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范文

社会经济范文第1篇

一、经济发展情况

从*年以来的10年间，我市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综合竞争能力不断增强，经济实力进一步提升，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国民经济保持了健康、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10年沧桑巨变，目前我市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经济“块头”壮大。国内生产总值（现价）由*年的93.6亿元增加到*年的343.5亿元，年均增长13.8%。工业增加值由*年的25.2亿元增加到*年的133亿元，年均增长18.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年的24.2亿元增加到*年114.5亿元，年均增长16.8%。

二是产业结构优化。经过10年的产业结构调整，三大产业的比重由*年的42.64：29.27：28.08（“一二三”）调整到*年的23.67：42.29：34.03，呈现“二三一”发展态势，其中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近20%，第三产业发展壮大，占到经济总量的1/3，10年内比重上升了近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上升了13%多，第二产业平稳增长，始终在经济总量中占据主导地位，工业兴市战略初见成效.

三是地方“财力”增加。*年，我市财政收入不足5亿元，至*年，则增加到18.6亿元，增长了2.7倍多，税收收入从39764万元增加到139699万元，增长了2.5倍多，但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却由1995年的80.35%下降到*年的75.06%，呈现“税降费增”的局面。

二、税收发展情况

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的国税收入也由*年的28568万元增加到*年的77027万元，年均增长10.43%。

一是国税收入总量不断扩张。十年来，全市国税收入从*年的28568万元，到*年增长为77026万元，总量成倍扩张，规模不断扩大，净增了48459万元，累计入库国税收入约55亿元，其中近90%为地方收入，也就是说有近50亿元直接投入到了孝感经济、社会发展建设之中。国税收入规模分县市从*年完成情况来看，除孝昌之外，其余收入规模都超过了5000万，其中收入规模过亿的有汉川、应城、市直（含市直属分局和开发区分局,下同），分别达到了24204万元、14581万元、12193万元；云梦县发展势头较好，*年已突破了7000万元大关，今年计划为7850万元。

二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稳步提高。*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5.27%，到*年这一比重上升到5.42%，增加了0.15个百分点。

三是国税收入保持占财政收入较大比重。国税收入历来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保持国税收入的长期稳定增长对保持财政收入的增长和收支平衡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十年来，国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最高达到58.36%以上，最低也保持在41%以上，平均占财政收入比重达到46%，对发展地方经济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从国税收入透视孝感经济

（一）从国税收入变化来看，孝感经济发展的成绩可喜。经济决定税收，经济增长的速度、规模和结构直接决定着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规模和结构。

1、国税收入总量的扩张直接反映了经济的发展。全市国税收入的稳步增长，与国税部门推进依法治税，深化税收改革，强化科学管理，加强队伍建设等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联系，但决定的因素还是经济，是经济的持续发展。*年，全市GDP总量为93.63亿元,其中:第一产业39.93亿元,第二产业27.40亿元,第三产业26.30亿元;*年,孝感市GDP总量达到343.55亿元,增幅达到3.7倍,其中:第一产业81.34亿元,第二产业145.29亿元,第三产业116.92亿元。

2、各经济成份国税收入比重反映孝感经济结构得到优化。以国有、集体、个体经济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格局已不复存在，私营、联营、股份制、涉外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如雨后春笋，竞相发展。从各经济成份对国税收入比重的变化可见一斑。*年，国税收入来源基本只有国有、集体、个体三种经济成份，而且主要依赖于国有经济，比重分别为68.6%、11.37%、16.44%，除此之外，外资有2.26%。至*年,国有、集体经济国税贡献率大幅下降,分别只占22.11%、1.91%，而私营、外资、股份制等经济成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分别占6.13%、21.02%、37.99%，基本形成了股份制、国有、外资等经济成份并驾齐驱、“三分天下”的格局。

3、民营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可以注意到，直至*年，全市国有经济国税收入贡献率仍高居第一，占37.17%，与居第二位的外资经济22.33%，相差达14.84个百分点，地位似乎相当“稳固”，但仅一年时间，国有经济国税收入贡献率便退居第二。与此同时，股份制经济成份大幅增长，一年之间分别增加了18.62个百分点。表明“公退民进”成效显著，国有经济已悄悄让出了“头把交椅”，民营经济来势较好。云梦县情况尤其如此，1993年该县国有、集体经济国税贡献率达73.2%，个体民营经济（以个体为主）国税贡献率为26.2%，至*年，国有、集体经济国税贡献率下降到18.6%，下降了54.6个百分点，民营经济国税贡献率比重上升到了60.5%。

4、外资经济成为孝感经济新的重要增长点。资料反映,自从1991年孝感市征收外资税收3.8万元，实现涉外税收“零”的突破以来，至*年外资经济国税收入比重达到2.25个百分点。至*年,涉外企业已提供国税收入16192万元，占全年国税收入的21.02%。以云梦县为例，*年该县外资经济供提供税收不足11万元，比重为0.36%，至*年，外资经济提供税已达1578万元，收入比重达到了21.57%,呈几何级数增长态势。

（二）从税源分布结构情况，折射出区域经济运行现状。税收作为经济的一面镜子，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各地经济运行质量，从各地经济税源提供国税收入看，税源集中于经济活跃地区。

1、第二产业发展状况，决定了区域国税收入规模。从地域分布看，我市国税税源主要集中于汉川、应城、市直形成“三足鼎立”的税源格局，*年共提供国税收入50979万元，占我市总收入的66.18%，其中汉川占31.42%、应城占18.93%、15.83%。从经济运行情况看，这也是我市工业基础较好，第二产业发展较稳健的区域，以汉川为例，*年，汉川市第二产业占该市GDP的41%，*年上升为45.22%，提高了4.22个百分点，其中工业*年占38.82%，*年上升为42.61%，提高了3.79个百分点。*年汉川市税源共提供国税收入5833万元，占全市总收入的20.26%，*年上升为31.42%，提高了11.16个百分点；而工业基础较薄弱，第二产业发展不足的区域，在税收上反映也较明显。以安陆为例：*年，安陆市第二产业占该市GDP的36.72%，*年上升为39.42%，提高了2.7个百分点，其中工业*年占34.15%，*年上升为34.69%，仅提高了0.54个百分点。*年安陆市税源共提供国税收入4437万元，占全市总收入的15.41%，*年为5783万元，占我市总收入的7.5%，从数量上看，仅增加了1346万元，从比重上看，下降了7.91个百分点。

2、经济发展方向，决定了税源构成。从目前我市梯级税源日益扩张税源结构特点，突出表达了目前做强、做大企业，推出品牌、推出拳头产品的发展经济的战略思路。*年我市提供国税收入过千万元的企业只有大悟烟厂、安陆棉纺厂、省化工厂、汉川电厂四家，四家提供的税收共占当年总收入的18.24%，基础上是普遍开花、普遍弱小的税源结构，经过10年的演变发展，在经济发展突出重点，特别是近几年加快招商引资步伐、企业改制盘活，提高企业产品科技含量、市场竞争力的经济大气候下影响，税源构成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年我市提供国税收入过4000万元的企业就有汉新、汉元、湖北双环3家，1000万元至4000万元的有金龙泉啤酒（孝感）有限公司、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孝棉纺织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大悟烟厂、湖北省盐运站、供电、烟草7家企业，*年全市纳税规模过1000万元的企业共提供税收收入33226万元，占总收入77027万元的43.14%，比*年上升了近25个百分点。

（三）从国税收入与相关指标比较来看，孝感经济发展尚存在一些不合理因素。

主要表现为,全市国税收入与同期财政收入、GDP联系起来看,所占比重呈下滑趋势，未能与同期财政收入、GDP增长保持同步。

1、全市国税收入占GDP比重下滑。从全市国税收入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比较来看,国税收入增长速度比GDP增长速度要慢;从国税收入占GDP的比重来看，*年到*年,国税收入占GDP的比重总体水平只有2.42，*年比重最高为3.1,总体呈现逐年下滑态势,*年比重只有2.24。据相关资料反映，湖北省*年至*年国税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分别为5.0、4.5、4.1、4.1、4.3、4.4、4.3、4.6、4.8、5.0。孝感与全省平均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在2点以上。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第一产业比重较大，第二产业中支农免、三税产品占较大比重，仅066基地军工企业、黄麦岭磷矿、双环科技、饲料等企业每年免税额达数千万元。

2、国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下降。从国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来看，*年占58.36%,至*年逐步降至41.38%,而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年为5.27%,*年为5.42%,反而有所上升,这表明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国税收入和综合财力得到不断增强，但国税收入却相对滞后于同期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见表二）;从全市国税收入增长速度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比较来看,*年至*年国税收入增长速度明显要慢,财政年均增长14.9%,比国税收入年均增长速度要快4.47个百分点。

3、百元GDP“两税含量”下降。从百元GDP两税含量来看，也呈总体下降趋势。*年百元GDP两税含量为2.79元,为十年最高值,至*年，百元GDP两税含量下降到1.96元,为十年最低值，十年共下降了0.83个百分点。

4、税收收入弹性系数“异常”。从理论上讲，税收弹性系数应在1左右，是最为理想的，因为税收源于经济，经济增长了税收才有了增长的基础，如果税收弹性系数大于1，则说明税收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其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国家新出台增收的税收政策，如，开征个人利息所得税；二是提供税收的产业发展快速，而其非税产业发展较缓；三是非即期税收入库较多，如，清理历欠、查补税收等；四是预征、空转等非正常方式组织税收，形成当期虚假税；五是其它因素增加税收，不增加GDP，或对税收的增加程度较多。如果税收弹性系数小于1，则说明税收增长慢于经济增长，其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国家新出台减收的税收政策，如，提高起征点等；二是提供税收的产业发展慢，而其非税产业发展较快；三是消化历年税收包袱，影响当年税收增长速度；四是其它因素影响税收，增加GDP，或对税收的影响程度较大。一般都是多种因素同时对税收弹性系数进行影响，因此很难得到理论的税收弹性系数1，实际较为理想的税收弹性系数在0.8----1.2之间。从我市近年的税收弹性系数看，我市税收弹性系数渐近线波峰过高，最高年度为*年，达2.01，波谷偏低，最低的为*年为0.11。

5、增值税综合税负偏低。从理论上讲，经济指标中的工业增加值与计算工业增值税税负的增值额最为接近，因此我们把工业增加值作为工业增值税的“经济税基”，从我们对近10年数据测算情况看，我市国税工业增值税10年平均税负为4.44%，最高年度为*年，税负为6.86%，最低年度为*年，税负为3.68%。虽然我市整体工业环节增值税税负偏低，但还是有个别行业税负偏高现象存在，从税收调查数据分析，我市非金属矿产业增值税负担率比企业实际税负明显偏高，主要有非金属矿产业以及部分电力等行业。经过分析，我们认为造成这些行业的增值税负担率明显偏高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行业经济不景气，市场疲软，市场需求趋于饱和状态，产品销路不畅，毛利率低，导致企业资金困难，造成国家税收难以收回，实际税负偏低；二是历史原因和我国现行的企业运行机制，造成企业负担过重，难以担负起沉重的包袱；三是固定资产购进不能抵扣，进项税额减少，造成理论税负过高，增加了企业的负担，使企业的纳税难度加大，导致欠税过大，形成实际税负比理论税负低。如应城的盐矿、石膏矿以及电厂等生产及供应业；商业环节增值税税负为1.91%，最高年度为*年，为3.75%，最低年度为*年为1.35%，商业环节增值税每年呈递减态势。商业环节增值税税负较低，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商家之间竞争激烈，一些商业企业为了加速资金周转和扩大销售，往往采取薄利多销，增值税税负也随之下降；二是商业企业容易钻税收的空子，管理难度较大，偷逃增值税的情况较为普遍；三是商业企业面广户多，经营方式灵活，经营品种繁杂，财务核算较工业企业差，税收征管较之工业企业要困难得多。

从我们调查分析情况，结合我市经济实际情况分析，我市整体增值税税负偏低的原因，主要有：

一是税收含量低的经济总量显现出强劲势头。以工业总产值为标准，将全民所有制和年工业总产值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经济的实体称“规模以上”经济，否则称谓“规模以下”经济。按工业总产值统计，近几年来，规模以上的经济正在不断缩小，而规模以下的经济得到较快发展。由于实体规模小，内部管理不规范，给税收征收管理带来一定困难，也是形成税收与经济不同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缓慢。一个区域经济是否活跃、是否有潜在能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水平至关重要。我市高新技术增加值在起点低、规模小的前提下难以撑起区域经济的一片天地。

三是税收优惠与藏富于民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我国“两税”的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减免税的两个方面：一是开放开发型的减免，他既包括沿海、沿江、沿边地区，也包括各类经济开发区等等的税收优惠性的减免；二是扶贫救困性的减免，如贫困山区、三线转移减免，校办、民政、福利型企业减免，先征后退，即征即退，免、抵、调、退等等的优惠。随着这类企业的发展，税收优惠的额度在不断增大。*年全市减免税额达1.7亿元。落实增值税起征点的政策，*年减少税收1000余万元，*年进一步提高起征点，将会影响税收减少1100余万元。

四是非税收入名目繁多。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普遍表现为“吃饭型”财政体制，它一方面要求税收多收，另一方面又必须将应纳入财政预算的资金转嫁给地方部门自行解决，各类经济实体承担着税费的双重压力，超出一定范围的压力，就会形成费大于税，费挤占税的现象。

五是统计数据内含“水分”。经济指标是宏观决策的重要依据，经济指标也是代表着一个地区的经济形象，为宣染环境气份，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规模，显示工作业绩，很容易在统计数据上下工夫，形成“水分”GDP。因此很难客观、准确分析税收与经济指标之间的各种内在关系，也给我们寻找经济与税收合协发展的途径增加了难度。

经济结构决定GDP结构，而GDP结构又决定国税收入构成。因此，经济结构对国税收入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受经济结构中不合理因素的制约，孝感市国税收入增长难以与GDP增长保持同步。主要表现在：

1、工业化水平较低。工业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化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也是经济总体实力提高的象征。孝感市产业结构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不断调整，取得了较好效果，结构顺序已由一二三转换为二三一(见图二)。先看第二产业：*年湖北省第二产业比重为47.8%,孝感第二产业比重为42.29%,比全省低5.51%,基本相当于湖北省*年的水平43.2%;联系第一产业分析,从*年至*年，孝感市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由此42.65%降到了23.68%，*年全省第一产业比重为14.7%,孝感高出了近9%;按钱纳里模型，当第一产业比重下降到20%以下，二产业比重上升到高于第三产业时，工业化进入了中期阶段。这说明全省平均已达到工业化中期阶段，而孝感仍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阶段，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在全省比较还属农业大市；其次看第一产业：孝感第一产业的产业化程度较低，与国税收入增长关联度较低的无税或低税产值占了相当大的成分，即使这一期间第一产业提供的GDP由39.93亿元增加到了81.34亿元，净增41.41亿元，但对国税收入增长的直接贡献率却几几乎为零；再看第三产业：第三产业中与国税收入相关的商业企业本身税收较少，增长不可能很快，并且饮食服务等快速增长部分，又与国税收入不相关联，反映到国税收入上总量上升，比重反而会下降。例如，*年第三产业的GDP占GDP总量的比值为32.65%，*年为34.03%，四年间上升了1.38个百分点，但提供的国税收入由*年的22.11%到*年的23.22%,仅上升了1.11%;第三产业提供国税收入占GDP比重也呈下降趋势,分别为2.33%、2.07%、1.97%、1.8%。由以上分析，第二产业发展不够，工业化水平较低，成为制约国税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2、第二产业整体素质不高。行业产品结构合理化是工业企业综合素质的反映，工业产品的盈利能力、竞争能力、开发能力、创税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业产品结构是否合理。从行业结构来看，目前孝感市行业结构具有偏重、偏老、偏初、偏加工的特点，经济与税收均属偏重型，传统行业、加工型行业仍占主导地位；从产品结构状况来看，其特点可以概括为三多三少，即：老产品多，新产品少，一般产品多，名牌产品少，粗放产品多，精密产品少。从孝感品牌的知名度和竞争力上可见一般。这样，产品的技术含量低，档次质量差，决定了产品市场扩张能力及税源增长潜力均显不足。*年至*年,从第二产业产值及提供的国税收入关系上看，*年全市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为39.84%，*年上升到42.29%，增加了2.45%，提供国税收入的比重由*年的70.29%升至*年72.70%,仅增加了2.41%；第二产业提供国税收入占GDP比重也呈下降趋势,分别为4.49%、4.39%、3.95%、3.85%。这说明我市第二产业的素质不高，传统工业比重偏大，具有较高税收含量的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小，不仅导致第二产业的创新能力弱小，且高产出、低创税现象尤为突出。

3、企业规模结构的影响。我市的企业规模结构不够合理。从户数来看：大的不多，小的太多，大中型企业的比重在全省处于比较低的位次上，难以充分发挥规模效应。以*年为例，全市税收过5000万的只有2户，1000万至5000万的只有8户，500万至1000万的只有9户，50万至500万的有92户。全市50万以上的只有110户，不到纳税人总户数的0.4%；从产值来看：以*年为例，据资料反映，孝感大中型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6.1%，而全省平均为13.7%,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均产值0.59亿元,孝感只有0.36亿元,这也说明孝感工业企业规模结构状况是“小而弱”、“小而散”；从提供国税收入来看：*年全市110家重点企业提供国税收入占总收入的60.41%，而其它占总户数99.6%的纳税人只提供了不足40%的税收，呈“两极分化”。

4、区域结构的影响。当前经济发展的大方向是农村向乡镇转移，乡镇向县城转移，县城向大中城市转移。从经济、税源、税收三个要素的分布状况看，孝感各县市主要集中于各地城区，乡镇一级基本没有大的税源企业，多数乡镇国税收入依赖个体税收，乡镇国税收入比重很低，各地城区国税收入总量要占全市国税收入总量的90%以上；从区域来看，主要集中于孝感城区(含市直属分局、开发区、孝南)、汉川、应城三地，从*年来看，这三地收入占全市的73.85%,接近全市国税收入的四分之三，区域分布极不均衡。以孝昌为例，尽管10年来其国税收入年均增幅高达11.77%，但这只是低基数的增长，至*年总规模还不到*万，总收入中有近50%为个体税收，工业企业提供税收还不到300万元，年纳税50万以上企业只有3家，还没有年纳税过200万的企业。

四、关于经济与国税收入合协发展的若干建议

1、坚持新型“工业化立市”，提高经济税源的“含金量”。要大力发展工业，尤其要发展科技含量高、原材料和能耗低、环境污染低或没有污染的“朝阳产业”。要重点加强和提升第二产业，有计划分步骤巩固和充实第一产业，调整和发展第三产业。要不断加大科技含量，提高创新能力，彻底改变第二产业高产出低税收的现状。要加强工业园区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硬件投入力度，做到路网硬化、亮化、绿化、美化，配套设施建设，如水、天然气、电信、电力、有线电视等管网也要到位。

2、树立经济发展观。税收来源于经济，没有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就不可能有税收的稳定、快速增长。因此，作为税务部门要始终树立税收经济观，把促进经济的发展作为税务工作的第一要务，坚定不移地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培育新的税收增长点。加大对高附加值产业的投入，着力培育潜在税源和后续税源。现阶段一是要立足现有重点税源，加大科技投入，运用高科技手段"嫁接"转化老弱税源，不断形成新的税收增长点；二是对传统产业进行机制转换，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产品换代，盘大有限的经济存量，拓展产业发展空间。

3、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改革的力度。要进一步加快改制步伐，努力培养一批在全省有地位的民营企业排头兵。要坚持以人为本，看准人才，为改制企业选准人才，把企业交给可靠的人，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

4、抓好企业产业结构调整，强化技术进步和体制创新。结构调整要以技术进步为前提，以体制创新为动力，其关键在于新的生产能力的创造，在发展中不断调整结构，在结构调整中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而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革和升级换代又成为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必须把经济结构的调整放在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换代上。

社会经济范文第2篇

一般说来，时间序列和空间位置是认识、把握事物的两个基本观照点。如果仍然认可历史学是一门依据时间维度研究历史现象的学科，地理学是一门依据空间维度考察地表现象的学科，那么，至少对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而言，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考察则是缺一不可的。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相应的空间展开的，将历史现象放在产生它的空间(区域)中进行时空结合的考察，通过由此所形成的各种联系，探讨历史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变化以及变化的形成、意义及其机制，由此展现出来的历史内容显然会更加丰富多彩，也更接近历史真实。如若不然，不仅无法确切揭示人地关系，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认识和把握亦会受到局限。再者，诸多事例表明，历史进程不仅在时间序列上有发展的快慢进退之别，在空间结构上也会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和不平衡性。世界范围内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特别是在中国这样地域广大，自然、社会条件复杂多样，开发、发展先后参差，民族众多、历史悠久的国家。诚如傅衣凌先生所说：“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和生态平衡的改变、历史上开发时间的先后、人口的流动和增减，以及经济重心的转移等等因素的影响，各个地区的生产技术水平、生产方式、社会控制方式和思想文化千差万别，而且还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出现周期性和不规则的变化。”Ⅲ(第4页)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如果不考虑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空间结构的不平衡性，极易产生以偏概全甚或徒发空论的偏颇，这在以前号称“宏观”叙事的“综合”研究中曾有过深刻教训，且已成为社会经济史区域研究持续不衰的基本动因。

毫无疑问，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同时历史进程也是复杂多样的。从认识论层面言之，人类认识乃不断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的发展过程。所谓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总是通过偶然性、随机性乃至千差万别的多样性表现出来的。著名学者黄宗智论及中国经济史中的规范认识问题时指出：“从方法的角度来看，微观的社会研究特别有助于摆脱既有的规范信念。如果研究只是局限于宏观或量的分析，很难免套用既有理论和信念。”微观研究应该有多种途径，如时间尺度上的、空间尺度上的、分门别类的等等。而所谓偶然性、随机性、多样性的产生，总是离不开空间依托的，分区域的(或日地方的)系统研究也正是空间尺度上的微观研究途径之一，注重考察、认识空间结构的差异与特点及其产生原因、变化轨迹及规律，“避免把某一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一些联系套用到另一历史过程中去”。当然，这里所说的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都是相对的，因为，即使考察同样的问题，站在不同的层面上，或使用不同的考量尺度，也会有高低、大小不同的视野，从而产生不一样的“观”感。

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不可忽视甚或放弃整体观照。如前所述，社会经济史区域研究的主要前提之一是社会经济发展在区域上的不平衡性或日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所谓不平衡乃整体观照下的不平衡，差异则更是存在于不同区域之间，离开对整体和其他区域的观照、比较而孤立地谈某一个区域，平衡或不平衡也就无从谈起了。人们经常提到的区域特色或日区域特征，更应该是在整体观照下，相对于其他区域而凸显出来的，而不是站在本研究区域立场上给自己粘贴标签。吴承明先生早已指出：“区域经济史研究，有纵的方面和横的方面两个要领。一是由于划定区域，可将研究时段放长，探讨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和阶段性或周期性变化。西方称为空间与时间研究方法，近年颇为流行。另一个是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关系和比较，即不是孤立地研究某一个区域，而是以其他区域作为环境来进行考察，包括劳动、资本和产品的移进移出，技术的传播，以及扩散、互补、竞争等效应。”这种纵横交叉、结合的方法，当为深化区域研究的有效途径。事实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视为一条尽量接近历史真相的途径，而不是以区域研究作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

为寻求区域特征，整体观照、与相关区域进行比较固然非常重要，然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基础仍然是扎实、系统的本区域研究。换言之，社会经济史区域研究不能停止于就一个区域论这个区域，但必须从全面、深入研究这个区域出发，如果没有这个出发点，缺乏坚实的基础，进一步的解读、观照、提升、比较等等，无疑将成为空中楼阁。其实，大一统中国的史学研究富有重视区域研究的传统，司马迁《史记》中精彩的经济史、社会史分区论述，习史者大多耳熟能详，至于中国多层次地方志的普遍、长期持续修纂，就更是有力的说明，尽管地方志修纂与历史研究不无差异，地方史亦不等同于区域史。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区域性研究高潮又一次兴起，虽然不能说已经没有“研究一个区域有什么意义”之类的疑问，却已经无法阻挡区域研究朝着更高层次深入发展。

二

就近些年言之，区域研究活跃、成果突出者如明清以来华北社会经济史和华南社会经济史研究，长江下游以及徽州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等，这些研究都以不同层次的空间为研究对象，表现出强烈的区域色彩，而且都在摸索适应本地区研究的思路与方法，有的研究群体已积累了较长时间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正在摸索一条比较适合本区域研究的路径，并提出了一些理论性的思考，甚或力图提出一些基于本地区研究、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总体认识。同时，区域史的研究，也有力地促进了学科交流、交叉，譬如田野调查这一方法或途径，就为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者所认可、采用，而且开辟了搜集、利用新材料的途径，史料的种类和来源随之拓广，所谓“多重证据”的论证方法也较过去更为常见。

长江中游地区位于中国南北方交汇、东西部过渡地带，无论从气候到地形，都具有“中间过渡”特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分野上看，北邻中原文化、南接岭南文化，分别受到南北两大文化圈及巴蜀、西秦、吴越等文化的影响，同时亦以自己独特的文化风格影响着周边相邻各区域文化。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中，许多重大的社会经济变动都与长江中游地区息息相关，留下了非常丰富的、不乏浓墨重彩的历史内容。远者不说，即以宋元以来言之：如在“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以及“无湖不成广”的人口流动浪潮中，长江中游地区居于重要的中枢地位。如众所知，此次人口流动所及区域，远不止于谚语点明的江西、湖广、四川等数省区，江、浙、闽、广、豫、皖、陕诸省无不波及，并由此拉动了大半个中国的人口。而且，人口流动浪潮带来的不只是中国人口数量、人口分布的变动，与此相伴随的资源开发、经济增长、社会流动影响深远。再如从谚语“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的转换，说明的不仅是长江中游粮食生产、运销的重要地位，更隐含着长江流域乃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区域资源开发、区域农业结构、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空间结构的某种深刻变化。如果需要，这类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因此，对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而言，长江中游地区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值得学术界给予高度关注的地区。

然而，相对而言，长江中游的区域研究原本却是比较薄弱的，即就长江流域来说，研究成果的数量和水平原本不仅不能和下游地区比，在有些方面也不及上游地区。有鉴于此，约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我们开始较多地关注、探讨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彭雨新先生的指导下，首先从水利问题人手，当初的基本思路是：农业经济在中国传统社会占绝对主导地位，中国农业的发展与水问题的解决息息相关，农业水利是考察、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最佳切入点之一。后来，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展，学术研究的内在脉络也在自然延伸、贯通。如由研究水利而关注水、旱等自然灾害，因为水利与水旱等自然灾害实为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用水之利”与“去水之害”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被割裂开过，并由此逐步形成了以兴利与除害并举、水土兼治为特征的系统治水的思想。再如由研究平原湖区而关注周边山区，江河中下游平原之水问题与上游山区之来水来沙息息相关，以此为基础，无论自然因素还是社会条件，上下游之间、山区与平原之间就建立了无法割断的相互联系，尤其中下游平原之于上游山区更是如此。山区(高地)与平原(低地)之间不仅有水沙流动，而且有人口流动、能源流动、资金融通、产品交换等，于是有涵盖区域人口流动与资源开发、经济增长、社会变迁乃至于环境演变等内容的综合研究。

作为这方面继续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和《光明日报》理论部共同举办了“14世纪以来长江中游地区环境、经济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聚集珞珈山麓，围绕历史上长江中游地区的开发与发展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会议论文及讨论所及，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区域环境演变与历史自然灾害，宗族、聚落与社会组织，移民、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法律、社会风俗与社会控制，公益事业(社会救济、灾荒救助等)与水利灌溉等公共领域，城市环境与城市空间、功能，近代城市与市场网络，民族地区经济等。对社会经济史区域研究的理论方法亦有探讨，如对区域划分的标准与模式的论述，“地方性知识”概念在区域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对“民间文书”性质的认定及其解读等。其中有的是全新的研究课题，有的是在原有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提升，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大多以丰富、扎实的史料为基础，通过实证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甚或填补了长江中游地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某些空白。

三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一些研究论文对新史料的发掘、利用也颇为重视、用力，一批民间文献包括各类碑刻、案卷、家谱等被发现并运用到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实证中，如《华陂堰簿》、《槎滩碉陂山田记》、《槎滩碉石陂事实记》、《五彩文约》、《钟九闹漕》、《民间案卷》、《华国堂志》等，这些民间文献与相应的田野调查相结合，对相关研究主题的深化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展现了很好的长江中游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新史料利用前景。如众所知，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给古老的历史学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如摄影、扫描、计算机等技术的普遍运用，使许多过去不容易看到、甚或无法看到的文献比较容易看到了，过去很难甚至无法辨认的文字，现在能够辨认了。这种变化也给学术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历史研究要出新、拓展、进一步提高水平，除了理论方法的创新外，作为实证研究基础的史料的发掘，特别是非传统文献类史料(包括口传史料)的发掘利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明清以来的历史研究尤其如此)。民间文献如谱牒、碑刻、契据文书、书信、日记、村落文书、民编启蒙教材、民间宗教的经文案卷、祭文本等，有别于以官方或社会精英话语为中心的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如正史、实录、朝廷档案、政书、地方志等)，由于它们主要来源于民间，直接反映或贴近基层社会生活，而且包含有几乎涵盖民间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内容，因此可以弥补以往“大历史”、“宏观叙事”类研究中普通民众声音缺失、对基层社会如何运行不甚了然等不足，可以说为社会经济史研究追求像过去关注朝廷、官府那样关注民间，像过去关注上层那样关注基层，像过去关注精英那样关注大众，像过去关注重大事件那样关注日常生活提供了资料条件，有利于拓展、深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当然，这里讲重视非传统文献、民间文献的搜集、利用，并不是要忽视甚或放弃传统文献、官方文献。恰恰相反，我们坚持认为，只有将上述两种文献结合起来，相互补充、参证，相互观照，才可能获得对社会经济史相对真实、完整的理解。

社会经济范文第3篇

这里的“欠发展”是发展不够或发展滞后的意思，不同于“欠发达”，欠发达是不够发达，但含有发达的成分，而“欠发展”是一个更普遍而沉重的现实。这里的“区域”更多是指县域或县域毗邻区，因此，“欠发展区域”的定义是指发展不够或发展滞后的县域或县域毗邻区，即一个以上的欠发展县或欠发展地区，是以发展地区作为参照物。“欠发展”区域教育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

1.区域教育的方向性偏离

在欠发展区域，基础教育是教育的主体。由于基础教育的特征是应试教育，忽视职业技能培养，严格与高考对接，为高等教育输送人才，也几乎是在为城市培养人才，城市有更强的吸引力，回流的比例较低，教育对区域社会经济的贡献率很低。二元的社会经济结构导致了二元的教育与人才结构，欠发展地区人才严重流失，而人才流失制约了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观念的落后与经济发展的滞后形成了贫困的恶性循环。

2.区域教育结构和教育体系的严重缺失

目前区域教育体系基本以基础教育为主，区域发展所需的职业技能教育发展很慢，而且很不规范。职教的目标也是为了劳务输出，为地区培养技能型劳动者；农民科普与素质教育几乎被荒废；区域党政决策者及各层次干部的管理与决策教育没有列入区域教育体系，而他们担负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决策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继续教育的程度与有效性；企业家队伍和企业家精神是影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企业家的培养与教育完全被忽视，依赖土生土长。应按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要求，以区域发展为目标，建立完整的区域教育结构和教育体系，特别重视决策者教育、企业家教育、职业教育和农民科普教育。

3.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和二元教育投资结构

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导致了二元的教育投资结构。目前，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不利于农村和农民。为什么农村的义务教育问题长期解决不好？其根源就在于现有的义务教育经费分配格局严重不利于农民和农村。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现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中央只负担2%，省地两级负担11%，县级负担9%，78%的经费要由乡镇这一级来负担。既然是实行义务教育，就应该是城乡一体的，都应该由国家来承担，或主要由省级财政来承担，不能往下压。国家每年的卫生经费支出是几千个亿，但是85%给城市，只有15%给农村。这种文教卫生的二元投资结构，严重地制约了教育的发展，区域的财力只能勉强支撑基础教育的发展，根本无力发展区域所需的教育，无法完善区域教育体系。

二、

教育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的根本要求。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科学发展观虽然没有直接提及教育与区域社会经济的协调问题，但是已经隐含或涵盖了这一点，这是区域内部第二层次的协调问题。区域协调发展就是区域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在这一层次的协调中，教育作为一个重要角色，不仅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区域社会发展，还影响区域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教育影响观念的形成和转变，影响人力资源的形成，从而影响区域的制度变迁。实践证明，教育发达和适应的地方，相应地是社会和经济较发达；相反，社会经济欠发展的区域，凸显教育的落后与不协调，并严重制约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与区域社会经济不协调的问题，已经成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但并没有引起区域的足够认识。目前，区域教育结构和教育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能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必须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重新定义区域教育的发展方向、结构和体系。区域教育的首要目标是促进和服务区域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欠发展区域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的措施

1.调整教育方向

从区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高度，重新认识教育的功能与作用，把握区域教育发展的方向，教育的结构、质量和数量必须满足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区域的发展为依归和出发点。

2.完善教育的结构与体系

按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组织的要求，逐步完善区域教育的结构和体系，以基础教育为重点发展，完善各层次教育，尤其是决策者教育和企业家培养。在为城市和发展地区培养人才的同时，立足区域，培养人才。

3.改变二元教育投资结构

在改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同时，按“多予少取放活”要求加大对区域教育的投资，有效改变二元的教育投资结构。

4.建立区域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

人力资源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区域党政应建立这一共识，从区域长远发展出发，建立区域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在经济改善的同时，改善人才就业环境，逐步留住本地人才和吸引城市人才、企业家和投资者。

5.改革区域教育体制

把教育看作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工作，加强党和政府对教育工作的重视；致力于改善区域教育体制，提高教育的效率、质量与活力。促进教育的多元化、市场化，充分引进市场竞争机制，激化教育的活力。

6.引入社会资本，扩大教育的投入

完全靠中央政府来办好区域教育是不现实的，只能在充分挖掘现有投入渠道潜力的同时，使教育投入结构多元化。其中，重要的是要引入社会资本，而要完成社会资本与区域教育的多元化，就必须改革办学体制和产权制度，促进办学模式的多元化。

四、结论

教育如果适应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将促进经济增长，并使其它发展目标得以实现，否则，将导致人力资本投资浪费，阻碍整个发展过程的展开；教育也将对收入分配和消除贫困产生影响。应改善教育内部结构和二元教育投资结构，使教育更好地服务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大力发展区域所需的职业教育和农民业余科普教育，培养学习型社会的氛围。通过产业发展，改善就业环境，引进发展所需人才，抑制人才流失，遏制落后与人才流失的恶性循环。政府应从区域发展的战略高度重新认识教育与人力资本。

摘要：区域教育结构和教育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能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必须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重新定义区域教育的发展方向、结构和体系。区域教育的首要目标是促进和服务区域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社会经济范文第4篇

一是社会矛盾的同一性。人类社会随时随地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谐就要求矛盾的双方或多种矛盾在运动过程中达到并保持双赢或多赢的结局，既要达到事物内部矛盾在对立中统一，又要力求事物之间在对立中统一，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在当今社会，仍然存在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各种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人们生活在矛盾之中，然而人们追求的却不是矛盾越多越好、越复杂越好，而是寻求矛盾的解决或减缓。

二是社会系统的协调性。和谐是自身不断发展、结构不断完善、环境影响、内部要求、新陈代谢是进化的动力，是和谐度不断增加的系统的表现。协同与竞争并存、渐变与突变同在、决定与随机兼具构成进化的多种方式，增强总功能、显现新性质、适应新环境、融合新元素是进化的目的。系统的稳定是暂时的、相对的，进化发展是永恒的、绝对的。

三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和谐社会应当是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融洽的社会。社会经济的发展实质上就是人的劳动方式的变化。人是社会的主体，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目的也正是要满足人的种种需求。所以和谐社会应当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社会。追求社会的和谐，是人类实践活动内在的永恒的价值目标。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

我们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依然较大，经济增长质量不高、产业结构不优、竞争能力不强等问题也十分突出。同时，我们还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方面占优势的压力。据专家测算，如果美国经济年增长率为3％，中国年增长率为8％，那么中国需要68年才能实现人均GDP与美国相当；如果美国增长率为4％，中国增长率为7％，那么中国需要118年才能赶上美国。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概念，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了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位置。构建和谐社会，就是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下，建设以人为本、经济社会相互协调、全面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涉及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社会经济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方面的关系。

可以说，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大大丰富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涵，为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审视和处理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出了新的更完整的坐标系。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人顺应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新潮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新发展和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理想的新贡献。

三、从经济哲学的层面看和谐社会的构建

从经济哲学的层面看，怎样构建和谐社会呢？笔者认为，减少和消除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不和谐”因素，才是我们经济哲学中应该关心的问题。

首先，全面协调城乡发展。其基本内涵是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促使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城乡关系问题和三农问题是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全局性问题。城乡关系问题处理好了，其他各方面的关系也就比较容易处理。

其次，实现区域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全国统一市场是实现生产力合理布局的一个重要载体。因为只有借助于统一市场的选择机制，区域比较优势才能得以显现和最终确立，区域比较利益才能得到具体度量和实现。实践经验表明，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老工业业基地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关系到我国发展的大局。

第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既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又要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以克服市场机制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我国要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完善税收体系、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借此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的收入、保护和扶持弱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高度关注和帮助，除了稳定的需要之外，还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发展需要，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重要体现。

第四，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我国是人均资源比较少的国家，资源约束是伴随工业化、现代化全过程的大问题。因此，必须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和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发展经济中充分考虑自然的承载能力，彻底改变粗放型增长方式，要普及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生态保护型社会。

第五，坚持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维护国家安全。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发挥本国的优势和潜力，这是最为根本的。但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生产和资本日趋国际化，各国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我们又必须置身于世界经济这个整体之中，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实现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对接，努力扩大对外开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一个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不断增加和谐因素，从而不断提高社会和谐程度的过程。现阶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水平基本相适应，只能是较低层次和水平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所要实现的目标，也具有阶段性特点。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不断深化。

社会经济范文第5篇

一、藏族习惯法中的经济法律规范对藏族社会经济的规制

早在吐蕃王朝之前，青藏高原各部落在固有习惯基础之上形成了稳定的习惯法规范。吐蕃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一方面通过习惯法来保持与各民族部落的领属关系，另一方面将一些习惯法吸收到王朝统一的法律之中，使之上升为成文法，作为在吐蕃王朝控制区域普遍适用的法律规范。可以说，习惯法是吐蕃法律的渊源之一。之后经宋元明清等局部或统一的中央政权时代，部分习惯法经受住了法制文明的洗礼，尤其是其中的经济法律规范，在藏族社会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藏族习惯法中的经济法律规范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盟会习惯法

早在藏族处于原始社会时期，各部落为了联合起来保护自己、打击他人，经常以“盟会”的形式聚集在一起，其政治联盟的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到了吐蕃王朝时期，随着青藏高原统一程度的加强，盟会制度不仅反映王朝与部落的领属关系，更主要的是将双方的经济关系法律化。一方面，王朝保护各部落的经济利益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各部落应向王朝交纳一定数量的牲畜或其他财产作为经济义务。盟会已成为清查财产、征收赋员的重要手段。王朝越强大，这种经济权利和义务关系越稳定。相反，在王朝日渐衰落的情况下，各部落则表现出不尽经济义务，时叛时服的情形。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赞普与臣下每年一小盟……三年一大盟，杀犬、马、牛、驴为牲，咒曰：尔等咸须同心共力，共保我家，惟天地神祗共知尔志，有负此盟，使尔等身体屠裂，同于此牲。”直到清朝末年，青海藏族部落还按这种习惯会盟，到期不赴盟，要受到惩罚。《番例》第六条规定：凡会盟已给传知，如有推故不到者，千户等罚犏牛13条，百户等罚犏牛6条，管束部落之百长等罚犏牛5条。①由此也可以看出习惯法向成文法演变的历史轨迹。到了11世纪角厮啰政权兴起以后，尚无完备的成文法律，而是通过“盟誓”“祭天”的形式来维持王权与部落之间的臣属关系，以确保王朝的政治经济利益。

（二）自然与生态保护习惯法

世居在青藏高原的藏民族自古就形成了保护自然和生态的习惯。尤其在佛教成为主导性宗教之后，由于受“佛戒杀生”禁忌之影响，他们一般不捕杀野生动物，诸如河鱼、秃鹫、田鼠、黄羊等。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习惯逐渐上升为具有一定强制力的普遍适用的习惯法。后来，这种习惯法还以成文法的形式颁行和宣讲，历代达赖和历任摄政每年宣讲《日垄法章》，规定不许伤害山沟里除野狼以外的野兽、平原上除老鼠之外的生物，违者皆给予不同惩罚的禁令。理塘毛垭地区的土司规定：不能打猎，不准伤害有生命的东西，否则罚款。打死一只公鹿罚藏洋100元，母鹿罚50元，藏羊（或岩羊）罚10元，獐子（或狐狸）罚30元，水獭罚20元。①理塘木拉地区禁止人们挖药材，不论挖多少，是否挖到，也不管是在自己的地里或他人的地里，都要罚款。1人挖药材罚30藏元，2人罚60藏元，余类推。理塘拉木地区不准砍神树，也不准到其他头人辖区内砍柴，对上山砍柴者罚藏元12-30元，越界砍柴者除罚藏洋10元外，还得退回所砍的柴，并没收砍柴工具②。显然，藏民族很早就意识到自然和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作用而加以保护。由于高原地区特殊的脆弱的生态遭到破坏，是很难恢复的，所以藏族习惯法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反映了藏民族法律文化的地域特点和科学性。在草原保护方面，“轮牧”是千百年来不变的非正式制度，也是藏民族保护草场，促进牧业良性发展的习惯法。搬迁轮牧的日子，也要遵从这种无形的法律，由部落首领择定良辰吉日统一进行，对早搬、迟搬、错搬者均给予经济处罚。

历史上藏族社会经济法律的内容十分丰富，并表现出多元性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藏族习惯法、藏区成文法和国家制定法三个层面上。本文首先从盟会习惯法、自然与生态保护习惯法、经济责任习惯法、以罚代刑习惯法四个方面考察了藏族习惯法中的经济法律规范，然后考察了吐蕃时期和元明清时期地方政权成文法典中的经济法律规范，还论述了宋元明清中央政权在藏区的经济立法，最后指出历史上藏族社会的经济法律是藏汉蒙多民族法律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因此，藏族经济法律文化包含着巨大的法理学价值。

藏族的先民早在4000多年前就繁衍生息在青藏高原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到元朝时逐渐形成一个居住地域相对固定、语言大体统

社会经济范文第6篇

茶文化如茶道、茶艺、茶俗、茶礼之类清新淡雅的片断是人类悠久流长历史中沉淀下的一朵瑰宝，大唐盛世在政治经济文化的推动下，茶文化在社会发展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论文主要从茶的起源、发展及文化的形成过程和内容，研究其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内涵及对其他领域的连带作用，引起人们以对本民族文化的共鸣。唐朝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最鼎盛的时期，因而对茶饮文化发展有强大的推动作用。继而出现的陆羽《茶经》等文字著作是对茶文化发展从饮食到文化的高度总结和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茶叶的种植、采摘、加工、烹煮、品饮乃至于茶具、习俗，使茶文化从纯技艺升华为精神文化，并集中体现在茶道文化这一次生的文化形式，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流芳全世界。

关键词：

唐代；茶文化；茶经

1.绪论

茶文化广义上包括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即茶具、茶馆、运茶、制茶、茶道、茶政、茶礼、茶艺等等，而狭义的茶文化则是指其人文科学内容。而本论文则从广义的方向入手来研究中国唐代社会经济对茶文化的推动以及茶文化对后世之影响。从茶物质开始，在延伸至与其相关的人文精神素养。“茶文化是茶的物质产生和饮品利用过程的物质、记忆以及形成精神的成果的总和，其内容包含物质层面，技艺层面和精神层面。”[1]随着唐代疆域的扩大，饮茶文化也逐渐从南方传播开来。直至边疆地区，对后世在经济、文化、名俗乃至于民族融合上影响深远。如唐代有言：“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2]可见，饮茶、贩茶在唐之前已经广为流传与普及。饮茶的起源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乃至上古，唐代以前并无“茶”字，只有“荼”的记载。茶圣陆羽首先提出了茶的起源是“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而至于全民品茶，论茶，斗茶，将茶发展出其专属的文化品位，则源自于唐朝，它起到了加强经济、融合文化、丰富艺术、促进交流、开源国库的作用，有着无法预计的社会提升作用和效果。

2.唐代社会经济对茶文化的推动

秦汉之际，中华民族的祖先饮茶始于药用。有言“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3]“荼”即古代的“茶”（《尔雅》记载）。南北朝时佛教兴起为茶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而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到了唐代，随着国力、经济的大力发展，中西方交流日益增多促成了茶文化的发展条件。安史之乱后，虽然经济有所动荡，但茶文化的发展趋势仍未受到影响。正是在这种多元的文化氛围下，茶饮文化正式的开始了发展和壮大。由此，茶叶贸易，贡茶制度，茶书著作，茶禅联系都蓬勃发展起来。

2.1唐代茶叶贸易的盛行。

白居易《琵琶行》有言：“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浮梁是唐朝疆域里最东南的一个集散地，经济交易十分频繁。唐中叶以后，由于交易的经一步推进，使得茶叶文化从南向北扩散，呈网状结构覆盖全国。陆羽在《茶经》中更是罗列了无数的产茶州县，现阶段已经明确知道的茶业产区已有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等十四个省区，覆盖大江南北。这样的网状结构，在唐代这样的广泛交流时代，为茶叶的传播和茶风的普遍化提供有利条件。

2.2贡茶制度的施行。

由唐代开始，朝廷开始在名茶产区设立贡茶院，由官府监督。当时最著名的贡茶院设在湖州、常州以及顾渚山等地。每年清明前，都需将上好的明前茶上贡至朝廷。贡茶制度劳民伤财，每次运输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有其负面性。但另一方面该制度确实对茶叶质量的提升意义非凡。皇家饮茶习惯的发展带动民间饮茶消费，当时宫廷里产生的许多新兴茶饮模式成为民间习俗的风向标。自唐代开元以来对茶的需求量不断增加，甚至在产茶地设下御用制茶场。此外，唐代朝廷增收茶叶税加以立法管理，也促成了茶文化的蓬勃发展。

2.3茶书发展及流传。

唐代社会经济推动茶文化发展的标志性产性—茶书兴盛，对茶文化系统理论性研究愈加广泛。自公元七六〇年左右茶圣陆羽所著《茶经》问世以来，陆续撰写了《茶记》、《顾渚山记》等卷，系统介绍采茶、制茶、煎茶、饮茶之法并分列等级[4]。《新唐书-陆羽传》记载：“羽嗜茶，着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以。”[5]另外诗僧皎然、张又新、温庭筠等著作《茶诀》、《煎茶水记》、《采茶录》、《十六汤品》、《茶述》、《茶学大典》、《茶谱》等较为著名。这些茶书将饮茶学问详细地论述，更加推动茶经济贸易的发展。

2.4茶禅关系的发展。

由于茶味先苦后甘，与禅境十分相像，故自东晋后，饮茶便被列入禅规之中[6]。僧徒行踪遍布全国，也使南方饮茶之风传播到北方。茶对于僧人而言，其妙用在于精神层面，茶道所言清雅、宁静、和谐、自由俭德等精神领悟与佛法之六度五戒暗暗相合。喝茶既可以通晓茶品、体验自然、又可以通过观茶色品茶味，识解佛性。总而言之，其共同特点在于，领悟自然的神妙。[7]同时，寺庙因为其清幽雅致、古朴无华的环境，成为了文人墨客与僧人进行儒释文化交流的绝佳之地。这些活动与交往，扩大了茶文化的传播。[8]

3.茶文化对饮茶物品贸易的带动

《茶经》对采茶天气、制茶工序、煮茶用水、品茶方法等的详细说明，[9]明确了茶文化除茶叶贸易外，还存在饮茶物品的交易。其中所列的饮茶器具总共有二十八种，并称为茶器。而采茶所用器具则称为茶具。唐代茶器可分为两类，一种是陆羽所言，乃文人学士所用。二是在陕西出土的金银、秘色瓷、琉璃茶器，乃是皇室王孙贵族和宫廷所用。比如风炉、水方、碗、札等，平时并不一定要用全套茶器，但最好还是备齐全套，否则，“茶废矣”。

4.结论

在唐以前一千多年里，茶饮文化经过了漫长的孕育期，在唐朝国富力强的时代以空前的速度发展起来，极大的影响了后世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甚至人民的想观念和意识形态，除了与饮茶实物的贸易外，茶文化在茶馆、家庭消费等奠定了不容忽视的基础，迄今不衰。茶饮已逐渐艺术化，国际化。

作者：光梓宜 汪翔 单位：西安交大附中 安徽大学

参考文献：

[1]《论茶文化的理论与实践》，郑永球

[2]《封氏闻见录》，[唐]封演著，《雅雨堂丛书》本

[3]《茶经》，[宋]陆羽著，1956，百部丛书集成，艺文印书馆出版

[4]《神农本草经》，作者不详，约成书于秦汉时期

[5]《新唐书-陆羽传》北宋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合撰

[6]《饮茶与禅修》，沈柏村，国立国父纪念馆馆刊，2000.5

[7]《中国唐宋茶道》，梁子著，1997，陕西人民出版社

[8]《中国文人品茶》，张宏庸，国文天地6卷8期1991.1

社会经济范文第7篇

【关 键 词】经济法/法……

当经济法作为一个法部门，导入中国法学界时，经济法便陷入了“征战不休”的境地——先是与“民法”、“商法”，尔后又是与“行政法”，现在似乎又陷入了与“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等“社会法”的混战中。笔者认为：经济法在法域归属、法本位、调节机制、规制范围、基本原则、法律规范之性质、调整模式、法律关系、法律责任、程序法等10个方面都迥异于“民商法”、“行政法”，而与“劳动法”、“环境法”等具有更大的相似性。因此，姑且命之为“社会经济法”。

一、社会法：经济法的法域归属

沿用大陆法系的分析方法，一国的法律体系应先分“法域”，在“法域”之下，再分“法部门”。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按法律性质，将法律分为“公法”、“私法”法域。但是，这种“二元”法律结构，不足以划分实存法，也不足以反映社会结构。这是因为：第一，以典型的西方文明史来看，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公司、企业作为法律上的“人”，始获承认，形成波澜壮阔的“法人运动”，导致劳工运动、消费者运动、环保运动展开，几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呈现出“反抗—压制—妥协—合作”的轨迹。如何能以反映简单商品经济的“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二元”社会结构论来涵盖“法人运动”以后的社会发展轨迹呢?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随着欧美国家经济政策的日益“民主化”，出现了许多在战前所未曾有过的非政府组织（社团），导致各国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唯一代表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这种非政府组织在经济领域中所发挥的调控与干预作用，是其他社会组织，甚至是政府所不可比拟的。因此，按传统的“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社会结构论，又如何能解读这种社会变迁呢？第三，20世纪60年代以后，东亚国家和拉美国家迅速崛起，这些国家和其所在地区处于急剧“现代化”的环境里，一些传统的组织具有了“现代性”，而一些导入的“现代组织”又楔入了“传统”的内容。如新加坡的“家庭”组织，演变成具有“社团互济”特点之组织。按“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二元社会结构论，显然难以解释。第四，“冷战”结束后，当西方自由主义者还沉浸在历史“终结”的喜悦中，整个世界却出现了“超越‘左’与‘右’的趋势。这种“第三条道路”在美国克林顿、英国布莱尔、德国施罗德等新一代政治家主导之下，迅速风靡西方世界。传统的“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理论对此又是捉襟见肘。第五，正在崛起的中国，加入WTO 已成定局。在中国完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时，那种以民族国家为基本预设前提的“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理论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现实挑战。因此，面临上述诸多问题，传统的“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理论无法应对，显得力不从心。基于此，笔者提出一种三元社会结构论，力图解释上述社会现实。（注：参见郑少华：《社会法的勃兴与中国社会法之使命》，《政法高教研究》1997年第 3期。）这种三元社会结构论是用“市民社会—团体社会—政治国家”来描述的：（1 ）人不仅仅是自利的“经济人”，即“市民”，而且，不仅仅参与政治生活，成为“公民”，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社会，人为了满足其需求，实现其尊严，参与团体，缔结团体契约，成为“社会人”，即团体之一成员。（2 ）所谓的团体社会，源自人们的二次“社会契约”。笔者认为：人们由于对第一次社会契约的不满，自然产生了种种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因此，产生二次“社会契约”的缔结——将原先让渡给政府（国家）的一部分权力，让渡给社团，将原先保留在个人（“市民”）手中的一部分权利，让渡给社团。这种让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因此，笔者谓之为团体社会产生的“动态的社会契约”基础。

以“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二元社会结构论来描述社会现实结构，奠定了法律按“私法—公法”划分的法律二元结构。这种法律的二元结构，亦不足以解释随着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社会变迁所呈现出的法制史与法学史上的若干问题。而以“市民社会—团体社会—政治国家”的三元社会结构为基础的“私法—社会法—公法”的法律三元结构论，则有助于解释法律之变迁与法学史上的若干新现象：其一，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使各种社会矛盾趋向激化，战争、经济危机等灾难频繁来临，旧的利益结构急剧变动，新的利益结构正在形成，新旧利益的冲突不可避免；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民主和法治理想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由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和公害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关注以往与国家不相干的劳动、福利、教育、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并运用政治的和法律的手段予以调节。于是，劳工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保护法、 公共交通法、经济法等社会立法不断制定出来，“法律的社会化”成为时代的潮流。（注：参见张文显：《20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页。）对于这种“法律的社会化”，若按“私法—公法”二元法律结构来解释：将上述社会立法归入“私法”，则与“私法自治”原则相矛盾，也有违私法的“自由”、“平等”之理念；若归入“公法”则为公权力无限介入“私域”创造了理论上的“合法性”，进而导致社会自由、个人权力保障等现代化社会的基本准则丧失贻尽，其极端便是纳粹主义的抬头。所以，应按“私法—社会法—公法”三元法律结构来解释“法律的社会化”现象——将上述社会立法纳入“社会法”，既可保障“私法自治”层面的个人权利，又可阻却国家对“私域”的干涉，利用团体社会（有社会学者称之为“社会中介层”）来实现人的尊严和社会之安全。其二， 在“法律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of law）同时，又出现了“法律社会化”（legal socialization ）现象。后者不同于前者。后者是指人在法律方面的社会化，是人的整个社会化的一个方面。（注：参见张文显：《20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6年版，第114页。）这种人的整个社会化，以笔者的理解来看，是针对古典社会理论而言的。但是现实生活中，古典式的“民事交往模式”是不存在的，它必然涉及到极为复杂的社会关系——不仅仅有“交易成本”的存在，而且有“社会成本”的存在。于是，现代社会理论提出了不同于古典社会理论的概念——即人的社会化、法律社会化问题。马斯洛提出人有五大需求。笔者认为满足人的“安全、尊严、幸福”之需求，从法学理论层面上说，应依靠“法律社会化”来解决——即我们的法律不能仅仅将人看作“原子化”的“市民”（私法），也不能仅仅将人看作“原子化”的“公民”（公法），更重要的是要还原人的本性，把人看作须臾不可离开“团体”的“社会人”（社会法）。这就是“私法—社会法—公法”法律三元结构论对实现“法律社会化”的一个贡献。

既然我们确定了“私法—社会法—公法”的法律三元结构论，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经济法是否属于“社会法”法域：其一，经济领域在古典社会科学看来，向来属于“私域”，但正是“法律的社会化”现象出现，使一些调整经济的法律之性质不同于古典的“民商法”，而成为“经济法”。其二，现代经济法产生的背景，是由于存在信息不充足、自然垄断、垄断、外部效应等“市场失灵”情况，市民社会发生危机，而政治国家的一味介入又导致“寻租”等“政府失灵”现象，因此需要团体社会的出场，以挽救“市场失灵”，克服“政府失灵”，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而经济法显然是团体社会的重要规则。其三，经济法与在“法律的社会化”背景下出现的环境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等具有更大相似，而迥异于“私法”的民商法、“公法”的“行政法”。其四，经济法是将“民商法”下的“市民”还原为“消费者”、“中小投资者”；将抽象的“商人”还原为“中小企业”、“大企业”，即按它们不同的社会角色，设置不同的权利与义务。其五，经济法所追求的目标是整体社会利益。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经济法是社会法法域下的一个法部门。

二、社会本位：经济法的本位观

本位，依王伯琦先生之说，乃指法的基本观念，或基本目的，或基本作用。在前述背景下诞生的经济法，与“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环境法”等成为社会本位法制之一部。因此，经济法的本位，即为社会本位。

（一）经济法体现社会整体经济利益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团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共同构成了一个社会利益的结构。衡量一国的社会规范是否有秩序、社会利益是否有机互动，关键在于：在社会利益结构中，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是否等差有序，形成一种互动的良性的利益格局。个人利益，是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利己心之需，追求个人利益，实际上是市场交换得以展开的人性基础。团体利益，则是为了满足团体的成员之需求。以公司为例，若将公司视为法律上所拟制的“人”，与自然人没有什么区别，它要追求个人利益。但若将公司视为“社会团体”，则公司要满足其成员（股东、雇员、供应商、消费者等关系人）的需求。国家利益，是指为了满足国家（政府）自身的需求。在一些情况下，国家为了满足其社会成员之需求，往往自称是为了国家利益，但实际上是在追求社会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则是为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之需求，在许多国家中，一些社会弱势团体，如消费者组织会声称它代表社会利益，这主要是因为这些社会弱势团体在追求团体利益时，实际上是促进了社会利益的实现。从法学的角度来看，“私法”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是谓“权利本位”。“公法”是为了体现国家利益，是谓“权力本位”。但基于历史上国家暴政的惨痛教训，先贤们设计出以“民权制约行政权”作为公法发展的一条底线，但“公法”在本质上是为了体现国家利益、政府利益的。而社会法则是体现团体利益，特别是社会弱势团体之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在某些场合下，也会追求社会公共利益，在其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时，则也成为社会法的主体。

我们又可以将社会公共利益划分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等。“今天，更重要的无疑是正在发生的商法的变化，它正在变成受政治与社会方面的考虑支配的‘经济法’，在这里公法与私法密切地交织在一起。”（注：［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85页。）经济法体现了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反垄断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有序的竞争秩序，实现竞争者的利益，促进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目标是维护消费者权益，促进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的目的是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促进经济持续地适当地增长，同时保持物价稳定、高就业率和外资平衡。

（二）经济法保障社会经济安全

在一个社会结构的安排中，其是否合理，还取决于能否实现个体安全、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全。个体安全，就是个人的基本权利是否能得到有效保障，即所谓免于“饥馑”、免于“恐怖”的权利；国家安全，则是作为一个者，其基本的是否能得到保障，免遭外来势力的破坏；社会安全，则是社会共同体的政治、文化、经济权利能否得到保障。一国的法律秩序，就是要保障个体安全、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全。但法律是有分工的：私法侧重于保障个体安全，公法侧重于保障国家安全，而社会法则重在保护社会安全。在社会法中，作为一个法部门，经济法则重在保障社会经济安全：反垄断法扼制垄断者与垄断行为，其目的在 于实现市场秩序的安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强化消费者权益，实现消费者理念，保护消费安全；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要促进经济适当增长，保持物价稳定、高就业率和外资平衡，实际上是为了实现经济领域内的社会安全。在这里，有人或许会提出：商法，特别是票据法中的外观主义，也是为了实现交易安全，难道票据法也是经济法吗?笔者的回答是：第一，票据法应属于商法，即私法，它主要是从个体安全角度来实现交易安全；第二，现代商法的确出现了“社会化”的趋势，因此，票据法中某些规范具有很强的“经济法”（“社会法”）特征；第三，经济法实现交易安全，是从社会安全角度来进行的。

（三）经济法追求经济领域内的社会公平

社会公平的现代概念应该是：每个社会成员，仅仅因为他是社会成员之一，就有权不仅享受其他成员所提供的个人生活所需，而且有权享受每一个人都想得到的而实际上确实对人类福利有益的一切好处和机会。（注：参见［美］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献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法律为了实现这种社会公平，就应该这样设计：第一，采取普遍原则。不问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坚持在基本自由、基本人权面前人人平等，私法从“私”的方面保障每个“市民”的基本财产权、基本自由，公法在“公”的方面保障每个“公民”的参政权、结社权、自由权等。第二，采取区别对待原则，这是普遍原则之补充。在下述情况下，应采取区别对待原则：（1）社会中的贫寒阶层，对他们提供基本社会保障；（2）贫寒阶层的子女，由国家或社会向他们提供受基本教育的机会；（3 ）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特殊扶持政策；（4）新兴产业，提供促进政策；（5）其他主义者，如环保主义者等，提供支持政策。从法律角度来说，上述须采取区别对待原则的领域，正是社会法之使命所在。

经济法是在经济领域内实现社会公平：其一，通过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扼制大企业的垄断行为，促进中小企业与其他合法竞争者的有效竞争，维护消费者权益。其二，通过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促进国内就业，提供社会成员的就业机会；稳定物价，避免中低收入阶层遭受通货膨胀之苦；促进经济适当增长，为后代人提供发展机会。其三，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维护消费者之权益。其四，通过产业政策法，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其五，通过中小企业促进法，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其六，通过合作社法，促进社会成员（主要是社会中下层成员）的互助、互济，以谋共同发展之道。

（四）经济法促进社会合作

在漫漫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人类之间的相互倾轧占据大部分时间。基于这种惨痛的人类记忆，人类试图开出一条社会合作的新路来：劳动者与资本者之间的合作，消费者与厂商之间的合作，社会弱势群体与社会强势团体之间的合作等，以达“双赢”之局面。团体社会理论存在的现实意义之一，就是要将社会合作的人类理想变成现实。自然，社会法的奋斗目标之一，也是为了实现人类的这种理想。

经济法，在经济领域内架起了社会合作的桥梁：（1）通过消费者团体，促进消费者之间、消费者与厂商之间的合作；（2）通过将“公司”视为“社团”，促进股东与其他公司关系人之间的合作；（3）通过合作社，促进合作社成员之间的合作；（4）通过公众参与，促进经济政策的“民主化”，实现社会经济合作。如此，以增强社会资本。

三、社会调节：经济法的调节机制

从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角度来看，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模式应分为市场调节机制、社会调节机制与国家（政府）调节机制。所谓市场调节机制，是指以市场价格为信号，在人们的自利心驱使下完成交易合作，以满足人们日常基本生活之需要。它是建立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的。所谓政府调节机制，是指以国家公权力为媒介，以人们的基本人权为保障所完成的政治生活的交往模式。而社会调节机制，一般来说，则是指国家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实际上充当为一个超级社会团体）或社团（非政府组织）以社会公信力为媒介完成的一种社会生活交往模式。它是为了克服诸多社会问题（如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公害等）来实现人的全面尊严和社会安全，它是建立在社会资本之基础上的。社会调节机制主要包括了社会公共干预措施、社会保障措施、社会交涉措施、社会自治措施等。（注：参见董保华、郑少华：《社会法——关于第三法域的探索》，《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民商法尤其是商法是市场调节机制的内部构成，（注：参见郑少华：《商法与经济法：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制度设计》，《法商研究》1995 年第5期。）而公法则是国家调节机制的重要构成，社会法则成为社会调节机制的重要规则。经济法主要是从经济领域来完成社会调节机制的规则构筑：

1.以“法人运动”为契机，消费者运动、经济民主化运动等纷纷展开，政府作为社会经济干预的唯一主体之“合法性”遭到质疑。消费者组织、商会、同业公会、工会等非政府组织（社团）也成为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体。

2.经济法通过强化社会资本，克服病态社会资本，即建立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中小企业与大企业”、“消费者与经营者”、“合作社与公司”、“调控主体与被控主体”之间良性的、互动的“合作—扩展”秩序，以达经济和谐发展之目的。

3.经济法不仅运用奖励措施——政府奖励、社团（包括基金会）奖励与资助，促进技术进步与新兴产业的发展，而且建立社会评价机制（包括信誉评估等）。

4.经济法要求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不仅要有专家委员会意见（如德国《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第2条第1款第1 项），还要有听证会，听取社团、公众代表的意见（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5.对自然垄断企业的管制，采取了公众参与的机制。

四、经济团体社会：经济法的规制范围

在“市民社会—团体社会—政治国家”中，社会法对应团体社会，其平等的社会关系与不平等社会关系结合，成为社会法的规制范围。（注：参见董保华、郑少华：《社会法——关于第三法域的探索》，《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9 年第1期。）作为社会法的一个法部门，经济法的规制范围，则是经济领域内的团体社会：

1.公司作为“商人”，由商法来规制。也就是说，在商法看来，公司仅仅是个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社会组织，围绕这个目的，商法构筑起一整套公司制度（如资本多数决定、董事职责、股东权益等）。但在现代社会，公司不是单纯的营利组织，而是肩负一定社会责任的社会性组织。这是因为：（注：参见刘俊海：《公司的社会责任》，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 6页。）其一，根据社会伦理的要求，公司应当追求共同的“善”。即对所在社区的贫寒家庭提供必要的道义上的物质帮助和非物质鼓励，对生态问题应尽职而不仅仅单纯遵守当地政府的环境标准，对所在社区的道德维持应作出“榜样”。其二，根据关民理论，公司不仅对股东，而且对供应商、消费者、员工等都应尽社会义务。公司应当保障上述公司关系人所具社会角色的权益。因此，当公司成为团体社会之一社会团体时，就由经济法等社会法来规制。

2.消费者权益的特殊法律保护，取决于消费者团体的壮大和成熟。消费者的安全权、自由选择权、知情权、受尊重权都离不开消费者的结社权即消费者自由组成不同的消费者团体以对抗厂商，获取自身权利的保护。因此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本质上说是团体社会之法。

3.当政府作为一个超级“社团”，即政府在履行社会管理者职能时，与其他社团对经济进行调控时，经济法即是经济领域的团体社会之法。

4.在经济领域，成员与社团之间、社团之间、社团与政府之间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组成了动态的团体社会，由经济法进行规制。

五、公共干预与公众参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按照日本学者星野英一的意见，对法律原则可作如下分类：其一，关系法律全体的原则，例如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的原则。其二，作为制度的根据在学问所主张的原则。其三，表明民法典内在的基本价值的原则。其四，比较纯粹的法技术的原则。（注：转引自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39页。）那么，对于社会法来说，作为制度的根据在学问中所主张的原则，笔者称之为根本原则，应是“社会自治”原则。因为：第一，根本原则应是介于法本位与基本原则之间的中位概念。“社会自治”一则反映了社会本位观，二则可涵容“社会公共干预与公众参与”的基本原则。第二，“社会自治”不同于民法中“私法自治”的根本原则。“私法自治”主张权利本位、契约自由及过失责任等，而“社会自治”弥补“私法自治”的不足，主张社会本位、社会关系契约及社会责任，以图借社团之力来弥补个人之力的不足。第三，“社会自治”符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家遭受一定限制、非政府（社团）在现实社会中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趋势。而笔者与董保华先生原先所主张的“扶植弱者，倾斜立法”作为社会法的原则应该是比较纯粹的法技术原则。（注：参见董保华、郑少华：《社会法——关于第三法域的探索》，《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9 年第1期。）表明社会法内在基本价值的原则应该是：社会公共干预与公众参与两原则。因为：它们能反映社会整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安全、社会合作等社会法内在的基本价值；“社会自治”本质上就是“社团自治”——作为社团，能调控和干预社会生活；公众参与，就是公众获得社会成员之资格，以缔造社团，既克服“市场失灵”，又克服“政府失灵”，以全面实现人的尊严与幸福之过程。下面，分别阐述确立社会公共干预与公众参与原则的主要意义。

1.社会公共干预。这是指国家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或社团对社会生活进行调控、调节、管制的措施和手段。（注：参见郑少华：《经济法的本质——一种社会法观的解说》，《法学》1999年第2期。 ）作为社会法的基本原则，其主要意义在于构成一个国家（政府）—社团一个人（公司）的等差有序的社会调节的权力结构。政府可以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制约社团的不正当的利己倾向，而社团可以以自身的名义或其成员之名义制约政府（国家），防止政府滥用行政权力，构成合理的有机“社会治理结构”，构成“调控—管制”、“禁止—劝告”、“惩罚—奖励”、“抑制—扶植”的“硬—软”权力谱系，以最大限度整合社会资源，实现社会和谐发展。这有利于社团的壮大与成熟，在最大限度上克服了由于政府权力更迭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造成的震荡。

2.公众参与。这是指公众通过结社等方式参与社会生活，影响和引导社会发展。作为社会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其意义在于将体制外的“民众自力救济”方式转化为体制下的权利诉求，以避免大规模的不满现状的反体制动荡；通过体制内的最大限度参与，可以实现社会民主，增强社会资本，以促进国家民主在高水平的层面上实现；通过公众参与，可以保障公众的“私权”、“社会权”以及“公民权”；既可避免“政府失灵”，也可避免“市场失灵”。

在经济领域，经济法正是实践了上述两原则，进而形成有别于民商法与行政法的基本法律制度。包括：（ 1）利用金融、财税政策之调节功能，调控宏观经济；（2）通过消费者组织，保障消费者之权益； （3 ）利用产业政策，鼓励与扶植新兴产业之发展，抑制甚至禁止“夕阳”产业的发展，扶植和鼓励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4 ）将消费者运动、劳工运动、经济民主化运动纳入体制内，强化经济生活中的公众参与机制。

六、“强制性”与“任意性”、“禁止性”与“倡导性”之结合：经济法规范之特征

从法律规范的性质来说，任何现代法部门的法律规范都兼有强制性规范、任意性规范。但是，我们从学术意义上分析，应当承认下述三个前提：其一，从现实法的部门来说，民商法以任意性规范为主、以强制性规范为辅，行政法以强制性规范为主、以任意性规范为辅；其二，从学术层面上说，民商法本质上是由任意性规范构成的，行政法本质上是由强制性规范构成的；其三，现代法律是近代法律经“法律的社会化”而发展起来的。因此，从现实法律来看，民商法也有强制性规范，行政法也有任意性规范，这是法律“互动”的结果。但就社会法来说，它典型地反映了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结合的特点。（注：参见董保华、郑少华：《社会法——关于第三法域的探索》，《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作为社会法的一个法部门，经济法规范鲜明地反映了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禁止性规范与倡导性规范结合的特征。因为：（1 ）在经济领域内，社团的形成既是个人选择的过程（契约性、任意性）又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固定性、强制性）。（2 ）为防止社团的与暴政，一方面必须禁止社团侵犯基本人权，因此，经济法要用一些强制性规范保护社团成员的基本权利（不可让渡之权利）；另一方面，还要利用社团竞争机制，促进社团竞争，因而，经济法具有了任意性规范。（3）如前所述， 团体社会具有的“硬—软”权力之性质，决定了经济法规范兼具禁止性规范与倡导性规范。

七、社会基准、团体契约、个人契约：经济法的调整模式

就社会法而言，从法规权利义务到现实权利义务，中间还有约定权利义务这一环节，并形成三个层次的调整模式。第一层次是宏观的层次，涉及社会基准；第二层次是中观的层次，涉及团体契约；第三层次是微观层次，涉及个人契约。（注：参见董保华、郑少华：《社会法——关于第三法域的探索》，《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1 期。）这种采用纵坐标的调整模式，尚有两个前提需要交待：第一，国际社会中的一些国际性组织或国际公约之规定，其基准规定通过各国政府承认进入“社会基准”中去，其团体契约性质之规定则进入“团体契约”之模式；第二，这里所言的“个人契约”仍不同于“私法契约”，原因在于这种“个人契约”中，“个人”被还原为“社会人”，而非均质的原子化的“市民”。如“消费契约”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契约”。

作为社会法的一个法部门，经济法也是可以采用这种调整模式的：（1 ）在社会基准层面，经济法设置了对中小企业、消费者等经济社会的弱势群体的最基本保障，限制了大企业、厂商等经济社会强势团体的不当行为；（2 ）在团体契约层面，采用区别对待原则，对行业协会、同业公会等社会强势团体与消费者组织、中小企业卡特尔设置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在此基准上，让团体的对内契约——约束其成员和对外契约——宣示与倡导非成员的行为充分展开，而这种团体契约往往比社会基准更有利于对社会弱者之保护；（3 ）在个人契约层面，如消费契约，就考虑到消费者的特殊身份以及消费者组织的特殊约定，进而更有利于保护消费者权益。

八、社会公共性：经济法的法律关系

法律规范通过一定的调整模式作用于现实生活，形成现实的权利义务关系，即法律关系，以往的经济法论著，多倾向于以民法的思维来论述经济法律关系，其原因在于没有认真分析“社会关系”。

在经济领域，两个主体之间的某一行为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并不是单一的。以一个卖主（甲）和一个买主（乙）为例说明之：甲将一个杯子卖给乙，作为平等主体之间发生单纯的买卖关系，涉及到债权契约与物权契约的关系，由民商法来调整。而当我们把甲、乙还原为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角色，则乙是个消费者，这个买卖关系则又涉及到三层关系：维护乙的最基本权利与保障最基本的交换秩序，形成由社会基准调整的基本消费关系；维护乙所在的消费者团体的利益和消费者作为具体的消费者团体成员之利益，形成由团体契约调整的消费关系；维护乙作为现实消费者的特殊利益，形成由个人契约调整的消费关系。上述三层关系实际上都涉及到个人（主体）间的“社会的”“公共性”的需求。因此，我们可以说，经济法的法律关系，是由经济法调整“社会的”“公共性”的社会关系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法律关系必然具有以下特点：（1）在社会基准作用下，其权利与义务往往是合一的；（2）在团体契约作用下，其权利与义务具有对称性；（3）在个人契约作用下， 弱者之权利多，而义务少，强者则义务多、权利少。因此，我与董保华先生将社会法的这种法律关系的特点，称之为权利义务 的不守恒性。（注：参见董保华、郑少华：《社会法——关于第三法域的探索》，《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九、社会责任：经济法的法律责任

社会法的法律责任是一种社会责任。这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强调的：第一，随着法律的“社会化”进程，出现了“公法”、“私法”相溶合的趋势，出现了在现代立法过程中，某一具体法律采用民法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并用的法律责任设置结构；第二，出现了一些既不能归入“私法”也无法纳入“公法”而应是典型的“社会法”的法律责任制度，如“两罚制”、“惩罚性赔偿责任”；第三，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让位于无过失责任原则；第四，单一救济方式演变成多种救济方式以及综合救济方式的出现。

在经济领域内，经济法的法律责任亦为“社会责任”。在这里，笔者以三项法律责任制度为例，讨论经济法的法律责任。

1.惩罚性赔偿责任。所谓“惩罚”，应该是“公权”所为。所谓“赔偿”，乃填充损失也，系“私法”所为。而惩罚性赔偿则有机地融入了“公法”与“私法”因素，演变成一种“社会责任”。在工业发达国家，惩罚性赔偿制度运用范围较广，而在我国实存经济法中则运用较少。我国除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针对“欺诈行为”以外，基本上没有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运用较广的是有论者谓之“中国特色的惩罚性赔偿”——行政处罚＋民事赔偿。笔者以为，行政处罚＋民事赔偿的责任模式不是不能运用，但相对惩罚性赔偿制度来说，有如下几个弊端：其一，使行政机关拥有了过大的权力，而又缺乏必要监督，成为“寻租”现象盛行的制度性根源；其二，当事人是否受惩处，还取决于举报机制，由于受害人缺乏经济诱因，对于小额的赔偿往往不履行索赔之权利，这样，便使侵权行为屡禁不绝；其三，在这种模式下，行政机关代表社会公益的“合法性”根本不可能遭受质疑，这不符合社会法的发展理念，也不利于“团体社会”的发展。

2.强制性的产品责任保障制度和赔偿基金会。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情况下，若将产品责任一律交由生产厂商承担，消费者之权益难以得到足够的经济支持。因此，必须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承担机制——建立强制性的产品责任保险制度，利用商业保险体制来分散风险；建立社区、社会产品赔偿基金会支付必要之赔偿金。对行政机关不当决策造成的损失，先行弥补，然后取得代位索赔权，利用团体诉讼机制向国家索赔。这种赔偿基金会经费来源于：社会公众捐款；所在地的公司、企业一定比例的费用支持；国家（包括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财政补贴。

3.资格罚。在社会法中，参加团体的条件之一是：必须具有成员的资格。因此，当某一公务人员或“商人”违反了有关法律受到惩罚时，除了承担刑事责任和在一定时间不得从事特定的商业行为外，还得受到资格罚——即在一定时间内，他作为普通消费者，要受到一些资格上的限制，如不得购买一定金额之上的消费品、日常消费交易行为必须向有关机关申报。

十、以团体诉讼、公众诉讼为中心：经济的程序法

社会法的实体权利之实现，必须依赖社会法独特的诉讼机制予以保障。社会法的程序法包括团体诉讼、公众诉讼、集团诉讼、小额诉讼、诉讼援助计划等，即所谓的公益诉讼机制。

在经济法中，其程序法是以团体诉讼与公众诉讼为中心展开的。所谓团体诉讼，即仅仅是社团，针对垄断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侵犯消费者权益行为，为社会公共利益、团体利益、其成员利益，以团体之名义向法院提讼，以此来抵御政府行政机关和厂商的不法行为。所谓公众诉讼，即指对于行政机关与厂商的不法行为，任何人都可为社会公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讼，以实现社会正义。

十一、结论

社会经济范文第8篇

关键词：经济法 社会经济 功能

经济法在国家干预经济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经济法的有效实施能够与其他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互补，对我国宏观调控相关经济法规的制定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现阶段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期，在这个过程中或多或少的会出现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则需要对经济法的功能、社会经济功能进行研究。为了对经济法的理论基础进行丰富和完善，推动我国经济的良好稳步的发展，笔者对经济法的功能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研究探讨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

一、经济法及其功能

经济法属于系统、全面和综合调整的一个法律部门，能够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调整，包括整个社会生产、生产过程、经济管理关系（各类组织为基本主体）、一定范围内的经营协调关系。从社会经济功能看经济法的功能，被认为是一种制造积极经济结果，实际上，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经济法与社会经济的关系进行了集中体现。这里对经济法功能可通过两种途径来进行分析，一是社会贡献途径的分析，二是分析经济法对社会经济活动中人的影响，而后者则就是所谓的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

我国在加入WTO后，面临着一个绝对的、完全的市场运作体系，而经济法的功能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综合系统的调整社会经济关系。即以全局观念进行综合调整，并实现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的有机结合，这也是经济法的特有功能。第二，经济法能够直接或导向性的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了排除社会经济运行中的障碍，使社会经济朝着国家意志方向运行，确保社会经济的良好运行与协调发展，国家需要指导和直接调控市场机制，而经济法则是其相应的法律保障，具备独有的直接或导向性的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能。第三，经济法的实施能够最有效地实现经济效益。一方面经济法能够最有效地节约交易费用，另一方面则能够最有效地保障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第四，经济法能够最充分的体现社会公平，即对社会经济关系进行调整，创造公平的社会个体共同发展的环境，实现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平衡。

二、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

经济法是现代经济运行中的一种最主要的制度，上述讨论中我们谈到，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即是经济法对社会经济活动中人的影响，从这个角度上来分析，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集中体现在了四个方面，即经济信息的传递功能、利益的分配功能、激励功能和节约交易成本。

（一）能够传递经济信息

人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当人参与到某个经济活动中来时，会在经济活动开始前对参与活动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预测，预测结果一旦超过成本，并对自身带来利益时，社会经济活动主体才会做出决策。这种决策行为需要对多种因素进行考虑，包括内外因素，以及与决策有关的重要信息等，加之经济法对社会经济活动行为人起着一定的规范作用，因此经济的法社会经济功能能够对经济信息进行传递，进而使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行为人能够明确自己的行为，在与其他人发生经济关系时，形成经济上的行为互动，达到最终的经济目的。例如，消费者消费一件商品，其对商品生产者的具体情况与信息并不真正了解，而是在相信商品作用和法律信任的基础上消费了商品，这种交易关系一旦缺少经济法也就很可能无法存在，或者大幅度的减少。

（二）能够对利益进行分配

从法律角度来分析，经济法对社会经济活中人的利益有着必然的影响，而经济法中的权利与义务实际上也就是利益的分配，从这个角度上看，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包括了对利益的分配功能。这种分配功能体现在资格与资源分配，以及直接干预分配两个层面上。其中资格指的是部分人从事某种经济活动获得的资格；资源分配下的最终利益是存在差异的，例如公司法中对不同公司设立不同的注册资金规定，这些规定对公司的性质、经营，资本与资源的利用有着直接的影响。而直接干预分配则是根据分配对象的不同，按照经济法实施不同的分配标准与原则对利益进行分配，这种功能能够有效地保证利益的公平性，对各种利益进行权衡，使之大致在同一水平。

（三）能够为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产生激励

经济法社会经济功能包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产生激励这一功能。该功能的基础在于社会经济活动行为人，激励功能能够对社会经济活动行为人的经济行为产生促进和激励，影响其最终选择。为了有效地发挥激励功能，需要保证经济法制定的合理化，这主要包括了两个方面内容的设计，即制度的合理设计，以及激励机制的设计。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产生激励这一功能属于经济法社会经济功能中最突出的一个功能，其中以税收优惠政策表现最为常见，如国家对某个行业进行大力发展时就可实施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支持，反之则加重税收。

（四）能够降低交易的成本

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实现是通过交易来达到的，整合社会运行的费用是靠交易费用来支撑的，在经济法下，当社会经济活动主体遵从经济法也就意味着已经减少了交易成本，即可认为经济法是为减少交易成本而产生的。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和产品质量法都是对经济法的依靠，从而使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的信息收集费用大幅度地减少。经济法这种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的社会经济功能，不仅能够减少搜索费用，还降低了因解决劳资矛盾产生的各种费用。

参考文献：

[1]张辰.我国经济法功能研究述评[J].法制与社会，2014，（17）

[2]刘霖，高志和.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4，（29）

社会经济范文第9篇

一、经济法的功能和构造

(一)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

经济法的功能是在社会经济系统的基础上进行制定的，它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且能够更加良好的可持续发展，对现有政府预设的经济法规范进行政府调控。希望通过政府的干预和采用的措施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是经济法对社会经济产生的最大的作用。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还体现在经济法和社会法之间的关系上，不能单纯的从一个单一的侧面看待经济法和社会经济的关系，而是要多角度、多方面的综合看待这两者的关系。从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入手，充分认识和评价经济法产生的行为后果在整个社会关系中的作用。

(二)经济法功能的构造

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从以下两点中体现出来，一是从经济法对社会活动中主要参与的经济主体产生的经济活动的影响来体现，二是经济法对社会总体经济的作用和影响来体现。经济法与社会活动中的经济主体有直接的影响，反过来经济主体也对社会经济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并且这种影响和作用是直接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经济法影响和诱导着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使其影响着未来的经济活动，然后可以通过这种影响来调整经济主体和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经济法制定的主要作用就是这个。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影响主要通过影响参与者的活动来实现，因此要想知道经济法对社会经济会产生哪些影响，不仅要了解在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中经济法所产生的作用，也要观察构成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每个部分，也就是经济主体所产生的经济活动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

二、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

在对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研究时，首先要了解社会经济的功能，社会制度主要有三大功能，一是社会整合功能，二是行为的导向功能，三是文化的传递功能。或者也可以从信息作用、约束作用、整合作用和激励作用这几个主要方面进行分类。虽然在对社会经济的功能进行分类的看法上不一致，但是从分类的内容上看又存在一定的一致性。我们在对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进行研究时，要从多方面进行研究，不能仅仅集中在一点。社会经济如果要迅速的发展，那么就要具备两个重要的条件，即协调和动力，这两个条件影响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的基本制度，所以经济法要具备以下几项重要的社会经济功能。

(一)权利义务分配功能

法律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功能是经济法的基本功能之一，通过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与协调，对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有重要作用。权利和义务在法律的各方部分都得到了体现，通过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体现了法律的价值，所以权利和义务是法律的基本核心内容，权利和义务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这种关系法律的基本运行机制起着决定的作用，对社会角度的人和经济法角度的经济主体的利益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用。关于社会经济的分配方面，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是资源和资格的分配，这主要是分配不同的经济活动的参与条件，对其进行法律规定，在进行经济活动时要符合法律资格，经济主体在取得资格的基础上行使社会资源方面的权利。另一方面是经济法对资本和资源干预分配，这在经济利益的平衡方面和资源的分配干预方面，都会对社会中的不同要素产生不同的影响。

(二)经济信息传递功能

在开展一项经济活动以前，需要对从事的经济活动及从事的主体进行性质的确定，同样也要对经济行为和后果进行预测，所以在进行决策之前，要对这种预期的行为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经济主体的行为。在决策中，影响评估结果的要素有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只有具有足够的经济信息为依据，才能充分发挥经济法的作用，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提供必要的信息传递，根据各种优惠政策和限制条件确定经济活动的开展。

(三)激励功能

在社会经济中，经济人追求的使利益最大化，所以在活动中经济主体大多存在着自立性、理性和朱雀利益最大化的典型特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人在追求利益时，来自利益的追求是动力，同时人也存在着理性的约束，这种约束可以保证人在追求利益时的可靠性。同时，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在经济利益的分析活动中，也会始终处在核心的地位，这使经济法激励功能的直接体现。人是经济行为的主体，对利益的追求使得人们在参与经济活动时形成鼓励和促进的正面效应，在激励中经济行为才会努力实现经济活动的信息表达，所以要对经济活动的结果进行赏罚。经济法的激励会对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向产生一定影响，这会让人们不断改正自己的偏好，严格按照经济法规范经济活动的选择，来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经济法的激励功能对社会利益主体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经济活动和行为中有着明显的激励效果。

(四)节约交易费用功能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只要存在交易，就一定会产生相应的交易费用。所以在进行交易时，要先确定交易伙伴和交易产品，然后再确定交易费用，这些交易费用包括谈判费、合约费、监督履行合约的费用等，要对这些费用进行详细的核算，然后才能得到准确的交易成本数据。节约交易费用体现了对经济法的遵守。遵循经济法体现在参与经济互动的过程中，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的协调处理，同时也可以通过必要的人际关系降低交易成本。对于有针对性的经济法的创建，要根据经济活动的变化，依靠权益保护单位提供的相关信息，通过法律手段对自身经济行为给予保障，再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该信息属于真实可靠的经济信息，这样可以节约大量的交易费用，保障经济主体的利益。

三、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一)经济法的调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转型

中国经济转型的启动与推进都与经济法有着密切的联系，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直接出台经济政策法规作用于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来直接影响市场机制，而我国通过制定和完善经济法这种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来推动和重塑市场主体、构建市场主体、确定市场规则的运行，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市场经济的转型，弥补了商品市场自身的不足，促进了我国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

(二)经济法影响着劳动力市场

中国商品市场的形成具有自发性，同时也有我国政府的调控，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产生使市场自发与政府主导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的劳动就业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分配转变为市场经济下的自主择业的新型就业体制，少不了劳动法等经济法律法规的指引和保证。经济法促进了劳动力来源的丰富性，促进了劳动用工制度的完善，也对政府促进就业进行了督导，从而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四、结语

经济法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不断完善中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所以，相关部门要加强对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的研究，保证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

社会经济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完全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功能

2016年，我国入世的第十五年，我国自动获得了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对于我国而言，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取得使得我国在国际经济中更具优势，这显然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契机，新时期。不过，在国内，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依然存在问题，市场自主配置资源也存在实质的弊端。作为国家宏观调控市场的经济法自然有其独特的调整对象，尤其独特的社会经济功能。

一、经济法概述

（一）经济法的定义及实质

我国的经济法是我国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是国家、政府经济部门以及相关经济组织运用法律手段来协调经济活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进行宏观、整体全面调整的法律，是我国法律体系中法律部门之一。经济法可以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调控，在一定的范围内对社会生产、经济发展、经营起协调作用。经济法的实质就是要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通过法律的形式运用国家调控的方法手段来反映出国家、政府因素对于市场经济关系的影响。换句话来说，经济法是国家以政府或者组织的名义通过经济的方式来协调管理管理社会经济的法律。

（二）经济法的地位

在当今社会，社会经济活动十分频繁，经济法作为一大部门法，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全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法就显得尤为重要。经济法显然是针对我国市场调节的局限以及盲目性设立的法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全建立，经济由市场本身调节，但这种调节很容易造成社会的分配不均，很容易加大贫富差距，更容易让社会不公平加深。经济法作为调整社会公平的核心法律，在调节经济活动中十分重要。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活动显然不是唯利是图。作为宏观上掌控全局的经济法，正是稳固社会经济，稳固社会人心的秤砣。经济法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可以有效的建立市场经济法律秩序。

二、经济法功能

每一部门法的设立都有其意义，这意义是特定的，经济法作为七大部门法之一，显然也是有独特功能的，这一功能能反映出经济法的实质。任何部门法的功能，都是要体现部门法本质以及特征的，也是要体现法的职责与性能的。法的功能可以帮助人们定义部门法的内涵，是法的内在力量。法的功能，在本文中是指法律对人的行为、社会关系所产生的影响，是国家意志的具体体现，是社会经济的具体体现。经济法的功能表现着经济法的本质，体现着经济法的特点。经济法不同于民法、商法，所保护的是社会的公共利益，经济法的社会功能更能体现社会主义法的社会生命力，具有不可估量的社会效应。虽然，我国已经在国际上取得了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但是我国的市场经济在发展中还存有很多问题，法治与经济要有一个完美的契合点。这时候经济法作为市场经济制度的主要法律需要起到主导的作用，在这新时期应当从经济制度来宏观规范控制政府的权利，让政府权利在经济发展中伸手恰当。

三、经济法社会经济功能

（一）经济法社会经济功能实质

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集中体现了经济法与社会经济的紧密关系，体现了经济的社会作用。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就是指经济法对于社会中经济活动的人、财、物的影响。经济法是综合系统的调整法。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还需要宏观调控，还需要政府引导，建设社会主义特色的法治经济尚需要以经济法律之尺来严格规范政府管理与市场自主的关系，经济法正是这管理的关键。经济法就是在法律制度的层面规范政府管理与市场自主之间的关系，通过法律规定，法律手段将配置资源的主导权交给市场，使得市场主体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配置能力，发展自己的创造性。经济法将市场资源配置中政府的手管的更合规矩，该伸则伸，该收则收，政府仅仅起到的是宏观的管理，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经济法作为调节经济之法，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经济发展的步伐，已经逐步规范，起到了规范政府（国家）干预管理经济的法。

（二）经济法社会功能分类

在系统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经济法具有调控的社会功能，若是要将经济法的社会功能做一个详细的划分，我认为，可以分为：

1.经济法的宏观调控功能：

我国经济发展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市场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起着调配资源的作用，政府若想要管理市场的权力必须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相关经济法律，经济调控的权力是法律赋予的。经济法律在管理调控的时候，不是直接的管理，也不是直接的参与，而是通过一定的经济法律手段来宏观管理。

2．经济法回避市场调节弊端的功能：

市场经济是有弊端的，并非实行市场经济就可以形成资源自主配置，社会公平诚信，社会福利不断增加。市场经济中市场调节具有盲目性、滞后性。在我国，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是生产资料的个人私有化，由利润来引导人们的经济活动，这显然是会让人无限欲望的谋求利润最大化的求利经济。作为市场的主体，必然会想要以最小投入换得最大获益。在利益的驱使下，市场竞争显得十分残酷，甚至于一些人为了追逐利益，而采取不正当竞争方法危害其他市场主体，甚至不顾消费者的知情权、生命健康权等合法权益来谋取利益。市场作为调节主体的市场经济具有只重利益的弊端，容易形成不诚信以及不公平的社会环境，在现实中，我们也看到了，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贫富差距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食品安全卫生、药品安全、药品价格等涉及民生的经济发展之中也常有不良商家被曝光出来。这时候，国家以公权力的形式介入社会经济显然是必须的。而且市场经济所传递的信息是有限的。市场主体通过市场所取得的信息是单一的，不系统的，很难把握社会经济中整个产业的整体信息，宏观规划。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市场具有盲目性的特征。市场经济是无法克服市场的逐利性和盲目性的，这时候必须有政府的调控，而政府的调控必然会依靠法律。作为协调平衡之法的经济法，必然会承担国家干预之责。政府通过经济法的授权以公权力的形式来介入社会生产生活，介入社会经济发展。

3．经济法对政府干预的控权功能：

国家利用经济法来干预市场经济发展，就必须控制国家公权力的过度干预，就必须防止市场作为主体的地位被动摇。国家政府的干预行为很容易会扩张和滥用，所以经济法这时候就要将其控制权力的功能发挥出来，要给予权力，却不滥用权力，经济法的干预应当是有限的干预。如果超越了限度，就必须赋与市场主体救济的权利和救济的途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要营造的环境就是公平和自由的环境，市场主体是具有自的，但这种自是以不损害人民生命、财产利益为前提的，所以经济法要授权给一些部门维护好这样的底线，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有国家调控的手在，而一旦不需要，政府权力适当的弱化是必要的。政府权力干预由经济法设定界限来控制权力的扩张，控制管理职能必须职能由特定的部门采取特定的权力措施。经济法的干预不是强力的，而是具有平衡协调的作用，这样的平衡才是经济法所追求的。

四、新时期经济法社会功能分析

今年，世贸组织成员将承认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的市场体系已经完成，在这样的新时期，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研究就显得越来越为必要。

（一）经济法社会功能意义分析

经济要想可持续的良好发展，克服市场的弊端，维护市场交易竞争自由和公平的，显然要掌握好度，既不是大撒把的不管不顾的随意，也不是什么都管什么都干预。要做好这个不随意，发挥好市场主体的经营自就需要掌握好界限。经济法的调控就是这样的存在，在需要国家介入的时候，适时适度的让法律来进行授权，通过法律形式既控制市场弊端的泛滥，也控制政府权力的扩张。通过经济法的调控手段来控制市场失灵，同时也能防止政府失灵，可见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有多么重要。

（二）新时期经济法发展现状

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要想适应新时期的特点，就必须不断的与时俱进，不断的发展，这正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多个转型期，我国的经济法也随着不断的发展和变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尤其是在今年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都给我国经济法发展提出了要求。接连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价格法》都在不断的发挥着功能作用，我国的经济法发展也日趋完善，体系逐步完整，同世界也逐步接轨，国际化市场化特征也日趋明显。在新时期下，我国与国外的贸易越来越多，经济交往越来越频繁，我们能更好的学习西方的好的经济法律规则，但是在不同的国情背景下，经济法的功能和经济法的作用地位显然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不能去照搬他国经济法，而是要形成具有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特色的经济法。为了适应新时期的发展，我们必须始终记得经济法的功能所反映出的本质，通过不断的更新健全我国经济法来改变权力大于法治，权力控制市场的弊端，逐步的转变政府职能，变管理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让经济法切实的授好权，管好权。

（三）新时期经济法社会功能特点

新时期经济法社会功能是具有规范程序性的，有着完整程序规则；随着学习国外经济法的精华，我国经济法也是包容性的。

五、结论

经济的发展需要法律的保驾护航，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法律的治理，经济法的地位举足轻重。我们都知道，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离不开法治，而法治不可能通过单一法律来实现，也不可能只通过法律来实现。法治要转变政府职能，要让市场切实良好的法律，这必须是两手抓的，作为主体的市场以及从宏观调控的政府都必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只要任何个人和组织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就可能更加公平、更加自由。经济法的功能能体现它放权与控权的本质特点，在我国，现在这一时期，就是要做好政府的放权，放低政府的姿态，规范好政府的行为，同时，防止政府的失灵。在充分尊重市场主体的自主性的同时，以法律为引导建立竞争型市场经济。由此可见，经济法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刘永林、雷兴虎．论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法学评论．2004（20）．

[2]江晓波．新时期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分析．企业改革与管理．2015，8（上）．

[3]王艳．新时期经济法功能定位探讨——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视角．人民论坛．2015-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