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论文范文

上海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上海开埠地;文化内涵;艺术创作;民俗;流变;世博会;文化特征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

从地理位置而言,无论上海“老城厢”还是沿黄浦江的外滩,都在今日黄浦区涵盖的范围,称黄浦区是一百六十多年前上海“开埠地”是准确的。本文着重探讨“开埠地”的文化内涵、开埠对于上海市民人格观念的塑造以及开埠地文化品格的现代传承,和对于今日上海都市民俗文化流变的影响。

一、上海开埠地的文化内涵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入侵上海、南京等地,1843年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上海作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正式开埠。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11月8日,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到任。凭借不平等条约,巴富尔11月14日发出通告,宣布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正式开埠。

上海开埠,开埠地就在今天的黄浦区。开埠后的上海,成为外国殖民者在中国倾销商品、搜刮原料的主要口岸。外国资本控制了上海海关的关税行政大权,实际上垄断了绝大部分金融外汇和进出口业务,攫取了中国沿海南北洋和长江航运权。―批批外国冒险家先后来到上海,投机倒把,牟取暴利,上海成为冒险家的乐园。与此同时,随着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兴起,清政府陆续在上海创办了一批近代“国有”企业,如江南招商局、江南制造局、江南机器织布局、电报分局等。这个时期,上海的民族工商业也得到相当的发展,其中缫丝、卷烟、棉纺织、面粉等行业发展尤为迅速。

上海自开埠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座城市在百年间创造了一系列令人惊叹的中国“第一”、亚洲“第一”乃至世界“第一”,放眼望去,这种现象在中国的任何一座城市中都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的城市史中也不多见。上海开埠地先后包容和吸收的数百万国内移民来自中国南北各地,特别是江浙皖这些经济文化水准长期领先的地区,这些移民既有较高的素质,也不乏相互间的竞争和融合。当然有人会说,上海开埠地是殖民地文化,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正是租界的运行才有上海的发展;但谁能否认,如果没有上海的开埠,没有中国自身的经济文化积累,没有成百上千万各地中国移民的辛勤劳作和艰难打拼,上海开埠地的辉煌同样不可能出现。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耳熟能详的话:“两千年历史看西安,五百年历史看北京,一百年历史看上海”,翻开中国近现代史,无论哪一方面,几乎没有不涉及上海。一些有重大影响的历史文化名人,大多有在上海活动的经历。上海不仅是人口的海、方言的海、菜系的海,也是文化的海、思想的海。多样化的文化生态,使上海开埠地成为各种思潮的发源地。

历史学家在谈到上海开埠以来的一百六十年时,曾经说道:“追溯上海发展的历史,从一个小渔村发展到松江府上海县,再到民国时代的上海市。现在的上海专指1843年五口通商以后开埠的上海,这以后的上海才慢慢形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上海。上海的自我认同是在全球化过程中确立的。一般的观点认为,全球化所到之处都与本土化产生冲突,本土文化会在全球化过程中产生各种各样的失落感和焦虑感。但上海的经验表明,在全球化的浪潮里,上海文化没有失落只有获取,没有焦虑只有欢乐,因为上海的文化身份正是在全球化过程中确立的。这是上海一个很突出的现象,而在中国其他城市则很少。”[1]这段话对于理解上海民俗文化的内涵特征是意味深长的。兹举数端,略述其详:

(1)中西风尚的混合交汇

从民俗发生学的角度来说,上海开埠地文化的最大亮色是由中外移民汇聚造成的。据上海1885年以来历年人口统计,公共租界非上海籍的人口通常占80%以上,华界非上海籍的人口通常占75%以上。[2](P.63-64)具有近代意义上的上海的出现是在开埠以后。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相撞乃至冲突的前沿。

开埠之初,上海开埠地一带由一片荒滩洼地魔术般变化得洋楼耸峙、工厂林立、道路纵横交错。租界内店铺繁多,商品丰富,往来行人,毂击肩摩,有记载云:“互市以来,繁华景象日盛一日,停车者踵相接,入市者目几眩,乎驾粤东、汉口诸名镇而上之。来游之人,中朝则十有八省,外洋则二十有四国。”[3](P.87)租界的繁荣和稳定吸引了大量中外人口,而成为五方杂处、华洋杂居的移民城市。大批中外投机家、冒险家不仅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的近代文明。随着租界的扩大与发展,上海租界成为当时中国城市基础设施最先进、交通通讯最便利的地区。

人们在这种“与华夏本土传统迥然不同的社会生态环境”看到了什么呢?当人们接近洋场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鳞比卓立的洋房及其蜿蜒曲折的天际线,耳目为之一新。王韬在1848年曾这样描绘他在上海外滩看到的景象:“一入黄歇浦中,气象顿异”,“滨浦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4]同样令中国人惊叹不已的是租界的道路。翻开当年游览“洋场”的中国人的笔记、日记,常见“街衢弄巷,纵横交错”,“道途平坦,商户整洁,堤岸桥梁,修筑坚固”,“舟车填溢”,左右“树木森茂而齐密”之类的赞语。由于规划、勘察、施工、材料设施的近代化,租界的道路从各方面体现出新型城市的风貌。整洁有序的市容,先进完善的设施,严格科学的管理,无不反映了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它对刺激中国人改革民居建筑和居住环境,改良生活方式和居住文化习俗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西文化交汇的态势还表现在人们的语言。随着大量外国侨民的进驻以及上海人与外国人接触、交际机会的日益增多,华洋杂处,最大的困难和障碍是语言不通,特别是外国商人、海员、旅游者初来乍到,由于不谙华语,难免有寸步难行、一事无成之虞。于是,社会上出现一些游手好闲、又略习英语的人,充当翻译和导游的角色,从中索取报酬,成为一项新兴的职业,名曰“露天通事”。“露天通事”未经过正规训练,说的英语发音不准确,语法不规范,但在洋泾浜一带尚能通行,所以又称“洋泾浜英语”。洋泾浜英语虽然主要运用于商贸场合中的特殊语言形式,但是这种语言形式对于上海都市的影响却远不止洋泾浜这一个地区,也不仅仅只限于用以商贸交易。实际上,它已经渗透到了上海都市中的各个地区、各种场合,以及各种层次的社会群体之中。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洋泾浜英语岁然不够标淮和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它可能会影响正常的语言交际表达,破坏语言的纯洁性和完美性。但是从社会效用的角度来看,洋泾浜英语的出现却又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它解决了人们急切希望掌握外国语言,然而一时又难以很快达到目的的困难。尤其是对于那些文化层次不高,但又迫切需要与西方人交际、沟通的中下层民众来说,洋泾浜英语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最为适合需要的“快速入门外国语”。洋泾浜英语作为一种曾经广为流行的语言民俗事象,对于上海开埠地文化的演变与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它是上海语言文化与语言民俗的一颗化石,记录着中西语俗交融、会合的历史,展示着上海都市民众在与西方人不断交往、接触过程中所走过的道路。

(2)对待洋人的平和态度

上海人称外国人叫“老外”,既透出一股亲切感觉,又是一个包涵相当宽泛的人文概念,这个坊间的俚语很典型地反映了上海居民对外国人的态度,概况起来就是五个字――“崇洋不”。

崇洋是心态,是行为。开埠之后,民众对西方文化有一种情有独钟的认同,它可以是抽象的,比较喜欢西方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羡慕工业文明后的科技技艺;也可以是具体的,在日常生活中喜欢“舶来品”,诸如吃“法式大菜”、戴“瑞士名表”,对于后者,是对于西方生活方式的仰慕,由仰慕而吸收,拿来为我所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文化交流中的一种积极因素,具有开风气之先的积极意义。所谓“”,却是比较大的问题,它的表现是一种奴颜婢膝,尽管也是伴随着崇洋而派生,往往是从对西方文明的崇尚逐渐演化为对西方势力的恐惧,认为―切都是外国的好,月亮也是外国的圆,最终发展为民族虚无主义。最初表现出的,多是为外国人服务的买办。随着外国势力的扩展和中国国力的日益颓落,一部分封建统治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乃至普通市民也呈现出的奴态。无论从什么角度分析,都是不足取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上海人较早与“老外”打交道,中西文化的早期接触与交流,铸就了上海人看“老外”的独特眼光,这就是平等地交易,平和地相处,平实地处事,在这种与“老外”的双向互动中,西方商人的行为方式与观念意识也给上海商人以巨大影响,带给上海人较强的功利意识与经济观念,西方的契约精神和公平交易的理念构成上海文化中颇为显著的特点;“合作共赢”的底气加之因融入天南地北的文化色彩而具有的包容意识,上海人中造就了无数商界精英和行家里手,他们既识货又明理,敢于也善于商战。作为区域整体人群的文化心理素质,上海人从整体上被认为是精明的。其精明不仅体现在生意上,更体现在骨子里。当他们在学习西方民主主义文化时,比较注重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大多数民众能够有理有利有节,当他们在利用租界进行合法斗争时,仍然注意保持民族气节和民族利益,当他们在现代贸易、工业管理和引进外来技术、外来资金时,往往坚持以中国和上海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这种既得风气之先,又不失“为我所用”的立场和态度,使得上海人在与洋人打交道、做生意时,显出精明老练、耐心细致的文明气质。时至今日,不少外商抱怨上海人处事精明,谈生意中难占便宜,就是一个反证。

开埠以后,在早期上海的一批商界精英中,他们凭借自己地域和语言优势,有效地化解了中西方因语言、制度、习惯、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引起的矛盾冲突,使中西双方在文化互不了解和互不适应的情况下,较顺利地走近对方,从而大大缩短了中西之间的文化距离,实现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双向历史发展;与此同时,上海开埠地商人群体善于抓住机遇,扬长避短,以积极开放的心态去迎接波谲云诡、深不可测的世界经济大潮的冲击,创造性地实现了自我价值的提升和人生的大转折。

上海人看“老外”,平静外加平和,崇洋而不。一百多年来。在与外国侨民的相濡以沫中,经历了相互撞击、交汇、渗透、吸引、兼融的历练,上海人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最为平衡,他们从来不在内心鄙视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为超乎常态的恭敬,总体上有点崇洋,却不大会。上海开埠地文化是一种创新的文化,需要国际的视野和开阔的胸襟,需要富于变革的创新精神,更需要吸纳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的优秀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人“看老外”的态度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文化气魄。

(3)各地商帮的聚合效应

上海开埠地的各路移民抢滩登陆所形成的聚合效应,就是你有你的特色,我有我的路子,大家一起聚拢来合作共事,总体上托起了大上海的发展与进步。

各地商帮纷纷涌入上海,给当时的上海社会带来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是航运业特别是内河航运业成为上海的一大支柱产业,上海的许多豪富均以航运业起家,出现了不少“一家有海舶大小数十艘”的豪族和来自本地、宝山、崇明、南汇等地的在船水手十余万。其次是万商云集,所谓“上邑频海之区,南通闽粤,北达辽左,商贾云集,帆墙如织,素号五方杂处。”[5](P.808)开埠前一个滨海临江的小县城,一跃而成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上海的优势集中在海港和码头,开埠之后,上海紧紧依托地缘优势,吸引各路商帮到上海聚合,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许多人还将上海称为“大码头”,码头兴则上海兴,码头衰则上海亦衰。有学者这样描述上海的发展与上海港之间的关系:“上海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与上海港的发展有着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密切的关系。上海是一个典型的港口城市,它的兴起肇始于海上贸易,以后的兴衰也取决于港口的兴衰。连同城市的扩展和布局莫不与港口的变化有关。因此,可以说上海港的发展也是上海城市发展的一个缩影。”[6](P.3)可谓一语破的。

各地商人在开埠地为了巩固自己的商业网络,形成相互协作、彼此支撑的联系。为了联络同道,协调彼此利益,需要一定的组织来维系,近代商业会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商业会馆的形成也是我国商帮开始形成的标志之一。

上海曾经是商业会馆林立的地区。各地商帮如潮水般涌入上海,上海几成客籍商帮竞逐的天下,所谓“商贾频年辐辏来,浙东财赋海陬推”。[7](P.24)张春华《沪城岁时衢歌》中说:上海县城居民本多商贩寄籍,“黄浦之利,商贾主之。而土著之为商贾者,不过十之二三”。[7](P.23)在这批商帮群体中,不论规模的大小,还是母地何处,他们是商人中的翘楚,在全国的商人群体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商帮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商帮的发展也带动了商帮发源地或主要活动地区的经济发展。上海开埠前,宁波商人已经开设钱庄,以经营粮行和丝绸发家的镇海方介堂家族已在南市设立履和钱庄(后改安康钱庄)。开埠之后,有更多的宁波商人跻身钱庄业的发展。当时上海形成九大钱庄集团,宁波人占6家。[8](P.102-103)据统计,清前期上海县城内外设立的会馆公所就达27家之多。这些同乡或同业组织的大量设立,显示出客籍商帮在上海的群体力量。商帮、豪富右族、避难名流及闽广游民,共同造成了开埠前后上海“坊巷客土杂居”之局,有些文献甚至称上海城内“居民多客籍”。这种“五方杂处”、“客土杂居”的格局,一方面使前近代上海社会具有很强的兼容性,极易养成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前近代上海社会的多元性格,给上海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潜质和社会活力。这种社会格局在前近代社会中是一种相当罕见的特质。

全国各路商帮聚集上海,加上西方社会各路“冒险家”,他们所构成的聚合效应,奠定了上海开埠地文化的商业底色。商业的本质是交易,而交易就要公平合理,巧取豪夺、欺行霸市总是难以持久。各地商帮在上海的聚合效应为上海开埠地文化铺上了底色,加之柔婉细腻的江南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上海在城市文化形成过程中“五方杂处”的特有风貌,法国思想家丹纳说过:“一个民族的特性尽管屈服于外来的影响,仍然会振作起来:因为外来影响是暂时的,民族性是永久的,来自血肉,来自空气和大地,来自头脑和感官的结构和活动;这些都是持久的力量,不断更新,到处存在,决不因为暂时钦佩一种高级的文化而本身就消灭或者受到损害。”[9](P.208)上海开埠地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与外来文化的结合,并成功地将外来因素与自身特点结合,从而造就了上海成为中外文化交融中的一朵奇葩。

(4)精于算计的理财意识

各地移民集聚上海,经过碰撞、交汇,甚至经历过痛苦的煎熬和历练,最终形成的城市传统,凝聚着几代上海人的民风民俗,充分体现上海这座城市的魅力和内涵。这种在商业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市民处事风格和处世态度,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弥散在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中。

都说上海人“门槛精”,精在何处呢?可以概括成四句话:“精明而不失厚道,实际而崇尚能力,算计而不失面子,开拓而遵守规则”。

“精明而不失厚道”。不论你是哪里人,也不论你身居何处,第一是要安全立足,第二才是发展繁荣。由各地移民组成的上海居民当然也不例外。在日常生活中,上海人不太喜欢请客,不喜欢“侃大山”,不喜欢陪朋友,不喜欢听大报告,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乐意住豪华宾馆,因这没有实际利益……,给人们的感觉就是:精。所以全国各地的人都说上海人“门槛精”,其实,这个“精”是有历史渊源和独特遭遇的。就单个人的素质而言,他们抑或都是相当精明的,但上海人这个群体是精明而不失厚道。新中国建立以来,上海人为抗美援朝捐出了无数物质财富,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成千上万的上海居民响应国家号召,义无反顾地远赴内地和边疆,支援当地的建设。2003年SARS肆虐和2008年汶川大地震,上海人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支援灾区。厚道,好似一帖剂,自可化干戈为玉帛,让人与人之间平添一份可贵的温馨。

“实际而崇尚能力”。上海人对那些“摆谱”、“花架子”式的东西不感兴趣,崇尚认认真真做事的能力。他们处事谨慎小心,精密规划,步步为营,深思熟虑,不把事情的前因后果想个明白是决不会轻易出手。当年上海承办八运会、东亚运动会,场面气势恢宏,轰轰烈烈,最后结账,政府居然破费不多,结算还略有盈余;头一回做《财富》论坛的东道主,就能做得像模像样,皆大欢喜。诚如许多朋友所说的,给一点空间,给一些政策,给一个创意,就能还给你一份出乎预料的惊喜。这就是上海人崇尚实际和能力的体现。

“算计而不失面子”。上海人是精于算计的一个群体,由于人们的商务活动频繁,在生活中多加盘算是题中应有之义。“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自然是一种潇洒,只要财路正当,别人更是不得说三道四。但多年来上海一般民众大抵养成了居家过日子,有着算计和经营的味道。从开埠以来在一个机会相对均等的社会里自然养成了各色人等自由发展、平等竞争和踏实从事、正大光明创业的社会风气。

“开拓而遵守规则”。移民城市的市民要站稳脚跟,一般都需要勤恳做事,努力工作。所以上海这个城市一向反对慵懒、惰性和不作为。市民工作起来总有一股敬业精神,这是上海深入人心的一种精神要素,是上海人最令人敬重的传统之一。对于敬业者来说,凡事无小事,简单不等于容易。做事责任意识强,精益求精,注重工作的细节,富有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延伸到日常生活中,上海人比较重视游戏规则,遵守约定俗成的规矩,习惯于遵守一般的规定。上海人的精细来自国际文化的熏陶,来自较长的工业化时代的要求,来自他们对精细高明的深层理解,来自这个相对比较新的移民城市没有那么沉重的传统惯习的负担。

二、开埠地文化对于上海市民人格精神的塑造

所谓开埠,说到底就是一场中西文化的激烈交汇与碰撞。上海开埠以来的一百六十多年,中西文化冲突在政治、军事、经济、宗教、哲学、伦理、风俗、教育等各个环节全面爆发。对中国传统社会构成巨大的冲击波,也震撼着一代又一代的上海市民的心灵。

开埠之初,中西文化两极间的场效应作用于当时许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感觉神经,他们用自己的思维方式作着抗争。他们承认西方“船坚炮利”,但随即斥之“奇技淫巧”,继而明了其器械工艺所赖是一整套精细的“格致之学”(科学)时,又设法安慰自己,以为儒者之智不屑于此,而在文章性理、仁义道德。当不得不承认西方“性理之学”(哲学)之缜密和悠久不亚于中国圣人之道时,他们仍用“老子化胡”、“西学中源”的神话来自我解嘲。这是病态的民族心理,究其症结在于不能改变“内华夏而外夷狄”的传统思想。

英国著名植物学家罗伯特•福钧(公元1813―1880年),同时也是一个爱冒险的旅行家,他于1843年底来到上海的时候,上海的街头还很少见到外国人。福钧在《华北诸省三年漫行记》一书里写道:“我们无论什么时候走出户外,总有数以百计的人聚集在街头,跟在我们后面、热切地想看一看我们,好比伦敦街上的群众想见到女王那样”,“每扇门里、窗里都挤满了男人、女人和孩子……似乎我们是来自月球者,而不是地球上的普通人。”[10](P.57-58)西方人是靠坚船利炮的侵略打开中国大门的,1842年上海也曾遭受到侵略者炮火的肆虐,因此上海人就把外国人称为“鬼子”。在那时候,经常可以听到“鬼子来啦!”,“‘来看鬼子啊!’以‘鬼子’来嘲弄我们是很平常的!”外国侨民为此曾向英国领事多次抱怨,不能容忍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任何藐视”。英国领事于是向上海道台提出强烈抗议,这个抗议“制服了中国当局”,结果很快“这个讨庆的称呼在上海的街头就很少听到了,如果某个顽童在街上仍叫出以往对外国人的那种称呼的话,他就立即会受到一些令人尊敬的旁观者的呵责。”这个洋人很细心地观察和记录了作为开埠地的上海县城浓郁的地方风情。他看到城内的街道一般都很狭窄,白天到处挤满了卖力做生意的人群。“饭店、茶馆、糕饼店移步可见。它们小至挑着烧食担子、敲打竹片引人注意、身上所有的家当还不值一个美元的穷人,大至充塞着成百个顾客的大酒楼和茶园。你只要花少量的钱(一元相当于一千至一千二百文),就能美美地吃到丰盛的饭菜,还能喝茶。”福钧看到这样繁荣的市场和便宜的物价,不禁发出感叹:“在中国真正的痛苦和贫困要比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来得少,连那些乞丐看上去都是一群快乐的人,居民们对他们都很仁慈。”福钧还注意到,上海无论是城内还是城外,寺庙到处可见,连城墙上也有。庙里佛像众多,当地人来此烧香、磕头和进行一些宗教仪式。寺庙中经常能见到说唱和演戏,算命的和耍把戏的也很有市场。“他们取得了他们同胞的轻信而获利甚丰。”[10](P.57-58)

其实,这个洋人走马观花的观察还是很肤浅的。他哪里知道,从1843年开始,上海走上了另一条道路。随着开埠,新事物和新思想观念冲击着中国传统社会生活。开埠以来的一百多年,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伴随着近百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在中西文化不断交流、传播过程中,产生不同质的文化的刺激、碰撞、影响、吸收、融合与变迁,从而共同促进人类文化的发展。著名历史学家姜义华认为这个过程“是一个真正跨越了农耕社会――半农耕半工业社会――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的质的飞跃过程。”[11](P.6)

开埠地文化对于上海市民人格精神的塑造,从传统向现代的巨大转变。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1)热情务实的社交习俗

热情和宽容,曾经是上海人社交习俗中最足以引为自豪的特征;这个特征既得自于中华民族优良品德的传承,也来源于上海人源结构的特殊构成。从荒凉偏僻的滨海小县到五光十色的国际都会,上海的繁荣与发展是和连续几次的移民高潮相联系的。天南海北,三江五湖汇聚一处的城市人口结构,为多种文化的渗透、并存和交流融合造成了很多机会,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上海人的文化适应能力和吸收能力;另一方面,高度社会化都市化的机器生产、商品经营和文化传播、生活消费等活动,又在改变着移民们各自在农业社会中所形成的特性和心态。

由于没有久远的历史包袱,凡事并不定于一尊,上海人文化和精神意识深处,凡事以西方风气为先,由此而成为生活行事的价值判断标准,在审美和价值取向上就要尽可能地和西方接近,这是上海人崇洋蔑土的精神根源。另外,朝朝暮暮,艰难打拼赢得一点好处也不容易,所以也很难和不相干的外人分享,于是,形成一个又一个圈子,对于没有进入自己圈子的事物,总是持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和抗拒。这就形成了上海人特有的文化性格:对外开明,对内保守。上海独特的生态环境,使上海人在社交上的优点与缺点瑕瑜互见,两头非常突出:脑子既很活络,适应能力很强,精于盘算谋划,做事负责认真,甚至在没有多大把握时也敢于冒险;缺点则是过于表面,虚荣心强,爱较劲,格局不大,有时候又很胆小怕事。

上海话中有一句“关侬啥事体”,还有一句“跟侬搭啥界”,这两句话对应的英文是“It’snone of your business”。各人都比较关注自己的私人空间,而对别人则是少管闲事,多事必有事。比较典型的上海人交友讲究彼此的身份、身价、档次、层次、腔调,这折射出了上海人的务实心态:他们会在文化上不认同你,于是产生蔑视心理,但绝对不会因为这个而影响经济,或者说,他们有和自己不喜欢的人乃至厌恶的人,取得合作双赢的能力。

历经几代移民的累积和嬗替,一种热情大度,开朗豁达的上海人的社交观念和习俗便形成了,它和那种较多地依赖于血缘地缘等各种亲情关系而构成的传统社交形态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和表现方式。人们彼此之间以约定俗成的词汇礼貌相称,诸如“阿姨”、“爷叔”、“师傅”、“朋友”之类,可以根据对方的年龄和性别区分冠之于任何一个陌生人头上,从而使生产与生活中某些环节上的实用关系也染上了彬彬有礼的感彩;人们彼此尊重各自的文化背景、语言和传统习惯,又经过相互吸收和交流尽量使之调适,“老广东”、“小宁波”、“老山东”、“小绍兴”之类的称谓,不正是上海人这种热忱的社交观念的折射吗?甚至在相互挑剔指责的场合,上海人也有特定的词汇,诸如“朋友、帮帮忙”、“朋友,不要太……”等等,以肯定或否定的结构表达相反的意思,调侃之间,终究不失一种大度心态的流露。

(2)精明活络的生活意识

上海人的生活意识所体现出的精明活络,表现在生活习俗的各个方面。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困难时期,上海实行凭“小菜卡”计划供应粮食蔬菜的方法克服物质匮乏,兼顾社会公平。而一家著名大报的“市场版”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开设着《巧珍当家》的栏目,向市民介绍勤俭持家的生活经验。这个虚拟的“巧珍”就是特别会生活、充满“点子”的上海女性形象的代表,在近乎严酷的计划经济生活模式下,以“巧珍”为代表的上海人,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方面,依然过得有滋有味,有条不紊,并且充满生活情趣。

上海最早提出“建设学习型城市”的口号。“门槛精”来源于刻苦的学习和对于未来的洞见,若想改善自己的境遇和人生,爷娘是无法给你饭碗的,没有他途,路在脚下,所以,当外省许多青年对国际政治高谈阔论之时,许多上海青年有可能说不出一二三四,但是若要说起如何进外企,捕捉生意前途,或者如何通过“托福”、“雅思”、获得留学签证诀窍,他准保谈得头头是道,信息掌控得异乎寻常地娴熟。市场经济下的生存法则,造就了上海人骨子里的“精明”。

(3)注重自我与人格独立

在上海普通百姓中,对于“面子”的确是很看重的。朋友之间宁伤钱财,不伤和气,为的就是彼此给个面子。由于是移民城市,大量的外来人口进入上海,人与人之间的拥挤程度可想而知。在这种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很容易发生混淆的地带,养成了上海人特有的待人接物之道――注重自我,人格独立,大家互相给个“面子”。

面子者,脸面之谓也。上海的为人父母者,对孩子早期教育中可谓“可怜天下父母心”,第一要务就是教孩子“会做人”、“有教养”,而这“做人”,首先就是注重自我;“教养”,则是注意仪表和给人留下好的印象,这种教育确实是匠心独具、很有特色。由这种交往准则所形成的交往习俗,它所造就的上海市民性格在全中国可以说是独树一帜。沪谚中就有“水牛角,黄牛角,角归角(与沪语‘各管各’谐音)”、“鸭吃稻谷鹅吃草,各人自有各人命”、“少管别人闲事体”的内容,说明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上海人,已养成交往谨慎,注重自我,又非常尊重他人隐私和生活方式,不想和别人沾上关系的心态。

上海作为人口密集而又高度流动的大都市,十分频繁的人际交往大多是短暂和浅表的,没有亲密性;同时,市场经济把明确个人权益的契约关系予以普遍化和制度化。于是,上海形成了人际关系上“各管各”即重个体界限的价值取向,也是很正常的。

(4)独具个性的上海男女

在上海话里,“拎得清”是一个含义极为丰富的话语。在商业社会,所谓“拎得清”,就是熟谙各种游戏规则,其核心观念当然是保护好自己的利益,不侵犯别人的利益,它的价值内核可能是小气的,但不贪婪;它表现为一种精明气,但不阴险毒辣;它是具有自我诉求的,当然可以说是自私,但不会损人,因为损人的结果,会殃及自己利益受损。一句“拎得清”,多少辛酸泪。在这种“拎得清”氛围下成长的上海男人和女人,活得既辛苦也潇洒。

上海人承诺的事情,绝不会拍断肋骨说大话,常常是淡淡地一句“没有把握,我去试试”,则意味着他准备去做了,要是接下来他说“有希望”的话,那则是事有八成把握了。他们追逐梦想,紧跟潮流,精明过人,干练勤快,享受生活而不被生活所束缚的生活方式正是当他们的眼见、才华、知识、修养、财富达到一定层次后自然而然的展现。

说到上海女人,据2008年上海市妇联与有关机构所做的“上海女性文明素养与文明行为”调查,有92.8%的女性对在家庭中讲礼仪持肯定态度,夫妻之间尊重人格、尊敬长辈、兄弟姐妹之间相互关爱和帮助、与子女平等相处列女性对家庭礼仪认知的前四项。而“认真踏实”、“独立自主”和“创新进取”的选择比例都不到一成。由此可见,上海女性重视传统美德,但缺乏对女性自立、自强的现代意识认同。①

上海人“拎得清”的市民意识建立在商业文化的通行规则基础之上,这种以信誉为基础的公共关系传统造就了一个个特立独行的上海男女。这可视为上海作为商业都市得以繁荣与发展的前提。

三、开埠地文化品格的民俗传承

上海有着悠远的文化传统,具有六千年的文明史。上海开埠之后所经历的一百六十多年开埠史,体现了多元文化的融合。开埠以后,世界各种文化在上海得到充分的碰撞与交流,中国各地的地域文化在上海得以汇聚与交流。东南西北中,五湖十六邦,交汇融合,构成了上海独特的文化品位,经过30年改革开放洗礼的上海开埠地文化,更是融汇了东西方文化,汲取了南北潮精华,得风气之先和开风气之先,为中华文明书写了新的篇章。

随着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日益临近,上海这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以世博精神进一步养育城市精神,为此,上海开埠地文化应有一种适应时代的创造性转换,这就是重视和梳理开埠地文化的民俗传承,保留其适应时展的精神内核,剔除或者扬弃旧社会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陈规陋俗,凸显大上海的文化气魄,不断刷新上海市民文化观念和文化行为,在新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大都市中找到自己应有的地位,以使得上海人在这种民俗传承中与开埠地文化一起成长。

(1)合作共享,培植包容的气度神韵

上海之所以能够在开埠后由一个普通的地区商埠发展成为全国经济中心、远东金融中心,其优越的地理条件、特殊的政治格局以及中心城市的积聚效应当然是主要原因,但是应该看到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外来移民,他们是这座城市最大的资源,他们的不断交融形成了今天饶有特色和颇具影响的海派文化。

历史的时针指到了新的世纪,今天仍然有很多外国人来上海寻求发展机会。统计数据表明,1995年至今,上海先后引进境外各类人才6万多名。1996年5月上海刚实现外国人在华就业管理规定时,领取就业证的只有3000多人。到目前为止,已有1.94万外国人在沪就业,在沪“打工”的港、澳、台同胞则有7200多人,如果加上在高校、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短期工作的专家、技术人员,海外在沪打工者早已超过3万。

五方杂处的人口共聚上海,靠的就是“合作共享”,共同培植大上海“海纳百川”的包容气度。历史上,大批外地移民进入上海,或以地缘、或以行业为单位组成各种商业团体,有组织的经商活动,大大促进了上海工商业的成熟和进一步发展。各地商帮齐聚上海,各显其能,期间有合作有竞争,在面对不同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变化时,他们做出不同的反应,用自己的力量维系着上海商业社会的稳定。而今上海依然以发达的商业文化而闻名,这与那时各地商帮以及商会在上海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2)大胆创新,凸显新锐力量

上海文化发展的未来之路在哪里?我以为,当年开埠地民众就是在制度习俗方面创新的产物,它少受拘束,相互激荡,激浊扬清,从而造就了上海的辉煌,今天我们继承开埠地的文化传统,更应将这种创新精神发扬光大。上海文化相对中国其他地域文化而言,是最乐于接受外来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性最强的都市文化,因而应该具有很鲜明的开放性与国际性。随着上海开发开放力度的不断深化,更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上海,它们在繁荣发展上海经济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上海中心文化。我们说“凸显新锐力量”,这个“新锐力量”就是指在上海要加大文化和文化产业创新的力度。

当今的全球化进程对城市发展提出了打造城市竞争力的客观要求,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城市竞争力的核心正在于城市文化的创新能力。实际上,文化产业与城市创新能力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一方面,文化产业以其强大的创造性激发了城市的活力,并直接构成城市创新能力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文化产业本身已成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产业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惊人的成长吸引了全球目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文化产业视为一种战略产业,加以谋划和推动。时至今日,文化产业在一些发达国家,已成为一项重要的支柱产业,不仅推动着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提升了国家参与世界竞争的“软实力”。从前景来看,文化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有着“无烟产业”、“朝阳产业”的美誉。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全球方兴未艾的大趋势。

上海开埠地文化资源是上海人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该充分结合文化产业建设,在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上表现出创新、新锐、务实、精致,充分体现“上海民俗文化”的精粹,而同样创新、新锐、务实、精致的上海文化产业,将会为上海不可限量的锦绣前程,书写新的篇章,增加新的动力。

(3)民俗传承,互动产生活力

不少学者认为,科学技术及其物质文明是世界性的,是“发明”出来的;而人的价值、信仰、伦理、道德、制度、礼俗、艺术等是民族性的,是“创造”出来的。一个城市的精神气质和她的民风民俗构成民族性文化。世界性文化具有可比性,有高低和优劣之分,有先进与落后之别;而民族性文化具有相对性,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标准是难以比较的。如、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等,无法衡量高低和优劣。纵观历史,没有传统作为依托,现代化难以成功。保护传统就是为现代化打下更好的基础,而现代化则是为新的传统的形成准备了条件。现代化在实质上是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根据现代社会变化需要所作的功能上的调适。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离开对上海开埠地文化的保护、传承,上海的文化创新和建设现代民族文化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上海开埠地文化是上海城市民俗的重要资源。它具有双重价值:一是存在价值,包括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具有研究、观赏和教育的价值,这是核心的、主要的价值,这一价值决定了保护第一的原则。二是经济价值,它是存在价值派生出来的,包括直接和间接的经济价值。存在价值越大,潜在的经济价值也越大,其转化为直接的经济效益也就越大。保护是前提,只有保护好才能合理利用,才有可能继承和发展。因此,对于上海开埠地的民俗文化资源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有一个科学的、长远的规划。时有古今,地有南北,每一种文化现象都会因时间的不同和空间的差别而发生质或量、内容或结构的变化。每一种文化都不能脱离时代性的规定,不能与世界文化的大时代相违。文化创新的目的是使传统文化恢复活力,提升传统文化的质量,并使之成为与当代社会相适应的高一级文明。现代西方“保守主义”的先驱、英国著名学者布尔克在他的名著《法国革命的反思录》中说:“一个国家若没有改变的能力,也就不会有保守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它将不免冒着一种危险:即失去其体制中它所最想保存的部分。”[12]上海开埠地文化资源也是如此,如果不加以创新和变革,也就没有生命力,也就无法与当代社会相适应,并将逐步失去功能。

在迎接2010年世博会的过程中,“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正感召着我们,在此基础上,开发“开埠地”的历史文化资源,有助于全面整合文化遗产,进一步拓展文化多元与文化融合的渠道,建成与现代化城市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与城市功能相匹配的比较完善的公共文化设施,积极开拓文化产业发展空间,形成新的支柱文化产业,完善文化生产、经营和服务体系,优化文化发展格局,改善文化生态环境,使上海真正出现人才荟萃、精品迭出、和谐有序、走势强健的文化发展新局面。(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上海市妇联和上海大学妇女学研究中心联合组织的“上海女性文明素养与文明行为”调查报告,报道见新华社电讯稿《上海女性其实很“传统”》,sh.省略,2008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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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ulturalof Shanghai's Founding as a Trading Port and Its Folklore Transformation

ZHONG Fu-lan

(Communication School,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3)

Abstract: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Shanghai's founding as a trading port since 1843 and its construction of the personality of Shanghai citizens and its impact on their cultural inheritance, putting forward the creative folkore transformation meeting the demand of the time on the call of the spirit of the city advocated by World Expo 2010 Shanghaifor the appropriate and deserved position of the city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enviroment and its urban development.

上海文化论文篇2

1.1分层设计动态管理

依据国家相关节能减排的法律法规要求，结合海上油气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节能减排管理规定》、《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办法》、《节能减排项目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使得现场生产单位在节能管理中有章可循，按章办事。在能源体系建设中按照管理的层级不同，体系的设计也是分层控制，主要涵盖管理层手册、执行层程序文件、生产作业层的作业文件，做到层级分明、责权利清晰透明、专业细致精准全面、可操作性强，保证各个层级无缝衔接，有的放矢。通过对管理流程的梳理、细化，大大提高了管理效率同时也降低了管理成本。由于海上油气开采具有高风险、高投入、开采周期长，生产平台分布相对独立、点式分散等特点，在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和规定时，主管部门就更要“接地气”、“看长远”，把握精细化管理思想的精髓，将其中的“精”和“细”加以合理运用。具体于能源管理体系中就是“抓大不放小，轻重兼顾”。重点用能设备和生产工艺流程都相应制定了配套的管理制度，如《耗能设备能源管理规定》、《重点工艺流程能源管理规定》等。能源管理体系设计中本着“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原则，并不拘泥于只单纯完成各项考核指标，而忽视能源管理的长远规划，减少因规划设计不合理造成的追加成本，在产能和能耗之间寻求平衡，不同节点间有机可循，规避程序衔接不畅、重复管理等弊端。作业文件制定时，灵活运用规则，动态管理。对于不同区域、不同开发阶段、不同作业地点等影响因素在管理时应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本着共同而又有区别的原则，细化作业文件，动态跟踪，随时调整，避免“闭门造车”。所有文件都要满足生产一线的实际需求，不具备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的内容一律剔除。“精”和“细”并重的体系设计思路，减少了管理层和作业层间的相互制约，使管理层和作业层的衔接更加紧密，动态管理提高了管理的精准和时效，避免因脱离生产实际，盲目出台一些不合乎实际需求的管理制度，有的放矢地开展节能减排工作。

1.2分类控制，细化权重

在能源的使用中采用分类管理，这在《能源使用管理办法》中充分体现。依据生产作业的实际需求，公司日常使用的能源主要集中在自产的天然气、原油、成品柴油和外购的电力，细化这几种主要能源的使用规范，制定定额管理标准成为必要，对于主要的用能设备也制定了相应的管理规定，为能源的合理使用和设备的有效管理提供制度保障，为进一步提高用能效率打下基础。能源的分类管理清晰了用能权重，通过区别控制，集中精力管控重点能源品种，但这并不意味着放松对用量少的能源品种的管控，即“抓大不放小”。对中小用量能源的利用更要细化管理，有分类又有侧重，使得各项节能指标得以顺利完成，对简化管理流程也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规避了由于多头的模糊式管理所造成的人员和资源浪费，这些在天然气的综合利用中尤为突出，取得满意的实际效果。公司通过建立长效的天然气利用治理机制，大大提高了伴生天然气的综合利用水平，有力推动了区域开发的进程，使原有的点式分布的开发模式向区域化，点面结合的网络化开发模式转变，能源利用效果得到显著提升，精细化管理的思想理念再次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各项制度的建立一定是服务于现实的需要，精细化管理融入了细节意识、服务意识、规则意识、系统意识等管理理念，将细节管理运用到常规管理当中，精益求精，优化管理程序，细化管理手段，最大限度减少管理所占用的资源和降低管理成本，在已有注重量化的管理向注重质、量相并重的管理转变，逐步实现能源管理质量的有效提升。

2实践中的精细化管理经验与探讨

管理的提升需要技术的支持，理论的创新需要实践来验证。

2.1天然气区域开发与综合利用

海上油气田在开采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伴生天然气，如何高效利用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源，一直是管理局能源管理的重点，随着开发格局逐步扩大、技术储备的不断提升，加之质量效益工程的开展，油田伴生气综合利用有了新的突破，节能减排效果明显，集中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2.1.1构建网络化供气，资源互补

通过建立天然气管网，使得各个油田群之间的能源通道得以联通，合理分配天然气成为现实。这些决策的有效落实，都离不开精细的数据分析，对油藏的地质储量、开发前景预测、经济评价等诸多方面的精、细分析，依此助推决策的科学、合理，使原有各自为营的能源管理向系统化、模块化、统筹化管理转变。初步形成了大区块、连片式的开发格局，无论在生产规模、生产质量、成本控制还是社会效益上都得到了显著提升，特别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治理效果明显，在实现资源的共享、互补的同时也提高了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率。

2.1.2回注地层，择机开发

对于尚不具备有效利用和剩余的伴生气则采用注气工艺，回注地层，择机开发。在实施回注中精细化管理更是广为运用于各个环节和阶段。受限于海上地理条件，实施过程中不可预测因素和风险很多，正因于此，要求相关人员必须严格细致，精益求精，不能有丝毫的疏漏，特别是对地震、测井、油藏等数据采集分析必须详实，精准。与地质、油藏数据模拟对比仔细研究评估，制定实施预案，实施中还要充分精算产气量、回注量和自用气量，最大限度减少误差，平衡压力，防止油井出现严重气窜、油气比增大等诸多风险，通过反复细致的研究，降低回注风险。

2.1.3优化燃料设计，调整燃料结构

油田富裕伴生气的处理一直是公司节能减排工作和能源综合利用的重点和难点，作为海上主要动力来源的燃料气源（发电机、锅炉等），该部分伴生气的利用效率也随着技术进步、管理质量的提升，得到了较大的改观。通过对供气管网、生产工艺、生产流程、储气装置等的细化改造，进一步拓宽了富裕伴生气的利用空间。对动力燃料结构进行调整，调高天然气的比重，减少原油、柴油、渣油的使用，既增加了产量又降低了能耗，大大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量，同时减少了操作和维修成本，一举多得。

2.2电力组网，统筹调度，资源共享

受限于海上独立供电模式，加之气量的自然递减，气源缺口和电量需求压力不断加大，安全稳定供电面临挑战。随着公司滚动开发、区域开发力度不断深入，打破这一困局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通过细化开发区域，精准计算各个能效中心和供电模块的电力数据，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联网方案，具体实施中精准设置电力调度中心，细化流程，合理调度各区块的天然气和电量，实现了按需供电、精准供电、错峰供电，困扰生产的“大马拉小车”、“小马拉大车”和“无马拉车”等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电力辐射区域数倍增加，节能减排和环保效应明显。通过对能源管理实践的细化和精准把控，逐渐形成了以电力组网为基础，统筹调度为手段，资源共享为目的的资源开发利用格局，这其中精细化管理功不可没。

2.3余热回收及利用

精细化管理的核心体现于精和细，日常管理中细致用心，善于发现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挖掘潜力，并合理开发利用，实现节能减排效益最大化。海上油气田开采中，发电机组是主要的用能设备，其机组排烟温度一般在350℃～450℃，余热利用的潜力巨大。据现有研究统计，机组燃油/气产生的热能只有约30%～35%转化为电能，约有30%随尾气排出，35%～40%通过机身散发和冷却系统带走。通过细致调研和技术分析，采用加装余热利用装置充分利用这部分余热，为下游用热单元提供可靠热源，实现资源再利用，多方收益。

3结语

精细化管理在生产实践中无处不在，只要有着一双善于发现问题的眼睛，有着一颗敢于解决问题的责任心，节能减排工作就会越做越细致，越做越有效。细化管理，树立精细化管理理念，建立健全精细化管理体系，向管理要质量、向质量要效益必将成为现代能源管理的新常态。海上油气田的精细化管理在体系上精细到层系；在调整措施上，精细到油藏；在技术保障上，精细到单井；在设施安全上，精细到关键点；在设备运维上，精细到零部件，实现全流程、全阶段的精细化管理，夯实企业质量效益的基石。

上海文化论文篇3

「关 键 词现代都市法律文化，现代都市，社会学

一、作为都市法律文化生成基本前提的生态环境

研究都市的法律文化，首先要抓住“都市”这一基本要素。都市给人的最表象的特征就是它不同于乡村的生态环境，都市法律文化就是在这样一种生态环境下生成和演化的。所谓都市生态环境是借用自然科学的生态学概念，即对植物、动物机体适应环境的研究。在自然界，有机体通常系统地分布在一定的空间位置，从而实现物种之间的某种依赖和平衡状态。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首先将生态概念运用于对城市的社会学分析，主要探讨城市空间分布与城市社会的关系，提出城市布局的 “同心圆理论”[1].我们这里借用生态环境的概念，对都市人口、地理、街区、交通、资源、居住等“自然因素”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关系进行分析，说明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基本前提，展现都市法律文化区别于现代乡村等其它法律文化的都市特色。当然这种分析需要大量的微观实证的考察，在这里，我只能大致勾勒出一些基本的轮廓和进一步研究的进路。

1.都市人口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都市与乡村一个最明显的自然特征就是人多且成份复杂。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和演化与都市人口有复杂关系，但是我们认为有两个方面是基本的，即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

（1）都市人口规模对都市法律文化的影响

单位空间人口规模扩大，导致对人口的管理更依赖普遍性的规则，并且趋向理性化，如果只依靠个别调整或非理性方法，不仅成本巨大，而结果必然是混乱；众多的人口在争夺都市资源过程中，像自然生态环境中发生的情形一样，必然产生分化，各自占据不同的行业，处于不同的职业位置，导致有秩序的“生态分布”，并形成“共生”和“依赖”的“生物链”；由于“见多不怪”，所以人与人之间相互关注的可能性减少，出现都市人的“冷漠”现象，不关心别人的“家长里短”，都市成为“陌生人社会”，个人的自由度增强。可见在都市里，人们更容易具有理性的观念、遵守普遍规则的观念、秩序观念、个人权利的观念等等，而这些正是现代法律文化的基本元素。

由于人口众多，从总体上原子化程度提高，但是在微观层面，更容易形成“亚群体”的关系，也就是与乡村比较，人们在都市众多的人口中更容易找到与自己兴趣、爱好或利益相同的人群，从而结成小的生活圈。所以都市会有更多的社会组织，如行会、协会、同乡会、职业团体等等，在这些组织里有它自身的规则和文化，更能实现“自我统治”。这正是市民社会产生的土壤，而市民社会是现代法律和法治观念的社会基础。

人口众多对法律文化的影响不一定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这一点，在中国，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特别重要。上海有近1800万人口，每天还有300万左右流动人口，这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而上海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满足如此庞大的人口的基础设施并不完善和充分。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的市民不遵守交通规则，环境卫生意识较差、个别地区秩序比较混乱等等。我们认为，这些现象除了市民法律素质问题之外，可能更多是人口与城市的承受能力问题，是一个“客观问题”而不是“主观问题”。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城市也有这种现象，如大量的贫民区的法律文化较差，一个人到了贫民区也就“不守规矩”起来，到了高尚区就变得 “循规蹈矩”。这同样不只是人的素质问题，而是物质基础问题。“仓廪实，而知礼节”应该是我们考察都市法律文化生成应采取的唯物主义观点。

（2）都市人口结构对都市法律文化的影响

人口与都市文化生成的关系，最重要的还是都市人口的复杂结构，主要有年龄、性别、种族或国别等。我们以上海为例说明：

首先，来看年龄与都市法律文化的关系。上海人口的年龄结构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原上海市民老年化加剧，新上海移民呈年轻化样态。而在新移民中，除了一部分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口外，还有大量的外来务工的农民，他们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正是这种复杂的年龄结构和人口素质，导致不同人口对法律文化生成和传播的作用不同。例如年轻人口更容易接受现代法律文化，而老年人口可能更具有传统法律文化，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原上海的老年人口中可能有很大一部分，由于更早地接受上海这一现代化都市的文化影响，不一定比新从乡村来的年轻人口对法律文化接受差。

其次，让我们来看人口中的国别和地区性与上海法律文化生成的关系。种族问题在美国等国是重要的分析纬度，在我们国家，起码在上海不是突出问题。但是上海作为中国最具有国际化特征的大都市，人口中的国别和地区性，对上海法律文化的生成和演化具有重大影响。上海有大量的外资企业人员、外国留学生、旅游观光人员等等，还包括台湾地区、港澳地区的人口；同时上海还有巨大的来自安徽、山东、江西、湖南等内地进入的人口。这些人口在上海人口中的比例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上海法律文化。一般而言，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会带来现代的法律文化，从内地落后地区来的人口带来更多传统法律文化，从而对上海法律文化产生冲击和影响。

以上我们对人口规模结构与法律文化生成关系的分析还很简单，但是我们的目的是要说明，在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传播和接受中，人口规模和结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2.都市空间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都市空间因素既是都市法律文化的表征，又反过来影响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和样态。我们这里讲的都市空间主要指都市的地理位置、街区的分布、居住的场所和交通的布局。都市生态学认为都市空间分配是一个类似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布局。我们认为，都市空间的形态还应该是一种文化现象，受一个城市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社会因素的影响。

（1）都市的地理位置与都市法律文化的关系

都市地理位置有各种各样的类型，但我们认为以下都市地理位置，对都市法律文化影响较大：沿海城市、商业重镇。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沿海城市对外开放更加方便，和现代文明接触更加频繁，所以法律文化较浓；而内陆城市相对闭塞，开放程度较低，所以法律文化力量较弱。商业重镇一般处于大江大河或其它交通便利之处，所以商贾云集，商业文化基础较好，而商业文化与法律文化更加接近。上海既是一个商业重镇，又是沿海城市，一方面，上海是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的入海口，故其商业可以说是 “生

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另一方面，上海身临环太平洋区域的前沿，和世界一些最发达地区的法律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上海的地理位置使上海成为我国法律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因此，对上海法律文化的培育也就不能忽视其地理位置因素的作用。

（2）都市街区的分布与都市法律文化的关系

都市街区的分布既是都市法律文化的表现，反过来对都市法律文化又产生重要影响，都市法律文化的建设应该考虑都市街区的布局所能发挥的作用。

首先，街区分布是都市法律文化的表现。在西方近代国家的都市里，由于其法律文化是以工商业社会和市民社会为基础的，所以都市的中心或黄金地带往往是商业区，而非国家机关[2].一般而言，法律文化更重视社会而不是权力。例如上海市政府，原来在上海黄金地段的外滩，而现在则搬到人民广场，以及徐汇区等其他城区。我们认为这是上海法律文化进步的表现。

其次，街区分布对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影响力。我国现在还有很多都市的黄金地段或中心城区是国家机关，典型的如北京。处于城市中心或副中心的机构，与一个城市或区域不同方向人口的距离基本相等，因此对城市各个方向的影响力是大致相等的。市中心或区域中心为商业区，表明商业文化在城市中处于中心位置，商业文化影响力大；市中心或区域中心为权力机构，表明权力文化影响更为显著。我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法律秩序的建立与法律文化的形成，更多的需要国家权力的推进，因此国家权力包括司法机关处于城市或城市区域的中心地带，既方便市民的接触，也有利于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文化的传播，所以在一定的阶段是具有合理性的。

再次，都市街区的分布影响法律和法律文化的支配范围。例如在都市中心，法律及其文化处于支配地位；而在都市圈的城乡接合部非正式的制度及其文化往往具有很强的力量。又例如，在地面街区法律及其文化是主流；但在地铁等地下街区，往往有更多的违法和犯罪。

（3）居住场所和交通布局与都市法律文化的关系

居住和交通是城市生活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无论是作为生活方式的法律文化，还是作为观念意识的法律文化都与其紧密相关。

首先，中国都市居住区域和交通布局更多受国家法律规划的控制。例如上海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改造的重要任务是住房问题。为此上海市政府在住宅布局规划、撤迁安置、功能配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政府在这种城市改造中呈现的法律行为，对市民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的影响巨大。

其次，都市居住和交通关系更多表现为正式的法律关系，而不是自然的血缘和习惯。都市的居住和出行方式跟乡村比较，更多符合法的要求、依靠法的运作。例如上海人的住宅基本关系是法律上的物业管理法律关系，而不是亲戚朋友等血缘道德关系。水、电、煤气、保卫、环境等都依靠陌生人供给，彼此遵循法定或约定的规则履行自己的权利义务。因此人们的居住既是都市法律文化的表现，又是都市法律文化孕育的基本场所。又例如，在上海人们出门都离不开交通，很多人每天上下班花费在道路上的时间为3、4个小时不足为奇。现代的交通如轨道交通、地面交通、私人轿车等，没有一样离得开正式的法律规则的调整。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上海的城市交通将成为城市发展的关键问题。相应地，上海的交通布局和人们的交通行为方式将成为都市法律文化的最重要的表现和内容之一，也成为塑造都市法律文化的重要因素。

二、作为都市法律文化生成内在根据的社会因素

关于文化生成与社会的关系，存在着一些相对立的理论范式[3].首先是“唯心范式”与“唯物范式”的对立。作为三大古典社会学家之一的韦伯认为，是人的文化观念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形态和发展，例如西方文化中的形式理性主义传统，导致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西方法律社会的形成，形式理性决定了西方社会的基本轨迹。同样作为伟大的古典社会学理论先驱的马克思认为，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化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其次是“结构范式”与“互动范式”的对立。作为结构范式的古典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文化是社会的结构性要素，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文化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内化到个体之中，影响个体的行为方式。而互动范式则认为，文化是微观互动的个体的主观定义，互动产生文化，而不是文化决定互动。

我们认为，“我在文化之中，文化在我心中”，现代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基础根植于作为结构性要素的社会存在，如现代都市生产方式和劳动分工、现代都市社会分层、现代都市社会组织、现代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现代都市的文化产业和文化制度等；但是在承认这种结构性要素的前提下，个体的微观互动仍然是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基本途径，如现代组织的运作、现代性大众消费、市民与权力的互动、以及现代性仪式、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等等。因此，这里既有对都市法律文化宏观结构背景的分析，又有对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主体行动和主观意义的微观分析，是一种宏观结构背景下的行为分析。

1.现代产业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现代都市的经济基础在于现代产业，现代化都市产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分工，即把工作划分为人们专门从事的许多不同的职业。正是由于分工的存在，人们的相互依赖性加强。根据迪尔凯姆的看法，角色的专门化会加强社会团结。人们通过互相依赖，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有机的团结”，而不是作为孤立的、自给自足的个体间的 “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相适应的是更多强调权利、平等和合作的现代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迪尔凯姆称为“协作性法律”，即现代法治和法律文化；与机械团结相一致的是更多强调义务、不平等和控制等以惩罚为中心的法律，或者因血缘、地域而不能不发生的道德、风俗、习惯性强制。[4]

现代都市产业结构[5]的特点对都市法律文化的影响巨大。世界上一些最现代化的国际都市主要是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的基地。例如上海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进行了大规模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上海的产业发展目标是国际贸易、金融、航运中心和信息港，所以主要发展第三、第四产业。现代都市这种产业结构的特点对都市法律文化的影响巨大。因为这种产业具有更强的超越时空性，所以更依赖于信用机制。法治而非人治、正式的法律规则而非道德和惯例，才是现代都市产业需要的最根本的信用机制[6].例如，人们把终身积蓄的财富交给银行、投资基金、证券市场，不是因为了解这些组织的人品和道德，而是相信法律和法治。

所以，现代化产业的存在和运作离不开法律环境的保障；同时，现代化的产业本身就是法律文化的表征。没有现代化的产业，就不可能有现代都市法律及其文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意识形态关系理论的深刻洞识。

2.大众消费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现代化的产业导致大众化消费。在现代都市里，大量的消费品被现代化的产业生产出来，大众消费成为现代都市最具特色的文化景观，是区别于传统文化、乡村文化最显著的标志[7].“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山珍海味、天下美食、国际名牌，这些在传统乡村社会只有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才能享用的东西，都市普通百姓都能享用。随着大众消费在都市的普及，与之伴随着的消费文化也就进入千家万户。消费不仅成为一种时尚、成为一种身份或社会地位的标志，也成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利；各种保护消费者的法律制度、消费者维权活动、消费者组织在都市出现；消费信贷、消费保险、消费合同等现代法律制度和规则成为都市市民的生活常识。这样，现代的法律文化也就随着大众消费普及到普通市民身边。

不仅如此，文化本身也成为一种大众消费品。在传统社会或乡村，文化是一种奢侈品，所谓文化活动只限于所谓的精英阶层；而在现代都市，文化生产成为一种产业，“文化工厂”、“文化消费”的概念已是司空见惯。因此过去只有少数权力精英和职业精英，如政府官员、法官、律师等才掌握的法律知识，现在也能被大众所接触。总之，大众消费带来大众文化，而这种大众文化正是现代法律文化最重要的滋生土壤。

3.都市社会分层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物质资料生产中处于支配地位的阶级，在社会精神文化的生产中也处于支配地位。现代的社会学理论也认为，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划分标准除了经济地位，还应该包括权力、声望、文化资本等纬度[8]，例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使个体区别于其他人的因素越来越不是基于经济或职业因素，而是基于文化品味和闲暇嗜好”[9].因此文化和社会阶级、阶层相关联，不同的阶层的法律文化多少是不一样的，其对法律文化的态度也是不相同的。

西方古代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中产阶层是法治建立的社会基础。在现代都市，中产阶层并不是一个内部一致的概念，他可能包括从服务行业的雇员到学校老师、专业医疗人员等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在当今西方现代化的法治国家里，人口中大多数属于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之所以是法治的社会基础，主要是由中产阶层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中产阶层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的可能性都相对较小，所以他们是希望社会秩序稳定的基本力量，他们的经济地位既依赖法治的保障，又是法治秩序稳定的根基。所以，上海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同样不能忽视上海的社会阶层的因素。

4.现代都市社会组织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现代都市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组织在市民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更重要。组织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如医院），给我们的成长加上标记（如学校），并且当我们死亡的时候，又看着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如殡仪馆），所以我们的一生都离不开组织。韦伯最早对现代组织的兴起提出系统解释，他认为组织是以一种跨越时空的、稳定的方式把人类的活动或他们所生产的物品协调在一起的一种手段[10].现代组织是科层制，科层制这个词由蒙西尔·德·古尔耐（monsieue de gournay）首先使用。他把一个名词“办公室”和一个来自希腊语的动词“统治”连在一起，因此科层制指官员的统治。在典型的科层制之下，有一个明确的权威等级，所有的任务都由程序化的、严格的制度来控制。韦伯进一步认为在现代社会，科层制不可避免地要扩大。

科层制本身需要依赖正式的法律制度来组织和运行，科层制使都市生活相应地“格式化”，我们几乎所有的行为，公行为和私行为、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等都必须按照理性的规则来进行。这种依照正式的、理性的规则来行事的特征，就是法律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

5.政治权力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在现代都市环境下，政治权力无处不在，都市里集中了更多的官方机构和公权力的人，因此有更多的官员、警察、法庭等。这些政治权力与市民的互动，催生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和传播。例如，都市政府与市民互为法律文化的主角，权力要受到公开监督，执法要经严格授权，并应程序公平；政府免费的公园体现了政府对民众平等的关怀和尊重，公民争取更充分休息权的诉求也得到了回应；公民也可以通过网络了解政务来行使自己监督的权利。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也一样，政府控制的主要是政策、财政性资金等社会资源，这就会要求去建立一个法治的政府并严格依法行事；企业要求平等对待和自由的竞争，对政府规制提出合法合宪的法治要求。

在中国的都市，政治权力推进法律文化的力量往往更大。例如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工商业城市，根据市民社会产生法治的理论，上海应该有更多的法律文化。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北京而非上海成为中国法律文化的中心。北京有中国一流的法律院校和科研机构；强大的媒体向全国传播着法律文化；更多的法律研究和实用型人才汇聚北京；最先进的法律思想和研究成果产生于北京。这其中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法治是国家推进的而非市民社会演化的，国家权力和官方推动是法律文化的生成的主要力量。

三、现代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机理

法律文化的生成，通常的观点是基于国家的推动或者社会的自发生成，西方概念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二元对立关系，尽管当代西方国家与社会有走向重合的趋势；而我们概念中的国家与社会是一个统一整体，尽管目前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的现象。现代都市法律文化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共同作用的条件下生成、传播、并为民众接受并进而影响到国家与社会。

（一）都市法律文化的产生

生活在各种社会环境中的个体间的不同种类的文化不是自然出现的。它们必须经由（通常是有组织的）社会行动创造出来。[11]法律文化在文化之中比较特殊，由于法律文化的特殊性，它并不是简单地由单个的个人或者一个小的社会群体就可以产生的，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国家和社会的合力生产出来的。

国家以许多方式影响了法律文化的生成。其一、国家与地方政府以立法的形式运用权力来塑造法律文化的基础——法律制度。在立法过程中国家对法律的内容和思想进行选择，按照其想要达到的目标和效果进行法律制度的建构，国家以其权力为法律文化的生成作了方向性的选择，在多种可能性中确定某一种为主流的法律文化。其二、国家运用行政权力对法律文化生产的环境产生影响。国家在建立行政机构时，对机构的权力作出了相应的限制：有机构内部的限制，如内部监督部门；机构之间的限制，如相互分工制约；同时存在机构外部的限制，如舆论监督，公民等途径。这些对于行政权的限制主要是通过程序来实现的，由于设定了良好的程序，使得行政权力的行使经过程序的过滤得以实现公正、平等，而对于法律文化的主体——公民来说，在参与行政行为的时候可以切实感受到法律制定的程序所追求的法律文化的精神。这种存在于每个人周围的法律环境对于法律文化的产生与接受有着无比寻常的作用。其三、国家在司法过程中对法律文化的精神作出诠释。法律文化的形成还有赖于人们的法律观念，依赖于人们的法律信仰。我国学者谢晖指出：“没有法律信仰，法律是空白的、法律是无望的。”[12]柏拉图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些国家就会得到诸神的保佑和赐福。” [13]国

家以公正严明的司法裁判，透明清楚的司法程序，体现法律追求目标的司法解释，对参与以及关注单个案件的个体会形成强烈的亲身感受，其判决的倾向性将会对个体的法律信仰的形成进而对于法律文化的生成有着巨大的影响。

社会是法律产生的基础。作为一种具有国家意志性、强制力，且普遍有效的社会规范，法律产生并运行于利益的冲突与协调之中。而其在产生之初发生了异化，即在利益调适中更多地承担着维护专制特权统治秩序的角色，直到近代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解放出来，并使国家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的需要，民主精神和法律至上的要求才得到确认和弘扬。[14]近代市场经济、契约自由、民主政治的发展孕育了法律。而市场经济下的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和利益主体是形成法律观念和建立法律国家的根本性因素，正如郝铁川教授所述：“现代法律建立在相异的多元化所有制（产权多元化、投资主体多元）经济基础之上。”[15]市民社会是由各种利益集团以一定的形式构成的，当这些在经济和其他领域中成长起来的利益集团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要求在政治上、法律上表达他们的意志。这种要求不仅是民主政治的强大动力，也是实现现代法律最初始的根源。市场经济使社会分工更加细致，这些社会分工创造出一些新的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是在那些从事同一职业活动的人们所应具有的同质性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就其性质来说，可以视为职业群体内部的共同价值观念，它对职业群体内部成员的行为起着指导和制约作用。而这些职业道德为了让社会中的个体一进入这个圈子就遵循这些规则，就有了让这些规则上升为法律的需求，而国家为了协调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也有必要用法律来规范各个行业的行为。这样社会生成的规则就提升到了法律的层面。

国家与社会在实现社会整合的过程中实现了法律文化的生产，国家进行社会整合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法律手段。首先，从表面上看，法律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然而实际上立法者对社会规律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他们不可能对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社会秩序演变的复杂因果关系有完全的、透彻的、前瞻性的了解。法律社会的法律一方面是市民社会各利益集团以及公民代表在社会资源分配中达成的协议，另一方面是将运行在市民社会中的规则通过立法机关赋予法律形式予以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不能反映有效运行在实际生活中构成社会秩序的社会规则、规章，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只是反映少数人的需求，那么，这样的法律就不能带来社会的普遍遵守，只能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来维持。这样的法律只能是恶法，不是真正的法律。其次，法律的普遍遵守必须以市民社会为基础，法律受到尊重并得到社会的普遍遵守是法治社会的一条基本要求。法律在其创制的时候应该广泛地体现市民社会各利益集团的意志，法律一旦形成，它就被赋予了国家的政治形式，具有某种强制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有权以强制的方式推行法律。法律秩序的构建应以市民社会普遍自觉地遵守法律为基础，而这种“法律至上”的观念是法律文化的核心理念，也应该作为法律文化的共同价值基础。恰如杜尔凯姆的观点，社会整合的基础不是卢梭所说的理性契约，不是斯宾塞所说的出于利益的自由竞争，也不是孔德所说的国家的强制力。社会整合基于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共同的道德规范，正是这种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共同的道德规范为社会秩序提供了保证：它使理性契约得以缔结和履行；使利益竞争得以进行；法律制裁得以实施；国家权力得以执行。[16]

（二）都市法律文化的传播

在一个社会中，并不是每一个个体都有同样的机会获得所有文化的。相反，各种文化客体基于社会化组织的生产和文化传播，达到不同的社会阶层与群体。生活在各种社会环境中的个体间的不同种类的文化也不是自然出现的，它们是文化如何传播的结果。[17]

文化传播的拥有和控制，以及哪些内容被传播，涉及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大众传媒在都市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人们信息的获得大部分来自各种媒体。就我国的现状来看，国家控制了大众传媒的主流声音，如报纸、电视台、广播，国家对其内容进行严格的审查。国家有倾向性地报道、宣传一些事件，在公民中大范围地进行思想上的影响，改变或者建立起其对于法律文化的理念。如孙志刚事件，国家完全有能力将该事件压下，使其无法见诸于任何文字，但国家任由媒体渲染、评论，这是因为国家为建立法律对公民做意识上的引导。权利意识和人权观念是法律文化的基础，如果公民缺乏这些意识，法律文化是建立不起来的，而媒体的持续性大范围的宣传将引起人们的重视或反思。国家继而又在法律上做出合乎民众期待的反应，则使大众本来尚存的疑惑变为清晰的概念，这种概念的建立或者改变正是国家运用传媒进行法律文化传播的目的。

都市的教育异常发达，作为大众意识形态建立的主要方式之一，国家将教育作为法律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其中包括全国大范围的普法运动，也包括从中学开始的法律基础的课程教学。国家虽然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但是传播归根到底是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人在社会活动中对文化的分配和享受，是一种沟通人与人的共存关系的文化交往活动。都市法律文化是集体创造的结晶，当然也离不开都市社会成员的集体参与。尤其是在都市群体文化中，人们通过参与群体性的活动，在满足个人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参与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从而促进了都市法律文化的发展。国家控制了大量的传媒工具，但是无法控制所有的媒体，互联网以及无线通信技术的应用，大大加强了社会个体的交流技能，而且不必担心为自己的言论负责。都市人群的娱乐活动丰富，有大量的互相接触的机会，口口相传对法规或者案件的评述时常影响另外的个体。都市法律服务业发达，服务业在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也进行了必要的法律知识的传播。法学的演讲，对时事的评论等活动也对个体进行教育。

（三）都市法律文化的接受

所谓“文化”，就是指特定社会普遍接受的一套习惯性思维或行为方式，是社会习俗与道德规范的总称；如果人的言行不符合当地文化，就会引起普遍的反感、反对、指责甚至压制。[18]法律文化的产生与传播其最终目的是让社会成员所接受，并且按照既定的规则模式行事。共同的法律文化价值之所以在社会整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因为它“为社会成员之间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和相互行为提供了一套共同的标准。其不仅是人们相互交往时必不可少的基本资源，更重要的是，法律文化价值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共同的立场。每个社会成员接受了一套共同的法律文化价值观念，也就类似于形成托马斯所讲的共同的”情境定义“，他们在行为和互动过程中就会处于它的指导之下，遵循法律文化价值中所内含的以及引申出来的规范要求，并以此来规定、控制和协调相互交往的联系和冲突。当这种相互交往过程持续不断时，明确的制度化规则就会产生”[19]，同时，也正是在共同价值观念的作用下，这些制度化规则才具有了合法性，得以有效的运转。

国家在传播法律文化时运用了主动的灌输式的模式，更多的是停留在灌输法律规范的层面上，运用各种手段使社会成员了解国家法律文化的取向，并鼓励或者强制大家遵守国家既定的规范。而这种情况下民众

对法律文化的接受是有限的，大家了解了一些法律规范，也照着这些规范去做了，但是其并不都知道为什么这么去做，而大部分仅仅知道如果不这么做我将受到何种惩罚。这种被哈特称为“外在观点”的看法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接受，毕竟通过国家的传播、教育等能理解“法律”精神的社会成员是少数。而大多数按照规范去行为，又了解规范的背后意义的社会成员是从行动中得到感性认识的，这种面对自身利益或者感受另一个体利益因受到规范的约束而变化的认识，使社会个体真正体会了规范的内涵，并进而接受它。一个个体在进行一项诉讼的过程中，会去学习一些法律知识，会去了解司法制度，在其行为的过程中他便内在地接受了法律的理念。而在社会成员进行经济交往时，最重要的是信赖利益，信任产生于值得信任的行为，其在社会中是否存在，取决于该社会的习惯、习俗以及规范——简单地说取决于文化。这种行为模式是参与到这一行为中来的每个人都遵守并且长久地保存下来的。每一个想要参与进来的人都必须事先了解这些规范，并且他也乐意去了解它，因为他想知道这些规范会带给他什么样的利益。在经济交往中的个体的行动在相互影响着，每个人在行动之前就已接受了这些规范。规范对于社会个体对规范的接受来说提供了一个范本和目标，而行动却是社会个体达到接受规范的途径，同时行动在不断打破规范的同时也在创造着新的规范。

（四）都市法律文化的固化

文化最终都会有一个物质形态以及固定的行为模式的表征，固化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社会个体对文化接受的表现，大家接受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的价值取向渗透到社会个体对物质形态、制度规范以及行为模式的创造、选择、使用上来，法律文化也不例外。

法律是严肃的，不能随意更改，例如法庭被建造得庄严肃穆，人们对于法律的尊敬被完全复制到了法庭这个建筑上。法律的价值其实与法庭的建筑样式并无关系，但是人们在对法律产生了敬畏之心后，潜意识里觉得法庭就应该被建造的庄严肃穆，使人看到法庭就被一种严肃的气氛所笼罩，这种对法律文化价值的品位已经被凝固住了，所以不管哪个国家的法庭、法院的建筑都是显得十分威严，而这种威严并不仅仅是权力的体现，它所反映的是法律的内在价值追求。法律追求公平、平等，于是天平被用来当作法律的标志，独角兽被尊为法律的象征。建筑、标志都是文化的产物，反映了大众对文化的看法。又例如，在我看来，法官这一形象已经不是一个人物形象，而应该是一个抽象而又具体的概念，是一个能对事实做出公正裁判的法律的替身。可以感受到的是，当一个社会个体听到“法官”这个词汇的时候，第一反应并不是他是谁，是哪个人，而是他能公正的断案，能给出公平的判决。这样的情况就是法律文化氛围内法官形象的固化。当然法官的着装、法庭的设置、用语、程序都有助于法官形象的固化，然而应该明确的是，最终能使法律文化固化下来的还是法的精神。

社会中的个体以及群体的价值选择是不同的，各种不同的利益在互相冲击的过程中必然要进行妥协，否则将会出现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局面。在妥协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价值。当这种相互交往的过程持续不断时，明确的制度化规则就会产生。而规则规范了人们的行为，人们在接受了规则之后的行为就变得合乎常理，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反映法律文化的行为就被固化下来。就如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一样，基于共同的认识，创立了交通法规，民众根据交通法规来支配自己的行为，这样日常性的行为持续了很长时间之后，大家再做出相同的行为时就会变得无意识，并不需要刻意去做这件事，因为这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

注释：

[1] [英]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731－732页。

[2] [英]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731－732页。

[3] 见[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4月，第6－16页。

[4] 参见[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4月，第319－320页。

[5] 现代产业主要分为四类：以农业为典型的第一产业；以制造业为典型的第二产业；以金融服务业为典型的第三产业和以知识生产和信息服务业为典型的第四产业。　第二、三、四产业一般都布局在都市。

[6] 参见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三联书店2003年8月，第27－62页。

[7] 见[美]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商务印书馆2002年8月，第143－175页。

[8] 李培林、李强等：《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9月，第6页。

[9] 转引自[英]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374页。

[10]见[英]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438－441页。

[11] 参见[美]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9-40页。

[12] 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自序第3页。

[13] [希腊]柏拉图：《法律篇》，《西方法律思想史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25页。

[14] 参见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47-148页。

[15] 郝铁川：现代法治“尚异”，检察日报，2000 年3月5日。

[16] 参见郑杭生、洪大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国家与社会——从文化的角度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17] 参见[美]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周宪、许钧主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9-40页。

[18] 张千帆：《道德与理性——对中国文化与制度建构的评论和反思》，法学文献，北大法律信息网，　2004年11月8日

[19]李路路、王奋宇：《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第15-16页。

上海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 海洋科学 科学解释 哲学问题

海洋科学哲学是从哲学视域揭示和阐发海洋科学发展普遍规律的理论体系。海洋科学哲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依据：海洋环境危机和人类视野转向是其产生的现实动因，海洋科学实践、海洋科学、海洋技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藕合是其诞生的基础条件，研究范式的明朗化是其产生的基本标志。随着海洋科学技术的发展，海洋科学更表现为一种显性的社会哲学形态。

1 海洋科学的科学解释

海洋科学哲学连接海洋科学和哲学的两端，是架设在海洋科学和哲学之间的桥梁。“大多数人以为，哲学家们思考那些非常普遍、非常深刻的问题，其中的核心问题是人与宇宙的关系问题。”基于这一视角，海洋科学哲学应该是对整个海洋科学事业在整个生活模式中地位的一种讨论。即深入思考从事海洋科学的意义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探讨，一是对海洋科学的整体性进行理论反思，从而形成海洋科学哲学的基础理论；二是对各类的海洋科学进行反思，形成海洋生物哲学、海洋化学哲学、海洋地质哲学等等。海洋科学解释始于具体的海洋科学问题，而问题的提出和解答无法脱离特定的海洋科学理论和知识背景，随着海洋科学解释过程的展开，问题、背景要素与主体及其意向性要素相结合，使得原初的语境结构不断在新内容的补充下得以扩张、整合和更新，海洋科学解释的意义及其价值就是在由这四种主要元素决定的特殊解释标准与其语境结构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和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科学解释呈现出鲜明的语境开放性、系统性和横断性特征。正是从语境结构和要素的综合作用中才产生出解释规则、过程、标准及其模型的多样性、多重性和多元化。语境论思想能够进一步增进科学解释理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导向一种更广义的科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多元观念，从而包容各种不同科学解释思想内在的统一性和共同的价值。

海洋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解释海洋相关问题，如“海洋为什么是蓝色的？”、“海底生物为什么会存在？”、“海洋盆地是如何产生的？”、“阳光穿透海洋的能力怎样？”、“海洋颜色变化是由什么引起的？”等海洋问题。然而解释经验现象也并不只是海洋科学理论的目的，许多通常被当作非科学的知识，如神话、巫术、宗教等也能提供解释。在较远古的年代，人类常常采用这样的解释来解释自然现象，甚至到目前也未完全消失。与其它非海洋科学解释相比，海洋科学解释有不同，这种不同首先是由海洋科学理论与非科学知识之间的不同而带来的。在一个解释中，如果解释的前提不是科学的，它包含如“神”、“活力”、“道”等一些没有经验内容或难以为经验所检验的概念所组成的知识，那它显然就不会是海洋科学解释。通常把存在于各种海洋科学解释中的一般特性称为解释形式，海洋科学解释形式可能有多种，最典型的海洋科学解释形式是演演绎解释，亨普尔曾认为只有符合这种形式的解释才是科学解释。

演绎解释过程的陈述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解释陈述；另一部分是被解释陈述。如“海水是咸的”、“木块浮于水”等就是被解释陈述。而解释陈述又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一个或多个普遍性的规律或科学理论组成，它们通常由一些全称陈述表达，如“浮力定律”、“如果固体不溶于液体，那么固体会浮于比它密度大的液体之上”等就是如此。在演绎解释形式中，起核心作用的是那些具有普遍性的解释陈述。在科学解释中，这些普遍性的解释陈述通常就是科学理论。根据这种解释形式，如果不涉及一个普遍性的理论，就不能做出一个科学解释，反过来，如果要科学地解释经验现象，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获得一个或一些普遍性的科学理论。一般来说，在科学探索过程中，获得科学理论是最关键的，科学的演绎解释形式再一次表明了这一点，它反过来也说明这种解释形式适应通常的科学观念。总体来看，演绎解释是一种典型的解释形式，它反映了科学或科学研究的某些一般特性。

2 海洋科学哲学主要问题

海洋科学哲学主要问题有两方面来规范：一是海洋科学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受到哲学基本问题域的限定；同时海洋科学哲学是对海洋科学这一特定领域、特定学科的哲学反思，它的主要问题大多是各个科学哲学家研究最多、激烈争论的问题，也是来源海洋科学理论和海洋科学实践中最普遍的问题。简括之，主要是：海洋科学发现的模式、海洋科学发展模式、海洋科学理论的评价、海洋科学与非海洋科学分界等等。

（1）海洋科学发现的模式。海洋科学发现发端于海洋问题，海洋问题是海洋科学家对新的观察或实验与旧海洋理论之间矛盾的觉察。假说是海洋科学家从经验资料逆推出来以尽可能解释其拥有的全部资料，通过类比和本体论，某些想法表达出来。如发展为似然的、结构完整的假说。假说通过演绎接受检验，然后被修改，精练、改进和完善，然后再接受检验，在获得更多的阳性证据的归纳支持后，它发展为海洋科学的定律或海洋理论，这就成为海洋科学家完成了一项海洋科学的发现。

海洋科学发现是海洋科学的心搏，没有海洋科学发现，就没有海洋科学的生命。把海洋科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且是海洋科学的反思和自我意识的海洋科学哲学，理应更加重视海洋科学发现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研究。海洋科学之星对海洋科学发现的探索，就是寻求海洋科学发现活动规律。这一规律性即为海洋科学发现模式。

（2）海洋科学发展模式。海洋科学发展模式是海洋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在西方科学哲学史上先后出现了众多的科学发展模式理论，如逻辑实证主义的“线性累积模式”，波普尔的“不断革命说”，库恩的“范式变革模式”，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劳丹的“合理性的网状模式”以及费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的“无政府主义模式”理论，等等。随着时空背景条件的变化，以上科学发展模式理论对科学发展规律的解释就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什么是21世纪海洋科学发展模式？海洋科学发展模式是关于海洋科学发展的主要特征及其内在机理的完整描述。一个好的海洋科学发展模式不仅能够对海洋科学发展规律作出深刻说明，而且能够合理解释海洋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夏佩尔：“科学的发展不仅在于改变对自然的基本观点，而且在于改变对科学的描述语言；改变有关被这样的描述和分类的自然的问题本身；改变衡量这些问题的真实性和重要性的标准；改变探讨这些问题的方法；改变衡量这些问题的合适的解答（解释）的标准以及衡量什么是这些问题的可以接受的解答、包括什么是证明或否定所提出答案的证据的标准；甚至改变对科学目标的看法。”2可见夏佩尔坚持了客观主义、理性主义和进步主义，既避免了相对主义，同时坚定地反对了绝对主义。

海洋“科学---价值”模式，从根本上说是指衡量海洋科学是否进步的标准，在于海洋科学是否朝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的方向发展。具体地说，就是海洋科学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其全部价值的相互协调和全面增值，且不产生负面影响。3这种海洋“科学---价值”模式主张从海洋科学进步的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相统一的角度阐明海洋科学及其价值的创造，关注海洋科学知识创新与人文价值的关系方面，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这一模式提供的评价海洋科学进步的标准显得过于苛刻，因为人们很难将人类的价值目标从各种现实的具体的实践目标中抽取出来作为海洋科学进步与海洋发展的标准。时至今日，海洋科学发展问题仍然是海洋科学哲学的哲学议题。

（3）海洋科学理论的评价。在海洋科学史上，对于同一个海洋科学问题往往会有多种不同的解答，从而形成各种各样的海洋理论。对于这些不同的海洋理论，我们必须作出评判，判定哪一种是我们可以接受的，而评判就得有标准。由此可见，海洋科学理论的评价是因为需要在众多海洋理论中作出合理的选择，从而促进海洋知识的成长及海洋科学的进步。通常海洋科学定义为真的海洋知识，从而在评价海洋科学理论时，把真理标准看成是终极的评价标准。但是海洋科学理论除了真的属性外，还有其他的属性例如价值属性、美学属性。允许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评价海洋科学理论。真理标准虽是评价海洋科学理论的非常重要的标准，但不是唯一的标准，评价海洋科学理论还有价值标准、美学标准。

（4）海洋科学与非海洋科学分界。海洋科学与非海洋科学的分界问题是海洋科学哲学的焦点问题（基本问题）。关于科学与非科学分界问题，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了“确实可靠性”标准：“科学通过其原理的确实可靠性而与意见、迷信区分开来。”这一标准是当时时代的要求，是人类早期历史阶段的真理观，时至今日仍然为人们广泛接受。在科学哲学史上科学分界标准经历了从确定到模糊、从绝对到相对、从单一到多元、从简单到复杂的历史媲变过程；随着海洋科学实践的不断深入及人类海洋科学观的变革而变化。非科学不一定是伪科学，哲学、逻辑、宗教等学科不是科学，但也不是伪科学，海洋科学必须具备可检验性，亦即可从命题中演绎出至少一个可以和观察、实验结果相比较的推断，可检验性一定具有可重复性，不同的划分标准反映了人类对海洋科学现象认识的不同角度，由于海洋科学的不断发展，人类对海洋的认识也在深入，海洋科学的划界也许是一个恒远的议题。

3 海洋科学哲学的海洋文化取向

海洋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海洋科学，因而海洋科学文化也是它的研究领域，是人类对海洋科学的一种哲学反思，其反思过程亦即海洋科学文化的产生过程，海洋科学哲学的研究过程：从‘实证原则’‘证伪主义’‘约定主义’‘语言学转向’‘历史主义’‘科学无政府主义’等等，体现了海洋科学哲学文化取向，注重研究方法论的多元化，认为实证主义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倾向于反科学实在论。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在进行了社会---历史的转向后，又进行了文化转向，海洋文化转向是海洋科学史，海洋科学知识社会学及海洋科学哲学研究的共同取向。从海洋知识论到海洋文化论，是海洋科学哲学文化取向的转变。传统角度上的海洋科学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海洋知识论哲学，它将海洋科学看作是一种海洋知识体系，井将所有的海洋学术研究归结为“海洋科学知识’，海洋文化论哲学将海洋科学看作为一种海洋文化，注重的是创造海洋科学文化的人，将海洋人才看作是海洋科学文化之根。为此，从海洋知识论转向海洋文化论将成为海洋科学哲学范式的重要转型，进而生成一种新的海洋科学哲学范式，即海洋科学文化哲学。海洋科学文化哲学的着眼点不再从逻辑出发，为海洋科学去构造一个又一个的逻辑体系，相反，它试图真正把握海洋科学历史和现实的实际过程，探究在历史上究竟有什么样的海洋文化因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在促使或推进海洋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在现实中又有什么样的海洋文化因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在推动着海洋科学的变化和变革。另一方面，海洋科学文化哲学不再仅仅锁定在海洋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逻辑范畴，相反，它更关注整个海洋科学发现和创造过程的人的因素和海洋文化因素，在它那里，整个海洋科学发现和创造的海洋文化过程，不仅涉及认识论和方法论，更重要的还涉及本体论，即洞察力和创造力的人。只有透彻地理解人（创造者）及其所蕴含和展现的全部的人性和文化，才能深刻地把握海洋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精髓才能真正起到海洋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作用。海洋科学文化哲学也是一种新型的海洋文化哲学，肩负着海洋文化哲学的使命。这种使命就是，更加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海洋文化，为新时代树立一种新的海洋文化观，从而真正引领海洋文化的进步。事实上，海洋科学文化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肩负起这种使命而开辟的。

对海洋科学哲学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反思的结果是海洋文化哲学的转向，在21世纪海洋文化哲学作为思维方式将成为一种主导的哲学意识形态。从海洋科学哲学到海洋文化哲学实际上就是人类对自身本质认识的发展。对人的本质的全面认识使海洋文化哲学作为新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超越海洋科学哲学而成为当代海洋哲学观的现实。“对人的精神的理解，必须植根于对人的需要的分析之上”显然，海洋科学哲学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对情感与意志等精神性因素是无能为力的，而海洋文化哲学对人类精神、情感和意志的特别关注及对海洋科学哲学的批判自然就成为满足人类需要新发展的意识形态，如果把思维方式看成是哲学的本质，那么19世纪、20世纪就是作为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的海洋科学哲学的世纪，而从海洋科学哲学到海洋文化哲学的转向则使得21世纪必然是作为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的海洋文化哲学的世纪。海洋科学哲学取向海洋文化要取得迅速发展，关键是不可限制于海洋科学哲学划定的实证方法，同时也不可局限于科学哲学所采取的思辨方法；海洋科学哲学取向海洋文化哲学作为一种拓展海洋科学哲学的研究取向，应该发展出独特的方法与方法论；这是海洋科学哲学取向海洋文化哲学发展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Rome Harry，The Philosophies of Scie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1.

上海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城市营销；4PS理论；海洋文化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0-0050-02

城市营销学，是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城市科学、产业经济学、营销学等多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的产物，是一种新型的管理理念。其核心就是将城市的各种资源以及所提供的公共产业或者服务以现代市场营销丰富地向购买者兜售。

文化是城市的生命。城市文化发展对经济和社会都有积极贡献。经济贡献包括文化与产业的融合，可刺激消费、增加GDP，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联动，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社会贡献包括更新民众文化观念、提高民众素质、形成特色文化地区、营造城市文化氛围、提升城市形象和影响力。

随着城市营销实践和理论的发展，研究人员逐渐认识到，城市营销不只限于经济方面，也涉及诸如环境保护、地区形象建设、公共利益等内容。城市营销的内涵在于满足全方位的顾客需求，这就要求对城市营销的理解和研究不能只局限于经济范畴，为使城市营销持久高效，应充分意识到营销中的文化要素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注重丰富城市的文化内涵，让城市营销的对象（居民、投资者、旅游者、企业等）在获得城市产品和城市服务的同时，还能获得精神层面上的满足，从而树立起城市优秀的积极的正面形象。

大连市三面环海，是全国海岸线最长的城市，有着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海洋文化是大连这座海滨城市的特色文化。海洋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和体系，是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调整人与海洋的关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民间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从2003年开始，“打造文化大连”成为大连独有的城市文化品牌。大连要充分挖掘海洋文化资源，寻觅城市精神的文化内涵，努力建设开放型、国际型、合作型的海洋文化，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建设。

虽然对于城市营销的理论框架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但是，综合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城市营销的理论框架已经初显雏形。本文将使用4PS理论即产品策略、渠道策略、价格策略、促销策略进行展开，系统研究城市营销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1 海洋文化产品策略

海洋文化产品是海洋文化供应者提供给消费者的海洋有关的产品或服务，按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可分为经营性和公益性文化产品。按产品属性可分为物态文化品，如海洋工艺品、玩具、服饰等；服务文化品，如广告、咨询、娱乐等；活动文化品如社区活动、运动比赛等；内容文化品如电影、书籍等；文化设施包括承载各种海洋文化品的场所和设施，包括剧院、电影院、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体育场所。这些涉海产品在要在文化发展的导向和宏观规划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2 海洋文化渠道策略

主要做好海洋文化建设的几个关键问题。首先，要努力争取各方面对海洋文化产业的扶持，支持和鼓励社会投资。要积极吸引国内外各类海洋文化建设专家和人才，整合本市涉海人才资源。要打造好有鲜明海洋文化特色的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产品，同时也要抓好海洋文化理论研究和系列文化活动。要重组和调整海洋文化产业结构，创新和开发海洋文化新产品与新服务，大力发展具有知识产权和竞争力的海洋支柱产业，使海洋文化产业成为大连海洋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增长点。

3 海洋文化价格策略

Burgess通过对英国地方政府和企业广告材料的统计分析，发现所有广告都竭力强调的两点城市形象：一是经济优势。区位和商业优势、可靠的劳动力、廉价的租金和政府政策提供的金融诱导以及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意向等，都是宣传材料中竭力渲染的内容。二是生活质量。地区生活质量是通过一个地区的景观环境形象、人民和文化遗产方面的内容来反映。根据城市形象形成的规律，可以通过文化编码的方式策划出富有吸引力的良好城市价格定位。以此吸引目标群体，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

4 海洋文化促销策略

第一种是利用广告进行宣传。首先是通过新闻媒体如电视、广播等影视手段做广告。其次是通过城市指南、宣传册、互联网页和期刊杂志上的广告进行宣传。西方城市广泛地开展着城市形象运动。他们通过新闻宣传媒体制作大量的广告，精心设计并印发宣传册子，竭力宣传自己具有某个大区域的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区位。

第二种手段是利用重大事件制造轰动效应。通过重大事件，如全运会、足球锦标赛等重大体育赛事，涉海博览会、海洋有关国际会议，文化活动如海洋文化节、沙滩艺术节、大连国际服装节、电影节等，以及各种节日和贸易集市等进行宣传、交流。在宣传活动中，要强调大连城市的生活质量和浓厚的海洋文化，如城市狂欢节、沙滩盘球赛等体育赛事等。这些宣传手段对扩大海洋文化的宣传，提高城市的整体知名度，增强城市对外部投资的吸引力，吸引人们前往旅游观光，切身了解城市、体验城市，从而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

第三种是提升城市生活和生产环境，塑造滨海现代城市景观，满足人们对生产和生活条件和环境的要求，建设一个适宜居家生活、企业发展、商务活动和旅游的海滨可持续城市。城市景观例如沙滩建设，海之韵广场和港湾桥等有海洋特色的景观修建等既可以被看作是大连城市形象重塑的一种体现。在海洋文化的建设中，城市景观起关键性作用。

总之，要重新审视、科学论证大连市海洋文化资源前景。大连是因海而生的，从产生之初就受到海洋文化的滋养，具有明显的海洋文化特色。就文化而言，大连文化是以齐鲁、东北、俄国、日本等文化为底蕴的复合型文化，彰显着海洋文化的多元化特征。海洋文化正是大连城市文化的灵魂所在。要打造好海洋文化，要充分挖掘、整理城市海洋文化的脉络，应用市场经济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些海洋文化资源，根据大连城市历史发展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区域经济环境等特质，通过系统分析、科学论证，对大连市的特质海洋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形成新的城市文化特色和海洋文化的新亮点。同时，只有创新观念，才能切实增强海洋文化的发展活力。大连市应从城市战略发展的高度，树立建设海洋文化名城的观念，无社会各界，都要立足岗位和实际求创新，力争将大连建成以“中外海洋文化交流的窗口、现代海洋文化人才荟萃的中心、海洋文化艺术精品的基地、海洋文化产品交易的市场”为主要内涵的国际海洋文化名城。

参考文献

[1]白长虹.从城市营销到城市文化发展[J].天津社会科学，2008，（2）：80-84.

[2]郭国庆，刘彦平.城市营销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其启示[C].JMS中国营销科学学术年会会议论文集，2004.

[3]沃纳·赫希.城市经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10-231.

上海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 “孤岛”时期；抗战文化；目的论；翻译活动

一、上海“孤岛”时期的历史背景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经历了八一三抗战时期、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三个阶段，其中“孤岛”时期最为特殊。“孤岛”作为一个时空喻，时间上指从1937年11月11日到1941年12月8日，空间上指上海苏州河以南的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孤岛”特殊的时空领域中，敌我矛盾错综复杂，面对黑暗的现实，人们感到孤苦、迷茫、无助。但因上海不直接接受日伪统治，尚有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和相对自由的言说空间。滞留“孤岛”的爱国文人译者利用“孤岛”的特殊环境，围绕着“文艺救亡”的宗旨，以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方式参与到抗敌救亡的活动中，将翻译的社会功用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间接抒发抗敌情绪，以警惕、鼓励和引导青年大众。

二、翻译目的论

Skopos 一词源自希腊语，意为“目标”或“目的”。20世纪70年代，汉斯・弗米尔（Hans J. Vermeer）把该词引入翻译理论，用于表示翻译的目的。目的论认为，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过程，即目的决定方法。弗米尔的目的论包括三条原则，即目的原则（skopos rule）、连贯原则（coherence rule or intra-textual coherence）和忠实原则（fidelity rule or inter-textual coherence）。目的原则指的是翻译应能在目标语文化语境中，按目标语接受者期待的方式发生作用。连贯原则强调译文具有可读性和可接受性，达到语内连贯，为译文读者所理解。忠实原则是指译文与原文的连贯性，实现语际连贯，即忠实于原文，忠实的程度和形式取决于翻译的目的。这三条原则的关系是忠实原则服从于连贯原则，而这二者都服从于目的原则。

目的论把译者从传统翻译理论“忠实”标准的牢笼中解放了出来，译者拥有了更大的自由，可以根据翻译目的选择最佳的翻译策略。

三、从目的论看上海“孤岛”时期的翻译活动

20世纪9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研究起步，并逐渐细化，抗战文化的各个要素都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纵观现有的研究成果，学者多从文学史角度，采用罗列作品或笼统描述的方法，对上海孤岛时期的翻译活动展开研究，很少有人从理论的角度进行阐述。鉴于此，本文试以目的论为理论指导，探讨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上海“孤岛”时期的翻译活动。该时期的翻译活动对中国现代翻译文学而言有着重要的地位，译作题材多样，精品众多，创造了以“文化救亡”为宗旨的“孤岛”文化，对后世影响深远。这里以其代表作为例，重点探讨三位翻译家的活动。

1.梅益的翻g活动

从1938年到1941年，梅益在翻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期间，不畏时艰，反复推敲，终得精品译作。其中一段保尔的内心独白脍炙人口，“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段振奋人心的独白恰似迷途的一盏明灯，指引迷茫的中国青年在战火中奋勇向前。

目的论认为，译者应根据翻译的目的，从原作提供的多元信息中进行选择性翻译。目的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翻译中得到了体现，译作的成功一方面得益于梅益深厚的语言文化艺术修养，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译作符合当时读者的预期目标。

2.傅东华的翻译活动

傅东华译的《飘》完成于1940年，深受读者好评。原著讲述的是一个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的爱情故事，旨在表达人们奋起斗争保卫家园的爱国主义精神。

“孤岛”时期，人民处于战乱之中，心中充满恐惧、迷茫、惆怅的情绪。傅先生欲通过文学作品唤起同胞的爱国主义精神，这就是傅先生文本选择的目的。傅先生在译序中曾这样写道，“我的目的是在求忠实于全书的趣味精神，不在求忠实于一枝一节。”（傅东华，1979）在该目的的影响下，傅先生采取了归化作为翻译策略，如在翻译人名时，采用音译的方法并赋予之中文名的特点，如Scarlett O’Hara―郝思嘉，Rhett Butler―白瑞德，Atlanta―饿狼陀等。这种归化法使得译文通俗易懂，颇受读者欢迎，体现了目的论三原则在译文中的成功运用。

3.朱生豪的翻译活动

朱生豪通晓中英文，诗歌造诣颇高，虽在战火中经受着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威胁，但仍笔耕不辍，忘我翻译。其译作《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在我国翻译界被奉为经典，给“孤岛”时期的文学翻译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朱生豪曾在给妻子的信中透露了翻译的初衷，“你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朱生豪对待翻译态度认真，作风严谨，认为： “翻译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作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赞同。”（吴敏洁，1990）由此可见，朱生豪的翻译主张是和目的论三原则一脉相承的。按照目的论，译者在原文的多元信息中进行选择性翻译，采用特定的翻译策略以达到目的。战时的人们需要精神慰藉，渴望从文学中找到精神支柱，而朱生豪的译作《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正好实现了这种预期功能。

四、结语

根据目的论，译文由其目的决定， 要遵从内在连贯和语际连贯原则。译文要符合读者的预期功能，为众多读者所接受，才能完成译介的流通与接受。以上海“孤岛”时期的翻译活动为例不难发现，任何翻译活动都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因此，进行翻译活动，开展翻译批评，都不能脱离现实，而要以具体的时代背景为依托。综上所述，目的论应用于上海“孤岛”时期的翻译活动研究时，仍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和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邹振环.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10.

[2]谢天振，嗣鹘.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3]玛格丽特・米切尔.飘[M].傅东华，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79.

[4]吴洁敏，朱宏达.朱生豪传[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

[5]刘维维.上海“孤岛”时期翻译文学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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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琳琳.翻译目的论与翻译策略[J].语言语文文化研究，2008（1）.

[8]范祥涛，刘全福.论翻译选择的目的性[J].中国翻译，2002（6）.

[9]邹 素.上海“孤岛”时期翻译文学特点及原因探究[J].外文研究， 2016（1）.

[10]王鹏飞.“孤岛”时期文学期刊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

上海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京海合流；海派散文；论语派；市井气；名士气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7-0045-05

1920年代末，文学中心在北京与上海的游走一定程度上成为海派散文生成的催生剂，真正意味的海派散文开始成型并很快出现其鼎盛局面。一般认为，海派文学最多地“转运”了新的外来的文化，在文学上具有某种前卫的先锋性质；它迎合读书市场，是现代商业文化的产物：它是站在现代都市工业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中国的现实生活与文化的：它是新文学，而非充满遗老遗少气味的旧文学。这四个方面合在一起，就是海派文学的现代质。符合这样品格的海派，只能在1920年代末期以后发生。海派散文作为海派文学的一脉，其整体文学性亦当作如是观。以吴福辉、许道明、李今等为代表关于海派文学（主要指小说）的研究，已是硕果累累且日臻成熟，海派散文却涉及较少。而海派散文的作家构成、创作个性、发展流变等都有着不尽同于海派小说的个性色彩。在海派散文的生成史上，京海合流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首先，在创作构成上，海派散文的代表作家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由京人海转型的作家，二是上海本地新起作家。前一部分作家就是随着“语丝”的分化及沪版《语丝》的出现而伴生的。“语丝”分化的直接原因是奉系政府因“有伤风化”之名查封北新书局，《语丝》受池鱼之灾。1927年12月，《语丝》移至上海出版，即周作人所谓的“沪版语丝”，1930年宣告终结。走马灯似的军阀执政及对文化人的迫害，使得鲁迅、林语堂、章衣萍等语丝同人避祸南下，语丝社友人风流云散。

北方的一些作家来到上海以后，似乎对海派文学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很快一改初衷，俨然海派。京派背景的散文作家在由京人海的过程中完全或基本蜕变成海派散文作家的，以“居士”章衣萍和林语堂为代表。章衣萍似乎早就有着“海派”的倾向。在北京时期的《语丝》上，章衣萍以“衣萍”笔名撰文28篇之多，数量居周氏兄弟后排第五位。此一时期即1924年11月至1927年7月间，章氏为文一概本着《语丝》刊物的固有宗旨，“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其文风主旨是对人生与社会的深切关注，语词激烈、率真和叛逆，以《樱花集》为代表。但也恰在此时，章衣萍已露出些许海派气息，如其在《情书一束三版序》中直言：“居古庙而想女人，虽理所不容，亦情所难禁。‘女人，女人，女人’，想着，想着，写着，写着，这样所以有《情书一束》的印行。”或正因如此，章衣萍走在“京海合流”前头。早在1927年，章氏未等《语丝》终刊，便同妻子吴曙天联袂南下。在暨南大学当教授的同时，也把《情书一束》的传统发扬至极致，随后即有《枕上随笔》、《倚枕日记》的面世。章氏最终远离了“京派”，俨然成为一个地道的海派。

林语堂本为京派中人，但上海亦是其文学之源，他的大学生活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同是1927年奔赴上海，但他的声名和影响却远甚于章衣萍。林语堂的“海”化稍复杂于章衣萍，其庙堂意识和京派背景的根要深于章衣萍。但因身居上海而受到现实及时局的影响与冲击，其“海化”的散文小品也时或出现。如发表于1933年的《谈女人》如此说道：“近来觉得已钻入牛角尖之政治，不如谈社会与人生。学汉朝太学生的清议，不如学魏晋人的清谈，只不要有人来将亡国责任挂在清谈者身上。由是决心从此脱离清议派，走入清谈派，并书：‘只许我扫门前雪，不管他妈瓦上霜’之句，放于案上玻璃片以下以自戒。书完奋身而起日‘好！我们要谈女人了！’”“谈女人”似乎宣示了林语堂小品写作与海派的合流。林氏散文论及范围广大精微，政治病、西装，甚至牙刷等，信手拈来，真是无所不谈，追求自我心头的轻松，书写自己的世界，远离经世文章。然而，质言之，林语堂散文的“海化”体现着的至多是一种向上海市民社会的倾斜；它解放了读者的趣味，是一种“轻文学”的新文体。而实际上，林氏之救国救民之心一直潜藏于中，距离“海派”为文的“潇洒”尚远，其作为一个启蒙者的角色始终难以脱却。这从他的很多言行中，不难体会得到。如1932年他在《论语》发刊词中如此说：“无心隐居，迫成隐士”，在北伐革命及接踵而来的的“”和“钳口”政策下，既不愿以头颅作政治的祭品，又不愿避世，生存技巧便成为在严酷的政治现实中实现个人价值取向的基本保证，有所坚持与有所逃避，结果便是走一条非普罗的路线：“一定要说什么主义，咱只会说是想做人罢。”1933年初林语堂在中央研究院任上曾参加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7年林语堂移居美国途经日本时写下的《临别赠言》说：“在国家最危急之际，不许人讲政治，使人民与政府共同自由讨论国事，自然益增加吾心中之害怕，认为这是取亡之兆”，“因为一个国决不是政府所单独救得起来的。救国责任应使政府与人民共负之”，“除去直接叛变政府之论调外，言论应该开放些，自由些，民权应该尊重些”。显然，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其“海”化是一种被迫与生存技巧，林语堂尚算不上地道的海派散文中坚作家。

诚然，林语堂不是海派散文的代表性作家，但以他为精神盟主的论语派却直接促进了真正海派散文的形成与发展。主要表现如下：

（一）刊物的市场导向

以林语堂为核心，论语派创办的期刊很多，主要有：1932年9月16日林语堂、陶亢德主编的《论语》；1934年4月5日林语堂、陶亢德、徐讦合编的《人间世》；1935年9月16日林语堂、林憾庐等主编的《宇宙风》等。论语派期刊已经不同于《语丝》时代的同人杂志性质。在上海特殊的工商背景下，出版商与文人将文字作为商品出卖的焦虑较前凸显。正因如此，林氏刊物及论语派刊物对上海以商业性赢利为动机的文化工业持认可的态度。将刊物定为“半月刊”，林语堂也有着商业性的考虑。他在《说小品文半月刊》一文中，就特别比较了季刊、月刊、半月刊、周刊等的区别，他说：“今人所办月刊，又犯繁重艰涩之弊，亦是染上带大眼睛穿厚棉鞋阔步高谈毛病”，“总不及半月刊之犀利自然，轻爽如意……稍近游击队，朝暮行止，出入轻捷许多”，“周刊太重眼前，季刊太重万世。周刊文字，多半过旬不堪入目，季刊文字经年可诵。月刊则亦庄亦闲，然总不如半月刊之犀利自然，轻爽如意……半月刊文约四万，正好得一夕顽闲闲阅两小时。阅后卷被而卧，明日起来，仍旧办公抄账，做校长出通告，自觉精神百倍，犹如赴酒楼小酌者，昨晚新笋炒扁豆滋味犹在齿颊间”。半月刊所隐含的灵活、轻巧、亲切等正显示着与都市大众文化的谐和及节奏的共鸣。同样源于商业文化的机制，论语派的诸多刊物相对开放，编辑是只认文章不看人，迎合着一般市民大众的欣赏口味，追求着大众流行。论语派的所谓“派”已然不是一个严密的社团组织，林氏刊物上的作者成员非常复杂：北京作家有周作人、俞平伯、刘半农、孙伏园、章川岛、李青崖、郁达夫、沈启无、姚雪垠、刘大杰、江寄萍、丰子恺等，左翼作家有鲁迅、陈子展、徐懋庸、风子（唐弢）等，另外像宋庆龄、蔡元培、胡适、郭沫若等也赫然在列，可谓八方汇聚。值得注意的是，在林氏刊物上，年轻一代海派文人纷纷加盟。主要有邵洵美、周劭、章克标、徐讦、陶亢德及黄嘉音、黄嘉德兄弟等：1940年代成名的苏青最早也于1935年以冯和仪之名为《论语》和《宇宙风》写作。另外，更大范围的新起作家还有林微音、钱歌川、叶灵凤、马国亮、梁得所、潘序祖、张若谷、周黎庵、周楞伽、毕树棠、钱仁康、燕曼人、林无双、林如斯、林疑今、林惠文、余新恩等，其作品经常出现在林氏主办的及林氏影响下的刊物上。如此，海派散文乘论语之风而起。新起海派文人表现出更为超拔、清新的散文风格，由此形成真正的海派散文并很快出现了海派散文的鼎盛期。林氏刊物实际为海派散文的兴起与兴盛提供了平台。显然，论语派刊物因市场导向及市场机制规约而显示出来的宽容，注定其不是一个严谨的散文派别。各组成成员的风格差异相较明显。一些北方成员如老舍及一些内地成员如老向与何容等本身就没有沾染多少上海气。然而，上海的卖艺为生与北平“吃皇粮”的贵族式学者的生存方式毕竟有着很大区别。南下文人的大部则显示出对上海现代物质文明所怀有的那份颇为暖昧不明的情绪以及与现代都市尚未完全融入但已切身感觉到的胶着。散文小品所表现出的游戏、趣味、幽默及闲适等已经显露出与1920年代散文路径的差异。在上海特殊的时空语境下，“语丝”时代的文化政治立场等已悄然发生了变化，“语丝”时代所看重的对于一切卑劣之反抗、排击及挑战的意愿似乎已经减退消沉，而以“谑而不虐”及“幽默”代之。这似乎也正意味着他们的“海”化，然而毕竟又未能使其变成地道的海派文人。传统文人的“问世”思维始终或隐或显地规约着他们。不过，由于论语派与林语堂的“宽容”，客观上却使一批“小海派”将之作为平台实现了带有“派”味的集结。

（二）北京作家的同情与“暗示”

林氏刊物实现了事实上的京海合流。京派散文作家在上海刊物的集体亮相及其作品的流行与流布，无论直接或间接，很难不对上海作家产生影响。这其中，周作人的影响尤为突出。周作人不仅影响了京派，同样对海派影响深远。海派散文代表作家很多都与周作人有着直接的师承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周作人的散文在海派文学期刊中频频露面，数量颇多，而且往往排在头条，从1930年代的《人间世》至1940年代的《风雨谈》大多如此。上海文学期刊还常常刊登一些专门介绍周作人散文的文章，竭力加以推扬。如此，周作人散文便成为海派散文作家摹写的范本，其影响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本色为文。周作人为文追慕自然本色，从容镇静，安详沉着，他继承了中国散文的“和淡”传统，其小品有东晋六朝遗风。周作人文体的“本色”魅力主要源于两个方面：语言的简单味：平淡地处理与人生紧密相关的种种问题。喜怒哀乐不入藏腑，包住火气与芒角。其为文的情感、议论、行文叙述等，皆平淡自然家常，没有狂热与虚华。受其影响，海派散文完全是一种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的原真本色。文风平淡，收放自然，是“放野马”式的散文。

其二，笑脸为文。周作人是闲适散文的始作俑者，是现代散文幽默风一派的宗师。他喜欢滑稽，喜欢那种“庄谐杂出”的“名士清谈”。他努力给读者一种严肃书写之外的文学选择——“轻松”与“随意”。当然，周作人的“轻松”是一种故作的“轻松”。“轻松”的背后隐含的是严正，潜藏着与政治话语的敌意。周作人立足于国民性剖析与改造的作品似乎一直占有多数。他无法脱离其隐逸背后潜隐的政治。显然，新起海派的轻松与幽默比周作人走得更远，渐趋一种完全的“轻松”与“幽默”。他们不追求空言与浮言的传道立场，不追求外在的价值联想，而是逼近与叙述现实，追求语言的狂欢，是一种放松的写实主义的“幽默”。比如章克标用嘻嘻哈哈的态度调试着自我与现实的冲突，彰显一种放恣的插科打诨式的小品风格。海派文人基本没有了周作人及大部分论语派作家于“幽默”中所显现的那份雍容，而是从低就俗，没有了深奥和神圣的感觉。

其三，生存之轻。对本色与自我个性及日常生活的关注，决定了散文小品所言话题远离了神圣性与崇高性，而偏重生存感觉之轻。在此层面上，上自周作人，下及论语派及新起海派散文，一脉相承。周作人的散文所表现出的“小”大致具有如下特征：知识丰富、情感节制、重视学理思考、意在文化批评；基本是随笔；重视个性与自我；重视凡庸人的真表现；言自己之小志，载自己之小道。林语堂等论语派，承周作人衣钵且大加发扬。他们更加重视小品文对世俗生活的偏爱与对日常叙事的热衷。正是在周作人的暗示及影响下，林语堂等在1930年代的上海文坛发动和形成了推崇晚明小品的热潮。但林语堂等论语派的散文依然有着潜隐的政治化的姿态，他们更多的是以文学的自主与独立作为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方式，并且他们所注重的往往也多是对“现代”与传统进行重新厘定与思考的相较宏大的内涵。质言之，他们市民化的痕迹尚不明显，与海派散文的超拔与“拉杂”并不在一个层面上。相较于周作人与论语派，海派散文更“小”更“轻”更“形而下”，甚至如章克标等人以极度“轻浮的态度”，写不三不四的题材，崇尚新奇，爱好怪诞，推崇丑陋、恶毒、腐朽、阴暗，贬低光明、荣华，反对世俗的富丽堂皇，申斥高官厚禄大人老爷等极端的态度表达自己“极端”的个性。有时不免带有媚俗及自娱的倾向。他们更有生活的现场感，更有与市民社会的胶着、认同与市井气。海派散文的风景线是真正属于市民的，它比周作人等的散文显得更轻松，更洒脱，更快乐，更市民化，更没有火气和艰涩，更觉轻逸与隽永。但海派散文的“轻”与“小”，似乎也同时显示出市民社会中个体生存状态的迷惘与无奈，如张爱玲、苏青等，在其散文的“闲”与“碎”中多有某种温柔的悲情。如果说周作人等的“生存之轻”尚保有深厚与神圣的话，海派散文的“生存之轻”则已完全转入了新锐、怪诞、惊诧、激扬、趋时、神奇之中，甚至亦有颓废。

质言之，海派散文所继承于周作人等的是个人的“言志”的文学传统，是个人的散文笔调。但周作人等似乎一直站得很高，尚不属于大众的一员。周作人的散文也始终有着“冷”与“怀疑”，他是彻底的怀疑主义者。而海派散文则是属于市民社会的，因为工业社会的刺激而发声，这声音是从下就俗的，有着市民社会的温热与吵闹以及工业社会刺激之下话语狂欢的轻松与放恣。

（三）消费文化与文体选择

京海合流形成了海派散文的作家队伍及创作之魂，但因生长的时空语境有别故而生成了异于京派的别样果实。晚清民国之际，西方列强以长枪巨炮迫使中国打开国门，中国跌人世界市场的旋涡，尤其是上海，自1843年开埠之后，成为华洋杂处的国际商业消费大都市，到了1930-1940年代，上海更是成为由发达的工商金融业和消费性文化构成的现代都市空间。上海流行的消费文化在悄然改变着一切。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审美态度等方方面面都体现着消费文化的影响。当消费文化深切地介入人们的生活，改变了创作、阅读与传播的每个环节以及参与其中的每个人时，文体也就只能随之变化。消费文化正是通过改变作家、读者、文本传播等因素进而影响到文学文体。作为海派文学重要一脉的海派散文正是以自己独有的话语方式完成了对都市消费文化背景下世俗百态的探索，实现了以文求生的现实目的，得到了在非常时期非常地点的读者的欢迎和认可。

在消费文化的规约下，海派散文作家的精神产品不再指向庙堂，效力于政治的主导者，也不指向书斋，而是指向市场。章衣萍曾直言不讳地宣称：“所谓文人的著作，在高雅人士看来，诚为不朽之大业，而在愚拙之我看来，在资本主义之下，一切的著作，无非皆是商品而已。”他公开宣称他的散文集《枕上随笔》“是一册粗劣而且浅薄的商品”。苏青说：“我很羡慕一般能够为民族、国家、革命、文化或艺术而写作的人，近年来我常常是为着生活而写作的。”作家为生存而鬻文，就必须建立在扩大销量与增加稿酬的基础上，因而其创作往往是迎合广大市民阶层的迫切需要，能够反映他们的观点、情趣并藉以交流、沟通、娱乐、消遣的文化产品。比如对“趣味”的追尚，海派散文承接周作人与林语堂等的衣钵，大胆、直率、自然地追求与张扬着文学的娱乐性。徐讦在《谈艺术与娱乐》里明确地说：“文学也不过是一种娱乐”，并且强调“把艺术说成是纯粹的娱乐并没有把艺术看低”，这是公开为文化消费正名。海派散文的“娱乐”、幽默与轻松，已经不同于前期周作人、林语堂等的轻松与幽默。周作人、林语堂等的轻松与幽默往往是主体对政治文化等被动反弹的静态观念及内涵，而海派散文的幽默与轻松却是一种动态发展的过程，它即时适应着一般都市大众的社会文化心理与读者的审美需求，成为生活的调节剂。

为了赢得市场，海派散文常常以常人地位说常人的话，或者说，海派文人视自己为市民中的一员。即如穆时英和叶灵凤说他们的杂志文章“不够教育大众，也不敢指导青年（或者应该说麻醉），更不想歪曲现实，只是每期供给一点并不怎么沉重的文字和图画，使对于文艺有兴趣的读者能醒一醒被严重问题所疲倦了的眼睛，或者破颜一笑，只是如此而已”。海派文人弱化文学的教育功能，将自己归入读者群，寻找自己文章的卖点。在此基点上，海派文人做出了避免高深难懂的严正，从轻就俗，偏爱一般，力主安稳，亲近大众等的题材选择。

语言与思想的新奇及破格也是海派散文吸引读者大众的重要卖点，这是市民社会的率直与泼辣。如苏青一直被人称为“大胆女作家”，她敢于抒怀，大胆直言，常常发出别的女性所不敢吐露的惊人奇论！《谈女人》如此说道：“许多男子都瞧不起女人，以为女人的智慧较差，因此只会玩玩而已：殊不知正当他自以为在玩她的时候，事实上却早已给她玩弄去了。”这话在今天看来，仍然让人叫绝！直言坦率，多用怪论，其实质亦是追求散文的世俗化，这似乎远离了纯文学，但更刺激与迎合了大众。

奢谈女人，似乎永远是消费社会的卖点。海派文人无论女性亦或男性，都喜欢大谈女性。这里有女性生活的感觉，如苏青的谈女性的系列散文几乎涵盖了都市女性婚姻、家庭等生活的各个领域。而男性作家所谈的女人，则往往变成了欲望的对象，他们似乎也正是借此来刺激与吸引读者的神经与眼球。如张若谷的《对于女性的饥渴》开篇就说：“我今年二十六岁了，我对于女性感着饥渴。”整体上看，海派散文作家笔下的女性是欲望，是生活，是饮食男女的一部分。当然，在消费文化规约下，海派散文也常常忽视技巧，随笔性与散文结构上的“本位”性凸显，时或有因追求短平快而带有的粗浅等缺憾与不足。

三

京派与海派本就同源异流，吴福辉先生曾如此说过：是海派势力延伸到北京去，并进而突破了京派的士大夫传统的结果。然而后来这个海派势力的一部分重新又南下，另一部分仍留于北京接受了士大夫传统。南下的京派文人本就有着海派文化的天然因子，而新起海派似乎天然有着与北京作家及论语派的亲切感，加之上海文化的开放性，似乎都在规约着其合流与产生影响的可能。京海合流虽也带来了北方作家的“海”化，使其开始有了市民文学的印记，但终究没有使京派作家变为地道的海派作家，论语派小品与超拔的海派散文并非在同一风景线上。但京派散文作家周作人、林语堂等在上海的精神加盟，却分化与改组了上海的散文作家队伍，导致与促进了海派散文的生成，甚至可以说，没有京海合流就没有现代海派散文的产生。以林语堂为首的论语派及论语派刊物，并没有形成“论语派”本身的整齐划一局面，“论语派”的出现似乎仅仅标志着“语丝”时代在上海的终结。但论语派刊物却在客观上造成新起海派相较整齐的“派”性集结，成为论语派刊物中的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周作人、林语堂等北京作家的同情与“暗示”规约和提升了新起海派散文品位及现代性，加之上海工商化的特殊背景，使得海派散文迥异于同期的京派散文以及与之关联的论语派散文。京海合流，使得海派的浮浪气、市井气与名士气因着绅士气与书卷气多了几分典雅与庄重。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海派散文继承与发展了北京作家的对人的存在与价值的发现。“五四”时期，京派散文小品常以身边琐事为表现对象，留心体察世俗人生，追求生活趣味，领略与观照人生情味及人生意义，到1920年代末，社会矛盾加剧，作家思想随之转向，改变了散文小品的题材倾向，“身边琐事”似乎变得无足轻重。然而，海派散文小品却继续发展了书写“身边琐事”的传统。当然，海派散文的书写琐事，毕竟有别于语丝散文的个人性，语丝散文整体仍有一定的寄情性，到了论语派散文时期，是想说而不便说或不敢说，但毕竟潜藏着一定的理想，当不属于纯粹个人笔调。而海派散文则完全由社会退向个人，是一个小写的“人”。它更加浓化了对于世俗人生况味的吟咏，加重了散文小品的消遣性，更加体现出处于商品经济旋涡中的市民心态。它的十字街头的审美趣味，痛快、新奇、趣味至上，失去了严肃，获得了通俗。当然，海派散文更多地还是来自都市生活的刺激，其对世俗人生及趣味性与消遣性等的表现是自然的而非做作的，是敏感和细腻地表现瞬间的感触，现实的刺激。海派散文同样表现与发挥哲学大义，透析世态炎凉，描摹人间世相，但它们往往有着较切实的现实生活场景，为文姿态平和，不摆架子。新起海派散文作家是现代都市的产儿与真正都市文化的代言人，由于京海合流，规范与提升了他们的散文品格，使得其市民性及日常性更能以花样翻新及相较高雅的品格赢得文化市场的接纳。

上海文化论文篇8

日前“香港・台北・上海・深圳城市文化交流会议2011深圳年会”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举行。来自四个城市的四十多位代表及城市观察员围绕“公共治理与文化参与”这一主题，介绍、剖析了多个成功案例，就若干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会上播放的四城市年度视觉报告和DV短片引起激烈争鸣。上海市文联党组成员、秘书长沈文忠出席会议并作了《上海文化年度视觉报告》，对由市文联遴选的2011年上海近20个重大文化事件作了全景式的介绍和评析。“香港・台北・上海・深圳城市文化交流会议”创办于1997年，每年举办一次，由四个城市轮流主办，是一个主要由民间和学术文化组织策划、参与的创意互动聚会。作为中国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交流实验室，该会打破传统的学术会议、论坛的常规，尝试一种饱含创意的会议方式，促成了一次次跨城、跨界的对话。

第八届中国上海・日本昭和友好交流联合美术展在沪举办

由上海美协与日本昭和美术会主办的第八届中国上海・日本昭和友好交流联合美术展日前在上海美协创作中心东外滩艺术空间举办，展览共展出86件作品，日本昭和美术会和上海美协各组织43件作品参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充分体现出两地美术家在多元化文化语境下，对艺术的不断追求探索。在沪期间，昭和美术代表团一行21人还前往江苏同里、南京等地写生采风，并为上海美协主席施大畏颁发了日本昭和美术会名誉理事聘书。早在1984年，日本昭和美术会和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确立了联展互访的友好伙伴关系，形成长期友好交流展示机制，进一步增进了中日的文化交流。此后的20多年里，两地的美术家频频进行友好互访，多次举办了联合画展。

“海上・活力”首届上海青年摄影艺术大展圆满闭幕

由上海市摄协主办、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协办的《“海上・活力”首届上海青年摄影艺术大展》近日在上海图书馆圆满闭幕。本届青年大展是上海市摄协倾力打造的又一品牌项目，旨在发掘和培养上海摄影人才。本届青年大展参展对象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出“青年”定义年龄的14―34岁，并且是在沪居住和工作的、沪籍的在外工作和生活的具有中国国籍的专业和业余青年摄影人。展出的纪录类和非纪录类41组作品是从投稿者千余幅作品中遴选而出的。展览的优秀作品，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上海当今青年摄影的水准，体现了上海摄影后续人才的可塑性。为探索新的运作模式和市场机制，本届青年大展在开展过程中相继推出了为扶持青年摄影后续人才的导师模式与探索新的运作机制的策展人制，取得了良好的实效。另外，市摄协还积极与沪上著名画廊机构战略合作，在运作将青年大展的优秀作品进入艺术品市场。

2011“纸PAPERCUT”中德当代艺术作品交流展开幕

日前，由上海市文联、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汉堡文化部、上海市美协共同主办的2011“纸PAPERCUT”中德当代艺术作品交流展在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创作中心东外滩艺术空间开幕。上海市文联专职副主席、巡视员迟志刚，汉堡驻上海联络处总代表拉斯安可，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郑家尧等领导以及德国汉堡和上海参展艺术家们出席了开幕仪式。此次交流展共展出20余位艺术家的80余件作品，形式多样，极富创意。德国艺术家和中国艺术家以“纸”为主题，在上海进行纸的艺术交流和碰撞，表达对造纸术发明的敬畏之心，也是通过艺术创作展示对人类这一伟大发明的深层思考。两地的艺术家用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研究纸与水、纸与光、纸与火等自然材质的关系，展开对纸的功能性、结构性、表现性以及社会参与性的哲学思考，对纸这一文化载体进行新的艺术剖析。近年来，中国上海与德国汉堡两个友好城市在文化领域开展了一系列艺术交流活动，为两地艺术家的学术交流创造了良好的平台，增进了两地艺术家之间的友谊。

第二届上海国际杂技教育论坛成功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