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30 08:03:05
争议一：“海派清口”是否会上春晚？
记者：朗昆导演在媒体上向你抛出了橄榄枝，有什么感想？
周立波：首先我感到很荣幸，其次如果有机会上春晚的话，我也不会以“海派清口”的方式进去，因为“海派清口”是只适合为上海人、新上海人和中国以外的上海人服务的。
记：以前想过上春晚吗？
周：曾经想过，但是后来戒了。文化的地域性很强，而且真的要考虑受众的感受。打个比方，北方人喜欢吃大蒜，上海人喜欢喝咖啡，我不喜欢大蒜，你吃给我看了，但并不意味着我一定要喝咖啡给你看。上海只占到全国1%的人口，凭什么一定要上春晚，让全国人民都来接受上海文化。
记：但是很多人对你都寄予了一种期望，希望你把海派文化带上春晚，你没有这种责任感吗？
周：就个人而言我不太愿意去，因为这会影响我现在的生活。
争议二：“海派清口”与滑稽戏是何关系？
记：你认为“海派清口”与滑稽戏有怎样本质的区别？
周：“海派清口”走的是幽默路线，不是滑稽路线，滑稽更多的是反常态的肢体动作，演员是被俯视的；幽默更多的是体现一种思想，是被人平视或者仰视的。我不屑于那种带有鄙视的笑声，我宣扬的是一种喜剧精神，追求的是观众走进剧场把笑声留下，把思考带回家。
记：你说“海派清口”是“滑稽戏中的交响乐”，怎么理解？
周：从来没有其他滑稽像我的“海派清口”一样谢幕时全体起立，有节奏地鼓掌，我会返场两次。我是一名滑稽演员，但滑稽目前被人跟庸俗划等号了，那么我就以滑稽的名义优雅吧！
记：虽然你努力在区分，但是你与滑稽总让人有“剪不断理还乱”之感。
周：我跟滑稽是永远分不开的，我本身是滑稽演员，而且现在所有我对幽默的理解、对喜剧的敏锐度都是滑稽这片土壤给我的，但海派清口和滑稽的粘联度确实已经不高了，正如怀特和现代波音飞机一样，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
记：撇开“海派清口”，作为一名滑稽演员，你不想为滑稽戏作点贡献吗？
周：如果不能成就有价值的改良，我情愿放弃。我希望滑稽的明天更灿烂，如果它还有明天的话，这是我的心声。
争议三：敢说敢做还是过于张扬？
记：在《笑侃三十年》中，你有很多调侃别人的说辞，不怕得罪人？
周：我觉得应该不会，被人关注也是一件好事，有人觉得很“嘲”，“嘲”是一种文化，我不谩骂。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听了都会觉得我的调侃是善意的。如果对方生气说明他没有涵养，当然我愿意为此道歉。
记：你的“海派清口”一票难求，为何不考虑搬上电视，让更多人观看？
周：“海派清口”是以销定产的运作方式，买不到可以等。而且我希望进剧场的观众都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记：如果有一天你想要招徒弟了，你有什么要求？
周：希望他是硕士以上的学历，很可能在哲学、中文和历史系中寻找。
“生活”，周立波的回答不时围绕着这个词，而且生活对他而言比事业更重要。也许透过他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比他直接回答问题更能接近真实的周立波。
光亮的头发，笔挺的西装，周立波往台上一站就是典型上海男人式的腔调和讲究。走下台，周立波也将自己的生活打理得精致而从容。“什么是从容？从容不是迫不及待地渴望得到，而是微笑着面对失去。”于是当周立波越来越红，出场费涨到10万元时，他选择的不是扩张而是收缩：控制上镜率，推掉所有的外邀演出，专注于“海派清口”的创作与演出。他希望每一季的演出都能成为一个开心的节日，余下的时间可以从容地享受生活。
曾为商人的周立波如今不出演也有足够的资本来“供养”他心目中的精致生活。不过周立波“红”得太凶猛，被寄予了很多厚望，质疑也随之而来。但周立波却这样认为：“生活不精致哪来精致的作品？”“我的艺术观是：为了你们开心，让我不开心，我不干这个事，只要我开心，你们肯定比我还开心。” 早年周立波经常一人驾车旅游，他喜欢在这种意识和环境的差异中寻找新的兴奋点。现在，周立波把这种生活方式与工作相结合。在做新的专场前，他会选择坐游轮在海上漂流一周。下船的那一刻定演讲稿，三天后演出。
在周立波眼里责任感和生活也是不矛盾的：“很多人无限度地上电视就是责任？无限度地扩张就是责任？文化要有本位主义，占据自己的领域，把它做深做透。”周立波打算50岁前告别舞台，60岁后回来，之后终老于舞台。因为曾经离开舞台的十年时间，给了他很多历练，他希望能再浸淫于生活，获得更多感悟。“在这段时间我可能会去云游，也可能会写书，现在没空闲写，而且搞文字的太多我不要去挤兑别人，因为我写出来的东西肯定会脱销的。”
每天周立波会看15份报纸，阅读4个小时，政治、经济、军事、体育等无所不关注。平时他会随身带一小本子，一碰到精彩语言就转用为“周氏语录”。“有人给过我一个头衔，‘口头文学家’。正常前提下，你听我说一段话，你就可以打出来出书了。比如：我说‘上海被迫开埠是不幸孕育辉煌’，‘火红年代是至今医学上无法解释的群体幻觉瘟疫’等等。”
周立波的生涯中有一段不愿重提的往事，这对当时作为演员的他来说是一场灾难，但是如今却成为了一笔无法掠夺、复制的财富。曾经的众多失败让周立波找到快乐的真谛，他发现90%的痛苦是自找的，他希望在海派清口中宣扬一种幽默快乐的生活状态。多年从商的经历让周立波真正潜入金融深海，重返舞台后，他还是捷昊投资公司23个董事之一，背靠一个由众多企业家、社会精英们组成的大团队，所以周立波能在众多银行家观众面前，理直气壮地抛出各个金融观点。
8月18日上午，上海提篮桥监狱召开干部会议。监狱党委书记于旭光和监狱长宣布，某监区教导员俞金宝因“严重违纪，严重违的工作纪律，被有关部门”。
狱警们哗然。56岁的俞金宝是他们中间普通的一名管教干部。“俞金宝为人忠厚，本不是一个多事的人。”一位狱警说，“如果不是因为那个人，他本可以安安稳稳做到退休的。”
此言所指“那个人”，就是曾在俞手下服刑的“上海首富”周正毅。
周正毅于2003年5月26日夜被刑拘，同年9月5日被上海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批捕；2004年5月19日在上海第一中级法院受审，6月1日被以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5天后，在提篮桥监狱工作了20余年、向来“默默无闻”的狱警俞金宝的个人命运，开始与这位上海滩的“大人物”交汇。
2004年6月26日，周正毅从上海市看守所转移至提篮桥监狱关押，剩余刑期一年零11个月。俞金宝被指派担任周的管教干部，实为专职看守。
“福祸相倚呀！两年前，他可是千挑万选被选中担任周正毅的管教干部的。有些同事还羡慕他，临老还有升职机会。”一位狱警有此感言。
周正毅已于今年5月26日刑满释放。时隔近三个月后，与其“朝夕相对”近两年的俞金宝被，个中委曲，引人关注。
38440号“邹振义”
知情人透露，周正毅收监后很长一段时间，许多提篮桥监狱的工作人员皆不知情。《监狱法》规定，收监需有三个法律文件，即判决书、执行通知书和结案登记表。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关于新收罪犯收押与分流的规定》第六条规定，由看守所移送监狱的法律文书，还应包括逮捕证、书副本、提押票、案犯身份卡等材料。但即便是提篮桥监狱狱政管理部门的负责人，也没有看到这些文件。
“那时外边都在传周正毅已经进了提篮桥，但我们在档案中查不到他的姓名和番号。”知情人说。一位资深警官透露，大多数监狱工作人员是在网络上看到香港的报道后，才知道周正毅即番号为“38440”的服刑犯人“邹振义”。“俞金宝这个人很忠厚，嘴巴很紧，我想这是上面选择他执行这项任务的原因。”
俞金宝自80年代初期即在提篮桥监狱工作，周正毅被移送提篮桥前，俞的身份是某监区中队长，正科级。周正毅入狱前数月，俞被提为副处级管教员。周入狱后不久，俞被正式任命为某监区教导员。
据俞金宝同事介绍，俞本人是“老三届”，动手能力极强，平时喜欢捣鼓小电器，在同事中享有名声，以前多被指派管理一些有技术特长的犯人。在同事们看来，俞被提拔为监区教导员，与管教周正毅这个特殊任务有关。“俞不是那种削尖脑袋往上爬的人，50多岁的人了。”
今年1月，作为司法监督机关的上海市检察院监所处接到举报，据称周正毅在押期间享受“特殊待遇”，遂召集提篮桥监狱方面的代表开会问询。
一位与会人士告诉记者，举报来自一些群众和人大代表。“检察院的同志问监狱方面的人：怎么有人反映周正毅在提篮桥照样吃香喝辣，还有‘大哥大’？”监狱方面回答：“对周正毅的教育管理，是管教干部俞金宝执行。他直接向刑务处副主任毛建平负责，由毛直接向监狱长汇报，其他人无从过问。”
之后，上海市检察院未予深究。但外界传闻至今不断。
“改造积极分子”
在俞金宝管教下，周正毅在狱中的表现，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版本。
从监狱的综合评分看，周正毅表现很好，有望减刑。根据上海市监狱管理局的《关于计分考核奖惩罪犯实施办法》，单月奖分10分以上的犯人可以评为“五好个人”。周正毅在押第一年，月均奖分近20分，全年奖分接近200分（初入狱的前两月不计分）。而全年奖分达180分以上，即可折算为两次立功加两次表扬。
所谓奖分，系根据服刑犯人的思想悔改、劳动超产、遵守纪律等因素，由管教干部打分，向狱政部门报告。狱政部门核查后，对表现突出的犯人，可向法院申请减刑。据透露，周正毅的奖分基本由“一对一帮教”的俞金宝说了算。
约在2005年9月，提篮桥监狱狱政处曾受命起草周正毅的减刑报告。按照周的高额奖分，他可以减刑一年至一年半。当时周的剩余刑期已不足九个月，若减刑报告获法院认可，周可立即获释。
“后来，由于香港廉政公署通缉周正毅，周的‘减刑计划’才没有启动。”据说一段时间里，是否为周减刑，颇使上海某些相关主事者头痛。
与高额奖分形成鲜明对比，有关举报信则反映了截然不同的场景。在一份举报周在狱中享受特殊待遇的材料中，举报者称：“周正毅可以在提篮桥监狱开董事会。”
提篮桥监狱一位警官告诉记者：“开董事会一说有些夸张。但周正毅在监狱里享有的待遇之好，我从警那么长时间都没见到过。以往一些‘风云人物’，比如徐景贤、王秀珍、李伟信等关进监狱后，用的都是真名，也一样要像普通犯人一样参加学习和劳动。”
经《财经》多方核实，周关押在提篮桥期间，一直在某监区严管队，狱方对其活动范围、接触的人都有严格限制，可以与他直接接触的管教干部，仅俞金宝一人。
据称，开始时周正毅还参加一些劳动，具体工作是包装肥皂，但没有几天他就厌烦了。“整天呆在俞的办公室，看电视，打电话。”知情人说，“以后，他被安排当图书管理员，其实也就是说一说而已，未必真的让他管理图书，那样的话接触面还更大。”
或许是因为要减少周的接触面，犯人们早晨5时半的出操周可以不参加；吃饭时别人都要排队打饭菜，周则由劳役犯人代劳。而同组犯人中，只有组长朱某和组员钱某被特许与之接触。提篮桥的监室面积很小，仅3.3平方米，要睡两三个人。但周一个人就独享一间囚室。服刑一段时间后，“周就干脆到俞的办公室里起居。那里空调、电视、DVD、音箱、冰箱、沙发，应有尽有。”知情人说。
周正毅身在监狱，与外界的联系除了电视和电话，还有亲朋故旧和下属的探监。一般犯人一个月有一次与亲人会见的机会，且有时间限制，一般都安排在监狱的“会见大厅”，负责管教的警官对每次会见均须记录和监控。但周正毅“会见”之频繁令人乍舌，有时高达每周八九次，且不在“会见大厅”进行――“在监狱开董事会”一说即源于此。
“这些都是严重违反规定的，不知道俞金宝是否进行过记录。无论从工作规范出发，还是从自我保护角度出发，他应该留下这些来访人员身份记录。”知情人称。
针对举报中反映周正毅带手机服刑，监狱一位警官说，周从看守所到监狱，一些个人物品都要暂时扣押保存，不可能把手机带进来，“如果他使用手机的话，我们认为他只可能是使用了俞的手机。”
“对周正毅的这些特殊待遇，不是俞金宝这样的管教干部可以提供的。监狱长都没有这个权力。”提篮桥监狱警官说。
上海市监狱总医院的医官们说，当初周还在市公安局看守所时，“每次来看病，我们事先就得到通知，所有其他的病犯门诊全部停诊，就为周一个人服务。”而周所谓的“病”， 往往不过是些伤风、感冒而已。
通缉令
自今年5月26日出狱后，以往风头甚健的周正毅就此杳无音信。
他的上一次高调亮相，是在2003年5月25日。当天下午，周正毅在上海龙柏饭店会见来自北京某官方媒体集团的主要负责人。在近一小时的会谈中，周豪气冲天，自称资产有400亿元，除可提供1亿元合资成立传媒投资公司，另可提供10亿元的现金“运作”。
第二天深夜，周正毅即被带走，此后三年失去自由。周被带走后的第六天，2003年6月1日，香港廉政公署从港岛一处豪宅中带走了他的妻子毛玉萍。
毛玉萍案的调查耗时长久，直至2005年8月方始在香港湾仔区域法院正式开庭。法院于今年1月16日宣判：原香港上市公司上海地产（香港交易所代码：0067，已除牌）总经理毛玉萍，因串谋造市、串谋诈骗中银香港及串谋妨碍司法公正三项罪名，被判入狱三年半。
上海地产，系周正毅夫妇曾经掌控的最大上市公司。周于2002年5月事业最颠峰时，斥资15亿港元，从李嘉诚旗下的和黄以及爱立信等公司手中收购上市公司建联通，更名为上海地产。
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下称中银香港）为周正毅此次收购，提供了高达21.6亿港元的过桥贷款。事后，正是因为这桩交易及贷款涉嫌违规，最终引发了“周正毅王国”的崩溃。
中银香港在贷款协议的附加条款中注明，周正毅须将上海地产股份作为抵押，如抵押股票总值的六折低于贷款额，则周须向中银香港支付抵押差价。按照周在上海地产的持股量折算，上海地产每股价格最低要维持在0.58港元。
香港廉署指控，毛玉萍自2002年6月至2003年5月间，通过12人名下的43个账户，在13家证券公司买卖上海地产股票，制造交易活跃假相，以维持股价在0.58港元的“安全线”之上。
2003年5月26日，周正毅被拘；5月30日，上海地产股价跌至0.40港元。中银香港决定从周正毅银行存款中提取5000万港元，以抵消部分欠款。上海地产的造市活动亦到此结束。
今年4月，已在香港服刑的毛玉萍再被指控12项诈骗罪名，并被香港区域法院判刑32个月。新增刑期中，有16个月与原来的刑期同期执行，毛需服刑合共58个月。
内地、香港对周正毅夫妇二人的司法追究，一直不曾交叉。这或许是因为2003年6月前后，周、毛二人已是分处上海、香港两地，失去自由。
在香港，廉政公署在调查毛玉萍操纵上海地产股价时，并未追究身为上海地产董事长的周正毅的责任；而在上海，检察机关对周正毅的指控，则针对其在1999年至2003年5月间操纵上市公司徐工科技（深圳交易所代码：000425），以及虚报上海农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两项指控均与中银香港贷款案、上海地产造市案无丝毫关联。
但在2005年9月，香港廉署曾经通缉周正毅，控罪为“串谋诈骗”。此时的周正在上海服刑，而提篮桥监狱正准备提交他的减刑报告。可能正是由于香港廉署的通缉，周正毅未获减刑释放。
如今，香港廉署网站上仍挂有对周的通缉令。通缉令称，“周正毅因涉嫌串同其他人士诈骗香港一上市公司股东而被通缉。这宗串谋诈骗案发生于2001年10月至2003年5月期间，周及其同谋涉嫌在该上市公司的收购交易中不诚实地诱使公司股东接受较低的收购价。”
在接受《财经》记者电话问讯时，香港廉署未予透露通缉令所涉案由的详情，仅表示，廉署是根据香港律政司的建议，于2005年9月将周正毅列入通缉名单。
有消息称，周正毅本人已于今年5月26日上午8时，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办理了出狱手续。周出狱当天，大批记者自凌晨起即在监狱门口守候，苦等一日，但不曾见周氏身影。至今，外界难知其行踪。
另悉,近日上海多名拆迁户又联署致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举报刚出狱不久的周正毅在上海静安区“东八块”土地交易中涉嫌合同诈骗及投资瞒税,要求全面追究周所犯罪行。此信在网络与海外媒体刊出,如今已传得沸沸扬扬。
周立波火了,真真正正地火了。记得今年4月第一次采访周立波时,他一再强调“要减少曝光率”,但是现今配音、主持、出书全面出击,忙得不亦乐乎,日前更是加盟了电影《唐伯虎点秋香2》。当记者质疑他“食言”时,周立波狡黠地回应:“我的曝光完全是被动曝光。”“你不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么?你不想做的事别人能强迫你?” “比如现在接受你的采访,我也是被动的,人家来采访你,大部分是善意的,媒体是不能得罪的啊!我现在娱乐节目都不上了,每个人每个阶段都有要做的事情。” 而合作者上海文广演艺中心总裁吴孝明这样解释:“周立波的根还是在舞台,他现在涉及出书、影视剧等别的方面,是使他能更好地掌握其他的兄弟艺术,从而为他的舞台艺术服务。”且不论是被动还是主动,周立波所引起的冲击波的波及面是越来越广了。国内各地的媒体前赴后继,北京的白领们在网上边看字幕边观赏周立波的演出,有澳大利亚华人为看周立波一家子打“飞的”赶回上海。国外的华人超市放上了周立波“海派清口”的碟片。影视明星们也纷纷捧场,毛阿敏在台下笑得花枝乱颤,陈冲上台做了抽奖嘉宾。而余秋雨、易中天、钱文忠等专家学者们也闻声而来,把“海派清口”上升为了学术研究对象。当然,更多的忙碌着的名人们买了碟,窝在家里自个偷着乐。陈丹青告诉本刊记者:“父亲在上海,说起,上海的几位老朋友,也说起。一看他头发梳得精光,我就欢喜。还没看过现场演出。据说一票难求。碟片看过三枚。从头笑到尾。带到纽约和母亲弟弟一起看,还是从头笑到尾。”
周立波俨然成了一种时尚,不看他演出似乎就OUT了。但更值得一提的是,周立波成了一种现象,一种在上海文化沉寞许久,传统艺术日渐衰落的反衬下分外亮眼的现象。当本刊记者就此话题,采访十多位各领域的名人时,他们谈兴颇浓。作家陆天明说,从北京刚回上海,家里所有的亲戚都向他推荐了周立波,他立刻买碟,看完很振奋,早就想在博客上抒发一下感慨了。陈丹青侃侃而谈之余,恳请将他的感受全文发表。周立波的火,挑起了众人各方面的思考,名人们也有太多的感触想借此表达吧!
周立波,政治钢丝上游走而红?
虽然周立波一再强调,他不开政治玩笑,他在阅读和梳理时事,不是单靠调侃政治人物卖票。但不可否认的是,周立波的红与此息息相关。但凡听过周立波笑侃系列的,无不对他惟妙惟肖模仿国内外领导人言行举止的片段记忆犹新,无不因他辛辣地讽刺那些社会上的丑陋现象而拍手称快。同时,有人惊叹,周立波怎么这么大胆?也有人感叹,怎么可能出现在上海?
陈丹青(著名画家):周立波的红是因为,一,谁看了手机短信会笑――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手机短信――谁就会喜欢周立波。二,自从“”到现在,四十多年来,全国哪个笑星直接说社会上人人知道的笑料(不管什么笑料)?三,私底下哪个人群不曾模仿国家领导人?全国哪个笑星在舞台上公开模仿国家领导人?四,东北的笑星为全国人民逗笑,地方上,就我所知,四川有笑星为全省人民逗笑。上海,三十多年没出真正的笑星了,蔡嘎亮前几年算是小范围火了一火,灭了,现在周立波出来,怎能不红?(记者:你认为谁在为周立波喝彩?为何为他喝彩?)我不确知什么上海观众在看周立波,肯定是老百姓吧,据说台底下也有官员。为何喝彩,还用说吗?讲真话。虽然是极有限的真话,但只要是真话,而且变成笑话,而且变成专业的演出,当然会喝彩。我不记得六十年来全中国任何一位笑星有这样一种本事、智慧、口锋,直接把大家再熟悉不过的社会问题、社会人物、政治问题、政治人物,顺口说出来,有效引起接连不断的哄堂大笑。虽然和我看过的英美笑星比,周立波只被允许动用社会素材的万分之一,但中国不是英美,一个上海人能够弄到这一步,我除了爆笑,没有别的办法。和周立波相比,赵本山小沈阳只能算是小丑、戏子。我非常喜欢赵大哥沈小弟,我喜欢所有天才的小丑和戏子,我喜欢他们胜于喜欢一个中国的作家或导演,但是今天,周立波远远比赵本山小沈阳有价值。他的价值不是他能逗笑,而是,他逗笑什么,他拿什么逗笑。
邓伟志(社会学家):周立波走红的原因,从客观上讲是两条:一、人们厌倦了老话、套话、空话,不爱听板起面孔念稿子。二、上海人喜欢风趣、幽默、轻松。在会场上已经很累了,在剧场里再听教条,累上加累。谁干呢?我认为周立波的最大价值是敢触及时事,敢触及政治。人是政治动物,触及了时事、政治就是拨动了心弦。过去,有人画了邓小平、漫画,引起轩然大波。并不反对画领袖漫画,可后来还是不见了领袖漫画。可惜啊!领袖漫画有助于缩短领袖与群众的距离。周敢学领袖腔调,也曾有人议论。我看都是小事一桩,相信今后更会把这类事视若等闲。
宗福先(著名编剧):“海派清口”毫无疑问是娱乐性节目,但在娱乐的包装下有相当敏锐的思想,覆盖了老百姓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生活有自己的观察、思考和见解。所以他的走红是有原因的,一方面出现了几乎独一无二的形式;另一方面,在新样式下全面扫描社会现实,也不回避相当敏感的社会问题,虽然是点到为止,但是就是这样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我觉得他的走红是必然的。我们一般说,北京人才谈国家大事,上海是一种商业文化,上海小市民对时事不感兴趣。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周立波的节目表明了上海人的另一面。周立波澄清了对上海人的误解,并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同时他的讲法里有相当程度的机智、幽默,所以人们会持续不断地关注。
周令飞(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主任委员、鲁迅长孙):周立波现象是自然而然会产生的现象。新的历史时期,人们对于很多社会现象的看法在不停地改变,他们希望得到更多的发言空间,更多对社会监督或者参与的空间。文化在怎样的环境里生存,公众如何参政议政,如何实行对政府对社会的监督,这是很大的一个课题。不管是踩线还是游走在某种意识形态的边缘,总有人会去触碰、冲撞。但是我也注意到周立波还是比较正面地表达观点,这恐怕也是在某种生态环境下必然采取的方式方法,当然最重要的是生存。不过从另一角度来说,用调侃的方式或讽刺幽默的方式来对时事做一些评论,这在西方或者一些发达国家是司空见惯的,甚至模仿、调侃国家领导人也非常常见,你可以看到很多关于他们的漫画、玩偶、批评、甚至言语挞伐。我听说上面好像对周立波表演中的这个部分仍然有些禁令和顾忌,有些“中式”的不适应,其实我觉得应该可以适度放宽一些啦,每个人通过一定的形式表达一些看法,这是公民的自由,现代的公众人物、国家公仆应该有这样的雅量吧。当然不能姑息恶意,纵容谩骂。我觉得周立波没有太过分,就是稍过分一点儿,那也是脱口秀表演形式的特征。
钱乃荣(语言学家):喜剧的灵魂就是幽默讽刺。面向当下,讲到时事,要幽默讽刺,就要得罪人,所以喜剧是一门得罪人的艺术。情景剧、滑稽戏如果都是好人好事,就很表面化和做作,大家也不要看。戏剧对人生总是有启发的,但不一定要指出来,让大家自己感受,喜剧中的有一种笑,就是观众对丑行鄙夷后发自内心的笑。同时,喜剧也是一门娱乐,人们都应以一种娱乐的心态去接受。表演者在情绪激昂自由表达时,往往会有些不全面,如果讽刺一旦遇上求全责备,一定要四平八稳,照顾各种利益,便只好认输,即使是鲁迅,也只好搁笔。为何后来滑稽戏越来越不生龙活虎,就是一个个段子像削苹果一样把皮削好了,修改好了放在那里,表演者脑子里都是条条框框,面对观众就无法自然流露。
张结海(心理学者):周立波给我的印象是,看上去很粗,其实心很细;看上去像小流氓,其实很有文化。周立波今天之所以能这么红,还是因为他有所创新,至少在中国有所创新,有一种政治上的调侃。赵本山在国外演出的时候,嘲笑弱势群体,结果受到了国外华人的抵制,在美国你骂布什,一点事也没有,但是调侃弱势群体,很可能有麻烦。
万峰(电台主播):周立波的演出很有现实意义,贴近现实生活。本来我心里还在想,上海话究竟能滑稽到哪里去,后来越往后看越乐,有些地方确实也调侃得比较深刻,比如把股市的混乱、股民的失落调侃得很到位,同时把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社会现象描绘得淋漓尽致,如打桩模子,深入到了老百姓生活中去,能勾起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的或温馨或悲哀或遗憾的回忆。此外,周立波调侃政治人物、调侃歌星也很有意思,未必有恶意,其实他调侃的事老百姓往往注意到了、感觉到了但说不出来,而周立波帮他们说出来了。就像我做节目,跟周立波演出有相似的地方,我就是替老百姓出出气,发泄发泄,骂骂官僚、腐败,骂骂那些不懂事的小青年,老百姓过瘾。我们就是把生活中的某些现象提炼出来,好好阐述、抨击、挖苦一下,老百姓很开心啊!当然,也有人替周立波担心,调侃政治人物弄不好要捅娄子,会不会被禁掉?我觉得,不要认为领导人就是神圣不可幽默的,身为人民的公仆,我们为什么不能监督、批评他们呢?我倒希望周立波可以再调侃得深刻一些。一个开明的政府,不至于把这些调侃当作反动吧!
陆天明(著名作家):我觉得一二十年来,曲艺是没落了,其中的一些样式成了“古董”,只有很少上了年纪的人在把玩。还有一些,受众面也越来越小,比如在北京,大概只有出租车司机出车时还在广播里听听评书。一度很火的相声没落最明显,虽然年年搞相声比赛,但仍然不见大的起色。相声原本是一种与民生、民心最为接近的民间艺术,这些年逐渐地变了味儿,离普通大众的生活越来越远,从相声中越来越找不到大众生存的感觉,变成了纯粹娱乐搞笑,不是讲些庸俗的笑料,就是相互间搞一些人身攻击,或者就是不断翻造那些老相声段子,用北京话说,挠人家胳肢窝强迫人家笑。相声和漫画一样,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讽刺艺术。当相声不能传达老百姓的心声,不能表现老百姓生存状态,不敢拿起讽刺的武器去表现当代众生相时,它必然就会逐渐地苍白无力了。近些年,北方的郭德纲,南方的周立波,这两个人的兴起恰恰说明中国需要通过某种艺术形式来传达老百姓对生活的看法和感受。郭德纲曾经受到那么多的排挤、打击,甚至不被曲艺界的大腕承认,但北方老百姓非常喜欢郭德纲,他还是“不可抗拒地”“非著名地”红了起来。周立波的火有很多原因,其中最主要一点,我认为和郭德纲一样,他把三十年来上海人、中国人生活的甘苦、痛痒用幽默、辛辣、坦率、诚恳、聪慧、火辣辣的语言表达出来,替老百姓说出了生活的感受。不要小看这一点。这正是他作品里最可贵,也是最难得的。也是这一二十年来被小说、诗歌、电影、歌舞等许多艺术作品丢失的。我是上海藉的北方人,我看了就感到很亲切。其实,他表达的这些东西,大家喝个老酒吃个饭,发发牢骚时都在说,但只有周立波敢拿到舞台上去说,并且升华成了艺术,这就非常了不起,也给我们所有搞文学艺术的人以重大启迪。要成为有生命力的艺术家,必须直面生活,成为人民和时代的代言者。这个观点其实是很“老生常谈”的了,但很有一段时间被我们中的很多人丢掉了。起码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尤其是这些年,小说、话剧、电影、音乐,一度萎靡,原因何在?不是眼睛向外,只吃外国饭,就是躲在张爱玲、沈从文阴影下过日子。就拿我这个故乡城市上海来说,三十年来她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一千多万新老上海人有着多少生活甘苦,但有几位艺术家能去直面这些东西呢?替他们说说当下的生活感受呢?而周立波就是抓住了这一点,这就是他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他的高明之处。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无数人在模仿小沈阳,但却很难模仿周立波,不是他的滑稽、他的口才、他那个腔调学不到,而是他直面生活的态度,很多人不敢也不想学。小沈阳好学。周立波难学。从这一点上来说,小沈阳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个艺人,周立波郭德纲却已经走进了艺术家的圈子。
有人因此说,一百年才出一个周立波,我觉得也还没到这个程度,不必那么着急地夸下如此海口。我看了周立波的第二张光碟就觉得他的锋芒弱了,生活气息思想力度大不如他的第一张光碟,好像他没在自己最可贵的地方继续下功夫,这是非常可惜的。郭德纲后来也有些后劲不足,忙于做主持,拍电视,炫耀票房。让我们来看看幽默大师卓别林,他当年当然也挣了不少钱,名气也是盖世的。但他始终没有让自己沉醉于商业利益中,没有为了取悦于观众而取悦观众,从小人物到法西斯头子希特勒,他的作品自始至终与时代、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褒善贬恶,对世上一切丑恶的现象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这恰恰是他天才的内核,才当得上“一百年出一个”的美誉。中国曲艺的没落,需要我们思考的正是这一点:为什么我们艺术家身上的那根针砭社会的“刺”变软弱了?为什么讽刺艺术在我们当代得不到应该有的发展?艺术家要尽自己的社会责任,社会也要允许艺术家身上长这么一根“刺”。这也是艺术样式决定的,如果讽刺幽默艺术不展现睿智、大气,没有了针砭时弊的功能,没有了疗救社会的动机,那么艺术和艺术家本身也都将失去应有的生命力。
记者:怎么想到要去调侃政治人物、批评一些社会现象?
周立波:我不喜欢歌功颂德,但是我又是在歌功颂德的年代里走过来的,哪怕我歌颂,我也以批评的方式表扬,这样可能人家记忆会更深刻。现在整个娱乐界太虚伪,虚伪到他们自己都不相信,我的快乐可能更真实一点。
记者:调侃政治在国内很少见,有传闻说上面有禁令。接下去的演出中,还会保持这个特色吗?
周立波:所谓禁与不禁,都是坊间传闻,实际上,从正规渠道从来没有听到过要禁。而且据我所知,中央的很多领导都看过,反响不错。对于我而言,我不是靠调侃领导人去卖票的,这只不过是我的一个特点。事实上,我感兴趣的是时事,如果时事包含了政治,那是碰巧,不是存心所为。我的“海派清口”永远是与时事同步的,我经常在改,比方说《我为财狂》第一场时,奥巴马访华是第一个事件,现在已经变成迪拜破产事件。我前20分钟都在谈新闻,后面才进入正题。我是科班出身,表演根本不存在问题,关键是我走出了很多演员的误区,他们永远在创作,是他们的误区;当我贴近时事的时候,时事就是我创作的源泉,所以我能够在短短一年时间,推出全新的三台戏。
记者:你能在台上自由发挥,是否说明中国已经具备了宽松的环境,只是大家不敢说而已。
周立波:一个强大的祖国不需要同一种声音,现在社会开放度很高。但是我表演的关键不是敢不敢的问题,而是会不会说的问题。敢和会是不一样的,敢是需要勇气的,会是需要智慧的,不是每个人都行的。比如我调侃贪官,2007年11月到2008年11月,党员干部犯罪案件十四万起,被处理人员十五万人,包括枪毙、、吃官司的。从绝对数来看,规模庞大。但我们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有七千多万党员,用十五万去除以七千万,比率是千分之二,世界上最顶级的品牌也允许有千分之三的报废率,所以我们的政党是全球报废率最低的政党。全世界这是周立波第一个提出的,是需要政治智慧的。我在调侃时心态很好,因为首先我是爱党爱社会的,我模仿的领导人都是我非常崇拜敬重的,除了个别以外,比如。我想伟人也是人,以周立波的方式去颂扬,有什么不好呢?
周立波的上海秘器
作家程乃姗说:“一如上海老话‘噱头噱只头,蹩脚蹩只脚’,周立波是很懂得这句家乡谚语的,一头一脚做得十分到位用足心思,很符合上海传统的审美。周立波的形象设计,是上海男性很经典的一个符号,他的发式甚至还有点老派,一对漆皮皮鞋擦刮锃亮。”当然,周立波的红除了他特地设计的标准上海小资男人的卖相外,更因为这个自称为“大上海主义者”的上海人,解开了上海的文化密码。
钱乃荣:周立波的红,我认为:一,他的“海派清口” 有很深厚的海派底蕴,谈的是上海市民关注的事情,反映了现实中的矛盾,比如房产、股市。二,周立波的清口阐述了上海的城市精神,上海对国家的贡献,大家包括很多领导听了都很有同感。三,周立波的表演里,用了生动自然的上海方言俗语,那些将地道方言俚语与情境相融合的地方,观众笑得最开心。实际上,方言语汇的丰富性和描绘事物动作的细腻性尤其适合于喜剧,方言越土、越纯、越地道,就越能体现其音韵美、乡土美、风格美,使喜剧的演出更火爆、更出彩、更成功。这种“地方风味小吃”,能满足人们寻新搜异、渴求刺激的猎奇心理,在观看时产生一种听觉感官的刺激愉悦,获得一种无以言状的心理满足。在他有时用普通话讲时,台下多次高呼希望他用上海话讲,可见他的上海现实和上海语料,只有用上海话才能表达得淋漓尽致,听众才感觉更舒服。
周虎(《理财周刊》总编):上海人的自信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周立波点燃过。我们忽然发现,原来上海话也可以这么好听地说出来,上海话可以这么生动,这么有魅力。我们的回忆也被周立波一点点挖掘出来,原来上海人的历史也这么有味道。
颜正安(美籍华裔画家、前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夫人):周立波的演出有水平。我觉得他的走红是依靠中老年对过去一段特殊经历的怀旧。他抓住了中老年这批观众的心理,把过去的生活描绘得栩栩如生,把那些久违了的甚至艰苦的事情用非常幽默的形式表达出来,这至少是近代上海继那些滑稽大师之后的第一人,很有吸引力。另外,上海是一个很国际化的都市,在外地人看来,上海人很有自我优越感,看不起外地人,甚至外国人,那我觉得笑侃系列中周立波关于上海人的自我嘲讽是蛮有气度的,是一种高级的幽默,能自嘲很不容易。上海人就是应该以这种自嘲的方式收拾收拾自己。周立波是上海人,从他嘴里讲出来的上海人的形象,上海人听着服贴,没有反感,即便有反感,确实有这么回事,也能让大家笑着接受。
记者:当初设计“海派清口”时,你就想好专打上海牌?
周立波:我是上海人,我也为自己是上海人而骄傲,抒发上海人的自豪感是我现在和将来永恒的主题。我也希望这种情结能带动新上海人。既然来到上海应该融入这座城市的文化,无需做一个旁观者,做一个旁观者早晚要走人的,包括有些人,在上海已经得到很多东西了,还说上海不好,那就不可爱了,对吧?上海作为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不是你说不好就不好的,其他城市可能找不到这种感觉。我在台上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奇怪了,经过本人的分析,说上海不好的地方,它的GDP都是上海的零头。”而且我们好像没怎么听上海人说其他的地方不好嘛。
记者:你认为其他地方的人对上海人有怎样的误解?
周立波:很多其他地方的人对上海的解读是错误的。比方说,我觉得上海人一点也不排外,但有些外地的朋友就特别地敏感。我和他说普通话,他说,怎么,你当我听不懂上海话?我一说上海话,他说,怎么,你欺负外地人?你稍微看看他,怎么,看不起我?你胸稍微挺一挺,他说你自傲;胸稍微瘪一瘪,他说你装傻。所以我说这不是上海人的问题,是你们的内心不够强大,对不对?你自己存在着一种文化自卑感,你让上海人怎么办?所以上海人做人很难的。
周立波不上春晚,甘做上海的“戆大”
姚明是上海的高度,刘翔是上海的速度,而周立波自称为“上海的戆大”(表示亲切)。最近周立波做了一件在一些人看来蛮“戆”的事情。11月,虎年春晚总导演、总策划、语言类节目总导演齐赴上海力邀周立波上春晚,但周立波婉拒了。是装腔作势?是有自知之明?还是出于战略考虑?
宗福先:我觉得周立波这样做有道理,不急于上春晚。从另一角度讲,现在的春晚的风格与“海派清口”并不完全吻合。上春晚是双刃剑,周立波头脑很清醒。陈丹青:有种。当然不去。春晚算什么?春晚是扼杀笑声摧残人性的舞台。希望周立波说到做到,不改主意。
杨绍林(上海话剧中心总经理):这是炒作,毫无疑问,周立波不需要上春晚。为何一定要把上春晚当作很高的一个境界呢?没有必要。重要的是上海人民接受他。
陆天明:周立波很聪明,是个典型的上海中年人。他没有得意忘形。他不上某些网民的当,去和郭德纲PK,更不像一些歌手和小品演员那样,拼命去争上春晚。任何艺术都有局限性,赵本山的刘老根在东北火得不得了,到了广州却没收视率,反而引起反感。“海派清口”一旦说普通话,起码我这个上海人就不爱听。在这一点上,周立波很清醒,他的“海派清口”说到底是种语言艺术。他的许多笑料都做在语言上。他的地盘就是吴语地区,离开了吴语的丰厚和独特,周立波要逊色一大半。所以,他不出上海是最聪明的做法。“草色遥看近却无”,就让那些北方人远远地看着周立波吧,周立波如果真正走近了他们,双方都会失望的。经验告诉我们,从广义的角度说,艺术家只有在母语地区,才能真正体会人的心态,表现出人很复杂微妙细致的内心情感。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无数艺术家出国,除了一些音乐家演奏家,有几个创作人员,包括导演、演员,在国外能真正取得好的发展的?少。极少。
万峰:我觉得他很聪明,没必要走出上海,其实他已经在华东,甚至全国很有影响了,这就够了。他的“海派清口”毕竟和相声、二人转不一样,相声是北京话,二人转带有东北口音,全国人民能听得懂,但是听得懂并不代表你就一定能理解它可乐在哪里,这就是语言、地域文化的局限性了。说句老实话,二人转你赵本山再怎么努力,也过不了长江,而且你必须俗,东北老百姓才能接受。我有时觉得小沈阳什么的是脑子坏掉了,跑到贵州、云南、浙江、福建是吃饱了撑的,他只能用外表的那种不男不女的装扮和肢体语言来逗乐,真正用语言逗乐,南方人未必听得出好处。同样周立波的演出主要是上海话,最多加百分之几的普通话,北方人谁能理解得了,你总不能打字幕吧。所以上春晚是吃力不讨好,我觉得周立波很聪明,完全不用去凑这个热闹。
邓伟志:不出上海,从一定角度讲是可取的。上海特色越鲜明,越不要离开土地;越不离开上海这片热土,海派特色越突出。正如外地喜欢的,上海不一定喜欢一样,上海喜欢的,外地也未必喜欢。要吸取中国一位小品名角到海外受华侨谩骂的教训。当然以后出几次外地,也无不可,让外地分享上海土特色也是上海人义不容辞的。
张结海:小沈阳上春晚一下火了,但不是任何人上春晚就一定火,还是有一定条件的。周立波的“守”就像营销里讲的,做专业,走小而强的路线。小而强不是精明而是高明的策略,跟一些上海人“小富即安”的想法不一样。精明只看眼前看局部,高明是指看得更宽更远。春晚是个机会,但是把握性有多大?如果不成熟时上春晚,没把握住,这个机会再也没有了。“守” 那恰恰是高明的做法,我想这也跟周立波做过生意有关系。包括取“海派清口”这个名字,很有名的大蒜咖啡的言论,我认为他有传播上的一个考虑,引发很多人去炒,这也是他的算计。但是周立波永远不走出去吗?我是不相信这一点的,我觉得他的如意算盘是,先在上海站稳脚跟之后再走出去。周立波迟早还是会考虑出去的,等待的时间不会很长,需要一个好时机。调侃领导人、模仿秀,其实凭这些内容可以出去的,还是有些吸引力的。其实小沈阳拿手的也就是点模仿秀。
记者:对于你不上春晚,有人觉得你没必要出上海,也有人觉得只是时机未到而已。老实说,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周立波:关键是档期,任何人小视春晚都是一种不真实的牛逼,没意义的。春晚肯定是很伟大的,不要说中国了,全世界有哪个演员敢小视春晚?春晚来叫你,你肯定是春心荡漾的。但人还是要对自己有一个评估,我不能为了上春晚和观众爽约,我的戏票已经订到明年3月了,而要上春晚需要很多排练时间,在技术上不具备这个条件,当这件事第一步已经没有可能性了,反过来再自己安慰自己,哦,不去也罢,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是这样两个层次的问题,而不是人家简单地说周立波拒绝春晚,那是对我不负责任的说法,说拒绝,那你绝对是在炒作。
记者:那我们来作个假设,如果没有档期的问题,你去不去?
周立波:还是觉得不是很合适。关键是时机不当,还有一个是自我认定的问题。
记者:具体怎么说?
周立波:因为我们广泛意义上把老百姓扁平化了,他们认为老百姓就是家长里短,老百姓就是赵本山,但他们忘了名人和领导人身上的“老百姓”属性。在娱乐这一块我们的盲区很大。我现在在做娱乐盲区的事情,我在为另一个阶级的老百姓服务,就是中产阶级,我自己的定位比较清晰。难道让周立波到春晚的舞台上去谈春播秋收吗?我没有这个生活体验,我没有资格去谈。
记者:“海派清口”主讲上海话是阻碍你出上海的原因吗?
周立波:我们一直在使用普通话交流,语言不是问题,只不过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出去。我们在做学术探讨时说,所谓的海派艺术,不要高声疾呼要扛大旗,要发扬光大,要走出去。我们要记住,城市文化在我们可见的未来,50年以内一直是小众的,因为我们中国90%是农村,农村是广阔的天地,所以我说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不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我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熟悉的是城市文化,而不是农村文化。当我带着一种所谓城市文化的烙印,走上春晚的舞台,给广大春晚的观众带来的只能是反感,抑或是不适应,这就是我的自我认定。这和所谓的周立波清高,包括网上说的周立波看不起农民无关。所以我说往深里面唠的话,这种出去完全是一种充满尊重的出去,因为人要考虑别人的感受,特别是上海这个族群是最自律的,上海人经常会想,哎呀,别人会怎么想。别的地方的人不一定会这么想。
记者:什么样的时机你认为可以去春晚了?
周立波:就我个人而言我没有很远大的理想,我觉得上海这一片做好就行了。
周立波的兴起与上海文化的落寞
著名“双字辈”滑稽演员童双春说:“以往,我们很羡慕东北出了个赵本山,北京出了个郭德纲,现在,上海终于出了个周立波,诞生了只属于上海这块土地的‘海派清口’。”一个“终于”道出了欣喜,也叹出了上海文化的落寞。
陈丹青:周立波让我想起有一种上海人还没死绝。希望上海不要撬动周立波。四川熊猫还剩多少?上海周立波只有一个。周立波的笑感神经,牵动的是上海早已丧失的市民精神和市民文化,甚至到“”前夕,上世纪六十年代,上海大小弄堂里到处都是业余周立波。(记者:你长居北京,周围的人对周立波是怎样的评价?)这里不太有人知道他。提起的,都喜欢。为什么要北京人评价?上海几十年来等着所谓“北京人”评价,还没等够吗?再说,北京早已不评价上海了。这些年上海有什么文艺人值得评价吗?除了周立波。
沈善增(作家、曲协理事):周立波的火爆是上海滑稽演员近些年来在创新方面努力明显不够所致。独脚戏、滑稽戏是上海土生土长的曲种、剧种,就在“”结束以后,滑稽还很火爆过一阵,在沪剧、越剧、评弹市场萎缩以后,滑稽还一枝独秀,现在终于也不行了。周立波现象证明,这个市场还是存在的,是没有高质量的受观众欢迎的滑稽戏去占领。其实,对滑稽的式微与前景的担忧在曲艺界早就是共识,周立波的贡献是行动起来,坚决走市场化道路,证明了观众的选择永远是对的。
蓝怀恩(男性文化研究作家,“乐活家族”创构者):“周立波现象”其实是我们创造的。和周立波同台对话的感觉是,一个有自己思路、不从众的公众人物,所以如何归类他已经不重要了,而是大家为什么一下子拱出了个“周立波现象”?说白了还是群众心理投射。他个人的才智和努力,不过是他生为“周立波”的社会角色而已,江山代有才人出,总在人类不甘平淡中,定会有人出类拔萃崛起,关键是,为什么此时此刻出了个这么号人物?
上海人原本就谨小慎微,只关心商业发展,跟京城动辄侃大山忧国忧民大不同,然而,近年渐衣食足繁华过后,还是得回归个体幸福,就会发现精神上趋于空虚,少了属于这个地域性而且具有人文含量的集体记忆反思。我移居上海近9年,始终觉得此地人文教育人口严重缺失,媒体传播素质滞后于京穗,想来还是跟上海人自恋性格局限有关,偏偏这个国际都会城市集结了各路精英,又是全国翘首以待之地,扼腕之余,也只好在饮食男女间先做文章了。
于是陡地像周立波这样拉开大旗,荤素有度的政治、经济、市井题材混炒在大家熟悉的人文历程中,的确讨巧又让人惊艳,相比于不登大堂的传统滑稽戏,周立波巧称“海派清口”,俨然自成一格,加上他本来就有博览习惯,信手拈来倒也游刃有余,坊间还难有望其项背者。他不红谁红?尤其在沪上最拿捏不准的讽喻内容,一如“笑侃30年”到了他的口里,变得谑而不虐,让习于市井小道的上海人,也觉得痛快了一番;又不会“犯上”,可说完全符合安全系数。
另一方面则是他抓准了滩头炒股、炒房风之盛,上海人冒不了大风险,炒股玩几把小的上上下下,不仅过了把瘾,也丰富了串门题材。而其骨子里的精明在炒上更是经典,这也和过去的“螺丝壳症候群”有关,无论如何,小日子得配套上像样的大壳。继而源于面子、实惠与攀比焦虑,自然第二套、第三套肯定是穷其物力要实现的,于是“我为财狂”专场,就极其形象地让阿拉们会心大笑了。
前面提到上海人的自恋性格,其实是摆荡在洋化不到位、京味儿赶不上的夹缝里而长久异化的结果,以至于普遍受到国人如桑拿般地冷嘲热讽又微妙崇尚的精神虐待下,不自觉地用优越感和势利眼武装自己。然而,近年眼看着北方娱乐大腕纷纷出头,而且还是一向不顶局面的二人转当道,试想,黄浦外滩如何能冷清?现在一家伙跑出个天纵英明的周立波,拿出去毫不逊色,还上档次,自然那股闷劲儿有了可聚焦的出口,这个场当然捧得顺理成章,周立波暴红也就不足为奇了。
人类文明全靠不断地自我反思,而能切中人心的也是通过反思后的成长精进,带来自我价值满足,西方“脱口秀”(talk show)之所以经年不衰,正是人性追求美善的过程需求。今天周立波究竟能在上海滩挺多久其实不重要,我们观众只要有品位地创造需求,就会有供应方出现,至于清口在笑声之外,最终是每个人开始反躬自省:在人文教育方面,我是不是个愚民?还是继续无知地被愚民?
记者:有人说,你现在的成功与整个滑稽界不景气有关,你怎么认为?
周立波:“海派清口”是衍生于滑稽戏,是从滑稽中走出来的呀。滑稽界是这样的,滑稽界现在很繁荣啊,但是有一种“繁荣”叫“没落”,有一种“没落”叫“繁荣”。具体怎么理解呢?滑稽界看起来很繁荣,但是我们概念中的滑稽戏时代,随着姚慕双周柏春的离去已经结束,这就叫有一种“没落”叫“繁荣”。那为什么说有一种“繁荣”叫“没落”呢,就像京剧,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海派清口”与海派文化
有人认为周立波只是一个滑稽演员,一个丑角,而有些人把他当作上海或上海人的代表,或认为周立波的红代表了海派文化开始崛起。不管外面怎么评论,或贬或褒或寄予厚望,周立波始终坚定自己的立场:“海派清口,我给它的定位就是小众艺术,本来海派文化在中国文化里就属于小众艺术,只要根植于上海就可以了。谁要发扬光大,谁要去扛大旗谁去扛。‘海派清口’的服务对象是中产阶级,我甘愿当一个上海中产阶级的快乐英雄。”
邓伟志:清口,丰富了海派文化,是上海文化的亮点。是不是上海代表?还要继续观察,这要听千百万人民的评价。再细说一番,代表是分类的,一个人只能是一个领域的代表,不可能样样都是代表。周立波是海派文化一方面军的代表,不是唯一。
宗福先:对舞台艺术表演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标志,达到了一个高峰,近几年来,上海演员引起全国关注的不多,周立波的出现让上海人为之振奋。但是谈到海派文化的崛起,那需要好多方面的好多个周立波共同出现。
周令飞:有些事情不必拔高也不必贬低,国内很多事情就是喜欢刻意地去拔高或者贬低。为什么呢?就是希望表一个态。本来只是一种文艺形式,但是刻意地泛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不是太好的事情。在过去的上海三十年代,文人之间该骂就骂,该捧就捧,很随性,很真,可现在好些事情太假太假了啦,还是抱以平常心比较好吧。既然上海标榜海派,那什么是海派?我觉得就是任何生物在这里都有他的位置,无论是沉在底下、漂在中间、还是浮在上面,没有谁排挤他,都有他合适自己发展的空间,而且有一定的秩序,不论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海派是上海独有的一种自然环境,不是人为可以去分配或者打破的。
宁财神(著名编剧):我觉得从天赋、审美,包括对喜剧的认识上,周立波比所有的滑稽戏演员要高出一个时代,这是不一样的,确实是比别人厉害很多。从整个能力上说,周立波是代表这个时代的人,就像郭德纲的鹤立鸡群一样,那种光芒是藏不住的,哪怕不炒他,他也会出来的。但是提到海派文化,现在海派哪还有文化,哪来崛起?起码是跑到其他地方演,票房也很好,影响到其他地方的人,光在上海本地演不行。周立波能代表的只是一部分新上海人。
张结海:单靠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复兴海派文化是无稽之谈。最近我们在对海派文化做一个研究,我们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老海派文化基本上已成历史,新海派文化正在形成,以后上海还能不能成为文化中心之一,需要看上海新一代能否形成自己的特色。
陈丹青:除了上海上世纪二十、三十、四十年代的文艺,哪有什么海派文化?你说一样给我听听?周立波不代表今天的上海,不代表二十多年来的上海――那是不断乏味继续乏味的上海――周立波是上海的侥幸,上海的意外,上海的一小部分记忆,上海泼辣人格的沧海遗珠,他代表那个消失的上海,代表从前的上海人――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出生的上海那一代,全倒了霉了,毁了,老了,暗下去了。六十年代出生的上海人,幸存一二类似周立波那样活泼的人格,根脉是在姚摹双周柏春。姚周二先生恐怕出生在上世纪头二十多年间吧,那是上海市民文化的黄金时代。至于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出生的小上海,和从前那个老上海彻底断了根了,不可能出现周立波,万一今后年轻苗子出现天才滑稽人,调笑的内容,调笑的方式,也不会是周立波一路了。倘若上海这六十年可以改写,哪止一个周立波。你看看伦敦纽约一线笑星有多少,夜夜客满,还有电视专线。
陆天明:我并不认为一个周立波火了,海派文化就开始振兴了。但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以为:第一,要给周立波和更多的艺术家充分的支持,让他们始终能保持对现实生活的鲜活和泼辣的姿态,让他们身上的那根“刺”不倒。周立波作品的讽刺性在上海能得到审查通过,这跟上海宽松的大环境有关。需要继续保持这种宽松,以等待其他领域的“周立波”出现,但现在是不是已经出现了这个迹象,还不好说。第二,周立波本人是否还能继续火下去,也还要“拭目以待”。票房并不能说明一切。张艺谋近些年拍的几部电影票房都不错,但能说它们都是好电影吗?周立波能不能火下去,并火在路子上,还要看他能否保持身上(心里)的那根“刺”,能不能为自己获取更丰厚的文化功底,去更深地开掘生活矿藏。为此,除了为他欢呼鼓掌,更需要做的,倒是冷静总结“周立波现象”里的经验得失,推广到其他领域,才能真正谈得上海派文化的振兴。这也是像我们这些生活在外地的“老上海人”的一点期待吧。无非是一孔之见而已。(记者:对于周立波公开表示不愿意扛起“海派文化”的大旗,你怎么看?)我不知道周立波说这个话是否发自内心。如果他真的不愿意,也不要苛求他。虽然四十多岁的他,饱经人生沧桑,已经不能算是“小荷”了,但初露“小尖”还是没几年嘛。而赵本山毕竟是经历多少年后才扛起了振兴二人转的旗帜。周立波离开过舞台,坐过牢,经历过商场风波,他其实就是个很实在的上海人,想过好日子的上海人。周立波能做到现在这样子已经影响海派文化了,让大家对海派文化刮目相看。二三十年来,上海在经济、科技方面在全国可算是只领头羊,但是在文化方面有什么领头的?现在出了一个周立波,起码要由衷地为他、为上海、为海派文化鼓鼓掌吧。
周立波撬动了观众市场?
上海曲艺家协会主席、著名滑稽演员王汝刚感叹到,平时独脚戏进社区也很受欢迎,但那都是免费请人家看的,周立波让老百姓心甘情愿地去掏钱看演出,这是值得大家思考的。吴孝明说:“周立波一个人从2009年1月到9月完成三千多万的票房,这在上海文化史上是没有的,乃至中国文化史上也是少见的。”那么,周立波是否撬动了上海的观众市场?
周虎:记得周立波说他刚复出时,向观众席望去,满眼都是白头发,他感到很凄凉。他希望自己能为更多的城市精英阶层和年轻人所接受。我们就劝他不用着急,你的定位是靠你的演出摸索出来的。现在他很享受“中国中产阶级的欢乐英雄”这么一个提法。他自己也经常说,海派清口即便通吃全国,但如果没有品位,不上档次,就一点也没用,只能剩下一堆廉价的笑声。周立波心态很好,对自己艺术的市场定位很清晰,现在逐渐把市场打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白领都喜欢看他的演出,很多不会说上海话的新上海人也都天天议论他。
杨绍林:周立波票房火爆这个现象是积极的,但并不代表全部,观众市场现在还处于培育阶段,黄金时期还没有到来。我们必须意识到,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最高层次是价值实现,生活在上海的每一个价值需求是不一样的,喜欢听昆曲的不一定喜欢卡拉OK,喜欢看话剧的不一定喜欢流行音乐,文化市场健康发展、良性运营需要多层次,文化真正的繁荣还是需要多元化,单靠一种形式很难做到,如果上海都是“清口”那是很恐怖的,就像大家都去炒房产,泡沫迟早会吹破的。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统计,从投资角度看,在百老汇做5个节目,只有1个是成功的,那么谁为亏本买单?我们不应只注重百老汇商业上的成功,应该更多关注创意是怎么产生的。文化市场的健康繁荣绝对不能一呼而上来对待,不能简单用票房得益率考虑。
自走红以来，周立波凭一张嘴让广大观众记住了他，但也因为他这张嘴，招来无数非议。他自认为他是“不想虚伪随意让人骂”，也向来敢于和网友对骂，“他们认为我膨胀了，那是他们不知道我的容量。我有超强的心理承受能力。许多文化名人不上网为什么？因为他们怕看到自己的负面新闻。但我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电脑搜索百度周立波，啪，啪。又有一条骂我的，哎，这个不错，我的内心足够强大。被骂也是公众人物的一种附加待遇。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与其因城府而得到赞美，不如以真实笑迎谩骂。让暴风雨来得更具体一些吧！波波伤得起！”这是周立波的宣言。
“自豪是有资本的，有一种牛叉叫没办法”
有人调侃说：“看周立波的演出要带止痛片去，否则笑死人不偿命。”某次在电视上，《007》的主题曲响起，发蜡将“头势”打得精光锃亮，身穿无尾礼服登台，这就是周立波。演出中他不换装，不休息，一个人，一张嘴，一个提示夹，撑起了一台海派清口表演。周立波得意：“自豪是有资本的，有一种牛叉叫没办法。”
周立波拥有有故事的人生，他1981年进入上海滑稽剧团，师从上海曲艺界暨滑稽界元老周柏春，成名于上世纪80年代末。1990年，23岁的周立波曾因误伤当时激烈反对他恋爱的女友父亲，导致其眼睛受伤而被判刑，曾在监狱里呆了205天。周立波曾被判限期偿还495万元的债务，曾身陷“虐妻、吸毒、重婚、傍富婆”的绯闻门。他下过海，经过商，出过国，最终又选择回到舞台上，在前辈王汝刚、严顺开以及好友关栋天、孙徐春等鼓励下，他再次鼓起勇气登上舞台。
周立波独创的海派清口中既有评书、小品的影子，更有脱口秀、独角戏即兴活口的特色。像“笑侃30年”昔日草绿军装、喇叭裤、爆炸头、上海电信博物馆中觅到的老式公用电话和砖头大哥大、“有车一族”珍藏的自行车票等珍贵旧物件，都在台上一一重现。看过周立波表演的观众，尤其是上海人，对他极为推崇，因为他把“上海人”这种群体观察得淋漓尽致，一语中的。专家称赞：“充满笑声却处处蕴涵哲理的噱头，已不再是昔日的小市民滑稽，而进入了既适合老上海人又使新上海人折服的大滑稽境界。”因此周立波的演出总是一票难求，曾经出现过280元的票被黄牛党炒到3000块钱的现象。这造就了周立波强烈的自豪感，以及如今对自身话语权的反思。
“历史上经济越萧条，电影越繁盛。上世纪20年代末，人们即使排队领救济，也会挤出几枚硬币，去买票观看疯狂喜剧、热闹歌舞片以及秀兰·邓波儿的甜美脸蛋。笑侃民生的海派清口，同样有当年好莱坞喜剧的疗伤效果，能帮助观众笑向未来，忘却忧愁。”周立波说。
但是在上海之外，周立波的某些言论却饱受争议，例如他与宁财神的“咖啡”与“大蒜”的土洋之辩，例如他和赵本山、郭德纲的南北差异，例如他与关栋天的“掰面”和自己的单飞，例如他对地域性的观念以及创作上长期用地域性做文章引发的争论，以及关于他的喜剧能否走出大上海面向全中国的担忧。
而对于如今的各种争议，周立波自有一套奇怪的逻辑，他说：“我和很多传统曲艺演员不同，他们还都在传统中打转，我毕竟做了十几年生意，我希望把我生意场上的经验和大家分享，我想宣扬一种普世的快乐哲学，在如今社会压力大的情况下，应该怎样去寻找快乐。”
对话周立波
记者：很多人喜欢你，但讨厌你的人也不少。作为一个争议人物，你如何给自己下个定义？
周立波：我这个人是没有可比性的。我并不是一个艺人，但我曾经是一个很伟大的上海滑稽演员，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就是了。无论别人愿不愿意承认，都不影响这个事实。我很会给自己定位，我现在把自己定位为海派清口创始人、独立艺术家周立波。海派清口创始人应该比较好理解。什么叫独立艺术家？就是不受任何机构或个人牵绊，我有自己独立的主张、独立的观点、独立的人格、独立的追求，有自成体系的理论，包括我独立支付养老金、失业保险金、公积金、医疗保险金，等等。
当今中国艺术家很多，但是很多不够权威，我是蛮另类的。我觉得艺术家在台上会把每次演出作为一次艺术的展示，但别人是把它视为工作，而我则把每一场演出视为一次享受。我再苦再累也不认为这是在工作，因为一谈到工作就会谈到利益，就会谈到投入和产出。我的投入和产出不能这样去衡量，早在两年前我就是全中国出场费最高的人了。
记者：很多人认为你就是—个划贲青。
周立波：我不是大愤青。愤青是我最看不起的，愤青是只有意见、没有建议的懦夫。我们社会上很多价值观现在都是被颠覆的，我在以我的方式进行梳理，然后努力去改变它。我不是个演员，演员们是在表演，而我是在表达。每一场演出，我都是在表达自己的价值观，都是在提建设性意见。我的建议对整个社会已经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可以举两个例子。国家两个法律法规的颁布，我想应该和《壹周立波秀》是有关系的。第一个是我在节目中建议有关部门出台相关规定，“凡矿工下井，必须由领导带队”，以遏制矿难频发。三个半月以后，这个规定颁布了。但有人说，那是巧合。好，那年“五一”期间，我又说“鉴于目前酒驾屡禁不止的现状，建议把酒驾纳入治安的刑法里面去”。结果一个半月以后就施行了。你说还是巧，那你们以后不要叫我周立波，叫我“周巧巧”好了。举这两个例子，说明我周立波的前瞻性与国家的主流价值观是吻合的。
记者：你是因为敢说真话，所以才特立独行？
周立波：我发现有这么一个现象，许多人自己在做坏事，却还在说这个社会怎么怎么坏。所以，说假话成了一种大家达成共识的潜规则。我作为公众人物，说了许多大家不愿意听的真话，其实大家心里是叫好的。
我很清楚我在说什么话，也不怕会带来什么后果。我不怕不是因为我有多拽，是因为我说的都是大家想说而又不敢说的真话。大家认为很多“尺度大的话”甚至已经到了风口浪尖上了，但没事。我敢说，海派清口从2006年来到这个世界上，《壹周立波秀》也这么长时间了，我没有说错过一个字。
记者：真没有人找过你麻烦？
周立波：从来没有。所以，许多人相当诧异：你的底线是什么？有关部门是否来关照过你？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我是没有底线的。其实我说的每句话，很多人都在说。只不过是，第一你们没有这个平台说，第二你们没有这个智慧说，第三你们没有这个水平说。
我记得在2010年，一年内我两次受到中央有关领导点名表扬。我说反腐倡廉，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我说党史，这些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所有东西，每一个字都是我自己的，这是我很自豪的地方，这也是大家所忽略和不知道的。
记者：你做慈善很高调，为什么会选择这种方式？
周立波：这是我个人的方式，我不过多考虑别人的感受，没必要。做好事为什么还要装呢？如果有人对以我家庭名义捐赠的善款感兴趣的话，想知道它是几位数，那我告诉你，我的收入和它是同位数。也就是说，你认为我的收入是8位数，我捐也捐了8位数。世界上有几个人敢这么牛×地说呢？
实际上，在国外，不管你的钱是怎么来的，只要你做慈善，所有的鲜花和掌声都是你的。但是在中国，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只要谁高调地做慈善，所有的板砖都拍上来了，而且还是匿名的。所以我和星云大师说这个事时，大师说让他们扔嘛，你不要管他。他们等于朝天吐痰，天不理会他，痰自落回他脸上。
记者：可是你说过，你的钱够了，不再想着挣钱了，那你拿什么来做慈善？你要往外给钱，肯定要先有进账才行。
周立波：不是这个概念。我不是像其他企业那么做，我们有个专门的公益基金，现在已有4000多万元，而且如果我想去募集的话，几分钟的事。在这里面，我只牵线就够了。我身边有一帮很厉害的好朋友，主要特征就是有钱、人好。
记者：没有钱的不跟他打交道？
周立波：我不是那么势利（笑）。比如，我成立基金时就说，捐500万以下的不要来。我和老婆结婚时，办的就是公益婚礼，收了300多万礼金善款，再加上原来的，每个人500万，几个人4000万就出来了。别人看都看不懂，认为怎么可能？最关键的不在于你有多少钱，而在于你有什么样的朋友。
记者：能和你交心的朋友多吗？
周立波：多啊。我现在也在跟你交心，因为我是个没有秘密的人，除非是你一点都不知道我。没有秘密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傻子，一种是超级自信的人，我就是后者。因为这个我经常碰到坏人（坑我），但我是可以干倒对方的，而且我都可以告诉你，一二三怎么干掉你的计划。我严格按照计划，干到第二点时，你可能就崩溃了。
记者：你就这样幸福地实现着自己的梦想？
周立波：我最大的幸福就是我从来不装，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让很多人实现梦想，真是这样，因为我早就够了。这个够不仅仅是财富，我现在有的是我可以很有尊严地活一辈子。随便在哪里，随便在祖国的哪里，在世界的哪里，我都可以很有尊严地去生活。
记者：你说最多5年就会退休，又拒招徒弟，海派清口怎么往下传承？
周立波：为什么要传承？我从来就没想过传的问题。不是每一段精彩都要传承的。用一句很荡气回肠的古文，可以表达我对传承问题的观点，就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我不苛求能够载入史册，但我必将成为一个传说。
记者：海派清口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给上海、江浙一带甚至更广范围的民众带来很多欢乐，你让它5年之后戛然而止，会不会有遗憾？
周立波：它如果是一种好的形式，一定会留下。
记者：可是，你连徒弟都不招，一点行动都没有，连意识都没有？
说到上海的名人，人们都说姚明是上海的高度，刘翔是上海的速度。而周立波却说自己是上海的“戆大”（沪语“笨蛋”的意思）！
从《笑侃三十年》、《笑侃大上海》到《我为财狂》，以及东方卫视为周立波量身打造的《壹周•立波秀》春节特别节目，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了南方观众特别是上海观众的热捧。这一系列的滑稽戏充满笑声却处处蕴涵哲理的噱头，已不再是昔日的小市民滑稽，而是既适合老上海人又使新上海人折服的大滑稽境界。
2011年4月刚刚举行的“沈灏与周立波的音乐”在上海音乐厅举办，清口与音乐好比绿茶与瓜子，形成爽口配搭，给观众带来奇妙感受。
不是娘娘腔，是大气
“在上海，上海男人如果打小孩，别人会觉得很娘娘腔；上海男人也不管钱，上海男人管钱的话也会被认为娘娘腔。”
小分头，黑西装，一个人，一张嘴，一个提示夹，两个小时，亦庄亦谐，点评时事，寓教于乐，台词更是充满了海派思维和丰富想象，“去年股市是脑充血，充发充发，就半身不遂了”，“这30年，2只轮子少了，4只轮子多了，原来坐出租的是大户，现在坐出租的算散户”……场场爆满，一票难求。他一个人撑起了一台海派清口表演，也大方的展现了上海人的“门槛精”。
在周立波看来，因着这份精明，上海人的确“与众不同”，可他也从不掩饰自己作为上海人而拥有的骄傲。“当年，中国哪个地方的人没吃过我们的大白兔奶糖，不想穿我们的的确凉衬衫？”
对于大家比较鄙视的上海人的精明和娘娘腔，周立波有自己的解读。“‘精’是上海人的优良传统，但并不至于遭受长久以来的‘另眼相看’，上海人有一套自己的规则。以前，同样是拿36块钱，上海人就是比别人过得好！同样的工资，上海人可以昨天一件白领头、今天一件格子领、明天一件蓝领子。”
“在上海，上海男人如果打小孩，别人会觉得很娘娘腔；上海男人也不管钱，上海男人管钱的话也会被认为娘娘腔。”在外地人眼里匪夷所思的行为，周立波却解释成上海男人的“大气”―― “家里你来管，外面我来撑”更像上海男人的味道，独特的味道。
“我认为，在全国范围内上海文化以前一直处于被扭曲的状态，在文艺作品中，说起上海人就是小气、精于算计，对其他地方的人不友善。其实不是这样的，在我的作品里，还原了上海人聪明、热情、能干的特点，因此会得到本地人的认同。上海人之所以这么捧我的场，那是我们有心灵上的共鸣，可以说，我为上海人、上海文化正了名。”
不是做作，是精致
“上海人是连一碗无面浇的光面，都是精工细作：下得软硬适中不粘牙入口爽滑的面条，注入熬得浓浓的稠稠的高汤，再刮入一垛汪汪的猪油，撒上一把滴绿的葱花，还冠以一个十分灿烂的名字――阳春面”
很多人都说周立波身上有一种上海“老克勒”的绅士和优雅，代表了一种独一无二的上海气质。周立波坦言，这种气息来自于父辈的传承，自己的上海老派风格“都是在姚慕双老师家里学的”。
周立波是地道的上海人，吃本帮菜、讲上海话，并且以“海派清口”做营生。对于从小长在上海的周立波，这个城市是他作品的源泉。
滑稽戏在周立波脑海中的印记恐怕比任何一个同龄上海人都要深刻。那个年头，滑稽戏在姚慕双、周柏春、王双庆、翁双杰等一大批老艺术家的活跃下，红火异常。
“当时大家都没有表演经验，看的就是真实反应，那一场考的是悲喜，在表现‘喜’的时候，我很出彩。考官让我描述一下我们家新添了彩色电视机，我说‘黑白分明’。考官又问 ：‘彩色电视机怎么是黑白分明呢?’我说：‘因为那天放的是黑白电影。”
这一句绝妙的回答，让周立波在上海滑稽戏剧团的第三轮面试中被严顺开破格录取，而其他人至少要经过六轮面试。
在位于襄阳南路、至今生机勃勃的上海滑稽剧团旧址――大可堂的洋房里，周立波开始了他的“狂欢”生活，也度过了人生中最幸福的三年――在老洋房幽暗的甬道里吓唬刚刚打水归来的师哥；用死去的小鸡让女搭档一天里尖叫3次……
关于青年时代的记忆则被锁在姚慕双老师家的大房子里，十七八岁的周立波在太仓路的姚家一住就是两年。在姚家，他知道了有家世的上海人家是什么样子的，也体验了上海世家的风范。
“每天一把藤椅，一本英汉字典，一包牡丹牌（当年沪上最高档的）香烟，两个小时可以一直维持一个姿势。”周立波每天就嗅着姚老师这不变的姿势所散发出来的上海味道。
周立波说：“从姚老师的四公子身上我了解了何谓‘上海小开’，比方裤缝要有一根筋，皮鞋要亮，手指甲缝不能有脏东西……也是他教会我如何花钱。我的生活很小资。”
在北方人眼中这种“做作”的生活方式其实也就是上海海派文化的特点――追求精细优雅。“上海人是连一碗无面浇的光面，都是精工细作：下得软硬适中不粘牙入口爽滑的面条，注入熬得浓浓的稠稠的高汤，再刮入一垛汪汪的猪油，撒上一把滴绿的葱花，还冠以一个十分灿烂的名字――阳春面。”上海人是连萝卜干也都要切成细细粒粒，放在热油锅里煸一煸，加点糖再加点毛豆笋干之类才入口的。对上海人讲，精致与市民生活是不矛盾的。周立波就秉承了上海人追求精致生活的遗传。正如他说：“生活不精致，哪能出现精致的作品？”
不是卖弄，是精神风貌
“头可断，可是头发不能乱。 血可流，皮鞋不能没有油”
“我从来没有苦过，最低潮的时候也没有很惨，我很遗憾没有像很多成功的人那样，有很悲凉的过去来煽情。我永远是过小资的日子，你从我的面孔看得出沧桑吗？看不出，我的言语当中也没有沧桑，讲到过去也没有流眼泪水。我是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的，你在台上就能看出我作为上海男人的自信。我在台上的东西，源自我的生活，我的生活是比较讲究的。”
一如上海老话“噱头噱只头，蹩脚蹩只脚”，周立波是很懂得这句家乡谚语，一头一脚做得十分到位用足心思，很符合上海传统的审美。每一场演出、每一次会，周立波总要梳着那个“头势老清爽”的改良奶油包头周立波的形象设计，穿着得体的西装，一对漆皮皮鞋试刮锃亮，和着吴侬软语。有人嘲笑这是标准上海小资男人的卖相。可这又有什么不好？有如英国的憨豆先生，一身粗麻呢西上装配棕绿色灯芯绒裤，一辆绿色的小排量汽车，一看就是典型的保守拘谨诚恐诚惶在大都会高生活指数下讨生活的小白领。
据说周立波的发型很费喱，而周立波的鞋油也和喱一样耗损率极高。“那个年代的上海做派，头发和皮鞋代表着一个上海男人的精神面貌，头发一油、皮鞋一亮，连腰板也挺直了！这印证了老上海人的一句话――‘头可断，可是头发不能乱。 血可流，皮鞋不能没有油’。”周立波这样的包装看似老派传统，却是海男性很经典的一个符号，更是是对观众的尊重，也有一种无声的约束这样一位先生台上一站，观众自然不会在台下嗑瓜子，呼朋唤友，大声接手机……
清口虽说形式独到，却需人生阅历作为积淀，这就需要不断充电，不断提高个人的综合素质。为了吸引更多的新上海人走进剧场，周立波每天坚持4小时读报、上网、看新闻，并随时把灵光一闪的绝妙好词记下来。他说：“没有智慧的滑稽只能与庸俗为伍。我想靠日复一日的修炼，把表演做到最好。”
这就是“很上海味道“的上海男人周立波。
周立波经典台词：
*股市怎么可能有专家呢？股市不可能有专家嘛！股市只有输家和赢家。
*记住！婚姻是套餐要吃一起吃，婚姻是通货，要去一道去。
*男人、女人结婚以后千万不要忘记浪漫，男人结婚前会送999朵玫瑰，结婚后不要只晓得打999只呼噜，情人节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送给自己太太一枝漂亮的玫瑰花，要知道一支玫瑰的精神价值对于女人而言远高于一颗参天大树，
*老婆相信老公，本身也是一种自信的表现！靠管是管不好的，婚姻的基础就是信任！没有信任的婚姻那就成了枷锁～是枷锁～迟早是会被粉碎的！
*孩子有自己的未来，不要把我们的未来强加给孩子，否则，他们将没有未来。
*一个人一定要有法律概念，要知道自己怎么保护自己，当然你懂了法律之后你不违法，那就是浪费了。
*鞠躬鞠这么长时间，不是想讨掌声，实际上我主要想让我大家检查一下我头势(头路)清楚伐。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农村有很多学校，墙上写着“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抬头一看，学校没房顶；还有的学校写着“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再一看墙上写了一个大大的“拆”字。
*有关部门规定，记者不得采访刚从井底下救上来的矿工，我觉得这样做是很对的。有一个浑身负伤的矿工刚刚被抬上来，一个记者就上去了：“请你说一下，你现在想干什么?”那矿工说：“我想吐。”
不过，这份华丽的成绩单，却给海信电器惹上了麻烦。7月7日，一则“莫须有”的海信骗取国家节能减排补贴的新闻，让海信电器陷入舆论的漩涡。从对海信诚信的拷问，上升到对其2011年财务数据的质疑。受此影响，7月9—11日，海信电器三个交易日股价下跌11.47%，流通市值瞬间蒸发了16亿元。
难道，高于行业平均增长水平的销售额，成倍增长的利润，真的存在水分？
业绩谜团
“在我看来，企业的任何行为，都是要盈利的。如果不盈利，还做什么企业呢？”做技术出身的周厚健，低调且务实，他告诉《英才》记者：“要盈利，对海信而言，就是把业务结构调整好，把产品结构调整好，把成本费用控制好，仅此而已。”
正当同类企业不惜以亏损的代价换取成长的时候，海信选择了“节衣缩食”的过日子，中信证券研究院胡雅丽认为：“海信电器取得如此规模的增长，与控制成本费用有关。2011年，公司的全年费用率同比下降了0.2%。”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内市场增长乏力的情况下，海信在开拓海外市场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去年，公司产品在美国市场与全国性连锁渠道建立了品牌战略合作关系，品牌销售收入突破1亿美元大关。海信电器实现海外营业收入约42.42亿元，同比增长3.69%。
在周厚健看来，做国外市场，无论是建立渠道也好，还是了解国外的消费需求，最重要的是建立海信的品牌：“对我们而言，海外销售最大的意义是建立品牌，只有这样，才能将这个市场做大。”
虽然2011年海信电器的海外品牌收益实现翻番，但周厚健并不十分满意：“在海外主流市场，品牌认可度并不是很高，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会慢慢做好。”
业内人士认为，成本费用和海外品牌销售这两方面还不足以支撑海信电器利润的高速增长，2011年，面板价格的降幅大于彩电售价的降幅，这给海信这样并不涉及面板制造的电视企业带来了利润增长的机遇。
业内人士对《英才》记者解释说，“在行业大势并不好的情况下，出现个别企业业绩增长并不奇怪。这表明，行业已经开始两级分化，国内的二、三线品牌已经遭受巨大的损失，一线品牌将开始抢占市场。”
很明显，海信电器凭借其彩电巨头的身份，抓住了市场的先机，创造了高于同行的业绩。海信集团上半年LED高端产品的销量、销售额增幅均在200%以上，集团利润同比增长12.8%。
质更重于数
虽然海信电器上半年业绩不错，但能否继续保住行业老大的位置却还是问号。
中国电子商会副秘书长陆刃波对《英才》记者表示，“在今年的彩电市场，TCL制订的销售目标为1520万台，而海信的销售目标为1000万台，海信能否保住其领先地位，值得怀疑。”
但是在周厚健心中，质更重于数。在整个海信集团的业务当中，智能电视是未来的一个核心。
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2011年，海信电视市场占有率为13%，而创维与长虹则同时以12%的占有率位居次席。
海信电器总经理刘洪新曾公开对媒体表示，国内电视市场处于垄断竞争阶段，七八家企业在竞争，而海信的期望是一骑绝尘，领先第二名“至少10个百分点”。
海信把希望寄托在利润更高的智能电视上。
“千万不要觉得智能电视是非常玄妙的事物，在我看来，智能的定义很简单，就两条，第一，能给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第二，消费者操作起来更简单。”对海信而言，用户体验是制胜的关键因素。
因此，做硬件出身的周厚健，对软件有了兴趣。当他看到，一款“愤怒的小鸟”的游戏让人疯狂后，他决意在智能电视的平台上创造一只“愤怒的小鸟。”
海信搭建起自己的云平台，在自己的应用商店里，应用程序超过1000种。面对开发者不多的情况，海信甚至不惜设置千万奖金吸引开发者进入电视应用领域。
业内分析人士认为：丰富的电视软件的出现，可以改进用户体验，在刺激电视销量的同时，也能使海信获得更多的增值收入。
周厚健坦言：“虽然目前产品的利润主要来自硬件，在未来，如果离开软件，可能一分钱都收不回来。”他看到的是智能电视视频应用、增值服务所呈现出的一片“蓝海”。
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2011年，海信智能电视在国内市场的销售量占有率为20.01%，排名第一。
低调收购
当《英才》记者对于软件开发会否成为海信的软肋而心生疑虑时，周厚健的语气自信而淡然：“好像现在大家一听到海信，就觉得是彩电，一说智能化就只是电视。而实际上，对于海信集团而言，智能电视肯定是智能化当中最重要的产品，但绝对不仅仅是它。”
“以我们的智能交通和智能商用为例：北京的城市交通所用的监控设备90%是海信，商场的结算系统，海信更是做到了市场第一，而这些产品，都是以软件为重的。”作为曾经的电视制造商，他考虑得更远。
鲜为人知的是，为提高研发实力，海信很早就开始收购与智能相关的小公司，而从2007年之后，海信更加紧了收购的频率。
2011年，海信收购了一家基于Android系统深度开发的加拿大公司，以备研发海信自己的智能电视操作系统。
同年，东莞新科电子的光通讯部门已经确定被青岛海信收购。
与此同时，周厚健向《英才》记者透露，还有更多的收购不为人知：“这两年，我们曾收购过数据通信业务、美国一家企业的光线业务。”在记者的追问下，周厚健的低调姿态仍然不改：“我们不是一个擅长做宣传的企业，说了这些不见得会对我们好，不说这些也不见得会影响业绩，所以我们选择低调。”
智能交通、智能商用、操作系统、数据通信、光线……这些看似关联度不大的业务，却都被纳入了海信智能化的版图中。对于业界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3C（Computer、Communication、ConsumerElectrics）融合理念，周厚健是忠诚的拥趸者。他坦言，为了实现三者真正的融合，在海信盈利的情况下，将与3C相关的产业建立起来，布局远端。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海信智能化的雏形，周厚健已经酝酿了十几年。
如围棋对弈需先布点一样，在智能化这个大棋盘上，海信早已开始布局。不过，与业内企业动辄斥资巨款的收购不同，周厚健的路数保守而隐秘。
但是，也有专家持怀疑态度。在陆刃波看来，海信收购的动作虽然频繁，但不足以撼动整个海信的业务格局。“只能说，这些收购，是战术上的小修小补，而非战略上的调整。”
对于这样的质疑，周厚健并不回避：“如果说，海信能有100个亿的现金，我也会收购大的企业。我希望我的企业能在平淡中获得发展，如果一次不恰当的收购，造成海信亏损，我宁可不冒这样的风险。”
蔡存强，上海海事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高级法院海事海商咨询专家，海事律师，A类船长，精通船务实践及国际法。
让“新星号”停航的技术手段很多
《望东方周刊》：“新星号”未办理离岸手续，擅自起航，构成俄军方开火的充分条件吗?
蔡存强：一般船长和船务公司都很清楚，到一个国家，要遵守当地的法律，如果要离开俄罗斯水域，必须取得开航签证，离境签证。办个手续就好了，很简单的。这条船因民事纠纷，在没有得到合法程序的情况下，擅自拔锚起航偷跑，但没有证据表明，它侵犯俄罗斯，也没有威胁俄国家安全，不至于向它开火。俄罗斯完全可以阻止船运动，不必采取过激行为。
《望东方周刊》：除了炮击，让它停航还有其他的技术处理方式吗?
蔡存强：很多。如果不从，可以拦截。穷尽一切办法仍不能让它停航时，真正要采取强制措施阻止船舶运动，把螺旋桨或者舵打掉就可以，这些辅助设备在船的尾部，不会造成船沉没，但能使船丧失运动的能力，然后拖回港。这些在技术上都是很好操作的。炮击整条船，显然是不当的，因为会涉及人身安全，船员是无辜的，造成人员伤亡，不符合人道主义，也不符合国际惯例。
《望东方周刊》：据外媒报道，大米进口商与货运公司因货品发生纠纷，且向海事仲裁法院提出捉拿货船诉讼。
蔡存强：纠纷是未取得合法程序离境的原因。在中国停留期间，如果有一些民事纠纷没有结案，也是不能离开的。可以采取的手段是通过法律途径扣押这条船。在法院保全的情况下逃跑，有蔑视法律之嫌，过错更大。但民事纠纷应该用民事的法律方法调整，开火是错误的。
2008年，俄罗斯有3条船，在舟山的中远船务修理厂大修，修好试航期间，工程款不付就准备跑，船上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也全部带走。我国的公务船去追，告知他，你这个行为是严重违法，涉嫌国际绑架罪。后来，他们把我们的工程人员送回来了，我们没有对他采取任何行为，没付修理费让他们走了。随后，向俄罗斯方面递交了照会，表示“这种行为是很不友好的”。
有经济困难、法律纠纷，可以正当解决。
《望东方周刊》：外交部首次就“新星号”沉船事件消息时，用的标题是《中国船员在俄罗斯海域遇险》，这和船悬挂方便旗有关系吗?
蔡存强：“新星号”挂的是塞拉利昂的国旗，船籍就是塞拉利昂的，视为该国浮动的领土。无论在公海或在他国海域航行，均需悬挂船籍国国旗。船舶有义务遵守船籍国的法律规定并享受船籍国法律的保护。虽然我们都知道，这条船是中资的、中国人实际拥有的，但在法律意义上，没有中国船籍。
《望东方周刊》：如果船上没有中国船员的话，我国政府可以出面交涉沉船事件吗?
蔡存强：从法律意义上讲，如果船上没有中国船员，沉船事件和中国就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所以，外交部用了“中国船员遇险”这样的表达，外交交涉也是基于“中国公民”的角度，因为中国政府有保护在世界任何地点的中国公民的义务。
方便旗的奥妙
《望东方周刊》：据浙江通宇公司的副总经理张公瑾说，通宇并不占有该船的股份，是几个人买的挂靠在通宇，而吉瑞祥也只是光租的，船籍又注册在境外。这么复杂的状况，在航运业普遍吗?
蔡存强：比较普遍，而且在法律上也可以成立。比方我买了条船，但没有船务经营权，就找家公司挂靠。一种方式，船注册在公司名下，名义上是公司的资产，实际上内部还有一份协议，公司只收点管理费，物权仍是我的。还有一种，就是参股组建公司。
如果是光船租赁，承租公司等于二船东，有权利选择经营方式，享受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包括选择挂什么旗子。和船主比就少了个处分权。简单地说，就是不能抵押、出卖。还有种方式，就是境外公司实际上也是自己注册登记的，两家公司有统一的实际控制人。
《望东方周刊》：挂“方便旗”对真正的中资船东来说，是不是增加了维权的难度?“方便旗”为何还会风行?
蔡存强：大家都知道，这艘船是中国人的财产，但又是国外公司的财产，它的实际所有权和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是分离的，所以出现问题时就比较麻烦。早期的“方便旗”，主要是为了安全和庇护，欧洲的航运大国，为了方便从别国控制区域经过，会悬挂别国国旗以求安全；我国清末时，内河航运也悬挂欧洲国旗，则是寻求大国庇护。
现代的“方便旗”，都是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约占世界商船总数的三分之一。一些国家做起了“方便旗”的生意，实行“开放登记”，公开允许外国船舶在本国登记，主要有利比里亚、巴拿马、塞浦路斯、新加坡及百慕大等国和地区。赚个登记费，税收象征性地收一点，以很小的代价增加外汇收入。
现在很多小岛国，甚至内陆国家如蒙古，都开放登记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允许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实行船舶登记。这里的“港”是个法律概念。船籍港随便定一个城市，不一定要实际意义上的海港。
这种“方便旗”的制度，对船主来说很诱人，可以减少很多的运营成本。纳税少，很多仅仅是象征性的，而且大部分“方便旗”国海事主管机关无能力也不愿意实施有效的安全管理，一个大副，花几百美金就能买到个船长的证书。船东的设备和修理标准很低，可以任意聘用船员，不受限制。
因此，很多发达国家也都挂“方便旗”，我国的国资企业中远（香港）公司也将旗下的船注册巴拿马籍。
《望东方周刊》：这对航运安全不是有影响?
蔡存强：一些老旧船，缺乏严格管理，船籍国放弃管理职责，设备老化，工作环境恶劣，船员技术水平、待遇参差不齐。这都是在方便旗下面造成的。“方便旗”船的海事发生率普遍高于其他正常登记船舶。
联合国意识到“方便旗”危害性很大，特别是威胁到海事人身安全，要遏制它。《联合国船舶登记公约》规定，船籍国和船舶必须有真正联系。真正联系就是船舶和登记国有事实上联系，类似自然人因出生而获得国籍，船舶的物权所有人必须与国家有这种事实联系。因为要40个国家承认才能生效，到现在仍然未生效。
《望东方周刊》：我国承认了吗?
蔡存强：我们也没有承认。我国挂“方便旗”的船队也非常多，约700艘，占中国国际海运船队总吨位的50％左右。大家都在呼吁联合国公约早日通过。
《望东方周刊》：那我国对中资船挂“方便旗”，有什么管理办法呢?
洋山港一期开港后的第10天，宁波、舟山港高调宣布合并。交通部副部长徐祖远出席宁波一舟山港的合并新闻会，他表示，“作为水运大省，整合浙江的港口资源有利于中国加快建设海运强国。”
就在同一天，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配套工程――上海“十一五”内河航道建设启动仪式在浦东赵家沟举行，即使鞭炮隆隆作响，却远没有浙江杭州的新闻会那么吸引眼球。
根据交通部的批复，两港合并后的新名称“宁波一舟山港”今年1月1日正式启用，今后宁波市港口局和舟山市港务局不再是两个城市的港口行政管理责任主体，取而代之的宁波―舟山港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对新港口实施管理。
管委会的新领导班子中，两市除了宁波市常务副市长奚际斌、舟山市常务副市长任瑞宏担任委员，其余均为浙江省有关部门的领导，浙江省交通厅厅长赵詹奇担任主任，浙江省交通厅副厅长阎震、浙江省港航管理局局长郑惠明和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发展处处长吴铁卿等担任副主任。
管委会肩负四大任务：宁波、舟山港口的规划管理和深水岸线的有序开发，协调两港一体化重大项目建设，协调两港生产经营秩序和有关规章制度的制定、执行，负责两港统计数据的汇总、上报及统一，协调两港对外宣传和招商引资工作。
但是，“现在宁波港和舟山港还是分开的。港口整合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不像两个小厂合并那么简单，这是跨地域的合作。”“港口一体化确实有许多好处，比如资源的共享、优势互补等等，但一体化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搞好。”上述宁波港务集团人士对《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管委会委员、浙江省港航管理局副局长任忠曾在1月初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两港港政等管理体制基本维持不变，在一体化经营中逐步解决管理体制问题。通过若干年的努力，再逐步实现宁波、舟山港区的港政、航政、海事、海关、边检、商检等各方面的统一管理，最终实现两港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
地方合作创举
从洋山港一期顺利开港，到宁波―舟山港的合并，地方打破行政壁垒，实现两地合作共赢的做法一直被认为是一种难得的创举。
中央以及上海市领导在盛赞洋山港的建设成就时，总不会忘记冠上“在浙江人民的大力支持下”这样的状语。同样隶属浙江，宁波与舟山之间的港口合作，在许多地方各谋其政的背景下，当属难能可贵之举。
部分浙江人看到了洋山港将对宁波港发展不利的一面。他们认为，“洋山港的开发，说明国家对长江流域及其三角洲地区深水港建设的重点开始位移，将对浙江、宁波的发展和北仑港的开发利用造成极大的冲击和负面影响，航班、航线，将逐步从宁波北仑撤往大小洋山，导致宁波海运业的严重萎缩。”
毕竟各省是不同的利益主体，有浙江人心里如此盘算，“在洋山另起炉灶建深水港，上海方面预算应在千亿左右，如果在宁波北仑形成大体同等规模的吞吐能力，仅需补充投资186亿元。”
即便是宁波与舟山港的合并的原因，仍有多方“猜想”认为，“宁波继续发展需要舟山的资源是一个方面，但在国家对上海港政策支持明显的情况下，浙江提前整合舟山的资源可以避免将来舟山再被上海‘蚕食’。因为很明显的是，上海在开发完大小洋山之后，在深水港资源方面几乎再没有任何空间。”“整合后，上海想抢也抢不走了。”但是到了2006年，两市合作真正到了实质性启动阶段时，《望东方周刊》记者在采访时发现，取代上述声音的是，无论上海与浙江，还是宁波与舟山之间，甚至包括整个长三角经济体之间，合作大于竞争的声音竟已成主流。
主动接轨上海
宁波港务集团人士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再三叮咛记者，一定要反复强调他的话，他说，“宁波舟山港口一体化，并不是为了对付洋山港，外界有误解。”
“我们给自己的定位，一直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宁波港、舟山港，都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组成部分。上海和宁波的港口发展都非常快，我们不否认以后有竞争，目前看到的更多是合作。而且洋山港与宁波港的合作加强了，可以在国际上取得更高的竞争力。我们把别的国家的中转箱子拉过来，转移到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来，不管从上海走，宁波走，都一样，都是国内港口，都是好的。”
除了港务企业主倡两地合作之外，宁波市政府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俞丹桦去年年底也对《望东方周刊》记者表示，宁波港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组合港的一部分。
大小洋山港的建成，对上海中长期的发展有好处，对宁波未必是坏事。全世界的目光因为洋山港被吸引到这里，必然带动宁波的发展。
舟山市在洋山港的建设中，直接以大小洋山人股，参与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投资。在1月5日上海举行的“长江黄金水道开发与洋山保税港区功能”主题报告会上，在与会的诸多地方市领导中，舟山市副市长周伟江格外引人瞩目。报告会几分钟的休息时间，他被记者团团围住，询问的主题基本上都是――洋山港与宁波舟山港的竞争与合作。
周伟江在报告会底气十足地说，“舟山对洋山港的建设给予了很大支持，我们跟其他市不一样，我们不仅支持，还参与，我们是洋山港股东之一。舟山和上海的合作很成功。舟山港和宁波港的合作又是另外一种模式，这是上海航运中心发展这个大旗之下的竞合关系，是既有竞争，又是合作。”
“对舟山来说，洋山开港与保税港启用是个极大的机遇，不但极大提高了舟山的知名度，把舟山的海洋资源推上了国际平台，而且促进推动舟山与上海及周边发达地区全面接轨，利于在更高起点上发挥海洋资源优势，积极融入长三角和长江黄金水道区域，共同推动长三角地区发展。”
长期以来，有“海天佛国”之称的舟山，仿佛是浙江这个发达的省份遗失在海边的一粒精美的珍珠，没有连接宁波的大桥，也没有通向上海的大道。空有全国最优良的港口资源，却得不到快速发展。
而洋山港的开发，舟山港与宁波港的合并，成了舟山重放光彩的重要起点。现在的舟山，按其副市长周伟江的说法，“正在成为各方投资热土”。28亿元的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基地、13．8亿元的中石油粮油中转码头项目，23亿元的宝钢中转码头项目纷纷在舟山落户。
《望东方周刊》记者从宁波港新闻中心了解到，宁波港和舟山港企业间的合作项目，也早在2004年已经有实质性的动作，2004年3月20日，宁波港务局、舟山市金塘港口开发有限公
司和香港宁兴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的甬舟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总投资达55亿元，主要用于舟山市金塘岛集装箱码头的开发。首期开发金塘岛大浦口2400米深水岸线和相应陆域，按照一次规划分段建设原则，建设6个国际一流水平的集装箱泊位和一个多用途泊位，年设计集装箱吞吐能力为270万标箱。
舟山市的大陆连岛二期工程也加快了发展脚步，其中金塘大桥、西堠门大桥项目2005年2月1日获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立项。预计2008年底，宁波到舟山两地来往将从现在的2个多小时车程缩短为不到1个小时。这也成为宁波―舟山港的发展的一个助推因素。
不仅如此，洋山港一期码头管理公司盛东公司总经理蒋工圣还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舟山嵊泗县已经在酝酿一个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的规划，东海大桥贯通后，从上海吸引游客，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除了浙江，长江下游最重要的城市江苏省南京市也积极表态，要主动接轨上海，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副中心。南京市副市长蒋裕德在1月5日召开的“长江黄金水道开发与洋山保税港区功能”主题报告会上就表示，“上海是长三角乃至全国走向世界的桥头堡，洋山保税港区是深化长三角城市合作的助推器，南京和上海，同饮一江水，南京将坚定不移地实施接轨上海的战略，主动接受洋山港的辐射，把南京建成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北翼副中心。”
共赢的可能性
上海洋山深水港开港，长三角各港口的建设，也加大马力在逐步推进，一些人开始质疑，是否会出现各港口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
《望东方周刊》记者多方采访后了解到，事实并非如此。交通部2004年就已经比较明确地给出了上海及周边港口的发展定位，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现代化公路水路交通规划纲要》中指出：“要重点发展以上海为中心、浙江宁波和江苏苏州为两翼的集装箱干线港，连云港、南通、南京、镇江、温州支线港的规模化集装箱码头，相应建设其他喂给港。”
而在中国世界工厂地位逐渐确立的今天，近几年来，中国乃至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活力，几乎是在敦促着长三角港口的建设发展。
江南证券交通行业资深分析师姜昧军对记者介绍说，“上海外高桥码头一直是由于货源的增长，而不断扩大建设，增加泊位的。现在上海有了深水港，它开始从主要靠国内腹地的集装箱增量，向国际集装箱的中转业务转变。这个思路是非常超前的。”
上海的集装箱吞吐量去年已经达到1800万标准箱，而宁波港的集装箱尽管只有500万标箱，但其在北仑、大榭的深水岸线也几乎开发完毕，因此宁波－舟山港的合并、向舟山的拓展，也便成了必然的选择。
据交通部的预测，到2010年，长三角地区的港口货物吞吐量将达到16亿吨左右，集装箱吞吐量每年将达到4300万标准箱。而根据2004年底统计数字，长三角地区上海、宁波、南京、苏州、连云港五大港合计完成的集装箱总量仅有2005．7万标准箱。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殷醒民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上海洋山港和宁波港的经济腹地是不一样的，他们之间还是以合作为主。”上海港长期以来吸引的是上海、江苏北翼乃至长江流域的大量货源，而宁波―舟山港主要在浙江，将来可能向更南方的福建、江西纵深发展。
上海、宁波―舟山两港的合作可以有多种。宁波港务集团党委人士对《望东方周刊》记者说，“比如集装箱航线的合作，内支线的合作。目前宁波到上海有定期航班开通，一年到上海的集装箱就有20多万。还有宁波深水港的气候条件比洋山港好，年作业天数多，比如今后洋山港自然、气候条件影响作业了，我们宁波港可以作为补充。”
船公司对两港的合作也充满期待，全球知名航运公司台湾长荣海运公司高层在答复本刊记者的提问时说，“从业务上讲，两港各司其职，在我公司的装载中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以转运的功能来看，上海转运功能较佳，因上海有长江之便，除扮演国内外沿海航线空、重柜中转角色外，亦可作为长江沿线口岸的外贸转运集散点，而宁波转运的功能虽不如上海，但近年却也发展成国内、国际空／重箱中转重要港口之一。此两港之良性竞争，未来的发展指日可待。”
最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长江流域各港口在发展中已经形成各自的竞争优势，宁波―舟山港目前是大陆主要的铁矿沙、原油、液化化工中转储存基地，华东地区主要的煤炭、粮食等散杂货中转和储运基地。2005年，宁波港集团完成原油接卸量3012万自然吨，同比增长50％。
从总的货物吞吐量上来讲，目前宁波港位列全国第二，仅次于上海。根据宁波和舟山两地港口的数据，截至2005年12月底，宁波港年货物吞吐量突破2．69亿吨，舟山港的总货物吞吐量9000万吨，总3．59亿吨的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四。宁波、舟山两港合并的新闻会上，浙江省交通厅厅长赵詹就宣布，“根据规划，到2010年，宁波－舟山港的货物吞吐量将进人世界三强!”
而上海在集装箱运输方面的优势地位，宁波要追赶的路途尚远。但是宁波发展迅猛。据宁波市港务局的信息，2005年初以来，宁波港加大了集装箱航线开发力度，增加主要航区的航班密度。全年新开航线40条，创历年新开航线数新高。竞争的架势已经拉起。
有不便于透露姓名的上海社科院专家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杭州湾大桥通车后，尽管是号称宁波要接轨上海，但客观上可能成为宁波港和上海港争夺经济腹地的一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