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

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第1篇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来关于富民强国的经济观点、理论、学说的概括和总和，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国兴起的新学科，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它是在中国国情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学习并借鉴西方经济发展经验、追求并实现现代化的具有中国风格的经济理论体系。武教授几十年的潜心研究铸就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的一系列学术成果，新作《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第二版）一书（以下简称《研究》）2011年3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笔者作为该书前后两版的责任编辑，对于武教授的研究及其成果很熟悉、很赞同。《研究》一书层次清晰、观点鲜明、论述充分、立意新颖，注重“论从史出、人从论出、史论结合、精于评论、把握脉络、重在发展”的基本方法，系统研究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学科建设与理论专题，从学科架构、专题研究与学术评论三个方面客观、准确、公允地阐释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产生、发展、完善以及创新的过程、条件、内容、特征及其内在逻辑性。本书明晰的结构、丰富的内容与深入的研究充分体现着武教授从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开始，到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整体研究这一过程的艰辛与执着，是作者长期从事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真实写照与理论结晶，从而把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

一、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学科建设的创新

武教授首倡并长期研究中国现代经济理论这一新学科，他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开始，对于这一新研究领域的对象、任务、方法、分期、阶段、线索、脉络以及基本特点、核心范畴、理论主线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立体性、多层次的框架性研究，并逐步将研究拓展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一书的出版意味着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学科架构与基本内容大致成型，学科建设和主要问题已基本清晰。

1.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对象、任务、特征与分期。武教授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研究并解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容与产生、发展、完善的条件、过程、特点及其规律性的科学”[1]；其任务是“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基本过程的历史考察，实事求是地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早期共产主义者、主要领袖人物、著名经济学家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客观地再现富有革命性、科学性、实践性和创造性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阐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过程。”[2]这个过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具体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这种中国化的过程与创新在实践中产生了怎样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2.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特征。武教授又细分为“内容特征”和“研究特征”。内容特征：革命性、实践性、科学性、创新性；研究特征：过程性、综合性、概括性、评论性和预测性。这样的总结概括既有客观性，又有创新性。理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分期过程中的结点问题至关重要，武教授对“六大结点”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主体的先声；中国共产党诞生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载体；新中国成立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是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洗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新时期的起点。把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确定为辛亥革命并相应进行必要的阶段划分，尚属首次，具有开创意义。

3.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环境、线索与方法。武教授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之所以产生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在于社会主义在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必然要具体化、特色化，而且在于社会主义得以在中国实践的环境系统，亦即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以实践的客观条件与环境特征。[3]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正是在中国现实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环境特征之上产生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特定的关于经济现代化的理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既不是简单的逻辑回归，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论及的本来意义社会主义的现实，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也就使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国情的函数。王教授认为，概括并把握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线索是该学科研究的基本要求，他指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在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与中国旧、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基本相一致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其主干部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线索是清晰的、鲜明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过程，大致表现为：产生———形成阶段；实践———发展阶段；改革———创新阶段。依据这一基本过程，又可以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线索概括为：来源、产生、发展、创新的不同时期。[4]在史学研究中，研究方法至关重要，判断其研究是否具有新意、是否具有开拓性，在很大程度上看其研究方法是否有创新与突破。武教授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既是一门经济科学，又是一门历史科学，其研究的根本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受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对象和任务所决定，它在运用上述研究方法时，又具有其具体形式，即过程法、分析法、比较法与评论法。其中“过程法”和“评论法”是创新点。需要说明的是，王教授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又区别了研究方法与阐述方法，两种方法相互结合、互为促进，研究方法为阐述提供内容，阐述方法体现研究成果，并且将阐述方法概括为：论从史出，人从论出，史论结合，重在发展。研究方法与阐述方法不尽相同，两者之间是互补关系：研究方法是基础，阐述方法是说明；研究方法是本质，阐述方法是形式。

4.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理论主线。武教授在《研究》[5]中提出“理论主线”的内涵，即贯穿于一般理论的研究并对其具有制约作用的理论研究。他认为，任何一门学科或研究领域都存在着自己的理论主线。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线是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与市场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认识与争论。王教授从我国经济理论所研究的主要方面与问题、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过程、我国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以及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三个方面精确、充分论证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主线的存在与意义，批判了以往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认定计划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必然、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的错误理解，指出：计划与市场都不过是一种调控手段，都表现为一种经济机制与经济过程。计划的本质在于实现宏观控制与经济发展的总体比例性；市场的本质是使整个系统的各经济主体实现利益与平衡运行。二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即内在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之中，统一于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把市场与计划归结为价值规律的微观规定性与宏观规定性的实现形式，在学术界还是第一次。探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线亦属学术创新。#p#分页标题#e#

5.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范畴。武教授在思考与概括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时，将其定义为：既能够客观反映某一理论体系概念链条的本质联系，又能够科学体现决定这一理论体系的现实过程、特征及其趋势的基本理论概括。既然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任务是概括、总结并说明以实现现代化为核心任务的经济观念、理论以及学说的产生、发展、完善的条件、过程、特点及其规律性，是关于为何、如何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学问，是中华民族近现代追求和实现现代化伟大与艰辛奋斗实践与历程的真实概括与总结。因而将其核心范畴规范为“现代化”也就易于理解了。王教授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既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国情与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与结晶，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概念链条以及核心范畴对我们的启示，逻辑地将“现代化”确立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具有客观性、逻辑性与科学性，这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密切相关。由于“现代化”这一核心范畴的选择，既能够揭示我国社会生产发展的方式与实质，又能够揭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方向，集中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与特征。因此，将“现代化”规定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是科学和必要的。

二、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内容的创新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是从重要代表人物的理论研究起步和推进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每一步发展都少不了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和重要历史人物的推动。主要代表人物在把握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之上提出的独有经济思想与理论方略，促进与创新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武教授概括与总结了这些代表人物的理论，将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串接起来加以汇总和集成，从而实现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创新。

1.关于中国基本国情的理论概括。武教授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百年考———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6]中指出，认识中国国情，最重要的是认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重大影响的一切有利和不利的现实因素，特别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和它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任何一种思想与理论的出现都有其历史背景与时代条件，其在一个国家的实现与发展程度取决于它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以及它给这个国家创造的发展空间。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在中国国情基础之上产生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特定的关于经济现代化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是社会主义运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反映，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具体实现形式。中国现代经济的形成、发展与创新过程，充分地说明这一点。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联系，中国的社会主义与科学意义的社会主义相比较，武教授将其概括为“国情十条”[7]，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方面对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加以概括与总结，明确了我国国情的特殊性，从而在此基础了上论证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任务，也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所在，即实现现代化。“国情十条”的概括与说明，在学术界尚属首次，

2.关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理论阐释。由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特殊性，武教授概括为“市场经济八条”[8]。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标志着我们不仅在认识上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飞跃，而且对社会与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到了新高度。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吸收了10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造的优秀成果，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课题，而且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核心问题。

3.关于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性的理论说明。武教授对价值规律的内涵及其规定性做出了创新性的研究。他指出，价值规律有两重含义：从微观看，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从宏观看，社会总劳动在社会经济各部门间的分配是由社会各种实际需要及比例决定的。也就是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是价值规律的微观规定性；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是价值规律的宏观规定性。这里，王教授首倡价值规律“双重规定性”[9]———宏观规定性、微观规定性。价值规律“双重规定性”的阐释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两种含义的说明是一致的。在王教授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可能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自觉组织经济活动，充分发挥其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作用，从而在理论上畅通了我国经济模式设计与体制改革实践的道路，把握并实现从传统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转轨。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两个事物的外部联系，而是同一经济规律———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双重要求及实现形式，相互间存在着内在的本质联系，计划不仅而且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起作用，市场也完全可以由计划来指导并且成为实现计划的重要手段和形式。计划和市场不仅不是对立物，而且同是社会主义经济内在联系的两个重要特征，都是经济手段，二者之间既不是“板块”间的结合，也不是相互间的“渗透”，而是有机的整体，共同构成中国特色市场经济。

4.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基础与创新。30多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新时期，党和人民获得的最大思想财富就是邓小平理论。王教授认为，邓小平的伟大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我们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改革开放，发展中的中国开始走向世界；二是为我们贡献了一整套科学的理论———实事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从经济学角度将其概括为“创新十条”[10]。“十条”新认识基本都是邓小平首先提出并加以阐发的，构成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框架，并集中表现为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5.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要点与贡献。构建和谐社会，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之奋斗的总体目标，其关键在于从中国实际出发走出一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以及其他各方面都适合、有效、促进的富民强国之路，实现经济发展的科学化，这就是党的十六大以来逐步丰富与完善起来的科学发展观。王教授认为，科学发展观不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而且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带领全国人民继续建设与实现现代化的崭新理论成就。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贡献，王教授概括为：以人为本，不折腾；全面、协调、可持续，包括实践第一，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农村建设，科教兴国，统筹兼顾，市场经济“九大理论支点”[11]。这一概括极富创新力，尚属首次。#p#分页标题#e#

三、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重要节点的创新

理论研究的重要节点如同织网时经纬线的结点，既决定着网格的大小，又影响着网的牢固程度。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节点实际是理论研究过程中的重要理念、关键范畴或认识创新。

1.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不是“主观社会主义”。孙中山最早用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说明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有了自己的最初形态。孙中山认为人民真正达到民生主义就达到了社会主义，也就跨入了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王教授认为，深刻认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能不联系后来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本质是：联俄，走社会主义道路；联共，干社会主义事业；扶助农工，唤起社会主义的力量。列宁曾把孙中山旧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称为“主观社会主义”。应当说明，列宁的这一判断是在1924年孙中山提出“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之前，并没有接触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及其已经实现的“三大转变”。王教授通过多年研究，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认识，指出“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已经实现了革命性的“三大转变”[12]，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性内容。如果说，由于马克思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使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那么，由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所引致的新三民主义的“三大转变”就使得他的民生主义从主观变成了现实。

2.“半封建半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本质区别。旧中国的社会性质究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是一个有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也是关于中国国情认识的一个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重要问题。王教授系统研究并阐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半封建”两种对旧中国国情概括的异同。王教授指出，关于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用语顺序问题，也不是一个一般概念的逻辑问题，而是关系到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本质、社会性质的主体内容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的不同认识而产生的理论形态的基本概括，并且直接涉及革命与建设过程中目标与路线的制定、政策与策略的执行，甚至还影响着与此相联系的其他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问题。[13]他认真考察了两者的差异：关于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主体认识方面；关于革命任务的确定和前途预测方面；关于民主革命过程中政策和策略方面；关于对革命成功后中心任务估计方面。王教授首次将“半封建”与“半殖民地”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论述，科学地认识、区别并把握旧中国两大基本特征，系统论证了旧中国国情的封建主体性，直接影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现代化建设，对于正确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至关重要。

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第2篇

关键词: 经济理论; 经济政策;关系

Abstract: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ic policy,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ic policy is indivisible and depend on each other. Economic policy contained a large economic theory based on ingredients, strengthen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is the deman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imes. Domestic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ic policy should defects rectified, you should also promote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 interaction.

Keywords: economic theory; Economic policy; relationship

中图分类号：D922.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关系

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经济理论是经济政策的依据,经济政策则是经济理论的应用。具体来说,两者的依赖关系是多层次的。

第一层是基础理论的研究。经济理论研究里层次最深、适应面最广、成果最抽象的是基础理论研究。基础理论研究所要揭示的是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既包括经济关系演变的规律,又包括经济运动的规律。在这中间,经济理论研究虽然是透过经济现象的变化揭示经济运动的本质,阐明各种经济关系的内在制约联系和外在作用条件,但经济政策研究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如经济政策对经济现象的导向关系,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外部环境的影响等。

第二层是经济制度研究。经济制度研究的目的是要探索在一定经济条件下同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相适应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制度研究既是经济理论研究的任务,也是经济政策研究的任务。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政策体系及其政策程序。

第三层是经济政策研究。政策研究的任务是探索一定经济关系体制和一定经济运行机制条件下,由一时一地的特殊情况所产生的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在这个层次上,经济理论研究是直接为经济政策研究服务的,是经济理论的具体化、实践化阶段。与此同时,经济政策就自然成为经济科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包括政策方案拟定、政策方案论证、政策方案比较和政策实施步骤等。经济政策虽然是具体的管理与控制的经济方法和经济形式,但其中包含着大量经济理论的依托成份。

2、经济政策观的历史演变及反思

西方古典经济学带有明显的实用倾向和强烈的实用色彩。流行于16-17世纪的重商主义,既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初形态,又是一种鲜明的政策体系;其后的重农学派虽然在经济理论分析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但经济政策主张仍在其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经济理论研究非常明显地服务于各自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学说史上,最早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区别开来的是西尼尔,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财富生产和分配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不研究经济理论问题, 也不研究经济政策问题,主张把政策从政治经济学中分离出来,交由立法学和政治学来研究。在西尼尔之后,大卫・休谟又对经济学的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做了严格的标准规定。

马克思从特定的时代和立场出发,也非常重视经济政策的研究,但他始终没有把经济政策作为经济科学的专门学问来研究,只是服从于揭示资本运动本质规律的需要,提出了一些实证研究的思路和方法。马克思特别强调政治经济学领域里广泛进行“自由的科学研究”,要求经济学家尽可能地摆脱个人和团体的及阶层的私利束缚,对现实经济生活进行客观的评价分析。

3、我国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水平迅速提高,但经济学体系中的政策研究却进展不大。经济政策研究的失误,明显在于理论基础不足,特别是没有切合实际的经济政策理论。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不足主要表现在:

3.1经济理论研究中的现状。经济理论研究应该是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工程,并且与经济政策研究紧密配合,协调一致地推进。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在我国经济理论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不足甚至矛盾还是相当严重的。

第一,基础理论研究薄弱。各级领导部门和经济理论工作者把研究的重心严重倾斜到两权分离、分配不公、通货膨胀、双轨制以及市场取向和外向型经济等方面,侧重解决实际问题和短期效应,而相对放松了基础理论的研究。基础理论研究需要集中较多力量,花费较长的时间才能见效。而我们却没有充分重视组织人员有计划地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并且经济理论队伍中也的确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浅尝则止、满足于表面理解的学风。忽视基础理论的倾向,使得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现状与改革实践提出的要求有很大差距。

第二,理论的导向功能差。理论是实践的向导和根据,没有理论向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近年来,我国改革中的失误固然有多方面的成因,但理论的导向功能差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如缺乏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定性、运行机制、调控体系等问题的研究,因而难以驾驭市场,阶段实施对策欠妥密,基础薄弱和目标模糊构成改革的最严重障碍,需要通过严密的科学的理论论证和目标预测,但这方面的工作很不扎实。

第三,经济理论与改革实践的矛盾。改革中的理论导向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何对待改革与理论的关系上。不论人们承认与否,在我国改革实践中的确存在这样几种观念: 一曰先改革后理论说;二曰改革决定说;三曰理论无能说。不可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据,但实践与理论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完整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从改革的内涵上看,改革首先应该是理论的改革和指导思想的转轨, 其次才是具体制度的改革。如果指导思想和理论不转轨,具体制度的改革必然难以推向深层次。也就是说,改革本身就包含着理论创新,理论改革本身就是改革的重要内容。

第四,经济理论研究的方法缺陷。这些年我们在经济理论研究方法上的缺陷主要有:首先,不是扎实研究现代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本质规律,解剖活生生的经济现实,而是简单地引经据典;其次,理论只充当政策或决议的解释工具,跟在政策后面注释和证明;第三,我们的理论极其缺乏个性和新鲜感,创新理论少,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理论的风派问题;第四,总是试图照搬西方经济学的某些理论来弥补我国改革理论的不足。事实证明,这种不分国情的理论全盘引进没有产生什么好的结果。

3.2经济政策研究中的现状。作为运用范畴的经济政策研究,由于改革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而表现出极不规范的状态。

第一,经济政策研究的总体缺陷。由于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直接决定着地区和部门,甚至企业和职工的利益分割关系,因而领导意向、权力份量、政府偏好和经济实力等,往往会取代严密科学的政策论证和实施程序,成为制约政策的根本力量。这就必然会经常发生轻率政策、超前政策、反向政策和随机政策的问题,造成出台政策的科学性、合理性的严重不足。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的政策研究、政策论证和政策实施普遍存在理论基础薄弱、论证过程不严格和实施程序不规则的问题。

第二,经济政策与经济运行的关联性不够紧密。我国以往进入经济学体系的政策,大都是游离于经济运行机制之外的。这些政策的特点是: 阶段性、时效性极强,它们多数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而提出的,随着环境的改变和任务的变更即失去意义,多数政策很难长时期产生效益。指导性、意向性极强,它们多数是为表明党和政府工作的方针和取向制定的,一般没有明确的政策界限、政策手段和政策目标,可操作性很低。政策是孤立零散存在的,政策的配套协作性差,而且各种政策的作用之间经常会相互抵触。这些政策分散在经济学体系的各个部分理论上没有内在联系,实践上也各不相干。

第三,用对策研究替代政策研究。在有的时期或有些情况下,也有用对策取代政策的情况,这既包括宏观方面的政府对策,也包括中观和微观方面形式多样、内容庞杂的对策。不容置疑,对策研究是将经济理论应用于现实的途径之一,但它与经济学体系中的经济政策研究毕竟不是同一回事。

3.3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研究中的矛盾。表现在:第一,经济理论研究的社会地位明显低于政策研究。虽然我国各高校都有不同形式的理论研究机构,但其业务方向主要是为教学服务,不是为政府服务。各省市的社会科学机构只开展一般性研究业务,其工作并没有纳入到较高的层次。而相反,进行政策研究和对策研究的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的各类研究机构却起着政策战略甚至指导理论的作用,扮演了理论倡导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双重主角。第二,政府接受理论信息和政策信息的功能差。处在不同位置上的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的辛勤劳动成果,除能见诸于报刊外,只有很小的部分能引起行政领导的重视,多数是传递不到领导政策系统的。两者之间缺乏牢固的联结纽带。第三,经济理论研究与经济政策研究是两条不相交的轨道,各有各的一套做法,两方面很少展开对话、交流活动,这又必然导致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相脱离的后果。

4、促进我国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协调互动

我国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这种断裂现象必须迅速加以矫正,必须促进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协调互动关系。本人以为,具体应做到:

4.1摆正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社会位置。在我国,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社会位置,在总体上是明显低于以行政领导和行政权力为中枢的政府政策的。政府经济主管部门虽然都设有不同名称的研究机构,但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工作并不占有重要位置。各省市都有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然而它与实际部门关系松散,主要进行近乎封闭型的纯学术研究。这种情况说明,协调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关系,必须首先在全社会造就尊重理论和政策研究风气,提高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成果在政府政策中的地位,加大政策的科学性成份。同时,恰当扩大理论和政策研究机构的编制,提高研究人员的待遇。

4.2构造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结合机制,努力提高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质量。可考虑采取如下对策: (1)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研究机构可以合并或相互浸透,如由理论研究人员和政策研究人员共同组成研究实体,双方互聘兼职研究成员或顾问,双方建立长期协作关系。(2)科研课题的协作配合。国家或省级的重要经济科学科研课题可原则上规定,由经济理论专家和经济政策专家共同承担,联合推进,保证国家或省级重点课题的研究质量。(3)研究过程的配合。不论是在理论研究中还是政策研究中,都可以选择不同专业的人员作咨询顾问工作,配合应包括多方面的内容。(4)方案实施过程的配合。对某项政策的实施,要由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两方面的专家共同组成监督考察组织,对方案实施进行全方位多功能的考核调试。

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第3篇

内容摘要:产业结构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学者研究的重点经济问题,不同学者以不同的思维方式或角度对产业结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得出众多具有说服力和指导意义的结论。本文对国内相关方面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简要评论,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产业结构理论 研究综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起点,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被限定在“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分析框架内。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产业结构理论引入我国,经济理论界的学术规范发生了重要变化,工具和方法更加多样化,西方产业结构理论逐渐被尝试用于分析中国问题。因此应将我国结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置于世界经济大背景之下考察,并以此为出发点整理国内理论研究的进展。下面分四个阶段回顾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演变并进行评论。

改革开放前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概况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产业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靠引入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式,归结为社会再生产理论中有关“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的研究。其中与产业结构有关的内容是再生产理论中两大部类的关系,重点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问题。相关观点的分歧较大,争论较多的问题有以下两个:一是关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公式的标准界定,即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学界发生的一个公式还是两个公式之争。在这些争论中很多学者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其中一部分学者提出要实现扩大再生产除了要有追加的生产资料外,必须有追加的生活资料,强调不能片面发展重工业。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不仅要研究扩大再生产中的两大部类的地位和作用,更要体现出相互制约的关系。二是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在肯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原理的前提下进行的,进一步讨论其中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有:决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条件是什么,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数量界限如何确定,消费资料生产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农、轻、重部门比例的关系等。这一时期的讨论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关于产业结构问题的比较集中的讨论,其主要依据是马克思主义两大部类思想。

改革开放至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概况

(一)产业结构研究范式

这个时期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对以往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消费品生产所导致的结构失衡问题进行反思。1979年,欧阳胜指出两大部类平衡发展的规律是社会再生产的普遍规律,保持两大部类平衡发展是经济计划工作的首要任务。另外就是开始了对中国现实产业结构问题的实证研究,逐渐摆脱以往的纯粹理论探讨,把理论与实际经济情况接轨,重点转向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批判性分析。

西方国家产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以及相应的学术研究也开始被我国学者所了解,对国内学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产生了一定影响。我国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国外经济学专著,最初影响较大的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组织翻译出版的《外国经济结构文集》和1981年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这些译著基本上是资料性的,主要介绍国外经济结构现状。这让国内学者真实感受到了结构问题研究在框架和方法上的多样性,使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眼界得到开拓。其后国内研究结构问题的学者开始较多借鉴、学习和应用西方产业经济理论的思路和方法,其中杨治所著的《产业经济学导论》最具代表性。这些西方学术思想的引入对研究范式的转换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外有关产业结构的代表论著陆续在我国翻译出版,这些译著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提供了许多国家结构演变的经验材料,对我国学者影响深远。这方面影响较大的有库兹涅茨、罗斯托、钱纳里、霍夫曼等经济学者的理论成果,其与我国以往主要采取理论演绎的方法相比,这些学者研究内容的可观察性、可度量性和说服力更强。

(二)产业结构政策

一些研究其他国家特别是后起工业化国家战后经济发展经验的论著也逐渐被介绍进我国。有些国家被认为通过选择“主导产业”、“带头产业”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战后日本和韩国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引起我国学者较多关注,包括佐贯利雄的《日本经济的结构分析》等。这些论著主要是以日本发展的成功经验为案例,认为由于产业结构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的相关性,后起国家可以借鉴先行国家的经验,发挥“后发优势”,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即产业政策,主动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其后,产业政策的研究成为我国产业经济学界的热点,较早期的研究有周叔莲、杨沐主编的《国外产业政策研究》,王慧炯、李泊溪、周林主编的《中国产业部门政策研究》等。这些研究认为产业政策应该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国外一些著名的产业结构研究文献陆续介绍进我国,国内学者开始将我国产业结构问题置于国际经验和工业化一般规律的背景下考察。总之,在这个时期,我国产业结构研究的重点从理论演绎开始转向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实证分析。理论界已深切意识到,随着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只使用传统方法研究产业结构问题,其客观性和解释力都受到限制,这个阶段完成的产业结构研究范式转换,对此后中国产业结构理论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20世纪90年代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概况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愈来愈多的学者利用国内外统计资料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改革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和我国产业结构中出现的新问题,例如刘鹤和张立群等学者。刘鹤从我国需求结构转变后产业结构变动滞后的状况出发,认为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供给出现巨大缺口,因此需要加快进口替代特别是设备制造业的进口替代过程,使其成为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重要步骤。张立群认为,中国的工业化阶段未能成功转型,因而导致经济增长中的一系列矛盾,强调要加强基础设施投资,拉动重化工业增长。部分学者开始强调发展第三次产业的重要性,刘伟、杨云龙从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双重角度,论述了第三次产业发展的重要性。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针对衰退产业调整问题的实证研究,这些学者从供给角度研究生产能力过剩产业的问题,认为一部分企业生产能力明显过剩、处境日益困难的原因是面临退出和调整的必然表现,并不主要是有关行业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失误。周振华在其有关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的专著中,以日本的经验为例,结合中国的现实,对结构调整中衰退产业的对策进行了阐述和研究。

21世纪初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进展

(一)产业结构调整

进入新世纪以来,前一期的研究内容进一步深化和扩展,关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研究,国内学者的基本观点是向新型工业化方向发展。但是刘世锦等人认为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以市场为基础、技术含量高、可持续性比较强的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国家统计局也认为我国进入了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林毅夫等人认为,重化工业不符合当前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劳动力过剩,应当更关注劳动密集型而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对于落后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王德文等人认为, 中国工业结构越来越符合中国的资源和要素禀赋,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得到不断发挥,在振兴和改造传统的老工业基地过程中,应将大力发展轻工业部门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放在突出地位。江小涓和李辉也对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与内部结构变化进行了考察,并分析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程大中基于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实际,指出服务业就业增长相对较快的主因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滞后。

(二)产业政策选择

开放条件下的产业结构理论研究也成为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资源枯竭产业和受到国际强烈冲击产业的政策既是理论问题,又是我国现实的急迫需求。郭克莎认为,工业政策的调整要形成以产业结构政策为中心,处理好政府适度和有效干预的问题是新时期经济政策的关键。李江帆认为,我国第三产业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需要加快人才政策和产业政策的改革。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产业安全问题也逐渐成为产业政策研究的重点,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应该有限松动市场准入,加强对外监管,培养民族企业。

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状况简评

由上可知,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最初仅仅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下进行,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被限定在“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框架内。 20世纪80年代初期,西方产业结构理论逐渐被尝试用于分析中国问题,随着国外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引入,我国产生了一些有较高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到90年代,西方产业结构理论已广泛地被我国经济学界所接受和使用,基本上完成了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变,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紧密结合。最近几年,国内的研究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呈现多样化、复杂化和精细化的特点。但在相关方面的研究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存在着需要改进的地方。另外,国外的产业结构理论已经被大量引入我国,理论的适用性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参考文献:

1.金学.一九六二年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J].学术月刊,1962(12)

2.马洪,孙尚青.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M].人民出版社,1981

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第4篇

一、国际移民理论研究的发展脉络

15世纪以来，人类历史上不断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浪潮。因此，对国际移民的研究也由来已久。但是，历史上对世界人口迁移的研究主要是对移民历史的研究，例如对犹太移民的研究，对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人口流入的研究，对大规模的奴隶输入及其后大规模亚洲劳工输入的研究等。这期间，关于移民史与殖民史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移民史的研究是移民研究的前提与基本内容之一，但是，国际移民理论研究如果仅停留在历史研究阶段则是远远不够的。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国际移民浪潮的不断涌动，学者们就在探讨人群迁移的一般原因，而不仅仅评论其具体现象。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开始关注国际移民。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提出了关于劳动力迁移的理论，这是最早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移民的理论。1885－1889年，美国学者埃内斯特・乔治・莱文斯坦(E.G.Ravestein)写作《移民的规律》(The Laws of Migration)一文，开创了对移民及其规律进行“一般性研究”的先河。在他研究的基础上，后来的学者们提出了著名的“推一拉理论”(Push-Pull Theory)，影响深远，莱文斯坦因此成为公认的现代移民研究的奠基人。

20世纪下半叶，随着国际移民的飞速发展，对移民的研究也迅即升温。但是，移民研究真正有所建树则始于20世纪60年代。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以拉里・萨斯塔(Larrysiaastad)为代表的新古典派的出现将移民理论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移民研究的重要分水岭。此后，国际移民理论研究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各种移民理论层出不穷，出现了大量的概念、模型与分析框架，主要有新经济移民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有的是在实证基础上的总结或概括；有的是借解释其他人类行为的理论来解释移民现象；有的则运用宏观分析框架，不断补充、修正、深化国际移民理论。

最近二三十年，由于人们对移民问题越来越关注，也由于移民现象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同于以往，学术界出现了一些新思路。针对国际人口迁移的各种流向及类型，国际学术界从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等不同专业角度对国际人口迁移的成因、机制以及延续衍生等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有影响的理论和模式，如网络说、连锁因果说、系统研究论等，国际移民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理论突破。

纵观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当代西方国际移民理论研究，成果显著，展现了多学科相互借鉴、共同探讨的丰富性与多元性。下面就对当代西方国际移民理论中有关移民动力机制的理论和移民延续、衍生的理论进行简要评述。

二、有关移民动力机制的理论述评

最早阐述移民动力机制的理论是推一拉理论，它是20世纪的人口统计学家、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在莱文斯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又出现了一些解释国际人口迁移动力机制的理论，主要有四种，即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Neoclassical Economics)、新经济移民理论(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Segmented Labor MarketTheory)和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s Theory)。

1．推－拉理论。

移民为什么要背井离乡?早在19世纪末，莱文斯坦就指出：“举凡峻法酷律、苛捐杂税、恶劣的气候、糟糕的社会以及强制行为的存在(如奴隶的买卖和贩运)等，都曾造成而且仍在引发人们背井离乡。不过，这些移民在规模上远比不上求富裕的本能所酿成的移民大潮。”他试图寻找移民的动力机制，认为人口迁移并非完全盲目无序的流动，而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1938年，学者赫伯尔(R.Herberle)指出，迁移是一系列力量引起的，这些力量包括促使一个人离开一个地方的“推力”和吸引他到另一个地方的“拉力”，将莱文斯坦提出的吸引力(拉力)扩展为“拉力”和“推力”。到20世纪60年代，李(E.S.Lee)提出了迁出地与迁入地相关的正负因素，这实际上是“推力”与“拉力”的另一种表述。学者们逐渐在莱文斯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著名的推一拉理论。他们认为，“推”和“拉”双重因素决定了国际移民的存在和发展。随着推一拉理论研究的深入，博格(D.J.Bogue)进一步发展了推一拉理论，他较全面又简明概括地列出了12个方面的推力因素和6个方面的拉力因素。

“推力”是指迁出地存在某些不利于生存、发展的因素，产生种种排斥力，迫使人们离家出走，一般包括政治因素、经济因素、自然灾害以及其他特殊的因素，它可以是对某一地区具有普遍性影响的因素，也可以是某一小群体遭遇的意外或不幸，如经济萧条、严重失业、粮食缺乏、人口过剩、生态环境恶化、外族入侵、内战爆发、政治迫害、种族歧视、宗教矛盾等。例如，我国历史上闽南一带的人们向外移民主要是由于地少人多，再加上连年灾荒，人们只好向外谋求生路。“拉力”是指迁入地所具有的吸引力，不一定是因为迁入地的条件比迁出地优越，而是因为迁入地表现出较多的谋生和发展的机会，或者仅仅是对于某一小群体而言有特殊的机遇，如国外的劳工需求大、就业机会较多、能获得某些方面的自由(诸如政治自由、免受宗教迫害的自由)等。此外，某些团体或个人的诱骗也是一种“拉力”。

综观推－拉理论，大都着眼于研究移民的动因，即迁出地的消极因素和迁入地的积极因素对迁移者的影响，往往认为迁出地必有种种消极因素形成的“推力”，把当地居民“推出”原居地，“推”往异国他乡；而迁入地则必有种种积极因素所形成的“拉力”，把外地居民吸引进来。推－拉理论是研究移民迁出地与迁入地间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形成的推拉力的外部机制及移民个体差异的内部机制的一种理论与方法，它的理论框架大，因而学者们经常往里面放入各种“填充物”，用以解释移民的动因。

推－拉理论作为一种移民理论，实际上存在很大的缺陷，尽管列举的推力和拉力因素很多，但仍是比较模糊的概念，只能作为定性的比较研究，很难确定推力和拉力的强度，这就使其只能起到对移民做一般性现象解释的作用，而且推－拉理论并不能解释移民的全部动因，有些强制性的移民与原居地的“推力”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对特殊的情况还要进行特殊分析。伴随着一些研究者不断细化、深化对“推－拉”因素之罗列与剖析，推－拉理论受到了各种批评，主 要有：(1)推－拉理论将迁移看成被“推”、被“拉”的过程，忽视了移民群体的主观能动性；(2)为什么在相似的“推－拉”因素的作用下，同一群体中有的人走上了移民道路，而有的人却没有?(3)推－拉理论无法解释当原先存在的“推－拉”因素发生变化之后，为什么移民行为并不一定立刻终止，反之，在一些个案中，某些“推－拉”因素并未发生明显变化，而移民行为却减少或下降了?(4)移民行为完全是“推－拉”因素作用下的“理性选择”吗?难道其中不存在偶然的恣意妄为吗?①针对这些批评，学者们开始更多地关注“主动移民”的动因问题，也更多地着眼于分析究竟是哪些因素、在什么情况下形成了导致移民行为的“推力”或“拉力”，以及相似的“推力”或“拉力”如何在不同的对象身上产生不同的效应，而不再简单地罗列各种不同的“推一拉”因素。

2．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

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首先由拉里・萨斯塔于1962年提出，经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Todaro)进一步建构而成。该理论直接脱胎于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于1954年提出的“利用无穷劳动力资源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模型，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国际迁移行为产生的动因。这种理论把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的供需表应用于迁移，认为国际人口迁移是由全球劳动力供需分布的不平衡所引起的劳动力调整过程，是个人希望通过迁移来获得收益最大化的超越国界的人口流动。该理论将宏观的结构因素同微观的个人取舍结合起来。在宏观层面上，它考察的是相对价格差异形成的生产要素的地域分布。该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快且劳动力缺乏的国家比在经济发展慢且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可得到更高的工资收入，在定量分析迁出国与迁入国之间的工资差距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国家之间工资上的差距是产生移民的根源，该差距实则反映了两国间的收入和福利差距；人口流动可以消除这种差距，而差距的消除又意味着人口迁移的停止。在微观层面上，该理论解释了个人何以因国家间经济结构上的差异而背井离乡。该理论认为，移民行动是有理智的主体选择的结果，是一种个人自发、自愿的行为。个人经过对所处之境和所期之境的比较，对成本效益的估算，权衡了种种选择，自然要前往回报最多的地方。因此，国际移民取决于当事人对付出与回报的估算，当移民后的预期收入明显高于为移民而付出的代价时，移民行动就会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移民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行为。人们总是选择机遇最大的地方，也许可能不是当时工资水平最高的区域，但是迁移者认为，从长远来看，其掌握的知识、经验和语言能力等会赢得更多的收入。

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简明而合情合理，由于它建立在比较具体的数据统计上而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波多黎各人向美国的迁移常被研究者作为验证新古典派关于国际移民理论的案例。起码在这一理论提出后的20年里，它一直主导着社会科学中的移民理论，是迄今最有影响的移民理论。

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移民现象更加错综复杂，国际移民的性质、特点都不同于以往，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遇到了困境。新古典派认为只要工资差距大于迁徙成本，人们就会迁移，可是在欧洲，各国间的工资和福利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而人口的流动却很少，甚至有些国家之间的工资、福利水平差距极大，移民人数同样很少。事实也证明，成为移民的往往是那些面临经济与社会变故的社会中层人士，而极少是不掌握任何移民资源的最贫困的人。这是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的致命弱点。这说明，经济差异是移民的重要原因，但绝不是惟一的原因，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它无法解释相似国家的人口何以有着不同的移民倾向。例如，为什么阿尔及利亚的人通常移民法国，而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土耳其的人却往往移民德国?另外，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些说法，如跨国移民会逐渐消除移民迁出国与迁入国之间的生活福利差距，以及当两国间工资差距等于迁徙成本时移民才停止等，也并不符合当今现实。尽管新古典派不断修补自己的理论，但也难以改变它与现实南辕北辙的困境。

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遇到的困境在于它自身的缺陷，在于它单一、片面，机械地简化移民的因素，以静止的眼光看问题，对移民、对社会浑然不加区别。更确切地说，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无视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对移民问题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国家，特别是移民接收国，在移民的形成和发展的各个环节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今世界，自由流动是例外，限制流动才是常规，各国普遍都对他国人人境采取限制的政策。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本是关于相对价格如何造成生产要素流动的理论，在限制性移民政策面前往往失效。在理论上，一个可能的移民也许会把这一因素作为移民的附加成本和投资风险而左右权衡，然而现实中并没有多少移民能够对迁移的付出与回报做出准确的计算从而追求最高收益。迁移相对自由的时代已经过去，在迁移与不迁移的问题上，政治因素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国家之间工资差异的影响。总之，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不足以揭示当代国际移民的真实状况和预测其发展。

3．新经济移民理论。

新经济移民理论，即新迁移经济学派(也称劳动力迁移新经济学)提出的理论，是在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代表人物是奥迪・斯塔克(Oded Stark)、爱德华・泰勒(Edward Taylor)。新迁移经济学派也认为移民是理性选择的，但与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不同，它把家庭而不是个人看作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主体。在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中，除劳动力市场之外，其他要素市场均被假设为无缺陷和运行良好的，而且被假定为对迁移决定不起任何作用。新迁移经济学派则认为，正是由于其他要素市场的失效，才威胁到家庭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许多阻碍人们在经济上获取更多发展的障碍，从而使人们希望进行国际迁移。家庭为了规避生产、收入方面的风险，或为了获得资本等稀缺资源，会将一个或多个家庭成员送到国外的劳动力市场去。新迁移经济学派接受了人们集体行动会使预期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思想，认为迁移行为不仅要使迁移者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同时也要为其家庭提供增加资本来源和控制风险的重要途径，尤其在没有失业保险、没有福利、不能从银行贷款或不能安全投资的情况下，家庭成员得到的移民汇款可能是全家经济财富的基础。①新迁移经济学派的理论往往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所证实，在发展中国家，许多贫困家庭常常有意识地利用国际迁移来分布家庭劳动力。

在新迁移经济学派看来，家庭成员的迁移不仅能使该家庭的绝对收入有所增加，而且能提高其家庭在当地社会的地位。换句话说，通过其家庭成员的国际迁移，家庭可以摆脱原来在当地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的感觉。斯塔克根据他在墨西哥的研究认为，同一收入差距对于生活在不同地区、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因此，引发移民的动因不是两地“绝对收入”的差距，而是基于同参照群体比较后可能产生的“相对失落感”(sens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也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相对迟缓时，人们比较容易安于现状；而当社会发生急剧变动时，人们往往把过去不如自己、现在处境却比自己强的人作为“参照群体”进行比较，就会产生强烈的“相对失落感”，于是就希望通过移民来提升社会地位。由此可以推论，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越不平均，相对贫困的感觉越强烈，人们移民的欲望也就越热切。

与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相比，新迁移经济学派的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思路不再单一，而是趋于多元化。它没有将移民的原因简单归结于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而认为工资差异并不是国际迁移的惟一原因，获得资金以及减少经济与社会危机也是导致移民的重要因素。新迁移经济学派还强调家庭的作用，强调移民汇款的意义，更关注信息，更关注移民与周围环境复杂的互动关系。新经济移民理论或多或少地弥补了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无视政治因素的缺陷，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存在的问题。新迁移经济学派仅从移民输出国方面考察移民的原因，适用范围狭小。正如西班牙学者华金・阿朗戈(Joaquin Arango)所指出的：“它所描述的移民背景颇不常见，其移民关系竟跨越几十年的长度。新经济学固然不时引用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料，但它的理论启迪和主要依据却来自墨西哥为数不多的几个乡村。对于其他不大稳定的移民环境，特别是那些社会解体的情况，新经济学就不一定派得上用场。”

4．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也称为“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The Dual Labor Market Theory)，它是由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Piore)于1979年提出的。皮奥里从分析发达国家的市场结构人手来探讨国际移民的起源问题。他认为，现达国家业已形成了双重劳动力需求市场，即具有高收益、高保障、高福利、舒适工作环境的高级劳动力市场和低工资、不稳定、缺乏升迁机会、工作环境恶劣的低级劳动力市场。前者很容易招募到工作人员，发达国家的本地劳工趋之若骛；后者却缺乏吸引力，本地劳工不屑从事。皮奥里指出，由于发达国家本地的劳动力不愿进入低级劳动力市场，故而需要外国移民来填补其空缺。于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或主动或被动地进入了低级劳动力市场，因为工资虽低，也总比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挣得多，而且他们在乎的是在自己国家而不是在外国的地位和面子。该理论认为，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存在对外国劳动力的永久需求，正是这种需求促进了当代人口的跨国迁移。

迄今为止，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进行过最直接、最系统检验的是亚历杭德罗・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和罗伯特・巴赫(Robert Bach)，他们通过对美国的墨西哥移民和古巴移民的研究，在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三重市场需求理论”，即在低级劳动力市场和高级劳动力市场之外，还有一个“族群聚集区”(ethnic enclave)。他们认为，这一在移民族群自身发展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经济圈对其原居地人群有特殊的吸引力：一方面，该经济圈的运作需要引进新的低廉劳动力以增强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由于族群经济圈的形成，移民企业家的地位更显突出，原居地人群往往从这些成功者身上汲取移民的动力。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首次从移民接受国的内在机制的角度来探讨国际移民现象，对理解当代国际移民颇有帮助。该理论的长处不在于它分析了跨国移民的一般原因，而在于它以复杂、技术的方式有说服力地解释了当达社会经济体对外来劳动力的结构性需求，有助于人们理解一些现象，诸如为什么现、当代的国际移民多发生在历史上彼此联系不怎么紧密的国家之间；为什么一些发达国家会出现矛盾的现象，即一方面本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而另一方面对外来劳工的需求却不断增加，从而使“外来工抢了本地人的饭碗，影响了本地人收入及就业”等陈词滥调不攻自破。

然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并非尽善尽美，作为对国际移民现象的一般性解释，它还远远不够。与新迁移经济学派只关注移民输出国一方相反，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只考察移民的接受国一方，单纯从需求的一方而不从供给的一方来看待所有跨国移民，注定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理论。尽管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内在需求曾一度是吸引发展滞后国家的居民向北美、西欧国家移民的重要原因，如今也是向海湾地区和亚太地区移民的重要原因，但它不是当今跨国移民的主要原因，更不是惟一的原因。大部分移民都找到了工作是一回事，断定跨国移民都由需求引起则是另一回事。往发达国家移民的人大都是先动身再说，而不是冲着什么现成的差事。该理论一味强调市场需求，显然忽略了引发当代国际移民的其他原因的重要作用。

5．世界体系理论。

世界体系理论是以历史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74年提出的“现代世界体系”学说为基石的。沃勒斯坦在以“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为代表的历史结构论(historical－structuralist theory)的基础上，扩展了“依附理论”的“核心”(core)和“边缘”(periphery)的概念，认为16世纪以来，世界体系由“核心－半边缘(semi－periphery)－边缘”国家这三个同心圆组成。核心国家是指在资本、技术、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边缘国家是指在这三方面处于从属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半边缘国家是界于前两者之间的国家，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周期性律动”(cyclical rhythms)。世界体系理论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规律对国际移民的推动作用。虽然世界体系理论与依附理论有诸多不同，但它们都认为核心国家的发展依靠的是对边缘国家的压榨和剥削，这导致了不平等的国际秩序。

世界体系理论认为，跨国移民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扩展、渗透，使边缘国家融入核心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中。边缘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因此发生剧变，传统生活方式难以为继，大量人口从原来封闭的社会迁移到其他地方，于是跨国移民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日益发达的交通和通讯也为跨国移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可见，国际移民是经济全球化的直接结果，商品、资本、信息的国际流动必然推动国际人口迁移。一些政治、经济事件也是影响国际移民的重要因素。外交政策和军事干预的失误常常会导致新移民潮的出现，边缘国家最有可能输送迁移者(包括难民和被遣散者)进入与其经济、政治或军事联系最密切的核心国家。

一些研究者用实例验证了世界体系理论。埃罗・里基茨(Erol Ricketts)在对18个加勒比国家的人移居美国的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1970－1979年从上述国家移居美国的人口曲线，竟然与1966－1977年美国往这些国家的投资曲线大致吻合。萨斯吉亚・萨森考察了海地、墨西哥和一些东南亚国家流向美国的移民潮以后指出：贫穷、失业、经济发展滞后等因素并不一定直接引发跨国移民潮，更不会左右移民去往哪一个国家，从上述国家流向美国的移民潮与美 发国际移民；对迁入国来说，移民较为集中的某一职业可能标志着它为“移民者”的职业，从而需要不断增加移民的数量来补充该职业的劳动力。然而，累积因果关系说并没有超越原有的理论框架，仍然在新经济移民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框架里转圈。

3．移民系统理论。

移民系统理论是在阿金・马博贡耶(Akin Mabogunje)对非洲城乡移民的研究基础上，由克里茨(M.Kritz)、利姆(L.Lim)、兹洛特尼克(H.Zlotnik)等学者提出的。移民系统是一种空间，包含了移民迁入国与移民迁出国相对稳定的联系。该理论认为，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因素的影响，移民迁人国与迁出国之间形成了紧密而稳定的纽带，从而导致了后续的大规模移民。

移民系统存在宏观与微观双重结构。宏观结构是指世界政治经济、国际关系以及政府的移民政策与法律制度，它对当代国际移民具有重要影响。例如，越南人向美国移民是“越战”的直接结果，阿尔及利亚人向法国的移民源自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土耳其人向德国移民则与20世纪60、70年代德国招募劳工的政策密切相关。微观结构是指移民链(migrationchain)，它减少了移民风险与成本，使移民过程更加安全、稳妥。家庭与社区在移民链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一些中介性的组织，如走私团伙、慈善或人道主义团体，也出于种种目的提供一系列服务，帮助移民克服进入他国的各种困难，推动移民持续发展。可见，移民链一旦建立，就会使移民行为持续不断。当代跨国移民的产生和发展就是宏观结构与微观结构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

移民系统理论是一种综合的理论框架，它试图整合其他研究方法，对移民流两端的所有关系如移民网络、中间组织、文化联系、国际关系等进行整体性的研究。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移民研究的不足。应当说，移民系统理论是目前对移民的发生、生存和发展较有说服力的解释。但是，目前的移民系统理论尚不完善，仍然采用一般的系统分析方法，对移民系统的研究停留在对移民的简单描述上。正如华金・阿朗戈所说的，移民系统理论目前还只是徒有宏图，其研究潜力尚待开掘。

四、总结与思考

上述国际移民理论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当代国际移民产生的原因及其发展的机制。这些理论都有其道理，都在某一方面被某些可得到的证据所支持。然而，它们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甚至是严重缺陷，不能完满地说明国际移民产生及持续的原因，但将其有机地综合起来，却能较深刻地揭示国际移民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动因。1991年，“国际人口学科学研究协会”(IUSSP)组织了一个由6人组成的“南一北移民委员会”(TheCommittee on South－NoAh Migration)。该委员会认为，大规模国际移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世界体系理论在宏观层面上深刻地揭示了国际移民的全球性社会、经济根源；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指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吸收外来移民的社会结构性原因；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和新经济移民理论在微观层面上对移民个人与家庭的移民动机做了多方面的分析；移民网络说和累积因果关系说证明，移民实践一旦成功，作为社会资本的移民网络一旦建成，便会产生累积效应，使人口的国际流动获得自主性的动力，在引发移民的初始原因消失后，仍然能长期延续。

总体上而言，这些国际移民理论从宏观和微观的层面、从移民迁入国与迁出国双方探讨了国际移民产生与持续发展的原因。世界体系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以及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从宏观层面上解释了发达国家吸引外来移民的原因，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和新经济移民理论又从微观层面上解释了发展中国家人们移民的动机，移民网络说和世界体系理论解释了移民迁出国和迁入国之间结构性的联系是怎样产生的，累积因果关系说则描述了移民行为怎样推动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以及个人持续迁移的动机。从总体上看，上述理论是对当代复杂多样的国际移民现象的综合诠释，基本上勾勒了国际移民发展与演变的全过程。但是，上述理论从总体上讲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作为理论，它们往往只是从常识性的、经验性的观察出发，再从现成的各门类理论中抽取一些概念和术语，对事实做些解释。这就使一些移民理论的抽象概括程度不高，不能指导具体研究。因此，这样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具有学科的狭隘性，流于片面，只能解释某些环境中的某类移民而不能推及其他。例如，上述移民理论多把劳动力的迁移当作惟一对象，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因为当代移民中突出的是以改变身份为目的的移民，而非劳动力移民。上述移民理论过于强调造成移民的原因，主要研究为何移民、影响移民的因素以及移民如何持续，忽视了对移民过程和后果的研究，这显然是一大缺憾。

跨国移民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移民理论的多样性，难以用一种理论加以解释。尽管上述国际移民理论对移民的形成机制和延续原因做了综合性解释，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相对完整、独立的理论能够将国际移民的情形完全概括于其中。虽然“南一北移民委员会”的学者们为探寻能“解说一切”的理论做了很大的努力，但也只有宏图与构想，并没有实现。移民现象复杂、多样，岂是某个理论所能概括的?理论若宏大到能包揽一切的地步，就不会再有任何实际的作用。判断一个理论是否有价值，应看它能否指导实际研究，能否提出经得起实证的、具有说服力的命题，能否深化对现实的理解。

虽然我们对移民复杂性的了解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现代国际移民理论已非数十年前可比，但现实的国际移民情形“混混然而无法条分缕析、定型定式”，不易理论化。既有的理论面对不断变化的客观现实往往存在着滞后性，甚至与之相悖。因此，国际移民的复杂性决定了移民研究应针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对当代各国移民政策的研究就是一种具体分析。在当代国际移民中，政府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没有什么因素比政府的准人政策更能影响移民的流向和规模。金斯利・戴维斯(Kingsley Davis)指出：“移民是政策的产物。”跨国移民很少像境内移民那样自由，境内移民受个人的影响较大，而跨国移民主要受社会和政治环境、迁移机会等的影响，实现难度大。在多数情况下，跨国移民会遇到相当严格的入境要求，即使被允许入境，还要掌握新语言、适应新文化。因此，国际移民与各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政策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代国际移民。

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第5篇

国际学术活动:自1999年10月以来,先后应邀访问过瑞典隆德大学、美国加州大学富勒顿分校、荷兰自由大学、德国亚琛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法国蒙比利埃高等商学院、加拿大皇家路大学、日本国一桥大学、那须大学、朝日大学、大阪国际大学、岛根县立大学、韩国江南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美国康乃尔大学、澳门欧洲研究所、香港城市理工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国际研究机构与高校。

教学活动:主要承担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法经济学、经济史等专业博士生的《经济理论前沿》、《金融理论研究》《世界经济理论与实践》、《法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国际金融理论研究》等课程;世界经济、金融学、劳动经济学、统计学等专业硕士生的《世界经济统计》、《国际金融理论与实践》、《国际金融实务》、《劳动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等课程教学。

研究领域:主要研究方向是世界经济理论、金融理论、劳动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在对世界经济周期、国际金融危机传染及其防范、国际汇率与利率的走势、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分析、WTO、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货币供给调控理论、宏观经济分析等领域。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大项目《世界经济周期性与非周期性波动与中国经济预警机制建设》、一般规划项目《洗钱与反洗钱的金融学分析》、教育部社科基金一般规划项目《西南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效应分析》、教育部国际金融危机应对研究项目《灾后重建与国际金融危机应对研究》、教育部中欧高教合作研究基金项目《欧盟区域政策效应研究》等。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洗钱与反洗钱的金融学分析》研究成果被选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要报)。

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第6篇

［关键词］ 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理论 企业并购

一、引言

当前,随着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发展,规模经济的重要性逐渐显示出来，追求规模经济的行为日益渗透到各种经济活动中去。特别是对于企业来说，如何实现规模经济更是成为主要研究热点，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规模经济的实现多是通过企业并购，通过并购，使企业在优化产业组合的过程中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实现在生产规模扩大的过程中不断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研究价值。

二、规模经济理论综述

规模经济理论最早起源于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亚当・斯密认为，分工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大原因，同时认为分工又受制于生产规模与市场需求量的大小。自亚当・斯密之后，马克思以及斯密理论的继承者阿林杨格也都从分工角度对市场与经济规模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之后，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规模经济”概念，他利用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理论来说明规模效应,。认为报酬递增是由于企业扩大其不动产而获得了种种新的大规模生产经济。马歇尔以后，穆勒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从节约生产成本的角度论述大规模生产的好处。还有些经济学家，比如科斯、张五常、黄有光、威廉姆森和克莱因等从交易费用的节约和内部化优势方面探讨组织管理的规模经济。巴克莱、卡森和拉格费等则沿用科斯等人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内部化引起企业规模经济的原因。哈伯勒(Haberler)进一步发展了规模经济理论,他创立的机会成本说为企业并购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可见，关于规模经济的理论已经日趋成熟，现在重点已经从理论方面转向了应用方面，当前在规模经济理论的应用方面的一个重点就是企业并购，美国的企业并购从19世纪下半叶产生至今已经经历了五次并购浪潮，企业并购已成为企业规模扩张的一条重要途径。本文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并购理论，详细分析了企业规模扩张的一条重要途径――企业并购。并通过一个具体实例――中国汽车产业规模经济状况分析来说明这一点.

三、企业并购与规模经济的关系

对于企业并购与规模经济的关系主要有两种理论：

1.规模经济理论

研究证明了企业规模（或产业集中度）与企业的利润率成正相关关系。在资本较为密集的工业里，集中度较高的大企业可以比中小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其根本原因在于集中度高的产业中，大企业的生产成本比中小企业低，企业规模扩大带来了单位成本的下降，超过了集中度提高价格上涨的效果，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高于平均数。这种成本优势就能增加工业产出的份额和减少单位成本，同时，联合生产经济即范围经济带来的成本减少也是显著的，这方面的成本利益来自于企业在更大范围内共享研究费用、管理费用、营销费用，从而降低了每一单一产品的单位成本，增大单位投入的收益。而企业通过并购的方式，将在并购之前没有运营在规模经济水平上的企业整合，使其获得规模经济，这将大大提高企业的效益。

2.经营协同效应理论

经营协同效应的理论基础最早见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通过兼并来组织企业会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经营协同效应可以通过横向、纵向或混合并购来获得。对横向并购而言，经营协同效应的来源代表了规模经济的一种形式，通过对同类资源的合并，使并购双方形成了能力上的重要补充，并购后对各方面能力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会带来在短期内通过企业内部投资所难以得到的收益。对纵向并购而言，将同一行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合并在一起，可以获得行业上的规模经济性。企业并购后如果能将并购双方的优势和特长协调

与结合起来，并同时消除各自的劣势和不足，这将可以使得企业获得规模经济。

四、企业并购理论在实现规模经济的应用

以中国的汽车产业来看, 自1953年我国从前苏联引进汽车制造技术和成套装备 ,建立以年产3万辆卡车的长春第一汽车厂以来，经过近50年的发展，我国已建立起了门类比较齐全的汽车工业体系。但是，我国的汽车产业却存在致命的弱点，即企业数目太多,厂家过于分散，生产厂家遍及除和宁夏之外的省区，目前,我国的汽车制造企业厂家数量已超过了日本、美国、欧洲等汽车大国的所有汽车厂家之和，可谓汽车企业数上的“超级大国”，然而我国1998年汽车产量仅为156万辆，只相当于通用汽车公司当年产量的1/6，丰田汽车公司当年产量的1/3.我国1956年至1998年的43年间累计生产汽车1580万辆,而美国1978年一年的汽车产量就是1290辆，日本1981年一年的汽车产量就是1118万辆。目前，国外一般单个汽车企业的最小生产规模是年产40万辆到60万辆，而我国汽车年产量超过10万辆的企业只有一汽、二汽、上海大众和天津夏利四家。与我国125个汽车厂一年生产 156万辆汽车相对应,美国3个汽车厂生产 987万辆；日本7个汽车厂生产1011万辆,德国 3个汽车厂生产427万辆；意大利1个汽车厂生产150万辆。由此可知，中国的汽车产业远远没有实现规模经济，因此，如果通过资本之间的并购重组，汽车企业可以实现迅速的规模扩张，规模的扩张有利于企业有效降低成本，巩固和扩大市场份额，为自身的生存发展赢得宝贵的利润空间，而有了利润保证，才能使资本有效循环周转起来，才能进一步支持在研发、管理、市场开拓等方面需要的巨额投资，从而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萨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85.

[2]赵全民.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源――规模经济及其形成机制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7,(147).

[3]张海如.规模经济：理论辨析和现实思考[J].经济问题,2001,(1).

[4]王美桃、王海龙、吕瑞亨.规模经济文献综述―――以呼和浩特市奶牛养殖业为例[J].北方经济，2006,(12).

[5]汤惠.规模经济理论对企业购并活动的启示.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6] 徐鑫波，宋华. 企业并购动因理论综述[J]. 现代商贸工业，2007,（7）.

[7] 周世中吴国萍.企业并购与并购法[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8] 郭炜.企业并购定价博弈决策研究[M].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第7篇

关键词：商业经济 商业理论 马克思主义立场 历史方法

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是建立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特的研究方法可以形成一个学派或流派。从分析方法的角度分类，经济理论以及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的诸理论组成的理论体系或经济学，大体上包括三大类别：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区别；均衡分析与非均衡分析的区别；纯经济分析与制度、结构分析的差别。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是计划经济时期商业的传承，同时在社会制度方面有别于资本主义，决定了商业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是世界观，历史观和发展观的辨证统一。

商业经济理论研究的立足点

当前我国商业经济理论的危机，表现在西方经济理论的涌入，反映西方经济思潮的市场营销学替代了商业经济学，而市场营销学主要研究流通领域人和物的关系，忽视了流通领域生产关系的研究。在揭示生产关系的运行规律方面，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商业经济理论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解决我国实际问题的，中国式的商业经济理论，是西方经济理论无法取代的。我们认为，作为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的商业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首先要研究流通产业所有制结构、国有商业的地位、商业劳动的地位、商业企业人与人的关系，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发展观就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对立，在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分表现在它提出了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类似的理论命题。但是，它不能揭示劳动价值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惟一源泉。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根据“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假设”以及马克思关于劳动创造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价值的观点，商业劳动价值同样也是商品流通领域创造商品价值的惟一源泉。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流通产业要充分肯定商业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保护和解放劳动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固有职责和根本任务。必须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不断提高商业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承认商业企业独立商品经营者的地位，同样也承认商业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和在增进社会财富的作用，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制企业都表现为企业人格化资本的特征。也必须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正确处理好劳资双方的利益关系，切实保障商业劳动者在分配领域的合法权益。

比较的动态分析的历史方法

历史和现实的比较是总结经验、展望未来的重要分析方法。安岗（2005）的研究表明历史方法的重要地位：中国经济学界的首要问题是了解国情，发现经济学研究中的问题，找到问题的结症，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这就需要我们应特别重视历史方法，从实际出发来研究问题。不容否认，计划经济时期的商业结构模式存在许多缺陷，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商业理论，离不开计划经济商业的历史背景，一味否定并不是历史辨证的观点，既然是计划经济时期商业的传承，就要定性和定量的比较相结合。既吸收历史的长处，又展望未来。我国公有制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经历了计划经济、转型经济、市场经济三个阶段。计划经济时期的商业，从总体上说，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在转型时期表现出来的企业小型化、极度竞争等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补课”，是迈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反映。是对计划经济流通模式的第一次否定，是极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建立以后，商业的竞争必然走向商业的垄断则是第二次否定。经过否定之否定，是计划经济时期流通模式的扬弃。计划经济时期的大流通观点，经过所有制改造以后拓展为国际市场商品流通之势。

科学抽象法

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第8篇

〔关键词〕 一般价值理论,经济学,度量工具,价值,价值量

人们对价值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但对价值的认识仍众说纷纭｡在以往的研究中,尤其是在 国内的经济价值研究中,大多是对某种价值理论的引申和演绎,而缺乏从宏观或整体的角度 来综合考察和分析人类价值现象的总结性成果｡因此,一些研究通常厚此薄彼,流于片面 ,而不能够有所突破｡

价值是什么,不应该只从现有的价值理论中去寻找,而应从人类的经济活动等社会实践中去 分析､提取｡现有的价值理论是不同的理论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 对价值的认识成果,这些认识成果存在差异｡而正确的价值理论只能是唯一的,这种唯一正 确的 价值理论只能蕴含在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因此,我们对价值的研究,一是要总结前人 的研究成果,二是要认真考察社会实践,从现有的理论和社会实践中形成价值理论｡

其实,价值是什么并不复杂｡人类社会的追求是什么,经济活动在生产着什么,交换着什 么,分配着什么,价值就应该是什么｡因此,从人类的生命过程､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目 的和内容中去寻找价值的本质,是本文的一个目的｡

人类的追求是多种多样的,但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却一定是共同的或者说是同一的 ｡正是由于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的共同性或同一性,才造成人类的团结与纷争:为了共同 的目标而团结,为了争夺同一个东西而斗争｡因此,价值的本质也一定是同一的｡把哲学价 值(最一般的价值观念)､理论经济学价值(经济理论的价值观念)､应用经济学价值(经 济计量使用的价值观念)相统一,把效用价值(物的功能)､需求价值(人的需求)､劳动 价值(利益消耗)相统一,把利益､财富､价值相统一,以及实现这三个方面的统一,是本 文的又一个目的｡

如果说一种价值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它必然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因此,依据其客观规律也一 定能计算出物的价值量｡这是因为人类由来已久的经济活动中的价值规律的存在与运行, 并不以理论家的价值理论的正确与否而出现差错,它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客观地按照 自身的规律对人类的经济行为发挥着作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寻找价值的这些客观存在的运 动规律｡这是本文的第三个目的｡

揭示价值的本质和规律的根本目的,是要建立既适应于经济理论研究又适应于经济计量的､ 统一的计量工具,这就要求我们所建立的价值理论必须符合客观价值规律｡因此,我们的研 究首先不是从引用前人的价值理论,而是从考察现实的价值存在和人类的生命､生活和生产 活动开始｡如果把价值看作一头大象,那么前人的探索总会摸到大象的腿､大象的头､ 大象的耳朵､大象的尾巴,甚至是大象的全身,等等｡本文的任务还在于把前人观察“大象 ”的这些结果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关于“大象”的完整的影像｡

一､价值的起源

价值起源于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活动｡?①当人们认识一个事物时,首先认识这个事物的色彩 ､形状､结构､功能,然后认识其对人的意义或与人的关系｡如:我们在认识猪肉时,首先 知道猪肉中蕴含着丰富的蛋白质,然后知道它可以向人提供营养,补充人的体力脑力消耗, 再后就知道猪肉能给人带来利益｡前者是对物的功能的认识,后者是对物与人的关系的认识 ,再后者就是对物的价值的认识｡当一个物能给人带来益处时,或一个物对人意 味着利益时,我们说这个物对人具有了价值｡价值是人的利益的代表｡价值如同公斤､米等 物理量一样本身并无多大意义,只是由于价值代表的利益的广泛性和重要性,价值这个概念 才具有了极其重要的意义｡价值的功能在于对利益的度量,如同公斤､米､速度､温度等是 物理学的物理量一样,价值是经济学的“经济量”｡

价值形成于人类对财富的转移和交换活动｡由于财富的主体特性,决定了财富的转移､流 通､利用只能通过财富与财富之间的有偿交换来实现(也可赠与和遗传)｡价值作为利 益的代表,或作为度量利益的“经济量”,就在财富与财富的这种交换活动中应运而生了｡ 具有不同功能和效用的财富,就是通过相互比较其对人意味着的利益来实现相互度量和相互 评价,进而实现等价交换的｡价值作为利益的代表,作为度量人的利益的“经济量”,就这 样进入了我们的生活,进入我们对经济理论研究的视角,并因此而具有了极为广泛和极为重 要的意义｡

二､价值的定义

价值是物对人所意味着的利益,也是人所追求的利益,是物的效用和人的需求的统一｡效 用是物存在和运动所形成的功能,需求是人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条件｡效用和需求是同一事 物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提供者,一个是需要者,本质都是人的利益｡效用和需求的统一形成 价值,可以表示为:价值=效用×需求｡?②

如果我们把物能提供的利益定义为效用价值,把人所追求的利益定义为需求价值,把劳动过 程支出或消耗的利益定义为劳动价值,那么,人造物的价值=劳动价值+效用价值×需求价 值;自然物的价值=0+效用价值×需求价值｡具体物的效用总是凝结在物上,因而是恒定 的;但由于人对物认识的角度､程度和时间的不同,具体物的效用又表现出多样性和历史性 ｡人的需求则随着人所处的时间､地域､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的变化,人的活动的动机､ 目的,及活动所依赖的条件的变化而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当物的需求价值为0时,自然物 的价值为0或处于潜在状态,如:空气､阳光和水的价值;人造物的价值等于其劳动价 值｡当物的需求价值大于0时,物的价值处于现实状态｡当物的效用价值一定时,物的需求 价值越大,物的价值也越大,如:天然钻石的价值｡当物的需求价值一定时,物的效用价 值的增加,也会使物的价值增加｡在我们的研究中,上述的价值因素关系式还不具有计算的 功能,它仅仅是为了清楚地说明物的价值和其价值因素之间的变化规律罢了｡但物的价值之 间的这种关系对物的价值量计算却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规定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三､价值量的计算

物的价值量是物的劳动价值､效用价值､需求价值总体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的利益的大小 ｡物的价值量是在物物交换过程中,通过人相互比较其利益形成而确定的｡不同物的价值因 素总体的一定状况,构成对人的一定的利益,这些对人具有不同利益的物通过相互比较形成 一定的比例关系,这种比例关系就是物与物之间的价值量的关系｡某物的价值量就是它所当 的比照物的数量,亦即:某物的价值量就是此物在一定时间､地域和社会条件下所当的货币 的数量｡由于物的价值因素随着时间､地域和社会各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物的价值量也 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因此,物的价值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如:文物的价值｡

从形式上看,物的价值量是在物物交换过程中通过人相互比较其利益形成而确定的｡但事实 上,物的价值量是由物的价值因素相互作用,或由物的价值的客观规律形成和确定的｡物的 价值量的计算公式是:v=c+er｡v=个体物的价值量,c=个体物的成本,e=效用基数,r=需求 度数｡其中,e=c,r=b/s｡b=需求量,s=供给量｡?③物的价值量的计算公式,表明了物的 价值量与其价值因素之间的量的关系,并可适应各种物的价值量的计算｡

把效用价值和需求价值确定为相乘的关系,是因为效用价值和需求价值对于物的价值具有互 为条件､相互促进的作用｡但事实上,由于财富意味的利益和人所追求的利益是潜在的,效 用价值和需求价值也只是两个抽象的､潜在的价值因素,只有在它们相互结合时才能形成现 实的､人们可以感受到的价值,而这个现实的价值只有一个｡因此,在实际计算时,我们用 效用价值来承载这一现实价值,并把它确定为效用基数,而把需求价值作为一种需求度数来 处理｡根据利益用利益来度量的原理,我们把制造物所耗费的利益或价值作为确定物的效用 基数的依据,即:物的成本等于物的效用基数;其含义是:投入一定的价值,必须能够产出 与投入等量的价值｡用物的成本来确定物的效用基数的另一个依据是生产力的生产原理｡生 产力对生产对象的作用是通过生产力的功能实现的｡根据系统论的原理,系统的功能大于其 要素之和,并且系统要素越能协调运作,其功能就越大,反之就越小｡在这里,我们把生产 力功能大于其要素之和的一倍作为生产力的标准功能｡假使生产力要素价值是v时,其功能 价值就是2v｡其中,一个v是要素价值或凝聚在产品中的利益投入,另一个v就是生产力功 能创造的､新增的价值,亦即产品的效用基数｡我们把生产力的2v功能称为生产力的理想功 能或生产力的理想的功能价值｡事实上,在现实的生产和经营实践中,像这样的“成本加倍 法”已经成为许多工商企业产品定价的惯例｡需求度数是根据边际效用 原理设定的,用以确定一定供求状态下人对某物的需求强度｡需求度数与需求量成正比,与 供给量成反比｡由于效用基数和需求度数的相乘关系,一定的需求度数将会增强或者削弱效 用基数的价值含量,这与价值的原理或实际的价值现象相吻合｡另外,需求度数具有方向性 ,正方向表示需求强度,负方向表示供给强度｡

四､一般价值论及其意义

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的基石,价值概念的正确与否决定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与否｡价值之 于经济理论的这种极端重要性,并不在于价值对经济活动的计量功能,而在于价值的本质和 价值的内容｡价值计量的内容是什么,或者说价值的本质是什么,即是价值理论研究首先要 解决的核心问题,也是经济理论研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这就是说,价值理论的研究起点和 经济理论的研究起点是一致的｡价值的本质是什么,就会形成以什么为起点的经济学理论, 这就是价值理论对于经济学理论的奠基作用,作为用“始点研究法”创立的经济学说尤其是 这样｡

然而,由人类的生命活动､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决定的价值的本质是客观的､不以任何理 论家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正确的价值概念只能从人类的生命活动､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 中去寻找､去抽象､去概括｡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地考察人类的整个价值活动和价值现象 ､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认真地分析人类关于价值的已有的理论,认真地吸收各个时代､各 种学派､各种学科对价值理论研究的成果｡只有从现实的社会经济现象中和已有的人类价 值理论中抽象和概括出来的价值理论,才有可能揭示出更科学､更真实､更有普遍性的价值 的本质｡

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是对实践的抽象和概括｡当我们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认为价值是什么 时,我们在反映这种经济现实的经济理论中也应该认为是什么;我们的经济理论认为价值是 什么时,反映具体学科的哲学理论也应该认为是什么｡所以,只有实现哲学价值､理论经济 学价值和应用经济学价值的统一,实现使用价值､需求价值和劳动价值的统一,实现利益､ 财富和价值的统一,以及这三者的统一,这样的价值概念才可能是正确的价值｡

目前,在应用经济学中,把物品的货币值作为物品的价值,并据以建立了整个应用经济学的 计量体系｡如财务､会计､统计､银行等活动中对物品的计量均以物品的货币值为依据｡尤 其是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几乎所有对人意味着利益的事物都可以､ 并且实际上都用货币作为其计量的等价物,应用经济学中价值的本质通常被看作是人们的经 济利益｡在哲学中,价值被认为是物对人所意味着的积极意义,并能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 ｡如果用严格的机械论来解释“意义”这个词,意,即意味,表情达意的意思;义,利也( 义利观);意义就是意味着的利益｡哲学的价值比较本质地揭示了价值的内容,已经接近于 应用经济学中价值的含义｡在我们传统的理论经济学中,把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作 为价值的本质,忽视了“使用价值”对物的实际价值形成的作用,也没有把对物的价值形成 具有决定意义的人的需求作为物的价值的重要因素｡因此,理论经济学中的价值只能解释人 造物的价值,而不能解释自然物的价值;不仅与现实的经济生活和价值现象严重脱节,而且 失去了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计量意义｡

科学地认识物的价值本质､价值因素及其构成,实现利益､财富和价值的统一,实现劳动价 值､效用价值和需求价值的统一,实现哲学价值､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价值的统一,形 成能够计量人类利益的价值理论,为建立密切联系当代社会经济实际的经济学理论提供理论 的起点,就是一般价值理论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注 释:

①李秀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319.

②李德顺.价值新论〔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34.

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第9篇

关键词：非农就业；土地流转；动力视角

基金项目：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课题(200809)。

作者简介：江淑斌(1982―)，男，云南大理人，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理论研究；苏群(1969一)，女，宁夏银川人，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

中图分类号：F301.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2-0110―05

收稿日期：201l一09―10

一、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一)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

改革开放伊始，土地租赁市场和劳动力非农就业在农村同时出现(Kung，2002)，激发了研究者对土地租赁市场和劳动力转移关系问题的兴趣。土地租赁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如何，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否促进土地向更有效率的生产者流动，成了决策者和经济学者关注的焦点。关注土地流转的研究发现，农民非农就业率的提高有助于农地流转，较自由的劳动力市场能产生更多的土地租赁(姚洋，1999；Yao，2000；Kung，2002)。关注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发现，土地市场的发育对非农就业有促进作用(shi et a1，2007)。Feng等(2008)对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农户土地出租的关联性进行检验，发现两者之间表现出强烈的正相关关系。以上研究展示了农户土地租赁行为与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关系，但土地租赁市场与非农就业市场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在非农就业市场上，农户仅是劳动的供给者，而在土地租赁市场上，农户既是土地使用权的供给者，也是需求者。在土地租赁市场上能够影响土地供给的因素，也能影响土地的需求。非农就业市场与土地市场的关系并不等同于农户非农就业与农户土地租赁行为的关系。

(二)劳动力转移理论

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经济学 视野 会计学

在经济时代，会计学所起到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会计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管理活动所期望的预期效果，并为管理活动提供建议，指明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并研究具体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运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总的来说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是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分析的重要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主要体现在《资本论》当中，《资本论》主要侧重于研究生产关系，主要意图在于批判资本主义。会计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有着比较直接的关系，当中的主要表现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会计学之间的关系。从商品货币理论上来看会计本质，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物，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商品本质和会计学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与另外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之间进行交换，这就是价值交换。而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演变出了货币，商品的价值也就有了代表性的价格。在经济市场中，会计本质是计算货币计量和控制企业的资金流动的过程。可以说资本都是在不断的运动过程中而将自身的价值逐渐提升，而作为会计工作人员，首先应明确商品和货币以及资本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并清楚货币在一个企业的发展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重要作用，这样才能更加深入的进行会计理论分析。

（二）资金循环、生产与会计学之间的关系

企业当中资金的循环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首先要经过流通，然后经过生产，最后再流入市场，这个过程中生产是企业经营的决定性因素，也只有生产过程才能为商品提升本身的价值，并创造更多的价值。除此之外，企业的资本运动也无法脱离流通的过程，当企业购买的生产材料无法适应劳动力，那么将不能进行生产。而在最后的销售阶段，如果对商品不进行销售那么生产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因此，企业的资本应按照比例分为三分，一份用来作为生产资本，一份用来做货币资本，剩下的一份则是商品资本。资本是不断循环的，这个过程不是孤立的行为，而是周期性规律运动。资金周转的速度快慢对企业的经济效益有着重要的影响。企业成本的各个部分即是并列存在，优势接踵进行的。在现代社会经营是十分重要的，周转速度越快就会产生越高的利润。

二、经济学、财政会计概念与实证剖析

最开始的会计体系是有人们经过长久的记账实践和不断的改良而形成的。上个世纪初，会计理论工作人员还将会计工作中的重点放在描述一些不便于观察的会计实务中，并没有形成一套整体的会计理论和准则。随着企业的发展和经营权的逐渐变化，为了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为投资人和债权人的利益提供保障，经过不断的研究而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会计原则，以此来规范原本毫无章节的会计实务。到上个世纪20年代时，很多受过专业经济理论教育的博士研究人员逐渐的走到会计理论研究中来，采取了比较规范性的演绎法，来彻底的改变了会计理论中的杂乱现象，形成了会计行业中的焦点概念。后来又有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在著作中都涉及到了“收益”这个概念。并在论证中对收益的概念进行了相关的阐述分析，但是与传统的会计体系进行比较，其收入实现以及费用配比都存在很大的差距。在上个实际70年代以后，西方的财政会计中心逐渐向资产欠债方面转移，资产转而成为理论研究中的重点内容。美国的财政会计概念中以一个比较新颖的思绪，也就是资产作为了财政会计的焦点概念，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财政会计和陈述的框架。

三、西方经济学与我国会计学

（一）经济学视野研究

西方经济学主要围绕：.出产何种制品或劳务，出产多少；采纳何种手艺来产出想要的制品和资本怎样分配；为谁出产和分配制品，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经济中的产出、就业、价钱和对外经济四个方面，以此来对财政政策拟和收入政策等方面进行仔细的研究和分析。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来平衡总供授和总需求二者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的发展当中包含的内容比较多，也比较复杂，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比来20年而演变成的一个分支：新轨制经济学中主要对产权、经济组织和轨制变迁等理论进行了分析，这些理论都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建设和完善提供了参考性意见，同时又有着极强的操作性。

（二）西方经济与中国会计关系和发展研究

我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就履历这异常历史性的轨制变迁，不仅涉及到了根基的规制结构，同时也涉及到了一系列的轨制放置，当中表现出了很多传统会计理论中无法阐述的内容和问题。对于在成长中的中国会计学者来说，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从根本上对我国的会计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解决，同时也提升了我国的会计理论研究的水平。

四、结束语

我国的会计学发展，在当前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方向，但仍然需要相关的学者们正确的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理论指导，并积极的学习西方经济学中所包含的优秀的、科学的内容，促使我国的经济体制逐渐转化，强化我国会计理论的研究。在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会计学占有重要的地位，应当牢牢的把握住经济学理论知识部分，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从而促使我国经济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田昆儒.会计学研究的新领域企业产权会计学[J].会计之友，2012

[2]傅荣.经济学理论对会计学研究的渗透[J].财会通讯，2014