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担保政策范文
时间：2023-09-15 11:00:26
融资担保政策范文第1篇
关键词：政策性担保;再担保;政银担合作;安徽模式;中小企业融资
融资性担保机构作为连接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的桥梁，通过为中小企业提供信用增级，实现信用共享与风险分担，为获得金融机构的贷款提供便利，是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的重要手段。其中，相比商业性担保机构，政策性担保机构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更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由于协议放大倍数的存在，若能合理发挥担保机构的杠杆作用，相同额度资金注入的情况下，担保机构带来的作用将远远大于对中小企业直接进行财政奖补或税收优惠。因此，对政策性担保机构的资本金进行政策支持，做大做强省级政策性担保机构，成为经济下行、民间投资增速放缓局面下，多个地区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与融资贵问题的有效尝试。
一、 四川融资性担保行业现状及问题
截至2015年末，四川担保行业融资性担保余额为1 843.18亿元，较年初下降15.7%;资产总额为664.43亿元，较年初下降4.5%;注册资本为456.63亿元，较年初下降5.9%;担保业务收入为28.06亿元，同比下降34%。行业各主要指标均呈现明显下滑态势（见表1），新增担保额与在保余额下滑幅度大，新增代偿额逐月提升。受制于经济下滑等因素，代偿率高达5.86%，相较于2%～3%左右的担保费率，全行业普遍呈现亏损状态，总体净利润为-2.71|元。衡量担保行业风险抵御能力的重要指标――拨备覆盖率（拨备覆盖率=担保准备金/担保代偿余额×100%）仅为66%，行业风险凸显。
在经营数据全面下滑的背后，是整个四川融资性担保行业陷入全行业的困境之中。目前，四川融资性担保行业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 担保机构量大但质不高。全国范围内四川属于担保大省，2014年在保余额已位列全国前三，法人机构数多达400余家。但绝大多数担保机构注册资本偏低，资金实力有限，业务规模较小，放大倍数受限（2015年末，四川担保行业放大倍数仅为3.55倍，若扣除住房置业的公积金贷款担保，放大倍数仅为2.69倍。），资本金使用效率低，影响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作用。即便是占据市场主要份额的国有政策性担保公司，注册资本也显著不足，缺乏规模效应，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截至2015年末，四川范围内注册资本最大的成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成都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也仅为15亿元;四川发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前）与四川省金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仅为10亿元，缺乏省级层面的政策性担保龙头企业。四川尚无信用评级在“AA+”以上的担保机构，不能对债券融资等业务进行有效增信，省内各地融资平台发行债务工具，只能寻求其他区域的担保机构提供增信支持。
2. 担保行业经营困难。经济下行导致银行不良贷款规模上升，企业信贷违约风险增加。银行不断提高对中小企业信贷审核门槛，抽贷、压贷现象不断增加。银行暂停与信誉不良、股东实力较弱、风控能力有限的担保机构合作，部分银行更是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完全叫停与民营担保机构的增量业务，大量民营担保机构退出市场，约半数担保公司无法正常营业。在保余额迅速萎缩，新增业务几乎停滞。行业系统性风险集中爆发带来严重冲击，代偿事件频发，代偿压力剧增。由于银担合作不畅，多数担保机构尚未建立风险分担机制，需承担100%的代偿风险，导致流动性资金减少。债务追偿程序复杂、耗时长，应有代偿损失难以追回（根据统计，2015年，累计担保代偿回收额10.05亿元，代偿回收率仅为6.53%。），对不良资产难以及时、保值处置，更加重了担保机构负担。
3. 经营风险显著增加。由于四川融资性担保体系以民营担保机构居多，部分机构风险防范意识与合规经营意识淡薄，管理模式较为粗放，出现业务过于集中在某几户企业的“垒大户”情况，造成风险堆积暴露。由于赖以生存的主营担保业务几近全行业亏损，部分机构另做打算，不惜铤而走险，甚至打着担保的幌子，从事过桥贷款、民间借贷等其他业务，行业经营风险与违规风险并存，且风险有蔓延态势。2014年7月份，当时的四川民营担保龙头汇通担保“跑路”事件就曾引发全行业的地震，至今对行业的影响仍未完全消除。
二、 破题银担合作的有效创新――安徽模式简介
2014年10月，安徽省通过省信用担保集团为核心，在吸收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重整全省政策性担保体系，在全国率先提出了“4321”银证担合作模式，其核心要义是：一旦发生代偿，市县承办的政策性担保机构承担40%，省担保集团承担30%，合作银行承担20%，所在地方政府财政承担10%。安徽模式是破题银担合作，有效分担风险的有效创新，其主要特点包括：
1. 成功将银行纳入合作模式之中。传统模式中银行处于强势地位，倾向于将风险完全转嫁，缺乏贷后管理和尽职调查的动力。担保机构出于风险考虑，则会要求企业提供足额反担保物，并收取较高的担保费率，变相加剧企业融资贵的现象。担保机构容易陷入“银担合作不畅――担保机构的授信和协议放大倍数受限――制约行业发展”的恶性循环。银担合作模式的创新解决了担保机构单家在与银行对接中的弱势地位，有效实现资源共享与风险共管。银行在切实降低了融资性担保机构的保证金缴存比例的同时，也积极整合来自政府与担保机构提供的信息，开拓中小微企业业务。安徽迅速与十余家银行签署了合作协议，还涌现出如“见保即贷”、“助保贷”等一批创新的合作产品。截至2015年底，合作银行总数已达119家，主要银行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加15%，政银担合作代偿尚未出现，有效规避了风险，小微企业申请贷款获得率有效提高。
2. 打造了实力雄厚的省级政策性担保机构。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在成立时注册资本就已达28.66亿元，现已增至107.66亿元，总资产达211.1亿元，净资产达192.15亿元，2015年全年完成担保再担保1 404.99亿元，业务量逆势上升37.82%，在担保行业整体寒冬的大背景下，业务量近三年年均增速均超过20%，已发展成为全国注册资本和净资产规模最大的担保机构。协议放大倍数在2016年更是已超过4倍，达到4.24倍，与包括在保余额在内的多项指标一并位列全国第一，最新信用评级高达AAA，是全国首家达到最高评级的省级担保机构。从2013年起，集团公司开始参股省内县域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目前已参股127家县（市、区）政策性担保机构，参股比例平均超过25%，覆盖全省16个市和106个县（区）。以股权和再担保业务为纽带，有效打造了以自身为龙头的省市县三级联动的政策性担保体系，实现了担保体系与银行体系的良好对接与合作。
3. 发挥国有政策性担保机构的作用。坚持低费率、广覆盖、可持续，不以盈利为目的，切实让利中小企业。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2016年，安徽范围内的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年化费率仅为1.17%，参与“4321”模式的实际担保年化费率平均低达1.16%，远远低于很多地区3%～5%的担保机构的平均费率，此外，合作银行普遍实行优惠利率，试点地区暂免再担保收费。国有担保机构较好发挥了公益性和引导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减轻了企业的融资成本。整体而言，安徽模式是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有机结合的典范，兼顾了政府、银行、担保机构和中小微企业四方诉求与利益，有助于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与融资贵问题。国务院融资担保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已于2016年7月4日面向全国印发了《关于学习借鉴安徽担保经验推进政银担风险分担机制建设的通知》，树立安徽模式作为典型，在全国各地借鉴推广。
三、 对策建议
1. 做大做强做优政策性担保机构。一是扩充注册资本，加大财政支持。支持四川较大的政策性担保机构增资升级，并适度简化资本金调整程序。一方面灵活调用存量资源，通过财政或国有股东直接注资;另一方面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利用好全国首批国家专项建设基金支持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试点政策的契机，发挥注册资本已达60亿元的四川发展担保的龙头试点带动作用。设定稳定的财政资金补偿机制。通过财政定期拨付，分担部分担保风险，保证平台稳定运转。加强财政金融互动，落实对于财政对担保机构新增出资、“支农支小”担保业务增量的财政奖补政策。二是降低盈利要求，强化税收优惠。降低对政策性担保机构的盈利要求。鼓励其扩大业务规模，发挥杠杆放大功能。突出国有政策性担保机构的公益性与引导性作用，学习安徽模式，降低担保业务费率，减轻中小企业负担，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结合营业税、所得税、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等税收优惠政策，减轻政策性担保机构的税收负担。三是突出项目支持，创新管理机制。突出担保目的政策性支持作用。严格筛选担保支持项目，专注于重大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支持的中小企业、“三农”、绿色环保等领域。引导国有担保机构逐步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管理机制、风险控制机制、用人选拔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引入高管公开市场选聘流程，以绩效工资取代固定工资等，提高运营效率。
2. 完善省级担保体系建设，借鉴安徽模式搭建四川担保分险机制。一是整合政银担资源，构建省级担保体系。借鉴安徽模式，按照“政府引领、担保护航、银行跟进”的原则，搭建“以省级担保和再担保机构为龙头、政策性担保机构为主体、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依托、中小微企业和”三农“及新兴产业为服务对象”的信用担保体系。将注资后的四川发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省级政策性担保龙头，参股省内县域政策性担保公司，打造“省市联动”的政策性担保体系。突出四川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公司的特殊作用，打造以粮食主产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为支撑的四川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助力精准扶贫，推动涉农信贷平稳快速发展。二是发挥省级再担保机构的增信分险与规范管理作用。再担保体系的建设是完善担保体系的有效支撑，可以有效增加信用与分担风险，提高担保机构的放大倍数 和整体议价能力。安徽模式中，信用担保集团免费为县（市、区）政策性担保机构提供按比例的再担保服务，向参股担保机构派驻董事，参与内控管理，推动体系成员实现担保业务产品化与服务标准化，通过信息技术和党建为纽带，良好地控制和分散了融资体系的业务风险。四川信用再担保有限公司应充分利用股东优势资源，规范完善四川再担保体系，拓展银担合作空间，提高抵御风险能力。三是鼓励银担合作，实行风险共担。针对信贷市场中银行处于绝对强势地位，不愿“下水”的情况，按照“注重实效，快速突破，示范引领”的原则，由省级担保与再担保机构统筹牵头，推动政策性担保机构与银行建立实质合作，实现信息共享与风险共担，发生代偿后银行应分担一定比例风险。合作银行的筛选遵从先易后难的原则，优先发展总部位于四川以及已与四川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银行，先期进行试点，而后全面拓展。
3. 做好担保行业相关体制机制创新。一是构建担保机构绩效评价体系。以发挥融资担保功能和风险防控为评估目标，重点考察政策性担保机构支持小微、“三农”业务规模、放大倍数、担保费率、代偿率、风险控制等指标。一方面，评价结果可作为监管部门进行业务监督、绩效考核、风险预警以及政策扶持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推动银担合作，整合业务信息，实现风险联防，有助于银行选择担保机构作为合作对象。二是试行担保项目竞标制。采用公开透明的方式，针对合作银行试行担保项目竞标，提高银担合作效率。在企业层面，有助于获得更为优惠的担保条件，降低融资成本;在银行层面，有助于根据自身授信规模、贷款利率、风险控制等综合条件做出决策，优化效率。三是争取政策性担保银行试点。借鉴德国经验，建立非营利性的有限牌照政策性担保银行，专注于为小微企业提供政策性融资担保服务。担保银行按照固定比例与政府、合作银行进行风险分担，解决银担合作的可持续性问题。省级财政定期针对经营情况提供资本金支持。担保银行还可以通过发行专项金融债券拓展资金来源渠道，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建立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4. 结合四川实际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四川模式”担保新体系。一是结合四川实际情况，搭建“451-G”政银担分担机制。即省级平台承担40%，市县级担保机构承担50%，合作银行承担10%，所在地政府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承担一定比例的风险分担或补偿。“451-G”模式中，综合考虑地方财政与合作银行等因素，省级担保平台与市县级担保机构担当主体核心作用;合作银行初期承担比例可低于20%，便于快速发展合作银行;地方政府分担比例结合各地区经济发展与财政情况酌情设定。二是鼓励担保机构业务多元化。鼓励增资升级后的四川发展担保拓展债项担保业务，重点发展企业债券、公司债券等低风险的直接融资担保，鼓励有条件的担保机构涉足工程履约担保、设备分期付款担保、分离式保函等风险较小的非融资性担保业务。探索发展“担保+PPP”与“担保+专项建设基金项目”等新兴业务，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多元化降低经营风险。三是依托担保为业务纽带，设立支持企业发展的产业基金。探索“担保+投资”的组合，利用担保介入全产业链的信息优势，建立省级政策性担保机构为主要出资方、面向社会多渠道募集的产业基金，专项用于四川范围内小微企业的孵化与培育。前期可利用成都高新区已有盈创动力的成熟模式，结合“成长贷”与“科创贷”现有政银担合作产品，利用高新区中小微企业较为活跃的优势，先行进行基金试点，待成熟后向全川范围内辐射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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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江源（1989-），男，汉族，四川省宜宾市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地区金融、地方政府融Y;马松（1986-），男，汉族，河北省邯郸市人，北京大学金融学博士，就职于广发证券办公室，研究方向为货币银行、证券市场;李佳驹（1990-），男，汉族，四川省乐山市人，北京大学软件工程硕士，就职于四川省乐山市人民政府，研究方向为地区金融、风险投资;吴亚U（1990-），女，汉族，四川省达州市人，就职于四川省发改委财政金融处，研究方向为宏观金融、金融改革。
融资担保政策范文第2篇
关键词：政策性；中小企业，担保融资
中图分类号：F2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4-0164-02
海南省政府和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国开行)海南省分行积极开展合作。在借鉴开发性金融在推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的理念和方法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各市县中小企业信用环境建设。目前，全省已有15个市县构建了“信用协会+政策性担保机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中小企业担保融资模式，12个市县借由该模式实现了贷款的发放。
1 海南省政策性中小企业担保融资模式
该模式分别以信用协会、政策性担保机构、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中小企业贷款的信息操作平台、担保平台和贷款平台，将地方政府的组织优势、群众的民主监督优势和金融机构的融资优势加以结合。
(1)各市县成立中小企业信用协会。该协会定位于自律和互质的民间组织，但同时具有很强的政府导向性。信用协会普遍由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兼职，他们既了解各个企业的具体情况，也熟悉产业政策和有前途、有潜力的项目，有利于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组织优势开展业务。贯彻政府发展目标和产业支持方向。
(2)中小企业自愿申请加入信用协会，经协会理事会考核和表决，通过即被批准成为会员，并交纳互保风险金。信用协会对会员进行征信并进行信用评级，确定贷款限额，对会员贷款申请进行初审。通过信用协会这一平台，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担保、金融机构获取信息的成本，同时较为准确地把握了农户的信用状况及其贷款项目的风险程度。
(3)在经过信用协会初步审查后，贷款申请进入路演公示环节。主要包括贷款会员之间路演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金融机构独立委员路演，以充分发挥会员、群众监督约束职能和金融机构的专业评估职能。
(4)由政策性担保机构提供担保，银行业金融机构审批通过后，与会员签订贷款合同。
(5)贷款风险分担机制。当贷款无法收回时，处置反担保物后的损失部分，首先由信用协会运用互保风险基金补偿，不足部分由担保机构和银行业金融机构按一定比例分担。2模式运作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该模式的运作在促进省内政策性担保机构、良性运作、支持中小企业获得信贷融资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同时也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1)政策性担保机构担保能力有限。目前，海南省除海口市外，其他市县政策性担保机构注册资本金均不超过1000万元，银行合作渠道受限，只能在国开行支持县域经济发展项下开展业务，由于审批链条长，难以解决中小企业的短期融资需求。另外，根据现行规定，担保机构对单个企业提供的担保责任金额最高不得超过担保机构自身实收资本的10％：由于政策性担保机构资本实力薄弱，单笔贷款限额较小，严重影响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
(2)政策性担保机构资金来源单一。海南省各市县担保机构的资本金大多依靠政府一次性注入。大部分市县地方政府在省财政下拨注册资本金后，基本没有追加资本金投入。另外，省、市(县)两级财政均未建立风险补偿机制和资本金补充机制，担保公司的后续经营能力将受到影响。
(3)政策性担保机构缺乏专业人才和制度储备。大多数市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人员主要是由市县政府部门人员兼职，缺乏金融、财会、项目管理等方面的人才，并且大多没有建立培训机制，缺乏专业担保所需的客户开发能力、调查评审能力、风险控制能力、协调谈判能力等，使得担保资源使用效率偏低。
(4)缺乏有效的业务合作和信息共享途径。由于担保机构被定性为非金融机构，加上处于业务初创时期，海南省的担保公司普遍缺乏与金融机构的业务合作关系。而且，由于担保公司是非金融机构，无法访问央行的个人、企业信用征信信息，这种合作关系和业务信息方面的缺乏，严重制约了担保公司的业务开展。
(5)缺少区域间的模式联动配合。由于省级担保机构目前处于停滞状态，海南省中小企业担保体系实质上处于市(县)单级运行状态。由于缺少统一的资源协调调度平台，缺少区域间的模式联动配合，有限政府资源被分散于各家政策性担保机构，致使其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合作空间受限。
3 担保体系发展模式优化设想及建议
“信用协会+政策性担保机构+银行业金融机构”担保融资模式在将政一企一银三方优势资源结合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但由于在担保运行环节采用了典型的政府主导方式，资源整合方面存在缺陷，需要通过担保体系的优化发展，增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和政策效果。
(1)担保机构资本支持――从政府直接投入到引导投资多元化。 、由于政府财政资源的有限性，单纯依靠政府投入维持的政策性担保机构资本实力难以实现有效扩展。应鼓励地方政府与民间资本加强合作，引导担保机构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一方面，可扩充担保机构资金来源，同时利用商业性担保机构的专业人才和机制，全面提升担保机构的担保能力。另一方面，可促使政府在保有政策导向支持、监督职能的基础上，逐渐脱离实际业务的运营，实现向“制度企业家”的转变，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2)推动担保机构的混合型发展趋向。
混合型担保机构是广东中盈盛达担保投资有限公司的独创模式，是由政府、知名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共同出资组建设立的法人制商业性担保机构，其运营方式融合政策性、商业性、互三种担保模式，遵循“政府资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互助合作补充、商业化公司运营”原则，有利于发挥三种模式的优势互补作用。可借鉴该模式，改变海南省政策性和商业性担保机构各成体系、孤立运作的现状，推动海南省担保机构的混合型发展，实现担保机构内部的优势资源融合。
(3)鼓励担保机构综合多种融资渠道，开展业务创新。
目前，海南省担保机构业务开展均采用与银行业金融机构联合的传统方式，业务种类较为单一。除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间接融资外，风险投资、金融租赁等方式也有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政府应加强对各种要素资源的引导，推动担保机构积极探索与多种融资渠道相结合的业务新模式，以有效提高担保体系的组织运作效率。
(4)搭建省级平台，促进区域资源优化整合。
在现有模式中，政策性担保机构大多资本实力薄弱，却采取了各市县独立运作的方式，缺乏有效的联动配合，降低了政策性担保资金的使用效率。要完善现有担保体系，必须打破各市县的封闭运作模式，促进区域资源的优化整合。首先，应搭建省级中小企业担保平台，负责全省政策性担保资金的调度运作，成为中小企业与担保机构、金融机构间合作沟通的桥梁。其次，可考虑将现有政策性担保机构进行资源整合，成立省级联合担保公司，在有条件的市县设立分公司，其他市县设立信息服务站，负责联合信用协会开展业务宣传、企业调查，信息收集上报等工作，不仅可大大缩减业务经营成本，还可整合各市县担保资源、快速增强担保行业实力。
(5)加强中小企业信用基础建设，构建省级中小企业信用服务平台。
融资担保政策范文第3篇
在居民住房逐渐市场化和房屋逐渐商品化的过程中，我国已初步建立了针对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保障制度。但是，目前的住房保障制度运行呈现诸多问题，突出表现之一是占城镇居民的相当比重的“夹心层”居民的住房保障问题没有很好解决。
解决“夹心层”居民的住房问题是涉及到民生工程，体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举措，还是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经验，政府应建立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包括融资、担保和公积金制度等），支持“夹心层”居民购房。
用政策金融手段支持“夹心层”居民购房比政府直接投入方式，在对房地产市场影响，采取有翅膀的优惠政策，以及政府的资金压力小等方面有明显优势。
为了确保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发挥作用，关键要解决好资金来源、科学制定优惠政策、以及严格且法制化管理等几个问题。
解决中低收入居民住房问题不仅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影响宏观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伴随着住房制度货币化改革，我国的住房保障制度已经完成了由福利分房到主要由市场配置住宅资源的转变。作为解决中低收入居民家庭住房问题的住房保障制度，初步建立了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制度等住房供应体系。但是，近年来我国大部分地区和城市房价持续高位运行，导致住房保障制度运行呈现诸多问题，突出表现之一是“夹心层”居民 的住房保障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夹心层”居民占城镇居民的相当比重，他们的住房问题得不到解决，我国宏观经济不能稳定协调运行，社会也不能和谐发展。
一、我国现行的住房保障制度及其存在问题
经过20多年发展，在居民住房逐渐市场化和房屋逐渐商品化的过程中，我国已初步建立了针对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保障制度。我国的住房保障制度建设与住房制度改革进程密切相关，而且着力点或重点也不断有所调整。199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中，明确将社会保障性质的经济适用住房供应体系、住房公积金制度和商品房供应体系作为住房制度的改革方向，第一次提出了保障性住房问题，而且实际上把经济适用房作为保障性住房的重点。199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中，更明确提出重点发展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2007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则把加快建立健全廉租房制度作为保障性住房制度的重点。透过国务院文件可以看出，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以住房公积金、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等为主要内容的住房保障制度基本框架，这种多层次的保障性住房供应体系对解决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我国现住房保障制度尚处于摸索过程中，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
首先，对保障性住房的定位较为模糊，导致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供给不足。尽管我国的住房制度较早明确建立以经济适用住房为重点的住房供应体系，但在实践中，政策出发点却被定位为通过推动住宅商品化进而推动房地产市场发展，进而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因而过多强调商品房市场发展，忽视了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的政策初衷，导致保障性住房制度没有得到有效实施。
其次，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制度设计不完善。经济适用房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经济适用房既属于商品房的一种，又具有政府保障性质，市场机制与社会保障并存，增加了不规范使用权利的概率；经济适用房项目普遍存在“高档化”和“大户型”等现象，经济适用房“不经济”；经济适用房被富人“揩油”，甚至出现开奔驰和宝马的富人住进经济适用房现象，财政补贴部分地“光顾”了富人，形成逆向补贴，或者变相搞实物分配造成新的社会不公；经济适用房的房屋质量得不到有效保证，经济适用房不适用，导致居民享受不到实惠；经济适用房建设缺乏明确和稳定的资金保障，利润空间小，经济适用房建设出现政府不热心，企业不积极，经济适用房占房地产开发量比例相当低，保障能力与社会需求存在极大差距。我国廉租房制度也存在诸多问题：廉租房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住房公积金增值和土地出让净收益的计提，保障资金严重短缺；政府缺乏建设廉租房的动力，保障对象的覆盖面低，目前的廉租房建设仅能解决极少数极其贫困的有当地城镇常住户口的家庭住房问题。
第三，现行住房保障制度不能解决“夹心层”居民的住房问题。现行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为主的住房保障制度，由于经济适用房严重不足，它实际上只能解决部分低收入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在现行房价下，存在着很大一部分中低收入群体，他们既无经济实力购买商品房，而又被排除在住房保障体系之外，即向上没有能力购买市场价的商品房，向下也不符合申请廉租房的条件（因为供应量少，申请条件自然较高），购买经济适用房有面临房源十分有限，从而形成住房保障制度的“夹心层”。
总之，长期以来，我国将住房政策与房地产政策相混淆，将房地产政策代替住房政策，过多强调通过房地产市场来调节居民的住房需求，过多强调市场效率，而对解决居民的基本住房需求的住房政策重视不够，或者说在住房保障方面的定位模糊，忽视了居民家庭最基本的住房需求，并且缺乏有效的政策支持，导致住房保障制度得不到到落实。
二、解决“夹心层”居民住房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解决“夹心层”居民的住房问题是涉及到民生工程，体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举措。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住房保障问题，是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重要民生问题。在完善和健全廉租房保障制度的同时，也要着力解决“夹心层”群体的住房保障问题。对于中低收入群体而言，一部分人受保障而另一部人被政策人为地隔离于住房保障制度之外，不能体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公平。在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和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要改善中低收入群体的居住条件，实现住房小康，政府就应在解决“夹心层”居民住房上加大力度。从政府的公共行政职能角度而言，加强包括“夹心层”群体的住房问题在内的住房保障制度建设，既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范畴，也是保障民生，关注民生的体现。在一定意义上，只有建立基本涵盖包括“夹心层”群体在内的住房保障体系，才能缩小处于不断扩大趋势的贫富差距，从而更好实现社会公平，进而最终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同时，解决“夹心层”群体的住房问题也会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对“夹心层”群体的住房保障程度直接影响到其住房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进而影响总的社会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而存在瑕疵的住房保障制度，则会导致社会住房的非正常消费，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夹心层”群体在我国是一个十分广大的群体（在日本这一群体的人口占总人口的40%以上），如果住房保障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妥善解决“夹心层”居民的住房问题，实现中低收入群体或家庭“住有其居”，就会形成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机制，社会的整体效益就会高，国家经济实力也会更加强大。
因此，解决“夹心层”群体的住房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发展与稳定大局，房地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人民能否安居乐业的切身利益，住房货币化改革的顺利推进，以及住房保障制度完善与健全的政府民生工程，是一个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国外住房保障政策的实践及经验启示
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一直受到各国政府的重点关注，把其放在经济生活和社会保障的重要位置。自20世纪初以来，很多国家为了提高国民的居住水平，对住房保障制度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住房保障制度。研究这些国家成功的住房保障政策的经验，可为解决我国“夹心层”群体的住房问题提供参考。
日本的住房保障政策实践。日本的住房保障起步晚但发展很快。日本人口密度大且相当集中，地价高，住房问题较突出。总体上讲，日本政府的住房政策目标是为中低收入居民家庭解决基本住房问题，政府的资助则主要体现为向中低收入居民家庭提供廉租房和政策性住房融资。在住宅的供给中政府的支持方式主要有三种：设立“住宅金融公库”为居民个人建造或购买住房提供低息贷款；通过财政补贴来建设廉租房；设立“住宅公团”为工薪阶层提供住宅和宅基地。其中，住宅公团是为了解决中高收入者住房问题，廉租房重点解决贫困人口的住房问题，而住宅金融公库扶持的对象主要是中低收入群体，承担着住宅资金融通的职责。政府通过财政金融资金支持居民建造或购买的住房超过居民住房的40%。住宅金融公库是政府为居民住房提供金融支持的机构。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住宅金融公库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投融资资金（包括社会保障制度闲置资金、邮政储蓄资金和简易生命保险资金等）、发行住房债券的资金、财政低息贷款等。住宅金融公库为居民购买或自建住房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利率比商业银行贷款低30%，利息差额由财政承担，贷款的偿还期最长可达35年。住宅金融公库扶持的借款人可选择等额本息分期还款方式或等额本金分期还款方式。同时，日本许多大企业为了防止人才流失，还建立了特有的“企业内贷款制度”，为本企业内部员工建造或购买住房提供低息贷款，手续简单，利率较低且固定（一般为3%）。到上世纪末，日本居民住房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政府开始调整住房保障政策，自1999年后将日本把住宅公团转型为只对民间住宅建设提供服务的机构，2006年又将住宅金融公库改名为住宅金融支援机构，停止直接发放住房贷款，主要对民间金融机构的居民建房、购房贷款开展担保服务。
德国的住房保障政策实践。“二战”后，德国为了解决居民住房严重短缺问题，建立了广泛的住房保障制度，包括公共住宅制度、房租补贴制度和住宅储蓄制度等。其中，住宅储蓄制度是一种普遍采用的住房信贷合作制度，它通过住宅互助储金信贷社实施。住宅储蓄制度的主要特点体现在：（1）固定利率、低息互助。凡加入住宅互助储金信贷社的社员，必须履行先储蓄后贷款的义务，当储蓄达到所需贷款额的40～50%时，才有资格得到贷款。社内的储蓄和贷款利率独立于德国资本市场，采用长期稳定的低存低贷固定利率制度。（2）住宅储蓄奖励。政府对中低收入的住房贷款者根据储蓄额进行奖励，促使他们参加住宅储蓄。住宅储蓄奖励分为储蓄奖励和购房奖励两种。政府通常向住宅互助储金信贷社发放无息建房贷款，额度通常占社员建房或购房资金的60～70%，有的甚至高达90%。贷款期限一般在20年左右。此外，政府对住宅价格的有效调控，是住宅储蓄制度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
加拿大的住房保障政策实践。加拿大政府十分重视居民的住房保障问题，先后实施的住房政策主要有直接建造住房、直接贷款、抵押贷款担保和抵押贷款证券化等。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为了解决退伍军人和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严重短缺问题，政府成立了加拿大按揭和住房公司专门从事住房建设。联邦政府从住房建设领域退出后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将住房政策的重心放到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上，即通过加拿大按揭和住房公司向为中低收入家庭建造保障住房的机构提供直接贷款。随着地方政府逐步对住房问题的重视，联邦政府削减了对保障住房的直接贷款额度，直至1992年彻底停止直接贷款。为了解决抵押贷款首期付款比例较高的问题，加拿大按揭和住房公司在联邦政府授权下建立抵押贷款担保制度，为中低收入家庭购房首付款低于30%的抵押贷款提供100%的担保，同时政府鼓励金融机构发放低首付款的抵押贷款。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增加抵押贷款的资金供给，加拿大按揭和住房公司开始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提供担保。
新加坡的住房保障政策实践。基于“居者有其屋”的儒家思想，1960年新加坡设立建屋发展局以解决住房问题。经过50年发展，新加坡已形成公共住屋（又称组屋）为主、商品房为辅的房地产市场格局，其中公共住屋解决80%人口的住房问题。政府资金在公共住屋建设中起重要作用，因此，居民只需用薪金的20%偿还购房贷款，就可轻松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虽然新加坡已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但政府仍然主导公共住屋的开发和建设，严格控制土地资源，为公共住屋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土地和资金保障。优惠低息贷款和公积金政策是新加坡政府解决公共住屋问题的两个重要手段。一方面，政府以低息贷款的方式对建屋发展局进行资金支持，利率明显低于市场利率。政府对建屋发展局的贷款主要是住房开发贷款和抵押融资贷款。住房开发贷款主要用于开发项目及其运行，利率高出公积金浮动利率2个百分点，还款期20年，建屋发展局通过出售公共住屋来偿还。抵押融资贷款主要用于居民购买建屋发展局公有住屋的抵押贷款，即建屋发展局从政府获取该项贷款后，再将其作为购房贷款借贷给公共住屋的买主。公共住屋售价根据中低收入家庭的承受能力确定，不是成本价，更不是市场价。这部分亏损经政府审核后给予财政补贴。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建立良性循环的公积金制度来解决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问题。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是一种全面的强制储蓄制度，规定雇主和雇员都必须以雇员的薪金为基数，按照法定的公积金缴纳率资金存入中央公积金局的个人账户，用于退休、住房、医疗、教育等诸多方面。公积金通过向建屋发展局发放公共住宅建设贷款和向买房的个人提供贷款来支持“公共住屋计划”。
以上国家有关住房保障制度的政策目标、分类供应和住房金融等诸多实践经验，为解决我国“夹心层”居民的住房问题的财政金融政策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比如：由于市场机制固有的缺陷以及住房的准公共产品属性，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无法依靠市场机制来解决，政府在推动住房制度商品化、社会化的同时，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社会责任；支持“夹心层”居民解决住房问题，资金支持是关键，而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包括融资、担保和公积金制度等）在住房保障制度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建立政策性融资和担保体系，解决“夹心层”居民家庭住房问题
居民住房无疑属于私人产品，但是从保障全体居民“居者有其所”的角度讲，提供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基本住房又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是关系民生的重要领域。解决我国居民的住房问题，应该立足国情，针对不同收入群体实施不同的政策：对于富人，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提供商品房；对于弱势群体，主要通过政府供给廉租房；对于中间的“夹心层”群体，政府主要是帮助其解决住房。近年来，我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已经加大了廉租房建设的力度，以弱势群体为主体的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将得到较好的解决。目前的主要问题是解决“夹心层”居民家庭的住房问题。解决“夹心层”居民的住房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安排公共政策。从2010年“国十条”到2011年的“新国八条”，政府增加了对房地产宏观调控力度，但并没有专门针对“夹心层”居民家庭住房出台细则。仅仅根据房地产市场变化出台短期的调控房地产新政，这种机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夹心层”居民住房问题。因此，我国政府应借鉴上述国家成功的作法，通过一系列的财政金融政策，解决“夹心层”群体的住房问题，从而完善我国的住房保障体系。
“夹心层”居民往往是指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或者因为收入不够高，或者因为工作时间不够长，不足以支付购房的首付或难以支付月供的群体。目前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住房公积金制度，但在大多数一线城市，由于房价高，大部分职工的公积金与购房所需的首付或月供相比，可以说是杯水车薪。而且，这部分人也不能住廉租房。一方面是廉租房的数量有限；另一方面也有个社会问题。我们有必要让有正式工作和固定收入的大部分人能买得起房住。在这类人群中，相当部分的人还可能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无需政府“送礼”。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在目前他们有困难时，让他们能借到资金，最好是优惠的资金，这也是许多西方国家政府建立政策性住房融资制度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建议我国建立政策性融资和担保体系，以解决夹心层”居民群体的住房问题。
在支持“夹心层”居民解决住房问题时，用政策金融手段（包括政策性融资和担保）比政府直接投入方式（如经济适用房建设等）有许多优势。首先，它不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一定意义上讲，它还放大房地产市场。通过政策金融支持的居民是在市场上购买住房，实际上增加房地产市场的有效需求，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平稳发展。如果采取建设公租房或经济适用房的方式，实际上是把这一人群的住房需求从房地产市场中隔离开来，减少房地产市场的需求。考虑到房地产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政府在解决居民住房的同时，还必须考虑要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其次，用政策金融手段还可以针对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收入情况等）采取不同的优惠政策。如对于收入较好且发展前景较好的家庭可只提供担保，而对于收入水平不高的家庭，可提供相对长期且较低利息的融资。最后，采取金融手段，政府的资金压力小，负担也相对轻。融资是有偿的，政府只需部分贴息即可；担保是以市场融资为对象的，只是在房主出现偿还困难时才发生资金负担问题。
用政策性融资和担保支持“夹心层”居民购房，关键要解决好资金来源、科学制定优惠政策、以及严格且法制化管理等几个问题。
首先，要有充足的资金来源。考虑到政策性融资和担保原则上是有偿使用，可以考虑动用国家现有的储备或积累资金，如社会保障制度的闲置资金、部分外汇储备资金等。在使用中辅以适当的财政贴息，这些资金用在住房政策性融资上的收益性与安全性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其次，要科学制定优惠政策。其一是要规定进入门槛，要严格限制高收入家庭进入。其二是利用政策性融资和担保购房的面积要限制，例如人均50平方米左右。其三应规定任何个人一生中只有一次享受的机会。其四是对于可以享受政策性融资和担保的家庭，要根据不同的家庭情况确定优惠政策，可以分为若干个档次，有的只是提供担保，融资中也应根据情况在利息和期限上分为若干个档次。这里的家庭收入情况怎么确定，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例如，同样的收入水平，在不同的城市其购房能力是不同的。我认为可以用家庭月收入与当地普通商品房的均价比作为指标，根据比例大小确定优惠措施。
融资担保政策范文第4篇
关键词：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中小企业；运作模式；合作监管
一、背景介绍
我国数量日益增多的中小企业逐步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小企业在满足人们多样化的个性需求、推动科技创新、培养创业家与企业家、实现社会专业化分工协作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中小企业也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最为突出的表现为融资难问题。在国家统计局一项针对中小企业的调查问卷中显示：“企业发展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一项，近70%的企业给出的答案是“资金不足”。
政策性担保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有效途径，但由于担保本身就是高风险低收益的行业，担保经营成败的关键就是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管理。从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制度环境来看，没有针对性强的法律法规和社会征信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都给我国融资担保行业的进一步发展造成障碍，同时监管体制也有待完善。
二、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状况
在成熟市场经济体中，初创阶段企业主要筹融资方式是股权融资和吸收风险投资；到了企业生命周期的成熟和发展期，企业更多的会选择使用自有资金或利息成本稳定的银行贷款。而我国小企业融资结构同其所处的行业发展特点并不完全匹配。本该风投资金在初创、起步阶段的小企业占比不高，甚至小于1%代替的是较高比例的民间借贷和银行贷款。数据显示，在大部分初创型中小企业资金中，风险投资占比低于1%，民间借贷和银行贷款分别占到约38%和31%；进入高速成长阶段后融资结构大体特点不变，较不正规的民间借贷比例有所减少，风险投资占4.1%，而银行贷款增至60%。
1.小企业阶段性融资结构特征分析
上图可以看出，中小企业发展各阶段的融资结构中，担当主角的还是银行贷款，而现实中银行贷款给中小企业大豆需要第三方担保。股权融资、风险投资、票据贴现等融资方式也都存在着类似的体制问题，而民间借贷本身存在不够正规和不利于监管的特点。充分结合上述特点，才能更好的完善和发展中小企业融资体系。
2.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主要的担保方式
三、中小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相关利益主体关系
政府在整个链条中是主导和发起者，通过向担保机构注资以启动整个体系。担保机构有了政府财政资金的支持后则有雄厚基础为中小企业提供借款担保，并在违约发生后向贷款银行代偿借款。当然合同签订时也会经过严格地审查步骤，由中小企业向担保机构提出反担保，包括担保机构考察相关企业的主营业务、还款能力、信用记录等以降低违约的可能性。
政策性担保涉及到的多方经济主体，都对整体经济运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要维持政策性担保体系的持续发展，就必须理顺政府--政策性担保机构--金融机构--中小企业之间的委托关系。
1.政府与担保机构的关系
在政府与担保机构之间的委托关系中，政府作为出资人是委托人，担保机构是人。政府希望担保资金作为一种间接投资能取得较好的投资收益，在社会经济中形成正外部效应。然而政府并不能完全掌握担保机构具体如何管理和使用资金，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地位。
从本质上讲，政策性担保因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可以看做是政府提供给社会的一种准公共物品。政策性担保都是由政策性担保机构发起的，而这些政策性担保机构大都是由政府出资设立并在税收上享受一定的减免优惠，政府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弥补担保机构承担的高风险，从而推动担保体系的正常运转。
2.贷款银行与中小企业的关系
我国金融机构，特别是大银行，一般都不愿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高交易成本和高风险。因此，借鉴德国、日本等国的经验，建立以扶持和帮助小企业为主要业务之一的政策性银行可以有效帮助大部分中小企业走出融资难困境。这也需要政府在相关政策上的支持，并在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中展现鼓励和支持的姿态。
目前政策性银行向中小企业银行的逐步转型，使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原有的利益冲突的关系逐渐变为积极的影响。近几年来，政策性银行担任着政府开发投资的任务，越来越多地开始扶持国内创新性强、成长性好、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以国家开发银行为例，国开行已经向中小企业提供向中小企业贷款、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和向微小企业提供贷款等金融服务。
综合来看，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的存在正是因为其在国民经济中并存的重要的地位和自身缺陷而对其进行帮助和扶持，并将我国财政和金融有机结合，以最大发挥财政杠杆的作用。所以说，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是国家实施中小企业发展战略的有效载体。
3.中小企业与担保机构的关系
担保机构在中小企业筹融资的过程中充当重要的中介，反过来对于担保机构而言，争取中小企业是有利于其长远发展的基础。因此理清担保机构和中小企业在融资链中的关系，有利于更好的为经济发展服务。
担保机构是委托人，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在收取一定的担保费用的同时也承担了中小企业的部分经营风险；受保企业是人。一旦受保企业违约，担保机构的或有债务就会变为现实的债务。尽管担保机构也会审核项目可行性、监督企业经营状况，但仍无法完整掌握其内部信息。考虑到担保机构面临的潜在风险，当违约发生时，不仅可以通过司法手段维护权益，还可以借助行政手段强制性追索代偿资金。
政策性担保机构可以促进资源在中小企业领域合理分配，提高运作效率。政府设立信用担保机构，在市场调节失灵下投入信用资源，定向性地支配资金优于政府无偿补贴、拨款，甚至财政承担无限责任的方式。
4.贷款银行与担保机构间的利益关系分析
（1）银行与担保机构间的委托关系
由于贷款银行掌握相对更多的受保企业的信息状况，贷款银行是人，担保机构可视为委托人。受保企业接受银行贷款，是一个连接担保机构和贷款银行的纽带，受保企业的信用状况和经营效益直接决定了另两方的损益状况。
（2）贷款银行与担保公司间的合作与利益冲突
贷款银行和担保公司之间应秉持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原则。担保公司的介入使银行放贷的可能性增大，同时担管理费用降低，放贷失误责任减轻，市场风险得到有效分散转移。
总结上述问题，我们有必要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特点，分析现有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仍存在的问题以促进金融体系有序发展，并最终达到促进我国中小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目的。同时相关监管法规也有待细化，监管体系有待完善。综上，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加深对中小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相关利益主体间关系的了解，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推动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健康发展发挥理论与实践双重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钟玲.对发展和完善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的思考[D].西南财经大学，2005.
[2]蒋平.中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制度问题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1.
融资担保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融资担保；担保债券；参与式证券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03-0104-05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政府就采取了由财政出资设立创业投资机构的方式，来培育创业投资市场，以解决我国中小型科技企业的融资困难问题。但实践证明，由政府直接出资设立的创业投资机构效率低、示范效应小。在经过十五年的发展后，到2000年底我国国内活跃的创业投资机构仍只有206家，创业投资资本总量436.7亿元，而其中政府直接投入的资金占到了34.6％(王松奇等，2002)。这种资金规模远远不能满足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2002年1月，中关村管委会率先转变观念，设立中关村创业投资引导资金吸引和带动社会资本投资当地中小科技企业，帮助企业获得创业投资。2005年11月15日《创业投资企业暂行管理办法》出台，其中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与地方政府可以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通过参股和提供融资担保等方式扶持创业投资企业的设立与发展。”由此各地政府开始纷纷设立政策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吸引社会资本向当地中小科技企业进行创业投资。到2008年年底，由各地政府设立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约25家，引导基金总规模达150亿元人民币。
目前我国设立的地方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模在1亿元到20亿元之间，其中由地方政府独资设立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模多为5亿元人民币，在资金运作上则主要采取了参股子基金和共同投资两种方式。相对于当前创业投资基金规模日益扩大的趋势，地方政府以5亿元人民币的资金规模参股多个子基金来吸引社会资本就显得引导力度略有不足。如何提高政策性资金对民间创业投资的引导力度，促进民间资本流入当地中小科技企业，这是当前地方政府在设立或规范政策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时应思考的一个问题。根据2008年10月18日颁布的、由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制定的《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指导意见》(后面简称《指导意见》)，引导基金的资金来源为：(1)支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的财政性专项资金；(2)引导基金的投资收益与担保收益；(3)闲置资金存放银行或购买国债所得的利息收益；(4)个人、企业或社会机构无偿捐赠的资金等。因此，以扩大引导基金资金规模的方式来提高引导力度将受到地方财政资金规模的限制。但对于《指导意见》提出的参股、融资担保和跟进投资三种运作模式，我国地方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目前仅采用了参股与跟进投资模式，对于融资担保模式却没有进行尝试。融资担保模式能否成为我国地方政府解决地方财政资金有限与中小科技企业融资缺口巨大的矛盾，这需要人们从可能性与可行性两个角度进行论证。因此，本文在分析美国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融资担保模式的具体做法和成效后，考察了我国地方政府引导基金采取融资担保模式的意义与尚存问题。
二、美国小企业投资公司融资担保模式的实施与成效
(一)美国小企业投资公司融资担保模式的具体实施
1958年美国国会出台《小企业投资法》，通过政府向私人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提供资金支持，鼓励私人投资者向创业投资供求不均衡的项目提供股本资金和长期信贷资金，以满足中小企业的股权融资需求。SBIC计划的具体实施由美国小企业管理局负责。
在1986年以前，小企业管理局采取了向小企业投资公司提供优惠贷款的直接出资方式。由于贷款融资的偿还性与股权投资的长期性不匹配，许多SBIC为偿还贷款而不得不在低的甚至是负的投资回报率时提前兑现投资，从而陷入经营困境(苏启林，2004)。1977年到1984年间约有70家小企业投资公司被清算，清算金额达2亿多美元，严重侵蚀了美国的财政资金。1985年，美国政府停止了对小企业投资公司的直接资金支持，开始采用提供债券融资担保的方式支持小企业投资公司从事股权投资。最初由小企业管理局担保SBIC发行还款期为lO年的债券。这些债券在前5年不允许变现，后5年由SBIC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利率为10年期国债利率加上1.75％到2.25％的升水，债券到期后一次性支付本金。小企业管理局则在其提供担保的5年托管期内，每年收取担保额度1％的担保费。由于债券长期利率固定且不允许提前兑现，在20世纪80后代末市场利率狂降时，小企业投资公司因高成本和投资收益的不对称而进入了历史上最糟糕的阶段，1986年到1994年间有145家SBIC进入清算，清算金额达6.32亿美元。
目前，小企业管理局采取了债务担保融资和股权担保融资两种模式，充分吸取了历史教训经验。债务担保融资沿袭了1985年创设的担保债券的做法，并由小企业管理局于1994年对担保债券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允许债券随时可以兑现，但在最初的5年内兑现要缴纳罚金，第一年罚金为5％，其后每年下降1％，第六年起不需要缴纳罚金。SBIC的私人注册资本最低要求上升到500万美元，运用担保债券杠杆融资额度不能超过私人资本的3倍。股权担保融资创设于1995年，采取了参与型证券方式，由SBA以有限合伙人股份、优先股和根据盈利支付债券三种形式购买或担保SBIC发行的参与式证券，使SBIC获得最高2倍于私人缴付资金的杠杆资金。除要求发行参与式证券的SBIC私人资本注册额最低为i000万美元外，其他规定多与担保债券类似，但SBIC必须最迟在15年内以相当于包括其初始发行价格和累积优先支付在内的金额赎回SBA持有的参与式证券。在累积盈利前，SBIC可延迟对SBA的优先支付，直到其累积获取利润。在利润分配上，SBIC和SBA的具体分割比率按照私人资本杠杆的比例(参与证券总值／私人资本)确定，SBA分享SBIC约10％的净利润。两种融资担保模式的具体规定见表2-1。
为保证担保资金的安全，小企业管理局(SBA)采取了集体管理原则，在设置投资部门专门负责SBIC计划的具体实施时，由执行行政办公室下的项目发展部负责对SBIC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和尽职
调查，注册和项目标准办公室负责SBIC的注册，SBIC运营办公室负责对注册SBIC的投资行为和财务状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向其提供杠杆资金；对产生问题的SBIC则交由清算办公室处理。依据《小企业投资公司法》，个人、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都可以开办SBIC，但其私人注册资本不能少于100万美元；管理人员必须拥有至少5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历；在投资对象、投资方式及组织结构等方面，SBIC受《SBIC法》约束，如不能对房地产进行投资，不能只从事贷款投资或债券投资，不能对小企业实施直接控制，对小企业提供长期贷款的偿还期限至少5年，未经许可不能随意变动SBIC的控制权或10％以上的股权。当SBIC出现违约或有破产、不能维持最低管理费用、资本或流动性损失超过规定等行为发生时，小企业管理局有权禁止其从事其他投资，并将它移交清算部门和回购其发行的政府担保的债券；或在还清所有已到期杠杆资金前，禁止任何分配行为。美国小企业投资公司的融资担保管理模式见图2-1。
(二)美国小企业投资公司融资担保模式的实施成效
担保债券及参与型证券的产生，扩大了政府资金的杠杆作用，使SBIC吸引的私人资本快速增长。根据小企业管理局的统计，1994年SBIC吸引的私人资本为29.3亿美元，1996年则增长了近一倍，达45.2亿美元，2000年更进一步扩大到104.1亿美元。截止到2007年末，SBA管理的在外杠杆资金98亿美元，370家私人权益合伙企业，向全国范围内的小企业提供了约94亿美元的资金支持。由于SBIC获得了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对创业企业的主导投资形式也由债权方式转向了股权方式，1981年SBIC的股权投资为37.6％，1996年则达到了58.9％，1997年超过了60％，1999年更是超过了70％。在SBIC的对外投资中，60％左右的资金投入处于种子期和初创期的小企业，投资行业则广泛分布在农林渔业、采矿、建筑、制造、通讯运输、批发业、零售业、金融保险房地产、服务业等领域。
自1994年到2004年的10年间，SBA为担保债券和参与式证券两个项目支出的管理费约为8530万美元，其中2310万美元被SBIC及SBIC申请者交纳的审查与注册费抵消。受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的影响，这两种融资模式未能实现盈亏平衡，但资金运用效果并不差强人意。
1.担保债券的运用效果
在1992年9月30日到2004年9月30日期间，SBA向SBIC发行的28.4亿美元的担保债券提供了担保，由于发行债券的SBIC违约等原因及资金损失情况赎回的债券达1.8亿美元，占已发行担保债券的7％。对违约担保债券提供了7700万债务补偿，成本略低于当初预期。2001年前注册并已发行担保债券的SBIC约有27.7％因经营问题被转交清算部门或已发生了超过50％的资本损失；2002年美国国会取消了对SBIC项目的财政拨款，但历年累积为担保债券项目积累了较高的正现金流。2003年到2004年间虽然也产生了负的净现金流，但仅2-2％的担保债券基金因偿付问题被移交清算部门。各年的现金流入与流出情况如表2-2。
2.参与式证券的运用效果
根据SBIC的统计信息，1994年到2004年间，SBIC项目为112.5亿美元的参与式证券提供了担保，并因此取得了27亿美元的投资收益，成本略高于当初设想。因发行证券的SBIC违约等原因赎回参与证券11亿美元，占担保的发行在外的参与证券的18％。归纳参与式证券的运用效果，主要有以下三点：
(1)提高了私人资本的投资收益
根据SBA的调查结果，受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的影响，2004年9月30日SBA估计其所担保或优先支付的每1美元参与式证券价值为78美分，而私人投资者为其投入的每1美元获得了1.3美元的收益。在这十年间，SBA对其所担保的每1美元参与证券已经以担保费或投资收益的形式获得了28美分的收益，即担保收益比率(担保及投资收入／担保额度)为28％，私人投资者则对每投入的1美元资本已获得了0.69的投资收益。在1994年到1998年创业投资发展的高潮期，SBA的担保收益比率也仅为50％，而私人投资者则取得了1.9倍于其投入资本的收益。
(2)投资收益受道德风险影响
由于利润分配严重偏向于私人投资者，且利润在偿还杠杆资金之前进行分配，这就加大了SBA承担的道德风险。如在1994年到1998年间那些获得了投资收益数倍于投入资本的私人投资者中有超过75％的人没有全额偿还他们所欠SBA的杠杆债务。SBA担保的49家参与式SBIC共提供了2.8亿美元的净利润(投资收益减去相关损失)，其中50％是来自于4家SBIC，有37家SBIC提供的利润不到25％(见图2-2)。
(3)受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影响严重，参与证券资本损失惨重
见表2-3。
三、我国政策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实施融资担保模式的意义与政策建议
(一)我国政策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实施融资担保模式的意义
由以上对美国融资担保模式的分析可以看到，我国政策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采用融资担保模式，将对提高引导基金的放大倍数、控制投资风险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首先，融资担保模式的实施，可以提高政策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放大倍数，增加中小科技企业的融资供给。在参股子基金或跟进投资的运作模式下，由于引导基金需直接向创业投资企业或创业投资企业支持的创业企业提供资金，受引导基金自身的资本规模限制，放大流入政府扶持园区的民间资本倍数有限。如中关村管委会引导基金在过去六年中投入资金5328万元，带动合作机构投资额为22448万元，放大倍数为4.2倍。而融资担保模式不需要直接占用引导基金的资金，这样引导基金就能够为更多的创业投资企业提供融资支持，使流入地方政府科技园区的创业资本以更大的倍数扩张。如美国SBIC项目自1994年开始实施融资担保模式到2002年止财政共拨款2.285亿美元，并自2002年开始财政不再对SBIC项目投入资金。但仅在2002财年，SBA就批准了313家小企业投资公司的注册申请，引入私人直接投资61.66亿美元，为小企业投资公司担保债务资金82.791亿美元，使当年可用于小企业投资的资金高达144.451亿美元，是累计财政拨款总额的63.22倍。
其次，融资担保模式的实施，可以有效提高引导基金的使用效率。在参股子基金的运作模式下，对于创业投资企业来说，引导基金的资金为无成本资金，因此个别子基金在引导基金完成出资后迟迟不进行项目投资，导致资金闲置。在融资担保模式下，创业
投资企业对引导基金提供的债务担保承诺要支付承诺费，对已发生的担保债务要支付利息、担保费及管理年费等成本，这就会迫使合作的创业投资企业重视投资项目的选择及资金的使用效率问题，从而提高引导基金的整体使用效率。
再次，融资担保模式的实施，可以降低引导基金的投资风险，解决投资收益与风险的严重不匹配问题。在目前参股子基金的运作模式下，为吸引参与合作的创业投资企业，引导基金采取了较强的让利政策，在承担高的股权投资风险的同时只分享相当于同期国债收益率的回报率。这种低回报率与高风险的严重不匹配不利于引导基金的持续运行。在融资担保模式下，引导基金不直接承担投资风险，仅在创业投资企业因经营困难不能按期偿付担保债务时才出资代为偿付。担保(债权)人的身份使引导基金能够优先处置创业投资企业的资产，从而降低了投资风险。而在创业投资企业发生违约偿付之前收取的承诺费、担保费等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抵补了代为偿付担保债务所发生的损失。
最后，融资担保模式的实施，可以解决部分政策性引导基金目前的资本规模偏小问题，实现引导基金的可持续运行。如中关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当初设计的总规模为5亿元，到2008年末时已累计投入了3.75亿元，但园区科技企业的融资需求仍未得到充分满足，在单个创业投资基金规模日益扩大的趋势下，这些资金如果还采取参股子基金的方式的话，将远不能实现引入民间资本解决园区内科技企业融资困难的政策目标。但在融资担保模式下，由于引导基金可以在不直接向创业投资企业提供资金的情况下极大地扩大引入资本的倍数，这些资金作为提供融资担保的保证，就能满足引导基金持续运行的要求，并保证政策目标的实现。
(二)我国政策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采用融资担保模式的具体建议
目前我国债券市场尚欠发达，地方政策性引导基金难以普遍采取提供债券融资担保方式来引导民间资本。而现行《贷款通则》规定：“借款人不得用贷款从事股本权益性投资，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这就使地方政策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在没有取得政策突破之前不得向创业投资机构直接提供贷款融资担保供其股权投资。根据我国的情况，政策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在采取融资担保模式时应该积极创新，与创业投资机构、贷款银行签订三方协议，直接向创业投资机构的拟投资企业提供贷款融资担保。为增强该融资担保模式对创业投资机构的吸引力，可设计政策性引导基金担保的贷款允许创业投资机构在代偿本息后接管对创业企业的债权，并赋予创业投资机构选择将接管的贷款转换为持股权的权利。由此既避开了《贷款通则》对贷款用途的限制，又提升了民间创业投资机构对拟扶持企业的投资能力。在具体操作上应重点注意以下两个环节。
1.担保贷款发放给创业企业，但由创业投资机构代为偿付本息并在本息偿付完毕后转换为创业投资机构对创业企业的持股权。
直接向创业企业发放贷款是为了规避《贷款通则》对贷款用于股权投资的限制。但为了吸引民间资本向政策鼓励发展的创业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因此担保贷款的发放对象为获得创业投资机构投资的创业企业，且允许创业投资机构代为偿付本息并在贷款到期后持有创业企业一定比重的股权。这一做法在实质上向创业投资机构提供了资金支持，提高了创业投资机构进行股权投资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创业投资机构投资的企业往往是经过创业投资机构审慎调查与精心挑选的，向其提供担保贷款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引导基金的风险。
2.引导基金有权监督创业企业的财务状况，并对创业企业资产收益处置决策进行表决。
引导基金作为创业企业贷款的担保人，在创业投资机构没有代付本息的情况下，需承担对银行贷款本息的支付义务。为了防止贷款违约所带来的损失，引导基金有权检查监督创业企业的财务状况，并对创业企业的资产收益处置决策进行表决。在创业投资机构不代偿本息的情况下，引导基金有权处置创业企业的资产以收回贷款。为了防止创业投资机构转嫁风险，可规定在担保贷款未完全兑现之前，创业投资机构不得从创业企业中撤资；只有在偿付了当期应付利息之后，创业投资机构才可以从创业企业中取得相关红利。
参考文献：
[1]王松奇，王国刚主编.中国创业投资发展报告2002[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2.
融资担保政策范文第6篇
一、调查的基本情况
1、企业融资情况
企业资金的主要来源排在第一位的是内部积累，约占85％，第二位是银行、信用社贷款，第三位是民间或中介机构借贷。96％的企业近年来资金缺口普遍较大，95％的企业有融资需求。这些资金需求的主要用途依次是：扩大再生产、维持正常生产，技术研发和更新、将产品推向市场。除上述原因外，有少量企业既有维持正常生产的需要，也有偿还银行贷款和企业拖欠问题。
目前，企业选择贷款银行，市区主要是四大国有银行。其次是招商、交通、华夏等股份制银行，而四大国有银行排序是农行、建行、工行、中行。农村主要是农村信用社和少量地方股份制银行，如深发、浦发、民生。有少数企业通过担保公司贷款。被调查企业，近3年来获得的银行贷款分别是：50万元以下的113家，50-100万元的41家，100-500万元的55家，500-1000万元的42家，1000万元以上的82家。在这些企业中，以外资企业居多，其中贷款1000万元以上的32家，占贷款在1000万元以上82家的39％。贷款企业中，能100％及时还贷的有298家，还贷率在90％以上的10家，80％以上的17家，70％以上的10家，有近60家企业还贷率只能达到50％。目前企业在向银行贷款所遇到的问题依次是：抵押不足、贷款利率高、找不到担保机构或担保人、企业规模小无银行授信等级、抗风险能力弱。由于担保机构费用大，被调查企业中有84家是通过担保机构融资，占21％。当前，造成企业融资难的主要原因依次是：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歧视、政府扶持不够和企业自身原因。
2、动产抵押担保融资情况
对动产抵押这种担保融资形式。有56％的企业完全不了解，29％的企业略知，只有15％的企业了解。近三年企业担保融资的形式依次是：不动产抵押、保证、动产抵押和少量动产质押。抵押中使用最普遍的是土地、厂房：其次是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对浮动抵押概念了解的企业仅占6％，50％的企业略知，45％的企业完全不知道。了解和学习过《担保法》、《物权法》的企业仅占四分之一，对《物权法》与《担保法》在动产抵押登记中的新变化，90％的企业不了解。
3、调查中反映的意见建议情况
关于政府在企业融资中的作用，44％的企业认为很大和比较大，认为一般的占40％，认为没有作用的占14.7％。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企业对政府的建议依次是：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金融机构体系、发展中小企业资本市场、放宽金融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倾斜、搭建银企合作平台、发展创业投资基金、设立更多的信用担保机构、规范民间借贷管理。对金融机构的建议依次是：放宽贷款条件、降低贷款利率及附加成本、简化审批手续、扩大抵押登记特别是动产抵押担保的范围、开展浮动抵押业务、改进银行管理与服务水平。针对中小企业遇到的问题，作为企业今后的努力方向依次是：提高效益、增加积累、扩大规模、加强企业信用和财务管理、用好现有抵押品。
二、当前中小企业融资中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从调查情况看，当前企业在融资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1、资金需求量大
被调查企业多数属成长阶段的企业，具有一定的规模，购销客户、市场相对稳定。由于流动资金在企业资产中占用的比例较大，因此，普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有95％的企业急需融资。近70％的企业认为“制约企业发展的首要因素”是资金，大大高于“人才、经济环境、管理、技术”等。调查显示，急需资金在100万元的148家，100-500万元的111家，500-1000万元的64家，1000万元以上的57家。经初步匡算，400家中小企业资金缺口约在20-25个亿。
2、融资渠道不畅
目前，企业生产经营主要靠自有资金，由于融资渠道不畅很难保证企业正常发展的需要。如李沧区的中小企业产品多为大型装备、汽车、化工、金属等企业配套，而上游原材料的采购主要集中在钢铁、金属、化工等大型企业，由于地位不平等，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企业在原料采购中需要及时付清货款，而销售时又受需方大企业的限制，无法及时收回货款，导致资金周转期较长。由于无法筹措资金，企业只能采取限制产能等消极措施，客观上抑制了企业的发展。
3、银行贷款困难
目前，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在执行国家信贷政策中，对贷款人要求较高，一律按照国有大中型企业授信的标准执行，而调查中，有45％的中小企业没有金融机构授信。银行对中小企业一般不贷。即使放贷，利率也比较高，一般按基准利率上浮20-30％。在抵押物方面，多数国有商业银行只愿做不动产，即土地、房屋。不愿做动产，即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这与南方一些省市及我省其他市、县差异性较大。被调查企业中占93％的企业因动产不能抵押而贷不到款。青岛安安包装印务有限公司年营业额700多万元。由于企业规模小，没有厂房，成立几年来始终贷不到款。近期，因购置设备急需资金，不得已将自己的一台进口印刷设备卖给了杭州某租赁公司，取得资金后购买新设备，再以新设备作抵押给杭州租赁公司，然后再租赁其出售的旧设备继续生产，可谓费尽周折。目前，多数中小企业特别是处于成长阶段的企业往往没有属于自己产权的土地、房屋，基本是靠租赁的形式解决厂房问题，这一点在市内四区和五市城区特别突出，约占被调查企业的95％。在担保人方面，由于企业规模小、资产少、抗风险能力差等原因，一般企业、自然人也不愿意担保。贷款手续繁琐，一般中小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具有“急、频、少”的特点，即要得急、次数多、数额少，而金融部门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履行程序手续多、时间长，许多商机往往“时过境迁”。各种评估、公证费用通常都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20-30％，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负担。
在动产抵押中，银行由于自身利益的缘故，对抵押人的抵押物价值大打折扣。按照《物权法》的规定，抵押物可以重复抵押，以期获得更多的信贷利益，而且可以实行浮动抵押，即企业可将预期的产品进行抵押。但是目前，除深圳发展银行已在我市开展多笔浮动抵押业务外，建行刚刚开始做，其他金融机构都尚未开展。在动产抵押方面，近年来不少银行已将原来普遍实行的押2贷1，变成押3贷1，甚至变成押10贷1。青岛邦源科技
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无缝内衣运动装面料的高新技术企业，其设备大多进口，价值一个亿，但两家国有商业银行在抵押中只按10％和30％贷款。青岛吉尔利塑制织有限公司将价值1000多万元的设备抵押，2007年获得银行贷款470万，2008年仅贷到200万元。出于自保和风险考虑，银行的谨慎贷款政策使企业的贷款更加困难，资金来源进一步收缩。据统计，青岛市工商局今年办理的抵押登记企业中，除续押和还旧贷新外，新增企业不足三成。
4、担保机构费用高
由于银行贷款的困难，部分中小企业把目光投向了担保公司，去年以来增加较多。但是，费用高、程序多、周期长，也令企业十分头痛。以贷款100万元为例，剔除担保利率、评估费、公证费、登记费等有关费用外，企业实际得到的贷款只有80万，且本应由担保公司向银行缴纳的20％的保证金，也要由企业承担，这已变成担保公司的行规。即使这样，担保公司对动产抵押业务也兴趣不大。
5、民间借贷成蔓延趋势
调查显示，民间借贷资金占贷款总额的36％。实际走访企业了解的数字比这个要大，其中占85％的内部积累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靠企业内部集资、向亲朋好友借款、股东之间相互拆借、有的甚至用个人信用卡筹集。民间借贷程序相对简单，但利率相对较高，无论短期或中长期一般都要高出国有商业银行的4-8个点，一些中介机构还要加收2％的中介费。应当承认。民间借贷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由于利率较高，企业负担较重，如果数额较大，时间再长一点，无疑是个沉重的包袱。因此，调查中有的企业宁肯限产压库，甚至半停产也不搞民间借贷。由于法律法规对民间融资尚未放开，只是在部分地方进行试点，长此以往。必定会使大量社会资金形成“体外循环”，干扰国家正常的储蓄和信贷政策，同时也给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带来一些不安定的因素。
调查中还发现，目前农村的中小企业贷款基本是通过农村信用礼，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基本没有或很少，地方股份制银行在城阳、胶州相对多一点。因此。农村中小企业特别是乡镇以下企业贷款更为困难。随着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加快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及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将向下转移，这个矛盾将愈加突出。最近，渣打银行正在胶州等农村开展保证型贷款业务的调查和推广。
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主要原因：一是抵押能力不足。调查中近50％的企业缺乏土地、房屋等不动产，而有374家企业动产得不到抵押变现；二是企业信用度低。多数中小企业成立时间不长，无论从规模还是管理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尤其是财务管理不规范，以单代账、账外经营、现金交易的现象都普遍存在，短时间内还很难达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管理水平，得不到相应的信用认定和授信等级；三是产品技术含量低，市场竞争力不强。相当一部分企业是为大企业配套，一旦遇到市场波动和外部环境变故，企业马上就会出现经营困难；四是法律法规意识淡薄。调查中。接近90％的企业不了解或完全不了解《担保法》、《物权法》有关抵押内容，有56％的企业完全不知道动产抵押担保融资的形式，93％的企业不了解浮动抵押，400家企业中近3年有四分之三企业没有做过动产抵押。
三、做好中小企业抵押融资工作的建议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企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已成为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它不仅关系国民经济的稳定。还关系到劳动就业这个民生之本的稳固。当前，对中小企业而言，首当其冲的是资金缺乏，当务之急是尽快给予“输血”，帮助其渡过“危险期”，使其尽快“康复”。要从长远发展的角度采取相应政策，切实解决困扰中小企业发展中的融资难问题。
1、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支持中小企业健康有序发展
要根据地方财政实力，适当安排一定专项基金，对项目好、有发展、信誉好的中小企业给予资金支持。要参与和支持银行、担保机构和有实力的国有大企业为中小企业搭建宽领域、多渠道、多形式的资金供需合作平台。鼓励和参与组建市、区担保机构，完善中小企业担保体系。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向社会发放政府债券，吸收社会民间闲散资金，鼓励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入股。用政府、企业和社会的资金来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允许和放开企业间相互融资，放宽民间借贷的限制。对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银行和担保机构给予政策支持和物质奖励。同时，鼓励中小企业开展自救。鼓励支持中小企业通过集合发债，私募基金、产权交易、民间借贷、风险投资、典当等形式多元化、多渠道融资。
2、创新中小企业信贷业务，增加服务项目，提高贷款额度
银行要向中小企业倾斜，国有商业银行要从保增长、促发展的大局出发，延伸商业银行服务机构，增加服务网点，特别要加大对农村网点的增设。建立适应中小企业发展的融资体系。要放宽信贷标准，增强抵押融资的扶持力度。改变目前中小企业贷款门槛高、手续繁、成本大的现状。要下放权限，改变贷款审批过于集中、程序复杂繁杂的运行机制。降低中小企业信贷成本。通过增加中小企业抵押物品种，特别是对动产抵押担保的开展，促使中小企业盘活包括设备、原料、半成品、产成品等资产。要尽快推广开展浮动抵押业务，提高企业贷款能力。为防止动产抵押中的信用风险。建议银行在办理动产抵押担保时，可对企业产品的相关权利证书增设权利质押，以提高银行对企业产品的控制力。
3、加强抵押融资方面法律、法规的宣传，扩大中小企业对法律、法规的知晓度
针对调查中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对动产抵押融资业务不熟悉的现状，工商部门、银行等金融机构要加大动产抵押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培训力度，广泛宣传新颁布的《物权法》、《动产抵押登记办法》等相关内容，积极引导企业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展抵押业务，鼓励和支持企业与银行、企业与担保公司、企业与企业之间开展多种形式的动产抵押。加强抵押登记机关、银行和中小企业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形成互通信息、多位互动的“三位一体”动产抵押登记服务体系，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加快捷、便利、有效的服务。
4、工商部门要加强对中小企业信用管理制度的指导和帮扶，促其提高信用意识，完善信用制度，规范信用管理
融资担保政策范文第7篇
[关键词] 黑龙江省；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 F323.9 [文献标识码] B
一、绪论
基于农业企业的生产规模普遍偏小、贷款额度小和周期短、财务管理透明度普遍偏差、抵押担保物普遍缺失等客观原因，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为了规避信贷风险、降低信贷成本、减少坏账滥账等不良贷款，而减少了农业企业的放贷规模。为了解决农业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农业企业抵押担保物不足，企业信用层级不高等问题，融资担保机构应运而生，成为企业与银行之间的桥梁，降低了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放贷风险和成本，提高了被担保企业的融资信用，为缓解农业企业融资难题做出了积极贡献。本研究以黑龙江省农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黑龙江省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存在的问题，设计了“政策性+商业性”互补型的融资担保制度，以提高黑龙江省农业企业融资效率和效果，推动农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农业企业融资担保的相关概念
（一）农业企业融资担保的内涵
农业企业融资担保是指担保机构通过其第三方信用为农业企业从各种融资渠道获取发展资金的中介性和金融性的担保行为。从目前来看，农业企业尤其是中小型农业企业间接融资方式主要是银行贷款，且由于中小型农业企业的发展规模有限、资本总量较小、信用等级偏低等因素制约，农业企业的银行贷款申请通过率较低，担保机构对其贷款行为的第三方担保极大地提高了中小型农业企业的银行贷款效率和效果。因此，担保机构对农业企业的融资担保主要是对农业企业等担保人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融入和资金融出的经济活动的担保。
在融资担保业务办理过程中，担保机构要对农业企业等资金需求主体的信用进行科学的评定，确定资金需求主体的信用等级；担保机构对银行等资金供给方提高其资信证明，确定其信用担保资格和履约能力，使银行认可其中介性和金融性担保资格。
（二）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的内涵
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是指规范、调整和优化农业企业融资担保过程中的诸多社会关系、履约规则、运行机理等的统称。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包括农业企业融资担保机构的诸多内源性组织关系、农业企业融资担保机构间的竞争关系、农业企业融资担保机构与农业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农业企业融资担保机构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之间的协作关系，农业企业融资担保机构与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意见之间的协调关系，国家对农业企业融资担保机构的指导和监管关系等。
完善的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是保障农业企业融资担保行为健康、有序、稳固发展的前提，是规范和完善农业企业融资担保机构的重要规范，是统筹协调农业企业、融资担保机构、银行等金融机构间良性关系的重要保证，是优化企业融资环境、完善融资担保机构竞争环境的重要基础，是提高农业企业融资效率和融资效果的重要保障等。
三、黑龙江省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存在的问题
黑龙江省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制度的运行成果显著，在缓解农业企业融资困难问题，拓展农业企业融资渠道、提高农业企业融资能力，促进农业企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且政府对担保机构的扶持力度持续加大，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的作用发挥明显，商业性融资担保机构的不断活跃，融资担保机构抵御风险能力不断提升等，使黑龙江省农业企业融资制度得以不断地完善和优化。但与国外或其他省域较为先进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制度相比，黑龙江省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难以切实适应黑龙江省的市场经济环境、农业产业政策环境，难以切实满足具有地域属性的农业企业融资担保需求，难以有效缓解农业企业融资担保难题等，黑龙江省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设计还存在诸多缺陷。
（一）农业企业融资担保机构的缺陷
融资担保机构是解决农业企业与银行间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中介性金融服务机构，其员工素质、资金补充渠道、风险管理能力、监管机制等完善程度直接影响了农业企业融资担保服务的效率和效果。虽然黑龙江省农业企业融资担保机构的规范性和完善性不断提高，但仍存在诸多缺陷，主要表现为融资担保机构的员工素质偏低、融资担保机构的资金补充渠道不顺畅、融资担保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较差、融资担保机构的监管机制滞后等。
（二）农业企业融资担保环境的缺陷
融资担保环境是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设计的根本依据，是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运行的基础条件。从黑龙江省农业企业融资担保环境来看，融资担保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和执行力度较差，信用评级标准规范性较差，反担保措施变现难度较大等，难以保证农业企业的融资担保行为的效率、有序运行。
（三）农业企业融资担保监管机制的缺陷
黑龙江省农业企业融资担保机构的监管职能由发改委、工信委、工商联、金融局等政府部门共同监管，形成了“多头监管、权责不清、监管不力”的状况，使融资担保机构监管效率低下，影响了融资担保机构的持续发展。对融资担保机构的监管内容较为狭窄，尚未形成从市场准入到退出的全程监管活动。黑龙江省农业企业融资担保监管机制中，监管主体职能发挥缺位、监管内容狭窄滞后，制约了融资担保机构的监管标准的确立，不利于融资担保行业的规范性、有序性、高效性发展。
四、黑龙江省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创新方案
本研究根据黑龙江省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的现状和缺陷，设计了符合黑龙江省产业政策和市场环境、符合黑龙江省农业企业融资担保现状、符合农业企业融资担保体系安全需要的“政策性+商业性”互补型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以切实优化黑龙江省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切实提高黑龙江省农业企业融资担保效率和效果，切实完善黑龙江省中小企业融资担保环境等。
在“政策性+商业性”互补型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创新中，要尝试整合黑龙江省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和商业性融资担保机构，平衡政府、融资担保机构、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农业企业及其他中小企业等相关主体的利益。一是要充分发挥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的行政性、导向性、扶持性优势，以确保其融资担保服务对农业企业存续发展、农业技术研发创新、企业规模扩大再生产等；二要充分发挥商业性融资担保机构的业务灵活性、资金多元化、运作市场化、风险和成本管理科学化的优势，以开发更符合农业企业融资担保需要的金融产品，以活跃融资担保金融服务环境等。
“政策性+商业性”互补型农业企业融资担保的建立需要政府积极的宏观调控，以符合农业产业发展政策、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农业企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客观要求；要兼顾商业性融资担保机构和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合法商业利益，以形成多元化的融资担保企业主体，促进企业融资担保环境的不断优化和完善。
政策性+商业性互补型农业企业融资担保体系的建立，要充分发挥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的示范和引导作用，传递准确的融资担保信用、开展合理的融资担保服务、确定科学的融资担保措施，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和社会资源等进行融资担保行业，成立规范的商业性融资担保机构；且不断规范商业性融资担保机构的担保服务，形成政策性与商业性融资担保机构的信息共享、信用标准、业务沟通、优势互补的系统体系。
五、黑龙江省新型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的支撑策略
（一）加强农业企业的信用建设
根据国内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经验，结合黑龙江省农业企业的发展现状，基于黑龙江省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的创新方案，本研究认为黑龙江省农业企业信用建设要建立具有较高权威的企业信用征信机构，引导建立企业信用评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标准，完善企业信用管理档案和信息公示制度，优化企业信用评级指标体系、征信业务管理方法和发展模式；要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的业务和管理优势，建立农业企业的信用数据库和公布平台，建立系统的农业企业信用征信体系，形成“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数据库、农业企业融资担保机构、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和农业企业年检系统”的整合系统，监测“税务、公检法、融资担保机构、海关、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等部门的企业信用资料，建立覆盖范围广泛的农业企业信用信息搜集、记录、评估、监管、披露标准；要综合运用信息网络等现代化媒介工具，鼓励第三方行政性、中介性或商业性资信调查机构将搜集、整理、汇编的农业企业信用信息予以交流和共享，建立完善的、系统的农业企业信用监督和公布体系，实现农业企业信用信息共享、交流、咨询的社会化。
（二）充分发挥政府的特殊作用
黑龙江省农业企业的自身实力、发展规模、经济基础、发展环境等相对较差，加之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农业企业的资金缺口大，资金供给成为农业企业最关切、最需要解决的难题，而银行贷款成为其最重要的融资途径。政府要充分发挥其行政性、导向性、政策性作用，积极协调农业企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担保机构、民间资本间的资金融入和融出行为，缓解农业企业融资难题，加大对农业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政府要积极推动金融体制改革，不断规范中小企业融资担保等金融产品或服务，不断完善融资担保和农业企业促进等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企业融资担保监管机构和风险管理部门，不断建立政策性的融资再担保机构，不断扩大融资担保财政补贴资金的持续性和充足性，不断优化信贷结构、信贷规模和信贷投入等，以切实发挥融资担保机构的中介服务职能，以切实控制和管理融资担保机构与银行的担保服务风险，以切实提高农业企业的融资能力、信用等级和偿贷能力等，促进融资担保环境和金融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促进农业企业的存续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三）维持融资担保环境的稳定性
黑龙江省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的建立必须符合黑龙江省的农业产业发展规划、产业结构调整策略、城乡一体化统筹思路，必须符合黑龙江省的经济环境、市场环境、信用环境、法律法规和政策建议等，必须符合黑龙江省农业企业发展现状和融资担保现状。其中，融资担保环境是融资担保业务运行的基本依托和调整原则，只有持续的、稳固的融资担保环境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融资担保机构的中介性金融服务功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农业企业的发展资金需要，最大限度地维护银行、担保机构和农业企业等相关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只有稳定的融资担保法律法规、农业产业发展政策、中小企业促进法规、担保费率设定标准、风险共担比例、监督管理制度等，才能有效地规范融资担保机构的业务服务行为，提高融资担保机构的运行效率和效果；才能有效地促进私营资本或外资投入融资担保行业，形成多元化的担保机构补充和注入渠道；才能有效地消除融资担保机构的服务风险和顾虑，扩大其融资担保业务规模；才能设计完善的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优化农业企业融资担保环境，实现省域金融服务体系的安全性和高效率。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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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担保政策范文第8篇
关键词：融资担保体系；陕西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6（1）-0015-04
近期以来，国家对融资担保行业高度重视。指出“发展融资担保是破解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重要手段和关键环节，对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具有十分重要作用”。2015年7月31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融资担保行业改革发展，更好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作用。2015年8月7日，国务院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融资担保行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5]43号文件），要求有针对性地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大力发展政府支持的融资担保和再担保机构，并要求地方政府、担保机构、银行、监管主体和小微企业共同努力，促进融资担保行业健康发展。强调要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推动政府主导的省级再担保机构在三年内实现基本全覆盖，与融资担保机构一起，层层分散融资担保业务风险，促进小微企业和“三农”健康发展。
根据国务院会议精神，为了创新财政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支持陕西省信用担保行业健康发展，有效释放融资担保对实体经济支持的“放大”和“杠杆”功能，撬动金融市场放大对符合政府产业政策导向的陕西省中小企业贷款规模，从根本上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有效支持陕西省非公有制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今年以来，笔者就建立完善陕西省融资担保体系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和思考，借鉴外省经验，提出了陕西建设融资担保体系的建议。
一、陕西省融资担保行业发展情况
近年来，随着国家和地方政府扶持力度的加大，中小企业得到快速发展，融资担保行业也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并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支持作用，融资担保行业的整体资本实力、业务量都有新的突破和发展。但受2013年、2014年经济下行压力的不利影响，全省融资担保行业出现了较大的风险，同时由于受资本实力所限，省再担保的行业龙头作用难以发挥，全省担保体系缺少有力的框架建设，缺少高层次的发展布局，致使我省融资担保机构单打独斗、缺乏协作，造成担保资源很大浪费。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陕西省融资担保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使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功能难以有效发挥。
（一）行业基本情况
根据省金融办统计，至2014年底，全省已审批设立融资性担保机构169家，其中独立法人机构167家，分支机构2家。167家的独立法人机构注册资本共计208.9亿元，其中注册资本10亿元（含）以上4家，1亿元（含）-10亿元80家，2000万元（含）-1亿元69家，500万元（含）-2000万元14家。国有性质的46家，注册资本107.4亿元，占资本总额51.4%；民营性质的121家，注册资本101.5亿元，占资本总额48.6%。全省担保机构担保业务在保余额684.2亿元，担保放大倍数3.27，融资担保业务在保余额587.4亿元，全省融资性担保机构融资担保业务在保户数133462户，融资性担保放大倍数为2.43。
2014年，全省融资性担保机构提取担保准备金17.48亿元，拨备覆盖率402%。全省169家融资担保机构大部分已与银行开展业务合作关系，获得银行授信金额共计542亿元。近年来，我省各级政府对融资担保行业的作用地位认识逐步到位，开始从组建、鼓励、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
一是先后组建国有性质的融资担保机构46家，其中政府出资控股20家、参股8家，注册资本为107.4亿元，占总注册资本的51.4%，国有融资担保机构担保业务在保余额为603.3亿元，占全行业担保在保余额的88.2%。
二是各级政府鼓励融资担保机构转变经营方式、增加资本投入、优化业务结构，并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提升整体实力。杨凌市政府为推动融资性担保公司混合所有制改制，将辖内一家原国有制的融资担保公司改制为混合所有制，以激发企业活力。西安市、安康市政府多方聚集资金，积极支持市级担保机构发展，其中西安融资担保公司的注册资本从成立时的1.03亿元增加至目前的10亿元，安康财信融资担保公司注册资本从成立时的2000万元增加至目前的7.08亿元。汉中市政府计划2015年对宁强县一家民营融资担保公司进行重组，引进农业龙头企业，注入财政资金，组建市农业产业融资性担保公司，更好地发挥融资担保公司对“三农”支持的力度。
三是各级政府积极建立与完善对融资性担保机构风险补偿、税费减免、补贴、奖励、抵质押登记等支持政策。2012年，在省金融办、财政厅的大力支持下，陕西省制定了《融资性担保机构风险补偿资金管理办法》，通过省财政建立担保风险补偿、再担保保费补偿、行业风险统筹金等三个激励补偿机制；2013年，西安市财政局和西安市工信委出台了《西安市中小微型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融资担保补贴办法》，对辖内符合国家和省市鼓励发展产业提供担保的融资担保机构，分别按照不超过年平均担保余额的0.5%、1%、1.5%给予补贴；2014年，省财政厅、中小企业局和科技厅联合印发了《省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重点支持2014年增资或新设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和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机构给予股权投入。
四是在税费减免方面，2014年陕西省个别融资担保公司享受了西部大开发所得税减免15%等优惠政策，个别融资担保公司暂免征营业税及其他所有税费。补贴方面来看，2014年陕西省有4个地市的融资担保公司与省直融资担保公司取得了补贴款，共计1.5亿元。
（二）行业面临的困难
经过十余年努力，陕西省融资性担保机构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其融资担保规模不能有效放大，不被多数金融机构认可，不能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其困难和问题主要体现在：
一是担保机构资本金规模较小，无法有效发挥其融资担保功能。据省金融办统计，截止2014年12月，陕西省融资性担保机构，注册资本在1亿元以上的有69家，尚不足目前融资担保机构总数的50%。省再担保公司是省政府批准成立的省级担保公司，在省内融资担保行业中居于“龙头”地位，但其目前5.42亿元的资本金，不仅远低于国内其他省市再担保公司的注册资本，也达不到国家对再担保行业最低注册资本10亿元的水平。再担保机构实力的落实，严重影响到全省融资担保体系的建设，再担保机构增信分险的职能不能充分发挥。
二是“银担合作”机制未能建立，银行很难为担保机构增加授信。省再担保公司成立以来，积极开展“银担合作”，有效推动了银行对担保公司的增信。目前国家开发银行、建设银行对参与再担保业务合作的担保机构提供转授信业务，但多数银行并不认可再担保的增信分险功能。就省再担保公司而言，虽然合作金融机构较多，但仍以股份制银行为主。“银担合作”机制难以推行，有担保机构自身的不足，但与银行的行规政策及观念的陈旧密不可分。这直接影响了担保机构拓展业务，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目标。
三是陕西省担保机构信用等级不高，无法进行资本市场的产品担保。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可以促进优质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使成长性良好的中小企业募集到发展所需的资金。在目前商业银行不得为企业项目债券提供担保的情况下，优质担保资源显得尤为稀缺。由于担保机构在资本市场评级达到AA级以上（对注册资本的要求为20亿元）才能开展此项业务。以目前陕西省担保行业的状况，无一家担保机构符合此项标准，也就无法取得对资本市场产品的担保资格。这既让陕西省中小企业承担了较高的融资成本，也因此而失去更多面向中小企业融资的银行中间业务，对中小企业支持的效用大大降低。
二、外省担保行业的经验
我国融资担保行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目前已初步形成“一体两翼三层”的架构，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所谓“一体两翼三层”，即以政府出资控股的政策性担保为主体，以商业性和互担保为两翼，省、市、县分别建立政策性担保机构，其中省级担保机构主要承担再担保的职能，市、县担保机构开展对区域中小企业的担保服务。随着担保行业的发展，再担保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区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再担保的探索和实践，提出了各具特色的再担保模式。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是在资本金来源方面，多以政府出资为主，辅之以担保机构参股、银行软贷款、引入外资或民间资本等。
二是在再担保公司的定位方面，及时厘清政策性担保与商业性担保、准公共产品与市场化行为的关系，明确以省级再担保公司为龙头建立的全省担保体系是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服务对象为中小微企业和“三农”。
三是在经营策略方面，基本采取“通过市场化运作、专业化保障，实现政策性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的经营方针，按照“增信-增值”的模式拓展担保及再担保业务，主动参与、积极引导和全力推进全省信用担保体系建设，致力于为省内中小企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提供融资服务。
四是在风险分担方面，建立“政、银、担风险分担模式”，将再担保机制、财政风险补偿机制和银担合作风险分担机制有机集成，对原保机构、省级再担保机构、合作银行、地方财政按照一定的比例承担代偿责任四是在担保责任方面，多采用固定比例分担再担保或一般责任再担保或多种方式相结合；风险补偿方面，主要由各地财政提供全部或部分补偿；五是在体系建设方面明确以建立再担保体系促全省融资担保体系的建设，即
（1）发挥再担保公司价值中枢作用，搭建政、银、担、企合作的再担保平台，优化担保行业价值链。
（2）发挥再担保公司增信、增值、分险作用，打通增信链条，形成担保服务网络。
（3）再担保公司积极协助地市政府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推动政策性担保机构发展，优化全省担保行业结构。
（4）再担保公司与券商、股权交易中心、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等类金融机构开展平台担保业务合作，将担保服务进行有效延伸，间接服务小微企业。
安徽、山东、江苏等地的担保行业具有鲜明的业务模式，并走在了全国前列，这些地区担保再担保体系的建设以及担保行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得益于当地政府的政策、资金支持，更重要的是在于他们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走出了一条既符合客观规律，又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发展之路。特别是一些前瞻性的探索，值得我省学习借鉴。
三、建议
（一）坚持转变财政工作方式，加大扶持融资担保行业发展
支持经济发展是各级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在金融手段有限的情况下，有效运用财政手段至关重要。兄弟省市成功的经验是，在财政资金管理上按照“用途不变、间接扶持、放大效应”的精神，通过扶持省内担保机构与担保体系建设，让有限的财政资金通过担保杠杆撬动资本市场，放大融资倍数，更有力地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有效培育财源、优化产业和经济结构。各级政府的财政资金对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的发展应起到“扶持、引导、监督、服务”的作用，在扩大信用担保规模，培育专业担保服务机构、控制融资担保风险、完善融资担保业务结构、提高融资担保社会效益等方面切实发挥作用。
（二）优化担保运行环境，充分支持融资担保发展
通过建立政府部门协调服务机制，优化担保机构的运行环境。积极协助担保机构办业务运行中符合政策法规的涉及工商、房地、公安等部门的抵押、质押登记和出质手续；对担保业务涉及的评估、公证等中介服务机构收费，实行优惠的收费政策：即免收市、县（区）政府规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国务院和省政府规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执行最低标准；担保机构办理代偿、清偿、过户等手续的费用，按国家规定给予减免；对担保机构进入司法程序的担保贷款，加大司法执行力度，尽可能降低担保机构代偿损失。要逐步优化对融资性担保机构的考核机制。鉴于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以及再担保机构的经营特点，有关部门应降低或取消对政策性担保机构的盈利要求，使其能轻装上阵，更好地为担保机构服务，支持省内中小企业的发展。
（三）高度重视再担保体系建设，加强行业顶层设计
构建完善的融资担保体系是融资担保行业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通过再担保对融资担保机构的增信，促使金融资源向中小企业以及科技创新型、政府扶持型等产业有效配置，可以成为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手段之一，真正实现政府、银行、担保机构和中小企业多方共赢。一是充实和壮大省再担保的资本金，使其注册资本不断充实，真正发挥其行业龙头作用，实现整合全省担保资源；二是发挥省再担保增信、增值、分险作用，由省再担保牵头，共同组建“陕西省融资担保联盟”，承载大型创投项目融资的职能，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搭建全省金融综合服务平台，打通增信链条，形成担保服务网络，优化担保行业价值链。逐步打造由省再担保、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含要素市场）、担保机构、企业等主体构成的融资担保生态联盟系统，形成具有陕西特色的融资担保行业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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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nancing Guarantee System in Shaanxi
SUN Jinghui
（Shaanxi Financial Holding Group Co.， LTD.， Xi’an Shaanxi 710077）
Abstract：Under the new normal， to develop financing guarantee industry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being difficult and expensive in financing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and realizing the goals of stabilizing the growth， making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benefiting the people. At present， there exist outstanding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nancing guarantee industry in Shaanxi province such as that the size of capital is small， the credit rating is not high and policy support is not sufficient and so on. On the basis of the investigation，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financing guarantee industry in Shaanxi province， and learning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other provinces， puts forward the suggestions for Shaanxi to further develop the financing guarantee system.
融资担保政策范文第9篇
关键词：微小企业 融资扶持现状 融资扶持问题 融资扶持政策创新
中图分类号：F2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1-274-03
一、引言
我国目前对于微小企业的融资扶持工作主要通过政府和商业银行两方面进行。
其中政府政策扶持的相关措施主要有：2004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放开贷款利率，为微小企业贷款自由定价提供的客观条件；2005年4月，在世界银行与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共同主办的微小企业融资国际研讨会上，旗帜鲜明的提出支持商业可持续原则，之后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小企业贷款指导意见》，鼓励和引导商业银行开展这一业务：2011年10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制定了支持微小企业发展的金融和财税政策措施。金融方面从加强信贷支持、拓宽融资渠道、完善金融监管和规范民间信贷等六条金融措施以改善微小企业面临融资难的问题。财税方面从加大财税扶持和扩大扶持资金规模等，以减轻微小企业税收负担。2011年10月中旬，国务院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研究确定支持微小企业发展的金融、财政政策措施，提高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将延长至2015年年底并扩大范围。对金融机构向小型和微型企业贷款合同三年内免征印花税。
商业银行的相关扶持政策主要有2004年起，世界银行联合德国复兴银行向国家银行提供转贷资金和技术支持，并通过国家开发银行选择合作银行向微小企业发放贷款；2005年中国微小企业贷款项目正式启动，世界银行提供了1亿美元贷款。项目为大约18万微小企业借款人提供了单笔贷款在人民币10万元以下的贷款，培训了1100多名信贷员，贷款技术还被成功复制到农村信贷业务；商业银行逐步加大对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微小企业信贷支持，适当提高对微小企业贷款不良率的容忍度。
二、微小企业融资扶持政策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目前相关政策研究的现状以及政府和商业银行扶持工作的展开情况来看，已经从形式上对于微小企业的融资扶持予以了很多支持，并且通过政府和商业银行的配合实施已经初见成效，在全国各地，已经有很多微小企业业主享受到了相关融资政策带来的融资便利，开始拓展自己的业务。但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整个扶持工作展开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政府扶持的角度较为单一，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微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微小企业一般对于自身的需求相对盲目，问题较多且没有良好的解决途径，那么对于政府及社会的扶持帮助显得非常迫切，而这种帮助的迫切性不仅仅在于对融资扶持政策制定上的需求，更多的应该由各地政府具体的金融管理部门深入当地的微小企业群体，帮助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思维体系，不仅从政策而且从其自身的发展方向、路径及模式上予以引导帮助。
2.融资扶持实施点较为集中，无法解决广覆盖的微小企业的融资问题。目前，对于微小企业融资扶持的实施切入点多为商业银行，通过商业银行放宽相应条件来实施对微小企业的融资支持。但实际上，商业银行的支持能力远远无法满足我国不同城市、不同性质微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微小企业贷款可持续和广覆盖的目标。单靠商业银行扩大业务范围、建立微小企业融资单项业务、降低对微小企业融资信誉评价指标、提高对微小企业不良贷款的容忍度无法满足众多微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3.其他合法融资机构在自身制约条件限制下，无法自主发挥业务优势辅助微小企业融资政策实施。各地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虽然从政策上受各地政府金融管理部门监管，从经营上比较贴近各地微小企业主体，但由于其经营权的私有化、自身资金的有限性及其经营业务高风险的特征，导致其无法自主扩大业务范围向更多的有发展潜力的微小企业进行评估、预测、开展融资扶持工作，在保障甚至提高自身收益的同时支持帮助更多的微小企业融资，促进当地区域经济的发展。
4.微小企业业主由于缺乏有效的担保，无法在政策的指导下顺利完成最终的融资。目前政府在财政、税收方面给予微小企业很多优惠扶持政策，商业银行拓展了对微小企业融资贷款业务，放宽了对微小企业的贷款评价指标和不良贷款的容忍度。但归根结蒂，由于微小企业自身的种种限制条件使其无法取得合理有效的担保要件，完成在政策指导下的最终融资。
三、增强微小企业融资力度的政策体系创新
借鉴国内外对于微小企业扶持工作的经验，依据目前融资扶持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微小企业融资难的现实，需要建立一个从政策到担保再到融资的三维立体微小企业融资扶持体系。即由政府相关部门建立融资扶持政策及融资担保基金，通过各地选定的担保公司进行具体融资业务的评估担保，最后通过商业银行完成最终的融资工作。建立信息收集、反馈、分析数据体系，解决信息不对称的融资问题，由四方共同配合，达到融资体系的可持续、广覆盖目标，在保障融资体系各方利益的同时，高效完成微小企业融资扶持政策的实施。
该融资扶持体系的主要特点，一是将金融系统的配套和微小企业的体重等量的结合在一起；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时间效应。二是增加主流金融机构的数量，介入微小企业的融资体系，能够拓宽融资渠道，具有广覆盖的地域效应。其中基本职能分析如下：
1.由政府金融管理部门建立微小企业融资扶持基金，掌控资金流向。政府部门积极营造微小企业融资的外部环境，减少管制，加强对各地市担保公司的政策支持，发挥担保公司业务特点，建立微小企业融资可持续广覆盖的运行模式；为各地市选定担保公司提供微小企业融资扶持基金，调动担保公司发挥自身经营风险的业务能力；建立微小企业融资专项风险准备金，为提供微小企业担保的公司提供一定比例的不良贷款风险补偿；建立微小企业融资贷款专项网络管理信息系统，对接受融资扶持基金的微小企业进行评价指标设定、数据收集、统计，追踪微小企业在该行业的发展周期状况，以便分析、规划地区行业微小企业的发展模式；建立奖励制度，将担保公司对微小企业提供担保数据反馈的数量、质量纳入担保公司考核指标体系，适时予以一定奖励；适时组织担保公司及商业银行开展微小企业融资扶持工作经验交流和总结会议，不断探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进融资体系不断完整、健全。
2.担保公司充分利用政府融资扶持基金为微小企业提供担保，建立信息档案，及时反馈信息。担保公司充当政府、银行与微小企业之间的纽带，发挥自身业务优势。其自身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担保公司的建立和发展本身受各级政府金融部门的监管。（2）担保公司的担保属于第三人担保，即以担保公司的信誉为客户的经济活动提供各类担保服务，其业务本身就是围绕这一点设定，从业务上具有专业性。（3）从法律角度而言，担保公司的设立和存在旨在解决现实生活中担保工具匮乏的问题，而微小企业融资难的关键在于难以提供合法担保，这样就增加了贷款风险，在信贷法律关系中，担保公司就是通过确定的信用化解企业的不确定信用，以促使银行实现对微小企业的资金支持。（4）担保公司具有专业的直接针对微小企业的评价体系和专业的能够深入社区、基层微小企业的业务人员，具有微小企业反担保措施的审查能力。（5）担保公司业务的实质就是通过经营风险，创造收益，相比商业银行更符合微小企业的经营理念，更能为微小企业创造融资便利。
担保公司利用政府提供的融资扶持基金，增强了自身融资担保能力。政府融资扶持基金的注入，增加了担保公司流动资金的支配经营能力，原先应由自身提供给银行的企业贷款担保资金现由政府提供完成，降低了自身贷款担保风险和资金占用比例，同时降低了自身经营的机会成本，既可以增加担保公司的客户量，又可以提高担保公司的利润空间。从而调动了担保公司为微小企业进行建档、评估和提供担保方案的积极主动性，为微小企业融资实现提供了必要条件。
由各地市担保公司对接受政府扶持基金的微小企业建立信息档案，与政府金融部门建立的微小企业融资贷款网络管理信息系统紧密联系，及时上传反馈数据；与商业银行积极联系业务，及时、高效的为微小企业提供融资贷款，从而实现由各地市担保公司为纽带，连接政府金融管理部门及商业银行，为微小企业提供可持续、广覆盖的金融政策扶持体系。
3.商业银行在担保公司的担保下，适度降低放贷信用评价指标，向微小企业提供贷款。微小企业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困难的根本原因就是难以提供有效合理的担保，降低银行对高风险信贷的成本。担保公司出面为微小企业提供担保，解决了银行的后顾之忧，同时也节省了对微小企业直接放贷的评估及各项成本开支。实现微小企业贷款的合理化操纵空间；在微小企业有效担保的前提下，银行降低了不良贷款风险，可以适度降低对担保公司向微小企业贷款的信用评价指标，适当放宽相关贷款政策，保障贷款的及时有效发放。同时加强针对微小企业合理有效的融资评价体系和制度建设，鼓励银行从业人员学习关于微小企业贷款业务风险管理技能并积极参与实践；积极配合微小企业融资扶持体系，及时建立并反馈微小企业融资发放、回收及其他相关数据的输入、分析及后续工作。
4.微小企业改进自身相应问题，在享受融资扶持的同时增强自身提供信誉和有效融资的能力。微小企业利用融资资金通过合理经营增加自身的积累，积极开发、探索新的经营领域，扩大规模，增强经营业务的科技含量，努力向集约型经营方向迈进，拓宽自身的业务领域，延伸自身的业务周期；规范经营场所，建立有效的会计核算制度和纳税申报机制，形成可信的财务数据，逐步迈向正规、合理的经营轨道，为自身的可持续和规模化发展创造条件；积极配合政府、担保公司和银行等融资扶持部门，尽力提供有效担保的设施和途径，及时反馈经营中的相关问题和分析数据，为微小企业融资扶持体系提供基础、实践性信息。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切实增强微小企业的融资扶持力度，必须创建路径，解决政府、金融机构、微小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问题，建立一个有效、适合、完整、持续的微小企业融资扶持体系。结合国内外微小企业融资政策研究经验，基于我国目前融资扶持工作实施中呈现的主要问题，创建出从政策到担保再到融资的三维立体微小企业融资扶持体系，通过政府金融管理部门创建扶持基金平台，调动地方担保公司的业务协调能力，利用商业银行的强大资金运作体制，激励微小企业自身体制的提高、完整，共同完成微小企业融资难题，促进微小企业积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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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咸阳 712000）
融资担保政策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三农；融资担保；制度创新
2015年8月13日，国务院《关于促进融资担保行业加快发展的意见》，并出台《融资担保公司管理条例》及配套细则，持续加大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担保业务为导向的政策扶持力度。8月24日，《关于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出台，对“三农”融资难实施局部突围的政策“试水”。中央接连推出增进“三农”融资的系列政策，既喻示“三农”融资问题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也表明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新常态下，深化“三农”融资担保问题研究，对化解“三农”融资难困局具有重要意义。
一、“三农”融资担保体系发展现状
（一）涉农融资担保机构发展速度放缓。据中国担保协会统计，2011年末，全国融资性担保行业共有法人机构8402家，较2010年末增加2372家，增长39.3％；担保余额19120亿元，较年初增加5374亿元，增长39.1％。2012年，《融资性担保机构管理暂行办法》（下称“《暂行办法》”）出台，融资性担保机构基本结束了盲目扩张的态势。经过整合优化，机构数量增长速度与融资担保业务量呈现放缓趋势，融资性担保贷款户数和余额在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中的比重有所下降，2013年末占比分别为9.92％和2.2％，分别比年初下降0.57个、0.04个百分点；2014年末占比分别为9.2％和1.8％，分别比年初下降0.4个、0.72个百分点。
（二）“三农”融资担保贷款增速减缓。针对“三农”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央因势利导地出台了多项扶持政策，各省（市）根据中央精神也相继出台政策细则，要求加大“三农”信贷投放。据中国人民银行贷款投向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末，全国“三农”本外币贷款余额19.44万亿元，比2010年增长98.37%；农户本外币贷款余额5.36万亿元，比2010年增长1.2倍；农业贷款余额3.4万亿元，比2010年增长60%。但是，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不良率也企高不降（2014年保持在2.4%水平），为降低不良贷款率，中央提高涉农不良贷款容忍度，对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涉农金融机构实行弹性存贷比考核和差异化存款偏离度考核，“三农”融资担保贷款增长开始进入相对理性的发展轨道。
（三）“三权”逐渐成为“三农”融资的有效手段。农村“三权”（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林产所有权）融资抵押试点开展以来，通过试点地区的实践，目前已取得明显成效，成为农村重要的抵押担保贷款。以重庆市“三权”融资抵押试点为例，据该市金融办统计显示，截至2014年初，重庆市“三权”抵押贷款已超过480亿元，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市所有涉农区县，2015年该市计划实现农村“三权”抵押融资1000亿元以上，以切实帮助农村增加财产性收入。①
二、“三农”融资担保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法理支撑，融资担保法律法规修订滞后。尽管全国各地农村正在试运行“三权”改革试点，但从法律层面看，“三权”改革缺乏基本法理支撑。如《担保法》第37条第二款明确提出“农村耕地、宅基地不得抵押”，即目前“三权”中的前“两权”抵押行为属于违法；《担保法》第34条对可抵押财产范围的定义，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三农”融资担保外延的扩展，使得“三农”融资担保缺乏创新动力；2010年7月部委联合了《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相对于《担保法》的法律层级较低，缺乏有效的约束力及强制力，加之没有专门的“三农”融资担保法律法规予以约束，存在非排他性特征，融资担保公司没有义务一定要为“三农”提供融资担保，致使“三农”融资性担保缺乏源动力———融资性担保公司常常违规经营，追逐利益，不愿意为“三农”融资提供担保。
（二）配套服务缺失，阻碍融资担保业务良性发展。一是“三农”资产产权交易流转平台建设滞后。目前，我国只有部分地区建立林权流转交易平台，而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下称“两权”）流转平台即使在试点地区仍处于启动推进过程中。即当前发生“三农”信贷违约，用“两权”担保的贷款无法依法变现抵押品以实现风险转移。二是农村“三权”确权登记制度进展缓慢。全国“三权”抵押登记做法未达成共识，部分地方不认可融资性担保机构的抵押登记主体资格，部分地区抵押和公证机构登记手续繁杂且存在不合理收费现象，间接增加了融资担保机构开展“三农”融资担保业务的难度与成本。三是沟通“三农”及融资担保机构的外部征信和评估制度等体制性环境尚未确立。融资担保机构不能直接共享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数据信息的有效共享存在障碍，导致银行对担保机构、担保机构对企业均无法获得全面、及时、准确的信息，不利于有效识别和控制风险。
（三）合作机制不畅，银担双方风险与利益不对称。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市场上处于“甲方”地位，担保机构则处于被动地位，银担合作机制不合理性也始于此。首先，过高的门槛，致使多数担保机构业务发展空间收窄。其次，“三农”融资担保机构赖以生存与获益的担保杠杆———担保放大倍数受限于不合理的合作机制。按照国际惯例，信贷担保基金的担保放大倍数通常情况下是18倍，而美国担保放大倍数是50倍，日本放大倍数达到60倍。相比较之下，《暂行办法》规定，融资担保机构放大倍数不得超过10倍，在具体操作中担保放大倍数甚至远低于10倍之数（见表2）。再次，由于信息不对称，担保机构与被担保方共谋概率增加，银行为规避机会成本与风险，要求担保机构对贷款本息全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意味着担保公司需承担所有风险。
（四）市场风险高企，致使担保机构发展偏离轨道。近年来，受经济下行等因素影响，企业资金链、互保链吃紧，风险加大、代偿率高是融资担保机构普遍面临的问题。由于中国“三农”的脆弱性，使得“三农”融资担保机构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境况。部分农企和融资性担保机构通过虚假贸易、关联互保、重复抵押等方式骗取银行融资后，将资金投入民间借贷、房地产、股权交易等高风险领域进行“内金融化”操作。一方面，直接导致“三农”融资担保业务萎缩；另一方面，“内金融化”操作风险导致部分担保公司难以为继。
（五）风险补偿缺位，导致融资担保业务半途而废。一是政府资金投入不足。尤其对政策性担保机构而言，其经营过程中代偿风险难以避免，这就需要确保后续补偿资金及时到位，但部分地方政府对融资担保工作不够重视，致使融资担保机构资金链出现断链。二是有关政策措施不完善或出台的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许多地方尚未建立农村信贷损失补偿机制，资本补充成为难题，融资担保机构只能使用本公司的资本金维续业务。三是“三农”融资担保机构资金来源单一，缺乏持续补充资本的能力与承诺。从现实看，许多融资性担保机构在组建初期没有充分利用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多元化来激活内部构成，从而导致机构在遭遇一系列代偿风险后缺乏持续增资能力。
三、国内外“三农”融资担保实践与经验
（一）美国的复合型信用模式。美国涉农融资担保体系由商业化金融机构、政府农业信贷机构、农业合作信贷机构共同构筑，采取“商业银行、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并存的复合型信用模式”。农户向联邦土地银行合作社（下称“合作社”）递交贷款申请书；再由合作社派专员对农户所出示的抵押物价值做出评估，形成评估报告交付合作社；合作社成员以投票方式通过该评估报告后，即履行担保职责；相关材料由联邦土地银行再次审核并通过后，农户需购买联邦土地银行相当于贷款额5％的股份；同时由联邦土地银行留用1％的贷款额作为手续费，然后将贷款（贷款额度一般不超过抵押农地评估价值的85％）发放给合作社，再由合作社将这部分贷款转交给借款人。在担保物设定上，联邦土地银行将担保物与贷款资金捆绑起来。一般说来美国“涉农”贷款资金，除了来自股金和公积金外，主要通过发放联合债券的方式筹集。联合债券的担保物是以12个联邦土地银行联合的股金、公积金和农户所抵押的担保品为质。
（二）日本的三层级融资担保模式。日本“三农”融资担保体系是一个以农业协同组合为核心，即以政府为主导的三层级融资担保模式。政府不仅为农业发展提供优惠政策，还直接向农协注资，携手成立农业信用基金协会和农林渔业信用基金协会。农业协会在融资担保实践中发挥担保人作用，以自身的信誉替农户提供担保与保证。一是信誉担保。农户凭借会员身份以农协组织的声誉地位和长期与金融部门的信贷合作关系获得信用贷款。二是保证担保。农业信用基金协会向农户收取4%左右的保证费，为农户提供债务保证。三是建立不良信用处罚机制。为降低信誉、保证担保过程中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使违约风险最小化，日本农协系统建立了完善的不良信用处罚机制。通过取消贷款资格，解决一次博弈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即通过多次博弈让参与者在争取贷款时考虑到违约成本。
（三）印度的自助小组模式。在印度,大多数农户都会通过自发形式组成“借贷自助小组”。自助小组在整个贷款过程中发挥着担保责任人的作用，以自助小组的名誉与全体成员资产作为担保，并对贷款负有偿还责任。在风险防范方面，自助小组内成员互相监督，并凭借相互的熟悉程度能够有效地降低贷款风险。政府对“三农”融资担保高度重视，通过完善农户贷款配套制度，建立信贷风险的农业保险分担机制。在印度，农业保险实行强制保险和自愿保险相结合的形式，农户在申请生产性贷款时需要办理强制性保险，但可自愿选取多种农业保险方案。
（四）孟加拉国的农户联保模式。一是以格莱瑕银行为核心向外扩散，在一定区域内，由5个具有同等经济地位且不存在亲属关系的农户自发组成联保小组，形成利益共同体；只要一个小组成员有贷款需求，其他成员都要为这笔贷款进行担保。二是格莱瑕银行根据联保小组成员的资金需求发放贷款，并实行分期偿还。三是联保小组每周会在乡村中心召开相关会议引导与督促成员诚信贷款，并在日常生产生活进行相互监督，在整个联保模式中构筑内部风险监测网。
（五）政银保联动的“寿光（蔬菜产业）试点”。2013年初，山东省寿光市正式启动涉农及中小企业贷款保证保险试点。一是政府出台《涉农及中小企业贷款保证保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明确融资担保参与主体的权责，设计了农户、农企失信惩戒等制度安排；并设立专项贷款保证基金，基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注资及贷款需求方的资金注入（除政府启动金1000万外，对每笔贷款财政另按照1.5%的贷款额度注资，农户/农企照贷款额度的1%注资）。二是建立银保协作机制。共享相关客户信息，在业务受理、风险控制、贷款追回等阶段密切配合；实施“保证基金+保险理赔”原则，在风险出现后，先由贷款保证基金支付，不足部分由保险公司与银行按照既定比例（9∶1）共担，保险公司当年赔付金额达到年度累计保费4倍时，试点自动停止。三是建立“三农”贷款用途识别机制。对客户群体及贷款额度进行限定，客户只能够凭借真实有效的订单才可获得贷款审批，同时单笔贷款不能超过500万元。
（六）多方合作的“岱山（渔业产业）模式”。岱山田涂作为浙江省舟山渔业的典型代表，其发展壮大，不仅得益于“企业+渔运+渔户”的渔业发展模式，也得益于完善的融资担保机制。一是政银保联手为休闲渔业破解融资难，以岱山休闲渔业融资担保为例，当地财政局、农信联社、人保财险公司联合制定“政银保”合作贷款，其中政府注资成立政府财政担保专项基金，为农企提供担保。二是打破保证、房产、渔船抵押等传统担保模式，探索油品质押、水产品仓储质押等新型担保方式。随着《浙江省海域使用权管理条例》的颁布，及海域海岛使用权储备中心的设立，为海域使用权公开出让、交易提供了规范化的绿色通道。舟山辖内金融机构适时推出海域抵押贷款，把涉海的休闲渔企海域使用权与土地、码头、海岸线、承包权等抵押物混合打包，有效地解决了部分农户、农企房屋等高流动性资产不足的难题。
（七）风险共担的“万宁（种植产业）模式”。海南省万宁槟榔产业之所以保持直线增长态势，离不开融资担保的大力支持。其运行模式即：农户同槟榔产业专业合作社签订合作协议，以此建立起稳定的个人与集体利益共同体关系。在融资担保环节中，农户退居幕后，由合作社代表农户利益，以合作社现有资产及信誉做担保；同时，合作社与下游企业签定长期合作协议，下游企业基于利益合作关系为资质良好的合作社提供保证担保或其他形式担保，由此形成了农户、合作社、下游农企共同承担风险的担保机制。槟榔作为重点扶持产业，万宁市政府通过设立风险补偿基金为全市槟榔产业链上的专业大户、合作社及特定对象提供担保与风险补偿，为槟榔产业增信，并以2000万元风险补偿基金撬动辖内银行贷款资金2亿元。②为进一步发挥风险补偿基金的正效应，还专门出台《扶持槟榔产业综合服务方案》用于规范风险补偿基金的运作管理，并在风险补偿基金担保项下增加多户联保担保方式，规定多户联保的条件限定，强化风控：1.贷款需求方户数必须大于等于3；2.其中100万元以下至少3户，100万～150万元至少4户，150万～200万元至少5户③。
四、完善我国“三农”融资担保体系的对策建议
（一）营造良好环境，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实践证明，“三农”融资担保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在法律层面上，建议修改《民法》《物权法》《担保法》等法律中对“三农”融资担保方式的桎梏，如删除《担保法》第37条第二款中对“农村耕地、宅基地不得抵押”的规定，将解放农村“三权”内容写入新《担保法》及相关法律中，将现阶段国家推行农村“三权”改革的政策转化为法律，理顺法理逻辑。对《担保法》第34条中关于可抵押财产的范围加以修改，将抵押人所有的房屋和地上附着物等都纳入其中，扩展“三农”融资担保外延，让“三农”融资担保各类创新模式有法可依。在政策层面上，应充分借鉴国外在“三农”融资担保中的政策导向作用，尽快适应“三农”融资担保发展的客观需要，积极践行以下配套政策：一是鼓励发展各类涉农资产专业评估机构，对农户各类财产的客观价值进行评估，确保农户资产能够以合理价位设立抵押，降低融资担保机构代偿风险；二是修订行政法规，完善涉农资产抵押登记平台，规范相关产权取得和流转登记流程；三是建立农村物权交易中心，以便担保资产处置变现，切实提高融资担保机构资产的流动性，实现担保的再循环。
（二）完善两个体系，实现层级担保信用先行。一是建立政策性“三农”融资担保体系。2015年8月31日，《关于促进融资担保行业加快发展的意见》指出“三农”融资担保在内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并提出三年基本实现省级再担保机构全面覆盖的目标。建议借鉴日本“三农”融资担保经验，对农业信用保证基金资金来源推动多元化配置，让民间资本逐利性与资本运营理念先进性融入其中，破解单纯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官僚机制运作虎头蛇尾、后劲不足等问题。对此，要加快培育一批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实施资本多元化，将利益驱动与政策扶持相结合，建立以政府财政资金为指导和支撑、民间资本参与、分层次的“三农”融资担保体系，实现“三农”融资担保业务的低成本、高效和可持续。二是建立“三农”融资担保信息支持体系。“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借方会采取机会主义策略取代守信行为，这是因为存在这样风险溢价因素：借方采取背信行为与守信行为利益比较。”而信息充分性与征信制度完备性则通过设立这样一种制度，将背信行为产生的结果从一次博弈转向重复博弈，从而有利于较低违约率的形成。为此，建议借鉴日本“三农”融资担保经验，一方面，鼓励农业合作社、政府、第三方信用评级机构携手打造信用联网管理平台，实现与融资担保机构信用平台对接；另一方面，按照“三位一体”思维整合信用资源，加快完善社会信用联合奖惩机制，通过建立信用度积分制，实现对信用行为的量化监测。
（三）创新三个层面，提升融资担保服务效率。“三农”融资担保服务效率的提升直接关系到“三农”融资难的破解大局，需要在融资渠道、运作方式、全程保障方面予以创新。一是孵化涉农资本市场，拓展“三农”融资渠道。通过借鉴美国实施土地证券化经验，积极推动涉农企业进入“新三板”等资本市场，实现直接融资，为自身增信，其股权更是间接融资最优的抵押物，最为融资担保市场所青睐。二是改进农户联保模式，深化农户融资互联互保。大胆借鉴印度、孟加拉国实践经验，如改良国内农村现行的“五户联保小额信贷”模式，推行联保组团责任人及据综合信用能力授信机制；转变现存的“政府+银行+农业合作社”三线一体运作模式，剔除政府行政干扰因素。三是借力“保险+期货”方式，创新“三农”保险服务。探索运用“保险+期货”方式，鼓励农产交易所与保险机构、农企开展合作，共同推动农产品期货价格保险产品开发，利用期货市场发现价格与套期保值功能改变原来农产品价格风险转移方式和国家对农产品的补贴方式，实现期货、保险、农业的优势互补与多方共赢，为“三农”融资担保提供双重保障。
（四）推进四项改革，释放“三农”融资担保活力。一是深化“三权”改革试点工作，激活农村“三权”金融属性。借助《指导意见》支持新一轮农村产权改革的契机，在法理上寻求突破，为试点提供支撑,增强各方“三权”改革信心；健全“三权”抵押流转、评估专业服务平台，支持以各种合法方式流转、抵押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建立抵押物品处置机制，农户违约行为发生后，允许金融机构依照相关法律对农户抵押物进行处置。二是加快农业保险体系改革进程，建立政策性保险、商业保险共同支撑的现代农业保险体系。通过借鉴印度建立国家性农业保险体系经验，推行政府贴补普及农业强制保险，鼓励农户参与商业保险，突出商业保险高代偿率与政策性保险的补贴优势。三是深化融资担保风险补偿、转移机制改革。借鉴“寿光试点”成功经验，通过建立一个积极稳健的损失补偿制度对“三农”融资担保给予正回馈，合理设定风险损失补偿上限与停止机制，实现该机制的有效甄别和可持续性，解决银行等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发生经济损失沉没成本意愿降低”恶性循环。四是加快银担合作机制改革。一方面，以明确合理的担保放大倍数为突破口，重点加强担保机构风险状况管理，实现担保放大倍数的动态管理，扭转现存合作机制中二者地位不等、利益不均的局面；另一方面，通过鼓励资金来源多元化与担保资源整合，提升融资担保机构实力，解决银行门槛高，不愿开展合作等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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