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法律范文

网络法律范文第1篇

随着互联网在人们生活中的普及，网络婚姻这一新兴名词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如何界定网络婚姻，它与现实中的婚姻有何区别及联系，网络婚姻是否出现了法律适用的空白，法律应对网络婚姻如何规制？网络婚姻不仅引发伦理道德争议，也在法律上引起了许多争议。

现行的婚姻法及解释并没有明确规范网络婚姻的具体条款，因此，针对网络婚姻这一社会现象学者们纷纷发表各自见解。但是这类文章大多是从伦理道德或社会学角度解读网络婚姻，多注重研究网络婚姻产生的社会伦理基础以及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即使是从法律层面出发，学者也是多倾向于强调网络婚姻在法律适用上的空白，并呼吁立法者尽快制定相关法律对这类问题进行规范。对于如何运用现行的法律去解决网络婚姻带来的法律问题研究者甚少。

对于法律人来说，面对某类社会问题的出现，首先应考虑的是如何在现行法律体系下运用已有的法律规范去解决它，而非动辄就要立法。本文在对网络婚姻引起的法律争议进行分析后，主张以现行婚姻法制度及法律条文对网络婚姻进行规制。虽然网络婚姻这一现象是新产生的，但我国现有的法律足以解决。盲目冒然地立法只会是对法律资源的浪费以及破坏现行婚姻法体系完整与统一。

对于本文所要讨论的网络婚姻有几点需要说明，首先，时下对网络婚姻的理解主要有这几种：一是以网络为媒介，通过网络认识、交流最终发展为现实的婚姻。二是在网络上向虚拟的登记机关申请“结婚”，领取“结婚证”，从而结为虚拟夫妻。在此基础上分为两种情况，其一，现实中无合法配偶者与他人在网上结婚；其二，现实中有合法配偶者与他人在网上结婚。本文所要探讨研究的是最后一种情况，即网络婚姻中一方或者双方在现实生活中有合法配偶，与他人在网上通过某种程序“登记”结为网络上的“合法夫妻”。其次，本文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在讨论网络婚姻引起的法律争议及如何规制时，仅限于借助网络平台与网婚对象进行虚拟化交往的行为，不包括由网络婚姻的虚拟交往行为发展到现实生活中实际交往行为。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与网婚对象为某些违背婚姻法之行为，如通奸、同居、重婚等，显然属于婚姻法的调整范围，没有任何争议，因此无讨论的必要。

全文共有三章，第一章是网络婚姻的概述，第二章简述网络婚姻引起的法律争议，第三章则是如何对网络婚姻进行法律规制。

网络婚姻概述

·网络婚姻的来源及定义

网络婚姻源自近几年新推出的一种“网婚”游戏，游戏参加者通过在某些网站的虚拟社区中注册申请，组建一个完全虚拟化的“网络家庭”，进而在虚拟的世界中进行婚姻家庭生活的体验。这是一种只能借助网络而存在于现实婚姻家庭生活之外的，局限于精神交流层面的“婚姻形式”，主要就是游戏双方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的交流互动，在网络中达成某种合意后，双方在网上通过向虚拟的婚姻机构申请结婚、领取虚拟结婚证、举行虚拟婚礼后，缔结成“婚”，“居家”过日子。总而言之，就是在网络上对全真模拟，这一类型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网络婚姻”了。

如前文所言，网络婚姻是指有配偶者用虚拟身份与他人通过网络平台，向虚拟机构申请结婚从而建立起的虚拟配偶关系。

·网络婚姻的特点

由于网络婚姻是借助于网络平台所产生的，它具有如下特点：第一，网络婚姻的符号互动性和无性化。第二，网络婚姻的不真实性和隐密性。第三，网络婚姻中夫妻关系的非对偶性。第四，网络婚姻的非伦理性和非理性。

·网络婚姻与现实婚姻的联系及区别

网络婚姻是对现实婚姻的模仿。首先，结婚条件的模仿。现实婚姻的成立，婚姻法规定双方须有结婚合意、须达到法定婚龄、禁止重婚、禁止一定范围内的血亲结婚。网络婚姻的成立也须遵守一些游戏规则，如有的虚拟社区声明发帖超过200个者即为成年男女、双方结合须自愿、禁止重婚、禁止同性结合等。第二，结婚程序的模仿。婚姻法规定登记是婚姻成立的法定程序。网络婚姻也要履行登记手续，即在虚拟社区的结婚登记处登记。

网络婚姻与现实婚姻有本质的不同。现实婚姻中，申请结婚的男女双方经婚姻登记机关批准登记后产生法律上的效力，否则就是非法的或无效的、可撤销的。网络婚姻完全是虚拟的，具有隐匿性的双方依赖图文符号的互动完成结婚过程，无须背负婚姻的义务与责任，因此，它不是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婚姻，谈不上丝毫的法律效力。

网络婚姻引起的法律争议

·网络婚姻是否构成婚姻法上的重婚

前几年某些法院曾受理过特殊“重婚”案件，丈夫在网上与他人“结婚”并共同抚养一个“孩子”，妻子以丈夫涉嫌重婚罪为由，将其告上了法庭，并要求得到丈夫的精神赔偿费。

我国现行婚姻法对于重婚的定义有两种，其一，是指法律上的重婚，即有配偶者与他人结婚。当然，此处的结婚是指符合法定结婚条件的人经过法定程序登记成为夫妻的法律行为。网络婚姻显然不属于这类情形。其二，是指事实上的重婚，即有配偶者虽未与他人经法定程序登记结婚，但与他人公开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形成被他人认可的婚姻关系。事实上的重婚有两个要素：第一，以夫妻名义对外公开在一起；第二，两人必须共同生活。首先，网络婚姻存在于网络这一虚拟平台上，“夫妻”二人的姓名、年龄、身份，甚至性别等信息均为虚拟并非真实。并且“夫妻”身份也只是针对特定的网络社区公开，公开的对象也只是虚拟玩家，所以网络婚姻很难认定为以夫妻名义对外公开在一起。其次，参与网络婚姻的双方虽然可以通过虚拟的图文环境过所谓的夫妻生活，甚至生儿育女，但是所有的交往行为均只是建立在网络上，并没有进行现实的接触与交往，显然并没有共同生活。因此，网络婚姻并不构成重婚。

·网络婚姻行为是否违反夫妻间的忠实义务

网络法律范文第2篇

关键词：网络拍卖、网上拍卖、C2C、网络交易平台、责任

2004年中国个人电子商务市场波澜起伏，根据相关统计数据表明：网络拍卖用户人数由2003年的600万发展到2004年的1200万，市场规模较2003年实现217.8%的增长，全年成交金额达到34亿人民币。据保守预计，网络拍卖用户人数在2007年将达到3500万，市场规模应达到210亿人民币。网络拍卖（AuctionOnline）已成为一种引人瞩目的新交易机制，将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参与其中。但网络拍卖的法律地位不明，导致无法用法律规范网络拍卖行为。因此，研究网络拍卖的法律问题，对解决网络拍卖法律地位、交易纠纷、法律适用，网络交易服务行业自律和电子商务立法等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一、网络拍卖的主体资格分析

目前，在互联网络进行拍卖活动的形式、方式各种各样，主体较为混乱，大致有三类：1、拍卖公司。因技术、专业人员、资金等因素，目前只有非常少的拍卖公司能够单独成立网站开展网络拍卖业务，现阶段，拍卖公司的网站一般多用于宣传和信息；2、拍卖公司和网络公司或其他公司联合经营。这种形式包括拍卖公司之间为联合开展拍卖业务而合作建立的网站，其代表有“中拍网”、“嘉德在线”；3、网络公司。在我国以eBay易趣、淘宝网为首要代表。网络拍卖的主体资格指具有开展网络拍卖业务的资格，即能够成为网络拍卖的主体。现对以上三类在互联网络开展拍卖活动的主体进行分析，看谁具有网络拍卖的主体资格。

拥有经营性网站的企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将网站作为销售商品（服务）的工具（手段）；一类是将网站作为服务于他人从事在线交易的手段，从提供的服务中获得利润。本文称前一类网站为销售型网站，后一类为服务型网站。这两种分类可能存在着交叉。两者的主要区别为：

1、前一类网站设立人（企业）本身从事在线交易；后一类网站设立人本身并不从事在线交易。

2、前一类网站设立人的商业活动主要是在现实空间中销售商品（服务）；后一类网站设立人的商业活动主要是在虚拟空间（网络空间Cyberspace）中为他人提供服务。

3、前一类网站的设立人是利用网站进一步扩大业务，网上在线交易只是它开展业务的手段之一；后一类网站设立人是依靠网站为他人交易提供网络信息服务业务，网站就是它的唯一（主要）的业务平台。

4、前一类网站设立人并不仅仅是利用网站从事在线交易，还利用网站来提高企业知名度，获得声誉，进而吸引更多的客户。但它利用网络所提高的知名度和声誉更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企业在现实空间中的实力和商品（服务）质量；后一类网站设立人依靠网站开展业务，它的知名度和声誉一般来源于它在虚拟空间中提供服务的优劣程度。

从两者的区别中可以很清楚的得出拍卖公司单独建立的拍卖网站是属于销售型网站，因为它是将网站作为销售商品（服务）的工具（手段）；拍卖公司和网络公司或其他公司联合经营的拍卖网站，也属于销售型网站，因为它的性质和拍卖公司单独成立的拍卖网站的性质是一样的：两者都是拍卖公司为实现其现实空间中的既有业务而在网络空间上的延伸。拍卖公司和网络公司或其他公司的联合经营行为应视为他们之间的业务合作。这两者进行的互联网络拍卖活动只是传统拍卖在网络上的当然延伸。拍卖公司自身从事或参与了在线交易。拍卖公司、拍卖公司和网络公司或其他公司联合经营是不具有网络拍卖主体资格的。

网络公司的网站是属于服务型网站，网络公司在网络拍卖过程中处于第三方地位，它通过预先设计好的程序和网络拍卖交易平台为其会员、用户提供服务，网络拍卖的整个过程由买卖双方独立使用网络公司提供的服务来完成。据相关研究报告表明：目前，在互联网络进行拍卖的网站中，网络公司网站的访问量和市场份额占绝对的优势。法律界对互联网拍卖进行的探讨和思考基本上是针对网络公司的互联网拍卖业务，网络公司具有网络拍卖的主体资格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拍卖公司独立建立的拍卖网站、拍卖公司和网络公司或其他公司联合经营开办的拍卖网站的拍卖中，它们的操作规程、运作理念和《拍卖法》所规范的拍卖是一致的，它们的经营行为也完全符合《拍卖法》。即先接受委托人的委托，然后对拍卖标的进行审查，最后在网站上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拍卖，并收取佣金。而网络公司的拍卖网站采用的模式是其用户将拍品的信息上传到交易平台，网络拍卖的一切交易过程由网站的程序自动完成，网站方对拍品的质量、真实性、合法性等不进行实质性审查，亦不审查卖家出售物品的能力或买家购买物品的能力。

这里把在互联网络进行的所有拍卖活动定义为互联网拍卖，其种类有两种：一种是拍卖公司、拍卖公司和网络公司或其他公司联合经营为开展传统拍卖业务而进行的网上拍卖——指具有拍卖资格的主体单独或和他人合作将传统拍卖业务搬到互联网络进行的拍卖活动，是传统拍卖在互联网络的开展，即纯粹的在互联网上进行的传统拍卖。另一种是网络公司所从事的网络拍卖——指网络服务商利用互联网通讯传输技术，向商品所有者或某些权益所有人提供有偿或无偿使用的互联网技术平台，让商品所有者或某些权益所有人在其平台上独立开展以竞价、议价方式为主的在线交易模式。网络公司在网络拍卖中提供交易平台和交易程序，为众多买家和卖家构筑了一个网络交易市场（Net-markets），由卖方和买方进行网络拍卖，其本身并不介入买卖双方的交易。

根据以上内容可以认定只有网络公司开展的互联网拍卖业务才是网络拍卖。拍卖公司、拍卖公司和网络公司或其他公司联合经营进行的网上拍卖业务应当严格按照《拍卖法》进行运作，按照《拍卖法》的规定确定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及权利义务关系，因网上拍卖所产生的纠纷和解决都适用于《拍卖法》的调整。

二、网络拍卖的法律地位分析

网络拍卖自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伴随着争议，对于网络拍卖的法律地位，国内的主流观点认为：网络拍卖源于传统拍卖，并采用了类似于传统拍卖的方式或手段，所以网络拍卖就是传统拍卖的简单翻版。换言之，其认为网络拍卖实际上就是传统拍卖。但网络拍卖和传统拍卖有着本质的不同。

网络拍卖的交易方式主要类型有：从传统拍卖中演变来的网络英式拍卖、网络荷兰式拍卖；为适应互联网的特点和消费者的喜好而出现的集体议价(集体购买)、逢低买进、反拍卖（标价求购）、一口价等②。有的网站可能同时兼有几种交易方式。

因为网络拍卖中最主要、最基本的网络英式拍卖、网络荷兰式拍卖这两种类型（交易方式）及其表现的竞价形式和传统拍卖中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所采取的竞价形式极为相似，两者之间的相同点表现为：1、以竞价机制为核心。在交易过程中，物品的价格是由卖方先设定好（起始价、底价），由买方通过不断出价达到最终价格，如果这个最终价格不低于卖方交易前确定的保留价（即底价），交易成交；2、采取公开的方式。交易过程采取了公开进行的方式，以便更多的人参与交易，保证交易活动的公平、公正；3、最高应价者获得物品。交易过程中，竞价分为加价、减价两种方式。即两者都采取了表现形式相同的价格竞争机制，这种价格竞争机制的特点就是：公开竞价、物（权利）归最高应价者。我国《拍卖法》第三条规定：“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据此有人认为：“无论以何种名义，这种网上竞买就是一种拍卖活动，利用网络进行只是拍卖活动的载体改变，但不改变拍卖活动的本质特性。网络拍卖的所有类型（交易方式）都应属于传统拍卖模式的变种——网络拍卖的本质就是传统拍卖。”

这里对网络拍卖和传统拍卖中各方法律关系进行分析，从根本上明确网络拍卖的本质属性：

传统拍卖中，委托人和拍卖人之间是一种委托合同关系，作为受托人的拍卖人是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拍卖活动而不是以委托人的名义，委托人和竞买人之间不直接发生关系；在拍卖活动中，拍卖人与竞买人之间处于缔约关系，拍卖人在缔约过程中与竞买人形成的是拍卖服务合同关系；拍卖成交后，拍卖人按照约定向委托人交付拍卖标的的价款，并按照约定将拍卖标的移交给买受人，此过程中，拍卖人与买受人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而拍卖人按照约定向委托人交付拍卖标的的价款的行为标志着委托合同的完成。即一个完整的拍卖合同应该由委托拍卖合同、拍卖服务合同和买卖合同三部分组成。

网络拍卖中，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和卖方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值得思考。有的观点认为：平台提供商和卖方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委托合同关系或是居间合同关系。也有观点认为：平台提供商和卖方存在的是“柜台”租赁合同关系。事实上，在网络拍卖活动中，平台提供商向卖方（商品提供商）提供了一个网络交易技术平台，卖方在技术平台上展示其要出售的商品，由买方竞价或非竞价购买。那么，平台提供商和卖方之间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基于网络交易平台有偿或无偿使用。交易平台很大意义上是一个网络商场，平台提供商只是这个在线商场的网络空间、服务和交易程序（系统）的提供者，其本身并不商品信息（广告），也不参与交易。平台提供商只是提供一种为买卖双方达成买卖合同的服务。它和卖方形成的正是基于这种服务而产生的服务关系，这种民事法律关系明显不是委托合同关系，和传统的居间合同关系也不能等同，虽然类似于“柜台”租赁合同关系，但平台提供商除了提供交易平台外，还为用户提供其他辅助推广交易的服务，其基于交易达成而收取相关费用。有学者认为：“交易平台的服务形成了事实上的居间，而这种居间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居间。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居间只是起一种“管道”或信息传递的作用，这里不存在居间行为，只是在效果上与居间类似③。”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和买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与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和卖方的法律关系性质是一样的，即为服务关系。这种服务关系，本文倾向于把它定义为依靠网络技术提供交易信息从而产生的服务合同关系，它应当受到《合同法》的调整和规范。

在网络拍卖中，买卖双方之间成立的是买卖合同。合同的订立过程大致如下：1、在网络拍卖采用竞价式交易的类型中，卖方在网络服务商的交易平台上登陆商品、商品信息、展示商品、公告竞买底价等行为构成要约邀请，网站会员（用户）进入页面浏览商品，点击物品、进行投标，构成要约。在竞价截止时间结束前，虽然竞买人输入的竞买价格可以传输至商品提供商，但只要竞价截止时间没有终止，商品提供商就有权对该物品继续进行展示和销售，商品提供商此时处于一种可以选择是否接受对方要约的地位。等竞价截止时间结束，如果出价人出价等于或高于卖方的保留价，最高应价者拥有对该商品的排他购买权。竞价截止时间结束可视为商品提供商对最高应价者做出了承诺。而且在网络拍卖中存在着这样一个特点：卖家可以在竞价结束后选择最合适的买家交易商品，买家的信用、所在地区、交易方式对交易成功与否有很大的影响。2、在其他类型的交易过程中，由于商品供应商已经在交易技术平台明确展示和具体标明了出售商品的价格，那么依据《合同法》第14条规定，其构成了签订网络拍卖交易合同的要约，如果买方做出了回应并对其要约内容没有做出实质性变更，即视为承诺。当电子数据到达卖方时，电子合同成立。网络拍卖合同应当适用《合同法》中关于合同无效、可撤消、效力待定等条款。当买卖双方在技术平台上就某物品达成买卖协议时，标志着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为买卖双方交易这个物品所提供的服务结束，其和买卖各方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随买卖协议的达成而结束。一个完整的网络拍卖活动中存在着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和买卖各方之间的服务合同、买卖双方间的买卖合同。

综合以上内容，可以做出以下结论：网络拍卖采用怎样的交易类型，只是一个商业选择，根本不涉及法律上的合法性问题。而且这些交易类型中某些方式类似于传统拍卖的交易类型，也不能反推其就是传统拍卖。网络拍卖不是传统拍卖，网络拍卖本质是在网络上以竞价、议价为主，其他交易形式为辅，为达到在线（网络）交易目的而产生的一种交易方式或手段；它是为适应电子商务的特殊环境和令网络经济快速发展而将传统拍卖中的某些拍卖类型引入网络从而衍生并发展的一种在线交易的特有模式。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只是为网络用户提供交易平台和网络信息服务，与用户之间形成的是服务合同关系。三、C2C、B2C的法律问题分析

C2C是网络拍卖的首要代表，即用户对用户模式的网络个人拍卖。因国内主流观点把网络拍卖视为传统拍卖，所以对于网络个人拍卖的法律地位问题，目前也颇有争议。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个人网上拍卖很难被法律承认，进行网上个人拍卖有很大的法律与政策风险。”

在上文中，已经对网络拍卖的法律地位进行了探讨，根据结论可以得出：无论C2C模式采用怎样的交易类型（竞价或非竞价），其是个人为了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物品价值而采取的在线销售方式。因为C2C是为了适应网络环境的特殊性和在线交易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交易模式，它的存在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这种模式下签订的交易合同是属于无名合同，是一种基于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签订的网络买卖合同，《合同法》124条对它有原则性的规定，受《合同法》中有关买卖合同的规定调整。

因为C2C交易的双方是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个体，且使用匿名进行交易，而这种交易往往是一次性的。一般是买家先付款，卖家再发货。这种交易方式可能存在的投机行为会导致大量纠纷的产生，这是C2C发展的瓶颈之一。在C2C模式下,商品提供商为个人，买方遭遇欺诈或商品存在问题时，只能依据《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解决纠纷。但是因为交易的匿名性和网络的虚拟性、无地域性导致侵权人身份和合同成立地点很难确定，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到确立当事人和案件管辖地等问题，增大了被侵权人寻求救济的难度。且法律对C2C的规范是一片空白，其纠纷的解决实际操作中是非常困难的。目前，在C2C模式下，交易的多是小件物品，价值不会太高。产生纠纷后，因取证困难、寻求救济的途径极少或无法寻求救济，过高的救济成本往往让被侵权人望而却步。

B2C模式的本质和C2C是相同的。B2C模式中，卖方为法人（企业）。所以当买方遭遇欺诈或商品存在问题时，卖方身份和住所地很容易确认。被侵权人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或《产品质量法》相关规定寻求法律救济，救济成本较低，且具有实际可操作性。

对于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责任承担问题，国内外的司法实践已经有了共识：确立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ICSP地位，即交互式计算机服务提供商（InteractiveComputerServiceProvider）。平台提供商对网站上他人的信息不承担责任，因为其本身并不参与信息的，只是提供信息服务。对于平台提供商的归责原则是：在网络上的信息引起侵权或违法，由信息人承担责任，平台提供商对其知道信息侵权或违法、被告知信息侵权或违法而不采取补救措施的行为承担责任。其对商家（企业）或店铺经营者开设店铺时所提供的资料（如主体资格证明、经营商品的合法证明等）的真实性存在审查义务。如果平台提供商在经营过程中，给用户提供的服务侵犯了该用户的合法权益，用户可以选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四、网络拍卖的立法思考

网络拍卖的法律真空带来争议不断、纠纷叠出，其面临最大的瓶颈就是法律和政策的空白。在没有明确的法律和政策出台承认其法律地位的情况下，网络拍卖难以得到真正的发展。在网络拍卖迅猛发展的同时，关于是否对网络拍卖进行立法的争论也越发激烈，很多观点比较赞成对它应该采取“最小程度”原则：将已经存在的法律进行修订，使其适用于网络拍卖，以确保网络拍卖的发展。但是国内的网络拍卖市场经过6年的发展，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交易模式和类型也基本确立下来。据相关数据表明：“随着网上购物站点的增多，对网站不信任，担心被骗已经成为了网民不进行网上购物的首要原因，接近三分之二的网民选择了这一因素。”如果仅仅是对现有法律进行修订，是不利于网络拍卖的发展，因为网络拍卖的特殊性将导致对好几部法律④进行修订，这必将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且修订后的法律条文之间、法律和法律之间会不会产生冲突，这是很难预料的。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其修订内容对法律原有内容会产生很大的冲击。现有法律多是从实体上进行规范，如果对网络拍卖采用实体性规定，反而限制了它的发展。所以为了网络拍卖更好的、更迅速的发展，应该制订一部《网络交易法》对其加以规范。这部新法律的内容应该倾向程序性而非实体性，而其中关于网络拍卖的具体条款应该包括：1、确立网络拍卖的法律地位；2、确立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ICSP地位；3、确立网络拍卖模式（C2C、B2C等）和交易方式的法律地位；4、确立网络交易服务及网络交易辅助服务的法律地位；5、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权利和义务；6、确定合理的交易规则；7、C2C、B2C模式下纠纷解决的管辖权、救济方式、具体法律适用等问题；8、考虑到网络拍卖市场已经初步稳定，可以适当对网络拍卖做出实体性规定，应该限制在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责任及责任承担方式上，其中包括平台提供商在得知纠纷产生后应积极提供当事人在其平台上的交易信息和侵权人的详细资料等。

对网络拍卖进行程序性立法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网络经济。因为网络交易的特殊环境，仅仅从立法上解决了网络拍卖的法律地位对其进行监管是不够的。要赢得广大网民的信任，合理、迅速的发展网络拍卖市场，就必需从根本上建立一套合理的交易机制和一套完善的纠纷解决机制，以配合《网络交易法》的实施。这套交易机制应当包括：建立统一的网上支付体系；完善和推广实名认证制度；采用电子身份证，这将有助于对网上交易的交易者身份的确认；增加网络交易的透明度，可以通过多媒体技术来展示产品；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在我国，因多方面因素，短时间内是无法建立一个统一的支付体系和完善的信用体系。所以尽快建立一个具有我国特色的网上争端解决机制显得十分迫切。这套机制的立足点不仅仅是解决网络拍卖或网络交易纠纷，而是应该以推动我国的电子商务发展为目标。国际上所指的在线争端解决机制的全称是Online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缩写为：ODR。即指“涵盖所有网络上由非法庭但公正的第三人，解决企业与消费者间因电子商务契约所生争执的所有方式。”它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克服了管辖权和法律适用问题。它特点是：解决纠纷方式和适用规则的灵活性、处理争端的效率性、解决纠纷的经济性。我国首家在线纠纷解决中心是“中国在线争议解决中心”⑤。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网上争端机制是针对我国个人信用体系缺失提出的。在我国，个人信用体系尚没有建立，信息条块分割⑥等因素是其所面临的困难。建立一个由政府职能部门为主体的全国性网上争端解决机制对网络拍卖、网络经济、电子商务的发展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且具有很强的实际可操作性。具体构思有这几点：1、这个机制其框架涵盖法律、专业信用服务机构、政府管理等；2、它区别与ODR，应由最高人民法院和信息产业部联合组建，成立一个专门的网上争端解决机构；3、建立一个权威性、全面性的在线争端解决平台。4、通过发展网上法庭、网上仲裁、网上公证、网上调解等司法辅助机制，建立灵活的法制体系，以弥补现有法律环境灵活性不足的缺憾。这种机制的特点是：解决了管辖权问题、克服了网络的无地域性，增加了救济途径、降低了救济成本，便利、快捷，便于纠纷的解决，也保障了政府对网络经济的监管。如果当事人双方自愿，这种机制也可以解决跨地域、标的小、案情简单的非网络纠纷。

网络拍卖是一个崭新的事物，在保护它发展的同时，也应该对它进行合理的约束。不仅要从立法上对其加以肯定与规范，更要通过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网上争端解决机制来促进个人信用体系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对网络拍卖的监管直接关系到我国信用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并促进我国网络拍卖政策法律环境的改良，进而推动我国电子商务法律及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注释：

①电子商务目前可以清晰的划分为四类：消费者——消费者模式C2C(ConsumertoConsumer),企业——企业模式B2B(BusinesstoBusiness),企业——消费者模式B2C(BusinesstoConsumer)，消费者——企业模式C2B（ConsumertoBusiness）。

②集体议价、逢低买进两种方式经常被一些网站结合使用，如：雅宝网。反拍卖（标价求购）这种交易方式也在雅宝网得到了实际运用。

③参见华东政法学院电子商务法研究所高富平、苏静、刘洋《易趣平台交易模式法律研究报告》

④就目前国内的观点来看，这其中可能包括《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拍卖法》、《广告法》等。

⑤中国在线争议解决中心——，由中国电子商务法律网、北京德法智诚咨询公司发起成立。

⑥我国法律、银行、税务等部分都有各自的信息库，信息在这些部门之间很难联网使用，更无法与社会共享。

参考资料：

[1]高富平：《电子商务立法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2004年

[2]张楚：《网络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3]马俊、汪寿阳、黎建强：《网上拍卖的理论与实务》，科学出版社2003年

[4]韩冀东、成栋、张艳妍：《网上拍卖模式与传统拍卖模式的比较研究》，管理现代化2002年第3期

[5]李颖琳：《网络拍卖的法律问题与监管对策》，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1年01期

[6]袁翔珠：《网络拍卖的法律障碍与对策》，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4月第5卷第2期

[7]刘德良：《网络交易中网站的地位与责任问题探讨》，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9月第32卷第5期

[8]iResearch:《2003年中国网上拍卖研究报告》，2004年2月

[9]iResearch:《2004年中国网上拍卖研究报告》，2005年2月

[10]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十五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5年1月

网络法律范文第3篇

[关键词]网络犯罪；法律防控；防控体系

[中图分类号]D91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3）07-0185-04

[作者简介]吴培娥，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经济与管理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刑法。（河南平顶山467000）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技术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网络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同时，网络在预防和控制犯罪等法律问题方面的能力也快速提高。但是，犯罪中的一些不可控因素也随之产生，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产生新的犯罪活动有所增多，促使当今世界犯罪状况呈现形式多样化、性质复杂化的趋势。

网络技术经过50多年的进步和发展，在信息处理、信息传输等方面日益完善。现今，全球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以及具有不同文化的各民族都以计算机作为基础，形成一个全球联盟的网络社会。网络社会的出现，以难以想像的速度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这种快速变化的社会景观呈现出良好的“数字”图片。网络技术是一种新的科学，其潜在的影响意义是巨大的、深远的。网络的发展对社会的影响具有全球性、持久性，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网络的发展也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标志。从生产到消费、从物质层面到精神视角、从权利实施到文化、以至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都留下了网络技术深深的印记。网络给人类带来了方便快捷，也带来了一个多样的世界，但也存在“网络失序”的负面影响。犯罪分子利用网络技术进行的犯罪活动，其犯罪手段比传统犯罪更具危害、更方便、更复杂。网络犯罪打破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对社会的发展十分有害。因此，我们应积极利用作为现代科技文明成果的网络技术，防止和遏制网络犯罪。

一、网络犯罪的定义和特点

（一）网络犯罪的定义

网络犯罪，是指行为人运用计算机技术，借助于网络危害信息系统或信息内容安全的犯罪行为，或利用网络进行各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的总称。既有行为人运用其计算机编程，加密，解码技术或工具在网络上实施的犯罪，也有行为人利用计算机软件指令，网络系统或产品加密等技术及法律规定上的漏洞在网络内外交互实施的犯罪，还有行为人借助于其居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特定地位或其他方法在网络系统实施的犯罪。简言之，网络犯罪是针对和利用网络进行的犯罪，网络犯罪的本质特征是危害网络及其信息的安全与秩序。

关于网络犯罪概念也有争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争议一，网络犯罪是犯罪学概念还是刑法学概念。笔者赞同网络犯罪作为刑法学上的概念进行使用。其理由是，中国1997年修订的刑法典，网络犯罪定义出现。网络犯罪和传统性犯罪的实施方式、危害结果及其法律后果都不同，网络犯罪产生对中国刑法的制定和具体适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从刑法理论上有必要将这些犯罪作为一类罪行进行研究，以发掘其共性，合理组织对此类犯罪的反应。争议二，网络犯罪是工具犯还是对象犯。笔者认为对网络犯罪应当进行广义上的界定，即网络犯罪是以计算机网络为犯罪工具或者为犯罪对象而实施的严重危害网络空间的行为。网络活动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生活现象，理应受到国家法律的比较全面的调整。这种调整既体现在国家对网络运行的管理方面，也体现在对网络自身的保护上，还应当包括网络所维系的社会普遍公众的人身权财产权的保护方面。因此，笔者认为网络犯罪应包括违反国家规定，直接危害网络安全及网络正常秩序的各种犯罪行为。

（二）网络犯罪的特点

为了准确界定网络犯罪的概念，必须分析网络犯罪的特点：

第一，网络犯罪的犯罪手段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因网络是一个虚拟的空间，行为人的身份可以虚拟化。网络犯罪也没有特定的表现场所和客观表现形态，不易识别，不易被人发现，作案范围一般情况下也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行为人对犯罪结果发生的时间可以随心所欲的控制；犯罪很难发现痕迹，所以不易侦破，犯罪系数高。第二，行为人多为高智商。要破解安全系统和侵入计算机系统，实现他们所谓的存储和数据信息的传输。因此，网络犯罪者是一个专业的、高科技犯罪。第三，网络犯罪危害性比较严重。与传统的犯罪不同的是网络犯的犯罪（如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侵犯计算机资产犯罪，这些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危害结果难以预料），也存在通过网络实施的侵犯公民个人权利的犯罪行为。第四，犯罪本身的“虚幻”性。网络犯罪一般不直接针对公众，使得其社会危害性一定程度上被屏蔽。网络犯罪的这一特征，极易导致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判断上的偏差，因为他们看不清网络犯罪及其严重的危害性。

二、网络犯罪的危害

社会的网络化和网络的社会化使得网络已经成为犯罪的重要工具和途径。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网络在生活中的使用越来越普遍，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人们欢呼“网络是一种新生活”，并不意味着网络技术将只适用于满足人类的主流价值观的使用。在我们感叹互联网创造了一个奇迹时，别忘了一个事实：网络信息技术带来新的文明的同时也给人类制造了新问题，使人类遇到了新的困扰。虚拟的社会秩序不易控制，成为目前人们最为担心的问题。高技术是具有很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技术，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但它也可以被用来作为、反文明的工具，计算机网络也不例外。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的，具有两面性。在互联网上也存在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反科学、伪科学、不健康的甚至是有害的垃圾信息；有些人虚假信息，误导社会，造成人们的恐慌；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安全受到损害，黑客的攻击甚至造成通信中断、网络瘫痪。因此，网络技术、网络安全成为了关注点，因网络犯罪在不断增多，其性质也复杂化。互联网是一个虚拟的空间，它具有全球化、跨国、智能、创意、数字、推广、实时、互动、匿名的特点。在同一时间，犯罪分子们在互联网上积极开拓“新的领域”，形成一个新的市场。互联网影响到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网络犯罪对人们合法权益的危害，可能大大超过由传统型犯罪所带来的危险。现实证明，网络犯罪对社会已构成了威胁，因为人们的生活对网络的依赖越来越大，其网络用户、网络犯罪也处于增长的趋势。网络犯罪层出不穷，严重影响网络的正常运行秩序，也严重影响到社会的正常秩序。此外，进一步普及的网络技术，越来越多类型的网络犯罪，其中隐藏的还有很多其他的新的犯罪形式，直接影响到该国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和其他正常秩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更好地发挥和利用网络的优势，建立和完善网络安全系统，以保护该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保护和促进健康有序发展的网络技术。为了保障互联网的运行安全和信息安全，促进互联网的健康发展，我们要加强预防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并采取措施打击网络犯罪。

网络技术和网络滥用造成网络犯罪已成为国际社会问题之一。在全球范围内的各种组织对此都高度重视，如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各种商业和非商业机构。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应制定有效防止和控制日益增加的网络犯罪的措施，已迫在眉睫。同时网络犯罪也是网络技术领域和法律领域的研究课题。

三、网络犯罪的法律防控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网络技术和网络立法工作已有进展。公安部于1981年，成立了网络技术安全监察机构，主要是提出使用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给予网络技术的安全性。1986年4月，中国进行互联网络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的起草工作，主要是为了保护国际网络和技术信息交流的健康发展。1996年2月1日国务院令第19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技术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提出网络实施的总体规划、统一标准、分级管理，促进发展的基本原则。在1997年5月20日，国务院修改此规定，并设立负责国际联网的部门，增加了经营许可证制度，并重新。从1997年10月1日起，我国的新刑法代码，第一个增加了网络技术犯罪，包括的犯罪有非法入侵到的网络技术系统的收费，破坏的网络技术，系统功能的罪行，破坏系统网络技术，数据、程序、制作、传播网络技术犯罪的销毁计划。这表明，在中国的法制化管理的网络技术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法治的网络技术和网络时代已经到来。2000年9月20日，国务院第31次行政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加快了中国的网络技术和网络立法的步伐，规范了电信市场秩序，维护电信用户和电信业务经营者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保护电信网络信息安全，促进电信业的健康发展。为了加强监督和管理互联网，防止有害信息对社会的危害，特别是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公共秩序，2000年10月，国务院起草《关于维护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的决定（草案）》，接着国务院又下发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要求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的稳定、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正常进行，保护当事人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加强监管互联网内容服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于2000年12月28日顺利通过，旨在以加强宣传和教育来维护互联网安全和信息安全的运作，并有效进行监督管理，以防止和制止利用互联网进行的各种危害社会活动，为互联网的健康发展提供好的社会环境。

四、网络犯罪的防控对策

（一）构建网络犯罪防控体系

网络犯罪的治理是一个新兴的研究课题，近年来，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网络犯罪活动也日趋多样化，因此，构建网络犯罪防控体系对于遏制网络犯罪非常重要。国际社会现在也已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采取了各种措施，防止和打击网络犯罪，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网络技术，网络犯罪治理和各种网络互连网的广泛建立，使人们意识到网络犯罪治理不是一个单一的网络系统问题。也就是说，网络犯罪治理的目的是系统对网络而不是在一定区域或整个系统的某些元素。网络技术，网络系统的追求，应强调按照平衡的各种因素，进行管理协调，不应厚此薄彼。这是高科技网络技术，也是网络系统管理的原则。网络犯罪的随机突发性、隐蔽性、跨国性等特点，使得网络犯罪的治理极其困难。因此，面对网络犯罪，运用法律的手段，通过网络管理，对青少年进行网络道德教育等全方位的共同努力，才能更有效防范和治理网络犯罪。因此，网络犯罪的治理不是一个小工程，而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方位综合治理。治理工程实行法律，技术，管理，道德、伦理教育系统四重奏，实施全面的预防系统，才能有效地制止网络犯罪，维护和平与安宁的网络。

（二）建立以法律防控为主导的综合防控体系

网络社会是一个新的领域，是现实世界中的虚拟信息空间，网络犯罪与其他罪行不同，治理网络犯罪应该将预防和遏制网络犯罪放在第一位。社会对网络犯罪的预防和控制的经验积累不足，在不同的阶段要采取不同的策略。对网络犯罪的预防和控制措施不应该是静态的，要在不同的时间选择最合理的策略。此外，现代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人们往往会以法律手段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但新兴的网络社会中存在的“网络法”仍然是网络法律问题。国际社会公布的很多预防和遏制网络犯罪的法规，并不是法律的预防和控制，而那些管理学、伦理学以及那些表面上似乎是软的社会控制方法在网络社会中却真正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总之，网络和网络犯罪的出现，大多现象仍然是在“成长”的观察期，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完整的网络与网络犯罪趋势的基本形状。

首先，加强网络道德教育。调整个人和国家的行为是基本的道德准则，希望用户自觉遵守法律，守法的公民必须履行最基本的网络道德义务。其次，加强计算机的安全管理。管理分工明确，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形成必要的监督和制约机制。网络用户从业者对中国的网络信息安全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许多计算机网络系统存在着安全风险。因此，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网络和信息安全的重要性，加强网络安全管理，提高安全意识和预防能力。第三，加强网络立法建设。全世界都需要制定网络的特殊法规。依法行政，更好地打击网络犯罪，保护网络安全。有些发达国家，通过必要的手段来制定专门的法律，制定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法规，依照法律规定，对网络犯罪的治理提供必要的法律保护。第四，加快网络安全的研究和开发网络安全技术。在现代社会高技术被认为是国家竞争力，来源于经济发展，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近年来，中国已经在网络安全技术的保护和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相对于需要保护网络安全不说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科学研究。改进技术，堵塞漏洞，加强物理和技术保障。第五，加强网络执法队伍。目前，网络执法人员包括专业的网络犯罪预防、管理和许多其他的网络警察。由于网络犯罪的高智商，网络警察必须政治素质高、法律知识广，更重要的是要有丰富的网络知识和信息技术。否则，就很难做好这项工作。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法律在预防和遏制网络犯罪方面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必须寻找更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在网络发展日趋成熟，网络犯罪日趋多样化的社会，要预防和控制网络犯罪，就要高度重视网络管理、网络道德教育，这将是理想的选择。在网络时代，建立稳定安全的社会秩序，必须在网络道德教育、网络管理的基础上辅之以法律的预防和控制，构建一个预防和遏制网络犯罪的综合防控体系。

参考文献：

[1]余谋昌.高科技挑战道德[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2][关]格拉德.张楚，等译.佛里拉等.网络法：课文和案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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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德成.网络广告法律制度初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

[5]李文燕.网络技术犯罪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

[6]娄耀雄.信息法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7]蒋坡.国际信息政策法律比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网络法律范文第4篇

本文在对网络新闻的概念做了清晰界定的基础上，对我国的网络新闻法律规制现状从传播渠道、传播内容、传播主体3个面向做了梳理。通过分析，作者结合网络新闻传播特性指出了当下网络传播法律规制的难点和困局，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希望能对完善网络传播管理提供一点借鉴。

关键词

网络传播；网络新闻；媒介特性；法律规制

随着网络媒介的发展和人们对网络的认识渐趋成熟。人们在享受网络为信息传播领域所带来的自由、便利的同时，也对如何规范网络信息传播提出了疑问和构想。其中，网络新闻作为具有较强权威性的网络信息，因为更强的舆论导向力，所以对其和传播做出专门的法律规制，也是新闻传播学科在破解网络传播法律规制过程中急需解决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就当前学者的研究情况来看，对网络新闻法律规制的研究多包含在综合性的网络信息政策法规研究当中，少有文章专门就网络传播的媒介特性对网络新闻法律规制情况展开分析。藉此，本文试图从网络新闻的定义及规制的必要性切入，对网络新闻的管理现状做出分析，进而提出一些初步性的对策意见。

1网络新闻的定义及规制的必要性

1.1网络新闻的定义网络新闻的定义是网络新闻法律规制问题研究的基点，只有对网络新闻的内涵给予清晰的界定，才能明确网络新闻法律规制的范畴。本文在研究中将网络新闻定义为狭义理解上的“网络新闻”，它不是网上泛泛的信息资讯，而是指由专门的网络媒体登载、的新闻信息，内容涉及时政、经济、文化、娱乐、生活等诸多领域，且往往多采用多样化的报道方式，具有更新速度快、传播范围广、易于检索等特征。

1.2网络新闻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就我国目前的网络新闻发展情况来来看，网络新闻的规范性问题也并不乐观，不少网络媒体单纯强调的时效性而放松对新闻真实性的考察，有些新闻网站甚至不惜捏造假新闻来抢夺受众。2007年，李亚鹏北京新浪互联网公司也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新浪网的娱乐频道制作和刊登了李亚鹏与王菲离婚的假消息，并在报道中一度使用“偷吃”“花心”“前科”等诋毁性词语，虽然该案件最终以双方和解收尾，但网络媒体为了追求眼球效应而不顾新闻真实性，自撰噱头，在新闻报道中运用低俗语言等失范行为在该案件中暴露无遗。同时，加之网络新闻具有的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等特质，失范新闻的社会危害性较传统新闻也就更大。失范的网络新闻不但可能对公民的名誉、隐私权利，公司的财产权利造成极大的侵害，严重者，甚至会影响社会安定和国家安全，所以对网络新闻的失范问题，必须从法律层面予以遏制，尽可能地减少其发生。因此，网络新闻的法律法规建设必须重视网络信息公开机制，对公民获悉国内外新闻事件的权利给予法律保障，使网络信息交流平台得以更好地维护，让网络新闻更好地发挥其舆论监督和引导的功能。

2网络新闻的管理现状

网络新闻区别于传统新闻的最大不同即它所依托的传播媒介不同。在传统媒体里，媒介和内容是同一化经管的，即传媒机构控制传播内容的同时，也可以控制媒介通道的使用。而网络中，媒介的经营与内容的经营却是分开的。通常我们将互联网服务企业分为ISP和ICP，即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商和互联网内容服务提供商。电信部门作为接入服务提供商保障、维护网络新闻的传播渠道，网络媒体作为互联网内容服务商充实网络新闻的传播内容。我国目前虽然还没有出台专门的新闻法，但这并不意味网络新闻的传播不受限制。其中，《宪法》对新闻活动给予了方向性指引，对公民从事新闻活动的权利给予了法律保障；多部基本法律、法律及其司法解释，也包含了许多与新闻传播活动相关的条款[5]。在现行的《刑法》中，与传播活动相关的罪名就达20条，如虚假广告罪，侮辱诽谤罪，传播物品罪等。除了对网络新闻传播内容所做的禁止性规定，基于网络新闻的多媒体性，广电总局于2004年《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对互联网视听节目的传播内容作了限制。《办法》指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新闻类视听节目，只限于境内电台、电视台、广播电视台以及经批准的新闻网站制作、播放的节目[6]。

3网络传播法律规制的困境和难点

根据以上有关网络新闻法律规制情况的梳理，可以看出网络传播的法律规制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难点和困境：第一，网络传播的法律规制须在遏制不良信息传播的同时，兼顾网络平台的自由，规制的衡平难度大。在针对网络传播的法规建设中，如何能找到一个平衡点，既使网络不良的传播内容得到合理的规制，又不会对网络所提供的言论自由平台造成束缚，这成为了网络传播领域的立法者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第二，网络传播的法律规制协调内容庞杂，涉及部门繁多，监管难度大。如何对网络传播监管部门的权责进行明晰的划分，既不产生监管机构的叠加冗余，也不留下网络传播监管的真空地带，也是当前网络传播法律规制的难点所在。第三，网络信息的诉求不一致导致网络传播立法进程缓慢。纵观国内外网络传播领域的立法情况，几乎每一部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都会引起部分受众群体的意见反弹。不同受众群体的信息诉求难以做到同时兼顾，成为了网络传播立法迟缓的重要因素。第四，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网络传播法律规制的延续性和适用性难以保障。这也就使网络传播的法律规制无法确定明确的方向，与此同时，还对现有法律规范的适用性和持续性都提出了极大的考验。

4克服网络传播法律规制困境的相关建议

第一，建立明确的网络传播内容权责体系。网络传播主体对其内容的合法性具有审核义务，一旦网络信息内容对公民或法人的合法权利造成侵害，网络传播的主体应付全部责任。与此同时，对网络媒体介入网络内容传播的情况做出限定机制，只有在传播内容会危及社会稳定，国家安全时，网络媒介方可进行介入，对不良信息加以清除，而一般情况下，网络媒介不得干预网络信息的传播。第二，以“媒介融合”为契机加强监管部门的整合。目前，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正在向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下一代互联网演进。网络传播的监管部门也可以趁此契机确立明晰的层级关系，进一步明晰各个部门的规制领域。第三，根据技术进步对网络传播的法律规制进行动态调整。网络传播领域的法制建设须符合网络媒介的发展特性，不能追求一蹴而就，而应伴随网络技术的发展变革进行必须不断地更新、修订。只有如此，才能让网络传播领域有法可依，有法能依。第四，提升伦理道德引导水平弥补法律不足。网络传播领域法规建设缓慢，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网络信息领域价值多元，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让网络信息内容变的更为丰富，但同时，也为不良信息内容的存在制造了温床。所以，加强网络传播领域的伦理建设，为网络信息给予道德上的指引，成为了协调受众网络信息诉求，弥补现有法律不足的重要途径。

网络法律范文第5篇

按照合同纠纷来处理，似乎是此类案件判决的“常规”做法。尽管都是因网络服务问题产生纠纷，都是适用合同法，但从一些案件的审理结果和理论界的评论来看，在具体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细节问题上，意见并不统一，甚至还有很大的分歧。

比如对网络游戏玩家和游戏运营商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只能说有一点可以算作“共识”，那就是两者之间是一种合同法律关系，但具体来说，服务合同法律关系说、保管合同法律关系说以及混合合同法律关系说等等，每一种观点都有不少赞同者。

虚拟财产的法律缺失

据报道，在“首例虚拟财产失窃案”中，原告李宏晨当时的状把游戏玩家与游戏运营商之间的法律关系定性为“是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关系”。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红月”系一大型多人在线收费网络游戏，被告是该游戏的经营者，原告是游戏玩家之一。玩家通过账号注册首次进入游戏，之后通过购买被告发行的游戏时间卡并为账号充值后获得游戏时间进行游戏活动。

一审法院在做出判决时，把两者的法律关系定性为“娱乐服务合同”。法院认为，被告经营网络游戏，原告是参与该游戏的玩家之一，被告为玩家提供网络游戏服务，双方形成消费者与服务者的关系。但是，被告主张红月游戏规则系双方之间的合同，被告又没能就原告承认合同内容、确认合同效力方面向法庭提供相关证据，因此，法院不采信被告的主张，红月游戏规则不能确认为是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

由于原、被告之间没有签订其他的合同文本，双方之间所形成的消费者与服务者的权利、义务关系应适用我国合同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有关法律规定进行调整。对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二审法院认为，“该案系网络游戏经营者与玩家因网络游戏产生的服务合同纠纷”。

对此，有观点认为，服务本身就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如果把网络游戏的运营定性为一种服务，服务过程中游戏运营商的法律责任会显得比较模糊，按照通常的服务行业来看，服务提供者通常只为接受服务者提供人身和财产的注意保护责任。这种注意义务在民事法律上来讲的话，是一种附随的法律义务。它成立的前提是主合同义务存在和成立。而这种附随的法律义务，在学理上虽然已经达成公识。

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该类义务的认定，以及内容到底包括什么，都比较难确定。法律界人士对此“众说纷纭”，这是我国法律在这一领域存在缺失的必然结果。

合同定性谁说了算

网络用户与网络运营商之间签订的服务协议，一般是后者在平台上单方公布的，作为一种合同形式，它和传统意义上的合同显然有着很大的区别。其实网络服务合同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双方当事人的服务与被接受服务的目的非常明确，作为网络公司，其提供平台、进行服务、收取费用，而作为用户，则愿意接受此种服务；其次，合同未经双方合意，系由一方单方拟定；再次，一方的身份和性质难以确定，用户在浏览服务协议之后，可能会成为确定的一方当事人，也可能成为匆匆一看客；最后，根据我国合同法关于合同形式的规定，可以对合同的形式作这样的理解，一是除即时结清的合同以外，一般须订立书面合同，二是法律法规规定了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合同，三是合同需经双方协商，且需有双方签名盖章，而这些要求对网络服务合同来说则是不可能的。

网络服务合同属于电子合同，因而，涉及到电子合同的两个根本问题――如何证明合同的主体和内容，在此类合同中同样存在，并且常常成为案件审理中的难点。

易趣网络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与网民刘某的纠纷就是一起典型案件。刘某先后在易趣网注册了两个账户，注册时易趣网络平台实行免费服务，但未约定提供免费的期限。后易趣网向用户收取网络平台使用费，刘某确认了易趣网发出的服务协议。一年后，刘某的两个用户账号拖欠使用费共4336.6元，易趣公司以刘某违反双方间网络服务协议为由向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讼，要求刘某依协议支付平台使用费。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的一个账号为其父亲注册使用，原告仅依据被告注册时提供的个人资料及两个用户的信息相类似即认定该用户系被告注册，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原告制定的服务协议，经被告确认后即对双方产生约束力，被告未按约支付服务费已构成违约。庭审中，被告认为服务协议过于冗长，注册时不可能阅读全文，不应受约束，法院认为经公证的协议和注册程序表明只有阅读了协议才能成为易趣用户，故没有支持。据此，法院判决被告支付其中一个账号平台使用欠费，并驳回了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司法实践表明，由于在网络服务一开始普遍推行用户注册虚名制，用户可以在网络中拟制其在“虚拟世界”的名称，所以，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中的内容和主体认定始终潜伏着证据困境。为此专家建议，大力推行数字签名技术并制定相应电子证据认定规范。

随着网络服务纠纷不断增多，无论是网络用户、网络公司还是法律界人士，在一个基本问题上已经形成了共识，那就是要彻底解决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中的法律难题，最根本的出路是网络立法，通过加快立法来弥补现行法律法规的缺失。网络服务合同如何定性，法律说了算。

技术VS法律

如果把整个社会比作一栋高楼，虚拟世界就是其中一个房间，而法律是管整个大楼的。如何证明网络服务电子合同的主体和内容，这是程序上的问题。至于解决办法，现在有电子签名、第三者认证，国家知识产权局推行的电子专利申请也不错，这些在技术上应该很好处理。

随着网络服务纠纷不断增多，有人呼吁要彻底解决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中的法律难题，最根本的出路是网络立法，通过加快立法来弥补现行法律法规的缺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郭禾的观点具有代表性，技术发展很快，而法律是来解决问题的，永远落后于技术，要保证法律的稳定性，就不能针对某一技术规定得太具体。比如对电子商务，法律上只要承认电子合同有效就行了，至于采取怎么达成的协议，怎么签的合同，那是技术上的问题。

当前我国的网络立法举步维艰，有关司法解释亦未能出台，在此背景下，网民的自我保护显得尤为重要。笔者对网民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网络用户要知道我国网络法律的有关现状，对自己作为网络合同当事人所处的地位，要有一个盖然性的认识。

第二，要了解网络合同的成立、签订与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合同订立有何不同，特别是对一些格式化的合同的订立一定要慎之又慎，一定要全面了解网络公司单方拟定的有关协议，并全面知晓相关协议的内容，切不可大意行事。

第三，一旦引起纠纷，做好相关材料、证据的收集工作。

网络法律范文第6篇

及其评价标准

涉监网络舆情的机制语境

网络市场中的商标政策研究

云模式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

微博博文的著作权侵权问题研究

网络安全立法的行政法治之维

网络安全立法的经济法制度安排

公知常识的概念以及法律适用

网络环境中的商业秘密法律保护

不正当竞争对互联网行业的影响

中、美、欧网络版权保护路径简析

互联网企业个人信息保护测评标准

审理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的思路

重新审视NPE:以交易成本为视角

论技术标准中专利权人披露义务

专利的私权性质弱化和私税征敛性质

信息安全软件厂商的法律监管框架研究

互联网时代的雇员隐私困局及其出路

我国网络谣言之缘起、困境及应对

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版权草案评析

当言论遇到网络:规制与自由的平衡

互联网与公共领域:财产与劳动的视角

网络环境下不正当竞争法律问题及其完善

论裁判文书上网“伪公开”现象的防范

社交网络平台商标侵权责任与风险防范

网络环境下著作权集体管理模式研究

标准化组织的专利政策暨反垄断审查探讨

云存储环境下网络存储服务条款问题分析

专利确权案件中的网络证据真实性认定

标准化中合理无歧视原则的法律性质初探

论商标和域名权利冲突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模式

版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变革——从机械到代码

云计算问责视角下的合同问题与服务等级协议

将他人商标作为付费搜索关键词的法经济学分析

对微时代及其与我国司法审判之关系的新思考

浅议微博作为中国公民社会增长点的可能性

民主立法的新进展——评法案网络征求民意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突发事件应对中的公众参与

司法审判中对“搭便车”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分析

论智力成果与财产权之不兼容——兼议法律经济学的财产权理论

协调监管与功能监管之耦合——论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机制的创新

虚拟财产法律问题探析——论虚拟事物上之利益及其保护方式

“微博”冲击:新媒体技术条件下网络舆情管理制度的法律建构

互联网领域优势传导效应与反垄断规制——以双边市场为视角

互联网行业的竞争与创新——以安全软件及服务为分析视角

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适用问题——以“扣扣保镖案”为例

视频网站著作权侵权问题研究——对间接侵权理论之质疑

我国C2C模式的征税困境与未来走向——基于域外考察与本土语境的分析

网络法律范文第7篇

在中国，除了将现行法律原则适用于网络空间，有关部门还根据网络的不断发展，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章等。这些法律性文件，既有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又有国务院制定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电信条例》等四部行政法规，还有约40部中央部委规章以及规范文件。这些法律性文件系统性地对网络表达从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公民权利三个方面划定了法律边界，普遍规定：网络表达既不能危害国家安全，不能干扰社会秩序，亦不能侵害公民权利。

网络表达不能危害国家安全

尽管说公民在网络空间的表达自由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但并不是说网络表达是没有边界的，国家安全就是网络表达的边界之一。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石，任何国家都特别重视自身的安全。对危害国家安全的网络表达等各类信息传播活动进行法律规制也是国际公认的准则。为此，许多国家都对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网络表达等各类信息传播活动进行了一些限制。

在言论自由度很高的美国，最高法院在1919年至1969年的50年间，提出并改善了“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标准，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为言论自由划定了边界。后来，美国又相继制定了专门针对互联网的《计算机安全法》(1987年)、《电子信息自由法》(1996年)等一系列法律，将国家安全与秘密等作为例外，不予公开。作为最早制定信息公开法的瑞典，于2008年6月也通过了争议较大的与互联网相关的“瑞典国防无线局法案”(Frsvarets Radioanstalt Act)，搜集和分析进入瑞典境内的互联网及其他电子通信数据，包括带有敏感词的国际电话、电子邮件和电传等，以维护国家安全。

在中国，《宪法》第51条即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从《刑法》、《民法通则》到《国家安全法》和《保守国家秘密法》，均对有关国家安全的事项作了禁载性规定。根据互联网的特性，2000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颁布了《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重申现行《刑法》的若干罪名适用于互联网。并且，国家保密局先后制定了《计算机信息系统保密暂行规定》(1998年)和《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互联网保密管理规定》(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也于2001年做了关于涉外泄密的司法解释，强调《刑法》第111条和第398条适用于互联网上的有关行为，为网络表达和网络信息传播划定了边界。媒体和个人一旦越界，则很容易被控“煽动分裂国家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罪”等。例如，2004年11月24日，《当代商报》记者师涛就因将一份绝密级政府文件《关于当前稳定工作的通知》通过邮件发送至海外网站民主通讯，被湖南省国家安全厅拘捕，后以“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罪”被判10年有期徒刑。

网络表达不能干扰社会秩序

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在为广大民众带来便捷和所谓的“虚拟民主”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一些宣扬色情、亵渎宗教、鼓吹、教唆自杀与杀人等方面的表达与信息，严重地扰乱了公共道德、破坏了公序良俗，影响了社会秩序。因此，为了维持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许多国家均对可能危及社会秩序的网络表达进行了法律约束。正所谓“秩序是法的直接追求”。这里以色情表达为例，即可“窥一斑而知全豹”。

在美国，虽然网络表达是以自律为主，但与色情表达被看做低价值言论，是受到限制的。除了在1973年对进行定义(确立了“米勒标准”)外，美国在1996年又制定了《传播庄重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该法规定：在互联网上传播任何具有明显冒犯性的性表达或猥亵的性表达是犯罪，即使这些性表达不一定具有性质。尽管美国最高法院在1997年裁定该法违宪，但是其在判决中强调言论不受宪法保护――“《传播庄重法》限制言论之外的其他言论的规定是无效的”。在新加坡，各类刻画或大肆渲染暴力、、性和恐怖的内容，以及提倡性放纵和性的内容等信息都禁止在互联网上传播。

在中国，宣扬色情的物品习惯上通称为黄色物品、黄色出版物，从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一律受到严格禁止。除现有法律适用于互联网之外，有关部门也相继制定了一系列专门针对互联网的法规与规章等。2000年9月，国务院颁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15条第六款、第七款就用列举的方式明确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制作、复制、、传播含有下列内容的信息：……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散布、色情、、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公安部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5条中也作了类似禁止性规定。媒体和个人一旦违反这类规定，就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2005年发生的“九九论坛”案就是比较典型的案例。“九九论坛”是由一名19岁的福建出境人员在美国创办的网站。创办者与境内十多人通过会员注册、广告、出租网络空间等方式，上传色情视频文件6000多件、图片10万多张、色情文章2万多篇，非法获利20余万元。在2004年公安机关对进行专项打击时，相关涉案人员相继被捕。翌年7月，该案第一被告人邵蓉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2年，史兴华等其余10名被告人被分别判处12年至3年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以5万至1万元不等的罚金。

网络表达不能侵害公民个人权利

清末思想家严复在翻译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时曾经说过：“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网络表达当然也是一样，其前提是不能侵害其他公民的个人权利。这种权利包括表达权、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姓名权、著作权和接受公正审判权等等。在这方面，世界各国也普遍为网络表达制定了法律规范，以保护受到挑战的公民权利。在这里，笔者主要以隐私权为例进行讨论。

1902年，美国就出现了确立隐私权的判例；1974年，美国即制定了《隐私法》，明确保护隐私权。针对互联网引

发的隐私权问题，美国于1988年颁布了《计算机相关隐私保护法》，并于1986年又出台了《电子传播隐私法》。与之类似，高度透明的瑞典也于1973年制定了《瑞典数据库条令》(Wedish Data BankStatute)，做出了“避免不适当的暴露个人资料以及侵犯个人隐私”等一系列的规定。1977年，德国也制定了旨在保护公民个人隐私的《联邦个人数据保护法》。截至2008年，“全世界已有近20个国家制定了个人数据保护方面的法律”。《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7条)都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加以任意或非法干涉。

在中国，虽然隐私权是列在名誉权之下予以间接保护，但是从《宪法》(第58、59、40条)、《刑法》(第245、252条)、《民法通则》(第101条)到《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2条)等，都对隐私权作了不同程度的保护。针对互联网，我国相关部门也相继制定了一些法规，部分条款也涉及个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问题。较早的当数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1997年审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其第18条规定：“用户应当服从接人单位的管理，遵守用户守则；不得进入未经许可的计算机系统，篡改他人信息；不得在网络上散发恶意信息，冒用他人名义发出信息，侵犯他人隐私……”2000年，国务院颁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15条第八款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制作、复制、、传播含有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信息。2000年1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4条也规定：利用互联网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及非法截获、篡改、删除他人的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数据资料，侵犯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可以构成犯罪，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尽管说此类规定大都是原则性的，但是网络表达一旦违反这类法规，对公民隐私造成实际侵害，均会受到法律制裁。

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首数“人肉搜索第一案”――“王菲案”。2007年12月29日，北京一白领女子姜岩跳楼自尽。事后，姜岩姐姐和网友将她生前写下的“死亡博客”以及心路历程披露在天涯论坛上。姜岩为痴情埋单的行为震撼了网民的内心，在同情和义愤的刺激下，一场规模庞大的“人肉搜索”在网上展开。当事人丈夫王菲和所谓“第三者”的照片、工作单位、家庭地址、家庭人员状况、个人电话号码等信息很快被不同的网友不断详细地披露在网上，后来这种个人隐私的示众逐渐发展到网络谩骂甚至转换成现实世界中直接的人身攻击和群体围堵。2008年3月，当事人丈夫王菲为讨公正，将天涯社区、大旗网站和“北飞的候鸟”网站等悉数告上法庭。案件最终在2009年12月尘埃落定，北京市二中院终审认定张乐奕(“北飞的候鸟”网站的注册人)侵害王菲名誉权的事实成立，判令张乐奕删除网站上的侵权文章、在其开办的网站上对王菲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公证费共计5684元。

“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

网络法律范文第8篇

【关键词】网络；暴力；控制

随着科技的发展，互联网作为一种便捷的交流方式开始出现，作为新的媒介产物，它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新的互联网具有虚拟匿名性、信息海量性、中心扩散性以及即时互动性等众多的优点而迅速吸引着广大的使用者。网民数量的激增、大众消费娱乐的盛行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一些负面的影响也开始出现，各种的网络事件开始频频出现，很多都是集中于一些社会软新闻事件，像最近比较火热的“表哥杨达才”“CCTV你幸福吗”“网促价格战”“雷政富不雅照”“特大暴雨”等等，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共同将网络热点事件推向高潮，形成了一个个具有争议性的案例，网络暴力由此而发。

对于网络暴力一词而言，基本的内涵大致如下：“是指一些网络使用主体一般是网友对于某些事件的言论和看法超越了理性界限，从而对事件当事人采用集体围攻的方式进行严重的道德审判，采用各种造成了各种的压力。”[1]网络暴力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就是很多人自发的无组织的方式集合起来，对某个事件进行评价，很多时候这些行为都是无领导和无组织的，自然也就很容易导致狂热，很多的网友都会采用各种非理性的方式进行漫骂，甚至是进行人身攻击，这些人多半都是青年人，思想和行为往往不成熟，自我反思能力不强，更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带动。

比如最近火热的“李天一”事件，李天一因为涉嫌对一名少女的侵犯而遭到曝光，在各个论坛上对于李双江和其子的无理谩骂充斥网页，有的网友甚至叫嚣：“枪毙李双江全家，净化空气！”“李双江就是人渣，一家都是人渣！”“这么大年纪还搞出这么一个为害人间的小畜生，真是有俩糟钱不知道这么花好了，有娘养没娘教的东西，应该人道毁灭！”紧接着李双江之子去年的因为打人事件遭到曝光的事情再次被揭露，这样的火上加火更是让网民愤慨不已，对于李双江妻子梦鸽的攻击也是从没有停止过，有的网友甚至说“鸽子变成了乌鸦”。李双江夫妇的手机无法正常使用，李双江之子李天一在去年教养完毕后更名李冠丰，这个事件爆发之后更是有网友开始质疑李双江瞒天过海，违法乱纪，想洗刷到犯罪记录等等。

可以说网络暴力给一些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网络暴力是没有到场的暴力，很多的网民却挑出最恶毒的话来表达，采用语言暴力攻击他人。受到了伤害的当事人只能被迫接受各种不公正的待遇。从法律的角度讲，网络暴力是违背法律本质的，网络暴力也是与社会公德相左，是对“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违拗。同时现代社会是一个走向法治的社会，法治所蕴涵的自由、正义、秩序、效率等价值与人类的终极追求是暗合的，网络暴力背离法治精神，也会危害法治生态。

鉴于目前的网络暴力事件频频发生，很多网民也开始呼吁净化网络，加强管制，随着网络主体的增加，网络暴力的频发，加强治理成为了各方的共识。法律作为调节社会的手段，对于治理网络暴力具有合理正当性。

首先需要加强立法，因为网络是一个新生事物，传统的法律法规并不能完全的适应这种变化，其中存在着的很多的疏漏，对于一些触犯了法律的事情往往是处在暧昧之中，一方面是网络暴力实施者的隐匿性，需要执法机关进行很大的力气进行侦破，而且这个过程中，这些实施者往往是作为意见领袖出现的，一旦遭到了惩罚会导致网民更加疯狂的攻击。随着我国逐渐步入信息化时代，特别需要加强对隐私的保护，网络的虚拟世界中只有立法体系的完善，才能有效治理网络中的侵权行为。所以在立法的过程中可以考虑在制定《民法典》中增加有关网络隐私权的条款，在法律上明确规定网络隐私权的内涵、外延及隐私侵权行为的方式和责任形式。也可以专门制定一部《网络隐私权法》保护公民在网络上的隐私权，对个人隐私最有力的法律保障。

其次，在很多时候网络主体之所以如此的嚣张，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其他顾虑，不用负责任。而一旦实行了网络实名制就可以遏制一些不良事件的发生。这些在国外已经有过先例，像一些发达国家的信用信息、福利待遇等都是通过网络实名登记，上网和手机实名已经获得了普遍的认可。亚洲的韩国在2008年也开始执行“信息通信网法施行令修正案”，这也就意味着网络实名制的正式确立。网络实名制可以让一些网络暴力实施者意识到自己的言论后果，更理性的去进行评论，也是维持难以管理的网络暴力的一个有效途径。但是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中国因为有着庞大网民，要想实现完全的监管，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实名制的实行程度，一定意义上必须与社会法制化程度和现代化程度同步，中国的这方面也是存在着很多的困难。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相信这一制度在未来也是有可能的，另外中国的法律建设也在不断地发展，网民接受实名制的不无可能。

最后，大部分网络暴力的当事人是无法获得精神补偿的，针对这一现状，可以考虑在网络侵权的司法实践中搞好被侵权人的赔偿范围确定。一般而言，当事人直接财产损失、精神损害赔偿和间接财产损失等，在司法解释对侵犯网络隐私权益行为可以要求进行精神损害赔偿进行确认后确定与评算赔偿以及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这样能够更好地确定侵权人对其民事责任的承担。对于网络运营商也是如此，虽然目前对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侵权责任有所涉及，但仍需要进一步出台与之有关的司法解释。

【参考文献】

网络法律范文第9篇

不出门、不露面，坐在家里，轻点鼠标就可以完成举报，这一“零距离、零成本”的反腐形式，已经成为中国公民最喜爱的监督路径。公民通过互联网已经捕捉了许多“问题官员”，昭示出网络反腐的巨大威力。

在硕果累累的战绩中，网民们备受鼓舞，纷纷挽起袖子，喊出了“把反贪交给网络来干吧”的豪言壮语，网络正在开辟出一个反腐的新战场。

网络反腐遭遇“极度深寒”

然而，就在人们的网络反腐热情高涨之时，某些动用公权乃至司法力量打击网络举报的案件，无疑加深了人们对网络反腐的担忧。有调查显示，69.7％的公众担心“对于举报信息只受理，不处理”；58.3％的公众认为“同上虚假信息耗费人力物力，难以兼顾现实中的反腐工作”；54.2％的公众担心“举报信息会被屏蔽”；54.0％的公众“害怕举报信息外泄，受到报复”。

其实，网民对网络反腐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至少从目前看，一些地方的立法对网民举报的限定往往多于保护。例如今年1月江苏出台的《徐州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就因为被指含有禁止“人肉搜索”的内容而受到网民一片质疑；同样于今年5月1日起施行的《杭州市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保护管理条例》，也因为要求“网络论坛实行实名制”、“严禁恶意评论”等而备受指责。

为“权利反腐”提供官方接口

即便网络反腐面临着多重困境，但最高检的信息还是告诉我们，这种以公民权利为基石的民间反腐形式，至少获得了更多的正当性基础。因为网络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民众被动求助的局面，给举报贪官的网民带来信心和动力。

其实，早在2001年最高检就设立了全国检察机关统一的举报网站，点击进入“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举报人可以选择相应省份，点击即可进入该省检察院的举报平台进行举报。据统计，2001年至2005年，检察机关每年受理网上举报线索1万件左右；2006年以后，每年增加到5万件左右。2005年12月2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首次公布了中央纪委室、监察部举报中心的网址，这标志着网上举报正式纳入了官方权威反腐渠道。

截至2008年，全国已有18个省级纪检监察机关相继开通举报网站，其中，山西、贵州等省的许多地(市)级、县级纪检监察机关也建立和开通了网上举报，浙江省11个地(市)和85个县(市、区)纪检监察机关建立和开通了网上举报。

其实，网络对于政府而言的积极意义决非停留于反腐层面，其开放、即时、便捷的优势更成为现代政府民主执政的重要平台。如今，各地政府都十分重视利用网络平台收集反腐线索，寻找与民意互动的交流路径。对此，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认为，“‘网络执政’的土壤已经形成，网络不仅成为全国上下相当重视的一个信息平台，也应该成为官员执政的另一个平台。这种能力应该成为官员的第五种能力。”

“最廉价的监督”尚需法律支持

网络反腐离不开必要的法律规制。作为一种“最廉价的监督”方式，网络反腐既可以让虚假丑恶无处遁形，也可能带来非理性“惩恶”的民粹暴力。例如“人肉搜索”，在正当监督与不当侵权之间，往往难分间隙。缺乏法律规范已经成为网络反腐的最大硬伤。

首先，应当在立法理念上落实公民言论自由等宪法权利。对网络反腐的法律规制，前提是确保公民宪法权利不受损害。在宪法上，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有对国家机关和政府官员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更有对丑恶现象举报揭露的权利，网络只不过是行使这些宪法权利的一个通道。只有从立法理念上认同这一点，才能有效避免动辄追究网民发言的法律责任。

其次，应当在规范内容上重点预设网民担责的例外情形。网络是把“双刃剑”，法律在规范网络信息披露、平衡网民权利与他人权利的时候，不能采取模棱两可的权利许可思路，而应将重点放在对网民过度行使权利的界定上。因为对于公民权利而言，原本就是“法无明文禁止即可行”。在国家立法层面上，就应当采取排除法明确网民担责的具体情形，以防止模糊立法给公民权利带来大面积损害。例如侵权责任法草案对人肉搜索侵权责任的设定，就应采取与一般公民不同的规则，具体设定侵犯官员隐私权情形的时候，还应区分隐私是否与公共利益有关。

再次，应当在配套机制上注重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如果没有相关的资讯公开，再剽悍的“人肉搜索”恐怕也难以让问题官员“显形”，更遑论对“副职扎堆”、“史上最牛官员别墅群”及各种问责官员“复出门”等进行曝光了。所以，网络反腐更需要政府信息在网络上公开化、透明化，为网民知晓政府并监督政府提供条件，使网络反腐败机制更加畅通。

网络法律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域名、互联网、商标、抢注、法律保护

中图分类号: 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1)03(a)-0000-00

当历史的车轮行驶到21世纪,有更多的人认识到了互联网的商业价值，与传统商业价值相比，互联网更具震撼力。虽然互联网上的商业运作仅几年而已，却成为了广大商家的竞争之地。

一、域名的法律特征和性质

域名，是一个企业或机构在国际互联网上表达的名称。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对域名的解释，域名类似于互联网上的门牌号码，用于识别和定位互联网上计算机的层次结构式字符标识，与该计算机的IP地址相对应。如何理解域名的含义、认识域名的性质是我们讨论对域名进行保护的关键。

域名具有如下法律特征：

1、空间拓展的无限性。域名存在于因特网中，不受国界、地域、商品及服务的限制，在空间上具有无限性；

2、时间永久性。域名一旦注册并使用，它的存在具有永久性，没有期限限制；

3、专属和识别的绝对性。因特网的技术特征决定域名具有专属性，任何人注册取得域名，其他人都不能再注册和取得完全相同的域名，但可以存在相似的域名。

4、命名方法的规定性。域名的名称符号组合，要符合《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域名的这些特征和因特网的技术成熟发展，使得域名具有了市场价值，在逐步得到市场认可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隐患，比如其与传统知识产权、商标权就容易发生冲突。由于国内外尚无承认域名是一种权利的规定，因此当事人不能就域名归属提起确权诉讼，只能以其拥有的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而提起知识产权侵权诉讼。

二、域名注册存在的问题

域名作为商业标识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使得无论商家还是个人用户都逐渐认识域名所具有的商业价值，也就出现了很多使用不正当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情况，各类域名纠纷的出现在所难免。

1、域名与其他传统知识产权的冲突

国内外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的是含在商业域名、域号形式之下的驰名商标权、注册商标权、知名商品特有名称权等传统商业标识类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体系中并不存在独立类型的域名权。关于域名权是否为一种独立的权利，是不是知识产权，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对此有明确规定。

2、域名的注册欺诈、恶意抢注

除了域名与商标权的冲突，在域名的注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其他问题，严重影响了部分企业的利益。恶意抢注是域名和商标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由于域名注册和商标注册不是一个机构，两者没有必然联系，因此域名注册机构也就不会考察注册的域名是不是某个企业的商标，这就给了恶意抢注商标的人以机会。

三、域名的保护措施。

1、域名的国际保护

美国司法实践对商标的保护与对域名的保护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即必须符合一定的反淡化条件才保护被抢注的域名。这对某些没有什么知名度的商标而言，当其被抢注为域名时，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因此，抢注域名的行为屡禁不绝，最终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原来他们也没有明确的、规范性的域名注册规定，域名登记业务主要秉承美国政府主张的“网络域名注册程序开放竞争”的原则。

2、域名的国内保护。我国通过颁布《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和《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实施细则》结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相关程序对域名进行管理和保护。该《办法》否认了域名的交换价值，只规定注册域名可以变更或者注销，但是“不得转让或买卖”，实际上，域名买卖的现象大量存在。对于如何解决这类问题，我国主要是通过相关的《民法通则》、《知识产权法》、《竞争法》以及针对域名问题颁布的一些管理办法进行认定的。

从司法实践来看，有通过商标侵权来判定域名侵权的案例,除了使用《商标法》来解决域名纠纷外，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也对相关问题做了解释，因为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违背自愿、公平、平等及诚实信用的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利益。对于一些恶意抢注的行为，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可以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来调整。

最高人民法院为了正确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注册、使用等行为的民事纠纷案件，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国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的规定，做出了一些解释。

此外，除了通过《民法通则》、《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对域名进行保护外，还可以设立专门的机构，经过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认可与授权，负责解决中国互联网域名争议。《中国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规定域名注册管理机构可以制定中立的域名争议解决机构解决域名争议，但是如果与法院或仲裁机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不一致，要服从法院或仲裁机构的裁判。

参考文献：

1、李居迁、杨帆：《网络与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

2、陶鑫良、程永顺、张平：《域名与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年1月

3、屈茂辉、凌立志：《网络侵权行为法》，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

4、常天荣：《咨询法务透析》1999年5月

5、蒋志培著：《网络与电子商务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5月

6、吴汉东：《知识产权法》，北京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