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婚姻调查范文

时间:2023-09-21 08:47:56

上海婚姻调查

上海婚姻调查篇1

在各个年龄段中间,80后的婚姻幸福感最强,感到“婚姻幸福”的比例超过八成。但是80后的婚姻稳定性却不高。这群更加尊重自我的独生子女一代引领了中国人婚姻“高质量、低稳定”的新动向。

在幸福婚姻的诸要素中,收入、孩子、性生活最受重视。对80后而言,性生活更是提到了孩子之前。与其他年龄段的受访者相比,80后的婚内性生活满意度最高,六成六的人感到“”。

2010年10月,《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中国人婚姻及性幸福”调查。调查对样本特征进行了控制,受访者全部为已婚(包括离婚)人士,男女比例相当,东中西部地区分布均匀。受访者的年龄分布为80后、70后、60后及50后分别约占四成、三成、二成及一成。婚龄分布为7年及以下、7至15年、15年以上分别约占五成、二成和三成。

本次调查发现了80后群体在婚姻及性方面的一些值得关注的特征,除了婚姻幸福感和婚内“”感都高于其他年龄段的受访者之外,80后群体在“婚外”和“婚外恋”方面则表现出了相对的保守,他们对于“婚外和婚外恋”,较70后和60后更为排斥。

调查还选出了已婚人士心中“中国最容易滋生外遇的十座城”,上海、北京、深圳分列前三。“最容易发生外遇的十种职业”前三位则由艺人、导演、秘书摘得。

80后婚姻幸福感最强稳定性却低

分析发现,婚姻幸福感与年龄相关,和婚龄关系不大。在各个年龄段中间,80后的婚姻幸福感最强,达81.2%,超过各个年龄段的平均水平。比较80后、70后、60后的婚姻幸福感,80后超过70后,70后又超过60后。

80后的婚姻幸福感高,婚姻的稳定性却不高。北京市崇文区法院民二庭提供的一连串数字说明,80后正成为离婚的“主力军”。在该庭2009年受理的360件离婚案件中,80后离婚案件占四分之一,其离婚率年均增长近50%,其中有近九成夫妻因性格不合离婚,五成夫妻结婚时间不到三年。

分析80后的离婚案例,发现冲动结婚、理性离婚成了他们的鲜明特点。梅子和雪峰就是这样一对冲动分子。他们认识不久,便经历了梅子母亲的病故。在梅子人生的低谷,雪峰给了她温暖的陪伴,令她感到这是她一生可以倚靠的人。但婚后的生活并不如意,他们在买房、买菜等一系列大事小情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她总是哭,说想她妈,哭得人心烦。”雪峰说,“可能之前,我们彼此之间的了解还是太少。”2010年10月9日,他们选择了这个“有一点缺憾”的日子,离婚。

80后的婚姻幸福感高,婚姻的稳定性却低,这其实并不矛盾。“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婚姻有些是低质量、高稳定的。现在年轻人的观念变了,他们对婚姻的期望值比较高,如果对婚姻不满意就想提出离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杨大文曾对媒体表示。

2010年10月10日是个“三连十”的好日子,据统计北京这一天有一万多对新人登记结婚。其中80后占了绝大多数。随着80后夫妻在已婚人群中的比重逐年增加,这群更加尊重自我的独生子女一代也在逐渐改变着中国人的婚姻状态,“高质量、低稳定”成为中国人婚姻的新动向。

收入、孩子、性生活最受重视

猜疑、冷淡、指责最感恐惧

幸福婚姻需要具备哪些要素?本次调查显示,适当的收入、健康可爱的孩子、和谐的性生活、相互忠诚、婆媳和平相处这五个要素最受重视。对已婚80后而言,这五个要素同样最受重视,只是次序有所不同,和谐的性生活和相互忠诚位置提到健康可爱的孩子之前。

无论对哪个年龄段的夫妻而言,适当的收入都是生活继续下去的基础。尤其在房价飞涨、互信下降的今天,年轻人的婚姻观更加倾向于实实在在的物质。甚至有炫富者将票子、车子、房子作为增加性吸引力的资本,媚富者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面笑。

不过也有反抗者,比如裸婚族。“裸婚”就是无房无车单纯因为相爱而结婚,这个概念为大城市的80后而生。“十一”长假前后,北京上演了一出小剧场话剧就叫《裸婚纪》,讲的是一对身在北京的恋人,尽管彼此相爱多年,但到了结婚的节骨眼上,房子、车子、工作、户口等一连串问题如潜藏的地雷一般逐个“爆炸”,最后面对“裸婚”的事实,两人难以抉择何去何从。

据说很多人看完该剧都很沮丧。“我希望在《裸婚纪》里看到积极乐观的力量,但很遗憾,这个戏让我感到沉痛。”未婚80后“飞猫”说,“我感觉‘裸婚’在状态上有点像‘私奔’,两人拎个包袱就住一块了,起初以为有感情就有面包,最后才知道没有面包感情还不如白开水。”

对于正在面临婚姻问题的80后而言,“裸婚”究竟是一个幸福的选择,还是一种无奈的自嘲?《裸婚纪》的主题歌叫《不结婚就是耍流氓》,里面有句歌词是:“就让我们都结婚吧,房价太高我们就不买,如果所有人都不买,房价迟早会跌下来。”歌手唱到这儿的时候自己都笑了。

经济基础之外,调查也显示,孩子被大多数人视为决定婚姻品质的要素,总体排名第二。对于80后夫妻而言,由于很多人婚龄较短尚未生育因而将孩子问题摆在性生活和相互忠诚之后,但也排在第四,婆媳关系之前。这个结果也从旁说明丁克家庭在中国没有群众基础。

幸福的婚姻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隐藏在婚姻中的杀手有很多,受访已婚人士选出最严重的五个是:猜疑、冷淡、指责、把离婚挂在嘴上,以及在外人面前不给对方面子。

猜疑被选为幸福婚姻的头号杀手。猜疑是对信任的瓦解,没有信任的婚姻是危险的。

“嗨,我都懒得猜疑他,爱咋咋地。”何莉没心没肺地说。她跟老公结婚6年,目前的婚姻状态用何莉的话说是“双冷淡”,他们不吵架、少说话,对对方的圈子不闻不问,他们上一次,据何莉回忆是在2009年冬天的时候。

“我觉得冷淡比什么都可怕。我们的婚姻好像僵尸。”何莉说。不过她还不想离婚。“我对离婚也是挺恐惧的。我害怕后悔。我担心离婚之后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男人。”

婚姻幸福对一个人的幸福感有多重要?调查显示,相对于健康、事业、收入等因素,有逾六成受访者认为婚姻幸福占到其总体幸福感的50%以上,五分之一的受访者选择占到70%以上。

80后最“”

六成六对婚内性生活感到“满意”

现代中国人一改往日的羞涩,将“和谐的性生活”提到了“最看重的幸福婚姻五要素”榜上NO.3的位置,对于80后已婚人士而言,该项更提升了一个位次,居第二。

和其他年龄段的受访者相比,80后更看重性生活,其实际的“”感也最高。调查显示,在80后已婚人群中,对婚内性生活感到“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总计达到66.1%,即六成六的人感到“”。

对于衡量“”感的重要指标――性生活的频率,80后的表现也明显强于其他年龄段的受访者。近九成80后已婚者表示一周至少有一次性生活。而在70后已婚者中,这个比例降到七成七。到了60后,更是降到六成八。

但在80后已婚人群中,也有34%的人“”感不高,其主要原因是工作压力大,“”消失。“无暇顾及。”张新和妻子结婚不到三年,目前的性生活频率已按双月计。他们工作都没有规律,一个做记者,一个负责联系国外的演出团体。“她经常在老外的工作时间,自己的休息时间工作”,昼夜不分。俩人经常半夜约在24小时店吃晚饭,“回到家,就只剩下困了”。

“有趣但可悲的是,我老婆那个部门的30来个年轻同事,只有2个结婚的,剩下的全都是因为工作忙没时间找,或者找了也顾不上就散了。”张新说,为了工作,很多美好的事情都自然而然且理所当然地被放弃了。

《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2010年9月对中国人工作时间的调查显示,73%的人一周要工作40个小时以上,其中周工作时间在41~50个小时的占47.9%,还有25.2%的人每周要工作50个小时以上。和其他年龄段相比,80后的压力更大,买房、物价,还有大学扩招带来的惨烈的职场竞争。拖着疲惫的身躯,能有多少“”。

英国也有一项研究显示,工作时间过长会对性生活构成损害。“压力和疲劳是性激情的最大杀手。”伦敦大学性心理学者彼特拉•博因顿就此评论说,“一个人没有时间和精力享受性生活,将意味着他没有时间和精力享受美好的人生。”

80后婚内最“”,在“婚外”和“婚外恋”方面则表现出了相对的保守。在60后、70后、80后三个受访群体中,本次调查显示,80后“有过”婚外的比例最低(4.9%),60后最高(6.1%)。对于配偶的婚外,80后持“绝不容忍”态度的比例最高(72.9%),60后最低(65.7%)。“如果真的碰到心仪的对象,也敢于对婚外恋说‘不’”的比例,80后也为最高(82.9%),60后为最低(79.3%)。可见对于“婚外和婚外恋”,80后较其他两个年龄段的受访者来说,是更为排斥的。

“我觉得大家对80后有偏见,总觉得我们在性的问题上更开放更大胆更无所谓,所以认为我们在外遇问题上也应当冲在最前面。其实就我个人的观察,和60后、70后相比,在我们台里,80后保守的反倒多。”在电视台工作的顾小萌说,“这个原因可能是,我们从来没有被压抑过,不需要从婚外找寄托。”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潘绥铭的研究,也提醒大家注意婚外与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他对于中国人性关系的调查显示,就婚外发生的可能性而言,富人是穷人的6.1倍。这一结果表明,婚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炫耀性消费”。从这个角度看,有一定财富积累的60后和70后确实比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气的80后更具有婚外性消费的资本。

本次调查中,16%的人“婚姻遭遇过婚外或婚外恋引起的风波”。对于80后群体而言,遭遇该风波的比例要低于这个平均值,为15%。

出轨/外遇成离婚三大诱因之一

“把离婚挂在嘴上”被选为“幸福婚姻的隐形杀手”之一,但或许“把离婚藏在心里”更加可怕。本次调查发现,有超过五分之一的受访者,时不时地会在脑子里闪现要跟另一半离婚的念头。在他们心中,引起离婚念头的三大理由是:不是理想的婚姻状态、家庭财务问题,以及出轨/外遇。其中,选择出轨/外遇的受访者,接近三成。

出轨/外遇越来越成为现代中国人婚姻的严重威胁。北京市海淀法院对2009年1月至10月的2764宗离婚案件进行分析发现,在高知家庭(夫妻双方均是本科及以上学历)离婚案中,六成是因为“第三者”而出现婚姻破裂。且出轨的对象,四成左右是朝夕相处的同事或合作伙伴。

前不久,民政部公布了2010年二季度全国民政事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季度,几乎每天有近5000对夫妻办理离婚登记。事实上,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离婚人数和离婚率就一直是上升趋势,最近10年增速更为明显。其中,出轨/外遇导致的离婚数量快速增加。这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流动性增加、社会交往的扩大、文化娱乐场所遍地开花,使两性间相互结识和沟通的机会增加分不开。

对于外遇的潜在威胁,受访已婚人士选出了印象中的“中国最容易滋生外遇的十座城”和“最容易发生外遇的十种职业”。这十座城市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香港、澳门、台北、重庆、三亚、成都。这十种职业是:艺人、导演、秘书、公关、艺术家、企业高管、导游、销售、主持人、发型师。

上海婚姻调查篇2

海口一打着“婚姻有阴影忠飞调查来帮忙”横幅招揽顾客的公司,日前被海南省工商局认定是在“违规经营”。

6月30日始,这家公司在海口滨海大道上挂出这样的横幅广告“利益、权益受到侵害,却无有力证据,请找忠飞调查,忠飞调查为你讨回公道”:“婚姻有阴影忠飞调查来帮忙”。

近日,该公司在接受“顾客”咨询时多次表示:可对“配偶有没有第三者”,“与第三者相处多长时间一查到底,包括在她(或他)身上花多少钱。”对此,多数见到这家公司广告或打电话到这家公司咨询后的人认为:他们是海口的“婚姻侦探”。

6月18日,这家公司在海口工商局新华分局登记注册,其公司的全称是“海口忠飞市场调查咨询有限公司”。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居民生活中介”的内容“。

据了解,1997年,海南省工商局制定了《关于中介机构管理暂行规定》,明确指出中介机构是指以收取佣金为目的,从事、咨询、评价等服务活动的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其中居民生活中介(包括婚姻介绍等)符合上述条件。

上海婚姻调查篇3

摘要:近年来,由新国五条等调控房地产政策引起的假结婚、假离婚现象非常突出,多为人们没有正确认识遵守婚姻法、也没有明确手段限制下的“合理利用规则”。因此,有必要让人们正确认识其中的风险和道德上的缺失以及相关法律条款的限制,以减少将婚姻作为规避法律或政策手段的现象。

关键词 :房地产调控政策;假结婚;假离婚;婚姻法

一、房地产调控政策对婚姻关系产生的现实影响

1.房地产调控的背景

自2003 年起,我国的房地产价格一直呈飞快上升趋势,许多经济、社会问题也随之产生。房地产业是支撑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产业之一,房地产市场的丝毫问题,都会牵动着国民经济以及国民的日常生活。因此,政府的政策干预就显得十分必要。自从2009年楼市调控以来,调控政策经过了四个阶段的升级,第五次政策的升级则是此次的“国五条”,于2013年2月2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提出,旨在抑制过快上涨的房价。“国五条”中维持房价稳定的政策包括:完善稳定房价工作责任制、坚决抑制投机投资性购房、增加普通商品住房及用地供应、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规划建设、加强市场监管等五项内容。1 政策中规定,将会继续严格实行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对于某些房价增长过快的城市,人民银行当地的分支机构可以依据城市人民政府新建商品房住房价格控制目标和政策的要求,根据实际情况提高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以及贷款利率;对于出售自有住房按照规定应该征收的个税,能够通过房屋登记以及税收征管等方式核实原值的,应该严格依法按照转让所得额的20%计征个税2 ;严格实行商品房住房的限购措施,已经实行限购措施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以及省会城市要对限购住房类型、购房资格、购房区域审查等方面,按照要求进一步完善限购措施。省级政府应该要求其他房价增长过快的城市及时采取限购或其他措施。这一系列政策无疑是带给房地产市场一个重击。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了降低信贷成本,规避税收、限购,取得购买资格,假离婚和假结婚便成了规避新政的“最佳捷径”,许多购房者通过中介、开发商的“指引”与房地产调控政策玩起了捉迷藏。而这些手段,也确有其高明之处。

2.假离婚现象频发

以假离婚为例,需要“假离婚”的夫妇有这样两种:第一种是夫妻共有两套房,为了将其中一套房出售并顺利搭上“出售五年以上唯一住房免征个税”的便车,就可以运用假离婚的方式将两套房变成每人一套,这样就能名正言顺的享受免税政策;第二种是夫妻只有一套房,想购买二套房,特别是在某些房价过快上涨的城市,二手房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还将根据实际情况有所提高,通过假离婚就能以没有房子的一方的名义购买一手房,实际上共有两套房。在实地调查中,不少婚姻登记大厅里都挂着类似“楼市有风险,离婚需谨慎”的标语,而民政局里协议离婚的夫妻,在填写离婚理由时,“因夫妻双方没有共同语言,感情破裂,经常吵架”已成为标准格式,离婚人群中不仅有年轻的小夫妻,许多中年甚至老年夫妻都出现在此,和谐的离婚场面反倒令人寒心不已。为了应对汹涌而来的离婚潮,位于南京主城区办理婚姻登记业务量最大的鼓楼区婚姻登记处,遇到前来办理的人多时,以至于临时采用离婚“限号”的措施,当天预约,领到号牌才可以办离婚手续。3 2013年3月以来,扎堆离婚已经成了婚姻登记处特有的一道风景。特别是新国五条出台以后的几个工作日,多个区出现了高达平时两至三倍的离婚量。荒唐的离婚潮愈演愈烈。

3.假结婚现象凸显

与此同时,假结婚的现象也十分频繁。为了获得北京、上海等地的购房资格,假结婚也成为一种潮流,而更有胜者以此为职业,利用拥有本地户口的天然优势,通过与外地人结婚帮助其取得购房资格的方式收取一定报酬。以北京为例,2011年,北京出台被称为“最严限购令”的“京十五条”,连续5年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成为一道很高的门槛,这让许多有心在京购房的外地人望房兴叹。而不少人已经找到了破解妙招。比如通过房产中介做局,对于没有购房资格的非京籍人士,可通过与有剩余购房资格的京籍人士假结婚后获得购房资格,成功购房之后再办理离婚复原身份。而对于夫妻皆为北京人的家庭,可以通过办理假离婚,分拆为两个家庭,从而各自获得两套购房资格,购房完成后再复婚还原身份。此外,购房者私下与卖方先签订购房合同书,将房屋买下,在日后有购房资格之后再办理网签过户手续以及利用子女亲属名义先行购房,此后伺机再过户到自身名下等。这样就完成了“曲线购房”,成功“克服”了限购的障碍。限购令抬高了人们进入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门槛,却也降低了人们心中伦理道德的底线。把结婚这一神圣而庄严的大事当做儿戏,则更是对法律的亵渎。

二、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及缺陷

新婚姻法规定婚前财产属于个人财产,婚后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2011年出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而这些婚姻法中明确规定的个人财产,在出售时若夫妻双方各有一套房产却要以家庭为单位按照出售二套房的标准缴纳高达20%的差额税,其中的不公平之处显而易见。

婚姻法第二条规定,我国确立的是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我认为其中最为重要,以及构成婚姻关系基础的就是实行婚姻自由,而现代社会也将这一原则实施的十分彻底。然而任何原则都必须有所限制,当婚姻自由面对道德考验时,我们才发现到,对这一原则还没有有效的方式加以限制。

从新国五条颁发的一系列调控房地产的政策而言,我们不难发现其对婚姻关系愈来愈深的影响,其中包括为了规避限购政策或者税收政策而假离婚的;为了能获得在北京、上海等地的购房资格而找人假结婚的。

然而,人们只看到政策漏洞带来的“福利”,却忽视了其中隐藏的风险。根据我国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婚姻无效只有四种情形,即:(1)重婚(; 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3)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4)未到法定婚龄的。可撤销婚姻一种,即被胁迫结婚。对于一方有“心中保留”的结婚或离婚行为,高凤仙先生认为,心中保留离婚为无效。4 史尚宽先生则认为,心中保留为他方配偶所明知为无效。5 我们认为不论相对方是否知道,均不能撤销。婚姻法对这种既不是法律中规定的无效婚姻类型,又不是违反结婚登记程序可撤销婚姻没有直接规定,一旦弄假成真,结婚后想判定婚姻无效,离婚后想重新复婚,往往都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假离婚和假结婚有着很大的风险,为了一时私利登记结婚、离婚,一旦弄假成真,往往落得难以抽身或是人财两空的下场。

以假离婚、假结婚方式骗购住房,确是歪招,不容允许无可置疑,然而如何认定却是个困难的问题,若是当事人不承认,很难从法律上认定其真假。然而法律上认定真实与否需要有确实的事实证据,而不能仅仅以购房为由。这里产生的关键问题是,公民有结婚和离婚的自由,只要双方是自愿的,以什么理由、存续多久、和谁结婚等,任何人都不能加以干涉。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多部门联网,还是完善审查机制,都很难认定其真实性。然而一旦审查过于严苛或是超越权限审查,又有很大的侵权风险。这个问题存在的关键难点在于当今社会是法制社会,一来公权部门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二来必须尊重和保护公民合法权利,因此就不能够单凭感觉办事。否则,以违背法制原则的代价来实施政策,很有可能在没有解决好原有问题的基础上带来更大的问题。

三、思考和建议

1.房地产调控政策方面

⑴政府的干预也许对房价影响甚微,如果政府转而将重心放到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设中来,减轻真正需要住房的低收入者的压力,那么他们就无需为了买房“大费周折”,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十分有利。

⑵曾经每平方米只有一两千甚至更少的房改房和经济房,到现在已上涨到近万元每平方米,而如果按照差额的20%来征税,再加上营业税和契税等等,一套房子的赋税就高得吓人。所以在房地产调控细则中应当就实际情况区分税收标准,防止“误伤”事件的发生。

⑶限购政策的出台目的是将投资投机者赶出房地产市场,以此来缓和被越炒越高的房价。然而,政府过多的干预也违背了市场规律的正常运转。限购令的出台虽然在一定程度遏制了投资投机,但对于仍然不断上涨的房价似乎效果甚微。由此看来,投资投机的炒作并不是影响房价上涨的决定性力量。因此,必须对政策作出适当的调整,任何一个政府干预行为都必须考虑到市场规律,适当放松限购令也是对市场规律的尊重。

2.婚姻法及相关监管方面

⑴“假结婚”并非不可以防范。国外就有许多有效的借鉴办法,例如在美国,为了防止有人通过假结婚的方式来骗取绿卡,移民局的官员在登记时会向移民者提出许多问题,其中包含大量关于其配偶的生活细节等等,通过这些办法来辨别婚姻的真实性。我认为立法中应该完善这一细节,对婚姻登记环节严格把关,仔细审查,以此杜绝虚假的婚姻登记。

⑵对于随意改变婚姻关系,利用政策漏洞谋取私利,或是进行违法活动的行为,不仅要在道德上予以谴责,更应该通过法律手段施以惩罚,以示警戒。

⑶要不断审视社会现状,完善婚姻法的相关规定,使婚姻法更具科学性、前瞻性。

3.当事人方面

⑴政策的出台无可避免,这种时候更应该理性看待,认真解读新政策,结合自己的需求谨慎选择,盲目跟风只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买房者、卖房者的不理性只会推动房价的增长。

⑵对于投资型购房,在新国五条对投资投机需求的打击下,房价虽暂时不会下跌,但继续攀升已不太可能,20%的差额税更是加大了交易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型购房者不一定能在其中获利,应当谨慎。

⑶婚姻是神圣而庄重的,每一个婚姻关系都应当是真实的、谨慎的。在婚姻自由的允许下,我们更不应该把婚姻当儿戏,将婚姻与金钱、利益混为一谈,为了私利弃法律与道德不顾。随意改变婚姻关系不仅影响家庭和谐,对社会秩序、伦理道德也是极大的破坏,这需要每一个人来关注,在利益面前,三思而后行。

引文注释

1 姜爱军.2013新国五条内容解读[N].姜爱军律师文集,2013-3-3.

2 刘晨.地方政府博弈新国五条[N].中国房地产报,2013-4-8:A13.

3 孙海峰.政策何以成为离婚的推手[N].甘肃日报,2013-1-17:003.

4 高凤仙.亲属法理论与实务[M].台湾:五南图书有限公司,2000(2):184.

5 史尚宽.亲属法论[M].台湾:荣泰图书有限公司.

[基金项目:本文是大学生创新实践训练项目“房地产调控政策对婚姻关系的影响—结合婚姻法的思考和探索”的研究成果]

上海婚姻调查篇4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并决定自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起开始施行。这个婚姻法,是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关系到家家户户、男女老少切身利益的重要法律。它的贯彻实施,对于切实保障公民在婚姻家庭中的合法权益、家庭的和睦和个人的幸福,以至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各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必须认真在部队中广泛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加强对全体指战员婚姻问题的管理,提倡婚姻家庭关系上的社会主义新风尚,反对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歪风邪气,打击虐待残害妇女和老人的违法行为,增强守法观念,保证新婚姻法在军队中的顺利实施。

我军担负着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光荣使命,为纯洁和巩固部队,提高我军战斗力,增强军政、军民团结,现对军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有关问题作如下暂行规定:

一、关于结婚年龄问题。

新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军队亦应按照这一规定执行。但是,法定婚龄是结婚的最低年龄,即不到这个年龄不得结婚,而不是到了这个年龄就一定要结婚。因此,要教育未婚的干部、战士和职工,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关于晚婚的号召,不要过早地恋爱结婚。现役军人结婚后,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二、关于干部的配偶条件及结婚问题。

军队干部选择的配偶,必须是历史清楚、思想进步、政治可靠、作风正派、没有严重传染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禁止与反革命、坏分子结婚。一般不得同反革命、坏分子的直系亲属,或在外国和香港、澳门、台湾等地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人的亲属结婚;如对方本人历史清楚,政治上确无问题,现实表现好,亦可酌情允许其结婚。机要人员的配偶,应该历史清楚、思想进步、政治可靠、无复杂社会关系和海外关系。

干部建立恋爱关系后,要主动向党组织报告,由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对其恋爱对象作必须的政治审查。关于向地方政府调查和索取有关干部恋爱对象证明材料的问题,按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军委总政治部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日《关于调查证明材料的规定》第一条第一、三项精神办理。

学员在校学习期间,除个别特殊情况外,一般不得结婚。对舰艇人员、空勤人员和从事国防尖端核心机密工作的人员的婚姻问题,海军、空军、国防科委和二炮政治部可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必要的补充规定,并报总政治部备案。

三、关于战士、职工的恋爱结婚问题。

为了加强战备、搞好军民关系,战士一律不得在部队内部和驻地找对象。志愿兵原则上也不得在部队内部和驻地找对象,但对个别回原籍找对象确有困难的孤儿、因公致残的人员,提出在部队内部或驻地找对象时,可作为特殊情况处理。由军(独立师)以上政治机关审查批准。

战士在未服满现役期间不准结婚。超期服役的战士和志愿兵提出结婚,可准其利用探亲假期回原籍结婚。凡决定要复员的超期服役的战士,如提出在复员前结婚,应尽量给予安排。

军队职工的婚姻问题,按地方政府的有关规定办理。

四、现役军人一律不准与外国人或居住在香港、澳门的人员结婚。汉族军人要求与习惯上不同汉族通婚的少数民族公民通婚,一般应说服双方放弃此种婚姻;如双方态度坚决,在取得少数民族一方家长的赞同,并尊重和不违反少数民族婚姻习惯的情况下,也可允许结婚。

五、军队营以下干部申请结婚,由团级政治机关审查同意;团以上干部申请结婚,由上一级政治机关审查同意,然后,由所在单位的团以上政治机关出具本人出生年月、民族和婚姻状况的证明,到地方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超期服役的战士和志愿兵申请结婚,一般应由所在单位的团以上政治机关出具本人出生年月、民族和婚姻状况的证明,方可到地方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有的超期服役战士和志愿兵在探亲期间找到对象,申请结婚者,如来不及到原部队开具证明时,可由当地县、市、市辖区人民武装部出具有关证明,到地方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凡离过婚的申请再结婚时,还须持离婚证件。

六、现役军人提出离婚,应持严肃慎重的态度,要不违反法令,不败坏道德。申请离婚者须经所在单位团以上政治机关同意,并出具证明,方可到地方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离婚,或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本规定自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起执行,凡过去有关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上海婚姻调查篇5

【内容提要】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和司法现状,我国婚姻效力纠纷的处理渠道存在“外双轨”与“内双轨”两个“双轨制”。所谓“外双轨”,就是民政机关与法院均有权主管婚姻效力纠纷。所谓“内双轨”,就是在法院内部民事审判庭与行政审判庭都可以审理婚姻效力案件。这种“主管上的双轨制”与“审判上的双轨制”,不仅与婚姻纠纷的性质不相适应,而且由于相互之间不衔接,在司法实践中常常暴露出法律适用上的“打架”等诸多弊端。为此,对婚姻效力纠纷的主管和审判体制应当改革,由“双轨制”向“单轨制”并轨,废除民政机关主管婚姻效力纠纷和适用行政诉讼程序解决婚姻效力案件的机制。凡涉及婚姻是否成立或有效的案件,全部统一由法院主管,按民事诉讼程序处理。这样既可以解决目前“双轨制”的“打架”现象,又可以克服行政诉讼处理民事案件功能上的缺陷,是理顺婚姻效力纠纷诉讼机制的有效途径。 【论文关键词】 婚姻效力纠纷 行政诉讼 民事诉讼 双轨制 单轨制 婚姻纠纷包括离婚纠纷和婚姻效力纠纷。离婚是对有效婚姻的解除,其程序规定得非常明确,实践中亦无歧义。但婚姻效力纠纷的解决渠道,则缺乏明确规范,实际执行十分混乱,问题甚多,亟待研究和解决。所谓婚姻效力纠纷,是指当事人对违反结婚实质要件或违反程序要件的婚姻效力发生争执,请求撤销或确认的纠纷。违反结婚实质要件的婚姻,主要是婚姻法第10条、第11条规定的无效婚姻。违反结婚程序要件的婚姻,主要是违反婚姻法第8条规定的登记程序,即通常所说的程序违法(或程序瑕疵)婚姻。应当指出的是,违反结婚实质要件与违反结婚程序要件,两者法律效果的性质是不同的。违反结婚实质要件所涉及的法律后果是婚姻有效与无效问题;违反结婚程序要件所涉及的法律后果则是婚姻成立与不成立问题。婚姻是否有效与婚姻是否成立是有区别的。对此,笔者在所著《婚姻诉讼的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一书第13章有详细论述。因这里不研究婚姻性质问题,故在此不必赘述。 一、婚姻效力纠纷处理渠道立法现状 关于婚姻效力纠纷的处理渠道和程序,目前主要由婚姻法、行政法规和相关司法解释分别规定。 婚姻法第11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这是关于可撤销婚姻(相对无效)的规定。根据该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和人民法院对撤销胁迫结婚,都有管辖权。婚姻法第1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的;(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四)未到法定婚龄的。”这是关于婚姻无效(绝对无效)的规定。从上述规定看,该条只规定了四种婚姻无效的情形,没有规定婚姻无效的主管问题。而婚姻法第12条主要是关于第10条婚姻无效和第11条可撤销婚姻的财产处理规定,亦未涉及婚姻无效的主管问题。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7、8、9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无效婚姻有管辖权,并按民事案件处理。那么,婚姻登记机关是否可以主管无效婚姻呢?根据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25条规定,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有权受理并宣告婚姻无效。但2003年新的《婚姻登记条例》第9条则没有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受理无效婚姻,只规定了婚姻登记机关受理请求撤销胁迫结婚。2003年民政部《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第45条、46条进一步明确规定,“婚姻登记处对不符合撤销婚姻条件的,应当告知当事人不予撤销原因,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除受胁迫结婚之外,以任何理由请求宣告婚姻无效或者撤销婚姻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 根据上述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我国对婚姻效力纠纷实行的是“双轨主管制”,即婚姻登记机关与法院都有管辖权。但婚姻登记机关主管的范围仅限于撤销胁迫结婚,除此之外,其他任何请求宣告婚姻无效或者撤销婚姻的纠纷都不受理。而法院对四种法定无效婚姻(重婚、近亲属、疾病、未达婚龄者结婚)和一种可撤销婚姻(胁迫结婚)均有管辖权。上述规定解决了法定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主管问题,但对于婚姻登记程序违法的婚姻效力纠纷,诸如他人结婚、他人冒名登记结婚、欺诈结婚、使用虚假身份结婚、使用虚假证明材料结婚、违反地域管辖登 记结婚等,其主管和诉讼程序没有完全解决。具体说,民政机关根据《婚姻登记条例》和《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不再主管婚姻登记程序违法的婚姻效力纠纷之后,这类纠纷由谁主管,按照什么程序处理?没有明确规定,存在法律漏洞。 二、婚姻效力纠纷处理渠道司法现状 尽管现行婚姻法及其相关的行政法规只规定了婚姻登记机关可以受理撤销胁迫结婚一种情形,但由于对婚姻登记程序违法的婚姻效力纠纷的主管和诉讼程序规定不明,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因婚姻登记程序违法引起的婚姻效力纠纷,主要解决途径是当事人先找婚姻登记机关,请求其撤销婚姻;对于婚姻登记机关不撤销,或者对其处理不服的,再提起行政诉讼。具有准司法解释性质的《人民司法》杂志的“司法信箱”栏目,在2008年的答复中仍是这一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征求意见稿)》也是这种意见。如前所述,由于行政法规已明确规定婚姻登记机关无权处理此类纠纷,婚姻登记机关一般不受理或不处理此类纠纷。于是,当事人便以婚姻登记机关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通过行政诉讼程序撤销婚姻登记。因而,婚姻效力纠纷事实上的处理渠道,不仅有婚姻登记机关与法院共同主管的“外双轨”,也在法院内部存在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内双轨”。 目前这种解决婚姻效力纠纷的“双轨制”本身存在严重缺陷,加之法律法规与具体执行又相矛盾,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诸多弊端。 (一)“双轨制”造成当事人诉讼无门或诉讼困难 根据行政法规,民政部门除胁迫结婚之外,其他任何婚姻效力纠纷均不受理。而司法机关的意见和实际操作则正好与之相反,除了四种法定无效婚姻和胁迫婚姻按民事诉讼处理外,其他因婚姻登记程序违法引起的纠纷,都主张由婚姻登记机关处理,或通过行政诉讼解决。这种法律制度规定与实际执行之间的“打架”现象,导致不同主管机关、不同业务庭之间对婚姻效力纠纷相互推诿或拒绝受理,使当事人要么找不到主管机关,要么走错了法庭,往往在两个主管机关和两个业务庭之间来回“推磨”,四处奔波,诉讼无门,有的甚至无法摆脱婚姻。有些当事人虽然最终找到诉讼渠道,则要经过“九道十八弯”的曲折诉讼。如1989年朱建平(女)与江海泉结婚时,江海泉因未达到婚龄使用其哥江明刚的身份证办理了结婚证。2005年底,江海泉离家与他人同居。因此朱建平向北山法庭提起离婚诉讼。但法庭人员说:“因登记身份有问题,必须首先提起行政诉讼,撤销结婚证后才能提起民事诉讼解除事实婚姻。而行政诉讼必须到长沙县法院才能受理。”那么,到县法院怎么诉讼呢?县法院副院长表示,朱建平可到立案庭咨询,而按规定朱建平应先“向民政部门申请撤销该婚姻登记,如果民政部门不撤销该婚姻登记,则其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样,朱建平则又必须回到原点,再找民政部门,民政部门拒绝撤销或对其处理不服时,再提起行政诉讼。象这样的婚姻纠纷处理机制,不仅当事人诉讼颇费周折,即使最后走上行政诉讼的道路,也难以解决。因为这个婚姻涉及到三个登记婚姻的效力(即朱建平与江海泉的婚姻效力;朱建平与江明刚的婚姻效力;江明刚与自己真正妻子的婚姻效力)、两个事实婚姻认定(即朱建平与江海泉的婚姻登记被撤销或确认无效后,其事实婚姻的认定;江海泉与另外一个女人同居是否属于事实婚姻的认定)。如此复杂的问题,行政诉讼难以解决,在行政诉讼后,当事人必须再打官司。仅就朱建平与江海泉的婚姻关系来讲,即使撤销了婚姻登记,双方仍然存在事实婚姻,还必须解决事实婚姻以及子女财产问题,当事人必须再次走上民事诉讼之路。 (二)“双轨制”在适用法律上“打架” 行政诉讼主要审查婚姻登记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民事诉讼主要审查婚姻关系的有效性,两者审查的内容和判断标准不同。因此,对于性质相同的婚姻案件,按照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不同程序处理,其诉讼结果可能大相径庭。比如采取欺诈手段或他人登记婚姻、使用虚假证明登记结婚、婚姻登记机关越权管辖等,按照行政诉讼程序处理,则可能因其“违法”而撤销婚姻登记。而按照民事诉讼程序处理,则婚姻可能成立有效。如有一起在甲地登记结婚,在乙地登记离婚的案件,离婚数年后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判决则以越权管辖违法为由,撤销离婚登记。像这样的案件,在民事诉讼中,只要离婚是自愿的,则会认定离婚有效。再以欺诈和他人登记为例,因其主要涉嫌违背当事人结婚意愿,故其违法性质与胁 迫结婚有相似之处。在民事诉讼中,一般按类推胁迫结婚处理,主要审查是否违背当事人结婚意愿。如果违背当事人结婚意愿,婚姻则可撤销;如果没有违背当事人结婚意愿,婚姻则不能撤销。而且,即使是违背结婚意愿,比照被胁迫结婚的规定,请求撤销婚姻,也有一年的除斥期限限制。但在行政诉讼中,则大多以“违法”(违反结婚形式要件)撤销婚姻登记,更不受除斥期限限制。甚至结婚登记十几年的,也被撤销。 在诉讼时效上,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也存在“打架”现象。民事诉讼对于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有特殊规定,而行政诉讼没有关于婚姻诉讼时效的特殊规定。因而,在行政诉讼遭遇诉讼时效的困扰时,其判决结果也是各行其是,或依法驳回起诉,或违法受理。如李永梅和杨华伟2000年6月2日登记结婚,2007年11月29日,杨华伟以双方当事人均未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婚姻登记为由,要求撤销婚姻。河南省项城市人民法院则以杨华伟的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杨华伟的起诉。而宁波市鄞州区法院,2009年2月5日判决撤销了民政机关1996年颁发的结婚登记。 2009年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了一起 1993年4月17日办理的婚姻登记案件。 (三)“双轨制”浪费社会资源 双轨制中的行政诉讼,需要以行政处理决定或拒绝处理作为诉讼的前提条件,并以行政机关为被告。因而,每一个婚姻行政诉讼案件,都必须牵涉到法院、婚姻登记机关和婚姻双方当事人共四方参与诉讼。而对于不服行政处理提起的行政诉讼,法院认为处理错误,则又只能撤销或指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处理。这样,一个婚姻行政诉讼案件,往往要经过由行政到法院,再由法院回到行政的循环往复过程。而不同的行政决定或判决,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产生不同的利益效果,当事人可以分别针对不同的行政决定,反复起诉。可谓是“诉讼风水轮流转”,“你方诉罢我上台”,“我方息诉你起诉”。如后面要涉及的上犹县刘某与杨某的婚姻纠纷案件就是如此。还有的甚至历时数年,难以终结。如黄朗源等诉万宁市人民政府婚姻登记案,罗秀芳和香港居民李冠雄1973年结婚,1982年罗秀芳申请出港定居时,被公安机关收去结婚证。罗去港定居后与李感情不和,因没有结婚证,香港婚姻注册处不予办理离婚手续。1987年3月18日香港婚姻注册处出具证明给李冠雄到海南省琼海市与陈国美办理了结婚登记。1991年1月6日罗秀芳和苏晋祥(与前妻黄玉来离婚)向万宁市人民政府申请结婚登记,万宁市人民政府核发了罗秀芳和苏晋祥的结婚证。1996年7月,苏晋祥在海南省海口市去世。因苏晋祥的遗产继承,罗秀芳、苏祥龙、苏祥骏与黄朗源、黄莉雅发生民事纠纷。由于当事人对罗秀芳和苏晋祥的婚姻效力有不同看法,从而引起罗秀芳和苏晋祥婚姻效力的行政诉讼。 就是这么一个涉及婚姻效力的普通案件,却历时七个年度,行政机关作出七次处理决定,法院判决六次。其中省人民政府作出两次处理决定,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两次判决。其社会成本之大,与案件之小,形成巨大反差。 三、婚姻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双轨制的理论反思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对于婚姻效力纠纷来讲,通过民事诉讼,其诉讼客体是婚姻关系,法院审查和判决的内容是婚姻关系是否成立或有效;通过行政诉讼,其诉讼客体则是婚姻登记具体行政行为,法院审查和判决的内容是具体婚姻登记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或有效性。而对于当事人来讲,双方所争议的则是婚姻关系是否成立或有效,并不是登记行为的违法与否。婚姻登记行为的违法与否,只是当事人用以主张婚姻关系是否成立或有效的一个事实或理由。因而,婚姻效力纠纷应当适用民事诉讼程序解决。采用行政诉讼解决婚姻效力纠纷是一种错误的诉讼路径,既费工夫,又障碍重重,难达目的。 (一)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案件存在制度性和功能性障碍 1、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案件,缺乏正当性基础。将婚姻登记纠纷作为行政案件,必然以民政机关(或政府)为被告,而将民政机关作为被告没有正当性理由。 第一,民政机关无权处理婚姻效力纠纷。婚姻法和行政法规不仅没有赋予民政机关处理此类纠纷的权力,而且明文限制其受理,民政机关显然无权处理此类纠纷。 第二,民政机关无力处理婚姻效力纠纷。民政机关办理婚姻登记的主要 职责是审查申请材料形式上的真实性,并对形式真实和合法的婚姻申请予以登记,不具有判断婚姻关系实质上有无效力的相应职权,更没有对争议的调处、裁决权。那么,在当事人提出撤销婚姻时,民政机关是一律撤销呢?还是有选择地撤销呢?如果是有选择地撤销,民政机关就需要判断,而判断则涉及调查或实质裁决,民政机关没有这个职权。因而,民政机关无力处理婚姻效力纠纷。要民政机关处理此类纠纷,实际上是行使审判机关的职权。 第三,由民政机关处理婚姻效力纠纷,将会把民政机关推向“两难”的境地。首先,如果民政机关以无权处理为由拒绝处理,则会以不作为被推上行政诉讼的被告席。其二,民政机关如果处理,也会被推上行政诉讼的被告席。一是如果民政机关进行实质审查,则需要当事人提供有关实质真实的材料,这有“附加其他义务”之嫌。当事人不仅可以拒绝提供,甚至会以违法或侵权为由而起诉民政机关。因为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3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婚姻登记时, 除形式审查外,“不得附加其他义务”。二是如果民政机关只进行单纯的形式审查,又难免出现实质判断错误。而且对于双方有争议的婚姻登记,民政机关无论处理正确与否,将有一方提起行政诉讼。即使双方没有争议,单纯的形式审查,也难以保证撤销婚姻登记的正确性。如夫妻双方为了逃避债务,虚构撤销婚姻登记的事由和事实,民政机关通过单纯的形式审查可能会难以发现虚假而撤销婚姻登记。这样,债权人发现后则又将起诉民政机关。这样,民政机关始终难以摆脱由当事人牵着鼻子当被告的困境。 由此可见,民政机关无权处理;你硬要它处理,它也无力处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非要民政机关当被告不可?民政机关处理婚姻效力纠纷,其结果只能是无端滋生行政诉讼,造成恶性循环,浪费社会资源。 2、行政诉讼时效难以满足婚姻效力纠纷的需要。根据《行政复议法》第9条第1款规定,婚姻效力纠纷一般都会因超过60日行政复议期限难以进入行政复议程序。而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2条规定,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三个月内起诉;不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除不动产外,最长的诉讼时效是5年,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上述规定显然不能满足婚姻纠纷行政诉讼的需要。因而,行政审判在诉讼时效上往往面临“二难”选择,一是严格执行行政诉讼时效规定,则会因超过诉讼时效而驳回起诉。如果这样,那些婚姻登记存在重大瑕疵而本不成立或无效的婚姻,将无法得到否认,而有效的婚姻也无法得到法律确认,使大量婚姻处于法律不能调控的真空状态。二是对于超过诉讼时效的婚姻纠纷,如果硬要适用行政诉讼解决,则又必然违法。 如河南省禹州市朱莲诉禹州市民政局撤销重婚登记行政诉讼案。1990年2月,朱莲和宋金星在陕西省延安市官庄乡人民政府进行了结婚登记。1996年宋金星与侯桂梅结婚并领有结婚证,生有二子女。2006年侯桂梅向法院提出与宋金星离婚时,朱莲才知道侯桂梅与宋金星结婚。 朱莲于2006年5月8日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证。法院审理查明:侯桂梅、宋金星缺乏结婚登记档案,禹浅字第200号结婚证不属侯桂梅、宋金星二人的结婚证号等情况。 但2006年9月28日禹州市人民法院作出(2006)禹行初字第30号行政裁定书,以原告朱莲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起诉。朱莲上诉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年1月18日作出(2007)许终字第20号行政裁定书,撤销(2006)禹行初字第30号行政裁定书, 指令禹州市人民法院依法审理。禹州市人民法院又于2007年3月21日作出(2007)禹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撤销了民政机关为第三人颁发的禹浅字第200号结婚证书。原审第三人侯桂梅不服,以超过时效等理由向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8年1月16日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许行终字第63号行政判决,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撤销禹州市法院(2007)禹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朱莲的起诉。 此案处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本案涉及的是重婚问题,按规定应当直接按民事诉讼程序解决,不应当按行政诉讼处理。二是按照行政诉讼处理,以超过行政诉讼时效驳回朱莲的起诉后,宋金星与侯桂梅的婚姻效力并没有得到解决。宋金星与侯桂梅的婚姻,不论从哪个角度 看,都应在法律上否认。首先,朱莲与宋金星未离婚,双方仍然存在法律上的夫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宋金星与侯桂梅登记结婚,显然是重婚。根据我国民法规定,重婚应当宣告无效,且不受时效限制。其二,侯桂梅与宋金星缺乏结婚登记档案,涉及其婚姻是否成立,对此,应当进入实质审理判断。在民法理论上,婚姻不成立自始不成立,双方根本不存在婚姻关系。而且婚姻不成立之诉,在民法上也不受时效限制。但在行政诉讼中,对婚姻是否成立这一重大法律事实却因时效问题不能进入实质审理而直接驳回起诉,其处理方式和结果显然是错误的。宋金星与侯桂梅的“婚姻”,要么就是重婚而无效,要么其婚姻根本不成立。而驳回朱莲的起诉,就意味着承认宋金星与侯桂梅的婚姻成立有效。这样处理,不仅使合法婚姻难以保护,还会导致合法婚姻配偶在财产上的重大损失。 3、行政判决的功能难以适用婚姻效力纠纷。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案件,行政诉讼判决存在功能性障碍。有关这个问题,笔者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这里主要强调,行政诉讼审查的对象是婚姻登记行为,而此类案件的真正诉讼标的是婚姻关系。行政诉讼对婚姻登记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和判断,并不能解决婚姻关系合法与有效问题。许多婚姻登记行为虽然不合法,但并不一定影响婚姻关系的成立与有效。行政判决既要确认婚姻登记行为违法,又要确认婚姻关系成立有效,其判决功能难以实现。因而,在行政诉讼中,往往出现两种不同类型的判决:一是“纯正”的行政判决,即单纯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对凡是违法的婚姻登记一律撤销,从而导致许多有效的婚姻被撤销。二是“变调”的行政判决,即对一些婚姻虽然存在违法,但不影响婚姻效力,行政诉讼判决遭遇尴尬时,则干脆由审查行政行为的违法性,转向审查婚姻关系的合法性或有效性,并用民法上的理由作为行政判决的根据,使行政判决变成了“穿行政判决外衣的民事判决”。 如上犹县53岁的男子刘某,于2006年11月28日起诉与55岁的杨女士离婚。而杨某则认为,“我们根本没有结婚,何来离婚呢?” 经杨某诉请,为刘某办理二人《结婚证》的水岩乡人民政府于2007年3月6日作出了注销该结婚证的决定书。刘某则以结婚证上盖的是民政部的印章而不是水岩乡的印章,水岩乡无权注销为由,于2007年3月23日向法院起诉。水岩乡政府又于2007年8月22日作出决定,撤销了3月6日的决定书。杨某随后向上犹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上犹县人民政府2007年11月2日撤销了水岩乡8月22日作出的决定。刘某于2008年3月6日向上犹县人民法院起诉。县法院认为双方婚姻有效,遂判决撤销上犹县人民政府2007年11月2日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杨某不服,上诉至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作出了维持一审的判决。 在上述二审判决中,法院认为婚姻有效的理由是这样写的:双方“领取结婚证后从2002年初起即长期公开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一起,表明结婚登记是出自双方真实意愿,而且原告刘某与杨某之间的‘婚姻关系’不属于婚姻法规定的可撤销婚姻”。 [11]这显然是一个民事判决理由。 这样的判决并非个别现象。如大家熟知的“张明娣与胡加招婚姻效力案”,[12]也是如此。该案从民事继承案件到行政诉讼案件,转了一圈,结果温州二审法院的行政判决,还是以“婚姻登记系男女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这样一个民事上的判决理由,驳回了当事人要求撤销婚姻登记的行政诉讼请求。像这种用与行政法无关的民法理由作为行政判决根据的案件,比比皆是,既“山回路转”,耗费资源,又判得“牛头不对马嘴”,真不知为何苦? 4、行政诉讼审判的内容难以调整事实婚姻。行政诉讼只能对登记婚姻进行法律评判,对事实婚姻无法调控。而我国法律对1994年2月1日前符合婚姻实质要件的事实婚姻,承认其婚姻效力。那么,对于在同一婚姻关系中,出现法律婚姻与事实婚姻两种不同形态交替存在时,行政诉讼就会顾此失彼。如1993年4月17日,第三人孔老大冒用孔老二之名与原告侯某向被告滕州市西岗镇人民政府申请婚姻登记,被告西岗镇人民政府经审核后,为原告侯某与孔老大办理了婚姻登记,并颁发了西字第00318结婚证。此后,原告侯某一直与孔老大共同生活。2008年10月10日,原告以第三人孔老大在办理婚姻登记时冒用他人身份骗取结婚证书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结婚证。2009年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了被告为原告侯某与第三人孔老大办理的结婚登记及颁发西字第0031 8号结婚证的具体行政行为。 本案在撤销婚姻登记的同时,对事实婚姻则无法处理,可能会间接否认侯某与孔老大业已存在事实婚姻。 5、对于存在特殊法律障碍的婚姻,行政诉讼无法应对。最常见的就是登记离婚后一方又结婚的,登记离婚虽然存在违法,则不能一律撤销离婚登记。因为一律撤销离婚登记,又结婚者就构成了重婚。这里实际上涉及到是否保护善意重婚问题。对此,行政诉讼难以处理。如2011年患精神病的某女与丈夫协议离婚,数年后该女母亲以女儿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婚姻登记机关不能为其办理离婚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离婚登记。但男方离婚后又再婚了,法院认定此案离婚违法,但又以“有不可撤销的因素”驳回了原告的起诉。[13]此案中的后婚是否属于善意,是否保护善意重婚问题,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民法理论问题,在此不加讨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此案的判决与行政诉讼的性质,实际上是矛盾的。因为行政诉讼只能就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不可能考虑其他因素,按行政诉讼,本案只能撤销离婚,无法考虑保护善意后婚问题。本案用了一个“有不可撤销的因素”这样一个含糊不清的非行政判决理由驳回了原告起诉,充分暴露了行政诉讼无法应对此类婚姻的尴尬与无赖。 6、有些婚姻纠纷根本不涉及登记行为的违法与否,难以纳入行政诉讼管辖范围。行政诉讼审理的对象和内容主要是婚姻登记行为的合法与否,而在实践中,有些婚姻纠纷根本不涉及登记行为的违法与否,行政诉讼难以解决。这主要有:(1)涉及婚姻是否完成的纠纷。如登记后尚未领取结婚证,一方认为已经依法登记,婚姻成立;一方认为没有领证,婚姻不成立。对此,行政诉讼怎么处理?(2)涉及结婚证真假的纠纷。如涉嫌伪造结婚证引起的纠纷,一方认为是真结婚证,一方认为是假结婚证。这样的纠纷如果按行政诉讼处理,将婚姻登记机关作为被告,而最后查明结婚证是当事人伪造的,行政机关不是冤枉当被告吗?这样的纠纷怎么能够按行政诉讼处理?(3)涉及婚姻关系有无的纠纷。有些婚姻纠纷仅仅涉及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婚姻关系,或有无婚姻关系之争。如一方用真结婚证登记结婚,后来因就业等需要修改了身份证或户籍资料,一旦发生婚姻纠纷后,便否认与对方存在婚姻关系。这显然不能作为行政诉讼案件。(4)涉及事实婚姻是否成立或从何时成立的纠纷。事实婚姻是否成立以及何时成立,既涉及到婚姻性质的判断,也涉及到不同时期财产性质的认定。对此,行政诉讼怎么能够介入?(5)完全因户口登记错误引起的婚姻登记错误纠纷。如有的在办理第一代身份证时,就与他人调换了身份资料,之后无论是招工或结婚,都是使用调换的身份资料。还有的在办理第二代身份证时,又将身份证更改过来。由此引起的婚姻关系确认纠纷,怎么能由民政机关当被告,按行政诉讼案件处理? (二)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案件在法律体系上不协调 婚姻登记机关过去处理婚姻效力纠纷,有其历史背景或原因。一是当时没有婚姻无效制度,有些婚姻在法律上不能承认其效力,需要通过撤销婚姻登记予以否认。因而,婚姻登记机关撤销婚姻登记实际上起到宣告婚姻无效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婚姻无效制度的补充。二是过去人们一般都把婚姻登记当作行政许可行为,因婚姻登记行为引起的纠纷,自然认为需要经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解决。直到行政许可法出台,才澄清了婚姻登记不是行政许可,但人们已形成的观念和习惯,还没有随之改变。 随着情势的变化,传统的习惯不能继续沿袭。首先,我国婚姻法设立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有其严格的条件,如果允许婚姻登记机关再任意撤销婚姻登记,将会间接宣告婚姻无效,扩大婚姻无效的范围。其二,为了维护法制的统一,防止婚姻登记机关任意撤销婚姻登记,行政法规已经取消了婚姻登记机关撤销婚姻登记的权力。其三,婚姻无效的宣告已经明确纳入法院管辖范围。目前对于因重婚、近亲结婚、患疾病者结婚、未达到婚龄者结婚等无效婚姻,以及因胁迫结婚引起的可撤销婚姻等,都由人民法院按照民事诉讼程序作为民事案件处理。而因婚姻登记引起的其他婚姻纠纷,诸如使用虚假身份、他人、登记手续不规范或证件不齐全等引起的婚姻登记纠纷,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相比,除其具体表现形式和情节轻重不同外,其他方面完全相同:即争议的标的相同,都是婚姻关系;登记机关相同,都由婚姻机关登记;案件性质相同,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对于完全相同的婚姻纠纷,为什么对前者由法院按民事纠纷直接处理,而对后 者则要按行政案件处理呢?这种划分显然缺乏正当性法理基础。比如当事人使用他人身份证结婚,构成了重婚,则是民事案件;而使用他人身份证结婚,没有构成重婚,则属于行政案件。这种划分案件性质的标准是什么?有其科学性吗? 对于相同性质的婚姻纠纷案件,一部分作为民事案件处理,另一部分作为行政案件处理,导致婚姻案件出现主管上与审判上的双轨制等混乱无序状态,在法制体系上极不协调,破坏了审判权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三)行政诉讼的缺陷在民事诉讼中完全可以解决 由于婚姻纠纷属于民事案件,按行政案件处理,难免有许多障碍,但将该类纠纷回归民事,按民事案件处理,则顺理成章,一切问题迎刃而解,行政诉讼中的障碍均不复存在。 1、在民事诉讼中,没有诉讼时效的障碍。在民事诉讼中,对于撤销婚姻有明确的除斥期限,超过除斥期间,则不予撤销。这不仅适用胁迫结婚,也适用于与胁迫相似的婚姻等。这样,在民事诉讼中就不会产生对超过除斥期间而不该撤销的婚姻予以撤销问题。对于婚姻无效,在民事诉讼中,明确规定不受一般诉讼时效限制,有请求权的人,任何时候都可以申请宣告婚姻无效。而婚姻不成立与婚姻无效具有相同性质,亦不受一般诉讼时效的限制。这在法理上非常明确,外国和我国台湾的民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因而,在民事诉讼中,婚姻效力纠纷的诉讼时效,不仅没有障碍,而且清楚明了,容易掌握。 2、在民事诉讼中,没有判决功能障碍。对婚姻诉讼纠纷按民事案件处理,主要审查婚姻关系是否成立或有效,其评判标准与行政诉讼不同,一些有程序违法瑕疵的婚姻,只要符合婚姻的实质要件,在民事诉讼中可以认定婚姻成立,这可以弥补行政判决功能上的缺陷。 3、在民事诉讼中不存在相互否定和矛盾判决。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可以就离婚、婚姻成立与不成立、婚姻有效与无效等一并提起,或者提起反诉。法院可以对各种婚姻关系合并审理,避免矛盾判决。如原告提出婚姻不成立或无效之诉,被告可以反诉事实婚姻成立;或者原告提出离婚之诉,被告可以反诉婚姻不成立(或不存在),或者反诉婚姻无效。如上述侯某与孔老大婚姻纠纷案,在民事诉讼中,侯某可以同时提起登记婚姻不成立、事实婚姻成立两个诉讼请求,孔老大也可以反诉事实婚姻成立。法院可以合并审理,在同一民事诉讼程序中解决登记婚姻与事实婚姻的效力问题,避免相互矛盾判决。 4、在民事诉讼中,可以集中审理,一次性解决纠纷。在民事诉讼中,不仅可以对各种婚姻关系和并解决,还可以就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附带之诉与婚姻之诉合并审理,集中一次性解决。这样,可以将婚姻诉讼和婚姻附带诉讼“一网打尽”,其诉讼程序方便、快捷、经济。 5、在民事诉讼中,可以解决不涉及婚姻登记违法的婚姻纠纷。对于如前所述的不涉及婚姻登记违法,难以纳入行政诉讼管辖范围的婚姻纠纷,都可以纳入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解决。如蒋某(女)自称自1993年年底以来,与某行政单位职工朱某对外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至1999年朱某因公牺牲,二人已经形成事实婚姻关系,是朱某的配偶。根据《因公牺牲公安民警特别补助金和特别慰问金管理暂行规定》的规定,蒋某可以以朱某配偶的身份享受某行政单位发放的朱某因公牺牲后的特别慰问金。而某行政单位则认为,蒋某未提供其与朱某生前系合法夫分妻关系的证明,且本行政单位无权确认蒋某与朱某是否构成事实婚姻关系。[14] 像这样的婚姻关系确认纠纷,行政诉讼难以解决,但可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确认双方是否存在婚姻关系。 6、在民事诉讼中,可以适用身份法的特殊规则和法理处理婚姻关系。婚姻关系主要由身份法调整,身份法的有些特殊规则和法理,只能在民事诉讼中才有斟酌和适用的余地。比如,婚姻缔结或解除行为是否适用民法总则以及如何适用民法总则问题。“此问题,大大苦恼了民法学者,尤其对研究亲属、继承者,堪可称为迎面就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学问上重大压力”。[15]且不说如此复杂的问题,没有从事民事(婚姻)审判专知识的行政审判人员难以承担,仅就诉讼程序来讲,行政诉讼是根本无法承载的。 在民事诉讼中,对于婚姻关系纠纷,可以适用类推民法总则或类推婚姻法,认定婚姻有效或无效。这些规则和原理,难以在行政诉讼中进行。因而,婚姻纠纷在行政诉讼中,难以作出全面正确的评判。又如在民法上,身份行为,只存在有无民事行为能力之分,没有限 制行为能力之说。而在行政诉讼中,经常出现限制行为能力离婚被撤销的情况。在民法里,还有一个信赖保护原则,即对重婚的善意保护问题。台湾亲属法即有此规定。而在行政诉讼中,这一原则则难以贯彻。如对于违法离婚,有时一方再婚,行政判决在什么情况下应当适用信赖保护原则,在什么情况下不适用信赖保护原则,难以贯彻。因而,在行政诉讼中,对于是否撤销离婚往往处理错误。如有的行政判决对于违法离婚后凡是再婚者,均不撤销离婚。这既没有正确贯彻信赖保护原则,又使其认定事实与判决结果之间相互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但在民事诉讼中,对重婚的善意保护则很好处理。 四、婚姻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并轨“之建议 婚姻效力纠纷的性质是民事纠纷,民事纠纷按行政程序处理必然弊端甚多。因而,应当进行彻底改革,实行“并轨”,由双轨制改为单轨制,即将婚姻纠纷全部纳入法院的民事诉讼轨道处理。但考虑到目前的法制现状,可以分两步走,即“事实并轨”与“法律并轨”分步完成。 (一)关于“法律并轨”问题 “法律并轨”,就是通过立法途径,修改现行立法和补充立法,由双轨制改为单轨制。 1、取消民政机关主管撤销胁迫结婚的规定,改由法院统一主管。目前,在法律上明确规定由民政机关主管的婚姻案件,事实上只有婚姻法第11条和与之相关的婚姻登记条例等,但所规定的主管范围有限,就是撤销胁迫结婚。而撤销胁迫结婚法院主管更有利,规定由民政机关与法院共同主管意义并不大。因为根据婚姻登记条例规定,当事人向民政机关申请撤销胁迫结婚,应当出具“能够证明被胁迫而结婚的证明材料”。北京市民政局还规定,当事人要提供“公安机关出具的解救证明、人民法院作出的有受胁迫结婚内容的判决书或者其他能够证明受胁迫结婚的证明材料”,“且不涉及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问题的”,民政机关才受理。据一些民政部门的同志介绍,民政机关撤销胁迫结婚实际上是名存实亡,基本上没有受理这类案件。因而,保留民政机关主管此类案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取消民政机关与法院共同主管,改由法院专门主管是完全可以的。 2、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婚姻登记程序瑕疵纠纷由法院主管。目前,对于婚姻登记程序瑕疵纠纷的主管规定不明,造成当事人在民政机关与法院之间“打转”。对此,应当明确由法院主管。而且不能开口子,一开口子就容易对一些纠纷产生相互推诿,弊端甚多。 3、明确规定除了婚姻行政侵权案件外,其他一切涉及婚姻成立与不成立、有效与无效的案件,都由人民法院按民事诉讼程序处理。也就是说,只有单纯的行政侵权案件(包括作为与不作为,如随意撤销婚姻登记、拒绝婚姻登记、在登记中乱收费等)由婚姻登记机关处理,对其处理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凡是涉及当事人之间婚姻关系性质之争,或是否存在婚姻关系之争的,都由法院按民事案件处理。 (二)关于“事实并轨”问题 所谓“事实并轨”, 就是在司法实践中,先废除民政机关主管婚姻纠纷和通过行政诉讼处理婚姻纠纷程序,把涉及婚姻成立与不成立、有效与无效的纠纷,统一归口于民事诉讼程序审理,实行事实上的单轨制。 1、实行“事实并轨”无法律障碍。目前,实行事实上的并轨,在法律上并无障碍。因为根据现有法律规定,民政机关主管的婚姻案件,只有婚姻法第11条规定的胁迫结婚,而人民法院对胁迫结婚也有管辖权。因而,在实践中,由法院统一主管该类案件是完全可以的。至于婚姻行政诉讼,从目前法律上看,并没有婚姻行政诉讼的规定。而且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的8种行政诉讼案件,也难以囊括婚姻效力纠纷。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诉讼案件,实属勉强。因而,废除婚姻行政诉讼不仅没有法律障碍,而且更加合理。 2、实行“事实并轨”已有判例可循。事实上,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业已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并轨“试验,即在民事诉讼中,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16]直接处理婚姻登记纠纷。其效果很好,值得肯定和推广。如2010年4月,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判决的刘红玲使用其姐姐身份证登记结婚案,就是如此。刘红玲因未到婚龄而怀孕,便用其姐姐刘路英的身份证,用自己的照片与赵光武登记结婚。2006年底,赵光武外出打工,从此再未与刘红玲取得联系。2009年12月11日刘红玲向宜昌市点军区法院起诉与赵光武离婚,并要求法院发司法建议请民政部门撤销其婚姻登记 。经过法院释明,刘红玲变更诉讼请求,将离婚之诉、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合并提起,其具体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确认刘红玲与赵光武存在婚姻关系,刘路英与赵光武不存在婚姻关系,并确认刘红玲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判决刘红玲与赵光武离婚;女儿赵寒晶由刘红玲负责监护。 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在查明有关事实后,于2010年4月12日作出判决,该判决认为:原告刘红玲因未达法定婚龄,借用其姐姐刘路英的身份证与被告赵光武办理结婚登记和子女出生证明,其行为是错误的。但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具有共同结婚的合意和行为,且双方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刘路英与赵光武没有结婚的合意,也没有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的事实。因此,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的婚姻关系成立,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关系不成立。现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均已达法定婚龄,其婚姻无效的情形已经消失,应当认定其婚姻成立有效。因被告赵光武下落不明已两年有余,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故对原告刘红玲的离婚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经亲子鉴定,登记为赵光武与“刘路英”之女的赵寒晶与原告刘红玲的血缘关系概率大于99.99%,应认定刘红玲系赵寒晶生母,刘路英不是赵寒晶生母。据此,依法判决如下:一、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关系不成立。二、准予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离婚。三、赵寒晶由原告刘红玲负责监护。 本案判决的真正价值是:首次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在民事诉讼程序成功地解决了婚姻登记程序瑕疵纠纷。尽管对本案认定刘红玲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可能仍然存在争议,但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在民事诉讼程序中解决婚姻登记程序瑕疵纠纷,其价值和意义是不可否认的。它说明不仅完全可以运用民事诉讼解决此类纠纷,而且比行政诉讼更科学,更顺畅、简捷、彻底。以刘红玲案为例,刘红玲既可以起诉请求法院确认她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然后解决离婚和子女抚养费、财产分割问题;也可以起诉请求确认她与赵光武的婚姻不成立(当然是否成立由法院审查决定),然后解决子女抚养费和财产分割问题;刘红玲、刘路英姐妹如果与赵光武之间是否存在婚姻关系发生争议时,还可以单独起诉确认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或不成之诉。比如姐姐刘路英结婚遇到障碍时,可以单独起诉确认与赵光武的婚姻不成立之诉;刘红玲如果遇到赵光武否认婚姻时,可以单独起诉确认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之诉。此外,假如赵光武不是下落不明的人,在刘红玲直接提起离婚之诉时,赵光武认为婚姻不成立,还可以提起婚姻不成立之反诉。法院可以将离婚本诉与婚姻不成立反诉合并审理。在民事诉讼中,即使确认刘红玲与赵光武的婚姻不成立或无效,也可以直接对子女和财产问题进行处理,比行政诉讼要简捷得多。

上海婚姻调查篇6

关键词:高聘金;买卖婚姻;原因

从古至今,我国婚姻的缔结就有男方在婚姻约定初步达成的时候,向女方家里送聘金、聘礼的习俗,而这种聘金、聘礼俗称“彩礼”。在西周时期确立并为各朝所沿袭的“六礼”的婚姻制度,这个就是“彩礼”的来源。

而在今天莆田的沿海地区,有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了快递式的高聘金婚姻,就是青年男女在春节期间通过密集的相亲方式和与别人比较婚嫁聘金数目多少来决定自己的婚姻对象,并且这个现象呈现出越来越普遍的趋势,男方给女方的聘金更是呈水涨船高之势。在莆田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莆田婚嫁聘金的多少是有界线的,主要以秀屿区的笏石镇为界线,在笏石镇以东和以南的沿海地区,价格就会比较偏高,一般都在十几万,并且在东庄,东埔、忠门等乡镇一带,有的乡镇聘金的金额高达百万元,在网络上号称“全国第一”。而在笏石镇以西以及以北的有些地区,聘金相对来说会较便宜,少则几万,多则也不过一二十万。

聘金在莆田市沿海地区盛行,与忠门、东庄、北高等地大量在外经商的莆商不无关系。这些在外从事木材、医疗、金饰等行业的“土豪”拥有大量财产,但常年在外,没有时间谈婚论嫁,很多年轻人都赶在春节期间马不停蹄地回莆相亲,见到合适的,高聘金就成为促成一桩婚姻的主要条件。如此,婚姻不是出于感情基础,而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一场“买卖”,不能不令人担忧其背后存在的隐患。高聘金盛行的背后,是婚姻观念、现实利益、民风民俗等因素的博弈。而在我们走访的过程中,发现在这些地区,重男轻女的观念还是存在的,而且有些人家女孩一到18岁,就会有媒人上门说亲,而且聘金是根据女孩的相貌和年龄而定,据说,在当地要是几家男方同时看上同一个女孩,哪家的聘金高,女孩就会被嫁入哪家。为此,不少普通人家,为讨媳妇不得不举家借贷。这种撑起了面子,缺少了里子的婚姻陋俗让人难以接受,这俨然成了买卖婚姻。

有些平常人家把自己的女儿嫁到条件比较好的家庭,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觉得这样的婚姻会让双方的家族建立一定关系,另一方面还看重对方的高聘金。因此,能把女儿出嫁到家庭条件较好的家庭,对生活条件比较一般的人家来说,不仅会影响到整个家庭的命运,也直接关系到女儿未来的生活。而且在走访的过程中发现一个现象,在选择儿女婚姻对象时,即使有些人家本身就是有钱人家,同样也会注重到对方的家庭经济条件,讲究的是一个门当户对。沿海的一户陈氏人家家庭不错,在以前,这户人家的女儿初中还未毕业,就被隔壁镇的一户人家看上,在去年初中毕业后,就上门提亲。因为男方家族生意做的比较大,所以在聘礼方面不含糊。虽然刚刚开始的时候,女孩不同意这门亲事,但是,女孩的父母认为这门亲事会对双方的家族生意帮助很大,就出于在生意上的考虑。到后面,父母最终还是做通了孩子的思想工作,促成了这门亲事。由于双方的家庭本身条件比较好,所以在聘金的额度上没有定的很低,最后,聘金的额度定在了120万元左右。出于某种无法控制的因素,例如一些攀比心理、家境殷实、界外风俗、家庭联合等因素,才会逐渐形成了沿海部分地区的高聘金。在当地被许多人称为是“有钱人的游戏” 指的正是在“疯涨”的高聘金风气,这种风气着实给一些家庭带来困惑。双方在结婚过程中所送出的高价聘礼,不仅仅为双方赚足了面子,而且还一定程度上彰显出了自己一定的地位、显赫的家世。相互攀比的风气越来越盛行,多多少少有受到上述那种心态的影响。在这种因素的影响下,使沿海地区越来越多的婚姻变相的成为了“面子婚姻”。但是这种“面子婚姻”会把摆阔攀比把婚姻爱情当成商品的交换,而且还不能够带来高质量的婚姻生活,反而会让一些家境普通的家庭面临着很大的娶亲难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玷污了文明婚俗,使得婚姻并不是那么美好。

对有些家境殷实的家庭来说,高价聘金或许不算什么。但是对普通的农民来说这无疑困难很大,让大家苦不堪言。而有些年轻人为了满足所提出的结婚条件,有些早已负债累累,有些还倾家荡产。也因为高价聘金引发出许多社会的问题。有些为了筹集结婚所需要的高价费用,有时候还会不择手段地弄钱,抢劫、、行凶、诈骗直至他们落入法网;而有的青年则会采用非法同居、未婚生子、换亲等一些极端的办法减少或者逃避婚姻彩礼。给社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婚姻原本是双方美好生活开始的象征,是男女双方的事儿。但是如果家长仅仅只为了争一时的面子,而让婚姻蒙上阴影,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多多少少都会对未来双方的婚姻生活产生影响。你是出的起高价彩礼,你是家境殷实,那又怎么样,建立在金钱上的婚姻又何谈幸福?在当今市场经济的时代,我们理应倡导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婚姻,应该倡导文明的婚姻,而不是充满铜臭味的婚姻。因为只这样的婚姻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能真正获得幸福。莆田民俗专家林洪国认为,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面,似乎没有聘金的婚姻是无法成立的,因此聘金也被民间认为是婚姻构成的重要因素。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这种趋势会发生一些转变,单单聘金已经无法保证婚姻的稳定,更不会保证婚姻的质量。林洪国先生表示,婚姻的幸福以否还是应该要建立在一定的感情基础上,而对于当下聘金的高价风这个不良风气,应该及时刹住,不能放任不管。

不过,在过年前夕,东庄镇马厂村在秀屿区妈祖文化交流中心举行“抵制不良陋俗,拒绝高聘金婚姻”倡议签名活动,得到该村村民的积极响应。虽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但这就已经进步很大了。这也是可喜可贺的事情。

这次接触过那么多事情,给我的感觉不仅仅是震撼感,更多的是惊悚和害怕。而我想表达的是,在现代社会,思想解放程度已经达到很令人欣慰的水平了,年轻人的心智比以往社会应该成熟并理智很多。一方面,以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个形式的婚姻模式,显然不时兴,不是主流了。一方面是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整个社会面貌相当程度拜托了闭塞和无知,直至开放开明。年轻人越来越多自由恋爱,这个模式下,谈婚论嫁阶段的男女信任程度已经很高很好了,没必要认为增设“离婚成本”这项篱栏。换个角度来说,当今房价、物价,已经足以胜任这个篱栏的角色,聘金老人家执勤千百年也该休息休息颐养天年了。我们更应该去引导树立正确的婚姻观,而不应该盲目跟风。(作者单位:莆田学院)

参考文献:

[1] 郑已东 莆田新闻 [N] 湄洲日报 2015-03-16

[2] 申志民 何光 [N] 新京报 2013-10-08

[3] User 兴化茶楼 [N] 莆田新城网 2013-5-10

上海婚姻调查篇7

中国下一代的爱情正呈现复杂的生态:《中国都市年轻人恋爱婚姻行为调查》结果显示,闪婚者闪离的比例高达65%。90后身上承担着“注重现实、盲目幼稚、冲动而缺乏责任感”等负面评价,他们当中有人是封闭的“宅男”、持续单身的“剩女”、宁做三奶不做穷人的“小三”,甚至有人成为恋物的“养娃族”――将情感寄托在假人娃娃身上,每天为娃娃悉心打扮,乐此不疲。

“追求物质基础,通过婚姻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这是一种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但如果过于强调物质,忽略自己的精神层面,可能会带来婚后的空虚感。”李银河如是说。显然,爱情只讲钱是不行的,上海市妇联曾做调查,受访者认为AA制的婚姻有风险:“AA制让我没有安全感。”

史铁生曾在《我的丁一之旅》中写道:“爱代表了对理想、精神、心灵情感的渴望”。这种渴望是婚姻的盐巴,没有了爱情的婚姻,也就没有了味道。

虽然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恋爱婚姻观作为现代观念通过文学传播了100多年,婚姻与爱情之间的关系还是一直模糊不清。法国曾有一本公民教育小册子,呼吁:“是爱情重归本色的时候了,爱情应该是夫妻结合的决定性因素和基本条件。只有爱情能够发现或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契合。”

同时,怀疑的声音也一直未断,在这种怀疑中,爱情不过是一种自愿的同居,或乔治・桑小说里的通奸。弗洛伊德理论对人的力比多的分析也加深了这种怀疑。在意大利,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墨索里尼逆潮流而行,一度重新让教会掌控婚姻制度,法国也在这时出现了反弹,但这时的社会状况大局已定,取消公证结婚已无可能,至多是可以自由选择公证注册还是宗教婚礼。无论选择哪种婚姻制度的,伦理依据却没再倒退,即对恋爱型婚姻的肯定。

如今,婚姻的传统目标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与传统婚姻目标的最大区别在于:对方既要被更加地推崇为独立自主的另一个人,同时又必须塑造,进而承认与之形成的统一体。在福柯看来,这是现代婚姻家庭的最大的悖论。

因此这造成了新的焦虑和要求,离婚率提高、不婚人群增加或许与之有关。如果爱情结束了,要么征服世俗陈规利益,拒绝和解,离婚;要么在“合法化的道德犯罪”中延续婚姻。这是1889年时爱情婚姻倡导者的决绝态度。

但是,因为与子女的关联以及共同生活痕迹的纠缠,这种颠覆性态度一直受到抑制,真爱永存白头到老的观念也参与了这种抑制。婚姻的过程曾被视为两人共同去创造“一部相互叙述的传记”,这时却又变成了对各自生活的孤独应对,合作、港湾、保护子女等策略替代所谓的爱情。

上海婚姻调查篇8

关键词:医学生 非医学生 婚恋观 婚恋比较

自2005年9月1日起,《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正式实施,规定学校不得干涉和禁止学生在校恋爱和结婚,改革开放已三十多年,结婚禁令的解除无疑体现了法制观念和人文精神的巨大进步。婚恋观是人们对恋爱和婚姻的观念和原则,在不同社会因素作用下,大学生的婚恋观也随着个人经历和追求发生了变化。医学生作为以后医学事业的接班人,与非医学生相比两者的知识结构不同,婚恋观亦可能存在差异,目前此方面的研究少有报道,笔者于2011年9月间对我校全日制本科生进行了抽样调查。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选取浙江海洋学院全日制本科医学生与非医学生共800名为调查对象,医学生与非医学生各400名。在400名医学生中,其中男生78名,女生322名,大一74名,大二95名,大三113名,大四118名,独生子女131名,非独生子女269名;在400名非医学生中,其中男生253名,女生147名,大一66名,大二47名,大三59名,大四228名,独生子女214名,非独生子女186名。

1.2 方法 采用统一问卷,内容包括医学生与非医学生的恋爱现状、恋爱态度、恋爱动机、对高校开展婚恋教育的态度和需求情况等。调查人员通过统一培训,向被调查者解释说明调查目的,当场一次性收回问卷,保证结果的真实可靠。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1

2.结果

2.1 大学生恋爱现状及动机

从问卷调查结果看,正在谈恋爱的医学生占27.75 %,非医学生占30.8%,曾经恋爱的医学生占13.00% ,非医学生占19.25%;在恋爱中高攀门户,为将来的事业搭建跳板的选项中,医学生占2.00%,非医学生占4.75%(P

2.2医学类与非医学类大学生婚恋观的差异

对于爱情观,同意一生只爱一个人,医学生占14.3%,非医学生占21.3%(P

2.3 医学类与非医学类大学生对婚恋知识的需求

笔者对在校大学生进行了婚恋知识的需求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婚姻和恋爱相关知识都需要,医学生占79.5%,非医学生占67.8%(P

3.讨论

3.1医学生比非医学生在婚恋观上更为理性

调查结果显示,55.8%的医学生认为在择偶中不要轻易地爱一个人,而非医学生仅39.3%的同学赞成这种观点;从选婚姻方式来看,10.3%的非医学生会选择闪婚,而医学生占5.25%,从这两组数据可以看出,医学生比非医学生考虑婚恋问题更为理性。这可能与医学生受到医学教育的同时,培养了一种严谨的作风和慎独精神,也可能与医学生所处的学习文化氛围有关。

3.2 医学生与非医学生的性观念具有差异性

改革开放,中西文化交融,更多的大学生渴望尝试新鲜事物,大学生的性观念也随时代的变革而发生了变化。本调查结果显示,对于爱情观,15.5%的医学生和21.3%的非医学生支持随性而为;在大学生恋爱可以容忍的行为的调查中,医学生与非医学生对婚前的接受度比较高,尤其是非医学生,选择抚和的比例分别占50.0%和 35.8%。这可能与大学生成熟的生理结构伴随着不成熟的心理结构有关,但笔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发生可能与大学生所处的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关。因此社会和高校应抓好婚姻道德教育,使大学生树立良好的道德观念。

3.3 大学生对婚恋方面知识的需求具有普遍性

调查结果表明,79.5%的医学生和67.8%的非医学生认为婚姻和恋爱相关知识的教育都需要,80.0%的医学生和73.3%的非医学生愿意接受学校开设爱情与性方面的公开讲座或者课程,无论是医学生还是非医学生,他们都有对婚恋方面知识的普遍需求。因此高校有必要对大学生婚恋观念进行教育和引导,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和高校的稳定发展[1]。

4.建议与对策

4.1 针对大学生不同群体开展婚恋教育

根据大学生的性别、年级和专业组成具有相同属性的一类群体,他们具有共同语言,也面临相似的情感问题,高校针对这样的群体开展婚恋教育效果更好。

4.2 采用多种形式的婚恋观教育

4.2.1 设立心理咨询中心和热线电话,及时解决婚恋烦恼

处于热恋中的大学生会碰到一些自己不能解决的恋爱问题,这就需要学校设立关于婚恋咨询的机构,面对面交流,摆出事实,用科学的办法解决问题,增强大学生自我心理调节能力。学校应加强对心理咨询机构、心理咨询知识以及机构开展工作的宣传力度[2],使学生掌握心理调适的方法,学会正确对待恋爱婚姻中的问题[3]。

4.2.2 开设婚恋教育选修课或者讲座

结合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学校应开设相关课程,将医学生与非医学生分班,讲解恋爱技巧与婚姻教育问题,做到理论不脱离实际,让更多的大学生能够接受积极正确的婚恋理念,并能与生活相联系。

4.2.3 以团体辅导的形式间接地进行婚恋教育

采用团体辅导的形式教育,灌输积极健康向上的婚恋观知识。团体辅导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如玩游戏、舞台剧、过家家等。医学生和非医学生根据实际情况,用自己的想象力和舞台表现能力展示现实存在的问题,作为观众的大学生以旁观者的身份更容易看清问题的本质。

4.2.4 加强校园文化氛围建设

高校要从育人的高度保证校园文化的健康发展,努力构建一个生机勃勃、稳步和谐、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4],策划丰富多彩的活动,提高和展示大学生的能力与才华,减少大学生以空虚为由而盲目恋爱的情况。

婚姻的美满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家庭幸福,而且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密切相关,高校的职能不仅是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因此学校有责任和义务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创造良好文化氛围,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维护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

本研究为浙江海洋学院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创新性实验项目。

参考文献:

[1]马英,胡冬梅,张晓瑜.医学生婚恋观的调查与分析[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2):45.

[2]李送君,聂伟.大学生婚恋观实证研究[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2):127.

[3]廖轶,李婧,李纪滨.南京大学生婚恋观的调查与研究[J].科技信息,2007,(21):25.

[4]徐东芸,张万山,鲁芳.河北省部分高校大学生婚恋观状况调查及对策[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28(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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