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6 07:02:10

上海文化论文

上海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定位悖论。上海为自己制定的中长期发展目标是,面对充满机遇而又富有挑战的21世纪,把上海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对于文化,则把上海定位为“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社会本就是以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为一体,文化自身所产生的社会凝聚力是任何其他力量所不能比拟的,这个定位与其说是一种选择,倒不如更确切地说是一种退步。因为如果仅仅是交流中心,则上海就失去了文化存在、生长和发展的根基,仅仅是文化的漂流地,不久之后,或许上海也就真的成了时下部分人士口中的文化荒漠。这与上海自身的国际定位是非常不相称的。

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是通过文化显示出来的,从历史上看,上海历来是中国发展的历史库、文化库,尤其是在20世纪初,上海文化,以电影为例,是与好莱坞并头的;到30年代,中国或国际知名的大文豪等莫不是出自上海或与上海有很深的渊源。现如今,上海在文化建设上却是停滞甚至是萎缩的,在世界各种文化和文明相互激荡的今天,这是任何一个现代化都市(国家)发展中不正常的现象。因此,政府应该大力扶植电影等文化事业,一定要从“国家定位”、“国际竞争力”的角度来看待和发展上海的文化事业:上海不应只是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也应该是文化的生产和消费中心。

在这里,需要着重提出的一点是,近些年来,面对好莱坞的霸气和日韩文化的冲击,上海的整个文化原创态势是越来越萎缩,没有优秀的创作队伍,拿不出拳头产品,没有反映上海改革开放以来巨大变化的经典巨作。造成这样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上海在文化方面的措施太软,很多措施甚至倒退到了邓小平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祝词发表以前的状态。因此,上海的文化产品如何走出新路,如何发展出多样化,怎样出来优秀的和时展相呼应的作品是当务之急。

服务悖论。社会主义文化应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应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大众服务。那么,在城市文化建设过程中,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就应成为一种常态,真正让普遍的人民群众欣赏、享受和吸收到文学创作者的优秀成果甚至世界级的经典作品。因为,文化产品如果不能辐射到最广大人民群众,那么这种文化就不能在广大群众心中扎根,文化也就失去了创作、存在和发展的灵魂。

可以肯定的是,上海这些年来在社区文化建设方面有很大发展,但是我们更应看到,目前上海市的各大剧院、影院、音乐厅等公共文化设施实际上是与绝大多数普通市民的精神生活绝缘的,那些天价的演出/放映票,也只有少数人享受得起,有时候宁愿没人看也不愿降价出售。而与此同时,不知哪一天,记载着无数人欢笑和记忆的露天电影院已经成为记忆中那副褪色的山水画,露天的空地上不再支起白色的大幕,连排的凳子也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那些绚目却呆滞的摩天大楼,我们躲在钢金水泥的窄小空间里萎靡不振。经济的进步给我们带来了更高层次的物质享受,却把最普遍的精神和文化享受给生生剥离。

以复旦大学研究生为例,硕士生每月补助是231.5元,博士生每月是271.5元(就本人所知,这样的补助额度在全国重点高校里是倒数的),这些补助不仅不能买那些已经天价的书籍去认真搞研究,就连一个月的伙食费都不够,而上海大剧院的演出票价一般最低就是一两百元,更有甚者在上海图书馆复印一页复印本古书就是1元(市面上复印一张才几分钱)。于是,上海市这么多学校,庞大的正在接受优质教育的高校学生群体,只有自己排演自己欣赏,只有去买廉价的盗版。也就是说,这些影响大众生活,本来应为大众服务的公共设施,实际上却完全走到了相反的道路上。这种占用了大多数人的生存空间,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用普通纳税人的钱建立起来的本应非营利性的公共设施,成为了上海少数人享用的所谓高雅资源,实际上就变相成了一种剥削。这在国外是不可想象的,许多外国人士对中国的公共文化设施能赚钱都感到很稀奇,因为在国外,这样的公共文化设施基本都是不盈利甚至赔钱为尽可能广大的公民服务的。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因为这些公共设施只有启动基金没有运作基金,无法支持后续支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但是与不能赚钱相比,文化一旦失去了大众和为大众服务的理念,其生命就会逐渐枯竭,那些所谓的经典也只能永远存放于高阁并最终灰飞烟灭。

品牌悖论。品牌的背后是文化,品牌文化是市场成熟标志。“可口可乐之所以长盛不衰,原因就在于它是美国文化的一个载体,是美国立国精神的一个符号。”很明显,上海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全面推动实施品牌战略极为重要。当前,上海品牌和上海创建国际大都市的地位相距较远,主要表现在:一是真正叫得响、有竞争力的上海品牌数量少,二是品牌价值低,三是品牌缺乏文化内涵。上海必须以世界一流的产品质量、世界领先的创新技术、赢得广泛消费者的市场占有率、关键领域的关键人才、提高产品附加值的文化这五大要素作为切入点,做大、做强、作响上海品牌。但令人尴尬的是,尽管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上海至今仍然没有世界级的品牌。当然这不能说是上海没有能力创造出世界级名牌产品,上海历史上是曾出现过诸如美加净、霞飞等国际知名的品牌,但是现在都没落了,我们甚至因为不重视品牌把“美加净”卖掉,若干年后绕了个大弯又花大价钱再买回来。

当然,老品牌的魅力渐去有其自身的原因,品牌是附在产品身上的情感认同,产品不行了,品牌就自然失去。但是,不能不说,目前上海的无品牌和现在上海的文化政策及氛围有关,从这一点上来说,和过去相比,上海不是进步了而是退步了。任何产品都必须有在这个时代存在的理由,当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原则渗透到文化领域的时候,文化产品首先致力于的是创造经济效益而不再是社会效益。一个品牌的创立,其背后需要的是文化的支撑,当我们知道“申城”的“申”是来自战国四君子之一的春申君,上海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的崧泽文化,或许我们才会发觉古老上海的绵泽。只是我们缺乏的不仅仅是对古老文化的了解,更多的是对上海新文化的深刻诠释和发扬。于是,当巨大的上海市场充斥着巨多的世界名牌,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悖论:上海有悠久的文化,但是上海却没有自己的经典文化品牌。所以上海只能是一个大大的空场地,上面摆放的都是别人的东西,仅仅而且也只能是世界品牌的聚散地而已。

因此,一定要有一批反映上海新变化和改革开放成果的作品出来,以各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展现上海的新风貌,增强上海的吸引力和文化力。目前,上海制订了名牌战略,计划3到5年内打造50个上海大品牌,希望能有所收获。

对中国社会的进程,艺术家陈丹青说:“现代化过程是三个层次,一是器物,一是制度,一是文化。由于‘器物’层面的超速现代化,制度、文化的滞后日益凸显。”本人以为,在制度和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政府是不能缺位的,不但不能缺位,而且还应当积极引导甚至起主导作用,尤其是在建设主流文化的过程中,政府更应该有所作为。但是目前是我们的文化产业还没有形成,政府却又退出了这个市场。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社会主义文化活动担负着教育、教化等重要的社会功能,其价值取向应是以社会效益为首要原则。而实际上,市场化把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给摒弃掉了,当前的文化市场发展处于一种畸形的状态,绝大多数纯粹只是为了经济效益,这个和政府缺位紧密相关。

因此,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产业竞争,政府要有保护性策略和开拓性战略,两者要灵活运用,不能把文化建设简单推向市场。我们不仅要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也要制定文化发展战略,加快文化立法。在我国致力于建成法制国家的目标引导下,加快文化的机制、体制和法制建设,把包括文化人力资本、文化产品与文化资格在内的上海文化资本科学组合起来,鼓励文化的多元尤其是民营资本投资体制,开拓创造渠道,加大上海的文化吸引力;一定要发掘民间文化创作的潜能和能动性,打造真正的公民而非私民,培育积极向上的公民精神,鼓励、支持和认可公民自发的多种娱乐文化形式,调动公民文化建设的自觉性和创造性,真正从源头树人才,树新智、树新风。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化建设才有活力、有动力、有希望,2010年的世博会也才更圆满和令人难忘。

有人认为,“如果说巴黎是19世纪的世界城市,纽约是20世纪的世界城市,那么上海就是21世纪的世界城市。”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都健康发展和建设好了,上海才能真正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城市。

那么,让我们努力把这个愿望变为现实,让上海这座城市的生活更美好。

[摘要]作为文化消费的主流城市,上海的文化建设近些年来在取得了可喜成绩的同时也在文化定位、服务及品牌意识上出现了悖论。

[关键词]上海文化文化定位文化服务文化品牌

上海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我是67届初中生,虽然经历了,但是由于父亲受到冲击,性格柔弱的我并未加入到文化革命的冲冲杀杀中,我甚至没有参加过串联,我属于家里的乖孩子、学校的好学生,当社会上文化革命闹得轰轰烈烈时,我却忙碌于大家庭的家务,买菜、做饭、带弟妹。当上山下乡的号角吹响后,我却依然无动于衷,直到1970年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故乡上海,奔赴江西省靖安县高湖公社西头大队插队务农。在农村的六年间,我下田插秧、上山伐木、下水撑排,并曾到大队小学担任民办教师,还被派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我劳动积极表现突出,1975年我被推荐到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1978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任教,担任中文系的写作课程。1984年,我考上了扬州师范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曾华鹏、李关元先生,1987年毕业被分配到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任教,1991年我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6年我在职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王铁仙教授,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由于学习期间成绩突出,1998年我以优异的成绩在职破格两年就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

回溯我的求学历程,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习奠定了我中文专业的基础,写作课程的教学培养了我对于文学写作的热情、对于文学范文分析的技能。硕士学习期间,曾华鹏先生的谨严扎实、李关元先生的洒脱机敏,给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曾先生对于文学作品的条分缕析、对于作家研究的深入肯綮,李先生对于文学研究的新颖见解、对于文学资料的如数家珍等,都深深地影响了我。王铁仙教授是瞿秋白的外甥,他在学术研究中注重人性内涵和审美观照,他的谦和稳重、朴实勤奋,都给予了我很大的影响。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以20世纪20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为研究对象,研究乡土文学的基本主题、乡土特色、悲剧风格,毕业后我继续在该领域中拓展与深入,1995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放逐与回归——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论》,该著有鲁迅的乡土世界、乡土作家创作论、鲁迅身边的乡土作家、鲁迅著作的崇尚者、乡土文学综论、历史与现实之间六章。导师曾华鹏、李关元先生认为“这是一部扎实、丰富、富有新意的书稿”。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指出:“总之,剑龙的《放逐与回归——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论》是一部见解独到、论证严谨的有相当学术价值的著作,作者踏实认真的学术态度、深刻深入的学术思维、扎实严谨的学术功底等,都可以在此著中见一斑。”

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我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发现“五四”前后有诸多作家与基督教有关联,在文学创作中出现了诸如牧师、教徒、教堂等内容,基督教的牺牲、宽恕、拯赎等观念也呈现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最初我有以此内容为题做学位论文的想法,却被导师否定了。硕士毕业后,我仍然就该论题搜集资料、阅读作品,并采取作家论的方式,对于中国现代作家鲁迅、周作人、许地山、冰心、庐隐、张资平、郭沫若、老舍、萧乾、巴金、徐訏等展开研究,后来就成为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以《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为题于1998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陈思和先生在序言中指出:“从《两刃之剑》到《旷野的呼声》,似乎暗示了中国近二十年来学术界对基督教文化影响的看法有所变化。”“……剑龙先生显然是抓住了当代文学的信息,在《两刃之剑》的基础上做出了新的探索,换句话说,他仍然在填补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某些空白。”

应该说这两部著作奠定了我的学术研究的基本风格,以作家论作品论构成了这两部著作的基本格局,以对于作品文本的细致阅读,对于作家本身的深入考察,将作家作品放到历史背景时代氛围中进行研究,在文学史发展的格局中评价作家作品的长与短,在探究作家的成就、作品的价值时,注重对于审美形式文学风格的分析,这基本延续了曾华鹏、李关元、王铁仙先生的研究传统。

20世纪80年代末,我开始涉足当代作家作品的研究,我研究汪曾祺、何立伟、查建英、池莉、席慕容、周梅森、王晓玉、李晓、赵玫等作家的创作,也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嬗变。20世纪末,朋友策划九十年代文学批评丛书,包括贾平凹论、张承志论、张炜论、梁晓声论、余华论、刘震云论、实论等十本,我撰写的是《现实悲歌:谈歌、何申等新现实主义小说论》,我细致研读了谈歌、何申、关仁山、刘醒龙等作家的创作,从创作取向、形象塑造、叙事方式、写实手法、语言特色、审美风格等十章展开研究,该著的大部分章节先期以论文形式发表,引起学界关注,该著2000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成为首次全面研究新现实主义小说的著作。1997年,导师王铁仙先生策划撰写《新时期文学二十年》一著,以改革开放后20年的文学为研究对象,参与者为王铁仙、杨剑龙、方克强、马以鑫、刘挺生,我接受了90年代的文学研究,我从仔细阅读文本开始,系统研究了九十年代的新写实小说、新体验小说、新市民小说、新生代小说、新现实主义小说等,其中的有些章节先期在刊物发表,该著2001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1998年我获得了我的第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立意于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研究上海文学百年发展的历史。

2003年我被邀请担任香港中文大学的客座教授,给博士生、硕士生开设“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选修课,有30余位学生选修该课程。在香港中文大学期间,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邀请我做一场公开学术报告,要求不讲文学,思考再三我便以“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为题,进行紧张的准备,邀请方请了中国神学研究院副院长、神学教授余达心评点,这让我有了压力和动力,在撰写讲稿的三个多星期的过程中,有时是半夜想到问题就起床写。我的公开报告得到了充分的肯定,5万字的报告以《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五四”时期一个角度的回溯与思考》为题,2004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此基础上,2005年经申请,我获得了第2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文化思潮”。在香港中文大学开设选修课期间,我要求学生以写论文作为课程考试,我给学生出了几十个题目,我将学生的课程作业编辑为《文学的绿洲——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一著,2006年由香港学生福音团契出版社出版。

2004年3月,我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顺利结项,该成果以《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为题,200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几位研究生参与了部分章节的撰写,该著比较全面地研究了百年的上海文学。

2006年,我将我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成果编辑为25万字的《文学与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一著,编辑为创作论析、作品赏析、作家观照、研究回眸四辑。在该著的后记中,我写道: “回眸学术道路上的二十五载,我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态度与研究风格。在学术研究中我首先注重对于文学作品的认真研读,注重自己对于作品的真切感受与感悟,注重阅读中的第一感觉,这往往成为我了解与把握作品与作家创作风格的基础。努力将文学作品、作家创作置于作家创作轨迹中予以评说,将作家的创作置于文学史发展的背景中进行分析,这就使文学批评与研究具有了文学史的视阈与眼光。根据不同的对象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在对于研究方法理论的了解中,在对于不同研究方法操作程序的把握中,对于所研究的对象展开恰如其分的探究,努力道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力图避免人云亦云。在关注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寻找新的论题与视阈,企图有新的发现、新的见解。不为了刻意创新而意在笔先,努力论从史出水到渠成,不为一鸣惊人而故作惊人之语,努力追求客观平实深刻严谨。”

2004年由我领衔申请,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我便将许多精力转移到都市文化研究方面,策划基地每年两个重大项目,每年主办国际会议,2005年为了筹备上海、纽约都市文化国际会议,我去美国纽约大学任访问教授,在美国期间旁听课程、走访学者、了解纽约文化,对于拓展视野筹备会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基地成立以后,我们先后主办了上海与首尔、上海与东京、上海与纽约、上海与巴黎、上海与温哥华、上海与博茨瓦纳等双城文化国际会议,加强了与世界各城市学者的交往,开拓了城市文化研究的视野。

在我的城市文化研究中,大致涉及如下几方面:

1.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重大问题展开及时深入研究

《论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意义、条件与问题》是党的“十七大”前参与专题调研的成果,指出文化计划的问题和举措:重经济建设轻文化建设的观念;重城市文化轻乡村文化的偏差;重西方文化轻民族文化的偏颇;重大众文化轻精英文化的偏至。《改变农民工文化生活的“孤岛”状态》指出城市农民工文化生活的粗俗化孤岛化的状态,提出改变这种状态的思路。《城市建设,走出审美误区》提出城市建设中审美误区:以欧化为美的审美追求,缺乏注重民族化个性化的见识;以楼高为好的建筑布局,缺乏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思想;以破旧立新的建设思路,缺乏文物保护修旧如旧的意识;以求现代化的建设观念,缺乏保持生态平衡的前瞻意识。《走出社区文化建设的误区》、《警惕中国社会的过度城市化倾向》、《关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的危机》等,都指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

2.对于中国当代城市文化问题展开敏锐深刻的批评

《荧屏选秀的文化分析》认为荧屏选秀是大众化娱乐性节目,存在着一些值得警惕与改进的方面。《电视娱乐不应成为“愚乐”》批评诸多低俗的电视节目,不仅使荧屏充满了不健康的低俗趣味,而且形成了降低文化品位迎合观众的导向。《电影的拍摄与文明的偏颇》认为以环境的破坏、生态的危害为代价,拍摄出一部部并不“伟大”的艺术作品,这无疑呈现出文明的某种偏颇。《中国电影大片忧思录》批评中国大片奢华的形式下掩盖不了空洞的内容。《文化消费语境中的文学评奖》指出目前文学评奖的问题,认为商品化的逻辑影响了文学奖项的设立与评选。《让少儿读物远离诲淫诲盗》指出必须加大查禁不良出版物的力度,查找其源头,严厉惩治不法出版商。《人文科学研究中的弊端之反省》指出人文科学研究中理论的侏儒现象、立场的暧昧姿态、视野的狭窄状态等弊端。《学者与伪学者》批评有些学者当了领导后,借权势与地位,网罗人才,申报研究项目,撰文写书,即在学术界的名声雀起。

3.对于中国城市建设中问题提出策略性的建议

《另一种“希望工程”——关于促进农民工文化教育的思考》将促进城市农民工的文化教育看成是另一种“希望工程”,提出促进农民工文化教育应该做到几方面的结合。《全球化背景中上海文化产业的现状与思考》认为与纽约、伦敦、柏林这些世界性国际大都市比较,上海的文化产业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全球化背景中的海派文化发展之前瞻》提出促进海派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几方面。《拓展海派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几个因素》提出应该注重营造宽容创新的文化生态;创造动态的有意文化传播;建构文明多元的市民文化。《推进上海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建设之我见》提出:一、构建更开放便捷的文化交流氛围;二、打造具有国际性水平的文化精品;三、凝聚高层次文化交流国际性人才;四、提高国际文化交流的水平与品位。

我将2004年至2007年文化研究的成果编辑为30万字的《文化批判与文化认同》,2008年9月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最近,我又将自2008年至2011年文化研究的成果编辑为30万字的《新媒体时代的文化批评》,2013年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著分为上海文化、文化形象、传媒文化、文化教育、世博文化五辑,论集中的文章有的是应政府有关方面决策咨询而撰写的,如《大都市文化发展趋势与上海文化发展坐标、定位问题研究》、《奉贤“贤文化”建设与发展纲要》、《上海世博会园区场馆后续利用问题的思考》等,《大都市文化发展趋势与上海文化发展坐标、定位问题研究》一文还获得了第七届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二等奖。论集中有的是因2010年上海世博会而撰写的,为上海世博会我们组织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如主办“世博会与都市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世博会与都市乡村建设论坛”、“世博会与市民文化素质研讨会”等,我参与了世博会主题论坛“城市更新中的文化传承”的策划研究,主编整理了77万字的《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论坛文集公众论坛(上)(下)》,本论集中世博文化一辑中的论文大多是因有关世博会的学术活动而撰写的。传媒文化一辑中的论文,《论推进文化的发展与大众传媒的导向》是因当下大众传媒的误导偏向而撰,《新媒体时代的文化批评》是应文汇报约稿谈李辉质疑文怀沙事件而撰,文化形象、文化教育两辑中的文章,有的是由社会问题有感而发,有的是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有独到见解,《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遗产保护》一文发表后为《新华文摘》2011年第5期全文转载。

2008年后,在文化研究方面,我主编了《都市上海的发展和上海文化的嬗变》一著,2012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我出版的其他学术著作大致分为如下几方面:

1.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文化的震撼与心灵的冲突——新时期文学论》,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出版,收入对改革开放至1988年文学的研究成果。《后新时期文化与文学论》,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出版,收入对1989年后当代文学的研究成果。我主编的《论陈赞一的文学世界》一著,香港陈赞一修会有限公司2010年出版,是对香港作家陈赞一的文学创作的研究专著,分别从诗歌、小说、散文角度展开研究。30万字的《历史与现实病症的互照》一著,2011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入了我2008年后当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分为文学思潮论、作家论、小说论、散文、剧作论、批评论、新中国文学论六辑。我主编的《新世纪初的文化语境与文学现象》,2012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是我与我的研究生合作的成果,分别研究了新世纪初的生态小说、“80后”小说、网络文学、戏仿文学、官场文学、传记文学。

2.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语派的文化情致与小品文创作》一著,获得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第20辑的资助,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出版,该著研究了论语派小品创作热潮的兴盛、小品文创作论、幽默风格论、闲适笔调论、论语派与东西方文化、林语堂的小品文创作、论语派其他作家论、《论语》的编辑理念与实践等,我的几位研究生参与了撰写。20万字的《乡土与悖论——鲁迅研究新视阈》2010年由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收入了有关鲁迅研究的成果,分为鲁迅研究新视阈、走进鲁迅的世界、鲁迅研究之研究、鲁迅的过去时与现代时四辑。我主编的《老舍与都市文化》一著,是由我主持的同名学术会议的成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收入会议论文31篇,老舍的儿子舒乙、女儿舒济也有论文收入。由我主编的《上海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著,2012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该著立意于探究上海文学对于二十世纪文学的影响与贡献,分别研究了文化中心的形成与上海文学的发展、上海文学翻译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上海出版业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上海现代派与20世纪中国文学、鸳鸯蝴蝶派与20世纪通俗文学、上海文学论争与20世纪文学思潮、上海戏剧运动与20世纪话剧发展、上海左翼运动与中国文学左倾思潮、上海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与20世纪自由主义文学、上海唯美思潮与20世纪中国唯美主义文学。

3.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10月11日,我在上海师范大学主办了“汉语灵性文学学术研讨会”,有全国30余位学者参与了会议,移民作家施玮、融融两位特地从美国赶来与会。我将会议论文编辑为《灵魂拯救与灵性文学》一著, 2009年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文化思潮》一著,获得了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第24辑资助,201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著上编为文学思潮研究,包括非基督教、非宗教运动的兴起与发展,陈独秀的宗教观与对基督教的复杂态度,真理社、生命社对“非基督教运动”的回应,非基督教思潮和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等。下编为作家创作论,包括教会学校文化教育与中国现代作家,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新文学的人道精神,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与《圣经》文本,基督教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论基督教文化与冰心、许地山小说的叙事模式等。

2013年将出版的著作《耕耘与收获:杨剑龙现代文学论集》,收入了我2006年出版的《文学与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后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阅读与品味:杨剑龙当代文学论集》收入了我《历史与现实病症的互照》之后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成果。《书山学海长短录:杨剑龙学术书评集》选编了我关于学术著作的书评25万字。《坐而论道:当代文化文学对话录》一著收入了我与海内外学者、研究生学术对话30余万字。

回眸自己30多年的学术生涯,回顾我30多年走过蹒跚的足迹。

倘若从我1981年发表第一篇论文开始,我的学术生涯已有30多年了。从18岁离开故乡上海插队江西务农,到读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攻读博士学位,我总以务农生涯的体验和感悟从事学术研究:脚踏实地、勤奋劳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开拓学术自留地精耕细作,这是我学术研究的感悟之一。学术研究必须寻找到自己独特的领域,才能有创见有发现,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我从对于中国20年代乡土文学的研究,到研究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到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到研究都市文化,等等,都在这些自留地里精耕细作,有了一定的成果与影响。

不弃涓涓溪流拓宽学术滋养,这是我学术研究的感悟之二。学术研究应该有开阔的视阈、扎实的理论功底,这必须应放宽眼界,学习与自己研究相关的理论与方法,才能使自己的栽种与耕耘之物茁壮生长。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我学习研究文艺学的诸多理论与方法,学习民俗学、心理学、文化学、宗教学等诸多理论,从而拓宽自己的研究视阈与建构具有创新色彩的研究视野。

与时俱进清醒的学术意识,这是我学术研究的感悟之三。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不仅理论与研究方法应该与时俱进,论题的选择也应该如此,这必须有清醒的学术意识,在对于研究现状、有关资料的把握中,寻觅论题、寻找角度展开研究,清楚哪些论题有价值、哪些领域值得探究,在论从史出、深入肯綮的研究中,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过程中,道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我总认为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具有清醒的批判精神,对于有碍于社会发展人文建设的现象,应该予以研究分析、予以批评驳斥。我总认为作为人文学者,应该具有自觉的咨询责任,对于社会发展文化建设的一些问题,提出有益的有建设性的见解与看法。“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仍然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追求。

我没有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雄才大略,我没有羽扇纶巾运筹帷幄的满腹经纶,我只是如一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夫一样,在学术园地里勤奋耕耘努力劳作,以无愧于自己的人生与辉煌的时代。

上海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诞生于新文学发轫期,鲁迅在《导言》中曾写道:“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而早在1920年代初,周作人就倡导“乡土艺术”①,鲁迅也是在那时被称为“眼前我们唯一的乡土艺术家”(张定璜语)②。自此始,乡土艺术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但1949年后,“农村题材”取代了“乡土”概念,文学作为全面国有化的一个部门,也打上了计划管理的特色。所以,当“新时期”开始后,“乡土文学”概念的重新出现,本身就带有“怀乡之恋”的情结——怀“五四新文学”之乡恋。

“新时期”的“乡土文学”研究肇始于台湾文学的引介,因为在1970年代初,为了抗拒的党国文学,台湾文学界就发生了一场有关“乡土文学”的论争。大陆改革开放后,率先绍介的台湾文学中就包括台湾以陈映真、钟理和为代表的“乡土文学”。与此同时,大陆创作界和学术界也启动了自己“乡土文学”,其中在创作上被推崇的乡土作家是刘绍棠,而在学术研究上着将焦点集中在鲁迅以及围绕着鲁迅的1920年代乡土作家,还有被重新定位的沈从文。而杨剑龙教授则是最早在整体上论述乡土文学而非单个作家作品研究的学者之一。他1987年通过答辩的硕士论文便是《中国二十年代乡土文学综论》,紧接着连续发表了《论二十年代乡土文学的悲剧风格》、《论二十年代乡土文学的乡土特色》、《在乡土的沃野里探寻——近几年乡土文学研究述评》、《论二十年代乡土文学的基本主题》、《恢宏浑厚的悲壮色彩——略谈左联作家的乡土小说》等系列论文。而到1995年,他动笔已久的乡土文学专著《放逐与回归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论》终于付梓出版。

这部处女作共由六章组成,熔作家论、影响论和总体论于一炉,在具体写作以及章节设计上都颇具匠心。第一章“放逐与回归:鲁迅的乡土世界”,重点并不在鲁迅文学的主旨这一被不少人讨论过的方面,而在鲁迅乡土小说的风格这一较少为人所论述的方面。全章五节有四节是谈叙事视角、情感表达、意象定势、反讽手法、民俗文化和色彩的,只有最后一节与文学主旨有关,但也是放置在文化批评的框架之中。这使得关于鲁迅乡土文学的论述显得别开生面。围绕着鲁迅这一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开山鼻祖,作者又设置了“影响与契合:鲁迅身边的乡土作家”和“接受与模仿:鲁迅著作的崇拜者”两章,分别论述了台静农、王鲁彦、许钦文、冯文柄和蹇先艾、彭家煌、王任叔、赖和等八位乡土作家,仍然是围绕小说风格和乡土特色而论。其中赖和是台湾作家,他虽不像前七位,或者与鲁迅相识相知,或者听过鲁迅的课,或者与鲁迅一起加入过左联,赖和生活在当时被日本统治的殖民地,但却是鲁迅顶级崇拜者,也是台湾现代文学的奠基人。这显示了作者研究视域的扩大。不仅如此,在影响论方面,作者还将当代作家和现代作家的师承关系,如沈从文与汪曾祺、废名与何立伟;并抽样探讨了当代作家的乡土书写。全书始终围绕着乡土文学的美学意蕴、艺术风格和艺术形式,显示了那个时代在整体学术特征,即只有文学的内部研究,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

杨剑龙教授的乡土文学研究在当时就受到了较高的评价。贾植芳先生将《放逐与回归——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论》称之为“一部见解独到、论证谨严”、“很有学术价值和个人风格的学术专著”,并称赞作者“以较新的方法和视角,恰如其分地从意象分析、文化分析、反讽手法、民俗色彩等方面,切入鲁迅的乡土创作,使他的鲁迅研究别开生面独抒己见……”;“对于总结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创作与研究,都具有无可置疑的启迪意义”。③当时的一部书评也分析了该著的特色,指出:“紧紧扣住乡土文学特定的文化审美意蕴层面来进行分析和理论建构,杨剑龙对于单个作家的剖析,就不是单纯的艺术欣赏,也不是一般意义的作家作品论,而是把一个个乡土作家依据他们创作所表达的不同文化审美意蕴来进行分类,然后是再加以宏观与微观的探析。这样,从单个作家创作的分析入手,通过乡土文学创作的实绩来显示乡土文学创作的风貌与风骨,这就使得这部著作具有一种厚实感和厚重感。”并称之为“是一部近年来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研究的一部力透纸背的学术专著”④。

经历过近30年历史的人都会有一个突出的感觉,那就是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这种变迁的突出标志,就是城市的快速扩张,尽管这种扩张一方面是以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前提,另一方面又是以社会发展、利益获损的极不平衡为代价的。目前中国已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巨型城市区(The Mega-City Region),中国大都市的形成速度也居世界之首,其中既有深圳这样从平地拔起的新都市,也有上海这样重振雄风的老都市。而在这些快速发展的大都市中,恐怕没有一个城市像上海地方政府那样重视城市文化。这也遂引发了近几年来的上海文化研究热。

从2004年起,杨剑龙教授担任上海师大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一方面是职责所致,一方面也是他本人作为上海人的文化情结(此前就曾发表过《简论上海文化与上海人》,并开始指导研究生展开上海文化与文学研究),他开始转向都市文化研究,并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他近年来的都市文化研究有两个主要方向,一是为当代上海文化勾勒文化史和文学史背景,二是直接介入上海文化中的当代课题。前者有一系列专题论文和专著《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某种程度上,《论语派的文化情致与小品文创作》(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一书也属于这个系列。杨教授对上海文化和上海文学的总体看法可以用下面这段话来概括:

上海开埠以后,在商业文化的确立、外来文化的引进、文化传统的继承中,逐渐构成了上海文化的商业性、开放性、个性化的特征。在上海文化的制约下,上海文学更多了消费特色、现代手法、人性内涵,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与嬗变,使中国文学明显具有与传统文学不同的新质素。上海文学的消费特色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市场运作形式,并建立起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传统。现代手法的运用,构成了上海文学的先锋性,也使中国文学走向了世界。⑤

在他看来,商业文化的确立是上海文化形成的基础。作为一个靠外国殖民而迅速崛起的城市,外国资本最早大规模进入上海,同时也带动的本地工商业的快速发展,上海因之而一跃而成为全国经济中心,从而也确立了上海文化所具有的商业文化特征。⑥这也是海派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诚如鲁迅所言:“北京是明清的,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⑦这一点首先体现在自清末以来上海文学中的浓郁的消费特色,并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传统。不仅通俗文学报刊林立,而且诞生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海派文学作家。《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一书的主体,几乎就是描绘包括鸳鸯蝴蝶派在内海派作家的不同特色,即便是具有艺术探索性的“新感觉派”,也都无不打上“流光溢彩”的都市消费风格。但“近商者在使商获利”的同时,竟也为另一种上海文化提供了直接的物质条件,那就是左翼文化和文学。可以说,除了倡导者、践行者的内驱力和租界有限的言论自由条件,上海文化的充分商业化也是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化和文学繁荣的必备条件。

另外一个重要特征,则是外来文化的引进,这“是上海文化形成的新质”⑧。正如马克思曾指出殖民主义“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⑨。中国近代以来的半殖民化及其抵抗过程,在民族陷入生死存亡危机的同时,也给古老的中国带来重生的机遇,其中外来文化的大量引入就是以上海为起点的。开埠之后,各种洋书馆、洋学堂,以及官营的同文馆,民营的出版机构,在上海纷纷出现。在1949年前,除了“五四”和沦陷时期,上海在作为全国经济、贸易、金融中心的同时,也长期作为文化中心。这一中心地位,使上海在文化方面总是得风气之先,在严肃文化(包括理论思潮)和通俗文化两方面都无不如此。《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一书便细致勾勒了这种“新质”文化的文学方面的细部。作者尽管探讨了鸳蝴派的各种面相,并给叶灵凤、苏青、章竞标以一章的篇幅,但显然其价值聚焦点还是在现代主义诗歌和小说在中国的生长——李金发、戴望舒、刘呐鸥及整个新感觉派等,这正是上海文化的产物。当然,作者还没有提中国现代文学主流方向的理论阐释,也是来自上海,来自一位当时在商务印书馆编杂志的编辑。这大概不是有意的忽略,而是与价值聚焦点相关,因为相比前者,后者早已是常识。

杨剑龙教授的都市文化研究,除了为当代上海文化勾勒文化史和文学史背景外,还在另外方向上直接介入了上海文化中的当代课题。对于如何在顺应和规范大都市文化发展趋势下上海文化发展的坐标、定位问题,他亦贡献了自己的意见。这一从“乡土”到“都市”的转变,亦折射30年来时代社会的变迁。

从有据可查的公元前六世纪始,基督教在中国四起三落,“在基督教传播的历史上,从未遇到过需要反复多次,重新开始传教的国家”⑩,直到鸦片战争前后的第四次进入,基督教在中国才站稳脚跟。而这一“站稳脚跟”又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特征,以致在“五四”之后招来了中国新知识界的强烈抵制——1922年,为抵制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召开第11界大会,上海率先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接着北京以为首的77位学者联名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并由陈独秀喊出了“我们应该于一切宗教别反对基督教”的口号。在《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的“引论”中,杨剑龙教授专设一节来处理这一问题。他指出:“以客观辩证的眼光观之,我们不能把帝国主义与基督教完全混为一谈。然而,近代以来以不平等条约为前提的基督教传入、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传教士和教民在中国的滥用特权等,都使人们对教会产生极大的反感,导致了反教运动好教案迭起。”而这一对基督教的抵制,除了抵抗其间的殖民意识和行径外,还有中国新知识界是伴随着对进化论的全面接受而睁眼看世界的。上述两个同盟由“非基督教”到“非宗教”的名称变化,就已显出了端倪。

但这是否可以得出中国现代文学基本上是反基督教(除了少数例外的例子)的结论呢?出版于1980年代的《双刃之剑》(Double-edged sword)作者、美国学者罗宾逊,便是“从中国作家对于基督教文化的批评的视角来研究的”[11]。这一视角没有错,它用于分析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是恰如其分的,但却是一个过于表面化和狭窄化的角度,不仅可能遮蔽、乃至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的隐秘关系(如把萧乾理解为“一个反基督教的作家”,受到萧乾本人的纠正[12]),又无法处理深受欧洲文学影响的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怎么可能杜绝基督教文化这一理论问题。而《旷野的呼声》则提出了一个辨析性的视角,即面对基督教文化,“中国现代作家大多忽略基督的复活、圣灵、圣事等,而注重其中蕴含的博爱思想、人道精神、救赎色彩、人格意味,以此来否定中国文化中的封建伦理、等级观念、宿命思想、奴性性格等” [13]。这个判断简要概括起来就是:忽略宗教,注重文化。这就恰如其分地解释了一种与欧洲文学密切相关的亚洲新文学,怎么可能与基督教绝缘,或只站在其反面?

上海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第十五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10月18日至11月18日举办。本届艺术节的参演剧(节)目共46台,其中境外25台,境内21台,预计演出130多场;美术展览10项;群文活动将与上海市民文化节的秋季板块相结合,扩大覆盖面,形成全城效应;论坛、文化周、节中节等也是精彩纷呈。开闭幕仪式在文化广场举行,蒙特卡洛芭蕾舞团将演出现代芭蕾舞剧《天鹅湖》;在东方艺术中心歌剧厅举行的闭幕式上,上海歌剧院将演出原创音乐剧《国之当歌》。去年艺术节与香港、澳门两地艺术节签署合作协议,本届艺术节上来自香港、澳门的艺术团将带来精彩演出。两岸四地艺术节长效合作机制逐步形成。艺术节期间,艺术节与上海戏剧学院联手的“青年艺术创想周”,将在上戏校园持续一周开门举办,共上演60多部原创作品,并举办视觉艺术展、大师工作坊等。今年艺术节将坚持勤俭办节,简化开闭幕仪式,突出开闭幕演出剧目内容的本体。继续采取不搞晚会,以完整的剧目演出作为开闭幕式内容。把节约下来的经费注入到文化惠民和“优惠票”“低价票”中去,使更多人走进剧场,同享艺术盛宴。

“中国水墨”上海中国画名家作品邀请展在德国汉堡成功举办

2013年是中德建交41周年,由上海市文联、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上海美协和德国汉堡图书馆共同主办的“中国水墨”上海中国画名家作品邀请展日前在德国汉堡图书馆隆重举行。展览共展出了施大畏、卢辅圣、张桂铭、杨正新、陈琪、张雷平、张培成、韩硕、萧海春、马小娟等10位当今上海中国画坛代表性艺术家的30件作品。展览期间,代表团一行还应邀拜访了荷兰艺术交流协会,向荷兰同行介绍了上海文联、上海美协、上海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的情况和近年的对外交流活动。双方表示,今后要加强联系沟通,合作开展文化交流活动。

首届上海书法艺术节举行

2013(首届)上海艺术节集创作展示、研讨交流为一体,于9月至11月间举办22场大型活动,并全部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这其中既有“大字书法国际邀请展”等国际性展览,也有“纪念沈尹默先生诞辰130周年‘沈尹默杯’全国教师书法大赛”、“第二届‘平复帖杯’全国书法篆刻大展”等全国性活动;既有“长三角三省一市书协主席团书法精品展”等地区性活动,也有“上海市十佳青年书法家作品展”、“2013上海市书法新人新作展”等全市性活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外交部长杨洁篪等积极参与推动的“联合国官员及中国外交官书法作品邀请展”、“当代书法创作及中国书法如何走向世界国际论坛活动”等活动,吸引了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书法界专业人士参与。此外,艺术节还将出版系列作品集、论文集,在凸显内容广度与深度的同时,强化了规范性和整体性。首届上海书法艺术节由中国书协、上海市文联、新华社上海分社、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和上海市书协主办,松江区文广局、普陀区文化局、虹口区文化局、上海文化艺术品鉴促进会联合协办。

“粉墨佳年华”上海优秀青年演员展演拉开帷幕

2013年第四届“粉墨佳年华”——上海优秀青年演员展演近期陆续上演,展现上海当代青年演员青春风采。本次展演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指导,上海演艺工作者联合会、上海新娱乐传媒有限公司麒麟文化中心承办。入围的青年演员有:上海京剧院青年老生演员蓝天,青衣兼刀马旦演员高红梅,上海越剧院尹派小生齐春雷,上海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演奏员李沛,上海民族乐团青年琵琶演奏员汤晓风,上海芭蕾舞团青年演员项洁艳、张文君,上海昆剧团青年闺门旦演员罗晨雪。其中既有在青年人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新星,也有专业突出潜力无限的新秀。“粉墨佳年华”系列展示活动是市委宣传部人才培养重点项目之一,旨在打造上海文艺领军人才队伍,为优秀青年演艺人才在上海成名成家提供平台和服务,自2007年启动以来,先后推出了一批扎根上海、影响全国的拔尖文艺人才和青年领军人物,成为了群星的舞台、百姓的看台、青年文艺人才交流的平台、艺技的展台。

“2013上海写作计划”开幕

日前,“2013上海写作计划——和我们一起呼吸”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举办开幕式。今年的写作计划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和上海作协联办,邀请了来自印度、爱尔兰、阿根廷、比利时、葡萄牙、美国、墨西哥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8位中青年作家,在接下来两个月的时间里,作为上海的“临时居民”驻市生活并进行文学创作。开幕式上,王安忆、叶辛、陈村、王周生、秦文君、王小鹰等上海作家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表演艺术家们齐聚一堂,共同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同行,并与百余名观众和读者一起欣赏了形式活泼内容充实的节目。“上海写作计划”创办于2008年,迄今已有30位来自19个国家的作家驻市,成功进行了国际文化与文学创作交流活动。今年活动的规模和参与作家的数量都有了新突破。

《海派百年代表画家系列作品集》顺利出版

为了完整、系统地梳理和展现百余年来海派绘画发生、发展的历史面貌,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海派美术乃至海派文化的源流及个案提供可资参考的文献资料,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以2013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上海美术进京展”为契机,历时两年多的酝酿、组织和编撰,顺利推出了由上海美协编纂、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海派百年代表画家系列作品集》,并在2013上海书展首度与读者见面。经美协主席团反复研究,《海派百年代表画家系列作品集》最终遴选了海派美术150余年发展历程中最具代表性的18位画家:虚谷、任伯年、吴昌硕、刘海粟、唐云、吴湖帆、周碧初、林风眠、贺天健、丰子恺、关良、颜文樑、朱屺瞻、张大壮、吴大羽、谢稚柳、陆俨少、程十发。其中,中国画大家12位,油画大家3位,中国画油画兼擅的3位。这18位海派代表画家中既有在中国美术史上彪炳千秋的海派大家,也有倡导中西美术融合发展的艺术先驱、著名教育家。他们宝贵的艺术经历和卓越的艺术成就,体现了海派美术各个历史阶段的整体面貌和水平。

第27届田汉戏剧奖揭晓

第27届田汉戏剧奖评奖活动近日在哈尔滨隆重举行。本届活动由中国田汉研究会、田汉戏剧奖组委会主办,黑龙江省文化厅剧目工作室、《剧作家》杂志社承办,全国14家戏剧杂志社参加本届评选活动。经过两天的评选,由《上海戏剧》杂志社选送的话剧剧本《记得也好,最好忘掉》(编剧:赵耀民)获得剧本类一等奖,话剧剧本《归来女士》(编剧:乐美勤)获得剧本类二等奖;论文《关于新编越剧〈李商隐〉的一些探讨》(作者:垂拱)获得论文类二等奖,论文《对“青京赛”的期待》(作者:青锋)获得论文类三等奖。评奖活动期间,各戏剧杂志主编还围绕如何繁荣戏剧评论等话题展开了研讨。

著名作曲家陆在易作品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举行

日前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组委会主办,上海市文联艺术促进中心、上海敦煌国际文化艺术公司承办,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协办的《中国,我可爱的母亲——陆在易作品音乐会》在北京的国家大剧院隆重举行。本次音乐会以“人民心中的梦”为主题,精选了包括《望乡词》《祖国,慈祥的母亲》等一批著名作曲家陆在易的优秀作品。音乐会的序幕是合唱序曲《在十八岁生日晚会上》,最后在音乐抒情诗《中国,我可爱的母亲——为大型合唱队与交响乐队而作》中落下帷幕。音乐会由著名指挥家陈燮阳执棒,上海歌剧院合唱团担任合唱,上海交响乐团担任演奏,著名歌唱家廖昌永、方琼、周进华携手优秀青年歌唱家熊郁菲、韩蓬担任领唱、独唱。

上海名家艺术研究协会成立

日前,文联主管社团“上海名家艺术研究协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会议中心召开成立大会。上海名家艺术研究协会由我国文化艺术创作、研究、鉴定、收藏和评论等方面的名家、专家、学者以及中国美协、中国书协、西泠印社资深会员和故宫博物院、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教授、研究员等组成,鉴定家、收藏家、张大千研究专家曹公度当选协会首任会长。当日,参与成立大会的艺术家们还参观了“大风天下”当代艺术名家书画邀请展,并参加了2013名家高峰论坛“张大千艺术研究”。

2013上海国际儿童戏剧展演精彩闭幕

为期1个多月的2013上海国际儿童戏剧展演日前在闵行区群众艺术馆精彩闭幕。展演期间,来自波兰、澳大利亚、丹麦、美国、中国台湾、中国上海等国家和地区的儿童剧团的10个参演、祝贺剧目,在上海儿童艺术剧场和马兰花剧场演出40场,观众人数近3万人次。经专家组严格评审,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的儿童音乐剧《成长的快乐》荣获最佳剧目奖,台湾纸风车剧团的《纸风车幻想曲》获最佳创意奖,其他参演剧目获得优秀演出奖。展演期间还举行了生命教育互动戏剧工作坊、两岸戏剧交流研讨会、“同一片阳光”社区巡演等系列活动。

上海合唱新作专辑在长宁举行首发仪式

上海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由锦绣文章出版社出版的《毛时安文集》四卷,共收录了毛时安近三十年来与新时期文学艺术“相随相携”而作的大部分重要文章,包括获得国家及省市奖项的优秀评论。毛时安的文学、文艺评论视野开阔,涉猎广泛,激情充沛,文采盎然,深受文艺界和读者的好评。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东出席会议并致辞。出席《毛时安文集》研讨会的沪上文学艺术名家有尚长荣、孙J、杨益萍、叶辛、赵长天、赵丽宏、陈村、陈思和、王晓明、吴亮、蔡翔、吴俊、郦国义、赵化南、赵耀民、黎中城、陈家泠、张雷平、张迪平、俞晓夫、黄阿忠、王晓玉、王小鹰等。大家对毛时安的为人为文予以了高度评价,是中国新时期的重要评论家。市作协主席王安忆从外地特地发来贺信,称毛时安为“我们的朋友”,并且认为毛时安的文章“几可勾勒出三十年的文学概论”。

本刊特发表上海三位著名剧作家在会上的书面发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充满真情的声音

黎中城

毛时安的文章,我们经常可从各种报章刊物上读到。但要系统地阅读,并从中全面了解毛时安作为一位资深文艺评论家在文艺理论、评论方面的成果、成就,还是需要在得到这部《文集》之后。

在这四册文集里,印着沉甸甸的数以百万计的文字。这些文字涉及内容广泛、文笔犀利流畅,视角独特、寓意深刻,且感情充沛、激情饱满,还时不时发出几声震聋发聩的呐喊,流露几分悲天悯人的忧患。欲真正参透整部文集的“禅机”,是有待细细阅读、慢慢品味的。

作为一个戏剧从业人员,尤其作为一个曾涉足剧本创作和院团管理两方面工作的老兵,我自然而然地会将注意力聚焦到文集中有关戏剧创作方面的评述上来。尽管与文学、美术相比,论及戏剧的文章在整部文集中所占比例并不很大,但就在这有限的几篇文章中,我确实看到了作者对当前上海戏剧界创作状态的准确估价和中肯批评。在文艺批评严重缺失、报章刊物触目皆是盲目吹捧和曲意逢迎的恶浊氛围中,我在这里听到了几声充满真情的呼喊。虽只是短短几声,却已显得不同凡响,弥足珍贵了!

毛时安是1997年方才调到市文化局系统工作的。也许他接触戏剧的日子很长,但真正深入戏剧腹地、成为圈内一员,也只有十多年时间。对于浩瀚无垠的戏剧海洋而言,十年的历练可能会嫌不够。然而毛时安竟很快地调整好了自己的姿态,矫正了自己的视角,迅速成为戏剧界这个复杂圈子中出色的一员。他以极为饱满的热情和十分冷静的眼光,审视着身边的一切,然后在不同的场合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充满真情的声音,也许就是我们喜欢这部文集的重要原因之一。

毛时安拥有一系列的头衔和桂冠。不过其中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还是上海文广局创作中心主任这个职务。恐怕也正是这一实际职务,使他对上海戏剧创作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从他许多关于戏剧创作的评论文章中,尤其是《明天还有什么戏可看》(2001)、《我们的戏剧缺失了什么》(2004)这两篇评论中,我们读到了他对上海戏剧创作现状的深刻认识以及对戏剧前景的无限担忧。他忧心忡忡地剖析了戏剧创作人才一度严重稀缺的问题,细致分析了一度创作的专业特殊性和成才率、成活率低下的原因,认真探究了“失血”、“缺钙”、没有想象力带来的普遍性病症,同时点到了当下文化生态、环境制约戏剧创作发展的各种因素。虽还没来得及开出“妙手回春”的“药方”,但已相当准确地诊断出戏剧所患的“病症”和部分“病因”。这些看法和观点,对于领导上海文艺创作的各级干部,对于正在和将要从事戏剧创作的艺术人员都会起到很好的警醒作用。

记得在文化系统引进像毛时安这样一位文艺评论家、作协副秘书长的最初时期,曾有人提出了某种质疑。然而,十多年的事实和这四本沉甸甸的文集足以告诉我们――文艺界应该为有这样一位知音而感到自豪。尽管他本人并不承认自己是专家,但文艺界仍应当为拥有更多“毛时安式”的专家而不懈努力。

不含贬义的“大佬”

罗怀臻

下午四时得到《毛时安文集》,即回家翻阅,晚上九时许翻阅完毕,期间没有中断。四个多小时,文集四卷,虽不能篇篇精读,却越读越觉得亲近、亲切,越读越觉得与我的感情有关。掩卷之后,我向毛时安发了一条短信――

从男孩到男人,从文学青年到文艺评论家,改变着抑或根本没有改变。某种神采流动间,仿佛上海文艺就是你,你就是上海的文艺。传神、贴肉,从人到文;深刻、生动,无人可及的一种互文与对应。

这就是我对毛时安文章人品的认识。

作为一位将毕生主要精力用于写作的人,他有着青年时代的前卫思想与苍茫感叹,有中年时代的纵横捭阖与美丽忧伤,有盛年乃至盛年后的忧患思绪与浪漫梦想,而贯穿于他的身上终生不变的气质,就是他的诗性和童心。他的即兴的彭湃思想和一以贯之的华丽才情,成为上海文艺的一道独特风景。

上海的文艺有上海文艺的品位,上海的文艺人也有上海文艺人的腔调。这种品味与腔调,也许就是适度的诗意和体面的精巧,纵使抚摸自己的苦难,也有一丝细致的美感。或许,他未必能够代表上海文艺,哪怕未必能够是上海批评在一个时期的绝对高度,但他却有可能作为上海批评乃至上海文艺品味或腔调的传神代表。他以他为人为文的绝对风度,为上海文艺人甚至是上海文艺在全国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和诚意的尊重。

我要说,能够结识毛时安是我的福气。十年前,他在担任上海市剧本创作中心主任伊始就找我谈心,那时的我正对上海戏剧创作的环境感到寒心,仗着一支笔在全国各地游走行侠。他说,他是圈外来人,并不理会圈内人的口舌是非;他说,作为文学圈的人看你们戏剧界,写剧本的也就这么几位,这几位再不给上海写剧本,那上海还有什么戏?他这一番动员,对于我是一个转折。此后,他实行了剧作家签约制,把我正式招到了麾下。十年来,我在上海创作了淮剧、昆剧,创作了越剧、京剧,还创作了芭蕾舞、电影……这些,多少都与他的斡旋、“摆平”有关。“大佬”这个词,似乎含有贬义,但我要说,毛时安就是上海这十年戏剧创作中不含贬义的“大佬”。所以,我在我自己的文集中用了一张与他的合影,注解写道:“时安兄是我为数不多的可以推心置腹的上海文艺人。”

我还要说,毛时安介入戏剧是戏剧的福音。他是性情中人,涉足戏剧也许正投合他的禀性。这里非常宝贵的一点是,他为戏剧评论带来了文学评论的眼光和手笔。我们一直苦于戏剧一度创作的贫弱,但我们恰恰忽略了剧本乃是作为文学之一种、剧本创作的缺失乃是文学意识之缺失、文学意识的缺失乃是对历史对时代对人生对生命的真诚情感的缺失。于是,他在上海剧坛疾呼真诚,向全国剧坛疾呼真诚,这种疾呼真诚的声音响彻了整个中国戏剧界。他的真诚疾呼,确实感染、感动了许多当代剧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时安在介入当代戏剧的十年中有形无形地提升了当代戏剧评论的品格与境界,也促使日渐远离文学的当代剧作家们重新反思对文学精神的皈依。

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瞿新华

早在电视台工作之时,我就见识了毛时安的评论文章;在调到市文广局创作中心之后,我认识了毛时安本人。

毛时安大小是个官员,曾任市文广局副局级巡视员,现为上海市政协常委。毛时安又是个文人,洋洋洒洒地写了很多作品,并出版了四卷本的文集。近年来,官员们请人捉刀、自己署名的“出书热”愈演愈烈,其根源是急功近利的错误政绩观。而毛时安的作品,全是亲历亲为,实属难能可贵;其作品思想和文采并举,理性和激情共存,更属不易。

作为一名主业为一官半职的领导,毛时安至少是称职的;作为一个涉猎文艺创作、文化建设的文人,其副业同样经营得可圈可点,2005年他获得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一等奖便是一个佐证。

那么,毛时安到底是一个官员化的文人呢,还是文人化的官员?

要说清这个问题有点困难。我想起了米兰・昆德拉的一部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个作品试图告诉人们――对人来说,最沉重的负担也是最强盛生命力的象征,当负担完全消失,人就会轻飘飘地远离大地和生命。毛时安对人生的“重”与“轻”作了选择,他将两种沉甸甸的角色集于一身,也许就如同托马斯一样最终认同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哲理思考。

前些日子,毛时安主编了一本关于“非常事件中的文艺创作”的书籍,他拟了一个序,标题中有“以某某精神投入文艺创作”之类的字句。他拿来让我看看,我也很当真地发表了意见,认为序写得很大气、很鼓舞人心,只是标题有待商榷,建议将“投入创作”改成“促进创作”。我说这话是因为,我认为文艺创作有其自身的艺术规律,不宜简单化地对待。

毛时安听完后作沉思状,然后拿起稿子走了。这时,我为自己的不自量力感到有些惶恐。不料一会儿后他又折返回来,一脸诚恳地对我说,你的意见也许是对的,只是这篇稿子已经有关方面认可,再走一个请求修改的程序恐怕会耽误出版时间。听完这话,我莫名地激动起来。作为我的领导、一个卓有成就的文艺评论家,此时的毛时安没有半点官气,有的只是文人的儒雅谦恭之气。对自己不经意流露的官样文章的点滴痕迹,毛时安不但没有讳言,而且没有刻意拒绝别人的意见,同时又委婉地选择了对现实的妥协――两种角色在他的身上竟交融出一种独具人格魅力的平等、平实心境,这让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毛时安说,他一生做过很多工作,唯有写作贯穿了他的全部岁月。于是,我更把他当成一个文人,兴致勃勃地读他的文集。读着读着,一个真实的、充满理想的毛时安渐渐地在我心中鲜活了起来,他的理想世界原来是这样的生机勃勃,这样的童心未泯。毛时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我想,在他当官员时,也许更多地是活在社会的现实中;当他是文人时,他也许更多地是活在自己的理想中。理想,使他在现实中激情多于妥协、思考胜于浮躁。

上海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上海文学》;新时期文学;青年作者;读者;文献史料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5)12-0163-05

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丰富多彩,“身处文学前沿的文学期刊,显然已介入并渗透于文学此消彼长的变迁中,见证并潜在地书写着思潮流变的文学史”①。《上海文学》是上海市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1977年10月以《上海文艺》的名字复刊,1979年1月更名为《上海文学》,并一直延续至今。新时期的《上海文学》不仅刊载小说创作,也发表文学理论和作品评论,为当代作家和评论家提供文学实践的园地,同时依靠其选择机制对小说的发生与演进施以直接影响,它们不仅构成了新时期文学最原生态的样貌,而且还以其现实的精神参与到了这一历史的生成之中,并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上海文学》从“”后的复刊到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过程,正是新时期小说反思“”、探索新道路的过程。因此,从《上海文学》所刊发的文学理论与争鸣文章、小说创作与评论等,可以透视新时期小说生产的特点与变化,进而为深化新时期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路径可能。

一、真实展现多样小说生态

文学期刊最主要的职责就是发表文学作品,《上海文学》也不例外。新时期《上海文学》向文坛贡献了1149篇小说作品,是承载新时期文学创作的重要媒介之一。这些小说的写作姿态丰富多样,大都以敏锐的触角感受着现实社会的脉动,并将这一历史变化以文学的样式表达出来。新时期《上海文学》对小说生态多样性的展现,突出地体现在对不同阶段小说创作多样性的反映上。如新时期初期“问题小说”中所提出的多样问题,中期现代派小说、文化小说与口述实录小说的同时兴起,后期先锋小说与新写实小说的并置,等等,在《上海文学》中都有着真实的体现。

“问题小说”是新时期之初比较主流的创作样式,尽管它们被统一称作“问题小说”,但是每一位

收稿日期:2015-10-2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上海文学》与新时期小说生产的关联研究”(15YJA751012);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上海文学》与八十年代小说的关联研究”(2014BWX017)。

作者简介:晋海学,男,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文学博士(新乡453007),河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开封475001)。

作者由于历史经验与知识积累的不同,对文学与现实的理解也不同,进而提出的问题也不尽相同,这些在《上海文学》发表的“问题小说”中都有着不同的体现。如社会主义伦理如何在当代继承,这是当代文学中反复被提出的问题,罗丹的《风雨黎明》、艾明之的《火种》以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都不同程度地触及了这一问题。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正如蔡翔所说: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真正需要完成的,是一种“非对象化”的努力,也就是说,如何使国家、工厂、生产等等外在于工人的“对象”成为内在于工人的一个有机的构成部分,因此,所谓社会主义必然要被描述成为工人自己的事情,这样一种描述最为恰当的显然正是“主人”这一概念。在这一概念的控制中,“自觉”成为一种显现的自然形态,在此,生产很容易被政治化,或者说,以一种政治认同的方式完成国家的现代化诉求,这恰恰是社会主义提供的另一种现代性的想象方式。②

新时期之初,这一书写传统的《上海文学》中得到了多维表现。例如,赵乃缘摹侗任洹方彩隽斯こ青年工人丁建华认识错误并改正错误的故事。作者一直通过老师傅郑志强的视角观察丁建华,认为他在比武中的失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丁建华内心缺少自觉的社会主义伦理。作者最后以郑志强耐心开导的方式,让小丁转变了生活态度,积极地加入了青年突击队。这样的结尾表明当代青年只有在自觉地具有了社会主义伦理之后,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又如魏民的《晨雾》表现了对于荣誉的变异问题。布机车间党总支副书记张明贞为了保持“先进小组”的光荣称号,竟然把“先进小组”工作中的差错记在其他班组的头上。如果说,工厂里面的劳动竞赛意在激发人们的主人翁精神,那么当人们过于在意胜利的荣誉,而不惜弄虚作假时,最终影响的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小说虽然没有深入讨论下去,但却给读者留下了深深的思索。此外,尤凤伟的《清水衙门》、韦君宜的《清醒》、王蒙的《悠悠寸草心》、曹玉模的《“唉……”》等等,也都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其他问题,它们的先后发表是新时期初期小说生态多样化的重要表现。

新小说是新时期中期小说主要的创作样式,它们“触及了新的精神层次、提供了新的经验,展示了新的叙事形式”③。郑万隆的《老棒子酒馆》《异乡异闻三题》,韩少功的《归去来》《蓝盖子》等文化小说,刘索拉的《蓝天绿海》等现代派小说,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孙甘露的《访问梦境》等先锋小说,均属此列。在新小说风靡文坛之时,《上海文学》并不一味跟风,并没有对现实主义小说失去兴趣,仍然坚持表现多样的创作风格。茹志鹃的《第一个复员的军人》、田中禾的《槐影》、赵本夫的《紫云》、陈世旭的《门房问题》等,这些并不算“新”的小说依然占据较多的版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上海文学》1985年第1期发表的张辛欣、桑晔的口述实录小说《北京人》。这组小说被放在全年首篇的位置,足以表明其在期刊心目中的分量。小说作者已经敏锐地感知到社会的变化,认为这是一个已经拥有了“新的感受和交流的传递、反馈方式”的“新的时代”④,读者需要新的表现方式,作者也需要变换自己的写作方式。“口述实录小说”就是在这样的思考中被付诸实践的,它们的出现是现实主义写作深化的体现,也是新小说的一种。

新时期后期,先锋小说被公认为重要的写作潮流,但这一阶段《上海文学》编发的小说风格并不统一,依然保持着多样性,先锋小说发表的篇数并不比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多。《上海文学》曾这样说:“一本文学刊物,不仅仅是承载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的客体,而且是不断更新文学格局,展示文学新姿,推动文学创作与评论的主体。”⑤在先锋小说方面,《上海文学》有意集中推荐出一批年轻的作家作品,如苏童的《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乘滑轮车远去》《伤心的舞蹈》《平静如水》,格非的《大年》,余华的《死亡叙述》,叶兆言的《艳歌》,等等。与此同时,《上海文学》发表的现实主义题材小说的创作风格也具有多样性。例如,河南南阳作家乔典运的《美妻》与田中禾的《落叶溪》大致仍沿着传统现实主义的脉络抒写,而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则已青睐于对生活的“纯态事实”叙事。另外,一些张扬现实关怀与人文精神的现实主义小说也受到了格外重视,如范小青的《光圈》、田中禾的《明天的太阳》、程乃珊的《祝你生日快乐》等等。

上述小说创作,从初期对社会问题的积极回应,到中期对创作方法的变革,再到后期先锋小说与新写实小说的并置,是新时期文学原始面貌的展现,《上海文学》为研究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二、沟通作者与读者的文学桥梁

《上海文学》通过发表文学作品向当代文坛输送了许多优秀的青年作者,与此同时,它也通过策划“读者中来”“读者评论”“编者的话”等栏目,凝聚了自己的读者群。它曾说:“我们希望本市和全国各地有更多的读者通过本刊而走上文学之路;有更多的作者通过本刊而从一省一市走向全国更为广阔的文坛;同时,本刊的编辑,也将通过自己架设的这座桥梁而走向广大读者、作者的心灵,投身到文学最丰富的源泉――生活的洪流中去。”⑥从对青年作者的培训到对他们写作的指导,从深入工厂读者群中到通过“编者的话”向他们喃喃地诉说,新时期《上海文学》一直都在坚持不懈地搭建着这座旨在沟通作者与读者的文学桥梁。也正是借着这座桥梁,《上海文学》不仅深深地参与到了新时期文学的建设当中,也同时成为推动它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上海文学》对青年作者有一种天然的喜爱,在培养作者队伍并向文坛推荐的过程中,它有着独特的办法。一是举办青年作家培训班。《上海文学》对青年作者的培养有着自己的传统,据《上海文学》老编辑燕平回忆,20世纪70年代,他们就经常举办创作学习班。新时期以来,《上海文学》延续了这一传统。一方面,期刊有像茹志娟、赵自、唐克新、费礼文等这样的专业作家,可以为业余作者提供业务辅导,另一方面,期刊也希望通过培训班的方式,尽快地发展出自己的作家队伍。1980年,《上海文学》与中国作协上海分会、《青年报》等联合举办上海青年业余短篇小说作者学习班,宗福先、曹冠龙、陈村、倪慧玲、薛海翔等,便是这一期学习班的成员。1987年,《上海文学》又培养出李晓、阮海彪、金宇澄、孙甘露、孙建成、凌纾、张F等一批新生代作家,不断为当代文坛输送新鲜血液。二是用多种方式为青年作者提供发表园地。1981年第5期,《上海文学》开设“上海青年作家小说专辑”,发表赵长天、陈可雄、陆星儿、倪慧玲、崔京生、王安忆、沈善增、王小鹰、曹冠龙、彭瑞高、王鹤林、倪辉祥等人11篇小说。1987年第9期,开设“作协上海分会青创会第二期学员小说专辑”,推出沈嘉禄、朱耀华、张F、孙徐春等人4篇小说。在专栏之外,《上海文学》也给予青年作者以很大的版面支持,虽然以上海为主,但也不排斥外省作者,如陕西贾平凹的《第一堂课》《满月儿》《第五十三个……》《雪夜静悄悄》,吉林杨咏鸣的《甜的铁,腥的铁》《红的煤,黑的煤》,安徽钱玉亮的《红草湖的秋天》,江西摩罗的《深得山》,河北杨显惠的《妈妈告诉我》,河南杨东明的《欲望之漂》,四川魏志远的《门或者妻子》,广西文萍的《血晕》等重要篇什都是在《上海文学》发表的。三是为青年作者提供善意的批评。例如,“上海青年作家小说专辑”刊出的同时,附有编辑赵自《好一片郁葱葱的新树林――读《〈上海青年作家小说专辑〉有感》一文,作者以园丁浇水的比喻谈到了编辑部对青年作者的培育作用:“园丁的浇水壶里装的是水,而编辑手中那把壶里,装的却是自己的汗水、乳汁和心血。”⑦他一方面由衷地为青年作者的成长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则不忘记对他们殷殷叮嘱:“有志气的青年人就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切不可因此而单纯追求数量,甚至连修改稿子都认为是多此一举了。”⑧其中所蕴含的拳拳关怀之意不言自明。此外,如程德培的《“雯雯”的情绪天地――读王安忆的短篇近作》之于王安忆,茹志娟的《我想说一些什么――读〈巨兽〉以后》之于周立武,都是批评家爱护作者成长的具体表现。四是保持与作者之间的交流机会。《上海文学》在初期曾开设“作家通信”栏目,尽管里面的内容大都是关于文学作品的评论,只是采取了通信的形式,但期刊希望与作者之间交流的想法却是真诚的,再加上像茹志娟这样身兼作家与编辑家的双重身份,她们的信件就更多了一份编辑与作者之间交换思想的意味。

《上海文学》的读者意识非常明显,这可以从它在不同时期的编辑策略中得到验证,但是真正将读者在文学中的位置凸显出来还是在中期以后。此时,由于通俗文学的异军突起,读者发生了严重分层,其结果是,通俗文学的读者市场逐渐壮大,严肃文学的读者市场则不断缩小。吴亮在1985年发表的《文学与消费》一文对这一现象做了学术分析,并提出了严肃文学在接下来怎么办的问题。朱立元更是从学术的意义上指出了读者的重要性:“一个时代读者鉴赏活动的汇合会产生强大的向心力,不断把创作发展的方向拉回鉴赏需求发展的轨道,鉴赏对创作的这种强大的‘遥控’力量,充分显示出作为整体的读者的主体神威。”⑨面对这一状况,《上海文学》调整了编辑策略,通过引入作家的经验之谈来建立与读者对话的渠道,以有利于读者对新小说的接受。这些创作谈可以是作者关于小说写作动机的解释,也可以是作者对小说审美追求的解读,还可以是作者对陌生小说理论的讲解,等等。

新时期后期,经济改革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不断加大。“文学刊物经济窘迫,难以维持正常出版;一批作者追求经济效益而改写通俗文学作品;短篇小说创作因最少‘市场价值’而比中长篇创作更为不振;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已呈自我萎缩之势。”⑩在此背景下,《上海文学》再次调整编辑思路。一是从1987年起在每期的扉页上增设“编者的话”栏目,读者可以在这里听编者对每篇小说的简要介绍,也可以听编者对当代文坛的观察以及他们对文学的理解,有时还能听到编者对文学现状的不满和牢骚,这个让编者与读者直接对话的栏目虽然很小,但是却很温馨。二是在坚持严肃文学立场的同时,重新阐释文学探索性的内涵,认为“文学的探索性并不止局限在对外化形式的探索。当代中国作家不仅需要探索怎样说、怎样写,更需要探索说什么,写什么”。三是集中推出万字以下的短篇小说创作。1986年第11期《上海文学》开辟“万字内短篇小说荟萃”栏目,推出了钱玉亮、李锐等人8篇小说;1987年第2期推出雷铎、王有才等人8篇小说;1987年第11期推出孙文昌、沉涛等人11篇小说;1988年第4期推出李功达、张梅等人11篇小说;1988年第11期推出梓农、薛勇等人10篇小说。从这些编辑策略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上海文学》对严肃文学立场的坚守,也能看出它们对读者的尊重和爱护。

可以说,新时期的《上海文学》通过自己的编辑努力,为新时期文学贡献了优秀的作者和读者,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新时期文学才拥有了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三、为新时期文学观念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

新时期文学是当代文学中最有特色的一部分,在它发展的历程中,既伴随有为挣脱旧文学观念束缚而带来的论争,也伴随有为坚守严肃文学立场而带来的艰难。作为新时期文学发展史的一部分,《上海文学》已经成为新时期文学研究最重要的资料库之一。

第一,关于文学观念论争的记述。“”结束后,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并不是在静态中进行的,而是在与旧文学观念抗争的过程中实现的。因此,新与旧的碰撞便在新时期文学的场域中频繁发生。作为一份以探索性为主旨的文学期刊,《上海文学》经历了不少或隐或显的文学论争,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而展开的论争,由此形成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学术争鸣,《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许多文学期刊都参与其中。

其实,在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之前,《上海文学》已经发表了罗荪的《“文艺黑线”论必须批判》、本刊评论员《一个反革命的共同纲领――批、“”合谋抛出的“文艺黑线”论》《艺术与民主》,这些文章已经从尊重文艺规律的角度出发,论证、批评了“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等论点的偏颇之处。《上海文学》从1979年第6期开辟专栏为这次文学观念的争鸣提供言说空间。这次论争大致形成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是认为“工具”说是科学的学说,二是认为“工具”说并不科学。持前一种意见的学者认为,阶级性是阶级社会中的基本属性,文艺作品中所强调的真实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全都与此发生着紧密的关联,所以肯定“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阶级社会中文艺的本质属性。关于文学创作中的公式化与概念化问题,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历史现象,古今中外都存在这一现象,不能把这种现象看成是“工具”说的结果。《坚持无产阶级的党的文学原则――“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不容否定》《真实性、公式化与文艺为阶级斗争服务》等文章,也都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对“工具”说的赞同。持后一种意见的学者认为,“工具”说虽然有其历史正当性,但是它“只是文艺的一种职能,而不是它的全部职能;只是一个历史时期的部分职能,而不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文艺作品的全部职能”。持类似见解的还有《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探求真理》《“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个科学的口号吗?》《文艺必须正名》等文章。至于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公式化与概念化问题,《认识生活――文艺的普遍职能》《“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个反科学的口号》等文章则认为这一创作现象与“工具”说直接相关。

这次论争的直接主题是“工具说”是否科学,虽然双方最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但是《上海文学》的这篇评论员文章在积极倡导文艺民主的同时,重新思考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为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变革积累了有效的历史前提,让新时期小说生产与当代文艺探索取得了理论上的关联。

第二,关于新文学观念倡导的记述。1984年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圆满召开,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文学从政治附属身份中解脱出来的步伐,于是,如何重新认识文学便成为迫切的现实课题。《上海文学》在这方面也有所思考,但论述不多,有限的论述也重在对叙事学理论的探讨。1984年发表的陈村的《关于“小说时间”》是较早的一篇介绍西方叙事学的文章。它以“时间是叙事文学的要素”为引言,以“小说选取的时间段”“小说叙事的时间次序”以及“小说时间的扩展、停滞、紧缩、省略”结构全篇,是对热奈特《叙事话语》简单的介绍。与其说这是作者文学思想的体现,不如说是他在阅读西方经典时所认真做的一次笔记。南帆的《论小说的情节模式》是为数不多的另外一篇,他尝试从小说情节的角度探讨叙事理论,尽管未能深入讨论情节的构成及功用,但是却从艺术模式与作者艺术把握方式的关联方面,提出了情节模式并非小说唯一模式的说法,进而颠覆了传统意义上人们对小说的理解。孟悦、季红真的《叙事方法――形式化了的小说审美特性》探讨的也是小说的情节问题,但与南帆不同的是,她们深入到了小说的叙事方式层面,在区分了“深隐层次”与“表现层次”之后,通过对叙事人、叙事视角和叙事语调内涵与功用的分析,提出“叙事方式是小说本文中有意味的形式,是高度形式化了的小说审美特性”这一美学见解。

如果对照此时期文坛对主体论与新方法论的偏爱,《上海文学》对叙事学这一形式主义文论的选择与重视显得有些另类,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但是作为一种潜在力量和知识储备,它对后期文学观念的转变影响巨大。一是激发了青年学者对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热情。李略这样表达自己在实现理论转折后的喜悦:“我无法说这篇论文是我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文章,但我可以说,它是我写到现在最终的论文。因为它意味着我的理论转折,从而把握从文学理论的历史――美学――文化心理框架中真正解脱了出来,或者说,把握从一片对自己的困惑中拯救了出来。”二是启发人们运用西方文学理论考察当代先锋小说。吴亮在1986年就已经指出,面对新小说的出现,评论已经感到前所未有的困难。这其实也意味着,如果没有新的批评方法,批评家就很难胜任解读先锋小说的工作。但正如新小说出现时给文坛所带来的陌生感一样,新潮批评也是令人陌生的,新潮批评家们知道这是在进行着理论的冒险。所以,他们对读者的情绪反应已经事先做好了心理准备。譬如,程德培在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残雪小说解读时,开篇就说:“当我们把残雪的小说称之为‘梦’的时候,也许有人会同时向我们露出其颇具疑惑的神情,他们甚至怀疑我们对残雪小说的基本态度。”假如没有强大的理论自信,新潮批评家们很难坚定地走下去。可以说,这些新的批评方法变革了文学的传统批评模式,直接影响到对新小说的评价,并借由远离社会学束缚而带来的优越感确立了批评的新标准,分别介入到作家创作和读者阅读的层面中去,从而对后期小说写作的形式化取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上海文学》以其自觉的文学伦理坚守着自己的文学理想,无论是对旧文学观念的批判,还是对新文学观念的提倡,都没有脱离具体的对象,而是表现出了非常及物的精神品格。这一精神品格已经转化成最宝贵的文献史料,成为新时期文学研究所依赖的重要资料。

注释

上海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讨论上海文化的形态,只能从这个结构过来,这是逻辑――文化的形态到中国文化的形态,然后才是上海文化的形态。一定需要将上海文化放在这样一个大规模的逻辑结构中,它才有价值。

首先,文化的形态究竟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已经是非常紧迫。现在的我们似乎突然进入了一个“大家都在谈文化”的时代,猛一看是一件好事,其实未必。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按照如今这样的格局和规模来谈文化的话,我们这辈子根本啃不完文化的任何一只角。大家知道了很多的历史细节,知道了很多的文化事件,阅读了很多的古书,但大家是否感觉到即使是再花几辈子时间也不能摸到文化的一个边,这不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吗?当大家都在谈论文化的时候,大家都会迷失在文化的一个沼泽地里走出不来。因为文化的内容太多太广,包括很多资深文化人在内的人们都在文化中迷路了。有时候,迷路比没有陷入这个沼泽地还糟糕。

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当大家都在谈论文化的时候,需要有人来做减法,需要想一想如何交付给我们后代一个既简明又可行的文化发展的核心内容。需要用最简明的语言告诉全世界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人们中国文化究竟是什么。正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迷失,所以中国文化在世界上造成的误会越来越大――全世界谁也搞不清楚你们中华文化是什么?我们需要首先用做减法的心态来做文化是什么、中国文化是什么这两道题。

文化的形态

在说明文化的形态以前,首先需要回答什么是文化?我对文化的定义是人类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这是一个大的文化概念。而写作、唱歌、跳舞之类职业,只是小文化。小文化当然也很重要,但文化的本意比这些专业的小文化要大得多、深刻得多。由于作为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文化与每一个人都有关,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文化人。如果大家同意的话,就会发现,现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就是精神价值的问题。精神价值有了问题,其他的事情就麻烦了。法国有位学者说:“中国不可怕,因为到今天为止,我们还看不出他们能够输出被别人接受的精神价值。”我们知道季羡林先生生前曾提出,我们的精神价值迟早会被世界接受,但这个“迟早”是在什么时候呢?他们已经接受了我们的产品,他们已经接受中国作为一个国际大国的形象,但他们还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的精神价值。由此,大家一定看到很多使我们很生气的现象――哪怕我们是做好事,没有做坏事,他们也总是吵吵嚷嚷的!原因很简单,是我们的精神价值不明确。

这里有一个对比。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这个国家在20世纪的国际形象理应是非常丑陋的。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价值,让我们感到吃惊――他们有贝多芬、巴赫、歌德、康德,他们被全世界的人们接受。而希特勒只被大家认为是他们民族的小丑。

而中华民族的精神价值呢?

平心而论,中华民族的精神价值是不错的,但没有被好好挖掘,没有被广泛接受。我们有很多人是自以为是的,经常可以看到“哪一个戏轰动了伦敦”、“哪一个中国艺术家的演出轰动了巴黎”之类的报道,但去伦敦、巴黎的人都知道,这可能是在乱讲,其实没那么多人,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说过。实际上,我们的精神价值依然不被别人了解。去年我去日本演讲中国文化,我做了一个比喻说,对于外国人而言,中国好比一个突然出现在街道上的巨人,所有人都知道他的体量很大(包括国土面积、GDP、人口),所有人都知道他是走了很远的路才走到这里的,但遗憾的是谁也不知道他的脾气和性格。于是,这个巨人对街道上的人们产生了某种威胁,这种威胁并不是巨人的表情体现出来的,而是因为他的脾气和性格没有被人们理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让我们外国朋友、我们的后代都知道,这个巨人的性格是什么?这就是精神价值的问题。

大家不要以为外国人都知道《红楼梦》,知道鲁迅和巴金,不要以为外国人都喜欢京剧,也不要产生一种自以为得意的想法――比方听到几个研究中国文化的外国学者说了些赞美的话,就以为我们感动了全世界。在文化的精神价值方面,我们就是这样的情况。

精神价值沟通极少,造成现在我们民族在国际处境的某些障碍,出现了政治上的误解、军事上的误解、经济上的误解,一系列的误解全都产生了。再加上少数文化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常在国外传播负面的、以谣言为基础的所谓中国精神价值,比如《下辈子不做中国人》之类的讲中国黑暗的书。外国人很愿意看这样的书,结果中国的精神价值在他们心中被完全颠倒了。

我们中国的文化人经常自以为是。他们埋头写啊、写啊,写了半天,完全不知道下一代会怎么看,外国人会怎么看,也不知道普通老百姓怎么看。他们成果众多、获奖频繁,但他们对文化的推进做得实在不够。文化需要一种传播状态――向下一代传播、向不同空间传播,文化的“化”字,就含有传播、化成天下的意思。一个没有被很好地传播出去的文化,基本是无效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紧迫感。当我们的文化不怎么样的时候,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意义就会失去,当生存意义失去时,我们会成为丧魂落魄的一群,这是最大的悲哀。

说到这里,文化的概念已经明确了,它是一个表现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与人人有关的形态。每个人的最初身份和最后身份,都是文化身份。人们为此而生、为此而死,与他们识多少字,是否作家艺术家、是否参加文艺家协会没有太大的关系。因此,我们完全不必过于在乎自己的行当、自己的专业,不必过于在意文化小圈子里面的小作为,而是要考虑我们有没有可能更多地为中国人的精神价值的传播做更多事情。

现在人们的精神价值有些失落,人们不知道惧怕、不知道羞耻,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活着该做什么。这就是精神价值失落以后出现的怪现象。人们有时会因一件小小的事情,莫名其妙地卷起暴力,许多人投入,结果对别人造成巨大伤害、甚至把人打死。精神价值失落会造成真正的灾难,民族的灾难,人类的灾难。我们必须共同维持我们的精神价值,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更是为了人类。这样看来,我们文化人的使命就很巨大了。

中国文化的形态

讲到中国文化的形态,就有一点感情了。尽管我们的文化不被别人了解,不被下一代了解,尽管我们的文化如今还是千言万语、吵吵嚷嚷,一会儿肯定、一会儿否定,一会儿认为糟粕很多,一会儿又认为全是精华。中国文化一直被这么折腾。

其实,中国文化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它一直不被人家理解,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20多年前我一个人到了西北地区考察中华文化遗址。那是因为在当时,我已预感到我们可能误会我们的文化了――当时出现了出国热潮,大家都在批判我们的文化,大量引进西方文化。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对得起自己的文化。因此,当时的我是与出国、做官、经商的文化大潮反向而行的,向西北、向甘肃寻找汉唐文化。这一走,走了很多年,我写了《文化苦旅》。然后觉得还需要做一个对比性的思考,所以一步一步从中东、北非走到了南亚等地方。后来我又走了欧洲96个城市。对比之下,觉得:一是发现中华文化很重要,二又发现中华文化的问题也很多。

如果要为中华文化划定一个成熟与否的门槛,这个门槛应该是4200年前,也就是说公元前21世纪。我们民族的这次跨越门槛,在世界范围内是第几位呢?第三名。第一名是现在伊拉克的所在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又称两河文明。第二名是埃及。埃及文化的成熟期比中华文明早一两千年,甚至更早。第三名和第四名是中国和印度。在世界四大文明中,中华文明虽是第三,却是唯一没有中断且延续至今的文明。它长寿的秘诀、不灭的秘诀,是它拥有的顽强生命力。

考察漫长的历史,可以总结几条中华文化形态正面和反面的东西。

第一,中华文化的形态永远是非侵略性的形态。农耕文明造就了我们一种“只在乎脚下热土,不希望占领远方”的整体思维,这个思维使我们即使在国力很强的时候,即使是气魄再大的皇帝,也没想过去远征、攻击希腊、埃及、巴比伦。而中华文化不支持中国军队远征,也使中国文化不灭亡。中国的历朝历代,打来打去都不会灭绝自己的文化,而只是在抢夺中国文化的主导权。

第二,中华文化不喜欢极端。中国人的核心思维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同样是农耕文明给予的。农民知道天热到极端,秋天就来;天冷到极端,春天就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怪异的极端不会出现。农民的意境从天上来,产生了中庸之道直至如今,现在我们讲的和谐原则,也是来自中庸之道。

不喜欢极端有什么好处?大家知道,极端的思维中国也会有,比如义和团时期、“”初期,但时间都很短,很快就被中庸之道消弭了。中庸之道讲路,一条合适的路、恰当的路、对所有人都照顾的路,包括对极端的人也能照顾到的路。我们没有找到这条路,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本事,这条路一定是存在的。中庸之道把所有人都照顾到,这就是孔子所说中庸之道是至德,是最高道德,是中华文明的一个伟大思维。

第三,中华文明不喜欢无序,它是一种强行管理、讲究秩序的文明。从秦始帝开始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实行户籍制,就是实行强行管理,直到今天的户籍制。管理剥夺了我们祖先的很多自由,有时候我们觉得管得太严了。是的,我们是有管得严的毛病,但如果利弊加在一起算,还是利大于弊的。我曾到过那些管理失序的国家,那是一片混乱。恐怖主义就是彻底的无序造成的。相比之下,中国真是了不起,它创造了一个天才的制度――科举制度,使每三年就有大量国家干部涌现出来,使有序的管理得到保持。按照现在说法,科举制度是人事部和组织部做的事情,选拔的是文官、公务员、管理人才。科举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证明,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男子可以通过考试成为文官,成为国家的管理者,并且,由于他们学习和考试的内容为儒家学说(治国平天下的学说),因此是“专业对口”的,学以致用的。为了做官,全中国的男子都去背诵儒家经典,1300年来持续不断,于是经典就被留了下来。所以,我认为科举制度是人类古代史上最优秀的文官选拔制度(或公务员选拔制度)。

当然,中国文化也有很多毛病。

第一个毛病是不在乎公德。中国的文化向两个“廷/庭”负责,这两个字发音相同,写法不同。一个是朝廷,一个是家庭。对朝廷忠,对家庭孝,忠孝就两全了。但实际上,在朝廷和家庭之间有着辽阔的公共空间,但中国文化对此缺少认识和研究,缺少认真分析的能力,中国人对公共空间一直处于陌生状态。在古代,照理县官上街应该融入公共空间,但规章制度――回避、肃静的牌子将他与公共空间隔开。在外国,公共空间(public space)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但在中国则被长期忽视。

许多外国人,包括中国台湾的很多朋友都说,他们最欢迎的和最烦的都是来自大陆的游客。欢迎,是因为他们肯花钱;最烦,是因为他们随地吐痰,大声喧哗,在五星级宾馆打牌等等,他们觉得大陆游客缺少道德。我在台湾演讲时说:你们这样看待大陆游客的道德,似乎太过了。比如一位随地吐痰的妇女有可能收养了两个孤儿,她的道德难道不好吗?大陆公民的主要问题是对公共空间缺乏认识,这是我们文化的责任,是我们的文化缺少认识公共空间的功能。我不是包庇他们,而是太了解他们了。我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两点,要么做官,要么家庭。还有的是以家庭作为坐标延伸出去的,从来没有将别人作为中心坐标延伸出去的情况。

如今,公共空间的维护和建设交给很多官员来做,可以说他们的责任非常重大。其实,这个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应挑起来。我顺便讲一句,中国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缺点极大。在西方,从文艺复兴时期到浪漫主义时期再到启蒙主义时期,知识分子都有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的品质;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好相反,他们不喜欢公共空间,“两耳不闻窗外事”。据说有人对《红楼梦》里一个丫头的恋爱史研究了近30年,其他的事全不关心。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公共空间非常厌烦,直到现在,有人对知识分子一上电视就批评他“是在做秀”,这很可笑。大概在15年前,报纸上曾讨论余秋雨该不该上电视。我当时表示,千万不要做这个讨论,这个讨论在世界上太丢人了,就像慈禧太后讨论中国人要不要坐火车一样。公共空间本来就是知识分子的场所,知识分子就应该在那儿负责,且要敢于负责,要敢于用理性负责。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到公共空间往往就不理性,很情绪化。现在的公共空间只有官员在管,他们有时候管不过来。其实公共空间应由民间共同管理。

第二个毛病是不在乎实证。欧洲从中世纪走出时推行实证主义,对于真实性的证明是他们的科学的前提。但实证主义在中国没有。发现这个毛病的是一个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他认为中国历史中最大的毛病就是缺少数字化管理。中国皇帝要与别国、别的民族打仗时,大臣从来不会向皇帝提供国库余额、武器多少、兵力多少的信息。他们会慷慨激昂地诉说打仗的必要。中国史书有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数字大多不可信。黄仁宇写道,明代国家档案《明史录》里的一些数字,只要仔细一想便是笑话百出,而后人不经思索,继续抄写。这是我们中华文化不重视数据、没有实证主义的最典型的例证。

文化层面没有实证意识,意味着什么?举例说明,中国人造假特别多,假酒、假药、盗版书特别多;中国人特别爱听谣言(包括我在内),而且通过中国文化的方式是找不到辟谣程序的。在西方,辟谣十分简单,某个数字一公开就辟谣了;在中国是没有办法的,人们常说“无风不起浪”,这句话往往就能使随口编的谣言成功一半。在中国,找不到辟谣程序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那就是一度几乎所有干部都被打倒,都成了所谓叛徒、特务,连国家主席都成了叛徒、特务。对此,大家居然大体相信,由此可见没有实证到了极点。

第三个毛病是不在乎创新。中国人不在乎创新,是因为中国历史太过悠久,我们的过去太过辉煌。因此,我们有千千万万个理由说“老祖宗好”,有千千万万个理由说“过去好”,有千千万万个理由说“白头发”好;年轻的总是不对的,奇奇怪怪的总是不对的。现在流行一个“无争议”的原则,比如干部若是“无争议”就可以上一级;评奖“无争议”就是一等奖;就连讨论新作品还是崇尚“无争议”原则。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任何创新都是对过往的挑战,都是对已有秩序的放弃,都是对已有成就的叛逆,没有争议的就一定是平庸的,没有争议就一定没有创新。但对于这一点,中国人无法接受。这是中国的历史造成的,我们许多人永远向后看。

乾隆去世前下令编写《四库全书》。纪晓岚和一大批人花了九年时间编写这套书,这套书后来被认为是中华文化的万里长城。我将这九年期间中国发生的事情与西方发生的事情做了对比,发现此时西方的第一条铁轨铺出来了,第一架铁桥造起来了,水分子被化解了,第一架飞行器飞起来了,美国科学院在波斯顿成立了,《社会契约论》提出来了……都是在这九年之内发生的。这一对比就会发现,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开始有了距离――我们永远是注视、注视、注视,他们是每天试验、试验、试验。最后的结果,在乾隆死后五十年显现出来――鸦片战争以及此后所有战争,中国人全都失败了。这是中华文化的第三个毛病――我们不在乎创新。

上海文化的形态

在做了一个长长的阐述和一个小小的总结之后,让我们回到上海文化的形态这个话题。中华文化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经历了长期的辉煌之后,在18世纪末突然陷落。正当大家在黑暗中痛心疾首的时候,有一些地方出现了明亮的希望。那个地方,就是上海。

即将举行的世博会的现场,就在我家的阳台底下。一百年前,这里是江南制造局的所在地,中国第一个走向现代的梦想是从此开始的,是从上海开始的。由租界作为基本形态的一种文化生态在上海出现。那时由于鸦片战争以后,尽管英国已经占领香港,但又觉得香港离中国内地太远,发展难度很大。若要更好地向中国渗透,需要看重上海,上海面对太平洋,对于海运为主流的当时,其位置太重要、太理想了。更重要的是上海的背后是长江,连通大量重要城市。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就在上海设立租界,使上海租界的范围快速增长。在设立租界时,他们发现一个奇迹,这里居然有一个地方已经按照天主教的教义生活了,这个地方就是徐家汇,明代徐光启后代的聚居区。徐光启受洗加入天主教,教堂也设在那里。后来,很多重要的文化设施(包括盛宣怀办的交通大学)都设在徐家汇。如此一来,上海文明就出现了第一个亮点――徐家汇文明就这样开始了。以租界作为龙头,以徐家汇文明作为亮点的上海文明建立了。

如果说中华文明是一种非侵略性的、有序的、中庸的形态,那么上海文化的形态是什么呢?

第一,国际化形态。上海文化在根子上是国际形态,如果没有国际形态,那么上海的文化就没有了根。不过现在上海的国际化情况稍有失落――上海金融的国际化没有问题,上海文化的接受层面也没有问题,但上海文化在创造上的国际化降低了。如今的上海人对国际的了解程度还很不够,有一些地方落后于北京。上海人当然愿意看一看美欧来的音乐剧和歌剧,但他们对国际文化的了解熟识程度、敏感程度远远不行,不会为一个世界顶尖音乐家的到来而感到激动。这并不是崇洋,而是一种艺术了解的问题。

我不是十分主张大讲海派文化。海派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限定,它最初主要是指绘画,然后渐渐延伸开来。将海派文化来包容上海文化,在整体意义上是有点障碍的。比如曾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上海文化的最高代表是鲁迅,但谁也不能说鲁迅是一位海派作家,他在上海只住了十年;后来人们认为上海文化的最高代表是巴金,但谁也不能说巴金是海派文化的代表人物。

那么,海派文化的代表到底是谁?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用国际化眼光来看。比如我们应该更多地明白外国人,比如爱因斯坦他们对上海是怎么评价的,有哪些国际人物在上海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不要在螺蛳壳里做道场,若老是钻在自己的这些小文化里面(当然也很重要),是要迷失的。当年我辞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理由,有很多很多。其中包括一个理由,那就是我突然发现自己狭隘了。我的脑中出现了不健康的心理――我看不得上海音乐学院的成绩,看不得中央戏剧学院的成绩,认为它们的成绩对我是一个打击。我天天盯着上海戏剧学院里面发生的事情,由此可见我的狭隘。如果跳出来看一看,那么上海戏剧学院曾出过几个院长,出过几个党委书记,发生过几件事情,这一切都太不重要了。但若是陷在那里,我就会觉得非常重要。所以我最终选择了走出去。

上海也一定要走出去。上海文化若能充分国际化,那么中国将没有一座城市能比上海更为国际化;上海文化若不能国际化,那么中国文化国际化的前沿阵地就要失去;当上海文化失去充分的国际性,那么中华文化的当代尊严就会有一部分会失去。二十年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说的是在“”最左的时候,在中国最封闭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上海家长不让自己的孩子学英语(英语在当时几乎没有用)。这就是上海人的一个非常好的思维,即哪怕是在封闭的时候也保持了国际化的思维。而现在上海人不作纯粹国际化的思考,令人遗憾。尽管许多人的孩子在国外留学,但他们没有国际化思维。最近我去了云南丽江,发现很多外国人在那儿安度晚年,还听说大理、西安、成都也是这样。这些地方的国际化程度不可小觑。奥运以后的北京,其国际化程度也是极高。对于上海文化的国际形态,我们需要有一点紧迫感。上海市民的英语水平普遍不高,专业英语翻译更是缺乏,我们需要学习英语、学好英语。我们要用国际化的标准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优点和缺点,然后用中国的标准看西方文化的优点和缺点,这样上海文化才能大踏步往前走。

第二,企业形态。上海文化的第二个形态是企业形态,或叫做文化企业或文化产业。上海文化的崛起,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国家赞助,呈现为企业形态。上世纪初的中国正在进行文言文和白话文的争论,两派势均力敌。主张白话文的一方有蔡元培先生、鲁迅先生、胡适先生等等,坚持文言文的有林琴南先生等等。岁月流逝,事实证明后者失败了。但真正决定此事的,是上海的文化企业家。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张元济,通过企业的方式,用几乎垄断全中国中小学课本的出版和发行的商业行为,决定了下一年课本采用白话文印刷发行。白话文的课本发行了,孩子们学习白话文了,那些哪怕是反对白话文的老爷爷在与自己儿子和孙子对话时也要用白话文。此时,作出宣告的胜利者不是当时北洋政府的哪位高官,也不是哪个学者,而是企业家,是文化企业,是上海的文化企业。王元化先生曾经多次对我说,他对北京有一个纳闷的事,就是整个北京城没有一个像样的出版社,只是有一两个印刷点,所有大学教授要出书,都要来上海。出书都在上海,思想推广在上海,上海文化的基本形态是企业形态。

由于上海文化的形态是企业形态,因此上海文化要越来越减少政府部门的投入,越来越增加企业形态的成分。在上海,官方文化是永远站不住脚的。上海的文艺家有一个特点,只要有观众、有读者,就好,得不得奖无所谓。这就是文化的企业思维,目前在推进现代文化产业和文化企业的进程中,这一点能否得到光大?在文化企业方面,辽宁走在了前面,四川、湖南、安徽的出版业也做得非常好,正向产业化和企业化大踏步前进。看着其他省跑到了我们前面,我们上海人有时心里有点难过,我们必须要往前走,光凭灵感、思维是不行的。上海的领导比较强有力,所以上海文化界过多请求领导的支持;而领导在大家的鼓励之下,更加像个领导了,由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总也走不出来。嘴上说是产业化,行动上还是等待领导,这是一个毛病。实际上,文化的本质是民间行为,是产业化的民间行为。

第三,创新形态。创新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就像唐代的马背雄风。现在上海的文化创新势头不够是显而易见的,上海在世博会之后将会更加著名,但它的文化创新力量,虽然有一些,却缺乏整体实力。我没有感觉到大艺术家们在这里聚集,没有感觉到世界的流浪者们在这里汇合,也没有看到出奇制胜的东西受到这座城市的整体呼唤……当然,上海可能埋藏着一些创新的影子,但整个创新的热忱还未被调动起来,上海不会像19世纪晚期的巴黎那样,为了一张毕加索的莫名其妙的画作而激动万分。法国文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出现这样的奇迹,老百姓都用他们赤诚的热情鼓励每一个文化创新,而不是等待评奖结果的出现,等待一个公认的名人出现。

当然,现在的上海也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在发现赵本山的那段时期,我就发现了周立波。这和我的戏剧背景有关,我可以非常敏感地抓住一个演员的特殊才华。一位演员的脱颖而出,需要寻找到一个创新的模式。赵本山找到了,他的每个小品都不一样;周立波也找到了,他的海派清口不错。对此,我们大家都要支持,支持各个行业的创新。在电视领域也出现了令人可喜的情况,像《潜伏》那样的电视剧与以前的电视剧已不太一样了,《武林外传》也是。对于无所不在的世界,大家不要用原来的模式去看,而是要用鼓励创新的高层次态度去接受。我希望在这方面上海可以作为领头羊、作为第一线。上海本来就是创新的地方,它的音乐、舞蹈都有大量创新,也曾轰动过世界。

第四,个体形态。文化最终是以个体作为代表来体现的,这一点,上海体现得特别明确。上海人不是为一个剧团、一个剧种、一个奖项,而是为一个人而疯狂的,这是上海的特点。“只为一个人”,这是一种非常符合国际化、也非常符合创新的格局。这两年,巴金、谢晋、陈逸飞等杰出的个体形态一下子全没了,令人遗憾。要知道一个个体的出现是极难的,培养的难度是极高的,值得我们倍加珍视和呵护。在文化艺术领域,个人形态是一个代表现象,其代表范围要比个人大得多。60年前刚刚解放时,中国的戏剧形态呈现并不是剧种、剧团,而是一些人。当梅兰芳、常香玉离开以后,他们所在的剧团、剧种在人们心中便不重要了,无论书画界、音乐界都是如此。

我非常喜欢台湾的文化氛围。在台湾,一流的文化精英是被全民熟知和爱护的,街上没有一个人不知余光中、白先勇,没有一个人不知电影导演李安,没有一个人不知道雕塑家朱铭。不像我们大陆,文化人士需要等到死了以后开追悼会时才被人纪念、被人想起、被人记住。我认为,我们对于那些学者、音乐家、舞蹈家、画家,不应该有任何侮辱的举动。以我的感觉,上海并不是糟蹋人最严重的地方,但上海也不太会保护人。这是我和许多人的共同感觉。陈逸飞的墓碑是我写的,我们没有料到他会走得那么快,他遇到过那么多的麻烦,帮助他的人是那么少,他的日子真不好过。我听到他去世消息时正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演讲,我便特意换上他送给我的一套衣服。当地华人拿来了大陆的一些报纸、简报给我看,上写“陈逸飞要的太多,上帝不让他活过60岁”,又说“他死了,中国的画家松了一口气”。美国人包括华人都不理解,他们对一个刚刚死去的人、一个艺术家为何居然抱有这种态度。我们对于个体文化,个体形态要强烈地予以保护。

上海文化最终是由一些名字来表示的,就像我们谈到德国文化时,一般很难说出什么团体、奖项,而只会说贝多芬、巴赫;谈到英国文化时,一定会说莎士比亚……都是个人。上海文化缺少个人,不应如此。我们不能当一个人走了以后才去盖棺论定。有一位北美作家协会的人士对我说,中国人大概是搞错了,他们把作家讲话当作政治民主,把造谣诽谤当作言论自由。文联和协会需要保护文化艺术家,这样的人已经太少,而且又走了一大批,现在有点空荡荡的感觉。我为那些留在上海的我的朋友们、作家艺术家们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化人才呼吁,希望他们拥有一个安全的环境。这个安全,并不是指恐怖主义袭击,而是可以让他们无所顾忌地在文化的道路上前行。我一直在想,有没有评论家认真地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比如最近孙红雷很红,他能否认真地分析一下他表演的成果和缺陷,在某个戏中的表演最精彩,在某个戏中又超越了什么,像这样的文章,似乎离我们已很遥远。我们看到的大都是绯闻和他跟谁打架。这是我们中华文化走不出泥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上海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时间分布;作者分布;期刊分布

本文系2015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民生调研专项:“新常态下河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模式与运行机制研究”(课题编号:201501008)成果;2015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京津冀一体化视域下高校创新体制与经济良性互动机制研究”(课题编号:2015031279)成果;2015年唐山市社科联:“京津冀协同发展视角下唐山高校创新体制与区域经济良性互动机制研究”(课题编号:TSSKL2015-147)成果

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0月15日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是公共文化服务与数字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信息技术环境下文化发展的新形式。2010年文化部研究制定“十二五”规划过程中提出加强公益性数字文化建设的思路,2011年11月,文化部、财政部共同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正式提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概念,指出公共文化服务中数字文化建设的重要性。2012年5月,文化部印发《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提出要大力推动数字文化建设,努力形成覆盖城乡的数字文化服务体系,这标志着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被提上日程。

对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进行研究,可消除数字鸿沟,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笔者拟通过对有关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研究文献进行时间分布、作者分布、期刊分布以及主题分布统计分析,了解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学术研究的现状、水平,为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研究与实践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一、基本情况

以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为文献源,以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或公益性数字文化服务为检索词,限定发表时间截止到2014年12月31日,去除不相关文献,最终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有关的文献共有52篇,其中期刊论文42篇,硕士论文3篇,会议论文3篇,报纸4篇。

二、结果与分析

(一)文献时间分布。从时间分布上看,有关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方面共发表文献52篇,2011年仅1篇,2012年9篇,2013年15篇,2014年27篇,由此可知,2011~2014年我国发表有关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论文数量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分析其原因,第一,政府文件和规划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研究提供了政策保障。近几年,文化部、财政部相关文件、政策的出台,为研究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提供了良好的政策保障,从时间上看,政策的出台时间正好与研究论文的发表时间范围相吻合;第二,科研课题的申报为公共数字文化研究提供了资金支持。从52篇论文所标注的科研项目情况看,2013年申报课题数量最多,作为课题研究成果之一的学术论文,在次年即2014年达到顶峰,共27篇。

(二)文献作者及机构分布。统计表明,52篇论文共有41位第一作者。高产作者是湘潭大学的戴艳清,发表了4篇论文,其次是武汉大学的肖希明、浙江丽水学院的何义珠、辽宁社会科学院的金涛和中国文化报的刘婵,均发表2篇论文。按照发文数量多少排序,发文数量最多的机构是国家图书馆,共8篇,其次是湘潭大学,共4篇,第三是武汉大学,共3篇,究其原因,发文量较多的老师与他们所承担的公共数字文化课题研究有关。如肖希明、戴艳清等分别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等;发文最多的机构为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作为一个团队承担了2012年相关的国家社科基金和863计划项目,说明国家图书馆是研究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核心机构,具有较高的科研敏感度。

(三)文献期刊分布。从文献期刊分布来看,42篇论文(其余10篇论文未发表在期刊上,不在统计之列)刊登在24种期刊上,其中22篇论文刊登在9种核心期刊上,占所有发文数量的52.4%,20篇在15种普通期刊上,占所有发文数量的47.6%,由此可知,刊登在核心期刊上论文数量比刊登在普通期刊上论文数量要多一点,有关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论文质量相对较高。刊载论文数量较多的三种期刊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新世纪图书馆》、《上海文化》,分别为10篇、4篇和3篇,《国家图书馆学刊》、《图书馆》、《图书馆建设》、《图书馆学研究》均发文2篇。其中,《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共发文10篇,占所有发文数量的23.8%,是刊载论文数量最多的期刊,可看出该刊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关注度较高,是发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研究的主要园地,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关注新颖选题。从刊载的期刊种类可以看出,有图情类、出版发行类、档案类、文学类等,但刊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研究的图情与档案专业期刊有16种,占所有期刊的66.7%,说明目前国内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研究主体在图情与档案领域。

三、主要结论

综合本文的分析研究,可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一)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研究论文最早发表于2011年。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研究是最近几年兴起的研究领域,这与最近几年我国关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的相关政策文件的出台、公共数字文化研究课题资金支持以及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实践的发展密切相关。2011~2014年论文年度分布呈现不均衡性,发文数量呈逐年增长的趋势,预计随着我国广泛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以及人民物质生活提高对文化生活需求日益增加,我国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研究成果会越来越多,研究也会越来越深入。

(二)从作者分布来看,本领域的核心作者是戴艳清、肖希明、何义珠和金涛。这些核心作者主要来源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他们具有开展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研究的专业优势,还具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文献信息资源优势和人才资源优势,在国内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研究方面发挥了导向作用。从作者机构可看出,发文数量最多的机构分别是国家图书馆、湘潭大学和武汉大学。国家图书馆无论在公共数字资源服务建设方面,还是在研究方面都已起到带头作用。由发文机构的组成可以看出,关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研究不仅局限于高等院校和公共图书馆,各界人士都非常关注。

(三)从文献期刊分布来看,《图书馆理论与实践》、《新世纪图书馆》、《上海文化》等是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研究的核心期刊。特别是《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发文量最多,是发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研究的主要园地,也说明该刊物具有选题视角新颖性的特点。从刊载的期刊种类上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作为一个新颖的出版选题,得到了多学科出版界的关注。

主要参考文献:

[1]陈露.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研究[D].南京大学,2013.

[2]王景文,唐品,张丽丽.河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模式与运行机制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5.10.

上海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1955年初,上级派王鼎成和钟德秋筹建上海文化出版社,组织出版通俗文化、文艺读物。我到上海文化出版社是1 956年,公私合营和反胡风运动刚刚过去。当时出版社有编辑部,下设几个编辑室。王鼎成、钟德秋都是上海地下党老党员。王鼎成是社长兼总编辑,钟德秋是副总编辑。编辑部副总编还有原私营四联出版社李小峰、春明书店的孔另境先生。他们四人在一个办公室工作,都有书稿最终决审权。下面几个编辑室分别由作家秦瘦鸥、原《西风》杂志主编黄嘉音、文南和我任主任。

王鼎成思想活跃,有见解。为人善良热情,没有架子,善于团结同志一起工作。他对当时过分强调阶级斗争,不断进行政治运动,造成的人际关系紧张、相互疏远、感情淡薄这种不正常的状况,深感忧虑。于是便写了《我们需要感情》的文章,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引起了社会反响。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看到后,大发雷霆,下令进行追查。王鼎成知道后,不仅没有退缩,相反又继续写了《再谈感情问题》的文章,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两篇文章都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形势、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并且取得了伟大胜利。也正因为胜利来得不易,所以“无产阶级成员”、“广大群众”每个人都应付出感情来,更多的关心人、帮助人,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建设美好的明天。文章中讲到“几年来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淡了”、“有了墙和沟”等,其原因是一些干部“工作态度生硬”、“靠着威力整人管人”,让人“望而生畏”,批评这是“旧社会统治阶级的作风”。对于柯庆施的指责,文章也据理予以反驳,指出“有人曾经为谈论感情,激昂慷慨,暴跳如雷,我看大可不必,因为这样容易使自己看不见缺点,反而助长骄傲自满,保护了那些粗暴生硬的作风”。此后在柯庆施对“感情”文章宣扬“今不如昔”的定论下,王鼎成被打成“分子”,,,“”中,又因反对、“”被打成“反革命”,长期遭受非法拘留,最终被迫害致死。王鼎成敢于对损害党的事业的现象提出批评,而且不惧高压,他的这种追求真理、敢于抗争的精神,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在王鼎成遭受错误批判被撤职之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一位副总编辑调来文化出版社任社长兼总编辑。他是“三八式”的南下老干部,思想和作风与前任王鼎成完全不同。他上任后即作出两个决定:一是向编辑部宣布书稿的决审权归他一人,其他编辑部副总编皆无决审权;二是四个领导人在一起办公不方便,要其他三人搬出这个办公室。这两项决定不知有没有经过上级同意,反正就这样执行了。

这个总编辑从不审稿,所有的=陪稿,他都交给一个党员编辑去看,最后由他签字付排。他还经常召开全体人员大会,今天点名批这个,明天点名批那个,弄得人心惶惶。私下流传“××会上作报告,群众心里别别跳”的不满的话。

反右运动之后,由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领导“反右不力”,受到处分。上级指派“反右有功”的这位总编去当社长,不久又兼任上海美术家协会党组书记。他上任后即在第一次全社大会上宣布说:这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我是来执行无产阶级的。弄得社内空气紧张,群众心里很害怕。以后他又找副总编赵家璧(原上海晨光出版公司经理兼总编辑)谈话,说人民美术出版社领导犯了错误,反右不彻底,漏划了一些人,你今后可要小心了。

1959年以后,上海贯彻中央纠正中的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等指示精神,在市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这位总编在发言中讲到全国共产风、浮夸风刮得这样严重,看在天安门上怎样向全国人民交代等。市领导知道后,要人去查他的历史,发现他在延安参加过“三人小集团”,运动中受到过查处。于是在上海贯彻中央庐山会议精神、批判同志时,点名批判他,并立即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关在锦江饭店14楼,派两人白天黑夜看住他。这个红极一时的人,一下从天上跌到地下,自知难过这一关,便趁看守人不备,夜里假装上厕所,从14楼窗口跳下,自杀身亡,落下个“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罪名,被开除出党。出版系统为此还召开过大会进行批判。这位总编在执行“左”的路线时,伤害过不少人,问题是严重的,但最后他又是被“左”的路线害死的。人们能说些什么呢?

1958年,上海文化出版社与新文艺出版社合并,成立了上海文艺出版社,但上海文化出版社还保留,两个出版社一个领导班子。原新文艺出版社社长李俊民调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副社长蒯斯曛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上海文化出版社原副社长李信改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当时正是“”时期,中央号召各地发动和搜集新民歌创作。市委宣传部编选了一本《上海民歌选》在上海文化、文艺出版社出版,柯庆施写“序”。序文高度称赞新民歌是文学艺术创作中的“瑰宝”,这无可厚非,但把知识分子创作与劳动人民创作对立起来,则是别有用心的。这和他到复旦大学讲课,回来宣扬“不要怕专家、教授”,“破除对资产阶级专家、学者的迷信”等思想是一致的,也是和“”中批判封、资、修,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1962年反修开始,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1963年初在上海文艺界春节联欢会上,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提倡厚今薄古,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只有写十三年的现代题材,才能帮助人们树立社会主义思想;只有反映新中国成立十三年来的生活,才能是社会主义的文艺。随后《解放日报》、《文汇报》都作了报道。柯庆施的“题材论”引起了北京、上海等地文艺界的不满和质疑。有人举出小说《红日》、《红岩》、《红旗谱》等,都是写新中国成立以前题材的作品,问是不是社会主义文艺,弄得柯庆施非常尴尬。

比较精明,他在这以后,从批判“中间人物论”、“写英雄人物能否写缺点”人手,给上海文艺界作报告时,大讲特讲历史上每个统治阶级,都要树立自己的完美的没有缺点的英雄人物。封建阶级是这样,资产阶级也是这样。他举例说封建社会的诸葛亮,就是没有缺点的英雄人物。没过多久,传来周扬同志的讲话:说文艺创作可以写英雄人物成长中的缺点。诸葛亮也是有缺点的。失街亭斩马谡就是他的缺点。南北两地针锋相对,各不相让。以后在“”中周扬等人被他们打倒,而的“英雄”论,成了“”中写

英雄人物要“三突出”、“高大全”的理论基础。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故事会》发行量大、影响广。1963年底,看到选送的上海故事员讲故事的汇报材料,就在上面批写了“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很快,柯庆施便在华东地区话剧观摩会上指责戏剧工作者,“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什么事。他们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并在会后大肆宣传,造成文艺界、出版社界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于是作家不敢写作,出版社无书可出。到1964年之后,上海文化、文艺出版社负责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传统的戏曲剧本、中外古典音乐等等,都变成了封、资、修,不敢再编排出版。记得在外国文学中,有本俄国作家冈察洛夫写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描写年轻地主奥勃洛摩夫,怠惰成性,害怕变动,终日耽于幻想,对生活抱消极态度。小说暴露了俄国奴役制的腐朽和它的必然灭亡,是俄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作品之一。稿子已经发排,要不要出版,在社领导中发生分歧。副社长李信兼管社的政治工作,他认为此书不能出版,在当时的形势下,出版此书无疑往枪口上撞。副总编包文棣分管外国文学,有点书生气,他说小说是世界文学名著,选题早已报上级宣传、文化部门备案批准,出版没有问题。也有人主张推迟出版,看看今后形势再说,会议没有结果,不欢而散。外国文学作品不能出版,还影响了一批没有国家编制、靠稿费生活的文学翻译家,他们连续几年拿不到稿费,生活发生了困难。出版社只能报上级研究决定,对著名翻译家罗稷南、满涛、草婴、李民等二十多人,由出版社支付生活补贴,最高每月为一百二十元,最低为八十元,从上世纪60年代直到“”结束。在这样的状况下,还要出版社天天喊出版形势大好,让人感到滑稽可笑。

1965年柯庆施去世。柯庆施生病之前,、早已在柯庆施的支持、鼓励和重用之下羽翼丰满,在上海可说是不可一世,猖狂一时。由《解放日报》总编辑上升到市委宣传部部长、候补书记、书记等。还有鲜为人知的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从卢湾区委一名科级干部,提到市委机关内部刊物《解放》任编辑、《解放日报》任编委、上海作协任党组成员等。他的主要任务是写批判文章。1955年反胡风期间,写了《分清是非,划清界线》,批判胡风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贩卖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货色等,十日之内他就写了四篇文章,成了反胡风的英雄。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一年之内,他就写了二十多篇批判文章。于1958年7月出版《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一书,点名批判姚雪垠、刘绍棠、何直、周勃、陈涌、钱谷融、探求者集团,以及冯雪峰、丁玲、艾青等,受到的表扬。至于批判“无标题音乐”、《海瑞罢官》,已尽人皆知。

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刘金,是新中国成立后转业到出版社工作的。为人正派,性格耿直。他写过很多杂文,是上海作协会员。经他编辑的长篇小说《战斗的青春》,于1958年出版,1960年又重版。作者是天津作家雪克。小说写1942年“五一”反扫荡斗争。故事生动曲折,战斗场面激烈。这是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受到读者欢迎。小说写了主要人物的恋爱对象被捕叛变,她在不知晓的情况下与他继续往来等情节。作协开会讨论这部小说时,批判这本书宣扬叛徒哲学,有严重政治错误,刘金不服与争论。几年之后,就因这件事,、到天津煽风点火,号召造反派揪斗刘金和雪克,诬陷他们是“文艺黑线下面的小爬虫”,致使他们过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牛棚生活”,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和折磨。

调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的李俊民,是一位老作家,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宣传工作。1930年参与组建“北方左联”,1937年回家乡进行抗日活动,历任苏北抗联副司令、地委宣传部长、副专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苏省文化局局长,“三反”、“五反”中受到不公正对待,调来上海任新文艺出版社、古籍出版社社长。三年困难时期,写了篇《杜甫回家》的作品。这篇历史小说,是从杜甫的《羌村三首》演绎、铺展而成的,主要反映杜甫对社会现实复杂矛盾的心情。、发现后,认定这是对现实不满,借古讽今,影射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盼望的坏作品,要出版系统组织批判。“”开始后,还亲自到出版社,发动造反派一定要把李俊民打倒。这又让我想起了另一件事。我到文化出版社工作后,曾有部描写陆游婚姻不幸的书稿,上级知道后警告说,南宋诗人陆游主张“北伐”,叫喊,要考虑是否出版,可见神经紧张到何种程度。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要并不可怕,而把那些专家学者、党员干部等当作、敌人,自毁长城,才是最可怕的。

还有一件事不能不说。社长蒯斯曛也是上世纪30年代的老作家。参加革命后,做过粟裕将军的秘书。新中国成立后转业到上海做出版工作。他深知编辑工作的辛苦,无名无利,埋头为他人做嫁衣,却得不到社会重视。1962年他向出版局局长罗竹风作了反映。罗竹风是一位很有才学的领导干部,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参加过反帝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七七”事变后,回到山东家乡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调来上海。他知识渊博,待人温和,关心干部、群众,深受大家的敬仰和爱戴。他听了蒯斯曛同志的反映后,便写了《杂家――个编辑同志的想法》一文,在《文汇报》上发表,为编辑讲话。意思是:编辑是杂家,既要求有宽广的知识面,又要求杂中求专,是某个学科的行家。编辑工作很辛苦,很重要,在传播知识和积累文化方面默默作贡献。希望领导上除了重视演员、作家外,负责同志最好也能“专门接待一次编辑,同他们谈谈心”等。文章写得生动、风趣、幽默,特别是文章结尾处富有哲理的话更是发人深省,“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也是有限的。怎样在无限中求有限,这是一种艺术,也是一门学问,明乎此,领导者的天空就广阔了。”文章在出版界、新闻界引起很大反响。不久就写出《两个编辑的想法》的批判文章,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对《杂家》一文无限上纲,叫嚷这是“思想战线上的一次资本主义复辟”、“出版社刮起了一股资本主义自由化的歪风”。为此,蒯斯曛同志在出版社内部受批评、作检查,罗竹风同志则被撤销局长职务。

上海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作家 陆天明

真正的文艺批评不应该是即兴的似曾相识的和不负责任的捧场或凑趣,更不应该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以为手握着真理宝剑言辞刻毒的话语欺凌,应该是站得高看得远贴得近体会深切怀有真诚和善意并且具有担当意识和责任心的智性文明坦荡的声音。今天的《上海采风》,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全新的理论批评风貌,它是上海文艺家真正的朋友。

剧作家 罗怀臻

我注意到《上海采风》过去的一年正在经历着自身裂变,其内容越来越有广度和深度,但又不失时尚,这是件十分难以驾驭的事情。在此衷心祝福同仁采风之余能够享受其中的愉悦!

剧协 杨绍林

我对《采风》的观感觉得很不错,目前这本杂志的形态,信息量大,内容丰富,文字生动,兼顾了艺术性和思想性,是一本有品味,有可读性的艺文杂志。刊物中有不少对文艺名家的介绍,但完全不同于时尚八卦杂志的风格,而是选取了独特视角,有思索,有深度。一些专栏,文字也都清新可读,对很多文艺思潮和社会问题的思考,不乏睿智见解和犀利之辞。如对雅俗的讨论,就很值得一读。作家 赵丽宏

8期杂志整齐地堆放在案头,说心里话,我认为《采风》这次的改版,是成功的,它与“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这一标示是相称的。它视野开阔,谈文又论艺,它活泼但不低俗,它有一定的理论色彩但又不死板,而且越来越吸引了名家的关注与支持,说明了刊物在国内已越来越有影响。我一直认为,办好一个刊物,一靠编辑有点子,能出好题目,二靠刊物有吸引力,能请到不同的适路对位的作者。

视协 张炳元

《采风》办得确实不错。这不是因为刊物写了我才说好,从今年初收到杂志后,我每期都看,我不仅从中获得许多信息,而且通过杂志还常与一些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会面”,从中受到很大启发。不少媒体写过我,但确有一些人从未见过我,就写出洋洋大篇,这不免以讹传讹,所以我说,这不是我。《采风》记者是认真的,采访记写得实事求是,写出了我的思想,我的希望。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我的学生看了,向我索取,苦于外面没买到,后来编辑部帮我解决了,在此深表谢意。祝《采风》办得更好。音协 周小燕

2010年1月5日,信使传来一册上海文联赠我的《上海采风》,其刊名设计突出“海风”二字,甚为醒目;而“上”、“采”则以淡色镶嵌其中,刊旨鲜明。刊中多名家大作,如徐中玉、钱谷融、余秋雨、钱文忠、陆天明、陈丹青等。新年获此厚礼,欣喜之余,即以两本拙作《余晖集》《三喜集》回赠,略表谢忱,并成诗一首以为志――绿衣信使播海风,满纸锦文润心胸。拙作两册不成敬,投桃报李世所奉。

影协 邹浩泉(82岁)

《采风》自今年以来实现了优雅的转身,在海派文化的大旗下,重点展现了海派艺术家的风范,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文艺界的创新成绩,并且通过谈话类专栏,个性化地表达了艺术家对当下文艺界的最新认识与前瞻。“采风”何止是采集一座城市的风土人情,更是领受时代之风尚,引领时代之风气。

作家 沈嘉禄

年初偶然机会看到一本《上海采风》,一读竟爱不释手。于是厚着脸皮向上海文联朋友索要另外几期。杂志的封面设计使我在初见其面时误以为是《海风》,为了纪念这次“一见钟情”,就一直喜欢称其《海风》。我是个不太爱看杂志的人,很久没有抱着一本杂志篇篇细读了。可是《海风》总让我欲罢不能,每期一到,便迫不及待地在下班路上狂读,因此还曾几次坐过了站。喜欢《海风》,因为作为喜欢文化的读者,我从中了解到海派文化最新的发展趋势,看到海派文化人对全国文化的思考与反省;喜欢《海风》,因为作为文化记者,我惊讶于她每期都能精准地找到业内的敏感神经,找到独特的剖析角度,更羡慕中心话题的被采访对象总是那么到位;喜欢《海风》,更因为她说的都是“人话”。长久以来,文艺评论的文字生涩已成一害,我称之为“神话”或“鬼话”,总之不是读者愿意看、看得懂的“人话”。

《光明日报》主任记者 李韵

每次收到《上海采风》,我总是在忙完一天的各种事务后,在床头的灯光下阅读,这时我的心情总是平静的。真正的阅读是平静而触及心灵的,心灵才与文学、艺术有关联,真正的阅读可能冲撞心灵,但与浮躁无关。每期《上海采风》上的不少文章都是那么真实地呈现文学、艺术作品的诞生故事以及带给我们的思索、讨论和回忆。这里没有做假、做作的东西……所以在我家里床边的书桌上整齐叠放着改刊后的每一期《上海采风》;而单位里的同事经常会看见我将一些印刷精美的杂志略翻几页就基本无损地放到垃圾桶边。细想也是对的,匆忙之间浏览浮躁,宁静时刻阅读心灵。什么东西都会有归类,捞不起来的东西从一开始就要放掉它,更何况,当下有不少传媒披着“文艺”的外衣,却呈现有太多的感官浮躁。当然,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上海采风》的价值才凸显出来。作为一名读者,我最大的愿望是《上海采风》在自己的道路上毫不犹豫地风雨远行,让读者感受文学、艺术背后的心灵阳光。

青年报副总编 时永刚

《上海采风》的改版是成功的。内容有质量,特别是一些专题文章。实际上,文联在推新人方面,以及文联如何更多地得到社会认可方面,比较多的还是要用好媒体。视协 穆端正

今年的《上海采风》给了我面目焕然一新的感觉,不四平八稳,显示了锐意革新的锐气。每期都有热点议题,就某一广受关注的问题提供深入的评论解读,希望这个特色在新的一年能够继续保持下去。感谢全体采编人员辛勤的努力!

民俗学家 仲富兰

读了几期《采风》,才知这是一本以艺术理论为主的阳春白雪,采的是纯粹的“艺术之风”。在当今的商品社会里,能保持这类“纯粹”是难能可贵的,可见贵刊同仁的品位和努力。

作家 竹林

《采风》月刊今年改版后面貌一新,关注现实,敢讲真话,支持创新,成为凝聚上海文化界、联络并展示于全国文化界的一个重要平台,当下声誉日隆。上海本来就缺少这样一本高档次的杂志。祝《采风》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成绩!

影评学会 谈大正

《采风》我每期都看,已与先前大不相同,真正是雅俗共赏的。

作家 王小鹰

《采风》杂志的美编肖像画得真好,我一直用在自己的博客和微博上。呵呵。作家 蔡天新

2010年,《上海采风》的封面从众多期刊美女的森林中走了出来,让人感到一种视觉的轻松。色彩和结构的奇妙平衡比起修饰过的面孔要多一些清新,少一些脂粉气,也更接近内涵的真实。因为多维空间的上海绝不是一张张女人的脸就能概括的。

作家 张旗

《上海采风》外表平淡,内容焕发。它足以证明一本杂志的存在对于这座城市所具有的价值,在我看来,这价值甚至是唯一性的。音乐剧演员 影子

难得有这么一本愿意随身携带的杂志:举重若轻,文质彬彬。

美协 胡建君

《海风》,有海派的风格,包容各家意见,发扬批评精神。

评论家 杨扬

《采风》视野开阔,目光敏锐,文风活泼,内涵丰富。传播了人间社会的大量信息,开辟了文化创新的广阔天地。民协 蔡丰明

惠赠的贵刊,期期拜读。真的很好,有生气,仿佛海风在吹拂。

书协 江鸟

《采风》杂志可看性很强,特别是一些介绍老艺术家的回忆性的文章,我更喜欢读,很有质量。这类文章能够使我们看到艺术家成长的历程,也可以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成为艺术大家的社会原因以及个人的天赋。

民协 徐华龙

我几乎每一期都仔细阅读,因为其中有不少篇幅,令人难忘并思考。如第4期上《影视与文学:拯救还是伤害》的讨论文章,尤为印象深刻。讨论者身份显赫,观点鲜明,话语尖锐;编辑者触觉敏锐,立场公允,引导有力;而我们阅读者则是浮想万千,得失对比,受益匪浅。影协 武珍年

看了《采风》,让我重温了昔日老艺术家在舞台上叱诧风云的风采,使我这个老戏剧会员感触良多。我在半个多世纪里,亲身经历了淮剧在上海的辉煌年代,又联想到我们淮剧与京剧多年密切合作演出,本人又置身其中。回顾这段历史,印象深刻,难以磨灭。因而看了《采风》,也勾起了脑海里不少陈年往事,真是无限感慨。承蒙文联对我这个老戏剧会员的关爱,由衷的感谢!

剧协 何小山

我是1929年出生的人,1950-1985年都在美影工作,虽也经历了动画、剪纸等艺术创作,却平淡一生。幸有《上海采风》这本读物陪伴,它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减少了寂寞,几乎快忘了自己的年龄了!这是一本非常难得的好读物,我非常感谢你们的辛勤劳动!影协 唐令渊

《上海采风》的全新震撼改版,是2010年吹向上海文坛的一股清风,它以真实的批评、强劲的活力、闪光的风范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现在,这本刊物已成为上海文艺批评的重要阵地、普通读者的老师和文艺工作者的知音,它以成功的开拓、色彩斑烂的内容,为重塑上海文化重镇的形象而不断增色。愿《上海采风》伴随学者、艺术家的著述和创作成果充满信心、和谐地向前迈进。愿一批又一批原先不知名的艺术家从《上海采风》走向社会大众、走向海内外、走向艺术的巅峰。愿每一位学者和批评家都来爱护这块美丽的园地。当艺术家和批评家登上《上海采风》这块圣洁高地时,不要老是想着在漂亮词藻或批评火药味上下功夫,而应拿出真诚和勇气,从而向广大读者宣告自己所讲的都是真话。剧协 陈云发

每期的“文化热点”能抓住当前文艺界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讨论和剖析,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为读者提供了多方面的启发与思考。“艺星”栏目亦不错,介绍了一些知名艺术家,稍感遗憾的是偏重于传记性的概述,缺乏艺术上的评价与鉴赏(例如介绍某位艺术家,可以挑选一些其代表性艺术作品进行艺术上的分析,这样读者就不仅是对艺术家的生平有一个泛泛的了解,而是真正了解一位“艺术家”)。一家之言,仅供参考。影评学会 龚金平

《采风》改刊以来更具可看性的原因,是它的敏锐与包容。焦点话题的迅速捕捉,不同观点的并立争锋,海上艺人的现身说法,让这本杂志变得有血有肉有性格。希望以后更多些国际化元素,毕竟在全球文化舞台上,上海的戏份越来越重了。译协 袁莉

中国有全球视野的杂志不多,但《海风》正在成长为这么一个杂志。希望全球视野的文化部分进一步扩大深化,在细节上全面体现出来。文化学者 戴舫(美国)

开启一个“海派文化”的窗口,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踪迹寻觅一段即将被历史的尘烟湮没的传奇;以史为镜,重振旗鼓,再铸海派文化的辉煌。《上海采风》任重道远。作家 张重光

《上海采风》明确定位,树立品牌,包容多样,加强评论,群策群力,再接再厉,瞻望未来,任重道远。视协 王功立

文化之风正劲,采风期望正殷,尤其需要在中华崇德文化当下表现方面有更多的新发现,使采风成果为建设和谐社会话语提供新鲜营养。作家 沈善增

可以肯定的是,《上海采风》改版成功,成为上海此前欠缺、现在不可或缺的文化艺术评论绿地。可以改进的是,个别版面编排不够大气,尤其那些比指甲盖大一点儿、较火花小一点儿的图片,看着令人别扭。影协 李亦中

优点我就不说了。说点儿意见,《采风》杂志感觉上还不够“扎眼”,其实一本杂志只能做一个主题,面对一种人群,或者说刺痛一种神经。单纯的文化性的东西,如果没有创造性价值的,我觉得可以少做。学者 葛红兵

看了第10期“怀念表哥冯”一文,作者是冯至亲。文中说到冯的爱人张光茹“自尊而自卑,狭隘而猜疑,任性而暴戾”,似不妥。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接触过张光茹,她给我的印象还是较为开朗直爽的,和新文艺界也能打成一片。冯的被迫害致死,应归咎于那些罪恶的造反派,他们两个都是的受害者,只是两人所受迫害的酷烈程度不同而已。曲协 吴宗锡

文艺理论家徐中玉教授通过本刊转致音乐理论家钱仁康先生――

仁康先生:

很可能您还真是与我“省锡中”同年级,您在普通科,我在师范科,同年毕业的老同学。普通科有名的老同学记得有储玉坤,多年前见过一次。师范科有位华宏德,多未再见过,但愿他们都仍健在。其他连姓名也记不起了,而对您却从未忘记,似乎您当时就有名,擅长音乐,才记住。后来每从报纸上知道你已去深造音乐,却从未见到过。这次前天才从《采风》上读到对您的各种可贵介绍。您是值得大家永远记读、敬重的“乐坛耆宿”。

师范科毕业后,我回家乡江阴城里一所小学教了两年,凭证明考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抗战初转入重庆中央大学中文系,以后又去云南、广东的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两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五年,共七年。后转回上海沪江大学及同济、复旦中文系任教。1952年起,分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至今。退休后现在仍颇忙。身体也已96岁了。还能尽点绵薄之力,幸而还可以做点工作。在沪也已将满七十年。

《国民革命军歌》等歌一直还记得,还有些别的经你订定的也还记得。当时却并不知道就是你的填笔。那时每年游行,都高唱自勉的,想到了这些事,这些经过,至今非常深思、有味。七八十年不知不觉就已如此年老了,好在一般生活尚能,尚喜自己动手。内人原也在师大教英语,比我略小两岁,数年前已逝世,现有专用照料同志,儿女、孙辈、重孙(多已在美留学入籍,但常来省视。部分则在沪有工作,常回欢聚)都有了,就比较轻松不少。我是1915年2月生的,比你还小一岁。我们真是有幸年老还能做事尽点余力。我有病也是在华东医院,比较方便。很少去住过。想到我至今还有老同学如您在,真是高兴。不知您近来还去医院否?祝你及全家一切安好。前些年记得曾应邀回母校去过两次,校名似已换过,记不清楚了。

当年不少老师虽都仙逝了,有些还是有印象,如陈校长,施、向、董等等老师。

匆匆写此信,可能有些能对得上当时情况吧?那时每天晚上,我们都要在自修室里,读两小时书,有些普通科的同学和我们同一班地方。夜里似乎楼上关锁,不许先上去睡,对不对?

您“众望所归”我也有荣,您一定还能贡献许多,当向您学习,再祝全家康乐。

徐中玉

2010年10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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