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0 00:05:54
网络传播论文范文第1篇
网络在中国落地是在1994年4月，到1997年底中国因特网用户超过60万，比上一年增长了600%。2004年1月15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北京了第十三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到2003年年底，我国网民数达到了7950万，居世界第二位。上网计算机达到3089万台。数据惊人，但是背后却有着世界第一的人口数量。和互联网普及率仅有6.1％，低于互联网普及阶段的10％，比9.72％的世界平均水平也低的大背景,可见中国的网络发展的也不见得有多迅猛。再来对比下我国的传统媒介。目前，我国约有近2000种公开发行的报纸，4000多家电台、电视台，8000多种期刊杂志和两家通讯社。显而易见目前为止在中国传统媒介还是占领着绝对的优势。以中国最发达的上海为例：2002年就"网民"获知重要新闻（"东方网"开通）的渠道，作了调查，发现：80%的"网民"知道这一新生事物；而其中，三大传统媒介作为第一渠道的比例合计达76.5%，与此相对，网络仅占12.9%。从个人主业的情况看，93.4%的"网民"没有个人主页，拥有者仅为6.6%，但"经常使用"者不到2%；从电子邮件的情况看，虽然有超过八成（80.3%）的人使用，但"经常使用"者仅为34.4%，"使用频率一般"者（26.2%）与"很少使用"者（19.7%）合计达45.9%；多数"网民"对一些网络术语还不甚了解。例如，对于"烘培鸡"（homepage）和"见光死"（比喻"网恋"双方第一次相见即大失所望、中断来往）的含义，回答正确者分别只占21.9%和31。2%；但对于"第一次亲密接触"（网络小说名）、"爱虫"（一种电脑病毒）的正确回答率，则上升为52.5%和73.8%。需要指出，后两个词语恰好是大众媒介较多提及的，这应该不是巧合，再一次证明了传统媒介的威力依然强大。可见网络对中国传统新闻媒体的影响还非常有限。这在网络大行其道的今天似乎有那么点滞后，但是如果从我国国情出发就一点都不难理解。
第一经济原因。首先要上网你没有电脑起码也要有手机，这里以电脑为例。配备一个电脑至少需要3000元左右。上网拨号费用至少几块钱一个小时。还不包括维持电脑运转的电费。虽说中国的人均收入截止到2003年达到1000美元，也只等于美国的五分之一。加上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2002年的数据就为3.11∶1。现在肯定更为扩大。人均收入还处于中下水平。很多地区就连几百块就可以买到的电视都没有普及网络又怎么会有机会触及到他们的生活呢？在中国东西收入相差很大，农村人口大大超过城市人口，所以说网络在中国普及是非常不现实的说法。连设备都没有普及网络传播对传统媒介的影响又从何谈起？经济水平直接导致教育水平，在对网民受教度程度调查上发现网民的教育程度基本在高中以上。但是传统媒介的受众就不受这种限制。所以显而易见网络需要设备经济基础更加需要一定的技术去操作甚至很多时候需要一定的语言能力这个门槛在中国不具有普及性。
第二传统观念阻碍网络影响。网络是新兴技术，第十四次CNNIC调查结果显示，网民中18～24岁的年轻人所占比例最高，达到36.8%，其次是18岁以下的网民(17.3%)和25～30岁的网民(16.4%)，30岁以上的网民随着年龄的增加所占比例相应减少：31～35岁的网民占到11.5%，36～40岁的占到7.3%，41～50岁的为6.7%，还有4.0%的网民在50岁以上(如图3所示)。35岁及以下的网民占82.0%，35岁以上的网民占18.0%，网民在结构上仍然呈现低龄化的态势。所以这部分人群是不具备消费能力的。他们上网的引导绝大多数来自父母。而中国的父母在教育孩子上大部分也都是干预性很强的。加上媒体包括很多网络媒体都一直报道青少年深陷网络类似的负面报道。让父母视网络于洪水猛兽，给青年少上网造成极大的阻碍，使得网络传播的主要受众人群受到极大的影响。雏鹰网曾在2002年就父母的电脑网络知识和对孩子上网态度做过调查。结果发现90%的父母在原则上支持自己的孩子上网，但其中高达八成的的父母对如何监管孩子上网感到困惑。有将近一半的父母承认自己的孩子有去网吧上网的记录，而他们对此毫无例外地表示反对。
第三网络传播在中国的权限。网络媒体在中国没有采访权。这必然带来原创内容的缺失，所以网络媒体（特别是商业门户网站）没有采访权是其发展的最大障碍。任何的媒体最主要的生存手段就如华尔街的口号：内容的经营者。没有原创内容的媒体必然发展会受到绝大的限制。加上中国对于网络方面的法律几乎是一片空白，所以在激烈的竞争中网络为了生存需要大量的编造假新闻增加色情暴力的内容，骗点击率。甚至盗用别人的文章，不顾版权的四处转载也屡见不鲜。虚拟空间发言的隐形又使得网络的信息真假难辨，BBS上经常出现垃圾信箱。这些都导致网络在人们心目中信用的缺失。没有了信用度何来权威又何来强大的影响力呢？这些都是网络传播区别于传统媒介的硬伤。
其实网络媒体在中国还属于刚刚起步。并非像很多叫嚣着"狼来的"学者说得那样，中国还没到没网络不能生存的地步，也没有到网络化的程度。更加没到什么传统媒介汲汲自危的程度。一切只是刚开头。网络传播相对于传统媒介来说不过还只是个娃娃。在硬件上软件上我们还差别与发达国家很大的一段距离，因为人口基数关系哪怕是宽带在速度上也非常有限。加上宽带的底普及率使得我们的网络运转得还不畅通。网络发展的功能其实还非常有限。加上ch政治的特殊性---媒体是d的耳目喉舌，对于媒介哪怕是进入到wto时代中国政府也只作出很有限的承诺。所以对于网络媒介这个自由甚至可能自由"过度"的平台当然限制多多。有一段话我觉得作为总结很合适：从中国状况看，即使加上接触网络媒介的时间量，1999年的合计数也只相当于1997年的90%。这就十分清楚地显示了受众个人在生理条件（即信息消费能力）方面的局限和边界。换句话说，即便没有网络及其他新兴媒介的冲击，传统媒介的扩张也已经达到或接近了极限。因此，竞争只能在饱和或趋于饱和的市场中展开。其结果必然是，造成媒介原有地盘、利益、势力范围的重新调整和分割。所以至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网络传播对于传统媒介来说他的影响并没预期和传言的那么大。就回到我得题目了中国特色的有限影响。
参考资料：
1、张海鹰、滕谦《网络传播概论》新世纪版本P39
2、CNNIC调查
3、新华网北京2004年12月8日电商务部、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日前共同公布的《中国电子商务报告》
4、刘毅《"入世"在即的中国传媒业》，《商业时代》2001年11月A版。
网络传播论文范文第2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东莞地区文化信息共享工程的建设情况；依托总分馆体系，推进共享工程建设；依托总分馆体系，提升共享工程服务效果；对东莞共享工程建设的经验总结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东莞共享工程的概况与建设目标、如今东莞共享工程的建设情况、东莞图书馆总分馆体系的简介、依托总分馆体系，把镇级图书馆改造成基层服务点、以镇（街）图书馆为依托，发挥其辐射作用，向农村推广共享工程、以丰富的电子资源为卖点，"推销"共享工程，吸引基层加入成为服务点、定期组织培训班，通过考核制度提升工作人员的素质、不拘形式，以创新的服务方式服务群众、依托总分馆体系，推进共享工程建设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共享工程目前存在的不足、对进一步完善共享工程服务的探讨等，具体请详见。
1.东莞地区文化信息共享工程的建设情况；
1.1东莞共享工程的概况与建设目标；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以下简称文化共享工程）东莞市分中心自2003年成立以来，根据国务院、文化部的要求，结合地区实际和图书馆发展趋向，依托全市城乡图书馆总分馆网络体系建设，大力推进文化共享工程分中心、镇级基层服务点和村级基层服务点三级网络建设，形成了城市帮助农村、中心带动基层、区域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
1.2如今东莞共享工程的建设情况；
从03年开始，东莞市共享工程分中心充分依托东莞图书馆总分馆网络体系，大力推进共享工程建设。截至2008年下半年，东莞32个镇（街）图书馆都已经成为基层服务点，实现镇级全覆盖率100％，镇、村两级基层服务点共达到123个。按照国家共享工程中心的要求，我们的基层服务点在硬件设备和服务效果上都已经达到一级标准，文化共享工程服务与东莞当地的图书馆之城建设相结合，共同促进，收到良好的效果。
1.3东莞图书馆总分馆体系的简介；
东莞地区在行政架构上分为市、镇、村三级，东莞图书馆（文化共享工程东莞分中心设在东莞图书馆内）是由市财政资助的公益型事业单位，目前东莞图书馆下属的分馆共有40个（其中镇级分馆26个，村、企业、学校分馆14个）。随着市委、市政府关于东莞打造图书馆之城的目标的实施，总分馆在业务上的往来越来越频繁，使得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变得密不可分，利用已经成形的总分馆网络推进共享工程建设，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东莞走的是一条有东莞特色的共享工程建设之路。
2．依托总分馆体系，推进共享工程建设；
2.1依托总分馆体系，把镇级图书馆改造成基层服务点；
从2003年起东莞着力构建图书馆总分馆体系，截至2008年下半年，已经加入总分馆体系成为分馆的图书馆达到40个，镇一级分馆达26个。已经建成的分馆从设备、人员和服务上都符合共享工程的要求。利用好现有的图书馆总分馆网络，推进文化共享工程必定事半功倍。东莞的镇（街）共有32个，我们通过对总分馆体系下26个镇（街）图书馆的整改，并对余下未加入总分馆体系的6个镇加以督促并进行适当扶持（举办培训班、现场辅导、搞活动、赠书、赠设备），终于在2007年下半年使得东莞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的镇一级覆盖率实现100％。
2.2以镇（街）图书馆为依托，发挥其辐射作用，向农村推广共享工程；
在建设村级基层服务点过程中，我们发现村基层图书馆的场地、人员素质、设备等都相对落后，如何选做在农村推广文化共享工程是一道难题。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到镇级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具有地缘上的优势，他们比较熟悉自己本镇的村和社区的情况，因此，因此我们充分与镇级分馆合作，由他们负责大部分农村基层服务点的推广与建设工作，而我们主要负责最后的验收和支援。
举例：在东莞市常平镇，我们依靠常平分馆的工作人员对本镇的情况了解的优势，把选点、与村委会协商、人员培训、设备配置要求等工作都交由常平馆承担，我们分中心负责验收授牌和监督。截至2008年下半年，常平镇的桥梓村、金美村、下墟村、塘角村、板石村、东田丽园社区等都以加入成为基层服务点（按照当时的要求每个镇要有2个村建成基层点，常平镇超额完成了任务）。另外在此基础上，常平馆还发展了常平勤上集团、常平运城制版厂、常平宝丽美化工公司、常平振兴中学、黄水职业中学、常平第一小学等企业、学校图书馆成为基层服务点，把优秀的文化资源送到企业、学校中去。以镇（街）图书馆为依托，发挥其辐射作用，建设农村级基层服务点是东莞结合实际情况探索出来的方法。
2.3以丰富的电子资源为卖点，"推销"共享工程，吸引基层加入成为服务点；
共享工程的建设的目的就是给人民群众带去丰富的优秀文化资源。新兴的电子资源服务，能很好地祢补传统图书馆服务的不足，给群众带来新的接受文化资源的方式。东莞分中心拥有着丰富的电子资源，包括：各类题材的影视资源和课件，30万种电子图书，龙源、维普等电子期刊和各种电子报纸数据库。随着社会的进步，基层图书馆传统的服务已很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加的文化的需求，我们打着"凡是加入成为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的图书馆，都能免费使用中心的电子资源"的口号，以此来吸引基层积极主动申请加入成为服务点，这在宣传推广的过程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树立了共享工程就是给人们带来丰富文化资源的形象。
3．依托总分馆体系，提升共享工程服务效果；
3.1定期组织培训班，通过考核制度提升工作人员的素质；
由于基层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为此我们要通过培训以提高人员素质。通过现场培训和每年一次的集中培训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地给他们介绍文化共享工程概况、数字资源的使用和网上上报系统等，在集中培训时通过上机考试、颁发合格证书等形式加深基层人员对共享工程的重视，从而提升基层服务点的人员素质。
3.2不拘形式，以创新的服务方式服务群众；
在共享工程建设中，由于东莞的情况与西部地区不同。西部地区有专门资金用于购买卫星电视，并利用卫星接受信号播放影视资源的方式开展服务；而位于珠三角的东莞经济较为发达，没有国家资金的扶持，只能依托自身的图书馆总分馆体系推进共享工程，这是我们东莞的特色之路。由于总分馆体系下，馆与馆之间可实现资源的全市大流通，因此文化共享工程的服务形式也可以创新，我们的服务形式包括：免费上局域网观看课件、每周末播放热门电影、定期开展巡回展览、光盘外借、电子资源凭证免费使用、开展少儿影视专场、生活知识讲座等等。
4．对东莞共享工程建设的经验总结;
4.1依托总分馆体系，推进共享工程建设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上事实证明，利用图书馆总分馆体系推进共享工程建设，是可行的。传统的图书馆与共享工程服务相结合不但能增加图书馆的魅力，而且避免了文化建设的重复投资，节省人力与财力，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4.2共享工程目前存在的不足；
目前，东莞在共享工程建设中存在着不足。由于东莞地区经济较发达、休闲方式较多、家庭电脑和有线电视的较普及，所有对图书馆的依赖性不大。绝大多数人在选择文化消遣方式时会优先选择电视、上网等，对于到图书馆利用各种资源的动力不足。此外，共享工程所能提供的电影吸引力不够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4.3对进一步完善共享工程服务的探讨；
在共享工程的建设过程中，我们不断探索利用新的方式来推进共享工程建设。利用东莞地区互联网线路发达的特点，可考虑利用网络来传播共享工程优秀的文化资源，这比现在的光盘播放、硬盘拷贝播放的方式要快得多。所以，我们设想使用IPTV（网络电视）的形式，使广大市民只要能上网，就能随时观看地到共享工程的影视资源。以后无论在家、网吧还是在图书馆电子阅览室，读者都可以通过IPTV来点播自己喜欢看的节目。我们期望不久的将来能使用上类似IPTV这样的手段来推进共享工程。
【参考文献】
[1]王国平.江苏省"共享工程"基层网点的建设与发展[J]新世纪图书馆,2006,(06).
[2]徐进.社区乡镇"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策略[J]图书馆建设,2006,(06).
网络传播论文范文第3篇
Abstraction:Thisarticlemainlyanalyzestheexpansionand
restrictionofthecopyrightundertheinternetenvironmentbasedon
othercountries’legislationandaseriesofinternational
treaties.
关键词：网络环境，版权，权利扩张，权利限制
keywords:internetenvironment,copyright,expansionofright,
restrictionofright.
前言：版权保护制度总是随着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回顾版权制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次传播技术的革新，都会在各国版权保护体系中留下不同程度的痕迹。如今，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因特网的来临，又一次打破了原有的传播格局。网络，它结合了电脑技术与通讯技术之特点，以其信息量大，传输速度快，交互性强等优势，正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
法律作为一种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因为网络技术的超速发展，而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其中著作权的保护问题尤为突出，在现有的版权体系下，权利和义务关系再次受到极大地冲击，于是我们有必要考虑对现存的制度进行适当地调整和变革。本文旨在分析在这场调整和变革中，版权人的权利扩张及其限制的趋势。
一、网络传播权
1.权利扩张的表现
对于作品的网络传输，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发行，它指的是作品所有权人将自己的作品数字化后上载到网上，然后由访问者通过网络的传输对作品进行浏览、阅读，甚至下载和复制。在这里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种网络传输是否应该由版权所有人来控制？即作者的版权是否可以扩张到网络空间？各国对此都采取了不同的举措。
1996年12月20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外交会议上，通过了两个条约，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简称《版权条约》或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简称《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或WPPT）。国际新闻界将这两个条约简称为“因特网条约”，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叫法不无道理。因为它们正是针对数字化技术和因特网带来的挑战而作出的反应。在WCT中第8条规定：“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在WPPT的第10条（提供已录制表演的权利）规定：“表演者应当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以录音制品录制的表演，使该表演可为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该条约第14条（提供录音制品的权利）规定：“录音制品制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录音制品，使该录音制品可为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顶的地点和时间获得”。这里所讲的“公众中的成员在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显然是指通过交互式网络服务系统获得作品或录制在唱片上的表演。根据上述规定，通过网络的传输使用他人作品或录制在唱片上的表演，需要取得作者、表演者或唱片制作者的授权。这实际上把作者的版权延伸到了网络上的传输，至于由谁要求谁来取得授权，是信息提供者还是通过网络获得作品或表演的用户?两个条约对此都未作规定[1]。笔者认为应当由信息提供者(如网络服务商)来承担此项责任更为合适，因为作品的上载过程往往是由信息提供者完成的。
在这之后，美国通过对现有版权法中“发行权”进行了新的解释，从而涵盖网络传输的权利；欧盟则倾向于确立某种一般的向公众传播权；澳大利亚提出了一个内容广泛的“向公众传输的权利”（Right
oftransmissiontothe
public），既包括以任何通过接收装置观看或使用的方式向公众传播版权材料的权利，也包括广播权以及有线传播权。最终，版权国际社会采取了欧盟和澳大利亚的规范模式[2]。
据中国互连网信息中心的《中国INTERNET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披露，到98年底，我国INTERNET上网计算机已达6.7亿台，用户达210万[3]。时至今日，这个数据一定又有了成倍的增长，可见如果不对如此庞大而又方便的传播手段予以法律规范，即任何一个网络用户都可以在不经作者授权，又不向作者付酬的情况下，将他人的创作的作品送上网络，甚至以此牟利，或使其成为公共财产，任人使用。这必将导致使作者成为了新技术的受害者。因此我国学术界和司法界基本上倾向于保护网上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通过一系列的案例及其评述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最典型的是1999年6月王蒙等6作家状告北京世纪互联公司未经他们许可，将其作品复制上网的侵权行为案[4]。第一、二审法院都做出了原告胜诉的判决。可见司法实践对这一问题给予了说法，即明确了著作权人具有控制其作品在网上传播的权利。但如何对这一权利加以确认，我国学术界则存在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现行著作权法中至少有两项权利与数字化作品网络传输的内容相近似，一是“发行权”，二是“播放权”，并主张在修订著作权法时，可以通过适当的立法解释，以“发行权”或“播放权”来涵盖数字化作品的网络传输[5]；也有学者认为，“在目前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扩大对版权法中表演权的解释不失为一种给予网上作品司法保护的出路”[6]。
更多的学者则主张，在我国著作权法中虽然没有规定网络传播权，但在著作权法第10条第5项[7]中所明确的作品的使用方式中，并没有穷尽使用作品的其他使用方式，所以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新型的作品载体的出现，作品的使用范围应当得到相应的扩张，网上传播应当作为使用作品的一种新方式已涵盖于这一条款的“等方式”之中[8]。正是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在2000年11月22日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该《解释》第2条第2项规定“著作权法第十条对著作权各项权利的规定均适用于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将作品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使用作品的方式，著作权人有以该种方式使用或者许可他人使用作品，并由此获得报酬的权利。”该解释一方面明确了作者的网络传播权，另一方面也是对司法中尝试性的实践予以了肯定。
2、权利的限制
版权保护应当延伸到网络空间，否则版权人就不会冒险把自己的作品上载到网上，这已是世界各国的共识。但知识产权制度向来就是一把双刃剑，赋予权利人一定权利的同时又作出一定的限制，否则就会导致权利的滥用。针对网络传播权的出现，这种限制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对合理使用应当赋予新的内涵：
关于合理使用伯尔尼公约第9条第2款规定“本联盟各成员国可自行在立法中准许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复制有关作品，只要这种复制与作品的正常利用不相冲突，也不致不合理地损害作者的合法利益”。这为确立定一个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设定了可供参考的标准。
在各国版权法中，规定关于合理使用的内容各不相同，但其中个人使用和图书馆使用是各国普遍承认的属于合理使用的范畴，这也是目前在网络环境下讨论的热点，另外，远程教育作为网络时代的新生事物对原有的合理使用制度也提出了挑战，于是有必要对它们逐一进行讨论。
(1)关于“个人使用”
版权人对其作品的独占权不应成为再创造的障碍，所以各国法律多以“合理使用”等制度来保护后人的在创造权。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第1款第1项规定“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当然这里的“个人欣赏”应有一定的范围限制，如有学者认为个人欣赏的范围应当限定在家庭的范围中，如超出家庭之外的欣赏，则不是著作权法中合理使用意义上的“个人欣赏”了[9]。
个人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的方式绝大多数体现为对作品的复制，传统意义上的复制依赖于复印机、录音机、录象机等设备，但在网络时代，数字技术可以把绝大多数种类的作品数字化并在网上传播，私人复制不再依赖传统的复制设备而变得容易多了，但我们绝不能因此就简单地认为合理使用的空间大为扩大了。因为版权人正在采取一系列的技术措施来防止他人对其作品进行复制，而且在WCT和WPPT中已经确立了对这种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10]。可见，个人使用中的合理使用的适用范围正面临着技术上的挑战。对此，如果缺乏法律的有效干预，必然会导致这样一种后果：著作权人的权利在网络环境下得到了扩张，而相应地挤压了公众合理使用的空间。所以笔者认为，法律有必要将“合理使用”的原则适当地延伸到网络环境下的数字化作品，以维护公众合理使用数字化作品的权利。
（2）关于图书馆使用
在保护国家资源和传统文化方面，图书馆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图书馆使用在各国版权法中都规定为合理使用。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第1款第8项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是否可以借助数字技术把浩如烟海的图书信息也进行数字化复制，并搬上网络以供读者进行远程浏览和实现馆际互借呢？
笔者认为，图书馆进行电子版本仅用于馆藏的复制与传统环境下的馆藏作品的复制只是复制形式上的不同，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此应当包含在合理使用中。但是，如果图书馆把数字化图书用作在线借阅和实现馆际之间的互借，问题就复杂多了。有学者认为，图书馆如果是非赢利的为公众提供网上阅读的方便，可以继续适用合理使用的规定。但是，赢利与否不应当成为判断是否侵权的标准，图书等出版物一经上网，便可供读者任意浏览，这与图书馆借书相比，被阅读的机率大多了，从而影响了传统形式的书刊销售，这将造成对著作权人的不合理的损害，因此属于侵权行为[11]。
参照美国的做法，也许我们会得到一些启示：美国以国会图书馆为代表的许多图书馆都把网上书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已经超过版权保护期的作品，如莎士比亚等作者的作品，可以全文上网供读者在线阅读；另一部分则是仍在版权保护期内尚未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在征求著作权人同意并支付稿酬之前，只有书目、图书简介及相关书评可以上网供公众阅览。如读者想进一步了解图书的内容则需要到图书馆按传统办法借阅。可见，在现有的著作权法体系下，建立数字图书馆，提供在线借阅服务已经超出了合理使用的范围。
（3）关于远程教育
权利人对其作品的专有权利不应当成为妨碍公民受教育的屏障，因而各国在著作权立法中一般允许为教学目的而自由使用有著作权的作品，但不得用于商业目的。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第1款第6项规定“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
在网络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大学、中学都纷纷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在这些网站上，出现了“名师辅导”、“网络课堂”、“网上论坛”等栏目，而且越来越多的大学已经在网上开展了在线教育，使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聆听老师的授课内容，并能与老师在网上及时交流。这种灵活的教育模式的前景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在这种教育过程中，教材、资料的使用必然会涉及到有版权的作品，那么它是否还能以“教育科研为目的”而继续适用“合理使用”制度呢？美国在1998年通过的《数字千年著作权法》（即DMCA）是通过拓宽教学广播豁免权的范围来实现远程教育对作品的合理使用，当然，在这同时也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如享有豁免权的作品的范畴，使用作品的数量限制等。可以看出，美国DMCA法案一方面已把远程教育纳入到合理使用的制度中，使得版权法不至于成为远程教育的绊脚石；另一方面由于对这一问题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所以他们仍持一种谨慎态度。在中国，远程教育尚处于初创阶段，起码对于那些非赢利的远程教育而言，应当把对作品合理使用延伸到网络空间，让它们有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这对于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体系来说不仅是必要也是必须的。
其次，法定许可的范围有所拓宽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32条第2款[12]是关于报刊转载的规定，也就是关于“法定许可”的规定。至于这一规定是否可以扩大施用于网络环境之下，这是学术界曾经争论的热点问题。在这场争论中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对此持肯定态度，如蒋志培法官认为：“在我国著作权法未做出新的规定的情况下，网络上使用作品可以比照报刊转载的现有规定进行一定范围作品（严格控制在现行报刊转载作品的范围内）的转载，不必经过许可，但要支付必要的报酬、注明出处，并不得侵犯著作权人的其他权利。这有利于作品的网络传播、减少纠纷，同时又纠正了网上大量存在的‘白使’作品的违法行为，保护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13]。又如张平老师，“著作权法的修改还有待时日，完全可以在著作权法修改之前给网络服务商一段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对网络服务商的法定许可权可类比著作权法第三十二条”[14]。另外，也有学者认为网络条件下推行“法定许可”可以防止不合理、不合情的权利滥用和过度的垄断[15]。
与此针锋相对，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如郑胜利老师认为，“报刊转摘的法定许可是在特殊情况下制定的，当时主要考虑其是一种宣传工具、便于宣传党的政策。如果比照报刊转摘的规定将作品上网定为法定许可”是不合适的[16]。另外版权局许超副司长认为“网络传播与出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将其视为类似于报刊转摘是不对的”[17]。另外，“网络传播是作者的一项权利，如果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可以限制的时候，不能够想当然地作出限制。”又如杨柏勇法官认为：“按照现有法律来理解，不能将网上向公众传播作品理解为一种法定许可。我国著作权法中规定的法定许可是封闭性概念，没有可以再罗列的内容”。[18]
这场争论双方各持己见，在任何一方都很难说服对方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通过《解释》阐明了其态度，该司法解释第3条规定，“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传播的作品，除著作权人声明或者上载该作品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受著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网站予以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构成侵权。可以看出司法解释明确地支持了上述肯定态度一方的立场，有学者认为这是在平衡涉及网络各方当事人权益以及社会利益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选择[19]。但也有学者认为，这种解释已超出了原著作权法的本意，是不可取的。可见，这场理论上的论战并没有因为最高法院的《解释》而终止，也许《著作权法》的修订能给我们一个更好的答复。
二、复制权
1.权利的扩张：
复制权是版权人最重要、最基本的权利，通过对作品复制件的控制，作者能充分地行使自己的使用权。数字化和网络技术使复制变得简单易行而广泛存在，这对权利人的专有复制权来说又是一大冲击，于是版权人急于将复制权扩展到因特网上。
当一部作品在网上传播的过程中，会发生一系列的复制行为，它包括作品的所有人将作品数字化后上载到网络上的复制；也包括为了使作品能够被他人访问而由系列网络服务器所做出的自动复制；另外，它还包括访问者在阅读该作品时在自己所使用的计算机中发生的暂时复制。在网络环境下，作者的复制权是否涵盖了这三方面呢？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对第三种暂时、偶然复制的看法更是各持所言。
《伯尔尼公约》第9条规定：“受本公约保护的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授权以任何方式和采取任何形式复制这些作品的专有权利”。可以看出该条所确定的“任何方式和任何形式”已经涵盖了作品数字化这种复制的方式，也就是复制权可以自然延伸到网络上。
但根据《伯尔尼公约》第9条第2款规定：“如果暂时复制的目的纯粹是为观看作品，或该复制属于短暂的或附带的行为，只要是在作者授权或法律许可使用该作品的过程中所为，缔约国可以通过立法加以限制”。
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两个新条约（即WCT和WPPT）对于暂时复制没有定论，所以各国对此仍然自行其是。
美国于1995年9月公布了信息基础设施工作机构知识产权工作的报告——“知识产权和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即通称的“白皮书”。该白皮书倾向于保护版权人利益是很明显的，它认为复制在计算机网络上的传输是广泛存在的，并且特别提到也包括浏览中的暂时性复制。因为如果计算机用户访问存储在另一个计算机中的文件，在现存的技术条件下，只有该文件被“复制”到用户计算机内存中，用户才能在计算机屏幕上看到这一文件。白皮书认为这种复制也无一例外的属于版权人复制权的范围之内。
欧盟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中，认为暂时复制也是置于权利人的控制之下，但在1997年12月关于协调信息社会版权和有关权规则指令的建议提交欧盟委员会，该建议将某些短暂的、偶然的、技术性且没有独立经济价值的复制（如因特网上浏览中的存取行为）排除在复制之外。
在我国，现有法律规定中还没有“暂时复制”的位置[20]。根据著作权法第52条规定的复制是指“以印刷、复印、临摹、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行为”。如果说该条为不完全列举，数字化复制可以认为被涵盖于“等方式”中的话，那么也只能包括长久型的数字化复制方式，因为以上列举的几种复制形式都属于长久性复制。另外，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3条第5款规定，“复制”也仅局限于把软件转载到有形物体上的行为，即只限于有形物体上的复制，“暂时复制”也被排除在外了。
2.权利的限制：
我们不可否认，在互联网的传播过程中，充满着多层次的复制行为，作品权利人的复制权延伸到网络上的复制也是符合情理的。至于“暂时复制”，其结果仍是对作品内容的再一次重复制作，使得在作品的“原件”之外存在另一份相同的作品，所以“暂时复制”仍是一种复制，要把它从定义上排除于“复制”之外是很难成立的。但是考虑到网络环境下的新特点，在给予版权人更高水平保护的同时，也需要维护社会公众合理使用作品的利益，所以对作者的复制权赋予一定的限制，即从权利限制的角度上把“暂时复制”排除在外，这不能说不是一个谨慎地选择。如果网络上的任何暂时复制都置于版权人的控制之下的话，则数字化网络上信息的不断存储和发送就成为不可能，因为无论网上浏览、发送电子邮件、阅读文件等都必须首先获得版权人的许可，这样实则是赋予了作者太大的权利而以至于损害了网络它本身的公益效果。所以笔者认为我国《著作权法》修改中，一方面要把网络环境下的数字化复制纳入作者的复制权范围；另一方面要对复制权中的“暂时复制”加以限制，让使用者有一片合理的、必要的空间。
三、精神权利的扩张与限制
在版权的精神权利保护方面，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一直存在着很大分歧。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向来很重视版权的精神权利的保护，认为精神权利是作者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作品是作者人格的延伸。所以他们认为对作者精神权利的保护，维系了作者与其智力创造之间的人格联系，是不能被剥夺。而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中，以对作品的经济价值利用为核心，精神权利只是作者经济利益的保障，处于辅助地位。
《伯尔尼公约》第六条之二（1）规定“不依赖与作者的经济权利，乃至在经济权利转让之后，作者均有权声明自己系作品的原作者，并有权反对任何对其作品的有损作者名誉或声望的歪曲、篡改或其他更改或贬损。”在这里规定了作品精神权利保护的最低标准，即保护作者的署名权和保护作品的完整权。我国著作权法赋予了作者高于国际保护标准的精神权利，即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可见我国法律在保护精神权利方面与大陆法系类似。
由于数字化和网络改变了传统技术的局限，读者已经不再局限于被动地接受信息，他们可以在网络上对作品发表意见，而作者也可以根据这些意见对作品进行适当的修改，这就是网络交互流模式的充分体现。这就意味着对网络上的作品加以改装、润色或者删节已经变得越来越容易。使得每个人都能够轻而易举地复制他人的作品，并且向更广范围的观众传播。这使得作者的精神权利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面对这一现实，各国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其中主张限制精神权利保护的国家认为对精神权利的保护可能影响作品在网络上的大规模利用。甚至欧盟在1996年也指出了“在信息社会中，精神权利的严格适用可能会被证明是起反作用的。根据作品的种类、使用的方式和合同内容，在精神权利适用上一定的灵活性是必要的”。不容忽视的一种现象是：不重视保护作者精神权利的美国却是世界上版权业最发达的国家，而一贯很重视保护作者精神权利的大陆法系国家，在这方面却要逊色多了。所以，面对网络空间，大陆法系各国很难再提高已有的精神权利保护水平。当然也有学者反对在网络环境下限制精神权利的主张，他们认为一方面，如果对作者的精神权利给予过多的限制，会大大挫伤作者的积极性，这样会导致网络上信息来源的枯竭。另一方面，网络环境下保护作者精神权利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保证公众能够获取真正确凿的信息。
WCT第12条和WPPT第19条规定了“关于权利管理信息的义务”要求成员国对非法删除或更改“权利管理的电子信息”的行为予以法律救济。这方面的规定对于加强精神权利的保护仍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由此看来，网络环境下，对精神权利保护的发展趋势仍然很难预料，如果严格地保护精神权利可能会阻碍作品的再创作，因为利用数字技术对原有作品的改编可以构成新的智力创作，所以，对原作品精神权利作适当的限制是有道理的。值得一提的是，英美国家在版权法中多规定了对精神权利的限制，而大陆法系国家，大多数把精神权利推崇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权利限制（如合理使用）也往往仅局限于经济权利的领域，不涉及精神权利。有学者认为，普通法系国家把合理使用适用于精神权利的做法，让相当一部分非商业的网络传输解脱了精神权利的负担，颇为可取。[21]笔者认为在网络环境下，就我国的原有版权保护体系中对作者的修改权及保护作品的完整权做一定有利于使用者的灵活解释是可取的。
四、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
如果说上面所介绍的网络传播权、复制权、精神权利是对版权制度中原有的概念做了扩延的解释的话，那么，下面所要介绍的“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则完全是因数字技术化和网络的发展，而在版权制度中产生的新概念。我们都清楚的是，数字技术一方面为盗版和非法利用作品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同时也为版权人保护自己的权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手段。从美国的白皮书开始，国际版权界就越来越重视技术措施在网络时代版权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欧盟法律顾问团甚至认为“加密将作为主要的信息保护措施逐步取代版权。”可见在网络环境下强调技术措施在版权制度中的作用是具有特殊意义的。WCT和WPPT两个国际条约中第一次写入了关于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的内容。
1.技术措施
技术措施是版权人在网络上行使其权利的一个防盗系统，由于作品在网上的传播不同传统的以复制、发行、表演、播放形式的传播，作品一旦上网，版权人只能通过设置一定的技术设施以限制或控制他人访问或下载自己的作品，从而保护和实现自己的专有权利，这些措施往往包括要求登记，必须输入口令、数字签名等系列限制性措施。这些技术性措施大大减少了被侵权的风险。很明显，版权人为了实现自己在网络上的利益，借助技术来构筑一层坚固的防护墙是必要的。但是在版权人想方设法开发新的技术措施的同时，侵权人也在不断地琢磨如何突破这些技术措施而获得解密的方法，任何技术措施都有可能被侵权人破解，所以在版权人使用技术措施保护其作品的同时，还需辅之以法律保护的后盾。
在WCT第11条中规定了：“缔约方应规定适当的法律保护和有效的法律补救办法，制止规避由作者为行使本条约所规定的权利而使用的、对就其作品进行未经该有关作者许可或未由法律准许的行为加以约束的有效的技术措施。”另外，WPPT第18条规定：“缔约方应规定适当的法律保护和有效的法律补救方法，制止规避由表演者或录音制品制作者为行使本条约所规定的权利而使用的、对就其表演或录音制品进行未经该有关表演者或录音制品制作者许可、或未由法律准许的行为加以约束的有效技术措施”。从这里可看出，该国际条约的态度是要求成员国的相关法律对技术措施予以保护。1997年欧盟指令草案第6条规定：“成员国应当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制止行为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未经许可规避用来保护版权和相关权的任何有效的技术措施的行为。”美国DMCA法案第1201条也规定了关于保护技术措施的内容，并在保护技术措施的同时设置了一些例外，例如该条款并不禁止对防止复制的技术措施的破解[22]，因为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作品的复制属于合理使用。
关于技术措施各国纷纷采取了法律上的保护，但这里面临的问题是：封闭无形财产和封闭有形财产的社会效果是不一样的，对有形财产的锁住不会影响到他人的利益，但锁住无形财产则直接威胁到了公众依版权法对某些作品的合法使用，这样合理使用就会因为这种技术措施而被拒之门外，所以有学者提出技术措施固然阻止了非法入侵，保护了权利人的利益，但使权利人同时获得了不应得的利益[23]。即不仅把社会公众拦在自己的作品领地以外，而且把公有领域的领地也划为己有。总之，如果说对这些技术措施需要用法律形式加以保护是没有疑义的话，那么如何进行保护仍然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美国DMCA法案既规定对技术措施的保护同时又规定一系列限制的做法，在这一点上是有其借鉴意义的。
2.权利管理信息
这里所讲的权利管理信息是指“识别作品、作品的作者、对作品拥有任何权利的所有人的信息，或有关作品使用的条款和条件的信息，和代表此种信息的任何数字或代码，各该项信息均附于作品的每件复制品上或在作品向公众进行传播时出现”[24]。这种标示作品著作权权利状况的信息，并不是有了数字化、因特网以后才产生的，印刷物版权页上有关作者、出版社、出版日期等信息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权利管理信息。只是在数字化和网络环境下，权利管理信息具有其突出的特点，表现为他们往往以“数字或代码”的电子形式来表达，更为容易被他人删除、篡改或伪造，这种破坏作品复制件上的版权管理信息的行为也已经时有出现，造成侵权或盗版，因此对这些电子信息进行严加保护，也就成为在网络环境下有效保护版权人权利的一个关键的问题。
WCT第12条规定，缔约各方应规定适当和有效的法律补救办法来制止任何人未经许可从事上述这些破坏作品复制件上的版权管理信息的行为。WPPT第18条也作了类似的规定，以保护表演或录音制品上的的电子信息。在我国有学者建议在著作权法修改中应把主要包括权利管理信息和技术措施两方面的内容写进著作权法[25]。但也有学者认为网络上的权利管理信息不仅能与用户“对话”，向用户授权，而且能够监督用户，通过因特网向权利人秘密报告用户的使用情况，甚至搜索用户计算机硬盘、查找用户有无其他侵权行为，这实际上是对用户的隐私权的粗涉，对于这类在用户计算机上为所欲为的权利管理信息，法律非但不应保护，而且应当予以限制[26]。笔者认为不能因为网络权利管理信息有可能涉及到侵犯隐私权就一概的不予以保护，只是我们在设定一项制度对它进行保护的同时，需要作出一定的限制（如以不侵犯他人的在先权利为限），从而防止这种权利的滥用。
五、结语
数字化和网络技术的来临，给版权制度带来了新的研究课题，在这一背景下，版权人权利的扩张不仅是自然的，也是时代的需要，因为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知识产品创造人的利益应当成为权利保护的中心，否则网络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是网络是一个信息的海洋，并渐渐成为我们心目中的“第四媒体”，那么就应当让它充分发挥其最大价值以适应人们的需求。所以版权人的权利得到扩张的同时应加以适当的限制，否则信息的使用者们将被限制得到处担惊受怕而不敢越雷池一步，最终网络迅速、快捷的传输功能难以发挥。也就是说在网络环境下，使用者们的“保留地”应当作适当的扩大调整而不是遭到权利人的侵蚀变得越来越小。
法律固然应当保护作品的创造者和所有者，但这种保护决不应是无节制的。因为任何一件作品的创作，都是个人的创造性与社会性的结合，一方面它蕴涵了创作者个人的辛勤劳动，另一方面它也凝聚着对前人智力成果的继承，公有领域始终是我们进行智力创造的宝贵源泉。所以，纵使在网络时代，保护版权人利益的同时，绝不可破坏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因为知识产权制度虽然是一种合法的垄断制度，但只有当这种制度同时也是一种符合情理的垄断制度时，它才能为人们所接受并自觉地去遵循。
参考书目：
1.德利娅·利普希克，《著作权与邻接权》，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电子知识产权》编辑部，《电子信息产业知识产权研究》，电子工业出版社。
3.刘春茂主编，《中国民法学知识产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4.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5.薛虹，《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
6.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文丛》第一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7.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研究》第三、六、七卷，中国方正出版社。
8.刘文华主编，《WTO与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冲突与规避》，中国城市出版社。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司法》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律研究中心主办，《判解研究》第一辑，人民法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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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儒珍，北京大学法学院2000级民商法专业知识产权方向硕士生。
[1]参见沈仁干，《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推出两个新条约》，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研究》第三卷，第1-9页。
[2]参见张昱，《网络环境下的版权问题研究》。
[3]参见沈仁干，《关于修改著作权法的思考》，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研究》第8卷，第42页。
[4]参见汤兆志，《网络传输的著作权保护-----谈六作家诉“北京在线”著作权侵权案》，《著作权》2000年第1期，第8-11页。
[5]参见李明德，《数字化和因特网环境中的版权保护》，《著作权》2000年第3期，第21页。
[6]参见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文丛》第一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11页。
[7]
著作权法第10条第5项规定“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即以复制、表演、播放、展览、发行、摄制电影、电视、录像或者翻译、注释、编辑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权利；以及许可他人以上述方式使用作品，并由此获得报酬的权利。”
[8]参见杨柏勇，《著作权法对网络传播他人作品的法律适用》，《电子知识产权》2000年第2期第28页。
[9]参见刘春茂主编，《中国民法学知识产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0]参见本文第四部分关于“技术措施”方面的内容。
[11]参见赵晨钰，《网络版权，你的保护神在哪里？》，载于《中华读书报》99年3月10日。
[12]
著作权法第32条第2款：“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13]参见《网上著作权保护规矩怎么定？》，《电子知识产权》2000年第3期，第9页。
[14]参见同上脚注13，第15页。
[15]参见陶鑫良，《网络时代知识产权保护的利益平衡思考》《知识产权》1999年第6期，第21页。
[16]参见同上脚注13，第10页。
[17]参见通上脚注13，第17页。
[18]参见同上脚注13，第5页。
[19]参见蒋志培，《依法加强对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司法保护》，《著作权》2001年第1期，第49页。
[20]参见薛虹，《因特网上的版权及有关权保护》，载《知识产权文丛》第一卷，郑成思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1]参见同上脚注6，第127页。
[22]参见肖燕，《美国〈数字千年著作权法〉的立法背景及其重要内容简介》，《著作权》2001年第1期，第56页。
[23]参见WPPT第12条第2款。
[24]参见WCT第12条第2款，另WPPT第19条第2款也有类似规定。
[25]参见许超，《国家版权局关于解决网络著作权问题的初步方案》，《电子知识产权》2000年第11期，第9页。
网络传播论文范文第4篇
传统认为中国学术产生于春秋战国，即诸子百家之学。《汉书•艺文志》中说“诸子出王官”，无论是章太炎持赞同的意见，还是胡适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学者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诸子之学不是空穴来风，一定有着作为源头的学术存在。古代文献所记并非完全可信，李学勤用考古事实证明，中国的学术起源还要早于西周:“在甲骨文里发现了“太学”，“太学”在殷墟小屯南地甲骨里就有了。这是非常重大的发现。不要看只有两个字，它很确切地证明了至少在商代的晚期已经有了太学。……2005年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件西周初年的青铜器，是一件方鼎，叫“荣仲方鼎”。这件方鼎上有铭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时学校的情况。……中国的学术早在商周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明显的传统，并且和教育结合起来”［4］。人类传播史就是人类信息技术的发展史，这句话强调了人类传播实践活动中传播媒介的重要性。最早萌芽于商周时期的学术，如果没有三千多年的传播活动，何来“国学”之称?又何来对国学的现代学术研究呢?以传播学视域来看，以往的国学研究，无论是传统的训诂考据法，还是现代的文化人类学等，多是以传播的内容(文本)为研究对象，兼涉传播者，偶有提及接受者、传播效果。一部中国传统学术史主要以历史时期为线索，来讲述学术内容、学术流派、学术代表、学术传承、学术影响……而对于学术传播媒介的发展，很少考虑在内。
媒介(传播渠道)研究是传播学五大研究领域之一。以下以媒介为线，梳理出中国传统学术的传播简史。如李学勤考证，中国学术从商周时代起，“庠序”、“成均”、“辟雍”等教育场所，即为国学最初的主要传播场所。那么传播者为何人?即是《汉书•艺文志》所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教国子，教之以六书”中的“周官保氏”。《周礼•保氏》亦云:“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可见，从文献中得知，商周时代的学术知识“六艺”、“六书”等，应该是由商王朝、周王朝的“保氏”或“保傅”之官，作为传播者，传播给当时的贵族子弟“国子”。最初的接受者也只能是这些贵族子弟，一来是有森严的等级制度所规定，二来是由简单的传播媒介所限制。从现有的甲骨文碎片实物上考证的文字信息大多是占卜刻辞、少数是记事刻辞来推断，虽然商代已有文字，但文字符号不如口语符号丰富，而承载文字信息的载体(甲骨、青铜)昂贵而神圣，所以知识信息的传播还是依靠声音介质，呈现口头传播的特性。可以想象，遥远的几千年前商末周初时期，“保氏”与王子贵胄，面对面地心口相授的情景，这在传播规模类型上属于人际传播。故此，只有贵族子弟才能拥有知识，生产知识，也就掌握了政治话语权并实际的政治统治权。
至东周时期，诸子百家———真正的中国学术产生并迅速走向繁荣。这有其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等社会方面的原因，致使“三官失守，学在四夷”，但也不可小觑传播媒介发展的推动。最初的“周官保氏”之学从口口相传、单个对单个、无法跨越时空阻隔和阶级等级的狭小范围，借助竹、刀之力跳了出来，发展流变为诸子之学。所以班固认为的“诸子出于王官”，原来是有一定道理。退一步说，即使各家的思想观点并非直接上承于一官一职，但文字的源头必在王官。“左氏记言，右氏记事”，从只有祭司、史官等掌握文字，到普通士人都会书写，承载文字的媒介工具的普及功不可没。诸子若不掌握文字，没有机会阅览大批书籍，如何形成深刻的思想体系?孔子韦编三绝，《周易》借竹简能存于孔子之时;孔子修《春秋》，所修之书借竹简而流于后世……学问以简册为载体，超越时空，做到隔代间接传播。而有的甚至越千年保存到现在，直接成为国学研究最可信的证据。至于学术的传播类型，则从单人对单人或几人的人际传播，发展为一人对多人的群体传播，传播的规模扩大，才使得学术繁荣成为可能。《淮南子•泰族训》云:“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墨家是组织严密的学派，孔门则有弟子三千，均是典型的组织式群体传播。在稷下学宫的讲学、游学，学者可以任意发表自己的见解，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老师，师生之间的联系松散，传者和受者间是非组织的群体传播。
从此之后，国学经历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的演进，直至清朝朴学，其传播一直维持着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两种类型，即知识分子间的个体交流沟通、师徒间的一脉相传，和各类学校(太学、书院、私塾等)组织的教育。而媒介载体则从书简、木牍、绢帛、发展到纸张，书写载体不断趋于轻便廉价，文字信息含量越来越大，信息传递越来越容易。公元7世纪，唐代出现了雕版印刷。公元11世纪，宋代出现了活字印刷，人类传播开始进入印刷传播时代。印刷并不是载体，并未改变承载文字的介质，而是改变了承载文字的速度。信息的快速复制，使得学术传播的范围更广泛。即便如此，古代学术传播还称不上大众传播，只算是在精英阶层内的小众传播。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虽说是对千年的中国学术进行的空前总结，但也只是抄录誊写。国学在古代一直维持着以口头和文字为主要媒介渠道，传者与受者也始终在士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之间。
二、国学的大数据时代
传播学所谓的大众传播时代是资产阶级革命后，商业化的媒介组织产生，利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先进的媒介，运用产业化的方式进行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并以普通大众为对象传播信息的时代。我国的大众传播时代也肇始于近现代。为弘扬国学，章太炎发行《国粹学报》、出版《国故论衡》，胡适创办《国学季刊》……这些报纸杂志书籍的开办，目的即欲使国学达到大众传播的程度。但因时代所限，这些报纸杂志一来并不是由商业化的媒介组织运营，二来不是产业化的大规模生产，无法达到这些国学大师们预想的传播范围。新中国成立之后，报纸、杂志和广播事业都得到高速发展，大众传播序幕真正揭开。但国学及国学研究，因政治原因却进入低谷时期，其传播范围比过去更加狭小。
改革开放后，再度兴起的国学热延续至今，分支为两股热流:一支为专业性的国学研究，每年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见诸报刊、书籍;一支为业余性的国学普及，社会各阶层各组织积极学习古代的文化知识，成为当今国学热的主要外在表现。国学已经借助更先进的电视、网络传播媒介逐渐走向大众传播之路。尤其是网络媒介，已成为报纸、广播、电视后的第四大媒介，其传播具有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易复制、超文本、多媒体、活动强等特点，打破了信息传播间的界限，甚至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生存方式。利用网络媒介传播国学，也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学传播的新渠道与新途径。各种国学网站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网络上，及时为受众提供有关国学的信息，大量免费阅读的国学经典文献;学者们在自己的个人博客上发表研究成果，与受众交换国学心得;在国学论坛上，爱好国学的网民们积极参与国学问题的大讨论，气氛热烈……网络已然成为国学大众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网络媒介基于数字技术发展而来，信息转化为数字，通过互联网得以快速传播。传统数字技术形成的数据库，数据量最大只达到TB(2的40次方)。近几年的数字处理技术已经能够形成超级容量的数据库，数据量可以高至ZB(2的70次方)级别，即所谓的“大数据”。如此海量的数据依托云计算的分布式处理，可以满足用户快捷准确地获取、存储、检索、共享、分析和可视化处理。互联网发展到“大数据时代”，根本上是数据分析的前沿科学时代，云技术的处理、数据挖掘与分析技术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均创立了全新的量化研究的系统知识和方法。
2012年，国内出版了学者涂子沛的《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一书。该书讲述了大数据给中国带来的思考与启示，但只限于现象描述，未做深入研究。2013年，英国学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和肯尼思•库克耶合著的《大数据时代》一书在国内外出版。该书开国外大数据系统研究之先河，为国内学界对“大数据”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基础。2013一年内，以“大数据”理论或“大数据时代”为背景，所做各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条目多达3500余条，其中亦有传播学领域内的论文，但是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国学的网络传播研究还无人问津。2013年9月16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访谈文章《国学大数据时代来了》。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赵敏俐、孙茂松、张涛、尹小林、杜晓勤五位专家学者，就“大数据时代”给古籍整理与国学研究带来的巨大变革做了前瞻式的探讨。过去十年，利用普通数字技术进行纸质版本古籍数字化保存，已经有几十亿字的规模。如今，利用先进的“大数据技术”能够建立更多功能的、更大规模的古籍数据库，全面实现“对古籍的自动识别、自动标点、自动排版、智能检索、智能分析，可实现多种数据格式的转换和输出，可以满足文、史、哲、经各学科研究所提出的各种特殊需要，更能适应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高级需要”［5］。比如，为《二十四史》标点的工作从1950年代末开始，百多名学者专家参与，历经20年才完成。如果仍用人工方式为《四库全书》标点，同样人力约需500年的时间，而借助于现代数字技术来标点，最多10年就可以完成《四库全书》的标点整理工作。目前，在大数据技术支持下，国家有望建立起超大规模古籍数据库，目标是把中国现存的古代所有书籍进行数字化整理和保存。一旦建成，将对国学的研究与传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国学网络传播的研究对象
国学的继承发扬，具有的重大社会价值和战略意义，前贤已多加论述，于此不必重复。就当前世界文化的传播格局而言，若想实现国学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必须扩大国学在现代社会的传播面，使过去的小众传播成为现今的大众传播;必须加强国学在当今世界的传播效果，使过去的民族文化成为将来的世界文化。在这一点上，国学的传播创新能力决定了中国文化复兴的未来，现代化的网络传播渠道显得格外重要。大数据技术与网络传播间的关系，和印刷术与文字传播间的关系是一样的。大数据也是技术，而非媒介，没有改变承载信息的介质，但是改变了承载信息的容量，加快了处理信息的速度。大数据时代，是网络传播的一个新阶段。在这个新时代，如何开启国学研究与传播的崭新局面?首先必须总结新时期以来国学传播的现状。只有在对网传国学的现状进行认真地分析总结之后，结合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新机遇，为未来的国家文化传播制定更好的路线策略，才能正确有效地加强文化传播效能，提升国家软实力。这就是国学网络传播的研究价值所在，这样的研究必不可少。2005年华中科技大学张丽平的硕士论文《论华夏文明的网络传播》可算做该方面研究的先声。但华夏文明的范围过大，正如之前所辨析的那样，国学是文化的精华、文明的浓缩。可惜的是，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国学的网络传播的专门性研究文章出现。只在2篇论文中略有提及:新疆大学梅志俊的硕士论文《国学文化传播渠道研究》中的第三章第一节“国学文化的传播渠道”和杨慧珊、尉慧靓的《国学的大众化传播》中1.3节“其他传播途径”。另有曲阜师范大学李臻的2013年硕士毕业论文《宋词网络传播初探》对网络上的宋词传播方式做了有益的探索，可以视其为国学网络传播的“宋词”个案研究。
其次要明确国学传播的主要研究对象，以使独立的个案研究扩展为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系统的全面研究。主要的研究对象有:1.国学的网络传播主体。传统的国学传播者不外是古代及现代的知识分子，而网络传播的特性，可以使每个人都成为自媒体。国学的传播者从单一性的精英阶层外溢为多样性的各阶层，有传媒机构，也有一般大众。所以，传播者的目的、意图，影响制约传播者的因素问题和传统传播者(如孔子)的就不一样，需要研究者加以区分和探究。2.网络传播的国学文本形式与内容。网络上的一切信息是以数字技术编码后以电子文本的形式保存下来。目前涉及国学的网络文本有文字和声像两种。国学研究类文本，如古代典籍原文，还是以传统文字形式呈现。而国学知识普及类文本，如对少儿进行的国学教育，则出现了声像形式。形式的进化伴随着内容的改变，也改变了国学信息的解码方式，这些改变是否有利于国学的真正继承和发扬，都需要调查分析，归纳总结。3.国学在网络上传播的各种渠道和主要阵地。网络上各类与国学有关的网站不少，如国学网、浩学历史网、中华文化信息网、中国孔子网等;还有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亦可搜索到相关的国学知识;国学数典、龙腾国学、国学论坛、北大中文论坛等BBS论坛，学者的个人博客等，权威学术期刊网站等，凡此种种都成为传播国学的网络阵地。其中有公益性的、商业性的，有专业化的、业余化的，不同的传播渠道实施的传播内容也各不相同，须对此加以分类考查，指出各自的特点。4.国学网络传播的效果。网络所具有的传播优势，是否加快了国学的大众化传播，国学的全球化传播已经达到何种程度?在网络给国学传播带来的机遇外，还给国学传播带来了什么样的负面效应?如何避免网络文化造成的负面影响，传播国学的正能量?这都是传播效果研究的关注点。5.国学网络传播的受众。现代传播技术背景下，受众不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不同年龄、职业、学历的人，对网传国学的接受有选择性。受众的这些特征，对国学传播的过程与效果具有促进和制约作用。全面了解不同受众的目标诉求，才能不断完善国学网络传播渠道的合理建构。6.大数据技术与媒介融合大背景下的展望。大数据与媒介融合是网络媒介技术的最新发展趋势，新技术不但给传播过程本身带来新的发展，对传播过程所处的整个系统———社会文化大环境也将带来改变。学者们应该看到环境与过程的相互刺激与影响，指出新时代新背景下，国学研究和传播的有利条件，在此基础上探索国学传播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并做出客观的预估。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国学研究和国学传播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以“大数据时代”为背景、以“网络”为基点的国学传播研究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国学与传播学的跨学科研究是方法创新，结合大数据的新视角是理论创新，只有用新方法、新理论去填补国学传播研究新领域的这处空白，大量开展国学现代传播的相关研究，才能够更好地指导国学传播的实践运用。
网络传播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网络是一种新型的信息传播媒介，它是相对于报纸、广播、电视而言的一种新型信息传播载体，网络传播信息更加自由，便捷，快速，成本也更为低廉，从当前网络信息传播的现状展开分析，对网络传播的优势与不足进行探讨。
网络是一种新型的信息传播媒介，网络信息传播手段的诞生，打破了以往信息传播媒介易受时间和空间制约的局限性，网络信息传播以一种超常的魅力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在此背景下对网络信息传播现状进行分析和探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指导意义。
一、网络传播
了解网络传播之前，我们需要对传播进行科学的定义。郭庆光教授在《传播学教程》一书中对传播的定义为：“所谓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网络传播就是指以多媒体、网络化、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国际互联网络为媒介进行的信息传播，它是现代信息革命的产物（《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6期第49页）。中国现代媒体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诗兰给网络传播下的定义是：以全球海量信息为背景、以海量参与者为对象，参与者同时又是信息接收与者并随时可以对信息做出反馈，它的文本形成与阅读是在各种文本之间随意链接、并以文化程度不同而形成各种意义的超文本中完成的（《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6期第49页）。根据笔者的研究和和总结，我们倾向于这样定义网络传播：所谓网络传播其实就是指通过计算机网络的人类信息（包括新闻、知识等信息）传播活动。在网络传播中的信息，以数字形式存贮在光、磁等存贮介质上，通过计算机网络高速传播，并通过计算机或类似设备阅读使用。网络传播以计算机通信网络为基础，进行信息传递、交流和利用，从而达到其社会文化传播的目的。网络传播具有三个基本的特点：①全球性，网络传播的全球性是伴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成熟和计算机技术的普及而不断发展的。成熟的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低廉的网络运行成本为网络传播的全球性提供了软硬件保障；网络操作的简便化和大量网民的存在又为网络信息浏览提供了人才支持；②交互性，交互性是网络传播相对于其它媒介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相对于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网络传播的互动性更强，信息者和信息接受者之间可以进行良好的、实时的、畅通的交流。③超文本链接方式。这是网络传播的独有特征，网络上的信息传播是以网络地址的形式存在，进行信息传播和接受就是反复切换不同的超文本链接。网络信息传播实现了信息传播媒介的多元化，实现了传播手段的创新。
二、网络信息传播现状分析
网络自诞生以来便被迅速地运用于信息传播，网络传播媒介的诞生丰富了信息传播的媒介，当前网络传播媒介体现出以下的一些特征：
（一）网络传播的优势分析
网络媒介相对于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而言，其在信息传播方面具有即时性（网上进行信息不需要烦琐的制作程序，简单、运行快速，从而保证了信息的即时性）、便捷性（在网络上进行信息，不需要掌握高深的技术，不需要特定的空间和时间，只需要一台运行正常的电脑和联通的网线）、低成本性（网络传播的低成本性是由于其对设备、技术的要求简单）、高参与性（网络传播的高参与性是与便捷性、低成本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高互动性（高互动性是网络传播的一大特征，网络传播转变了信息接受主体的被动地位，使其由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信息获取者，可以在网络的信息库里任意索取自己感兴趣的信息）。网络传播媒介的这些优势使得网络媒介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社会主流媒介并得到了良好的应用。
（二）网络传播的不足分析
事物总是辨证的，网络传播也不例外。网络传播在体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我们在今后加以克服。1．加强信息管理，营造和谐良好的网络信息环境
网络传播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而言具有便捷性、即时性、低成本性、高参与性和高互动性的特征，这同时会导致网络传播监管的复杂性。事实上，一台电脑、一根网线就能实现的网络传播目前日益表现出其监管的难度。当前网络上存在着大量的虚假信息（如诈骗信息等等）、违法信息（如黄、赌、毒信息和其他法律、法规进行的信息等）这些信息的存在一方面破坏了和谐良好的网络信息环境，给网络用户造成了不便，另一方面，对信息接受着传递不良信息，危害了和谐社会的建设。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严厉打击网上黄赌毒信息就是网络监管难的反映。因而必须加强对网络传播的监管力度，加快制订网络信息传播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相关监管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严厉打击不良网上信息传播行为。
2．加强网络技术安全保护研究，提高网络信息传播的安全性
安全性是进行信息传播的重要要求。当前由于大量黑客、计算机病毒等的存在网络信息传递的安全性不强。信息者的信息可能会在信息传输过程中丢失，甚至被篡改，从而难以实现信息的初始目的；源信息和保存下来的信息储存在电脑中也可能会由于木马、病毒、黑客的攻击而造成损坏无法使用。因而必须加强电脑网络安全技术的研究，提高防火墙、杀毒软件等在网络安全保障中的性能。
网络媒体目前由于其良好的应用优势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应用，其存在的不足，我们相信将会随着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完善而被克服。
参考文献：
[1]毕耕著，《网络传播学新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
[2]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主办，《网络传播》，网络传播杂志社2004年.
[3]程洁，张健著，《网络传播学》，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
[4]王军编著，《网络传播法律问题研究》，群众出版社2006年.
[5]钟瑛著，《网络传播伦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
网络传播论文范文第6篇
1．1网站内容渐趋丰富网站内容既有国家宗教政策，也有各地道教界动态的新闻资讯，还拥有丰富的道教文化文字资料和影像资料，更有社区、留言板等在线交流栏目。如“龙虎山道教”网站首页栏目分有通知公告、图文资讯、动态、知识、管理、研究、特载、道友之声、视频推荐、名山宫观、道教神仙等栏目，另专门有论坛。页面底色为清新白色，配以暗红标题，视觉吸引力较高。“龙虎论道”网站以卷轴为底，色泽古朴，每个标题配饰太极符号，整体显得历史悠久而又典雅清幽。分有道学动态、道教思想、道教文化、道学研究、道家经典、道家养生、龙虎道观、龙虎民俗、道与文学、道与建筑、道与生活、道教神仙、道与科学、道与哲学、道教故事等15个栏目，文学气息相当浓重。
1．2从静态文字走向动态传播互联网技术改变了人类信息存储和接受方式，在获取信息的时候希求全面交互，而“富媒体”的使用使得文化宣传从静态文字走向动态传播。如“龙虎山道教”网首页网络视频既有正一道教的斋醮仪式展示，也有龙虎山道庭的风景叙述，又有学员的介绍，同时通过宗教音乐“快乐学道人”的鸣唱，将“学道天师府”的主体凸显出自然和谐，得以更为全面和深入地展示龙虎山道教文化。
1．3更多元化的传播方式博客、QQ、微信、微博等新兴技术手段正在发挥积极作用。这些新兴技术的使用，使得江西道教文化的传播更为广泛和主动。以龙虎山天师府为例，既有专门的“龙虎山道教”网站进行全面和专业的介绍，又辟有“道教祖庭龙虎山嗣汉天师府”新浪博客和“道教祖庭天师府”的新浪微博。截至2014年7月，新浪博客共有博文73篇，访问人数51123人次。主要内容有道协动态、通知公告、大道论微、正一经典、学习园地、无为杂谈、特别专栏、天师传奇8个栏目。新浪微博也拥有3402个粉丝。这些数据表明，深受青年喜爱并使用的新兴手段正在江西道教文化传播过程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2江西道教文化网络传播遇到的困境
互联网给了江西道教文化传播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更多的挑战。我们看到网络给传播带来的益处，但也无法回避在网络传播江西道教文化时遭遇的困境。
2．1精品网站建设的缺失江苏句容“茅山道院文化网”网页栏目设置清晰，主题明确，涵盖道教文化的各个方面，辅以画面、音乐，从视觉、听觉满足网络时代受众的需求。江西道教文化的传播则过多地散落于网页信息当中，这在海量信息的网络时代极容易被忽略，往往达不到合力的作用。现行的较为专业的网站相对静态文字传播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整体建设尚缺乏新意，个性不突出。同样以“龙虎山道教”为例，网站栏目名称的设置太过于中规中矩，内容庞杂，首页的布置主题不凸显，中心不突出，可利用的有深度的道教文化资源比较分散。另一个较为专业的网站“龙虎论道”网站，虽具有浓郁的文化气息，但过多执着于文字的表述，道教文化影像、图片几乎没有，使得网站的吸引力大大降低，同时该网站页面打开的速度也急需提高。
2．2网络信息数量不够百度搜索江西道教文化链接数是263万条，但输入武当山道教文化则为654万条，崂山道教文化为296万条。网络信息数量的低少和江西道教在中国道教的历史地位是不相匹配的。同时，传播过程的关注度、集中度也亟待加强。龙虎山道教文化艺术节每两年一届，迄今已有12届，网络信息可查的远至2005年。对于这样既有历史传统又有地方特色的道教文化艺术节，时至今日，尚未设立专门的网站或构筑网页进行传播。以道教文化为纽带，密切海峡两岸同宗同祖、同根同源的血缘联系，促进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努力打造中华传统文化交流、融合的平台为目标的海峡两岸道教文化论坛也已举行了六届，政治、文化影响深远，也一直没有专题进行追踪。可以看到，零散的网页信息不但没有从广度上拓宽江西道教文化的传播途径，相反还削平了江西道教文化的深度。
2．3网络传播形式的不足上文提到过，江西道教文化是兼具建筑、音乐、服饰、叙述、仪式多种美感的文化组成，但在网络传播过程当中，能具体表现美感的音乐、绘画、影视等方面的作品不多。同时也缺乏有代表性、影响力的作品，作品的推介力度也不足。
2．4江西道教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不够首先，对于江西道教文化的研究近年来就不多。课题组以江西道教为关键词从中国知网仅获得24篇研究论文，而其中重视江西道教文化与网络传播的，寥寥数篇。江西道教协会秘书长陈雅岚曾在“江西道教文化建设战略与思路”中提到，在借助传统媒体的基础上，要利用新兴媒体向全世界传播中国道教文化［1］。在此之外，就很少有涉及江西道教文化网络传播的研究。
3江西道教文化网络传播建设策略
我们要看到，大陆佛教网络传播兴起与迅猛发展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上海复旦大学王雷泉教授提出了因特网可以成为佛教因陀罗网的譬喻，赵朴初先生对佛教网络化也作出了高度评价:“千灯互照、光光交彻”［2］。由此可见，政府、企业、协会、研究机构，都应当高度重视网络传播对江西道教文化的重要意义，深入研究网络传播的特性，发展创新江西道教文化，推动江西道教文化数字化、网络化的进程。
3．1明确江西道教文化的传播体系要对江西道教文化进行清晰的定义非一日之功，但在网络传播过程当中又不能各自为政。政府部门应当跳出行政命名因素，确立以龙虎山、阁皂山、庐山为龙头，南昌、上饶、宜春三地为支柱，抚州、赣州等地为翅翼的江西道教文化传播体系，积极引导网民进一步了解江西道教文化。同时，要重视江西道教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挖掘对外交流中文化辐射和影响。
3．2建设高品质传播网站网络传播已经是江西道教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要利用好这块阵地，提炼和挖掘江西道教文化的特色并使之转化成为数字产品。因此，要合理配置网站栏目，精心构造主题，加强数字媒体的使用。课题组在调查中发现，很多受众，对于宗教和宗教文化的接受往往来源于影视作品，好比1982年的《少林寺》掀起了民众对少林和佛教的崇拜与向往。因此，在网络传播过程当中，可以借助视频加大传播力度。一方面推出人物访谈或者宫观、道义介绍，另一方面，可以借助微电影构造江西道教文化新的文学艺术形象。同时，合理策划好音频与图片在网站中的使用。属于江西道教文化一支的赣南道教歌舞，是赣南客家人传统的、原始的、民间的原生态舞蹈文化，是客家先民的民间生态文化，也是赣南客家民间舞蹈文化的活化石［3］。借助音频和视频将赣南道教歌舞表达出来，形成较好的作品，将有助于江西道教文化传播范围的扩大。另外，注重时尚传播。网络读图年代，影像资料占据主要地位，对于年轻人而言，动漫也是促使他们接受和了解文化的一种途径。因此，江西道教文化传播可以和产业联系起来，走一条物态化、规模化、大众化、效益化的道路［4］。这样，既可以促使江西道教文化得到更深度的传播，也能从经济上加以保障。此外，以龙虎山道教文化艺术节和海峡两岸道教文化论坛为网络传播重点栏目，挂靠设立的精品网站或者单独的网页，持续跟踪，构筑既有特色又能持续发展的宣传渠道，形成品牌栏目。
3．3建设江西道教文化数据库文化资源数字化是建设和完善江西道教文化网络平台的基础，要利用数字技术对江西道教文化进行整合，分门别类建设专题数据库。如建立道教山水与诗词库。“龙虎山山水古典诗词，将文学与山水，宗教联姻，将龙虎山瑰丽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合二为一”“很值得进一步研究与发掘”［5］。又如，龙虎山丹霞地貌与道教的“平、静”相符［6］，建设丹霞地貌与道教文化数据库等等，形成江西道教文化数据库集成，为江西道教文化网络传播奠定坚实的基础。
3．4进一步加强学术研究要正视江西道教文化网络传播过程中存在的困境，从学理上和技术上加强研究。技术上要积极分析江西道教文化传播的受众需求，从网站设计到图像编辑、媒体加工等方面加强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另外，要从传播学、社会学角度出发，从信度、广度和效度入手，多角度，多方位进行研究，为江西道教文化的网络传播提供学理支持。
网络传播论文范文第7篇
KeyWords:Internetregulationglobalmediumjurisdictionintegration
内容摘要
随着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及其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凸现，因特网的社会管理问题，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本文聚焦于因特网的一些基本特点对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的挑战，并讨论对网络的社会管理中法制建设同自律/道德建设及技术手段的关系。文章指出，中外许多有关研究和讨论都注意到了因特网的跨地域、跨国界的传播特点给网络管理带来的困难，但是，因特网的另一基本特征，即融合性特征，同样同网络管理的困难重重紧密相关。本文还指出，在重视自律与技术手段在网络管理中的作用的同时，必须认识到法律框架在这个问题上的指导作用并强调法律建设和道德建设并重的重要性。
Abstract
AstheInternetdevelopsrapidlyandexertsincreasinglygreatimpactonpeople’ssociallife,theissueofInternetregulation/governancehasreceivedmuchattentionthroughouttheworld.ThisarticlefocusesonsomebasiccharacteristicsoftheInternetandthechallengesthesecharacteristicsposetoInternetregulation/governance.Inaddition,itdiscussestherelationshipbetweenlegalregulation,(industry)self-regulation,andtheuseoftechnologicalmeansinInternetregulation.ItpointsoutthatwhilemuchrelatedresearchandmanyrelateddiscussionshaveobservedthechallengetoInternetregulationbroughtbythisnew,globalmedium’scapacityforcross-border,worldwidecommunication,anotherbasiccharacteristicoftheInternet,i.e.,integration,isalsocloselyrelatedtodifficultiesinInternetregulation/governance.Moreover,italsoholdsthatwhilepayingattentiontothefunctionsof(industry)self-regulationandtechnologicalmeans,wemustrecognizethefundamentalguidingfunctionoflegalregulationandemphasizetheimportanceoflayingequalstressonbothlegalregulationandself-regulationinInternetgovernance.
自因特网崛起为崭新一代的传媒以来，网上信息流通的空前自由度倍受褒扬，被视为因特网技术的特征之一。将网络与信息在世界范围的自由自在的流通联系在一起，这似乎已成为讨论网络的思维定势。然而，诚如著名加拿大学者、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探讨的先驱英尼斯所指出的那样，在人类传播发展史上，传播媒介同一切文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管理息息相关。现代大众传媒业的发展史则进一步显示，对于牵涉到职业传播者同社会的其它部门、其他成员的关系并且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大众传播活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完全放任自流而不加任何约束控制，而是必然会施加一定的管理。不论人们是否喜欢，传媒技术与传媒业似乎历来与“控制/管理”有一定的联系。随着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及其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凸现，因特网的社会管理问题，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即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影响根深蒂固的国家，因特网管理也已被提上议事日程。
I．因特网的跨国界特征对网络传播社会管理的挑战
在有关网络传播社会管理的探讨中，因特网的传播特点及其给网络管理带来的困难是讨论的一个热点，而因特网作为全球性的传播网络的跨地域、跨国界特征，似乎是许多有关研究中涉及、分析到的给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带来挑战的重要原因。例如，在因特网的发源地美国，一份新近的因特网发展状况报告将因特网的跨地域、跨国界的性质同政府权力的管辖范围的（地理上的）疆界的矛盾，视为因特网管理的一系列难点的原因所在。美国因特网委员会（UnitedStatesInternetCouncil）会同（美国）国际科技与贸易协会（InternationalTechnologyandTradeAssociates,Inc.;简称ITTA）发表的《2000年因特网发展状况报告》在分析因特网管理的难点及因特网对于管理的挑战中指出，对因特网管理的复杂性，在于“政府的法律和执法机制是根植在实体的地理范围之内的，”而“因特网是一个全球性的媒介，它使各种信息能跨越国家和地区的界限自由地流动。”⑴根据美国因特网委员会和ITTA的分析，对因特网的网络空间的管理不同于且复杂于对实体世界的管理之区别，正在于因特网的跨地域、跨国界性质，同政府权力的管辖范围的（地理上的）疆界，是相矛盾的；而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因特网管理中出现了如下一些难点：（1）对一些在实体世界属于违反法规因而会受到制裁的行为，一旦移到网络空间，由谁充当负责制裁的主体及如何制裁不清楚。委员会的报告举例说，“在实体世界，一个违反当地禁止播映影片法规的人会被拘捕坐牢；在芝加哥市中心区的中间开设的会被勒令马上关闭；一个试图逃避向州政府交纳销售税的商人会面临严重的法律制裁。但是在因特网世界里，具体谁有责任对这些行为采取制裁措施并不清楚，如何处置这些行为更不清楚。在迪比克（DUBUQUE）接收到的信息可能来自博茨瓦纳（Botswana）；向德国杜塞尔多夫（Dűsseldorf）的赌徒收睹钱的业主可能住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Caracas）；向在西班牙的马德里（Madrid）的购物者兜售裤子的商人可能住在挪威的奥斯陆（Oslo），而裤子本身则可能来自泰国。”⑵（2）不论一个国家、一个州或一个地方的司法界是否将某一行为界定为犯罪行为，如果这一行为发生在网上，要认定其行为人和发生地常常是极其困难的。（3）因特网上的活动并不完全处于一国政府权力的管辖范围之内。对于在一些国家被界定为犯罪的行为，这些国家常常缺少阻止网上的这种行为的权限。⑶美国因特网委员会和ITTA提出，因特网与其说是一个地理空间，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语言和社会空间，时常超越传统的政府权限的管辖范围。
在我国，近年来新闻传播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发表显示，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论题，而不少研究在分析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之困难时，也把因特网的跨地域、跨国界特征，视为重要原因。笔者通过梳理《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新闻记者》1996年――2000年刊载的文章的内容，发现这几家刊物在最近五年中无一例外地都刊登过有关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的文章，其中，尤以《新闻与传播研究》刊载的有关文章篇数较多，达七篇。（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选择这四家刊物的原因，仅是出于对三种情况的综合考虑：地域分布――这四家刊物两本在北京出版，两本在上海出版；类别――兼顾主要面向研究界与面向业界的刊物并兼顾季刊、双月刊和月刊；可行性因素――主要是指刊物对笔者而言的可获得性。笔者丝毫无不重视其它新闻传播学刊物之意。）鉴于这几家刊物作为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刊物，可覆盖的论题是众多的，光是网络传播就有许多课题可研究，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只是其中之一，笔者认为以上事实多少显示出网络的社会管理作为一个研究论题，对我国学术界颇具吸引力。在有关研究中，不乏从网络的跨地域、跨国界特征的角度，分析网络传播对现行的法律法规的挑战的。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一期刊登的《电子网络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作者：张西明）一文，在讨论到“现行法律在实施中遇到的主要问题”中，例举了九条难点，其中之一即：“Internet和其它许多网络往往连通世界各地，这种情况下网络上的侵权和犯罪很多具有跨国性质，对此如何进行法律规范？”⑷又如，该刊2000年第四期刊登的《论网络新闻的伦理与法制建设》（作者：钟瑛）一文，在分析“网络新闻传播的特点及面临的问题”中指出，“在（因特网）这一系统中，人与人没有严格的等级之分，国与国也没有明确的界限之分”。⑸再如，《新闻大学》1996年冬季号刊载的《信息高速公路与‘交通管制’――电脑时代信息传播的法律法规问题》（作者：杨瑞明）一文，曾探讨在网络管理问题上西方国家面临的三点共同困难，其中之一是，“互联网络四通八达，某处被禁止入网的信息，可易地进入网络，或改头换面地以另一种形式进入网络。”⑹
网络传播的管理也受到了政界的高度关注。今年我国“两会”期间，网络安全问题是代表/委员议案提案中最集中的话题之一。今年3月10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说，仅据全国政协提供的数字，与网络有关的提案、发言就有100多个。面对因特网的跨疆界的传播特点，以地理上的疆界划限的政府权力的管辖范围，以及以此为特征的既有社会管理机制，受到新的挑战，这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国际国内有关研究中对此予以探讨，可说是抓住了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中的一个显著现象。确实，在全球化的网络传播环境中，不但认定某一网上不良行为的责任人非常困难，而且确定该不良行为属于哪个权力机构的管辖权范围之内也很复杂。但是，笔者认为，在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中，该由谁负责就网上的不良行为（如侵犯版权和隐私权，开设网上虚拟，在电子商务中行骗，散布包括黄色信息及煽动民族仇恨的信息等在内的有害内容等）对谁实施制裁困难重重，这不仅同网络的跨定域、跨国界特征有关，而且更同因特网的另一基本特征，即融合性（integration）特征有关。
II．因特网的融合性特征给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带来的困难
近年来，伴随着对网络传播的特点及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和决策的讨论的深入，传播研究的学术话语中，已出现“数字化环境”/“数字化世界”（digitalenvironment/digitalworld）或“因特网世界”（Internetworld）的概念。本文上一部分提到的美国因特网委员会和ITTA的《2000年因特网发展状况报告》，就频频使用了这些语词，并对“数字化世界”或“因特网世界”同实体世界的区别作了剖析。那么，这种“数字化环境”或“因特网世界”从本质上而言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世界？它同以往的“媒介环境”（或称“拟环境”）、同传统媒介里的“媒介世界”究竟有哪些主要差异？这些差异同网络媒介特点有何联系？从传播学研究，尤其是媒介分析的角度来说，这些问题是值得深思的。
笔者以为，“因特网世界”就其本质而言，是“符号世界”，由符号形式及其所表达的内容构成。对于“符号世界”，我们并不陌生。符号形式及其所表达的内容可以依托不同的传播手段、媒介。传统传媒里的“媒介世界”也是“符号世界”，在这个性质上，两者的相同反映了因特网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同传统的媒介自有一脉相承之处。但是，“因特网世界”毕竟又同传统的“媒介世界”有很大的不同。人们可能把一些在实体世界中展开的活动，延伸到或者说“搬”到“因特网世界”中进行，如在网上进行商务交易，从事游戏，等，而这对传统的“媒介世界”就行不通了，传统的传媒不具备这种“神通”（“电视直销”不知是不是可算是一种例外情形）。那么，其原因又何在呢？
我们也许可以从因特网具有的能够包容各类不同层次、种类的传播活动的融合性特征，以及传播活动本身的行为伴随性特征中，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
美国传播学者、继麦克卢汉之后在媒介分析领域作出重大理论贡献的梅罗维兹（J.Meyrowitz），曾在其著作《空间感的失落：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中，表达这样的观点：新的媒介的使用会改变原有的情境型式（patterns）；电子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的广泛应用一方面正在促成一系列旧有情境界限的打破，致使一些旧有的不同情境合并；另一方面却又正在使有关情境的一些旧有方式的联结、结合消失，导致新的分离。⑺关于前一种变化，梅罗维兹例举了昔日印刷媒介所造成的不同受众群的界线在电子传媒环境下被打破，“私人情境”和“公共情境”的界限被打破等，关于后一种变化，他集中探讨了物质场所/自然场所和社会场所之间的联结的被打破，以及两者的分离之形成。梅罗维兹如是阐述他关于物质场所/自然场所和社会场所之间的联结的被打破的观点：“在电子媒介（出现）之前，……地点场所界定了大多数社会信息系统。……地点场所界定了独特的情境，因为其分界线限制了感知和互动……”但是，在电子传播媒介广泛普及后，虽然“不同地点场所之间的分界线仍然具有一定的界定社会情境的功能，但是那仅仅是限于在信息仍然能通过限制物质的接触而受到限制的程度。……传播媒介的新近变化已大大削弱了接触信息同进入地点场所之间的一致性……”⑻这里我们不妨联想一下网上信息传递不需借助有形的实物而是通过无形的比特的形式来实现，联想一下因特网连接世界范围的用户使之共享信息的情形。通过这种联想，不难看出网络时代的一些情形，同梅罗维兹所讨论的电视媒介造成一些旧有情境界限被打破的情形，有相似之处。但是，不同的是，旧有界限的打破在网络时代达到了新的更高的层次。
电视曾被麦可卢汉等传播学者描述为具有“融合性”特征，因为，借用麦氏的措词来说，电视将文本（文字）、声音与图象融合为一体，变为“电视马赛克”（“televisionmosaic”）。而因特（互联）网与之相比，在这一特征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其融合性不但表现在集信息的上述这些符号形式于一体，而且还表现在：它可以把原本相互分隔的、泾渭分明的各种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融合在一起；可以把人际传播、群体/团体传播、大众传播这几种不同层次的传播活动集聚于一网。在网上，传播领域中传统上区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在信息流通形式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化；不同的传媒在运作方式方面的界限也变得模糊化；传播参与者在传受角色方面的界限也变得模糊化……
正是因为因特网作为具有显著融合性特征的复合型媒介，打破了传播领域的一些重要的旧有界限，加上传播活动的行为伴随性特征（传播活动往往伴随其它行为而发生），才使一些原本由实体世界的人际传播相伴随的、但无法通过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行为，有可能被搬至“网络世界”。这可说是“网络世界”不同于传统的“媒介世界”的关键所在。网上会出现欺诈、虚拟、电子等令人耽忧的现象，也同这一点有关：欺诈行为、行为都不可能没有人际传播的卷入、伴随，网络可以容纳人际传播，诸如此类的不良行为延伸至网上的危机，正隐伏于因特网的这一特点之中。也正是由于因特网以其融合性特征打破了旧有的传受角色界限，网络传播中所有用户都可能成为信息者，网络传播中除了设有专职的“把关人”的部分（传媒网站的传播）以外，个人网页、电子公告牌上的信息，都是没有专职“把关人”的。这一点同认定网上行为责任人的困难，有密切的联系。而因特网的跨地域、跨国界的特点，又进一步强化了网上行为责任人认定中的困难。
III．法律框架的指导作用及法律建设和道德建设并重的重要性
网络传播的用途多样性以及全球性特征，使网络的管理，必然要比单一地用于大众传播、而且基本上属于地域性或全国性传播系统的传统传媒业的管理，复杂得多。网络传播立法，因而具有高难度。而在信奉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的西方国家，更因网络传播立法易触及极其敏感的“言论自由权”、“信息自由权”问题而难度倍增。尤其是在美国，网络传播的立法尝试，只要涉及网络传播的信息内容，就极易被视为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神相冲突而引起激烈争议。例如，1996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签署了《1996电信法》，其中的第五部分《传播净化法案》（CommunicationDecencyAct），是为保护儿童而制定的涉及传播内容的法案，该法案对信息的制作与传播作出了较为严厉的限制，规定如果有人通过因特网向未成年人传播的文字及图像，一经查核将处以罚金25万美元和最高可达二年的有期徒刑。这项立法在公布后却引发了激烈的争议，美国网络业界和学术界均有人认为它是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权利的限制。一讼案由此引发。最后，美国最高法院判定该法案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否决了该法案。又如，另一项反对网络黄毒的法案――《儿童网上保护法案》（ChildOnlineProtectionAct;COPA）也招致激烈的争议，并被法院的预发禁止令（2000年6月）阻止。
在因特网立法难度颇大的情况下，业界自律和技术手段，受到了青睐。在美国，因特网委员会和ITTA在《2000年因特网发展状况报告》中明显地显示出强调在因特网管理中使用技术手段和业界自律的特点。该报告的最后部分提出了因特网管理的七条决策建议，其中的第二、三、四条就是强调要依靠技术手段和自律来规范网上行为的，其要点分别为：（2）一国的政府应让信息产业和因特网行业明确对该国具有首要意义的公共政策的目标。由于目前缺乏对网上犯罪的界定和执法机制的全球一致的意见，政府最有效的措施是鼓励开发那些人们可以用来使自己和家人免受不良信息的侵扰的工具（技术手段）。（3）政府应当依靠技术自身来实现其尽可能多的目标，技术应成为政府的首选措施。（4）在有可能的情况下，政府应当依靠因特网产业的自律。……而保证产业界制定一系列规则和标准的基石，是产业界、政府和学术界之间架起对话交流的渠道。任何层次的立法者都需要了解因特网的运作，都应向专家请教最新的网络技术，建立由技术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并定期介绍网络立法面临的困难。⑼
在我国，有关网络管理及其决策的讨论中，业界和网络使用者以道德准则进行自律和技术手段也颇受重视。已有学者提出了“自律先行，法律慎行”和鼓励开发和发展“过滤技术”的主张。⑽另一位学者在有关论文中提出，“网络新闻管理，应以伦理建设为主，在伦理建设的基础上辅之以法制建设”；并提出“网络新闻管理与传统新闻管理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特别注重技术手段的运用。……许多管理方面的问题需要依赖技术手段来解决”。⑾这些观点，对于我们探讨因特网的社会管理及其决策，无疑具有启发思路的作用。
但是，笔者感到，在倡导发挥道德/自律和技术手段的作用的同时，仍然必须看到法律框架在对因特网的社会管理中的根本指导作用并强调法律建设和道德建设并重的重要性。从世界传媒业发展史来看，在对于传播事业的社会管理中，法律建设和道德建设具有互为支持和配合的关系。因特网作为一新型的传播媒介，其社会管理中同样需要法律建设和道德建设并重。网络道德建设作为提高业界与网络用户的素质，培养其规范自己的网上行为的自觉性的手段，当然具有自身独特的效用。但网络立法的作用，也不是其它网络管理手段所能替代的。当代社会是法制社会。法律手段是社会控制中最强有力的权威性手段。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的最根本的原则依据，毕竟要靠网络传播立法来提供。道德/自律手段不是以刚性见长的管理手段，如果离开了法律的支撑，自律的道德准则在有些情况下就可能显得软弱无力。例如，对于制裁、惩罚网上的犯罪行为，法律的强制性力量就是见效的最大保障。就服务于网络传播管理的技术手段而言，如网络监控软件技术，过滤、删除垃圾信息的软件技术等，它们的使用固然可以解决网络管理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但是这种使用本身，也需要有法律依据，需要法律原则的支持，否则也会引发关于其合法性的质疑。例如，个人固然有权为保护自己免受网上不良信息内容的侵害或“垃圾”信息的骚扰而使用过滤技术，家长为使未成年子女免受网上不良信息的侵害而使用过滤技术，也不难被接受，因为家长作为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对后者负有监护责任。但是，其他人或团体等使用过滤技术、监控软件技术等技术手段，恐怕就需要有关法律、规定为之提供依据，方能不引起争议。不论是自律手段还是技术手段，在发挥自身对于因特网管理的作用中，都离不开法律框架提供的根本支撑。当然，网络立法的过程中难点颇多，这说明网络传播法律建设的艰巨性。但一些必要的网络立法，毕竟又是人类社会无法避开的。这就需要人类社会认真对待网络立法面临的难点，制定出克服难点的策略。
因特网是近年来崛起的创新事物，人们对任何创新事物的认识，都要经历一个逐步深化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和创新事物本身的发展过程同步，并且离不开对创新事物的追踪研究。因特网的社会管理，对人类原有的社会传播的管理经验，无疑构成一种挑战。应对这种挑战，制定合理有效的因特网管理决策，离不开深入研究提供的扎实依据。学术界理应对这一问题，予以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⑴UnitedStatesInternetCouncil&ITTA,Inc.（InternationalTechnologyandTradeAssociates,Inc.）.StateoftheInternet2000.（美国因特网委员会《2000年因特网发展状况报告》。在其网站上公布，网址：。上网日期：2001年2月10日。）
⑵出处同上。
⑶出处同上。
⑷张西明《电子网络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一期，第2－7页。
⑸钟瑛《论网络新闻的伦理与法制建设》。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四期，第20－25页。
⑹杨瑞明《信息高速公路与‘交通管制’――电脑时代信息传播的法律法规问题》。载《新闻大学》1996年冬季号，第41－43页。
⑺Meyrowitz,Joshua.（1985）NoSenseofPlace:TheImpactofElectronicMediaonSocialBehavior.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Inc.（Paperbackedition,1986）p.71.
⑻Ibid.,pp.116—117.
⑼UnitedStatesInternetCouncil&ITTA,Inc.（InternationalTechnologyandTradeAssociates,Inc.）.StateoftheInternet2000.（美国因特网委员会《2000年因特网发展状况报告》。在其网站上公布，网址：。上网日期：2001年2月10日。）
⑽张西明《网络时代如何保障言论自由》。（“媒介法研讨会”，2001年1月在香港召开。）
网络传播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网络传播;阵地建设
【Abstract】
TostrengthenthebuildingoftheInternetisthetrendofMarxistpositions，butinthepresentmanyproblemsexistinthebuilding.ToconsolidateandexpandtheinternetdisseminationofMarxismpositions，wemustimplementaseriesofpracticalmeasurestoensureitsguidingpositionintheideologicalfield，especiallyintheinternetstatus.
【Keywords】Marxism;InternetCommunication;Positionconstruction
面对互联网铺天盖地的信息旋风，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的舆论环境，学会应用互联网这一高科技的工具，积极宣传先进的科学文化思想，建立牢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阵地，防止和抵制那些不良思想文化的侵蚀已成为必然趋势。因此加强互联网上的马克思主义阵地建设，增强网上理论宣传的吸引力、战斗力，是“形成网上正面舆论的强势”的时代要求，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重要体现，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现实需要，也是对执政能力的一场考验。
1加强马克思主义网络传播建设的意义
1.1互联网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互联网是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种媒体，是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迅速、影响日深。而近年来，中国大陆上网人数也在飞速增加，截至2009年6月30日，我国网民数达到3.38亿[1]。正是由于互联网作为影响广泛的传播媒体正日益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已成为普通大众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工具，因此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大众化就必须借助于这一大众化的媒体。同时在这个日益扩大的上网群体中尤以青年为主体，互联网在青年的生活和学习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上网已经成为青年的一种时尚，成为他们获取信息、丰富其知识的渠道，由此可见网络对青年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的影响日趋重要。因此我们必须密切地关注网络，研究网络发展的新趋势，注意网络变化的新动向，探索网络传播的规律，运用互联网的巨大优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如果放弃这个目前具有重要影响的传播阵地，无异于部分放弃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未来。从这一点来说，互联网应是执政党赢得青年和未来的重要工作领域。
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巨大的速度优势是传统媒介无法比拟的。在互联网上，“即时新闻”、“第一时间”、“零次文献”这些过去对传统媒介的过高期望统统成了现实。网上媒体的信息更新正在以小时为周期乃至以分钟、秒为周期。人们在互联网上可以“看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刚才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件。而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正需要这一有效的工具把它从书本中解放出来，把握时效，及时地加以传播，使互联网成为其宣传的重要阵地。
1.2互联网马克思主义阵地的建设是应对西方意识形态传播和控制国内舆论导向的需要:在互联网上，有80%的信息是美国提供的，世界大型数据库70%设在美国。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正在竭尽全力地利用这种技术优势对其他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特别是对青少年宣扬、兜售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少数发达国家语言、思想、文化的全球传播体系。处于信息传播弱势的国家已经成为被迫接受西方信息的群体。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美国提倡的新自由主义网络运动实际上是美国意识形态君临他国的代名词。”[2]这就对我们抵御西方意识形态和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袭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与此同时，一些国家抓住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可避免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以人权、民族、宗教等问题为借口，在互联网上诋毁和歪曲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党的方针路线，竭力标榜其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还有一些不法分子也利用互联网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如传播“”等。但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比较重视传统媒介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和理论研究，对于在互联网上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经验不足，对现有信息平台的控制力较弱，使得我们在国际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块阵地、占领这块阵地。要利用互联网来向全世界传播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在互联网上唱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旋律。
1.3联网马克思主义阵地的建设是争夺网络信息资源，防止“信息霸权”的需要:
正是由于互联网上绝大部分信息的提供者是欧美国家，而互联网对政治的冲击力显著增强，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界线趋于模糊，国家政治安全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政治势力的影响和冲击。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先进技术在网络上强力推行文化霸权主义，试图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自已的影响下形成与其相一致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从而建立和巩固自己的霸权地位。互联网在美国操纵下已将其创制的网络标准推广为全球标准，向全世界全时空、全天候推销自己的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商业理念、外交政策和社会文化，正在发动一场抢占信息空间和争夺信息资源的“信息战”，无形之中落后的、不发达的国家受到了种种的控制。虽然目前中文信息还不到网上信息总量的0.1%，大部分中国民众在接收信息时受到语言的障碍，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在未来的十几年中，由于联合国“多语种通信环境工程”(UNL)的实施，语言的障碍将不再存在。那时，各种信息的影响将更为突出，我们将会面对一个西方文化的大海。对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大力加强自身信息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信息的建设，才能突破西方国家的信息霸权。
2马克思主义网络传播建设的现状及问题
我国马克思主义网络传播的阵地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一些理论网站在互联网形成了一定的品牌效应，比如不少党校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党校网站之间已经形成一张网，成为了一个战斗堡垒。再有，一些新闻网站和BBS专业网站的理论版在宣传和引导网上舆论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如人民日报网络版“人民网”的宣传受到了海内外人士的广泛好评。不过，在成绩之外，笔者通过调查发现我国互联网上的马克思主义阵地建设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2.1阵地建设中存在大量盲区: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我们忽视了对互联网上马克思主义网站、网页、BBS等网络存在的宣传，以至本来不多的马克思主义网络存在对众多上网者来说仍是个盲点。一是网址大全、黄页是用户获知新网站的重要途径。可是，在大部分网址大全上没有一个明确的以马克思主义为内容的网址。而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专业杂志(期刊)好多尚未上网。其二网站上的链接是用户得知新网站的又一条重要途径，占64.7%。可是，我们的企业网站、商业网站都很少有把马克思主义网站列为自己的链接的，而党校网站是我们的互联网上马克思主义阵地建设的主力军，其在对外链接中有非党校的网站，可是，后者却未将党校网站设置为友情链接。由于网站之间缺乏链接，其传播面和点击率就可想而知了。其三是网站使用语言方面，中国大陆的这类专业网站全部是简休中文版.没有繁体中文版，更没有英文版。我们传播马克思主义，不应该局限于大陆的中国人，还应该扩展到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不应该只是向华语世界传播，还应该面向非华语世界。总之，我们通过网络传播马克思主义应该跳出只针对大陆受众的旧框框，着眼于整个世界。
2.2网上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信息量少，影响小:
相对于互联网上所有网页来讲，有“马克思主义”的网页的比重少得可怜。我国目前“马克思主义”网页数占总网页数的比重不到千分之一，其数量大致与一个影视明星的网页数相当。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有很大一部分被调查者从来没有听说过马克思主义网站的名字、网址。即便是拜访过马克思主义网站的用户，大部分也不大满意，认为其内容一般，形式单调。其次是数量题材比较单调。大多数马克思注意的网页其数据题材大多是领袖文献展示方面的，而缺乏对其研究(包括论战)等方面发展的鲜活数据。也就是说，这些网站传播的多半是一种静态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动态的、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总体来讲，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网络阵地影响是小的。
2.3绝大多数理论网站功能单一:
我们说网络是多媒体，它能够以文字、图片、声音相融合的形式同时作用于人的感官，达到好的传播效果。可是我们能够进去的马克思主义专业网站，除了少量的图片外，绝大多数网页形式都是文字文本，没有发现声音文本，至于声音、图像、文字相融合的多媒体文本就更别说了。事实上，除了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由于技术原因没有原始的声像文本外，列宁、斯大林、时代都有现存的声像文本至于邓小平时代以后的多媒体文本更是数量可观。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专业网站，我们完全应该充分利用这些声像文本及多媒体文本来丰富网页形式，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建设中国互联网上的马克思主义阵地有对内对外两方面的意义。然而，目前，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网站似乎忽略了对外宣传功能的开发。正如前面所提及的我们很少有英文的说明。马克思主义网站发挥对内的功能，主要依靠中文，但是，发挥对外功能，却离不开英文(包括其它外文)。这一现象表明马克思主义网站忽略了对外宣传功能开发的问题。
2.4网站内容良莠不齐，质量难以保证:
网站的质量要以其创办人、管理者的素质为保证。毋庸置疑，对于专业网站来说，其创办者和管理者主要是经过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专家，其内容是可以保证的。而对于个人网站来说，其内容却鱼目混珠，真伪杂糅。甚至有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实质上是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网站。不少个人的马克思主义网站是出于个人兴趣创办的，就这一方面来讲是好事，它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即便在民间还是有人关注的;然而另一方面，它又叫我们担心:非科班出身者创办的马克思主义网站，其质量如何保证?
2马克思主义网络传播建设的重要措施
既然问题已经存在，既然挑战不容回避，那么，我们就应该积极应对，采取措施，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互联网阵地。
2.1高度重视，统一规划，加强管理:
互联网是宣传、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按照同志关于“积极发展、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努力在全球信息网络化的发展中占据主动地位”[3]的要求，努力为我国互联网上马克思主义宣传事业健康发展创造一个更加良好的环境。要充分认识互联网已经不仅仅是个信息传播媒介，而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我们要在这个系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主义，宣传爱国主义精神，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同时阵地建设需要有个统一的规划，合理解决要不要在企业网站、商业网站、政府网站中开辟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如果要，怎么做;如何保证大部分、乃至所有的阵地网站都上网;如何提高马克思主义网站的访问量;如何开发马克思主义网站的对外功能;如何保证马克思主义网站内容的倾向、创办人的素质等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为了让马克思主义占领互联网阵地，必须坚持依法管理、科学管理、有效管理，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思想教育、行业自律等手段，搞好管理。努力建立和完善有效防止有害信息通过网络传播的管理机制，规范网络行为，净化网络环境;制定与网络政策相适应的有关政策，以加强网络舆论的导向和引导;积极参与国际互联网规则的制定，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努力完善互联网的执法体制，健全执法机构，明确职责，加强对互联网信息的监控和分析，严格执法。
2.2集中力量建设有全国影响的权威性的网上理论阵地:
互联网上马克思主义阵地的任务是向全世界传播马列主义、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展示中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教育鼓舞中国人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纪服务。其特点是:开放性、理论性、权威性。因此至少应该建设一家有全国影响的权威性网上理论阵地，在信息含量、理论水平、思想高度、传播手段等方面，对其他马克思主义专业网站起到示范作用。但在目前的马克思主义专业网站中，还没有一家称得上很权威的网站，这就需要我们集中力量尽快解决。一是在中央的领导实施下，建立中央一级的马克思主义网站，即建立“中国共产党”或者“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网站，统一有关信息，由用户直接访问中央网站。这样做，可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网站也具有权威性，可以发展成为与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齐名的，在全世界有重要影响的网站。二是建立以中央网站为枢纽，以各地网站为支撑的网络群。如以全国党校系统为基础，由中央党校设立中央网站，以各省市自治区委党校为依托，建设一个党校网络群。中央党校网站具有全党意义的信息，同时，在中央网站的指导下各地网站分别具有各地特色的信息，既体现中央的统一性，又具有各地的地方性。这样，以党校系统为依托的权威理论阵地就初具规模了。
2.3加强信息源的整合，建设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数据库:
信息源的建设是网站建设的灵魂，网站的精彩程度取决于内容和质量。而在互联网中，宣传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以及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的信息所占比例很小。大力开发整合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在内的信息资源已是当务之急。这就要在国家的总体规划下实施，制定统一的数据库标准，以方便各地方各种信息源的不断添加和整合，从而形成全国性共享的大数据库，避免重复建设所带来的浪费。同时要根据形势的发展，整合现有的各类信息资源，开发新的资源，形成马克思主义网站的基本内容:(1)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著作类(已经出版的经典作家的全集、文集、文选、著作、回忆录);(2)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的理论著作;(3)中国共产党历史及党的文献;(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5)改革开放的成就及党的方针政策;(6)具有较高水准的理论研究论文或著作;(7)理论动态(中国与世界的)、理论难点及热点;(8)有关文物及其纪念地;(9)与上述内容相关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等。
2.4因地制宜，量力而行，走多样化发展之路:
除了建设有全国影响的权威性的网上理论阵地外，我们也可以充分发挥地方优势，建立省、市、自治区一级的马克思主义网站，发挥地方现有基础设施的作用，投入较少，尽快见效，扩大网络覆盖面。一是可以由党委或者党委委托的部门开办网站，其方式与各地党委办党报党刊的格局基本相同，也可以以各地党报党刊为基础，以各地党报党刊电子版的形式出现。二是可以以公开出版物为基础，及时刊登最新的理论研究论文及著作。三是尽可能提高网站的精彩程度。例如要有透彻、深刻的时事热点评论，深人浅出的理论难点解答，周到而又有针对性的心理困惑分析等，最大程度地吸引群众的关注和参与。四是多开一些讨论专栏。在做好正确引导的前提下，让信仰、拥护、赞成和不那么赞成，甚至怀疑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来讨论，以增强群众自我教育的能力;也可开设专家讲座或专家论坛，定期把知名专家请上网，让群众与专家直接交流。五是针对一些全国性的学习活动(如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开辟临时性的专题，及时报道活动的进展及主要内容，让大家了解活动的真实情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各展所能，走出一条多样化发展之路。
2.5加大资金投入与加快专业人才培养:
网上理论阵地建设是一项高投人的事业，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是我国目前的主要投资来源。而我国在这方面的投资结构不太合理，一是对硬件与软件的投资结构失衡，二是在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内部投资结构失衡。这种投资结构影响了整体投资效益的发挥。要加强我国网上理论阵地的建设，就必须改善投资结构，加大对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投人，保持对硬件投资与软件投资的合理比例，特别是要花大力气，有大投人，切实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信息资源建设的经费问题。
另一方面，加强网上理论阵地的建设，培养和造就一支既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懂网络传播的队伍的任务已经非常紧迫地摆在我们的面前。首先，这支队伍应当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新的时代要求这支队伍能够准确地表达和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道德观、判断力和自觉维护这种价值观和道德观的责任感;其次，要具有较高的网络技术水平，能够使用网络、驾驭网络，灵活应用网络的表现形式，及时解决网络传播中的问题，从而使网上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既观点鲜明，又生动形象，富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第三，要有快速的反应能力，能够以敏锐的思维、敏捷的行动，迅速地抓住问题，完满地表达观点;第四，要有强烈的开拓进取精神。网络传播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这就要求有一批具有创造性、开拓精神的同志献身这一事业，去克服困难，探索规律，有所作为。
总之，我们必须抓住互联网快速发展这个机遇，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切实解决现实中的各类问题，就一定能加强对内对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展示社会主义中国的良好形象。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2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王坚方.网络帝国主义:价值裂变与和合思想的文化互动.现代哲学，2001年第4期
网络传播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自由；控制；网络传播；历史过程
“新闻史就是人类长期以来为相互自由传播而斗争的历史。”⑴这是埃默里兄弟在《美国新闻史》中，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
时下万维网（WorldWideWeb）以它“疯狂的西部”（WildWest）的特点令世人欢呼雀跃，以为这部斗争史将以自由的获胜终结。实际上，这不过是一个自由的神话而已。
任何传播技术的诞生或者说人类的一切创造，都源于人的欲望。正如柏格森所说，看的欲望发展了人的眼睛，听的欲望发展了人的耳朵，感受的欲望发展了人的心灵。人的感官的延伸导致了各种媒介的应用。媒介的发展既使人的交流变得更加自由，更加超越时空的限制，又使群体间的欲望发生冲突，使社会控制得以合理存在；既使世界的真相敞开，又使世界的真相被遮蔽；既使人的某一种或某几种感官获得延伸，又使人的感受器官发展失衡；既使人走得越来越近，又使人离得越来越远。结果是，自由与控制成为一对孪生兄弟，永远伴随着人类远行。
网络传播也是如此。
一
互联网的前身是阿帕网。阿帕网本是用于军事目的。设计者的初衷是：作为一种网络式的通讯线路，一旦某一部分在战争中被摧毁，讯号仍然可以通过其他网结点传播出去，从而保证军事信息传递通道的畅通。这就意味着，一旦它把世界纽结成为一个网络，某个政府或其他组织及个人想要控制那些对自身不利的信息，就变得十分困难。有的国家政府因此而拒绝发展互联网。问题是，这样一来，对他们有用的信息也将被拒绝。在一个信息化的世界中，绝对封闭自己，无异于使自己成为一个没有七窃的废物，最终会使自己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一旦有了端口接入，即便只有一个端口，你也无法对流通中的信息加以检查，因为信息不是以整体流通的，而是化整为零，变成了一个个的文件包，变成了一个个的配件，信息只有到了每一台电脑终端才重新组装成整体。要对这些信息加以控制，除非每一台电脑跟前都站有一个警察才行。上网者往往还以匿名方式交流，你要在网上找到某一个隐匿者，就像大海捞针一般困难。
正因此，人们感到在网上第一次拥有了完全的自由，似乎在网上信息和收受信息完全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网络文学作品可以绕过印刷类媒介的把门人自由发表，以至于许多怀才不遇者都有了让自己的作品面世的机会；生活中有各种嗜好的人都可以在网上找到自己的同好，于是形成了一个个跨越国家和地区的世界性网络社区；国内被控制的消息可以在国外的网页上看到，此地被禁止的思想可以从异域接入，生活中作为一个社会人不敢扮演的角色，可以在赛伯空间中任意扮演。总之，在那个虚拟的空间中，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做不到的。于是，对生活的游戏态度成为网民以至于整个社会的风尚。人们陶醉在一种自由的晕眩之中。
但是，绝对的自由只能带来绝对的混乱，从而走向自由的反面。换句话说，自由又是需要秩序给予保障的。法律并不一定带来民主，但没有法律就没有民主；控制并不一定导致自由，但没有控制就没有自由。没有政府的社会，是强权横行、土匪出没、视生命如草芥的社会；没有管理的市场，是恃强凌弱、强买强卖、视公平为儿戏的市场；没有裁判的比赛，是混乱无序、争执哄抢、视游戏规则为粪土的比赛。同样，没有管理的互联网，所呈现出来的也只能是一片丰富的荒凉、混乱的自由，是信息量大而尽垃圾、新闻条多而没信度，是公民的隐私被侵犯、百姓的行为被误导，假冒违劣充斥，少数人浑水摸鱼、乱中取胜，多数人穿行雾中、如履薄冰。这里存在着一系列的悖论。1948年，在刊于《贝尔系统技术杂志》上的著名论文《信息的统计理论》中，信息论的创始人香农给信息下的定义是：“信息是在一种情况下能减少不确定性的任何事物。”但是，在互联网上的大量垃圾信息中，人们不但不能减少不确定性，还会更加陷入五里雾中，这时候，这些信息还能被称作信息吗？在充斥于图书馆中的国内外新闻学著作中，新闻的特性都被界定为“真实、客观、公开”，那么没有信度的新闻是否还能被称作新闻呢？当互联网上的安全成为问题，人们的隐私动辄被窃取，你的访问都被记录下来并成为分析你的爱好与需求的数据时，你的自由还存在吗？我们经常听到黑客侵入五角大楼之类的报道，表明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即便我们对此不关心，那么，当有人利用网络制造谣言，破坏你的公众形象，或操纵股票价格，干扰正常的商业运作，使你血本无归时，你还能无动于衷吗？
无边的自由所导致的不自由，又在呼唤着一种控制下的自由。如果说人类自由的欲望导致了追求自由的技术的发展，那么，寻求控制的欲望也在催生着控制的技术。技术并不仅仅支持个人化的自由，它也同样支持整体性的约束。事实只不过是这样：支持整体性约束的技术总是跟不上支持个人化自由的技术发展的步调。互联网的自由的混乱只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是一种永恒的特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控制将是一种必然。当然，自由总在不断地开辟新的根据地，但控制也在不断侵吞这些根据地，自由与控制的斗争将未有穷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黑客存在，就有反黑手段存在，在黑客行动与反黑客行动的较量中，互联网技术变得越来越成熟。
二
网络传播的去中心化过程被人为夸大。
诚然，网络传播的发表与收受变得更为容易。你有什么信息要，只需鼠标轻轻点击一下就可以完成。你可以将信息贴在BBS上，可以使用OICQ等软件进行实时交流，可以用电子邮件发给所有朋友，还可以自己设计一个网页，将你的东西放上去。许多人欢呼说，在网络时代，一个人就可以办一张网络报纸。它彻底解构了传统的报纸和电视传播的信息霸权地位，使那些边缘的声音、那些过去隐而不彰的声音得以发出。传播者的个人化，造就了前所未有的信息民主。这在传统媒体时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报纸和广播电视都是需要进行大量投入才能运行的，正因此，那些传媒帝国可以利用他们的经济优势，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疯狂的信息轰炸，从而实现文化侵略，而弱小国家在信息封锁失控后，则处于几乎无所作为、任人宰割的境地之中。
但是，即便在互联时代，决定媒体的信息传达有效性的根本仍然是经济实力。信息的自由流通，如果仅仅解释为信息可以自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即便在非信息时代，信息的自由仍然是可能的。中国的对外广播就是一种自由信息的过程，问题在于你的信息很难到达接受者那里，很难被接受者注意到。在一个信息超载的时代，眼球成为人们相互争夺的一种重要资源。“注意力经济”如今已经成为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名词。它有两个意思：一是只有获取到一定量的注意力，才能得到经济收益，二是要获取注意力，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撑。我们不排除有些个人主页侥幸被公众所注意，但绝大多数个人主页就像深海生物一样，很难有浮出水面的机会。就一般情况而言，个人主页要浮出水面，需要与诸多网站联合，使自己的广告链接在众多网站或网页上。为此，它需要付出大笔的广告费。在诸多著名网站尚且赔钱经营的情况下，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很难出头的。传统的报纸尚有个征订渠道，个人主页则连个被征订的机会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绝大部分个人主页的传播效果实在值得考虑。
2000年1月10日，美国在线公司兼并时代华纳公司，这个消息在互联网领域不啻为一场强烈地震。这两个大公司在美国都是处于领头羊位置，它们的合并意味着网络领域的自由资（知）本主义时代已经开始向垄断资（知）本主义时代迈进，网络领土将被各个网络帝国瓜分。有人已经从中意识到了网络民主的终结。⑶据不完全统计，在1998年到1999年的两年间，已经有14起大的互联网业购并事件发生，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的合并只不过更为引人注目而已。这种合并刚刚开头，今后将愈演愈烈。“赢家通吃”被看作是网络游戏的规则，一个“通吃”就把网络空间中的血腥与霸道活脱脱地描摹了出来。当网络的多极世界最后为少数几个寡头所统治时，媒体的自由理想将再次沉沦。道理很简单，你的传播将受控于少数网络服务系统，信息将经过这少数系统的过滤而进入传播的目的地。一切有利于这些服务系统的信息都将在传播中被放大，而不利的信息则被屏蔽或删除。除了控制信息的传播外，这些服务系统还将制造大量建构世界的信息，引导公众的舆论，使公众难以逃脱这些信息的金钟罩，与现实进行“亲密接触”。就这点来说，有的人不把网络看作第四媒体，而仅仅把它看作一个各媒体圈地跑马的空间，是有一定道理的。大众与民间、主流与另类，这些范围并没有因网络的崛起而消失，它只不过是将战线转移到了网上。那些有人气、有经济实力的网站将作为网上的大众传媒发挥其舆论控制力，而网上的民间声音在一更为空旷的地带将连回声都难以听到。
经济势力对网络空间的购并过程同样说明，网络的自由不是一种永恒，而是一个阶段，是“疯狂的西部”阶段，是自由资（知）本主义阶段。网络时代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而是意味着一种新的历史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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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除了政府的市场管理功能和经济组织的垄断外，主体的失落也为网络空间的自由理想预示了暗淡的前景。
不错，网络传播打破了印刷媒体一对多的权威性、中心性传播格局。从理论上说，互联网普及以后，我们能够做到人人可以上网信息，人人可以发表评论，似乎读者再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再不会竖起耳朵等待上帝的宣谕。但正如有的学者所宣称的那样，网上的自由本身就是现实中的更加不自由的表征。我们要诘问的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以及公众又是如何使用这种自由的？
按照麦克卢汉的说法，媒介有两类，一类是热媒介，一类是冷媒介。热媒介是高清晰度的，它参与程度低，接受者不用思索，只需要被动接受即可。冷媒介则是低清晰度的，参与程度高，接受者必须要经过思考、分析，必须要填补文本的空白才能进入接受过程。⑷那么网络媒介是什么样的媒介呢？显然，它是热媒介。在这样的媒介上，表达必须直白如水，必须口语化，否则读者没有耐心去分析。网人称在网上贴文章叫“灌水”，真是再形象不过了。在网上，除了速度还是速度，既有网上电话费和网络服务费的考虑，更有网络不断提速的暗示。网费正一天天降低，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后者。电子媒介培养的是一代没有耐心的人，是只吃快餐的人。虽然网上可以有跟贴和评论，但跟贴或评论者也没有多少工夫去进行认真思考，而是想到就说，说了就算，不求经典，拒绝深刻。网络交流往往是即时流，它追求的是反应的速度和打字的速度，如果你不能快速回答，对方就会认为你“当机”了。虽然网上交流是一种参与流，但这种参与其实是凑热闹。照说网上写作比手写变得更容易、更方便、更有效率，但网文却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随意，越来越平面化。网上的短小评论，与中国传统的评点方式不可同日而语。传统的评点是“悟”的结果，但网上评点只是街谈巷议，是流在文章上的口水。印刷媒体上的思维的精深与逻辑的周延被网文的浅俗与感性所代替。麦克卢汉曾欢呼电子媒体时代的到来，认为它是人的神经中枢的延伸，它将改变印刷媒体所造就的西方人思维的线性特征和身体感受器官的不平衡状态，代之以人对世界的全身心接触⑸，但是，事实情形却是这样：过去作为人的身体的延伸的媒介使人的部分感官休眠，成为类似生物的盲肠一般无用之物，而电子媒体的发展则使人把大脑这个最后剩下的部分也交付于机器。19世纪末，在旧俄出现了“多余人”形象，电子媒体时代则把这一词序颠倒为“人多余”。“全身心接触”的理想在现实中演化为“全身心瘫痪”。麦克卢汉地下有知，也会面对媒体感叹：“你没有如期归来。”
网络交流往往是匿名交流。匿名方式带来的不仅仅是交流的自由。“按照传统的信息方式，社会对个人形成了彻底的监视。因此，自由的领域缩小到电脑的监视器和虚构的身份中。”⑹社会对个人的彻底监视，造成个人心理上的巨大压抑，网络于是成为缓解这种压抑的工具。具体表现为：
1、网络发泄。在网下，人们受制于现实的社会角色，难免有重重顾忌。在现代社会这个福柯绝妙地形容为“圆形监狱”的所在，人们时时刻刻感受到自己所看不到的监视者的存在，不得不按照社会的规范小心翼翼地行事，但一到网上，在虚拟的名字下，就像到了假面舞会现场，人们可以任由自已尽情发泄。生活中的人也许温文尔雅，但一到网上便咧开嘴大骂，将禁锢已久的“本我”之恶尽情释放。在汉语网络中，有个形容词叫“板砖”，瞅见不顺眼的人或事，就砸他一砖头。深受其害的莫言曾这样评论：“人一上网，马上变得厚颜，马上就变得胆大包天。”他也以“板砖”方式反骂，说网文“连屁都不如。”⑺在英语网络中也有一个对应的词叫“火焰战争（Flamewars）”。马克·德里这样描述：“从某种意义上说，火焰之战不讲仪式，它是被称之为‘一伙人’的非洲裔美国人现象的网络文化的翻版。在这种现象中，打架的人互相狠命地诅咒对方，占对方的上风。有时用押韵的脏话骂对方的娘。火焰之战最激烈时，会有许多绝技表演，谓之‘怒吼’。那是一种疯狂的独白，由肥皂剧式的煽动到伴以猩猩表演般的艺术形式，应有尽有。其特点有擂拳式的标点符号，加强语气的大写字母，有亨特斯·汤姆逊式的‘宰了他们，让上帝把他们去分类’的恶言。‘怒吼’在精神上属于安托宁·阿尔托的亵渎性文字，与文汉姆·刘易斯《爆炸》一书中旋涡派画家的高谈阔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⑻这一描述与汉语网络中的“板砖”惊人地相似。它表明，借助虚拟的网络以匿名方式对骂，是东西方共同的一种文化心理现象。究竟是人的劣根性在网上表现为这种现象，还是网络环境本身造就了这种现象，学者们见仁见智。在这种无聊的骂战中，网络交流变成了公共厕所的涂鸦。它浪费着人的精力，败坏着人的品格，污染着网络环境，形塑着一代人的文化精神。就在这种口唇的满足中，人的主体性失落了，对于现实社会的否定性力量消解了。现实中的传媒话语霸权在这种网络混战中变得更加固若金汤。
2、网络游戏。网络交流本身带有强烈的游戏色彩。有相当多的人上网就是为了玩游戏。事实上，网络游戏已经培养了并不断地巩固着一代人的游戏心理。所谓的新新人类，就是被游戏形塑的一类人。他们不愿承担社会责任，不愿长大，滞留在儿童时代，滞留于儿童心理发展水平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浅薄与造作。无厘头的《大话西游》成为这一代人的大话。网恋也是网上游戏的一种。从诸如“色女”、“色鬼”、“少女终结者”等网上昵称就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这些人的游戏心态。他们满足于在网上与这类虚拟符号进行角色扮演类的恋爱游戏，拿肉麻当有趣，视无聊为开心，使那些不明其规则的少男少女上当受骗，轻率出走，造成极大的社会隐患。在这种游戏氛围中，有些网络新闻也几乎成为新闻终结者。一是虚假新闻。作假者造谣生事，瞒天过海，把网络变成愚人节的狂欢。二是低俗新闻。新闻者把目光瞄准明星的隐私大加炒作，或是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加上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加以兜售。“印刷媒体的死亡可能实际上是新闻学的死亡”⑼，伯纳的预言绝非空穴来风。在人生的游戏中，人的理性迷失，心灵的细腻与真纯被粗俗所浸淫。
3、网络迷狂。网络上的狂欢使人迷失了自我，对现实采取一种逃避态度。30年前，麦克卢汉曾憧憬着电子传媒所带来的人类的重新部落化过程，认为“拼音文字的西方人那种冷漠、疏离的角色，在电子媒介引发的新型的深度参与前，就不攻自破了。这种深度参与使我们回到与自己和他人密切接触的状态”。⑽现实却是人们在网上与多个虚拟的名字逢场作戏，在网下却与真实的人更加冷漠与疏离，网上的新闻接触一到网下便面临着“见光死”。随着网上的一个个链接，网民在快乐的游戏中游走，注意力难以在任何关键的地方驻足，结果是跟着感受走，在狂热的迷恋中失去自审能力。中国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理性精神本来就不足，这样的迷狂使社会精神意识更加处于危险之中。等反科学的宗教崇拜在这样的社会心理作用下，极易大行其道。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新世纪第一个春节的除夕，一些的迷狂者居然视在网上的号召为天启，在天安门前自焚。网络的神奇性本来就极容易使人联想到神明，它的虚拟空间与虚幻的天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埃瑞克·戴维斯说：“‘信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这个词的概念空间以及它的物质本身——它充满活力，给自己带上了神话、形而上学和神秘魔法的色彩。”“信息想象进入了社会实践，很多都沾了点预示世界末日大动乱的天启之火。新时代的人们（NewAgers）用晶体作为个人电脑来储存和处理灵智，而不明飞行物的教堂和传播者将到来的信息转化为‘活信息’。”⑾网上的信息变成天启，网络成为上帝新镀的机械身体，人就成了网络的奴隶，成了将自己的主体交付上帝的差役。理性迷失之处，主体的自由意志怎么可能存在？
综上所述，主体意识的丧失，使个人作为独立的、理性自律的人，或者说作为传播的主体的角色地位不复存在，传播的自由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我们珍爱自由，但自由绝不是一份免费的早餐。互联网上的控制真空只是一个历史阶段，不能把这个王纲解纽的战国时代看作是历史的终结，而应看作是一个新的历史过程的开端。只有保持对自由的再次失落的高度警惕，才能从容应对互联网的未来发展。正如在传统媒体上所发生的历史过程那样，在互联网上，为实现传播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也将永远不会停止。
注释：
⑴埃德温·埃默里、迈克儿·埃默里：《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⑵R·托马斯·伯纳：《网络概述：从新闻学到商业主义》，《网络记者》，中国三峡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20页。
⑶李希光：《新媒体巨头的出现与网络民主的终结》，《网络记者》，中国三峡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201。
⑷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见弗兰克·泰格龙编《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224页。
⑸1969年《花花公子》访谈录：《麦克卢汉——流行崇拜中的高级祭司和媒介形而上学家袒露心扉》，见弗兰克·泰格龙编《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364-376页。
⑹马克·波斯特：《德里达与电子写作——关于电脑的主体》，见《网络幽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95页。
⑺莫言：《人一上网，马上就变得厚颜》。见博库网2000年9第15日文。
⑻马克·德里：《火焰战争》，见《网络幽灵》，天津社会科学院2000年10月第1版，第5页。
⑼R·托马斯·伯纳：《网络概述：从新闻学到商业主义》，《网络记者》，中国三峡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23。
⑽1969年《花花公子》访谈录：《麦克卢汉——流行崇拜中的高级祭司和媒介形而上学家袒露心扉》，见弗兰克·泰格龙编《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376页。
网络传播论文范文第10篇
网络推手中的商业推手所从事的网络公关活动是成立网络的公关公司、广告公司或网络营销策划公司；作为网络推手中的特例：政治推手，从事一些政治爆料，从而强调自身的政治立场，以此得到客户的青睐，并以此盈利。网络推手的另一种伪装——“公知”的作用是对网络事件做出及时的反应并推动其发展，倾向性地偏向一方，以此盈利。网络推手的工作准则决定他们必须熟稔网络操作规则、深谙受众的信息接收心理、可调动的资源面很广，他们必须精通用炒作推广个人和商品、达到制造网络话题的效果，在网络推广后使这些话题变成网络热点话题，最终达到营销目标。在工作性质上，网络推手与专业的策划人与营销者间有很多共通点。作为策划人和营销者的网络推手，借用网络推广炒作，“网络推手”是诞生于网络时代的有别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新型产业。
二、从传播学角度分析网络推手
网络推手以网络传播的发展为基础。20世纪90年代，网络传播以互联网为代表，为网络推手出现的契机提供了机会，在人类传播史上的意义上来看，因为网络传播同样包含如电视、图书、广播、电影、报刊或电话等的传统媒介，与之前新旧媒体间更迭革命有着实质性的区别。传播史上的多种传播方式——个人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在网络传播中同样有基础性的作用。在信息化时代里，人们渴求信息，依赖信息，使用网络的人们都将成为网络推手们的资源。网络传播被侧面印证其重要性。由于具有传播方式或者途径等的先进性，网络传播受到受众的青睐已经超越了传统媒体，这种先进性的优势也同样使受众得到信息的速度等变快。通过对网络的各项功能的归纳和收藏集合，潜在受众群体逐渐稳定，并且为网络事件所造成的热点问题被追捧而打下了牢实的基础。传者与受者的地位在网络传播中逐渐模糊。传受角色的自由变换，使传受双方不再有明确的概念设定。这是网络推手出现并发展壮大的另一种有理论依据、也有现实基础的条件。从另一角度来看，受众群体的需求在网络传播中变得逐渐细化，不同人对信息的需求都不同。网络发展的各种特性，促使网络推手在网络上进行信息炒作。影响受众对信息的选择有方方面面：性别、年龄、学识、信仰和生活方式等是部分原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同受众所关注的信息还受其兴趣爱好、所处的群体地位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对网络信息传播效果有所影响。以上都是促使网络推手出现的契机和条件。对于不同需求和层次的网络受众，网络推手能够推出引起不同群体关注的热点话题，利用微博、论坛等网络媒体制造高关注度，提供了多样的信息传播形式（如多媒体、动画等）便于不同受众接受，并针对不同的议题分别推广。
三、网络推手的社会影响
网络推手有一定存在的理由，有如下的优点：强化舆论监督，推动公正执法；提升舆论引导，弘扬传统美德。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网络推手确实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黄色新闻理念的持续，追逐商业利益丢失媒介职业伦理；扭曲网络民意，干扰政府决策；铺天盖地的媚俗信息是对中国网民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严重误导；将轻易使社会间的诚信毁坏殆尽，导致互联网信任危机。网络推手是一把双刃剑，要持客观辩证的眼光来对待，网络推手的存在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他们不负责任的工作手段是使网络世界的道德沦丧的一把快刀，斩断在虚拟世界中人们守护的底线，新闻传播伦理在网络新闻世界中的传递间很难体现，是网络红人削尖脑袋为求爆红无底线炒作的挑战。这种挑战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去完善和保护，网络推手现象带来的新的挑战和要求需要相关监管规定的制定和相关权益的维护。网络监管、网络公平竞争、商业信誉保护等方面都需要有新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