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法律关系范文

劳动法律关系范文第1篇

原“统编教材”所持的观点，受到以后许多学者的批评。这种批评在1997年召开的全国劳动法学会年会上仍在延续。侯文学在所提交的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法律关系客体新探》中指出，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什么？在劳动法学研究上，曾一度有一种令人不解的现象：即在劳动法学教科书中一般只讲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内容，而对客体问题只字不谈。究其原因，在于法律关系客体问题在整个法学界就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劳动法学界对劳动法律关系客体也未必能讲清楚。但绝大多数同志认为，既然大家公认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劳动法律关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那就应研究它，讲解它。否则，劳动法律关系的理论就不完整。

这一批评显然有一个理论前提：法律关系“三要素”理论是各个部门法学的通用件。某一个部门法的法律关系没有“客体”，该部门法的法律关系理论就不完整。依笔者看法，以“三要素”理论来说明一切法律关系的观点本身是值得探讨的。

有关法律关系的理论最初是在西方民法中产生的，后来在前苏联法学中得到发展，并引申成了法律关系构成的“三要素”理论。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国内外法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以下是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各种法律关系都无不例外地存在“三要素”，即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和客体。我国学者基本上都接受了这种观点。

张文显认为，从语义上，“客体”与“主体”相对，指的是主体的意志和行为所指向、影响、作用的客观对象。它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发生权利义务的中介。任何一种关系都需要中介，关系通过中介而发生，又通过中介而构成。按照这种观点，法律关系的具体客体是无限多样的，把它们抽象化，大致可以概括为七类：（1）国家权力，（2）人身、人格，（3）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4）法人，（5）物，（6）精神产品（包括知识产品和道德产品），（7）信息。这七类客体可以进一步抽象为“利益”或“利益载体”等更一般的概念。由此我们可以说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一定的利益。（注：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5～179页。）

在人身法律关系的客体上，我国民法学者以“三要素”理论为基础，形成了“身体说”、（注：参见郑新剑：《“人身”不能作为民事权利的客体吗？》，《法学评论》1986年第6期。）“精神利益说”、（注：参见郑立：《关于人身权概念的思考》，《法律学习与研究》1990年第2期。）“无形利益说”（注：参见王利明主编：《人格权法新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三种观点。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出，为了给人身法律关系找客体，民法学者们已经突破了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为物、行为、非物质财富的观点，将“身体”、“利益”引入客体的范畴。

第二种观点认为，并不是每种法律关系都存在着客体，只有与物有关的权利义务关系才存在着客体问题。

周沂林、孙皓晖等人对“三要素”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所谓法律关系三要素构成说是一种杜撰。法律关系就是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它根本不是什么缺一不可的三要素构成的。所谓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从对财产法律关系的研究中引申出的非一般概念。全部混乱来自于这种无根据的引申。”他们认为，在财产法律关系中，人与人的法律关系是就某一财产而发生的，如所有权关系，人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占有、使用、处分该财产以及相应的他人的抑制行为构成法律关系的内容。对于这样的关系，之所以能够提出而且也有必要提出客体问题是因为在现实的经济关系中，财产物本身的性质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对某项消费品拥有的所有权与对某项不动产拥有的所有权在自由处置上要受到完全不同的限制。前者限制很少，后者限制很多。可见物本身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要影响到权利义务的实质内容。只有与物有关的权利义务关系才存在着客体问题。在财产法律关系中，人与人是就某一财产而发生的，财产物则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但是这样一种结构并不具备一般意义。（注：参见周沂林等：《经济法导论》，未来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245页。）

笔者认为，把“三要素”理论不加限制地引申到一切法律关系中，断言一切法律关系的构成都包含客体要素是不恰当的。其结果是法律关系客体外延全面且又广泛，而内涵却丧失了任何规定性。这种法学理论对于我国的立法并无指导意义。

法律关系是法律从静态向动态转化，从宏观向微观转化的重要环节。它是特定主体之间依据法律而产生的一种非常具体的联系。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应是法律关系主体所能直接控制的东西，而不应该将其说得过于玄乎。对于有些法律关系，如某些行政法律关系，法律只要明确行政机构的行政职责以及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即可，并无必要再确定一个所谓的客体。

将人身法律关系的客体概括为“无形利益”、“精神利益”，按这一思路，财产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可以说成是“物质利益”、“有形利益”，所有的客体都可以归结为利益。法律关系归根到底总是一种利益关系。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各类利益的人格化，法律关系的内容是主体利益的规范化，权利乃是法律保障的利益。可以说，利益是基础性的内容，而法律关系相对说来是一种表象性的内容。将基础性的内容直接引入表象的层次，不能不说是一种理论上的混乱。

但据此而主张“只有与物有关的权利义务关系才存在着客体问题”的看法未免矫枉过正。它忽视了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判断法律关系是否存在客体的标准应当是两类：一是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否客观上存在着共同指向的对象；二是这种对象化的情况是否会反作用于主体双方具体的权利义务，从而对法律关系的内容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只要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就有必要将客体独立出来加以关注。反之，则并无必要给其硬安上一个客体。

就劳动法律关系而言，劳动力正是劳动权利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劳动力的不同类型，显然也直接影响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的实质内容。例如，有劳动能力、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部分丧失劳动能力，脑力劳动能力、体力劳动能力等受到的限制完全不同，在劳动过程中的权利义务也不相同。劳动法律关系和其他财产法律关系的重要区别也是客体不同。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在法律关系的研究中，“三要素”论未必具有普遍意义，但劳动法律关系还是应由“三要素”构成。认识这一点，对于正确认识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很有意义的。

二、我国从事劳动法学研究的绝大部分同志，在“三要素”理论的基础上，为劳动法律关系寻找“客体”，并形成了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劳动法律关系具有多样性的特征，这种观点可称之为“多样说”。在较早的著作中，有的学者将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概括为：（1）实现劳动过程的劳动行为，如实施劳动的行为；（2）与劳动行为有关的其他行为，如民主管理行为；（3）物，在劳动保险待遇和集体福利事业方面，客体是货币、疗养院、托儿所等设施；（4）人，如在职工调动方面，调入方与调出方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客体是职工。这种观点将一些不属于劳动法律关系的内容包括进来，错误比较明显。如职工调动中调入方与调出方是两个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社会关系，并不是劳动法律关系。随意扩大劳动法律关系的范围，就会使劳动法律关系因丧失特性而难以深入研究。

“多样说”的观点在以后的论述中，逐渐演变为一种空泛议论。一些著作只是重复民法教材中的表达，笼统地指出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包括物、非物质财富、行为。（注：参见史探径：《劳动法》，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这种观点忽视了劳动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区别。民事法律关系是一类概念的统称。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笼统的民事法律关系，而只有具体的购销合同关系、加工承揽关系、损害侵权关系等等。各类民事法律关系完全是独立的。如果我们不是断言一切法律关系的构成都包含客体要素的话，未必每一个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都存在着客体；就是在存在客体的情况下，各类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也不相同。民法学的重点应在于研究各类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区别。如果当我们说到每类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时，只是简单重复“物、非物质财富、行为”，就毫无意义。劳动法律关系是具有多项内容的整体，是带有综合性的法律关系，如劳动者的劳动权、休息权、劳动安全卫生权、劳动报酬权、民主管理权；用人单位的招工权、用人权、奖惩权、辞退权、分配权。这是每一劳动法律关系都包含的内容。当我们说，这种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物、非物质财富、行为”时，由于外延的无限扩大，而使内涵丧失了任何规定性，成为一种无意义的理论演绎。

第二种观点认为，劳动法律关系具有单一性的特征，这种观点可称之为“单一说”。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劳动法律关系之所以缔结，是因为劳动者一方需通过劳动法律关系提供自己的劳动，并通过提供劳动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实现自己一定的物质利益；用人单位一方则通过劳动法律关系获得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并通过使用众多劳动者提供的总体劳动创造社会财富，实现国家的利益。这是劳动法律关系的基本内容。劳动过程中其他具体的权利义务都由劳动所派生，都不可能离开劳动而独立存在。所以，“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劳动活动，或劳动行为”。（注：吴超民：《劳动法通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与前一种观点相比，这种观点对劳动法律关系客体的概括更为明确，故为大部分劳动法研究者所赞同。（注：参见龚建礼、吴思、李琪：《劳动法教程》，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90页；李景森主编：《劳动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

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我国学者对劳动行为的理解只限于“劳动者的行为”。而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注意到劳动法律关系还应包括集团劳动法律关系的学者，多少对这种观点有了修正。劳动行为“既指雇员的履行劳动行为，也指雇主的管理劳动行为，在集体劳动法律关系中，还指雇员组织的集体劳动行为”。（注：杨体仁主编：《劳动法学》，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5页。）从这一修正可以看出，持“单一说”的学者已经多少意识到这一观点的缺陷在于涵盖性不够。但将劳动行为扩大为管理劳动行为和集体劳动行为，已经有些牵强，尽管如此，仍不够完整。劳动行为只是说劳动力的使用，而劳动法律关系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劳动力的保护，如休息权、劳动安全卫生权等等。

第三种观点认为，劳动法律关系客体具有主从性的特征，这种观点可称之为“主从说”。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劳动法律关系客体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形态是复杂多样的，视其在劳动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可分为基本客体（或称主客体）和辅助客体（或称从客体）。基本客体是劳动行为，即劳动者为完成用人单位安排的任务而支出劳动力的活动。它作为被支出和使用的劳动力的外在形态，在劳动法律关系存续期间连续存在于劳动过程之中，在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利益关系中主要承载或体现用人单位的利益。辅助客体是劳动待遇和劳动条件，即劳动者因实施劳动行为而有权获得的、用人单位因支配劳动行为而有义务提供的各种待遇和条件。后一类客体的特征在于：一是从属和受制于劳动行为，二是主要承载体现劳动者的利益。（注：王全兴、吴超民、张国文：《中国劳动法新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78～79页。）“主从说”综合了“多样说”和“单一说”的优点，将对劳动法律关系客体的认识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无论是上述的哪一种观点，都主张将“劳动行为”作为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这就无法回避一个逻辑上的混乱：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也体现为主体的劳动行为。以守纪义务为例，无非是要求劳动者依照法律规定和企业规章制度进行的劳动行为，也被我们归为劳动者的劳动义务。把同一行为既称作权利义务（法律关系的内容），又称为法律关系的客体，无论如何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

这种理论混乱并不是仅仅存在于劳动法学的研究中。有的学者认为：“法律关系的主体的行为在许多情况下是法律关系的客体。有的学者否认行为是法律关系的客体（权利客体）。照此理解，劳务合同中雇主的权利，在家庭关系中子女得到‘抚养教育’的权利、父母得到‘赡养扶助’的权利，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互不受虐待或歧视的权利等等权利所指向的对象，就无法解释。这类权利所指的对象正是对方的行为。”（注：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这种论证恰恰说明只要从“法律关系必须存在三要素”这一前提出发，为了给每个法律关系都找到客体，就只能容忍将同一行为既称作法律关系的内容，又称作法律关系的客体这样的混乱。否则，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权利所指向的对象，就无法解释。”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一定要承认“法律关系必须存在三要素”这一前提？笔者认为，这一前提本身是一种虚构，也没有必要容忍由这一前提必然带来的理论混乱。

当我们要消除这种理论混乱时，就可以发现以上“多样说”、“单一说”、“主从说”均不能成立。对以上各种观点更深一步的研究，还可以发现，目前我国关于劳动法律关系客体的认识，除了满足“三要素”理论的范畴体系的自身需要外，并无多少实际意义。劳动法律关系客体的叙述都只局限于总论部分，而一旦进入具体制度的介绍，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基本上不再提及。这还是一种比较表面的认识。为了推动劳动法学的深化，就有必要进一步创新。

三、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指向的对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这种对象是劳动力。马克思说：“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0页。）劳动法律关系是因劳动者有偿让渡劳动力使用权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劳动者作为劳动力所有权者有偿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力，用人单位则通过支配、使用劳动力来创造社会财富，双方权利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就是那种蕴含在劳动者体内，只有在劳动过程中才会发挥出作用的劳动力。

作为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劳动力具有如下特征：（1）劳动力存在的人身性。劳动力存在于劳动者身体内，劳动力的消耗过程亦即劳动者生命的实现过程。这使劳动法律关系成为一种人身关系。（2）劳动力形成的长期性。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周期比较长，一般至少需要16年，有些能力的形成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形成体力和脑力的劳动能力需要大量的投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部分投资主要是劳动者个人负担的。（3）劳动力存续的时间性。劳动能力一旦形成是无法储存的，而过了一定时间又会自然丧失。（4）劳动力使用的条件性。劳动力仅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只有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劳动力的这些特征要求国家对劳动力的使用采取一些特殊的保障措施，既能使劳动能力得以发挥，又能使劳动者不受伤害。

明确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劳动力，将对劳动法学体系的建立产生积极的影响。劳动者是主体，而劳动力是客体，正是劳动力与其所有人在经济意义上分离决定了劳动法律关系是具有私法因素的契约关系；而劳动力与其物质载体-劳动者在自然状态上的不可分，即劳动力的人身性，又决定了劳动法律关系在运行过程中须以国家干预为特征，具有公法因素。

明确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劳动力，通过恰当的分类，有利于劳动法的制度建设。劳动法律关系的各项权利义务都是紧紧围绕着劳动力展开的，大体可分为劳动力的让渡、劳动力的作用、劳动力的保护，这些关系在客体上有区别。

劳动力的让渡关系。在劳动者择业和用人单位招工的关系中，劳动者和劳动力使用者旨在建立劳动力让渡关系，随着劳动合同的普遍推行，劳动力的让渡条件和形式将由合同约定。作为客体的劳动力是一种潜在的形态的劳动力，亦即劳动能力，招工的程序实际上是考察这种潜在劳动力的程序。以潜在的劳动力为依据，还可将劳动力进一步分类。从体力方面常分为有劳动能力、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和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从智力方面往往根据教育程度、任职资格等进行分类。

劳动力的使用关系。在劳动报酬权和企业用人权的关系中，权利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是使用中的劳动力。潜在的劳动能力是一种非对象化的东西，无法精确计量，难以直接成为劳动报酬权的客体。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集体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个人的行为往往是溶合于整体劳动中，通过执行劳动纪律使劳动者的行为符合企业的整体要求。劳动者有偿地让渡劳动力的使用权，具体化为劳动者按用人单位的要求进行劳动，用人单位按劳动量进行分配这样一种劳动力的使用关系，以运动形式的劳动力为客体。以使用的劳动力为依据，也可将劳动分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复杂劳动、简单劳动、本职劳动、兼职劳动等等。

劳动力的保护关系。劳动力与它的物质载体-劳动者的身体密不可分。在休息权和劳动安全卫生权关系中，是以劳动力的物质载体为保护对象的。我国的工时制度、休假制度、劳动安全卫生制度是为保障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得到安全和健康而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其目的是使劳动者的人身受到保护，从而保护劳动力。以劳动力的物质载体为依据，常以男、女、老、中、青、成年、未成年来分类。

四、笔者在1994年出版的几部教材中将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概括为“劳动力”，（注：参见董保华主编：《劳动法教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8～60页；董保华主编：《劳动法与劳动争议实用手册》，中国检察出版社1994年版，第70～71页。）近年来在其他学者的著作和文章中也看到了一些比较接近的提法。（注：参见许建宇：《劳动法新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48页。）但是，均未充分展开论证。要确立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劳动力的观点，还须对有关的批评作回答。在我国曾作过较为系统批评的当推史探径同志。

他认为，劳动力在法律关系中的地位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在奴隶社会，奴隶不能充当权利主体，只能充当权利客体，他是奴隶主所有的财产，当然谈不上他的劳动力另外有什么性质。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先是承袭罗马法的旧观念。在1804年公布的《法国民法典把雇佣劳动力当作租赁关系，直到1900年《德国民法典》才专门规定了雇佣一节。不论《法国民法典》，还是《德国民法典》，虽把劳动者当作主体，却把劳动力当作权利客体，劳动力与其持有人分开。20世纪以来，劳动法成为独立的部门法以后，情况才根本改变。劳动法要促进劳动人格的实现，使劳动力完全人格化，劳动力与持有者合一，由客体转为主体，其目的是促使对劳动者的完全保护。劳动契约中规定，雇主并非单纯地有偿接受受雇人的劳动行为，而且要对受雇人在劳动中的安全和健康以及保险、福利等全面负起责任。（注：参见史探径：《劳动法》，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8～80页。）笔者对这一结论不敢苟同。

奴隶社会存在人身所有关系，不仅生产资料成为私有物，劳动力也被视为私有物。“人也可以成为商品，如果把人变为奴隶，人力也是可以交换和消费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2页。）劳动者成为侵略战争的掠夺对象，成为债务的抵押品，成为商品的一个品种。奴隶主占有了奴隶的人身，也就占有了其藏于躯体内的劳动力。这时成为奴隶主财产权客体的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者。封建社会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中世纪在权利问题上采用了一种简单的思维方式，它把个人及其权利都归结为“身份”，身份关系决定一切，从而使权利成为极少数封建主的权利，权利是作为一种特权而存在，这时劳动者只是作为一种义务主体而存在。可见，在自然经济状态下，劳动力的所有与劳动力的使用完全统一，并不存在两者的分离。

资本主义社会既不存在奴隶社会那种人身所有关系，也没有封建社会那种人身依附关系。资本主义制度给人类历史带来的后果是一方面使劳动者（工人）完全失去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另一方面却也使劳动者在法律上获得了完全的人身自由。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的所有与使用必然在经济意义上分离。这种分离是作为一种历史的进步而出现的。我国的经济曾向自然经济的方向演变，这正是回避劳动力有偿转让这一事实的客观基础。实际上，当劳动力完全由劳动者自行支配时，就不存在现代意义上以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分别为当事人的劳动关系，也不存在调整这种劳动关系的劳动法。

劳动关系不仅是一种财产关系，而且是一种特殊的财产关系。劳动力与劳动者虽在经济上有一定程度的分离，但在自然状态上是统一的、不可分离的。劳动法的产生是要解决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那种劳动者与劳动力、主体与客体在经济上分离（形成财产关系），而在自然状态上劳动者是劳动力的物质载体，主体与客体又是统一的（形成人身关系）矛盾。解决的方式并不是只承认人身性质而否定其财产性，因为这样就会回到自然经济状态。解决的方式是将保护劳动者作为一种社会权利加以规定，并形成倾斜立法体例，国家通过对最低工资、最高工时、劳动安全卫生的标准等基准立法，以法定内容对劳动力关系当事人的约定内容进行限定。如果不将劳动力作为客体来认识，恐怕很难正视劳动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呈现出来的特点。

劳动法律关系范文第2篇

一、计划经济模式造就了劳动法律关系在历史上的行政法律属性马克思曾指出：“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类劳动，劳动与经济紧密相联，在社会中，对劳动法律关系属性的认识必定受到社会经济状况的强烈影响。我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并且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在目前的市场经济模式以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完全由国家控制，统一由国家计划安排。不管是企业中的劳动者、机关事业单位的劳动者，还是农村的农民都成为国家管理的对象，国家为每一个人安排职业、就业单位、限定就业地域等等，更甚者，农村的小孩一出生便被以户口的形式安排了职业——农民。劳动者被安排后也无法自由流动，丝毫没有选择，国家成了唯一的用人单位，全体劳动者都受雇于国家，劳动者与国家形成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这种用人单位（国家）与劳动者之间的依附关系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行政管理关系，社会的各个行业在国家机关里都有对应的系统局（部），如纺织局、轻工局等等，由这些国家机关以各种文件自上而下发出行政命令（文件）对劳动者进行管理，企业也象国家机关一样分为股科处厅部等级别实行自上而下的人员管理。劳动者隶属于用人单位，双方没有协商，没有互动，只有由上至下的单向命令，用人单位也不与劳动者签订任何合同，双方在法律地位上不平等，只表现为一种行政隶属关系。这种状况导致人们对劳动、劳动关系、劳动法律关系的认识行政化，国家对劳动者的管理就是行政管理，双方就是行政管理关系，这种被当时法律法规所调控的劳动关系具有的是行政法律属性。

二、市场经济的推行使劳动法律关系具有民事法律的属性恩格斯曾指出：“法的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成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的法的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一再突破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这里我暂时只谈民法）”。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促使包括法律在内的上层建筑发展变化。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逐步推行市场经济，宪法数次修改，生产资料不再由国家单一占有，经济上主要实行市场竞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应运而生，企业之间竞争日趋激烈，在这些用人单位劳动的劳动者不能如计划经济时期享有稳定的岗位、稳定的工资福利，另一方面，由于政策的允许和城镇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大量农村的劳动者转移到城镇就业，劳动力的流动加大。劳动者无法或者是可以不再依附于局限的用人单位，经济发展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就业空间，当劳动者有权有条件选择自己劳动力出让的对象时，用人单位已无法用以往的行政管理方式对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划分，双方呈现出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关系。在平等主体之间要进行某种转让或交易，为了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双方的选择只能是也只会是协议（合同），也只有合同才能承担起这一职能。前些年，全社会大力推行全员合同制，以合同形式改变之前的行政化管理，以合同的形式来确认、表达、 促成双方的平等。国家先后用行政法规、规章对劳动合同予以了确认，如1980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劳动管理规定》，1983年劳动人事部的《关于积极试行劳动合同制的通知》，1986年国务院颁布的《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至1994年，全国人大制定《劳动法》，用法律形式确认劳动合同。这些法律、法规、规章本身并没有规定劳动合同是一种民事合同或者劳动法律关系具有民事法律属性，但从实践操作和理论解释来看，它们是运用了民事法律理论。如劳动法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应当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又如劳动部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是指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这些都是源于民事法律理论。法国学者勒内。达维德在其《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一书中指出：“民法在我们的各类法律中起了基础学科的作用，法的其他门类曾以其为模式（行政法）或为某些类的关系努力使之完善（劳动法）。”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呈现形式上的平等状况后，民事法律理论被运用其中是顺理成章的结果，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理论能够胜任。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劳动法都根源于民法，如德国、日本、瑞士都曾在民法中规定“雇佣”章节，意大利直接把劳动法制定在民法典中。我国的现行的劳动法理论也是以劳动合同为契机，以形式平等为基础，从民事法律理论发展起来的，逐步摆脱以往所具有的行政法律属性，转而具有民事法律属性。

劳动法律关系从行政法律属性到民事法律属性，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社会进步，解除人身依附，赋予劳动者一定自由选择的权利。就个人而言，提升了个人的权利，就社会而言，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完成了从“人身到契约”的社会发展过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实现了形式上的平等。

三、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实质上的不平等

（一）劳动力供需状况决定了实质上的不平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就业人员7亿3千万，其中城镇就业人员2亿4千万，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据此推算，2002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口约为一千万，此仅仅为城镇登记失业部分，加上隐形的和农村的，再加上每年递增的部分，数量非常庞大，据某些学者估计，现今失业人口大约在2亿人左右，相当于一个大国人口的总数。我国就业压力沉重是不争之事实，劳动力大量过剩，供大大过于求，在这种状况下，劳动者要得到一个岗位相当不容易，整个劳动力市场呈现买方主导局面。劳动力不同与其他商品，其他商品在呈现买方市场时，投资就会萎缩，商品减少，市场就会趋于均衡，而劳动力附着于人身，其无法在一定时间内减少，劳动者为了获取生活资料维持生存就必须进入市场进行劳动，整个劳动力市场就会呈现一种偏激状态。劳动者就业竞争激烈，用人单位可以充分选择并且压低工资水平、减少福利等等，劳动者弱者地位突出，在签订劳动合同时总处于一种附合地位。近日在东北某高校举行的人才招聘会上，有的毕业生为了挤进自己向往的单位，竟主动提出“零工资就业”，即在试用期不要钱，经过考验得到认可后再建立劳动关系。在“僧多粥少”的就业环境下，劳动者宁愿放弃作为生存所必需的工资，放弃某些作为社会中人的基本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任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去“自由”缔约，那么在很多情况下，用人单位给予劳动者的将只是让他或她得以继续劳动所需的最低报酬，而非给予他或她作为社会中人最基本存在所需的报酬。在现今社会中事实亦的确如此，今年2月，上海《外滩画报》以《谁是上海最累的人？——上海现代“包身工”生存状况调查》为题，报道了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组织学生志愿者调查医院护工生存状况的内容：（护工）她们每天工作二十多个小时，每周七天，在医院和家政公司领到的只有每月七百元左右的工资。另去年8月，《广州日报》以《"洗脚妹"生存状态调查》为题报道：深圳数万名大多是18岁至25岁的外来洗脚妹，她们手长时间浸在药水和接触湿毛巾，致使许多洗脚妹患上风湿性关节炎、指掌角化症、真菌癣等病。这些危及个人基本权利的例子举不胜举，在劳动力严重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劳动者宁愿放弃诸如休息、健康、福利等等基本的权利出卖劳动力，并且这一切都披着自愿、自由的平等外衣以合同的形式在进行着。这种平等只能是形式上的平等，而非实质上的平等，是实质上的不平等。

（二）劳动力之人身特性决定了实质上的不平等在排除供需状况条件的情况下，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劳动力交易过程中也很难平等，这主要是由客体——劳动力的人身特性决定的。马克思曾明确地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者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怎样不同，它们都是人体的机能，而每一种这样的机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实质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等的耗费。这是一个生理学上的真理”。劳动力与劳动者的人身紧密相连，劳动者进行劳动时是利用其人身产生劳动力为用人单位创造价值。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交易的对象是劳动力而非劳动力创造的物品，当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劳动者就把自己的劳动力交付给用人单位支配，劳动者的人身亦同时受到用人单位的支配。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指出：“大 工厂是以进门者放弃一切自治为特征的”。梁慧星教授在《中国是否需要体育产业法》一文中谈到：“这是因为雇佣合同是劳动合同，它是劳动者把自己的人身自由交给了雇佣人，如果允许签订长期的甚至无期限的劳动合同，等于一个人人身自由就丧失了，因此，各国限制雇佣合同的期限”。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前，其有权利选择交付劳动力的对象，二者具有一定的平等性，但一旦建立劳动关系，这种平等即因劳动力及劳动力附着的人身被支配而改变，双方从平等走向实质的不平等。虽然劳动合同和法律仍然载明了双方应是平等的，但事实上双方已不可能平等，除非借助某种外力的干预。

四、形式上平等，但实质上不平等的劳动法律关系应当由社会法调整

（一）民事法律无法调整实质上不平等的劳动法律关系形式上平等，实质上不平等的法律关系也可由民事法律调整，如显失公平的合同，但这只是民事法律的特殊调整，是其中的特例，形式上平等、实质上也平等与形式上平等、实质上不平等在民事法律调整中应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即实质上平等是绝大多数的，实质上不平等是极少数的。民事法律主要针对形式和实质均平等的法律关系予以调整，平等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也是民事法律关系区别于其他法律关系的主要标志，平等原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在民事法律上的具体体现，是民事法律最基础、最根本的一项原则。在平等的基础上，当事者才能真正做到意思自治，通过意思自治来实现自己的自由意愿，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事者各方的权益。倘若在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之间不能呈现平等，或者说呈现的是形式上的平等而实质上的不平等，那么当事者各方达成的意愿只能说是强者的意愿，弱者的无奈，而非真正的自由表达。此时再用民事法律，用民事法律的原则、精神去调整它，那将是无益的，因为民事法律设计的前提是主体平等，它在平等这一前提下分配权利义务，而主体实质上不能平等时，再用民事法律去分配权利义务就不是立法本来的初衷，违背了立法的本意。此非但不能达到调整之效果，反而以法之名确认了这些实质上的不平等，这样将只会对法律功能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例如，处于垄断地位的天然气公司在供气前向用户搭售然气灶具，虽然双方用书面合同表明用户可自愿选择买或不买，但很显然双方只是形式上的平等，在实质上无法平等，用户无法做到意思自治，用户的权益将受到损失，如果适用民事法律的理论，很难对此予以公平调整。就劳动法律关系而言，笔者并不否认存在实质上平等的例子，但平等却是极少数的、特殊的，不平等是多数的、一般的。因而用民事法律对劳动法律关系予以调整是不适宜的。

（二）劳动法律关系应当由社会法调整人生而应平等，但事实却非如是。人的出生就是不平等的，不平等是一种无法回避的事实，劳动法律关系双方的不平等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不可避免之事实。哲学教授何怀宏在《公平的正义——解读罗尔斯》一书中谈到：“要坚持形式的平等就必须允许实质的不平等，而你若坚持实质的平等就要破坏形式上的平等。你不可能两者兼得，而只能两者择一。”社会法就是这样一种部门法，它针对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运用自身不平等的法律形式去达到社会生活中实质上的平等，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到肯定的辩证过程。社会法是国家为了保障社会公众利益，通过加强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而产生的一种立法。它属于公私法以外的第三法域，它所体现的是社会公众利益，调整对象往往是传统的私法主体，当事者各方的关系是在形式平等的掩盖下，存在着实质的不平等。调整方式多是国家通过创制单行法律、法规、规章等等，对所有权、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等等传统私法权利予以严密限制，直接由法律规定以往由各方自行约定的内容，在排除当事者完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保留一定的约定自由权利。它的法律原则是向弱者倾斜和保护弱者，在立法上倾向于弱者，赋予弱者更多的权利，更多的权利实现渠道、权利救济渠道。在具体的渊源上，各国多是以单行法律呈现，如单独制定劳动、消费、教育、环境污染、社会保障等方面法律。

劳动法律关系所具有的形式上平等但实质上不平等特性，以及此特性在数量上的普遍性决定了其应由社会法予以调整，由于受社会法调整便具有了社会法的属性。劳动法律关系从行政法律属性到民事法律属性，再到社会法属性，完成了从人身依附到形式平等，再到实质平等的社会进步过程。当确定了劳动法律关系应具有社会法属性，法官在裁判案件时就应当依据社会法的原则对裁判前提予以解释，依据社会法的原则对漏洞予以弥补。

五、结合劳动法律关系的社会法属性分析当前司法中的三个问题

（一）裁判依据的探寻应遵循倾斜保护劳动者原则法官裁判案件总是需要大前提作为依据，法官把事实和大前提进行比对，从而判定当事者的各种权利义务，但大前提即裁判依据并不是自动出现或由当事者准确提供，需要法官去筛选、去判断，去探寻和发现。法官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时必须探寻到供以裁判的法律前提，民事案件由私法作为裁判前提，行政案件由公法作为裁判前提，而劳动法律关系由于具有社会法属性使劳动争议案件的前提更为复杂和特殊，其有可能将公法和私法均包含在之内。梁慧星教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中谈到：“当劳动合同关系发生纠纷时，应当首先适用劳动法的有关规则，关于劳动法没有规定的事项，则应适用民法关于合同关系的规定。”笔者认为，首先、应当优先适用倾斜保护劳动者的裁判规范，国家的劳动法、劳动行政法规、劳动地方性法规、劳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几乎均是基于保护劳动者的宗旨制定的，在处理劳动争议案件时应当优先适用这些规范。其次、当缺乏上述专门的劳动规范存在时，则可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如民法通则、合同法等等，因为在没有倾斜保护规范的情况下，至少应当实现形式上的平等，故而应当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其中应明确，虽然民法通则、合同法是法律，而劳动规章是规章，单就级别效力而言，前者效力高于后者，但因前者是适用平等主体的规范，而后者是专门规范，故即使是规章只要是专门性的劳动规章也应优先适用。再次，在审理中还可适用集体合同的约定，集体合同是工会或职工代表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单个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权益低于集体合同的约定时，则应按集体合同确定劳动者权益，在审理中可把集体合同的约定作为裁判前提以达到倾斜保护劳动者的目的。

（二）对仲裁时效之规定应按倾斜保护劳动者原则予以解释《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对如何理解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的含义颇有不同。劳动部1995年8月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十五条之规定：“‘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是指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此为 劳动保障部以规章形式对劳动法作出的行政解释。另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从二者表述可知，劳动保障部是采用民事法律理论对劳动法的仲裁时效作出的解释。而劳动法明文规定的是“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而非“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从“争议发生”之文字的表面意义予以解释无法得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的意思。争议是指双方对某一问题有分歧，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是单方的知晓行为，二者在汉语语意上有较大的差别。故对此条款存在上述两种不同的解释。笔者认为劳动保障部的解释不符合社会法的倾斜保护劳动者原则，此应当按字面意义解释更利于保护劳动者权益。因为，第一、从数量上看劳动者作为申请人（原告）占绝大多数，用人单位作为申请人（原告）只占极少数，被劳动法的仲裁时效条款予以考查适用的大多为劳动者的诉权，故主要应从劳动者行使诉权方面去考量作出何种选择。第二、国家在劳动方面的规范纷繁复杂，再加上用人单位的自定制度，规定双方权利义务的条款数量庞大，特别是国家关于保险、福利等方面规定，如社保、医保等等，存在许多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即使一些专业人员也极易疏漏，普通劳动者更是无从知晓。当劳动者在权益受损害时可能根本不知道规定的存在，故也无法立即知晓权益受损，此时双方根本就没有争议状态的展现。如果采用“知道和应当知道”，特别是其中的“应当知道”去解释时效条款，时效便应从用人单位未按规定或约定履行义务之时开始计算，劳动者在不得知的情况下极易超过时效，权益无法得到保护。第三、“应当知道”实质是一种对权利人知晓权益受损的事实推定，推定权利人知道权益受损，这种推定在民事法律理论上存在有其合理前提，因为双方是平等的，民事当事者有能力掌握、了解、知晓自己有什么权利及权利是否受损。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实质的不平等，存在经济上、技术上、资源上、法律知识上的弱势，劳动者不具备用人单位那样的能力，双方就此方面存在实质不平等，故作此推定就失去了前提，故不应当作“应当知道”的解释。第四、争议是指双方对某一问题有分歧，双方直接以语言或行为表达意见的不一致，展现双方的异议、对抗、分歧，它的表现可分两种，一为劳动者主动要求权益而被用人单位拒绝，二为用人单位主动有损劳动者权益立即遭到劳动者反对、异议，此时双方的争议才发生，矛盾才展现和碰撞，劳动者此时也才明确得知权益可能受损，此时开始计算时效对劳动者更为有利。

劳动法律关系范文第3篇

一

对于劳动法律关系是否存在客体，我国劳动法学界最初持否定态度，认为不必提劳动法律关系客体的问题。关怀主编的原统编教材《劳动法学》在“劳动法律关系的要素”这一节中仅介绍了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内容，而未涉及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注：参见关怀主编：《劳动法学》，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页。）追根寻源， 这引进于前苏联的教科书。（注：参见［苏联］亚历山洛夫：《苏维埃劳动法教程》，李光谟、康宝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5页。）

原“统编教材”所持的观点，受到以后许多学者的批评。这种批评在1997年召开的全国劳动法学会年会上仍在延续。侯文学在所提交的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法律关系客体新探》中指出，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什么？在劳动法学研究上，曾一度有一种令人不解的现象：即在劳动法学教科书中一般只讲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内容，而对客体问题只字不谈。究其原因，在于法律关系客体问题在整个法学界就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劳动法学界对劳动法律关系客体也未必能讲清楚。但绝大多数同志认为，既然大家公认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劳动法律关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那就应研究它，讲解它。否则，劳动法律关系的理论就不完整。

这一批评显然有一个理论前提：法律关系“三要素”理论是各个部门法学的通用件。某一个部门法的法律关系没有“客体”，该部门法的法律关系理论就不完整。依笔者看法，以“三要素”理论来说明一切法律关系的观点本身是值得探讨的。

有关法律关系的理论最初是在西方民法中产生的，后来在前苏联法学中得到发展，并引申成了法律关系构成的“三要素”理论。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国内外法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以下是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各种法律关系都无不例外地存在“三要素”，即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和客体。我国学者基本上都接受了这种观点。

张文显认为，从语义上，“客体”与“主体”相对，指的是主体的意志和行为所指向、影响、作用的客观对象。它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发生权利义务的中介。任何一种关系都需要中介，关系通过中介而发生，又通过中介而构成。按照这种观点，法律关系的具体客体是无限多样的，把它们抽象化，大致可以概括为七类：（1）国家权力，（2）人身、人格，（3）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4）法人，（5）物，（6）精神产品（包括知识产品和道德产品），（7）信息。 这七类客体可以进一步抽象为“利益”或“利益载体”等更一般的概念。由此我们可以说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一定的利益。（注：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5～179页。）

在人身法律关系的客体上，我国民法学者以“三要素”理论为基础，形成了“身体说”、（注：参见郑新剑：《“人身”不能作为民事权利的客体吗？》，《法学评论》1986年第6期。）“精神利益说”、（注： 参见郑立：《关于人身权概念的思考》，《法律学习与研究》1990年第2 期。）“无形利益说”（注：参见王利明主编：《人格权法新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三种观点。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出，为了给人身法律关系找客体，民法学者们已经突破了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为物、行为、非物质财富的观点，将“身体”、“利益”引入客体的范畴。

第二种观点认为，并不是每种法律关系都存在着客体，只有与物有关的权利义务关系才存在着客体问题。

周沂林、孙皓晖等人对“三要素”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所谓法律关系三要素构成说是一种杜撰。法律关系就是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它根本不是什么缺一不可的三要素构成的。所谓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从对财产法律关系的研究中引申出的非一般概念。全部混乱来自于这种无根据的引申。”他们认为，在财产法律关系中，人与人的法律关系是就某一财产而发生的，如所有权关系，人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占有、使用、处分该财产以及相应的他人的抑制行为构成法律关系的内容。对于这样的关系，之所以能够提出而且也有必要提出客体问题是因为在现实的经济关系中，财产物本身的性质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对某项消费品拥有的所有权与对某项不动产拥有的所有权在自由处置上要受到完全不同的限制。前者限制很少，后者限制很多。可见物本身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要影响到权利义务的实质内容。只有与物有关的权利义务关系才存在着客体问题。在财产法律关系中，人与人是就某一财产而发生的，财产物则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但是这样一种结构并不具备一般意义。（注：参见周沂林等：《经济法导论》，未来出版社1995 年版， 第239～245页。）

笔者认为，把“三要素”理论不加限制地引申到一切法律关系中，断言一切法律关系的构成都包含客体要素是不恰当的。其结果是法律关系客体外延全面且又广泛，而内涵却丧失了任何规定性。这种法学理论对于我国的立法并无指导意义。

法律关系是法律从静态向动态转化，从宏观向微观转化的重要环节。它是特定主体之间依据法律而产生的一种非常具体的联系。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应是法律关系主体所能直接控制的东西，而不应该将其说得过于玄乎。对于有些法律关系，如某些行政法律关系，法律只要明确行政机构的行政职责以及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即可，并无必要再确定一个所谓的客体。

将人身法律关系的客体概括为“无形利益”、“精神利益”，按这一思路，财产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可以说成是“物质利益”、“有形利益”，所有的客体都可以归结为利益。法律关系归根到底总是一种利益关系。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各类利益的人格化，法律关系的内容是主体利益的规范化，权利乃是法律保障的利益。可以说，利益是基础性的内容，而法律关系相对说来是一种表象性的内容。将基础性

的内容直接引入表象的层次，不能不说是一种理论上的混乱。

但据此而主张“只有与物有关的权利义务关系才存在着客体问题”的看法未免矫枉过正。它忽视了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判断法律关系是否存在客体的标准应当是两类：一是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否客观上存在着共同指向的对象；二是这种对象化的情况是否会反作用于主体双方具体的权利义务，从而对法律关系的内容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只要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就有必要将客体独立出来加以关注。反之，则并无必要给其硬安上一个客体。

就劳动法律关系而言，劳动力正是劳动权利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劳动力的不同类型，显然也直接影响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的实质内容。例如，有劳动能力、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部分丧失劳动能力，脑力劳动能力、体力劳动能力等受到的限制完全不同，在劳动过程中的权利义务也不相同。劳动法律关系和其他财产法律关系的重要区别也是客体不同。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在法律关系的研究中，“三要素”论未必具有普遍意义，但劳动法律关系还是应由“三要素”构成。认识这一点，对于正确认识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很有意义的。

二

我国从事劳动法学研究的绝大部分同志，在“三要素”理论的基础上，为劳动法律关系寻找“客体”，并形成了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劳动法律关系具有多样性的特征，这种观点可称之为“多样说”。在较早的著作中，有的学者将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概括为：（1）实现劳动过程的劳动行为，如实施劳动的行为；（2）与劳动行为有关的其他行为，如民主管理行为；（3）物， 在劳动保险待遇和集体福利事业方面，客体是货币、疗养院、托儿所等设施；（4 ）人，如在职工调动方面，调入方与调出方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客体是职工。这种观点将一些不属于劳动法律关系的内容包括进来，错误比较明显。如职工调动中调入方与调出方是两个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社会关系，并不是劳动法律关系。随意扩大劳动法律关系的范围，就会使劳动法律关系因丧失特性而难以深入研究。

“多样说”的观点在以后的论述中，逐渐演变为一种空泛议论。一些著作只是重复民法教材中的表达，笼统地指出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包括物、非物质财富、行为。（注：参见史探径：《劳动法》，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这种观点忽视了劳动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区别。民事法律关系是一类概念的统称。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笼统的民事法律关系，而只有具体的购销合同关系、加工承揽关系、损害侵权关系等等。各类民事法律关系完全是独立的。如果我们不是断言一切法律关系的构成都包含客体要素的话，未必每一个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都存在着客体；就是在存在客体的情况下，各类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也不相同。民法学的重点应在于研究各类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区别。如果当我们说到每类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时，只是简单重复“物、非物质财富、行为”，就毫无意义。劳动法律关系是具有多项内容的整体，是带有综合性的法律关系，如劳动者的劳动权、休息权、劳动安全卫生权、劳动报酬权、民主管理权；用人单位的招工权、用人权、奖惩权、辞退权、分配权。这是每一劳动法律关系都包含的内容。当我们说，这种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物、非物质财富、行为”时，由于外延的无限扩大，而使内涵丧失了任何规定性，成为一种无意义的理论演绎。

第二种观点认为，劳动法律关系具有单一性的特征，这种观点可称之为“单一说”。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劳动法律关系之所以缔结，是因为劳动者一方需通过劳动法律关系提供自己的劳动，并通过提供劳动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实现自己一定的物质利益；用人单位一方则通过劳动法律关系获得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并通过使用众多劳动者提供的总体劳动创造社会财富，实现国家的利益。这是劳动法律关系的基本内容。劳动过程中其他具体的权利义务都由劳动所派生，都不可能离开劳动而独立存在。所以，“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劳动活动，或劳动行为”。（注：吴超民：《劳动法通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与前一种观点相比，这种观点对劳动法律关系客体的概括更为明确，故为大部分劳动法研究者所赞同。（注：参见龚建礼、吴思、李琪：《劳动法教程》，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90页；李景森主编：《劳动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

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我国学者对劳动行为的理解只限于“劳动者的行为”。而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注意到劳动法律关系还应包括集团劳动法律关系的学者，多少对这种观点有了修正。劳动行为“既指雇员的履行劳动行为，也指雇主的管理劳动行为，在集体劳动法律关系中，还指雇员组织的集体劳动行为”。（注：杨体仁主编：《劳动法学》，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5页。）从这一修正可以看出，持“单一说”的学者已经多少意识到这一观点的缺陷在于涵盖性不够。但将劳动行为扩大为管理劳动行为和集体劳动行为，已经有些牵强，尽管如此，仍不够完整。劳动行为只是说劳动力的使用，而劳动法律关系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劳动力的保护，如休息权、劳动安全卫生权等等。

第三种观点认为，劳动法律关系客体具有主从性的特征，这种观点可称之为“主从说”。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劳动法律关系客体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形态是复杂多样的，视其在劳动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可分为基本客体（或称主客体）和辅助客体（或称从客体）。基本客体是劳动行为，即劳动者为完成用人单位安排的任务而支出劳动力的活动。它作为被支出和使用的劳动力的外在形态，在/，！/劳动法律关系存续期间连续存在于劳动过程之中，在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利益关系中主要承载或体现用人单位的利益。辅助客体是劳动待遇和劳动条件，即劳动者因实施劳动行为而有权获得的、用人单位因支配劳动行为而有义务提供的各种待遇和条件。后一类客体的特征在于：一是从属和受制于劳动行为，二是主要承载体现劳动者的利益。（注：王全兴、吴超民、张国文：《中国劳动法新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78～79页。）“主从说”综合了“多样说”和“单一说”的优点，将对劳动法律关系客体的认识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无论是上述的哪一种观点，都主张将“劳动行为”作为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这就无法回避一个逻辑上的混乱：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也体现为主体的劳动行为。以守纪义务为例，无非是要求劳动者依照法律规定和企业

规章制度进行的劳动行为，也被我们归为劳动者的劳动义务。把同一行为既称作权利义务（法律关系的内容），又称为法律关系的客体，无论如何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

这种理论混乱并不是仅仅存在于劳动法学的研究中。有的学者认为：“法律关系的主体的行为在许多情况下是法律关系的客体。有的学者否认行为是法律关系的客体（权利客体）。照此理解，劳务合同中雇主的权利，在家庭关系中子女得到‘抚养教育’的权利、父母得到‘赡养扶助’的权利，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互不受虐待或歧视的权利等等权利所指向的对象，就无法解释。这类权利所指的对象正是对方的行为。”（注：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这种论证恰恰说明只要从“法律关系必须存在三要素”这一前提出发，为了给每个法律关系都找到客体，就只能容忍将同一行为既称作法律关系的内容，又称作法律关系的客体这样的混乱。否则，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权利所指向的对象，就无法解释。”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一定要承认“法律关系必须存在三要素”这一前提？笔者认为，这一前提本身是一种虚构，也没有必要容忍由这一前提必然带来的理论混乱。

当我们要消除这种理论混乱时，就可以发现以上“多样说”、“单一说”、“主从说”均不能成立。对以上各种观点更深一步的研究，还可以发现，目前我国关于劳动法律关系客体的认识，除了满足“三要素”理论的范畴体系的自身需要外，并无多少实际意义。劳动法律关系客体的叙述都只局限于总论部分，而一旦进入具体制度的介绍，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基本上不再提及。这还是一种比较表面的认识。为了推动劳动法学的深化，就有必要进一步创新。

三

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指向的对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这种对象是劳动力。马克思说：“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0页。）劳动法律关系是因劳动者有偿让渡劳动力使用权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劳动者作为劳动力所有权者有偿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力，用人单位则通过支配、使用劳动力来创造社会财富，双方权利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就是那种蕴含在劳动者体内，只有在劳动过程中才会发挥出作用的劳动力。

作为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劳动力具有如下特征：（1 ）劳动力存在的人身性。劳动力存在于劳动者身体内，劳动力的消耗过程亦即劳动者生命的实现过程。这使劳动法律关系成为一种人身关系。（2 ）劳动力形成的长期性。 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周期比较长， 一般至少需要16年，有些能力的形成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形成体力和脑力的劳动能力需要大量的投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部分投资主要是劳动者个人负担的。（3）劳动力存续的时间性。劳动能力一旦形成是无法储存的，而过了一定时间又会自然丧失。（4）劳动力使用的条件性。 劳动力仅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只有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劳动力的这些特征要求国家对劳动力的使用采取一些特殊的保障措施，既能使劳动能力得以发挥，又能使劳动者不受伤害。

明确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劳动力，将对劳动法学体系的建立产生积极的影响。劳动者是主体，而劳动力是客体，正是劳动力与其所有人在经济意义上分离决定了劳动法律关系是具有私法因素的契约关系；而劳动力与其物质载体-劳动者在自然状态上的不可分，即劳动力的人身性，又决定了劳动法律关系在运行过程中须以国家干预为特征，具有公法因素。

明确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劳动力，通过恰当的分类，有利于劳动法的制度建设。劳动法律关系的各项权利义务都是紧紧围绕着劳动力展开的，大体可分为劳动力的让渡、劳动力的作用、劳动力的保护，这些关系在客体上有区别。

劳动力的让渡关系。在劳动者择业和用人单位招工的关系中，劳动者和劳动力使用者旨在建立劳动力让渡关系，随着劳动合同的普遍推行，劳动力的让渡条件和形式将由合同约定。作为客体的劳动力是一种潜在的形态的劳动力，亦即劳动能力，招工的程序实际上是考察这种潜在劳动力的程序。以潜在的劳动力为依据，还可将劳动力进一步分类。从体力方面常分为有劳动能力、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和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从智力方面往往根据教育程度、任职资格等进行分类。

劳动力的使用关系。在劳动报酬权和企业用人权的关系中，权利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是使用中的劳动力。潜在的劳动能力是一种非对象化的东西，无法精确计量，难以直接成为劳动报酬权的客体。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集体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个人的行为往往是溶合于整体劳动中，通过执行劳动纪律使劳动者的行为符合企业的整体要求。劳动者有偿地让渡劳动力的使用权，具体化为劳动者按用人单位的要求进行劳动，用人单位按劳动量进行分配这样一种劳动力的使用关系，以运动形式的劳动力为客体。以使用的劳动力为依据，也可将劳动分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复杂劳动、简单劳动、本职劳动、兼职劳动等等。

劳动力的保护关系。劳动力与它的物质载体-劳动者的身体密不可分。在休息权和劳动安全卫生权关系中，是以劳动力的物质载体为保护对象的。我国的工时制度、休假制度、劳动安全卫生制度是为保障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得到安全和健康而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其目的是使劳动者的人身受到保护，从而保护劳动力。以劳动力的物质载体为依据，常以男、女、老、中、青、成年、未成年来分类。

四

笔者在1994年出版的几部教材中将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概括为“劳动力”，（注： 参见董保华主编：《劳动法教程》，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8～60页；董保华主编：《劳动法与劳动争议实用手册》，中国检察出版社1994年版，第70～71页。）近年来在其他学者的著作和文章中也看到了一些比较接近的提法。（注：参见许建宇：《劳动法新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48页。）但是，均未充分展开论证。要确立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劳动力的观点，还须对有关的批评作回答。在我国曾作过较为系统批评的当推史探径同志。

他认为，劳动力在法律关系中的地位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在奴隶社会，奴隶不能充当权利主体，只能充当权利客体，他是奴隶主所有的财产，当然谈不上他的劳动力另外有什么性质。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先是承袭罗马法的旧观念。在1804年公布的《法国民法典把雇佣劳动力当作租赁关系，直到1900年《德国民法典》才专门规定了雇佣一节。不论《法国民法典》，还是《德国民法典》，虽把劳动者当作主体，却把劳动力当作权利客体，劳动力与其持有人分开。20世纪以来，劳动法成为独立的部门法以后，情况才根本改变。劳动法要促进劳动人格的实现，使劳动力完全人格化，劳动力与持有者合一，由客体转为主体，其目的是促使对劳动者的完全保护。劳动契约中规定，雇主并非单纯地有偿接受受雇人的劳动行为，而且要对受雇人在劳动中的安全和健康以及保险、福利等全面负起责任。（注：参见史探径：《劳动法》，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

8～80页。）笔者对这一结论不敢苟同。

奴隶社会存在人身所有关系，不仅生产资料成为私有物，劳动力也被视为私有物。“人也可以成为商品，如果把人变为奴隶，人力也是可以交换和消费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2页。）劳动者成为侵略战争的掠夺对象， 成为债务的抵押品，成为商品的一个品种。奴隶主占有了奴隶的人身，也就占有了其藏于躯体内的劳动力。这时成为奴隶主财产权客体的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者。封建社会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中世纪在权利问题上采用了一种简单的思维方式，它把个人及其权利都归结为“身份”，身份关系决定一切，从而使权利成为极少数封建主的权利，权利是作为一种特权而存在，这时劳动者只是作为一种义务主体而存在。可见，在自然经济状态下，劳动力的所有与劳动力的使用完全统一，并不存在两者的分离。

资本主义社会既不存在奴隶社会那种人身所有关系，也没有封建社会那种人身依附关系。资本主义制度给人类历史带来的后果是一方面使劳动者（工人）完全失去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另一方面却也使劳动者在法律上获得了完全的人身自由。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的所有与使用必然在经济意义上分离。这种分离是作为一种历史的进步而出现的。我国的经济曾向自然经济的方向演变，这正是回避劳动力有偿转让这一事实的客观基础。实际上，当劳动力完全由劳动者自行支配时，就不存在现代意义上以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分别为当事人的劳动关系，也不存在调整这种劳动关系的劳动法。

劳动关系不仅是一种财产关系，而且是一种特殊的财产关系。劳动力与劳动者虽在经济上有一定程度的分离，但在自然状态上是统一的、不可分离的。劳动法的产生是要解决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那种劳动者与劳动力、主体与客体在经济上分离（形成财产关系），而在自然状态上劳动者是劳动力的物质载体，主体与客体又是统一的（形成人身关系）矛盾。解决的方式并不是只承认人身性质而否定其财产性，因为这样就会回到自然经济状态。解决的方式是将保护劳动者作为一种社会权利加以规定，并形成倾斜立法体例，国家通过对最低工资、最高工时、劳动安全卫生的标准等基准立法，以法定内容对劳动力关系当事人的约定内容进行限定。如果不将劳动力作为客体来认识，恐怕很难正视劳动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呈现出来的特点。

史探径同志还认为，明确劳动力是客体，不利于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其实，承认了劳动力作为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固然明确了用人单位有劳动力的使用权，有利于加强劳动纪律，但同时也明确了劳动者作为劳动力所有者的地位，在以下几方面都更加有利于保障劳动者的权益：（1）劳动者作为劳动力所有者， 有权选择适合自身劳动力特点的用人单位。长期以来我国一些职工的择业权被限制，甚至被剥夺，正是由于忽视了劳动者是自身劳动力的所有者。（2 ）劳动者作为劳动力所有者本身就有权要求将劳动力的使用限制在不损害其物质载体的范围内。 （3）承认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围绕着劳动力而展开的劳动力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就使双方能够通过劳动合同与集体合同来约定劳动力保护、使用上的权利义务。（4 ）承认劳动力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具有内在不平衡性，就要求国家制定以倾斜立法为特征的劳动标准法。这四方面涉及的问题，正是当前劳动立法的理论研究和实际部门着力探索的课题。

劳动法律关系范文第4篇

1、劳动关系与劳动法律关系的关系

我们面对每一件劳动争议个案，首先要审查是否是劳动争议。劳动争议又叫劳动纠纷，是劳动法律关系当事人就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发生的争议。界定劳动争议必然要考察是否存在劳动法律关系，而劳动法律关系属于劳动关系的范畴，我们实践中应用的劳动关系、事实劳动关系，是一种狭义的概念，仅指劳动法调整的那部分劳动关系，即劳动法律关系。劳动关系属于社会关系的一种，存在于不同的社会主体之间。劳动过程的实现以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为前提。劳动关系的建立须具备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别属于不同的社会主体的条件。劳动关系是生产资料支配者与劳动力所有者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劳动法律关系纷繁复杂，现阶段我国劳动关系根据不同部门法律调整的主体范围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五类，即劳动法律关系、雇佣劳动关系、公共事务劳动关系、农村集体劳动关系、强制劳动关系等。

2、区分劳动法律关系与其它劳动关系的难点

根据劳动法律关系与其它劳动关系的特征，在理论上对两者加以区分并不难，但在实践中面对个案做出正确的法律定性，换言之，哪一劳动关系适用劳动法调整，哪一劳动关系不适用劳动法调整，并非易事。我国《劳动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从该规定可以看出，劳动法律关系是被劳动法调整的那部分劳动关系，并从劳动关系的主体上对劳动法律关系的调整范围作了界定。但是劳动法律关系主体资格如何设定、由谁认定的问题，并没有作出规定，仅规定了劳动者资格的最底年龄标准。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劳动法律关系的建立，均依政府主管部门或劳动行政管理部门的劳动计划和指令，没有自由劳动力市场，无须建立劳动力市场的准入机制。但在市场经济日趋成熟的条件下，生产资料的支配者为组织生产劳动的需要，要求获得更多的用人自，劳动者也要求享有充分的择业自由，双方将在平等、自愿、公平的原则下缔结劳动关系，劳动力市场俞来俞活跃。为保障劳动法律权利义务的实现，特别是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需要，构建劳动法律关系主体资格体系已成为必要。由于立法的缺憾，给司法实践中确认劳动法律主体资格带来困惑，劳动法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具备什么条件才能享有劳动法律关系主体资格？

3、劳动者主体资格的确认

劳动者的主体资格是劳动法规定的公民成为劳动者应当具备的条件。它包括公民的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两个方面。劳动权利能力是指公民能够享有劳动权利并承担劳动义务的法律资格。劳动行为能力是指公民能够以自己的行为行使劳动权利并承担劳动义务的法律资格。公民在劳动法上的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与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是不同的。公民享有民事权利能力，但不一定享有或不一定完全享有民事行为能力，享有民事行为能力必然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公民享有劳动权利能力必然同时享有劳动行为能力，反之亦然，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具有统一性。

（1）公民的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在存续时间上是一致的实现民事权利义务的民事行为在通常情况下与民事主体是可以分离的，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甚至延伸至生命存续期间的前后，在公民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或不完全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时，其享有的民事权利和承担的民事义务由其监护人代为实现；而劳动权利义务的实现有赖于劳动者用自身的劳动力通过劳动行为去实现，由于劳动力和劳动者须臾不可分离的自然属性，劳动行为具有人身属性，在该公民不具有劳动能力时，他人无法使用该公民的劳动力去实现劳动权和劳动义务。

（2）权利义务一致原则要求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的统一。法律一方面禁止用人单位使用无劳动能力的公民，限制其用人权利，而另一方面赋予无劳动行为能力的公民以劳动权利能力，若无劳动行为能力公民据此主张劳动权利，将造成法律体系内部的逻辑混乱和司法实践上的不可操作性。

（3）劳动者的主体资格中不存在完全劳动行为能力和限制劳动行为能力区别。有人认为，我国劳动法“不得招用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公民从事过重、有毒、有害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的规定，是关于劳动者限制行为能力在年龄界限上的法律规定，已满18岁的公民为完全劳动行为能力的劳动者。我们认为这种理解值得商榷。首先我国劳动法律法规没有完全劳动行为能力和限制劳动行为能力的规定；其次，行为能力的限制是相对权利能力而言的，主体的行为能力范围小于主体的权利能力范围时才被认为主体的权利能力受到限制，而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在范围上是相互对应的。劳动法关于未成年工的保护性规定，正是法律赋予未成年工拒绝从事过重、有毒、有害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的权利能力，与此相对应，劳动法也没有要求未成年工具备从事过重、有毒、有害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的行为能力。第三，当公民的行为能力受到限制，不能以以自己的行为实现其权能时，必有相应的法律制度予以救济，这种救济在民法中为监护制或法定制，而在劳动法律关系中没有这种救济制度，若设定劳动者的限制劳动行为能力制度，在劳动者不能以自己的劳动行为实现其法定权能时，其劳动权利能力就毫无价值。第四，劳动法对未成年工的保护性规定，是为了使该群体避免遭受与其生理状态不相适应的劳动的伤害。类似的规定还有保护妇女劳动者和保护残疾劳动者的特殊规定。这是法律赋予特殊劳动群体拒绝劳动伤害的权利。劳动法第十三条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这是法律赋予妇女劳动者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能力，我们不能把法律在就业方面对妇女特别的保护性规定，视为妇女为限制劳动行为能力的浪费了规定。

基于劳动权利能力与劳动行为能力的统一性和广泛性，我国劳动法律法规在对劳动者劳动权利能力的规定多为授权性的，而对劳动者的劳动行为能力，从保护劳动者利益出发，作了具体排除性规定。不具有劳动行为能力的公民大体有四类，（1）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2）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3）精神病患者，（4）行为自由被剥夺者或受到特定限制者。我们只需对公民的劳动行为能力作出认定，即可实现对公民劳动者主体资格的确定与否。

4、用人单位主体资格的确认

用人单位主体资格是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具备的条件。用人单位主体资格同样由用人权利能力和用人行为能力两个方面构成。用人权利能力是指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能够享有用人权利和承担用人义务的资格。用人行为能力是法律规定的用人主体能够以自己的行为行使用人权利和承担用人义务的资格。

依照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用人单位的用人权利能力范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用工权利义务的规定，（2）劳动管理权利义务的规定，（3）分配劳动报酬权利义务的规定，（4）劳动安全卫生保障权利义务的规定。用人单位的用人权利能力多为权利范围的限制性规定和承担义务的资格规定。

用人单位的劳动行为能力在劳动法律法规中的规定，与其劳动权利能力的范围是一致的。法律赋予用人单位用工权利和用工义务的能力，同时也赋予其实现用工权利和用工义务的行为能力。

用人单位为实现劳动过程，必然要使用劳动者的劳动力，为保障劳动者的人身利益，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劳动条件并保障劳动者利益的实现。因此成为用人单位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才有能力实现其用人权利和用人义务。具备哟哪个单位主体资格的条件：（1）独立支配的生产资料，包括生产工具和设备、生产材料和劳动对象、一定的自有资金。（2）健全的劳动组织，包括劳动组织机构和内部劳动规则。（3）相应的技术条件，包括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等。是否具备这些条件是认定一个组织体能否参加劳动法律关系的标准。达到标准法律即赋予其用人单位主题资格，享有用人权利能力和用人行为能力。用人单位主体资格的确认应当劳动行政管理机关的职权。在我国未建立用人单位主体资格确认制度的情况下，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对劳动法律关系中用人单位的确认，成为需要探讨的难点。

劳动法律关系首先是社会关系，劳动法律关系主体，首先应当成为社会关系主体。在法制社会中，任何主体必须合法才能参与社会活动。组织的主体资格和公民的主体资格在取得程序上是不同的，公民基于其自然属性无须确认即成为当然的社会主体，受到劳动法调整时成为劳动法拉关系主体。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可以直接适用劳动法律规范确认公民的劳动法拉关系主体资格。组织体作为拟制主体，参与社会活动须经一定程序成为合法社会主体，而后才能参与劳动法律关系。组织体参与劳动法律关系最基本的条件应当是合法的社会主体，是依法成立的。我国劳动法规定的用人单位主体是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群众性自治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家庭、农村承包经营户排除再在外。企业、个体经济组织经工商管理机关审核登记成立，国家机关、事业组织按法定程序依法设立，社会团体依照法律规定设立（如工会）或经登记成立（民间社会团体）。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依法成立即取得法人资格。

在劳动法用人单位资格确认制度建立之前，以组织体取得民事主体资格作为其参加劳动法律关系的标准较为恰当。劳动法在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之前，民法调整契约劳动关系，劳动法与民法是最相邻近的法律部门。劳动法界定的主体范围，是民事主体的部分主体，只是组织成为劳动法律关系主体的标准比成为民事主体的标准更为严格。在用人单位确认制度缺矢的情况下，也只能采用民事主体标准确认用人单位资格。

二、容易混淆法律关系性质的几种情形解析

1、用人单位使用童工的问题。在这里首先应当明确劳动行政关系和劳动法律关系的区别。劳动法律关系以调整劳动法律关系为主要内容，为保障劳动法律关系的实现，劳动法还调整与其相关的其它社会关系，包括劳动行政关系、劳动服务关系、劳动团体关系、劳动争议关系。用人单位使用童工，因童工不满16周岁，不具有劳动法律关系主体资格，用人单位与童工之间不成立劳动法律关系，双方不产生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关系。但用人单位与劳动行政管理机关（或劳动行政管理机关授权的组织）产生劳动行政关系，用人单位因违反劳动法的禁止性规定使用童工，将承担劳动行政责任。因用人单位使用童工，给童工早晨伤害的，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适用严格责任原则，按照《禁止使用童工条例》确定的赔偿范围和标准赔偿。

2、非法组织用工问题。未经法定程序成立的组织，不具备用人单位主体资格，依法不享有用人权利能力，也不具备履行用人义务的能力，不能与劳动者缔结劳动法律关系。非法组织的用工行为在其设立者和劳动者之间发生雇佣劳动关系，受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非法组织应当从劳动力市场上清除和取缔，在非法组织和政府只能部门之间产生行政法律关系。

3、企业承包和分支机构用工问题。我们先要了解用人单位和单位行政的关系。用人单位是按照劳动法律规定享有用人权利并承担用人义务的组织。单位行政是根据用人单位组织机构的设置代表用人单位具体实施用人行为的机构和个人。用人单位通过单位行政的用人行为实现用人权利和用人义务，单位行政用人行为的法律后果由用人单位承受。企业承包（或者企业部分劳动任务承包），当承包方为自然人主体时，无论企业内部职工承包还是企业外部人员承包，承包人是单位行政的一种形式，承包人的经营管理均以企业的名义进行，承包人的用人行为是代表企业的用人行为，再企业和劳动者之间产生劳动法律关系，承包人和劳动者之间不产生劳动法律关系。承包人和企业的关系按照承包责任制和承包合同的规定处理。当承包人为依法成立的组织时，承包人具有用人单位资格，在承包期间，其用人行为引起承包人和劳动者之间的劳动法律关系，单独承受用人权利义务。当承包人应当向劳动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时，因企业与承包人有共同的经济利益，承包人以企业的名义从事经济活动，企业应承担连带责任，以确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企业分支机构的用人行为，应当考察该分支机构是否具有用人单位资格。分支机构未经行政管理机关审核登记的，为企业的单位行政，其用人行为引起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劳动法律关系，用人的法律后果全部由企业承担。分支机构经行政管理机关登记的，具有用人主体资格，其用人行为在分支机构和劳动者之间产生劳动法律关系，分支机构享有用人权利并承担用人义务。对劳动者的民事赔偿责任企业和分支机构应负连带责任。

4、个体运输户用工问题。劳动法第二条规定的用人单位包括个体经济组织。个体运输户是否具有用人单位主体资格，要看个体运输户是否属于个体经济组织。有人认为，个体经济组织作为用人单位，只限于经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个体运输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一样，不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审核登记，不领取营业执照，不是个体工商户不具有用人单位资格。我们认为，个体运输户与农村承包经营户不同，农村承包经营户从事农业生产，隶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其承包经营活动受农业法和农村承包经营法的调整。个体运输户虽然不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审核登记，不领取营业执照，但个体运输户经车辆运输管理部门登记，领取营运证，从事运输生产，具有独立支配的生产资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实体，具有个体经济组织的特征，应当具有用人单位资格。

劳动法律关系范文第5篇

一、劳动法律关系主体资格的确认

1、劳动关系与劳动法律关系的关系

我们面对每一件劳动争议个案,首先要审查是否是劳动争议。劳动争议又叫劳动纠纷,是劳动法律关系当事人就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发生的争议。界定劳动争议必然要考察是否存在劳动法律关系,而劳动法律关系属于劳动关系的范畴,我们实践中应用的劳动关系、事实劳动关系,是一种狭义的概念,仅指劳动法调整的那部分劳动关系,即劳动法律关系。劳动关系属于社会关系的一种,存在于不同的社会主体之间。劳动过程的实现以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为前提。劳动关系的建立须具备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别属于不同的社会主体的条件。劳动关系是生产资料支配者与劳动力所有者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劳动法律关系纷繁复杂,现阶段我国劳动关系根据不同部门法律调整的主体范围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五类,即劳动法律关系、雇佣劳动关系、公共事务劳动关系、农村集体劳动关系、强制劳动关系等。

2、区分劳动法律关系与其它劳动关系的难点

根据劳动法律关系与其它劳动关系的特征,在理论上对两者加以区分并不难,但在实践中面对个案做出正确的法律定性,换言之,哪一劳动关系适用劳动法调整,哪一劳动关系不适用劳动法调整,并非易事。我国《劳动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从该规定可以看出,劳动法律关系是被劳动法调整的那部分劳动关系,并从劳动关系的主体上对劳动法律关系的调整范围作了界定。但是劳动法律关系主体资格如何设定、由谁认定的问题,并没有作出规定,仅规定了劳动者资格的最底年龄标准。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劳动法律关系的建立,均依政府主管部门或劳动行政管理部门的劳动计划和指令,没有自由劳动力市场,无须建立劳动力市场的准入机制。但在市场经济日趋成熟的条件下,生产资料的支配者为组织生产劳动的需要,要求获得更多的用人自,劳动者也要求享有充分的择业自由,双方将在平等、自愿、公平的原则下缔结劳动关系,劳动力市场俞来俞活跃。为保障劳动法律权利义务的实现,特别是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需要,构建劳动法律关系主体资格体系已成为必要。由于立法的缺憾,给司法实践中确认劳动法律主体资格带来困惑,劳动法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具备什么条件才能享有劳动法律关系主体资格?

3、劳动者主体资格的确认

劳动者的主体资格是劳动法规定的公民成为劳动者应当具备的条件。它包括公民的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两个方面。劳动权利能力是指公民能够享有劳动权利并承担劳动义务的法律资格。劳动行为能力是指公民能够以自己的行为行使劳动权利并承担劳动义务的法律资格。公民在劳动法上的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与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是不同的。公民享有民事权利能力,但不一定享有或不一定完全享有民事行为能力,享有民事行为能力必然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公民享有劳动权利能力必然同时享有劳动行为能力,反之亦然,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具有统一性。

(1)公民的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在存续时间上是一致的实现民事权利义务的民事行为在通常情况下与民事主体是可以分离的,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甚至延伸至生命存续期间的前后,在公民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或不完全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时,其享有的民事权利和承担的民事义务由其监护人代为实现;而劳动权利义务的实现有赖于劳动者用自身的劳动力通过劳动行为去实现,由于劳动力和劳动者须臾不可分离的自然属性,劳动行为具有人身属性,在该公民不具有劳动能力时,他人无法使用该公民的劳动力去实现劳动权和劳动义务。

(2)权利义务一致原则要求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的统一。法律一方面禁止用人单位使用无劳动能力的公民,限制其用人权利,而另一方面赋予无劳动行为能力的公民以劳动权利能力,若无劳动行为能力公民据此主张劳动权利,将造成法律体系内部的逻辑混乱和司法实践上的不可操作性。

(3)劳动者的主体资格中不存在完全劳动行为能力和限制劳动行为能力区别。有人认为,我国劳动法“不得招用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公民从事过重、有毒、有害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的规定,是关于劳动者限制行为能力在年龄界限上的法律规定,已满18岁的公民为完全劳动行为能力的劳动者。我们认为这种理解值得商榷。首先我国劳动法律法规没有完全劳动行为能力和限制劳动行为能力的规定;其次,行为能力的限制是相对权利能力而言的,主体的行为能力范围小于主体的权利能力范围时才被认为主体的权利能力受到限制,而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在范围上是相互对应的。劳动法关于未成年工的保护性规定,正是法律赋予未成年工拒绝从事过重、有毒、有害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的权利能力,与此相对应,劳动法也没有要求未成年工具备从事过重、有毒、有害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的行为能力。第三,当公民的行为能力受到限制,不能以以自己的行为实现其权能时,必有相应的法律制度予以救济,这种救济在民法中为监护制或法定制,而在劳动法律关系中没有这种救济制度,若设定劳动者的限制劳动行为能力制度,在劳动者不能以自己的劳动行为实现其法定权能时,其劳动权利能力就毫无价值。第四,劳动法对未成年工的保护性规定,是为了使该群体避免遭受与其生理状态不相适应的劳动的伤害。类似的规定还有保护妇女劳动者和保护残疾劳动者的特殊规定。这是法律赋予特殊劳动群体拒绝劳动伤害的权利。

劳动法律关系范文第6篇

关键词：劳动法律关系主体；劳动者；用人单位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17.038

1劳动法律关系主体概述

1.1劳动者

劳动者是指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达到法定就业年龄，具有相应的劳动能力，并与用人单位缔结具体的劳动合同，以劳动作为交换筹码领受工资的自然人。劳动者是形成劳动法律关系不可或缺的主体之一，在劳动法律关系中，劳动者隶属于用人单位，受用人单位支配管理，对外代表用人单位。作为一个法理概念，“劳动者”的含义明显有别于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上所使用的“工人阶级”、“主人翁”等概念。概而言之，法律上的劳动者，其范围仅限于相对于用人单位（雇主）而存在的另一方主体，亦即雇主相对人。同时，目前我国亟待探讨和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确定企业经营者、高级管理人员等在劳动法律关系中的主体身份和地位问题。这表明，上述人员在我国劳动立法中均被视为劳动方成员，被赋予了劳动者的身份。

1.2用人单位

用人单位是在劳动法律关系中相对于劳动者而存在的另一方主体，主要是支配和管理劳动者，使用劳动者的劳动力，并且按照劳动者提供的劳动量支付工资和其他待遇的一方主体。在大众以往的认识中，用人单位就是雇主，但是实际上用人单位的范围要比雇主的范围大得多，我国劳动法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详细界定。用人单位涵盖了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多种不同类型，至于“其他组织”而言，目前相关劳动法律尚未将其包括在内，更未涵盖至自然人。还应说明的是，“用人单位”这一称谓系我国劳动法所特有的用词。

2劳动者主体资格的认定

2.1具备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

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任职条件的相关规定，只有劳动行为能力、劳动权利能力同时具备的公民才符合劳动者主体的构成要件。进一步来说，劳动权能为用人单位从劳动者处所领受的具体劳动，同时领取用人单位发放的劳动报酬的资格。而劳动行为能力是指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享有劳动权利和承担劳动义务的一种能力。劳动者的这两项能力扎根于劳动法律关系中，对于其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劳动权利能力与劳动行为能力产生时间具有一致性，同时二者的关系具有统一性，即二者缺一不可；其二，不是任何人都能享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只有满足我国法定最低就业年龄的劳动者才能拥有这两项权利；其三，劳动权利能力与劳动行为能力不得由他人或者委托他人代为行使，该权利具有人身附属性，只能由本人依法专属享有和行使。

公民的年龄与其劳动能力的生成密切相关，故《劳动法》规定，劳动者应当达到法定的就业年龄，我国劳动者的最低法定就业年龄暂时确定为16周岁。未满此法定就业年龄的公民，用人单位不得招用，否则构成使用童工的违法行为。有些职业或者工种对劳动者的就业年龄有特别规定的，则应优先遵守特别规定。

2.2符合用人单位的用工条件

2.2.1健康

判断劳动者是否健康的基本标准，主要是看劳动者是否具有与其履行劳动义务相适应的身体状况。劳动者应具有健全的身体和精神状态，精神病人的劳动者资格将受到限制，甚至完全丧失。健康要素对劳动者的资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劳动者就业资格的影响和劳动者在工作期间丧失工作能力的影响。

2.2.2智力

智力要素主要包括劳动者的文化条件、从业条件等。劳动者应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或水平，原则上应接受和完成国家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劳动者还必须具备从事某些职业或者工种的从业条件，即劳动者必须取得培训合同证明和职业资格证书等。当然，实务中一些用人单位的用工对智力要素要求较低，这也是客观存在的现实。

2.2.3劳动力支配自由

公民是否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力，是其能否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法律关系的基本前提。例如，被判处刑罚的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其人身自由已被限制或者剥夺，就不能成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若已建立了劳动法律关系的，该劳动法律关系也将暂停履行或者被解除。此处应注意，服刑人员服刑期间的劳动改造，不能成就其“劳动者”身份。

2.2.4劳动意愿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既有劳动的权利，又有劳动的义务，但理论上讲这种劳动义务仅为道义义务，而非法律义务。从西方发达国家立法来看，劳动者有选择工作的自由，也有放弃工作的自由，任何人不得干涉和强迫劳动者工作，如果存在这样的情形，法律必须对强迫者和干涉者进行处罚。这些规定均表明，国家应当尊重公民本人的劳动意愿。

3用人单位主体资格的认定

3.1具备合法要件为主，事实性审查为辅

关于用人单位主体资格的认定，应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执行。从长远考虑，具备合法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是认定用人单位主体资格的前提要件，这样有助于保护劳动法律关系另一主体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从而真正实现提高用人单位的经济效益目的，促进建立平稳和谐的用工环境。然而，在当前用工环境下，由于存在大量不符合条件的组织用工现象，同时客观上具备用人单位所应具备的事实条件，若将其划归在用人单位主体之外，势必会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不利于和谐劳动环境的建立。故现阶段仍应该保留事实上符合用工主体条件的“用人单位”的存在。

关于如何确定不具有合法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在《劳动法》上的具体身份和法律地位问题，目前社会各界争议颇多。一些学者认为，虽然非法用工的主体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但是只要劳动者提供了劳动，这就应该视为双方具有劳动关系。同时另一些劳动法领域的专家却认为，由于非法用工从本质上违反了国家的法律，无论其外表多么符合正常的劳动关系，但是实际上二者不能建立劳动关系，如果发生纠纷，只能按雇佣纠纷处理。本文认为这一看法有待商榷。首先，在这种“继续性”关系之中，劳动者所付出的劳动是无法返还的，所以在具体对劳动关系存在与否进行判定时，不可单纯依照“一刀切”的方式，而应该适当进行事实审查以“实际履行”原则和“从属性”标准为依据，而不应当以主体是否合法为标准。其次，对于实务中常见的非法用工现象，笔者认为有必要区分对待，要在公法责任、私法责任范畴上予以区别。假如用人单位主体没有合法的资格，且劳动事实关系已经形成，作为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对非法用人单位作出行政处罚。然而在民事责任的承担上，司法机关或者仲裁机关可以确认该劳动合同归于无效，其理由是用人单位“主体不适格”。但是在已经履行部分，可“被作为有效对待”。劳动者仍然有权受领劳动报酬或者享受工伤赔偿待遇等。最后，若按照“二分法”的思路，务中常将使劳动者一方失去劳动法的倾斜保护而被置于不利地位，这与我国当下的法治主旨明显不合。

3.2具备法律规定的用工条件

其一，用人单位应制定完善的劳动规章制度。通过对劳动规章制度的构架，以全社会看得见的方式切实保障法律明确规定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亦能更好地指导劳动者履行相应劳动义务。

其二，用人单位应该具备保障劳动者民利的现实条件。在制定劳动规章制度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一些事关劳动者重大权益问题上应该充分保障职工的民利，听取工会组织的意见。

其三，用人单位应该具备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的条件。社会保险制度是保障劳动者劳动持续性的有效措施，保障劳动者在生病、年老、生育、工伤等情况下提供救济的制度，国家法律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该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同时，现行的用工环境也要求社会保险制度的补充。因此，用人单位应该具备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提供条件。

参考文献

[1]王全兴.劳动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龚和艳.劳动仲裁受案范围争议问题的法理分析[J].中国劳动，2006，（8）.

劳动法律关系范文第7篇

［关键词］ 就业和职业歧视 规制原则 规制途径 规制方式

“人必须每天不停地开拓生活与自由，然后，才配有生活与自由的享受。”

―［德］鲁道夫・冯・耶林［1］

当社会出现不合理现象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和义务去表达我们的不满，这也就是德国的法学家耶林所倡导的“为权利而斗争”。他在著作中明确指出：为权利而斗争是对自己的义务，主张权利是对社会的义务。［2］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把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劳动法》第12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不同而受歧视。”何谓歧视？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不平等的对待”。那么何谓就业和职业歧视？国际劳工组织《1958年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作了明确的界定，即“基于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见解、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的任何区别、排斥或特惠，其效果为取消或损害就业或职业方面的机会平等或待遇平等。”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第一，就歧视的内涵而言是指在就业和职业生涯中，用人单位采取法律禁止的差别对待，从而对劳动者就业和职业的机会造成损害的行为；第二，就歧视的外延而言主要领域有种族、民族、宗教、性别、血型、姓氏、属相、社会出身等；第三，就歧视的例外情形而言用人单位出于职业本身的内在需要做出的区别对待应不视为歧视。

一、我国就业和职业歧视之现状及成因

（一）实践层面。

就实践层面来考察，我国在就业和职业领域的歧视可概括为三个字：广、多、深。广是指我国就业和职业歧视涉及范围广，具体而言包括性别、年龄、户籍、国籍、身材相貌、经验、学历、血型、姓氏、属相、人脉关系、出国背景歧视等等，基本涵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现实差别；多是指我国就业、职业歧视涉及人数多、比例大。为了更准确了解当前我国就业歧视的现状，为反就业歧视的立法和制度建设，为推动在我国实行就业机会平等提供可靠依据，中国政法大学研究所于2006年就中国就业歧视的现状，在北京、广州、南京、武汉、沈阳、西安、郑州、银川、青岛等十大城市发放了3500份调查问卷，实际收回3454份。结果显示，在问到“目前就业领域存在就业歧视吗”时，认为存在的被访者累计占85.5％，认为非常严重和较为严重的占50.8％，认为不存在的只占6.6％，七成多的人认为在就业中受到歧视；［3］深是指我国就业和职业歧视在社会中公开、直接、无序地进行，上至国家机关下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都不同程度存在着社会歧视。这不仅危及社会公平、加剧两极分化、恶化治安形势，而且对劳动者基本人权及社会和谐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用人单位“买方市场”及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产生歧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依然存在，城镇新增劳动力和大量失业人员需要安置，中国每年有1200万就业缺口，劳动力供大于求依然是主要矛盾。尽管部分城市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但中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体格局没有改变，［4］用人单位“买方市场”的格局仍然突出。因此，利用劳动者个体差异实施就业歧视，提高就业门槛，其要害是肆意滥用用工自，以谋求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的用工标准，抛弃用人单位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二）制度层面。

制度的缺失与虚化导致违法用工的零成本是就业和职业歧视长期存在的土壤。第一，不合现实的户籍制度和档案制度形成城乡分割、城乡差别、地域差别；第二，就业歧视受害者无合法有效的司法救济途径。根据现行的《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劳动法》和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劳动合同法》，我国当前法律规定的劳动争议受案范围，均以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已经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或建立事实劳动关系为基本前提，没有包括就业歧视。现有民事法律也没有对该问题做出具体规定，受害人不能依法提出诉讼，要求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就业促进法》草案中，也只有四处(第五条、十九条、二十六条、二十七条)涉及到了反就业歧视的有关内容，但也仅是政策口号式的文件，没有可操作性。歧视行为得不到法律的惩罚和制裁，被歧视者也得不到法律的帮助和救济，歧视的“零成本”必然让歧视行为猖獗，使被歧视者显得很无奈。

(三)社会文化心理层面。

无论是国家机关、用人单位还是劳动者，对就业和职业歧视在社会文化心理层面都不同程度的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在企业层面上，一些雇主在职工中故意制定出差别待遇，有意促成员工之间相互歧视；从消费者的层面上来看，有些歧视现象也是由于消费者的文化和心理因素引起的。比如有的消费者明确要求同性或异，有的消费者对身高、胖瘦、相貌、年龄、籍贯等等的特殊偏好。［5］歧视在就业、职业领域如此盛行，这既有法律制度原因，也有认识的问题。我国几千年封建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长期受宗法制度的统治，“君、臣、父、子”关系等级森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文化源远流长，“一切人”都平等的观念被视为“犯上”和“大逆不道”。加之我国没有经历过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清除文化层面的歧视基因绝非一日之功。

二、就业和职业歧视之判断标准

判断是否构成就业歧视，最关键的要看用人单位的用工要求是否出于职务本身的客观、合理和合法需要。在当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上，由于劳动力资源过剩，就业市场仍然是买方市场，就业权还是作为一种社会稀缺资源而存在，这必然涉及到该社会资源如何分配的问题。在众多的资源分配标准中，根据个人贡献来分配无疑是最有利于实现社会公正的，而决定个人社会贡献大小的因素，就是这个人的个人属性，包括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然属性是基于个人的自然因素，是不可选择的，这类因素包括种族、性别、肤色、相貌、身高、血型、地域等。社会属性则是由个人后天习得的，如能力、经验、知识等。就业和职业歧视是在用人单位选择、使用劳动者的过程中发生的，而劳动者个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构成了评价劳动者的全部要素，就业和职业歧视也相应地在不同的领域发生并分为不同的种类，即针对自然属性的就业和职业歧视与针对社会属性的就业和职业歧视。中国政法大学费安玲教授认为，不是特定行业的用人单位，招聘时通常不能对应聘人员的自然属性，比如身高、性别、民族、年龄等进行限制。而对于通过后天学习、训练形成的社会属性，比如学历、阅历、能力等是可以限制的。如果特殊行业有特殊需要，对应聘者的年龄、身高确有要求，应履行公示的原则，把限制内容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予以说明。［6］

三、就业和职业歧视之合理规制

（一）就业和职业歧视的规制原则。

1、依法规制原则。就业歧视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为解决就业歧视问题，多数国家和地区通过立法和专门机构来保障就业和职业平等。美国国会于1964年通过《民权法案》，禁止基于种族、肤色、性别、宗教和地域的歧视。随后又相继制定了《雇用年龄歧视法》、《公平就业机会法》、《公平工资法》、《怀孕歧视法》和《残障人士法案》等反歧视的法律，严惩对年龄、残障、国籍、怀孕、种族、信仰、性别等方面的就业歧视行为。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解决就业歧视问题的政府机构―美国公平就业委员会。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香港地区在反就业歧视方面相继制定了三部专门法律，即《性别歧视法例》、《残疾歧视法例》、《家庭岗位歧视法例》。这三部法律给予了香港反就业歧视领域的最实效的法律支持，使得香港社会中相对突出的就业歧视问题得到有效的疏解。1996年还建立了执行机构平等机会委员会，其职能主要包括处理投诉并实施调解、法律诉讼协助、推广平等机会、培训和顾问服务、就有关平等机会及歧视的课题进行研究等，其为反对歧视、推进就业平等机会的实现所做的努力工作，赢得了社会民众的信赖和良好评价。遇到就业歧视时公民既可以依法到平等机会委员会投诉，也可以直接向法院诉讼，公民反就业歧视的道路是很通畅的。［7］我国大陆目前已经出现了关于就业歧视的诉讼，但相对于普遍存在的类似事件而言，进入司法程序的数量可谓微乎其微。制度的空乏、权利意识的薄弱使社会弱者失去了自我救济的能力，而维权机制是无法在制度和维权意识缺位的情况下自动发挥作用的。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就业歧视的问题，还是要立足于国家、社会和公民认真对待权利。

2、 生存权保障原则。就业和职业歧视侵害的不仅是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还关系到其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权。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研究所的调查报告显示，就业和工作中的歧视最严重的领域是身份歧视，其次是对女性的歧视，然后是对残疾人、年龄、健康和身体特征(身高、长相、体重等)等的歧视。残疾人、艾滋病患者、乙肝病毒携带者和农民工是最受歧视的群体，很多人对他们都抱有歧视观念。［8］据笔者在达州就业市场的调查，用人单位在招聘员工时首要条件就是身体健康，诸如弱视、肢体残疾、聋哑、色弱等等不具有传染性的疾病同样在受歧视之列。身体健康是实现就业权的客观物质基础，然而不健康的身体加上公然的不健康的歧视就必然直接危及这部分公众的就业和生存。对这类弱势群体应由政府组织培训、介绍安排就业、提供法律援助，以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

3、 政府主要责任原则。法治政府就是服务政府。在我国当前的就业和职业市场中，政府不但没有担负起其应有的责任，反而带头搞歧视引起了极大的负面效果，政府行为所带来的“蝠蝶效应”对社会的危害是无法用金钱去估量的。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国家的义务与责任。同时，我国《劳动法》和《就业促进法》也将促进就业定为政府的责任与义务。法学专家、学者们都支持就业平等权带有积极权利的性质，政府对于少数人权利负有双重义务，既要禁止歧视，也要提供积极保护。由此，消除就业歧视主要应当是一个国家行为与社会行为。对此，无论是我国香港还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都设有专门的权威机构宣传、保护平等就业，严惩就业歧视，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我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机构在就业歧视方面有能力而且也应当有所作为。

4、 处罚加赔偿原则。对可以认定为就业和职业歧视的，笔者认为应当采用“双罚制”。首先，由主管部门认定并处罚；其次，则可由受害人提出赔偿，该赔偿包括因就业或职业歧视而受到的财产损害和因人身权受侵害的精神损害赔偿。打破就业和职业歧视的“零成本”，严惩歧视行为，既有利于净化就业环境、提升用人单位的社会责任意识，也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劳动法律关系、建立公正、理性的社会秩序。

（二）就业歧视的规制途径。

就业和职业歧视不是不可避免的，但也不会自动消失，这就需要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采取各种努力来有效消除和遏制各种现象的发生。立法的健全和完善固然会对反歧视奠定基础，但法律实施的保证机制才是决定反歧视成效的最重要因素。［9］要建立并完善法律实施的保证机制，合理规制就业和职业歧视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1、 政府保障是前提。推动反歧视，最重要的是国家机关要以身作则，担负起维护社会公平的责任。第一，要建立健全反就业和职业歧视立法。部分学者主张制定、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笔者以为从立法成本、经济效率的角度考量，也可通过修改完善《劳动法》来实现。第二，要利用媒体做好宣传教育，使反就业和职业歧视的观念进入公民头脑。反就业和职业歧视，其实质就是追求一种劳动权利上的平等，任何人都不能受到无缘无故的歧视。政府应该通过法律手段帮助社会扫除任意的歧视，使公民学会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劳动权益不受侵犯。第三，要通过严格执法，政府机关、用人单位带头守法示范，使公平就业理念深入人心。主管部门不仅要严格查处违法，还应该妥善培训安置有劳动能力的就业人员，尤其是残障弱势群体的就业，给有关单位税收优惠和政策扶持。

2、 用人单位安置是基础。我国已是WTO的成员国之一，用人单位在生产、用工的过程中除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外还应以SA8000标准为参照自觉履行其社会义务，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SA8000是1997年由总部设在美国的“社会责任国际”（SAI）发起、并联合欧、美跨国公司和其它非政府组织所制定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它是依据《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条约制定的，主要内容涉及童工、强迫性劳动、健康与安全、结社自由、集体谈判权、歧视、惩戒性措施和劳动时间、工资等，其宗旨是要确保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符合社会责任标准的要求。［10］用人单位有义务保障公平就业，安置残障公民，维护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职工在遭遇到就业和职业歧视时，工会应当成为平等就业和职业权的保护者，为其提供必要的咨询、援助和救助，以避免情况进一步恶化。

3、 公民的觉醒与自救是关键。如果我们在面对就业和职业歧视时都忍气吞声，其后果伤害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还包括社会的整体利益。公民个人在面对就业歧视时不妥协，要主动运用法律呼吁国家机关、有关社会组织（如工会、妇联、残联、法律援助机构等维权组织）、媒体和市长热线、市民热线等媒介，积极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同时依法通过积极有效途径促进相关法律制度的不断改革、健全和完善。在这方面已有很好的范例，比如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乙肝歧视”问题已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2007年5月18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2007］16号文件《关于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就业权利的意见》中明确规定：①保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的就业权利。除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卫生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乙肝扩散的工作外，用人单位不得以劳动者携带乙肝表面抗原为理由拒绝招用或者辞退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②严格规范用人单位的招、用工体检项目，保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的隐私权。无独有偶，对于在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中的身高和体重歧视问题，亦同样得到有关部门的纠正。2007年4月19日，川教［2007］102号文件关于调整《四川省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中规定，取消川教［2004］295文件中第一条第一款：“男子身高低于160厘米，女子身高低于150厘米；男子体重低于45公斤，女子体重低于40公斤”的规定。这些范例再次告诉我们，权利是争取得来的，我们都要认真对待权利。

4、社会监督救助是保障。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路灯是最好的警察。让就业歧视行为充分暴露在阳光之下接受社会公众的评判是保障就业、职业公平的有效途径。在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重人情”、“重面子”的心理普遍存在，社会和媒体的监督与救助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凡媒体曝光的案件或群众上访影响较大的案件基本都能得到及时合理的解决，这就是所谓“第四权力”对维护社会秩序的积极影响。社会监督作用的有效发挥，可以使得我国现阶段公开的、直接的就业和职业歧视得到有效遏制。所有的差别对待都应该是有合法合理依据的，都应该是在社会公众可以接受、容忍的范围之内的。

（三）就业歧视的规制方式。

社会冲突在所难免，有了法律和监督，有了公民反就业和职业歧视权利意识的觉醒，并不意味着就业和职业歧视就会自动消除。纠纷和冲突出现以后还需以合理的方式予以化解，才能修复权利，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随着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劳动纠纷的数量会急剧增加，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解决：

1、和解。出现就业和职业歧视，当事人之间协商和解应是经济的、有效率的选择，而且有利于双方达成谅解，平息冲突，减少矛盾；有利于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达到“双赢”的效果。

2、调解。调解主要由用人单位工会或法制机构负责人来承担，对于就业歧视因其劳动关系尚未建立，该方式不能采用，但对于职业歧视而言调解仍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法。工会作为职工合法权益的保护者，担负着反歧视的法定使命。法制机构中的法制人员则是用人单位中熟知法律的工作人员，更适于做调解、说服工作。

3、 仲裁。根据现行《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司法解释及新颁布的《劳动合同法》之规定，发生劳动争议一般采用“仲裁前置”程序。但从目前劳动仲裁的实际效果来看，“仲裁前置”程序因收费较高、仲裁员素质较低、缺少有效的监督，实际上不仅增加了受害人的负担，还使许多被侵权人因不能得到及时有效救助而造成“第二次伤害”。故而眼下对劳动仲裁的“存废”问题，学术界和公众尚存非议。因此，笔者以为劳动仲裁前置程序除必须尽快完善之外，还应修改为选择程序。法律法规应尊重民事法律关系“意思自治”的原则和仲裁的“自愿原则”，由当事人自愿选择解决纠纷的合法方式。然而根据最近正在审议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草案）规定，劳动仲裁依然采用“仲裁为主”的体制，“劳动仲裁委员会聘任仲裁员，依法仲裁劳动争议案件。”笔者以为，无论是劳动仲裁委员会成员还是仲裁员，对其资格都应做严格要求，必须是熟知劳动法律法规和政策，经过严格培训和仲裁员资格考试、获得执业资格证的专业人员，以确保仲裁的质量、效率和权威，同时应逐步减免仲裁费用，适应社会需求，缓解社会矛盾。

4、诉讼。“司法最终救济原则”作为司法的基本原则在处理劳动争议的过程中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依据现行《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司法解释以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草案）的规定，对劳动仲裁不服只能提起民事诉讼，这种做法直接违背了“有权力必有监督，有权利必有救济”的基本法理，使错误的仲裁行为得不到必要的司法监督，使当事人对法律的权威性信仰有所降低。就现实劳动仲裁的司法实践观察，劳动仲裁委员会由政府设立，劳动仲裁案件实际上基本由劳动部门在裁决，仲裁的“行政化”倾向不言而喻。故笔者认为，当事人对仲裁决定不服既可选择民事诉讼只解决劳动纠纷，也可选择行政诉讼纠正违法获得赔偿。从长远来看，也有学者提出构建就业歧视的“公益诉讼”，特别是把提起就业歧视的公益诉讼明定为工会组织的一项法定权利和义务。［11］

（四）就业和职业歧视的法律责任。

1、主管部门违法失职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劳动主管部门有违法失职的，对其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并停职，有渎职行为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用人单位违法用工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用人单位在公民就业过程中被查证有歧视行为的，劳动主管部门应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同时依被侵权人申请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对违法用工的用人单位负责人或主管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注 释：

［1］［2］梁慧星.为权利而斗争［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52.

［3］［8］蔡定剑.中国就业歧视现状的问卷调查报告［N］.经济观察报，2007-07-02.

［4］隋明晓，.城镇就业人数何以创新高［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08-06(5).

［5］岳颂东，就业歧视寻根溯源［J］.中国发展观察，2007(3)：19.

［6］高延，张矢.聚焦就业中的歧视现象［J］.职业，2002(7)：33.

［7］秦奥蕾.反就业歧视，我们向香港学什么［N］.法制日报，2007-07-03(3).

［9］［10］李环.就业歧视真不可避免吗［N］.法制日报，2007-8-7(3).

劳动法律关系范文第8篇

【关键词】：和谐；劳动关系；法律；意义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前言

劳动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受一定社会政治制度及其发展阶段的经济、文化、法律、制度、政策、科技等因素影响，一般表现为和谐稳定与矛盾冲突两种形式和结果。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作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是劳动者及家庭生活幸福、用人单位得以持续发展、社会能够稳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保证。我国现阶段的劳动关系总体上是协调的，但是，现阶段我国劳动关系建设中确实也存在着劳动法不健全、不适用、亟待完善的问题，劳动关系调整中存在法律制度不完善、社会保障不健全，收入分配差距大、执法标准难把握等问题，与和谐社会的要求与劳动关系的现状存在较大差距。

2、现行《劳动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时代的局限、立法技术的不成熟、对劳动关系本质认识的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劳动法》存在不少缺陷,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劳动法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2.1、立法体系不完善

目前我国劳动法体系相当复杂,《劳动法》体系包括劳动法律、劳动行政法规、劳动规章、地方性劳动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等形式,该体系以法律的形式立法的较少,行政法规较多,大部分是部门规章,这种立法体系导致立法的层次较低,法律效力不高,其中的劳动规章、地方性劳动法规由于受部门或地方立法的局限,透明度不高,劳动关系的当事人难以准确把握有关《劳动法》的规定,无法达到《劳动法》对劳动关系的前瞻性调控,只能在劳动争议发生后,进行事后补救,大大降低了《劳动法》的作用,而且由于地方性劳动立法过多,不同地方的劳动立法,经常存在冲突,不利于劳动法制的统一。

2.2、调整对象界定不清，范围过窄

《劳动法》规定其调整对象为劳动关系,但对于什么是劳动关系等问题,没有具体的规定,造成了人们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认识都不一致。由于劳动关系与民法调整的劳务关系极为相似,而劳动关系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与劳务关系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不同,当事人之间发生纠纷后,解决纠纷的程序也不同,如果不能在立法上解决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之间的界限问题,不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劳动法》第10条和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

问题的意见》第1 - 5条的规定,劳动法对劳动者的适用范围,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的工勤人员；第二，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组织的非工勤人员；第三，其他通过劳动合同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公务员和比照实行公务员制度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农村劳动者、现役军人和家庭保姆等不适应劳动法，这就突出了其范围的局限性。

2.3、立法技术存在缺陷

纵观我国的劳动法,我们可以发现假定条件部分的内容基本上在宪法和劳动法中得到规定,行为模式部分的内容在劳动法中得到规定,法律后果部分在劳动法中虽有体现,但大多数的条文仅有假定条件和行为模式,而没有法律后果,或法律后果不足以形成威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劳动法不像法,而像劳动政策的宣言。比如《劳动法》第98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或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承担赔偿责任。”从有无法律后果的角度来看,应该说针对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是有制裁规定的,但由于没有进一步规定赔偿责任的内容,用人单位究竟在什么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如何承担赔偿责任,无法适用法律,根本达不到制裁的目的。

2.4、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不尽合理

以“仲裁—诉讼”体制为例。首先，仲裁与诉讼互相脱节,仲裁不能自成体系。现行体制下当事人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裁决不服,提讼后,仲裁裁决成了一纸空文,失去了真正的法律意义。仲裁虽然是诉讼的前置程序,却无法与诉讼有机地衔接,互相脱节,表面上给当事人最大限度的维护,客观上却形成仲裁诉讼各审各的,互相割裂的结果,仲裁无法自成体系,也缺乏必要的监督,容易导致裁决的任意性；其次，劳动争议仲裁时效太短,劳动者难以及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劳动法》第82条规定了劳动争议的仲裁时效--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大大短于普通的民事诉讼时效--2年。实践中,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劳动争议发生后,劳动者一般是找单位协商,由于种种原因,很难在60日内达成一致意见。

3、完善《劳动法》的几点建议

针对上述劳动法中存在的问题，作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加快劳动立法,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劳动法律体系。在立法体系上,应以《劳动法》为母法,统率整个劳动法律制度,在劳动法典之下涉及主要的劳动法律制度再制定几部子法,子法之下配之一系列行政法规和适量的部门规章,以提高劳动法的立法层次,保障《劳动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在立法技术上，应对劳动法的所有规范进行梳理,着重建立和健全法律规范中的法律后果,使劳动法更具可操作性,让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一看便知,什么样的行为符合劳动法,什么样的行为违反了劳动法,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这样《劳动法》才能起到威慑和规范作用；第二，扩大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劳动权是社会成员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面对所有社会劳动者的《劳动法》应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而不能将部分劳动者排除在外,否则便缺乏起码的平等性和公平性。通过劳动法调整对象弹性化,可以实现劳动法适用范围最大化。具体做法是“采取专项排除法”即根据特定理由对特定对象加以排除的方法代替现行的“正面覆”可以最大限度地扩大劳动法的调整对象,改变目前非企业单位劳动关系无法可依的局面；第三，单独制定劳动争议处理法。针对目前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存在的缺乏及时性、公正性问题，本人认为应设立独立的劳动法院，这样可以方便就近及时解决劳动争议,减少环节,降低成本,有利于尽快恢复被破坏的劳动关系,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第四，完善劳动保障制度,加大劳动法的执法力度。针对用人单位拖欠工资,不签劳动合同,不缴纳社会保险,非法职介等社会难点和热点问题,有效地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尽快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将促进就业和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明确规定为各级政府和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并规定具体法律责任加以保障。对各级主管促进就业的机关未积极履行职责的应有明确的行政处罚措施,对未为劳动者投办社会保险和缴纳保险费的用人单位规定具体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结尾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需要完善合理的《劳动法》做保障，这就要求必须努力完善《劳动法》，尽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劳动法律，依法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从而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发展，促进社会全面和谐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1]王淑波．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夯实和谐社会基础[J]．理论界，2007（7）：28-29．

[2]常婕．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思考[J].生产力研究，2006（8）：96-97．

劳动法律关系范文第9篇

关键词：劳动法律关系；劳务法律关系；人身损害；工伤

中图分类号：TU7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建筑施工企业内部外部所面临的许多法律问题，纠纷主要表现在如下两方面：一是建筑施工企业与外部交易对象所发生的法律问题，即建筑施工合同所产生的法律问题，包括施工合同的发包承包工程价款和工程质量纠纷，建筑企业与交易对象一般是工程价款和工程质量纠纷；二是内部管理与风险防范，即建筑施工企业与内部职工的法律问题，主要体现在：即人身损害赔偿，工伤保险，劳动争议等。如果建筑企业能够与外部交易对象，内部与职工把各种关系处理好，那么这个企业能把法律风险降到最低。本文仅就企业内部管理与风险防范一个方面工伤法律问题的处理作一探讨，以供大家参考。

1 工伤的概念

工伤，又称职业伤害、工作伤害，指劳动者在从事职业活动或者与职业责任有关的活动时所遭受的事故伤害和职业病伤害。从 “工伤”定义可以看出，工伤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由工作引起并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事故伤害和职业病伤害。

2 劳动法律关系与劳务法律关系的区别

从工伤的定义可以看出，工伤是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的。建筑工地上第一线工作的工人由于工作原因身体受到伤害，是工伤吗？判断这个工人是否是工伤，关键就看这个工人与建筑施工企业是劳动法律关系还是劳务法律关系。那么劳动法律关系与劳务法律关系有什么区别呢？笔者从当前的法律理论及司法实践总结出如下几点：

劳动法律关系与劳务法律关系之间的共同之处是一方提供的都是劳动行为，但其本质的区别在于：

2.1劳动法律关系中，提供劳动的一方是单位的成员，另一方是用人单位。这种法律关系是特定。劳务法律关系主体类型比较多，自然人之间也可能形成劳务法律关系

2.2劳动法律关系中，劳动者是以单位职工的身份参加劳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地位不平等，不仅存在财产关系，还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的行政隶属关系。而劳务法律关系中，仅存在财产关系，不存领导与被领导的行政隶属关系。

2.3劳动法律关系中，劳动者要遵守单位的内部劳动规则，从事用人单位分配的工作和服从用人单位的人事安排等，反映的是一种稳定、持续的生产资料、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相结合的关系。劳务法律关系中，双方是平等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二者关系往往呈“临时性、短期性、一次性”等特点。

3 工伤事故责任与劳务事故责任的区别

建筑施工企业在施工过程中发生伤亡安全事故是很多的，有一个统计2009年建筑施工企业发生工伤、劳务人身损害案件20多万件。可见作为施工企业应该认真对待这些事件，施工企业没有发生之前如何防范呢？首先要搞清工伤事故责任与雇佣关系伤亡事故责任的区别。先说一小案例，在工地上发生了一人身伤害事故，受到伤害的工人肯定找企业要赔偿，实践中往往这个工人不是企业招聘来的，建筑施工企业不直接与工人打交道，建筑施工企业把工程承包出去了，招聘这个工人的往往是承包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个建筑施工企业来说，这个工人是工伤吗？这个工人是否构成工伤的关键在于他是否构成劳动关系。工伤事故责任缘于劳动法律关系，劳务事故责任缘于劳务法律关系。实践中劳动关系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书面劳动关系与事实劳动关系。现实中比较多的是事实劳动关系。劳动关系的本质特点就是：固定性与长期性，即这个工人一直在企业工作。司法实践中认定劳动法律关系就是依据劳动法律关系这个本质特点，而不是以交纳工伤保险为前提的。构成劳动法律关系，相对应的企业要承担工伤事故责任。与劳动劳动关系相对应就是劳务法律关系，其特点就是非正式性的，短期性，临时性。如果是劳务法律关系，相对应的是人身损害的赔偿责任。工伤事故责任与劳务关系伤亡事故责任的区别有如下三点：第一，责任主体不同，工伤事故责任的责任主体是企业，劳务法律关系伤亡事故的责任主体是雇主，雇主可能是法人也可能是自然人。第二，适用法律不同。工伤事故责任，适用《工伤保险条例》，按工伤赔偿解决纠纷；劳务法律关系伤亡事故责任，适用《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雇主与雇员的基本规定。第三，后果不同。按工伤处理的赔偿责任要轻，按劳务法律关系伤亡事故处理的责任要重。比如伤残补助金一项，按工伤赔偿最多20多个月；按人身损害赔偿最多20年。同样是五级伤残，按工伤赔偿拿到的赔偿金是人身损害赔偿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第四，上下班路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如果是单位职工，构成劳动法律关系，就应该认定为工伤。如果是劳务法律关系，雇主不承担责任。

通过以上分析，建筑企业为了规避法律上的这种内部管理上的风险，应做到如下两点：第一，建筑企业在对外承包工程时，最好要用有资质的包工头。这样，施工企业与包工头是承包合同关系，在工地工作的工人与包工头是劳动法律关系或劳务法律关系，与建筑施工企业没有法律关系，如果这个工人在工地发生工伤或人身受到伤害，建筑施工企业不承担责任。反之，建筑施工企业对外承包工程的包工头没有资质，那么在工地工作的工人与建筑施工企业就是劳动法律关系或劳务法律关系，将来这个工人发生工伤或人身受到伤害，建筑施工企业就要承担赔偿责任。第二，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工伤事故赔偿责任比劳务赔偿责任要轻。作为建筑施工企业应该与本单位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并交纳工伤保险。这样如果本单位职工在工作过程中身体受到伤害，可以按工伤程序予以赔偿，且赔偿责任最后承担不是施工企业本身，而是社会。可见工伤保险是对企业的一种保护机制，把企业的风险责任分化到社会中去了，工伤保险不是企业的负担。

4 工伤赔偿和解协议的效力

4.1工伤赔偿和解协议有效的具体要件

施工企业的劳动者发生工伤，劳动者与施工企业签订工伤补偿协议，在实践中经常出现劳动者反悔的现象，那么如何认定工伤补协议的协议呢？从司法实践来看主要从如下几方面来认定其效力：

4.1.1双方当事人对工伤赔偿纠纷有处分的主体资格。比如劳动者死亡的工伤赔偿纠纷，其近亲属就是适格的和解协议当事人。用人单位的主体资格结合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进行认定，对租赁厂房、承包经营、劳务派遣情况下认定赔偿主体资格要参照相关的法律法律和规章

4.1.2双方当事人对和解协议内容权利有明确的认知和处分权并协商一致。特别是劳动者对是否认定工伤和劳动能力鉴定等级标准有一个明确的认知。

4.1.3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效。对劳动者在协议中放弃进行工伤认定以及劳动能力等级鉴定的协议条款，由于这些条款涉及国家强制性规范，协议中不能加以协商，这一条款应认定无效，但这些条款的无效不影响其他条款的有效性。

4.1.4按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往上呈报，不能漏报瞒报。

在司法实践中，一个劳动安全事故，在劳动者自愿的情况下，只要不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大部分情况下劳动者与施工企业签订的这个工伤补偿协议是有效的。由于工伤补偿对企业来说是比较有利的，所以在施工企业在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可以有工伤赔偿条款。这样把工作做在前面，将来一旦发生工伤容易解决，不易产生纠纷。也是企业有效解决争议，降低管理成本的一个小的技术性环节。

以上是我在处理施工单位工伤事故案件的一些体会，写出来与大家交流，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劳动法律关系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劳动法；劳动法律关系；事实劳动关系

一、事实劳动关系亟待解决的原因

（一）《劳动法》缺乏对事实劳动关系的规定

我国屡屡使用“事实劳动关系”这样的词汇，比如《关于逾期终止劳动合同问题的复函》（劳部发【1994】65号）、《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劳部发【1996】345号）等，司法实践也频频以“事实劳动关系”相称，但由于事实劳动关系的基本内涵与外延的模糊性以及系统性法律规定的缺失，导致理论与实践中对于事实劳动关系难以认定。司法实践处理相关问题五花八门。

（二）用人单位拒绝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我国经济处于转轨、劳动用工处于变革中，劳动力市场不规范，许多用人单位为了规避社保、代扣代缴税等，采取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损害其利益，使其本就处于弱势地位更加雪上加霜。

二、事实劳动关系的外延及性质争议

（一）形式说

此种学说主要以王艳丽为代表。形式说认为事实劳动关系是缺乏法定书面形式而存在的劳动关系的状态。主要有两类。一是自始至终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一是原劳动合同期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既没续签合同，又没有终止或订立新合同而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其性质王昌硕认为无效劳动合同；王全兴为代表坚持效力待定，双方可补签合同否则为无效；王珏认为有效而不以书面合同为限。

（二）无效说

此种学说主要坚持事实劳动关系是指履行无效劳动合同而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劳动合同无效主要有三种情况。一主体资格不合格；二内容违法；三意思表示瑕疵。无效说认为事实劳动关系与书面劳动合同无关。这一观点总体上的解决思路可以概括为：事实劳动关系不符合法定模式，事实劳动关系如不能转化为劳动法律关系，就必须强行终止，但事实劳动关系利益应受到保护。

（三）综合说

董保华认为事实劳动关系不仅包括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也包括履行无效劳动合同而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该观点认为事实劳动关系是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在违法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事实用工关系，具有违法性。不宜过分强调事实劳动关系与劳动法律关系的区别，更应关注事实劳动关系与劳动法律关系的相同点，主张把事实劳动关系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为更好保护劳动者权益，综合说更可取。

三、法律法规规定

对于事实劳动关系，大多通过补签或续签使其转化为劳动法律关系。对应签而未签以及期满未续订而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协调期限。《劳动合同法》规定：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其次，劳动保障部规章、北京、天津、江苏、山东等省市也都规定将事实劳动关系转化为劳动法律关系而受法律规范。

并非所有事实劳动关系都能转化为劳动法律关系。因主体不合格导致劳动合同无效，如雇员为童工或用工主体非法（无营业执照等），由此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无法转化。由于劳动不可逆，已经付出的劳动无法返还或恢复原状，因此已经付出的劳动，用人单位应支付报酬。

劳动关系的建立是遵循自愿平等协商基础之上的，如果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一方或者双方不愿将其转化为劳动法律关系，可以选择解除或终止，用人单位视情况支付经济补偿金。

四、完善相关规定的思考

（一）确立无书面合同的效力

修改《劳动法》，取消“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的强行性规定。书面形式法律效力：“一为证据效力，二为成立效力，三为生效效力，四为对抗效力。”功能在于利于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证明劳动关系的存在，从而保护劳动者权利。如果我们从更深层次研究劳动关系，就会发现书面劳动合同是在信息不充分、地位不对等情况下签订的附合化合同，不应过分夸大其作用。一般认为劳动合同采用书面形式有两大功能，一是对劳动关系的调整功能，二是对劳动关系的证明功能。

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提供，格式化、附和化严重，并不能真实全面反映劳动者意志，劳动者只有接受与不接受；其次，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劳动关系仅由劳动合同调整是远远不够的，而应将其纳入多层次调整模式，宏观上由劳动基准法进行调整，其最低工时、最低工资都应由其做出相应的规定；中观上由集体合同来对集体劳动关系进行调整；微观上就由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来对个别劳动关系进行调整，由此形成一个系统全面的调整模式。

书面合同仅起到证明劳动关系存在的作用，劳动关系的状态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书面合同是无法证明的。2005年，劳动保障部了《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各项社保记录、工作证”、服务证、登记表、考勤记录等。上述相关规定明显承认可通过其他证据证明劳动关系的存在，而仅非书面这一种方式。

（二）修改《劳动法》中无效劳动合同的规定

我国《劳动法》无效劳动合同部分的吸收了民法中的无效合同制度：对于无效合同的效力和处理照搬民法规定。根据民法一般原理，合同必须符合法定生效条件才能产生法律效力；相反、则不能生效。而民法中对于欠缺生效条件的合同又分为无效、可撤销和效力待定。《劳动法》只采纳了无效合同的相关规定。无效是当然、确定、自始无效，合同无效后的法律后果是恢复原状、返还原物、赔偿损失。由于劳动关系具有人身财产双重属性，劳动力一经使用无法返还，如果强制返还会造成劳动者返还报酬，用人单位无法而不当得利。对于因履行无效劳动合同而形成的实际用工关系，已经履行的按事实劳动关系处理，即按有效劳动关系处理，这样更好的保护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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