代变革之大局，渐渐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而日益受到攻击，人们视之为“声色之累”，害怕的是“丧志”。从形式上看，文学革命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语言革命”和“文体革命”。在“语言革命”方面，启蒙主义者把文言文看成是封建统治阶级推行愚民政策的工具，把白话文看作启迪天下民智的工具；把文言文看成旧文化的写照，把白话文看成新文化的代表。正是在这个符号化的过程中，学术问题被意识形态化了。在“文体革命”方面，小说、杂文社会地位的上升与八股文社会地位的下降相映成趣。八股文本来只是一种特别的文体，虽然免不了内容空泛、形式死板的缺点，但作为一种文体，自然也有其存在的权利。虽然对八股文的蔑视和批判与八股文的生死相始终，但只是到了“五四”时期，它才被赋予了强烈的“文化意味”——八股文不再是一种文体，也不再是统治阶级取士的一种方式，而是一种文化传统、一种文风，一种奴性的、说体面话的、无定见的生活方式。那是一个让人气恼而又不知该向谁撒气的时代，是一个深受黑暗社会之苦而又不敢直言专制之害的时代，愤怒的知识分子们不知该迁怒于谁，便向着中国传统文化开了火，把中国传统文化当成了一切罪恶和黑暗的渊薮，进而又把文言文、八股文当成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和全盘人，并向其发难。“五四”新文学观念的高度意识形态化不仅集中表现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中，而且更集中地表现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中。?

意识形态个人心得体会篇5

对文艺的性质作纯认识论化和纯科学化的理解在我国由来已久。早在“五四”时期，有些作家和理论家在介绍西方现实主义（当时叫“写实主义”）的时候，就没有分清现实主义和在实证论哲学和实验医学理论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自然主义之间的差别，把现实主义混同于自然主义，认为它是“经过近代科学洗礼的最值得提倡的写作态度和方法”。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随着苏联文艺理论的引入，当时苏联广为流传的“文学和科学、哲学一样，都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和认识，所不同的只是文学通过具体形象达到客观真实”的文艺观，更是被当作文艺的经典定义被我国文艺理论界所接受，以致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与六十年代初，我们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编写我们的“文学概论”教科书，把文艺的性质界定为意识形态时，根据当时哲学界对意识形态的流行观点，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也完全作了纯认识论和唯科学主义的理解。如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一开篇对“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如何”这一问题的回答时认为它仅仅就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基于这样一种理解，以往在我国流行的前苏联的文艺观，也就很自然地被吸收和整合到我们对文艺意识形态性的解释中来，致使纯认识论与唯科学主义的文艺观长期以来成为雄霸我国文艺理论界的一种主导观念，至今影响尤存。

要说明的是：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性质纯认识论话，并非认为文艺不是社会生活的反应，因为一切艺术的东西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从根本上说都是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生活，只不过认为文艺的反映与一般的认识，特别是科学（非意识形态）是不同的，所以，把文艺意识形态性做纯认识论的解释，不仅从普遍性层面上不足以揭示意识形态本身的内容，而且在特殊性层上更与文艺的特性相悖。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所昭示的任何事物的性质都是多重的，相对的可以区分为普遍性和特殊性两个层面的思想，同志提出：“对于事物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这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那么，文艺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殊点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由于作家的审美反映所赋予文艺的审美特性。审美不同于一般的认识，它是以主体的审美情感为心理中介与客体建立联系的。这种情感的反映形式决定了它与一般的认识具有以下不同的特点：就反映的对象来看，认识的对象是不以主体自身利害和好恶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是事物的实体属性，而情感作为人们面对客观事物所引起的态度和体验，总是以事物能否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物质的和精神的）为转移的，它反映的是主客体之间的某种关系，是事物的价值属性；就反映的目的来看，认识既然是为了达到对事物客观属性的把握，它所要判明的是“是什么”，目的是给人以知识，而情感反映的对象既然是事物相对于人的需要而言的，因而它离不开人的喜好，它要判明德不仅是一个真与假、而且是一个善与恶、美与丑的问题，所要把握的不仅是“是什么”，而更是“应如何”；就反映的方式来看，由于“是什么”是事物的一种客观属性，它一般通过陈述判断的形式表达出来，一般是以概念、抽象、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的方式来加以表述，而情感反映的由于是“应如何”，是人们对事物的一种评价、选择、意识和愿望，所以是以形象思维的方式表达出来。正是由于情感反映不同于一般认识反映的这些特点，使得文艺作品看似像实际生活那样不带任何主观倾向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实际上无不蕴含着作家对现实人生的态度、评价、理想和期盼，在不同程度上无不打上作家思想倾向的烙印。尽管历史上有些作家标榜他是纯客观的，但只要他被自己笔下的人物和事件感动了，他就不仅会把自己的思想倾向融入作品，而且由于情感机制的激发，还使得作家自己长期潜伏在心灵深处，支配、驱使着自己行动的那种潜意识的追求、企盼和梦想也都浮现出来，在作品中得到集中的流露，从而使得表现在作品中的思想内容往往比作家所意识到的要深广得多。所以，出现在作家笔下的艺术形象往往也就成了作家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的载体，一种他内心期盼的“应如何”的人生图景。“应如何”是一个理想的尺度，它是需要通过人的行动去争取的，所以就其性质来说是一种实践的意识。当然，对于这种实践意识，我们不能像西方现代人本主义那样把它完全主观化和个人化，看作只是作家个人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意向和精神向往；这是由于意识有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之分，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向来是指社会的意识、集群的意识而言，而非纯粹个人的意识。所以在实际的文艺作品中，这种“应如何”的人生图景虽然以作家个人理想、愿望、企盼和梦想的形式表现出来，但由于作家是社会的人，他的思想情感总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在接受社会的教育和熏陶过程中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这样那样地受着他所处的特定的社会关系所制约的，因而在他的作品中也必然这样那样地以个人的形式反映着一定社会、时代、集团和群众的思想愿望，如同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伟大作家“最主要的个人特性，‘最高的独创性’表现在这里，就是他在自己的领域里比别人更早或更好、更充分地表现了他那个时代社会的或者精神的需要和憧憬”。愈是伟大的作家，他与社会、时代、群众的这种联系也就愈紧密、愈深刻。所以，就文艺的性质来说，毫无疑问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的。

正是由于这样，这就决定了一切进步的文艺作品也必然像其他进步的意识形态一样，在社会生活中都起着凝聚和团结群众，激励和支配人们的行动，把人们的行为引导到同一方向，共同参与和投入到社会变革中去的作用。列宁在会见埃森时提出“真正的文学”应该“教导人、引导人、鼓舞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文艺“要使群众警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号召作家“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造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都是基于对文艺意识形态性的这种实践性的内涵的理解而提出来的，都表明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所彰显的文艺不只是对现实的反映，同时也是对社会的介入。因此作品从作家手中完成，它的价值还只是潜在的，只有通过读者阅读，把作品中的思想情感转化为读者的思想情感，并在读者的行动得以落实，作品潜在的价值才转化为实在的价值。这就要求我们把文艺不能仅仅看作是一个“实体性的定义”，同时还必须看作一个“功能性的定义”不能仅仅从作家创作及其成果一维，而且还必须从读者阅读及其功效一维来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我们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才会有全面而深入的理解。

二

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论支点。这是因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中反映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和思想要求、利益、愿望的那一部分思想观念的总和，在阶级社会中，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都是先在的，就像葛兰西所指出的，“是由每个人从其进入这个意识的世界之时起，就自动陷入的许多社会集团所强加的”（P.233）。人们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进入一定文化、接受一定意识形态的过程。阿尔都塞也认为只要一个人进入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落入到“巨大的意识形态的襁褓”之中，他的思想和行动无不受一定意识形态的支配和规范，所以他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文化客体”，是人们必须接受的赠品。出于对意识性质以及它与人的思想、行为之间关系的自觉认识，马克思主义才从根本上把文艺界定为一定社会意识形态，并要求无产阶级文艺自觉地担当起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以社会主义精神来教育和鼓舞人民大众的历史使命。因而意识形态性也就成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思想灵魂。

正是由于这样，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这个命题自它提出之后就遭到许多“纯艺术论”的倡导者的反对，新时期以来，在我国文艺理论界也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和否定，以致有些文艺部门的领导也回避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不敢理直气壮地坚持文艺的意识形态性问题，这实际上是在思想上放弃了对文艺的领导。这些年来，我们的文艺事业在走向繁荣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与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完全背道而驰的创作倾向，起着腐蚀人们的意志、毒害青少年的灵魂、败坏社会风气的作用，这显然是与文艺界所出现的一股淡化和消解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思潮是分不开的。

这股思潮在我国出现自然不是没有原因的，分析起来大概有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受了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想的影响。自上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有些思想家就竭力否定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否定意识形态与现实社会中个人存在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意识形态直接等同于国家意识形态，等同于一个纯粹的政治性的概念，并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而纯粹是一种意识形态，断言随着剧变，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也宣告终结。这观点很契合我国某些长期以来深受极“左”思潮压制和饱受“”文化专制之苦的作家和批评家的思想和心理，他们也就趁我们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之机，以批判文艺界的极“左”思潮之名，跟着在我国掀起一股否定和消解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思潮，试图以文艺是一种“美”、一种“文化现象”来取而代之。这些观点在理论上自然是经不起分析的，因为“美”不可能完全脱离“真”和“善”而独立存在的，所以审美评价和审美选择在根本意义上来说无疑是一种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因此审美观的差异说到底就是一种价值观的差异，它是不可能与意识形态完全没有联系的。另一方面，也与以往我们对意识形态理解上的片面性和不确切性是分不开的，这种片面性和不确切性具体表现为：一是纯科学的倾向，亦只是从意识论、认识论的观点，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反映被反映关系的角度，来说明意识形态的性质，对于意识形态的价值属性和价值内涵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和阐明。意识形态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意识，它作为反映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们的思想要求、利益、愿望的那一部分思想观念，是属于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和社会集团的信念体系和行为规范的范畴的，它的任务就是为了凝聚人的思想，把人的行为引导到同一的方向、共同参与到对社会的变革实践。所以，它不仅有认识的属性，同时还有价值的属性，不仅有理论的功能，同时还有实践的功能。这些方面，葛兰西、阿尔都塞和晚年的卢卡契都曾有不少合理论述和发挥，并得到西方学界较为广泛的认同。如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作为表象体系之所以不同于科学，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中实践——社会的职能比理论的职能重要得多”。卢卡契认为意识形态的“目的是使人的社会实践变得有意识有活力”，“所有意识形态所面临的决定性问题是：Wastan（做什么）？”《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解释意识形态时也认为它是“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的一种形式。其中实践的因素与理论的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观念体系，旨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这些见解都是值得重视的。但是在我国过去，可能为了与马克思、恩格斯早年以意识形态所指代的“虚假的意识”，亦即指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合法的统治而制造出来的一种虚幻的价值观念划清界线，在阐述意识形态时都侧重于从它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方面，亦即认识论的、科学性的观点来进行发挥，而忽视从实践性的、对社会变革的功能方面来进行理解，这就把意识形态实证化了、认识论化了、纯科学化了。这理解显然是不够全面、准确的。二、是纯理论的倾向，侧重强调意识形态是自觉反映一定社会存在的思想（理论）体系，而无视它与社会心理、个人心理和日常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认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自觉的思想观念，不但是从对社会心理加工、提升而来，如同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是以社会心理为“共同根源”的，同时还表现为只有经由社会心理，意识形态才能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样，就把意识形态混同于意识形态理论和意识形态科学，视意识形态为远离生活、高高在上、只是少数意识形态专家在研究的纯思辨的、理论形态的东西。尽管我们在理论上都承认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之间是相互影响并积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但由于对这种反作用的内在机制和内在环节没有足够的注意和深入的揭示，从而使得我们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抽象的理论说明上，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几乎显得无所作为。而我们之所以强调要真正阐明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反作用的道理必须深入分析揭示它的内在机制和内在环节，就是由于马克思所说的：“思想从来也不超出世界秩序的范围”，因为思想不可能直接打破现实关系实现对社会的变革，所以“思想根本不可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这表明意识形态总是以现实的人为物质载体的，它要在现实中发挥作用，首先必须融入生活、融入大众、融入社会心理、融入人们的人格无意识之中，唯其这样，它才有可能转化为一种实践的精神动力。在这方面，葛兰西、赖希、弗洛姆等人都曾做出许多有益的探讨，如葛兰西提出：必须革除“哲学是一种奇怪而艰难的东西，认为它是由特定领域内的专家或专业的和系统的哲学家所从事的专门理智活动”的观念，“不应把所谓‘科学的’哲学的东西，同只是观念的和意见的片断汇集的、日常的和大众的哲学分割开来”。他批评当时意大利流传的以克罗齐和金蒂雷为代表的“内在论哲学”，认为它的最大的缺陷之一就在于：“它们不能在上层建筑和底层之间、‘普遍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这些探讨对于我们克服对意识形态理解的纯科学、纯理论的倾向，全面、深入理解意识形态性质，实现意识形态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是有突出贡献和积极意义的，它应该被吸收到我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中来，并作为我们探讨文艺意识形态性的重要理论依据来加以研究。

三

我们指出意识形态就其性质来说不仅是认识的而且是实践的；而实践是人的实践，它总是以人为物质载体的。在对人的理解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黑格尔等德国思辨哲学家把人看作是一种“无人身的理性”，认为他首先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这样，实践也就不像黑格尔所理解的是一种抽象的理念运动，而首先是一种感性的物质活动，同时也决定了实践不仅仅是由理性观念所支配的，同时还必须要有一种感性心理能量，如人的需要、动机、情感、意志等因素所驱动。所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意识形态不仅是认识性的，同时也是实践性的话，那么也就等于表明了意识形态不是纯理论的，它与社会心理以及它的具体表现领域——日常意识、个人意识和人格无意识有着先天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虽然同属于社会意识，但却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一般来说，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自觉的、理性的意识，通常以一定思想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社会心理是一种自发的，感性的、亦即融化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未经分化、加工、定性的经验水平的意识，通常以一定社会群体的感觉、情绪、意志、愿望以及社会的风尚、习俗等形式表现出来。它们的关系是：一方面，意识形态是通过对社会心理的加工、改造提升而来，以社会心理为“共同的根源”；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心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最为直接、紧密，是一种日常的实践意识，它作为人们“行为的调节器”，直接支配和决定着一定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以，意识形态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也就必须经由社会心理。若是只停留在理论宣传而不能转化为社会心理，意识形态也就很难成为在实际生活中激发和推动人们行为的精神力量，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也就无从谈起。

社会意识与社会心理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首先被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拉布里奥拉和普列汉诺夫所发现。如拉布里奥拉在谈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时，就竭力反对庸俗的经济唯物主义那种“非常粗糙和直线式的表达和说法”，强调“在力图从社会条件中引出作为它们思想表现的第二性成果（如艺术和宗教）之前，必须在研究某种为了一定变化的社会心理学方向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某种本领。”并反对把意识形态仅仅理解为某种“教义和体系”，如在谈到道德时，所强调的就是“那种平常在一般人的爱好、风俗、忠告、判断和评价中以经验的和日常的形式存在着的那种道德”。普列汉诺夫对拉布里奥拉的关于“社会心理”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中介这一学说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断言：“要了解某一国家和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有知道它的经济基础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是没有精细的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因此社会心理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科学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而之所以这样，就是由于文艺是以作家的审美情感为心理中介来反映生活的。在现实生活中，引发作家创作冲动的首先并非是他理性上认识到的，而是他心灵所直接感受到、体验到的东西。这就决定了文艺在作品中所表达的并非某种抽象的思想观念，而是现实世界中人的意志、愿望、企盼、梦想等活生生的心理事实，所以列宁在把列夫·托尔斯泰比作为“俄国革命的镜子”时，特别强调他是“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来的时候所具有的思想情绪的体现者”，“通过他的嘴说话的，是整个俄罗斯千百万人民群众。”文艺作品与社会心理这种紧密的内在联系，使得它虽然不像其它意识形态那样致力于对社会心理作理论上的概括和提炼，但它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却是最直接、敏锐，也是最丰富生动，因而也最有利于我们认识它所反映和产生时代的社会现实。孔子很早就提出了“诗可以观”，所谓“观”就是“观风俗之盛衰”。所以《乐记》中以“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来说明文艺是“生人心者”，即一定社会心理的反映。这在现在看来还是正确的。

意识形态不仅以社会心理为中介来反映社会存在，而且也通过社会心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是由于实践是人的活动，人的活动源于一定需要，而需要总是要在一定的对象中获得满足的。这样就产生了人的活动的动机和目的，并推动着人去探寻一定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实践作为一种感性物质活动，总是离不开意志的激发和情感的驱动的。亚里斯多德在把科学分为“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并把伦理学纳入到实践科学中的时候，就是为了反对苏格拉底把德性看作只是一种知识，认为他“取消了灵魂的非理性部分，因而也取消了激情和性格”。这就充分说明“激情和性格”等非理性的驱动因素在人的行为中的重要。所以，只要我们把意识形态不仅看作只是理论的，同时还是实践的，那么，在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两者的关系上，我们仅仅只看到社会存在向社会意识形态转化过程中的社会心理以中介作用是不够的，同时还必须充分认识社会意识形态在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过程中同样也必须经过社会心理。这一点并没有引起拉布里奥拉和普列汉诺夫的足够注意，倒是后来为实践哲学的创始人葛兰西以及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者赖布、弗洛姆等人所揭示和阐明。他们不仅都反对把意识形态看作只是一种抽象的思想体系，认为它是与社会心理、日常意识融为一体的，而且只有当它融入于人的心理结构，成为人的一种社会无意识，人格无意识的时候，才能真正发挥它的社会作用。这正是文艺这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亦即审美意识形态的优势之所在。由于文艺是通过作家的审美情感和审美体验来反映生活的，“情感只能向情感说话”，“情感只能为情感所了解”。这就决定了文艺不像其他意识形态通常以理论的方式让人接受，而是把理性的东西化为感性的东西，通过阅读过程中读者的感受和体验，直接进入读者心理。所以，当读者为作品所感动了，也就意味着他已经站到作家的立场，以作家的眼睛在看，以作家的耳朵在听，以作家的心灵在思考。在思想情感上与作家融为一体了。这种心理层面上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仅比之于理论教化更能深入人心，而且它的作用也更为持久，更能转化为读者的人格无意识，并对他们的思想行为产生终身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纯粹休闲、消遣、娱乐而不影响人的心灵的文艺是没有的。但是由于我们受过去把意识形态政治化、纯理论化的思想的影响，往往把当今社会流行的那种所谓“满足私人生活空间需要”，“以一种轻松的方式为大众提供文化娱乐”的所谓“大众文化”当作是一种疏离意识形态的纯娱乐文化。但是西方有些学者似乎不这样看，如霍克海默、阿道诺、马尔库塞等都认为这些所谓“大众文化”通过轻松娱乐实际上都是以资本主义的“虚假意识”在欺骗人和操纵人，从而瓦解大众的反抗意志，达到思想控制的目的。在我国则曾有人从相反的角度提出发展“大众文化”可以“起到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而以他们的意识形态来占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文化生活空间。不论他们论述的角度怎样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都说明了“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纯粹的“娱乐文化”是没有的。正是由于这些文化是如此全面、深入地融化在大众的生存空间，对大众的思想和行为起着强大而深刻的影响，所以葛兰西把“市民社会”整个地归入到上层建筑的范畴，并提出无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这对我们认识在把发展文化产业化的过程中如何坚持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的意义是有深刻的启示意义的。

【内容提要】意识形态的性质不仅是认识的，而且也是实践的。但由于我们过去对意识形态做纯认识论化和纯理论化的理解，使得我们对意识形态的实践本性缺乏应有和足够的理解。实践只能是人的实践，是在人的需要、意识、情感的推动下进行的，所以意识形态也只有融入大众、融入日常生活、融入社会心理、融入个人意识和人格无意识，才能转化为实践的精神动力。文艺则集中而生动的体现了意识形态的这一特征。

意识形态个人心得体会篇6

【关键词】意识形态、认识与实践、社会心理与个人心理、社会主义文艺

一

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论支点。这是因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中反映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和思想要求、利益、愿望的那一部分思想观念的总和，在阶级社会中，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都是先在的，就像葛兰西所指出的，“是由每个人从其进入这个意识的世界之时起，就自动陷入的许多社会集团所强加的”（P.233）。人们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进入一定文化、接受一定意识形态的过程。阿尔都塞也认为只要一个人进入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落入到“巨大的意识形态的襁褓”之中，他的思想和行动无不受一定意识形态的支配和规范，所以他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文化客体”，是人们必须接受的赠品。出于对意识性质以及它与人的思想、行为之间关系的自觉认识，马克思主义才从根本上把文艺界定为一定社会意识形态，并要求无产阶级文艺自觉地担当起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以社会主义精神来教育和鼓舞人民大众的历史使命。因而意识形态性也就成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思想灵魂。

正是由于这样，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这个命题自它提出之后就遭到许多“纯艺术论”的倡导者的反对，新时期以来，在我国文艺理论界也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和否定，以致有些文艺部门的领导也回避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不敢理直气壮地坚持文艺的意识形态性问题，这实际上是在思想上放弃了对文艺的领导。这些年来，我们的文艺事业在走向繁荣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与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完全背道而驰的创作倾向，起着腐蚀人们的意志、毒害青少年的灵魂、败坏社会风气的作用，这显然是与文艺界所出现的一股淡化和消解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思潮是分不开的。

这股思潮在我国出现自然不是没有原因的，分析起来大概有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受了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想的影响。自上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有些思想家就竭力否定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否定意识形态与现实社会中个人存在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意识形态直接等同于国家意识形态，等同于一个纯粹的政治性的概念，并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而纯粹是一种意识形态，断言随着剧变，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也宣告终结。这观点很契合我国某些长期以来深受极“左”思潮压制和饱受“”文化专制之苦的作家和批评家的思想和心理，他们也就趁我们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之机，以批判文艺界的极“左”思潮之名，跟着在我国掀起一股否定和消解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思潮，试图以文艺是一种“美”、一种“文化现象”来取而代之。这些观点在理论上自然是经不起分析的，因为“美”不可能完全脱离“真”和“善”而独立存在的，所以审美评价和审美选择在根本意义上来说无疑是一种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因此审美观的差异说到底就是一种价值观的差异，它是不可能与意识形态完全没有联系的。另一方面，也与以往我们对意识形态理解上的片面性和不确切性是分不开的，这种片面性和不确切性具体表现为：一是纯科学的倾向，亦只是从意识论、认识论的观点，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反映被反映关系的角度，来说明意识形态的性质，对于意识形态的价值属性和价值内涵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和阐明。意识形态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意识，它作为反映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们的思想要求、利益、愿望的那一部分思想观念，是属于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和社会集团的信念体系和行为规范的范畴的，它的任务就是为了凝聚人的思想，把人的行为引导到同一的方向、共同参与到对社会的变革实践。所以，它不仅有认识的属性，同时还有价值的属性，不仅有理论的功能，同时还有实践的功能。这些方面，葛兰西、阿尔都塞和晚年的卢卡契都曾有不少合理论述和发挥，并得到西方学界较为广泛的认同。如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作为表象体系之所以不同于科学，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中实践——社会的职能比理论的职能重要得多”。卢卡契认为意识形态的“目的是使人的社会实践变得有意识有活力”，“所有意识形态所面临的决定性问题是：Wastan（做什么）？”《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解释意识形态时也认为它是“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的一种形式。其中实践的因素与理论的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观念体系，旨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这些见解都是值得重视的。但是在我国过去，可能为了与马克思、恩格斯早年以意识形态所指代的“虚假的意识”，亦即指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合法的统治而制造出来的一种虚幻的价值观念划清界线，在阐述意识形态时都侧重于从它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方面，亦即认识论的、科学性的观点来进行发挥，而忽视从实践性的、对社会变革的功能方面来进行理解，这就把意识形态实证化了、认识论化了、纯科学化了。这理解显然是不够全面、准确的。二、是纯理论的倾向，侧重强调意识形态是自觉反映一定社会存在的思想（理论）体系，而无视它与社会心理、个人心理和日常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认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自觉的思想观念，不但是从对社会心理加工、提升而来，如同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是以社会心理为“共同根源”的，同时还表现为只有经由社会心理，意识形态才能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样，就把意识形态混同于意识形态理论和意识形态科学，视意识形态为远离生活、高高在上、只是少数意识形态专家在研究的纯思辨的、理论形态的东西。尽管我们在理论上都承认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之间是相互影响并积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但由于对这种反作用的内在机制和内在环节没有足够的注意和深入的揭示，从而使得我们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抽象的理论说明上，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几乎显得无所作为。而我们之所以强调要真正阐明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反作用的道理必须深入分析揭示它的内在机制和内在环节，就是由于马克思所说的：“思想从来也不超出世界秩序的范围”，因为思想不可能直接打破现实关系实现对社会的变革，所以“思想根本不可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这表明意识形态总是以现实的人为物质载体的，它要在现实中发挥作用，首先必须融入生活、融入大众、融入社会心理、融入人们的人格无意识之中，唯其这样，它才有可能转化为一种实践的精神动力。在这方面，葛兰西、赖希、弗洛姆等人都曾做出许多有益的探讨，如葛兰西提出：必须革除“哲学是一种奇怪而艰难的东西，认为它是由特定领域内的专家或专业的和系统的哲学家所从事的专门理智活动”的观念，“不应把所谓‘科学的’哲学的东西，同只是观念的和意见的片断汇集的、日常的和大众的哲学分割开来”。他批评当时意大利流传的以克罗齐和金蒂雷为代表的“内在论哲学”，认为它的最大的缺陷之一就在于：“它们不能在上层建筑和底层之间、‘普遍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这些探讨对于我们克服对意识形态理解的纯科学、纯理论的倾向，全面、深入理解意识形态性质，实现意识形态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是有突出贡献和积极意义的，它应该被吸收到我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中来，并作为我们探讨文艺意识形态性的重要理论依据来加以研究。

二

鉴于以上认识，我认为，要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有一个准确、全面的理解，就必须从克服以往对意识形态理解上的纯认识论化、纯科学化和纯理论化两方面入手。首先是纯认识论化、纯科学化的倾向。

对文艺的性质作纯认识论化和纯科学化的理解在我国由来已久。早在“五四”时期，有些作家和理论家在介绍西方现实主义（当时叫“写实主义”）的时候，就没有分清现实主义和在实证论哲学和实验医学理论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自然主义之间的差别，把现实主义混同于自然主义，认为它是“经过近代科学洗礼的最值得提倡的写作态度和方法”。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随着苏联文艺理论的引入，当时苏联广为流传的“文学和科学、哲学一样，都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和认识，所不同的只是文学通过具体形象达到客观真实”的文艺观，更是被当作文艺的经典定义被我国文艺理论界所接受，以致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与六十年代初，我们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编写我们的“文学概论”教科书，把文艺的性质界定为意识形态时，根据当时哲学界对意识形态的流行观点，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也完全作了纯认识论和唯科学主义的理解。如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一开篇对“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如何”这一问题的回答时认为它仅仅就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基于这样一种理解，以往在我国流行的前苏联的文艺观，也就很自然地被吸收和整合到我们对文艺意识形态性的解释中来，致使纯认识论与唯科学主义的文艺观长期以来成为雄霸我国文艺理论界的一种主导观念，至今影响尤存。

要说明的是：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性质纯认识论话，并非认为文艺不是社会生活的反应，因为一切艺术的东西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从根本上说都是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生活，只不过认为文艺的反映与一般的认识，特别是科学（非意识形态）是不同的，所以，把文艺意识形态性做纯认识论的解释，不仅从普遍性层面上不足以揭示意识形态本身的内容，而且在特殊性层上更与文艺的特性相悖。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所昭示的任何事物的性质都是多重的，相对的可以区分为普遍性和特殊性两个层面的思想，同志提出：“对于事物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这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那么，文艺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殊点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由于作家的审美反映所赋予文艺的审美特性。审美不同于一般的认识，它是以主体的审美情感为心理中介与客体建立联系的。这种情感的反映形式决定了它与一般的认识具有以下不同的特点：就反映的对象来看，认识的对象是不以主体自身利害和好恶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是事物的实体属性，而情感作为人们面对客观事物所引起的态度和体验，总是以事物能否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物质的和精神的）为转移的，它反映的是主客体之间的某种关系，是事物的价值属性；就反映的目的来看，认识既然是为了达到对事物客观属性的把握，它所要判明的是“是什么”，目的是给人以知识，而情感反映的对象既然是事物相对于人的需要而言的，因而它离不开人的喜好，它要判明德不仅是一个真与假、而且是一个善与恶、美与丑的问题，所要把握的不仅是“是什么”，而更是“应如何”；就反映的方式来看，由于“是什么”是事物的一种客观属性，它一般通过陈述判断的形式表达出来，一般是以概念、抽象、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的方式来加以表述，而情感反映的由于是“应如何”，是人们对事物的一种评价、选择、意识和愿望，所以是以形象思维的方式表达出来。正是由于情感反映不同于一般认识反映的这些特点，使得文艺作品看似像实际生活那样不带任何主观倾向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实际上无不蕴含着作家对现实人生的态度、评价、理想和期盼，在不同程度上无不打上作家思想倾向的烙印。尽管历史上有些作家标榜他是纯客观的，但只要他被自己笔下的人物和事件感动了，他就不仅会把自己的思想倾向融入作品，而且由于情感机制的激发，还使得作家自己长期潜伏在心灵深处，支配、驱使着自己行动的那种潜意识的追求、企盼和梦想也都浮现出来，在作品中得到集中的流露，从而使得表现在作品中的思想内容往往比作家所意识到的要深广得多。所以，出现在作家笔下的艺术形象往往也就成了作家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的载体，一种他内心期盼的“应如何”的人生图景。“应如何”是一个理想的尺度，它是需要通过人的行动去争取的，所以就其性质来说是一种实践的意识。当然，对于这种实践意识，我们不能像西方现代人本主义那样把它完全主观化和个人化，看作只是作家个人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意向和精神向往；这是由于意识有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之分，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向来是指社会的意识、集群的意识而言，而非纯粹个人的意识。所以在实际的文艺作品中，这种“应如何”的人生图景虽然以作家个人理想、愿望、企盼和梦想的形式表现出来，但由于作家是社会的人，他的思想情感总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在接受社会的教育和熏陶过程中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这样那样地受着他所处的特定的社会关系所制约的，因而在他的作品中也必然这样那样地以个人的形式反映着一定社会、时代、集团和群众的思想愿望，如同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伟大作家“最主要的个人特性，‘最高的独创性’表现在这里，就是他在自己的领域里比别人更早或更好、更充分地表现了他那个时代社会的或者精神的需要和憧憬”。愈是伟大的作家，他与社会、时代、群众的这种联系也就愈紧密、愈深刻。所以，就文艺的性质来说，毫无疑问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的。

正是由于这样，这就决定了一切进步的文艺作品也必然像其他进步的意识形态一样，在社会生活中都起着凝聚和团结群众，激励和支配人们的行动，把人们的行为引导到同一方向，共同参与和投入到社会变革中去的作用。列宁在会见埃森时提出“真正的文学”应该“教导人、引导人、鼓舞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文艺“要使群众警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号召作家“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造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都是基于对文艺意识形态性的这种实践性的内涵的理解而提出来的，都表明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所彰显的文艺不只是对现实的反映，同时也是对社会的介入。因此作品从作家手中完成，它的价值还只是潜在的，只有通过读者阅读，把作品中的思想情感转化为读者的思想情感，并在读者的行动得以落实，作品潜在的价值才转化为实在的价值。这就要求我们把文艺不能仅仅看作是一个“实体性的定义”，同时还必须看作一个“功能性的定义”不能仅仅从作家创作及其成果一维，而且还必须从读者阅读及其功效一维来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我们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才会有全面而深入的理解。

三

我们指出意识形态就其性质来说不仅是认识的而且是实践的；而实践是人的实践，它总是以人为物质载体的。在对人的理解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黑格尔等德国思辨哲学家把人看作是一种“无人身的理性”，认为他首先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这样，实践也就不像黑格尔所理解的是一种抽象的理念运动，而首先是一种感性的物质活动，同时也决定了实践不仅仅是由理性观念所支配的，同时还必须要有一种感性心理能量，如人的需要、动机、情感、意志等因素所驱动。所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意识形态不仅是认识性的，同时也是实践性的话，那么也就等于表明了意识形态不是纯理论的，它与社会心理以及它的具体表现领域——日常意识、个人意识和人格无意识有着先天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虽然同属于社会意识，但却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一般来说，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自觉的、理性的意识，通常以一定思想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社会心理是一种自发的，感性的、亦即融化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未经分化、加工、定性的经验水平的意识，通常以一定社会群体的感觉、情绪、意志、愿望以及社会的风尚、习俗等形式表现出来。它们的关系是：一方面，意识形态是通过对社会心理的加工、改造提升而来，以社会心理为“共同的根源”；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心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最为直接、紧密，是一种日常的实践意识，它作为人们“行为的调节器”，直接支配和决定着一定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以，意识形态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也就必须经由社会心理。若是只停留在理论宣传而不能转化为社会心理，意识形态也就很难成为在实际生活中激发和推动人们行为的精神力量，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也就无从谈起。

社会意识与社会心理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首先被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拉布里奥拉和普列汉诺夫所发现。如拉布里奥拉在谈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时，就竭力反对庸俗的经济唯物主义那种“非常粗糙和直线式的表达和说法”，强调“在力图从社会条件中引出作为它们思想表现的第二性成果（如艺术和宗教）之前，必须在研究某种为了一定变化的社会心理学方向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某种本领。”并反对把意识形态仅仅理解为某种“教义和体系”，如在谈到道德时，所强调的就是“那种平常在一般人的爱好、风俗、忠告、判断和评价中以经验的和日常的形式存在着的那种道德”。普列汉诺夫对拉布里奥拉的关于“社会心理”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中介这一学说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断言：“要了解某一国家和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有知道它的经济基础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是没有精细的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因此社会心理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科学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而之所以这样，就是由于文艺是以作家的审美情感为心理中介来反映生活的。在现实生活中，引发作家创作冲动的首先并非是他理性上认识到的，而是他心灵所直接感受到、体验到的东西。这就决定了文艺在作品中所表达的并非某种抽象的思想观念，而是现实世界中人的意志、愿望、企盼、梦想等活生生的心理事实，所以列宁在把列夫·托尔斯泰比作为“俄国革命的镜子”时，特别强调他是“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来的时候所具有的思想情绪的体现者”，“通过他的嘴说话的，是整个俄罗斯千百万人民群众。”文艺作品与社会心理这种紧密的内在联系，使得它虽然不像其它意识形态那样致力于对社会心理作理论上的概括和提炼，但它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却是最直接、敏锐，也是最丰富生动，因而也最有利于我们认识它所反映和产生时代的社会现实。孔子很早就提出了“诗可以观”，所谓“观”就是“观风俗之盛衰”。所以《乐记》中以“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来说明文艺是“生人心者”，即一定社会心理的反映。这在现在看来还是正确的。

意识形态个人心得体会篇7

布哈林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他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机关报――《真理报》主编一职，长期分管苏联意识形态工作。他在1921年写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一书，这本书原是要向广大干部和群众系统介绍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通俗教材，但是，“在某些相当重要的地方，作者没有采用对问题的通常解释；在另一些地方，作者认为可以不局限于人所共知的一些原理，而是把他们进一步加以发挥。”[1]2在布哈林看来，理论的停滞不前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那么，布哈林究竟在什么方面加以发挥，又是如何对问题做出“不寻常”的解释呢？其中一条就是社会心理，这是布哈林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的理论贡献。马克思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时对社会心理有过论述，他认为社会心理是低层次的社会意识，具有零散的、不系统、非理论化的特征。他肯定社会心理作为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对社会存在、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没有系统研究过社会心理，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心理’的概念，只是将社会心理思想包含于唯物史观的有机框架之中”。[2]76这个观点符合事实。然而，布哈林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下阐发了较为完整的社会心理思想，这个事实也曾经被我们所忽视。研究布哈林社会心理思想，有助于抓住社会心理的内核，加深对唯物史观体系中社会心理的认识，对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有所启示。

二、布哈林社会心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布哈林是第一个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明确地给社会心理下定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分析了社会心理的特点，研究了社会心理的显著形式――阶级心理，用形象化的语言说明了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

1、社会心理的内涵及其特征

布哈林认为，社会心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心理是指不论何种心理意识只要形成一定的社会规模就可称之为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又称为集体心理或社会上的心理。狭义的社会心理是指占统治地位的、以单个人相互影响、交互作用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没有系统化的思想、观念、情感和生活习惯等。

社会心理具有两大显著特征：第一，社会心理具有未系统化的特征。布哈林指出，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于系统化的程度。社会心理未经人们深思熟虑过、没有经过任何加工整理的一种思想、情感、情绪、生活习惯，以杂乱无章、闪念的、片断的方式存在于人的头脑中，因此，也称“日常思维”。第二，社会心理具有复杂性的特征。这种复杂性表现在：一是社会意识种类繁多，如阶级心理、集团心理、职业心理等。二是属于同一个社会集团的人们会有不同的社会心理。比如在工人阶级内部就存在掌握高度技能的工人贵族、受过普通训练的工人和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工人（壮工）等，他们的社会心理就存在差异。三是一些内容完全不同的社会心理可能会在形式上相同或相近。比如在激烈的阶级斗争情况下，敌对的两个阶级有着完全不同的理想、愿望、情感、诉求等，“而它们的心理的形式――异常的激情、急躁性、斗争狂热、甚至英雄心理的特殊形式，又可能相当近似。”[1]249

2、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心理

布哈林指出，社会心理在狭义上是指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心理。“在每个特定的时期，都存在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感情、情绪的潮流，占统治地位的心理”。[1]246这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心理有两大要素：一是具有共同的心理特征，二是统治阶级的心理。

（1）共同的心理特征。共同的心理特征是指不论任何阶级都具有共同的心理特征。布哈林举例说明，在封建社会，地主和农民尽管是处境极其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两大阶级，但是，他们可以具有共同的心理特征，如“崇尚古风、因循守旧、讲求传统、崇拜权威、‘畏惧神灵’、思想停滞、不喜欢一切新事物，等等。”[1]246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地主和农民都生活在发展缓慢、人口流动很小的社会里；另一方面，地主阶级在封建生产关系中处于统治地位，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封建生产方式里，农民又处在家庭生产单位中的统治地位。因此，不难理解，两个完全不同的阶级会有诸多共同的心理特征。可见，共同的社会环境和相似的经济组织是形成共同心理特征的重要条件。

（2）统治阶级的心理。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心理往往就是统治阶级的心理。在探究统治阶级心理时，布哈林首先分析了阶级心理的形成。阶级心理是社会心理中最主要、最鲜明、最凸出的一种心理形式。无论统治阶级心理还是非统治阶级心理，都是建立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生活条件总和的基础之上。在众多条件和因素之中，经济因素特别是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结构在形成阶级心理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阶级心理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布哈林指出，“统治阶级拥有在其他阶级中形成、‘制造’心理的强大手段。”[1]247统治阶级的心理“对整个社会生活显然起着定调子的作用，使其他阶级也受自己的影响。”[1]246

3、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布哈林指出，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首先，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于系统化的程度。“意识形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各种要素即思想、感情、感觉、形象等等更具系统性。”[1]252其次，社会心理可以转化为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是意识形态的贮存器。社会心理是制作意识形态的材料，经过加工制作、系统化了的社会心理就是意识形态。布哈林形象地指出：可以把社会心理“比之为食言溶液，从中渐渐沉淀出意识形态的结晶”，“意识形态就是社会心理的凝聚物。”[1]252最后，社会心理的变化会影响到意识形态的改变。实际上，随时都在发生社会心理凝聚或凝结为意识形态的连续过程。所以，这就不难理解，随着社会心理的变化，意识形态也会发生变化。

三、布哈林社会心理思想的当代启示

随着时代变换，人们的社会心理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工业时代加速向信息时代转变，人们面临全新的社会环境，影响和制约社会心理的因素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布哈林虽然是在一个世纪前提出了社会心理思想，但是，他的思想抓住了社会心理的内核，可以无惧时光流转，以其理论光辉依然照耀当前。

（一）准确把握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契合点，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

当前，主流意识形态要不断增强引导力，必须准确把握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契合点，它不仅是两者的交汇点，更是意识形态的着力点。这个契合点必须符合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不能脱离社会心理。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本身处于交叉融合的状态，正如布哈林所说：“从心理到意识形态之间并没有一块界碑上面刻着‘严禁入内’的字样。”“这里并不一定能指出明确的界限。”[1]253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成为脱离群众心理接受能力和范围的形而上的东西，那么，它只能束之高阁、成为供在象牙塔里的“精神贵族”。要想增强意识形态的引导力，意识形态本身必须要“接地气”，即贴近群众生活、联系群众实际、反映群众愿望、表现群众情感，深深植入社会心理，“通过对社会心理的回应、吸纳，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契合度，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3]6二是必须克服社会心理的缺点。布哈林指出，社会心理与科学思维相对立，“这是一些知识的片断、杂乱无章的思想，其中存在大量的矛盾、闪念和古怪想法。”[1]244如果人民群众这种非理性、不科学的思想、愿望、情绪放任自流、不加引导，可能成为一团不符合社会整体价值的火焰最终吞噬社会本身。意识形态的职责就在于将统治阶级的观念道德和行为规范内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意识和行动。布哈林强调，社会心理“应当加工整理，经过剖析、检验、排除矛盾，只有这样，才能变为科学。”[1]244三是适当高于社会心理。意识形态的引导力来源于理性的光辉，所谓理论化、系统化就是不断揭示规律、抓住事物根本的接续过程。这正是意识形态的魅力所在。“意识形态要在社会主体的实践活动中体现凝聚力、吸引力，就需要……将实践中有利于社会整合、凝聚的一切积极有益的思想内化其中。”[4]55所以，仅仅停留在社会心理阶段不可能引导社会心理。意识形态必须在科学性上高于社会心理，凭借理论的彻底性吸引和说服民众按照意识形态提出的规范和要求自觉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5]9

（二）搭建新媒体时代网络交互平台，促进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之间交流互动

意识形态个人心得体会篇8

摘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是指人们自觉地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运作持有同向性情感和态度，内化为个人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并外化为个人行为的过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基础、国家安全和人民安居乐业。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因素：西方世界掌握话语霸权；社会文化多元化；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缺失、行为失范；意识形态教育方式单一。

关键词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影响因素

法国哲学家特拉西在《意识形态原理》中最早提出了意识形态一词，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的科学”。自此以后，意识形态概念在欧洲广泛流行开来。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846年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其诞生的标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批判继承黑格尔辩证法、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未曾对意识形态做出明确的界定，但明确指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可以说，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观念上层建筑，是一定阶级、社会集团所倡导的维护自身利益的思想体系，并以其作为理想信念、行为规范、价值取向的思想基石。意识形态认同是人们对一定阶级所提倡的思想、理念、价值的认可、接受、遵从，不仅仅是人们对意识形态的简单同意和接受，而且是人们更深层次的心理倾向、情感归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即是指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2]简言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指人们自觉地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运作持有同向性情感和态度并内化为个人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并外化为个人行为的过程。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与党的执政地位、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基础、国家安全和人民安居乐业密切相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实践性和理论性、阶级性与科学性、批判性与继承性相统一的理论体系，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接受和认可。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却面临诸多挑战，其吸引力、控制力、整合力、凝聚力、规范力不断下降，认同危机逐步显现。当下，我国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期，培养、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是应对诸多挑战、化解危机的重中之重。为此，有必要分析制约、影响、消解人们认同的主要因素，以便使该问题得以切实有效的解决。

一、西方世界在价值观上的话语霸权削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

从当今世界话语权角度看，西方世界掌控着价值观话语霸权，而中国的价值观话语，尤其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处于相对微弱的地位。西方世界在价值观上的话语霸权消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这种霸权首先表现在语言和技术领域。众所周知，工业革命不仅巩固了资本主义在各国的统治地位，而且促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各国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综合国力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也使得以英语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国家语言逐渐由一个小语种变成了一种国际语言。语言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问题，它是一个国家文化和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同时，英语借助于互联网这种新型的信息传播技术成为占据互联网信息的主体，而我们的中文信息仅限于很小的一个比例，以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主的信息在其中又是很小的一个结构组成。在我国，英语的教育和重视被放在了一种极不适当的高度,英语被无限拔高其社会价值的同时，却是许多青年人中文素质一定程度地衰退。同时，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影视大片以一种娱乐的方式悄然传递着美国文化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在人们思想中“制造”着一种虚幻的“美国梦”，并进而使人们从心理深处产生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同，却对本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怀疑。

作为一个社会的思想灵魂和精神依托，尽管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具有真理旨趣和文化基石的特质，加强意识形态教育也取得重大成效，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没有真正内化为整个社会及其成员的价值核心，还未成为社会的精神向度和自觉的信仰追求,未曾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然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凭借其发达的综合国力以及国际上的领先地位，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历史“契机”，借助娱乐文化、网络媒介，大力宣扬意识形态终结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特别是借助当下十分流行的“普世价值”论这种貌似“人类普世话语”的表达方式兜售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种种行为，反映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与渗透，压缩着原先就已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存空间，在世界话语体系中把持了价值话语霸权，进而降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度。

二、多元文化格局影响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联系日益密切，在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大环境中，我国社会文化也呈现多元化格局。多元文化产生的影响有利有弊，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极大丰富文化信息的内容和数量，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增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告别了前现代时期的文化信息短缺状态；另一方面,相比原先的闭关锁国政策而言，本民族文化面临着巨大挑战。没有一定的开放和汲取，故步自封，文化是发展不起来的，但多元文化格局确实威胁本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同时，消费主义、实用主义、娱乐主义等具有极大负面作用的大众文化借助网络媒介和市场经济迅速崛起。虽然我国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但马克思主义受到大众文化的冲击，以其满足和整合人们精神需求的难度加大。部分人们的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将其原因归结到中国一元化指导思想上，开始误解、扭曲甚至诋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广大青少年正处在成长阶段，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尚未完全形成，他们缺乏相应的社会实践经验，缺少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正确的、全面的认识。一些不良文化利用青少年的成长期，宣传片面的、不科学的思想，俘获了相当程度青少年的价值认同。“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3]不良文化不仅降低部分青少年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而且思想支配行为，进而误导部分青少年的实践活动，阻碍其健康成长，甚至影响未来整个社会的发展。

主流文化具有引导人的思想，规范人的行为的重要功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是现代化建设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不良文化不仅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和交往方式，而且极大地冲击了主流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导致主流文化心理和政治价值在个体生活中由“中心”走向“边缘”。与其承担文化建设的社会功能相比，呈现出尴尬的破碎化形态。这种地位的变化，投射到社会整体层面，表现为意义感丧失、归属感失却、整体性浮躁、存在性焦虑以及人们精神家园的沦陷、心灵空间的萎缩。由此，从社会文化环境层面，缩减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文化资源，祛除了社会依托，冲击了文化环境基础。这种社会宏观的沦陷直接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处于一种空心化的境地，从而严重影响人们对其发自本心的认同。

三、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缺失和行为失范挫伤人们的情感认同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对党的思想体系的接受和认可即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党和国家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是由广大党员干部制定，并由党员干部率先宣传、落实、践行的，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及行为规范现状直接影响人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

建党90 多年来，我国的国情发生翻天覆地大变化，党情也随之发生巨变。部分党员干部受内外条件的影响，缺失理想信念，滋生腐败思想导致行为失范，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带来诸多挑战。一方面，部分党员干部严重缺失理想信念，挫伤人们的情感认同。党员干部的理论内涵、世界视野、与时俱进的精神以及为人民服务的高尚道德情操等，对于新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具有重要的带动、示范作用。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同心同德迈向前进，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支撑。”[4]然而，在理想信念上，部分党员干部不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坚持无神论，反而信封建迷信、信鬼神，一定程度上诱发人们对“四信”产生危机即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党和政府的信任危机、社会主义的信念危机、改革开放的信心危机。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5]部分党员干部由于缺失理想信念，不仅丧失了自身经受住考验和抵制风险的精神支柱，甚至诋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其规范力和感召力被削弱，极大地挫伤了人们对其情感认同。

另一方面，部分党员干部行为失范，没有发挥表率、榜样作用反而呈现负面影响，挫伤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在中华民族迅速崛起的今天，党员干部在群众中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尤为重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带头学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感召群众、带动群众。”[6]党员干部表现出的正能量、先进性、榜样作用能有效地增进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相反，倘若部分党员干部没有以身作则，呈现负面性和证伪性，那么就很难激发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改革开放30多年，社会利益阶层发生很大变化，一些党员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官商勾结，以权谋私，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脱离群众基础，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当下，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失去先锋模范作用，党内的腐败事件不断发生，导致部分人对党和政府的不信任。不少群众有了“仇富”“仇官”的心态，更有学者指出，不管党和政府说什么、做什么，人们都习惯地持怀疑态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必然遭到削弱。

四、我国意识形态教育方式单一、重理论轻实践的现状必须改变

部分人对意识形态的误解、疏远、反感、偏离，来源于教育方式的单一枯燥、机械僵化。我国意识形态教育主要采用的是以单向灌输为主的方式，在重复、强制灌输教育的过程中，教育者忽视了教育对象的主观能动性，缺乏对其心理把握，缺少对其现实关怀，不能与教育对象的现实生活相联系。由此，人们处于被动受教的地位，自然不能从情感上、心理上认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甚至还可能产生逆反情绪。此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体内容解读不到位、不全面，也是消解人们对其认同的关键因素之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大部分内容抽象、晦涩难懂，难以用简洁的语言形象化、具体化地表达出来，也缺少与其他学科的交流融合、缺少对当代东西方文明的借鉴。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感到困惑，理解不到位，从而产生片面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引发认同危机。

就理论与实践统一的维度而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讲，在很大程度上还囿于一种纯理论的叙述状态。因重理论轻实践，在解决现实问题时，缺少说服力、回应力，人们必然对其表示疑惑。意识形态必须反映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也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好，如果不能反映活生生的现实实践内容，不贴近人民群众，不能从13亿人民所努力推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来寻找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那么，它就必然不能说明现实生活，也必然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因缺乏生命力而被人们所抛弃。因此，这就要求党的理论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人们的社会实践，深入人们的工作空间、生活空间，知道人们心中所思、所困和所欲。具体分析、研究、解决人民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才能使人们从内心深处产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另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严重挫折而处于低潮的当下实际，使得人们对共产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也缺乏足够的信心，削弱人们对其认同。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是一项系统工程，整体意义上的认同是一个主客观因素双重建构的过程。只有清醒地认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所面临的客观环境、所需要的主观条件，并分析影响认同的因素，进而提出相应对策，才能有效指导意识形态建设实践，从而切实增强人们对其认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2]郑永廷，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5.

[3].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05(02).

[4].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锲而不舍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N].人民日报,2015-03-01(01).

[5]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6.

[6].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N].人民日报,2014-02-2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