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制度范文

融资制度范文第1篇

一、危机中“贸易融资”链条暴露出来的问题

贸易融资素有贸易活动的“血液”和“剂”之称,对贸易活动和经济发展有强大支撑作用。据估计,全球约80%～90%的贸易活动需要金融服务支持,涉及贸易额约13万亿美元。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范围内贸易融资急剧收缩,成为导致世界贸易下滑的重要因素。WTO曾预计,在导致2009年全球贸易额下降的因素中,有10%可归因于贸易融资的枯竭。

中国也不例外。自2008年下半年以后,国内贸易融资增速明显萎缩,与外需下降并列成为外经贸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2009年1季度,工商银行、招商银行、进出口银行、浦发银行等贸易融资量均不同程度下降,降幅达20%～30%;东部沿海地区尤为突出,宁波市贸易融资到2009年2月同比下降了近一半。2009年下半年,随着各项政策措施到位和全球经贸形势逐步好转,贸易融资问题一定程度得到缓解。但在此背后,仍暴露出一些深层次问题:

一是在危机背景下,我国政策性金融工具发挥反周期作用存在较多局限。2009年1季度,中国银行业信贷创下4.58万亿投放天量,贸易融资却呈现业务量下降、融资成本高企态势。根据2009年上半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企业实际取得的银行贷款利率为基准利率1.1～1.5倍的占53.45%,基准利率1.5～2.0倍的占10.34%,民间贷款利率更高。与此同时,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快速反应、支持力度、覆盖面等方面,远滞后于实际需求。在浙江等沿海省份,进出口银行的客户还不足出口企业的1%,出口信保的渗透率仅为8%,与20%的国际平均水平存在很大差距。较低的政策覆盖面加上繁琐耗时的审批流程,无法适应危机条件下外贸短单、小单多的现实需求,使得外经贸形势雪上加霜。

二是在各类市场主体中,中小企业得到的贸易融资支持与大企业相比差距加大。一项统计显示,中国企业融资中80%左右来自银行信贷,信贷总量中80%左右投给大企业;而另有80%左右的中小企业从来没有向银行贷过款,危机背景下这一特点更加鲜明。原本融资能力就弱、迫切需要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的中小外贸企业,却面临着更高的融资门槛。2009年,在反危机政策下进出口银行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实现了20%以上的增速,但即便如此,到2009年9月底占总贷款余额的比重仍仅为3.2%。中国出口信保公司支持的中小企业出口,到2009年10月底也仅为136.7亿美元,占我同期外贸出口的1.4%。与此相对应,一些国有龙头企业、大型项目更容易得到政策性资源。

三是在后危机时代,乍暖还寒的外贸企业又将面临相关政策能否接续的不稳定预期。2009年国家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支持企业应对危机,对遏制外经贸下滑势头、保持市场份额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相关风险补偿机制未明确、国别限额严重不足、审批流程较长等诸多问题,不少企业担心这些“应急篇”政策能否接续。近期随着我国进出口数据有所回暖,工商界普遍反映,虽然外需远未从根本上好转,但政策环境的不可预期性,加上人民币汇率、贸易摩擦、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上涨等一系列变数,整体经营环境有趋紧倾向。

四是制约政策性金融机构发挥作用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此次危机中,我国政策性贸易融资体系暴露出一些操作层面问题,表面上看是其管理与服务功能未能有效发挥到位,其深层次原因则包括:财政的政策性支持严重缺位,资本金补充等机制远远滞后于外经贸发展实践;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的关系并未厘清,如何促进良性发展尚存争议;立法体系有待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很不健全等。此外,在一些具体项目实施和机构改革过程中,时常出现协调机制不完善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政策性贸易融资功能的正常发挥。

二、透过贸易融资问题看我国外经贸政策体制的取向

融资问题是贸易链条中的“小环节”,同时又是观察我国外经贸政策体制的“大窗口”。跳出融资看外贸政策,我们感到在现有体制上存在诸多误区,其中不仅涉及贸易管理与贸易促进的关系、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也涉及决策体系的科学化与系统性等。事实上,随着我国构建内外联动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步伐的加快,贸易政策转向“中性化”乃大势所趋,大力改善和强化公共服务体系成为首选。对于中性化的内涵,我们体会应至少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中性化”的定位,应着重突出全局性和战略性。即在立足国情世情、立足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的基础上,从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角度制定中长期对外经贸发展战略,更加注重出口与进口的协调,更加注重存量与增量的协调,更加注重数量增长与结构调整的协调,更加注重产业政策与贸易投资政策的协调等,在内外经济互动中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二是“中性化”的方向,应着重突出完善公共服务。即在逐步调整过去比速度、比数量、比排名的激励机制背景下,政府对贸易的支持更多地转向放松规制、提高行政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致力于为内外资企业营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高效、透明的经营环境。

三是“中性化”的边界,应着重突出制度化和机制化。过去发达国家一般不强调对外开放,是因为其市场经济制度比较完善,开放成为必然要求和内生安排。现在美国正大力推进经济向出口推动型模式转变,并推出一系列促进政策措施。与其相比,更加凸显出我国对外经济领域市场化、制度化、机制化安排的缺陷与不足。特别是没有严格界定好“贸易促进”、“贸易管理”以及“宏观调控”等不同的职能,以及在实施这些职能中政府、中介组织、执行机构的角色定位;不能把常态化的制度安排与相机抉择的调控手段区分开来;不能把政府部门弥补市场不足的职能与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结合起来;“长期政策短期化”导致政策环境的“大起大落”,大大增加了企业经营风险和成本,导致短期政策成本远大于收益。

四是“中性化”的工具,应着重突出按国际通行惯例办事。即更多采用适合市场机制运作的政策工具(如贸易融资、信用体系建设、出口退税、中小企业促进等),防止产生新的市场扭曲。这既是作为贸易大国的必然选择,是保持外经贸长期稳定发展的需要,也可以避免授人口实,缓解外部摩擦和压力。同时,国家的产业政策、国别政策以及发展战略,应依托于这些相对市场化的政策工具载体来贯彻实施,真正在市场微观主体的行为中体现国家的政策导向,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实际上,在政策性出口信用体系、出口退税、贸易促进中介服务以及中小企业支持等方面,都有国际通行的规则与做法,反映了经济贸易发展规律和政府战略相结合的基本要求。对我国来说,尽快实现与国际通行做法的接轨仍是下一步努力方向。

三、几点思考与建议

第一,以更加开放的视野研究制定后危机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前,传统的外贸、外资、走出去等“三外”业务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内外问题联动性越来越强,很难再沿袭过去的 “涉外经济”与“非涉外经济”二元划分标准,更不能以此来孤立、片面地制定外经贸政策。应以更加开放的视野统筹考虑贸易与产业、内需与外需、生产与流通、调控与管理等之间的关系,加快构建更富活力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第二,应制度化、系统化推进外经贸宏观管理体系的完善。

――贸易促进等公共服务职能应作为常态工作重点加强。界定好不同角色在贸易促进职能上的定位,政府层面应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审批,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同时从多双边环境营造、高层推介、重大问题交涉和谈判等方面开展工作;行业协会和商会等中介层面应更多进入贸易促进的“台前”。

――政策性贸易融资应成为国家产业政策、对外政策等实施的重要载体。这不仅是目前国际上对出口实行“非禁止性”补贴的唯一渠道,也是一个特殊的竞争领域。我国应在资本金补充机制、职能定位划分、业务创新、立法完善、网点规模和人力资源配备等各个方面,对政策性金融机构加以支持,使之逐步成为支撑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重要工具。

――出口退税政策应逐步制度化。在理顺国内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完善增值税等配套改革基础上,对现行退税制度加以规范,避免被作为“外贸调控工具”带来的负面效应,使之逐步成为一项与国际接轨的制度化安排。

――其他传统的贸易管理手段,如关税、许可证等,应更加注重与中长期内的产业政策相协调,同时推进便利化举措。

融资制度范文第2篇

关键词：融资性票据票据融资制度票据法

当前,国际票据市场中纯融资性票据已占据其主流。而目前，我国商业票据交易品种主要是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在票据市场交易中所占的比重较小，企业主要仍是全程通过银行进行融资。客观来说，这种单一格局首先不利于企业发展信用，继而扩大融资，更不利于票据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同时，由于该格局下的票据业务发展完全依赖于银行信用，使商业银行成为票据风险的最终承担者，这既不利于金融体系风险的分散，长期上也阻碍了商业信用票据化和票据融资规模扩大化的进程。

一、现行票据融资体制存在的问题根源探析

（一）随着商业银行对票据业务积极性的提高，其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各商业银行争相开办票据贴现及转贴现， 并纷纷以降低贴现利率的方式来招揽客户。 而由于严格的授权管理和责任追究制度，一方面阻碍了低端票据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直接导致了汇票业务向少数优质行业和企业高度集中。

（二）银行在承兑和贴现时，一般要对企业签发的汇票进行真实性审查，以确认融资的安全性和自偿性。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审查具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在操作上也有相当难度。此外，由于现实贸易结算方式的复杂性，即便这些形式要件都符合审查要求，也并不能证实和保证该银行承兑汇票背后贸易背景的真实性。

（三）银行机构系统性风险也在加剧，主要集中于承兑风险集中，存贷款成倍虚增。为了增加手续费收入、吸收保证金存款，各银行普遍放宽签发条件，降低保证金比例。但是资金一旦违规流入股市房市等高风险领域，当企业到期无法付款，承兑行必须垫款时，低比例的保证金和低廉的手续费实无法覆盖风险，从而导致承兑银行面临巨大的系统性危机。而为避免承兑汇票或部分贷款转为逾期贷款，部分银行为客户在汇票到期日前开立新的承兑汇票，从而掩盖了真实的信贷质量，使信贷风险隐患积聚。

二、融资性票据活动发展的微观动因考察

归根结底，市场选择是融资性票据业务发展的主要动力.近年以来融资性票据业务的迅猛发展,正是参与票据业务的各方追逐自身利益的结果。融资性票据活动理论上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票据的融资功能，满足市场参与者的资金需求，其发展现状中实也蕴含了合理的要求。

对于投资者而言，融资性票据为其提供了另行投资渠道。一则，因其流动性和盈利性的良好结合会成为众多投资基金、保险公司、工商企业等投资者的重要投资对象，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可以借此进行有效的资产组合管理和结构调整。二则，选择融资性票据亦可以获得高于银行利息的收益，故相较其面临的风险，商业票据仍不失为一种受欢迎的投资工具。

对于发行者而言，利用融资性票据市场融资有以下好处：一是成本较低。一般情况下，银行承兑汇票贴现获取资金的成本大大低于一般贷款；二是灵活性强：融资票据发行者可以直接联系多种市场机构投资者，并根据市场的需求和自己对资金的需求来设置发行的融资性票据的期限和利率等，及时筹接到合适对口的资金；三是资金来源多元化：通过使用融资性票据市场获得广泛的资金来源，可使企业避免过度依赖少数商业银行；四是提高发行者的信誉：通常而言，只有信誉卓著，实力雄厚的大公司才能进入融资性票据市场融资——发行融资性票据本身就是公司实力、信誉最好的证明。

三、确立融资性票据制度的宏观裨益列析

宏观来说，票据市场上可选交易工具的匮乏，使票据的流通受到很大阻碍，票据制度的实践功能亦难以进一步扩展。通过将交易性票据与融资性票据并举，这将为企业开辟更广阔的融资渠道，有利于增加票据市场交易工具的种类，完善我国金融体系。

且票据作为公司间、银行间融资的工具，将银行信用与企业信用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兼具融资与结算功能。开放融资性票据市场，一方面可以分担银行风险重负，另一方面也可以使诸多台下违规操作得以登上公开规范的平台，从而也一定程度上消减了银企之间的票据纠纷，极大改善和强化银企关系，形成银企之间互信互利的双赢局面。

同时，毫无疑问，一个有着广泛的参与者、丰富的交易工具并且交易活跃的票据市场是再贴现政策得以操作成功和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融资性票据市场的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再贴现业务的发展，通过合理制定再贴现率，有效引导有限资金向优势产业集聚，带动和调节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实现引导资金流向、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的政策目的，更加顺畅地传导货币政策，推动宏观经济可持续发展。

而在此层面上，发展融资性票据并构建相关制度最大的裨益在于，可借其改善我国市场信用现状。可以说，票据市场信用的价值比票据融资额度更宝贵，而发展票据市场是建立社会信用制度的最佳途径。

四、辩证评析我国现行相关法律制度以及发展方向

（一）对相关法律制度的辩证考察

虽然融资性票据制度有诸多制度绩效上的优势，鉴于我国《票据法》奉行票据有因性理论，使得在现有票据法律体制下，票据的融资功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融资性票据路径的发展仍面临相当的阻碍。因此，在票据市场的发育程度已经大大提高的时候，这些规定不仅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和反对， 也使法院在审判中陷入了两难境地。有观点提出，鉴于目前票据市场发展情况及监管现状，强调票据的贸易背景与融资性绝对不可分割的做法，不符合票据自身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轨迹，不如堵疏结合，给予合理需求以法律制度之保障。

当然，法律如此设计自有其妥慎的权衡，亦不可轻易予以变动。结合相关立法原则和精神，同时基于我国经济市场当前总体现状，可就融资性票据制度本身着眼作如下几方面的考虑：

1、我国的立法传统倾向于安全性和稳定性

在票据关系中坚持票据行为的无因性，是现代各国票据法理论所普遍遵守的规则。 但是由于我国立法更注重强调票据流通的安全性，因此在无因性的问题上采取了最严格主义。1995年出台的《票据法》以及随之出台的司法解释，实源于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中，防止参与者利用票据骗取资金的考虑。

2、融资票据活动与高风险并存

一方面，融资性票据的出票人在取得资金后可能改变资金的用途，由于资金缺乏专用性，出票人可能脱离主营业务将资金配置于高风险项目甚至用于非生产用途，则未来还款的不确定性就大大增加了。

另一方面，融资性票据的使用亦有引起经济结构失衡的风险。真实票据的签发以商品交易为前提，即资金流被商品流引导，分散于经济中的各个领域。而融资性票据会使资金流先于商品流产生，流向的选择具有主动性。当某一领域收益率提高或前景被看好时，资金流将会大量向该领域聚集，导致局部的经济过热加剧，破坏经济的稳定运行。

当然，任何金融工具的运用都与风险相伴相生，融资性票据也不例外，从其签发、承兑、转迁和贴现等各个环节均存在着不确定性，但这种融资风险产生于融资活动本身，是客观存在的。

3、票据市场监管主体不明确，基础配套建设落后，全面建立融资性票据制度的条件尚不充分

当前，央行、银监会、审计部门以及公安部门均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对票据业务进行相关监控，但孰为主要监管部门尚未明确。且法律制度建设、交易规则、行业准入、协调机制等基础建设远远落后于市场的发展。

由于融资性票据业务的风险相对较大，如若建立发展相关制度，必须对融资性票据和真实性票据业务实行严格的隔离监管，而此应由银监会、企业的开户银行、工商部门、税务部门、票据专营机构等共同承担，这对我国现有体制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现阶段构建融资性票据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我国目前经济金融、社会信用均已发生巨大变化，而现行《票据法》把＂真实票据原则＂作为立法基础，使融资性票据欠缺存在和发展的制度基础，现在看来确实是缩小了票据市场的发展空间，阻碍了票据市场化进程，亦影响了票据市场交易链条运转的稳定和协调。随着票据业务的增长、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法律环境的日益完善，我国目前沿用的《票据法》在实施过程中凸显出的问题已不容忽视，确定相应对策亦迫在眉睫。而应形势现实需要，在此进程中是否给予融资性票据制度以法律制度上的保障和规范尤为关键。

鉴于支付结算的载体是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发展变化的，用融资性的票据逐步取代与基础关系相连系的票据也应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 票据相关法律法规作为维系并推动票据市场乃至全局经济正常运行、发展的平衡动力系统，基于其对票据市场的重要规范和导向作用，及其当前自我更新的要求，在理念和构架上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尤为可待，而此时正是在法律中构建融资性票据制度，并达到整体协调的最佳契机。但同时要指出的是，一定时期内，一国的票据法是建立在其信用机制的成熟度上的，更是与其当时的经济发展步骤和程度相吻合。因此，即便明确要放开和推行融资性票据制度，必须紧密结合我国国情，也必然要求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一步到位，更不可一味强调发达国家主张的票据的完全无因性。

对此有以下可行途径：首先融资性票据规范的核心在于加强信用立法，对此要加大可操作性和操作力度，通过建立失信惩罚机制，界定失信的法律边界，明确规定失信程度及相应制裁等，从而加大失信者的行为成本，迫使其行为趋向守信。当然，这也需要结合严格的信用评级制度和通畅的信息传递渠道方能有效作用，通过建立包含银行信用记录和社会信用记录的全国性数据库，并通过信用信息披露平台，实现信用信息的监督与共享，从而在此基础上发展循序渐进的市场准入制度和担保支撑系统。 同时，借鉴其它国家引导专营的市场模式，可重点培育专业中介机构，并在法律中对其权限和职责予以明确规定。由此保证可有效调控的前提下，实现票据经营规模化和市场化，从而进一步促进票据市场的主体多元化，打造票据市场高速发展的良性循环。

六、结语

融资制度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本文介绍了优先服的定义，比校了优先股与普通股、债券的区别，考虑到优先股权利设置的灵性，分析了祝先股的奥型。优先股制度的建立有利于丰富资本市场上的投资工具，满足企业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并实现了在保持担股权的月时进行股权融资。根据国外公司发行优先股的实践，提出我国建立仇无股制度的立法建议。

融资是企业永恒的话题。优先股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在于其可以很好地调和融资需求者与资金提供者之间利益分配的矛盾，解决公司在发行新股扩大资本的同时所带来的控股权被稀释和扩散的问题。在公司法中建立优先股制度，有利于丰富资本市场上的投资工具，为我国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工具，为企业的改革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一、优先股概述

优先股是对公司资产、利润享有更优越或更特殊权利的股份的总称。普通股与优先股是对“股东承担之风险和享有之权益的大小为标准”而进行的划分。优先股股东以经营决策方面的表决权为对价交换公司经济权益方面的优先分配权，因而优先股通常没有表决权。

优先股既具有股票的性质，又同时具有合同的性质，被认为是一种介于股票与债券之间的一种混合证券。优先股与普通股一样，其持有人是公司股东。优先股与普通股相比，在盈余分配、财产清算等享有优先特权，在表决权方面则受到限制。优先股的权利内容由优先股股东与公司协商并记载于公司章程及股东权利证书上，具有很强的合同性质。但是优先股与债券又有明显的区别。优先股本质上体现的是投资关系，而债券体现的是债务关系。优先股在盈余分配和剩余财产分配上位列普通股之前，但在债权人之后。

二、建立优先股制度的意义

在提倡金融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大环境下，建立优先股制度，对于我国的公司和股票市场均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丰富投资工具，减少市场投机

当前我国金融市场上的主体投资工具是股票，其他如债券、基金品种不多且规模不大。在股票市场又只有普通股可供投资。从股票市场的现状看，不确定的股利分配政策使大多数投资者将目光转到了股价变动上，加剧了这个市场的动荡。优先股是一种固定收益证券，这一点类似债券，可以为追求稳定收人流的中小投资者及厌恶过高风险的机构投资者所用，减缓普通股市场的投机压力。

(二)在股权融资的同时保持控股权

由于优先股一般没有表决权，所以常常被企业用来作为控股权工具。与优越表决权股和无表决权普通股不同的是，优先股由于是以表决权交换了在股利分配和剩余财产分配中的优先权，所以不被认为违反“一股一表决权”的原则。发行优先股不仅可以融资，而且避免了发行普通股融资所引起的股权稀释，有助于维持企业控股权。

三、对我国优先股制度的立法建议

2005年新公司法在立法上为优先股的设立提供了依据，授权国务院对普通股以外的其他种类股份另作规定。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务院并未出台相关规定。建议在现有基础上对公司法进行修改，增加优先股的相关规定。

(一)优先股一般规则。首先公司法有必要对优先股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建议将原公司法第132条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在其成立时或存续期间，可以创设在公司盈余分配和剩余财产分配中比其他类别股份享有优先权的优先股。公司章程需对排除该优先股的表决权作出规定。无表决权优先股股东享有除表决权以外的其他一切股东权利。”

为明确优先股的类型，应要求公司章程就优先股股利是否可累积，是否可转换为普通股以及转换条件，是否可回赎以及该回赎为强制性的或是自愿的，有无表决权以及行使表决权的限制做出明确规定。如果公司发行多个类别或系列的优先股，应就各个系列在股利分配和剩余财产中的序位进行规定。

(二)关于优先股股息的特别规定。股息优先分配权是优先股股东最重要的财产权利。股东大会有权决定是否分配股息，但优先股股东也应在公司长期拖欠股息时获得表决权的保护。因此建议公司法中规定:如果公司章程规定优先股的股息不可累积，且公司在当年会计年度结束时有盈余而未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对优先股股东进行分配，在实现该分配前优先股股东与普通股股东有同等的表决权;如果公司章程规定优先股的股息是累积的，且公司在当年会计年度结束时没有对优先股股东进行分配，则在公司分配股息并全部支付累积股息之前，公司不得对普通股分配股息。此外，当公司拖欠股息达到一定期限时，无表决权优先股股东的表决权恢复。

融资制度范文第4篇

【关键词】破产重整；重整融资；DIP融资

一、DIP融资概述

DIP融资制度（debtor-in-possession financing）是指企业破产重整的特殊阶段，立法者出于吸引新的注资以使企业能够顺利重整为目的而在法律上进行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主要是对DIP融资者的优惠性政策。最典型的就是债权特殊优先权的设置。DIP融资能够非常有效的解决企业重整中融资难的困境，就因为其设置的特殊优先权能够保证新债权的清偿，消除了DIP融资者的后顾之忧。

美国DIP融资制度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末的美国铁路行业、铁路公司的一次大调整，DIP融资前身当时被称为“receiver certificate”，其原理和现代DIP基本原理是一致的，利用的还是优先权机制。本文也以此为起点，讨论规则的具体设置及其发展变化。

二、DIP融资制度的前身―receiver certificate的来源

DIP融资制度的诞生，上述已论及，源于19世纪的一项制度“receiver certificate”。早期的美国铁路公司重整实施的是接管人制度，如果有任何一家铁路公司对债权人违约，那么任何一个债权人都可以向法院提起“creditor bill”要求法院指定一个管理人接管公司。[1]管理人在铁路公司漫长的重整期间为了保持运营必须解决其和供应商之间的支付问题，否则铁路公司将无以为继（主要是钢铁煤）。处于财务困境的铁路公司很少会手握重金，即便有一定现金也必须保证支付担保债权以及其他优先债权，资金稀缺且使用受限，所以资金需求非常紧迫。另一方面，对于供应商而言，面对困境企业很少会愿意签订新的合同，因为其债权清偿得不到保障，没有优先性，对自己不利而在一定程度上对担保债权人或者优先债权人有利。在这两难之下，重整的铁路公司最后的命运可想而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878年提出了六个月法则：只要在接管开始的六个月内发生的供应商债权可以全额即时支付。法院的观点认为铁路公司的其他优先债权人会乐于让供应商获得支付因为这对于公司重整恢复是必须的，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具有“共益性质”。后来六月法则的适用不断扩张，只要是对铁路公司维持运营所必要的债权（种类主要是作为劳动力和物质资料的对价债权）都可适用六月法则。[2]

六月法则虽然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对于困境中的铁路公司融资的作用仍然有限，其融入的主要是劳动力和物质资料而非现金，企业的现金流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授予了接管人在特定情况下签发接管证明（receiver certificate）的权利以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问题。[3]

接管证明实际上是一种由接管人签发的短期本票，并以铁路公司的全部财产对债权进行担保。最重要是其担保债权优先于铁路公司的其他任何债权甚至优于既存的担保债权。这一超级优先权极大地激发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最终为铁路公司重整融资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DIP制度的雏形也基本形成。

三、DIP融资的发展

刚开始的接管证明适用范围比较有限，但是随着这一制度的广泛运用，接管证明的理念也悄然开始转变。

接管证明之债优先的基础理论在于公共利益的优先性，他认定重整融资对于铁路公司维持的重要意义并由于铁路公司的性质具有公共价值，故其优先。另外，证明的适用必须符合目的要件，必须出于保护维续铁路公司担保财产的目的。不过随后的发展一次次地扩大了接管证明的适用范围，从维持担保财产到公司重整期间的运营事项，从铁路公司走向所有公司，并于1938年钱德勒法案最终以立法形式确立，现代DIP融资制度也随之诞生。

之后的1978年法案更是使DIP融资制度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张，融资的形式也更加丰富，融资优先权被分为三个级别：

首先，如果债务人能够以非担保债权形式融资，那么无须法院授权，债权地位相当于破产费用。

其次，如果债务人未能以上述方式融资，那么法院可以授予DIP融资者在破产费用中的首要优先权。

或者法院可授权给予其债权设定担保的机会。

最后，如果债务人财产都已经设置担保，那么法院可以授权DIP融资者在已担保财产上设定担保并获有优先权。

最后一种超级优先权由于极有可能对现有的担保债权人利益造成侵害，所以在美国其适用必须符合充分保护原则。主要方式有：（1）向担保债权人定期支付现金，其数额等于债权人担保物价值上的减少额；（2）提供追加担保或在其他财产上设定担保权益；（3）如果日后发现提供的充分保护并不充分，如提供保证的人无清偿能力，对于因此遭受的损失给予债权人以共益费用请求权地位。[4]

四、现代DIP融资的异化

从DIP制度设计者的初衷、制度的发展历程来看，其本来只是为了解决公司重整期间的融资问题而作的制度性安排。中心是围绕债权优先权的设置及一系列利益的重新分配和平衡。但是随着DIP融资的实践发展和市场的发达，DIP融资越来越成为一个公司治理问题，它逐渐成为公司重整期间DIP融资者与公司管理层之间争夺公司控制权的工具。而法律问题的中心也随之转移从如何设置规则吸引新的注资转向如何规制DIP融资带给公司治理可能的不利影响。

现代DIP融资协议可以分为loan-oriented和loan-control两种。前者是指融资方的目的仅在于影响公司的决策权而后者目的在于通过公司财产出让或其他方式最终转移公司控制权。

在前者融资协议中，可能的不利影响主要是两方面：首先是基于出资方的优先地位其可能向公司施加压力要求清算；其次就是混合担保问题。（混合担保是指原债权人重新注资并要求其获得的优先地位覆盖至其原债权）

在后者中，主要的问题在于融资协议可能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以及其他要求参与竞标的潜在的公司收购者。[5]

尽管存在很多争议和新问题，DIP制度对于公司重整融资而言，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美国破产重整中最具特色的制度之一。

参考文献

[1][美]DAVID A.SKEEL.债务的世界:美国破产法史[M].赵炳昊,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68-70.

[2]David A.Skeel.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 of debtor-in-possession financing.25Cardozo L.Rev.2003-2004,1910.

[3]Jarrod B.Martin.Debtor-in-possession Financing in the wake of the Great Recession.63U.Miami L.Rev.2008-2009.1206.

[4]Darla D.Moore.How to Finance a Debtor in Possession.6Com.Lending.Rev.1990-1991.5.

[5]David A.Skeel.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 of debtor-in-possession financing.25Cardozo L.Rev.2003-2004,1907.

融资制度范文第5篇

一、问题的提出

农地融资是指农民以自己所掌握的资源土地权利向金融机构进行借贷以解决资金问题。中国最早开始农地融资探索的地区有重庆、宁夏和福建，到目前为止全国大多数省都展开了农地融资试点，虽然如此，但与此相关的制度安排却并不完善。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内学术界对于农地融资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立法层面探析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可以进行融资。王利明认为立法肯定农地抵押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发挥农地的经济价值以便融资，满足农民资金需求。但梁慧星却认为现有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如果允许农地进行抵押融资，农民可能面临失去土地的巨大风险。二是从法理层面探讨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杨立新认为农村土地经营权是用益物权，只要扩大用益物权的权限就可以将农地经营权进行抵押收益。孟国勤认为土地经营权是财产利用权，可以充分利用与财产归属权地位相当的土地经营权进行融资。三是从金融制度层面对农地融资进行探讨。李延敏认为应该由政府推动建立专门的农地融资金融机构，对业务资金来源进行规范。丁振京认为可以通过设立土地银行对农地进行抵押融资，邓大才等则认为可以采用证券化的方式进行农地融资。总的说来，国内学术界对于农地融资制度的研究仍显不足，尤其是缺乏国内外农地融资制度的比较分析。基于此，笔者拟对农地融资制度成熟的德、美、日三国进行比较分析，剖析其不同的做法及其利弊，并结合中国农地融资实践，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农地融资制度。

二、中国农地融资初步实践及其问题

目前阻碍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资金短缺，而农村地区金融产品少、金融服务方式单一、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又难以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农民迫切希望能利用自身的唯一资源——农地来获得资金支持。但中国立法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原则上持否定态度，只允许经发包方同意的“四荒”地的土地使用权和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并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权证或林权等证书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可以抵押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范围过小，加之目前中国现行农地制度在权利流转方面的规定过于僵化，为农民的融资、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农地利用效率的提高设置了重重障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2008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意见》，并选择山东、宁夏等9个省（区）部分县（市）作为试点，联手共同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工作，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属于农村金融产品创新试点类别之一。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试行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此后，试点在全国逐步推开，多个省份进行了种种尝试。例如，湖南省在2009年省委省政府的1号文件中明确规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在长沙、株洲、湘潭三市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试点。”而福建、浙江、辽宁、江西、河南、重庆等地也有类似的文件出台。2010年7月， 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联合了《关于全面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指导意见》，对农村土地流转融资进行了肯定。2011年农业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农办、国务院法制办、国家档案局等六部门组织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工作，确定50个县（市、区）为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地区，农地融资迅速推进。至今，全国出现了多种农地融资模式：

（1）土地信用合作社（亦称土地银行）。土地信用合作社出现得比较早的是宁夏平罗县，它把存贷机制引入农地经营，以促进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具体做法就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成立土地信用合作社，农民将自己不耕种的农地存入土地信用合作社，土地信用合作社给予其一定的利息即土地存入费；需要扩大经营的农户支付一定的费用从土地信用合作社中贷出土地。土地信用合作社也可以将自己目前拥有的土地与其他的企业合作经营或者是转包。土地信用合作社制度缓解了农村目前土地抛荒与规模化经营之间的矛盾，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无法根本解决农民对生产资金的需求。

（2）土地金融公司。土地金融公司是国家开发银行在重庆进行的试点。2005年，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市分行在重庆实践银行、政府、社会中介和企业“四位一体”的信贷新模式，即由各区县政府组织专管机构、担保机构以及经办行等机构搭建融资平台，农民利用其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土地公司，向开发银行进行贷款。贷款的担保方是政府组建的农业担保公司，土地公司以其股权向农业担保公司进行反担保。这种抵押贷款方式的好处是既能绕开目前的法律困境，又能为农民筹措到生产资金。但这种方式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一是运作繁杂，二是由政府出面组建的农业担保公司进行担保，政府就存在金融风险，而政府作为行政机构是不宜介入市场行为的。

（3）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目前，全国大部分省都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地区，但在实践探索中，各地的做法又有一些区别，主要有以下三种做法：一是土地抵押协会制度。201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农村信用联社在河西镇农民自发搞起的“土地抵押”的基础上，尝试开展了以“农户土地协会”为纽带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农民在村队的领导下自主联合成立农地抵押协会，协会会员多户互相担保，一户向银行进行借贷，由互相担保的多户进行担保，贷款人若未能及时还贷，则由协会担保人进行还贷，而贷款人则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给协会和代为还款的担保人。这种制度是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用益的突破，赋予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可抵押的效力，农民获得了资金，而且在无法还款的情形下，银行并不直接处理农地，而是由协会成员来还款并处理贷款人的土地经营权，这样就不会改变农地的用途。二是土地协会结合第三人担保制度。在目前的实践中，采用这种方式的有黑龙江大庆等地。其具体运作方式就是成立土地协会，会员之间联保，增加第三方担保，第三方在贷款人向银行进行贷款时用自身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向银行进行抵押，作为第二保证。贷款金额不超过所抵押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价值的80%，由县一级农业管理部门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进行登记，银行对抵押物的价值进行评估。因为存在第二保证，这种抵押制度相对单纯的土地抵押协会制度而言，银行风险更为减少。三是个人直接借贷制度。目前采用此种制度的地区较多，如湖北、湖南、福建等省都有地方采用这种制度。具体做法是：农户个人直接向银行（多为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邮政储蓄银行）进行贷款申请，在证明其土地权属、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存在权利瑕疵后，由政府主管农村事务的行政机构进行登记备案；再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价值进行评估，银行在进行审核后，如果条件符合则发放贷款，如果农民在规定期限不能偿还贷款，则土地承包经营权归银行所有。这种制度在贷款过程中，手续较为简便，效率较高，农民也比较欢迎这种制度。但是这种融资制度存在一些问题，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缺乏法律依据；当农民无法偿还贷款后，土地承包经营权归银行所有，农民面临失地危险；土地承包经营权归银行所有后也会面临土地用途改变的问题。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现有农地融资实践虽然能较好地解决一些现实需求，但也暴露出几个主要问题：一是法律缺失。目前中国并没有从法律上承认农地融资抵押。作为一个法治国家，要保持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就必须从立法上规范农地融资，而不能仅以部门或地方政府的红头文件进行规定。二是制度不完善。目前对农村土地经营权的价值认定和土地经营权抵押登记都缺乏权威部门来规范操作，尤其是实践中各地对于价值认定标准不统一。实践中存在的农地融资运作模式，如土地银行模式、银行抵押贷款模式等，都属于各地的一种探索，因此一些具体的规章制度（比如抵押权人的资金来源、抵押人的还款方式）都不健全。三是缺乏监管。农地融资实践中实施农地经营权抵押的机构不统一，缺乏农地经营权抵押监管，这就可能造成抵押人无法还款时带来其他的风险。

三、德、美、日农地融资制度及其经验

（一）农地融资制度确立背景

德国农地融资的相关制度诞生于18世纪，其目的是为了抑制日益严重的农村高利贷对农民的压迫；进入19世纪，适应的需要，德国农地融资制度不断发展，农民可通过农地融资获得资金以进行土地平整和配套设施的修建。农地融资帮助农民在必要时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和获得农业生产所需的资金，使得农村经济得到进一步提升。德国现行有关农地融资的法律制度是《德意志农业地产银行法》，此法律于1949年制定，2003年进行修订。

美国有关农地融资的制度最早出现在19世纪。当时为了开发西部地区，政府采取无偿赠送土地等形式吸引国民拓荒进行农业生产，家庭农场成为主要的生产单位。由于家庭农场普遍资金不足，农地融资制度应运而生。发展到20世纪，经济危机周期呈现，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的打击，长期得不到恢复，于是政府牵头对农村经济进行扶持，相继制定了《联邦农业贷款法》、《农业信用法》、《联邦农业抵押公司法》等，通过设立土地银行来解决农业生产的资金难题。

日本的农地融资制度建立于二战后。当时农业生产资金匮乏，政府将原有的不系统的有关法律和制度进一步整理健全，以解决农业发展中最为关键的资金问题。日本现行有关农地融资的法律制度是《农业协同组合法》、《农林中央金库法》等，虽然不是专门的农地融资法律制度，但是里面的内容对农地融资的主要方面做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

比较这些国家农地融资法律制定的背景不难发现，其共同点就是为了解决农民农业生产发展中的资金难题。

（二）农地融资模式

德国、美国、日本三个国家的农地融资虽然都是通过抵押或类似的方式来解决资金难题，但是各国的具体操作制度还是有所区别的。

德国农地融资采取的是土地信用合作社加土地银行模式。这是一种典型的自下而上建立起的融资制度。有地农民自发组建土地信用合作社通过农地抵押解决资金问题，土地信用合作社发展到一定数量和规模的时候出现土地银行。土地银行经历了一个从民间到政府主导的过程，其主要作用仍然是为农民的发展获取资金。土地银行发行抵押债券融资，手段有了很大的突破。这样既能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的变革带来较为充足的资金，又能为金融流通领域带来新的投资渠道。抵押权人制作债券进行发行能较为迅速地获取资金，债券购买者可以因此获得潜在的利益。

美国农地融资采取的是政府土地管理局加联邦土地银行模式。这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建立的融资制度。政府出面建立农业信用管理局，设立专门的部门管理土地银行。因此，土地银行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资金。相当于土地银行暂时“购买了”农民手上的土地，再将其转化为债券进行发行，以从资本市场收回资金。显而易见，政府在农地融资制度的建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日本农地融资采取的是农协带领下的农业信用合作社加中央农林金库模式。日本农协是一个介于民间和官方之间的农民组织，其业务内容非常广泛，综合来说就是解决农民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性质的困难和问题，其中突出解决的重点问题就是农村农民资金紧张的问题。基层信用合作社、信用联社和中央农林金库都属于日本农协。农业信用合作社是由农民自发组织，共同解决自己困难的民间金融组织。从信用合作社到信用合作联社再到最高级的中央农林金库，三者之间存在资金往来，一步一步地将融资的规模和渠道拓宽，中央农林金库具有储蓄贷款和发行债券的功能，属于半官方的金融组织。

（三）农地融资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德国涉及农地融资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德意志农业地产抵押银行法》以及《德国民法典》和《德国担保法》。它们对融资制度中的当事主体即农民、信用合作社、土地银行之间的权利义务有较为详细的规定。农地融资最早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农民抵押土地获得资金。在融资过程中，农民作为抵押人，土地信用合作社和土地银行是抵押权人，向农民发放贷款获得抵押权。农民作为抵押人遵循的义务是将土地所有权证交付给合作社或者银行，先要保证所有权证的真实性以及不存在重复抵押的情况，然后填写贷款申请书，写明贷款的金额年限和还款方式以及利息，并向合作社缴纳一定的费用作为入会费或者是手续费，通过合作社银行贷款审核以后才能获得资金。这里实际上包含一个抵押权的登记公示过程，农民将土地作为抵押物，根据德国法律农民不得再任意转让土地，如有需要必须得到抵押权人的同意，合作社和银行成为抵押权人，获得相应的权利。在此，德国农地融资法律制度中的特色凸显出来——抵押权可以流通，甚至可以独立于债权，抵押权人为了收回资金获取不断的资金来源，可以将抵押权作为证券进行流通买卖。美国涉及农地融资制度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联邦农业贷款法》、《紧急农业抵押贷款法》、《农业信用法》、《农业抵押公司法》。美国农地融资的主要手段同样是农地抵押，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土地登记制度和地籍管理制度。Erik Stubkjaer认为：“抵押贷款的安全性取决于是否有一个良好的土地登记和地籍管理制度”。政府部门对农地进行登记造册，其登记内容包括面积，用途、所有权。当农地所有权要进行抵押融资时必须进行抵押登记，这样可以保证抵押物农地上不存在他人的抵押权，保证抵押权实现的安全性。另外与抵押权最终实现相关的重要制度就是对农地价值的评估。评估是由第三方专业机构来作出的，使得抵押物价值的确定科学、公正合理，这样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对抵押权的价值就不会存在争议，使抵押融资这一制度能良性发展并很好地运作下去。在抵押权人发放贷款后，抵押权也可以制作成抵押债券进行发行，与德国的土地债券不同的是，抵押债券的性质为债权、其流通领域更广，投资的潜力更大，但投资的风险也相应增加。

日本涉及农村土地融资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农业协同组合法》、《农林中央金库法》、《临时利率调整法》。在农地融资方面，政府起到了很大的主导作用。作为抵押权人的银行有专门的农林金库，也有非专业的商业银行。抵押过程中的资金来源不是直接从市场上募集，而是大部分由政府财政进行资助，因此，日本政府对抵押融资实施双重监管，既包括政府金融部门的监管，又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农林部门的监管，可以说，在农地抵押融资中，日本的监管制度是最为复杂和严格的，正是这样的监管法律制度使得抵押权人和抵押人的利益能很好地得到保障。

比较德国、美国、日本的农地融资法律制度可知，它们采用的主要方式都是抵押，但在具体做法上又有各自的特点，都是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而形成的，以有利于本国农业的发展。

四、加快中国农地融资制度建设的建议

（一）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法律制度

农民在生产中遇到资金瓶颈，现行的小额担保贷款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农民能够进行融资的重要工具就是农地承包经营权。目前来看，各地农民对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的需求是很强烈的。如果立法部门一直不能出台符合实际的法律法规，而对目前各地开展的各种试点和探索保持沉默，这将会不利于中国经济安全稳定地发展。借鉴德国、美国的做法，结合实践，笔者认为应对目前有关农地承包经营权方面的法律进行修改，比如在《物权法》、《担保法》、《土地承包法》中明确规定农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进行抵押，并针对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建立专门的法律法规，比如《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法》、《农地抵押监管法》，出台一系列的配套法律法规可以使得这一融资方式更安全更具有活力。

（二）建立健全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登记制度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如果要能够进行抵押融资，那么首要的就是产权明晰，要有完善的土地管理制度和抵押登记制度。美国、德国等对农地有严格的登记管理制度，这样既能保障农民的权利，又可以防止滥用农地融资。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应该对每一农户拥有的农地使用权进行详细描述登记，使得使用权行使的对象明确。

（三）构建科学的农地承包经营权价值评估制度

对抵押物进行合理科学的评估，对其价值进行确定，是关系到抵押贷款数额的关键。德国在将农地抵押权制作成证券进行流通时非常重视对农地本身价值进行评估。一般由专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如评估存在不实，评估机构需承担民事责任进行赔偿。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中国应建立专门的农地承包经营权价值评估制度，并且农地承包经营权的评估应该由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来进行，如专门的农业管理部门或者是社会中介结构，而不是由抵押人或者抵押权人来确定，这样才能保证抵押物价值的稳定性，保证抵押权最后实现。

（四）规范农地承包经营权融资运作规程

农地融资制度需要对运作过程和运作细节进行科学细致的设计。农地融资中抵押权人的借贷资金来源渠道可以多样化，可以先由政府出资借贷一部分作为启动资金，其他的资金可以通过农民自由集资、农村信用合作社资金或集合社会资金来解决。为了防止农民失地，可以规定其只能抵押一部分农地承包经营权或者规定最高抵押贷款的限额。农民还款方式应采取多种形式，如可以考虑分期还款。这些具体的运作措施要符合中国的具体情况，而不能照搬国外的某些做法。比如将抵押权制作成债券进行流通融资就不符合中国目前的状况，但随着金融市场的成熟，中国也可以逐步发行债券进行融资。

（五）建立农地融资金融监管制度

为了维护农地融资金融机构的安全性、稳定性，防范金融风险，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对其进行监管。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设立双重监管，一方面由专门的金融监管部门来监管银行的农地融资业务，另一方面由农业管理部门来监管农地融资过程中有关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中抵押登记、价值评估、回购等方面的事项，以保证此项融资制度能够良性发展。

（六）完善农地融资的配套制度

农地融资制度的建立还需完善一些配套制度。农民土地融资后存在各种风险，为此应该建立起完善的农村社会基本保障体系，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一系列制度，这是防范农地融资风险的基本底限，以解决农民土地交易的后顾之忧。同时应建立农民融资后土地的优先使用制度，比如建立优先竞购制，即在农地抵押权实现时，同等条件下，作为抵押人的农民享有优先竞购权；或者是优先承租制，即对于抵押权人对抵押农地依法出租时，同等条件下，抵押人对该农地使用权享有优先承租权。

融资制度范文第6篇

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水平的不同，以及社会经济制度和历史过程的差异，各国（地区）形成了适合自己市场实际情况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这些制度可以概括地归结为两大类，市场化融资融券模式和专业化融资公司模式。在市场化融资模式中，证券公司主要通过货币市场向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通过信贷、回购和票据融资，融资融券交易均表现为典型的市场行为，欧美的主要工业化国家实行的就是这种市场化的融资融券制度。在专业化融资公司的模式中，证券公司必须向经过特批的证券融资公司筹借资金，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台湾等实行的是这种专营的融资公司模式。

（一）美国的融资融券制度

在美国现行体制中，对证券公司的融资融券活动进行管理的部门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的管理是建立在《1933年证券法案》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基础之上的，此外美联储还先后颁布了4个有关信用交易的规定。除美联储外，证券交易所和证券公司协会等自律机构也从自身的角度制订了一系列的规则和条例来约束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作为对联储的法规和行政监管的重要补充。如纽约证券交易所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信用交易账户操作的细则，以保证联邦有关法规的实施。证券公司在融资交易方面的自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对客户进行融资时，严格遵守联储和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要求自己客户信用账户中的保证金比率一般都高于联储所规定的比例，常规保证金维持率也高于交易所的规定。二是证券公司在向银行申请转融通时，必须严格按照联储和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得随意挪用冻结的证券。另外，为了加强整个证券公司的规范水平、防范各种法律合同风险，证券公司协会还制订了标准化的信用交易账户开户合同和借券合同，对账户的操作和证券公司融资融券活动通过法律的条款加以界定。

美国的市场化信用交易模式，是建立在发达的金融市场，以及包括证券公司在内的金融机构比较完整的自主性基础之上的。在美国信用交易体系下，基本上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美国融资融券交易的最大特征就是高度的市场化在美国的信用交易模式中，监管当局从活跃市场同时又要有效地防范风险的目标出发，制订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规则。在制度所限定的范围内，融资融券交易完全由市场的参与者自发完成。在融资融券的资格上，几乎没有特别的限定，只要是资金的富裕者，就可以参与融资，只要是证券的拥有者，就可以参与融券。而证券公司之间，同样可以相互融资融券；证券公司与交易客户之间，只要建立在“合意”的基础上，实际上也可以进行融资融券的活动，比如出借证券、使用客户保证金等等；银行的参与方式则以资金转融通为主，同时也向证券公司提供借券，而其他金融机构（养老金、保险公司等）则积极参与借券的转融通。这种信用交易主体的广泛性，源于美国金融市场的发达。

2、信用交易体系与货币市场回购市场紧密联系

在美国的信用交易中，不仅融资融券主体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时信用交易体系与货币市场、回购市场紧密结合。美国的货币市场基本上是对机构开放的，各个机构都能够在货币市场上进行交易，获得开展信用交易所需的资金或者证券。而在货币市场中，使用最为广泛的工具就是债券回购。回购工具的广泛使用，源于美国透明的货币市场以及完善的信用基础。另外对于证券公司的短期资金需求而言，抵押贷款和融券也是广为采用的方法。

（二）日本的融资融券制度

日本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证券抵押和融券的转融通完全由专业化的证券金融公司完成。在这种专业化证券金融公司的模式中，证券公司与银行在证券抵押融资上被分隔开，由证券金融公司充当中介，证券金融公司居于排它的垄断地位，严格控制着资金和证券通过信用交易的倍增效应。

为什么日本选择了由证券金融公司主导的专业化模式呢？应该说，金融体系和信用环境的完善程度，往往与信用交易模式的专业化（或者市场化）程度密切相关，大凡金融市场越不发达、信用环境越薄弱，对专业化机构监控的依赖性就越大，这就是日本在战后发展中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内在原因。

日本的专业化融资融券模式具有以下特征：

1．证券金融公司的垄断专营地位

从负债结构来看，日本的证券金融公司主要是通过向资金和证券的拥有者融借证券和资金，来维持自己的转融通业务。同时日本证券金融公司的自有资本的比例很小，为2．5％。如此小的自有资本规模，只有在政府支持和垄断专营的基础上，才能够维持业务的正常运行。实际上，由于证券公司不能够直接向银行、保险基金等机构融取证券，其它金融机构如果需要借出证券，一般是要将其转借给证券金融公司，再由证券金融公司附加一定比例的手续费后将证券融借给证券公司。而在融资方面，由于证券公司可以部分参与货币市场以及从银行获得抵押贷款，证券金融公司对融资方面的垄断性要小一些，是一种“准垄断”的状态。

2．信用交易操作层级分明

在日本的专业化信用交易模式中，客户不允许直接从证券金融公司融取资金或者证券，而必须通过证券公司来统一进行。证券公司除了部分资金以外，也不能够直接从银行、保险公司等机构那里，获得信用交易所需要的证券或资金。这样，证券金融公司便成为整个信用交易体系中证券和资金的中转枢纽。大藏省只要通过控制证券金融公司，就可以调控进出证券市场的资金和证券流量，控制信用交易的放大倍数。

3．日本证券金融公司在证券公司资券转融通中的地位正在逐步下降

导致证券金融公司转融资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银行与货币市场的资金使转融通需求发生分流，证券公司越来越多地通过短期借款、回购等方式从其他渠道获取所需资金。但与转融资的情况相反，证券金融公司为证券公司提供的借券额占证券公司总借券交易额的比重却越来越高，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证券金融公司在转融券业务中的垄断地位。

像日本这种职能分工明确的结构形式，确实便于监管，也与金融市场的欠发达相适应。但其在一定程度上损失了资源快速配置的效率。

（三）台湾的融资融券制度

台湾的融资融券制度虽然是与日本相似的专业化证券金融公司模式，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差异，就是实行了对证券公司和一般投资者同时融资融券的“双轨制”。

在台湾所有的证券公司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经批准可以办理融资融券业务的机构，其余的证券公司则没有营业许可。获得融资融券许可的证券公司可以给客户提供融资融券的服务，然后再从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而没有许可证的证券公司，只能接受客户的委托，代客户向证券金融公司申请融资融券。这样证券金融公司实际上一面为一部分证券公司办理资券转融通，同时又直接为一般投资者提供融资融券服务。

在“双轨制”的结构中，有融资融券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既可以通过证券抵押的方式从证券金融公司获得资金，也可以将不动产作抵押向银行和其他非银行机构融资，因此，证券金融公司并不是资本市场和货币资金市场之间的唯一资金通道，而是专门以证券质押的方式获取资金的特殊通道。

从台湾信用交易制度的历史进程和现实状况来看，基本上体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证券金融公司处于既垄断又竞争的地位

在台湾的信用交易模式中，一方面根据台湾金融市场的欠发达现状，采取了专业化集中信用的形式，另一方面又力图在各个方面充分体现出市场竞争的特点。台湾有四个证券金融公司，但并不象日本那样，一家几乎完全垄断市场，而是在信用交易提供转融资上展开市场竞争。另外，从资本规模上也比较接近。这种四家竞争的形式促进了证券金融公司的效率。由于近似有效的市场竞争，证券金融公司比较注重市场运作与风险的控制。

2．客户信用交易并非必然集中于证券公司，证券金融公司的职能逐步从转融资过渡到直接融资

台湾的证券公司只有一小部分具有信用交易资格，可以为客户直接提供融资和融券的信用交易支持，而大部分的证券公司只能接受信用交易客户的委托，转而向证券金融公司办理转融通。而客户也可以选择，是从证券公司直接获得融资和融券，还是直接向证券金融公司申请融资和融券。所以，证券金融公司在资券转融通业务日渐萎缩的情况下，更多地转向直接为个人投资者提供资券融通，成了一个市场化的融资公司。

3．证券金融公司的资券转融通业务日渐萎缩

台湾的证券公司，尤其是有信用交易资格的证券公司，在信用交易中越来越多地利用货币市场的融资工具，而逐渐减少对证券金融公司的依赖，这导致了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业务的萎缩。

二、我国证券公司融资融券现状分析

（一）我国证券公司融资融券的现状

证券公司可支配资产的多少是决定其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参数之一。因此，国内外券商都非常重视融资融券业务。由于我国股票市场还没有做空机制，因此目前国内券商尚无法进行融券交易。

证券市场发达国家的券商融资渠道比较通畅，券商的资产负债率相当高。如美林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95%，所有者权益仅为5%，这意味着95%的资金来自于别的融资渠道。一般说来，公开上市是国外许多知名证券公司融资的重要渠道。美国的十大券商都是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的股份公司，其中不少还在多个交易所同时上市。此外，国外券商的融资渠道还有发行金融债券、进行特种信用贷款、同业拆借、票据融资、国债回购和抵押债券等方式。

相比之下，国内券商的融资渠道就显得乏善可陈。除自有资金外，我国券商融资的主要方式有：

一是同业拆借。1999年8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为证券公司同业拆借业务提供了一条合法通道。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成员总数已经由1998年的171家、1999年的319家增加到2000年的464家，目前已经达到495家。2000年，信用拆借全年成交6728.07亿元，较上年增长104%。

二是国债回购。目前，我国国债市场由银行间市场与交易所市场两个相互分割的市场组成，大部分证券公司只能在交易所市场交易，而国债的最大买家——商业银行只能在银行间市场交易。从1997年起，我国国债市场就一直以银行间市场为中心。交易所市场虽然交易活跃，但由于发行量小，债券供不应求，导致回购利率高企，特别是在新股发行时尤为明显，券商融资成本较高。2000年，我国国债回购全年成交15781.74亿元、较上年增长299%，现券买卖全年成交682.68亿元、较上年增长782%。

三是股票质押贷款。2000年2月13日，央行和证监会联合《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以自营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作抵押向商业银行借款，从而为证券公司自营业务提供了新的融资来源。股票质押贷款具有的乘数效应使券商能以低成本扩张并获取高收益，但券商提高了收益的同时负债也相对上升，风险也自然增加。因此管理层对该项业务作了较严格的资格认定，目前我国只有部分券商获准进行股票质押贷款业务。

总体而言，我国券商的融资业务存在渠道窄、数量少、比例小的特点。融券业务至今还没有开展，债务融资也只处于起步阶段。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严格限制。1999年的《证券法》第35、36、141条明确规定：证券交易以现货进行交易，证券公司不得从事向客户融资或者融券的证券交易活动；证券公司接受委托卖出证券必须是客户证券帐户上实有的证券，不得为客户融券交易；证券公司接受委托买入证券必须以客户资金帐户上实有的资金支付，不得为客户融资交易。《证券法》第133条规定：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证券公司的自营业务必须使用自有资金和依法筹集的资金。也就是说，在我国当前的法律框架下，强调现货交易，既限制券商通过融资融券进行自营业务，也限制其向客户提供融资融券服务。

（二）拓展融资融券渠道的必要性分析

在证券市场的起步阶段，券商自身的风险内控机制尚未健全，各种配套的监管措施尚未完善，因此从微观层次上看，严格的分业经营势所难免，但从宏观层次上看，银行与证券、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必须在最高层次上融合，这也是当今国际金融业的整体趋势。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发育，以及应对加入WTO后国外券商的激烈竞争，拓展券商的融资融券渠道已是摆在管理层及券商面前的当务之急。

1、券商扩大可支配资源、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需要

证券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产业，资产规模直接决定了券商的竞争力。我国券商与国外同行相比，其一大劣势是自有资本金不足，总资产规模小。如2000年我国101家券商的资产总额为5753亿元（含客户保证金），净资产总额为236.4亿元，平均每家券商的总资产、净资产分别仅为57亿元和2.34亿元。从1999年起我国券商掀起了一波大规模的增资扩股运动，但截止2001年底，券商总资本金才刚刚突破800亿元，平均每家不到7亿元。相比之下，美国1998年底券商总资本金达1045亿美元，总资产达19739亿美元（不含客户保证金）。2000年我国券商业务价值量排名第一的海通证券的营业收入为28.94亿元人民币，而同期美国最大的摩根斯坦利添惠公司营业收入为454.13亿美元，前者仅为后者的0.77％。现在我国已经加入WTO，国内券商很快就要和国外的投资银行“巨无霸”在同一平台上展开公平竞争，这样小的资产规模，如果没有一条通畅的融资融券渠道的话，如何能与国际大投行竞争。

2、现有融资渠道的有效程度不足

从美国、台湾的融资融券制度看，券商的债务融资主要来自银行、证券金融公司和货币市场。其中，回购协议正在成为券商融资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渠道，逐步代替传统的证券抵押融资方式。而我国目前阶段由于货币市场的发展相对落后，交易工具的种类少，交易规模小，参与机构也少，而且证券公司自营帐户中以股票持仓为主，可以用来作回购交易的债券数量有限，因此，回购市场尚不能很好地满足我国券商的融资需求。拆借市场上融资不用证券作抵押，融资风险比较高，银行出于自身安全性考虑对融资额度有较严格的限制，因此同业拆借所能获取的资金是有限的。另外，同业拆借和国债回购都不能满足券商对中长期资金的需求。证券质押融资具有一定的风险，尤其是银行很难对券商或投资者融资取得的资金投向进行有效的监控，加之我国股票市场实际运行过程的不规范性，因此监管部门对证券质押融资作了严格的资格认定和比例限制，使其至今仍处在起步阶段，市场规模很小。因此，我国现有的几种券商融资渠道，都由于其本身的缺陷性或政府管制行为，而不能很好地满足券商对资金的需求。因此，我们有必要寻找一种新的券商融资方式，或者改进现有的融资手段，使其能更好地为券商融资服务。

3、有利于活跃交易市场

与证券交易相关的融资融券属于信用交易，而信用交易可利用保证金比率这一杠杆，有效地放大参与市场交易的资金量，从而活跃交易市场。总体上说，我国股票市场的交投一直比较活跃。以1998年为例，纽约和东京交易所的换手率分别为69.9%和34.1%，台湾证券交易所的换手率为314%，而我国1998年为515%（上海A股，下同），1999年为428%，2000年为498%，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也高于台湾。我国股票市场能维持活跃的交易，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一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政府对股市的大力支持；二是我国金融体系的封闭性使投资者缺乏其他高效的投资渠道；三是我国股市正处于起步阶段，市场运行尚不规范，散户比例大，做庄盛行，投机性强。随着我国加入WTO后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以上三个有利于股市活跃的因素将逐渐淡化，同时一些新的市场变数已开始显现：一是市场监管力度加强，大量违规资金将撤离股市；二是市场扩容速度加快，对资金的需求增加；三是我国即将推行国有股流通方案，虽然方案还没有最终确定，但大量国有股的流通，无疑需要巨额承接资金。因此，未来我国股市的资金面并不宽裕，市场交投将逐渐趋于平和。而证券市场要实现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维持一定的交易活跃程度是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拓展券商的融资融券渠道，进而活跃股市交易，是应时之需。

4、建立完善的融资融券制度，能起到价格稳定器的作用

我国股票市场属于典型的单边市，只能做多，不能做空。也就是说，投资者要想博取价差收益，只有先买进股票然后再高价卖出，由此导致市场一味地追高，市盈率高企，股价远远脱离基本面。一旦市场出现危机时，往往又出现连续的“跳水”，股价下跌失去控制。据统计，从1996年到2001年，我国股票市场的年平均波动幅度达40%（按上海综合指数计算）。而在完善的融资融券制度下，市场本身具备了价格稳定器的作用。其原理是：当市场过度投机导致某一股票价格暴涨时，投资者可通过融券，沽出这一股票，从而引致股价回落；相反，当某一股票被市场过度低估时，投资者可通过融资买进该股票，从而促使股价上涨。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完善的融资融券制度下，价格稳定器才能发挥作用。在没有融券交易的配合下，融资交易不仅不会起到价格稳定器的作用，反而会制造市场虚假信息，破坏市场供需平衡。因此，我国在建立融资融券制度时，应注意两者的协调发展。

5、从长期来看，通过融资融券沟通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有利于释放金融市场风险。

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是两个既相对独立又紧密相关的金融子系统，供需的变化和市场的割裂将不可避免地在这两个系统中产生风险积累，如果风险长期得不到分散和消弭，将使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过度膨胀而危及国民经济的发展。当前，我国的金融风险已经不可忽视。一方面，银行存款大量增加，目前已超过7万亿元，且每年的增量在8000亿元以上，存款的迅速增加与银行“惜贷”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导致银行单位资产赢利下降和总体资产质量恶化。另一方面，证券市场因其快速发展和高额回报所引致的对资金的大量需求得不到很好地解决，于是违规事件时有发生且屡禁不止，如银行资金违规入市、券商挪用客户保证金及向客户融资融券进行非法交易等。这些状况说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都已具有相互渗透的需要和冲动，人为的割裂非但不能解决这种矛盾，反而会引发更大的风险和危机。因此，当前应逐步放开对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管制，使银行资金能合法、受控制地进入证券市场，从而缓解和释放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

三、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

（一）主导思想：建立过渡性专业化证券金融公司

从美国、日本和台湾的制度比较中可以看出，一国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的选择从根本上说是由该国的证券市场发展水平和经济制度的结构特征决定的。美国的制度是在市场的历史进程中自发地形成和发展，并由法规制度加以限定和完善的。日本和台湾的制度都是战后在证券市场欠发达、交易机制不完善、整个金融制度不健全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其制度从一开始就有别于美国，具备中央控制的性质。

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市场运行机制尚不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市场参与者的自律意识和自律能力也相对较低，因此难以直接采用市场化的融资融券模式，而应吸取日本和台湾的经验和教训，建立过渡性专业化的证券金融公司模式，等时机成熟后再转为市场化模式。同时，应注意到我国属于“转轨经济国家”这一现实，证券市场中仍有许多地方有别于他国，如国有股问题，A、B股问题，银行、券商、上市公司以国有控股为主等等，因此在建立自己的模式时，应充分考虑到我国的特殊国情，制定有中国特色的证券金融公司制度。

建立我国的证券金融公司应充分注意到其过渡性。从日本和台湾的经验来看，证券金融公司曾在活跃市场、融通资金和控制风险等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证券市场的逐步成熟，这种专营性的证券金融公司已越来越难以适应市场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它在融资融券市场中的份额逐年下降，另一方面它越来越难以胜任日渐增多的市场职能，在运行中出现了业务大、责任重、风险集中的状况。因此，我国在建立融资融券制度时，从一开始就应明确市场化的融资融券制度才是最终的选择，建立证券金融公司只是一个过渡的桥梁。在制度设计中，应使其尽量精干并易于调整和过渡。在数量上，宜控制在3家左右；在功能上，应尽可能采取市场化的运行方式，减少政府过度干涉，防止权力和责任过于集中。

（二）建立证券金融公司的意义

1、有利于监管部门对融资融券活动进行监督控制

我国证券市场是建立在公有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对包括证券市场在内的所有市场都进行调控，这与美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自有市场经济有着本质的不同。在美国模式中，风险的控制由市场参与者以自律为原则自发地实现。证券公司和银行直接发生个别融资融券交易，中央监管部门对市场整体的融资融券活动难以有及时而全面的了解，也难以对交易活动实行有效的监督；证券交易所作为第三者可以对融资融券活动的结果进行监督，但很难对交易过程实行监控，也难以防止交易双方发生不规范的内部交易。而专业性的证券金融公司，作为融资融券市场的唯一窗口，可以随时掌握整个市场的融资融券情况，并在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完成对证券公司的融资融券服务。公司的性质、地位及其与监管部门的关系决定了它在提供服务时将履行严格的自律准则，降低风险和防范不规范行为的发生。

2、有利于融资融券活动的顺利进行

在证券金融公司模式下，各个银行将资金或证券贷给证券金融公司，再由后者转融给各个证券公司，这使融资融券活动的传递链单一化，在机制上比较容易理顺。相反，如果各个银行将资金或证券直接贷给证券公司，由于参与主体繁多，可能导致融资融券市场的无序化，不利于市场监管，尤其是对银行现有的管理水平及其人员的技能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此外，银行与证券的存管、清算、登记等业务机构分属不同的管理系统，在协调上存在一定的难度和障碍，这也限制了银行和券商之间进行直接的融资融券活动。

3、有利于降低融资融券的系统性风险

融资融券不可避免地含带着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在我国目前融资融券制度和有关法律制度欠完备的情况下，银行出于对贷款安全性的考虑，对券商的融资融券需求可能显得不够热心。通过建立专业化的证券金融公司，凭籍其高于券商的信用水平以保证贷款和利息收入的安全性，可大大消除银行的顾虑，增强银行乃至整个社会对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安全性的信心，从而有力地扩大券商的融资融券通道。

（三）证券金融公司的制度框架和运作机制探讨

1、自有资本的筹集

从股东结构上看，日本和台湾的证券金融公司的最大股东都是各类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和交易所，这使证券金融公司具备了较高的信用水平和中立性，值得我国借鉴。未来我国的证券金融公司，可由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以及其它有实力的投资公司、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共同投资建立。

证券金融公司资本充足率的设定，直接影响到其资产规模、信用水平和运行质量。台湾要求证券金融公司的负债总额不能超过其资本净值的11.5倍，相当于最低资本金充足率8%；相比之下，日本证券金融公司的同一比率仅为2.5%，其资本金比率很低，且债务中几乎全部为短期债务，要求高效率的流动资金管理技能。考虑到金融机构的性质及本着稳健的原则，我国证券金融公司的最低资本金充足率设定在8%比较适宜。

2、明确不同部门的职能权限

融资融券的交易过程比较复杂，牵涉面也较广，因此美国、日本、台湾都对此作了非常细致和具体的规定。我国证券市场发育程度尚低，市场参与者自律性较差，因此更应事先制定较完备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明确各方的权限和职责。我国法规的结构设计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商业银行的主管机构，制定有关银行向证券金融公司提供资金的渠道、方式和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作为中央证券监管机构，制定证券金融公司向证券公司或投资者提供资券转融通的管理办法，并由证券交易所对有关交易、存管、结算等方面制定出细则作为补充。证券金融公司成立后，再根据以上两个方面的总体法规制定出具体的操作规程，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制度氛围。

3、业务职能的设定

证券金融公司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的资金通道之一。日本的证券金融公司只能向证券公司进行融资融券，而与投资者的融资融券必须通过证券公司转融通；台湾实行对证券公司和一般投资者同时融资融券的“双轨制”，并对证券公司进行分类，只有约三分之一的证券公司有办理融资融券业务的许可，其它的证券公司只能为客户办理资券转融通。我国在设定证券金融公司的职能时，可同时借鉴日本、台湾的经验，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考虑制定以下分阶段的实施步骤：

（1）对券商的融资融券资格设限，只有那些具备一定规模、资产质量良好、守法经营的券商才有资格申请融资融券业务。券商规模控制在近期无重大违规行为的综合类券商。

（2）在证券金融公司建立之初，规定其只能向证券公司进行融资，而不得向后者进行融券，也不得直接向投资者进行融资融券。证券公司可以向投资者融资，但不得融券。

（3）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如1年后），放开证券金融公司直接向投资者进行融资，但仍不得向券商或投资者从事融券业务。

（4）在我国的做空机制建立起来后，放开证券金融公司向券商和投资者从事融券业务，同时券商也可以向投资者融券。

当融资融券制度最终建立起来后，其运作机制如下图所示：

4、建立信用管理机制

融资融券交易有较强的倍乘效应，能在短时内大规模增加交易额度，从而增加市场风险。因此，为防止交易信用的过度膨胀，应设立一套有效的机制对其进行管制。考虑到我国的证券公司尚无办理证券抵押融资业务的经验而且自律程度低，与早期的台湾证券市场相仿，因此在设计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时，可较多地参照台湾的管理办法，注重对各个级别的信用额度的控制，强调以保证金比率为基础控制因市价变动形成的市场风险，以及以资本金比率为基础控制证券公司的债务风险。同时，对美国、日本的成功之处，也要有选择地学习参照。具体措施包括：

（1）可用作融资融券交易的证券的资格认定

不同证券的质量和价格波动性差异很大，将直接影响到信用交易的风险水平，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证券都适合作融资融券交易，而应对其进行资格认定。资格认定权可归属证券交易所。现阶段，可考虑规定流通股本在3000万股以上，股东人数在2000人以上，具有一定交易规模的公司股票才可以用来作融资交易或抵押。融券用的证券资格应比融资的证券更高，可规定流通股本在4000万股以上，股东人数在3000人以上。当然，在运行过程中，交易所应根据股票的市场表现和公司的情况随时修订具有融资融券资格的股票名单。

（2）对市场整体信用额度的管理

包括对融资保证金比率和融券保证金比率的动态管理。融资保证金比率包括最低初始保证金比率和常规维持率，借鉴台湾的经验，现阶段我国这两个比率可考虑设定在60%和30%。也就是说，券商在融入资金购买证券时，必须交纳60%的保证金，并把购得证券交给证券金融公司作抵押。当证券价格下跌导致保证金比率低于60%时，证券金融公司将停止向该券商继续融资，当保证金比率低于30%时，证券金融公司将通知券商补交保证金，否则将强行卖出抵押证券。券商的保证金可以是现金，也可以是符合条件的证券。当用证券作保证金时，还应设定另外两个指标：一是现金比率，即券商的保证金不能全部是证券，而必须包含一定比例以上的现金。现金比率可设定为20%；二是担保证券的折扣率，即用作保证金的证券不能按其市值来计算，而应扣除一定的折扣率，以降低证券价格过度波动带来的信用风险。担保证券的折扣率与证券的类型有关，政府债券可按10%计，上市股票可按30%计。

融券保证金比率也包括最低初始保证金比率和常规维持率，可分别定在70%和30%。其含义和融资保证金的最低初始比率和常规比率一致。

（3）对证券机构信用额度的管理

包括对证券金融公司的管理和对证券公司的管理。借鉴台湾的经验，对证券金融公司的信用额度管理可通过资本净值的比例管理来实现：一是规定证券金融公司的最低资本充足率为8%；二是规定证券金融公司从银行的融资不得超过其资本净值的6倍；三是证券金融公司对任何一家证券公司的融资额度不能超过其净值的15%。

对证券公司的管理同样可通过资本净值的比例管理实施：一是规定证券公司对投资者融资融券的总额与其资本净值的最高倍率，台湾规定为250%，考虑到我国证券公司的资本金比率远不及台湾，因此可考虑将这一倍率定200%；二是每家证券公司在单个证券上的融资和融券额分别不得超过其资本净值的10%和5%。

（4）对个别股票的信用额度管理

对个股的信用额度管理是为了防止股票过度融资融券导致风险增加。可规定：当一只股票的融资融券额达到上市公司流通股本的25%时，交易所将停止融资买进或融券卖出，当比率下降到18%以下时再恢复交易；当融券额已超过融资额时，也应停止融券交易，直到恢复平衡后再重新开始交易。

5、建立严格的抵押证券存管制度

证券存管是融资融券的一个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资券借出方的资产安全。在美国、日本和台湾的制度中，美国的存管制度是最完善的，相反，台湾的制度过于僵死。因此，在设计我国的融资融券制度中有关抵押品存管的机制时应更多地参鉴美国的运作机制。其关键步骤包括：

一是将用于融资融券抵押的证券与自营帐户中的其他证券分开管理。为此证券公司应另外建立融资交易帐户，将所有抵押证券置于该帐户中，并规定证券公司在偿还债务之前不得挪用。

融资制度范文第7篇

融资融券不仅活跃市场，还可以给券商带来可观的收益。到目前为止，市场深沪两个市场的融资融券余额已经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按照5%的收益计算（剔除了券商的资金成本），每年可以给相关的券商带来100多亿的净收益。

可见，融资融券对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也正因为如此，需要我们认真观察融资融券制度是否存在瑕疵，或这些制度在执行的过程中是否存在不到位的地方。

根据笔者的观察，交易所的融资融券制度在风险控制方面的确存在漏洞，有些条款只进行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影响其可操作性，使很多风险防范措施基本上成为摆设。

例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试点实施细则》，为了防范市场操纵风险，交易所对市场融资融券交易进行监控。当融资融券交易出现异常时，交易所可视情况采取以下措施并向市场公布：

（一）调整标的证券标准或范围；（二）调整可充抵保证金有价证券的折算率；（三）调整融资、融券保证金比例；（四）调整维持担保比例；（五）暂停特定标的证券的融资买入或融券卖出交易；（六）暂停整个市场的融资买入或融券卖出交易；（七）交易所认为必要的其他措施。

但到目前为止，只启动了其中的第五条款，分别对燃控科技（300152）和华泰300ETF暂停融资买入，理由都是融资买入余额都超过了流通市值的25%。而对那些股价明显有异动的股票并没有采取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显然，有人通过不断融资买入推高股价，当股价快速上涨后可以获得更多的融资。这是典型的利用融资杠杆来操纵市场价格的行为，交易所应该及时启动上述风险控制措施中的第（二）条款（调整可充抵保证金有价证券的折算率）或第（三）条款（调整融资、融券保证金比例）。

当然，还可以采取更简单的措施，限制有关信用账户的融资行为。

但现实的情况却是，交易所对类似冠豪高新股票的“异动”并没有采取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导致这种“不正常”交易行为持续发生，使该股票累积的风险不断增加。近日，监管部门对该公司的高管涉嫌违规交易进行调查，股价随之出现大跌，其市场风险已经开始暴露。从公开数据看，该股票在4月19日以后融资买入的余额增加了约15亿人民币，现在都处在被套的状态，如果该股价进一步下跌，这些在高位融资买入的股票就要被强行平仓，一旦出现强行平仓的行为，股价将会出现连续跌停板的现象，出现恶性循环。该股票很可能成为融资融券制度实施以来第一个风险教育案例。

为了防范融资融券的市场风险，笔者建议融资融券的风险控制措施进行细化，对“异常交易行为”作出具体的规定，使其更容易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