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范文

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口号；意义；选题禁忌；体育人文社会学；论文选题

中图分类号：G8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4）04-0033-04

1 论文选题：从“运用之妙”回归“兵法之常”

《宋史・岳飞传》有名旬：“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其中后八字，即“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为今人大为推崇。“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与法伊尔阿本德《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内在精神颇为契合，该书开篇首句即：“无论考察历史插曲，还是抽象地分析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关系，都表明了这一点：唯一不禁止进步的原则便是怎么都行。”张之沧教授更以法伊尔阿本德“怎么都行”的精神，写出“体育竞技中‘怎么都行’的方法论”一文，认为：“‘怎么都行’的方法论对于指导体育竞技十分有用。它既可以给体育竞技带来一种发散式思维、批判性态度和不断超越的境界，反对一切形式主义和教条，拒斥一切永恒和绝对，也可以在体育竞技的战略战术与理论实战的创新上，敦促人们创立新的、生动活泼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以启迪人的头脑，开发人的智慧，挖掘人的潜能，锻炼人的应变和实战能力，提升体育竞技水平。”

无论是岳飞“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还是法伊尔阿本德“怎么都行”，以及张之沧“体育竞技中‘怎么都行’的方法论”，其中智慧高远，自不待言。但就论文选题而言，上述智慧过于“高远”，初学者若好“高”骛“远”，往往“画虎不成反类犬”。其实，在看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时，我们不可忘记之前的“阵而后战，兵法之常”；在看到法伊尔阿本德“怎么都行”时，我们不可忘记西方思想中一以贯之的、以“科学一逻辑”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传统；在看到张之沧“体育竞技中‘怎么都行’的方法论”时，我们不可忘记茅鹏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发展出以“一元训练理论”为代表的训练学基本理论。后者是常态，是规范，是基础；前者的成果只有在后者的枝干上，才能有创新超越的可能。

选题是论文写作之首要步骤，西谚有“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之说：选题适当，则事半功倍，一马平川；选题不当，则事倍功半，阻碍连连。论文选题时，不可忘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前的“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若不知“兵法之常”之“常”，而欲知“运用之妙”之“妙”，其难度可想而知。同样，在才气纵横、挥洒自如的“怎么都行”之前，必须经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规范训练。

2 体育论文选题研究：综述与问题

2014年5月23日在中国知网以篇名搜索“论文选题”，得文献1017种，涉及41个学科。按“学科”分组，前5位学科为：“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文献数为378种；“高等教育”，261种；“体育”，53种；“中国语言文字”，39种；“出版”，32种。其中，“体育”以53种排名第三。而按“发表年度”分组，发现最早的研究成果发表于1982年，而该年度只有1篇研究成果，即由朱维仁所作、刊于《北京体育学院学报》的《与本科生谈论文选题》。因此，无论从论文数量还是发表年度，均显示体育学科较为重视论文选题研究。

分析“体育”53种“论文选题”主题文献，发现其中两篇并非学术论文，一为“第七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选题指南”，载《体育学刊》2004年第2期；一为“2011年本文作者‘体育教案’与‘课堂教学’系列论文选题预告”，载《体育教学》2011年第8期，故“论文选题”研究论文为51篇。在这51篇论文中，有期刊论文39篇，硕士学位论文11篇，会议论文1篇。在39篇期刊论文中，除冯晓露“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选题特征分析――以北京体育大学2007-2010届258篇硕士学位论文为例”，张瑞华等人的“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选题述评”篇外，其余37篇论文主题均与“体育人文社会学论文选题”无关，而集中于对“健美操”、“田径”、“游泳”、“篮球”等专项论文选题的研究。硕士论文共11篇，年度集中于2008年至2013年，其中有8篇研究对象为体育教育训练学论文，尤其是球类专项论文，其中研究“排球”论文选题的硕士论文3篇，“篮球”、“足球”、“网球”、“田径”及“体育教育训练学总论”各1篇，其余3篇为孙学“‘十一五’期间我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内容分析”，黄寿军“安徽5所新升本学院体育教育专业近4届本科生毕业论文选题分布及成文评鉴”，景仙“体育管理类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分析”。其中，仅最后一篇主题属于“体育人文社会学论文选题”。

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范文第2篇

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范式中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在该学科专业硕士学位论文中展现，越是那些“习惯性”的问题越有可能在较多的学位论文样本中被发现;而某些存在弊端但得到“普遍认可”的写作模式只有通过与其他学科专业的比较才能甄别。鉴于近年来体育人文社会学在方法论和研究旨趣上与社会学趋同，而后者的积累要雄厚得多，所以我们选取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作为分析的参照。这一比较研究的思路在理论上面临的质疑主要有2个方面:1)社会学与体育人文社会学是2个不同层级的学科，按照目前的流行观点，社会学是法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而体育人文社会学是教育学门类下的体育学的二级学科，两者既然不在同一层次，当然也就没有可比性;2)社会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体育人文社会学涉及了哲学、文学、艺术等诸多非社会科学的领域，两者的性质大不相同，放在一起比较不免有“鸡同鸭配”的味道。我们承认，这2种质疑从学科体系的角度而言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但是本文的关键着眼点不是“学科”，而是“专业”，要比较社会学和体育人文社会学2个不同硕士研究生专业学位论文的写作范式，从而为提高体育人文社会学乃至体育学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寻求依据。

本文分析的基本单位是硕士学位论文，这些论文的写作范式毫无疑问会受到学科领域划分的限制，但没有理由认为它们也遵循着学科层级化、属地化的主观逻辑。一篇“典型”的硕士学位论文，在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要符合该学科、专业认可的“模式”，在研究主题上受“学科”的影响更大;而在研究方法上，跨学科的联系和共性凸显已被大量的研究证实。比如，在“学科性质”上被视为截然不同的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体育学和运动人体科学，在各自的硕士研究生专业的学位论文中运用频数最高的前3种研究方法趋同:体育教育训练学论文是调查法、文献法和数理统计法;体育人文社会学论文是调查法、文献法和数理统计法;运动人体科学论文是文献法、调查法和数理统计法;民族传统体育学论文是调查法、文献法和逻辑分析法。社会调查方法在所有4个专业中均占据了基础性的地位。本文分析的主要内容正是写作风格、研究方法等，这些内容完全具有跨专业的可比性。另外，比较研究对象的选取首先要服从的是研究主题和实际工作的需要，而非对象自身“标签化”的属性，那些选取了在“学科性质”上看似“不合适”对象的比较研究在学界并非个案，单从中国期刊网检索的结果看，就有成百上千篇。本文从提升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学位论文质量和培养水平的实际工作角度出发，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想法，以学术积累相对雄厚、研究方法较为成熟的社会学作为参照，对社会学和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的硕士学位论文进行抽样分析，以揭示后者中的问题和不足，这种研究设计有较充分的、合理性依据。

资料搜集方法如下:以中国知网“优秀硕士论文数据库”为资料来源，检索“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2009—2011年的论文，每年的检索结果按照“下载频次”排序，然后搜集下载频次最高的前100篇论文(下载频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篇论文的受关注程度和影响力，下载频次越高的论文写作模式越有可能在学界流传)，3年共搜集300篇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再按照相同方法搜集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300篇，共计搜集600篇硕士学位论文。笔者制定了一份包含30个变量的编码表，在经过反复讨论和试用之后开始正式编码，编码后的信息用SPSS19．0统计软件录入和处理。资料搜集、编码、审核和分析的时间是2012年6月15日—10月15日。在搜集论文中，体育人文社会学论文来自41家培养单位，社会学论文来自52家培养单位。体育人文社会学论文指导教师为教授的170篇、副教授的58篇、未标注职称的72篇;社会学论文指导教师为教授的200篇、副教授的61篇、未标注职称的39篇。体育人文社会学论文的平均下载频次是337．92次，社会学论文的平均下载频次是358．31次，t检验显示无显著性差异。

2结果与分析

2．1论文篇幅比较就人文社会科学类的论文而言，篇幅代表了资料的丰富程度和作者的工作量。一定的篇幅是高质量论文的必要条件。在不考虑装订、排版等细节的情况下，用论文正文(从前言到结尾，不包括摘要、目录、致谢、参考文献以及各种附件)页数代表篇幅大小。体育人文社会学论文篇幅的平均值是39．72页，而社会学论文是43．56页，两者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中还发现大量用文献述评和重复琐碎的数据图表“填充”篇幅的现象:有些论文不是从主题出发有针对性地与前人研究对话，而是划分几个小专题，将前人文献(通常是摘要)简单地罗列在文献述评当中，这样就会占据大量篇幅;有些论文提供了数据表后，再附上用相同数据绘出的图，又用文字将有关数据叙述一遍，导致重复。“研究结果与分析”部分应当是论文经验研究资料最为集中的地方，但是有不少体育人文社会学的论文该部分在全文中所占篇幅过少。

2．2研究类型比较若按照基础理论和应用对策划分研究类型，则300篇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中有297篇属于后者，相比之下，社会学论文中只有140篇属于后者(P＜0．01)。体育人文社会学过于偏重应用对策研究的倾向十分明显。这一点与学界已有研究结果一致。有研究认为，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不仅“现状调查”研究过多、缺乏深度分析，而且证明研究多、反驳性研究少，总结研究多、预测研究少。重应用对策、轻基础理论的问题不仅在硕士学位论文中常见，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不少见，导致“对理论的重视不足”“多学科理论选取无原则”“学科隶属不清”“理论引述不合理”“忽视基本理论假设”“不重视理论概念的界定”“缺乏理论框架”“理论回归不足”“欠缺理论升华能力”等问题。在应用对策研究上的热衷表现了对现实和社会需求的重视，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轻视基础理论研究是不可取的。学位论文研究不同于社会相关部门的课题，后者通常是实用取向的、关注实践操作，而前者必须建立在“学理”的探讨之上，而学理探讨不可能绕开理论“关怀”。200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在规定的学士、硕士、博士3个级别学位的学术水平要求中，“基础理论”都被置于首位，而且随着学位级别的提升，对基础理论掌握的要求也从“较好”提升到“坚实”和“坚实宽广”。如果将学位论文作为考核学位申请者学术水平的主要依据，应用对策研究则很难体现基础理论掌握情况，特别是体育人文社会学中的很多应用对策研究只不过是调查报告而已，理论基础十分薄弱。与应用对策研究的偏好相适应的是论文中对策内容的突出:在300篇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中，有241篇有着独立的“对策(或建议)”部分，而社会学论文中只有139篇(P＜0．01)。许多所谓的“对策或建议”就是“引起重视、加强管理、搞好宣传教育、提升自觉性”等空话、套话，并未经过深思熟虑，更未进行任何实践探索和检验，甚至与论文中研究结果严重脱节。

2．3论文结构比较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中最流行的结构由如下几个“标准”模块构成:1)前言(用来导入研究问题，说明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等);2)文献综述(用来述评前人相关研究);3)研究对象与方法(用来介绍研究设计和研究过程，有时被硬性地分成“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2个独立部分);4)研究结果与分析(用来描述研究的主要发现，并进行一定的分析探讨);5)结论(对研究发现进行概括);6)对策与建议(针对研究中发现的问题提出解决的设想和措施，时常和结论并为一个部分);7)声明与致谢(用来向那些对本研究提供帮助的人表示谢意);8)参考文献(有的论文还分成“引用文献”和“参考文献”);9)附件(可能附加一些调查问卷、访谈提纲、访谈记录、数据统计结果和重要文件等)。我们将这种论文结构称为“常规结构”，它明显模仿了自然科学的实验报告等文体，具有格式统一、思路明了等优势;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思维自由、理论创造和文学造诣，消解了学科的“人文”特性。在300篇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中，有295篇是常规结构，社会学论文中则有247篇是常规结构，两者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

2．4研究方法比较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早已形成复杂的体系。该体系涉及范式(实证范式、诠释范式、批判范式、女性主义范式、后实证主义范式、后现代主义范式、建构主义范式等)、方法论(社会研究过程的逻辑或哲学基础，包括广义、狭义2种，狭义上的方法论与范式对应，如实证主义方法论、人文主义方法论等)、研究方式(指研究采取的具体形式，基本的研究方式包括文献研究、观察研究、调查研究、实验研究4种)、研究方法(包括广义和狭义2种，广义上的研究方法泛指开展研究的方法，狭义上的研究方法特指那些比较系统和成熟的搜集和处理研究资料的思路、手段和技术的总称;分成定性和定量2大类别，定性方法如参与式观察法，定量方法如问卷调查法)、研究技术(解决研究中具体操作问题的技术手段，如抽样技术、编码技术、信度效度检验技术、数据统计分析技术等)。研究方法的运用和表述是体育人文社会学和社会学2个专业硕士学位论文中最不规范的地方。在600篇学位论文中“声称”使用的研究方法有近百种，除了常见的文献资料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观察法、个案研究法等之外，还出现了“心理测量法”“GIS分析法”“SWOT分析法”“博弈论法”“测试法”“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模糊综合评判法”“二手资料分析法”“共时与历时结合法”“定性与定量结合法”“归纳比较法”“归纳演绎法”“经济数学建模法”“框架分析法”“理论研究法”“录像观察统计法”“描述研究法”“实证分析法”“文献计量法”“系统分析法”“行动研究法”“专家咨询法”“体质测试法”“网络调研法”“编码计算法”“焦点小组法”“结构功能分析法”“多学科分析法”“深描法”“人种志法”等。相比之下，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中作者“声称”使用的研究方法种类要比社会学论文多得多，前者超过了70种，而后者只有30余种。在研究方法上的名目繁多传达了积极和消极2种信息:积极的一面是方法的多样化，研究者可以自由地挑选适合的研究“武器”，从更加丰富的视角开展研究;消极的一面是许多所谓的“研究方法”既不成熟也不规范，甚至是论文作者随心所欲“编创”的。体育人文社会学论文作者(声称)使用频率最高的前5位研究方法分别是:1)文献资料法;2)访谈法;3)问卷调查法;4)数理统计法;5)逻辑分析法。社会学论文作者(声称)使用频率最高的前5位研究方法分别是:1)文献资料法;2)访谈法;3)问卷调查法;4)观察法;5)个案研究法。两者在研究方法的偏好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要特别指出是:体育人文社会学在资料搜集上过度依赖问卷调查，在资料分析上使用所谓的“数理统计法”(实际上多数只是进行简单的频率和百分比统计);而社会学论文较大比例采用观察法和个案研究法，从而有助于深度挖掘和获得“质感”。相比之下，体育人文社会学以问卷、访谈为主要研究方法的论文所占比重过大，而且常伴随着问卷设计不规范、数据统计过于简单、数据处理不充分、统计方法运用不当等弊病，这样写出的论文往往流于表浅。

2．5研究技术比较鉴于问卷调查法在体育人文社会学和社会学2个学科中均受到高度重视，在此重点探讨与之有关的研究技术。问卷调查法主要适用于搜集人们在态度和行为方面的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量化研究手段，它在问卷设计、检验、发放、回收、编码和分析等各个环节均已形成了成熟的技术规范;然而，在2个学科尤其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中，问卷调查法成为技术问题最为集中的环节。为了发挥推论总体的效果，问卷应采取概率抽样(如简单随机抽样、系统抽样、分层抽样、整群抽样、多阶段抽样等)的方式，但从内容分析结果看，2个学科的论文在抽样方法上普遍未做详细交待。在300篇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中，无1篇采取概率抽样方法;而社会学论文中有50篇采用此方法(P＜0．01)。以非概率抽样方式(如偶遇抽样、判断抽样、定额抽样、滚雪球抽样等)进行问卷调查将使定量资料的推论价值大打折扣，许多统计检验方法也就丧失了用武之地。一些论文声称自己是“随机”发放问卷，但实际上不过是“随遇”甚至是“随意”发放。在问卷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多数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硕士学位论文未详细交待问卷发放、回收的细节，如邮寄发放或当面发放，研究者执行调查还是访问员调查。从我们的实际经验看，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过程中极少有人进行入户调查，委托他人(主要是未经过专门培训的熟人)发放问卷的情况极为普遍，这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失控和失实。在问卷有效回收率的计算上出现了2种截然不同的做法:一种用有效问卷占发放总问卷的百分比作为有效回收率;另一种则用有效问卷占回收问卷的百分比作为有效回收率。2种做法的分布情况见表2。我们认为有效回收率是一个反映抽样方案执行程度的指标，所以它的计算理应综合预期样本数(发放总问卷)和有效问卷数2方面的信息;而第2种计算方法忽略了预期样本数，因而是不妥当的。设想如下的极端情况:总共发放问卷1000份，只回收了100份，回收问卷全部有效，则有效回收率按第2种计算方法为100%。若只看这一结果会误认为调查非常成功，但实际上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失败的调查。从2个学科的比较情况来看，体育人文社会学论文中有更多的论文采用了第2种计算方法。体育人文社会学论文在运用问卷调查时另一个“个性化”的习惯是对问卷进行如同心理学量表一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问卷的信度一般包括内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2种，尤其重测信度较为常用。问卷效度包括表面效度、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三者都较为常用。在300篇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中进行了问卷重测信度检验的有126篇，进行了结构效度检验的有127篇;而相比之下，在社会学论文中进行问卷重测信度检验的只有21篇，进行结构效度检验的只有18篇。体育人文社会学论文对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的“热情”远大于社会学论文，然而在检验方法上出现了很多纰漏。多数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进行了重测信度检验并表述如下:随机抽取30名调查对象进行了第2次问卷调查，然后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2次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计算出相关系数R=0．8888，可见重测信度较高，能够满足研究需要……。上述表述是难以操作的。首先，在一般情况下，在统计学中R相关系数是指积距相关系数，而它要求参与计算的变量必须是定距以上测量等级，但社会调查问卷中的多数变量都是定类或定序的，有些甚至是字符串型的、开放式答案的，根本就无法直接参与复杂的统计计算。其次，当分析2个定类或定序变量间相关时一般不会使用积距相关系数，2个定类变量的关联程度常用θ、Q、C、V、λ或者τ相关系数衡量;而2个定序变量的关联强度常用斯皮尔曼等级相关、Gamma、肯氏τ系数或者d系数来衡量，不同测量等级的变量就需要计算不同的相关系数。很显然，整份问卷不分变量测量等级只计算R相关系数的方法是欠妥的。再次，即便在忽略问卷题目测量等级差异的情况下，也无法直接得出一个唯一相关系数。因为通常情况下，一篇硕士论文使用的问卷不会少于20道题目，又由于是重测，所以每一道题目都是在前后2次测量结果之间计算相关系数，这样有多少题目就会有多少相关系数(还不包括那些无法进行运算的题目)。许多硕士论文中只提供了唯一的未阐明计算方法的相关系数，这是有“无中生有”之嫌疑的(SPSS并非不能计算出整份问卷的唯一重测系数，但是需要复杂的操作设置，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无独有偶，在问卷结构效度检验上也出现了技术错误。结构效度又称构造效度、建构效度，这一词语由Cronbach和Meehl于1954年首创。所谓结构效度是指测验对于人的假设属性或理论概念测量到的程度。测评结构效度一般要经历如下步骤:1)对所欲测量的属性根据某种理论提出假定的结构;2)根据假定的结构拟定测量工具;3)寻求测量结果与其他评定之间的关系;4)根据测量结果验证假设结构中的各种因素是否成立;5)修改测量，重新实施有关步骤。结构效度的评价依赖于测量结果，而非专家的意见，但是许多硕士学位论文在未进行调查的情况下借助专家意见检验结构效度，这是不恰当的。导致这一技术错误的原因是研究者混淆了结构效度和内容效度的概念。内容效度是指根据理论基础及实际经验对测试工具是否包括足够的项目而且有恰当的内容分配所作的判断。内容效度研究的目的是要评估测试是否充分代表了所要测试的内容范围，需要建立在大量文献查阅、工作经验以及综合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多由专家委员会进行评议。从我们的内容分析结果看，在300篇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中，有125篇采用专家判断对结构效度进行检验，这一数字远高于社会学论文(4篇)(P＜0．01)。在定量资料的分析技术上也存在一定不足。在300篇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中，有170篇“声称”使用了“数理统计法”，但是多数论文只进行了简单的单变量描述统计，有一定双变量或多变量分析的只有52篇;在社会学论文中，有一定双变量或多变量分析的有49篇，使用更复杂统计方法的有56篇。相比之下，体育人文社会学论文在数理统计技术运用上显得过于“简单”。

2．6研究资料比较研究资料的丰富程度直接决定了论文的质量。从参考文献数量来看，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硕士学位论文并不比社会学论文逊色(前者平均为56．32条，后者平均为55．35条)。从正文中对前人著作的引证资料、史料、现存统计资料等来看，前者在文献资料上显得有些“单薄”:300篇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具有丰富的前人著作引证资料的只有59篇，而社会学论文是233篇;具有丰富史料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只有6篇，而社会学论文是69篇;有225篇体育人文社会学论文几乎没有使用现存统计资料，而社会学论文是135篇。在调查资料方面，尽管有212篇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声称”使用了访谈法，这一数字多于社会学论文的194篇，并且前者还有95篇附上了访谈提纲(与社会学论文不相上下)，但是正文中访谈内容丰富的只有33篇，有许多论文几乎没有任何访谈资料;而社会学论文中访谈内容丰富的有133篇。绝大多数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硕士学位论文(290篇)几乎没有任何观察或田野研究资料，这一数字要高于社会学论文(115篇)。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只有在与问卷等有关的定量调查资料上优于社会学论文(前者定量调查资料丰富的为188篇、后者为130篇)。研究资料的相对贫乏毫无疑问会架空研究构思，使各种五花八门的研究方法变得“有名无实”。某些论文作者“声称”使用了某种研究方法却不能提供与之匹配的研究资料，这是一种比不懂该研究方法还要严重的问题。

2．7格式和语言比较与方法、资料和技术上的逊色形成对照的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在格式和语言上存在微弱优势(当然是就本研究抽取的论文而言)，在标题、编辑排版、参考文献标注和语言上，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论文均较社会学有略低的差错率(表3、表4)。如果将格式与结构等综合考量会发现，体育人文社会学的论文带有强烈的模仿自然科学的痕迹，比如用“1．1”“1．1．1”等计序，表格中的统计量多用英文符号表示。有时候这种格式上的要求达到刻板的地步，下面列举3例。1)在数据呈现上对“三线表”的“热衷”，这不仅表现在硕士学位论文中，在体育学术期刊里也较明显，不用三线表常常被视为不懂“科研常识”和“科研规范”;然而众所周知，许多社会科学名著并不使用三线表。2)在研究设计和研究过程表述上严格约定成“研究对象与方法”，常常要求“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必须分别陈述，而另一些与此存在密切关系的内容如研究命题陈述、核心概念界定、概念操作化等，因为不宜放入“研究对象与方法”的框架之中而往往被忽视。不仅如此，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在“研究对象”的表述上还出现了严重的误解，比如一篇以某地区社区体育为主题的论文可能声称“以某某市社区体育开展现状、问题及对策为研究对象”，这显然混淆了“研究对象”与“研究主题”或“研究内容”的关系。我们认为，“研究对象”是一个存在争议的概念，但可以肯定地说它并不等同于“研究主题”或“研究内容”，而更贴近于“研究方法所指向的对象”，在人文社会学科中主要是指被研究的人。3)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在叙事方式上几乎全是“客位”立场的，写作者使用“笔者”自称，“我”作为一种基本的“身体在场”被严格地屏蔽掉了，写作者以超然、客观的姿态出现，研究对象变成了纯粹的对象化存在物。论文的叙事方式与研究套路(定量研究、质性研究)存在密切关联，定量研究套路一般采取客位立场，而质性研究套路常采取主位立场。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中，定量研究套路受到推崇而质性研究套路尚未受到重视，因此，硕士学位论文在叙事方式乃至写作风格上的统一、单调也就在所难免。

2．8主要变量跨年份比较我们选定上述300篇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对各主要变量进行了跨年份(2009、2010、2011年)的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几乎所有变量均未呈现显著性变化，这表明上文发现的各种问题和特征具有相当强烈的稳定性(表5)。另外，我们将来自“211”工程大学的社会学论文与来自体育院校的体育人文社会学论文进行比较发现，有些变量间的差距呈现拉大的趋势，表明论文质量与培养单位的学术实力有关。3结论1)在篇幅上，体育人文社会学论文少于社会学论文;2)在研究类型上，体育人文社会学论文几乎全部是应用对策研究，比例远高于社会学论文;3)在论文结构上，体育人文社会学论文较多地采用了常规结构;4)在研究方法上，体育人文社会学论文运用频率较高的有文献资料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和逻辑分析法，社会学论文则是文献资料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观察法和个案研究法，后者较前者更多地进行了“质性”研究;5)在研究技术上，体育人文社会学论文出现了较高比例的重测信度检验、结构效度检验等方面的技术错误，在统计分析方法上也较为简单;6)在研究资料上，体育人文社会学论文中的前人著作引证资料、史料、现存统计资料、访谈资料和观察资料等均不如社会学论文丰富;7)在语言和格式上，体育人文社会学论文较社会学论文有着略低的差错率。按年份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些问题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由于能力的局限，我们在论文编码和资料分析上难免存在偏差，对某些问题的判断也必定有值得商榷之处，这将在后续研究中加以完善。鉴于这些问题是从较大的样本中归纳出来的，有理由相信它们在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不但较普遍，甚至还可能被视为“良好研究”的“样板”。这就涉及一个学科的研究范式问题。大量名目繁多的“研究方法”、漏洞百出的研究技术和相对贫乏的研究资料，说明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范式还未发育成熟。范式是社会理论和经验研究的一个概括的组织框架，它包括基本假设、要回答的主要问题、好的研究实践和理论的模型，以及发现问题的答案的方法。

一个学科研究范式成熟的标志是出现一批足以奉为经典的研究，从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论文中如此高的差错率来看，成熟的范式目前似乎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研究范式的不成熟又与整体学术积累密切相关，除了方法论和反思性研究的薄弱之外，与社会学、人类学等外学科缺乏交流互动也是重要的原因。只学习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并不能从根本上提升研究的质量，还必须学习科学研究的精神，确立作为学者的人文关怀、使命认同和伦理风范，而这正是当前需要强化的。最后要声明的是:尽管本文得出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在很多指标上不如社会学论文的结论，但并不等于否定前者，更没有贬抑广大体育人文社会学工作者研究生培养成效的用意。在我们看来:中国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具有积极进取、简约务实和灵活包容的优势，而且与社会学等相比，没有“言必称希腊”式的畸形的西方话语崇拜情结;只要能确立文化自觉意识，解决范式不成熟的问题指日可待，只要保持不断自我突破，必定有大放异彩的一天。

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日本法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法学；经验科学；民法解释学

日本法社会学比较注重法的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或人类学的研究，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乃至摄取方面有着独特的历史和经验。[1]由于日本法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的汲取，我国有的学者甚至把日本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创始人平野义太郎和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著名民法学家我妻荣的有些著作也列入法社会学的成果。[2]战后，日本法社会学还汲取了美国的经验主义和其它国家法社会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法社会学领域展开了传统与非传统法社会学方法论的争论，其结果是促进了法社会学的发展。处在公正和效率十字路口的中国“多元化法理学”正面临着法律“本土化”和“全球化”方法论的冲击[3]，东亚邻国日本法社会学的成功经验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一、早期日本法社会学的科学因素

日本法社会学的产生可以追溯到穗积陈重在1886年提出的“法律进化主义”和1889年提出的“法律学的革命”思想。[4]大正民主主义时代是法社会学开始对日本社会内在的“社会法则”进行法的分析的重要时期。这时期的法社会学动向主要集中在对法社会学新方法论的摸索，努力引进外国的法社会学理论，在批判概念法学的基础上正视日本社会的现实，从保障生存权的立场出发把握“活着的法”，处理激化的社会矛盾。并且发展到运用马克思主义把握“社会法则”，产生了从根本上批判法律体制的立场。1917年穗积重远发表了《法理学大纲》一书，介绍了法理学的分析派、哲学派、历史派、比较法学和社会学派，并对社会学派作出了很高评价，对奥地利的埃利希•尤金（Ehrlich Eugen,1862-1922）、法国的弗兰科斯•惹尼（Francois Geny,1861-1944）和美国的罗斯科•庞德（Roscoe Pound,1870-1964）的学说极为推崇。1920年6月高柳贤三、末弘严太郎等在瑞士伯尔尼见到了流亡中的埃利希，此后埃利希的《成文法与活着的法》、《法律社会学》等论文很快被翻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法社会学的诞生。[5]

1937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法社会学的特点是注重对日本和中国农村的调查，并在调查中寻找“活着的法”。如1940年戒能通孝为研究佃农法，冒着险些被作为特务逮捕的危险到信州农村采访调查。[6]川岛武宜阅读了小野武夫的名著《永佃农论》后认为“不根据经验资料的议论是没有意义的，不调查研究空发议论是不行的”，1942年他开始深入长野县农村对明治民法与农村“活着的规范意识”之间的裂缝作调查研究。[7]除了国内的调查，日本法社会学者还对中国内蒙古游牧社会的法律习惯和华北农村的社会规范进行了“例行调查”。以末弘严太郎为首、由平野义太郎、仁井田升、福岛正夫、戒能通孝、矶田进、德田良之等参加的调查组通过长达2年的社会调查，为理解“活着的法”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可以说是日本法社会学的巨大业绩[8]，成为了战后法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阶梯。虽然这一调查被日本政府期待为统治中国华北“立法行政的参考资料”，在客观上存在为日本军国主义占领政策服务的色彩，但在日本也成为了巨大的学术遗产，因为以末弘严太郎为代表的日本法社会学者坚持了对占领政策消极抵抗的立场并将其贯彻到了学说调查，把调查的目的锁定到了“中国民众是在怎样的惯例下营造社会生活的”，从而“活生生地勾画出其社会的特征”。[9]可以说，末弘法学是战后日本法社会学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回归点。[10]并且，战前的日本法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法学存在许多共同点，在对天皇制、地主制、家族制和官僚法学的批判上尤为一致。其中以末弘严太郎为代表的法社会学，包括非马克思主义法学者，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深刻影响。

二、战后日本法社会学方法论的科学因素

战后到1952年的媾和条约成立期间，日本社会发生了较明治维新有过之无不及的巨大变革。战争期间蒙受压制的“作为科学的法律学”[11]在新宪法确立的思想学问自由的体制下获得了新生。法社会学领域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新局面，1947年12月法学流派倾向不尽相同的学者尾高朝雄、中川善之助、末川博、舟桥谆一、平野义太郎等发起成立了日本法社会学会[12]，1949年至1950年出现了围绕实践性课题的“法社会学争论”，站在市民法学立场的法社会学与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法社会学关于法社会学的方法论展开了争论，其结果是增强和提高了法社会学的科学性。

1．法社会学争论

战后不久的日本马克思主义法学在平野义太郎和加古佑二郎思想的基础上，在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法律部的指导下，不仅开展了前苏联法的研究，而且对日本人民民主主义革命了炽烈的心血，对以建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为目的、对人民民主主义缺乏展望的法社会学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和疑虑。1949年开始马克思主义法学者对川岛武宜的法社会展开了批判，并且在马克思主义法学内部也发生了有关国家法及其阶级性的争论。[13]马克思主义法学者杉之原舜一在论文《法社会学的性格》中，批判了川岛武宜将法律分为行为规范和审判规范的观点，指出法的本质问题是国家权力的强制性，把行为规范和审判规范塞进同一法律范畴的做法抹杀了法的阶级性，并且现实的行为规范也不是审判规范的基础，相反却经常受到审判规范的践踏。杉之原舜一在1950年发表的论文《什么是法—行为规范和审判规范？》中指出，“作为科学的法律学的出发点，首先比什么都重要的是，必须从具体的国家和法律现象的具体分析中弄清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法律。同时，必须从彻底批判掩盖国家和法的阶级性、为其合理化和粉饰所散布的这样那样的资产阶级法律理论出发”。

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批判面前，川岛武宜没有从正面应对，戒能通孝作了自我批判。以此为契机，许多法学者对法社会学的性格和法的本质有了新的科学的认识。

2.法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改进

早期的日本法社会学主要聚焦在农村的实况调查和对明治以来法律制度的历史性研究，特别是对日本家族制度和资本主义法律构造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对法律现象的分析不够充分。1960年川岛武宜发表了《法社会学的课题》一文，指出了法社会学偏重历史研究、缺乏分析法律现实的缺点，强调应确立作为经验科学的法社会学，为此不能停留在例如使用马克思的公式或假设说明过去存在的法律现象阶段，也不能停留在基于对某一法律现象的政治价值判断展开的政治攻击、批判或宣传。川岛在1959年发表的论文《社会科学中的人的地位》中，对经验科学做出了阐述。他认为，在英国和美国使用经验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现象已成为一个传统，经验科学具有与自然科学相同的性质，是以社会现象的基本要素“人”和“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为出发点的。马克思也认为作用于自然的具有主体性的人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出发点，因此现代美国的社会科学与马克思的社会科学在最基本的点上是相通的。马克思的理论是以革命为目的，而美国的社会科学则是以社会工作、宣传、广告、市场调查、舆论调查、教育和劳务管理等为目的。两者之间虽然存在难以跨越的深谷，但如果认为两者完全水火不容，就不可能对各该理论作出正确的评价。

构想作为与自然科学具有相同性质的经验社会科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川岛武宜一贯主张的研究方法。敢于从“活着的肉体性的人”中找出马克思的社会科学与美国社会科学的共同点并认为从此出发才能构想作为与自然科学具有相同性质的经验社会科学，表明了川岛武宜对马克思主义的独自理解，同时也是他向美国社会科学或经验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转移的标志。[14]的确，从川岛武宜五十年代后期以后的论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法社会学方法论的转移或转换。如果以五十年代后期为界，那么在前期中多少显示出历史唯物论和哲学唯物论的倾向，在后期则转向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经验主义认识论，并且带有心理学和生理学的倾向，七十年代以后则更向信息行动科学倾斜。

三、日本法社会学对日本法学的积极影响

日本法社会学对日本法学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日本法社会学对法学的研究方法做出了新的探索

从日本法社会学的发展过程看，对日本法社会学的形成起到不可或缺的缔造作用的平野义太郎、川岛武宜、戒能通孝、渡边洋三、矶田进、福岛正夫等学者都是在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影响下开始研究法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是许多早期法社会学者的出发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社会学的研究灿烂地兴起，对许多年轻的学者来说法社会学是与“民主主义法学”的形成不可分割的学说，并且这一时期的法社会学带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比较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15]因此，早期的日本法社会学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展开的，其性质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法社会学。从川岛武宜、碧海纯一等学者研究“经验法学”开始，日本法社会学的方法论出现了多样化的局面。

七十年代以后，川岛武宜提出法社会学不是“社会学”，而是“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主张法社会学应成为研究法律现象法则的经验科学。川岛武宜的法社会学也与美国庞德等主要从案例等材料获取审判规范和体系的“社会学法学”不同，它基本上是把法的经验主义作为宏观的历史法则加以捕捉。[16]作为经验科学的日本法社会学不排斥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方法论，川岛武宜尝试性地将马克思的社会科学与美国社会科学相结合，提出了根据研究的需要交叉运用马克思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法社会学研究方法，这在美国社会科学日益为世界普遍重视和汲取的现代，无疑具有时代的探索和创见精神。但是，以经验科学为目标的日本法社会学，如果只是追求与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Parsons Talcott, 1902-1979）的“构造—功能分析”理论相结合的话，也会扩大与历史科学法社会学的距离。[17]对此，渡边洋三从马克思主义法社会学的角度提出应该综合把握历史科学的法则和经验科学的法则，与川岛武宜一样为日本法社会学的发展指出了方向。

2．日本法社会学对“法”提出了新的理解

领导日本战后法学界的是日本法社会学，战后最初成立的学会也是日本法社会学会。由于战后日本急速的立法改革，使法社会学得以代替一时瘫痪了的法律解释学，并且由于法社会学是与日本的民主化相对应展开的，因此能够吸引众多的法学研究者。它将战后年轻法学者的眼光吸引到日本社会的现实，赋予法学以科学的实证性。[18]战后日本的社会现实和近代制定法之间、民主主义价值与现实法律体系之间等矛盾则推动了日本法社会学的发展。

以川岛武宜为代表的日本经验主义法社会学在奥地利的埃利希、德国的坎特罗威茨（H.Kantorowicz,1877-1940）和美国的庞德等法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新的法学理论和法学方法论，实际上对“法”的概念本身做出了扩张，创设了僵硬的制定法以外的“法”。作为法的社会理论的日本法社会学重新对法做出了定义，自己创设了作为其对象的“法”。有的西方法社会学者指出，弄清马克思对法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观点是理解整个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的关键。在同样是经验性的考察中，马克思明确承认法对经济的影响，但却未把这一洞察放到法与社会的理论体系中加以阐明，其结果是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停留在了单向的和经济决定论的层面，尽管在某些段落中一个基础已经产生，在那里可以发展到完全承认诸如法这样的上层建筑要素的相对自治。[19]同期的日本马克思主义法社会学也对法的精神和法学做出了相应的探索，认为法的精神是正义，法学是探究正义之学。如渡边洋三所称，“法的正义之问题在根本上与‘人的尊严’密切相关，尽管人类的历史反复经历了数不胜数的错误和愚顽，蹒跚在前进与后退的锯齿之路，但从长远的眼光看，是一部以‘人的尊严’为目标的斗争的历史”。[20]

3．日本法社会学推动了民法解释学的发展

日本走入近代法制以后，民法学的方法和理论一直是其它法律领域法学的领头羊。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法特别是民法解释学也面临了各种新法学思潮的挑战。法社会学乃至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促进了各部门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的深刻反省，把许多法学家的眼光吸引到了法的历史性存在性格。

民法学者来栖三郎于1950年发表了论文《法的解释适用与法的遵守》、1953年又发表了《法的解释与法律家》，认为法的解释决不是对法规的客观认识，而是具有法律家价值判断的“主观性”解释。来栖指出，为了确立“正确的解释方法”，必须开展法社会学的研究，并认为他自己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早在末弘严太郎的论文《法律解释中的理论和政策》中就已被提示。几乎同期，1954年川岛武宜发表了题为《作为科学的法律学》的论文，提出了与以往的实践性法律解释学不同的、追求“客观性价值体系”的法律解释学。来栖和川岛的不同观点引起了民法学界乃至整个法学界的关注和争论，唤起了民法学者对法学技术性和历史性的认识。根据川岛的学说，“法”是由“法的价值判断”和“语言的技术”两个要素构成的，因此法的解释也与这两个要素相关。民法领域产生的纠纷，原则上属于相互对立的私人利益的冲突，审判的结果是给与一方的私人利益以有力的法律保护。因此，这里的价值判断是比较衡量对立的诸方利益，决定是否给予法律保护的过程。法律解释者决定了利益衡量后，接着就必须选择最能实现该利益衡量的“语言的技术”。川岛认为，在战后政治民主化和法学家热切憧憬法律科学性的前提下，法律解释中的“利益衡量”和“语言的技术”，可能而且也应该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川岛的这一学说为当时的民法解释学者所普遍接受，使日本民法解释学的主流沿着“在自觉地选择一定的‘利益衡量’基础上的机能主义方法”的方向发展。[21]

川岛武宜虽然是作为民法大师我妻荣的助手走入法学界的，但他领导的法社会学在战后取得了法学之王的地位，并对作为我妻荣民法解释学之发展的加藤一郎、星野英一等提倡的民法“利益衡量论”产生了直接的和决定性的影响。

四、结语

我国的法律社会学目前就其表现形态而言主要是一门法学学科，但是，最终将成为横跨法学和社会学的交叉学科。[22]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现代科学不是在一个民族或一个体制下形成的，而是由科学中心移动来吸收新的要素而形成的。在科学方面，孤立就意味着停滞，在社会主义范围内也同样如此。[23]正如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法律”、“法庭”、“法学”、“法理学”、“法哲学”、“人权”、“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等词汇都由日本人组合并传入我国那样，作为科学的日本法社会学在对社会问题及其方法论的研究上走过了一条把马克思主义和经验主义与日本社会相结合的漫长道路，它的许多经验和教训无疑有助于我国法律社会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

[1]（日）《川岛武宜著作集》第2卷，东京，岩波书店，1982年，第158页。

[2] 何勤华：《西方法学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25页。

[3] Ronald C. Keith, Law and Justice in China's New Marketplace, London, Palgrave Press, 2001, p234.

[4]（日）川岛武宜编：《法社会学讲座2》，东京，岩波书店，1972年，第187页。

[5]（日）潮见俊隆编：《社会学讲座9—法社会学》，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4年，第242页。

[6]（日）戒能通孝编：《日本的审判》，东京，日本评论社，1968年，第418页。

[7]（日）川岛武宜：《我的法律学进程（2）》，载《法学セミナ—》2号，1956年，第51页。

[8]（日）日本法社会学会编：《日本的法社会学》（创立30周年纪念），1979年，第267页。

[9]（日）石村善助：《法社会学序说》，东京，岩波书店，1983年，第90页。

[10] 渠涛：《日本民法编纂及学说继受的历史回顾》，载《环球法律评论》2001年秋季号，第290页。

[11]（日）川岛武宜：《〈作为科学的法律学〉及其发展》，东京，岩波书店，1987年，第2页。

[12] 何勤华：《战后日本法律社会学的发展及其特征》，载《中外法学》1991年第2期，第62页。

[13]（日）渡边洋三：《战后法社会学的回顾与展望》，载《法律时报》第37卷第5号，1965年，第22页。

[14]（日）伊藤护也：《法社会学方法论的检讨》，东京，法律文化社，1988年，第140页。

[15]（日）川岛武宜编：《法社会学讲座3》，东京，岩波书店，1972年，第142页。

[16]（日）六本佳平：《战后川岛武宜法社会学的遗产》，载《法律时报》1993年1号，第37页。

[17]（日）及川伸：《法社会学的理论性展开》，东京，法律文化社，1992年，第236页。

[18] 陈根发：《日本现代法哲学思潮源流论》，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第76页。

[19] Paul Philips, Marx and Engels on Law and Laws, Totowa New Jersey, Barnes & Noble Books Press, 1980, p201.

[20]（日）渡边洋三：《法为何物》，东京，岩波书店，1998年，第17页。

[21]（日）甲斐道太郎：《法律解释学的课题—民法解释学的现状素描》，载《法律时报》第37卷第5号，1965年，第29页。

[22]赵振江：《法律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5页。

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熊彼特 经济学方法论 新进展

〔中图分类号〕F091.3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11-0030-07

一、引言

金融危机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当代现实经济问题解释力的不足，经济学界刮起了一股反思主流经济学范式的新风。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主张从古典经济学家和非主流经济学家那里寻找解决之道，熊彼特作为经济学说史上屈指可数的大家之一，更是备受重视。

在两百多年的经济学发展史上，熊彼特以其广博的知识、深邃的思想以及中立的态度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是罕见的兼具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大学者。他近乎“贪婪”地从各个领域汲取有价值的知识，用以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有学者认为，他这种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研究方法，是他惊人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而这种创造性又赋予了他的理论一种别具一格的魅力。但也有人认为，熊彼特的这种兼容并包的做法，让他在不知不觉间接受了方法论上根本对立的经济学理论，最终导致其整个理论体系呈现出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本文认为，学界之所以产生这种认识上的分歧，主要缘于对熊彼特方法论了解不足。事实上，熊彼特在经济理论方面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与其方法论思想的核心主张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要想真正理解熊彼特的经济理论，了解其整个理论体系的优势和缺陷，就必须对他的方法论思想有一个深刻全面的认识。遗憾的是，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尚少。反观国际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则要领先许多，继马克卢普（Machlup）做出开创性研究之后的60多年中，斯威德伯格（Swedberg）、谷佑一（Shionoya）和安德森（Anderson）教授分别从社会学家、哲学家、演化经济学家这三个角度对该主题进行过探讨。

二、熊彼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进展

1马克卢普对熊彼特方法论所做的开创性研究

1950年1月，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溘然长逝，为了缅怀这位曾经为经济学界做出不朽贡献的经济学大师，《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杂志于1951年第5期发表了15篇纪念熊彼特的文章。后来这些文章与其他的5篇论文共同收录在了该杂志出版的熊彼特纪念文集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章中不乏一些后人研究熊彼特思想必读的经典之作，如弗里茨・马克卢普于1951年撰写的《熊彼特的经济学方法论》一文就是这些经典之作中的一篇。这篇文章是对熊彼特方法论思想所做的第一次系统性总结和评论，它也成为之后以熊彼特方法论为主题的论文最常引用的素材。

马克卢普教授在论文一开始就表示，熊彼特在年轻时曾强烈支持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但是伴随其思想上的成熟，他似乎逐渐倾向于支持使用历史的方法。这种转变与他在第一本书《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主要内容》中所表达的主张是一致的，即“在历史方法与抽象方法之间并非存在对立关系，它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它们对不同问题的兴趣”。 Fritz Machlup， “Schumpeter’s Economic Methodology，”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33，1951， p.145.该主张事实上反映了熊彼特对于方法论之争问题的态度，即方法论之争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所以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像理论学派或历史学派所宣扬的那样是普遍正确的或者普遍错误的。马克卢普教授对于熊彼特的这一观点表示极为赞同，写道：“我认为，随着他（熊彼特）对于一般认识论和科学方法拥有过人的理解力，加之在许多知识领域的广泛学习与阅读，他不再能够忍受在这一领域的不同专家在方法论问题上的胡言乱语。当其他人都在不断重复他们那些固执的言论时，熊彼特则迫切地表明他自己的主张――必须保证方法论上的包容性。”马克卢普之后的论述兴趣主要集中于熊彼特对不同方法的包容性上，他认为熊彼特在其长达44年的学术生涯中，始终执着于追求“历史的、统计的和理论的综合”以及“这些方法之间的相互渗透”。 徐则荣：《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经济思想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2页。但是，马克卢普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至此而已，他没有对熊彼特是否成功运用这些研究方法做检验。而这一遗憾我们只能通过考察其他经济学家的工作进行弥补。例如，在数学――静态学――计量经济学方法方面的检验，主要由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与拉格纳・弗里希（Ragnar Frisch）二人完成，他们在1951年的纪念集中独立发表了关于这方面的两篇文章。

此外，虽然马克卢普注意到了熊彼特所说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只与经济学相联系而与政治学无关，但他避开了所有关于熊彼特固有的对政治方法论个人主义忽视的批评，而这显然是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明显忽略的一点。纵观全文，可发现马克卢普不断地规避掉了熊彼特学术中可能会引起争议的论点，而只论及他方法论思想中为大多数人所赞赏的观点。帕尔曼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彻底的哈耶克主义者，即他在写纪念类文章时会贯彻‘对死去之人，只言其好’的原则。” Hanusch and Pyka， Elgar Companion to Neo-schumpeterian Economic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7，p.40.这一原则的贯彻明显弱化了他这篇文章的客观性。

本文认为，由于受到某些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马克卢普的这篇文章尚存在许多的缺陷与不足，但是这并不妨碍其成为后人研究熊彼特方法论思想的必读经典。因此，在阅读这篇论文时应该抱有一种宽容的态度，考虑到这毕竟是在熊彼特去世后一年之内赶制出来的一篇纪念性文章，而当时两本熊彼特离世以后由其夫人伊丽莎白・熊彼特整理出版的巨著――《经济分析史》与《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的十大经济学家》都尚未出版，马克卢普在那个年代能够如此系统地介绍熊彼特的方法论思想已实属不易。

2斯威德伯格关于熊彼特方法论的观点

理查德・斯威德伯格对于熊彼特的研究学术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可以说他是研究熊彼特思想方面数一数二的专家，甚至有人说“他在这方面的专业程度可能只有盐野谷佑一教授能与之媲美了”。 Hanusch and Pyka， Elgar Companion to Neo-Schumpeterian Economic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7，p.44.斯威德伯格研究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是从一个社会学家的角度出发对熊彼特理论进行考察的，他在《熊彼特传》（Swedberg，1991年）中通过叙述熊彼特的生平和著作来引出他的研究主题――经济社会学。

斯威德伯格尝试通过叙述熊彼特学术的演进过程来展示熊彼特对于经济过程的感知是如何在与主流经济学家为经济学设定的前提的决裂过程中逐渐丰富的。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前提包括：（1）对于产品和服务有效产出的逻辑研究；（2）解释要素报酬分配原因的经济逻辑。斯威德伯格从熊彼特在1912年发表的《经济发展理论》开始研究，主要展示在这之后的15年学术生涯间熊彼特是如何偏离曾经备受推崇的狭隘的传统经济学道路。他之所以选择对这段时间熊彼特的学术进行考察，主要是因为在熊彼特完成前三本书后的19世纪20年代已经逐渐意识到要将一些涉及制度范围的内容引入经济分析中来。熊彼特的这一计划与马克斯・韦伯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但是，与韦伯不同的是，熊彼特的兴趣仅仅集中在那些与经济学两大传统问题――生产问题与分配问题有直接联系的制度之上，而且他重视宏观多于微观，重视动态多于静态。

这本传记简要地介绍了熊彼特在这一时期内所写的四篇主要论文：《税收国家的危机》（1918年）、《帝国主义与社会阶级》（1919年）、《古斯塔夫・冯・施穆勒和当前问题》（1926年）、《同源种族环境中的社会阶级》（1927年）。只要稍作了解，很容易发现这四篇文章无一不涉及到发展一种“经济社会学观”――社会学与经济学有交叉的主张。

具体说来，在《古斯塔夫・冯・施穆勒和当前问题》一文中，熊彼特对施穆勒理论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正式认可了社会经济学，认为理论、统计、历史和社会学应该卓有成效地结合起来，以构筑经济学的基础。这表明熊彼特此时已经意识到了理论方法在分析经济动态学上的局限性，于是逐渐接受历史方法，并且认为其在理解资本主义方面比门格尔主义分析更加有效。所以，此文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标志着熊彼特方法论思想实现了一次重大转折。但是，作为一位社会学家的斯威德伯格教授显然对熊彼特的另外三篇文章更加印象深刻，“主要是由于这三篇文章更有助于研究者介定熊彼特的经济社会学”。 Swedberg， Schumpeter：A Biogra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p.97.如《税收国家的危机》（1918年）主要讨论的是开辟社会学的一个新领域，即“财政社会学”的可能性，认为只有放弃使用纯粹的经济分析方法，运用经济社会学分析方法才能对财政中的税赋问题进行研究。《帝国主义与社会阶级》（1919年）则尝试从经济社会学角度对帝国主义进行解释，尤其是对帝国主义中的“不理性和非理性”因素进行研究。《同源种族环境中的社会阶级》（1927年）通过将企业家理论引入社会学分析之中，从经济社会学角度对社会阶级的形成做出解释。可以说，这三篇文章都旨在扩充经济学的势力范围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经济社会学，认为要将那些原属于纯经济学预先假设中的内容――涉及社会政治结构的税收、阶级和帝国主义等问题纳入到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中来，经济学家就必须从纯粹的经济学分析方法转向经济社会学的分析方法。

从斯威德伯格教授的角度看来，熊彼特的方法论是从一种门格尔主义、瓦尔拉斯主义和施穆勒方法的广泛折中主义演化而来，逐渐实现了一种包括了经济制度主义、经济动态学和社会学范畴中的特殊历史事件方面的熊彼特式融合。斯威德伯格认为熊彼特这一方法论思想的主要贡献为：（1）发展了一种综合的经济制度主义，以避免由于传统主流经济学前提的束缚而使未来经济学研究受限于知识界的狭隘观念之中；（2）熊彼特发展了一种他认为是最佳和唯一真实的经济社会学，这种经济社会学实现了我们所知的市场社会动态学的融合。可以说，斯威德伯格教授以一位社会学家的身份和视角对熊彼特的方法论思想做了较为深入的考察，他的评价主要集中在熊彼特的经济社会学贡献上，虽然称不上十分全面，却独树一帜。

3盐野谷佑一与莫里亚关于熊彼特方法论思想诠释的争议

盐野谷佑一教授几乎将自己全部的科研精力都投入到熊彼特的方法论研究，在这一领域可谓建树颇丰，因此他也成为经济学界公认的熊彼特方法论研究大师。他在追溯熊彼特方法论思想发展方面的工作，比起之前介绍的两位研究者，不仅内容更为详实而且态度也更为中立。

首先，盐野谷佑一认为只要是研究过熊彼特主要著作并且阅读过大量相关文献的人，都会为熊彼特方法论思想所具有的复杂多变性而感到费解。因为，经常会有熊彼特思想的诠释者发表完全对立的观点，而这些对立的观点还都能在熊彼特的著述中找到原文支持，可谓言之凿凿，有根有据。这就使得熊彼特的真实想法在研究者眼中变得令人难以捉摸。在《熊彼特和社会科学思想：一种元理论的研究》（1997年）一书中，盐野谷佑一表示，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熊彼特的研究范围涵盖了诸多学科和流派，包含一些看似前后矛盾的观点，以致于让人感觉其理论既具犬儒主义（Cynicism）色彩，又有折衷主义特点，还偶尔显得有些自相矛盾”，② Moura， “Metatheory a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Schumpeter after Shionoya，”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26， 2002，p.805.这使得基于熊彼特工作细节和片段来进行诠释的学者很容易对其理论产生一定程度上的误读，而表达出与其本意南辕北辙的观点。关于这一问题，盐野谷佑一认为解决这一困境的有效途径就是“全面地考察他（熊彼特）的工作……而不是零零碎碎地阅读其著作”，②只有这样才能够了解到其总体理论背后的潜在一致性。他还提议如果能够运用工具主义方法论对熊彼特的理论进行重建和解读，就会发现其研究纲领其实是建立在一种“普遍性社会科学” 即社会科学的一般基础。基础之上的，而熊彼特的元理论框架正是理解这种潜在一致性及其科学贡献实际重要性的关键。 元理论框架是Shionoya汉字教授在对熊彼特方法论进行工具主义诠释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而对于工具主义诠释的具体内容，笔者将另外撰文说明。由于熊彼特提出普遍性社会科学思想的初衷是要与马克思的普遍性社会科学概念一较高下甚至取而代之，而马克思的普遍性社会科学主要讨论了生产结构（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体系（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所以熊彼特也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经济与科学思想上，他的普遍性社会科学思想包含了经济发展与科学发展两条主线。值得注意的是，盐野谷佑一教授承认这些建议都是建立在“认为熊彼特的思想可以被重建为一种范式” Yuichi Shionoya， Schumpeter and the Idea of Social Scienc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p.Xii.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的。

对于盐野谷佑一教授的这种诠释方式，马里奥・莫里亚教授曾经在《元理论作为理解的关键：盐野谷佑一之后的熊彼特》（2002年）一文中提出质疑。莫里亚认为盐野谷佑一教授所设定的假设前提是错误的，即认为“存在着熊彼特主义本质（Schumpeterian Essence）”。莫里亚教授将盐野谷佑一坚持的这一假设前提分解为三点主张：（1）熊彼特始终如一是一位工具主义者；（2）认为熊彼特的工具主义是正确理解其理论的关键；（3）熊彼特在工具主义方面保持了首尾一贯的立场。他认为在熊彼特的著作中既包括瓦尔拉斯理论因素，又包括马克思理论因素，所以熊彼特既非前后一致地坚持瓦尔拉斯主义，又非一如既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因而并没有达到工具主义中至少要符合理论内在一致性的要求。 请注意Moura此处指的是一种理论的内在一致性，而非几种理论之间的非一致性，与熊彼特式工具主义中所认为的基于不同的具体问题，可以采用不同方法的观点并不抵触。莫里亚还表示通过对熊彼特后期作品的考察，可发现熊彼特的元理论方向并非完全符合他在《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主要内容》一书中所设计的工具主义方法论计划。所以，他认为盐野谷佑一所坚持的假设前提不成立，熊彼特主义的统一性本质并不存在。进而，盐野谷佑一在假设基础上将熊彼特的实体理论置于元理论框架之中，试图阐明存在于静态学、动态学和经济社会学之间的逻辑一致性的做法亦是存在问题的。莫里亚指出，由于熊彼特主义提倡的开放性世界观与潜含在他所使用的科学工具背后的封闭性世界观在根本上具有不可融合性， 具体指熊彼特既接受那些预先假定封闭体系的理论，又想研究一种以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为特征的开放性社会体系。因此，像盐野谷佑一那样在否认熊彼特思想非一致性的基础上，将元理论作为理解熊彼特思想关键的做法只会将熊彼特理论的研究引上歧途。他认为，合理的做法应该是正视熊彼特工作中存在的复杂多变性，通过阐明这些矛盾对立与非一致性的原因从而了解熊彼特理论的本质含义。

显然，盐野谷佑一与莫里亚争论的焦点在于熊彼特思想在本质上是否具有一致性。笔者认为，熊彼特思想是否具有一致性主要取决于从哪个层面出发进行考察。在实体理论层面，熊彼特的理论主要包括经济静态学、经济动态学与经济社会学三个分支。而这三个分支的理论内容是熊彼特在融合了各种不同理论体系精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必然存在着诸多非一致性。尽管熊彼特竭力将这些理论之间的不一致性降至最低，但是潜含在这些理论背后的两种世界观――开放性世界观与封闭性世界观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决定了他的这种努力终究是徒劳的。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本文认同莫里亚教授观点，认为熊彼特的实体理论思想确实存在矛盾对立。但是，本文也认为莫里亚教授过分地夸大了元理论重建而产生的非一致性。根据盐野谷佑一教授的观点，在元理论层面，熊彼特的理论包括科学方法论、科学历史与科学社会学三个分支，而这三大分支与实体理论层面的三大分支是一一对应，相互关联的：科学方法论与静态结构和科学规律有关；科学历史处理的是科学的动态发展；科学社会学则包含作为社会现象的科学活动。科学与经济这两套思想体系好比架构在“普遍性社会科学”基础之上的两座理论大厦，拥有三个楼层，并且在第三层上通过一条社会学的走廊实现了连接，盐野谷佑一谓其“考察思想与社会的双结构方法”。也就是说，在元理论层面，通过将熊彼特的工作作为一种社会科学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其理论本质背后的一致与统一性。所以，笔者认为盐野谷佑一教授和莫里亚教授的理论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在争论尚无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读者不妨先将莫里亚教授的替代性诠释作为盐野谷佑一重建理论的一种有益补充。

4安德森对于熊彼特方法论的评价与发展

新熊彼特主义演化经济学家阿斯本・斯洛斯・安德森在《熊彼特的演化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引擎的一种理论的、历史的、统计的分析》（2009年）一文中表示，“尽管熊彼特的工具主义方法论成为盐野谷佑一教授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但是盐野谷佑一着重强调的是对熊彼特通用社会科学基本思想的诠释……因此是对熊彼特思想进行的制度主义诠释。” Esben Sloth Anderson， “The Difficult Jump from Walrasian to Schumpeterian Analysis，” The International Schumpter Society Conference in Tyoko at August 19～22， 1992，p.18.但是，安德森表示这种强调一般社会科学的制度主义诠释并非他所要阐述的主题，事实上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对熊彼特思想的演化主义诠释上。他想通过将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结合的方法，实现对熊彼特理论体系的演化主义诠释。

安德森认为，熊彼特为了将讨论的重心从具体理论转向熊彼特主义的研究纲领，他试图将自己的演化理论与经济学说史结合起来，并且将他学术生涯后期的大量精力用于撰写三卷本的《经济分析史》。安德森表示，《经济分析史》不仅可以作为经济史学家们的重要指南，而且可以为理论经济学家们所用，尤其是那些现代演化经济学者。这主要是因为，“第一，这本书介绍了一种经济学科学的演化理论；第二，在这本书中，熊彼特在本书中得以有机会讨论一些演化经济学的中心概念；第三，这本书包括了一种经济学科学基础领域的共同演化理论，而这对于演化经济学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Esben Sloth Anderson， Schumpeter’s Evolutionary Economics：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Engine of Capitalism， London：Anthem Press， 2009，p.12.安德森表示，在熊彼特的理论中，每一门科学的发展都表现为科学分析工具的更新及发展的演化过程，经济学科学自然也不例外。由于经济学的基础领域包括经济理论、经济统计学、经济历史和经济社会学，所以熊彼特建议将经济分析建立在系统的演化经济行为之上，并且将经济行为放置于演化的制度框架内进行考察。但是，由于熊彼特当时缺乏研究这些演化经济行为的动态分析工具，他并没有发展出健全的演化经济学。可以说，正是在方法论上的难题，阻止了熊彼特在演化经济学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但是他却给后来的新熊彼特主义演化经济学派起了个好头。后来的演化经济学者在熊彼特研究的基础上将演化经济学的基础领域分为演化经济理论、演化经济统计学、演化经济历史和演化经济社会学四个部分，并表示一种有效的演化经济分析方法不仅要能够考察这四个基础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且要注重这四个领域和应用演化经济学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对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亦成为当代演化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命题。 后来，许多国内外的演化经济学者就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问题提出过不少解决方案，其中不乏值得我们借鉴的有益思想，如有学者认为“从经济学作为一种经验科学的角度来看，比较的、历史的、制度的和解释学的方法可以构成演化经济学的经验研究方法。”参见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的新发展》，收录于《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06-2007）》，高翔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57页。

安德森教授对熊彼特方法论思想的演化主义评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这是继马克卢普、斯威德伯格和盐野谷佑一教授之后的又一种值得我们借鉴的独特思考。

三、简要总结与总体评价

通过上文分析可见，关于熊彼特方法论思想的研究在其逝世后的近60年内由多位学者的共同努力，获得了硕果累累的新进展。这些进展包括：（1）马克卢普教授的《熊彼特的经济学方法论》一文，开创了研究熊彼特方法论这一主题的先河，成为最早的一篇系统性总结和评论熊彼特方法论的文章，对熊彼特方法论的包容性、科学性主张、方法论个人主义等特征做了精要的概括，相对全面地评价了熊彼特在方法论方面的主要贡献。（2）斯威德伯格教授以一位社会学家的身份和视角对熊彼特的经济社会学贡献做了集中讨论，明确指出熊彼特率先提出的“经济社会学”概念是熊彼特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造性贡献之一，并认为这是从门格尔主义、瓦尔拉斯主义和施穆勒方法的折衷主义演化而来，逐步实现的一种包括经济制度主义、经济动态学和社会学范畴殊历史事件方面的熊彼特式融合。（3）盐野谷佑一教授运用“历史重建”的方法发现熊彼特的丰富思想可以在元理论的框架内实现统一，整个方法论体系可以被解释为工具主义，基于此提出元理论，并将其作为理解熊彼特方法论的关键。而莫里亚教授对熊彼特方法论存在本质一致性的质疑事实上又将谷佑一教授的元理论重建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4）安德森教授通过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相结合的方法实现了对熊彼特理论体系的演化主义诠释，认为熊彼特的方法可以简单概括为“演化的历史动态方法”，即将经济分析建立在系统的演化经济行为之上，并将经济行为放置于演化的制度框架内进行考察，为研究熊彼特的方法论思想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演化主义视角。

熊彼特一生都极其重视对方法论问题的探讨，“但是，他的方法论工作却几乎完全被学界忽视了，他的方法论思想甚至没能在经济方法论史上占有其应得的一席之地”， Yuichi Shionoya， Schumpeter and the Idea of Social Scienc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p.4.这显然是不公正的。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本文对熊彼特的方法论思想做出一个简要的评价，以期更多的人能够真正理解熊彼特，理解熊彼特方法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重要历史作用。

熊彼特的经济学方法论的创建性在于：第一，实现了理论与历史的综合，对理论学派与历史学派的方法论之争做出了回应。在对待理论方法与历史方法的选择问题上熊彼特并不主张采取极端的态度。他在重视历史方法的同时并不轻视理论方法，而是把理论方法放在适当的地位，并且努力使理论方法和历史方法在实际研究分析中通过某种方式结合起来运用。 通常是通过数学与统计方法实现两者的联系，并且形成一个交互反馈的过程。他认为，历史方法与理论方法在关注的问题、前提假设条件及研究目标上均不相同，必须与具体问题联系起来考察。为了要一争高下而无休止地争吵更是毫无意义的，正确的方法是综合运用这两种方法。不管这种综合是否成功，这种意图综合运用分析工具的想法在后人看来都是“具有高度创建性的”。 徐则荣：《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经济思想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2页。

第二，提出了“经济社会学”概念，将制度分析方法引入到经济学科学分析方法中来，提倡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视角。“经济社会学”概念是熊彼特理论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独创性贡献。虽然这一概念是熊彼特在借鉴了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经济学理论基础上提出的，但是两者之间明显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韦伯在提出“社会经济学”概念时，只是表示惋惜于门格尔――施穆勒之争后，经济学被割裂成“两门科学”这一事实，于是提出以一种基础广泛的社会经济学作为解决之道。熊彼特在《古斯塔夫・冯・施穆勒和当前问题》（1926年）中，以同样的逻辑提出，一种基础广泛的社会经济学是对历史经济学和经济理论之间的那条破坏性裂痕的解决之道。但他却在韦伯止步的地方前进了一步，并增加了自己的原创性思想。他认为施穆勒将经济制度 施穆勒的所谓经济制度是指所有权、继承权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政权。与经济制度的作用看成是经济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的做法，正是努力开拓（制度的）“经济社会学”的表现。按照熊彼特的看法，经济社会学强调制度分析中部分应该是实证，部分应该是推断，因此，经济社会学在过分强调理论的趋向和过分强调细节描述的趋向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亦可以被视作是方法论之争的解决途径。同时，它也实现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跨边界互通，为经济分析提供了一种新颖的跨学科视角，为之后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联手合作，解决一系列制度问题，开创了先河。

第三，尝试了对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综合，并且以此为分析工具对资本主义中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熊彼特一生最推崇的就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他认为该理论是经济理论方面的杰出成就，“这个伟大理论以其水晶般透彻的思想阐明了纯经济与一个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结构”。 殷凤：《卓尔不群的创新者――约・阿・熊彼特》，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页。但是，他并不是简单地接受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分析法，而是深信经济体系中有一种由它自己打破均衡的动源。于是，他建立了一套超越了一般均衡理论，从经济体系内部因素来说明经济动态现象的理论，即动态均衡理论。这种动态均衡理论实现了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综合，在熊彼特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创新理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如他先用静态分析法研究了永久处于均衡的资本主义循环流转，接着用动态分析方法研究了长期非均衡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现象。这种将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综合的尝试，是熊彼特方法论的一大创举，为他提出创新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支持，也为近代的演化经济学研究动态问题提供了研究方法上的借鉴，可谓影响深远。

需要强调的是，除具备上述三点优势外，熊彼特的方法论中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如他的方法论本质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因此他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时，完全忽略了生产关系与阶级矛盾的作用。而且，不可否认的是，熊彼特的方法论主张确实存在着前后矛盾的问题，这就导致了他在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时常会出现逻辑矛盾，比如他在对帝国主义是否持和平主张就有过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但是，尽管熊彼特的经济学方法论思想存在着上述缺陷，时至今日它仍然有许多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地方，它是熊彼特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遗产。本文认为，对于熊彼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新进展的介绍，将有助于国内学者对熊彼特的方法论思想获得一个全局性的感知，并在充分理解熊彼特方法论的基础上对熊彼特的其他理论成果有更深刻的理解，从而赋予熊彼特留给我们的丰富理论遗产以鲜活的时代意义，让它为现论经济学的发展“添砖加瓦”。

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针对社会学方法论领域长期存在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和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对立，布尔迪厄提出了一种综合的社会学方法论。布尔迪认为社会学应以场域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利用”(场域)而把握“两头”(社会和个人)。这种引入关系主义的研究方法，克服了由实在(社会和个人)取向的研究方法而导致的社会学中的一系列二元对立。布尔迪厄这一社会学方法论如今已成为人文社会领域内最具有影响力的方法论范式之一。

在社会学理论史上，方法论问题始终是一个核心课题。西方传统社会学对此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发端于涂尔干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另一类是开创于韦伯的个体主义方法论。由于这两种方法论生成的本体论背景不同，因而形成了社会学领域中的一系列二元对立。这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不仅使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出现严重分裂，而且也将社会学家们分成两大对立阵营。从20世纪70-80年代起，这种对立状况得到了很大改观，一批风头正健的年轻社会学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方法论整体主义和方法论个体主义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社会学应该克服这种方法论的二元倾向，并主张建立一种全新的方法论范式。在此背景之下，许多有创意的理论建构纷纷出笼，其中引人注目的有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卢曼的功能结构主义、吉登斯的结构化社会理论和布尔迪厄建构的结构主义理论。这些旨在超越方法论整体主义和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探索性理论，为社会学开辟了新的境界，特别是布尔迪厄从关系主义立场出发的社会学思考，成功超越了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二元对立，为实现社会学方法论范式的转换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一、整体主义方法论和个体主义方法论

社会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以后，社会学家们像孔德、斯宾塞等人就开始对社会学方法论问题进行思考，可以说在他们的研究中深深地渗透着他们所处时代的方法论成果，但他们没有进行严格意义上的方法论探讨。在社会学中对方法论进行自觉的探索应该可以追溯至涂尔干和韦伯。

(一)整体主义方法论

涂尔干所倡导的是整体主义的(holistic)、实证的(positive)方法论。在他看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那么，什么是社会事实呢?根据涂尔干的定义“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的约束的、或者换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可以看出，这一界定包含了社会事实区别于个体(或心理)现象的三个特征：即外在的客观性、制约性和普遍性。具体来说，涂尔干所列举的诸如法律、风俗习惯、道德规范、和仪式、语言和货币制度这些社会事实却独立客观地存在于个人意识之外，一旦个人不愿意接受社会事实的引导而严重地违反它，那么，这些社会事实的强制性将会正式地(如逮捕)或非正式地(如舆论谴责)表现出来。这种整体主义取向的学术路径决定了他所主张的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其一：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涂尔干认为在他之前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将现象的观念而非现象存在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即把现象认为观念而不是客观存在物。他强调事实先于观念、存在先于本质，从而把社会事实(即社会现象)作为构成社会学研究出发点的实物论据来研究。其二：社会事实必须根据别的社会事实来解释，并且这种解释必须包括因果分析和功能分析。涂尔干批判了各种对社会现象解释的还原论，认为根据个别现象(如意愿、意识、利己)来解释社会事实只会掏空社会学的内容。涂尔干在《论自杀》中，成功地贯彻和验证了上述方法论原则，为社会学家具体考察、解释社会事实提供了一个标准的实证研究范例。

涂尔干开创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为许多社会学理论流派(如结构功能主义、冲突理论、批判理论等等)所接受。就整体主义取向的研究方法而言，这些理论与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却从客观层面出发去解释和理解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个体。

整体主义方法论有助于我们了解客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化，但是也存在着它无法逃脱的内在缺陷。这与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前提预设不无关系。涂尔干是从社会唯实论的社会本体论观念出发的，认为社会学分析的基本单位是超越个人的具有群体特征的社会事实。如是，在涂尔干的方法论中，“社会”的过程被悬置起来，“社会”成了一个暗箱。另外，在涂尔干的方法论中，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个人的主体性无从体现，个人在强大的社会结构面前，绝对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没有任何能动性，从而出现了“过度社会化”的情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整体主义方法论悬置或消解了个体。

(二)个体主义方法论

韦伯是个体主义方法论的主要代表，与涂尔干不同，他的方法论是建立在社会唯名论的本体论观念基础之上的。作为一名典型的社会唯名论者，韦伯认为，社会是个人行动的产物，或者说是行动者组成的系统，只有作为社会行动的个体才是真实存在的，社会学不能撇开个体去研究超越个体之上的社会实体。因此，在韦伯看来，社会学是一门致力于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并通过理解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影响做出因果说明的科学。从韦伯对社会学的定义中可以看出，他将社会行动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作为社会学的两大任务。既然社会行动的本质是其蕴含的精神内涵和文化意义，那么用自然科学中的实证方法来研究社会学则无异于方枘圆凿，因此研究社会学的方法就别无他途，只能是理解和说明。所谓理解，就是试图探究行动者主观行动的意义关联，从而建构起行动间的基本分析单位和意义脉络。韦伯认为，理解可以分成两类，即对主观意义的直接观察理解和解释性理解。

对语言、行动(如砍柴、关门等)，非理解性的情绪反应(如惊叫、愤怒等)，以及对数学和逻辑命题的理解就是直接观察的理解。解释性理解就是对动机的理性理解，它把社会行动置于可理解的和更加内在的意义背景之中。例如樵夫砍柴，直接观察理解仅能理解樵夫的行为是砍柴，而解释性理解则要寻求砍柴的动机，或为挣钱、或为自用。可以说，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的目的是将隐藏在外化行动背后的主观意义揭示出来，从而达到对整体社会现象的因果说明，亦即在研究社会现象时优先考虑个体，通过个体研究整体。

由韦伯开创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在以后许多微观社会学理论流派(如符号互动论、现象社会学、常人方法学等)中得到了延续和发展。从总体上来看，这些学派都注重对社会微观层面的关照，即都是从“化约主义”的立场来看待社会整体的。在方法论个体主义者看来，个体是社会的真实整体，也是社会科学分析的基本单元。社会不能脱离个体而存在，“社会”不过是一个方便的“名称”或标签，用来指称个体及其行动集合的关系。因此社会可以还原为个体。和整体主义方法论一样，个体主义方法论有其局限性。这与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前提预设也是直接相关的。但他们并没有揭示出个体行动意义的生成过程。此外，在个体主义方法论中，个体是基本分析单位，而与个体相对的“社会”却隐而不显。这样，个体就获得了极度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如果说方法论整体主义者悬置了个体，那么，方法论个体主义者则悬置了社会。

二、布尔迪厄对方法论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超越

方法论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之间的对立，构成了社会学理论历史发展脉络中重要的两极。对此种社会学方法论分野，布尔迪厄进行了批判性考察，并设计出一套可以同时超越方法论整体主义与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社会学方法规则。布尔迪厄社会学方法规则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在涂尔干方法论整体主义基础上导入被其忽略掉的个体行动者的直接体验的规则。具体而言，就是首先运用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首要原则——系统地摒弃常识性认识与成见的原则——实现其“认识论断裂”，即首先将社会看作一个独立的客观事物(客观结构)。紧接着再对这一客观主义认识实施对象化与客观化操作，并把被方法论整体主义者所忽略的常识性认识与成见看作社会结构的象征补充并将其放到客观结构和被身体化了的结构(惯习)，即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的辩证关系中加以把握。显然，布尔迪厄的这一方法规则是对社会学方法论整体主义和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一种新的综合。在这种综合中，个体(行动者)和社会(结构)同等重要，而且个体与社会不是简单地拼凑在一起，这样就成功地避开了方法论折衷主义的暗礁。布尔迪厄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提出了极具原创意味的惯习概念，并且研究中引入关系主义视觉。

那么，何谓“惯习”呢?喜欢“开放式概念”(openconcepts)的布尔迪厄曾多次作过阐述，使其内涵充满了丰富性。第一，惯习是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菲利普·柯尔库夫(philippecorcuf)对这一定义作了解释：“禀性，也就是说以某种方式进行感知、感觉、行动和思考的倾向，这种倾向是每个人由于其生存的客观条件和社会经历而通常以无意识的方式内在化并纳入自身的。持久的，这是因为即使这些禀性在我们的经历中可以改变，那它们也深深扎根在我们身上，并倾向于抗拒变化，这样就在人的生命中显示出某种连续性。可转移的，这是因为在某种经验的过程中获得的禀性。(例如家庭的经验)在经验的其它领域也会产生效果；这是人作为统一体的首要因素。最后，系统，这是因为这些禀性倾向于在它们之间形成一致性。”第二，惯习是与客观结构紧密相连的主观性。布尔迪厄认为，惯习属于“心智结构”的范围。是种“主观性的社会结构”，或者说，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第三，惯习是一种生成性结构，是一种人们后天获得的各种生成性图式的系统。布尔迪厄把时间变量引入到惯习分析中，指出“惯习是历史的产物”，并且具有“双重历史性”(doublehistoricity)。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惯习必然是一种动态的、开放的系统。布尔迪厄指出：惯习“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不断地随经验而变，从而在这些经验的影响下不断强化，或者调整自己的结构。它是稳定持久的，但不是永远不变的。”可见，布尔迪厄的惯习概念在个体和社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布尔迪厄避免了长期以来许多社会学家试图在个人和社会之间所作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也使布尔迪厄超越了方法论整体主义和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努力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除了上述惯习概念，布尔迪厄社会学方法论具有浓厚的关系主义色彩，关系主义思考方式是布尔迪厄社会学方法论的一大特色。其实，关系主义视角本身并不新颖，它源自于结构主义。马克思和列维一斯特劳斯等结构主义大师都十分强调关系的重要性。但和布尔迪厄不同的是，在马克思和列维一斯特劳斯那里，关系的存在及其重要性并没有上升到方法论层面。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世界中存在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关系，他还特意把黑格尔的“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一著名公式，改为“现实的就是关系的”。据此，他将关系视角引入方法论层面，既摒弃了方法论个体主义，又拒斥了方法论整体主义，竭力主张关系主义的方法论。这可以从他的场域概念(是一些关系束)作为例证。布尔迪厄认为，概念的真正意涵来自于各种关系，只有在关系中，这一概念才能获得它的意涵，场域概念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而获得的。

布尔迪厄的这一关系主义方法论认为，社会科学真正对象不是研究单纯的个体，也不是社会实体，而是研究无数个体所构筑的一种场域，以及无数场域构筑的一种更大的场域综合性结构。

什么叫做“场域”呢?布尔迪厄认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ifguration)。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客观上的界定。显然，场域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关系的视角。布尔迪厄抛开传统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个体和社会，而将场域视为社会研究的基本单位，集中体现了布尔迪厄关系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布尔迪厄还确立了分析场域的路径：即从三个相互联系的步骤来进行研究。第一步骤就是要找出任何具体场域与政治场域的关系，这反映出权力场域的优先性。第二步骤就是要描绘出场域中各个位置关系的客观结构。最后的步骤就是要确立处在场域中占据各种位置的人所具有的惯习的性质。不难看出，场域是一个极具阐释力的概念工具。借助这一阐释工具，布尔迪厄在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创获颇多。更为重要的是场域概念的形成使布尔迪厄彻底走出了传统社会学方法论二元对立的阴影，从而为认识社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方法论的关系主义。

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音乐学方法论；分析；解释

音乐学的明天就像音乐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一样，在历史发展中演变、发展。音乐学是“研究有关音乐的一切事物”，在实际的探讨过程中由于研究的具体对象、角度和方法的不同，分为很多不同的部门，于是便产生了学科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音乐学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如何对该学科进行科学分类，学科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到底是什么，学科研究的方法论是什么，学科的性质是什么……尤其是对音乐学进行分类产生了很多分类体系，这些分类体系包括比如古罗马体系、阿德勒体系、德列格体系、维奥拉体系、艾尔舍克体系，其中最著名和比较全面的体系是阿德勒体系，现今的体系是从阿德勒的体系发展而来，杨燕迪论文也是参照这个体系进行阐释的。杨燕迪的论文《音乐学方法论综述》于1990年收录在《中国音乐年鉴》上。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篇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很有预见性同时又非常全面总结音乐学方法论的重要论文，值得一读。全文言简意赅，言语诚恳，十分有效地指出了当时这些学科呈现的特点以及不足，文章也短小精悍，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前言、主体、总结。

一、文章的结构

全文的前沿部分，是全文的一个引子，开篇就言简意赅的对方法论这一主题进行定义，对方法论进行定义的好处是，给予读者以先见的理解。简短论述完以后，作者紧扣学科主题，方法论与元理论进行对等定义，使得全文主体部分得到了体现。但是音乐学的方法论到底是什么，在全文的前沿部分，作者说由于国外的方法论引进不足，音乐学方法论在中国并没有得到真正消化，使得其失去了往年的那种热情。其实依据笔者的看法，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无论是在哪一方面，都呈现出只注重实用性，而忽略方法性的特点，而音乐学的特点就是重视方法论。那音乐学的方法论到底是什么呢？作者并未着急论述，不过笔者在阅读作者之后的著名音乐学家俞人豪等著作的《音乐学概论》一书中全面的论述了这一问题，音乐学的方法论实质上包括实证性的和思辩性的两种，短短数语就概括了这一方法论的学科特点。比如学科中的音乐史学偏重实证性研究，体系音乐学偏重方法论的研究，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特殊的学科偏重实证性和实践性的研究。

全文的主体部分，按照音乐学的现有分类，即历史音乐学（包括音乐史学）、体系音乐学（包括音乐美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社会学）、民族音乐学等的几个比较有代表意义的学科进行综述，在1990年以前这些学科鲜有有价值的文章出现，即使有文章，也是学科的单纯的论述，很少加以展开，不像现今的音乐学论文呈现百花齐发、百家争鸣这样的特点，所以我们观看全篇论文，呈现的是单线发展的特点。

二、文章的全面分析

全文主体的第一部分依然延续了前言的问题展开，从两个方面诠释了外国学者与中国学者对音乐学方法论的态度，国外学者偏于宽阔与明确，国内学者偏于小心翼翼。这也显示了与外国人比起来，受中国儒释道文化影响的文人的特点，那就是“从历史上看，汉民族喜欢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而不大喜欢作纯理论的探讨”，也就是说文化、政治、经济背景造就了截然相反的研究态度。文章主题的第二部分是对中国音乐学史方法论的综述“宏观与微观”、“内在依据与叙述逻辑”、“科学性与完整性”、“素质与培养”等，但也引出了一个颇为引人深思的问题，那就是对日本学者岸边成雄著作的翻译，引起中国学者的紧迫感，与外国的学者比起来，中国学者作为局内人研究本国的音乐却缺少管理规范和理性设计，这不无不是一个绝对的讽刺。面对这种压力，中国本土的音乐学研究方法迫在眉睫，好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就算国外的学者怎样研究，但是中华文明的根在国内，中国的音乐文化在民间，所以在杨燕迪文后中国的大量音乐文化在学者们的不断努力和研究下，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从各大集成的面世，从每年举行的学术会议，从学科研究的硕士点的增多，从学科体现的逐渐完善，无不彰显着中国音乐的无限魅力和生机勃勃。

文章主体的第三部分是对民族音乐学这门学科的综述，但这一时期的民族音乐学论著或者是学术论文相比后期的专著和学术论文要少的很多，所以作者在论述时，仅仅列举了寥寥无几的几篇代表性文章，这也是有原因的，毕竟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于1980年才在民族音乐学第一个年会上冠以它的学术名称，而且是从西方引进，短短的九年间也不可能有太多大部头问世，可喜的是在作者文后的一年年，民族音乐学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青睐，首先是学科的实践性强的特点，再加上学科的对音乐的全面的考察，学科的方法论除了对本学科有效，对其他学科有影响。例如对音乐行为的研究，对音乐个人的研究，音乐集体的研究，音乐历史的研究，音乐文化的研究，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很符合研究中国音乐文化的特点，那就是如项阳说的“传统音乐更多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之中，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地方社会中的存在，实际上应是中国地方社会研究中的有机组成，只不过在对中国地方社会整体把握的前提下侧重于乐者，或称是从乐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地方社会，研究传统音乐文化又何尝不是在研究中国的区域社会？ 这里首先是要熟悉区域社会的内涵丰富性，当然也要侧重音乐文化自身“就后者而言，应该打破壁垒，让音乐史学家和民族音乐学家共同走进田野”。虽然说的是传统音乐，却和民族音乐学对传统音乐的研究有何其的相似。

文章的第四部分是对音乐美学这门学科的方法论的综述，从总体上说音乐美学这门学科和民族音乐学这门学科的最大不同之处是民族音乐学侧重于实践性研究，实践性研究也就是田野调查，而音乐美学侧重于思辩性研究，思辩性研究赋予音乐美学这门学科和其他学科大相径庭，依笔者所见，音乐美学学科偏重纯粹理论研究，主观性色彩比较浓厚。不得不承认，一涉及音乐美学，国内的研究不如国外的研究，作为哲学分支的美学，就像哲学一样，研究者大多是国外人，尤其是德国人在音乐学学上做出的成果较为显著。所以在音乐美学综述中，作者举例的文章都是国外的翻译文章，但可惜的是国人在翻译文章中急于求成、不追求实际的毛病，使得这一时期的翻译的文章有许多的删节与改动，并随意增添，越俎代庖，这也给我们作学术研究一个警示，时时刻刻都要保持做学术的严谨的精神。

文章的主体第五部分将音乐心理学和音乐社会学放在一块论述，文章论述的文章也是寥寥无几，不作研究，这也和当时期的社会音乐学术状况有关，心理学和社会学在当时期并未作为一门显学。

文章主体的第六部分，可以说是像一篇硕士论文的综述部分一样对学科进行全面论述，但也着墨不多。

总之，这一时期的文章，从作者论述的角度来言，总体上呈现了非常少量的特点，很多学科的方法论依然不够清晰和明了，未能形成学科的特色，但是就像作者说的，这些讨论的水平和议题还有待深化，还是要加强对国外同行方法论的研究，会得到尽早、尽好的完善。

参考文献：

[1]杨燕迪.音乐学方法论综述[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

[2]臧艺兵.民歌与安魂[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王义彬.池州傩戏的“心里疗伤”作用[J].中国音乐学，2008，（02）.

[4]罗小平.音乐价值三议[J].中国音乐学，1997，（02）.

[5][波]卓菲亚・丽莎.论音乐的特殊性[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6]萧梅.学术重镇――音乐研究所在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中的作为[J].中国音乐学，2004，（04）.

[7]张玉红.民歌体验的价值思考――以山西河曲民歌为例[J].音乐创作，2015，（02）.

[8]俞人豪.音乐学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4.

[9]叶纯之，蒋一民.音乐美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选题 问题 研究

[中图分类号]C5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10-0035-01

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迅速扩大。如何保证和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是社会各界极为关注的问题。研究生毕业论文是研究生科学研究能力的体现，是衡量其能否获得硕士学位的重要依据。[1]选题是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关键，反映研究生科研水平的高低。

一、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的意义

研究生毕业论文是训练研究生形成系统思维、运用科学知识、培养其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毕业论文应能反映研究生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取得的新成果或提出的新见解。选题是撰写毕业论文的首要环节，应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有较大的理论或实践价值。常言道：“好题一半文”。选题对于科学研究具有普适性价值，选题关系着研究质量的高低。中国正值快速转型期，社会问题错综复杂。面对纷繁的社会现象，研究生是否能选好时代命题，“问题意识”至关重要。

二、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的标准与程序

俗语云，无规矩不成方圆。同理，无标准不易选题。标准和程序有助于研究生集中精力直奔主题。

选题一般采用重要性、创造性、可行性和合适性标准。重要性指研究问题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可以是理论意义，也可以是实践意义或社会意义，或兼有之。创造性又称创新性或独特性，指在选择确定和确定研究课题过程中具备的特点。可行性指研究者是否具备进行或完成某一研究的各种因素，包括自身因素以及外在因素。合适性主要指选题是否适合研究者的个人特点。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宜考虑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等外部因素的前提下，结合自身能力、经验阅历、知识结构、操作技术，遵循“以小见大”原则，从熟悉的领域发现问题，运用新视角、新理论、新方法进行研究，重视“小课题”，以小见大。

选题一般遵循如下程序。研究生从感兴趣、熟悉的日常生活中提炼问题原型，接着广泛查阅文献资料，初步确定研究问题，然后进一步查阅专门文献，从而将研究问题明确化。同时，对研究问题进行他评和自评。即在听取权威专家、前辈、同辈意见和看法的基础上，不断实行自我修正，使研究问题日渐成熟。最后，确定毕业论文选题。

三、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的来源与方法

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的来源有二，自选题目或导师承担的课题。自选题目具有较大自由度，选题水平和个人生活阅历、研究能力关系较大，呈参差不齐之态。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稳定，能把握研究方向，但研究生自身缺乏自主性、灵活性。研究生可根据个人情况择优而从。勿论何因，“问题”意识是研究者不可或缺的要素。

研究生能否从琐碎的生活世界挖掘选题，取决于自身的人生经验与阅历。“学校-学校”型研究生群体生活经验尤为单一，是不是束手无策？不然。研究生保持“同理心”对待生活世界，同化他人的间接生活经验亦是对自身有限直接生活经验的无限补充。个人能够直接感受或认知的部分只是生活世界的一角冰山，更为广阔的部分我们可以通过“阅读”来完成。对“阅读”材料进行“内容分析”“二次分析”来激发“灵感与火花”，获得选题。

四、研究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和创新思维习惯的训练

选题思维在于怀疑，“问题”意识在于发现。爱因斯坦曾指出，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当然，怀疑并非毫无根据，而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缜密思考基础之上，既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又是新研究的开端。“问题”意识并非人人有之，也不是生而有之，而是后天培养的结果。研究生欲向毕业论文要质量，就要注意“问题”意识的培养和创新思维习惯的训练。

恰当运用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加芬克尔“常人方法论”，有助于研究生的“问题”意识的培养。根据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研究生可以培养这样一种心智品质，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看清世事以及事情的全貌，即个人对时代生活的自主性把握。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论从日常生活中，破坏“理所当然”的常规，发现常规背后潜藏的社会事实。

此外，宜“勤”宜“懒”，“问题”长存。“勤”指遇事勤思考，拓宽思路，训练发散思维，培养“问题”意识。“懒”指大胆创新，学会偷“懒”，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养成创新思维习惯。

总之，硕士毕业论文的选题有章可循，“问题意识”是关键。“问题意识”是研究的开端，创新精神是研究的生命力。研究生要注意“问题”意识的培养和创新思维习惯的训练。

注释：

①董鹏，王滨，孙业全.硕士毕业论文选题来源与论文质量关系的探讨[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7（12）.

【参考文献】

[1]仇立平.社会研究方法[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3）.

[2]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赵国玲，哈斯.本科学生毕业论文选题探讨[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综合版），2007（6）.

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在诸多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文献中，柯林斯文章的引证率位居同类研究者榜首，文章分析了哈里·柯林斯在其研究范围内做出的贡献。

科学知识社会学虽然已经有将近40年的历史了，但这个题目可能在国内大众眼中仍然还很陌生。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主张著称。比较著名的学派有爱丁堡学派、巴斯学派、巴黎学派等。当前学术界的研究表明，要分析知识的生产与习得必然无法回避知识的社会性质问题。传统的知识社会学核心观点是，科学的新思想和重要发现等构成科学内容的方面，由自然界决定，而不是受社会影响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历程

“知识社会学”这一概念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舍勒一首先提出来，知识社会学伴随着社会学共同成长。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应该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知识社会学的先驱是马克思，他认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意识的存在方式，就是知识。”显然，马克思的表述为知识社会学的一条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知识社会决定论”。科学知识社会学是从科学社会学、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以及库恩的科学哲学的努力辛勤的工作和他们的天才创作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更加重视科学的历史与语境性，使得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成功进军到科学研究领域。爱丁堡学派就是通过对默顿科学社会学和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留下的问题做深刻批判，最终建立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以及科学研究的建构主义理论纲领引起其他学术界的关注。

2柯林斯学术思想的特色

世界著名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哈里·柯林斯是英国卡的夫大学社会学资深教授，他是科学争论研究的干将之一。既对科学知识进行宏观分析，还进行了大量微观的实证研究。他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知识中的“缄默知识”、“同族能力”、科学争论中的“核心群”以及科学知识的构造观点，都加深了人们对科学知识的深人理解，更加有利于研究工作的开展。柯林斯指出了与自己的“相对主义的经验纲领”(EPOR)的某些区别，只是局部认同布鲁尔的强纲领。

柯林斯的思想往往来自实地考察作为方法论的相对主义，柯林斯更多关注的是研究的实践。柯林斯把自己称之为“方法论的相对主义者”，对柯林斯而言，方法论的相对主义是他自己的“对称性原理”的实际推论。

20世纪70年代初，柯林斯一与爱丁堡学派的差别很大，因为柯林斯以为自己是一名认识论的相对主义者，而爱丁堡学派却不认可相对主义，然而，等到20世纪80年代时，柯林斯却转变成为一名方法论的相对主义者。我们从他刊登在《社会科学哲学》杂志上一篇署名为《什么是真理、理性、成功或进步》论文中，可以对此进行了解。在这篇文章中，柯林斯指出了与自己的“相对主义的经验纲领，"( EPOR)的某些区别。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只是局部认同布鲁尔的强纲领，认为除了中间两个信条之外，强纲领的第一信条和最后一个信条是不必要的。

在柯林斯看来，重要的是尽可能详尽地了解你所研究的群体，然后再远离这个群体。柯林斯灵活运用某种技巧与物理学家谈论专业知识，这些能力及技巧这就是他所谓的“互动的专业知识”，它不同于建造引力波检测器的能力或在物理学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的能力，即柯林斯所谓“可贡献的专业知识”。而且他还认为，人们在没有获得“可贡献的专业知识”的情况下，最好要掌握足够的“互动的专业知识”。

当柯林斯调查科学家们关于他们是否检测到引力波的分歧时，柯林斯不把引力波看成是实在的，可能科学家们也搞不清是否真正存在引力波，但是，柯林斯把实验设备看成是真实的，因为他相信自己的感观。柯林斯在相对主义的意义上看待这里的每样东西。因此，柯林斯总是在某些时候选择把某些东西看成真实的，每一项社会学研究都表明柯林斯把世界的大部分看成是真实的，毕竟维特根斯坦曾经这样说，我们做哲学研究的目的“不是寻找意义，而是寻找用法”。于是，柯林斯认为我们必须问的是真理的用法，而非真理观的意义。

此外，柯林斯着迷于科学，并认为自己就是一名科学家。柯林斯的工作更多地求助于科学共同体中的科学家，有意劝说科学家认真地接受他的社会学研究成果，柯林斯还通过对探测引力波案例的实地跟踪研究，写了一本轰动一时的专著《引力的阴影》。柯林斯认为一个较好的理论应该是这样的，在接受它的过程中要经得住其他理论的反驳，经得起时间以及实践考验的理论是很重要的，而当一个理论太全面时，只是使一切保持原样，对世界没有任何效用的，一种语言游戏而已。

总之，柯林斯更喜欢小得足以揭示科学世界的理论。这些观点倒相当类似我国古代的老子思想。这也从一个侧面给我们国内的学术歪风上了一课，一味追求大而全，唯恐有话说不到，其实涉及面越多，研究越浅。

3柯林斯对科学的特色研究

柯林斯把科学描述成一种普通的活动，一与任何其他人类活动没有什么两样，这是一个大胆的观点，也招致很多非议。然而，柯林斯坚持认为，即使科学完全是社会性的，个体科学家也仍然应该像科学，而不是社会大众那样行事。真理的发现是在拒绝作出让步的同时，通过建立有洞察力的理论，再加上很多人不懈的观察和实验获得的，这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这也是方法论的相对主义。他认为，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普通的活动，与制造知识的其他方式非常类似，同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并无二致。反对两种不同的文化的论调，他认为，知识分子(主要指人文学家)与科学家(主要指物理学家)之间不存在彼此互不理解的根本分歧，即“科学大战”不是一场非此即彼的冲突，它只是一种学术走向和平的模式而已。

柯林斯和杰伊·A"拉宾格尔在2001年主编了一本名为《一种文化》的论文集，这里主张只有一种文化，主张科学的对话，这本书的合作者杰伊·A"拉宾格尔却出人意料的是一位化学家，他目前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贝克曼研究所的负责人。主要研究催化化学和有机金属化学，自1993年开始从事关于科学一般问题的研究，发表了许多关于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方面的文章和讲演。在本书中，杰伊·A·拉宾格尔和哈里·柯林斯为科学家和社会学家创造了对话机会，让他们在一起交流思想，而不是相互指责。他们展开了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并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他的这些观点有点类似于中国的“和而不同”思想。科学与人文对人类的福桩与危机所能承担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携手共进是最好的选择，这应该是论战双方的共同愿望和努力方向。

柯林斯的科学思想深受库恩科学哲学的影响，他也支持把科学活动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科学家以范式收集资料，并以固定已有的方式产生结论的“常规科学”。常规科学常常为了使他的对象客观化，而使用非常固定的方法，以至于普通人很难找出它们的不确定性;另一种情况就是试图理所当然的规则，并且用另外一种范式颠搜原有的范式，这也与库恩的“科学革命”相吻合;第三种情况即科学家得出的结论不能很好地符合范式而引起争议，介于这前面二者之间。实质上就是科学家试图在不改变整个结构的情况下，做出一些重大的改变。

柯林斯认为对科学争论的研究对科学革命的研究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科学争论将受到检验并被科学领域里相对少的专家所讨论，这就是柯林斯所称的“核心群”理论。“核心群”给了社会偶然性在科学之中所起的作用以方法论上的地位。虽然科学争论中“核心群”的协商结果受社会、政治、经济利益的影响，但是并不代表获利一方就拥有更多“合理”和“正确”，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更加缺乏“宽容”。对引力波案例进行的社会学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既然这个案例中的证据并不是无懈可击的，那么科学家关于引力波存在与否的结论就建立在他们对事件解释所持有的宽容程度上，柯林斯认为“胜利”方的活动是比被战胜方的活动更缺乏宽容，而不是更多的拥有所谓的真理。这个观点无疑是一个重磅炸弹，把科学的前沿炸出了一个大裂口，降低了科学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给他本人招致很多的非议。他认为科学是我们社会协商一致的对待自然界最好的方式，这样也就难免会出现科学之中杂揉许多错误和弄虚作假，因为科学机构不总是依据一致的意见来表达结果，要进行一定的社会磋商而达成共识，不是自然界的规律强加于我们的观点，而是我们制度化概念的规律强加于世界。

4柯林斯科学知识社会学思想的价值与启迪

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交通社会学；社会学方法论；系统整体论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

在当代社会学的历史转变中，应用社会学也在不断地发育和生长起来，各分支社会学层出不穷。在这一背景下，黎德扬教授带领其研究团队于1997年4月提出应创建交通社会学，并于2001年12月出版新著《社会交通与社会发展》，至此，国内学术界初步形成了对交通社会学研究的关注，发表了一批论文和著述。但此时，该方面的研究尚属起步，黎德扬教授的研究团队为进一步推动交通社会问题的研究，于2012年12月推出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新著——《交通社会学》。

该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分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项重大创新。因为它不仅极大地推进了交通社会学完整体系的建立，更为重要的是超越了其他分支社会学运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分析特定系统的研究定式，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工具及研究结果上都有很大突破。

首先，就研究对象的确立而言，该书首先从交通与社会生活多侧面的关联中收集有关资料，确立了交通的社会性和整体观，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科学技术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等6个方面，阐明了交通的社会学意义，然后再以此为基础确立了大交通的概念，并因此确立了交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这一研究对象的确立摆脱了传统社会学分支研究的惯式。

其次，在研究方法性和定的选取上，该书紧扣时代背景，提出交通社会学体系的建立应基于社会发展变迁下发生的社会学方法论原则的变迁，即从实物中心论向系统中心论，从分析哲学向综合哲学，从世界是事物的集合体到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的转变。就此，“关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关于新孔德主义的思想路线”和“关于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就成为了该书研究方法选取的三个重要指标。这一研究方法的选择为交通社会学的研究寻求了新的生长点。

第三，就研究结果的论证来说，该书以科学的社会历史观为基本理念，从大交通概念视野引入了信息时代交通发展的新成果，充分吸纳了当代社会学的新进展和当代交通发展的新资料，运用系统整体论的方法，探究交通与社会系统中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机理，从多视角考察交通在社会整体结构中的功能及其谋求自身发展的途径，从而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交通社会学学科体系，极大地推进了交通社会学的研究。

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范文第10篇

法学知识形态存在一个从单一性到多元性的演变过程,这是一个法学知识分化的逻辑过程,也是一个各种法学流派竞相争夺法学的学术话语的历史过程。在西方法学史上曾经存在自然法学、实在法学与法社会学之间分离,尤其是自然法学派与实在法学派之间的长期对峙,极大的推动了法学知识形态的形成。自然法学派与实在法学派以及法社会学派都想垄断法学的话语权,尤其是以凯尔逊为代表的纯粹法学,完全把法学当作是一种规则之学,主张将价值考量排除在法理学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外,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法学知识具有多元性,这种法学知识的多元性是由法的多义性决定的。具体而言,法首先是一种规范的存在,这就是规范意义上的法。对这种规范法的研究就形成规范法学。在一定意义上的规范法学是一种法理学。其次,法除了是一种规范以外,它本身还包含了一定价值内容。因而对法的价值的考察就形成了价值法学。在一定意义上说,价值法学是一种法哲学。第三,法又是一种事实的存在,对法事实的研究就形成了法社会学。

法学知识形态是由法社会学——法理学——法哲学构成的,三者之间形成一定的层次性。因此,对于西方法学史的考察,我们应当透过自然法学派与实在法学派以及法社会学派之间的学派之争,看到各法学派对法学知识的贡献。自然法学、实在法学和法社会学并非是决然对立的。而是从不同视角、采取不同方法对法进行研究而形成的法学的各种知识形态。因此,我赞同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的综合法理学的观点。博登海默指出:“法律是一个带有许多大厅、房间、凹角、拐角的大厦。在同一时间里享用一盏探照灯,照亮每一间房间、凹角、拐角是极为困难的,尤其当技术知识和经验受到局限的情况下,照明系统不适当或至少不完备时,情形就更加是如此了。我们似乎可以更为恰当地指出,这些学说最为重要的意义乃在于它们组成了整个法理学大厦的极为珍贵的建筑之石,尽管这些理论中的每一种理论具有部分和有限的真理。随着我们知识范围的扩大,我们必须建构一种能够充分利用人们过去的一切知识、贡献的综合法理学。”综合法理学并不否认从各个视角对法的研究,但又将其纳入法学的理论体系,使之在法学大厦中找到自身的位置。因此,各种法学知识形态都充实与丰富了法学知识,拓展了法学研究的领域,各有其对法学的贡献。综合法理学的提出,消解了法学学派之争,促使我们对法学学派进行重新界定。因为只有在同一种知识形态内,才有学派之争。而在不同的法学知识形态之间,并非学派之争而是学科之争。

一个国家的法学应该容纳各种不同的法学知识,法哲学作为高层次的法学知识,标志着一个民族对法学的感悟和认知的最高水平。而法理学,即对法规范的研究是法学的主体内容,它在法学知识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法社会学,则是法哲学与法理学的补充。上述各种法学知识各有其存在的正当性。但又具有难以排除的自身局限性。没有法哲学的引导,法学就会堕落为一种纯技术的分析,成为一种工具主义法学,就会丧失法学的人文关怀。没有法理学对法规范的研究,法学就会沦落为哲学或者其他学科的附庸。而没有法社会学的知识的补充,法学就会变成虚妄的学问,难以有其强大的生命力。

通过以上对法学知识形态的考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部门法学的哲理化是部门法学成熟的标志;哲理化的部门法哲学和部门法理学是部门法学知识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部门法哲学和部门法理学具有其存在的正当性和自然性。

法学方法论的分析

从法学知识形态中可以引申出一个法学方法论的问题。因为各种不同的法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法学方法论界定的。法学知识形态的演进,实际上是法学方法论嬗变的必然结果。

关于法学方法论的问题,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曾经发表过以下这样一段精辟的议论:“就像因自我观察而受折磨的人多数是病人一样,有理由去为本身的方法论费心忙碌的科学,也常常成为病态的科学,健康的人和健康的科学并不如此特意去知晓自身。”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引申出以下三层含义:其一,一门学科的科学性问题主要取决于方法论,因而对该学科的科学性拷问就成为对方法论的探究。其二,病态的学科,也就是幼稚的学科,越为该学科的方法论所困扰。其三,在拉德布鲁赫看来,法学就是这样一门病态的学科、幼稚的学科,因而法学方法论是一个未解的问题。部门法学的哲理化,是以法学方法论的科学界定为前提的,因而应当高度重视法学方法论问题。

法哲学是对法的价值内容的考察,因而法哲学的方法论主要是一种价值分析方法。这种价值分析方法具有批判性与反思性。在这个意义上说,法哲学是对法的形而上的研究,它超越实在法,成为一种对实在法的批判力量。

法理学是对法的规范内容的考察,因而法理学的方法主要是一种规范分析方法。这种规范分析方法具有规范性与思辨性。在某种意义上说,规范分析方法是法学和伦理学等规范学科所共用的方法。

法社会学是对法的事实内容的考察。因而法社会学的方法主要是一种实证分析方法。这种实证分析方法具有价值上的中立性与内容上的描述性。

以上三种法学知识形态都具有相应的方法论。这些方法论体现的是法学研究主体的立场,因而正是这些方法论构成对各种法学知识形态的不可逾越的边界,由此形成各种法学知识形态的特定的语境。我认为,应当保持各种法学知识形态的内容上的纯粹性。尽管各种法学知识形态是相互影响、互相制约的关系,但我们绝不能将各种法学知识揉杂在一起,发生研究语境上的错位。

法学学科的演进和提升过程是一个法学知识形态的分化过程,也是一个法学方法论的发展过程。法学的科学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法学方法的科学性为前提的。在法学知识分化以后,关键是在形成各种法学知识形态的良性互动的同时,应当明确各自的界限。目前在法学研究中,存在着语境混乱的现象。同一篇论文,前面的法律规定论证其观点的正确性,后面又以其观点批评法律规定,作者的观点无论与法律规定相符还是相悖,都是正确的。但这样两者论证出现在同一篇论文中在方法论上就一定是错误的。我们应当明确自己是在做法哲学研究,还是在做规范法学研究或者法社会学研究。在这些不同法学知识形态中,研究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可悲的是,我们很多学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由此可见,方法论的问题何等重要。部门法学哲理化之倡导,意味着目前揉杂各种知识形态的部门法学的分化。在各种分化中,我们应当形成在各种法学方法论制约下的法学知识语境。

刑法学哲理化的提倡

刑法学在各个部门法学中是较为成熟的。因而也是最早出现哲理化要求与趋势的一个学科 。我国学者储槐植教授曾经指出:“应当在刑法之中研究刑法,刑法之外研究刑法,刑法之上研究刑法。”这是一种对刑法的全方位的研究,由此形成各种刑法知识形态。在刑法之中研究刑法是指规范刑法学;在刑法之外研究刑法是指刑法社会学,包括犯罪学等学科;在刑法之上研究刑法是指刑法哲学。在上述三种刑法知识形态中,尤其是刑法哲学与规范刑法学之间,方法论上存在重大差别:在刑法哲学视域中,可以对刑法进行反思或者批判,它所考虑的是刑法具体内容上的正当性;在规范刑法视域中,刑法不是被嘲笑的对象,而是被尊崇、信仰的对象,它以假定刑法规范是正确的作为其逻辑演绎的起点,它所关注的是刑法规范形式上的合理性。

在理论法学中,关于法哲学与法理学是否有所区分是存在争议的。我赞同法哲学与法理学之区分的观点。同样,在刑法学中也存在刑法哲学与刑法法理学之区分。刑法哲学,是对刑法价值内容的探寻,是对刑法本源与根基的探究,因而具有对刑法规范的批判性。刑法法理学则是一种部门法理学,它以揭示刑法法理为使命。我国学者谢晖对部门法理学作了专门论述,认为它从法理学的视角阐述了部门法学中的以下法理学问题:即逻辑连贯性、揭示合理性、对象整合性和意义关切性等。部门法理学并非法理学原理在部门法理学中的简单套用,而是部门法基本原理的体系化。同上,刑法法理学就是这样一种部门法理学。刑法法理学不同于刑法哲学之处,就在于它不是像刑法哲学那样揭示刑法的价值内容,对刑法进行价值考量,而是探究刑法法理,是对刑法规范的法理分析。刑法法理学不同于规范刑法学之处,就在于它不是像规范刑法学那样囿于对刑法规范内容的诠释,而是不以刑法规范为本位,对隐含在刑法规范背后的刑法法理的洞察。

刑法法理学在刑法哲学与规范刑法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从规范刑法学到刑法法理学,再到刑法哲学的递进,形成了刑法知识的层次性。只有在刑法知识的层次性的境域中提倡刑法学哲理化,才使这种哲理化获得规范刑法学的支持与认同,并使其成为规范刑法研究的学理资源,从而形成规范化的刑法知识与哲理化的刑法知识的良性互动。

结语:知识的融合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指出:“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封闭的专业限制在被突破,只是正在从狭窄的专业框架中解放出来,形成一些公共的研究领域,通过知识交流达到知识共有。”知识共有使各学科能够共享作为一种文化思想资源的知识,建立各学科的共同话语。在此,存在一个由小及大、由此及彼的共同知识的形成问题。各部门法学都应当通过努力形成某种共同知识,使部门法的研究提升为一种法理学与法哲学的研究,从而为法学研究做出部门法学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