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30 08:03:05
争议一：“海派清口”是否会上春晚？
记者：朗昆导演在媒体上向你抛出了橄榄枝，有什么感想？
周立波：首先我感到很荣幸，其次如果有机会上春晚的话，我也不会以“海派清口”的方式进去，因为“海派清口”是只适合为上海人、新上海人和中国以外的上海人服务的。
记：以前想过上春晚吗？
周：曾经想过，但是后来戒了。文化的地域性很强，而且真的要考虑受众的感受。打个比方，北方人喜欢吃大蒜，上海人喜欢喝咖啡，我不喜欢大蒜，你吃给我看了，但并不意味着我一定要喝咖啡给你看。上海只占到全国1%的人口，凭什么一定要上春晚，让全国人民都来接受上海文化。
记：但是很多人对你都寄予了一种期望，希望你把海派文化带上春晚，你没有这种责任感吗？
周：就个人而言我不太愿意去，因为这会影响我现在的生活。
争议二：“海派清口”与滑稽戏是何关系？
记：你认为“海派清口”与滑稽戏有怎样本质的区别？
周：“海派清口”走的是幽默路线，不是滑稽路线，滑稽更多的是反常态的肢体动作，演员是被俯视的；幽默更多的是体现一种思想，是被人平视或者仰视的。我不屑于那种带有鄙视的笑声，我宣扬的是一种喜剧精神，追求的是观众走进剧场把笑声留下，把思考带回家。
记：你说“海派清口”是“滑稽戏中的交响乐”，怎么理解？
周：从来没有其他滑稽像我的“海派清口”一样谢幕时全体起立，有节奏地鼓掌，我会返场两次。我是一名滑稽演员，但滑稽目前被人跟庸俗划等号了，那么我就以滑稽的名义优雅吧！
记：虽然你努力在区分，但是你与滑稽总让人有“剪不断理还乱”之感。
周：我跟滑稽是永远分不开的，我本身是滑稽演员，而且现在所有我对幽默的理解、对喜剧的敏锐度都是滑稽这片土壤给我的，但海派清口和滑稽的粘联度确实已经不高了，正如怀特和现代波音飞机一样，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
记：撇开“海派清口”，作为一名滑稽演员，你不想为滑稽戏作点贡献吗？
周：如果不能成就有价值的改良，我情愿放弃。我希望滑稽的明天更灿烂，如果它还有明天的话，这是我的心声。
争议三：敢说敢做还是过于张扬？
记：在《笑侃三十年》中，你有很多调侃别人的说辞，不怕得罪人？
周：我觉得应该不会，被人关注也是一件好事，有人觉得很“嘲”，“嘲”是一种文化，我不谩骂。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听了都会觉得我的调侃是善意的。如果对方生气说明他没有涵养，当然我愿意为此道歉。
记：你的“海派清口”一票难求，为何不考虑搬上电视，让更多人观看？
周：“海派清口”是以销定产的运作方式，买不到可以等。而且我希望进剧场的观众都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记：如果有一天你想要招徒弟了，你有什么要求？
周：希望他是硕士以上的学历，很可能在哲学、中文和历史系中寻找。
“生活”，周立波的回答不时围绕着这个词，而且生活对他而言比事业更重要。也许透过他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比他直接回答问题更能接近真实的周立波。
光亮的头发，笔挺的西装，周立波往台上一站就是典型上海男人式的腔调和讲究。走下台，周立波也将自己的生活打理得精致而从容。“什么是从容？从容不是迫不及待地渴望得到，而是微笑着面对失去。”于是当周立波越来越红，出场费涨到10万元时，他选择的不是扩张而是收缩：控制上镜率，推掉所有的外邀演出，专注于“海派清口”的创作与演出。他希望每一季的演出都能成为一个开心的节日，余下的时间可以从容地享受生活。
曾为商人的周立波如今不出演也有足够的资本来“供养”他心目中的精致生活。不过周立波“红”得太凶猛，被寄予了很多厚望，质疑也随之而来。但周立波却这样认为：“生活不精致哪来精致的作品？”“我的艺术观是：为了你们开心，让我不开心，我不干这个事，只要我开心，你们肯定比我还开心。” 早年周立波经常一人驾车旅游，他喜欢在这种意识和环境的差异中寻找新的兴奋点。现在，周立波把这种生活方式与工作相结合。在做新的专场前，他会选择坐游轮在海上漂流一周。下船的那一刻定演讲稿，三天后演出。
在周立波眼里责任感和生活也是不矛盾的：“很多人无限度地上电视就是责任？无限度地扩张就是责任？文化要有本位主义，占据自己的领域，把它做深做透。”周立波打算50岁前告别舞台，60岁后回来，之后终老于舞台。因为曾经离开舞台的十年时间，给了他很多历练，他希望能再浸淫于生活，获得更多感悟。“在这段时间我可能会去云游，也可能会写书，现在没空闲写，而且搞文字的太多我不要去挤兑别人，因为我写出来的东西肯定会脱销的。”
每天周立波会看15份报纸，阅读4个小时，政治、经济、军事、体育等无所不关注。平时他会随身带一小本子，一碰到精彩语言就转用为“周氏语录”。“有人给过我一个头衔，‘口头文学家’。正常前提下，你听我说一段话，你就可以打出来出书了。比如：我说‘上海被迫开埠是不幸孕育辉煌’，‘火红年代是至今医学上无法解释的群体幻觉瘟疫’等等。”
周立波的生涯中有一段不愿重提的往事，这对当时作为演员的他来说是一场灾难，但是如今却成为了一笔无法掠夺、复制的财富。曾经的众多失败让周立波找到快乐的真谛，他发现90%的痛苦是自找的，他希望在海派清口中宣扬一种幽默快乐的生活状态。多年从商的经历让周立波真正潜入金融深海，重返舞台后，他还是捷昊投资公司23个董事之一，背靠一个由众多企业家、社会精英们组成的大团队，所以周立波能在众多银行家观众面前，理直气壮地抛出各个金融观点。
8月18日上午，上海提篮桥监狱召开干部会议。监狱党委书记于旭光和监狱长宣布，某监区教导员俞金宝因“严重违纪，严重违的工作纪律，被有关部门”。
狱警们哗然。56岁的俞金宝是他们中间普通的一名管教干部。“俞金宝为人忠厚，本不是一个多事的人。”一位狱警说，“如果不是因为那个人，他本可以安安稳稳做到退休的。”
此言所指“那个人”，就是曾在俞手下服刑的“上海首富”周正毅。
周正毅于2003年5月26日夜被刑拘，同年9月5日被上海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批捕；2004年5月19日在上海第一中级法院受审，6月1日被以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5天后，在提篮桥监狱工作了20余年、向来“默默无闻”的狱警俞金宝的个人命运，开始与这位上海滩的“大人物”交汇。
2004年6月26日，周正毅从上海市看守所转移至提篮桥监狱关押，剩余刑期一年零11个月。俞金宝被指派担任周的管教干部，实为专职看守。
“福祸相倚呀！两年前，他可是千挑万选被选中担任周正毅的管教干部的。有些同事还羡慕他，临老还有升职机会。”一位狱警有此感言。
周正毅已于今年5月26日刑满释放。时隔近三个月后，与其“朝夕相对”近两年的俞金宝被，个中委曲，引人关注。
38440号“邹振义”
知情人透露，周正毅收监后很长一段时间，许多提篮桥监狱的工作人员皆不知情。《监狱法》规定，收监需有三个法律文件，即判决书、执行通知书和结案登记表。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关于新收罪犯收押与分流的规定》第六条规定，由看守所移送监狱的法律文书，还应包括逮捕证、书副本、提押票、案犯身份卡等材料。但即便是提篮桥监狱狱政管理部门的负责人，也没有看到这些文件。
“那时外边都在传周正毅已经进了提篮桥，但我们在档案中查不到他的姓名和番号。”知情人说。一位资深警官透露，大多数监狱工作人员是在网络上看到香港的报道后，才知道周正毅即番号为“38440”的服刑犯人“邹振义”。“俞金宝这个人很忠厚，嘴巴很紧，我想这是上面选择他执行这项任务的原因。”
俞金宝自80年代初期即在提篮桥监狱工作，周正毅被移送提篮桥前，俞的身份是某监区中队长，正科级。周正毅入狱前数月，俞被提为副处级管教员。周入狱后不久，俞被正式任命为某监区教导员。
据俞金宝同事介绍，俞本人是“老三届”，动手能力极强，平时喜欢捣鼓小电器，在同事中享有名声，以前多被指派管理一些有技术特长的犯人。在同事们看来，俞被提拔为监区教导员，与管教周正毅这个特殊任务有关。“俞不是那种削尖脑袋往上爬的人，50多岁的人了。”
今年1月，作为司法监督机关的上海市检察院监所处接到举报，据称周正毅在押期间享受“特殊待遇”，遂召集提篮桥监狱方面的代表开会问询。
一位与会人士告诉记者，举报来自一些群众和人大代表。“检察院的同志问监狱方面的人：怎么有人反映周正毅在提篮桥照样吃香喝辣，还有‘大哥大’？”监狱方面回答：“对周正毅的教育管理，是管教干部俞金宝执行。他直接向刑务处副主任毛建平负责，由毛直接向监狱长汇报，其他人无从过问。”
之后，上海市检察院未予深究。但外界传闻至今不断。
“改造积极分子”
在俞金宝管教下，周正毅在狱中的表现，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版本。
从监狱的综合评分看，周正毅表现很好，有望减刑。根据上海市监狱管理局的《关于计分考核奖惩罪犯实施办法》，单月奖分10分以上的犯人可以评为“五好个人”。周正毅在押第一年，月均奖分近20分，全年奖分接近200分（初入狱的前两月不计分）。而全年奖分达180分以上，即可折算为两次立功加两次表扬。
所谓奖分，系根据服刑犯人的思想悔改、劳动超产、遵守纪律等因素，由管教干部打分，向狱政部门报告。狱政部门核查后，对表现突出的犯人，可向法院申请减刑。据透露，周正毅的奖分基本由“一对一帮教”的俞金宝说了算。
约在2005年9月，提篮桥监狱狱政处曾受命起草周正毅的减刑报告。按照周的高额奖分，他可以减刑一年至一年半。当时周的剩余刑期已不足九个月，若减刑报告获法院认可，周可立即获释。
“后来，由于香港廉政公署通缉周正毅，周的‘减刑计划’才没有启动。”据说一段时间里，是否为周减刑，颇使上海某些相关主事者头痛。
与高额奖分形成鲜明对比，有关举报信则反映了截然不同的场景。在一份举报周在狱中享受特殊待遇的材料中，举报者称：“周正毅可以在提篮桥监狱开董事会。”
提篮桥监狱一位警官告诉记者：“开董事会一说有些夸张。但周正毅在监狱里享有的待遇之好，我从警那么长时间都没见到过。以往一些‘风云人物’，比如徐景贤、王秀珍、李伟信等关进监狱后，用的都是真名，也一样要像普通犯人一样参加学习和劳动。”
经《财经》多方核实，周关押在提篮桥期间，一直在某监区严管队，狱方对其活动范围、接触的人都有严格限制，可以与他直接接触的管教干部，仅俞金宝一人。
据称，开始时周正毅还参加一些劳动，具体工作是包装肥皂，但没有几天他就厌烦了。“整天呆在俞的办公室，看电视，打电话。”知情人说，“以后，他被安排当图书管理员，其实也就是说一说而已，未必真的让他管理图书，那样的话接触面还更大。”
或许是因为要减少周的接触面，犯人们早晨5时半的出操周可以不参加；吃饭时别人都要排队打饭菜，周则由劳役犯人代劳。而同组犯人中，只有组长朱某和组员钱某被特许与之接触。提篮桥的监室面积很小，仅3.3平方米，要睡两三个人。但周一个人就独享一间囚室。服刑一段时间后，“周就干脆到俞的办公室里起居。那里空调、电视、DVD、音箱、冰箱、沙发，应有尽有。”知情人说。
周正毅身在监狱，与外界的联系除了电视和电话，还有亲朋故旧和下属的探监。一般犯人一个月有一次与亲人会见的机会，且有时间限制，一般都安排在监狱的“会见大厅”，负责管教的警官对每次会见均须记录和监控。但周正毅“会见”之频繁令人乍舌，有时高达每周八九次，且不在“会见大厅”进行――“在监狱开董事会”一说即源于此。
“这些都是严重违反规定的，不知道俞金宝是否进行过记录。无论从工作规范出发，还是从自我保护角度出发，他应该留下这些来访人员身份记录。”知情人称。
针对举报中反映周正毅带手机服刑，监狱一位警官说，周从看守所到监狱，一些个人物品都要暂时扣押保存，不可能把手机带进来，“如果他使用手机的话，我们认为他只可能是使用了俞的手机。”
“对周正毅的这些特殊待遇，不是俞金宝这样的管教干部可以提供的。监狱长都没有这个权力。”提篮桥监狱警官说。
上海市监狱总医院的医官们说，当初周还在市公安局看守所时，“每次来看病，我们事先就得到通知，所有其他的病犯门诊全部停诊，就为周一个人服务。”而周所谓的“病”， 往往不过是些伤风、感冒而已。
通缉令
自今年5月26日出狱后，以往风头甚健的周正毅就此杳无音信。
他的上一次高调亮相，是在2003年5月25日。当天下午，周正毅在上海龙柏饭店会见来自北京某官方媒体集团的主要负责人。在近一小时的会谈中，周豪气冲天，自称资产有400亿元，除可提供1亿元合资成立传媒投资公司，另可提供10亿元的现金“运作”。
第二天深夜，周正毅即被带走，此后三年失去自由。周被带走后的第六天，2003年6月1日，香港廉政公署从港岛一处豪宅中带走了他的妻子毛玉萍。
毛玉萍案的调查耗时长久，直至2005年8月方始在香港湾仔区域法院正式开庭。法院于今年1月16日宣判：原香港上市公司上海地产（香港交易所代码：0067，已除牌）总经理毛玉萍，因串谋造市、串谋诈骗中银香港及串谋妨碍司法公正三项罪名，被判入狱三年半。
上海地产，系周正毅夫妇曾经掌控的最大上市公司。周于2002年5月事业最颠峰时，斥资15亿港元，从李嘉诚旗下的和黄以及爱立信等公司手中收购上市公司建联通，更名为上海地产。
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下称中银香港）为周正毅此次收购，提供了高达21.6亿港元的过桥贷款。事后，正是因为这桩交易及贷款涉嫌违规，最终引发了“周正毅王国”的崩溃。
中银香港在贷款协议的附加条款中注明，周正毅须将上海地产股份作为抵押，如抵押股票总值的六折低于贷款额，则周须向中银香港支付抵押差价。按照周在上海地产的持股量折算，上海地产每股价格最低要维持在0.58港元。
香港廉署指控，毛玉萍自2002年6月至2003年5月间，通过12人名下的43个账户，在13家证券公司买卖上海地产股票，制造交易活跃假相，以维持股价在0.58港元的“安全线”之上。
2003年5月26日，周正毅被拘；5月30日，上海地产股价跌至0.40港元。中银香港决定从周正毅银行存款中提取5000万港元，以抵消部分欠款。上海地产的造市活动亦到此结束。
今年4月，已在香港服刑的毛玉萍再被指控12项诈骗罪名，并被香港区域法院判刑32个月。新增刑期中，有16个月与原来的刑期同期执行，毛需服刑合共58个月。
内地、香港对周正毅夫妇二人的司法追究，一直不曾交叉。这或许是因为2003年6月前后，周、毛二人已是分处上海、香港两地，失去自由。
在香港，廉政公署在调查毛玉萍操纵上海地产股价时，并未追究身为上海地产董事长的周正毅的责任；而在上海，检察机关对周正毅的指控，则针对其在1999年至2003年5月间操纵上市公司徐工科技（深圳交易所代码：000425），以及虚报上海农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两项指控均与中银香港贷款案、上海地产造市案无丝毫关联。
但在2005年9月，香港廉署曾经通缉周正毅，控罪为“串谋诈骗”。此时的周正在上海服刑，而提篮桥监狱正准备提交他的减刑报告。可能正是由于香港廉署的通缉，周正毅未获减刑释放。
如今，香港廉署网站上仍挂有对周的通缉令。通缉令称，“周正毅因涉嫌串同其他人士诈骗香港一上市公司股东而被通缉。这宗串谋诈骗案发生于2001年10月至2003年5月期间，周及其同谋涉嫌在该上市公司的收购交易中不诚实地诱使公司股东接受较低的收购价。”
在接受《财经》记者电话问讯时，香港廉署未予透露通缉令所涉案由的详情，仅表示，廉署是根据香港律政司的建议，于2005年9月将周正毅列入通缉名单。
有消息称，周正毅本人已于今年5月26日上午8时，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办理了出狱手续。周出狱当天，大批记者自凌晨起即在监狱门口守候，苦等一日，但不曾见周氏身影。至今，外界难知其行踪。
另悉,近日上海多名拆迁户又联署致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举报刚出狱不久的周正毅在上海静安区“东八块”土地交易中涉嫌合同诈骗及投资瞒税,要求全面追究周所犯罪行。此信在网络与海外媒体刊出,如今已传得沸沸扬扬。
观察人士看来，已走完环评手续并通过环保审批、却因居民抗议环境污染而被迫撤离的国轩高科，此番“净身出沪”，折射出环评之尴尬局面。
时代周报记者从权威渠道获知，松江有关部门正邀请第三方环评机构对国轩高科这一项目再作环评，以审视此前环评的程序与结论。第一次环评给出的结论曾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能够得到较好的统一；第二次是：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项目可行。
此前官方认定的可行性也未获公众认同，电池基地项目周边的35个社区通过多种渠道表达了否定项目的意愿。
5月27日，上海市松江区工业管委会副主任余雪林笃定地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已经定了，不可能再恢复。”国轩高科在沪投建华东最大锂电池厂的梦想似已破灭。
尽管如此，已宣称停建年产50亿元松江电池项目的国轩高科，仍摆下一盘以退为进的棋阵—抢夺上海电动汽车市场。“市场还在我们手里，我们要的是市场。”国轩高科副总徐兴无心有不甘地说。
尴尬环评：公众未有否决权
国轩高科的电池项目早于2011年年初即已基本确定。今年初，国轩高科旗下上海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国轩”）的松江锂电池基地建设项目获批，投建地点位于上海市松江区小昆山镇，占地面积140亩，项目总投资10亿元，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将达50亿元，主要建设内容为“年产2亿安时的电芯生产线与年产5亿安时PACK线”。
而在4月24日，3000名上海市松江区居民走上街头，参与“绿丝带”签名活动以抗议上述项目污染周边环境，部分居民甚至前往松江区政府发出抗议。
早在公众抗议之前，上海国轩并未跌倒在环保审批的门槛之下，其先后于2012年9月和11月进行过两次网上环保公示，当时反对者寥寥，两次公示结果也均未否定项目的可行性。
曾参与此项目环评的上海化工研究院工程师汤宗余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两次网上公示并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公示结束后，我们开展了现场问卷调查，在以该项目为中心3公里范围内的环境敏感点内选取调查对象，共发放150份公众问卷调查表，2%反对。”
“现在重新去做环评公众的参与的话，反对的就多了，”参与上海国轩项目的上海化工研究院林政友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现在一听电池两个字公众就有敏感反应，这是一个舆论氛围的问题。
离项目地址约1.8公里、人口有3500人的住宅小区复地翠堤苑的居民们选择在社区论坛发出抗议声浪，并呼吁联名就环评出具的“只有2%的被调查者表示反对本项目建设”提出公开质疑。
“如果处理不好，将对地区的水源、生态系统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上海日泛塑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杜重辉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一环评执业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道出国轩高科遭遇环评难题的尴尬：公众有参与权，包括知情权、建议权，合理要求被答复的权利，但没否决权。
扩张野心：抢占上海滩
即便此番与居民暂时博弈失败，早在2006年就已进入电动汽车行业的国轩高科，未来显然不会放弃上海市场。如今，新能源电动汽车市场日渐被视为未来发财之路，国轩高科势必会和上海比亚迪、索锂科技恒动汽车电池等其他车用锂电池生产企业争夺这块蛋糕。
“国轩高科虽有合肥‘大营’市场支撑，但尚不足以在国内市场独占鳌头。进军上海市场，与汽车龙头企业上汽合作才是王道。”熟悉国轩高科的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
早在上海世博会期间，国轩高科就与申沃在电动大巴项目进行过合作。这无疑让国轩高科增强了投资上海的信心，“依托上海的产业基础，我们希望能与本地企业有更多的合作，并成为上海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的一环”。
在上海，每辆新能源公交车可享受国家50万元和上海市政府60万元的补贴。此外，相关补贴规定市民在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时可获补助3万元/辆，纯电动乘用车可获补助4万元/辆。此外在车牌紧缺的情况下，上海能大手笔拿出每年2万个指标供新能源车牌照，亦为带动新能源汽车消费提供利好。
在财政补助与市场前景的刺激之下，国轩高科以其子公司上海国轩操盘，于2011年即开始投入电池领域。
“发展市场可以，但是不能有污染，无论是松江还是上海都付不起这个代价。”5月25日，居住在离电池项目基地2公里远的居民蒋文云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如果以后还有这个项目或者类似项目，当地居民还是要有反对行动的。”
“电池基地项目不可能再恢复，已经定了。”5月27日，上海市松江区工业管委会副主任余雪林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忧患营收：吃财政补贴
成立于2006年的国轩高科以生产锂电池为主营业务，属于新能源电动汽车产业链的一环，在进驻上海前一直在安徽合肥从事研发生产，主要依赖安徽省内江淮汽车、安凯客车的订单运营。
让国轩高科初尝电动汽车市场盈利甜头的年份是2010年。当时国轩高科被列入合肥市“十城千辆”电动汽车示范运营主要实施单位之一，江淮汽车等相继将新能源电动车投入量产，给予电池供应商国轩高科莫大刺激。
2012年江淮汽车新能源电动车虽只销售2415台，但却获得惊人的政府补贴—补贴款达到1.30亿元。
国轩高科的“大客户”安凯客车同样从补贴中获益匪浅，其“纯电动客车全新车型技术开发项目”入围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工程财政奖励范围，获得奖励资金总额达8000万元。而安凯客车还有极其稳定的客户订单，合肥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在今年1月30日已与其签署购买新能源客车150辆的合同，合同总价款高达2.08亿元。此外，已于今年2月建立了国内首家纯电动公交公司的安徽国科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2012年也为安凯客车提供了2.05亿元的营业收入。
拥有江淮汽车、安凯客车这样的“大客户”后，作为主要电池供应商的国轩高科自然免不了分一杯羹。安凯客车去年向国轩高科采购的金额总数达1.12亿元，占年度采购总额的3.38%，超过发动机供应商潍柴动力，后者全年采购总额只有7993万元。
“实事求是讲，目前公司的主要盈利间接来源于政府补助及订单，合肥占据较大份额，无论上海项目结果怎样，我们不想丢掉大本营。”国轩高科一项目负责人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国轩高科显然也明白，新能源电动汽车的市场在未来，当下在于政府补助红利。“十年来，国内电池生产企业没有一家盈利。”中国电池工业协会副理事长王敬忠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所有的财政补贴直接给汽车生产企业，电池制造商只能拿订单，成本太高。没有雄厚资金支持，一两年就玩不转了，很多小企业有投入无产出，血本无归。”
自走红以来，周立波凭一张嘴让广大观众记住了他，但也因为他这张嘴，招来无数非议。他自认为他是“不想虚伪随意让人骂”，也向来敢于和网友对骂，“他们认为我膨胀了，那是他们不知道我的容量。我有超强的心理承受能力。许多文化名人不上网为什么？因为他们怕看到自己的负面新闻。但我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电脑搜索百度周立波，啪，啪。又有一条骂我的，哎，这个不错，我的内心足够强大。被骂也是公众人物的一种附加待遇。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与其因城府而得到赞美，不如以真实笑迎谩骂。让暴风雨来得更具体一些吧！波波伤得起！”这是周立波的宣言。
“自豪是有资本的，有一种牛叉叫没办法”
有人调侃说：“看周立波的演出要带止痛片去，否则笑死人不偿命。”某次在电视上，《007》的主题曲响起，发蜡将“头势”打得精光锃亮，身穿无尾礼服登台，这就是周立波。演出中他不换装，不休息，一个人，一张嘴，一个提示夹，撑起了一台海派清口表演。周立波得意：“自豪是有资本的，有一种牛叉叫没办法。”
周立波拥有有故事的人生，他1981年进入上海滑稽剧团，师从上海曲艺界暨滑稽界元老周柏春，成名于上世纪80年代末。1990年，23岁的周立波曾因误伤当时激烈反对他恋爱的女友父亲，导致其眼睛受伤而被判刑，曾在监狱里呆了205天。周立波曾被判限期偿还495万元的债务，曾身陷“虐妻、吸毒、重婚、傍富婆”的绯闻门。他下过海，经过商，出过国，最终又选择回到舞台上，在前辈王汝刚、严顺开以及好友关栋天、孙徐春等鼓励下，他再次鼓起勇气登上舞台。
周立波独创的海派清口中既有评书、小品的影子，更有脱口秀、独角戏即兴活口的特色。像“笑侃30年”昔日草绿军装、喇叭裤、爆炸头、上海电信博物馆中觅到的老式公用电话和砖头大哥大、“有车一族”珍藏的自行车票等珍贵旧物件，都在台上一一重现。看过周立波表演的观众，尤其是上海人，对他极为推崇，因为他把“上海人”这种群体观察得淋漓尽致，一语中的。专家称赞：“充满笑声却处处蕴涵哲理的噱头，已不再是昔日的小市民滑稽，而进入了既适合老上海人又使新上海人折服的大滑稽境界。”因此周立波的演出总是一票难求，曾经出现过280元的票被黄牛党炒到3000块钱的现象。这造就了周立波强烈的自豪感，以及如今对自身话语权的反思。
“历史上经济越萧条，电影越繁盛。上世纪20年代末，人们即使排队领救济，也会挤出几枚硬币，去买票观看疯狂喜剧、热闹歌舞片以及秀兰·邓波儿的甜美脸蛋。笑侃民生的海派清口，同样有当年好莱坞喜剧的疗伤效果，能帮助观众笑向未来，忘却忧愁。”周立波说。
但是在上海之外，周立波的某些言论却饱受争议，例如他与宁财神的“咖啡”与“大蒜”的土洋之辩，例如他和赵本山、郭德纲的南北差异，例如他与关栋天的“掰面”和自己的单飞，例如他对地域性的观念以及创作上长期用地域性做文章引发的争论，以及关于他的喜剧能否走出大上海面向全中国的担忧。
而对于如今的各种争议，周立波自有一套奇怪的逻辑，他说：“我和很多传统曲艺演员不同，他们还都在传统中打转，我毕竟做了十几年生意，我希望把我生意场上的经验和大家分享，我想宣扬一种普世的快乐哲学，在如今社会压力大的情况下，应该怎样去寻找快乐。”
对话周立波
记者：很多人喜欢你，但讨厌你的人也不少。作为一个争议人物，你如何给自己下个定义？
周立波：我这个人是没有可比性的。我并不是一个艺人，但我曾经是一个很伟大的上海滑稽演员，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就是了。无论别人愿不愿意承认，都不影响这个事实。我很会给自己定位，我现在把自己定位为海派清口创始人、独立艺术家周立波。海派清口创始人应该比较好理解。什么叫独立艺术家？就是不受任何机构或个人牵绊，我有自己独立的主张、独立的观点、独立的人格、独立的追求，有自成体系的理论，包括我独立支付养老金、失业保险金、公积金、医疗保险金，等等。
当今中国艺术家很多，但是很多不够权威，我是蛮另类的。我觉得艺术家在台上会把每次演出作为一次艺术的展示，但别人是把它视为工作，而我则把每一场演出视为一次享受。我再苦再累也不认为这是在工作，因为一谈到工作就会谈到利益，就会谈到投入和产出。我的投入和产出不能这样去衡量，早在两年前我就是全中国出场费最高的人了。
记者：很多人认为你就是—个划贲青。
周立波：我不是大愤青。愤青是我最看不起的，愤青是只有意见、没有建议的懦夫。我们社会上很多价值观现在都是被颠覆的，我在以我的方式进行梳理，然后努力去改变它。我不是个演员，演员们是在表演，而我是在表达。每一场演出，我都是在表达自己的价值观，都是在提建设性意见。我的建议对整个社会已经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可以举两个例子。国家两个法律法规的颁布，我想应该和《壹周立波秀》是有关系的。第一个是我在节目中建议有关部门出台相关规定，“凡矿工下井，必须由领导带队”，以遏制矿难频发。三个半月以后，这个规定颁布了。但有人说，那是巧合。好，那年“五一”期间，我又说“鉴于目前酒驾屡禁不止的现状，建议把酒驾纳入治安的刑法里面去”。结果一个半月以后就施行了。你说还是巧，那你们以后不要叫我周立波，叫我“周巧巧”好了。举这两个例子，说明我周立波的前瞻性与国家的主流价值观是吻合的。
记者：你是因为敢说真话，所以才特立独行？
周立波：我发现有这么一个现象，许多人自己在做坏事，却还在说这个社会怎么怎么坏。所以，说假话成了一种大家达成共识的潜规则。我作为公众人物，说了许多大家不愿意听的真话，其实大家心里是叫好的。
我很清楚我在说什么话，也不怕会带来什么后果。我不怕不是因为我有多拽，是因为我说的都是大家想说而又不敢说的真话。大家认为很多“尺度大的话”甚至已经到了风口浪尖上了，但没事。我敢说，海派清口从2006年来到这个世界上，《壹周立波秀》也这么长时间了，我没有说错过一个字。
记者：真没有人找过你麻烦？
周立波：从来没有。所以，许多人相当诧异：你的底线是什么？有关部门是否来关照过你？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我是没有底线的。其实我说的每句话，很多人都在说。只不过是，第一你们没有这个平台说，第二你们没有这个智慧说，第三你们没有这个水平说。
我记得在2010年，一年内我两次受到中央有关领导点名表扬。我说反腐倡廉，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我说党史，这些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所有东西，每一个字都是我自己的，这是我很自豪的地方，这也是大家所忽略和不知道的。
记者：你做慈善很高调，为什么会选择这种方式？
周立波：这是我个人的方式，我不过多考虑别人的感受，没必要。做好事为什么还要装呢？如果有人对以我家庭名义捐赠的善款感兴趣的话，想知道它是几位数，那我告诉你，我的收入和它是同位数。也就是说，你认为我的收入是8位数，我捐也捐了8位数。世界上有几个人敢这么牛×地说呢？
实际上，在国外，不管你的钱是怎么来的，只要你做慈善，所有的鲜花和掌声都是你的。但是在中国，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只要谁高调地做慈善，所有的板砖都拍上来了，而且还是匿名的。所以我和星云大师说这个事时，大师说让他们扔嘛，你不要管他。他们等于朝天吐痰，天不理会他，痰自落回他脸上。
记者：可是你说过，你的钱够了，不再想着挣钱了，那你拿什么来做慈善？你要往外给钱，肯定要先有进账才行。
周立波：不是这个概念。我不是像其他企业那么做，我们有个专门的公益基金，现在已有4000多万元，而且如果我想去募集的话，几分钟的事。在这里面，我只牵线就够了。我身边有一帮很厉害的好朋友，主要特征就是有钱、人好。
记者：没有钱的不跟他打交道？
周立波：我不是那么势利（笑）。比如，我成立基金时就说，捐500万以下的不要来。我和老婆结婚时，办的就是公益婚礼，收了300多万礼金善款，再加上原来的，每个人500万，几个人4000万就出来了。别人看都看不懂，认为怎么可能？最关键的不在于你有多少钱，而在于你有什么样的朋友。
记者：能和你交心的朋友多吗？
周立波：多啊。我现在也在跟你交心，因为我是个没有秘密的人，除非是你一点都不知道我。没有秘密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傻子，一种是超级自信的人，我就是后者。因为这个我经常碰到坏人（坑我），但我是可以干倒对方的，而且我都可以告诉你，一二三怎么干掉你的计划。我严格按照计划，干到第二点时，你可能就崩溃了。
记者：你就这样幸福地实现着自己的梦想？
周立波：我最大的幸福就是我从来不装，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让很多人实现梦想，真是这样，因为我早就够了。这个够不仅仅是财富，我现在有的是我可以很有尊严地活一辈子。随便在哪里，随便在祖国的哪里，在世界的哪里，我都可以很有尊严地去生活。
记者：你说最多5年就会退休，又拒招徒弟，海派清口怎么往下传承？
周立波：为什么要传承？我从来就没想过传的问题。不是每一段精彩都要传承的。用一句很荡气回肠的古文，可以表达我对传承问题的观点，就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我不苛求能够载入史册，但我必将成为一个传说。
记者：海派清口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给上海、江浙一带甚至更广范围的民众带来很多欢乐，你让它5年之后戛然而止，会不会有遗憾？
周立波：它如果是一种好的形式，一定会留下。
记者：可是，你连徒弟都不招，一点行动都没有，连意识都没有？
说到上海的名人，人们都说姚明是上海的高度，刘翔是上海的速度。而周立波却说自己是上海的“戆大”（沪语“笨蛋”的意思）！
从《笑侃三十年》、《笑侃大上海》到《我为财狂》，以及东方卫视为周立波量身打造的《壹周•立波秀》春节特别节目，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了南方观众特别是上海观众的热捧。这一系列的滑稽戏充满笑声却处处蕴涵哲理的噱头，已不再是昔日的小市民滑稽，而是既适合老上海人又使新上海人折服的大滑稽境界。
2011年4月刚刚举行的“沈灏与周立波的音乐”在上海音乐厅举办，清口与音乐好比绿茶与瓜子，形成爽口配搭，给观众带来奇妙感受。
不是娘娘腔，是大气
“在上海，上海男人如果打小孩，别人会觉得很娘娘腔；上海男人也不管钱，上海男人管钱的话也会被认为娘娘腔。”
小分头，黑西装，一个人，一张嘴，一个提示夹，两个小时，亦庄亦谐，点评时事，寓教于乐，台词更是充满了海派思维和丰富想象，“去年股市是脑充血，充发充发，就半身不遂了”，“这30年，2只轮子少了，4只轮子多了，原来坐出租的是大户，现在坐出租的算散户”……场场爆满，一票难求。他一个人撑起了一台海派清口表演，也大方的展现了上海人的“门槛精”。
在周立波看来，因着这份精明，上海人的确“与众不同”，可他也从不掩饰自己作为上海人而拥有的骄傲。“当年，中国哪个地方的人没吃过我们的大白兔奶糖，不想穿我们的的确凉衬衫？”
对于大家比较鄙视的上海人的精明和娘娘腔，周立波有自己的解读。“‘精’是上海人的优良传统，但并不至于遭受长久以来的‘另眼相看’，上海人有一套自己的规则。以前，同样是拿36块钱，上海人就是比别人过得好！同样的工资，上海人可以昨天一件白领头、今天一件格子领、明天一件蓝领子。”
“在上海，上海男人如果打小孩，别人会觉得很娘娘腔；上海男人也不管钱，上海男人管钱的话也会被认为娘娘腔。”在外地人眼里匪夷所思的行为，周立波却解释成上海男人的“大气”―― “家里你来管，外面我来撑”更像上海男人的味道，独特的味道。
“我认为，在全国范围内上海文化以前一直处于被扭曲的状态，在文艺作品中，说起上海人就是小气、精于算计，对其他地方的人不友善。其实不是这样的，在我的作品里，还原了上海人聪明、热情、能干的特点，因此会得到本地人的认同。上海人之所以这么捧我的场，那是我们有心灵上的共鸣，可以说，我为上海人、上海文化正了名。”
不是做作，是精致
“上海人是连一碗无面浇的光面，都是精工细作：下得软硬适中不粘牙入口爽滑的面条，注入熬得浓浓的稠稠的高汤，再刮入一垛汪汪的猪油，撒上一把滴绿的葱花，还冠以一个十分灿烂的名字――阳春面”
很多人都说周立波身上有一种上海“老克勒”的绅士和优雅，代表了一种独一无二的上海气质。周立波坦言，这种气息来自于父辈的传承，自己的上海老派风格“都是在姚慕双老师家里学的”。
周立波是地道的上海人，吃本帮菜、讲上海话，并且以“海派清口”做营生。对于从小长在上海的周立波，这个城市是他作品的源泉。
滑稽戏在周立波脑海中的印记恐怕比任何一个同龄上海人都要深刻。那个年头，滑稽戏在姚慕双、周柏春、王双庆、翁双杰等一大批老艺术家的活跃下，红火异常。
“当时大家都没有表演经验，看的就是真实反应，那一场考的是悲喜，在表现‘喜’的时候，我很出彩。考官让我描述一下我们家新添了彩色电视机，我说‘黑白分明’。考官又问 ：‘彩色电视机怎么是黑白分明呢?’我说：‘因为那天放的是黑白电影。”
这一句绝妙的回答，让周立波在上海滑稽戏剧团的第三轮面试中被严顺开破格录取，而其他人至少要经过六轮面试。
在位于襄阳南路、至今生机勃勃的上海滑稽剧团旧址――大可堂的洋房里，周立波开始了他的“狂欢”生活，也度过了人生中最幸福的三年――在老洋房幽暗的甬道里吓唬刚刚打水归来的师哥；用死去的小鸡让女搭档一天里尖叫3次……
关于青年时代的记忆则被锁在姚慕双老师家的大房子里，十七八岁的周立波在太仓路的姚家一住就是两年。在姚家，他知道了有家世的上海人家是什么样子的，也体验了上海世家的风范。
“每天一把藤椅，一本英汉字典，一包牡丹牌（当年沪上最高档的）香烟，两个小时可以一直维持一个姿势。”周立波每天就嗅着姚老师这不变的姿势所散发出来的上海味道。
周立波说：“从姚老师的四公子身上我了解了何谓‘上海小开’，比方裤缝要有一根筋，皮鞋要亮，手指甲缝不能有脏东西……也是他教会我如何花钱。我的生活很小资。”
在北方人眼中这种“做作”的生活方式其实也就是上海海派文化的特点――追求精细优雅。“上海人是连一碗无面浇的光面，都是精工细作：下得软硬适中不粘牙入口爽滑的面条，注入熬得浓浓的稠稠的高汤，再刮入一垛汪汪的猪油，撒上一把滴绿的葱花，还冠以一个十分灿烂的名字――阳春面。”上海人是连萝卜干也都要切成细细粒粒，放在热油锅里煸一煸，加点糖再加点毛豆笋干之类才入口的。对上海人讲，精致与市民生活是不矛盾的。周立波就秉承了上海人追求精致生活的遗传。正如他说：“生活不精致，哪能出现精致的作品？”
不是卖弄，是精神风貌
“头可断，可是头发不能乱。 血可流，皮鞋不能没有油”
“我从来没有苦过，最低潮的时候也没有很惨，我很遗憾没有像很多成功的人那样，有很悲凉的过去来煽情。我永远是过小资的日子，你从我的面孔看得出沧桑吗？看不出，我的言语当中也没有沧桑，讲到过去也没有流眼泪水。我是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的，你在台上就能看出我作为上海男人的自信。我在台上的东西，源自我的生活，我的生活是比较讲究的。”
一如上海老话“噱头噱只头，蹩脚蹩只脚”，周立波是很懂得这句家乡谚语，一头一脚做得十分到位用足心思，很符合上海传统的审美。每一场演出、每一次会，周立波总要梳着那个“头势老清爽”的改良奶油包头周立波的形象设计，穿着得体的西装，一对漆皮皮鞋试刮锃亮，和着吴侬软语。有人嘲笑这是标准上海小资男人的卖相。可这又有什么不好？有如英国的憨豆先生，一身粗麻呢西上装配棕绿色灯芯绒裤，一辆绿色的小排量汽车，一看就是典型的保守拘谨诚恐诚惶在大都会高生活指数下讨生活的小白领。
据说周立波的发型很费喱，而周立波的鞋油也和喱一样耗损率极高。“那个年代的上海做派，头发和皮鞋代表着一个上海男人的精神面貌，头发一油、皮鞋一亮，连腰板也挺直了！这印证了老上海人的一句话――‘头可断，可是头发不能乱。 血可流，皮鞋不能没有油’。”周立波这样的包装看似老派传统，却是海男性很经典的一个符号，更是是对观众的尊重，也有一种无声的约束这样一位先生台上一站，观众自然不会在台下嗑瓜子，呼朋唤友，大声接手机……
清口虽说形式独到，却需人生阅历作为积淀，这就需要不断充电，不断提高个人的综合素质。为了吸引更多的新上海人走进剧场，周立波每天坚持4小时读报、上网、看新闻，并随时把灵光一闪的绝妙好词记下来。他说：“没有智慧的滑稽只能与庸俗为伍。我想靠日复一日的修炼，把表演做到最好。”
这就是“很上海味道“的上海男人周立波。
周立波经典台词：
*股市怎么可能有专家呢？股市不可能有专家嘛！股市只有输家和赢家。
*记住！婚姻是套餐要吃一起吃，婚姻是通货，要去一道去。
*男人、女人结婚以后千万不要忘记浪漫，男人结婚前会送999朵玫瑰，结婚后不要只晓得打999只呼噜，情人节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送给自己太太一枝漂亮的玫瑰花，要知道一支玫瑰的精神价值对于女人而言远高于一颗参天大树，
*老婆相信老公，本身也是一种自信的表现！靠管是管不好的，婚姻的基础就是信任！没有信任的婚姻那就成了枷锁～是枷锁～迟早是会被粉碎的！
*孩子有自己的未来，不要把我们的未来强加给孩子，否则，他们将没有未来。
*一个人一定要有法律概念，要知道自己怎么保护自己，当然你懂了法律之后你不违法，那就是浪费了。
*鞠躬鞠这么长时间，不是想讨掌声，实际上我主要想让我大家检查一下我头势(头路)清楚伐。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农村有很多学校，墙上写着“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抬头一看，学校没房顶；还有的学校写着“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再一看墙上写了一个大大的“拆”字。
*有关部门规定，记者不得采访刚从井底下救上来的矿工，我觉得这样做是很对的。有一个浑身负伤的矿工刚刚被抬上来，一个记者就上去了：“请你说一下，你现在想干什么?”那矿工说：“我想吐。”
不过，这份华丽的成绩单，却给海信电器惹上了麻烦。7月7日，一则“莫须有”的海信骗取国家节能减排补贴的新闻，让海信电器陷入舆论的漩涡。从对海信诚信的拷问，上升到对其2011年财务数据的质疑。受此影响，7月9—11日，海信电器三个交易日股价下跌11.47%，流通市值瞬间蒸发了16亿元。
难道，高于行业平均增长水平的销售额，成倍增长的利润，真的存在水分？
业绩谜团
“在我看来，企业的任何行为，都是要盈利的。如果不盈利，还做什么企业呢？”做技术出身的周厚健，低调且务实，他告诉《英才》记者：“要盈利，对海信而言，就是把业务结构调整好，把产品结构调整好，把成本费用控制好，仅此而已。”
正当同类企业不惜以亏损的代价换取成长的时候，海信选择了“节衣缩食”的过日子，中信证券研究院胡雅丽认为：“海信电器取得如此规模的增长，与控制成本费用有关。2011年，公司的全年费用率同比下降了0.2%。”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内市场增长乏力的情况下，海信在开拓海外市场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去年，公司产品在美国市场与全国性连锁渠道建立了品牌战略合作关系，品牌销售收入突破1亿美元大关。海信电器实现海外营业收入约42.42亿元，同比增长3.69%。
在周厚健看来，做国外市场，无论是建立渠道也好，还是了解国外的消费需求，最重要的是建立海信的品牌：“对我们而言，海外销售最大的意义是建立品牌，只有这样，才能将这个市场做大。”
虽然2011年海信电器的海外品牌收益实现翻番，但周厚健并不十分满意：“在海外主流市场，品牌认可度并不是很高，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会慢慢做好。”
业内人士认为，成本费用和海外品牌销售这两方面还不足以支撑海信电器利润的高速增长，2011年，面板价格的降幅大于彩电售价的降幅，这给海信这样并不涉及面板制造的电视企业带来了利润增长的机遇。
业内人士对《英才》记者解释说，“在行业大势并不好的情况下，出现个别企业业绩增长并不奇怪。这表明，行业已经开始两级分化，国内的二、三线品牌已经遭受巨大的损失，一线品牌将开始抢占市场。”
很明显，海信电器凭借其彩电巨头的身份，抓住了市场的先机，创造了高于同行的业绩。海信集团上半年LED高端产品的销量、销售额增幅均在200%以上，集团利润同比增长12.8%。
质更重于数
虽然海信电器上半年业绩不错，但能否继续保住行业老大的位置却还是问号。
中国电子商会副秘书长陆刃波对《英才》记者表示，“在今年的彩电市场，TCL制订的销售目标为1520万台，而海信的销售目标为1000万台，海信能否保住其领先地位，值得怀疑。”
但是在周厚健心中，质更重于数。在整个海信集团的业务当中，智能电视是未来的一个核心。
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2011年，海信电视市场占有率为13%，而创维与长虹则同时以12%的占有率位居次席。
海信电器总经理刘洪新曾公开对媒体表示，国内电视市场处于垄断竞争阶段，七八家企业在竞争，而海信的期望是一骑绝尘，领先第二名“至少10个百分点”。
海信把希望寄托在利润更高的智能电视上。
“千万不要觉得智能电视是非常玄妙的事物，在我看来，智能的定义很简单，就两条，第一，能给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第二，消费者操作起来更简单。”对海信而言，用户体验是制胜的关键因素。
因此，做硬件出身的周厚健，对软件有了兴趣。当他看到，一款“愤怒的小鸟”的游戏让人疯狂后，他决意在智能电视的平台上创造一只“愤怒的小鸟。”
海信搭建起自己的云平台，在自己的应用商店里，应用程序超过1000种。面对开发者不多的情况，海信甚至不惜设置千万奖金吸引开发者进入电视应用领域。
业内分析人士认为：丰富的电视软件的出现，可以改进用户体验，在刺激电视销量的同时，也能使海信获得更多的增值收入。
周厚健坦言：“虽然目前产品的利润主要来自硬件，在未来，如果离开软件，可能一分钱都收不回来。”他看到的是智能电视视频应用、增值服务所呈现出的一片“蓝海”。
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2011年，海信智能电视在国内市场的销售量占有率为20.01%，排名第一。
低调收购
当《英才》记者对于软件开发会否成为海信的软肋而心生疑虑时，周厚健的语气自信而淡然：“好像现在大家一听到海信，就觉得是彩电，一说智能化就只是电视。而实际上，对于海信集团而言，智能电视肯定是智能化当中最重要的产品，但绝对不仅仅是它。”
“以我们的智能交通和智能商用为例：北京的城市交通所用的监控设备90%是海信，商场的结算系统，海信更是做到了市场第一，而这些产品，都是以软件为重的。”作为曾经的电视制造商，他考虑得更远。
鲜为人知的是，为提高研发实力，海信很早就开始收购与智能相关的小公司，而从2007年之后，海信更加紧了收购的频率。
2011年，海信收购了一家基于Android系统深度开发的加拿大公司，以备研发海信自己的智能电视操作系统。
同年，东莞新科电子的光通讯部门已经确定被青岛海信收购。
与此同时，周厚健向《英才》记者透露，还有更多的收购不为人知：“这两年，我们曾收购过数据通信业务、美国一家企业的光线业务。”在记者的追问下，周厚健的低调姿态仍然不改：“我们不是一个擅长做宣传的企业，说了这些不见得会对我们好，不说这些也不见得会影响业绩，所以我们选择低调。”
智能交通、智能商用、操作系统、数据通信、光线……这些看似关联度不大的业务，却都被纳入了海信智能化的版图中。对于业界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3C（Computer、Communication、ConsumerElectrics）融合理念，周厚健是忠诚的拥趸者。他坦言，为了实现三者真正的融合，在海信盈利的情况下，将与3C相关的产业建立起来，布局远端。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海信智能化的雏形，周厚健已经酝酿了十几年。
如围棋对弈需先布点一样，在智能化这个大棋盘上，海信早已开始布局。不过，与业内企业动辄斥资巨款的收购不同，周厚健的路数保守而隐秘。
但是，也有专家持怀疑态度。在陆刃波看来，海信收购的动作虽然频繁，但不足以撼动整个海信的业务格局。“只能说，这些收购，是战术上的小修小补，而非战略上的调整。”
对于这样的质疑，周厚健并不回避：“如果说，海信能有100个亿的现金，我也会收购大的企业。我希望我的企业能在平淡中获得发展，如果一次不恰当的收购，造成海信亏损，我宁可不冒这样的风险。”
发生事故的车辆为四川巴中运输公司客车，是一辆车号为Y69999的大型宇通客车，当时车上共有72人。这辆车是从四川开往上海方向去的，乘客主要是外出前往上海的打工者，
其中部分是妇女和儿童。27日凌晨5时许，当客车行至108国道距周至县城40公里处时翻入沟中，25人当场死亡。另有一名重伤员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
目前，46名伤员已分别送到周至县人民医院、周至县中医院、周至县镇东联合医院救治，西安市红会医院。受伤的5名婴幼儿也得到特殊护理。目前伤者病情基本稳定。
肇事司机暨车主已被警方监控
新华网西安11月27日电 （记者丁静、丁海涛）记者从西安市周至县交警队获悉，27日早晨在周至县境内肇事的客车司机暨车主李波已经在警方的监控之下。
据李波交代，他的车挂靠在四川巴中运输公司。26日中午12点30分，从四川通江汽车站出发。27日早晨行至108国道陕西周至段时，车前的挡风玻璃突然被山上滚落下来的石头砸中，他赶紧踩刹车，没想到路上有冰，车就翻到沟里。目前，有关的事故鉴定专家正在对事故原因做进一步的分析。
周至县交警队队长耶晓斌介绍说，24日秦岭山里下过一场大雪，公路结冰，再加上40公里处路段弯道特别多，行车十分危险。他和县公安局副局长刘焕龙乘坐的小轿车28日也因为路滑在回程路上撞到防护墩上，他们两人和司机都受了轻伤。
据现场一位长途客车司机介绍，早晨5点多钟，他路过这里，看到部分轻伤员从沟底爬上公路拦车求救，随即与另外一名过路司机找到公用电话向110报警。5点59分，周至县交警队赶往现场，随行的5辆救护车马上展开营救工作。
记者在周至县联合医院和周至县人民医院见到部分伤者。30岁的何光国与另两名同伴打算从家乡通江到上海打工，车祸发生时他正在睡梦中：“我一醒来就听见人的尖叫声、呻吟声已经响成一片。我都不知道咋回事，就看见旁边一个人的头被夹住了，血流了一身。”周光国的伤在膝盖，目前已经没有大碍。他说，车上大部分是通江老乡，很多都是夫妻俩带着孩子到上海去打工。
再聚首 兴奋
离纪念大会举行还有近1个小时，友谊会堂的贵宾厅内已经聚集了一群鹤发童颜的文艺界老前辈，其中包括上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们兴致盎然地攀谈着，这边厢：“你身体不错啊！”“我比你小10岁，还是你看起来年轻！”那边厢：“你比我年长吧？”“我属牛。”“我也属牛，我们同岁啊！”他们大都已八九十岁高龄，平日里一般休息在家，而今，为了这次纪念大会，他们或拄着拐杖或坐着轮椅欣然前来。当然，也有健步而来的。
“这个聚会很难得啊，很早就期盼这天快点到来了。他们在电话里问我，走得动吗？我赶忙说，走得动，不用车来接，我自己来。”音乐家田沛泽笑着告诉记者。坐在一旁的文艺理论家徐中玉也很兴奋，连说了两声高兴，这次见到了很多老朋友特别高兴。“一下子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就是很感慨，因为纪念会的机缘见到了很多好久不见的朋友，很开心。”大提琴演奏家钱挹珊激动地说。翻译家欧阳文彬今天穿了一身大红的毛衣，非常喜气，“接到文联召开60周年纪念大会的消息，我很兴奋，记得第一届文代会时，我们翻译界共有18名代表参加，我是其中之一。而今，除了北京的孙玮和我，其他人都已经不在了。”
60年前，在市长的亲切关怀下，由夏衍、巴金、于伶、贺绿汀、冯雪峰、梅兰芳、周信芳等老一辈文艺家发起，以“团结、创造”为主题，上海召开了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上海市文联的成立。据悉，当年出席“上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共531名，这些代表亲历了上海市文联成立、成长的历程，为上海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今，经过多方面的查找、核对，到目前为止，尚有56位代表健在，其中很多代表年事已高，身体欠妥，无法参加这次纪念大会。最终，秦怡、周小燕、朱践耳、吴宗锡、徐中玉、洪谟、欧阳文彬、郑德仁、孙毅、钱挹珊、田沛泽、张文耀等十二位老艺术家出席了会议。借着文联60周年纪念大会的机会，老艺术家们再次聚首，谈故友，聊近况，无不感慨万千。
忆往昔感怀
时间会侵蚀记忆，然而上海首届文代会的代表们依然很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1950年7月24日至29日，上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举行。”低音钢琴演奏家郑德仁回忆道，“当时是在解放剧场，环境设施很差，但是气氛很热烈，周信芳、梅兰芳等都来了。大会的高潮部分是，市长做了形势报告。记得刚上场他说，‘今天我来做客人，不多讲话，或者只讲半个小时’，但是后来他兴致渐浓，酣畅淋漓地作了4个多小时的报告，震动了上海文教界。”
翻译家欧阳文彬告诉记者：“当时参加文代会的主要有三批人，原先留守‘孤岛’的文艺工作者、来自大后方的文艺工作者，以及从解放区南下的文艺工作者，他们在党的重视、爱护知识分子政策的感召下，为着建设新中国这个伟大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体现了大团结。”
“记得60年前参加上海第一届文代会的日子里，我们刚刚接触新的生活、新的时代，充满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对新生活的憧憬，大家的热情都非常高涨，无论是听大会报告、还是参加小组讨论，都非常地认真，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新思想。在那时，文代会给代表们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文艺家要创作上取得成就，必须抓紧学习，提高觉悟，文艺要为新中国建设、为人民服务。”表演艺术家秦怡如是回忆。
朱践耳是上海音乐家协会原主席，也是上海市文联原主席，对于上海市文联60年所走的路，他感慨道：“60年风风雨雨，有顺途，也有弯路，有辉煌的成绩，也有坎坷曲折，这些都是我们的财富，也是我们民族进步的宝贵遗产。今天举行纪念大会，很有必要，意义非常重大。”
谈文联感激
在纪念大会上，《团结创造，开拓奋进――纪念上海市文联成立60周年》的专题片中出现了著名评弹演员余红仙为中央领导弹唱为诗词谱曲《蝶恋花・答李淑一》的情景，正坐在台下的余红仙分外激动。会后她告诉记者，当时她只有20岁。余红仙说，她很早参加了曲协，“正是在文联这个大家庭中，我们与各个协会有了更多的交流和学习。1961年，我们和音乐家合作，在前辈音乐家黄贻钧、司徒汉等人的精心编配下，弹词《蝶恋花》被搬上了交响合唱舞台。后来我弹唱的《蝶恋花》能传唱全国，这是与上海交响乐团的伴奏、上海合唱团数百人的伴唱分不开的。所以我感到，我们文联倡导的各协会大联合大协作应继续发扬。”
声乐教育家周小燕深有感触地说，“上海文联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家。60年来，我们在这个无比幸福、无比温暖、人才济济的大家庭里，下生活，去采风，向工农兵学习，不仅陶冶了情操，而且有了明确的生活和工作的目标。”
“把文艺送到工厂车间，送到农村田头，组织文艺工作者下基层、体验生活来丰富我们的创作，这一直是上海文联的传统。”原市文联党组书记吴宗锡谈到：“早在1951年，市文联就组织上海市文艺界治淮工作队，开赴安徽淮河。在安徽蚌埠地区，我们不仅用各种文艺形式宣传治淮意义，而且深入到基层，体验生活，吸取素材和养料进行创作，并马上排练演出，听取意见。”
儿童文学作家孙毅现年已88岁，当年他是作为“中国少年剧团”的老师和演员的代表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的。60多年创作生涯中，孙毅在儿童文学的童话、儿童剧、儿童诗中均有建树，特别是他退休后，积极投入到文联民协组织的历届儿歌比赛中，在悉心指导之余，还身体力行创作儿歌和山歌，成绩斐然，去年还得到总理亲笔来信鼓励。所以他说，正是有了文联这个组织，自己“这块已经烧得差不多的煤”还在继续发热。随后，他激动地吟诵即兴颂词：“文联花甲六十春，群英荟萃德艺馨，琴剧书画创造美，传授中华民族情。”
“有一次，我的一张唱片被放上了别人的照片，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到文联，权益处的同志立刻就帮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还连声说抱歉、抱歉，好像是他们做错了一样。”二胡演奏家闵惠芬很感激地说道，“所以文联就是我们家啊，我们遇到困难，碰到需要解决的事就去找他们，他们都非常热情地接待。”
瞻未来激昂
“我今年已经是89岁高龄了。常有人问我，最近两三年，您似乎更加忙碌了，每天的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我说，是的，人的一生都在追求中，活得越老，追求越多。因为老年人的角色少，我现在虽然很少拍戏了，但是还可以参加社会活动，还可以关注电影事业，所以我还需要学习新知识，接受新事物。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可以使我接触实际、了解社会、加强学习创造条件，使我年迈的双足尽可能地去跟上时代的步伐。”秦怡在纪念大会上激情满怀地说道，引起全场掌声雷动。会后，周小燕也表示，“60年的上海文联依然很年轻，依然充满着朝气和活力。所以94岁的我同样依然觉得自己的艺术源泉远远没有枯竭。我愿继续和这个大家庭在一起，为中国的音乐事业的繁荣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老艺术家们依然这般敬业，无不激励着不断涌现的后辈们。
纪念大会上，殷一璀指出，站在新的起点，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的文艺方向；要围绕工作大局，服务国际大都市建设，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文化服务；要坚持创新创造，不断推出精品力作；要改革体制机制，解放文化生产力；要加强文联自身建设，努力提高服务水平。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深入生活，潜心创作，不辜负时代和人民的重托。市文联要继承优良传统，发挥自身优势，根据形势任务和广大会员、人民群众的需求，创新工作方式、拓展工作领域，及时了解文艺工作者的所思所想、所需所求，真心实意地提供服务，努力建成各领域文艺工作者的温馨和谐之家，充分发挥党联系文艺工作者的桥梁纽带作用，为繁荣发展上海文化事业，推进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杨益萍在主旨发言最后谈到：“上海文联将进一步履行联络协调服务的职能，更好地团结文艺家，服务文艺家。上海文艺工作者一定会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团结一心，开拓奋进，努力打造更多更好的文艺精品，为人民奉献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在建设文化大都市的进程中，创造佳作纷呈群星璀璨的局面，谱写无愧前辈也无愧后人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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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60周年庆典系列活动的另一项工程，上海市文联组织各方面力量，编写编辑出版了三本庆典作品：
60周年纪念画册《前进中的上海文联》：收入了众多资料画面和珍贵镜头，反映了市文联成立60周年来促进上海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做出的成绩和贡献。
60周年纪念文集《我与文联》：记录了上海文艺家和文联工作人员60年来在参与各项活动和工作中与文联结下的不解之缘。
《艺术人生――我镜头中的艺术家祖忠人摄影作品集》：收录了长期从事文联摄影工作的祖忠人在与文艺家的接触中，捕捉到的他们生活和从艺照片240幅，生动、形象、亲切、感人地反映了文艺家们的风采。
第四届上海市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名单
陈少云上海京剧院一级演员，上海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刘英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副主任，上海音乐家协会理事
卢治平上海半岛版画工作室艺术主持，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
郑大圣上海电影集团二级导演，上海电影家协会理事
陈家年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院长，上海市舞蹈家协会副主席
张善夫上海三维应用摄影技术研究所所长，上海市摄影家协会常务理事
李守白上海守白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艺术总监，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
程海宝上海市马戏学校校长，上海市杂技艺术家协会主席
田明上海东方卫视总监，上海东方之星董事长
魏育青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副院长，上海翻译家协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