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体系论文范文

社会保障体系论文范文第1篇

一、当前和谐社会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目前，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集中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环境日益恶化。由于经济学中外部效应的作用，大量企业废水排入河流，造成河流污染严重；由于很多企业无节制的工业废气排放，导致大气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严重超标，这些已严重影响到人们的身心健康。

（二）个人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当前贫富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一些高收入群体逃税、漏税行为十分普遍，而对低收入阶层又缺乏有效的保护，使工薪阶层成为个税的纳税主体。

（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不足。目前我国老龄化趋势明显加快，失业率比较高，再加上社保覆盖范围的逐步扩大，导致养老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等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迅速，社会保障面临收不抵支而可能难以为继的危险。而且社会保障筹资和管理中存在着“范围小、层次低、差异大、管理乱、收缴难”等问题。导致社会治安问题日益突出，势必影响社会的安定，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

（四）就业压力依然较大。中国的就业压力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劳动适龄人口居高不下；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三是由于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的相对减少；四是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下岗职工增加。如何增加就业岗位，降低失业率是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二、税收政策的取向

（一）环保性社会的税收政策取向

要建立蓝天碧水的环保性社会，可以考虑在“费改税”的前提下，开征生态税。同时对现有税种进行调整和完善，使起具备一定的生态环保功能，和开征的生态税一起形成一个绿色税制体系。

1、制定专门的生态税法。

生态税的设计可以从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率、计税依据、纳税环节以及税收减免等方面来考虑。生态税应本着“谁污染、谁纳税”的原则，凡在境内从事有污染或废弃物排放行为以及生产有污染产品的企业和个人，都是纳税义务人。其课税对象概括来说指一切与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有关的行为和产品，包括纳税人生产经营活动中所排放的各种污染物、废弃物以及有污染行为的商品。其税率的确定可根据产品附属污染物含量和浓度确定相应的差别定额税率或者超额累进税率。其计税依据可参照国际通行计税标准，按污染物排放的数量和浓度来确定。在税收减免方面，政府可对一些环保和节能的行为进行税收减免。这样通过对低能耗、无污染的生产和消费行为给予税收减免，可以倡导绿色经营和绿色消费的理念。

2、完善现行税法体系，建立中国特色绿色税制体系。

（1）增值税。可以考虑进一步加大对采用清洁生产工艺、清洁能源、综合回收利用废弃物进行生产的企业税收优惠力度；对在生产中严重损害环境的企业则加重课税；建议取消增值税有关农药、化肥低税率的优惠；对企业购置的用于消烟、除尘、污水处理等环保设备，应允许抵扣进项税额。

（2）所得税。鼓励企业进行清洁生产，对采用清洁生产工艺、清洁能源进行生产的企业；对利用“三废”加工，变废为宝的生产企业；对环保产品和技术的开发、转让的企业。应给予所得税上的税收优惠，包括采用减免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提高计税工资标准、投资抵扣所得税等一系列优惠。

（3）消费税。消费税的税目设置应考虑环境保护因素，将一些对环境影响较大的商品纳入征税范围，并根据商品对环境影响程度不同实行差别税率。但现行消费税政策并没有充分考虑着一点，有很多对环境极易造成危害的商品并没有被列入消费税征税范围，比如电池、塑料包装袋、移动电话等。

（4）资源税。完善资源税，首先在税率方面，应根据资源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对环境的不同影响，实行差别税率；根据资源的稀缺性、人类的依存度、不可再生资源替代品开发的成本等因素，提高和调整资源税的税率。其次，为了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应扩大我国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应逐步把水、土地、森林、草原等重要的自然资源都纳入征收范围。

（二）公平型社会的税收政策取向

社会公平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公平即包括法人的公平，又包括自然人的公平。公平应该包括规则公平、分配公平、机会公平等基本内涵。在我国目前的税收政策上，虽然内外资所得税今年已经合并为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但仍存在着一些不公平的税收政策，需要改革和完善。

1、完善个人所得税，体现税负公平，缩小收入差距。

一是改革税制征收模式。个人所得税有三种税制模式，即分项课征制、混合课征制、综合课征制。目前，我国采用分项课征制，即把个人的收入分成11项，每一项分别规定扣除额和适用税率。假设收入额相同但收入来源不同，由于适用不同的项目，则税额就不同。而且由于分项后，每项收入适用了低税率，就会降低高收入纳税人的税负，这种情况也是不合理的。为解决这些问题，国外个人所得税多采用综合课征制，即针对个人的全部收入额征税，纳税人无法将税率高的一类收入转为税率低的另一类收入来进行避税。这样做将会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二是改革费用扣除制度，费用扣除应“指数化”。在确定扣除额时，应根据纳税人的家庭成员人数和子女教育费用的变化，并随着通货膨胀率和收入水平的变动对扣除标准进行相应调整，即实行“指数化”。这样做有利于降低低收入家庭的税收负担，缩减贫富差距。三是采用反列举法，逐步拓宽税基范围。当前我国个税采用正列举法，把个人的收入项目分成11项，而对未在税法中列举的所得项目无法征税，易产生税收漏洞。反列举法可使个人所得税有较为宽广的征税范围，从而避免对应税所得限制过死而导致税收漏洞过多，美国是采用这种方法最典型的国家。另外，在适当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对个人证券交易所得、资本利得等开征个人所得税。四是依法治税，加强征管。要尽快完善代扣代缴制度，建立个人和单位双向申报纳税制度及交叉稽查处罚制度。尽快落实个人财产、存款实名登记制度。

2、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物业税等税种，调节存量财产的公平。

首先，在遗产税设计方面，其起征点应当高一点，把一般中低收入者排除在外。在税率方面，宜采取超额累进税率，遗产越多，税负越重，但公益性捐赠可在税前扣除，以鼓励富人捐款。同时为了防止遗产税纳税人事先转移、分散财产，遗产税应与赠与税同时出台。其次，将房地产保有环节征收的税种合并为物业税，并同时设置起征点，实行超额累进税率，以照顾弱势群体的住房需求。通过对房产等物业征税，一方面可以有效的调节富人的财产和收入；另一方面随着政府物业税的增加，地方政府才有稳定的财源向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的廉价房屋。

3、完善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

一是扩大优惠政策的适用对象。凡从事创业的行为均给予免税或减税的税收优惠。提高个体工商户的月销售额（或营业额）的起征点，对起征点以下的可以免征增值税、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这有利于提高下岗失业人员自主创业的积极性。二是扩大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由新办企业扩大到所有吸纳下岗失业人员的企业。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非全日制、临时性、季节性、钟点工、弹性工作等各种就业形式迅速兴起，也成为扩大就业的重要渠道。因此，国家应不分企业经济类型、不分行政区域、不分产业类别（除国家限制发展的产业外），一律给予安置失业人员的企业以同等的税收优惠待遇。三是加大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税收优惠力度。为鼓励社会力量创办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国家可根据企业所容纳的职工人数与年销售收入的比例，或者工资成本与生产成本、销售收入的比例确定其是否为劳动密集型企业或劳动密集型项目，并根据该比例所反映的劳动密集程度确定税收优惠的程度。四是优先发展第三产业，增强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还比较低，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由于某些第三产业利润率还比较低，通过对第三产业实行差别税率等税收优惠，以扶持其发展。另外，对从事就业介绍、劳动者岗位能力培训的中介机构给予税收减免和政府资金支持，给予对外劳务输出的中介给予税收补贴，促进就业服务中介的发展。五是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形成新增就业能力。我国中小企业在解决社会就业、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建议应在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制的改革中，考虑在税率、起征点、减免税等方面给予优惠。

三、保障性社会的税收政策取向

社会保障税作为筹集社会保险基金的主要来源，是进一步完善、规范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开征社会保障税势在必行。开征社会保障税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

一是在纳税人方面。凡是我国公民和法人均为纳税人，具体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联营企业、合作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其他企业及职工；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军事单位、社会团体及职工；以及农民、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

二是在计税依据方面。纳税人的薪金收入、劳务报酬或单位的营业性收入均列为计税依据。

社会保障体系论文范文第2篇

一、切实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

长期以来，困扰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冗员过多。实行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条件，是实现国有企业3年改革和脱困目标的关键因素之一。

——坚持减员增效的方针，做好下岗分流工作。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方针，规范职工下岗程序，认真办好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把符合条件的下岗职工都组织到中心来，保障其基本生活，并代缴各项社会保险费。鼓励有条件的国有企业实行主辅分离，转岗分流，安置企业富余人员，减轻社会的就业压力。对列入三年脱困目标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要加大下岗分流的力度，真正为企业脱困和改制创造条件。从总体上考虑，在前一阶段下岗分流基础上，力争在明年底以前基本解决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富余人员问题，达到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效益和效率的目的。

——认真按照“三三制”原则落实资金。筹集资金是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关键环节。坚持实行企业、社会、财政各自负担的办法落实资金。一是落实企业自筹资金，凡有能力的企业，该出的钱一定要出。二是加大社会筹集资金的力度，下大力气做好失业保险费征缴工作，在保证支付失业保险金的同时，调剂更多的资金用于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三是按照中央的要求，各级财政都要加大调整支出结构的力度，做到优先、足额安排基本生活保障资金。对老工业基地、困难行业和困难企业，通过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支持确保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

——搞好三条保障线的相互衔接。下岗职工在再就业服务中心期满仍未实现再就业的，按规定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符合条件的可到当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登记，享受失业保险待遇。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家庭经济困难的，可按规定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三条保障线相互衔接、相互补充，形成当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

二、积极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

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工作，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最重要的是帮助他们实现再就业。

——广开就业门路，增加就业岗位。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突出，必须通过多种渠道开辟新的就业门路。一是保持国有经济的稳定增长。扩大就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经济，中央提出增加对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一个重要考虑就是解决就业问题。二是积极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中小企业。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中小企业是就业的主渠道。在新增就业中大约有80％来自中小企业，就业的潜力很大。三是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社区服务业。四是提倡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如非全日制工、季节工、短期工、临时工、计时工等。五是落实再就业优惠政策，鼓励自谋职业。中央和各地都制定了一系列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优惠政策，对自谋职业的在工商登记、税收减免和资金信贷方面给予支持，要切实把这些优惠政策落实到下岗职工身上。

——加强再就业培训，转变就业观念。有针对性地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就业培训，提高下岗职工再就业能力。从今年起，在城镇普遍实行劳动预备制度，在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同时，减缓就业压力。引导下岗职工彻底摆脱各种传统择业观念，树立面向市场自主择业、自强创业的观念。用人单位也要转变用人观念，社会各方面都要理解、尊重下岗职工。

——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逐步建立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加快推进劳动力市场建设，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形成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市场就业机制。实现劳动力市场的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为下岗职工提供就业指导和信息服务。同时，整顿和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依法保护求职者的合法权益。在此基础上，因地因时引导和促进下岗职工进入市场，逐步形成企业富余人员直接通过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的新机制。

三、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加快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形成比较完善的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保障职工群众的基本医疗，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社会稳定。

——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加强社会保险基金征缴。加大贯彻《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和《失业保险条例》的力度，依法将应参加社会保险的单位和职工全部纳入社会统筹，做好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参加养老保险，以及事业单位参加失业保险的工作。同时，加强社会保险费征缴和清欠工作。对用人单位拒不参加社会保险和拒缴社会保险费等行为，坚决按条例规定予以处罚。

——积极稳妥地推进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快改革步伐。当前的工作重点是指导各地制定医疗保险实施方案并陆续组织实施，尽快完成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任务。

——拓宽社会保障筹资渠道，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由于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缺口不断增大，近两年各级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加大了资金支持力度。《决定》提出了通过征收利息税、变现部分国有资产、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等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的措施，是十分必要的。要切实按照《决定》的要求，努力拓展社会保障新的稳定的筹资渠道。在加强基金征缴、努力开拓新的基金来源渠道的同时，严格管理各项社会保险基金，严禁挤占挪用，确保基金的安全和增值。

——加快实行养老金社会化发放，推进社会保障的社会化管理。社会化管理服务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条件。要大力推进养老保险的全额缴拨和社会化发放，通过银行、邮局等社会服务机构发放养老金。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实行退休人员与原企业相分离，按照属地化的原则由社区管理有关事务。

四、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按照“市场机制调节、企业自主分配、职工民主参与、国家监控指导”的总体思路，逐步建立起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水平由企业根据当地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和本企业经济效益决定，能增能减。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积极稳妥地推进经营者年薪制。企业内部分配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按岗定薪、岗变薪变。积极探索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办法，加强和完善监督机制，增强工资收入分配的透明度。

社会保障体系论文范文第3篇

(一)医疗保障现状

我国现有高校公费医疗制度从1953年开始实施，根据各地形势和学校具体情况，一般由政府承担80%，其余20%由学校和学生共同承担。随着大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及重大疾病的增加，公费医疗费用已不能满足大学生需要，几个大、重病学生就可能会花光一个年级甚至整个学校学生的医疗经费，高校公费医疗费用严重不足。曾有部分高校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力自办医院，然而，庞大的开支又带来了高校的财政压力。还有部分高校将学生公费医疗指标加上学校补贴的一部分钱，作为保费，进行商业投保，学生根据学校与保险公司双方协商好的规定享受医疗保险。但由于免赔额的限制，平常花费几元或几十元医治小病的费用无法报销，大、重病又无力保障，从而造成了小病费用累加成较高消费额却无法报销的现象，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医疗保障。

(二)基本生活保障现状

关于大学生能否领取失业保险金，理论界一直未有定论。目前有些省市，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可以领取一定数额的失业救济金，但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没有法律的规定。当前，在校大学生的生活保障，主要来源由家庭提供，同时也存在助学金、奖学金和银行的助学贷款等辅助方式，还有极少一部分受到社会上有经济实力的个人、企业单位、社会机构等的资助，但这部分力量非常的小，受到资助的大学生范围也非常狭小，部分特困生甚至要通过长期打工兼职来保证基本生活。同时，学校的助学经费有限，解决面窄，而银行助学贷款和社会助学捐款具有商业和慈善性质，存在较多的条件限制以及还款纠纷等经济利益问题，贫困大学生受惠面十分有限。

(三)就业保障现状

从1997年开始，我国实行大学生就业双向选择，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分配政策彻底废除，随之带来了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而最近几年严峻的整体就业形势，使“天之骄子”也面临着失业的困境。针对这种情况，国家从1999年6月7日开始扩大公务员招收比例，这可以说是针对大学生就业保障的一项政策，但数量毕竟是有限的。面对日益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国家出台一些指导性意见，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工作，在税费等方面对大学生自主创业给予优惠，在公务员考试制度外设立了支持大学生自主创业的专项贷款，还提出了“特设岗位”这一就业政策，大学生可以通过考试争取到一些特别设置的岗位，参加就业，但这些政策都没有形成规范的法律法规，实施起来缺乏力度。

二、建立大学生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性

(一)缓解当前我国失业压力

当前我国整体就业形势比较严峻，主要原因是我国当前正处在体制转轨时期，以前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存在的隐性失业问题都暴露了出来，下岗职工、新增劳动力、农民工进城等造成我国每年的劳动供求缺口达到1500万左右，失业问题非常严重，再加上大学生的扩招，每年有400多万大学生进入社会，加剧了当前的就业形势，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失业问题。构建大学生社会保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我国失业的严峻形势，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全面小康社会的构建。

(二)减少人力资本的浪费

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人力资本投资是非常巨大的，据有关人士统计，一个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毕业，花费大约在22万左右，这部分投资不论对于国家，还是对于家庭，都是一个不小的开支，大学生失业造成了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使人力资本投资失去应有的收益，给国家、个人和家庭带来很大的损失和不良的社会效果。如果长期下去，将降低人们对教育的良好心理预期和对教育事业的公信力，不利于国家教育事业的长效发展，不利于社会的长久稳定和各项事业的全面推进。

(三)完善大学生就业信息平台

失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只要市场经济继续发展存在，失业问题就不可避免，问题是出现了失业问题后，如何进行积极引导以降低失业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当前大学生失业，并不是意味着大学生已经供过于求，而主要原因是由于大学生就业信息平台的不完善和就业渠道的不畅造成的。构建大学生社会保障有利于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信息交流，疏通大学生就业的渠道，为大学生就业、尤其是到基层就业开辟新的信息平台，顺利实现大学生的尽快就业，为缓解大学生失业压力起到应有的作用。

三、关于构建大学生社会保障体系的设想

(一)关于医疗保障的构建

建立国家专项支持、商业保险和救助基金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大学生医疗保障制度——以国家专项支持为主、商业保险为辅、救助基金为补充的大学生医疗保障体系。第一，高校医院应该根据学生入学体检记录测算校内大学生健康水平，从大学生社会保障资金中划分专门的医疗保障基金，并积极向社区医院、医疗门诊转变，防止学校医疗资源的闲置。第二，建议或规定每个大学生至少购买一份商业保险，如意外伤害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等，费用主要由个人承担，防止因个别大、重病学生占用大部分学生的医疗资金。第三，要积极吸引社会力量的爱心捐助，对大、重疾病和意外伤亡等需要救助的大学生实施捐款帮助。第四，高校应根据自身条件，合理地参与银行的理财产品项目以保证医疗基金的保值增值，防止资金闲置。

(二)关于就业保障的构建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应建立就业信息交流平台和大学生资源库，实现就业信息和人才信息的共享。高校针对贫困大学生和有就业障碍的大学生设立专门服务窗口，提供免费的就业政策咨询、岗位信息提供、职业介绍和职业指导服务。社会保障机构对毕业后三个月仍无法就业的应届高校毕业生，为其办理失业登记，发放为期五个月的失业救助金并免费提供相应服务。街道办事处或市政企业向辖区内已进行失业登记的高校毕业生进行上门政策咨询服务，发放就业服务联系卡，建立定期联系和服务制度，积极帮助他们就业，并将家庭困难的毕业生纳入重点帮扶范围。国家还应继续支持大学生自主就业和创业，街道办事处对灵活就业或在非公有制单位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为其提供档籍托管、社会保险持续等方面的服务。

(三)关于基本生活保障的构建

一是各高校应该根据学校所在城市、地区的经济水平，测算出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制定相对统一的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把助学贷款制度作为解决高校贫困生基本生活保障的根本途径和主要方式，政府不仅要给予政策支持，还应调动银行的积极性和发挥监督工作的有效性。二是高校要积极引进企业单位，以委托培养的方式帮助它们培养人才，而企业则为需求对象提供生活保障。三是全社会广泛参与，共同解决高校贫困生问题，争取社会多方热情支持，动员社会团体或个人积极捐资助学来扩充保障基金。四是争取建立一种有偿服务机制，贫困大学生在校期间享受基本生活保障服务顺利完成学业，就业后再把资金返还到基金里面，保障基金的循环利用和滚动发展。

(四)关于多种筹资渠道的构建

要保证大学生社会保障体系稳健地为大学生服务，稳定的资金来源是前提。首先是国家财政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大学生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其次是通过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大学生是我国人力资源的主体，而各种企事业单位是占用大学生人力资源的主体，它们有责任为大学生社会保障工作提供一定的资助，如果仅把上市所得的5%用于社会保障，可筹集数量可观的资金。再次是从社会上筹集资金，可以通过增加发行、社会募捐等途径筹集一部分资金来用于大学生社会保障。最后是高校要合理调整支出结构，从每年预算中划出一部分作为大学生社会保障专项资金，并防止高校违规挪用国家拨付的大学生社会保障资金，等等。

参考文献：

[1]耿永志.如何应对“知识失业”的新挑战[J].经济导刊，2006(11).

[2]杨克瑞.建立大学生最低生活保障问题研究[J].北京教育：高教版，2006(10).

[3]林翰.刍议重构高校医疗保障体系[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6，(9)：82-83.

[4]陈小玮.谁要我!——大学生就业寒流透视[J].新西部，2006，(7)：62-63.

[5]缪保爱.论社会转型体制下的高校学生保障[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06，(3)：88-91.

摘要：随着大学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毕业生人数日渐增多，不仅加剧了当前的就业形势，而且暴露出大学生社会保障的缺位。立足我国大学生当前在医疗、基本生活及就业等方面的社会保障现状，通过分析构建大学生社会保障对缓解当前就业压力、减少人力资本浪费及完善就业信息平台的重要性，从医疗保障、失业保障、基本生活保障及筹资渠道等方面，提出了构建大学生社会保障体系的设想。

社会保障体系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大学生;社会保障;医疗;生活;就业

社会保障是一种悠久的社会福利制度，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在我国发展还相对较晚，发展尚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尚存在诸多问题，其中大学生社会保障就是诸多问题中的一个尚未涉及的真空地带。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其生活、医疗及就业等方面的问题影响甚大，构建大学生社会保障体系以缓解上述问题，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究的问题。

一、大学生社会保障现状

(一)医疗保障现状

我国现有高校公费医疗制度从1953年开始实施，根据各地形势和学校具体情况，一般由政府承担80%，其余20%由学校和学生共同承担。随着大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及重大疾病的增加，公费医疗费用已不能满足大学生需要，几个大、重病学生就可能会花光一个年级甚至整个学校学生的医疗经费，高校公费医疗费用严重不足。曾有部分高校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力自办医院，然而，庞大的开支又带来了高校的财政压力。还有部分高校将学生公费医疗指标加上学校补贴的一部分钱，作为保费，进行商业投保，学生根据学校与保险公司双方协商好的规定享受医疗保险。但由于免赔额的限制，平常花费几元或几十元医治小病的费用无法报销，大、重病又无力保障，从而造成了小病费用累加成较高消费额却无法报销的现象，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医疗保障。

(二)基本生活保障现状

关于大学生能否领取失业保险金，理论界一直未有定论。目前有些省市，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可以领取一定数额的失业救济金，但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没有法律的规定。当前，在校大学生的生活保障，主要来源由家庭提供，同时也存在助学金、奖学金和银行的助学贷款等辅助方式，还有极少一部分受到社会上有经济实力的个人、企业单位、社会机构等的资助，但这部分力量非常的小，受到资助的大学生范围也非常狭小，部分特困生甚至要通过长期打工兼职来保证基本生活。同时，学校的助学经费有限，解决面窄，而银行助学贷款和社会助学捐款具有商业和慈善性质，存在较多的条件限制以及还款纠纷等经济利益问题，贫困大学生受惠面十分有限。

(三)就业保障现状

从1997年开始，我国实行大学生就业双向选择，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分配政策彻底废除，随之带来了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而最近几年严峻的整体就业形势，使“天之骄子”也面临着失业的困境。针对这种情况，国家从1999年6月7日开始扩大公务员招收比例，这可以说是针对大学生就业保障的一项政策，但数量毕竟是有限的。面对日益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国家出台一些指导性意见，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工作，在税费等方面对大学生自主创业给予优惠，在公务员考试制度外设立了支持大学生自主创业的专项贷款，还提出了“特设岗位”这一就业政策，大学生可以通过考试争取到一些特别设置的岗位，参加就业，但这些政策都没有形成规范的法律法规，实施起来缺乏力度。

二、建立大学生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性

(一)缓解当前我国失业压力

当前我国整体就业形势比较严峻，主要原因是我国当前正处在体制转轨时期，以前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存在的隐性失业问题都暴露了出来，下岗职工、新增劳动力、农民工进城等造成我国每年的劳动供求缺口达到1500万左右，失业问题非常严重，再加上大学生的扩招，每年有400多万大学生进入社会，加剧了当前的就业形势，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失业问题。构建大学生社会保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我国失业的严峻形势，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全面小康社会的构建。

(二)减少人力资本的浪费

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人力资本投资是非常巨大的，据有关人士统计，一个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毕业，花费大约在22万左右，这部分投资不论对于国家，还是对于家庭，都是一个不小的开支，大学生失业造成了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使人力资本投资失去应有的收益，给国家、个人和家庭带来很大的损失和不良的社会效果。如果长期下去，将降低人们对教育的良好心理预期和对教育事业的公信力，不利于国家教育事业的长效发展，不利于社会的长久稳定和各项事业的全面推进。

(三)完善大学生就业信息平台

失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只要市场经济继续发展存在，失业问题就不可避免，问题是出现了失业问题后，如何进行积极引导以降低失业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当前大学生失业，并不是意味着大学生已经供过于求，而主要原因是由于大学生就业信息平台的不完善和就业渠道的不畅造成的。构建大学生社会保障有利于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信息交流，疏通大学生就业的渠道，为大学生就业、尤其是到基层就业开辟新的信息平台，顺利实现大学生的尽快就业，为缓解大学生失业压力起到应有的作用。

三、关于构建大学生社会保障体系的设想

(一)关于医疗保障的构建

建立国家专项支持、商业保险和救助基金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大学生医疗保障制度——以国家专项支持为主、商业保险为辅、救助基金为补充的大学生医疗保障体系。第一，高校医院应该根据学生入学体检记录测算校内大学生健康水平，从大学生社会保障资金中划分专门的医疗保障基金，并积极向社区医院、医疗门诊转变，防止学校医疗资源的闲置。第二，建议或规定每个大学生至少购买一份商业保险，如意外伤害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等，费用主要由个人承担，防止因个别大、重病学生占用大部分学生的医疗资金。第三，要积极吸引社会力量的爱心捐助，对大、重疾病和意外伤亡等需要救助的大学生实施捐款帮助。第四，高校应根据自身条件，合理地参与银行的理财产品项目以保证医疗基金的保值增值，防止资金闲置。

(二)关于就业保障的构建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应建立就业信息交流平台和大学生资源库，实现就业信息和人才信息的共享。高校针对贫困大学生和有就业障碍的大学生设立专门服务窗口，提供免费的就业政策咨询、岗位信息提供、职业介绍和职业指导服务。社会保障机构对毕业后三个月仍无法就业的应届高校毕业生，为其办理失业登记，发放为期五个月的失业救助金并免费提供相应服务。街道办事处或市政企业向辖区内已进行失业登记的高校毕业生进行上门政策咨询服务，发放就业服务联系卡，建立定期联系和服务制度，积极帮助他们就业，并将家庭困难的毕业生纳入重点帮扶范围。国家还应继续支持大学生自主就业和创业，街道办事处对灵活就业或在非公有制单位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为其提供档籍托管、社会保险持续等方面的服务。

(三)关于基本生活保障的构建

一是各高校应该根据学校所在城市、地区的经济水平，测算出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制定相对统一的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把助学贷款制度作为解决高校贫困生基本生活保障的根本途径和主要方式，政府不仅要给予政策支持，还应调动银行的积极性和发挥监督工作的有效性。二是高校要积极引进企业单位，以委托培养的方式帮助它们培养人才，而企业则为需求对象提供生活保障。三是全社会广泛参与，共同解决高校贫困生问题，争取社会多方热情支持，动员社会团体或个人积极捐资助学来扩充保障基金。四是争取建立一种有偿服务机制，贫困大学生在校期间享受基本生活保障服务顺利完成学业，就业后再把资金返还到基金里面，保障基金的循环利用和滚动发展。

(四)关于多种筹资渠道的构建

要保证大学生社会保障体系稳健地为大学生服务，稳定的资金来源是前提。首先是国家财政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大学生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其次是通过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大学生是我国人力资源的主体，而各种企事业单位是占用大学生人力资源的主体，它们有责任为大学生社会保障工作提供一定的资助，如果仅把上市所得的5%用于社会保障，可筹集数量可观的资金。再次是从社会上筹集资金，可以通过增加发行、社会募捐等途径筹集一部分资金来用于大学生社会保障。最后是高校要合理调整支出结构，从每年预算中划出一部分作为大学生社会保障专项资金，并防止高校违规挪用国家拨付的大学生社会保障资金，等等。

参考文献：

[1]耿永志.如何应对“知识失业”的新挑战[J].经济导刊，2006(11).

[2]杨克瑞.建立大学生最低生活保障问题研究[J].北京教育：高教版，2006(10).

[3]林翰.刍议重构高校医疗保障体系[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6，(9)：82-83.

[4]陈小玮.谁要我!——大学生就业寒流透视[J].新西部，2006，(7)：62-63.

社会保障体系论文范文第5篇

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以下所说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涉及城镇，一般不包括农村地区）的基本特征是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对职工的医疗、养老以及贫困救济负全部责任；企业在职工安全保障方面的支出全部计入经营成本。目前的改革方向，主要是将终身雇佣改造为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合同制以及通过市场竞争就业，将由企业承担的医疗、养老等安全保障转移到社会统筹管理的安全保障体系中，将企业全额负担本企业职工全部安全保障费用改变为企业和个人共同向社会保障缴纳社会保障基金，由社会统筹体系负责对职工个人的保障金发放。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大国，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只能以“低水乎、广覆盖”为基本原则。从1998年以来，这个“低水平”的基本含义是确保城镇家庭的基本生活来源。

1999年，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点是确保“下岗”职工生活费足额按时发放。政府财政仍是实现这一保障目标的主要资金来源。其中，中央财政直接投入255亿元，比1998年增加了近100亿元。到1999年末，全年共有国有企业下岗职工1190多万，其中实现再就业的有450多万，到年底还有下岗职工约650万。到1999年末，93％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其中90％领到了基本生活费。全国有9433万职工和2900多万离退休人员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有9900多万人参加了失业保险；有2100万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参加了大病医疗费用统筹和离退休人员医疗费用统筹，部分地区已进行了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工作在1999年基本实现，全年共发放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1800多亿元，按时足额发放率达到98％以上。全年还补发前期国有企业拖欠的养老金120多亿元，其中地方筹资53亿元，中央财政支持76亿元。

1999年7月，我国政府出台了提高城镇中低收入居民收入的政策。到10月1日，全国600万下岗职工、80多万失业人员和2700多万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待遇水平得到相应调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月人均增加86元，失业保险金月人均增加44元，企业离休人员月人均增加145元，退休人员月人均增加60元。

1999年，除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外，我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仍保持在3.1％左右。按照完善市场就业机制的要求，全国启动了100个城市劳动力市场建设试点，有45个城市初步实现市内劳动力市场计算机联网。各级劳动保障部门积极落实“三年千万”的再就业培训计划，为390万下岗职工提供了职业指导和培训。创业培训也在全国30个城市开始试点，并取得一定成效。

1999年，国务院了《失业保险条例》，为完善失业保险制度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法律依据。截至1999年底，全国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人数已达9900多万，比上一年增加了1900多万，是历年来覆盖范围最大的，全年失业保险基金收入110多亿元，基金的承受能力明显增强，年底每月有超过100万的失业人员领取失业金，比年初增加40％。

在医疗保险制度方面，有关部门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分别制定了有关定点医疗机构、定点药店、用药管理、诊疗项目、服务设施标准和结算办法等6个配套文件，基本建立起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的医疗保险制度。全国有24个省份出台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总体规划，315个地级以上统筹地区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占总数的90％。

在社会福利事业方面，1999年末我国全国各类社会福利院床位达108万张，收养8l万人。城镇建立起各种社区服务设施18万个，其中社区服务中心6572个。全国667个城市、1682个县已全部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共有525.7万人得到最低生活保障救济。全年销售社会福利91亿元，筹集社会福利资金20亿元，接收社会捐赠6亿元。

二、“十五”发展面临的主要难点

1.“下岗”职工归入一般社会失业人口，失业保险基金可能出现收支赤字

在1997年国有企业富裕人员大量涌现的时候，我国采取了一个体制转轨过程中的过渡性政策，即为“下岗”职工组建“再就业服务中心”。国有企业富裕人员离开劳动岗位后可以有三年的期限去重新接受劳动技能训练、寻找新的就业岗位。在这三年中这部分失去工作的职工可以不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企业和政府仍要为他们发放生活费。在此期间，“下岗”职工人数未被统计在社会失业人口之内，他们的生活费也不由社会失业保险基金承担。

但从2000年起，按照最初的政策期限，已领取生活费三年但尚未找到工作的“下岗”职工将开始需要与原有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他们的生活保障将由社会失业保险基金负责。2000年将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下岗”职工人数将达500万人。这个数字已经接近1999年末时我国的社会登记失业人口（670万人）。

1997年，我国缴纳失业保险基金的单位60.3万个，参加失业保险的总人数为7961万人，占同期城镇从业人员17705万人的45％。1997年底，失业保险基金共节余97亿元。由于“下岗”职工将很快归入一般失业保险范围，从1999年1月起，失业保险缴费标准从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1％提高到3％。1998年我国的失业保险基金支出总额为5l亿元，其中，发放失业救济金20亿元，医疗补助金0.7亿元，丧葬费76万元，抚恤金300万元，转业训练费6.6亿元，其他19.7亿元，管理费4亿元。共有158万人领取了失业救济，人均失业救济水平为1291元。1999年我国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人数达到9900万人，比1998年增加1900万人。同年失业保险基金收入为125.2亿元，比1998年增加56.8亿元。当年基金支出91.6亿元。其中失业保险金支出32.7亿元，用于医疗补助、丧葬补助和抚恤金等支出的部分为1.42亿元，当年基金节余33.62亿元，累积节余159.85亿元。

根据物价和工资水平推算，2000年人均救济水平可能会达到1400元。如果2000年由“下岗”职工转换而来，新增500万人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口，那么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将至少要增加70亿元。从1999年失业保险基金的收支情况看，在2000年，我国的社会失业保险基金可能将开始出现较大收支赤字。

2.养老保险基金现收现付制度可能难以长期维持

1999年，我国全国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为1965.12亿元，支出1924.85亿元，当年节余40.26亿元。全国累积节余733亿元。但各地区出现严重不平衡。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沿海7个省累积节余454.76亿元，占全国节余总量的62％。与此同时，有16个省出现了收不抵支的情况。以1999年的支付水平计算，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累积节余只够支付养老金5.06个月，比1998年减少了1.72个月。1999年我国全国养老金收缴率为93.25％，比1998年提高了3.01个百分点。1999年全国月人均离退休费为494元。当年实缴养老保险费与缴费工资之比为21.56％。

我国目前实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是从1997年才开始实施的。按照这个制度，职工的养老金将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个人帐户养老金，筹资按职工本人工资的11％缴费，其中企业负担3％，个人缴纳8％，长期积累，退休后，每月按总积累额/120计发；另一部分基础养老金，相当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20％，筹资仍沿用现收现付模式，由企业按工资总额的5％缴纳。目前与这个制度相应的最大问题是，在新制度实施前已退休的人员和新制度实施前参加工作的在职职工的个人帐户养老金中没有先期的缴费积累。这部分人的养老金只能依靠养老保险基金的现收现付。而这部分人在新制度实施前领取的工资中已经作了养老金的扣除，这部分扣除在原有国有经济的体制下被用作了投资。这就是我国体制转轨过程中支付与企业对养老保险基金的隐性负债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采取了长期加大企业统筹费率的办法，期望逐步消化隐性债务。这个改革方案面临的挑战是，目前的企业既要为新制度下的在职职工积累养老金，又要为原有制度下欠缴的个人帐户提供基金，形成了严重的双重负担，据预测，如果企业完全承担这种双重负担，我国企业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缴费率从2000年到2030年将持续高达35％左右。这显然是企业无力负担的。

从目前学者讨论的情况看，我国应对这一挑战的主要思路集中于三个选择。（1）出售部分国有资产，用国有资产的变现收入补充个人养老金帐户。（2）发行20年至30年期的超长期国债，用财政的发债收入补充个人养老金帐户。（3）通过开征利息税等新税种，并指定新税种收入用于补充养老金收入不足。事实上这三个选择可能需要同时采用才能应对可能的养老保险金支付危机。

3.企业经营状况不良导致保费不能足额收缴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由于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普遍不良，养老保险基金一直不能足额收缴。一些处于亏损状态的企业无力缴纳或以各种方式拒缴。1998年有些地区的收缴率（实际收缴额占应收缴数额的比例）甚至降至50—60％。不少地区已出现养老金收不抵支，进而导致越来越多的养老金拖欠问题。有关统计结果显示，至1998年3月底，全国共拖欠离退休人员养老金46.79亿元，涉及离退休人员283万余人；欠缴养老保险费100万元以上的企业近5000家，欠缴金额170亿元；欠缴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近200家，占同期欠缴的48％。截止到1998年底，全国共欠养老保险费359亿元。这种状况在1999年仍未得到有效扭转。从2000年的情况看，由于市场状况有所改善，这种欠缴情况估计会有所好转。但总体上看，养老保险费不能足额收缴的难题仍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存在。

4.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社保体系面临提高缴费率的压力

我国养老保障体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老龄化社会的加速到来。统计结果显示，从1991年至1996年，全国参加养老统筹的在职职工数年均增长4.3％，而领取退休金的退休人员数年均增长9.0％；参加养老统筹的在职职工的负担系数由1991年的0.21提高到1996年的0.26.从今后情况看，这种趋势还在进一步加剧。为支付中老年职工养老需要的缴费率也会进一步提高。这很可能会导致一种恶性循环：企业的缴费率越来越高，也就有更多的企业无力缴纳或拒缴，为维持支出压力，则需进一步提高缴费率，直至最后出现收缴和支付危机。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1.26亿人，占总人口的10％以上，到2025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8亿人，占人口总数的比重将达18％，到2050年将达到4亿人以上。

5.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与保值增值仍未找到完善的解决方案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一个长期性问题是保险基金缺乏安全、有效的投资方式。从发展过程看，我国的社会工资水平上升较快，从而养老保险金的支付额也将不断提高。如果再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个人帐

户积累部分的基金迫切需要有安全、稳定、且收益率较高的投资方式以实现保值和增值。在1999年以前，我国的保险基金几乎只能用于银行储蓄或投资于国债。由于从1996年以来，我国一年期储蓄存款的利息率水平已经从10.98％降低到2.25％的历史低点，国债利息也发生了相应降低。储蓄或投资国债的收益已经微乎其微。在2000年，保险基金被允许进入证券投资市场，但为规避风险，只能投资于市场中的“证券投资基金”，不能直接地进行股票投资。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基金缺乏获取投资收益的渠道，实际上面临很大的未来支付风险。近来，我国很多学者以及保险基金管理机构的人员都在呼吁，我国应允许保险资金直接进入股市，以鼓励发展投资型保险产品，而非间接通过购买证券投资基金进入。估计在不久的将来，保险基金，其中包括政府控制的社会保险基金和商业保险基金都有可能被允许进入股票投资领域。

三、主要政策展望

2000年3月，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就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出了六方面的政策措施。其中，一是要坚持和完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三条保障线”制度，企业再就业中心要向下岗职工按时足额发放基本生活费，并代他们缴纳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金。二是企业和社会筹集不足的部分，财政要予以保证。对确有困难的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中央财政将继续给予支持。三是各地方务必加强对社会保障资金的监督，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保证专款专用。四是要依法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和提高保险费征缴率。在城镇强制推行以养老、失业、医疗为重点的社会保险。五是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预算要适当调整支出结构，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比例。六是要采取多种措施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逐步使下岗职工由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保障基本生活，转向享受失业保险，走向劳动力市场就业。

从目前看，2000年及以后一段时间内我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目标与具体措施将集中于以下若干方面。

1.实现养老金社会发放

我国前期在养老保障方面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是基本养老保险金由行业统筹全部移交地方管理。在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曾将由企业负责发放的养老金改革为由企业所在的行业统筹。但这种行业自成体系的管理体制，难以实现更大范围的风险共担。而且，同一地区同类人员养老保险待遇有高有低，也影响到人们的社会公平预期。从1998年9月起，基本养老保险由行业统筹移交给了地方省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管理。即实行统一的地方统筹。原来实行行业统筹的铁道、交通、电力、水利、邮电、民航、石油、中建、有色9个行业和银行的养老保险基金统一实行了地方管理。在地方统筹的基础上，1999年，我国开始推行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的改革。即将原来通过企业发放的养老金改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直接通过省银行、邮局等发放到离退休人员手中。这样做不仅减轻了企业的负担，还可以使离、退休人员不受企业的一些行为或经济效益的影响，通过养老金的社会发放来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资料，1999年末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率已达到80％以上的地区有6个：上海市100％，福建省91.4％，山东省89％，陕西省84％，云南省83.6％，重庆市80.8％。在2000年中，退休人员与企业事业单位相脱离、养老金社会化发放以及退休人员由社区管理服务的工作将在全国普遍推开。

2.强化养老金征管

2000年全国企业离退休人员将增加200万人；总数将达3100多万人，养老金全年支出预计达2000多亿元。要保证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需要采取进一步的切实有力措施强化养老基金征缴和开辟新的筹资渠道。对过去屡次发生拖欠的地区、企业应当实施重点监控。因历史原因拖欠的基本养老金，有关责任机构和企业应尽快补发。在强化养老基金征缴方面，对生产经营正常、能够正常发放工资的欠费企业，要逐户追缴欠费；对有资金能力而拒不补缴的单位，应当坚决依靠法律手段征缴。要争取在2000年末使全年的养老基金收缴率达到90％以上。

3.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

2000年的另一项重点工作是要在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上取得新的突破，力争实现城镇养老保险全覆盖。其中，要特别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工作力度。估计这些企业中的参保人数将增加1200万人。

4.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为扶持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2000年1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已规定，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金、基本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存入银行个人帐户所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在税赋优惠的基础上，2000年我国在加强社会保障体制建设方面的政策措施还可能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增加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1999年l—10月份，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比前一年同期增加了391.7％，2000年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将继续进一步地成倍增长，主要是增加对失业人员、离退休人员和其他需要救济居民的支出。（2）强化社会保障资金的征收，重点解决基本生活保障和养老、医疗、失业保障金不到位的问题，努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3）通过减持国有股股权、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或发行长期国债的方式，充实社会保障基金，采取非常措施弥补由于历史上国家对职工的“隐性负债”而形成的资金缺口。此外，从目前看，至少对一些下岗、事业人口集中的老工业基地、西部经济落后地区，中央财政补贴仍是必须的。各地也已普遍将最低生活保障金列入当地财政预算，支持省内欠发达市、县以及省属企业职工的最低生活保障。

5.建立现代化的管理系统

为确保“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民政部已开发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软件”，正在全国推广应用。目前，我国地级以上的城市已初步建立起计算机管理网络。估计在今后一到两年的时间内，计算机管理网络将扩展到全国所有的县、市、区，最终形成全国性的现代网络规范管理。

6.继续因地制宜地推进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只有将现有的8亿农民划归社会保障网，我国的社会保障才能成为一项完全意义上的基本社会制度。目前民政部已经承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将列入民政部2000年的重要工作日程。其总的思路是因地制宜，稳定推进，不搞“一刀切”。已经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地方，在管理和操作上可借鉴城市的管理经验，使之进一步规范化和科学化；尚未建立这一制度的地方，要继续做好调查研究和摸底测算工作，为今后工作的开展做好准备。

7.加快医疗保障体系的改革步伐

社会保障体系论文范文第6篇

根据历史与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将广东整个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1.1集权化保障阶段（1949~1977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中“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资帮助的权利”的规定，广东根据国家政策逐步建立了包括劳动保险、困难补助、生活补贴、社会救济和农村“五保”供养等制度。1958年以后在建立了敬老院、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等简易的社会保障组织。“”时期，已经基本社会化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遭到破坏，企业与农村集体一样承担起了低水平的保障功能。计划经济体制下，广东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分配制度，家庭、市场等经济保障功能基本丧失，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集权特征。这个时期农村绝大多数农民基本处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城镇居民享有的就业、医疗、住房、退休金等福利农民均无权享受。

1.2分权化保障阶段（1978~1988年）。在分权化保障阶段，农村推行联产承包变革，实行了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模式，建立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的制度安排。家庭经营制度实际上成为农民生活保障的主要形式，也相对扩大了农村居民就业和消费的选择自由。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农村扶贫制度的建设，而且强调开发式扶贫、生产性救济，充分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在这一阶段，广东各地集体经济基础的差异使农村地域间集体福利千差万别，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农民的集体福利和保障水平越高，经济发达地区有条件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来以工补农，减轻农民负担，提高福利水平；而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各项事业主要依赖于收取税费来运转，因而集体福利与家庭经营自然会存在一定的矛盾。

1.3多元化保障阶段（1989年以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出台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建立与我国目前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并规定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1998年九届人大通过的政府机构改革方案中，组建了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统一主管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保障工作。广东在大力推进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与完善的同时，有关部门进行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的试点工作，并逐步在全国农村推广试行。

2.广东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实践探索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并提出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了快速发展。

2.1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在全省分区域、快速有序推进。

2.1.1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农民与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广东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始于1992年，经过不断探索，深圳、东莞、中山、佛山、珠海、广州等珠三角地区的六个地级市全面实施了农民与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其中广州、深圳、佛山的实施对象是全征地农民，中山、珠海、东莞是全体农民）。截至2007年6月底，全省共146万农民与被征地农民被纳入养老保险范围，其中46万人按月领取养老金，人均月养老金228元，农保基金累计结余38亿元。

2.1.2在欠发达地区开展试点，建立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从2006年9月起，广东先后以珠海市、阳工市阳西县、惠州市博罗县、肇庆市端州区、湛江市开发区、韶关市武江区为试点，进行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探索。各试点先后出台了保障办法，覆盖了当地14万被征地农民。据统计，截至2007年5月底，各试点累计参保人数16334人，领取养老金或老年津贴人数4991人。其中肇庆市端州区进展迅速，截至2008年5月底，端州区35~59周岁的中年被征地农民的参保率已达97%，60周岁以上老人中有98%领取了老年津贴。试点工作开创了在省内欠发达地区建立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先河，在全省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

2.1.3为村干部等农村重点人群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全省按照先易后难的思路，在农村选择村干部、计生对象等重点人群，为其建立养老保险制度。1997年以来，云浮市云城区、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河源市源东县、惠州市等地先后开展了村干部养老保险。四地共有8363人参保，2034人领取待遇。东莞市、惠州市先后开展了计划生育对象养老保险，对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和纯生二女结扎夫妇实行了养老保险制度。

2.2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基本覆盖全省农村，保障水平不断提高。2000年前，广东没有统一的农村合作医疗模式。2001年后在省人大和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决定由省政府组织、省农业厅承办，于2002年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3年省委省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工作，加大政府的资金补助力度，把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工作转交省卫生厅承办，2004年后省财政给每个参保人补助10元，市、县财政补助10元，个人承担不少于10元；2006年省财政对每个参保人员的补助增加到25元，2007年增加到35元，市县增加到15元，大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参保的积极性。2007年，全省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达4137万人，覆盖率为83.8%，比2005年增长了231%。同时提高了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水平，77个县（市、区）的农村合作医疗转变为县级统筹，加大了费用报销比例，2006年,农村合作医疗补偿金额15.8亿元，平均补偿费用占医疗费用的32.9%。另有2.3万人次得到医疗救助，救助金4116万元。各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水平不断提高，补偿封顶线提高至1万元以上，最高达6万元。部分地方实行了门诊补偿制度，扩大了受益范围。

经济较发达的东莞市、佛山市在2004年试行了城乡居民参加医疗保险的办法。自运行以来，基本实现了参保人员全覆盖，全部基金也顺利征缴到位，达到了改革设想要求，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两市通过建立农医保制度，解决了城乡居民大病住院医疗费用负担问题，基本上缓解了城乡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2.3农村低保制度起步较早并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低保资金不断增加。广东在全国率先将最低生活保障面从城镇拓展到农村，低保覆盖面不断扩大。全省1995年开始实施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998年这一制度开始覆盖农村，省财政每年对全省年纯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100多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实行低保补贴，全省享受低保救济人数从1997年10.5万人增加到2007年7月底的68.9万户、171.85万人，增加了16倍，占全省户籍总人口的2.25％，其中农村54.43万户、134.03万人，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2007年，省委省政府提出适当提高全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将农村人年均收入低于1200元的困难群众纳入低保范围，目前，许多市县已开始将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200元的困难家庭纳入低保救济范围。

低保资金不断增加，低保标准和补助水平不断提高。2007年上半年，广州、深圳、佛山、韶关、河源、梅州、惠州、汕尾、阳江、揭阳、湛江、茂名、清远、潮州等14个市75个县(市、区)分别提高了城乡低保标准。城镇提高了10~100元，农村提高了9~70元。据2007年6月统计，全省城镇低保标准为人月125~361元，农村人月91~320元。城镇人月平均低保标准为226元，比2006年提高12元；农村人月平均低保标准为168元，比2006年提高13元。截至2007年7月，全省农村低保对象月人均补助水平为46元，同比提高了12元。其中，珠江三角洲地区7市农村低保人均月补助85元，比2006年月人均提高8元；14个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低保月人均补助39元，比2006年月人均提高8元。

全省各级财政部门根据低保人数增加，低保标准和补助水平的提高情况，逐步增加了低保资金。全省低保资金从1996年的2113.7万元增加到2006年937亿元，增加了44倍。2007年省财政增加了对经济欠发达市的低保补助金额，从2006年的2.5亿元增加到3.85亿元，增加了1.35亿元。2007年1~7月，全省发放低保金7.0069亿元，比2006年同期增加发放1.748亿元。其中农村发放低保金4.1954亿元，同比增加1.115亿元。

2.4农村其他社会保障制度也不断加强，对农业及农村发展的作用日益凸现。广东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比较突出的还包括社会救助中的生产救助（防灾、救灾）、农业保险，特种救助、农村优抚。农业产业自身的弱质性以及广东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广东农业生产面临着相当大的风险，尤其是遭受台风、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风险，近年来全省财政不断投入大量资金构建农业生产和农村地区的防灾抗灾体系，大大降低了农业灾害的破坏程度，提高了灾害应急、救助能力；另外，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省一直在探索实施各种形式的农业保险制度，在各级政府财政支持下，农业保险覆盖面也不断扩大。

农村中的特种救助主要针对特殊人群——五保户实施供养制度，其保障水平高于低保水平，其生活水准也不低于农村的平均水平，多数地区设有农村敬老院，其设施也比较完备，服务水平也比较高。农村优抚、社会福利方面，优抚安置工作成效明显，以退役士兵自谋职业为中心，职业培训、推荐就业和优惠政策扶持相配套的安置改革顺利推进。“十五”期间共完成对14.7万名退役士兵和4107名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无军籍职工的接收安置工作，退役士兵自谋职业率达90%。建立了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与当地人均生活水平同步提高的自然增长机制。

3.广东建设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广东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上已做了大量工作，并已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人们称它为“民心工程”和“德政工程”。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3.1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设计还不够完善合理。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在此基础上逐步打破城乡社保建设的“二元社会结构”，最终实现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广东虽然在农村设立了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和养老保障、大病统筹的新型合作医疗、自然灾害社会救助制度，但缺乏在贫困人口中设立一个生活安全保障制度。因为农村居民目前还不富裕，人均纯收入刚过5000元大关，仅跨入小康水平，还有100多万年纯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和近300万人年纯收入在1000~1500元之间的相对贫困人口。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应是先解决农村贫困问题，而不是急于建立过于庞大和周密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最需要受社会保障扶持的是贫困人口，这一群体的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我们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是不全面的。

以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为例。目前，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在计算年限、缴费办法和待遇享受等方面，都是依据城镇正规就业情况设定的，对于劳动关系松散、就业地点频繁变换、工作单位不固定、工作时限不定、收入水平较低的广大农民来说，不大合适。现行养老保险基金实行区域统筹，条块管理，对跨省区流动就业的农民来说更不合适，加上目前设计15年缴费年限和缴费标准成为农民难以逾越的门槛。农民要在同一个社会保险统筹地区累计缴费15年不容易，农民的经济收入并不宽裕，除外出打工外，他们的收入是以年为时间单位结算的，要在15年内保证每次资金的交纳，难度大。现行养老保险制度是参保易，退保难，转移养老保险关系更难，缺乏灵活性。

3.2农村社会保障项目具有狭窄性，覆盖面小。广东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各个项目，其保障都只是覆盖少部分农村社会成员，或者说大部分农村社会成员仍被排除在农村社会保障范围之外。如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仅在珠三角地区建立起来，全省大部分农村并未推广。在珠三角中也仅覆盖5市，120多万农村人口，其他两市的广州、江门和粤东、粤西、粤北地区一些有条件的县镇还没建立，仍在探索之中，或仅对少部分村干部和失地农民实施养老保险。即使是社会救济，也只是救济那些“重点户”，难以将所有农村的老弱孤寡、残疾者以及因天灾人祸而不能维持最基本生活水平的社会成员囊括在内。同时，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还处于探索阶段。

3.3保障力度区域差异较大，保障水平总体呈现低层次性。广东现行农村社会保障在地域范围上存在非均衡性，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保障水平高一些，经济欠发达的东西两翼和粤北地区，保障水平则低得多。就拿农村中的五保户来说，一些富裕地区的农村敬老院的设施完备，服务水平也相当高，有的五保户甚至还有储蓄，可以资助其他困难的亲属，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只能将一部分五保户纳入保障范围。另外，现行广东农村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较低，根源在于农村社会保障经费在地方政府的财力分配上很有限，如在社会救助的支出上过分依赖中央财政，地方财政的救助经费拨款既未制度化，又不能及时到位。目前广东全省基本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除较富裕的农村地区外，大部分农村社会保障只停留在对贫困者进行救济的低层次上，一般只能帮助被保障者暂时脱离困境，难以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无助于农民的长远发展。

3.4许多农民对参与社会保障还持观望态度。在养老保险方面，许多农民把自己未来养老的希望寄予后代，他们对养老保险缺乏认同感，存在疑虑心理；在农村合作医疗方面，农民参与的意愿不够强，积极性不够高，其主要原因在于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宣传不到位，有不少农民甚至不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何物，即使知道这项政策，也由于以往基层政府的承诺不兑现，而对新型合作医疗缺乏信任，甚至存在抵触情绪。课题组在兴宁市调研农村合作医疗时，当地相关机构建议把农民应该交的钱由政府出，因为兴宁市农民参加农村合作医疗只须交10元/人，另外政府补贴门诊挂号费7元/人，事实上每个农民只须交3元就可以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然而政府在引导农民参加农村合作医疗所付出的成本比3元/人要高，因而他们认为还不如让政府直接代交这3元/人的费用。

4.进一步加强广东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政策建议

4.1加大对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保制度的宣传力度，促进农民转变思想观念。要从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在新农村建设中坚持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民生活状况的切实改善为根本，把农民观念的更新放在新农村建设的首位。当前，全省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广大农民对农村各项社会保障的认识不足、了解的不充分，致使许多农民还持观望态度。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要以占主体地位的广大农民的认可和参与为基础，因此，一方面各级政府决策和研究部门要积极探索有效的政策和实施措施，另一方面要向农民做好宣传，增强农民的社会保障意识，转变思想观念，提高农民参与的积极性。

4.2完善农村社保工作机构，加强农村社保管理工作。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工作涉及面广、覆盖人口多，加之全省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大，使得任务异常繁重。以农村低保为例，广东1997年推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目前保障人数已经达到133.51万人，但各市县民政部门由于编制所限，普遍没有设立专门的低保工作机构，乡镇一般只有一名民政工作人员，难以进行规范管理。

为使全省各地农村的实际情况及时准确地反映到上级管理决策部门，以及省、市的各项政策部署和规定迅速落实到位，必须在全省范围内建立各层次的农村社保工作机构，完善农村社保管理体系。既要加强面上的领导，建立社会保障工作领导机构，统一组织、协调本地区的社会保障工作，不断增强其整体合力；又要注重基层社会保障网络建设，按照机构、人员、经费、场地、制度和工作“六到位”要求，明确各级职能，确保保障到一线、服务到基层、覆盖到村落。

另外，由于人们的收入是不断变化的，必须做好农村社会保障特别是低保工作的动态管理，因此，由手工化管理向信息化管理过渡是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必然选择。由计算机对农村社保对象进行信息处理、人员录入、档案管理、信息调阅，既可减少人力，又可节约资金，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4.3加强法制建设，尽快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农村社会保障是一项群众性、政策性、法规性很强的工作。鉴于国家目前社会保障法还未出台，广东可以根据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台新的地方性法规。在保险对象、交费年龄、交费标准、基金管理、基金增值、经费来源等问题上设置新的操作规范，尤其对新形势下比较敏感的问题（如农村土地问题、农民工权益的保障问题等）制定明确的法规，切实保障失地农民与进城务工农民享受到与他们的付出相对等的权益，从法律的高度指导和规范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相应的司法机制的完善上，广东可尝试在人民法院设立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庭，专门从事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案件，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伤害时获得有力的司法保护。在条件成熟后，可借鉴国外普遍实行的专门法院审判方式，建立我国专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院，在审判中充分体现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的特殊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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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翠迎等.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7(1)

摘要：广东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过程经历了集权化、分权化、多元化保障三个阶段。近年来，在大力推进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与完善的同时，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的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据此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社会保障体系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城市化；收入差距；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一、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许多大中城市的发展更是迅猛，城乡差别逐渐拉大。城市中高质量的生活、高水平的工资、相对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农村居民涌入城市，使城市人口（特别是大城市人口）急剧增加。伴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中国城市化水平从1999年的13.2%上升到目前的40%左右，中国现在已经处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时期（郑杭生，2002）。众所周知，中国属于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特别是建国以来实行的“以农养工”政策和奉行的“唯工业化”理论使中国的城乡差距逐渐拉大（见图1）。2000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逐渐拉大，2005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之比已达3.22∶1。中国城乡之间的基尼系数也逐渐拉大，据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统计，1998年中国城乡之间的基尼系数已达0.403。与此同时，一些制度性的不平等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差别，农民的弱势地位逐渐显现。如果考虑水电、交通、文教卫生、社会保障等差别，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实际已达6∶1左右，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仅为1.5∶1。在这些制度性的不平等中，城乡之间社会保障的差别最为显著。很多人认为，在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城乡居民间的社会保障的不公平格局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强化。城乡之间社会保障水平的不公平程度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农村居民老龄化趋势较城市严重，而其养老保险覆盖率却低于城市。2000年农村老龄人口（65岁以上）已达7.36%，高于城市的6.29%。而农村的养老保险覆盖率2000年仅为7.64%，且有逐年降低之势，2003年仅为7.06%，2005年为7.3%，大大低于城市的31.1%（用2005年城市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城市总人口）（见图2）。

2.农村居民患病率较高而享有医疗保险的程度却很低。国家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显示，城市、农村在利用卫生服务上存在明显差异，农民缺乏医疗保险，而经济条件差是影响卫生利用的主要原因。调查结果表明，未就诊率、未住院率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降低。2003年以来，国家加快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设，截至2005年末，农村合作医疗的参保率已接近城市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见图3）。但由于城镇居民还有很多其他性质的医疗保险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尚需进一步推进，致使城乡之间的医疗保险差距仍然存在。

3.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不足，导致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低于城市居民。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显示，乡村文盲人口为6665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8.25%，是城镇文盲人口的3.62倍。国研网数据中心整理的一份《2002年各地乡村分性别受教育程度的人口》的数据显示，中国乡村6岁及以上的人口中，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93.43%，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农村总人口的12.87%，其中女性文盲率更高，占农村女性人口的18.4%（见图4）。

城乡差距拉大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但如果放任城乡差距扩大，超过一定的警戒线，就会使农村劳动力（包括非剩余劳动力）盲目流向城市，超过城市化的发展水平。这样一方面会造成城市的就业压力、社会秩序混乱；另一方面会使农村劳动力急剧减少、农村生产力快速下滑。农业是工业的基础，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我们不但要重视城市的发展，还要投入更多的资金、技术解决好三农问题。而构建适合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缩小了城乡差距、避免了劳动力的盲目流动。但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健全、状况堪忧。现阶段探讨缩小城乡差距、构建适合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客观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加快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二、现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利于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有的学者认为，城市化会非常有效率地吸收农村最优良的“资产”（年轻人、身体健康的职工、好的企业、在市区买得起房的有钱人）。如何解决城市化的外部不经济，解决农民负担的问题和降低制度化的不公平；如何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进而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呢？笔者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政府加大财政支持的力度，对农民实行“反哺”，建立健全适合农村的强制性的社会保障体系。而现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难以满足农民的需要，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解决不到位，具体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目标群体界定模糊

现行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没有明确界定受益群体，将受益群体简单地界定为农村居民，而没有注意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农村居民存在分化：即包括在城市工作较为稳定的农民工家庭、失地农民、乡镇企业职工和纯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前三部分人已非实际意义上的农民，他们实际属于农民向市民的过渡群体。我们在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时应将前三部分人排除在外，他们应属于中间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全国建立三个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与城市化进程中居民的分化相一致的，是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

（二）现行体制缺乏强制性，导致覆盖面不足、农民参保率较低

现行的农村养老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都采取农民自愿参与的原则，制度的设计是为了减少贫困农民参加社会保障的负担。但这种做法却使农民参保率很低（特别是养老保险），它仅保障了一小部分富裕农民，大多数农民仍游离在社会保障之外，这种做法对解决城乡差距收效甚微。

（三）政府职能严重缺位、地方政府负担过大从而引起政府的转移支付有名无实

现行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在养老保险方面，中央仅给予政策支持而无财政支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央仅对西部12省参保农民每年每人补助10元；在社会救助中（包括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五保户”制度和救灾救济制度）由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资，但存在保障水平过低、保障覆盖面过窄、许多该保的农民没有受益等情况。同时，由于地方政府和集体负担过重，很多承诺难以兑现，使农村社会保障几乎变为个人自愿的商业保险。在人均GDP在1000美元~3000美元的时候最容易出现社会问题。而农村贫困居民作为中国社会底层的最低点，是最脆弱的环节，中央政府应对其加大支持力度，给予其最低的保障水平，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

（四）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缺乏制度性的约束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能促进城市化的发展，但现阶段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严重影响了流入城市农民的自身收入水平和他们对城市化的贡献程度。笔者认为，加强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是促进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现在政府对农村居民的教育投入（除九年义务教育外）缺乏制度性的约束，应将农村教育扶持计划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从而形成对教育投入的制度性约束。

三、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

（一）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须遵循的原则

1.“强制性”的社会保障原则，加大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加快对农村社会保障工作建设刻不容缓，实行强制性的社会保障原则，提高低收入水平的居民的抗风险能力。政府可以通过对低收入家庭实行低水平缴费和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的措施推进强制性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开展。

2.“低水平、广覆盖”的原则。在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今天，应增强整个农村地区的抗震能力、维系社会和平。同时由于政府的财力有限，应实行低水平的原则。

3.实行“家庭账户”的原则。“家庭账户”包括两层涵义：一是将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缴纳的资金合并为一个账户；二是所有家庭成员共用一个账户。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推行“家庭账户”的原因有：（1）农村居民的缴费水平普遍较低、保险金的抗风险能力较差，采用“家庭账户”可以增强整个家庭的抗风险能力。（2）将多个保险账户合并为一个，居民可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资金的使用方向，提高居民的参保积极性。（3）降低逆向选择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避免道德风险。实施“家庭账户”客观上要求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管理机构必须合并为一个，改变现在多个部门管理的现象。

4.实行“多层次”的原则。所谓“多层次”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具体涵义：一是从全国范围来看，东、中、西部的农民收入差距很大，应使各地区农民的缴费水平与其收入水平相对应；二是从具体的地区来看，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也有扩大的趋势，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1978年为0.21，1995年上升到0.34，而城市居民1999年的基尼系数仅为0.295，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大大高于城市居民（曾湘泉、郑功成，2002），因此，应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村居民实行不同的缴费水平和财政补助标准。

（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

1.农村养老保险。（1）具体内容。包括基本养老保险、长寿老年人津贴（75岁及以上）及贫困居民养老保险。按家庭人均收入是否高于地区农村居民平均收入水平来看，高于地区平均收入水平的家庭进入基本养老保险，否则进入贫困居民养老保险。国家、地方、集体缴费进入社会统筹，个人缴费进入家庭账户，国家对贫困居民的补助也进入其家庭账户。对高龄人口提供较低水平的普遍养老金计划有助于抵抗农村的老年风险，这在国际上也是许多国家农村养老保险中的必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采取每月为其发放一定金额的代用券，具体由其自己选择多少用来支付食物，多少用来支付医疗。（2）缴费年限。由于农村养老保险水平较低，要抵抗农村老年风险，缴费年限应相应延长，以20年~25年为宜。同时还应建立相应的激励措施，为缴费年限较长的居民提供较高的保障水平。（3）提高缴费水平。现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缴费水平过低，以养老保险为例：养老保险缴费设2元~20元共10档，但在执行中很多居民都选择最低档（每月2元）。据民政部测算，10年后每月可领取养老金4.7元，15年后每月可领取9.9元，几乎没有什么抗风险的能力。因此，在制度设计中我们应将贫困居民的养老和医疗与一般居民分开，对其实行减免政策，同时对一般居民实行特定的缴费率，不再分档。（4）相关配套措施。第一，弱化土地养老的功能，允许农民自行出租、转卖自己的土地，便于农民向城市流动，加快城市化的步伐。第二，注重家庭养老的功能，在农村宣传孝文化。对孝顺老人的年轻人实行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鼓励企业优先雇佣这样的年轻人。针对现阶段农民收入低、国家财政支持有限的特点，家庭养老方式仍然不能放弃，甚至在一定时期内仍将成为农村的主要养老形式，而政府主办的农村养老保险则应作为必要的补充（见图5）。

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1）具体内容。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救助（贫困居民医疗救助和长寿老年人的医疗救助）和慢性病、地方病防治三项内容。在制度构建中，应放弃只保大病的思想，注重对慢性病、地方病的防治。同时每次医药费超过50元就可报销，报销比例可按医药费的多少制定不同层次，药费越高，报销比例越大。基本医疗保险和贫困居民医疗救助的目标群体的界定和缴费方式与养老保险一致，只是其缴费水平应低于养老保险。笔者认为，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政府的财政支持应向慢性病、地方病倾斜。农村人口的慢性病如乙肝、肺结核严重威胁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而且乙肝主要通过母婴传染，如不及时做好防治工作，将严重影响中国居民的健康水平。所以国家应加大力度防治，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提高中国居民的整体素质。（2）相关配套措施。第一，加快建立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在村一级建立卫生室，乡级建立卫生所，由卫生所的医生负责培训卫生室的医疗人员。这两级卫生部门主要治疗小病、地方病和慢性病，为村民提供便利。第二，降低药品流通价格，严把药品价格关，严厉打击药品回扣问题。同时居民看病免收挂号费、门诊费仅收50%，这些措施对小病和慢性病人更具有吸引力。第三，鼓励非盈利组织及私人建立慢性病、地方病人救助中心，减少慢性病的发病率。第四，简化报销手续，一切以方便居民为宜。

3.社会救助。农民有土地可以依附，所以农村社会救助应实行“低水平、广覆盖”的原则。农村的救助主要针对“五保户”、受自然灾害影响的居民。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注重开发式扶贫，让农民自强自立，争取自己脱贫。政府可以提供低息贷款、进行相关技能培训等优惠政策鼓励其自主创业。

4.农村教育扶持计划。政府对贫困农民的救助应逐渐转移到教育扶持上来，加大教育投入将成为政府加大农村投入项目中“收益率”最高的项目。农村教育扶持计划包括以农村免费义务教育计划、中高等教育扶持计划和职业技能培训计划三项内容。国家应加大对农村地区的中、高等教育的投入。国家对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在2000元以下读高中的孩子减免部分学费，对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在944元以下读高中的孩子减免其全部学费；为人均年纯收入在4000元以下的家庭读大学的孩子减免部分学费，在2000元以下读大学的孩子减免全部学费。同时还应该为这些孩子提供一些勤工俭学的机会。职业技能培训可以个人缴费，地方、集体投入资金建立并维持其日常开支的方式运行。

四、结论

鉴于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和农村居民的接受能力，新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具体项目的实施应是渐进的，应根据居民对具体项目的需求程度来确定。同时，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不能仅仅囿于农村的范围，还需要从战略的高度来审视，包括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改革等内在的综合制度改革的推进。另一方面，要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从而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还要分别从农村和城市两方面入手，在城市应“扩需”，在农村应“减员”。“扩需”主要是指在城市里应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容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员”主要是指在农村应加大农业的科技含量、促进农业的现代化进程以减少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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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体系论文范文第8篇

社会保险是通过国家立法，并由国家成立的专门机构进行资金筹集、管理和发放，从而为社会成员提供必要的基本保障，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而商业保险是通过签订保险合同，由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企业和个人自愿投保，以盈利为目的的保险形式。

①保障功能的互补性

社会保险，是为社会成员提供必要时的基本生活提供保障，由于受到投保金额、投保对象的限制，这种保险的保障水平非常低。而商业保险的保险范围则包括公民所面对的所有可保风险，并可根据个人情况，满足社会上不同层次的保障需求。因此，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是并行不悖的，两者相互配合，取长补短。

②保障范围的互补性

社会保险主要是在社会成员遇到年老、工伤、疾病、生育、残疾、失业、死亡等社会风险时，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而商业保险涉及的险种之多，范围之广，则可以满足人们生活消费各个层次的需要。通过与社会保险的配合既满足了人们基本的、普遍的保障需求，也满足了人们多层次的、特殊的保障要求，从而更好地完善社会保险保障水平。

③保险技术与保险方法的互补性

社会保险需要借鉴商业保险的精算专业技术，商业保险也需要制定一些满足社会需要而绝非利益优先的保险品种，以树立其良好的社会形象。此外，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都是保障劳动者的生活稳定，并利用专业技术和保险方法使资金保值增值，从而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因此，商业保险可以融入到社会保险中，承办部分社会保险，让湖湘群众得到更大的经济利益保障。

2国外社会保险的发展模式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启示

就社会保险中的医疗保险来说，构建医疗保障体系，避免因重大疾病医疗支出影响家庭的正常生活，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公共卫生政策的基本共识。大体上来看，国外的医疗保障模式主要有如下3种：

①商业保险为主，社会保险为辅

这种医疗保障模式主要根据商业保险的运作模式，由雇主和雇员自主筹资资源选择购买商业保险以防范重大疾病风险。商业保险公司根据不同保费水平和保障标准，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保险保障需求。同时，当医疗费用自付金额达到一定标准时，个人将不再自付医疗费用，超过部分由商业保险公司承担，从而有效降低了重大疾病医疗支出的财务风险。采用这种模式主要有美国和南非等国家。

②社会保险为主，商业保险为辅

这种模式的医疗保障模式是通过国家立法规定由个人、单位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个人和单位按比例分摊，政府则提供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由三者共同筹集资金。这种医疗保障模式带有强制性，并根据参保人的年龄、收入水平划分不同的组别，设置不同的医疗起付线和自付最高限额。参保人的门诊次数和住院次数越多，其医疗起伏线和自负最高限就越低。这种模式的代表国家主要有德国、法国、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和韩国。

③国家医疗保险的主导模式

这种模式带有明显的福利色彩，并且主要由国家以征收社会福利税的方式筹集资金，因此，也称之为全民免费医疗保险模式。这些国家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主要由政府负责筹建，其经济收入也来源于政府预算拨款。这种免费的医疗保险保障制度的国家主要有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等。从发达国家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的时间来看，依靠单一的社会保险或商业保险很难达到公平与效率兼具的效果。

3湖湘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融合的对策创新

①商业保险应提高专业经营能力

商业保险公司需要树立专业的经营理念，以提高其专业经营能力。根据市场需求，有针对性的开发一些补充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险种，填补社会保险在这些方面的空白，以丰富社会保障的层次和内容，从而让广大湖湘群众得到更大的经济利益。要引进和培养具备精算技术以及产品开发的专业化人才，提高专业经营能力和服务能力。

②加强合作，降低风险管理成本

通过商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有效融合，以降低风险管理成本，提高保险保障水平。由于商业保险以营利为主要目标，决定了其对风险防范的意识和能力较强。因此，通过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的合作，可以有效利用商业保险先进的信息系统和丰富的管理经验，提高社会保险的风险保障水平。

③商业保险应加大保险产品的研发

商业保险公司应该致力于为不同消费者提供不同层次的多元化险种，以弥补社会保险的空缺。由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的比例较低，商业保险公司可以为这类群体量身定做保险产品，如按大病补助等。因此，通过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的有效融合，改善当前的保险现状，对湖湘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4湖湘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融合的具体运行模式

截止2013年末，湖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41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372元。城镇恩格尔系数35.1%，农村38.4%。全湖南保险公司2013年原保险保费收入为508.6亿元，比上年增长9.3%。而赔款和给付支出为192.8亿元，增长35.1%。根据湖南省的省情和实际情况，立足现有的保险资源,并参考“湛江模式”，提出湖湘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应建立互动关系。从而提供优势互补的服务，发挥经济补偿功能，弥补社会保险的缺失，满足湖湘消费者多元化的保险需求。

①构建社会养老保险与商业生存保险的互动机制

一是，个人养老金账户赤字导致了资金占用和资金运营问题，商业保险可以利用其自身优势管理法定养老基金，与基金公司一同管理养老保险金。二是，人口老龄化趋势导致支出增加，随着退休队伍的日益壮大和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商业养老保险为退休金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三是，企业年金制度尚不完善，目前，我国部分事业单位尚未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因此，商业养老保险制度成为其重要补充。

②构建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的互动机制

公共医疗费用高涨导致看病难，看病贵。药价上涨加上湖湘地区小型卫生机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城镇居民的就医需求，导致大医院的就诊人数增多，从而出现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因此，需要商业保险开发并推广短期健康险种等，以补偿居民的医疗费用支出。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和健康意识的增强，湖湘地区的消费者更加注重日常的健康护理，通过健体强身来预防疾病的发生。因此，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的长期护理保险等相关险种成为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的重要补充。农民工异地医疗报销难，商业保险公司也可以据此推广出适合这一群体的保险品种。

③构建五险互动机制

构建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与失能保险、意外伤害保险、雇主责任保险的这几类保险互动机制。因为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湖湘地区劳动者的安全需求增加。由于工伤而导致经济收入中断，而社会保险中的工伤保险赔偿金额有限，难以满足家庭的生活消费开支，而商业保险可以提供更多的资金补偿。企业投保商业险不仅可以减轻面临保险赔偿时的负担，还可以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当企业职工因工受伤时，企业可以给予受伤职工由商业保险公司负担的较高比例的工伤保险理赔，减轻了企业负担，并向外界传达了企业优厚的职工待遇，从而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私家车的持有量逐渐增多，交通事故也随之增多，由于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安全保障措施缺乏导致的意外伤害也时有发生。因此，商业保险中的意外伤害险可以有效缓解受保人员的困境。

社会保障体系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商业保险；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分析；模式选择；协同发展

当前的中国农村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社会保障缺失和不足问题，这不仅关系到广大农民及农村特殊群体的基本利益，也关系到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标。但由于“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建立在各地尚处于摸索阶段。由于商业保险与其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发挥社会“安全网”和“减震器”的功能上存在一致性，因此探讨商业保险如何参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商业保险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定位问题

2006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发挥商业保险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这无疑对商业保险进行了定位。2006年6月《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也提出要努力发展适合农民的各类商业保险，要积极探索保险机构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的有效方式。但事实上商业保险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是否能发挥重要作用，还是有一些不同看法。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由于商业保险是属于所谓的“高端”保障商品，并不适合收入不高的农民，商业保险在农村发挥作用不大，农村保障基本上只有依靠政府保障和农民自己。应当说，这种观点并非毫无道理，但由此断言商业保险难以有效参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最多只发挥很次要的补充作用，这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虽然世界银行和国际劳工组织提倡建立以社会保险、企业补充保险、个人储蓄与商业保险为基础的“三支柱”社会保障模式，但在当前的中国农村，第一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险严重缺失和保障能力低下，由于缺乏像过去那样的集体经济的支持，第二层次的补充保险在全国多数地区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处于各自为政的探索阶段，普及面窄，保障程度低，保障的有效性取决于当地政府的主导能力、当地财力以及制度设计的科学有效性。与其相比，商业保险受到的制度等方面的影响就要小得多，即使是收入不高的农民也可以选择适当的保障。由于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等具有一定的替代效应，在其他社会保障严重缺失和不足的情况下，商业保险应当发挥其重要作用。

其次，提及商业保险，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商业保险是“贵”的，是高档品，收入不高的农民买不起。无可否认，有一些保险产品，比如高额的养老保险等产品，一般农民确实难以承受，但仍然有不少保险产品是农民急需而又可以承受的。比如，农民及农民工投保意外伤害保险，两三万元的保额一年保费不过百元左右，青壮年农民担忧万一意外身故二老的养老问题，那么可以投保定期寿险，即使10万元保额每年也不过交二三百元保费，即使某些保费费率较高的产品，保险公司也可以有针对性地设计和营销，比如中国人寿河南林诸支公司一名营销员创造性地按半份向农民销售某终身寿险，半年就销售了152份。同时，由于地区之间以及农民内部收入的差异性，也有很多收入较高的农民对商业保险既有消费需求也有消费能力。因此商业保险并不是农民享受不起的“奢侈品”，而是农民风险保障的“必需品”。

第三，商业保险的介入可以使得其它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能够更有效地运行并发挥其功能。从经济学角度讲，农村社会保险等大多数保障项目是一种优效品，具有准公共物品特性，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虽然这类物品主要应当由政府提供或主导，但一般并不需要由政府直接运营或主办，而是委托或者特许商业机构经营。事实上，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在社会保障管理上已经将一部分由政府统一承担的职能让渡给市场来执行，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由于商业保险机构在产品开发、风险管理、精算等方面具有政府管理经营所不具备的诸多优势，具有介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先天条件，从当前的农村社保建设的经验看，那些纯粹由政府一手包办的项目，多数都存在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大，运营成本高，效率低下等制度障碍，而商业保险介入的多数制度运行效果相对较为良好。

综上所述，商业保险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中应当而且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二、商业保险参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我们可以将商业保险参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区分为两类不同的制度安排，一是商业保险作为二级制度安排成为农村社会保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称之为直接参与式；二是商业保险作为其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安排运行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发挥其独有功能，可称之为间接参与式。

(一)商业保险直接参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分析

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和舒尔茨关于制度模式的分类，商业保险属于影响所有者配置资源的一种制度安排，它可以较好地促进农民之间，农民和保险公司之间配置风险。由于制度可以为合作创造条件，而农民缺乏风险分散和转移的渠道，且农民自发组织建立某种风险分担制度的交易和谈判成本很高，而商业保险制度则可以大大降低这种成本。

1.商业保险直接参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需求分析

从农民群体的制度需求看，随着中国农村的非农化、市场化、城镇化，在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保障个人化和土地保障能力日益下降的今天，传统的“土地家庭”这种保障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新情况。由于农村第一、二层次的社会保障的缺失或严重不足，各类农民群体对保险保障的潜在需求很高，大量的农村保障与保险调查报告都得出类似的结论。当然，要将名义保险需求转化为农民的实际需求还受到诸多条件尤其是支付能力的限制，但这种潜在的巨大需求对促进商业保险在农村的制度安排有效实施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从保险公司的制度需求看，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只有当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大于变迁成本从而带来正的潜在利润时，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才会发生。而当前商业保险公司正面临着这样的机会。首先，随着经营商业保险主体的不断增加，大中城市的保险竞争日趋激烈，城镇市场的保险开发已经逐渐趋于阶段性的市场饱和状态，而广大的农村保险市场长期以来为多数公司所忽视，保险资源远未得到开发，潜在市场机会较大；其次，虽然从总体上看，农民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但由于地区差异以及农民群体收入结构的不平衡，东中部地区及收入较高的农民既有强烈的投保需求，也有一定的支付能力；第三，一些特殊农民群体，比如农民工、失地农民等对一些特色保险有强烈需求，收入不高的农民也希望能购买一些低保费的保险产品，保险公司可以在农村市场取得较好的业绩。

2.商业保险直接参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供给分析

在农村建立商业保险制度是一种由市场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而影响保险公司制度供给的因素主要是制度安排的实施成本以及现有制度障碍的约束和路径依赖。农村商业保险市场开发程度低，这是潜在市场机会，但也正因为如此，保险公司的经营也面临着较高的制度实施成本，前期的投入成本较高，包括设立农村营销部，宣传推广、设计开发有针对性的保险产品，而且可能面临农民群体相对更高的赔付风险；其次，虽然传统的家庭式保障已经难以为继，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养儿防老”、“有灾难找政府”等观念仍在部分农民头脑中根深蒂固，而原有的“土地家庭”模式虽然保障程度低，但风险小，成本也低，再加上注重眼前利益得失的农民厌恶风险，很多不愿以当前确定保费支出“损失”换取未来不确定的保障，再加上对保险的不了解以至偏见，农民宁愿固守那已经并不可靠的保障，这种对传统保障模式的路径依赖将严重制约新的商业保险制度供给。

综合而言，目前建立农村商业保险的制度安排，农民和保险公司的制度需求都是较强的，制度需求主要受制于多数农民的经济能力，从制度供给上看，主要受商业保险制度实施成本以及现有制度路径依赖的影响。

(二)商业保险间接参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分析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政府和市场就是两种最基本的制度安排，但任何单一的制度安排通常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具体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以商业保险为中介有几大优势。

首先，实施一项农村保障制度安排，制度设计成本和未来的制度运行风险较高，政府必须基于审慎原则进行全方位调研与分析，政府虽然在宏观制度设计上有优势，但对于具体的技术性项目的设计则缺乏专业经验，而商业保险公司作为长期从事风险管理的专业机构，在制度设计、费用测算、未来偿付能力评估等方面可以参与制定方案，这一方面可以增加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制度设计的成本，从而促进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安排的供给。

其次，通过商业保险作为中介可以有效疏通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中的其他制度障碍。比如目前的农民工社会保险项目，由于现有的社会保障实行城乡分割、区域统筹的政策，造成农民工的频繁流动与保险关系转接困难，导致不少地区的农民工无奈选择退保。据统计，农民工集聚地广东东莞市2005年有105万农民工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但当年就有高达40万农民工选择退保。上海市针对这种情况实施的“农民工综合保险”就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做法是政府负责征缴保费，为外来务工人员向一家全国性商业保险公司购买养老、医疗、工伤等一揽子保险，一旦农民工离开，其养老保险等关系可转入户籍地所在地的商业保险分支机构，这样就打通了现行社会保险保障区域分割、城乡分割的制度障碍，有效发挥了社会保险的功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第三，以商业保险为中介可以有效减少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供给的实施成本。比如重庆市政府主导建立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模式，就是由政府主导，将部分补偿安置费加上政府补贴的部分保费委托保险公司统一建立保险基金，利用保险公司在保险技术、网点、资金运用等方面的优势，由保险公司按照与政府的代办协议管理和发放养老金，政府不再设立专门机构和人员，而主要进行制度监控，这样充分发挥了政府和保险公司各自的优势，这种商业保险“代办型”模式的制度实施成本明显小于政府“主办型”的实施成本。

三、商业保险介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模式选择与利弊分析

按照政府与商业保险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中各自的职能和责任，商业保险公司可以有四种介入方式与模式作为选择。

(一)商业保险独立经营模式

在该模式之下，商业保险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直接向农民提供风险保障。这种制度安排的优越性在于其运行的灵活性和针对性，一方面，它体现了市场意义下的“公平”，这对于一部分支付能力较强的农民特别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农民群体可以根据自己的保险需求偏好和支付能力选择合适的产品和保额，也有权选择不投保，避免了其他社会保险违背“一致同意”原则实施强制性制度安排的弊端。但是，由于商业保险只具有市场意义上的公平，而不具有福利价值评判上的公平，会导致部分农民由于支付能力受限而无法享受保障，也无法实现不同经济水平农民之间的财富互济效应。从保险公司角度看，其好处是可以根据各地农村市场状况自主确定业务发展目标。

一般而言，农村商业保险制度安排主要应当侧重三个方面，一是针对东中部发达农村地区和农村中高收入群体；二是针对农村中低收入群体设计销售一些他们急需的低保费基本保障产品，比如定期寿险、低额住院保险等产品；三是针对特殊农民群体需求开发和销售一些度身定做的保险产品，比如农民工意外伤害险、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等产品。

(二)商业保险委托代办模式

在该模式下，保险公司受政府委托管理和经办的农村社会保障项目，包括政策咨询、业务管理、费用报销支付、管理专项基金等，其管理服务费用由政府财政支付，不从保障基金中提取，基金透支风险由政府承担。

这种模式可以发挥商业保险所具有的社会管理功能，政府也能减轻新设经办机构和增加人员编制的压力，节省制度实施的运作成本，而集中精力专门从事资金筹集、政策调研和业务监控等工作，实现政府从办农保向管农保的职能转变。同时，商业保险公司作为独立于政府的市场主体，可以有效地防止各种外部干扰，充分运用商业保险的风险管控技术，对资金运作、保险金给付制定严格的风险管控措施，有效降低挪用保障资金、虚假给付保险金等人为风险。而且保险公司较丰富的客户服务和理赔管理经验以及较多的网点也方便农民的费用报销与支付。从保险公司角度看，可以利用自身业务平台取得中介业务收益，而且经营风险不大。

但是，在该委托模式下，由于保险公司自身不承担风险，保险经营的专业性又较强，政府可能难以有效监控保险公司行为。因此，有必要引入专业监管，对保险公司接受委托管理业务的信息披露、运营标准等作出强制要求，并按照常规保险业务实施定期不定期的现场检查，以减少和避免“委托—”关系中常见的道德风险；从保险公司角度，由于经营的连续性要求，最担心出现政府由于财政压力而无法及时足额拨付管理费用，从而造成保险公司的长期“负债”经营的不利情况，因此，有必要以书面协议形式从法律上明确委托代办双方的责权利，降低单方“赖债”风险。目前，重庆市开展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正是采用该模式，取得了较好效果。相对各方而言，这是商业保险介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一种较好方式。

(三)政府主导的商业团体保险合同模式

在该模式下，政府以投保人的身份将所筹集到的农村社会保障资金为农户投保团体保险，与保险公司就保障条件、保险责任、赔付限额等一系列项目达成一致协议，签订保险合同，由保险公司按约定事项向农民提供保障，并承担全部风险，政府不再承担相应的赔付责任与基金透支风险。

这种模式的一个明显好处就是政府、保险公司、农民三方之间责权利分明，政府与保险公司就是投保人和保险人的保险合同关系，避免了保险代办型和保险合作型模式所出现的责任关联和不易区分而导致的双方发生纠纷的困境。由于投保农民群体风险相对特殊，通常缺乏准确的经验损失数据，双方都不易合理确定保费，如果保险公司为争取业务低价承保就极有可能造成该业务亏损，保险公司将承担全部赔付和赤字风险，另一方面也可能出现公司为减亏而将赔付标准控制过严损害农民利益的情况，同时，由于政府已经将保障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可能导致保险经营缺乏基层政府的支持，不利于农保业务的有效开展。

(四)政府与商业保险合作管理模式

在该模式下，政府负责政策制定和农保费用的筹集，保险公司负责经办农保业务和管理农保基金，有的规定可从基金中提取一定的管理费用，基金发生盈余时公司可在一定限额内按比例提取，如发生赤字，由政府和保险公司分担。这种模式目前应用不多，但仍有一些案例，以保险业参与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例，截至2005年6月，在江苏、山东等六省68个试点区市县中，按上述标准分类，使用代办模式的有36个，团体保险合同模式的有22个，合作管理模式的有10个。

该模式的优点是可以充分发挥政府和保险公司各自在政策管理和业务经营上的优势，由于双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双方都有动力积极支持和协助对方，这对共同搞好农村社保工作十分有利。但这种模式在实际操作中较为复杂，不像前两种模式那样双方责任明确，尤其是出现基金赤字的情况时，政府可能归咎于保险公司管理不善，风险控制不严，而保险公司则会归咎于政府拨付的保费过低，如果制度设计考虑不周，就很有可能造成双方互相推诿责任导致合作失败。

综合来看，上述模式各有优缺点，相对而言，从控制风险的角度看，委托代办模式相对较好，其次是保险合同模式，而合作管理模式则必须要求合作机制设计科学合理，但在严格风险管理的情况下，从长远来看，合作管理模式值得推广。当然，具体采取哪种模式，还要考虑各地的具体情况和不同的保障项目和保障群体，根据有关政策法规加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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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体系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和谐，公正，社会保障

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其建立与完善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保证。

一、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道德向度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基础工作，是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公正是“道德范畴和道德品质之一，指从一定原则和准则出发对人们行为和作用所作的相应评价，也指一种平等的社会状况，即按同一原则和标准对待相同情况的人和事。”公正是社会的共同的和首要的价值，是构筑和谐社会的基石。任何一项制度设计，都不约而同的将公正作为优先原则，制度的评价首先是道德的评价。制度公正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是评价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志。社会保障理应体现公正，促进公正。

和谐社会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标，和谐体现在、实现在人的和谐发展之中。社会保障权是人的基本权利，社会成员依法享有社会保障权具有普世价值。人权保障在社会保障实践中的表现，就是由国家和社会向其成员提供物质和服务方面的保障。社会保障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保障，是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基本要求，是人成其为人，作为人，作为有尊严的人的基本要求。以人为本是社会保障基本架构、制度安排和工作的出发点，而制度公正则是人本理念的最基本的体现和保障。

对社会保障公正性的诉求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自古以来，人们就憧憬安居乐业的小康生活。天下为公的小康社会是群众理想的生活方式，“大道之行也，……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是长期封建农业社会形成的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对传统的公正价值追求，自身境遇的不满，现实比较后的心理落差，前途的焦虑与彷徨必然导致感性的公正诉求。

同时，对社会保障公正性的诉求又是理性的、当然的。作为社会成员都有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应然的。提供社会保障是国家对其境内的所有社会成员负有的法定的，不可推却的责任，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所在。保障权是公民权的基本内容之一，对公正的诉求不仅是不满的情绪表达，更是公民权利意识的体现和权利的行使。社会保障具有分配属性，其社会属性从属于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经济关系在分配领域的体现。最早提出“社会正义”并将其与“分配正义”等而视之的是约翰·穆勒。他在《功利主义》中说，“社会应当平等地对待所有应当平等地获得这种平等待遇的人，这就是社会的和分配的正义所具有的最高的抽象标准”。可见，正义地或更为平等地分配物品，是“社会正义”的核心诉求。“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属公共产品、公共资源在公共领域中的分配，因此，缓和社会不公，创造并维护社会公平是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基本出发点，也是社会保障政策实践的基本归宿。”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应体现社会主义性质，体现劳动者之间平等、互助、合作的关系，应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二、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工具理性

社会保障是实现公正的一种必需的手段和重要方面，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保证和主要内容。和谐社会是诚信友爱、充满活力的社会，也就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阶层的分裂对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障碍，所谓“仇富”心态是社会阶层对立的极端和畸形表现。两极化社会是个充满矛盾对立的社会，和谐社会应当是中间阶层占主体的橄榄型而非哑铃型社会。社会保障制度再分配职能有效公正的发挥有助于中间阶层的扩大，符合“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政策导向。此外，社会公正是和谐社会的心理基础。社会保障不仅是经济利益的再调节，同时也是不同阶层缓和对抗、沟通情感的要件，有利于人们增强自信心，保持良好的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保障不公必然导致社会成员间的群际对立，导致思想意识散乱。只有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人们的心情才能舒畅，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协调，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

和谐社会是个安定有序的社会，社会安定团结，秩序良好。社会是个复杂的巨系统，是个矛盾集合体。“社会生活的安全、平等、效率性状都要在社会秩序这种形式性状中得到体现，秩序是社会安全、和谐得以实现的前提”。秩序一方面靠政府强力维持，另一方面靠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协调整合。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维持社会秩序的物质保障，并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支持，唯有此，方能形成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良性互动。“通过各种社会保障项目的实施可以缓和贫富差别和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秩序稳定的目标得以实现，既是现代社会防范和控制社会风险的必要机制，也是整个社会协调发展的安全机制，是不可或缺的精巧的社会稳定器。”这种建立在保障公平之上而非强力维持的秩序才是和谐社会的秩序。

和谐社会应是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社会。科学发展观提倡以人为本，而建立健全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则有利于劳动力有序流动，打破地域身份界限，形成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有利于形成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环境。保障体系不健全，特别是统筹层次低、地区分割、保障待遇不公是妨碍人才流动的主要障碍之一，人才流动的不畅必然影响区域经济、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建立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是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因素。公正价值目标的实现，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为生产力的提高创造条件。没有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撑，就不可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保障，更无从谈和谐发展。

三、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现实局限

我国目前已进入改革攻坚阶段，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结构调整加速，体制性、结构性、观念性矛盾碰撞、叠加，不和谐因素与征象大量涌现。而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既未能很好的应对改革对社会带来的冲击，又未能满足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的制度设计初衷。究其原因，除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的基本国情外，其制度设计未能充分体现和维护公正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社会保障的不公也正成为群众诉求的主要内容之一：部分群众的养老、医疗、失业待遇得不到保障；失地农民和城镇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不同地区、部门间社会保障待遇差别过大等等。

社会保障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普惠性，公正体现在普惠性中。普惠性原则符合社会保障制度对社会公正的追求，体现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社会保障理论上应当覆盖每位社会成员，不论其地域、职业、贫富。媒体常报导的工伤事故，几年前的“非典”事件无不暴露现行社会保障的体系的薄弱。从社会阶层角度讲，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大部分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从所有制讲，非公有制企业大都逃避社会保障义务；从地域上讲，城镇有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农村的社会保障仅处于起步阶段，仍以家庭保障为主。社会保障在如此大范围内的缺失无疑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诚然，历史形成的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制的客观基础，但从公正的原则出发，从改革有利于保护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二元的社会保障体制需要进一步的开放、交叉、整合，缩小待遇差距，统一保障项目，摒弃原有制度的封闭性和受益者的身份性，以满足城乡差距扩大条件下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从长远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最终要与城市接轨，形成全国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缺失的根本原因，农民工理论上享有社会保障权，却缺乏具体可操作的法规。”这样，实践中就出现实然权利与应然权利反差，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背离。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二元经济结构日益复杂化，现行社会保障体制难以满足劳动方式多样化，就业的灵活性所带来的社会保障新问题。“传统的以‘单位’为服务对象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分散化、流动性强的就业格局。如何把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及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必须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现行社会保障体制下，即使同一保障项目在待遇水平上也体现很大的差距。机关事业单位同企业之间的社会保障水平，中西贫困地区和东南沿海富裕地区之间的社会保障水平过于悬殊。保障项目的设计既要考虑不同群体的保障需求，也要考虑权利与义务的对应。但体制设计显然对个人责任和地区不同保障需求水平过分强调而对公正的原则考虑不够，更不能满足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这样，一方面“制度缺失造成城乡参保机会的不均等”，另一方面“城镇内部单位制度设计的分割，造成参保过程的不均等”，最终导致结果的不均等。在此意义上，“本应以促进社会公正为目标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变成导致社会不公的来源。”

社会保障体系的现实局限往往成为继发矛盾的隐患和诱因，保障矛盾积聚而不能得到有效缓解和释放，最终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因此，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亟待破解的难题。

四、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实践导向

转型期中的社会保障既有结构性的冲突又有体制性的磨擦。建立健全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既是个理论问题，又是个实践问题，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考验。

没有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就不存在社会的和谐发展。2004年，社会保障作为一项国家基本制度已写入《宪法》，为建立健全公正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宪法依据，标志着我国社会保障事业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它有利于从利益分配的角度，来消除社会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也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自身长期、稳定、规范、可持续地的发展。历史和现实国情决定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完善的复杂性与渐进性。公正观念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具有时代性，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必须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基本国情决定社会保障改革目标和原则是“低水平，广覆盖”。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其备可实现性才是现实的，必须不断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要充分考虑到社会保障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新要求。社会保障体系的建构要更体现前瞻性、开放性，要在建立长效机制上下功夫，解决制度本身的可持续性，体现科学执政的理念。这就要求保障政策改革要有充分的可行性论证，要建立各类群体的利益表达和协商机制，确保制度的公正与可行。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党和政府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这表明党和政府已把社会保障改革作为制度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并采取积极步骤贯彻社会保障公平理念，把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摆在了政府工作更加重要的位置。在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和政府对完善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分别做出了全面的规划指导和具体部署。第一，依法扩大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覆盖面，提高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的参保率，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办法，形成保障项目完善，群众普遍受惠的社会保险体系框架。第二，进一步完善城市“低保制度”，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加快建立城乡特殊困难群众的社会救助体系，帮助他们解决看病、住房、子女上学等实际困难。完善农村“五保户”供养制度。第三，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和城市社区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探索建立医疗救助制度。此外，继续加大政策支持和财政投入，促进社会保障事业发展。通过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等措施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夯实社会保障基础，提高社会保障基金风险抵御能力，切实保障各方面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